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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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墙上的新中国历史[转帖]

　　齐保东今年66岁了。他名义上的职务是河南省内乡县灌涨镇农业经济管理站站长，但实际上却是“搞宣传”的——就是下乡刷写墙头标语。

　　齐保东说，在显眼的地方的同一堵墙壁上，他写了又刷，刷了又写，年复一年，不知写了多少标语，每条标语对应的，是一项国家或当地政府的政策出台。

　　

　　“大跃进万岁！总路线万岁！人民公社万岁！”

　　1958年5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万岁”的标语被刷在了乡村的墙上。

　　总路线中的“快”，最先体现在了钢铁生产的“超英赶美”上。

　　1958年全国大炼钢达到高潮时，贾清杰老人才9岁。“重活我干不了，大人们就让我们拉风箱，炼钢用的风箱有6尺多长，我们几个小孩子每推拉一次风箱就向前跑三步再向后跑三步。当时的领导说，我们村里山上的石头是矿石，能用来炼钢，我们就二话不说跟在技术员屁股后头上山采铁矿石，可炼着炼着才发现那些都是吹牛的话，矿石放在土高炉里炼好久才出一点点钢。”

　　伴随着大炼钢铁，“大跃进万岁！总路线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人民公社无限好，万里江山一日新”等标语，铺天盖地地刷在了内乡县桃溪镇的墙上。

　　出于大炼钢铁的需要，各家各户做饭用的铁锅慢慢儿都被大队收走炼钢用了，1959年，桃溪的社员们开始吃集体食堂。

　　贾清杰回忆，大食堂刚开始办时吃得确实很好，“可以吃上以前过年时才能吃到的白馍、面条，还可以喝汤。但一段时间后，白馍逐渐变成了玉米窝头，捞面条也很少吃到了，好不容易吃到一次也是面条少野菜多。一碗稀玉米粥端起碗来能照见人影儿，当地人戏称‘端起碗，照相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奋勇前进”等标语开始大量出现。

　　“文革”中，齐保东刷了很多标语。他坦承，铺天盖地的标语，营造了斗争的气氛，越写斗得就越凶。“毛主席说‘一手抓斗争，一手抓生产’，但人们只顾斗争了，生产完全停了。”

　　1968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标语，开始出现在内乡县赤眉公社高“低”的墙上。随后的几年间，不断有城里的知青来到这里。但1977年7月悄悄流传的大学将要公开招生的消息让知青们心动了，一批批知青请假回城去，弄来中学课本啃。从郑州来到的知青英子回忆说，考试当天，赤眉公社书记亲自到考场给几百号考生鼓劲，所以她一点儿都不紧张，超水平发挥。1978年春，她接到了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如今已在吉林大学执教多年。

　　“团结一致向前看”

　　据齐保东回忆，1978年底的一天，前楼大队大队长召集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一个会。会上，大队长点名批评了某干部参加了一个成分不好者的家庭婚礼，认为其“没有认清敌我矛盾”、“阶级斗争意识不强”，要求其他大队干部拿出惩治这位干部的方法。对此，齐保东表示反对，称自己前不久在收音机上听到了“‘文革’中被划定为成分不好者可以和贫下中农一样升学、一样招工”的通知，去参加婚礼有什么不可以的？大队长闻之大怒，指着齐保东说，“哪儿听来的胡言乱语，再说连你也一块处理”。

　　但一个多月后，齐保东就接到公社领导的指示，开始在各大队墙上刷写“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标语。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1978年秋收后，穷得准备出门讨饭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秘密签下一份协议，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农户，由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品种和结构，按照承包土地的数量向国家和集体缴纳一定的税赋和提留后，剩下的全部归自己所有。

　　这种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包干”，一年后就给小岗村带来了惊人的变化：1979年秋收时，他们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还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小岗村的成功让“大包干”如星星之火，逐渐在中国农村大地燃烧起来。

　　1982年1月1日，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齐保东记得，他提着涂料桶，在前楼大队的后墙上，写下了“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标语。

　　大队长召集全队村民开会，传达上面的政策，问有没有人不愿意单干，“没有一户表示反对，老百姓都愿意自己干自己的。”齐保东说，承包之前集体劳动时，每天早上都有人拿着哨子吹，通知大家该上工了。可有时候连吹两三遍都看不到一个人影出来。承包到户后，根本不用你吹哨子，许多人家天不亮就下到田里拔草施肥了，你早我要比你更早，相互间较着劲拼命干，追肥、除草别提多上心了。那个时期，农村最常见的一条标语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运用‘4＋2’工作法，建设美好新农村”

　　2004年，河南省下发“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实施方案”。方案规定，2004年在全省范围内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助政策。

　　“农民种地、政府贴钱”的标语口号不仅刷上了墙，还深入人心。但当地的老百姓更习惯用“不用交公粮了还发钱”来理解这一政策。”

　　内乡县灌涨镇地处伏牛山南麓，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种植烟叶。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整个镇的烟叶种植面积不到200亩。而如今，灌涨镇烟叶种植面积已达到了7000多亩。“种好烟叶，增加财政收入，带动发家致富。”在齐保东看来，标语宣传的到位是动员农民放弃小麦等传统农作物转而种植烟草的关键。

　　同为内乡县特色产业的，还有规模化养殖。去年被请进中南海与总理对话的“大学生猪倌”秦英林，就是内乡县马山口镇河西村人。

　　1992年秋，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畜牧专业的秦英林与妻子一起回乡开始了“猪倌”生涯。他买来的22头良种猪如今已扩大到年出栏种猪10万头、瘦肉型商品猪50万头。现在，内乡县“发展规模养殖、增加经济收入”的标语随处可见。

　　如今，在内乡县乡镇里见到最多的一条墙头标语是“运用‘4＋2’工作法，建设美好新农村”。“4”是指“四议”，即：村里的事情要经过村党支部会提议、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商议、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决议；“2”是指“两公开”，即：决议向村民公开、实施结果公开。齐保冬说:“每次我下村刷这条标语时，都有村民对我说，‘这个政策好得很’。”

　　(《中国青年报》8.3　田国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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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击鼓的梁红玉 [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梁红玉其人，不见于史，可她作为南宋女将，封安国夫人（后改杨国夫人），而且曾在黄天荡与夫君韩世忠一块儿阻击金兵，击鼓助战，阻强敌48日，这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宋钦宗即位前一年（1125）之初秋，镇守两江的老将王渊在镇江金山接待视察江南防务的副枢密使宗泽时，欲招歌妓侑酒相陪。宗泽生活严谨，对此不感兴趣。王渊说道：“我其实也不喜此俗套，但听说这班歌妓中有个叫梁红玉的，工于词律，剑术也娴熟，便想召她前来助乐。”对填词度曲宗泽也有兴致，此女居然又谙剑术，宗泽便点头应允了。

　　出现在宴席前的是一位淡雅清新、仪态端庄的娉婷少女，约有十五六岁。王渊让自己身边的副将韩世忠先取上文房四宝，让她填一首词上来。梁红玉问道：“不知以何为题？”王渊对楼下滔滔的江面一瞥：“就以这长江景色为题吧。”梁红玉填写时，王渊与宗泽悄然离座，至其身后，看她能填些什么：

