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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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汗努尔哈赤的辽沈弊政 [转帖]

后金占领辽阳和广宁之后，控制了汉人聚居地辽河东西广大地域。女真族正式成为这里的统治民族。此时，摆在后金统治者面前的新课题是：对辽东汉民采取什么政策，才能巩固其统治。努尔哈赤曾为反抗明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而起兵反明，在夺取辽东统治权后，又对辽东汉人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民族压迫政策是剥削制度下的产物。各民族的统治阶级都施行民族压迫政策。因为只要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不能消除，民族对民族的压迫就就会存在。后金汗努尔哈赤自然不能例外。他为着加强对辽东汉人的统治，一面谕令收养汉人、勿妄杀掠，一面又经常滥施淫威，措施失当，制定了一些错误的政策。

第一，强令“剃发”。汉族和女真族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又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心理素质和服装发式等方面有所不同。努尔哈赤每攻占一个汉人聚居的地方，就下令“剃发”。后金汗袭破抚顺，李永芳剃发投降。努尔哈赤以“剃发”作为汉人降顺后金的标志。但强令“剃发”，改变汉族人民的民族习俗，侮辱汉族的民族尊严，必然引起了汉族人民不满。如镇江汉人不“剃发”、拒降顺，努尔哈赤派武尔古岱额附、李永芳福将率兵前往镇压。他们先宣布“汗谕”，对拒绝“剃发”投降的汉人进行威胁利诱，随后驱骑挥刀，将拒不“剃发”归降的男人惨杀，并俘获其妻子一千余人。努尔哈赤名将这些俘获人口，分赏给官兵为奴。强迫汉人“剃发”，引起激烈反抗。这一点，清太祖努尔哈赤却不如金太祖阿骨打。

努尔哈赤对辽东人民还不放心，令女真人与汉人在村屯同住，粮食同吃，牲口草料同喂，以加强对汉民的监视和控制。致使许多汉人田宅被强占，粮食被掠夺，人身受凌辱，妻女遭奸污，造成民族隔阂。他为防范汉人，又下令禁止汉人制造、买卖、携带和收藏弓箭、撒袋、腰刀等武器。他甚至连死心踏地降顺后金的李永芳也不相信，怀疑李私通汉人。李永芳遭到后金汗的呵斥，其诸子也被大贝勒代善捆绑看禁。先是，一些辽东汉人为挣脱明朝黑暗统治，相率逃入建州，自后金实施民族压迫政策，许多汉人宁肯自缢而死，也不愿“剃发”降顺。据朝鲜史书记载：“开元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

第二，大量迁民。努尔哈赤为对辽东汉民加强控制，防止叛逃，曾多次下令迁徒辽民。如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派阿敏贝勒带兵五千，前往镇江，强令镇江、宽奠、叆河、汤山、镇东、镇西、新城等地居民，在寒冬时节，携妻抱子迁往萨尔浒等地，并将孤山堡以南凤凰地区房舍全部纵火烧毁。又如翌年正月二十四日后金占领光宁，二月初四努尔哈赤即强迫广宁等九卫居渡过辽河，迁往辽东。锦州二卫的人口迁往辽阳，右屯卫迁往金州、复州，义州二卫迁往盖州、威宁营，广宁四卫迁往沈阳，蒲河和奉集堡。除这二次大规模地迁徒人口外，零星迁移，经常不断。如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命将辽西大黑山堡人民搬移至虎皮驿。

被迁地区的汉人，头一天得到迁移汗令，第二天就被驱赶上路。西起大凌河东迄鸭绿江，南自金州北至蒲河，河西居民前往河东，城镇居民迁往村屯，扶老携幼，扫地出门，城郭空虚，田地抛荒，哭声震野，背井离乡。稍有眷恋者，即惨遭屠杀。仅大贝勒代善在义州一次就杀死三千人。被驱赶的移民，男子遭鞭挞，妻女遭凌辱，老弱填沟壑，童婴弃路旁；白天忍饥饿赶路，寒夜露宿荒郊。他们被迁往陌生的村屯，无亲无友，无房无粮。命大户同大家合，小户同小家合，“房合住，粮合吃，天合耕”。这既扰乱了辽民的安定生活，又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被迁居的汉人，或为“记丁授田”的民户，或为“按丁编庄”的壮丁。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被降作后金的农奴。

