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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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考[转帖]

　　九州考
　　九州之称，由来已久。关于它的含义，研究者颇多，成果亦颇多，但仍未能彻底搞清。笔者不揣浅陋，在此继承前人成果，再做一辨，以求教于学界。

　　关于九州，目前学界已达成一点共识，即“九州”原是虚指，后来才逐渐具体化。这是非常精辟的。从字面上看，“州”字金文中写作“A”，正象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之形，《说文解字》第十一下曰：“水中可居曰州。”可知其本意当与《诗经·王风·关雎》中“在河之洲”中的“洲”字略同，与行政区划无关。古时降水丰沛，人们往往居于傍水的高丘之上，因而“州”又成为居住区域的名称，遂有“夏州”、“戎州”、“平州”、“阳州”、“外州”、“瓜州”、“舒州”、“作州兵”之说，犹如“商丘”、“雍丘”、“作丘甲”之类。“九”字之意有二：一是确指，如“八年之中，九合诸侯”之“九”；一是虚指，表示很多，如“九山”、“九川”、“九泽”、“九薮”、“九原”等之“九”。既然“州”是很小的地理存在，“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九”就不可能是确指，而应是虚指。所以从本意上讲，“九州”决非指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而当是众多有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的总称；由人之故，又引申为“全国”的代称，犹“天下”、“四海”之谓。

　　到后来，“九州”终于具体化为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因在现有可靠资料中，具体的“九州”只见于战国，而未见于春秋，所以其时间可能在战国初期。对此大家异议不多。这里的关键是，这具体的九个州域，文献诸说却很不相同，为什么会这样呢？为研究方便，先将文献诸说分列如下： 《周礼·夏官·职方氏》曰：“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逸周书·职方解》与《周礼》全同，考虑到《周礼》较有系统，很可能是《逸周书》抄袭的《周礼》。）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曰：“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尚书·禹贡》：“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为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尔雅·释地》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杨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九州。”

　　《淮南子·地形训》曰：“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兖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申土。”

　　《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河图》曰：“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

　　《初学记》卷八州郡部总叙州郡第一引《河图括地象》曰：“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昆仑之墟，下洞含右；赤县之州，是为中则。东南曰神州，正南曰迎州一曰次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拾州，中央曰冀州，西北曰柱州一作括州，正北曰玄州一曰宫州，又曰齐州，东北曰咸州一作薄州，正东曰阳州。”

　　上述材料虽然联系密切，但区别也很明显，尤其是前四条与后三条之间差异更大。如各条中均有弇州（或作兖州，弇、兖字通。《初学记》形讹作拾州），但前四条定位在济、河间，后三条则定位在“正西”；冀州、阳州（形讹作扬州、杨州，阳古作陽）也是如此。所以上述材料应当基本分为两派：前四条为一派，可暂称为《周礼》派；后三条为一派，可暂称为《河图》派。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两派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周礼》派各家虽然也略有差异，但“九州”所包括的地域基本符合周朝的统治范围，并且各州分布亦与汉晋分布大致相同，易于理解，并无多少疑点，疑点最多的是《河图》派。《河图》派既曰“正西弇州”，而弇州就在山东西部（或曰济、河之间），古来如此，至今仍然，那“九州”范围岂不只限山东地区了吗？并且《河图》派有八个州均按以东南西北确定的八个方位分布着，正中则是冀州，为什么九州分布这么均匀呢？为什么冀州会是中心呢？

　　笔者前曾发表系列文章，论证了自黄帝始的先夏氏族和夏氏族可能都起于山东，夏代中晚期乃渐西迁至于河南的观点。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则《河图》派的诸种疑点都能迎刃而解。如果禹治水等活动的范围就在除胶东以外的山东地区，那根据茫茫禹迹所画的九州（虚指）自然就只能限于山东。后来（战国初期）九州具体化，如果明白真相的话（已有很多人不明真相了，如《左传·昭公元年》），学者仍会将它限于山东，在山东境内寻找要确定为州名的地名。这是最合理的解释。否则，如果九州原本就囊括整个黄河、长江流域，山东又长时期不再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学者们又怎能将它完全压缩到山东境内呢？

　　并且，《河图》派九州现在多能在山东境内找到地名来源。具体如下： 弇州，即今兖州。今市西30里有山名嵫山，大概因有奄国在附近，所以嵫山又名崦嵫山、奄山，为神话中日之所入。其上有神称弇兹，《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海渚中有神，……名曰弇兹。”西海即古之大野泽，在嵫山之西。弇州之名盖源于此；台州（或讹作括州、柱州），《列子·黄帝》曰：“华胥氏之国在兖州之西，台州之北。”地难考实。或谓源于古臺县，《山东通志》卷三十三疆域志古迹一济南府历城县条云：“臺县古城，在县东八十里，春秋齐邑，汉置县，属济南郡。高帝六年，封东郡尉戴野为臺侯。”在今济南市东北30里，但台、臺二字古异，疑非；玄州，《庄子·在宥》曰：“尧……流共工于幽都。”《尚书·尧典》曰：“流共工于幽州。”玄、幽意同，或即幽州，地难考实。或作济州，泰沂山系之北古有济水流过（今为黄河河道），依此而名济州，亦通。薄州（一作咸州），山东东北部古有薄姑氏，《史记·周本纪》曰：“迁其（奄）君于薄姑”，在博兴县东北15里，薄州之名盖源于此。

　　阳州，为神话中日之所出，山东东部古有阳国，《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历代州城形势一云：“沂水县南有阳都城，古阳国。或曰，阳国本在今益都县东南，齐逼迁之于此。”齐迁之事见《春秋·闵公二年》。益都今有河名阳水，莱州古有阳邱山（《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八莱州府云：“阳邱山在掖县东南三十里，亦名马鞍山。”今名大泽山），都可能与阳国有关。阳州之名盖源于此；神州，《河图括地象》曰：“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地难考实，惟《姓苑》云：“琅邪有神氏”，不知是否有关；卬州（或作次州），地难考实；戎州，山东西南部古有徐戎，《左传·隐公二年》云：“公会戎于潜。”即是。戎州之名盖源于此。

　　冀州，位居正中。文献中言之较多，如《楚辞·离骚》曰：“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曰：“冀，九州中，谓今四海之内。”但均未指出具体所在。我们只能根据其它材料做一估计。

　　现在所知最早与冀州结下关系的恐怕就是黄帝和蚩尤了。《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使应龙攻之冀州之野，……遂杀蚩尤。”《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其它有关黄帝战蚩尤的材料还有，《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盐铁论·结和》：“黄帝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

　　赤帝即炎帝，又号大庭氏，在今曲阜市附近。空桑即穷桑，《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杜预注：“穷桑，少皞之号也。……穷桑地在鲁北。”穷桑很可能就是宁阳县与曲阜、泗水两县交界处的小山脉。黄帝所居，即轩辕之丘，《山海经·海外西经》曰：“轩辕之国在（此）[其北]，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一曰]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一曰]在轩辕国北。”既曰“不敢西射”，则轩辕丘当在穷山西，“一曰”者并不可靠。穷山即穷桑，地在“鲁北”，可见轩辕之丘当在曲阜西北。《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曰：“封黄帝之后于铸。”铸后为蛇丘县治，在今泰安市西南夏张镇南故县村，正在曲阜西北。既封其后于此，可能此即古轩辕之丘所在，至少不会太远。涿鹿即蜀禄、烛龙、九淖，为古蜀族。《左传·宣公十八年》曰：“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在今泰安市西。可见这里远古确有蜀族。又《山海经·大荒北经》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是谓烛龙。”章尾（yǐ）山即钟山，又名舂山、东山。笔者曾据《穆天子传》推证该山很可能即今蒙山山脉的主峰龟蒙顶。若果如此，则古蜀族当原在平邑县东北一带。

　　冀，金文作“B”正象双角鬼脸人形。中国古有崇鬼风俗，冀州当即鬼州之意。梁《述异记》卷上曰：“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首？]，四目六手。……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正是鬼的形象。蚩尤被杀于冀州，看来应是被杀于他的老巢。赤帝、黄帝、穷桑、涿鹿既然都在汶泗上源，由此分析，蚩尤、冀州也应在汶泗上源范围之内。《述异记》又曰：“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山东地区蚩尤遗迹很多，并且也有蚩尤戏，据马德怀先生说：“早年山东泗水县民间保存了此项传统。”也可为证。

　　再具体说来，笔者曾据《穆天子传》推证洋水很可能就是流穿今新泰市境内的今柴汶河，为汶河的支流之一。关于柴汶河，学界有一定争议。依《水经·汶水注》，古柴汶河原名淄水，因流经柴县故城（今新泰市柴城村）北而“世谓之柴汶河”，但其源头并非今东周河，而是今羊流河。《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曰：“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成在今宁阳县东北90里，足证古柴汶河确名淄水，郦说当有所据。至于今东周河，《水经·洙水注》则以之为古洙水之源，西南流入泗水。但是今东周河与泗水之间隔有关山，不可能相通，也就是说今东周河不可能是古洙水的上源，而只能向西流注淄水（古柴汶河）。郦道元必是失察。至于《山东通志》言洙水之源在关山，且言小汶河（即今东周河）约在元明时汇夺淄水，那汇夺之前小汶河又流向哪里呢？总不至于自淤成渊吧？所以小汶河当自古就是淄水的一条支流，其名可能曾是洋水。《归藏·启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如果羊水就是洋水，蚩尤又在汶泗上源范围之内，则羊水只能是以今东周河为源的今柴汶河，蚩尤只能在今新泰市境内。这是很有可能的。若果如此，冀州之地也就在今新泰市境内。

　　换个角度说，《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平阳县条应劭注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广弘明集·对傅奕废佛僧事》引古本《纪年》曰：“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由此可知，尧都平阳应无问题。那平阳又在哪里呢？查阅文献，古名平阳者共有四处：一在山西，《左传·昭公廿八年》：“赵朝为平阳大夫，”《水经·汾水注》引古本《纪年》曰：“晋烈公元年，韩武子都平阳。”今临汾市治；一在河南，《左传·哀公十六年》曰：“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今滑县东南；两在山东，《春秋·宣公八年》曰：“城平阳。”今新泰市治；《左传·哀公廿七年》：“越子使后庸来聘，……盟于平阳。”杜注：“西平阳。”《水经·泗水注》引古本《纪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齐田肸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今邹城市治。

　　尧在河南并无证据，所以滑县之平阳为尧都的可能性很小，基本可以排除。尧在山东的证据则较多，因而新泰、邹城两处之平阳有一处为尧都是有可能的。进一步说，顾祖禹评论泰安州的形势曰：“州北阻泰山，南临汶水，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山东形胜，莫若泰山；泰山之形胜，萃于泰安。由此纵横四出，扫定三齐，岂非建瓴之势哉！”而这种“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的形势在泰安州中尤其体现在新泰县（现设市）。据考古学研究，山东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海岱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乃是鲁中南山地及其周围一带，新泰正处于该范围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尧虽然可能起于今菏泽地区，但设都于新泰一带，居中以驭四方却是极有可能的。就此而言，僻处西南的邹城是无法相比的，也就是说，如果尧在山东的话，其都平阳最大的可能是在新泰。尧在山西证据也较多，临汾之平阳为尧都虽不能完全肯定，但也无法完全否定。但既然尧在山东比在山西的可能性更大，证据也更多，那尧都平阳之在新泰也就比在临汾更具可能。综而言之，新泰的平阳最有可能是尧都。《左传·哀公六年》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陶唐即尧的氏族，其在冀州既明，而都邑平阳最可能在新泰，也就是说古冀州最有可能是在今新泰市境内。