　　揽胜寻幽迹，名寺且登临。扬帆远驰万里，无计记征程。铺设银波浩淼，浮起青峦荡漾，龙虎会风云。　　对清波，抒心事，总难平。中原板荡，令人长忆李将军。破剑刘郎何在？千古见胸襟。自愧青楼女，无处请长缨。

　　35岁的副将韩世忠是陕西绥德人，文韬武略，是个全才，他从旁一见此词，不由得暗暗吃惊，便重又打量这个胸襟不俗的青楼歌妓。宗泽对王渊笑笑，说道：“古人云‘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今日看这个女子的文字，此言诚不谬也。”

　　当梁红玉从韩世忠手里接过40斤重的佩剑舞动之际，宗泽又是一惊，这一招一式，竟与他的同窗好友梁兴的剑法极为相似。而这梁兴，在平方腊之战时，被统帅童贯以贻误战机之罪问斩了，家属不知去向。宗泽细辨梁红玉的相貌与行止，便断定她很可能是梁兴之女。在她收剑施礼时，宗泽问道：“姑娘，你的父亲，可是曾任过徽州总兵的梁兴将军？”他这样一问，梁红玉禁不住双泪交流，连连点头，一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也就是在这一次宴席上，宗泽与王渊作主，让梁红玉与韩世忠结为夫妻。从此以后，梁红玉结束了风尘孽史。

　　宋金战争起时，韩世忠在河北力抗金军，宋高宗南下，偏安临安（杭州），韩世忠升至浙西制置使，与岳飞、刘琦、张俊并称南军四帅，屡挫金兵。

　　1130年初，金军蹂躏江南，宋高宗一如惊弓之鸟，先陆路后海路仓皇逃命。韩世忠率领所部8000人马东进，堵住长江口，增造海舰，准备截断在临安等地焚掠的金军归路。追击宋高宗的金军统帅完颜宗弼统领10多万大军开始北撤时，避开长江口一线，打算从镇江撤军北归。韩世忠侦知金军这一企图后，当即溯江西进，抢在金军之前赶到了镇江。面对兵力十数倍于己的金军，梁红玉一身戎装，攀上了中军旗舰几丈高的楼橹，高瞻远瞩，视敌如蚁，以中军旗鼓为号，敌向东，她就指挥丈夫率军向东；敌朝西，她就指挥丈夫挥戈而西，直杀得完颜宗弼走投无路，叫苦不迭……宋军逼迫得金军溯江西进，进入了长江南侧的一条断头港——黄天荡，若非贪财的土人暗中指点，连夜打开老鹳河故道，金军几乎是插翅难飞。完颜宗弼侥幸北归后，每遇到一个亲戚朋友，就流着泪诉说过长江的艰难与危险，声称自己几乎丢掉了一条性命。

　　扬帆远驰大江，“龙虎会风云”。谁能想到，滔滔大江几丈高的楼橹里，坐着二十来岁的一个戎装女子，风掀秀发，她击鼓挥旗，指引8000将士将十多万金军堵拦了48日。从那以后，金军虽也多次南犯，却再也不敢轻易地过长江了。

　　昏君主政，奸臣当道，击鼓抗金之后过了10年，岳飞被以谋反罪捕入狱中，韩世忠、梁红玉夫妇极为气愤。《宋史·岳飞传》载：“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秦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1142年，岳飞被害。韩世忠、梁红玉无奈，便一同上表，纳还官诰，在西湖灵隐寺旁筑一茅舍，以度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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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掌声观” [转帖]

近读《王蒙自传》，在第二部《大块文章》中，读到了作者的“掌声观”。

1986年，王蒙担任文化部长。在《大块文章》第28章《要你当文化部长》中，作者写道： “上任伊始，参加过一次出头露面的活动……我应邀上台讲话的时候掌声热烈，我立即说： ‘上台的时候不要鼓掌，我希望的是下台的时候能有一点点掌声……’”

王蒙关于鼓掌与上台下台的话，显然语带双关。王蒙的“掌声观”，于幽默中深含哲理：上台的时候希望不要鼓掌，是表示他谦虚；下台的时候希望能有掌声，表示他决心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再往下读，在第30章《部长的滋味》中，王蒙回忆了他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处理的各种事务，重提 “前面已经说过了”的关于掌声的话题，强调“下台的时候你们再判断值不值得鼓掌”。

《王蒙自传》洋洋127万字，记录了作家70年的人生经历，被称为“一个人的 ‘国家日记’”，书中纪事无数，而我阅读全书后，印象中被重复叙述的事情，似乎仅有掌声一说，而且王蒙还特别说明，他对那次讲话“想起来略有安慰”，可见王蒙的“掌声观”，在他的心目中何等重要。

（摘自8月6日 《羊城晚报》作者王德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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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陵墓谜案：地宫里发现完整女尸 面目如生[转帖]

　　
　　裕陵陵寝门及三路—孔桥。

　　本文作者 徐广源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长达二百九十六年。在这将近三个世纪的历史时空内。共修建了十二座皇帝陵、七座皇后陵、十座妃园寝。位于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西部的“清东陵”是清朝三大皇家陵园中规模最大的，现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从清王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八年间，清东陵曾先后遭到三次大规模的盗劫，变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损失相当惨重。

　　有关清皇陵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以下是有关埋葬乾隆皇帝的裕陵在发掘过程中一些至今难解的谜。

　　三次疯狂盗劫

　　第一次盗劫

　　1928年，也就是清朝覆亡后的第十七个年头，挂着国民革命军旗号的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制造了第一次东陵大盗案。案情大致是这样的:时任奉军二十八军某连连长的马福田是河北遵化人，早已对东陵的地下宝藏垂涎三尺。当时他正好带兵驻扎马兰峪，便与当地惯匪王绍义秘密勾结。准备伺机而动。没想到他们的野心被驻扎在马兰峪四十里之遥的孙殿英所侦知。其实孙殿英对东陵也早有觊觎之心，肥肉岂能落人他人之口？孙殿英立即命师长谭温江率兵攻击马福田，两军在马兰峪展开一场激战，马福田终因兵微将寡而狼狈逃走。于是，谭温江率 “得胜之师”进驻马兰峪。他们以军事演习为名，实行戒严，封锁消息。断绝交通，在七天七夜的时间里，盗掘了随葬品最丰富的乾隆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菩陀峪定东陵，将地上、地下珍宝掠夺一空。盗案发生四十天后，正在天津的清逊帝溥仪派宗室遗臣匆匆赶到东陵，对被盗的陵寝进行了善后处理，将被抛出的尸体进行了二次安葬。这次盗案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尽管溥仪强烈要求缉拿并严惩盗犯，但由于孙殿英重贿民国政府要员，此案最后不了了之。

　　第二次盗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当年的后半年和次年年初，东陵地区的民主政权尚未正式建立。政治上出现了临时真空，一些不法分子和土匪便乘机制造了又一起震惊中外的东陵大盗案。这次被盗的陵寝有康熙帝的景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和慈安陵，陵寝被盗之多，损失之惨重，超过了第一次。这次盗案发生前后，其他陵寝也相继被盗，陵区外围的大量陪葬墓也几乎无一幸免。

　　第三次盗劫

　　第二次盗案发生后．尽管政府进行了严厉镇压，但仍然有一些人贼心不死，欲壑难填。1949年，东陵地区的某些不法村民丧心病狂，又对那些被盗陵寝进行了一次全面“扫仓”。所谓 “扫仓”，就是对地宫进行二次搜查，不使珍宝遗漏。经过这次扫仓，那些幸存的文物，特别是地宫金井中的珍宝，全部被盗掠一空。

　　这三次被盗，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浩劫。它给子孙后代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遗恨，将无法弥补!