辽民被迁之后，生活苦不堪言。辽西被迫迁移的汉人，如锦州城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口，其中男六千一百五十人；右屯卫一万七千七百二十八口，其中男九千零七十四人。共计三万一千五百一十二口，其中男一万五千二百二十四人。他们后来被强迫安插在青苔峪河复州、金州等地。以每丁给田六日计，上述男丁共应授田十万日。努尔哈赤没有田地授与，命他们同当地居民合耕，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即剥削了被迁徒辽民的田地，又掠夺了当地居民的土地。实际上，大量迁居的汉人，耕无田，住无房，寒无衣，食无粮。他们“连年苦累不堪”，生活悲苦到了极点。

第三，清查粮食。后金本来粮食就不足，大量迁民后出现粮荒。努尔哈赤为筹措粮食，除派夫役搬运明仓粮谷外，还派人清查辽民的粮食。他下令汉人要如实申报所有粮谷的数量，然后按人口定量。他不许汉人私卖粮食，要底价卖给汗的官衙。汉人缺粮食，向官仓购买，每升银一两。粮食极为短缺，如杀耀州乔姓，得粮十三石一升，分给驻据当地的蒙古男丁，每人只得半升。辽民因缺粮食，饿死的人很多。粮食不足始终是努尔哈赤最头痛的问题之一。为解决粮食问题，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正月，努尔哈赤再命普遍清查粮食。对汉人的粮食，逐村逐户清查，全部进行登记，委派诸申看守。规定：凡每口有粮五升，或每口虽有粮三、四升但有牲畜的人，算作“有粮人”，每口有粮三、四升而并无牲畜的人，算作“无粮人”。努尔哈赤命将“无粮人”收为阿哈。不久，下令将各地查送的“无粮人”全部杀死。屠杀“无粮人”可能是因为没有余粮养活这批人，或借以警告隐匿余粮不报的人。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第四，征发差役。后金向辽民征发繁苛的差役、筑城、修堡、煮盐、夫役、运输，不一而足。以金、复、海、盖四州为例。后金占领辽东不久，盖州出牛车运送贡赋盐一万斤到辽阳。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春，金州、复州每十名男丁中，出二人修城。又命金、复、海、盖等州卫，派夫役、出牛车运粮。先是，明朝存粮在“右屯八十余万”石。后金军打败王华贞，夺得右屯粮仓。努尔哈赤下令征派牛一万头、车一万辆，每十名男丁中出一人，前往右屯卫运粮。被征的牛，命烙上印记，将牛的颜色、大小及牛主姓名填写上交备查。但许多牛或死于路上，或被抢占，或以赢弱顶替肥壮。牛主即耽误农作，又损失重大。一年后仍命饲养公差牛一万头。征发差役不仅耽误春耕，也影响秋收。盖州要在收成季节出男丁三千一百七十人，牛一千零三十二头，修筑盖州城。但工程未竣，又派这些男丁和牛车到复州去收割庄稼。辽民的劳力、耕牛、车辆在春耕和秋收时被大量征发，妨碍了生产，引起不满。

第五，抢占田地，后金军进入辽沈地区，。满族贵族、八旗官兵等，分占田地，建立田庄。努尔哈赤汗谕：“计丁授田”，将许多所谓“无主之田”，按丁均分，每丁授粮田五日、棉田一日。大量汉民田地，被分而占。努尔哈赤汗谕设立田庄。每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备御以上，给庄田一所。而官将实占田庄，“多至五十余所”。努尔哈赤汗谕辽西汉民移至辽东，同辽东汉民“同耕”，汉人占汉人之田。后金强占土地政策，使得满族贵族与八旗官兵，占有大量辽河流域的沃土。这对后来清军入关，圈占畿辅田地，以及八旗驻防占田，都有直接的影响。