　　明白了这一点，《河图》派九州的分布十分均匀、冀州被称为“正中”的原因就好理解了。《河图》派九州说也就并非无稽之谈了。后来，据《孟子·万章上》说：“舜……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曰：“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可知，舜、禹皆可能都于尧都平阳，皆可能都于今新泰市境内。今市西有禹村镇，历史悠久，为这种可能又提供了一条佐证。为什么要这样呢？当然是与新泰的地理形势（正中）有关了。近来学界已达成共识，周代所封夏后之杞曾长期居于今新泰境内。为什么会如此呢？恐怕是与禹可能都此有关！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疆域的扩大、对古史的遗忘，人们已经很难读懂实际保存了历史真相的《河图》派九州说了。于是便依据当时中国的版图来误读和改写它们，从而产生了《周礼》派九州说。甚至我们还可根据《周礼》派各家所保存的原貌的多少（如正东、正北、正西、正南、东南、东北等以方向定位置的词语）来大体判断其产生时间的早晚，即可能《周礼》最早、《吕氏春秋》其次、《禹贡》再次、《尔雅》最后。后来，邹衍又提出大小九州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恐怕就是邹衍既见两种“九州”说而又不能解其乖异，遂折中而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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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谈:日本人的姓氏[转帖]

准确地说，“姓”和“氏”其实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中国文化用“姓”来表示血缘关系，然后再在“姓”里面由居住地，职业以及社会地位再派生出“氏”。但几乎已经没有现代人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用的到底是姓还是氏了，所以一般都用“姓氏”来混为一谈。

据说中国有四千多个姓氏，对于十三亿人口来说，平均一个姓氏二十万多人，好像正常。又据说三亿美国人居然有150万个姓氏，平均每个姓氏只有200 人，似乎太少了点，但考虑到美国是个年轻的移民国家，全世界各民族的人都有，所以美国的姓氏也就是一个世界姓氏博览会，这个数字又变得能够理解了。

可是，号称单一民族的日本人，一亿四千多万人居然有30多万个姓氏，在亚洲国家里多的特别突出，这就不是很好理解了。

各民族都按血缘和家族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姓氏。中国汉族的姓氏都用汉字表示，单个汉字的占绝大多数，这种形式的姓氏被称作“汉姓”。东亚一带受中国儒教文明影响的国家使用这种汉姓方式姓氏的还有几个国家，像朝鲜，越南等。

但基本上其传统文化各方面都可以从中国文化中找到根源的日本文化中却没有汉姓的痕迹。虽然日本人的姓氏也用汉字表示，但除了很少几个其余中国也有的单姓如“林”，“谷”，“张”，“秦”之外，多达三十万的日本姓氏却几乎找不到汉姓。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秦”不但是“汉姓”，还可以明确肯定属于“渡来姓”，也就是横渡了大洋到日本岛上去了的那些人带来的姓。

日本人的姓氏是怎么回事呢？

古时候的日本只有贵族才有由天皇赐给的姓，这种姓在日本叫“本姓”，有点像中国的“姓”的意思。那时候有所谓四大姓一说，即藤原，源，平，橘这四个，其实姓橘的并不多，之所以也位居四大姓之列纯粹是由于当时的日本文化喜欢什么都凑一个“四”。

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天皇没有姓氏的理由了：姓氏是地位高的人赐给地位低的人，有地位的人赐给没地位的人，而比天皇地位还要高的人不存在，所以没人能够赐给天皇姓氏，这样天皇没有姓氏就是很理所当然的。

顺便说一句，天皇及其皇族没有姓氏，也就没有了护照，出国访问时会不会发生麻烦呢？不会。首先天皇是日本国的名义国家元首，在出国访问时享受国家元首待遇。而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元首出访是免护照的，所以天皇本人没有这个问题。皇族成员则是采取每次出国时由外务省每次一次性使用的旅行证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像“藤原”，“德川”这种看起来有点怪怪的的多个汉字组合又是怎么来的的呢？

其实和“藤原”不一样，“德川”不是姓氏，而是“字”。在中华文明中人名原来是由三部分组成，即姓，名和字。比如诸葛亮复姓“诸葛”，单名“亮”，字“孔明”。现在中国人姓名中的字已经没有了，“名”和“字”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名字”，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还是有“字”的，像大家都知道的孙中山就姓“孙”名“文”，字“逸仙”。

德川家康的全名叫起来是“德川次郎三郎源朝臣家康”，其中“德川”是“字”，“次郎三郎”是“通称”，“源”才是“本姓”，而“朝臣”是“家格”，有点像中国的“氏”，意思他们家祖先做过“朝臣”，最后的“家康”才是真正的“名讳”，日语中叫“讳”。所以本来应该是“源家康”或者是“源朝臣家康” 的，但后来由于“德川”从字变成了姓，也就被称为了“德川家康”。

“字”怎么成了姓呢？这要归结于日本人的命名文化中缺少中国文化的“辈分”概念。不少场合能从中国人的名字中看出辈分关系，同辈人用同样的汉字表示辈分，长辈和晚辈名字相像的很少见。但日本没有这个讲究，经常可以看到父子名字相仿的例子，比如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父亲的名字就叫东条英教。笔者有一位同事在家是长子，名字却叫“三郎”。笔者问其理由，回答是：“家里几代单传，所以爷爷是一郎，父亲是次郎，我是三郎，弟弟是四郎”，名字成了一家人统计男丁的工具了，日本人对于名字的马虎甚至到了这种地步。

因为日本人没有这种辈分上的顾忌，所以在要表明自己的家系时就采用这种这种用父辈或祖上字来说明的方法，久而久之，原本是祖上的字也就成为了后代姓名似的东西。

但这个还会变，像南北朝时代的武将新田义贞和胁屋义助是亲兄弟，怎么会有不同的姓？其实两兄弟都姓源，但哥哥开发了一片叫“新田庄”的领地，而弟弟在这片封地里弄了一块叫“胁屋町”的地，于是兄弟俩就姓了不一样的姓。

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有，比如战国时代秦国政治家，搞变法的那个商鞅，本是卫国国君的后代，姬姓公孙氏，称公孙鞅，卫鞅都可以，称姬鞅也行，但因为其封地在商，故后人多称其为“商鞅”。

这些姓氏都只有贵族才有，庶民没有。但庶民也不是没有姓氏，一般就是在附属的豪强的姓氏后面加一个“部”字，成为“XX部”的形式，表示这是XX的部曲，现在有时还能看到这种部曲姓氏的残余，比如曾经有一个棒球选手就姓“伊良部”，一看就知道其先祖应该是伊良氏的部曲。后来因为部曲制的废除和主家的流动，“XX部”的叫法也没有坚持下去，反而庶民可以自由地为自己的家族选择一个称呼符号。

但是严格地说，这种称呼呼号不是“姓”，因为不是天皇赐给的；也不是“氏”，因为和姓无关，为了和姓氏区别开来。日本人把这种平民的称呼呼号叫“苗字”，到后来又成了“名字”，在现在的日语中，名字，苗字，姓，氏已经成了一个意思。一直有一种说法是江户时代平民没有姓氏，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就“ 姓氏”在日语中本来的意义而言，平民确实没有姓氏，但从“苗字”在现代日本社会的使用情况来说，江户时代已经有不少平民在使用了。但是这种被使用的苗字并不被官方承认，在官方文书中看不到，而在寺院等的古文书中能够经常看到，有些古老商号的存在也是一个证明。所以“在明治以前平民没有姓氏”这句话不太准确，当然也确实有人没有苗字，但那一般都是因为一些原因把苗字给弄丢了不愿意再使用。

那么这些平民的“苗字”到底是些什么呢？就是现在最常见的，也是让中国人觉得最怪的带有特别明显的方位或者居家特征的那些日本姓氏，比如“田中 ”，“下村”，“井上”，“猪间”，“犬养”什么的。怎么会这样呢？平民的苗字只是用来区别一下，并没有什么别的意义。当时一般日本平民的名字非常简单，就是一郎次郎三郎四郎顺着往下排，家家都有。到底这个“一郎”指的是谁？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养了狗的那家的一郎”或者“水井上边那家的一郎”，时间长了，“犬养”，“井上”就成了那户人家的标示符了。在现在的日本还能看到上了年纪的人用“XX的YY”这种方法称呼人，比如“安倍的晋三 ”，就表示了这种称呼方法的由来。

这种“苗字”在明治以前就早已普及，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除了冲绳之外，日本的姓氏有很明显的地区集中现象，如果真是到了明治以后容许平民拥有姓以后才一拥而上慌慌张张地胡乱找一个的话，这些常用的特征是不应该发生地区集中的现象的。

明治维新以后的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平民苗字许可证》，认可了平民拥有的苗字的法律意义，1875年又颁布了《平民苗字必称令》，在规定所有人必须拥有苗字的同时废除了明治以前的“本姓”，只用苗字。在重新登记时，对自己原来的苗子不满意的人可以另选一个中意的苗字，因此现在在日本光靠姓氏是不能判断其先祖到底是贵族还是平民的。

顺便打两个有关人名的八卦。“丰田”，“本田”，“松下”这些世界有名的日本公司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听起来也不觉得怪，其实这就是创业老板的姓氏，和在中国常见的“张记”，“刘记”等小香烟铺的名字也属于同一级别，其实很有点土头土脑的。

同样用老板的姓氏来做公司名，有做的非常漂亮不俗的，世界最大的汽车轮胎厂家Bridgestone就是一个例子。这个Bridgestone的来历就是老板的名字是石桥正二郎，用了他的姓氏“石桥”。但是Stonebridge又好像读起来不上口，把“石”字和“桥”字换一下读起来就琅琅上口了。

还有一家在中国也很有名的啤酒公司叫“三得利”，英文商号是Sunrory，看起来很洋气，其实这个名字的来由还是老板的姓氏。老板叫鸟井信治郎，“鸟井”的日语发音是TORII，按日本人的习惯应该称鸟井桑——TORIISAN，但按照英美的习惯“桑”字要放在前面，Mr. Torii才对。所以就成了San Torii，最后就成了SUN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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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律师不能退回为国家法律工作者[转帖]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9-08-09 作者：黄波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是从清末民初开始建立的。时间不算短，可因为律师本来是西方法律文化的派生物，我们对律师这一角色的认识，便总难免徘徊不定。律师角色定位的艰难，突出表现在立法上。1980年通过的《律师暂行条例》将“律师”规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而在1997年的《律师法》中，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到了2008年，新《律师法》第二条则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到“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再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三种表述，语词差异中透露的是理念的进步，即我们终于承认了律师的职业本位和民间本位。立足于职业和民间本位的律师，就是以国家法律为“最高命令”，正大光明地为他的当事人服务，以获得报酬。

　　但正如哲人所言，社会呈螺旋式上升，往往退中有进，进中也有退。法律之外，现实中又总存在着一股要将律师拉回到“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力量。如内蒙古某区政府，为防堵“民告官”，连续多年聘下辖区内所有律师，要求其不得为“民告官”提供法律援助。有的地方，还将政府和律师之间签下协约从而约束其服务领域作为先进经验。明乎此，司法部部长吴爱英8月6日的一席话似在意外，又在意中。吴部长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教育管理，切实做好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指导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忠诚履行律师职责使命。新闻语焉不详，我不知吴部长的“教育管理”、“讲政治”具体何所指，此处仅谈点私见。

　　对律师的教育管理自不可少。法律在这方面其实一点儿没含糊，新《律师法》明载：“律师执业应当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只是我们该监督律师什么呢？毫无疑问，是看他是否违背了法律这个“最高命令”。但这种说法未必能得到全部认同，至少内蒙古那个区的官员就不会，在他们眼里，律师只要代理“民告官”，就是不服从“监督”了。而按这个思路走下去，律师这一职业还有存在之必要吗？

　　政治当然必须讲。但不同群体有不同讲法，就律师而言，什么是最大的政治？新《律师法》也说得清楚不过，“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一个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律师，绝不仅是其当事人的福星，更是社会的福星，因为他们共同撑起的，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依法行动显然就是律师最应该讲的政治。而众所周知，一国之法律，体现着全民和国家的意志，也自然包含着执政党的意志。只要在涵盖了执政党意志的国家法律框架之内，我们还怕律师不讲政治和脱离监督？

