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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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的真实收入 [转帖]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们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邓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阅后令人感动落泪,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想到某些人真是死一万次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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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转帖]

　　■程巍

　　　　对当时国土面积达12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来说，“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的技术”还须以技术性地克服国土的空间距离为前提。如果中国试图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同时免蹈欧洲基督教大帝国解体时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的命运，那就要尽快克服国土的空间距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跨越式地”利用西方最先进的通讯和交

　　通技术及科学管理方法——这就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

　　　　电报在中国最早见于上海租界，戊戌之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已陆续设置电报局。在广设电报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是李鸿章，而且，他对电报有一种战略性的理解。

　　　　川流不息的电波将中国各地及中国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李鸿章这份奏片所体现的战略眼光和现代商业管理理念，远高于狂想“十万里铁路”的胡适。电报在全国动员以及“同步行动”方面具有的政治潜力，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并实际促成清廷的快速倒台。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即便从甘肃到北京须一百多天，从上海到成都须两个月，但甘肃、上海、成都和北京可在同一时刻互通音讯。不徒如此，万里之遥发生的事，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想象的共同体

　　1900年，张一麐入蜀襄试，其《古红梅阁笔记》记云：“以十月二十六日抵上海，章君伯初方往美国旧金山留学，询其行程，彼抵美只月余，余抵成都尚在其后。”他沿最快的水路走了近两个月，才抵达成都，长叹“吾国交通不便”。十七年后，胡适自美归国，从纽约乘火车北上加拿大，再横穿北美大陆，在温哥华搭船横渡太平洋，抵上海，陆路加水路，仅用一个月。

　　将时间换算成空间，则张一麐从上海到成都等于绕地球一圈。交通落后成倍放大了国土的距离。当时中国国土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路上走一年半载，未必能从京城到达最偏远的边疆，更别说全国的有效管理了。

　　“现代人恐怕很难理解曾经有这样一个世界，”谈到诸如中华帝国这种地域辽阔的前现代国家，安德森说，“在现代概念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疆域内的每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但是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面，由于国家是以中心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叠之处。因而，很吊诡的是，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竟能够轻易地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

　　由于低效的农业经济无力供养一个从中央一直延伸到每平方厘米的国土和每个臣民的生活的庞大官僚体系，这种前现代帝国对其辽阔的国土和分散的人民主要采取一种象征统治。各地人民效忠的通常不是一个现实国家，而是经由文字和经典从古代继承下来且已沉淀为集体无意识的伦常制度，它维系着一个抽象的国家观点。按安德森的标准，中国只是一个由众多各自为政的地方共同体组成的松散的“想象的共同体”，而非一个被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及国家管理技术高度整合起来的现实的政治共同体。

　　空间距离造成各地时间的脱节（本雅明所说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不相连”的各地方共同体只是处在日历上而非一体化意义上的“同时”。帝国呈现出一种时空断层结构，不成其为一个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不仅意味着主权在其领土的每平方厘米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还意味着国家对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控制。霍布斯鲍姆谈到欧洲现代国家时说：“国家亟需设计一套新的政府形式，以便克服技术困难，有效地管理国民，使每一个成年公民（意指男性），其实应该是所有国民，无分性别与年龄，都能直接受到政府的管辖与监督。”诸如国土测量、地图绘制、语言统一与标准化、邮政编码、住房编号、注册制度、身份制度、义务兵制度、强迫教育、户口普查、公共场所各种登记制度以及签证制度等，将每个国民的生活纳入国家的控制，“到19世纪，国家对人民的干涉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也变得愈来愈制度化”，“每一个国民都直接受到国家对个人行动的管理与牵制”。

　　与霍布斯鲍姆不同，冷战时代的汉学家魏特夫为论证现代专制的“东方根源”，征用法兰克福学派和韦伯分别用来分析“以技术而不是暴力实现社会全面控制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和“技术官僚体制”理论，认为中华帝国通过实施大型工程将全体臣民的生活置于国家严密控制之下，“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他还谈到帝国“四通八达”的驰道和驿道、“庞大而有效”的邮政系统等，并特别指出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如何高速有效地运转，如“帝国邮政将有关全国各地的情报迅速而秘密地供给政府”，众多驿差使帝国政府“一昼夜中可以收到需要10天路程的地方来的消息”。如此，他就把辽阔的中华帝国盆景化了。其实，作为一个松散的想象共同体的中国是在学习西方现代国家的“工具理性”的国家管理技术后，才开始变成一个全面控制的政治共同体。

　　魏特夫大大夸张了中华帝国政府对其辽阔国土的每平方厘米及每个臣民进行“全面控制”的技术可能性。韦伯早在1916年就说过，与中华帝国辽阔的疆域和庞大的人口相比，其官僚体制显得太小，“几个官员就几乎管理着一个面积几乎和普鲁士一个邦那么大的县”，而“政府居然认为靠这么点点专职官员就能维持下去，这实在令人吃惊”。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个“专制帝国”的各地处于相对自治状态，却并未导致帝国解体。这种现象，促使他对中华帝国的研究从官僚制度转向一种无形的制度（礼教），并把“文学之士”置于其核心，“几乎近于古埃及的文书和祭司合起来的影响”，他们使“儒学教育本身的威信，在被近代受到西方教育的本阶层的成员破坏之前，在民众中一直坚如磐石”。

　　离心力

　　这个庞大的想象共同体在清末民初遭遇了严重的解体危机：外有列强环伺蚕食，内有“割据诸侯”占地为王，而汹涌而来的西潮对一直维系着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完整的儒教“名分大义”形成巨大冲击。1922年，政治自由主义者胡适与一班政论家起劲鼓动美国式的“联省自治”。他一面说中央政府已衰弱到“令不出都”的地步，“今日中国已无政府”可言，一面又认为“中央与各省分权”（此时，在他那里，“无政府”又成了一个大权独揽的集权政府，以致有必要和地方分权，而实际上，当时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地方势力太大，足以左右中央或者独立，林纾1919年忧心如焚地写道：“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是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纠纷的唯一办法，说“这两千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若各省自治，各订宪法，则“地方的权限加多，中央的掣肘全去”。当黎元洪以“地方自治”作为妥协方案时，胡适依然不满：“这道命令自然是应付那‘联省自治’的要求的。政府有意要避免‘联省自治’的名目，故只说‘地方自治’。这个理由，也不难猜测。‘地方自治’是对‘中央集权’而言，究竟还含有一个‘中央政府’的观念。‘联省自治’是以各自治区域为单位的，不必一定承认一个中央政府。”

　　联省自治派除了胡适这种书斋里的冥想家外（作为列强之一的美国并无外患，且各州政府一定会承认联邦政府，否则就有“南北战争”），还包括为他们的见解喝彩的“割据诸侯”。好在这种“民主”主张遭到北方和南方那些“还含有一个‘中央政府’的观念”（对胡适来说，此乃旧观念）的国家统一派的强烈反对。吴佩孚在通电中讥讽联省自治派“不惜分崩割裂以立法……以列强环视之国家供冥想之试验”，可谓一语中的。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试验的，因为它具有不可逆性。

　　联省自治派试图以国家权力的地方化来消弭南北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展开的连年混战。但从国家统一的角度看，军阀混战并非坏事。清末以来，伴随中央政府的衰微，地方军政势力迅速崛起，入民国后，中央政府更是徒有其名，无力“削藩”以达成国家统一。此时，各地方势力的混战就成了消耗地方势力的一种方式，消耗到只剩下一个强大的势力起而统一全国。令人担心的反倒是各地方势力不战而和，不承认一个高出自己的“主权”的中央政府，并签订一个中国版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那中国势必像17世纪之后的欧洲那样裂为几十个“民族国家”，不再“五族共和”了。

　　十年后，胡适才意识到“联省自治”对国家统一的危害：“今日之大患正因为五六十年来，离心力超过于向心力，分崩之势远过于统一之势，二十二省无一省不曾宣告过‘独立’，今日虽有名义上的服从中央，事实上各省自主的程度远过于美国与德国的各邦：军队是独立的，是可以自由开战的，官吏是省派的或防区军人派的，税收是各地自为政的，货物过省境是须抽重税的，甚至于过防区也须抽重税的：省久已成为邦，所以有‘由邦再组成国’的需要。”一年后，他又以相近的句子写道：“辛亥革命以后，从前所有一切维系统一的制度都崩坏了。中央政府没有任官权，没有军队，没有赋税权；而各省的督军都自由招兵，自由作战，自由扣留国税，自由任命官吏。到了后来，有力的督军还有干预中央的政治，中央政府就变成了军人的附属品了。离心力的极端发展，造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这种局面，使蒋廷黼悲观地说中国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当时不乏有人将中国现状类比为黑格尔时代分裂成几百个小邦的日尔曼民族。他们的思考与黑格尔思考日尔曼民族的非国家状态时如出一辙。黑格尔肯定会认为“想象的共同体”只是“世界精神”在其外化的某个阶段的一种形态，还不成其为一个现实的民族国家。当这个由古老的想象而非“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的技术”联系起来的松散的民族共同体遭遇民族危机时，就会立即显出马克思后来所说的“一袋土豆”的状态。他指出，日尔曼人太自由散漫，只看得见一个个日尔曼人，看不见一个共同的日尔曼国家，“个人隶属于全体只是在风俗、宗教、看不见的精神和一些主要的利益方面。在其余的地方，他不允许他自己受全体的限制”，“日尔曼的政治机构只不外是各个部门从全体中取走的权利和利益的总和罢了”，但“一个国家要求一个共同的中心，一个君主和代议机构，把关于对外关系、战争和财政的权力集中起来。这样的中心又必须具有必要的权力以指导这些事务，以执行它的决定，以维系各个部门使从属于它”，“按照国家的概念和国家权力范围的科学考察来加以规定的话，就可以看见，德国不能够真正地被称为一个国家”。

　　但对当时国土面积达12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来说，“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的技术”还须以技术性地克服国土的空间距离为前提。如果中国试图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同时免蹈欧洲基督教大帝国解体时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的命运，那就要尽快克服国土的空间距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跨越式地”利用西方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技术及科学管理方法——这就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

　　电报网与政治共同体

　　如今的教科书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带进了“现代”，而清末洋务运动和新政运动只引入了技术和制度，没引入文化，所以全“失败”了。但失败者也有遗产。新文化运动本身就利用了清末民初诸多技术和制度方面的成果。即便不提“五四”新文化大多已译介于晚清，单就技术和制度而言，何尝不也是文化？它们对国民的时空观念和科学观念的影响决不逊于一本《新青年》；此外，如果1917年之后始有人提倡民主，那1912年何以建成民主共和国？

　　清末以来政府在财政极度匮乏的情形下引进的各种技术和制度（铁路、轮船、航空、电报、印刷机、邮政系统、房屋编号、国语统一、国民教育体系、强迫教育等），为日后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形成铺垫了技术、制度和社会诸方面的基础，不能为了把1917年神话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将其一笔抹煞。长城非一日建成。

　　自洋务运动始，铁路和轮船已陆续出现于中国，但其数量之少且分布不均不足以将偌大的中国连为一体。1928年，美国商务参赞安诺德绘制出几张有关中美两国人口分布、经济状况、生产能力和工业状态的对比图，胡适认为足以启发国人，撰文道：“我们试睁开眼睛看看中国的地图。长江以南，没有一条完成的铁路干线。京汉铁路以西，三分之二以上的疆域，没有一条铁路干线。这样的国家不成一个现代国家。前年北京开全国商会联合会，一位甘肃代表来赴会，路上走了一百零四天才到北京。这样的国家不成一个国家。云南人要领法国护照，经过安南，方才能到上海。云南汇一百元到北京，要三百元的汇水！这样的国家决不成一个国家。去年胡若愚同龙云在云南打仗，打的个你死我活，南京的中央政府又有什么法子？这样的国家能做到统一吗？所以现在的第一件事是造铁路。完成粤汉铁路，完成陇海铁路，赶筑川汉、川滇、宁湘等等干路，拼命实现孙中山先生十万里铁路的梦想，然后可以有统一的可能，然后可以说我们是个国家。所以第一个大问题是怎样赶成一副最经济的交通系统。”