　　开启裕陵地宫

　　1956年，国家对定陵进行发掘，实际是为发掘明永乐皇帝的长陵而先期进行的一次试点性发掘。然而，此事在当时却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随后，国内便兴起了一股挖掘帝王陵墓的狂潮。为此，在明定陵地宫发掘后不久，在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 （二人当年均对发掘定陵持反对态度）的联合提议下，国务院下发了 “停止对一切帝王陵墓发掘”的文件。可是，十几年后又有开启乾隆帝的裕陵之举。

　　1975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偕夫人到清东陵进行参观旅游。名为旅游，实际上是一次工作暗访，所以事先既未通知河北省、唐山市，也没有告诉遵化县和东陵保管所。

　　清东陵陵寝虽然有15座之多．但当时开放的却只有慈禧陵一座，游人也很少。当时东陵保管所的办公室和接待室就设在慈禧陵的神厨库内。王冶秋夫妇刚刚进入参观区，就被经常进京出入国家文物局大门的谢久增认出。他急忙将王局长夫妇请进接待室，休息了一会儿，由乔青山所长和谢久增陪同，参观了慈禧陵。参观结束后，乔青山向王局长汇报了工作，并重点介绍了开启裕陵地宫的想法。王局长听得很认真，但未作任何明确表态。王冶秋先生是当时掌管全国文物工作的最高长官，也是国内外知名的文物专家，他问开启裕陵地宫需要多少钱？有关人员回答说两万元就够了。王局长点了点头，当天就回北京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王冶秋走后的第七天，国家文物局就拨来了两万元钱。不久，河北省文物处派人来监督指导裕陵地宫的开启工作。

　　诸多谜因未解

　　裕陵地宫自1975年开启，至今已经三十多年。其中仍有许多谜团未解，疑云笼罩。现择其主要，略作介绍。

　　女尸之谜

　　东陵盗案发生后的1928年8月，溥仪派载泽、耆龄等人进行善后处理。他们在清理裕陵地宫时，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女尸。参与清理重殓的清室遗臣在东陵期间所写的日记中，都曾提到此事。据这些宗室遗臣判断，此具女尸就是嘉庆皇帝的生母孝仪皇后，卒年49岁。裕陵地宫中的6位墓主人，有比她先死先入葬的，也有比她晚死晚入葬的；有比她年龄小的，也有比她岁数大的。为什么其他5人都成了一堆乱骨，唯独她却尸体完整，没有腐烂，面目如生？至今无法解释。

　　出水之谜

　　裕陵建成于乾隆十七年 （1752年），建成当年地宫里就出现了渗水。乾隆皇帝曾命大臣三和等加紧维修整治，费了很大劲儿才解决问题。当年，葬入了孝贤皇后、慧贤皇贵妃、哲悯皂贵妃；乾隆二十二年和四十年，又分别葬入淑嘉皇贵妃和令懿皇贵妃 （后追赠为孝仪皇后）。嘉庆四年 （1799年）9月，乾隆皇帝正式入葬。在这前后47年的时间里，地宫里始终没有再出现渗水情况。说明乾隆17年那次对地官的整治是十分成功的。可是，在1928年重殓裕陵遗骨时，地宫里竟有两米多深的积水。自1978年裕陵地宫开放至今，每到盛夏阴雨连绵的季节，更是必须天天抽水，否则渗水就会涌冒上升。裕陵地宫为什么会出现积水，渗水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再度出现的？这些都未找到答案。

　　棺椁漂起之谜

　　裕陵地宫里的每具棺椁的四角，各有一块重达数百斤的龙山石，将棺椁牢牢地固定在棺床上。龙山石下部伸出的四棱形榫，根部细，头部粗。榫插入石制棺床上的长方形眼中，向旁边相通的方眼一推，由于这个方眼口小下大，龙山石便被牢牢地固定在棺床上。龙山石上面凿有纵向和横向的通槽。椁的竖向边棱被卡在龙山石的纵向槽内，椁底部伸出的横向边棱被龙山石横向的槽卡压，这样棺椁既不能升起，又不能前后、左右移动。然而，孙殿英匪兵在进入裕陵地宫时，竟发现乾隆帝的棺椁不在棺床上，而是顶住了第四道石门。既然棺椁的四角都被龙山石牢固卡压，怎么会飘浮起来呢？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石柱之谜

　　现在裕陵地宫的前三道石门，每道都用四根巨大的四棱形石柱支顶，共有石柱12根。人们一看便知，这些石柱并非原来就存在，而是后来增加的。如果原来就有石柱，巨大的棺椁是根本无法进入地宫的。

　　为什么要支顶这些石柱，它们又是什么时候支顶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前三道石门的上门槛及以上的枋子，带门簪皆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裂璺，其中第一道石门尤为严重。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后果会不堪设想。这12根石柱中，第一道石门里侧的两根和第二、第三道石门的8根，都是1989年由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古建队支顶的。而第一道石门外侧的两根石柱。支顶日期至今不明。

　　1928年孙殿英匪军盗陵时，是不会支顶石柱的。是否是溥仪派出的东陵善后大臣所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他们在东陵善后期间，每一位都做了详细的日记，就连一些琐碎小事都有记录，但对支顶石柱之事却只字未提。1975年开启裕陵地宫时，这两根石柱就已存在，更不是清东陵文物保管所支顶。

　　这样看来，两根石柱只能是清朝遗物，而且只能是在乾隆入葬地宫后、隧道填堵前那几天支顶的。因为乾隆入葬前的嘉庆四年 （1799年）7月，在修筑裕陵地宫隧道券内的斜坡地面时，曾计划筑打夯土，但负责工程的大臣绵课发现 “头层石门之上横安石槛已见有裂缝斜纹两道”。为了避免震动，遂奏请皇帝，将筑打夯土改为用砖铺砌，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隧道券砖铺地面。

　　石门上槛出现裂缝，嘉庆皇帝是不会置之不管的。可是，在乾隆帝入葬后，绵亿、弘谦、特清额、成林在向嘉庆皇帝奏报 “敬修填砌裕陵元宫门隧道并成砌琉璃影壁等工”的奏折中，并未提及支顶石柱之事。是根本没有支顶，还是因为事小，没有必要写进奏折？我们不得而知。