　　作为保护公民、社会组织不受包括公权力在内的非法侵害的法律专家，律师一旦变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则附着于国家机器，显然与其职能天然相悖。如果我们还希望好不容易成型的律师制度在社会中发挥良好作用，那么让律师退回到“国家法律工作者”的事情，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原载8月8日《长江商报》，作者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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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转帖]

《夹边沟记事》
　　
　　作者：杨显惠

　　去年在甘肃省靖远县采访的时候，我就听人说，有个名叫李祥年的夹边沟右派住在县城里。他是天津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曾在兰州市体委工作，五七年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劳教期问，他又升了一级，被正式判刑送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留场就业，几经周折落户在靖远县城，在县体委工作。
　　听到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我立即去他家拜访，却未能谋面。他家的门上挂着锁。邻居告诉我，十多年前他就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间字画社，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儿。
　　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作为天津市的作家，我终于听到厂一名天津人在夹边沟的故事；他是怎么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升级”这两个字我已经听到多次了，但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升级”的人；他原先在兰州市体委工作，落实政策应该回到原单位去，却又怎么到lr黄河北岸的干旱山区靖远县?
　　我立即返回了兰州，并且去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寻找李祥年，却未能觅到。
　　无巧不成书，今年秋季又一次来兰州采访，与一位名叫关启兴的画家朋友聊天时谈到这件事，他说，李祥年，你要找李祥年吗?我领你去。关启兴告诉我，十多年前，李祥年在兰州市举办书法展览，他们就认识且熟悉了。
　　难怪我找不到李祥年的字画店，原来它就在兰州铁路局旁边的街道h我却在红山根附近铁路新村的地段上转来转去。
　　掀开软塑料门帘进了门，我的画家朋友就和一位高个子年近七旬的人说话。我立即就意识到他是李祥年。他的白净的脸上岁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鼻翼两旁的八字纹刀刻斧凿般深刻。
　　略事寒暄之后我就说明了来意。他毫不推辞，爽快地说，你要问我在夹边沟为什么“升级”、怎么升的级、最后怎么又流落到了靖远县的，这可是一言难尽呀，我得慢慢道来：
　　我是1958年9月被兰州体委送到夹边沟去的。是体委办公室副主任和国防体育科的射击教练送我去的。为什么叫个射击教练送我?怕我逃跑呀。——6月份就宣布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我已经跑过一回了，我是被抓回兰州来之后送夹边沟的。这次送夹边沟，怕我逃跑，专门派了个射击教练提个小口径步枪押着。
　　我在夹边沟的境遇还算是好的。我是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生，体魄好，身手灵活；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进戏院子，懂京剧，能唱能表演。到了夹边沟，在大田劳动了几天，就被抽出来参加演出队，排练庆祝国庆十周年的节目，演戏。我还能画能写。我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胞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我当然也是能写能画。国庆节演出全本京剧《失•空•斩》我饰诸葛亮，一炮打响了，引起管教干部的注意，演出结束后叫我去写黑板报……我在大田里就没有干过几天——有时候，领导看我一块黑板写三天，就发怒，知道我是偷懒耍滑，叫我下大田去劳动。可是下大田没几天，就又把我调出来搞黑板报。我是偷懒耍滑了，可是，不偷懒耍滑的时候我一天能写十块黑板报，其他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光是又写又画，连稿子都是我自编自写，用不着管教干部操心。夹边沟的能人多得很，有画家，有诗人，有专业演员，但他们不如我多面手什么都能干。
　　由于能写能画能演能导能画布景，经常做零工做杂活，所以我到夹边沟一年的时间里没受太大的苦，身体没有累垮，也没太挨饿。我经常在黑板报上表扬食堂的炊事员。——这很重要。农场制定出的奖惩制度里有这样的条文：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可以解除劳动教养。我表扬谁谁就在管教干部心里留下好印象，有利于他立功和摘帽。所以我和炊事员们的关系好，去食堂打饭就打得多。我表扬了卫生所，医生就给我开病假条，我就可以休息，可以躲避重体力劳动，保存体力。
　　初进夹边沟的时候我也曾有过想法：不就是劳教三年吗?按照我当时的处境，的确还是可以的，比其他右派强多了，所以我就下决心熬下去，熬出这三年去。可是熬了仅仅一年零几个月，我就觉得熬不下去了：想女朋友了。我对女朋友的思念把我折磨得很苦，什么也不想干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就想逃跑了。想去看一看女朋友，见一面，和她叙一叙思念之情。也想告诉她我已经是右派分子了，正在劳动教养，你还爱我吗?如果她说还爱我，愿意等着我，我就回来再接着熬。她要是变心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宁愿到处流浪，漂泊……我的女朋友名叫俞淑敏，那时正在北师大读书。她是石家庄人。1955年春季河北省师范大学——那时校址在天津市——搞毕业实习，我在石家庄第二中学代课认识了她。那时我23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又是外向型性格，在二中实习期间正遇上河北省的运动会在石家庄举行，我担任篮球比赛的裁判，——那是我的长项——出足了风头。踢足球也是我的特长，我们体育系的足球队和河北省足球队比赛了三场球，我也出了风头。结果，就在我们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俞淑敏看上了我。
　　俞淑敏那年上高二，年龄还小，也就17岁。可那是个早熟的姑娘，不光身体发育早，——大个子，胸脯挺饱满——思想也成熟早。她常常用非常热烈的目光看我。咱们都是过来人，不用我说你们就明白，一个姑娘看上了你，那目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就在我们离开石家庄第二中学的前几天，我代表在这个学校实习的十几名各系的同学写感谢信，俞淑敏就围着我转，很殷勤。她一会儿去找墨汁，一会儿又去找毛笔。感谢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写的，我捉笔抄在红虎皮宣纸上。我的楷书是写得很好的，小学五年级，我的作品就获天津市小学生书法大赛第一名；初中时天津市搞中学生书画展，我的字画占了整个展厅的三分之一，楷篆魏行洋洋大观，斗大的楷书——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共公财务——大横幅是我写的，在天津市文化馆展出。
　　感谢信写完，俞淑敏满心欢喜地在旁边说，李老师，你的字写得真好，写得真好!
　　她真是从心底里钦佩我，看上了我。当然，我也喜欢上r她。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她虽然年龄还小，但的确是个美人，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美人，窈窕的身材，妩媚的脸蛋，真是漂亮极了。
　　我确切地认识到她爱上了我是在我离开石家庄前的最后两三天，她叫我去她家。从她家出来，她又叫我去公园。她说，李老师咱们去公园吧，你急着回学校干什么?过两天你就回天津了，还不在石家庄好好玩玩吗?在公园里她跟我说，李老师，实习完了，回到天津还能记得我么?我说怎能忘了呢，你可能很快就会把我忘了。她说我不会忘记你的，只要你不忘记我。
　　回到学校后就毕业了，等待分配工作，这时她又请假到天津来看我了。她有个姨妈在天津，她住在姨妈家里，但每天往我们学校跑，或者约我出去逛公园。这次相见，我把自己的相册和几幅字给了她。她回到石家庄不久就寄信来，说她父亲看了我写的字，夸奖我说，这小子这两笔字确是精彩。
　　我在兰州工作以后，我们之间书信不断。那时候最快的信是航空信，我们都寄航空信。航空信寄出的时候邮票上边要贴一枚蓝色的标签，印有“航空”两个字。五六年春节第一次回家探亲，路过石家庄我去她家看她，她父亲就对我说这样的话：淑敏年龄还小，你要爱护她，不要耽误她的学习。我的家原来是在天津，由于姐姐天津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国家建工部，在北京成了家，姐夫是五三年的留苏学生，是建工部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我的父母都已赋闲在家，就都搬到北京去了，我回家探亲是到我姐家去。这次我把淑敏也带去了。淑敏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父母很喜欢她，说她有眼色，勤快，嘴也甜。她见了我母亲叫娘，对我父亲称爸，俨然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了，乐得我母亲合不拢嘴。她在我家和我姐住一间房。她性格活泼，爱唱歌，还拉小提琴。我姐也很喜欢她。
　　这里有个小插曲应该说一下。1956年的全国篮球比赛在武汉举行，我身兼甘肃省男篮和女篮两支队伍的教练去武汉打比赛。那时甘肃省没有专业球队，都是从各厂矿企业抽来的运动员，可是那次我们的男篮打了个第三名，是迄今为止甘肃省篮球史上最好的成绩，以后的几十年也没超过这个记录。集训一个月就去打比赛，我在比赛中指挥得当，出了风头，结果女篮的一个运动员竟看上我了，频送秋波。最后的冠亚军决赛之后又搞了个表演赛，建工部队对福建队，赛委会叫我当裁判，这时候那位女队员给我拿衣裳端水；返回兰州的火车上，她也是一会儿给我倒茶水，一会儿削苹果给我，其他队员都看出来她爱上我了。回到兰州后她每个周末都约我去看戏，星期天去逛公园，都是她花钱。这个姑娘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比我早毕业两年，是省建工局的技术员，工资比我还要高一级，月薪84元。她元旦回家探亲，——她的家也在北京——临走问我带什么东西不?我买了点哈密瓜干和葡萄干叫她捎去。碰巧她父亲也在建工部工作，她回去一打听就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家走了，与我的亲人见了面。她回家探亲还没回到兰州，我父亲就来了信，说，你托杨某带的瓜干收到了。杨某对你的评价很好。我们全家人都看出来她对你有好感。她的学历和收入都不低，可是我们认为还是淑敏优点多。我们不希望淑敏小小的心灵受到打击和伤害。你可不要喜新厌旧顾此失彼。过了几天，我姐也来了信，说，祥年，我和你姐夫都有预感，看起来你和淑敏的婚事成不了啦。你是不是觉得远水不解近渴——淑敏到今年夏天才能高中毕业，还要上大学，你等不住，怕她将来有什么变化，把你的婚事耽误了?我和你姐夫的意见，还是杨某对你更合适也更现实。
　　其实，我从心眼里是喜欢淑敏的——我以貌取人：那位姓杨的姑娘就是个子高一些，长得白，可长了个单眼皮，是个胖丫头，身材长相都比不上淑敏，我看不上她。不过我觉得姐姐说的话也有道理：淑敏要上四年大学。四年，可不是四天四个月呀，她真要是上完大学变了心，可真就把我闪下了!于是我把姐姐的话写信告诉了淑敏。我的意思是告诉她，我等着你，你可不能变心呀。她很快就复信了，信中说，我是真爱你的，你不要不放心。你要是不放心，我今年寒假就到兰州去和你同居，以表心迹。就是我父母亲拦我，我也不听他们的。
　　不是在兰州，而是在北京，——五七年的春节，我回家探亲——我先到石家庄看她，然后一起去我家。吃北京下了火车，去我家之前，我们在广武门的旅社里同居了一天。只是我运气不好，我回家就一个星期的假期，而那几天她正好来例假。我们虽然在一问房子里住了一夜却未能尝到禁果。这次探亲后回到兰州，再写信的时候，我称呼她爱妻。她呢，也在信中写：祥年，我的夫。她还在信中说，将来我们有了孩子，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画家，或者是运动健将。我和她还没有成为夫妻，但从感情上却胜似夫妻。我们鱼雁传书，频繁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和对于爱情生活的渴望，设计着未来生活的美景。可是，反右斗争开始了……我成了右派!
　　从1957年底开始，我就再也没给她写信，因为这时已经宣布我为右派了。我觉得我不配她了，不能再和她恋爱了。再要是给她写信，再恋着她，那我就是在害她。
　　我原以为，不再给她写信了，就可以切断我们的恋情了，可是我错了。到了夹边沟的艰苦环境之后，我对于她的思念竟然愈发强烈了。在劳教分子的宿舍里，在寒冷难眠的长夜里，我经常想起她妩媚的面孔，想起她柔软的身体，想起两个春节我回北京探亲，她住在我家里，她拉琴我唱歌或者我们俩一起唱歌的情景……
　　终于，我对淑敏的想念发展到了不能遏止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她。那时候我什么都不顾了，心想一定要见她一次，然后叫我去死都行……
　　同1959年的春节一样，1960年的春节到来之前半个月，农场又把右派当中有表演才能的男女抽出来排练节目，准备节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剧团、秦腔剧团的几个演员以及几个票友演了整场的京剧《失•空•斩》，今年我们还是演《失•空•斩》。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演员们都两腿发软，没有了排新戏的创新精神，演戏只不过是为了逃避劳动，}昆一顿夜问的加餐。我的腿也发软，发飘，但相比而言比别人强些，因为我参加重体力劳动少，体能的消耗比别人少。
　　离着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里我们点着汽灯排练节目，到12点钟吃完加餐，就都散伙了，回宿舍睡觉。我也躺下了，装睡，没脱衣裳。睡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就爬起来了。把一只皮箱塞进被窝里，枕头摆好，枕头上还放了一顶前两天拣来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种假相：李祥年睡在这里。如果队长或管教干部进来查夜，不拉被子是发现不了的。这样，天亮之前不会有人发现我逃跑了。
　　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国庆节开大会的时候，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却还必须在夹边沟就业，一月挣24元。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造思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人们都绝望了，铤而走险逃跑的人随之多了起来。为了预防逃跑，农场每到夜间就派管教干部和右派中的积极分子值班和巡逻。为了避免遇到值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壶和几个存下的干馍馍藏在贴身的棉袄里边，外边披了一件蓝棉布大衣，装成上厕所的样子进了厕所，然后从院墙上翻过去落在农场大院的外边。我没敢走当年从酒泉来夹边沟的公路。我不清楚，从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夹边沟的五公里必经大道七会不会有人巡逻；从这条公路走要经过两条河流上的两道便桥，这条路最便捷。我顺着农业大院外边的通往新添墩分场的大道往西走，经过五八年建的炼钢厂——几间平房，早就改为农场卫生所的太平问了——再往南拐，穿过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边。由于是三九隆冬，河上结了厚厚的冰，我踩着白冰过了河。穿过一片田野，又走过同样是冰封雪盖的北大河，我的脚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当然我不敢大摇大摆地顺着公路走。我仅仅沿着公路快速地走了几公里，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离得夹边沟远一些，然后就下了公路，在长满了芨芨草或碱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还不能离公路太远，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赶路：一旦农场发现我逃跑了，管教干部就会骑着马追上来。
　　我原计划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县的，可是八点多了，天已拂晓了却还看不见县城，只有黄沙铺就的公路和残雪映衬下显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荡荡展开。两辆拉麦草的大轱辘车吱吱咕咕地行驶在公路上，还有赶车的农民。
　　又走了两个小时，我才走进县城。
　　进了城我立即在一个小旅馆里用偷来的一位兰州炼油厂的右派的工作证登记了一间房子。我估计夹边沟农场已经发现我逃跑了，领导派出的管教干部和拐棍们已经坐着汽车或骑着马往县城和火车站来追捕我了。他们估计我不敢进旅馆，我却偏要住在旅馆里。
　　在旅馆藏匿了一天一夜，转天清晨，我赶到了酒泉火车站，躲在站台对面的一个土坑里。
　　大约九点多钟，一列从哈密开来的客车进了站。我没敢去买车票，从车下钻过去之后我立即融进了拥挤着上车的人群里钻进车厢。年关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挤得车厢里水泄不通。我坐在车厢中间的过道里垂着头打盹，一次车票都没有查，二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到了兰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着我，——真是疑神疑鬼呀——我往东走了一截，找到支线上闲置着的一截车厢爬了进去。等到下午，我又上了36次从西宁开往北京的快车。我的运气真好，从兰州去北京的客车比从哈密开来的更拥挤，也没人查票，四十多个小时，我蜷缩在一排座椅下边睡到了石家庄。
　　对于石家庄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在这儿实习过，五六年和五七年两次回家探亲我都来过这儿，五七年还在淑敏家住过半个月。我很快地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离着淑敏家不远的一条街道上下车，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翌日，我先去洗了澡理了发，然后去市场买了两只鸡提到旅馆。我的气色难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着鸡住淑敏家走去。