　　胡适像孙中山一样羡慕美国纵横交错的铁路系统，并从中看出其对国家统一的巨大功用。但他们是狂想家，不考虑国家财政无力“赶成”一副完整的现代交通体系，而从列强借债，势必产生路权和主权问题，这又被他们当做政府“卖国”的证据。他们忽视了另一种更现代的通讯技术——电报，其重要性在于，在交通系统远不足以把全国连为一体时，投资少（不用举外债，主权在我）且建成快的电报系统至少可把全国连为一个时间共同体，这是后来全国同步的社会和思想运动的技术基础，而这样的全国运动训练了国民的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

　　电报在中国最早见于上海租界，戊戌之后，内地少数大中城市已陆续设置电报局。在广设电报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是李鸿章，而且，他对电报有一种战略性的理解。就在张一麐沿水路向成都艰难跋涉的1900年，李鸿章奏请慈禧太后批准设立南北洋电报：“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踪，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曰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同治十三年，日本窥犯台湾，沈葆桢等屡言其利，奉旨饬办而因偱，迄无成就。臣上年曾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报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虞。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如安置海线，经费过多，且易腐坏。如由天津陆路偱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数万两，一年半可以告成，约计正线支线横互须有三千余里，沿路分设局机，常用用费颇繁。拟由臣先于军饷内酌筹垫办，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赀，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赀以充经费，并由臣设立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敝。如蒙俞允应请饬下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山东巡抚、漕河总督转行径过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使损坏，臣为防务紧要，反复筹思，所请南北洋设立电报，实属有利无弊。”

　　南北洋电报于次年建成。不久，电报网就遍及全国。川流不息的电波将中国各地及中国与世界紧密连在一起。李鸿章这份奏片所体现的战略眼光和现代商业管理理念，远高于狂想“十万里铁路”的胡适。电报在全国动员以及“同步行动”方面具有的政治潜力，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并实际促成清廷的快速倒台。在电报遍设于中国后，即便从甘肃到北京须一百多天，从上海到成都须两个月，但甘肃、上海、成都和北京可在同一时刻互通音讯。不徒如此，万里之遥发生的事，当日或次日便可为中国各地报馆所知，并立即载于报刊。

　　电报大大促进了各地方共同体对“同一个国家”的认同。它是时间和意识的加速器。假若说李鸿章引进电报反加速了清朝的终结，那么，西方发明的这种技术也成了列强瓜分和侵略中国的一个障碍——它们发现这个向来缺乏组织的国家已迅速动员起来。

　　以前因地理距离而处于不同时空的各地方共同体，如今被电报一齐带进同一个时空共同体。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能迅速变成全国运动，1918年11月欧战胜利消息能在同一刻传遍全国并形成举国同庆的场面，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运动能立即席卷全国，1927年的北伐能进展神速，与电报快捷传递消息和社会动员的功能密不可分；而且，电报也成为“国际运动”的媒介：巴黎和会期间，七千封电报从中国各地发向巴黎。这一切，在1900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电报网的设立，使这个处在“空洞的、异质的时间”中的古老国家第一次获得了各地之间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共时性。没有遍布全国的电报网及重要区域的现代交通网，1913年后分裂的中国不可能在短短十几年里再度获得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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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中的蒋白交锋[转帖]

　　　　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分类：军政界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1946年6月，白崇禧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但是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里，国防部长只是一个摆设。尽管白崇禧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充当###急先锋，可蒋介石是直接下手抓军权，绝不让白具体染指，甚至不让他参加官邸作战汇报会议。1948年春，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执意参加竞选副总统。白崇禧开始本不同意李氏竞选，但在李宗仁的坚持下，不得不出面助选。李宗仁赢得大选后，更遭蒋介石忌恨。蒋首先拿白崇禧开刀，1948年6月将白崇禧外放到武汉担任华中剿总司令，并将中原地区划分为徐州与武汉两个战区。此前，白崇禧总结这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并建议：中原只能设一个战区，以利于集中兵力，机动使用；华中“剿总”设在蚌埠，以利于紧靠南京，取得补给；采取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使中原大军运动于江淮河流山谷之间，完成守淮守江的任务。但蒋介石没有接受白的设想，还是在徐州成立了另一“剿总”，由刘峙主持（后由杜聿明指挥）。这样，华中剿总只能指挥长江上游军事，总部也就设在了汉口。

　　由国防部长调为剿总司令，明显是由中央降到地方。白崇禧一气之下，带上夫人跑到上海，住进他刚买到的一幢别墅里。

　　蒋介石见他不受命，即暗示上海市长吴国桢和上海闻人杜月笙、顾家棠出面，请他喝酒看戏，又派吴忠信去劝驾，都被他顶了回去。最后只好请黄绍竑从中劝解。

　　黄绍竑一到上海，先将电话打到白府，白听出是黄的声音，就问：“是那个人派你来的吗？”

　　“是的。”黄直接回答并不隐藏。

　　“你的来意早知道了，谈什么呢？”

　　“你可能只知道一半，不当面谈，你是不会知道的。”

　　白崇禧放下电话，去了黄家。一见面，他就嚷嚷道：“你想想，陈小鬼(指陈诚)同我是死对头，我这个仗怎么打？这不是明明要整我们吗？先整了李品仙，这回轮到我了。古话说得好：‘岂有奸权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乎？’”

　　黄听了笑笑说：“你还想把仗打好吗？人家都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实在太不亮了。”黄接着说：“你和德公在南京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不是等于关在笼中的鸟一样吗？现在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难道你躲在上海，他就肯收回成命吗？他正开始要整我们，我们就要借此机会出去。到了外面，再反过来整他。”

　　黄又说：“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机会到的时候，就可以同共产党妥协言和。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就可以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

　　黄的一席话说动了白。白高兴地说：“季宽呀，你这一席话，简直胜过喝了十瓶桂林三花酒！痛快！”

　　“哈哈！我是对自己人说自己话啊！”黄绍竑也开怀地笑着说。

　　“好！我也是自己人不说他人话。”白直爽地说，“你以为我跑到上海来是表示消极吗？我要抓军队，不但要抓广西的军队，还要抓住老蒋的军队，因此，去武汉是我求之不得的。”他表示，这次到上海来，就是学竞选时以退为进的策略，跟老蒋讨价还价，要老蒋答应他两个要求：一是扩大华中剿总的职权和区域；二是到武汉之后，要直接向老蒋负责，不受国防部和参谋总长的节制。还准备将桂军的张淦兵团和徐启明兵团抓到华中，直接掌握。再抓住河南的张轸。黄埔系在华中带兵的将领李默庵、刘嘉树、黄杰等都是湖南人，要抓住他们这几个，准备请黄埔出身的湖南人陈明仁出任武汉警备司令，再升他为兵团司令。然后把他派回湖南，让他看守湘桂大门。这样，不但抓住了华中的黄埔将领，且战可以去中原，守可回到广西去，无论时局怎样变化，都有后路可走。

　　第二天，白崇禧回到了南京。由于白崇禧表示直接听命于蒋介石，蒋就答应了白崇禧的一切要求。

　　９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济南。接着又发动辽沈战役，并首先打下锦州。在南京的何应钦赶紧筹划应急，他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采取白崇禧以前所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方针，并请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所属的中原大军。白崇禧开始一口应承。国防部当即以“酉阳儆挥”电下达这一作战指示。30日，廖耀湘兵团在辽西大虎山地区全军覆没，辽沈战役的胜败已定。蒋介石从北平飞回南京，电召白崇禧洽商中原统一指挥问题。当天下午，白从汉口飞抵南京，参加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会上，白崇禧还满口答应接受了指挥中原作战的任务。然而当晚，他从李宗仁处了解到，美国已提出要老蒋下台，由李宗仁与共产党重开谈判，沪宁方面要求国共和谈的呼声日益高涨。白于是决定拥兵武汉，静观动向。第二天的会议上，白崇禧拒绝中原指挥任务，还说：“五个月前，我要求统一指挥中原大军，那时候为什么不答应呢？现在想重新部署兵力，已经来不及了。”

　　回到武汉后，白崇禧又给何应钦打了电话，说：“南京可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

　　当国民党军主力在淮海地区被包围时，蒋介石仍想把剩下的部队调去“解围”，以为这样就能转败为胜。其实就当时局势来看，这无异于自投罗网。所以白崇禧实在不愿意把仅存的一点力量就这样消耗掉。为了应付蒋介石，他只同意其手下黄埔系军队去增援。果然不出所料，奉蒋介石之命而派去增援的黄维兵团不久就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不能动弹。蒋介石仍不死心，为挽回败局，准备从武汉地区抽调5个军支援，但他的这一计划却遭到白崇禧的坚决反对。第十四兵团第二十八军最先从鄂西开到汉口，白知道后就立即命令该军留在汉口，不准再东移。后经顾祝同多次疏通，白才勉强同意调走二十八军。紧接着第二十军也来到了汉口，白以四川人不愿意远离家乡的情绪，唆使第二十军军长向国防部申请免调。同时白也在旁“加油助威”，宣称武汉的重要性，而且不配给车皮、船只，使其无法运送。国防部一再电催，白就是不执行命令，双方形成了僵局。顾祝同没有办法，只好通过徐祖贻从中斡旋，白这才极不情愿地放走了第二十军。

　　再一次的交锋使得蒋、白的关系更加紧张。蒋急令宋希濂部调出参战，决定由湖北沙市将部队船运南京。当船只开到汉口时，白突然派警卫团把所有的船只都看守起来，不许登船。南京国防部电催，白不予放行。这时，淮海战场的形势一天紧似一天，盼望救兵如救火，这可急坏了蒋，他亲自打电话给白。刚开始，蒋还好言相劝，说明淮海战场形势紧急，希望部队马上东调，白则一再强调武汉的重要性，认为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了，不能再调走。蒋很是愤怒，便指责白故意违反军令。白也不甘示弱说：“合理的军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如果你认为我不听命令，你撤我的职好了！”蒋介石除了生气之外，也只能令宋希濂、陈克非率第二军绕道东运，可已来不及了。

　　人民解放军一举获得淮海战役的彻底胜利，共歼灭蒋介石的部队55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为进军江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蒋的政权摇摇欲坠。白崇禧见蒋的势力行将殆尽，趁机发难，再次逼蒋下台。

　　12月24日，白崇禧从汉口给蒋介石发出亥敬电，要求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乘京、沪、平、津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接着，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也致电蒋介石，倡议与中共谈和，并要求“总统毅然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的顺利进行。蒋也因此怀疑白、程勾结并逼他下野。由于蒋介石对白的“亥敬”电无任何反应，同时，又因平津战役爆发，塘沽战事激烈，白崇禧又对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称：“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与我，恳请趁早英断。”接着河南省政府主席等也来“亥州”电，表达同样主张。蒋介石进退维谷，只得黯然下野。

　　此时的白崇禧，自认为拥有数十万军队和半壁江南，能与人民解放军周旋，梦想与中共“划江而治”。虽然中共一直在做白的工作，并给他一定许诺，但他却坚决反对北平和谈最后文件的签字。他筹组了一个半环形湘粤联合###防线。然而，这样的防线也没能让白崇禧的愿望得逞。蒋介石在幕后拆台，使李宗仁无法指挥，白崇禧再精明，也无力支持已倾的大厦。随着衡宝战役与桂柳战役的结束，白崇禧的军队被人民解放军击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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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读李鸿章之晚清“破屋”的“裱糊匠” [转帖]