第六，诛戮众生。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由于占地、移民、剃发、苛役等，引起辽东汉人不满，起而反抗，遭到屠杀。至于攻陷城池之后，陷开原“城中士卒尽被杀”，下铁岭“士卒尽杀之”，事属战仇怨结，屠戮为快，过杀失当，另作他论。但努尔哈赤重满抑汉之策，实属偏激。其子皇太极对“夕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亦觉不当，略作前鉴。其时，据史载：“闻十三站等处，杀辽人之不顺者，又执少壮、夺妻子，是以啸聚林莽山谷间。”被执、被夺者，设法出逃。努尔哈赤始定严惩逃人法：“谕凡逃人已经离家，被执者处死，其未行者，虽首告勿论。”而未逃幸存之文士生员，多被收在后金汗、八大贝勒包衣下，或在满洲各级额真下为奴。《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述：先是，乙丑年十月（即天命十年，天启五年），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其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是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

上述可见，其时屠辽之酷烈。

上述列举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强令“剃发”、大量迁民、清查粮食、征发差役、抢占田地和诛戮众生等六项弊政，搅得辽民倾家荡产，颠沛流离，衣食无助，愤不欲生。女真各级额真及军卒杂居汉人村屯，又逞威福，占田宅，索粮谷，辱妻女。广大辽东汉人不堪忍受女真贵族的威逼、驱掠、焚劫、杀戮，纷纷起来通过各种形式，反抗后金汗努尔哈赤的残暴统治。

对于后金来说，辽东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努尔哈赤错误辽沈政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天命汗在进入辽沈地区之后，不仅未能及时制订出行之有效的缓和女真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的积极政策，反而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矛盾。努尔哈赤用一种新的民族剥削代替另一种民族剥削，用一个新的民族压迫代替另一个民族压迫。种种弊政，破坏了辽东地区的社会安宁和生产秩序，使得人丁锐减，庐舍残破，田园荒芜，饿殍塞路，百业凋零，粮价腾贵，民不宁居，社会混乱。六大弊政的出现和愈演愈烈从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努尔哈赤缺乏长远战略眼光的表现。从手头现有的资料来看，我很难了解努尔哈赤在制订这些政策时的真实想法，或许他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由于夹杂了过多狭隘的民族感情，不能对当前所面临的统治形势作出正确判断？还是后金诸贝勒大臣中缺乏在关键时刻为努尔哈赤出谋划策的谋士，没能制止天命汗一意孤行？或者是其他鲜为人知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出现。明王朝后期经营辽东的失败换来的是萨尔浒的惨痛失败，大大缩短了朱明王朝的覆灭。而努尔哈赤的辽沈弊政，使的后金在维护其在辽沈地区的统治地位而疲于奔命，应接不暇，严重削弱后金的国力，为后金汗努尔哈赤兵败宁远，埋下了伏笔。

辽东汉民以逃亡、投毒、暴动等多种形式，抵制后金的错误政策，反抗后金的残暴统治

首先是逃亡。辽民难以忍受后金贵族的盘剥和奴役，为图生存，成户、成村、成地区地逃亡。《满文老档;太祖》中记载大量实事。如连山关汉民男四十人，女二十人，驱赶马车十八匹，牛五头、骡四头和驴二头，集体逃亡。夹山河村二十户居民，男女共八十人，仅耕田七日，无法生活，把喂养的猪、鸡、狗宰杀后放在框子里，密议逃亡，但被告密捕捉定罪。红草岛附近五村汉人，用秫秸秆编成筏子渡河逃亡。李永芳哀叹道：沿海一带汉民想杀女真人，逃往明朝。据《满文老档;太祖》记载，有的辽民诱请后金驻守台堡官兵到家里饮酒，醺醉杀死，然后弃家逃亡。到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因闹粮荒，社会秩序混乱，逃亡的人更多。努尔哈赤命在城门设锣，逃人出城要敲锣传报，以派兵追捕。尽管如此，“逃亡之人，络绎接踵”。