　　真是太巧了。还没走到淑敏家门口，我就遇到了她和她姐，她俩推着一辆自行车和我走了个迎面。我当时戴着口罩，没戴帽子，她一眼就认了出来，惊讶地叫了一声：呀!这不是祥年吗?
　　我从她的表情看出来，她看见我很惊讶，但声音里又充满了惊喜。这时我倒有点难为情和尴尬了。自从1957年年底我被划成右派之后，就再也没给她写过信，她几次寄信给我我也没复信。她可能早就以为我变心了，不爱她了，所以这次见到我她才表现出如此的惊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我只觉得我的心揪紧了，身上发冷，脸却发烧。我支吾了一声，算是和她打招呼。接着，为了避免她再问我什么，我采取主动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她姐回答，我们想到一个老师家去看看。
　　我说去吧，你们去吧。我去你们家。
　　淑敏说不去了，不去了，走，咱们一起回家。
　　淑敏和她姐把我让进她家。
　　自从1957年的春天在她家住过半个月之后已经近三年了，我没有来过她家，也没有写过信。我担心这次来她家她会冷落我，也害怕她的全家人冷落我，我低眉垂眼畏畏缩缩进了她家。没有，她和她的家人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家住的是一座独门小院，我一进去，她家的所有人都集中到她父母住的房子来了。这是里外两间的套房，里间是她父母的卧室，外间是客厅，所有来她家的客人都在这间房接待。她的父亲是医生，除了她的父亲还保持着家长的矜持和尊严，说话有尺度面部表情一如往日平静之外，其他人都对我的到来显得惊喜和热情。她的母亲一见面就问我吃过饭没有，并立即催大女儿去做饭。我说吃过饭了，老人立即责怪我：为什么在外边吃饭!怕我们不给饭吗!接着又问几点钟到石家庄的……说着话，老人突然问了一句：祥年，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又黑又瘦?兰州吃不饱吗?我是比前两年瘦了一些，我也知道自己变黑了。河西走廊的太阳是很毒的，空气干燥，我又长年在露天劳动和工作，能不黑吗?淑敏进了房子立即给我倒洗脸水，倒茶水。她的姐姐弟弟也都站在旁边看我，时不时地插句话。
　　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就冷落下来，他们全家人像是约好的一样突然都不说话了，房间里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静默。除了铁皮炉子散发出的温暖宜人的空气依旧之外，我突然感到了异常和尴尬。我明白，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她的一家人都在心里想：这个李祥年两三年没音讯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了?
　　这时候我的心突然就刺痛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我不再是二三年前的我了。淑敏的弟弟以前见了我叫姐夫，成天围着我转，可现在他静静地站在卧室的门口，一句话不说，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在审察我。以往就是在父母面前，淑敏也是待我很随意的：喝水吗?自己倒；或者是这事呀那事呀，想起什么说什么。这天晚上她给我倒了一杯茶水之后，就退到角落里在一只板凳上坐着，不说一句话。我看见她有时候直着眼睛看我，有时候又很不自然地拘谨地捏着她罩衣的衣角卷呀卷呀。
　　尤其是看见了她的比从前更成熟更好看的胸脯上别着的北师大的校徽，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阵发冷：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了，而我已经变成阶下囚了，流放夹边沟……我已经不配她了!行了，见这一面就行了，走吧，我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员了。再说，将来的日子我还不知要走什么样的路……
　　坐了一会儿，在一阵静默中我站了起来，说，伯母，我走了，伯父，再见……
　　我是九点钟离开淑敏家的。淑敏没拦我，只是她母亲客气地问了我一句：这么晚你上哪儿去?我说我住在旅社里。她母亲就没再说什么。淑敏送我到院门口才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一句话：你明天来，早晨八点钟来……
　　我没回答她。还有必要来吗?我心里这样想。我只是说了句你进去吧，回房去吧，就转身离开了她。但这时她弟弟跑了出来，喊了声姐夫，然后说，你不要走，你就住在我的房子里，我住里屋去。
　　从前我来淑敏家，就是住他的房子。
　　我理解这个中学生的心情，以往的两年中他已经熟悉我了，把我当成他家的一个成员了。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问我这问我那。他喜欢踢足球，我就给他讲足球，并比划着教他踢球的技术动作。我是他心目中崇拜的人。他不愿意我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可能作为一个初中少年他还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我和他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为什么这样匆匆离去。
　　我在他家时说，我是回北京探亲的，顺便在石家庄下车来看看的，此时我不得不又一次撒谎：不行，有一个朋友在旅社里等着我，我一定要回去。我送他上火车，明天早上再来。
　　离开淑敏家，我在心里想着：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我与她见一面就行了，我们的缘分尽了。但是回到旅社在床上辗转一夜未眠，早晨起床后鬼使神差地我又往她家去了。
　　我舍不得和她分手。我想坦白地告诉她我的真实情况，我想问一句，她愿不愿等我，愿不愿和一个囚犯保持恋爱关系。我是为了这件事来的，我一定要把话说出来，并且还要请求她：不要抛弃我，我是真正爱你的……即便她不同意将来成为我的妻子，那就再叫我看她一次，看看她妩媚的脸，看看她成熟的窈窕的身材，看看她的笑容，听听她说话的热烈亲切的声音……
　　我往她家去。路过集市，我看见了她母亲，她姐姐，她们在买菜。看来，她母亲今天要款待我。可是我突然想：不，款待我是次要的，她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买菜，淑敏的姐姐是天津医学院的学生，二十二岁了，完全可以办好这件事的。她们母女大清早出来买菜，足为了给我和淑敏创造个谈话的环境!淑敏的父亲上班去了。
　　我走到淑敏家门口了，却又突然踌躇起来，犹豫了：我是个右派，劳动教养的囚犯，逃亡在外，这辈子都没希望了，还有什‘么脸面、资格去见淑敏?淑敏是大学生了，将来的中学教师或者大学教师，我去找她，她如果真的还爱我，许诺等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我会毁掉她的前程的，会毁掉她的一生的……
　　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她幸福，祝愿她找一个好丈夫，然后就转身走开了。
　　当天下午到了北京。
　　因为想念淑敏，我逃离了夹边沟。我见到淑敏了，但是由于我的自惭形秽，我又失去了她，逃离了她，现在我该干什么呢?我原先想的是只要她还爱我，只要她说你去接受改造吧，你改造好了，我还是等着你，那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返回夹边沟继续接受改造。可事到如今，我的前途已经葬送，爱情也已然葬送，整个的生活失去了光彩，我还有必要自投罗网重返囹圄吗?没有，没有这个必要了。我已经不对心爱的人承担义务了，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活着了，那就想办法活下去吧：流浪。我认为我有能力在流浪中生存下去。那一年我二十八岁，虽然在夹边沟饿了一年多身体有点虚弱，但我毕竟年轻，我的身手是敏捷的，生命还充满活力。我只要能找到个活干，无论多苦多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不陷囹固，不进石头城，保持我的自由的身心，我都能忍受，能生存下去。
　　可能所有逃跑出来的囚犯首先想到的去处是回家看看，得到父母的庇护和接济吧。那天离开了石家庄，我首先想的是回一趟家，见见的我父母，然后再走上流浪的生涯。
　　我是等到夜色降临之后回家去的。我姐姐和姐夫都在设计院工作。她们的家在北京去通县二十里远处的管庄居住。解放后国家在那儿盖了大片的楼房，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家属们都住这。但是，我乘坐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到了管庄，到了姐姐家门口，我却犹豫再三不敢敲门。
　　1957年的夏季，兰州市的各级机关大鸣大放和开展反右斗争，到了十一月，我就被定为右派。最初，我并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之中，因为我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我的家庭出身也仅仅是旧职员，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但也不是地主资本家，所以我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但是，我被定为右派之后，不叫我做教练了，也不叫我当裁判了。我从河北师大毕业后仅仅在兰州体委工作了两年，可是在兰州的体育界，我是出风头的。那时候兰州体校设在市中心的兰园，我给学生们上课。兰园有全市惟一的一片灯光篮球场，每一场兰州市的或者省级的篮球比赛，都是我执法，满场跑，动作漂亮，反应敏捷，判断准确……我走在街上许多年轻人认识我，叫我兰园裁判。我还是《甘肃日报》的特约体育撰稿人，写过介绍五六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新规则的文章，写过介绍小足球的文章。我还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解说员。重大的比赛，我坐在球场边t对着麦克风解说，电台现场转播比赛。但是，定为右派之后，我的工作就是比赛前画线，抬保温桶，抬开水，烧开水。往常叫我李指导的学员和运动员，现在在水房遇见我，这样跟我说话：李祥年，把水烧热了，我们要洗衣裳。李祥年，这水没烧热，怎么能洗澡呀!工作是不怎么累，气却不好受。我一生气干脆就不f r，不管领导怎么批评我都不干r，每天跑到兰园北门的茶馆听人说书。于是，到了这年六月的一天，领导在大会上宣布，李祥年因其态度恶劣开除工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对这一决定极为不满，领导宣布的那天，市公安局来了一个警察，他们原计划一宣布就叫警察把我带走的，但我立即作出了反应。我说，我不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党对右派的处理是有政策的，右派是敌我矛盾，但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于开除公职的干部允许其自谋生计自寻生路出路。我要求自谋生计。不等领导说话我又说，这是党的政策，我按党的政策办的，你们如果违背党的政策非要叫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那就是反党，反对党中央。我要告你们去。我要告到省委，告到党中央。
　　我的一席话说得铿锵有力。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没见过这样的右派，一时间他们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贸然上前抓我，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无声哑然失色。大概静厂一曲分钟，领导才说了’一句：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叫李祥年先冷静冷静，回上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计散会之后他们就要请示上级，如果I：级回答对不服从组织处理的右派强行扭送夹边沟，明天町就晚了!散会之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买_r车票、，傍晚等到机关下班之后酬到宿舍，把被褥卷起来，叫个三轮送到火车站，当仪就f：了44次列车，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哩，我不敢说实诵，就说是回家探亲来的。为什么不敢说呢?就因为我妈思想积极。——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就是人们常说的街道老大妈。她尉为工作积极还戴过大红花呢。我父亲虽说赋闲在家，但胆子小得很。旧职员嘛，惟恐有什么祸事临头。五七年我被定为右派之后，我曾写过一封信给父亲，说反右斗争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亲回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定为右派，挨批判没关系。我在家里待着，心情不好，又没事干，就每天跟着父亲出去，会他的那些票友，唱戏，消磨时间。在家里待了一个月，兰州市体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了。领导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这时在设计院当总工程师，胆子也小得很。领导对他说，林总，你思想挺积极的，政治上要求进步，家里怎么养了个不劳而获的右派分子，还是劳教分子。我姐夫说我不知道这事呀。领导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劳动教养去。姐夫一回到家里就说了这事，当时全家大惊失色哑口无言，我父亲连晚饭都没吃。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姐姐跟我谈话，说，你还是要回兰州去，我们给你拿钱买车票。我当时没说不回去，因为我知道，我住在家里对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牵连，他们保护阶级敌人嘛。可是我心里的确不想回兰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两三天，姐姐和母亲没再逼我，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来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母亲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惊醒了，吓得惊叫起来，像是魇住了一样呻吟不止。我母亲当时安慰我：祥年，你怎么啦，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啦?别害怕别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谈话，说，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逃跑呀!我说党的政策允许自谋生计，我是开除公职了，回家来了，这怎么叫逃跑呀?警察说，劳动教养是经政法机关审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强制执行的，你还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后母亲跟我谈，祥年呀，你还得回去呀，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转天，母亲给了我些钱，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公尺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复还是复还了，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五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十八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1r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_『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没去，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说在街上见到我了，为什么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学家?我姐姐看了这封信，汇报了设计院党委，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说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来，关到了看守所。过了几天，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教练来了，把我接回了兰州。在火车上看得严，没机会跑。到了兰州，回到五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借着解手的机会我翻墙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我，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我吓得腿都软了，被他们抓回去了。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夹边沟。
　　……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这天走到了家门口我又不敢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姐夫给了我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于，北京却没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溜达，在商店里站一会儿，暖和暖和身体，夜里就去蹲火车站的候车室。正是春节运输的高峰期，流动人口多，我在候车室坐着睡觉并未引起警察的怀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两三元钱了，我的内心很恐慌：怎么办，花完这两三元钱后挨饿吗?我想来想去，决定去偷了。我也看见了少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这是不犯法的，我却嫌丢人，张不开口向人乞讨，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查。
　　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又买了一把钳子，钳子插在衣裳里边的皮带上。这天夜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白天侦察好的，进修学院放寒假了，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门房的门锁着，没有人。