从十九世纪末那场鲜为人知的万国运动会说起，民间传说，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参加世界性的运动盛会，与今天国人热热闹闹地举办奥运会不同，那时积弱的大清除了满腔热情之外，甚至连国家的标志都没有。当各国国旗依次升起，当中国代表团那面黄龙旗慢慢飘起来的时候，缺失的国歌和西方人的嘲笑声一起爆发在开幕式的会场上。就在这时候，一位老人的歌声在会场里响起。那是一首来自中国安徽的民间小调《茉莉花》。声音既不清脆也不高亢，低沉甚至略显浑浊，孤独但是执着，在场的人纷纷听入了迷，沉寂片刻过后，便是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个唱歌的老人就是李鸿章，就是那个在外国人眼里的“爱国者”，中国人眼中的“卖XX”，在李鸿章“权倾一时，谤满天下”的后半生里，洋人的影子几乎无孔不入地渗进了他的骨髓。

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展开

还是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西方巨大的军事威力便带给李鸿章无比的震撼，他清醒的认识到，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在于国家实力，正所谓“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

翁：因为李鸿章自己，他进入上海以后，最大的感觉就是他在他奏章和信函里说的，因为中国进入近代以后，海禁大开，过去的统一是从西北侵东南，现在是从东南侵西北啊，反侵略战争侵略来都是从东南过来的，海上来的强敌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啊，所以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且尤其东临日本那么小的国家后来居上，也是我们迫在眉睫的隐患，所以他很多的防御措施是防范日本的，这个日本这个不得了，狼子野心，他就知道，所以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来自海上的一个更高更优势的这种文明，一种强大文明，他有应对，他的认识和他的实践是吻合的，他在他那个时代他认识到这个时候他就这么做。

1864年，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的函中写到，“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使他不遗余力地开始了一场以军事自强为切入点的洋务运动。

翁：初衷他就是说我们国家积弱太久我要自强，那么自强首先是什么呢？自强首先是要练军，练军军队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制器，制器怎么来呢？我买武器太贵我自己造，造器的人从哪里来，要有人才，要培养技工，培养技工以后呢，造出来的机器使用也要培养，要培养军官，因此他最早创立三次留学生，幼童和海军，后来包括陆军人才都是他发起的.

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刚刚展开，便遭到清廷内部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洋务巨擘”李鸿章此时只能独自探寻“求富”之路，解决资金、人才的匮乏。

翁：军事的建树要钱啊，中国无处不穷啊，令人气短，他要钱，要钱从哪来，只有从资源型开始，中国的资源就是矿，开矿，然后纺纱，办纱厂，轻工业嘛，他要与敌争利嘛，他要与这些列强竞争啊，所以他然后办航运，运输也来财，他要修铁路，等等这是从军用到了民用。

主持人：实际上也是在完成一个资本原始积累。

翁：从军用到民用的时候，他的两大标志性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和开平矿物局，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而且是中国最早上市的股份制企业，我们今天讲了一大堆的股份，实际上这个里面，因为它用的是当时，应该说是当时在经营上最有头脑的这么一批人，唐廷枢，徐润，盛宣怀，朱其昂，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都是中国一等一的洋务人才，所以他们来办这些事，他们当时应该说已经有很高的智慧和应对能力。

李鸿章这支庞大的幕僚集团，迅速在中华大地，上演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改良运动，古老帝国逐渐呈现出了些许新气象。筹备新式海陆军、外派留学生以及机械制造、煤矿、铁路、电报、轮船、纺织以及新式学堂等等，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

“自强之梦”，随着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八的北洋水师建成，终于初露曙光，李鸿章理所当然地成为最直接的统帅，享有全权节制大权。

翁：他是一个领袖，然后他下面，他起家的基础，第一个军事支柱是淮军，第二个军事支柱就是北洋海军，就是他当了直隶总督以后他有这两支军队，那么他才能跟朝廷，才能跟老佛爷有一种讨价还价，他也不是讨价就是大家心照不宣，心照不宣，实际上他是有筹码，有谈判权，为什么他后来能够文华殿大学士，再赏穿方龙补服就是在立光绪的时候，当时文祥就是把，本来这个位子是给文祥的，恭亲王以后文祥是满族大臣最有眼光也是最有威信的一个，主动文祥让贤让给他，说让李鸿章当，因为那个时候李鸿章已经不能等闲视之了。

能者多劳。从兴办洋务开始，李鸿章似乎命中注定要与洋人打一辈子交道，“北洋大臣”不可避免地成为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弱势的中国如何生存？李鸿章只能随机应变，借力打力、曲逸周旋，在变局中求生存，为大清国换取喘息发展的时间。

翁：总理衙门成立以后，实际上就是清朝的外交部，但是总理衙门的大臣除了极个别以外，大多数都是满清权贵或者汉族的士大夫，传统士大夫，升任上来的，不懂外交，而且怕和洋人打交道，因为皇帝老佛爷本人就怕这些。一到春天海河开动了，公使纷纷要进京递交国书，谈判什么东西，李鸿章就作为北洋大臣，他就要挡在那个地方，就是能挡则挡，能推则推，能他处理就处理，就是全部交给他，你不是有本事嘛！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所有的外交的大事，三国的时候孙策交代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结果这个外事不决就变成了在晚清就问李鸿章，所以梁启超说外国人眼里只有李鸿章而没有清朝皇帝，就是这么造成的。

甲午战争让李鸿章命运由盛转衰

至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之时，李鸿章的仕途可谓如日中天，他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水师总管，重兵在握并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掌管大清国的外交事务，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在当时的汉族大臣中可谓绝无仅有，当李鸿章乘着“定远”“镇远”两艘东方第一巨舰驰骋海面，仰望着大清龙旗在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的时候，他意得志满，心中充满了快乐，但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人生高峰只是短暂的瞬间，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体味，那份快乐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1892年，李鸿章70大寿，慈禧和光绪都差人送来了厚礼。然而就在这一年，15岁的儿子李经进和相儒以沫三十多年的夫人赵小莲相继辞世，一年中接连痛失两位亲人，人生的无常，让李鸿章感到了丝丝不祥的征兆。

翁：这里面葬的呢，是他和他的继室夫人，赵小莲，这个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赵小莲嫁给李鸿章之后呢，一直她有旺夫运，周氏夫人没有给他留下子嗣，只是两个女儿，但是呢，赵小莲进来以后，就给他生了儿子，本来他抱了一个嘛，李经方是抱来的，过继来的然后生了个儿子，就是李经述，结果她带来的陪房丫头莫氏又给他生了一个，李经迈，所以他这个人丁兴旺，而且赵小莲因为是出生于书香门第，她特别会调和这些官宦人家之间的关系，大户人家里面都拉关系嘛，她是个好的内当家，所以她去世以后，李鸿章就是四目茫然，觉得我们家就等于垮了半边天，他那个信写得很悲切，就是给他的子嗣辈写啊，你们的姑姑，你们的婶婶走了以后，我是什么什么的感觉。就是家里面塌了半边天，就是那种很悲凉的，结果他这个命运，也确实是由盛而衰了。

赵小莲是不是旺夫，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在她死后仅仅两年，远东小国日本不宣而战，偷袭并重创北洋水师，此后大清国的军队连连败退，京城很快告急。

翁：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在军事上练就了一支日本的舰队，我们练就了一支远东第一的北洋舰队，那么这两支舰队，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国民素质的象征，这场仗打下来当时不相上下，最后较量下来，中国败了，败得很惨，那么很多人追究责任的时候就认为这个是洋务运动所造成的，实际上情况远远不止如此，

泱泱大清国败于蕞尔小国，击碎了国人的天国梦，也重创了李鸿章的强国之心。然而当初，他又何尝愿意轻易地去孤注一掷呢？
主持：其实李鸿章也就是早就认识到就是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可是呢，一旦这个战争要发生的时候，他又想尽一切办法想避免这一战，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翁：我认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他深知自己的洋务运动远远，成效没有像外界宣扬的，包括他的北洋舰队，没有宣扬那么强那么大，他建立了这支海军以后，他一直是说我把这支海军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就是用来吓唬人，主要是吓唬日本人。

主持：不是真正来打仗的。

翁：他就要保证我二十年的和平安定，他要加快国内建设，这是一个，他深知国力不足，第二个他深知仗打起来以后，中国的朝野上下因为体制的掣肘，他无法实施他自己的经营战略，他曾经给他的亲信幕僚周馥谈过，如果要打仗，中日宣战，首先迁都，老佛爷皇帝迁到西安，我到北京，我到北京然后让开一块，让开一块让他打到山海关，我们拖过冬天，他的补给就不行，然后我们再跟他谈判逼他撤兵，让他进退两难，这是刘铭传在台湾曾经用过的办法，拖在基隆嘛，但是他知道朝廷不可能，第三，他的年龄垂垂老亦，老人有种保全的心态，而且他当年像中法战争为什么能打赢，他们一批江淮健儿，宿将，刘铭传，刘秉璋都在，他现在这批将军都是纨绔子弟了，他也知道淮军、北洋海军已经很衰败了，这三方面的原因，他一定要维持，所谓后来讲的避战保船也好，委曲求全也好，他就是这样。

甲午战争为何大败 日本皇后脂粉钱买军舰 慈禧军舰钱做寿

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近代以来大清王朝最有力的一次挣扎，在硝烟和海浪声中黯然落幕，巍巍大清朝第一次意识到，不知不觉中，这个从未被大清国正眼视之的小小岛国，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强大，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血腥的刺客。事实上，在大清朝开始羞羞答答，推行洋务运动的第8个年头之后，当清朝的士大夫们还在慷慨陈词地争论，西方的“奇技淫巧”会伤害民生，修建铁路会振动龙脉的时候，彼岸的日本国才刚刚开始变革并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快速的脱胎换骨。甲午一役的较量远不止在战场之上，数万北洋战士用鲜血印证，大刀阔斧、彻底革新的日本赢了，而以小聪明揣测大智慧，以器用的输入来否定根本变革的大清国输了。

李家祠堂遗址的后院，至今仍生长着一株叶子翠绿，树干粗壮挺拔的古树，这是来自日本的珍稀树种，名叫“望春树”，多种在神社之中。翁飞告诉我们，此树是李鸿章70岁那年，夫人赵小莲去世后，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所赠。

主持：所以这个伊藤博文和李鸿章这两个人是很有意思，一个代表着中国当时候的洋务派的这样一个，是一个领袖性的人物了，一个等于是日本维新的，三杰之一，也是领袖人物了，这两个人同时当时在推动着两个国家的近代化的这么一个发轫，但是最后两个人在，多次也是在国际谈判的谈判桌上两个人交锋交手。

翁：而且从年龄、教养，双方的后面的后台老板，都可以做很有意义的一个对比。

主持：其实把他们一对比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落后了，日本崛起了。

翁：日本的皇后她能把脂粉钱省下来买军舰，中国的老佛爷挪用，把做军舰的钱拿去修颐和园，为她做寿，因为这个很鲜明，对吧？很鲜明，那么中国的年轻的皇帝也想励精图治，但是他受到很多牵扯，而且他本人对李鸿章就处在将信将疑之间，而日本的明治天皇是跟伊藤博文是君臣一心啊，上下一心，所以我想呢，通过这棵树，它见证了这一百多年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啊。

主持：对，而且那一段历史对于中国的命运来说极其关键。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不仅国力大大提升，整个国家也呈现出蓬勃的朝气，而此时的大清国，从朝廷到国民都显得暮气垂垂，李鸿章推行的自强求富之路，阻挠重重，官督商办的运作模式，弊端日现。

翁：庞大的官僚集团裙带成风，贪污成风，早期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都是江淮大员的子嗣在那里面，因为它不计成本嘛，弄得就是没有办法，只有靠政府的无限投入来维持，就是地方政府的投入。

主持人：所以一旦有利益联系，他就必然就贪腐成风。

翁：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这些洋务干员本身，他也面目不清，比如徐润他自己就去在里面投机取巧，他动用公款自己炒房地产，比如盛宣怀
他的财富暴富啊，他的积累怎么来的？