其次是投毒。投放毒药暗杀后金统治者，是比逃亡更为积极的反抗斗争形式。后金占领辽阳刚两个月，就发现汉人向努尔哈赤驻城的各井投下毒药。不久，在水、盐和猪肉里都发现了毒药。努尔哈赤指令诸申和士兵，不吃当天杀猪的肉，饮水和食盐要警惕中毒，甚至对蔬菜和鸡鸭也要注意，并命令将文书下达至村领催。为避免中毒，命店主将姓名可在石、木上，立在店前，购买食物的诸申，需记住店主的姓名，以便中毒后追查。投毒的斗争遍及各地，努尔哈赤谕示诸贝勒：各地都给诸申投毒。甚至努尔哈赤到海州巡视，在衙门宴会时，有八名汉人向井中投放毒药，可能是设计毒害后金汗努尔哈赤的。但他们在投毒时被八旗士兵捉获，惨遭杀害。

再次是袭杀。袭击和杀伤后金官兵，比投毒更直接地打击了女真军事贵族。在古河、马家寨、镇江、长山岛、双山、、复州、平顶山等地的汉民，手执棍棒，聚众抵抗，袭击后金士兵，杀死后金官吏。

努尔哈赤在文书中称： 古河的人，杀我派去的官员而叛。马家寨的人杀我派去的官员而叛。镇江的人，逮捕我任命的佟游击，送与明因而叛。长山岛的人，逮捕我派遣的官员，送往广宁。双山的人，约期带来那边的兵，杀了我的人。岫岩的人叛乱，被魏秀才告发。复州的人叛变，约期带来明国的船。平顶山的人，杀我四十人而叛。

这份文书说明，辽民反抗后金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为防止后金官兵被个别地袭杀，努尔哈赤命令官兵不许单独行动，必须十人结队而行，否则要受到惩罚。但这并不能阻遏辽民一浪高过一浪地反抗后金统治者的斗争。

最后，就是暴动了。辽民的暴动给与后金统治者以最沉重的打击。辽民暴动自后金军占领辽阳开始。后金军夺占辽阳，派一将领坐在西门，见状貌似汉人，即点视军卒加以杀戮。然而，辽民不能忍受这种残酷的暴行，勇敢者奋起反抗。《明史纪事始末》，“补遗”记载：

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其帅，诸子持梃共击杀二十余人。仓卒出不意，百姓趁乱走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州不之追。

继辽阳之后，反抗后金的暴动如火如荼。在托兰山，百余人举行暴动；在长岛，莽古尔泰率兵二千镇压；在岫岩，暴动失败后被俘者达六千七百人；在镇江，仅镇压后被俘虏的者更大一万二千人。

在辽河以东，复州城的抗暴斗争声势浩大。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年）六月，复州城民无法容忍后金剃发、占房、查粮、差役等虐政，一万余男人举城暴动。努尔哈赤派次子代善，第十子德格类等率兵两万人前往，将复州城人民的暴动残酷地镇压下去。复州城男子当中，除病弱者和儿童外，全部杀死，并将妇女和儿童掳走，分给各牛录为奴。复州城房舍驻兵，粮充军食。

在辽河以西，除“辽民、难民入关至百万”和大量迁徒河东以外，所余人民在大小凌河、锦州、义州和广宁等地掀起反抗后金的暴动。其中以十三山军民的反抗斗争最为壮烈。数以万计的辽民据十三山以自保，绝不“剃发”降顺。努尔哈赤派兵围攻数次不克，李永芳再率军仰攻，被“山顶飞石打下”。这些反抗者久被围困，誓死不降后金，“有七百人黑夜潜偷下山至海边，渡上觉华岛，婴孩都害死。问其何以害死，曰‘恐儿啼贼来追赶也’！”宁肯扼杀婴儿，也不投降后金。这是努尔哈赤对辽民政策失败的血泪见证。