　　这两根石柱到底是什么时候支顶的，至今还是一个谜。

　　棺椁顶门之谜

　　1928年，孙殿英匪军在盗掘裕陵地宫时，曾顺利地打开了前三道石门。但第四道石门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打开，便气急败坏地用炸药炸开了石门。进了金券后，发现原来有一具巨大的棺木顶住了石门。后来从这具棺木中找到了乾隆帝的头颅骨，才知道这具顶门的棺木就是乾隆帝的。溥仪派善后大臣重殓裕陵遗骨时，将乾隆帝的内棺重新摆放在正面棺床上的正中之位，并将一帝一后三妃的遗骨殓入棺内。可是到了1975年，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开启地宫时，又是乾隆帝的内棺顶住了石门。

　　为什么两次都是乾隆帝的棺木顶住石门？地宫内的积水主要是从地面的石缝中渗出。平缓上升的水面，不会产生波浪水流，更不会有冲击的力量。所以地宫内积水不会将乾隆帝的棺椁冲下棺床。乾隆棺椁顶门之谜。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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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的“遗产” [转帖]

　　

　　作者：周大江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西汉王朝走到了元帝刘奭的时代，便开始急转直下，被公认为是由盛及衰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形成，与元帝在位16年（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32年）间的“作为”密切相关。

　　元帝即位伊始，便滥行赏赐以收揽民心。他先后累计实施过11次涉及普通平民的大规模赏赐或免除劳役赋税，其中有9次是全国性的。但是，治理国家不是请客吃饭，廉价的施舍并不能促进生产，繁荣经济。相反，帝国连年风不调雨不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天下数岁欠收，到他即位后的第8个年头，即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帝国财政便出现了严重的困难，“用度不足，无以给中外徭役”。

　　元帝操持帝国权柄的手法，大概都离不开“平衡”二字，但他似乎玩过了火，把大小朝臣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内部斗争”上来，无暇顾及治理国家的本分。

　　他似乎也对国家的治理没有兴趣，对帝国权力的有效控制，不是为了“大展鸿图”，而是要为自己经营出更自在的环境，以便尽情享受女色与音乐的盛宴。

　　先帝的“遗产”

　　西汉王朝从一开始便立下“以孝治国”的方针，所有皇帝死后享受的谥号，也都离不开一个“孝”字。

　　帝、后之间的寿命严重失衡。女人们出奇地长寿；男人们却出奇地短命。除了高祖和武帝之外，没有一位皇帝的寿命超过50岁。

　　于是便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皇后几乎没有什么实权；一旦熬成太后，便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

　　太后们成天躲在深宫里，她们手中的权力只能靠娘家人来传递，也就是所谓的“外戚集团”。因此，真正能够在朝廷兴风作浪的外戚集团，大多都是“太后外戚”。

　　由于外戚们身陷权力斗争的漩涡，结局自然也分外地悲惨。西汉王朝前后共有大小外戚集团20余家，除景帝王皇后和宣帝王皇后2家勉强幸获保全外，其他均未得到善终。

　　清朝学者赵翼认为还有宣帝许皇后和哀帝生母丁姬获得善终（《廿二史札记》卷三），其实不然。宣帝许皇后（平君）本人便被霍光的夫人霍显毒死；而她的侄女成帝许皇后则先是被废，后又被赐死，其姐妹也大多死于非命。丁氏外戚集团在平帝朝被王莽清算，丁姬本人也被掘墓曝尸。

　　在元帝朝，外戚势力的复杂程度可谓空前绝后。姑且不算皇后以下的外戚（比如昭仪），便有五股势力，分别为史、许二氏和三个“王氏”，占西汉王朝外戚势力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五股外戚势力中，除元帝皇后王氏（王政君）一族以外，其他四股均为先帝的 “遗产”。这样的局面与宣帝本人的传奇身世直接相关。

　　宣帝原名刘病已，即位之后才更名为刘询。他是孝武帝的曾孙，卫太子刘据之孙。武帝末年，因江充“巫蛊事件”，太子刘据一家，包括母后卫子夫在内均遭###至死。只有出生仅数月的刘病已幸免于难，但仍收押在诏狱中。

　　刘病已在狱中呆到5岁。这5年间，因为典狱长丙吉的冒死相救和解囊供养，他才得以平安成长到赦免获释。

　　在出狱之后，恢复宗室籍之前，刘病已被祖母史良娣的娘家人收养。史高、史丹父子便是这个家族的主要代表。

　　刘病已后来恢复了宗室籍，被皇室收养于掖庭。掖庭原来叫“永巷”，是宫中的旁舍，主要供普通宫女居住。他虽然恢复了宗室身份，但掖庭的供养仅限于食宿而已，享受不到皇曾孙应有的尊荣和富贵，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地位。长大成人后，他娶了掖庭宦官许广汉宫刑前所生的女儿许平君为妻，生下刘奭（元帝）。

　　在这个阶段，史、许二家是他最主要的依靠。

　　宣帝即位后，首辅霍光的小女儿也嫁进宫来。霍光夫人霍显谋立其女为皇后，不得，便买通后宫女医将许平君（皇后）毒死。

　　宣帝并未察觉其中的阴谋，便继立霍氏为皇后，且专宠之。霍光死后1年，宣帝立刘奭为太子。霍显为此气得直吐血，便和霍皇后密谋毒死刘奭。事发，霍家铤而走险，企图谋反，获灭门之诛。霍皇后亦被废，12年后自杀。

　　废掉霍皇后以后，宣帝便把向来谨慎而又无子的王婕妤立为皇后，令她专心抚养太子；封王皇后的父亲王奉光为邛成侯，史称王皇后为“邛成王氏”。

　　为了让邛成王氏不再生出个儿子来和太子争宠，宣帝此后便很少再幸宠她。在元帝朝，邛成王氏集团最大的特点是不深度参与朝中的权力斗争。因此，他们虽然没有过特别突出的大红大紫，但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是宣帝以后唯一得到善终的外戚集团。

　　宣帝朝还有一个王氏，是宣帝的舅族。宣帝生母王夫人因江充“巫蛊事件”被诛杀。宣帝即位后，几经周折才找到她失散于民间的娘家人。这个家族有两个代表人物，王接和王商，二人是堂兄弟。

　　元帝本人的皇后也姓王（政君）。这个家族的代表人物是王政君的长兄王凤，他的五弟也叫王商。在元帝朝的五大外戚集团中，这个王氏的地位最低，势力最弱。

　　元帝对待权势最重、参政欲望最强烈的史、许、（宣帝舅族）王三氏外戚，基本上采取的是“轮流坐庄”的平衡政策，让他们先后担任首辅（大司马、车骑将军）一职。

　　第一位担当此职的是史高，他是宣帝驾崩前指定的辅政大臣。永光元年九月，史高因灾异原因离职退休，元帝拜王接继任。永光三年四月，王接病逝。许嘉继任首辅，一直延续到成帝朝。许嘉是元帝生母许平君的叔叔。

　　上述三族外戚虽然贵为首辅，但却远远没有达到“权倾朝野”或“一手遮天”的程度。元帝真正信任的是宦官弘恭和石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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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重要指示[转帖]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

　　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５〕，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６〕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７〕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８〕、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

　　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９〕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１０〕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