民若不富，国必不强，洋务运动在民智未开的基础上推行，也是危机四伏。

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时我们的两大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物局，开平矿物局远在天津唐山，他是在上海上市的股份，当时一百两一股，你招到的多少股就可以变成股东，一年以后，一百两的股票变成两百两，由于这样的高额利润啊，因为当时煤矿就是乌金啊，这个群起而涌，上海的市民，中小市民纷纷去找个知府找个道台，就是北洋大臣签个东西，也没有什么法规，“啪”一贴我今天招商记录，招了几百家，四五百家的股份公司，大大小小，都以为这样就全民炒股啊，比现在还热烈，这个洋人，《纽约时报》的记者《泰晤士报》的记者到了上海都觉得，八十年代初期中华人一点没有战争的（感觉），1882年到1883年这种，确实人人谈股啊，都是眉飞色舞那种，钱庄最大的容量三五万，一个白条子就是多少多少两，徐润当时在主持招商局，他把招商局几股他是有功的，他招商局的股份成倍的翻，但是他觉得我是股东这个钱就在我手里，我拿了这个股他去买房地产等到别人来兑现的时候他没钱，就是空头嘛，立马倒闭，所以股市风潮整个上海元气大伤，整整十年以后，一场全民炒股热一场泡沫，泡沫经济，这是中国最早的泡沫经济，那么洋务运动建立在这样的一种民智，所谓民智未开，这种基础上，就这件事见到有利可图大家都来，完了。

败，非李鸿章一人之过。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李鸿章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放开眼光，开了个头，做了些事，结果失败了，可是，一人之力又怎能承担起群体之过呢？

翁：我认为洋务运动本身它背负的这个包袱就是我们一个庞大的体制的毛病，中国本身在洋务派起来的时候就面临了顽固派、清流派，还有朝中的权贵派等等，洋务本身又分成，自己什么五大个利益集团，互相之间，那么你本身就是一盘散沙，你这种一盘散沙的格局和这种政出多门的体制，决定了洋务运动他一开始，他就是各行其是的，那么如果说洋务运动的失败还不如说是淮系集团的，和日本一个国家的军力的失败，因为当时李鸿章根本调动不了淮系以外的任何的军力。

主持人：对，他不是一个大清国和大日本国在作战，而只是李鸿章自己的淮系。

翁：李鸿章自己说，“以北洋一人之力搏倭人倾国之师，自知不得。”然后我们的梁启超先生说，“合肥以一人战一国，虽败亦豪哉。”当时的人贴近他的人都能理解他那样，我想我们今天如果站在真正的实事求是和唯物史观来看，如果从这样的全面去否定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奠基的东西，它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完善的。

签订辱国条约 李鸿章成为替罪羊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后，清政府失去了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很快清廷便提出了议和的倡议，并指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今天在当年的议和之地春帆楼，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不仅李鸿章谈判时坐的椅子比日本人矮半截，日方还特别在座位的旁边安置了一只痰盂，似乎有意无意地提醒着人们，这位大清国全权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在谈判桌上，日方咄咄逼人，李鸿章据理力争，僵持不下之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在第三次谈判结束返回驿馆的途中，一名日本男子在人群中突然对李鸿章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当场血染官服，昏倒在地，当73岁高龄的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面对斑斑血迹的官服，只能长叹一声“此血可以报国矣”。此后，他不顾枪伤，继续谈判，依旧寸步不让，寸土必争，死守清廷划定的最后底线，但是，最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却是中外关系史上最令人屈辱的卖国条约。

他是在马关遇刺，这里面子弹进去以后一直没有取出来，后来周游列国1896年到了德国照了X光，要取，然后已经进入骨头，天一下雨还疼，变天疼，然后这么大年龄取出来反而不好，就一直留下来了，因为当时民间的话就是说，挨了一子弹省了一万万，当时开价开出是三万万两，然后就谈到二万万两，那么民间讲是李鸿章遇刺因为以后日本降低条件，其实不是的，这套密电码早就被日本破译了，破译以后呢，日本知道你的底线就是两万万两，坚决不下来，但是他的上价是三万万两，当时老百姓来看就摸，就把这个地方都摸光掉了，现在又复制了，这照片已经被摸成这样子了。

一对“东方俾斯麦”的七次谈判

在马关，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这对同时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传奇人物，一生中第二次坐在了一起，第一次见面早在1885年两国签署《中日天津条约》之时，那时的伊藤博文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字辈，李鸿章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如今双方的地位和情况早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翁：我们现在知道的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谈判，一共是七次。那么在李鸿章遇刺以后的一次裁判，他说，你还记得我们十年以前的话吗？
主持人：在天津。

翁：伊藤博文说，我劝你，你们及早振作，全力改革，但是你们朝廷上下至今，除了李中堂大人以外，他说至今浑浑噩噩，所以有今天这个结果，伊藤博文说，你在**本凭你的经验和你的能力肯定比我干的好，我在你的地位不一定怎么样，但是我很想试试，然后李鸿章说我可以向我的太后和皇帝，请你任满以后到我们中国来，做客卿，做客卿做总理，没有想到，三年以后，不是李鸿章，而是维新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向光绪皇帝进言，中国改革要请两位外国的客卿来当总理，一东一西，西人就是李提摩太，日本就是伊藤博文，结果伊藤博文欣然应邀来到了中国，到了天津，到了北京，贤良寺见到李鸿章，李鸿章说你不知道中国的厉害，我劝你还是早点打道回府，他来的第三日，那么慈禧太后接到报告说，光绪要请伊藤博文来当总理大臣，勃然大怒，黄口小儿懂什么，她对伊藤博文搅了她的60大寿是恨之入骨，

主持：就是甲午海战战事

翁：伊藤博文知道连夜就走了。

马关的日子里，李鸿章经历了人生中最耻辱的时光，半个多月后当他带着赔偿、割地、枪伤以及耻辱离开马关的时候，他发誓有生之年决不会再踏上这块土地。

翁：这是终身之耻，后来李鸿章周游列国回来以后到长崎换船，日本方面，他毕竟是全权特使，出访欧美回来在日本换船，让他到长崎的中国的馆室里休息他无论如何不上日本的土地，就用跳板在船上进去，绝对不坐日本的船不上日本的土地，终身为奇耻大辱。

李鸿章：西方人眼中的爱国者

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枪伤未愈的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回到国内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一下子成了全国公敌，光绪帝怨恨不满，大臣说他丧权辱国，民间说他收受贿赂，更有人伺机而动欲杀掉他一雪国耻，从此“汉奸”“卖XX”的骂名常伴他的生前身后，老于世故的李鸿章悲哀地意识到，自己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很快，光绪帝的圣旨适时下达，李鸿章奉旨赋闲在京，住进了京城的贤良寺，此后的日子里，这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古寺见证了这位老人最后的人生岁月。

晚年的李鸿章自嘲自己是一个没落时代典型的“裱糊匠”，而清王朝则是一间“破屋”，自己作为一个“裱糊匠”只会“修葺”却不能改造。1896年，赋闲在京的李鸿章迎来了一次环游世界的机会，他前后出访俄，德，荷、比、法、英、美等多个欧美国家，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与俄国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日本。

记者：实际上弱国根本是无外交的，那么当时候是整个大清国国力弱到了极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李鸿章被推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头，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无奈

翁：非常无奈的处境，但是他又非常相信以夷制夷，借力打力这一套，因为在1876年的《烟台条约》，就是威托马英国一国要下旗撤使宣战的时候，其它各国来支援了李鸿章，所以他相信这一套，相信这一套以后呢，那么他觉得沉迷于其中觉得很好，但是在一个很强势的力量起来的时候他是抗不住的。甲午战争以后，他发现不行了，“以夷制夷”不行了，然后他“结强援”，一边倒的外交，一边倒的外交就是《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结果就是前门聚虎，后门进狼，是更贪婪的狼的陷井。

记者：更贪恋的狼的陷井里头了，所以他一辈子，他最后晚年也是为这个事情后悔不迭是吧？

翁：后悔不迭。

在西方人眼中，李鸿章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始终在尽最大的努力维持国家的利益，但遗憾的是，他手中的筹码太少了。庚子国变，当慈禧和光绪一行仓皇出逃后，李鸿章再一次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

翁：他忠于他所效忠的那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哪怕他十分腐朽，或者十分蛮捍，十分愚昧，他精忠报祖，而不是精忠报国，因为国和祖在他身上是统一的，从他在最后两广总督任上面临着三种选择，是北上代表朝廷去议和还是东南自保还是。

记者：广东独立？

嘉宾：参加两广独立参加共和，他自己做的选择是他一生最终的归宿就是整个清王朝保守的，最保守选择。

最终，李鸿章还是选择了北上，虽然汉奸的骂名依然背负在身，虽然知道这样做必会把自己钉在民族和国家的耻辱柱上，但是他无法躲避，也无意逃脱，此时此刻，李鸿章白发远行的伶仃身影确乎显出了挺拔和坚毅。

主持人：所以他到了北京以后，等于最后和这个列强媾和签订这个条约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心情应该是非常地悲痛，悲愤的是吧。
翁：因为八国以后又加进了，八国联军又加进了3个小列强，一共11个国家要来利益均沾，要来签字，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自己也总结，马关以来，父子二人到马关签约的时候，留下了千古骂名，而且如果说《马关条约》，甲午战败李鸿章作为前线的指挥官，就是最高总指挥，他负有重要的责任，是可以说的，但是这次他认为他没有责任。

主持人：和他没有关系，完全是慈禧挑衅，每有一次挑衅，必多一次吃亏。

翁：事变之来尤为仓猝，他觉得他不应该承担这个骂名，所以在他的幕僚，也可能是于式枚的建议之下，他就是从来没有过的签押是，画了一个李鸿章三个字看上去就像一个严肃的肃，为什么呢？因为清廷给他的赐号是肃毅伯，他不愿意用自己李鸿章三个字承担这个骂名，所以写了一个像肃一样的，我用这个清廷给我的赐号，下面是国玺。

主持人：这边是11国的签字，所以他的心情非常无奈的表露。

翁：但是他也觉得我既然为国家去承担这个责任，我个人是你国家派我去的，你国家给我的荣誉的号我就用这个来签。

纽约时报：李鸿章死了　满清王朝时代结束了

《辛丑条约》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李鸿章的笔下签订了，为了这次谈判，李鸿章耗尽了最后的气力，他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血，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生命垂危之际，当初的军事同盟俄国公使还在其病榻前就东三省的权益问题向他施压。1901年11月7日，在京城的贤良寺，李鸿章带着无尽的悲怆和遗憾，走完了自己七十八岁的人生旅程。临终之前，问及家事，李鸿章无言，问及国事，则忽然睁开了双眼，欲语泪流。

主持人：那么糟糕的这种国运要有一个人来扛起来，不管是荣也好，还是悔也好，是誉也好，还是骂也好，反正有人要去扛。
翁：不管怎么样，我们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甚至于像梁启超说是最关键的人物，那么他的影响他的地位我们从这边也可以看出来，他死的当天，就是当时已经有电报了，我们当时的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纽约时报》，比我们国内的上海的《申报》还要早一天，他七号去世，当天纽约时报就在头版头条，李鸿章死了，它的内容是李鸿章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把李鸿章的生死，作为满清王朝末期，他的洋务新政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他面临着更加险恶的局势。

近现代的中国，自从受西方影响冲击以来，连续不断地打了好几个汹涌的漩涡。文明古国正是在这漩涡中不断地向前发展。当某个潮流在打漩涡的时候，声浪很震人，气势也很激昂，可多是在左旋右转，间或地在新路上也有所发展。其间，多少风流不是成了传统回忆的流芳，就是沦为西洋经验的重演，不一定是今日我们所希望的。李鸿章到底是推动了漩涡左旋还是右转，抑或是推动了中国向前发展，同样身处历史漩涡的我们所做出的评价也必将成为“历史的评价”。但只要在漩涡中大着胆子，冒着危险，渴慕地，爽直地去尽时代所赋予的责任，也就是以行动践行自己的使命了。不管如何，李鸿章在追求人生个体的崇高理想与群体的永恒协调这一过程中，努力地践行了自己的使命。若更多的“个人”如此，若“人人”皆如此，中国就不会失去向前发展的强劲推动力，中国的未来就会无限浩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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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就這樣開始[转帖]