　　我是夜间12点钟走进进修学院的，门大敞着，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进了院子我就东看看西走走，看能从哪儿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问我干什么的，我就说找人。我穿着蓝棉布的大衣，长毛绒的领子，里边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不像个拧门撬锁的。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样子过了近一个月，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一次案：有一天夜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光通明的楼群里。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我在院子里侦察时发现有军人在走动。院里有一栋平房，一间房门口挂着个牌子：伙食管理委员会。我拧开门进去，偷了一大摞粮票，一百多元钱，还有十几斤油票。
　　这一次作案之后我准备离开北京。我怕在北京街头流浪的时间长了，引起公安的注意。谁知就在我离开北京的这天出事了。我偷了七八百斤粮票，在北京猛吃了几天：下馆子，或是花半斤粮票三五元钱买一斤高价糕点。有时为了省钱买平价点心，我也站在副食店里向买食品的北京市民换北京市粮票。但这种时候总是担惊受怕。怕有人追问我哪来的全国粮票……做贼心虚呀!我还把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的油票寄给了我们家。那次偷了一大摞粮票，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终没数过，怕叫人看见和引起人的怀疑。这天准备要离开北京了，我想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清理一下，就去公厕解手，蹲在茅坑上数粮票。我正数着，突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显了一下，抬头看时发觉隔墙那边的茅坑上解手的一个老头解完了手，站起来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我。我立即把粮票装进口袋，站起来走出厕所。后来我又去浴池洗澡睡觉，醒来之后去火车站买票。在售票处，我刚买完票，两个穿便衣的人走上前来堵住了我的去路，说，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怀疑你，请跟我们走一趟。北京的警察是很文明的，他们还说，我们如果搞错了，我们向您道谦。
　　原来，我在公厕解手，旁边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数粮票，出厕所后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觉的时候报告了警察。那时候的澡堂子不像现在，没有放衣物的柜子。我去洗澡的时候衣物和书包就放在一张床上，警察就检查了我的书包和衣裳，看见了里边盖着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几沓子粮票。
　　我被初步审讯后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审讯时来了个军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那军官问我：柜子里还有三大摞粮票你怎么没拿?我回答，我不是惯偷，我是走投无路才偷粮票的，偷这一摞够我吃一年的，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过几天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没有再叫我去夹边沟而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判我六年劳改，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到六一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
　　我后悔从夹边沟逃跑吗?不，不后悔。尽管我判了六年刑，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会饿死在夹边沟的。夹边沟关了三干名劳改分子，许多人家里寄炒面饼干，到六零年的后半年也饿死了，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一元钱，我能活下来吗?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窑，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我的运气真好。
　　1965年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十工农场。一年后劳改期满不准回家也不准回兰州，又转到四工农场就业。从四工农场转到下河青农场，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新华农场。1969年战备，又从新华农场迁往五大坪农场。最后转到北湾农场。连劳改带劳教带就业，我在农场总共干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是这么过来的：除去两年劳教，再除去六年劳改，就业期间一月挣二十四元钱，伙食费十七元，剩下的七元钱买肥皂毛巾牙膏，还要穿衣，还要吸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一条毛巾剪成两截使用，擦脸舍不得用中间擦，而是用边缘和四个角。这样用的时间长。节省了再节省，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买了旱烟叶。人在忧愁、烦闷和焦虑的时候不停地吸烟，没命地吸烟。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经常一顿饭只吃一个二两的馍馍，把另一个拿去换一撮烟叶。我吸过菜叶子，吸过向日葵叶子，吸过晒干的骆驼蓬——一种非常臭的植物。我还吸过锯末。劳动中能偷懒就偷懒，能装病号就装病号在宿舍睡觉。为了偷懒，有时必须撒谎：对管教干部说，报告队长，组长叫我去浇水。管教干部说去吧。到组长那儿又说，报告组长，队长叫我给北湾大队写毛主席语录去。组长说去吧。好了，这一天哪儿也找不到我，我跑到北湾公社给农民漆棺材去了，能混两顿饭吃。遇到要开大会，我主动要求发言，这样就可以用写发言稿的名义休息一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办法，主要的还是我能写能画，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我经常画主席像。给农场画，借到外单位画，给农村画。借出去画画能把我当人，能混着吃几顿饱饭，还能搞到点烟叶。人都说我是压不碎夹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头上饿不死的李祥年，就因为我能画能写能演能唱，到哪儿都是多干零活少下大田，我的身体始终没有被摧垮。
　　身陷囹圄十几年，石头城里十几年，除了想办法吃饱肚子就是盼着大赦，盼着甄别，但从来没有过大赦，也没有过甄别。还想什么?还想的就是这辈子完蛋啦，再也见不着俞淑敏了。俞淑敏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嫁人了吧，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幸福吗?
　　劳改的六年?那当然比就业更惨了：在公安部队的枪口下劳动，早晨像牲口一样赶出来劳动，晚上收监大铁门一响——咣当一声，吃喝拉撒都在监房里。犯人们编了个顺口溜：关禁闭大休息，斗争会看大戏，强制劳动炼身体，枪毙透透气。
　　由于从城市来的劳改释放人员必须在劳改农场就业，永远不准回家，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而我如此地渴望自由，1972年开始我就下决心要自己想办法了：想办法找个农村女人，到农村去落户。说起找对象，真是悲惨极了。我记得在下河清农场的时候，那里有五十多名就业的大学生光棍，竟然为了一个瘸子姑娘争风吃醋。下河清公社的女人，瞎子，瘸子，缺胳膊短腿的，都叫农场的就业人员找光了。我是在北湾农场找的，总共说了四个。第一个是天远公社拖拉机站长的遗孀，我画主席像时大队书记看得起我，给我介绍的。这女人有两个孩子，三十多岁，人挺好，我同意，她同意。可是女人来农场了解我的情况，管教干部竟然说人家：你还是共产党员?你怎么能找这些地富反坏右呢……搅散了。在南华大队画主席像，一位公社干部同情我，介绍个女人；我去见面，是个背锅，不到我半截高，擦锅台还要站板凳。第三个是北湾大队的，名叫赵玉兰，年轻，人材好，离场部也近，别人介绍后我自己去找她，她同意了，只是孩子多，才二十八岁，就五个孩子。她之所以同意嫁给我，是为了招夫养子。我咬咬牙也同意了，为了自由，我什么都能忍受。她来农场送过我几次馒头，春节还提过几斤大肉。娘家爹妈我也去拜访过了，说，我们不管她呀，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农场领导也说了好话，说成了，却又出了意外：赵玉兰的弟弟是个油漆匠，给人画柜子漆棺材，而那时我也有时偷着跑出来给人家漆个柜子写个对子，我的水平比他高，他怕我到他姐家落户抢‘r他的生意，跑到他姐家大吵大闹，又搅散了。
　　我找的第四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女人，名叫魏万花。她那时三十岁出头，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丈夫是崖塌了砸死的。我是个光棍，她是个寡妇，我同意，她也同意，她跟人说，劳改释放犯就劳改释放犯吧，瞎好是个大学生。我们在北湾农场结婚，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房子，是就业人员腾出来的。领导还叫我休息了一星期，算是度蜜月。婚后我立即就打报告：我现在有家了，在农村，我要求到农村落户。1976年，我终于在平铺乡二队魏万花家落户了，成了一名自由的公民。
　　说到结婚还有个小插曲：结婚前女方要六尺条绒，我没钱买。我给姐写封信，我要结婚了，为的是离开劳改农场，无论如何请你帮助我一下。求你了姐姐。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还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是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
　　再说个小插曲：我在酒泉的下河清农场就业的时候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信里对当时刑满不准回家发点牢骚。我姐竟然把我的信转给农场党委，结果造反派——管教人员——毒打了我一顿。
　　我在平铺乡二队落户，当了公社社员，可又是个二等社员。队里很穷，打的粮食少，队长不叫我参加劳动，不叫我挣工分，怕我分队里的粮食。实际上不叫我劳动更好，我从队里借了十几块钱，买了几个刷子、油漆和颜料，走村串户给农民画柜子画棺材。箱子上画凤凰戏牡丹，画二龙戏珠，棺材上画百寿图。我每天都能挣几斤粮食，全家吃不完，过年还能提几斤肉回来……
　　1978年底落实政策，平反，就地安置在靖远县体委工作。平反后的第一件事是给淑敏家写封信，然后我就回家探亲了。回到家中，父亲告诉我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我淌了几滴眼泪，但并不想她。我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是她把我送回夹边沟的，我们的骨肉情早没了。父亲听了我二十年生活的叙述，老泪纵横，说，你早来五十年或者晚来五十年就对了。在家里我问我姐：我是杀人放火了，投敌叛国了，还是奸污妇女了，你和我划清界线?我还说，我挨饿那些年给你写信，要点炒面，钱，可你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支持我，我几乎饿死。你的心怎么这么狠?这么没情没义?我姐说，我总认为党是讲人道主义的，生活上不会虐待人的……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有一天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的淑敏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这一提淑敏，立即勾起我的深刻的伤感，我也在心里呼喊：淑敏呀你现在在哪儿!你收到我的信没有?我还能不能见到你?
　　我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探亲回到靖远，县体委我的办公桌上放着淑敏的一封来信。
　　淑敏在信中说，她元旦回家看望父母见到了我的信。读完信她失声痛哭……我的信里写了些什么呢，写了二十年来对她的思念，也写了我二十年来的生活。我的信是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写的：①自从1958年春天开始我就不给你写信了，为什么?答，1957年底我就成了右派了，我就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痛苦地退却了，目的是让你找一个能叫你幸福的人；②1960年春节我怎么又出现在你面前了?答，我在劳教中因为想念你而逃跑出来去看你的；③你叫我第二天早晨去你家，我为什么没去?答，我已经走到你家门口了，没进去，站一会儿走了；④为什么没进去见你?答，那天进去我就得说谎话，我不敢说真话，如果说了假话，隐瞒我的劳教身份，那就害了你；⑤离开你家后我去哪儿了?答，到处流浪……我在信的结尾说，淑敏呀，那次石家庄之行，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被抓回去投入监狱劳改六年，然后是没有尽头的就业……只到今[{才平反。淑敏读了我的信失声痛哭，哭了三天，才给我写信。她的信说，你不该瞒着我呀，即使你成了右派我们不能做夫妻，但我可以接济你呀，每月寄一二十元钱是能办到的呀，就像我读书的时候你每月寄我二十元一样。她还说，我真不知道你的情况，不知道这些年你经历的苦难，也不知道你一直爱着我。我还以为你爱上那位篮球运动员了，喜新厌旧抛弃我了……为了你所受的苦难，我一定要报答你。
　　她履行了她的诺言。一个月后放了寒假，——她在天津师范大学当教师——她发给我一封电报：某月某日在白银西站接站。我按照她说的日子去了白银西站，就是狄家台车站，接到了她。
　　十九年了，从那次在石家庄分手到这次见面整整十九年过去了。这年她四十岁。她一点儿也没有衰老，还像过去一样可爱，一样妩媚，一表人材。她身上惟一变化的就是成熟，略为丰满一些的身材多了一些高贵的韵致。看到她我就禁不住怦然心跳：19年了，19年辗转于大西北的劳改农场、劳教农场和贫瘠的农村，我已经没见过这么漂亮这么高贵的女人了，难道她真是俞淑敏吗?她真是来看我的吗?说实在的，我那时真有点自惭形秽，猥猥琐琐不好意思和她说话。我当时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呀：虽说平反了，当了县体委的干部，但身上穿着一身农民的黑棉衣，外边套了一件的卡布的旧中山装，面带菜色。是她先跟我说话的：你怎么这样看我呀?咱们找个旅馆吧。
　　我在接她之前已经在白银西站招待所订了房间。回到房间，我那种卑琐的心理才得以克服，原因是我们没说上两句话就抱头痛哭。哭啊哭啊，哭了整整半天。后来她擦干了眼泪说，咱们来到一起难道就是为了流眼泪吗?她要我领她去商店。在商店里，她一下子买了一大堆面包什么的，还有饮料。我说她：你买那么多食物干什么，你也没坐过监狱，难道也得了心理饥饿症吗?怕挨饿吗?她笑着不说话，只是叫我抱上那些食物。回到招待所的房间，她把门一关，往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才说，不出门了，咱们三三天三夜不出门了!
　　还真是的，三天三夜我们没有出房子。我们就像一对年轻人一样，在那间小小的房子里恩恩爱爱，卿卿我我……把我们二十多年的恋情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三天，那是什么样的三天呀：失去了记忆，忘记了痛苦和苦难，也没有伤感。一切都消亡了，宇宙洪荒，天地玄黄，时空之间只有两颗炽热的心鲜淋淋地跳动……三天后，我们又去了兰州。她拿着几张空白介绍信，她在介绍信上写上我校教师俞淑敏与丈夫李祥年去兰州出差，特此证明。然后用介绍信在宾馆登记了房间……我们继续享受前三天那种不出房门的幸福……十天后我们才乘坐44次列车北上，我在白银西站下了火车，她返回天津。
　　这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是转年的夏天，也就是1980年的夏季，她打电话来，叫我去天津见她。天津有我很多亲戚，但是我去了之后她不叫我住在亲友家，而是安排我住在师大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她说这样见面方便，在一起的时间长。她几乎每天都要到宾馆来待上半天，有时借口散步在吃过晚饭后走到宾馆来看我。那次我在天津整一个月，前十天她丈夫在家，——她丈夫是市委的什么部长——后二十天她丈夫出差去云南，又正好是她儿子放暑假，丈夫把儿子带走了，她便叫我去她家居住。我们此生未能成为夫妻，但是那二十天里我们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幸福，她对我献出了比妻子还深刻的柔情蜜意。在短暂的幸福的日子里，我几次对她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
　　我刚到天津的头两天，她曾把她十八岁的儿子带到宾馆来，叫我辅导一下体育。她个子高，她丈夫个子也高，她儿子便也有了’一副好身材，且很喜欢打篮球。她对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咱们有了儿子，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画家或者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现在你看看他吧，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我认真地调教和测试了那个孩子几次，然后告诉她：不可能了，你儿子的腰腿已经硬了，搞体育为时已晚。她当时掉了几滴眼泪，十分伤感地说，这是他的造化呀!
　　这一次去天津我还见到了她的丈夫。那是她丈夫从云南回来的第二天，她借口给丈夫洗尘，和丈夫到我住的旅馆的餐厅晕吃饭，她也安排我在他们对面的一张桌上吃饭，叫我看一眼她丈夫。吃着饭，我看见她丈夫对她很好，往她碗里搛菜。我当时心里就想，这是很好的一对夫妻，我不应该再和她来往了，我们的缘分该结束了。
　　但是，后来她又借口旅游和学术交流来过两次，每次都是发电报叫我在兰州等她……
我对李祥年的采访结束了。李祥年送我到白银路。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回到天津，请您去师大看看淑敏，您就说我叫您去看她的。去年她退休了。她是化学系的教授。她62岁了，但她还是那么可爱。请您告诉她：快七十岁了，我已是满头白发了，但仍然时时想念着她，没有一天不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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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华表象背后的生存之困---模特[转帖]