　　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１１〕的《论孔丘》，冯天瑜〔１２〕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１３〕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１〕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当时是毛泽东的联络员）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此次请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时期有关指示整理一下，开会时印发大家学习，主席同意可以试试。”“我试着综合了一下。为便于大家学习理解，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根据内容整理的。”“主要三个方面：１、阶级斗争为纲；２、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３、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这样编排是否妥当，送上草稿，请主席批评指正。”毛泽东阅后批示：

　　“可以。”十二月二十一日，毛远新将他整理的毛泽东指示稿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并“建议先印发政治局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毛远新再次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根据大家的要求，我对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整理的主席有关指示作了一些补充，现将补充过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请主席审阅。”当日，毛泽东又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可以”。一九七六年在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三月三日六时，毛泽东在审阅这个中央通知稿时曾批示“同意”。本篇根据当时下发的这个中央文件刊印，有个别段落的删节，标题为原标题。

　　〔２〕　刘冰，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二十二日的报道说，清华大学党委经调查研究证明：一九七五年八月和十月，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位同志两次给毛主席写信，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合理合法，信中内容属实，根本不是什么“诬告信”。

　　校党委决定公开纠正这个错案，恢复他们的名誉。

　　〔３〕　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一九七八年八月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一九八三年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小谢，指谢静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一九七六年十月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七年八月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

　　〔４〕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九七五年三月起，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也因此触怒了“四人帮”。一九七五年九月底至十一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攻击邓小平。他的这些看法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从此开始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四人帮’把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

　　这次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错误文件。

　　〔５〕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提出的一个全局性的工作指导方针。当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在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的代表时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要搞反修防修，一条是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一条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此后，他又在其他会议和场合讲过类似的话。

　　〔６〕　刘少奇，见本册第２８页注〔１５〕。

　　〔７〕　林彪，见本册第２６９页注〔１〕。

　　〔８〕　周荣鑫，当时任教育部部长。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９〕　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分配到宁夏三○四厂工作。一九七○年被送回清华大学隔离审查，后送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一九七八年因反革命罪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一九八三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聂元梓，?

　　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由她领衔的“第一张大字报”，引起全国性混乱，后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九大后不久，与北大教师一起到江西北大分校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北京市公安机关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逮捕她，一九八三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她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１０〕　杨荣国，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１１〕　冯友兰，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１２〕　冯天瑜，当时是武汉师范学院教师。

　　〔１３〕　郭老，指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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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　[转帖]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

给张闻天的信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

闻天同志：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咏疟疾词（这首曲子，调名《叨叨令》）云：“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　〔２〕第二十四卷，枚乘〔３〕《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毛　泽　东
　 八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
长。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定为所谓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成员。一九八一年
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
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２〕　指南朝梁昭明太子肖统组织编选的《文选》，收载自秦至
南朝梁诗文词赋七百余篇，是现存我国古代第一部质量较好的诗文
选集。　　　　　　　　
　　〔３〕　枚乘，西汉辞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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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成帝杀死亲儿子 赵飞燕替人“背黑锅” [转帖]

上帝说，他一生最得意的事情就是造就了很多美人，他一生最后悔的事情是将这些美人降临到了人间。

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美貌也是如此，有倾国倾城的貌，当然是嫁于帝王将相的，美人英雄才相当，织女爱牛郎那不过是文人墨客编撰的故事而已。历代的美女总是与叱咤风云的男人纠缠在一起，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可歌可泣的戏剧故事。从夏桀宠妹喜撕帛取乐到清朝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可以说美女贯穿了中国全部的历史，这种美女现象给枯燥无味的正史增添了许多令人咂舌的趣味，也成为历代文人文章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成为乡村野老茶余饭后所津津乐道的谈资。

汉朝的美人赵飞燕就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赵飞燕，出身卑微，原来不过是宫中的一个婢女，平时干些端茶送水，扫庭洒户的杂活，没有什么名气。也许是天生丽质难自弃，被阳阿公主选去学歌舞。这赵飞燕天生就是个跳舞的材料，身材袅娜，娇小可爱，和杨贵妃比起来，是个骨感美人，不是有环肥燕瘦的成语吗？赵飞燕走路的姿态尤其撩人，仿佛是天生的猫步，如风拂杨柳，又如燕飞翩跹，有万种风情，故命飞燕。再加上歌舞双绝，就是现在也会成为众人瞩目的明星。

自古以来美人不没，英雄横出。一次偶然的机会，汉成帝驾临阳阿公主家，对赵飞燕是一见钟情。当天在更衣室承幸帝恩，看来无论是帝王还是平民，对待一个美人时，无一不表现为赤裸裸的男人。就这样赵飞燕被选入宫中，做为一个皇帝，汉成帝不仅给予了赵飞燕优裕的物质待遇，“红妆宝镜珊瑚台，青琐银簧云母扇。”而且许皇后被废后，就想立赵飞燕为后，一开始皇太后不同意，嫌赵飞燕出身不好，而且是个舞女，这种下九流人物怎么能配当皇后呢？后来在成帝的建议下，赵飞燕贿赂皇太后的侄子淳于长，让他到皇太后面前疏通关系，后来终于被封为皇后，做到一个女人最高的权力宝座上。一个男人对待一个女人最大的爱也许就表现在物质和名誉上面，古今同是，李真在《地狱门前》中说，我以前看到别人对待情人的样子，十分反感，心里就想我永远不会那个样子。可是等到自已拥有的那一天，才发现为博得心爱女人的高兴是什么都愿意去做的，包括违法犯罪。

赵飞燕当上皇后后，汉成帝的宠爱似乎从此也就结束了，而转到了赵飞燕的妹子赵合德身上，《汉书》中没有说赵飞燕失宠的原因，倒是野史外传上说的煞有介事，说赵飞燕因为和皇帝没有儿子，而和宫中待卫私通，被皇帝发现，才被冷落中宫。既然私通，为什么终没有孩子，看来此说法未必属实。只不过皇帝老儿喜新厌旧罢了。

这个赵合德除了漂亮，据说皮肤滑如凝脂，性格活泼，这个和赵飞燕不同性格的美人，当然会引起汉成帝的兴趣，于是被册封为昭仪。“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几年后，年仅四十六，一向强健的汉成帝去世，对于汉成帝的死，以皇太后为首的高层，就对赵昭仪进行了调查，其实目的是不言自明的，就是赵昭仪与汉成帝的死有关，最后赵昭仪在这吵吵嚷嚷的闹剧中自杀。究竟是不是赵昭仪害死了汉成帝？当然不是，皇帝是赵昭仪的靠山，她当然不会那么傻。不过对于这对老夫少妻来说，汉成帝服用术士丹药来助性，最后导致死亡，倒不是没有可能。

也许一切的污秽与灾祸就从汉成帝死后开始，现在我们通常听到或看到的历史故事其实是从一篇奏词中衍演而来。据史书上的记载，汉成帝共有三位妻子，被废掉的许皇后先有一子失之，也就是夭折。后一女失之。那个班婕妤也有一子失之，而赵氏姐妹也均无子嗣，这样成帝是后继无人，后来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即位后就是汉哀帝。