希特拉不知道政策帶來的影響。在1939年，俄羅斯與德國簽署了納粹蘇維埃條約 (Nazi-Soviet Pact)，他們同意

合伙入侵波蘭，並將其土地瓜分。在1939年9月1日，他率領大軍入侵波蘭，兩日後(9月3日)，英國和法國正式向德

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就這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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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如何严密论证生一个孩子智力不会下降 [转帖]

　　　　论证的焦点问题是要不要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只生一个孩子会带来哪些问题。“只生一个”在国

际上没有先例，中国要这样做必须做出科学的论证。譬如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会不会导致人口智商下降？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经历了曲折、悲壮而辉煌的历程。人口政策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

的烙印。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

　　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

　　1959年，当年轻的田雪原跨进北大校门时，北大乃至整个社会正在铺天盖地地批判老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秩序安定，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大幅提高，我国迎来了第一次人口快速增长

时期。时任北大校长的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在利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进行社会调研的过程中，被“到处

看到的小孩子”吓了一跳。1957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马寅初提出应该大力控制人

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实施生育两个孩子有奖、生育三个孩子征税、生育四个孩子征重税，以征得来的税金作奖

金的主张。

　　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与当时“人多力量大”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驰，马寅初被批为“中国的马尔萨斯”。

　　在一片批判声中，学习经济学的田雪原，躲在北大阅览室的一角，找来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我的哲学

思想和经济理论》等论著以及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在对照阅读的过程中，田雪原发现马寅初

的文章很有道理，而批判他的文章却并没有讲出什么具体道理，只是戴大帽子而已。由此他产生若干疑问，种下了

当时并不知道的一种学术情结。

　　1960年1月，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此后，中国人口失去控制，短短十年时间里，总出生人口达3.2亿

，1971年，中国人口超过8亿。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1974年底，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

控制不可。

　　1979年4月，田雪原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不久

。在田雪原眼里，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认为科学的春天来了。

　　今天，在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办公室，已入古稀之年的田雪原面对记者，回忆往事时说：“当时，如果不把马寅

初的案子给翻过来，错误的人口观念和政策就不会得以纠正，人口理论研究就不会有所突破。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

案，是人口理论拨乱反正的关键，也是实施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理论准备。”

　　1978年底，当时还在教育部工作的田雪原，根据自己多年积累和对马寅初人口思想的思考，着手撰写为马寅初

先生新人口论翻案的文章。1979年初完成后，他将稿子投给《光明日报》。为什么选择《光明日报》呢？田雪原解

释说：一是当年批判马寅初时，《光明日报》充当了急先锋角色，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今天需要站出来反思当年

的错误批判，翻案也应从这里开始。二是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震动全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文章，掀起了在全国范围内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了思想解放和理论拨乱反正，树立了《光明日报》新的

形象。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以近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田雪原《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文章。在文

章前，《光明日报》加了大段“编者按”，对该报过去的错误作了检讨，并以该文的发表表明该报现在的立场和观

点。马寅初先生看到后，深有感慨地说：“当年我曾说过《光明日报》不光明，《光明日报》发动那场突然袭击不

光明磊落，今天《光明日报》带头呼吁为我和《新人口论》平反，把颠倒过去的理论再扳正过来，我还是很感激你

们的。”

　　以此为契机，田雪原接连在《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批驳了人口越多越好的“人手论”，“人口不

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等的禁锢和教条，对当时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起到了推动作用。1979年11月，由

田雪原收集整理的马寅初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讲话和手稿汇编成书，以《新人口论》冠名出版，三年内连续再版

印刷三次。

　　人口理论的拨乱反正，为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改革开放后新人口政策已经呼之欲出。

　　“只生一个”渐次浮出

　　援引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研究室的观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走过了曲折、悲壮、

辉煌的历程。

　　其实，早在1953年，我国《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了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开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但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计划生育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20世纪70年代初，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增加了控制人口增长的力度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到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制定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晚”是指生育年龄晚，“稀”是指生育孩子的

时间要间隔开来，“少”是指生育的孩子数量要少。晚、稀、少三者中，“少”是核心。那么少到什么程度呢？当

时，有的地方就曾经提出过“只生一个孩子”的口号；全国则普遍流行“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宣传

。 1978年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要求。同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

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入宪法。

　　1979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在成都开会，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在会上提出：“提倡一对夫妇最好

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

’，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

　　人口学界对未来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做出预测，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控制论专家宋健等自然科学工作者，

应用控制理论做出多种方案的人口预测。他们同田雪原等合作推出一批研究成果，经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著名经济

学家许涤新推荐，送中央和国务院主管领导，中央和国务院主管领导报送中央政治局，引起中央的重视。

　　为什么“只生一个”

　　1980年3月～5月，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五次人口座谈会。

　　五次座谈会，论证的焦点问题是要不要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只生一个孩子会带来哪些问题。“只生一

个”在国际上没有先例，中国要这样做必须做出科学的论证。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三四十人，学者十来个人（逐步减少到一二个人）。田雪原从始至

终参加会议，并受中央主管领导和会议领导委托，承担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起草报告的任务。

　　田雪原说：“这是理解中国人口政策的枢纽。我们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这五次座谈会的结晶，五次座

谈会把今天所遇到的人口问题差不多都涉及到并且做了必要的论证。” “作为学者参加这样的会议，与人口相关

性各部门领导均在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谈出不同的观点，十分难能可贵。据我所知，像这样认真负责的民主讨论

，在当时恐怕是少见的”。

　　田雪原记得，五次座谈会从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最后在中南海勤政殿形成文件。出席会

议的有中办等中央相关部委领导，国务院系统有国家计委、经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教育部、科委等部门

的领导，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首都高校有关专家学者。会议围绕着“只生一个”会带来哪些问题，进行

了慎重而充分的论证。

　　一是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会不会导致人口智商下降？会上，有一位副部长提出：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话，

叫作“老大憨，老二聪明，但是最聪明的还是老仨，俗话说猴仨儿、猴仨儿的嘛”！此言一出，引起一片骚动。是

啊，人口数量控制再好，如果智商下降、人口素质下降，这个责任谁负得起！于是组织论证。第一，一些同志查找

资料，如查到美国飞行员中是第一个孩子的占到40%左右，证明“老大憨”没有科学根据。第二，中国老百姓的说

法，主要同过去多生多育有一定关系：因为孩子多、生活困难，老大就要照顾弟弟妹妹，往往显得很大度，给人“

老大憨”印象。第三，1980年中国改革刚刚开始，虽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尚没有确定，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

段，但是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发展商品经济取得相当的共识。发展商品经济，商品和交换

价值升值，人们的婚育观念和行为就会发生变化：离婚率上升、未婚先育和流产比升高等现象在预料之中。其结果

会造成提倡生育一个，但是生育和留下来的孩子不是所怀的第一个孩子的比例，会增多起来。有了这三条，才得出

提倡生育一个孩子不会导致智商下降的结论，才敢于做出相应的决策。

　　二是只生一个会不会带来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倡生育一个孩子，控制人口数量增长，肯定会引起人口年龄结构

老龄化。因为少年人口所占比例下来了，老年人口比例自然会升上去。但是老龄化到什么程度，是可以预测和控制

的，只要我们的政策符合客观实际，将生育率控制在合理水平，老龄化就可以保持在社会经济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

。关键在于生育率和出生率的下降不要过于急速，更不是生育率和出生率越低越好，要掌握好下降的度。

　　三是只生一个会不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控制人口增长，将来是否会发生劳动力供给短缺？“世界有两

类人口问题：一是人口和劳动力过剩，发展中国家大多属于这类人口问题；另一类是人口和劳动力短缺，发达国家

多数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属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口问题属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性质，因而要控制人口增长。”

田雪原如是说。但是同老龄化问题类似，只要将生育率控制在合理水平，就可以避免将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出现。

不仅如此，在出生率长期持续下降过程中，还会出现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即老少

被抚养人口所占比例低，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高，社会负担较轻的有利时期，亦即“人口盈利”或“人口红利”

，是中国加快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四是只生一个会不会带来“四二一”家庭结构问题？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结婚后也只生一个

孩子，某些家庭可能出现四个老人、两个成年人、一个孩子的“四二一”结构。然而就整个社会来讲，“四二一”

结构是不会发生的。首先，人口年龄组别死亡分布告诉我们，从20多岁结婚和生育开始，四个人都活到老年是不可

能的，某些家庭可能，全社会不可能；其次，二和一必需是两代人都是独生子女结婚和生育，而我们提倡一对夫妇

生育一个孩子，政策上是一代人，双方都是独生子女者结婚可生育两个孩子。

　　“只生一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田雪原说，提倡生育一个孩子不是最好的办法，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为了尽快将人口增长率降下来，一定

历史时期采取的生育政策。它既非永久之计，两代人以上都生育一个孩子，就会发生年龄结构难以承受的老龄化、

劳动力供给等问题；也非权宜之计，时间很短，三年五载是难以收到成效的。当时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有效降低一

代人的生育率，因此主要是20世纪内的事情。这一指导思想在田雪原起草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得到充分的

体现。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也体现了这一

思想。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规定：“夫妻双

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1984年提出生育政策调整，各地普遍实行了农村独女户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200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继续控制人口总量的同时，对提高人口质

量、改善人口结构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

　　田雪原在回顾这段历史之后，提出，现在的人口政策，应该向“大人口”方向发展，大人口是指人口的数量、

素质、结构，即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素质的提高，包括教育素质、健康素质、文明素质

的提高；结构的调整，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城乡和地区分布结构等的调整，使之趋于合理化。在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今天，“大人口”更应谋求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将人口纳入可持

续发展战略中。

　　摘自：《人民日报·大地 》2008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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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早年救过蒋介石的命[转帖]

　　作者：陈冠任 分类：军政界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赓早年最辉煌的事，就是救过蒋介石的命。

　　1924年3月，在长沙的陈赓考入程潜创办的广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他在革命的洪流中再一次投军了。

　　可是，进入陆军讲武学校不久，一天，他和老乡宋希濂等上街闲逛，突然发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也在招生，便

大呼小叫地喊着：”考错了！考错了！”

　　然后，他拽着宋希濂，跑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报名，在那里，他们又参加了黄埔军校入学考试。随后被录取，

编入黄埔军校第3队，成为黄埔军校1期生。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军阀陈炯明，总指挥兼第1军军长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周恩来为总政

治部主任兼第1师党代表，22岁的陈赓为第2师4团连长。

　　10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开始对惠州的攻城战。惠州城一战，4团任前锋，在攻城中，陈赓身先士卒，子弹打中

左脚，他拔出弹片照旧冲杀，率部攻进了叛军头目杨坤如的司令部。

　　占领惠州城后，蒋介石召见了陈赓，除表扬他英勇善战外，还把他的连队调为总指挥部，担任蒋介石的贴身护

卫。

　　攻克惠州后，东征军分三路继续向东开进。第3师师长谭曙卿是有名的“饭桶师长”，这次竟然想抢个头功，

把师长前面的“饭桶”二字去掉，结果，不明敌情又冒然深入，在华阳与叛军林虎的主力部队遭遇，陷入了重围。

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闻听战况激烈，亲自来到华阳督战。然而，他却没有想到“饭桶师长”早就不行了，他率领总

指挥部一到阵地，随即就与第3师的残部一道，被围困在一座小山之上，情势十分危急。而3师的官兵又是由原粤军

改编而成，军纪松散，战斗力弱，再一打就溃不成军，四下逃散。结果，眼前之境况弄得山上的蒋介石又惊又气。

突然，他大声喊道：

　　“陈赓！陈赓在哪里？”