努尔哈赤对辽民的种种错误政策，激起了辽东的农民、矿工、生员、市民，从辽阳到金州，自广宁至镇江，在城镇，在村屯，以逃亡、投毒、袭杀和暴动等形式，进行反对后金统治者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主体是汉族劳动人民，其中也包括女真的奴隶和农奴。辽东汉民反抗斗争得一个结果是，既削弱了后金的国力，又教育了宁远的军民——为免遭八旗贵族铁蹄的蹂躏，只有拼死抵御后金军的南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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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荒唐的人肉治病起源何处？ [转帖]

知白守黑

古代人吃人并非一个新鲜的话题，战争时没有军粮，人会吃人，遇到灾荒之年，人会相食，这些吃人多以填胞肚皮为目的。当然，令百姓咬牙切齿的贪官污吏就地正法后，人们也往往会赶到刑场上，从他的身上割点肉、挖个心、沾些血来吃，借以解除心头之恨。然而，真正在民间普遍推广的，则是人肉治病，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割股疗亲”。那么，古代的中国人相信人肉能治病，这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灵感呢？
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中写到狂人的害怕：“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这里的“本草什么”显然是指的《本草纲目》，鲁迅是学过医的，对《本草纲目》不应该陌生，他把李时珍和吃人这么一联系，让很多人误以为人肉治病是李时珍开出的药方。
《本草纲目》的确记载了人肉治病的药方，但李时珍说得明白，这个药方并非他本人发明，而是从古代的药书中收集而来，开具药方的其实另有他人。其中记述道：“〔时珍曰〕张杲《医说》言，唐开元中，明州人陈藏器着《本草拾遗》，载人肉疗羸瘵。自此闾阎有病此者，多相效割股”。这里一目了然地看出，唐代的陈藏器是开出人肉治病第一方的人。
明代吴昆所编著的《医方考》支持了这一观点。他在这部书卷三《虚损劳瘵门第十八股肉属性》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类固不可食，亏体岂曰事亲？且俞、扁、淳、华，上世神良之医也，未闻用人肉以治疾，而闵损、曾参之孝，亦未尝割股，所以来要名之行者，藏器其作之矣”。由此看出，吴昆考察出古代的所有名医都没有人肉治疾的药方，陈藏器就是开具割股治疾药方的第一人，吴昆还对陈藏器的这个荒唐的药方致人伤残一事，给予了坚定的批评。
陈藏器何须人也？陈藏器，大约出生在687年，死于757年，唐朝明州人。他在713年至741年的开元年间，曾担任京兆府三原县的县尉。他认为《神农本草经》虽然已有前人进行了补集，但遗逸仍然很多，因此他汇集前人遗漏的药物，于739年(开元二十七年)撰写了《本草拾遗》。这部书虽然早已佚失，但古代很多的药学名著引用了不少这部书的药方，其中就有人肉治疾的药方。虽然这部书的一些药方至今仍为中医界所应用，不过，人肉治疾的药方早已被医学界丢到了历史的垃圾堆。
对人肉治疾追根溯源到此处，把炮制药方的罪魁祸首定格为陈藏器其人，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陈藏器并不是古代什么名医，他只是一个散落药方的收集者，说他第一个开具了人肉治疾的药方，是立不住脚的。那么，他收集这个药方的根据是什么呢？诸多医学书籍都把人肉治疾之事凝固聚焦在陈藏器身上，尚未发现有医书探索这个药方的起源。
明代吴昆的《医方考》曾说，割股之事，古昔有之。这说明人肉治疾早已存在于民间，陈藏器收集此方是有根据的。此前的历史文字记载虽然直接看不到人肉治疾四个字，但之前唐代著名佛教学者释道世的著作《法苑珠林》却已有人体治疾的记述，这似乎就是人肉治疾的药方源头。因为治病时吃人肉、喝人血、涂人髓，这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其核心仍然是吃人能治病。
释道世（约７世纪），字玄恽，生卒年月不详，祖藉伊阙（今河南伊川），京兆人，西明寺沙门，他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６６８年）撰成《法苑珠林》，费时十年。这部书的《病苦篇第九十五》一共有瞻病部、医疗部等六部，让人一看就是医学的范畴。
《法苑珠林》引用了一部佛经的故事，这部佛经就是《弥勒所问本愿经》。其中引用的佛陀十大弟子之一阿难与佛的一段对话，两次涉及到人体治疾之事。佛对阿难说“乃往过世时有太子，号曰所现。端正姝好，从园观出，道见一人得病困笃，见已有哀伤之心，问于病人：以何等药得疗卿病。病者答曰：唯王身血得疗我病。尔时太子即以利刀刺身出血以与病者。又往过世有王太子，号曰莲华王。端正姝好，从园观出，道见一人身体病疠，见已哀念问于病者：以得何药疗于汝病？病者答曰：得王身髓以涂我身，其病乃愈。是时太子即破身骨，以得其髓，持与病者。
《弥勒所问本愿经》是由西晋时期伟大译经家竺法护翻译的经书，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人肉治疾，但却清楚地记载了人的血髓可以治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竺法护又称昙摩罗刹，月氏国人，世居敦煌郡，八岁出家，礼印高僧为师，随师姓“竺”。晋武帝时诸多经书还流传在西域，未能传布于中国。竺法护发愤立志弘法，他通达西域三十六国语言，熟谙印度、西域各国的字体、发音等，穷其一生心力从事译经大业，《弥勒所问本愿经》只是其中的一部。
这部经书提到人的血髓能治病，应该与《本草纲目》所记载的人牙、人胆、人血、人骨、人肉和人的毛发能治病一脉相承，是人肉治病的原始起源。因为聪明的中国人自古至今都喜欢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既然经书上说人的血髓能治病，为什么不试试人的牙、人的胆、人的心、人的肉呢？
由此可以推断，人肉治病的药方起源于国外经书所载的血髓治疾，西晋时期传到内地流行民间并得到创新，到了唐代由陈藏器从民间收集整理入书，民间孝字当头普遍推广人肉治病，明代李时珍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鲁迅的《狂人日记》则让更多的现代人知道了古代有这么一个惨无人道的药方。
狂人曾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时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不堪回首的是，善良的古代人为了赢得孝子贤妇的美名，不知道有多少人割了肉、抽了血、剔了骨、挖了眼，最后自己身体致残而孝敬的人也不治而终，这种愚昧、残忍、荒唐、与医学相违背的骗术，披着儒家孝道的外衣，不知害死了多少人？而这种仁义大旗之下的人肉治病竟然起源于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佛教，真是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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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解之谜:世界七大谜团的前世今生[转帖]