汉哀帝执政之初，司隶校尉解光就上了本折子，控告赵昭仪残害宫中怀孕的嫔妃，那可是汉成帝的未来的子女呀。解光在奏折中说，有一次，赵昭仪听说后宫许美人生了儿子，就大声质问成帝说，你不是总说从中宫(赵飞燕处)来，现在许美人为什么有了孩子？边说边用手抓头发，并用头撞击柱子，然后从床上滚下来，哭哭啼啼不肯吃饭。皇帝也不肯吃饭，昭仪这才说，你让我哪来哪去吧，你又何苦不吃饭。皇帝就说，“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赵氏者，毋忧也。”于是，皇帝写了昭书命人从许美人处将孩子装到筐子里送来，然后，就将众人打发出去，将孩子害死。

看完这段让人十分震惊，成帝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真可谓残忍至极，比武则天杀女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难道这么惊人的相似。其实仔细想一想，此言又未必可信，首先这是解光一家之言，这解光是个什么样的人，《汉书》上没有记载，是不是背后有人操纵，不得而知。其二汉成帝让人费思量，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成帝的儿女先后夭折，他不可能在绝后的情况下，而傻乎乎去迎合他心爱女人的心意，成帝并没有象武则天那样，为争夺地位而冒天下之大不违的背景，所以他不可能如此残忍地伤害自己的亲骨肉。

至于赵昭仪是否杀害过成帝的儿子？从当时民间流传的童谣：“燕燕，尾涏涏，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来看，是很有可能的，再从另一个角度讲，古代是母以子贵，一旦皇帝百年之后，儿子就是最大的靠山了，如果儿子做了皇帝，那么自己就可贵为皇太后，依旧享受荣华富贵，所以要说赵昭仪包括赵飞燕没有在这上面做手脚，是不可能的，既然自己没有儿子，那么别的妃子生了儿子后，必然立为太子，以后对于赵氏姐妹肯定是不利，所以不排除赵氏姐妹残害成帝儿女的可能。宫廷斗争历来是血雨腥风的，男人为了皇帝，不惜骨肉相残，杀兄弑父屡见不鲜。而女人为了皇后，也是不惜一切手段与代价，所有人性的丑恶在这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表现地淋漓尽致，也让人叹为观止。

正是赵昭仪有了这样犯罪嫌疑，所以哀帝才免去了赵赵氏兄弟的官职，这次政治风波中，虽然瓦解了赵氏权力集团，但并没有殃及赵飞燕，这其中只是因为哀帝立为太子时，走过她们姐妹的后门，看来人与人之间是恩怨分明，不差一丝一厘。

哀帝死后，王莽告太皇太后，先免赵飞燕的皇太后为孝成皇后，一个月后，被废为庶人，赵飞燕自杀。至此，这两位贵倾后宫，深受成帝宠爱的姊妹花，在这连绵的政治风雨中终于凋落成泥。“复闻飞燕啄皇孙。皇孙不死燕啄折。”

后人评价美人在历史中承担的角色，基本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种是红颜祸水论。认为她们用美貌盎惑帝王。“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致使朝政荒废，最后国破家亡。将亡国的责任全部推到了这些女子头上。一种封建妇女论。认为她们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过是男人手中的玩物，也是那个社会的牺牲品罢了。“十万男儿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其实按辩证法来讲，我们无法将一个事物完全地定性为错还是对，不能象小时候看过的电影一样，简单地分为好人或坏人，人性是复杂的，一个人身上是善恶并存的，只不过常识与修养让他暂时呈现了某种特征而已。而做为一个社会的人，基于当时的文化政治背景，就更加具备双重性或多样性，甚至有的人身上根本就是个矛盾体，这也不足为奇。比如文革时的人性。所以对待一个人，我们既不能捧之于九霄，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要接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学会辩证地去看待一个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和评价一个人，对于赵氏姐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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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文学史的视野下[转帖]

　　胡愈之印象记 —— 一个后辈的怀念 陈子善

　　　记得那是1977年初夏，我在北京政协礼堂休息室首次见到胡愈老，我是因注释《鲁迅全集》书信的需要，特地去向他老人家请教的。他的大名我当然早已知道，

　　因此有点忐忑不安。可是见面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的顾虑是多余的，胡愈老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没有一点架子。他耐心地倾听我就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关系所提的几个问题，由于耳朵重听，还不时要求我重复一遍，然后一一做了仔细的解答，大概看到我笔记不快(那时还没有录音机)，他故意说得很慢，说几句就停顿一下。为了使我能掌握更多的有关史料，他还建议我去拜访生活书店的另一位老前辈徐伯昕先生。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就这样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结束了，临别时，他老人家又叮嘱我，注释《鲁迅全集》意义重大，如有问题，可再去找他。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30年后的今天追忆，胡愈老的音容笑貌仍然宛在眼前。

　　三年以后，我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编注《郁达夫忆鲁迅》一书。自然地想到应请胡愈老题签。正好我那时有北京之行，就再次去拜访他老人家，不巧那天胡愈老外出，我只能在门口值班室留下一张字条失望而归。没想到两天之后，我就收到了他老人家的复信和他亲笔书写的“郁达夫忆鲁迅”横竖条各一幅，信中谦虚地说，你们编这本书，很有必要，但我毛笔字写不好，很少为别人题字，勉强写了两条，能不能用，由你决定。这信，这字幅，怎不使我欣喜万分，后来选用了胡愈老竖写的那幅题签，书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后，引起海内外文艺界人士的注意，算是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片盛意。

　　后来几年，考虑到胡愈老年事已高，又忙于国事，我尽可能不再去打扰他老人家，不过有时在研究中碰到无法解决的疑难，仍忍不住去信，他总是有求必应，及时作复。现检出两封，照录如下：

　　陈子善同志：

　　　　二月三日来信收到。

　　　　秋白同志牺牲后，鲁迅先生很可能邀集一些党内和党外同志开会商谈过出《海上述林》等事。但是我是否参加那一次的会，全不记得了。捐款可能是有的，但我也记不得了。如果是在郑振铎家开会，是有可能的。我生平唯一一次和秋白同志见面，也是在郑振铎家，当时是商量文学研究会事，但那是1923年前后的事了。我只记得《海上述林》出版后，鲁迅先生曾送我一册，这本书(上下册)现在我还保存着，在抗战时，我所有的书籍文件都丢失了，唯有《海上述林》是由我的现已过世的兄弟仲持代我收起来，所以至今保存着。特复，祝

　　　　春节愉快!

　　　　胡愈之　二月七日

　　子善同志：

　　　　兹九转来信收到。

　　　　承询洪、黄、胡、韩情况，我都不清楚。只有韩槐准我是相识的。他是研究一种药用植物，即红牡丹起家的。在新加坡搜集中国古瓷器，献我国博物馆。约在六十年代回北京定居，任故宫博物院顾问，不久即去世。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

　　匆复，祝

　　　　健康!