　　“我在这儿，校长！”陈赓从附近的战壕中跳了出来，站在蒋介石面前。

　　“你马上到前面去，以我的名义命令谭曙卿，不许退却！”

　　陈赓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中一蹦一跳，终于找到正在一筹莫展的谭曙卿，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时，谁知这位谭师

长却苦笑一声：“不准退却，谈何容易！”

　　“情况危急，必须挡住敌军！”陈赓也看出了局势的严重性。

　　“好吧，我执行。”

　　谭曙卿提起军刀，硬是从如潮的退兵中拦下了一些士兵，又向山下冲去。可没冲几步，就被一阵密集的炮火又

拦了回来。此时陈赓还没回到蒋介石跟前呢。待他一到，还没等他报告，在山上的蒋介石早就“明察秋毫”了，转

过身就对陈赓说：“陈赓，革命军人不怕死，我命令你代理3师师长，立即重新组织抵抗。”

　　陈赓二话没说，抽出驳克枪，冲到山坡上的那些潮水般涌来的溃兵当中，不停地鸣枪、叫喊着“不要后退，听

我的指挥！”但是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他反而被乱军冲到了一边。山下传来的枪声越来越近，山上总指挥部的官兵

也被冲散，陈赓看看溃逃的士兵，又回头望望山上，一跺脚，又重新上了山。

　　“校长，已经不行了，还是你先随指挥部撤退吧！”

　　“不撤！我不撤！”蒋介石固执地说。

　　“敌人就要上来了呀！校长不走就来不及了！”陈赓着急地劝道。

　　“革命军人不能后撤！”

　　蒋介石还是一副死不走人的口气，也不组织反击。正在僵持中，林虎的叛军已经越来越近了。陈赓急得汗都出

来了，大声喊着：

　　“校长，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走吧！”

　　他话音未落，一发炮弹就在他们身边爆炸。这时陈赓听到蒋介石说了一句什么话，大声问：

　　“什么啊？”

　　“我们必须反击！”蒋介石仍不动。

　　“校长，你是总指挥，还是先冲出去吧！”陈赓说罢，立即拉起蒋介石和他那些军官、卫兵向着后山合围敌军

的结合部冲去。子弹和炮弹不停地掠过，他们当中也不断有人倒下。好不容易冲到山下，蒋介石却又一下坐在一块

大石头上：“我不走了，我还有什么脸再回去？好不容易打下了惠州，却没想到要葬送于此！”

　　眼看着林虎的追兵越来越近，蒋介石却赖着不走。陈赓心急如焚，也不管这些了，一躬身，把蒋介石往背上一

背，撒腿就跑，那些卫兵也簇拥着他们继续向结合部的一条小河冲去。爬过泥坡，穿过草丛，来到河边，陈赓立刻

喊来一只小船，把蒋介石扶进船舱，又布置了手下的几个士兵在河边掩护，然后自己划着小船，急急向对岸驶去。

　　终于，他们在黄昏时分脱离了险境。

　　这次陈赓救了黄埔军校校长兼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的命，震动了整个革命军。随后，陈赓被蒋介石调为随从参

谋，可以随便出入蒋介石的办公室，连一声“报告”都不要喊。有一次，陈赓有事要进蒋介石办公室，照例喊了声

：“报告！”进屋后，蒋介石说：“你还喊什么报告呢？连你我都不放心，还信得过谁呀！”

　　谁知没过几天，一份黄埔军校学生花名册和共产党员的名单摆上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时，他顿时就傻了眼：“连

你我都不放心，还信得过谁”的陈赓竟然是共产党。这下他吃惊不少，但是只批了个“此人不宜带兵”几个字，也

没做其他处理。随后，这份花名册被不要喊“报告”的陈赓看到，于是，他以母亲病重为由请假回家。蒋介石明知

他发现了自己的秘密，但因为他的“救命之恩”，不仅准假，还送来船票、路费，外加一张委任状：

　　“兹委任陈赓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校队长”。

　　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陈赓立即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毅然参加反对蒋介石的南昌起义。蒋介石闻知

此事后，不止一次地对人说：“陈赓是个人才，救过我的命，我非常器重他，可他政治上糊涂，跟着共产党跑了。

”言语间不胜唏嘘。

　　谁知在1933年“糊涂”的陈赓率部和他的手下在鄂豫皖打了两年的仗，在战斗中负伤后在上海医治时，又被蒋

介石的手下特务“捉”了回来。蒋介石亲自出马劝降，对陈赓许以师长高职，但还是没把陈赓拉回来。最后，迫于

“救命恩人”的压力，他不得不把陈赓从监狱里放了出来，眼睁睁地让他继续带兵与自己作对，在战场上与自己的

手下兵戈相见。

　　陈赓救过蒋介石的命，这在国共两党中都不是什么秘密。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一次康生阴阳怪气地对陈赓说

：“当初你若是一枪把蒋介石给毙了，不就省得天天跟他打仗了！”

　　陈赓反驳说：“那时的蒋介石还是以革命者的面貌出现的，我毙了他，他不就成了英雄，而我呢？不就成了叛

徒！”

　　康生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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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海霞的艺术生涯[转帖]

　　　为了生活，加上个人又有一点小聪明，我年轻时便走上了仿画这条路。仿画不仅可挣饭吃，有趣的是，临摹

别人的字画，几乎可以达到以蒙人为能事。临摹时以明清各家名迹为本，有原作、有照片、又可练习书法，何乐不

为。记

　　得那时写一个画的题款，我收入3到5块银元。临几张古画，一年的生活费就解决了。但是人总不能满足于吃饭

，天天和画商打交道，在心灵深处留下了一种不光彩的心理，那就是假、应付。失去了学画初期那种真诚朴素的心

情。

　　画商在剥削之余也给我做了一件媒介好事，商人叫我画一张《饷鸟图》，此画打动了张大千先生，因此得到大

千先生的教益，被大千师欣赏，收为弟子。

　　1935年春天，我从一个普通人列入张大千先生门下，由此在北京艺坛名噪一时，这是何等的幸运啊。

　　我是中国画研究会成员，曾经参加过画展，并且得周肇祥、金北楼的培养，画有一定提高，今天拜师于张大千

先生，引起徐燕荪大为不满，并在《大公报》上说：“何生自有手段，何必拜张髯门人……”语中认为不该。

　　我的绘画启蒙受宋院体画影响，严谨写实，在功夫上有初步基础。由于文化很差，渐渐认识到自己薄弱之处。

有一次老师叫我回一封给友人的信，我半天才写好，请老师看，老师说，天津有个巢章甫，文学好，向仲坚词人的

学生，也是你的同行，你俩人要是一个人多好。意思说，论画我比他有功夫，但是没有他的文学修养。巢出身书香

门第，我出身于手艺人的家庭，这对我是个鞭策。又一次与老师一同去琉璃厂古玩铺，回来时老师问何绍基的对联

上联是什么，下联又是什么，我一时结结巴巴只记得头俩字，下五个字记不起来，老师脱口而出，并念给我听。此

事使我深深感到先生的过人之处、天资之高，无法追随。

　　老师时常给我讲些做人的道理，老师对太老师和二老师很尊重，那种尊师重道的精神，使我受益很大。他曾给

我一副对联，说是曾农髯太老师给他写的，老师又写给我作为铭言：“努力崇明德 随时爱景光”。语意深长至今

铭记于心。

　　老师的友人，洛阳李铭三先生，那天突然叫我画张美人图， 《天女散花》是老师新作，所用六尺整纸，上边

重色勾金，李老拿了张原作照片对老师说，叫你学生给我画一张吧。老师答应了。李老花16个银元买了赤金泥送给

我。经过老师答应，我才肯动手。画时有些过分地逞能，因为看了先生画的过程，半工半写，题上款，在边上写了

我的名字。李老拿去给老师看，并请他老人家在上边题词，老师碍于友情，全词写上，最后写款的时候，老师看了

李老一眼哈哈大笑，名字写完只添上一个题字，不言而喻了。

　　1945年我随张大千入川，四川乃天府之国，山川河流，农村风光无不入画，与江南、北方风貌完全不同。领略

到的不是在画中所能得到的，也不是书本中的记载。几年以来，去峨眉、探青城，感受山川的壮观和饶有诗意的农

村，对我后半生艺术影响极大，在传统技法上又丰富了生活营养的补充，收获很大。

　　我是个不交学费还受到资助的学生，内心总怀着有愧之情。“文革”期间有人批斗我，说“你是张大千的奴才

、代笔人，要划清界限”。蔡亮说我立场没有转过来。我心里说，我不能昧着良心呀。扪心自问，大师言行教诲，

授予后生之事，笔难尽述。

　　先师仓促出国，不复再晤。l978年，吾师尚念大陆老学生，特请旧友来华接我，但终憾不能成行。

　　1950年结束了因袭前人传统画取得功力的画法，虽有有利的一面，同时也给后来发展带来一些障碍。

　　时代变革了，新旧两个不同的社会，要改变老一套的观念比什么都艰巨困难，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人总是要活

下去，我只好到西安卫生局去当宣传员，画无痛分娩插图，登梯子画大油画、水粉画，原来写过二王颜柳，今天又

练起美术字，我的领导说：“老何你过去的一套本领今天用不上了。”将近50岁，真是老大徒伤悲，处处受到人们

的歧视白眼。我深感一个身世凄凉流落在外乡的人，只有低头苦干，坚持自己的特长，还要把现实工作做好，只有

这样才有出路。

　　陕西赵望云、石鲁领导美协工作，为繁荣传统文化，国画要发展，才把我从卫生局调到美协，归队画画，赵望

云是民主人士，石鲁是延安同志，机遇难得。赵望云先生是西北国画事业发展的决定性人物，他打破传统的形式主

义，带头反映农村生活，同时对文艺战线的统战工作也有很大的贡献。我在陕西三十多年，思想上艺术上得石、赵

的帮助，这是我艺术生活实践中难得的良好机缘。我常说陕西是我的故乡。

　　深入生活，到大自然中去。美协强调创作上以西北风貌为主要题材，当时陕西南北我差不多都走遍了，作为年

过半百的人，学的一套模仿技术，现在叫我到生活中去，旧瓶子要装新酒是多么勉强。但是由于自己对现实的认识

和心理准备，因此并不觉得陌生。当时产生一种强烈的激情，忘掉了艰苦的环境和有时会遇到的危险。和我同行的

多是比我年纪小得多的人，记得在三门峡工地，见着黎雄才，黎说“老何啊，你年纪大了不行了，还要画三门峡，

我从灵宝画了个长卷……”。刘旷又发现一个好角度，并说这地方最好还是用木刻表现。几个好景界都被这二位占

完了。当时正是6月酷暑，客观环境对一个人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而他们都是有过一定生活经验的，比较之下，

我的差距不小。有一次我到老黎的房间，一眼看见他的几十张速写稿铺在地上，由于我是突然袭击，他没有来得及

收，被我看见了，真是胜读多少理论东西。

　　我初次接触实际生活，感到周围要涉取的东西到处都是，但没有留心人的生动形象，所以每当创作时，就成问

题了。以前认为山水画中的人物是点缀品，没有把人物形象表达出来，这是老画家忽略了。记得第一次准备参加西

北画展时，我创作了一幅以山区勘察为内容的作品，但当时对人物形象非常陌生，只好请方济众帮助画个人。不错

!添上个工人正在用望远镜观测远方，才完成这张画的主题。过一段时间，画工人修路，人物非常重要，又乞求这

位方济众先生画工人。老方说，搁这儿吧，今天没有工夫。过些天又去看了，还没画，这样耽误了许多时间，我总

觉得求人不是长远之法，还要靠自己。我虽然掌握笔墨功夫，为什么不会画人?因为不经常注意人的精神面貌和动

态，就是“移山倒海”也是套别人的，用铅笔描样，再用墨线勾出。想想赵望云先生的人物，多么熟练，几笔就一

个毛驴，几笔就把一个男子汉画出来了。和我同年的画家还有相差十几岁的方济众他们都掌握人物形象的画法，难

道他们有什么诀窍高招?我再想赵望云曾对其他人说的：“画画就要多画速写。”这才恍然大悟，问题就在粗心、

不观察，不用头脑去记。记得越多，脑子里的形象变化就越多。后来我又和老方到陕南生活，在陕南有人喜欢打鸭

子，有人下河洗澡，我就抓住时机，观察人的活动。因为赶不上人动作的速度，我能记得多少就记多少，着重记忆

最可画的动态，以表达干什么为重点。我在实践中画速写，多用回忆形象的方法画出来，如果按照人体解剖，比例

是不行的，先勾出再画是死的。

　　赵望云画人物先从肩膀起，再加上脑袋，画驴子从后腿往前画，最后加上个驴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不知