　　
　　古罗马考古发现的克娄巴特拉的头像

　　1、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的宫殿
　　2000多年来，肯定有足够的关于这位历史上最有魅力的女王的传说和神话。直到1996年，海洋考古学家弗兰克。戈迪奥才在亚历山大东港发现了克娄巴特拉女王沉没的安蒂亚霍多斯岛。

　　“奢侈豪华、与众不同、色彩绚丽”，戈迪奥这样描绘这座充满了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悲惨命运的水下宫殿。戈迪奥不仅发现了克娄巴特拉和凯撒所生的儿子凯撒里翁的玄武岩上身雕像，而且还发现了安东尼自杀的地点：安东尼是克娄巴特拉的最后一位情人和丈夫，当他的死敌渥大维占领了亚历山大后，他可能逃到一个狭长的半岛上。据说公元前30年，安东尼就在这个岛上拔剑自刎，悲伤的克娄巴特拉与篮子中的眼镜蛇握手了……

　　　　2、亚特兰蒂斯城在哪里
　　2300多年以来，这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城市之国一直激发着人类的想象力。根据传说，亚特兰蒂斯城的城墙和宫殿都是用黄金筑成的，并且在公元前11500年沉没在大海中。这个神话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在《克利梯阿斯篇》和《蒂迈乌斯篇》中第一次提到亚特兰蒂斯城。根据柏拉图的记载，是地震让亚特兰蒂斯沉入大海。柏拉图把这个高度发达的富庶国家描述成“被隔开的水域和士地环绕着”——也就是被环形的运河所环绕。从此，热衷于研究亚特兰蒂斯城的人们在地球上发现了50多个可能是该城遗址的地方：在大西洋、在黑海、在亚速尔群岛、在桑托林岛和克里特岛，甚至在北海中的德国赫尔果兰岛。目前人们仍在继续寻找。