　　　　胡愈之　二十一日

　　第一封信写于1980年，当时我正在查考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向胡愈老请教鲁迅编印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经过；第二封信则写于1982年，当时我正在研究郁达夫旅居星洲的活动，向胡愈老了解其星洲友人黄孟圭、胡浪漫、韩槐准诸位的情况。这两封信不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今天重读，更使我深深感到胡愈老的诚恳和热情。

　　为了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我和自立先生又合作编订一本《回忆郁达夫》。征稿期间，我无意中在达夫先生的侄女、画家郁风先生处发现胡愈老于1947年郁达夫被害两周年时在他自己主编的新加坡《南侨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纪念郁达夫》一文，不禁大为惊喜。文章虽仅短短千余字，却颇为重要，文中强调：“达夫可算得近代中国少有的一个天才诗人，他的作品应当在中国文艺史上，永远保留一个地位。”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国内一直无人知晓。为慎重计，我立即复印一份寄请胡愈老过目审定。他老人家十分高兴，亲笔在影印件上加了两个说明寄还我，同意收入重新发表。对文中提到的当时星洲的“文化比椰粕和香蕉皮更不值钱”这句话，胡愈老唯恐现在的读者看不懂，还特地加了一句注释：“日占领新加坡时缺粮食，一般食用椰子的糟粕和香蕉皮，在市上出售。”他的认真和细心，由此可见一斑。这一切，无疑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宝贵支持。而今，几经周折，拙编终于问世，胡愈老却不及亲见了。

　　众所周知，郁达夫在南洋失踪之后，海内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惨遭日寇暗害的，有说为印尼游击队所杀的，更有别有用心者说他死于共产党友人之手，还有说他已遁入空门的，等等。胡愈老的长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首次揭开了郁达夫失踪之谜，在郁达夫研究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但是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这篇文章也存在不足之处。文中说郁达夫1945年8月29日晚失踪，9月17日被害。根据当时日寇已宣布投降的形势．似乎不大可能把郁达夫关押半个多月再下毒手，因此，我对郁达夫死于1945年9月17日说产生了怀疑。1983年下半年，日本研究郁达夫的学者铃木正夫先生到复旦大学访问，我有机会与铃木就这个问题多次交换意见。铃木透露他已找到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队头目，并掌握了关键性的证据，只是这个头目不敢承认。这个消息非同小可，我马上写信向胡愈老和郁达夫的另一位好友楼适夷先生汇报。

　　翌年夏天，楼先生到上海，打电话约我见面，说是胡愈老要他传话给我。我赶到楼先生住处，看了胡愈老的信，始知他老人家非常关心此事，他把我的信转给楼先生，并要楼先生转告我，他坚信郁达夫为日本宪兵所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探讨郁达夫被害的详细经过，他要我与已经回国的铃木保持联系，敦促铃木利用他的有利条件，把郁达夫被害真相搞个水落石出。显而易见，胡愈老并不因为日本学者和我对他文中所说有不同看法而感到不快，而是尊重事实，欢迎争鸣，以实际行动提倡学术自由，这种宽容、豁达的态度尤其使我感动。

　　于是，我遵照胡愈老的嘱托，在与铃木通信时多次提到此事，希望他能进一步调查。铃木经过努力，终于说服那个宪兵队头目私下承认是他下令在1945年8月29日晚或30日凌晨秘密绑架杀害了郁达夫，虽然仍存在不少疑点。铃木的调查报告在1985年9月富阳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引起海内外关注，会后我把协助铃木整理的调查报告中的文稿寄给胡愈老。万万没想到不到5个月，胡愈老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历历前尘吾倦说——琐忆俞平伯先生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先生走完了他91年漫长而又历尽坎坷的人生旅程。之后的两个多月，几次想写文章纪念他老人家，却不知怎样下笔。论交往，与俞先生仅一面之缘，论治学，更无法窥其堂奥，难以评说，写什么好呢?思来想去，还是从那次有点尴尬的见面说起。

　　1988年冬，我到北京与上海书店出版部负责人刘华庭兄一起去钓鱼台南沙沟公寓专程拜访俞先生。俞先生年高体弱，深居简出，已很少与外界接触。我此次冒昧求见负有一项重大而自知也是艰巨的使命，即请俞先生撰文回忆知堂老人。

　　俞先生与知堂老人有极其深厚的师生之谊，居知堂“四大弟子”之首(另三位是废名、江绍原和沈启无)。俞先生自己也有诗为证：“曲巷经过熟，微言引兴狂。流尘缁客袂，几日未登堂。”当年俞先生是知堂八道湾寓所的座上常客，“几日未登堂”可见关系之密切。因此，在我看来，俞先生虽已很少动笔，但撰文回忆知堂，于情于理似乎都不容推辞，何况还有华庭兄同行。华庭兄主持上海书店出版部多年，影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百种，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他先后重印出版了俞先生的《燕知草》及乃曾祖俞曲园、乃父俞陛云的著作，俞先生十分高兴。所以我对此次拜访还是抱有信心。

　　华庭兄告诉我，平时有一位保姆照顾俞先生起居，有客来，必由她先通报。不料那天下午保姆上街购物，以致我俩在俞先生门口站了足足两个小时，才得以进入那间陈设简单、悬着曾国藩手书“春在堂”横匾的客厅。俞先生尚未起身，等到他颤巍巍扶着椅背桌角走出来与我们握手相见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俞先生的确衰老了，要不要再提约稿的事?我曾有一阵犹豫。但既来之，不提不甘心，寒暄过后，我马上切入正题，恳请他老人家拨冗为拙编《回忆知堂》撰文。没想到俞先生沉吟片刻，只说了3个字：“我不写。”我不禁着了慌，连忙搬出一大堆理由，企图说服俞先生，甚至退而求其次，俞先生不必亲自动笔，只需口述，由家人记录整理，哪怕谈一二件琐事也可以，总之雪泥鸿爪。留点史料给后人就好。华庭兄也帮我说了不少话。但俞先生丝毫不为所动，态度很坚决：“我已停笔，不写了，此事不要再提了，请你们谅解。”当时的尴尬情景可想而知。幸亏华庭兄灵活，岔开话题，气氛才逐渐活跃起来，大家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刚出版的《俞平伯论〈红楼梦〉》，谈上海书店将影印俞先生的最后一部散文集《燕郊集》，俞先生的兴致越来越高。我们告辞时，他老人家还正襟危坐，愉快地与我俩每人合影留念。

　　这次拜访虽未达到目的，但见到心仪已久的俞先生，毕竟令人难忘。只是俞先生为什么坚持不肯撰文回忆知堂，是真的停笔，还是仍然心有余悸，或另有难言的隐衷?我觉得还是个费解的谜。后来读到俞先生80岁后得句“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不禁有所领悟。俞先生才华超群，却半生风雨，华年受阻，往事不堪回首，到晚年不但不写自传，也不写任何回忆录，对所有的请求一概回绝，正如他的外孙韦柰先生在《俞平伯的晚年生活》中所说的：“他，倦了，不想说，也懒得说了。”这可以看作痛定思痛，愤极无言，又何尝不可看作对人生沉浮已经豁达超脱?其实，俞先生对知堂老人一直遵“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上世纪40年代末，俞先生先是致函胡适之，后又与沈兼士、邓以蛰等名教授联名呈文国民党政府，要求对知堂从轻发落，“俾就炳烛之余光，完其未竟之著译”，被士林誉为古道可风。到了“文革”浩劫，俞先生在惨遭“红卫兵”抄家批斗、受尽折磨、自顾不暇之际，仍偷偷向学生吴小如打听知堂老人的消息，其笃于风谊由此更显得可贵。因此，尽管俞先生未能留下关于知堂老人的片言只语，他已用往昔的实际行动做了说明，我们后辈就不必苛求了。