要走多少弯路。

　　一次下乡回来，石鲁要看看大家的收获，说，老何的小人过关了，我说不攻关不行，不用眼睛不动脑子不行，

这是对老方的感谢。

　　在一次业务会上，大家看李梓盛一张四尺创作，石鲁将作品拿在手中七折八叠，最后成了一张六开小画。石鲁

说这就够了。我心想，那么大的一张画最后折成小册页了，有点可惜，石鲁说这么大的篇幅其实只是说明一点，有

的大画只是小画，有的小画其容量是大画。这就是说，不能以大小来说明问题。

　　艺术与环境，环境不一定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特殊的环境有时偏偏产生艺术创作情绪。

　　“文革”中，我流落到外县，家不成家，单位已无可依靠，心理上的压力非常沉重，家有病妇，呻吟了两三年

，最后失去老伴……我狠狠心一走了之，去了四川。在逆境中解脱自己的苦恼惆怅唯有画画，40天里创作了大量的

作品。这是奇迹，奇迹是从逆境中挣扎出来的。这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最孬的一年，也是创作最丰收的一年。

　　家务的干扰，内外矛盾加上心理上消沉，我意识到只有离开这复杂的局面，才能另辟道路。于是决定去北京，

又经过一番曲折复杂的战斗，结束了在西安33年的生活历程，我告别了和石鲁、赵望云两位先生在一起生活过的西

安。

　　记得在一次为中南海作画的会上，黄胄说了一句话，何海霞同志是咱北京画家了，已调到中国画创作组(中国

画研究院的前身，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工作。这时在座的同行表现出不是滋味的也有，为我真心祝福的也有，总算

是归队了!

　　原来我在陕西省是省画院的副院长，调离西安来到北京后，就取消了院长的名誉，事隔几年，l988年又给我补

了个陕西省画院名誉院长的名誉。

　　　(摘自《何海霞艺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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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久弥新的《国闻周报》 [转帖]

　　《国闻周报》创刊号 王鹏

　　85年前（即1924年）的8月3日，国闻通讯社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时事性、政论性、综合性的新闻周刊——《国闻

周报》。它创办人胡政之（1889-1949年），是我国著名记者和报刊政论家，也是一位成

　　功的报业经营者。

　　对于创办《国闻周报》，胡政之有这样的回忆：“当我创办国闻通讯社的时候，就有意同时办一个周刊，使通

讯与周刊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但是，最初通讯社业务，基础未固，自不敢轻举妄动。后来通讯社业务渐渐有了发

展，而且当时国内实在需要这样的周刊，我才不避一切艰难，在上海创办起来。”经过一番积极的筹备，1924年7

月17日，国闻通讯社在上海《申报》刊登广告“《国闻周报》出版预告”说：“启者国闻通讯社成立有三年，分设

上海、北京、汉口，并于通都大邑聘任通信员，每日发行新闻稿件，为全国各报所采用，信誉素著。兹由本社全体

社员通力合作，发刊《国闻周报》一种，定期八月三日出版。内容分评论、论著、纪事、特别通信、插页、小说、

剧谈、自由论坛、译件等项，印刷力求精美。”

　　在《国闻周报》的创刊号上，有胡政之撰写的“发刊辞”。在这篇“发刊辞”中，他先为新闻事业和新闻记者

正名，要人们改变以往对于新闻事业和新闻记者的偏见。创刊号上还刊登了胡政之撰写的两篇社评《外人私运军火

之祸因》、《退还庚子赔款之用途》以及专门介绍孙中山的专文。

　　《国闻周报》社于1926年9月13日移至天津，1936年4月又回到上海出版。1937年的“八一三”沪战以后，战事

扩大到上海，炮火笼罩，内外交通阻塞，各家报刊纷纷撤往大后方。这时《国闻周报》坚持在沪办刊，编辑出版了

两期“战时特刊”，着重反映沪战的战况。发表过巴金的《站在十字街头》和《自由快乐地笑了》，茅盾的《接头

一瞥》，胡愈之的《忆北方的友人》，王芸生的《寄日本国民》、《诫日本军阀》、《东亚大时代》，张香山的《

鼓吹黩武的日本文学》、《友人之书》，章靳以的《我的家乡》，王莹的《从上海到苏州》，张天翼的《抗战与民

众》，沙汀的《这不比强盗更可恶么！》，胡风的《为祖国而歌》，郭沫若的《复建县县小同学书》，范长江的《

如何巩固抗战阵线》，徐迟的《从北平逃亡出来》，艾芜的《八月的上海》等等。

　　1937年12月12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国闻周报》社所在的法租界形同孤岛。日军要求新闻检查，《国闻周

报》为争不受辱的报格，在它发满14卷（总计700期）后毅然停刊。12月27日，《国闻周报》在停刊号上刊登“启

事”：“本报决定出至第十四卷第五十期为止，暂停在沪出版，另移地点发行，一俟筹备就绪，再行奉告。敬希。

爱读诸君注意为荷。”《国闻周报》在停刊前，每期发行约3万份。这份出版了13年又4个月的周刊（中间未曾中断

），至此停刊。

　　1938年9月2日，《国闻周报》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复刊“启事”，说《国闻周报》拟于十月二日在香港复刊

。可是，在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接着英法对德宣战。于是，9月25日，《国闻周报》又在香港《大公报》登出“

紧要启事”说：“本报原定十月二日复刊，一切筹备早已就绪。不意欧战勃发，致交通及纸张、原料均发生障碍，

本报在此困难环境之下，只得延期出版，容俟局势稍定，再以出版地点及日期奉告，诸希鉴谅是幸！”以后，因战

争等种种原因，《国闻周报》再也没有复刊。

　　虽然《国闻周报》已停刊72年了，但其所载丰富的内容，仍是现今近现代史研究工作者经常翻阅的资料。1957

年8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国闻周报总目》，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把《国闻周报》刻录成光盘出版，为

历史学和新闻学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为纪念《国闻周报》的创办人胡政之诞辰120周年和逝世60周年，2009年6月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回忆胡政之》一书，内载许多著名报人如萧乾、金庸、徐铸成、曹聚仁、曾敏之等回忆胡

政之新闻生涯的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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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全面鼓吹侵略中国的秘密报告[转帖]

　　《日本松室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从走私问题、中国官民、浪人活动、共产党与共产军、找口实、对华工作六个方面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国内的各种情况及各方情形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说明，并由此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可能性、迫切性、方式方法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对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起到了鼓吹、催化和先导作用。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渊源由来已久，其鼓吹、倡导侵略的理论、政策和方针也比比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浩如烟海的侵华理论中，有一份完整、系统、全面鼓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秘密情报，为中日两国已出版的各类史料书籍所没有，即便涉及到此报告的有关著作和论文，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只取报告的某个内容或某个方面，让人难观其全貌。这就是日本陆军少将、日本侵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于1936年秋，写给日本关东军的一份秘密情报。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的这份珍贵档案，名为《日本松室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是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翻印送四川省政府，再由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于1936年10月21日密令各县市政府“知照”并“以资警惕”的。

　　寻找市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根本原因

　　1929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地少人多、资源贫乏的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危机的困境，缓和并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军国主义特点的日本帝国主义，只有一途，那就是发动战争。对此，松室孝良并不忌讳，在其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帝国货物之向华走私，为帝国对华之断然手段，其用意在促进华北特殊政治体系之成立，而隶属于帝国独立之下，届时政、经、军诸般问题，均可依帝国之意志而实践的解决。”

　　报告认为，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产量的逐渐增加，其向国外其他各国的进出口量也日益增多，这就侵犯了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欧美诸国的利益，进而引起他们对日本的嫉妒和不满，纷纷于其本土及殖民地、领属地高筑关税自保的壁垒，以最大的力量来抵制日本帝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这就大大损害了日本帝国的利益。虽然日本也想与这些国家抗衡并对之进行报复——“对对方之商品图谋抵制”，但无奈日本是一个领土狭小、原料缺乏的岛国，其进口的各种物品，都是其国内生产必需的原料，“帝国无从以自产代替之”。在与欧美各国的商品贸易战中，日本“痛感原料缺乏与市场之狭小，并深信原料与市场之获得，非经相当之艰辛奋斗不可。而此地域之获得，又非与帝国若干势力打成一片，连成一气，亦难以确保。”

　　为获得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地域并与已经控制的朝鲜半岛连成一气，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出重兵将中国的东三省迅速占领，使得日本国内原已十分窘境的市场与原料问题“得稍缓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日本经济的进一步膨胀，仅仅占领中国的东三省是远远不够的。

　　由此一来，按照1927年“田中奏折”所规划的侵略步骤，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的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中国的蒙古。但是，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蒙古为一广阔之原野，军事上的地位虽然重要，但在经济上却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当前的急需;言资源，日本对之缺乏调查与开发，缓不济急;言市场，蒙古人素来生活落后，加之人口稀少，其容量实在是微乎其微，少得可怜。二、日本帝国虽然对蒙古虎视眈眈，垂涎已久，但却缺乏对蒙工作人员，即使现有的一小部分这方面的人，也只是处于初期的训练阶段。且蒙古传统的原始游牧生活，也不适合一般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恐占之容易据之困难。三、苏俄素来对蒙古保持着特别的兴趣和注意力，这也不得不增加日本入侵蒙古的成本和戒心。正因为考虑到这些原因，所以松室孝良向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建议:暂时放弃蒙古，而对之采取“除以种种掩护手段，用实力威胁操纵王公等方式外，不愿作任何刺激敌国（意指苏联——笔者注）精神之占领”的方针。