　　百万模特儿大军:

　　浮华表象背后的生存之困

　　　近30年间我国模特已经发展到600万名，他们的生存状况也随之进入了公众视线……

　　模特儿选秀“黑幕”重重

　　中国的模特儿大多是通过选秀比赛被发掘的，模特儿大赛作为一项人人向往的美丽赛事，却似乎总与黑幕、暗箱操作脱不了干系——

　　2003年7月，北京

　　女孩杨雪以第五名的总成绩如愿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在学校，很受宠爱的杨雪成为几部校剧的主角，写了本《我在电影大本营》一书，在北京各大书店、校园热销。

　　2006年5月18日，在北京电影学院校门口的报刊亭下，正在避雨的大三女孩杨雪，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世界亚裔小姐选美比赛”，2006年第18届世界亚裔小姐大赛首次登陆中国……获奖优秀佳丽，有机会签约美国好莱坞影视与娱乐机构，前往美国参加培训和参加巡回等演艺活动，并可以申请办理美国工作签证与美国绿卡……

　　此时，杨雪离毕业考试、论文答辩还有半年时间，如果不抓紧学习，很可能耽误学业。但怀揣着明星梦的杨雪，天真地认为机不可失，虽然父母反对，她还是在北京赛区报了名，参加了比赛的前期培训。

　　在接下来的北京分赛区比赛中，杨雪获得了最上镜小姐、十佳小姐奖。随后在世界亚裔小姐中国赛区总决赛上，经过舞台表演、文化测试、才艺等环节的激烈比拼，在一番美丽与知识的角逐后，第18届亚裔小姐中国赛区比赛结果揭晓，杨雪获得了世界亚裔小姐中国赛区冠军。美国、好莱坞、明星……这一切实现了！杨雪激动地流出了眼泪。一家人更是沉浸在欣喜中。

　　让杨雪不解的是，获奖当天，承办方把自己的奖杯、证书收了回去。不久，杨雪先后成为某水城、某媒体、某滑雪场的形象代言人！承办方却没有和杨雪签订任何合同，也没有给杨雪一分钱的报酬，除了一个承诺：回家等消息吧，很快就会有盛大的签约仪式，让你去美国好莱坞走红地毯、摁金手印，圆你超级模特儿梦！

　　没有任何代言费，杨雪并不怎么在乎，反正能去好莱坞发展了。可半年过去了，一条莫名的短信，让正在家里幻想着大赛承办方能履行承诺的杨雪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杨雪，我是××的一名离职员工。××就是一家骗子公司，你别再相信他们了。他们就是在拖，不会送你去好莱坞的！”杨雪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她给承办方打电话想问个究竟，回应她的还是那句老话：再等等吧，马上就会通知你！

　　杨雪知道自己的美梦成了泡影，她问自己：“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想想自己为了选美大赛努力了近一年，连学业都耽误了！那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让她欲哭无泪。

　　青春饭能吃多久

　　模特儿界一位人士说：中国的模特儿是靠参加比赛给自己定等级的，一年365天，130多个模特儿大赛，平均3天出1个冠军。对模特儿来讲，等级决定他们的收入。从高到低分为首席、超A、A、B、C五个等级，首席就是类似于姜培琳、李学庆、杜鹃这样，超A是国际性大赛前三甲获奖者，A类就是国内大赛的前三甲，B类就是国内大赛的前十名。没有拿奖但在一线做得还好的模特儿就是C类模特儿。

　　模特儿从高到低的五个等级，无情地划分了彼此的价格和走秀中所处的位置:一般的签约模特儿每场是800~1200元，这部分在职业模特儿中占到一半；再上一档次的模特儿是1500元到3000元，这一层的模特儿是市场的主力；剩下的就是5000元以上的名模，全国也就几个人，屈指可数。

　　模特儿的收入来源就是厂家，但全国那么多的模特儿，厂家选谁不选谁，全靠面试这一关。去面试被挑上，就有钱赚，没被挑上，就回家继续等下一次面试。有模特儿形容自己被挑选的那种感觉，就像超市里面的货架上的产品，你走过来，挑我就拿走，如果你挑选不上我，继续躺在货架上等。面试的结果经常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面试没被客户相中，那是作为职模最难受的时候。