　　你知道鲁迅先生是怎样抽烟的吗？——纪念郁风老师

　　认识郁风老师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事了。那时我醉心研读郁达夫，郁风老师是郁达夫的侄女，自然非拜访请益不可。

　　郁风老师是谦虚的。1984年秋她的第一部散文集《我的故乡》问世，郁风老师就马上题赠给我，除了写上我绝不敢当的“陈子善同志存正”，还特别写下一段话：“1948年8月因远在新疆，未及看清样，误植之处不少，印刷纸张低劣失真，只能遗憾!”在送我的这册《我的故乡》上，她仔细地用红笔一一校正错字和漏排，增写插图说明，补注各文出处，如此一丝不苟，我现在重新翻读。遥想当年情景，仍然深受感动。

　　郁风老师又是善解人意的。苗子先生是大书法家，我很想得到他的墨宝，却又踌躇着不好意思贸然开口。她老人家猜出了我的心思。有次我拜访她时，正巧苗子先生在铺纸濡墨，准备挥毫，她见我欲言又止，就悄悄问我：你是不是想要苗子的字?我来跟他说，你想要他写什么内容?这真让我喜出望外，厚颜要身为郁达夫女婿的苗子先生书写一首达夫的诗。不久苗子先生一幅俊美飘逸的达夫七绝《自万松岭至凤山门怀古有作》就翩然飞到我的案头，至今仍然悬挂在我书房，视为拱璧。

　　最后一次见到郁风老师是在2005年10月浙江嘉兴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研讨会召开前一周，巴老溘然长逝，但研讨会仍如期举行。我是第一次听到她在大庭广众发言，条理之清晰、感情之深沉，绝非应景的陈词滥调可比。尤其是她强调巴老虽未留下遗嘱，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就是巴老最大的遗嘱，不能不使我肃然起敬。

　　

　　我与这两位可爱可亲的老人已暌隔多年，因此接连两天早餐时我都与他们在一起。他们像两个老顽童，机智幽默，谈笑风生，文坛艺苑的秘闻轶事信手拈来。郁风老师有点责怪我：我们很久不见了，你怎么不来北京?苗子先生特意写下电话号码，嘱我到北京一定去他们家里聊天。

　　研讨会闭幕晚宴上，我又与郁风老师和苗子先生同桌。酒过三巡，我点燃了一支通常是女士抽的“摩尔”。邻座大惊小怪起来，又因为全桌仅郁风老师一位女性，竟怂恿我向她敬烟。这“吸烟是有害健康”的，弄得我有点尴尬。郁风老师笑着说，我已多年不抽烟了，但你敬我，可以破一次例。当她把烟递向嘴边时，又突然停住，向我发问：你知道鲁迅先生是怎样抽烟的吗?我一下子被问住了，不知如何回答。郁风老师就把烟拿在大拇指和食指中间向全桌人示范，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鲁迅抽烟不是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他的姿势与众不同，只有烟瘾很重很重的人才会这样抽烟。于是郁风老师娓娓而谈，回忆起1934、1935年间，郁达夫来上海时经常带她去内山书店，经常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还回忆了鲁迅应郁达夫之请，多次赠送他自印的版画集给正在学习美术的郁风，包括1936年出版的8开珂罗版宣纸精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郁风老师还清楚地记得版权页上有鲁迅亲自用毛笔所书编号“37”。我边听边想，这是多么重要而有趣的文坛掌故啊，一支小小的摩尔烟，竟让郁风老师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太值得了。

　　　（摘自《这些人，这些书：在文学史视野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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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的最后二十四年 [转帖]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12月9日，王明赴莫斯科治病养病3年多。病情好转后，他与妻子孟庆树，两个孩子明明、亮亮及保姆陈启珍回到北京，住进孟公府2号家中。王明回国后，参加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但自1954年4月8日疾病复发住进北京医院后，没有再重新工作。1954年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法制委员会被撤销，改为 法制局。由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1956年后赴苏不归

　　1955年初，王明又因胆囊炎急性发作等病，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他做切除手术，但王明和孟庆树不愿做手术，致使病根难除，时好时坏，没有彻底治愈。

　　王明这次是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治疗一段时间后也未见根本好转。于是，王明向党中央再次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们办理了出国手续，决定乘飞机去莫斯科。因王明病重，只好用担架把他送到机场。孟庆树、两个孩子和陈启珍仍然与王明同行。另外，还有北京医院保健护士朱琛燕、警卫员李景才同往。王明一行于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出发，2月1日到达莫斯科。

　　王明去苏联后，秘书田书元还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给他寄钱、物、药、报刊等，并经常派人去看望。

　　1956年“八大”上，毛泽东仍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选举结果，王明在97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最少，排列最后一名。

　　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联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所以与苏联有关方面很熟。苏联政府对王明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由于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苏联方面的精心治疗，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康复。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曾派人去看望王明。王明表示，他已不愿再回国了。

“文化大革命”中挨批

　　王明是早已定性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文革”期间又在苏联竭力反对“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受到批判。特别是在批孔评儒和所谓十次路线斗争教育中，出现了一些批判王明的文章，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编印成册。

　　王明后来在莫斯科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一些亲属在“文革”中遭受株连的情况。他在《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中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就出现了大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从此以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红旗》杂志，经常选择王明作为头号攻击和诬蔑对象。……此外，红卫兵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对埋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亲陈聘之进行鞭尸，还抄了王明的家，把他八十多岁、年迈的继母黄莲舫打得半死，扔在大街上；把王明几十份手稿和藏书不是烧了，就是扔了。”

　　其实，王明的手稿和藏书并不是被烧了或扔了，而是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收缴了。

　　党和政府虽然在政治上对王明要求严格，但在生活上却是细心照顾。王明去苏联养病，照常每月领全部工资。要药品、要物、要人，政府都给予满足。“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负责给他寄钱物的田书元被撤职，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国”。这样，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

1974年客死莫斯科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郊区的寓所里写完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只过了4天，王明就一病不起，该书竟成了他的遗著。

　　王明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除了用诗歌攻击中共和毛泽东外，从1969年开始，已经进入晚年的王明又掀起了一次创作“高峰”，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1969年3月，王明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一文。同年3月19日，他在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上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同月31日，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又将这篇近4万字的长文作为小册子出版。

　　1970年4月，他为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而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

　　1974年3月，王明把《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197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王明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一书。1979年至1980年，《蒙古消息报》中文版全文连载此书。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死于苏联莫斯科，终年70岁。

　　（《王明传》　戴茂林　曹仲彬著　中**史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