　　市场必须扩大，近在咫尺的蒙古又不能或不愿、不敢下手，何处才是其理想的侵略之地呢？松室孝良在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与认真分析之后，将日本帝国对中国的下一个侵略目标，锁定在“易于进攻的中国华北”。其主要理由有下列三点:首先，作为消费市场的主体——人口，华北所拥有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陕西、河南七省的人口总数约一亿，“为满洲三倍，消费能力当然在三倍以上”。商品之进出，又有便利的天津、青岛两港可资利用。其次，作为日本国内生产所必须的原料，华北七省拥有丰富的煤、铁、小麦、棉花、大豆、石油等，且储量甚丰。松室孝良得出结论:煤的储量仅次于美国，占全世界的第二位，其中仅山西省的储量，就占全中国的一半以上，为中国东北最大煤炭基地——抚顺煤矿的120倍;铁的储量，全华北约在2亿吨以上;小麦的年产量，仅山西、山东、河北、察哈尔4省，即多达11000万担。此外，华北的棉花，年产约330万担;大豆年产约5000万担。因此，占领华北并使之长期置于日本帝国的统治之下，对日本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则原料产量当能增加3倍，民众之消费能力，亦自能大为增强”。第三，对于华北的民众和官吏，松室孝良认为:华北民众大多属于“奸猾而薄弱，易于利诱与威胁”之类;“民众间缺乏团体组织与训练，完全为散沙状态。惟少部分反满抗日实力，仍是再接再厉的与我持斗，虽迭经宣抚、讨伐、军事政治工作，仍为帝国心腹之患”。对于活跃在华北的爱国学生和抗日志士，他们“虽有相当组织与坚决的意志，然大部分为客籍分子，殊难深入华北之当地民间，一旦华北变起，势必大部瓦解，不足为患”。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看到了爱国志士的发展潜能，认为“彼等深刻的怀抱反满抗日的思想，将来返回乡里，势必组织鼓吹抗日，组织实力，训练民众，亦殊为帝国之大敌”。有鉴于此，松室孝良向日本帝国建议道:“帝国为免激发其反感，对于彼等行动，应采督促华北政权自行取缔主义，尽量避免直接干涉。”松室孝良感叹道:“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也。”
妥协退让:助长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为“心腹大患”，全力“围剿”达10年之久;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政策，却视而不见，一味妥协退让。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官吏的对日政策和心态，大大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的野心。对此，松室孝良在向关东军述及“中国官民”的状况时，以十分愉悦的心情写道:“帝国可以欣愉者，乃中国官吏普遍的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违抗帝国也。”对于华北地区的一般官吏，该情报更是入木三分地分析道:“现在全华北约十分之七不能精诚团结，联合应付。”他们“大都采自卫主义，维护自我之存在，在不违反帝国之原则下，苟延图存。”统治华北的地方军阀和地方实力派，也“大部采个人或小集团的繁荣主义，缺乏为国民的观念，因此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民之状况。国家之存亡，民族之疾苦，彼等不负任何责任。彼等政治欲、物质欲非常旺盛，故彼等除维持现状以解决其欲望外，殊不愿粉碎其势力也。真能爱国为民者，为数极少，大部为顾己而不顾人之辈。其实力维持现状，镇压反动，尚感不足，遑论抗日？……彼等因欲望极高，故志气多趋于薄弱，而不堪利诱与威胁。吾等由福州事件之已成效果，及此后全华各地当局之一再退让事实，即可证明。”对于中国政府的一般下级官吏，松室孝良更是讥讽道:“大部官民率多利令智昏，顾家忘国，甚至甘心祸国。其目的只求一身一官集团之欲望解决，他若国事民生，则一概不顾。”对于中国的广大民众，松室孝良仍坚持过去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之特性，爱国不过五分钟，甚且有不知国家为何物者。”而对于那些能识国家民族之大体，持保家卫国之决心的民众，松室孝良则认为他们“均属于被压迫的阶层，无米难炊，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

　　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官吏以及中国社会的这种情形，不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便利，更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壮了胆，打了气。松室孝良最后竟得意忘形地写道:“彼等自私的心理，实予帝国以非常的便利，竟可不战而胜，一言可获。”

　　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承认，在中国社会的最低层，潜伏着一股巨大的反日力量和情绪，这种力量一旦得到正确的组织与领导，就将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心腹之患。所以松室孝良在情报中又告诫关东军及日本政府:“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及对中国军之作战，中国军因依赖而行无抵抗主义者，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大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切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正因为如此，所以松室孝良向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建议:日本帝国在侵华过程中，“应采用权贵分子，而镇压有气节之实干分子”;“对华工作，应以击破大的对象，维护小的对象，以分散其实力之集中，增加其彼此之疑嫉”。

　　全面侵华的最大障碍: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抗战意志是坚定的。早在红军长征途中的1935年8月1日，中共就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到达陕北后，红军积极整训，组成抗日先锋军，并于1936年初东渡黄河，以实际行动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与国民党政府截然不同的鲜明态度和政策，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一开始就感到:要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其最大的障碍和心病。

　　松室孝良在其情报的《共产党与共产军》一节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绥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 “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无大的资本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动。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战数万里，倍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反极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系污蔑红军东渡黄河之举——作者注），获得相当之物质，实力又行加强。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鉴于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无能，“于彻底抗日之共同目标下，于抗日图存、收复失地号召下，纷纷加入**，甘为共军之前锋，潜伏于华北，积极活动。并与在满红军，取得联络。”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巨大力量。这支力量的形成、发展与充实，实“为帝国之大敌”。不仅如此，松室孝良还忧心忡忡地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确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还有可能引起日本本土及占领地朝鲜、满洲等地的不安和恐慌。因为“帝国工商发达，早成劳资对立状态，一旦原料不足或市场狭小，发生缩减生活或生产过剩，定有失业之恐慌，极易受**之煽惑。此外，小农阶级、兵工分子之向上，满鲜民族之穷困，均为**可乘之机会。”

　　作为日本帝国主义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对当时中国社会作了长时期的调查，对各方情形看得清楚，分析透彻。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必然要遇到的两支军队——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松室孝良更是用了相当的时间、精力去调查、对比、分析与研究，最终得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于国民党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官吏和军队，松室孝良认为日军完全可以“不战而胜，一言可获”。但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松室孝良则小心谨慎、高度重视，以不能理解但又十分钦佩的语言，在情报中写下了他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看法和评价:“以共产军之实质言，实为皇军之大敌。世界各国军旅，无不须要大批薪饷、大批物质之分配与补充，换言之，无钱则有动摇之虞，无物质更有不堪设想之危。共产军则不然，彼等能以简单的生活，窳败的武器，不充足之弹药，用共产政策、游击战术、穷乏手段、适切的宣传、机敏的组织、思想的训练，获得被压迫者的同情，实施大团结共干硬干的精神，再接再厉的努力，较在满的红军尤为精锐。”由此，松室孝良预言:“此等军队，适应穷乏地方及时零时整之耐久游击、耐久战术行军，则其适于将来不能连战速决、物质缺乏之大战，极为显著。”为此，松室孝良建议日本军队及日本政府，若日军与共产党军队相遇时，应采取“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应严防其思想之宣传及不时游击与出没无定、扰攘后方之行军”的方针与政策。
日本侵华的具体方法:以浪人活动为先锋，以威胁利诱为手段

　　在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可能性及其应该注意的问题之后，松室孝良在秘密报告中向关东军建议，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法，应以浪人活动为先锋，以威胁利诱为手段。一、日本浪人有日本帝国及其军队作后盾，他们既“敢作敢为”，又对日本帝国效忠。“帝国之威望，皇军之威力，已深印入中国官民之脑海，故我帝国军民之在华北活动者，殊少遭到辱害之情形。大部浪人之不法活动，中国官民殊少干涉，更少向帝国官署抗议。因此，浪人之活动非常有力，愈益显示中国官府之苟安与无能，增加民众对官府之怨恨与失望。”二、“正当日人，洞悉中日间之纠纷，顾虑其生命财产，不愿对华进出以冒危险，或进出亦限于都市，不敢作不正当之事业”。而日本浪人“无家室之累，有敢干精神”，可以“充分的利用汉奸，通力合作”。“此种浪人，既受帝国之庇护，当然对帝国誓忠，故能迭有所命，虽死不辞。帝国即放纵其行动，中国亦无取缔之勇气”。三、假如个别日本浪人在中国活动不力，或因活动出格而引起外交纠纷，日本政府也可以藉口“莽民”，将其监送回国。这样，既无碍于日本帝国的威望，中国政府对之也是无可奈何，不了了之。

　　正因为在中国使用日本浪人有如此多的好处，所以松室孝良认为:在已完全为日本控制的东北三省，所有的日本浪人及其活动，已不需要，均应“全部取缔”。但对尚未被日本控制的华北诸省来说，不仅不应取缔日本浪人的活动，反而应大大加强。为此，松室孝良建议关东军:速将日本本土、朝鲜及东北三省的日本浪人，全部移至华北，使他们在少数军警的庇护下，去干那些正当日本人和军警不敢干、不愿干或不能干的侵略活动。这样，日本帝国就可以逐渐“培养为帝国先锋之浪人，使深入华北内地作特殊之活动，吸收各地亲日分子，以为帝国消灭华北实力派之羽翼”。

　　在采取何种方式实施对中国的侵略上，松室孝良也作了缜密的分析与计划。他主张“鞭策华北，使其官民对帝国怀普遍的恐惧心”，同时“以走私贿诱手段，作当地官吏性格之试金石”。松室孝良认为:虽然国民党政府在人民群众的要求下，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对比较强硬的对日措施，但这只是装点门面而已，并无多大的实际效果。例如国民党当局针对日本浪人疯狂走私活动所采取的缉私措施，松室孝良视为“一人撒米万人拾”的拙举，感到“可怜亦复可笑”。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告诫日本政府和军队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倘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能够采取断然的强硬措施，日本帝国再猖獗、凶狠，“亦惟有听其自主耳”。因为在中国政府的后面，有四万万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如果中国人民的力量发动、团结起来，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日本帝国所能征服的。“然观今日情形，彼辈基于普遍的畏我心理，卒不敢稍行阻碍。我仍宜继用威吓政策，以使其永久就范也。”

　　为此，松室孝良认为:日本入侵中国，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他建议关东军，要机不可失地乘势进攻华北，以攫取更多、更大的权益。在情报中他继续写道:“帝国如欲对华发动，口实随意可得。故视[现]在中国之官民，诚惶诚恐，对日不敢犯主义，殊极可笑。由此益可窥知帝国之威力，帝国安可不乘势进攻，夺取特殊之权益？”

　　在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法上，松室孝良强调:日本帝国“惟有抚情顺势，积极采用走私办法，作有力、普遍、切实之威胁”，才能达到“输入帝国大批商品，救济生产过剩之恐慌”的目的。也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才能既“侵袭英、美列国之市场而代替之，促成全华北物价之下落”，又能够“博得民众之欢心，增进其消费力与购买力”。

　　日本侵华基本方针:“以华治华”

　　中国政府及官吏间普遍存在的畏日心理，有利于日本帝国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而中国广大民众间潜伏着的巨大反日情绪和力量，又大大制约、阻碍着日本帝国的对华侵略。有鉴于此，松室孝良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华北所采取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尽量避免日本人直接出面进行统治，而宜采取“以华治华”的方针政策。情报写道:“帝国对华工作，此后应采取华人治华主义，其方式一为满洲国，绝不用军力占据，自找烦恼。因此，惟有利用土著实力派，造成若干自治独立之政权。第一阶段，必须确保华北及西北，其意:（一）华北各地民众，无组织多奸猾性，抗日力量较小，且为帝国解决原料与市场之地区。蒋介石对华北向持放任态度，事实等于放弃，帝国根据大陆政策，当不以此为满足。（二）西北（指绥蒙言）多为原野，蒙古官民易受皇军之怀柔与统治。（三）华北西北据满洲国之外围，可作相当之缓冲，在军事上有重要之意义:（1）使中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对日观念，纷纷映演，则收复失地之企望，逐渐消沉。（2）断绝中苏之联络，切断共同抗日之战线。（3）断绝非常时任何实力之侵向东北。（四）华北西北确保后，则华东、华中、华南可逐步完全威胁而服之，逐渐使中国政府消灭，而各个独立小政权，则均受制于帝国。”反之，如果采用战争的方式以图华北，建立日本帝国的直接统治，将会给日本帝国增加相当的困难和诸多害处，最终，帝国在中国要获得最终胜利，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此，松室孝良最后总结性地向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建议:“故我帝国今后对华工作之方法，决宜随时促进下列数点实现:（一）以威力胁迫并镇压各实力派，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二）慎勿以实力粉碎各实力派之力量，以免遭不必要之损失。（三）严苛监视并排击中国各实力派之精诚团结、自力更生，由觉悟而联合抗日。（四）严防中国当局之联苏、英、美而进行抗日。（五）务宜阻防冯系实力（指宋韩言）与阎、张、陕北红军之总联合而抗日。（六）吸引恐日病最深之实力分子，与以实力之援助，使之镇压抗日分子。”

　　我们不难看出: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这份秘密情报，对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形及政府和民众的心理，作了全面详细的调查分析，提出了详尽的侵华对策建议。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七七事变”激起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并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却是松室孝良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