　　有时候甚至一个月两个月都接不到一场活。若是遇到被临场换掉的情况，模特儿去死的心都有。而模特儿们还要经常受到一些素质不高的客户的“羞辱”，所以不少模特儿因为忍受不了这种“羞辱”而愤然离开模特儿圈。对小模特儿而言，潜规则、性骚扰更是司空见惯。

　　而且，模特儿一直就是被看作是吃“青春饭”的行业，女模特儿大概从十三四岁就可以出道，十七八岁到达黄金时期，而25岁以后，几乎就没有走台的机会了；男模20岁左右才走台，不少人到28岁左右却要退役了。在时尚、华丽光环掩盖之下的模特儿们，环境、年龄的种种压力，让这些正值青春年华却看不到希望的模特儿们纷纷另选谋生之道。

　　成功转型者屈指可数

　　事实上，改行成功的模特儿也大有人在。马艳丽、陈娟红成功成为服装设计师，瞿颖活跃在娱乐圈多个领域，李艾的主持事业也顺风顺水，姜培琳研究起了心理学，世姐关琦做起了老师……可相对于这支职业大军，成功转型者只能说屈指可数。

　　出生在北京大兴的李雪静，身高175厘米，曾经是北京模特儿圈里一颗闪耀的新星。可让她自己都没想到的是，3年后，她已经转行开起了网吧：“收入一月也就两千多，没办法。”

　　2003年，李雪静签约了北京一家模特儿经纪公司。开始了职业模特儿生涯。李雪静热爱工作，也能吃苦，又拿过好几次全国性的模特儿大奖，其中还有某个“世界小姐冠军”。因此不到3年时间，在业内就已经小有名气。很多大型的活动和展会都少不了她的身影。

　　2008年以来，李雪静身价大跌，公司与她取消了合同。李雪静没有气馁，她去一家经常找她参加车展的公司。可当对方说只能给出一场100元的价格后，李雪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自己当初最低的出场费是一天1000元！看李雪静错愕的表情，对方猜到了她的心思：“哎，雪静，我们也没办法，现在很多年轻漂亮的大学生来我们这里抢着做兼职模特儿，有的一天给50元都干。她们本身都还不错，公司为了节约成本，只好忍痛割爱了！”

　　“很多同行无法接受现实，甚至有走极端的，或者找个大款嫁了，或者沦为玩物。我只想说，我虽然热爱模特儿这个职业，但我们都必须去面对现实的生活。”李雪静说。

　　男模：当生存成为问题时

　　与女模特儿相比，男模光鲜外衣下的境况更是一言难尽。内地20万男模中，除了李学庆等少数几位一线模特儿，大多数人收入不敌工薪族。刚刚结束的北京国际时装周有近60场秀，但男装秀最多只有五六场，而普通男模，每场秀的收入也就在3000元左右。对模特儿而言，每年3月和11月的两个时装周，是走秀最多的时间，平时只能期待临时有品牌邀请，或者给杂志拍照片。

　　有十几年模特儿生涯的绿肥对笔者说：他走台的收入大约只占全部收入的1/3，仅靠模特儿收入很难养家，所以男模都是兼职。曾经获得中国新丝路模特儿大赛冠军的张信哲认为：“男模市场太小了，一些男模一个月只有一两次演出，不要说发展，就是生存都很困难。”

　　内地男模特儿出现如此尴尬的状况，盛世强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付盛说：“因为中国没有大的时尚品牌，消费者不会把男模当明星，中国男模能上杂志封面的非常少，而且某些服装品牌为了‘与国际接轨’，宁愿用国外的留学生，也不愿请中国男模代言。”这样的结果就是，20万男模不可能通过为数不多的走秀满足温饱，求得发展。前“世界先生”比赛季军徐冲失业后当上了烤鱼店老板；曾经的新丝路男模冠军赵京男，已成为北京唐会俱乐部的执行总监；曾经在成都夺得新丝路模特儿男模冠军的崔宗利，现在已是北京一家大型文化公司的大股东，完全退出模特儿圈的他，甚至不愿谈任何关于模特儿的事情。

　　我国的模特儿业应该更多地学习国外的先进做法，建立一套由经纪公司、客户、模特儿三方面共同遵守的原则。一些著名的正规模特儿经纪公司已经起到了引导和规范作用，在模特儿市场的成熟与发展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北京纪事》2009年第6期　欧阳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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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8.10[转帖]

1900年8月10日 戴维斯和沃德赢得第一个戴维斯奖杯
美国队的德杯特．F．戴维斯和霍尔库姆．沃德击败了客队英国的两名选手E．D．布莱克和H．R．巴雷特，捧走了戴维斯去年2月捐赠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国际草地网球赛的奖杯。两场单打获胜以后，双打的胜利使美国队在这场比赛中以 3：0的绝对优势遥遥领先。第4场，也就是最后一场单打比赛是在戴维斯以9：7的比分赢了第3局之后因下雨而暂停的

1918年8月10日 段祺瑞改革币制

1932年8月10日 琼崖根据地大部被国民党攻占

1936年8月10日 绥远抗战开始,中共决定放弃红军称号，联蒋抗日!

1945年8月10日 朱德连发七道命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大反攻开始。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总部发布了战略大反攻的第一号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立即展开大规模行动。抗日战争大反攻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崩溃与灭亡。

1945年8月10日，美国火箭专家、物理学家、现代航天学奠基人之一罗伯特．戈达德在美国马里兰州逝世。罗伯特．戈达德一生在火箭技术方面共取得了212项专利，主要著作有《液体推进剂火箭的发展》。

1946年8月10日 美方承认国共调停失败

1948年8月10日 解放军于陇东追歼“马家军”

1949年8月10日 班禅十世坐床典礼举行

1982年8月10日，全国首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是中国大学生规模盛大的体育赛事，是检阅全国大学生体质发展情况和运动技术水平的盛会。每四年举行一次。

1991年8月10日 首次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举行

1992年8月10日 中国运动员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取得巨大突破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25届奥运会胜利闭幕，中国体育健儿以16枚金牌的优异成绩 ，闯入本届奥运会夺牌4强之列。

1998年8月10日 九江决口得到控制

2000年8月10日 张健成功横渡渤海海峡，北京体育大学教师张健，在不借助任何漂浮物的情况
下，用时50小时22分横渡了渤海海峡，完成了人类首次横渡渤海海峡的壮举，
张健因此成为横渡百公里以上海峡的第一人

2000年8月10日 国家产品免检工作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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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糖\"食品混淆概念热卖 专家:多吃无益健康[转帖]

　　文章来源： 南国早报 2009-07-16

　　如今，市面上的“无糖”食品越来越多，然而目前国内“无糖”标准不明，市场上有人钻空子，混淆“无糖”食品的概念夸大宣传。

　　现象：“无糖”成促销卖点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日益关注，无糖食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7月4日晚上，在南宁市民族大道上的一家超市里，记者看到很多产品都有两个版本：有糖型和无糖型。有的产品直接在外包装上标注“中老年型”、“无糖也甜”、“无糖无蛀牙”等标识。

　　在超市和商场里，销售人员把“无糖”食品的“功效”说得天花乱坠。芝麻糊、麦片、玉米糊、牛奶、酸奶等，都推出了“无糖型”。推销员看到记者在无糖芝麻糊前驻足，赶忙上前介绍：“这是无糖的，专门设计给中老年人的。糖尿病患者或者减肥，吃这个最合适了。”隔壁卖玉米糊的推销员也凑上前来说：“试试我们这个玉米糊，绝对的纯天然食品，没有加任何糖精、白糖，绝对健康。”

　　记者注意到，一些专营保健食品的小店，推销“无糖食品”更是不遗余力。在位于南宁市古城路的一家保健食品店里，店员拿着糖醇食品介绍：常吃可以降低人体胆固醇，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对人体健康很有好处。

　　记者发现，对于“无糖”食品，商家的标注方法很多。有的直接在显著位置印上“无糖”二字，有的则标注“无蔗糖”。有的分为“原味”、“甜味”、“木糖醇”等多个品种，一起排放在展销柜上。

　　一连串的数字，密密麻麻的列表，却少有含糖量的明确标识。普通消费者看得再仔细，也很难从中知道些什么。更别说大多数产品，连营养成分列表都没有。有的产品就简单标注配料单，介绍产品含有食品添加剂，或者是笼统地称为甜味剂。

　　揭秘：此无糖非彼无糖

　　记者从质监部门获悉，目前国家对于无糖食品没有一个明确定义，根据《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通则》规定，“无糖”的要求是指固体或液体食品中每100克或100毫升的含糖量不高于0.5克。

　　无糖食品究竟是什么？广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卫生科科长杨虹介绍，按照国际上的通用概念，无糖食品是指不含有蔗糖和来自于淀粉水解物的糖，包括葡萄糖、麦芽糖、果糖、淀粉糖浆、葡萄糖浆、果葡糖浆等。

　　杨虹解释，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正常的人每天能量来源分三大类：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糖实际上是碳水化合物的代名词。所以，在商品的营养成分列表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一般就代表商品的含糖量。

　　碳水化合物又分为四类：单糖、双糖、多糖、寡糖。寡糖在生活中很少见；水果和蜂蜜所含的葡萄糖和果糖属于单糖；蔗糖属于双糖；淀粉、纤维和糖原(一般存在于动物体内)都属于多糖。日常所吃的糖，其实仅仅是一种带有甜味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单糖和双糖的统称。葡萄糖是最常见的单糖，而蔗糖则是双糖最常见的代表。单糖和双糖很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食用后能使人体血糖较快升高。

　　国际惯例上所说的无糖就是没有添加单糖或双糖的食品，它不能含有蔗糖。并且那些来自于淀粉水解物的糖也不能添加，例如淀粉糖浆、果葡糖浆、麦芽糖之类的。

　　碳水化合物当中的第四类是多糖，淀粉、纤维和糖原都属于多糖。在植物性食品中含有很丰富的淀粉，淀粉可以被人的消化酶分解成为单糖吸收。

　　杨虹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们嚼馒头这些面食的时候，会越嚼越甜，这就是馒头淀粉酶分解产生的葡萄糖。”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除了经过提纯的油脂和蛋白质粉，没有什么食品能够真正无糖。

　　麦片、谷物、糕点等粮食类的东西，有糖和无糖只是体现在口感上，但是对控制血糖没有显著效果。这些淀粉在人体内是可以转化为葡萄糖的。

　　提醒：看清含量标识

　　由国家标准委、卫生部发布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对于添加剂的使用有很详细的规定。不同品种的食品，添加何种添加剂，添加的量限定于多少，都有规定。

　　但是大多数无糖食品在食品标签中，都只是笼统写明使用了甜味剂、复合甜味剂、蛋白糖等名称，并没有详细注明甜味剂的真实化学名称，让人摸不着头脑。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的“无糖”食品标注不含蔗糖，配料表当中却标注有糊精。杨虹介绍，糊精属于淀粉水解物类，它们既和白糖一样会快速升高血糖，也和白糖一样容易使人发胖。含有这类代糖成分的食品，在国际上是不能称为无糖食品的。

　　“聪明”的商家标明的只是不含蔗糖，算是打了个擦边球。杨虹提醒到，很多没有添加蔗糖的食品，并不代表不会导致升高血糖，淀粉糖浆、果葡糖浆、麦芽糖等添加剂，升高血糖的速度，未必会比蔗糖慢多少，甚至有可能高于蔗糖。因此，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需要睁大眼睛看清含量标识。

　　目前，在我国列入使用卫生标准的食糖替代品有麦芽糖醇、山梨醇、木糖醇、乳糖醇等。在添加剂当中，低聚糖和糖醇的产品较为安全、健康，它们的成本也比其他较高。所以，在挑选无糖产品时，可以优先选择这两类。阿斯巴甜、甜蜜素、安赛蜜等甜味剂，在某些国家是被禁止使用的，在选择时要有所考虑。

　　专家：无糖食品多食无益

　　无糖就代表健康？许多业内人士对此并不认同。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陆光成介绍，无糖食品要有甜味就必须添加甜味剂。人工合成的甜味剂的甜度是蔗糖的几百倍，比如100克的产品中，原先要添加40克的蔗糖，现在只需要加零点几克的甜味剂就足够了。那么剩下那些重量用什么来填充？淀粉或者是淀粉水解物就会被用来作为填充物，而这些东西和白糖一样会快速升高血糖，对于糖尿病人和减肥者来说，也是一个负担。

　　最糟糕的是，很多人因为食物的“无糖”标记，就放纵自己的胃口。有研究表明，高效甜味剂有刺激食欲的可能，从而促进肥胖；部分消费者对阿斯巴甜敏感，可能引起不良反应；即使是糖醇类，过量摄入也有可能引起腹泻。

　　陆光成介绍，大部分的甜味剂都是人工合成的。人体在食用了这些甜味剂后，要通过新陈代谢排泄出去，过量食用会加重肝肾的负担。婴儿、孕妇和一些特殊病患、老年人，最好不要食用太多含有甜味剂的食品。

　　陆光成说，无糖食品毕竟也是用粮食做成的，所以摄入量还是要有所控制。要计入每日摄入的总热量当中，保持热量平衡。所以，在挑选无糖产品的时候，除了含糖量，还需要注意看产品的总热量等标识。要远离肥胖，控制血糖，最好的方法就是均衡饮食，用天然食品来替代添加剂，不要盲目依赖无糖和低糖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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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爷爷马连良[转帖]

　　　　马连良为弟子张学津（右）说戏

　　　　今年是京剧名家马连良从艺百年，马连良之孙马龙也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

　　　　他不是京剧圈内人。2007年，他出版了《我的祖父马连良》，为人所知。最近，他计划出一本关于马连良的大型画册，以及一本关于祖父的画传。

　　应该给祖父留下点什么

　　马龙觉得，作为后代应该给祖父留下点什么。在“文革”中，祖父被批斗，家里所有的资料都被毁得一干二净。如今，关于这个艺术家，家里只剩零星几个人的回忆。

　　马龙先去了趟东北，找到沈阳市回民中学。那是祖父一生经历中最为纠结的地方。爷爷究竟是汉奸还是无辜，马龙也想知道真相。

　　1942年，马连良去沈阳演出原本是打算为这个学校募捐筹款的。碰巧此时正值伪满洲国建立60周年，日本人希望找些北京的艺术家在“国庆节”的时候赴东北做祝贺演出。

　　马连良演了半生的忠孝节义，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始终拖着没答应。最终日本人逼上门，说不去就切腹，马连良顾及着全院一家老小的安危，最终无奈成行。

　　马龙起先也不太理解马连良当年的所作所为。当看了一本叫《狼烟北平》的书之后，他终于明白，在那个年代里，有时候活下去更重要。那个时代真正能做得了自己主的艺人能有几个？除了梅兰芳。在马龙看来，梅已经是通达至臻的人。梅蓄须言志，不靠演出，可以通过卖画挣钱，而其他靠演戏糊口的艺人，仅大班就有几千人，他们怎么活？

　　到了1946年，“通缉汉奸马连良”的通告在剧院内外四处散发，为了打官司，马连良的家业也基本被掏空了。

　　直到2001年，马连良的长子马崇仁找到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李的提议下，北京有关方面举办了马连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马家由此才感到马连良的艺术成就真正得到了承认。

　　一点一点地将祖父“拼”出来

　　马连良是个思想新式的人，他喜欢照相。马龙便尽量在民间收集这些照片。

　　抢救照片，有时却比抢救历史更难。一次，天津一个老戏迷给他打电话，说手上有一本他爷爷的照片。这把马龙激动坏了，隔了几天再打电话过去，却被其子告知，老爷子突然去世了。“那像册呢？什么像册？全当破烂扔了……”

　　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起，每次都让马龙痛心不已。与一段历史擦肩而过，却抓不到，那种无奈很伤人。

　　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拼”，马龙已经用了5年。这本应是马派研究者做的活，可是混迹京剧圈这些年，马龙并未听说哪个学者专门研究马派。这也差不多是目前京剧界比较普遍的问题，也许再过若干年，被人们依然记得的京剧艺术家，恐怕是那些资料被保护得最完整的，但未必是艺术水准最高的。

　　还有许多抢救不了的东西。马龙也曾琢磨过搞名人故居的事。可麻烦的是他家的老宅子产权已经归到全国政协。为这事，爷爷的弟子、全国政协委员张学津，曾经打过一个报告。但结果是据说北京市对名人故居有规定，要限制发展，就不了了之了。

　　马龙说，不是家家都能像梅家可以开纪念馆的。梅兰芳和程砚秋都在“文革”前就去世了，有幸逃过一劫，资料也得以保存。爷爷在“文革”初期去世，首当其冲，资料尽毁，想开纪念馆也没底气。

　　至于一些爷爷的老戏服，马家很早就捐给首都博物馆了。马龙偶尔去看看，拍拍照，也就满足了。马龙认为，现在马家还算幸运，至少出了两本书。有太多的京剧名家，任后人怎么找资料都寥寥无几。像孟小冬这样的传奇女子，身后无人，更是绝迹于世了。

　　（《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25期　孙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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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龄童的西游后记[转帖]

　　　　1988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西游记》，扮演齐天大圣的六小龄童一炮而红。

　　　　然而，光环渐渐消散，日子从云端一点点往下坠，孙大圣变回了六小龄童，六小龄童变回了章金莱。

　　　　“拍完《西游记》才是你九九八十一难的开始！”——红得发紫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么一封观众来信。

　　　　真被高人说中了！《西游记》播出后，他用了10年时间，想跳出孙悟空这个角色，筋斗云翻了一个又一个，才发现这个角色是今生都无法逾越的。之后10年，他想借着孙悟空的通天伟力，做几件有意义的大事——拍完《西游记》、演一回吴承恩、拍一部《大闹天空》电影、推动建成《西游记》主题公园。

　　知天命之年，4个愿望实现了一半，剩下的那两个，前路茫茫，任重道远。

　　演完《西游记》之后，我就给架那儿了。1988年到1991年，基本上闲了3年。其实也没少看剧本，但心里总有顾虑，怕演出来大家不接受。再加上拍了6年《西游记》，一举一动都有猴样，找我拍戏的导演心里也犯嘀咕。就这么一直拖着。

　　记得2004年，我想着观众都淡忘孙悟空了，就接了一部电影，名叫《青春的忏悔》。我在里面演一个医生，其中有个情节是安慰病人。我演得很认真，但跟我配戏的那个女孩表情却越来越奇怪，好像在使劲……

　　镜头摇到她那里，终于“扑——哈哈哈”笑翻了。她一边笑一边抹眼泪，连说对不起。还把舌头伸给我们看，都咬破了还是忍不住笑场。小姑娘说：“导演，我总觉得这医生是孙悟空变的……”把导演也气乐了。

　　其实警察、医生、反派，各种角色我都演过，还演过不少名人、伟人，比如鲁迅、胡适、周恩来。基本上一年一部戏，可是观众记得的并不多。

　　现在的影视剧生产已经快餐化了，我这样“老派”的人多少有些不适应。拍《西游记》那会儿，如果这场戏是晴天，拍的时候下雨了，就立马收工，回去研究角色。现在拍戏，下雨了就现场改戏，什么都是临时抓来的。

　　当时拍完一天的戏，每次我自己都要看回放。看完之后我会主动跟导演讲：“昨天我有一个近景感觉不是很好，今天能不能重拍？”现在拍戏有几个看回放的？

　　现在拍戏，为了配合这个大腕那个大腕的档期，得把他们的近景全都摘出来抓紧拍了，远景找替身。他的戏提前拍了，临到你跟他对戏，人早撤了，你就那么对着空气演。这种戏，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演。

　　在片场，年轻演员跟我演对手戏，他们演戏的时候我都陪着，对手戏、对手戏，没有对手的现场激发你怎么演？这些本来都是特正常的事，可现在竟然对戏都变得不正常了。

　　为了让自己保持尽可能大的创作自主权，我没有与任何演艺公司签过合约，我也没有助理、保姆、司机。

　　我不会开车，常常自己坐地铁，遇到盯着我看的乘客，我也就盯着他（她）看，直到对方收回眼神，心想，“这肯定不是什么名人，不戴墨镜，也不躲我眼神，还盯着我看！”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流行“戏说”的，演变到后来，简直变成“胡说”了。对于那些胡说乱编《西游记》的，我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一个都不宽恕！”赤膊上阵跟他们干！

　　我知道大学里很多年轻人喜欢《大话西游》，在大学演讲的时候也常有同学向我发问，是不是各种版本可以共存？我说你笑的途径很多，为什么非要拿先祖的名著开涮呢？

　　我一生有4大愿望：一个是拍电视剧《西游记》，已经实现；一个是演一回吴承恩，这个我等了10年，终于也实现了。拍摄电影《大闹天宫》，推动建成《西游记》主题公园是我后两个愿望。

　　有不少人拿着剧本找过我，投资也没有问题。但是绕来绕去，总要给孙悟空加点感情戏。甚至有人写了这么一个本子，说花果山上有个母兔子暗恋孙悟空，常给他送些新鲜山果，最后孙悟空与天兵天将恶战时，兔子为孙悟空挡了一箭，死在悟空的怀里。这不有病吗？我扭头就走，你爱找谁拍找谁拍，我肯定不拍。

　　我心里有点着急，虽然自己身体还行，但再拖几年，演起来肯定就没那么得心应手了。有观众给我写信说：“不准你老！”我也努力老得慢一点儿。

　　我走哪儿讲演都要说建《西游记》主题公园的事情，每次说下面都是掌声雷动，其实我知道自己也就是过一过嘴瘾。再说下去，自己都成祥林嫂了。

　　这一代人天天嚷嚷去迪斯尼，其实我们的《西游记》主题公园照样可以做得特别有趣。这个事儿做起来就那么难吗？有时候我也气，唉！

　　在中央台《艺术人生》栏目中，朱军问过我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信心或者可能超越孙悟空的辉煌？”我说：“没有！”他很惊讶，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说。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天天憋着超越啊、颠覆啊什么的，多爬几个山头，再往回看，越来越清楚孙悟空绝对是我演艺生涯中的珠穆朗玛峰。

　　我能演成这个角色，一生无憾，不敢妄谈超越。

　　2004年，美猴王世家纪念馆在江苏淮安建成了，就在吴承恩纪念馆旁边。我不抽烟不喝酒，与猴有缘，就做好弘扬西游文化这一件事吧。

　　60岁之前，我还要为我的最后两大人生愿望奋斗。退休了我就去淮安，到吴承恩纪念馆看门养老，这样的一生我觉得很圆满。

　　（《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23期章金莱口述/徐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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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工人的工资比今天高得多 [转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8年5月8日

　　2008年5月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 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牐犝饬奖净匾渎级源蟾锩�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牐牷蛐硎遣荒艿�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牐犎绱送�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牐犇阆嘈怕穑恳桓龇纳磁�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牐牎兑�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牐犉渌�城市，大抵如此。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牐犜倏唇鸺邸�—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牐犞劣诘丶酆妥》浚�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牐牱孔饧鄹瘢荷虾５氖�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牐犛秩缭诒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牐牬佣�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

　　�牐牥�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牐牎俺跆嵘�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牐牎肮そ车纳�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牐牼咛宓母＠�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牐犠酆险沤鸨：桶�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牐犜俣员鹊笔蔽锛郏�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牐牴と说奈卤ド�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牐牭比唬�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

　　�牐犖颐窃倏纯雌渌�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

　　�牐犓低杲淌Γ�再说店员。

　　�牐牶嚎诠�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牐犂衔浜旱囊犊�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牐犎绻�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爷爷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牐牭比唬�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爷爷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牐犙拔冢�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牐牽拐角�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