　　3、水晶头颅会说话？
　　1924年，一位英国考古学家17岁的女儿安娜。米歇尔—赫奇斯在英属洪都拉斯（今伯利兹）的玛雅城市卢班图姆发现了这只水晶头颅。它至少有3600年的历史，是用一块水晶凿成的。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精致、并且唯—一只下颚骨可以活动的水晶头颅。根据人们今天对水晶结构的了解，这只头颅根本就不能存在：它的制造违反了水晶的自然属性。即使利用最现代的技术手段也制造不出这样的水晶头颅，因为在加工过程中水晶会碎成1000多块。20世纪70年代初期，惠普公司在反复研究后认定，这只水晶头颅可能经过了300到800年不停的打磨才达到现在这样精确和光滑。
　　迄今为止，人们共发现了21只水晶头颅。科学家们估计，以前水晶头颅可能是被当作祭祀用品。而观察者们一再说，他们在水晶头颅里看到了祭祀的场景。
　　有关玛雅的传说还谈到了13只相同的水晶头颅。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它们就能说话、唱歌。

　　4、帕伦克“铭文庙”的神秘墓碑
　　使用我们称为墨迹方法的途径，冯.德尼肯把帕伦克玛雅遗迹碑铭庙石棺上的图像解释为戴着天线和氧气面罩的宇航员正通过望远镜凝视，控制着一枚火箭。玛雅考古学家倾向于把这一场景放在玛雅宇宙观里来解释：平衡于生与死之间的国王，在走向来世的旅途中壮观的碑铭庙，帕伦克的统治者帕卡尔最后的安息之处。帕卡尔之墓与其著名的石棺盖被发现于从金字塔顶通向塔内的一列台阶的底部。
　　1949年，考古学家阿尔韦托.鲁斯在墨西哥帕伦克“铭文庙”的最上层平台发现了一个通向坟墓的台阶。他发现了一个3.8米长、2.2米宽、带有神秘装饰图案的石板。50年来，专家们对这个图案的意义争吵不休。它展示了一个祭台上的玛雅少年吗？是一个遭到原台巨型怪物复仇的人？还是一个从脖子上长出玉米新生命的谷神？作家埃里希.冯.德尼肯基甚至从中看到了一个宇航员。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帕伦克墓的死者是玛雅侯爵帕卡尔，他死于公元7世纪。根据传说，他死时“呼出了一口热气”。

　　5、这是“诺亚方舟”吗
　　你要用柏木造一只方舟，舟内建造一些舱房，内外都涂上沥青。你要从一切有血肉的生物中，各带一对，即一公一母，进入方舟，与你一同生活”，上帝用这几句话命令诺亚造一艘船，用它来拯救他的全家和动物免遭大洪水的淹没。在150天的大水之后，诺亚方舟停靠在今天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上。
　　1949年，人们在亚拉腊山西北翼5000米高处测绘地形时发现了一个罕见的石头形成物。这个形成物像个船身，其183米的长度和《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的规格大致吻合。它在研究界引起了“方舟热”。80年代，业余考古学家罗恩.怀亚特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根据这个物体上的大量线痕来证明它就是诺亚方舟。它的形成“只是”因为地陷还是更多地涉及科学家们今天所说的“亚拉腊山反常”？现在也许只有通过地质卫星的照片才能展示清楚。大洪水的神话继续流传。

　　
　　6、星象盘
　　在德国内布拉附近的米特尔贝格山发现的星象盘是直径为32厘米的青铜盘，重达两公斤，有3600年的历史。它价值1500万欧元。3年前，两个盗墓贼发现了这只星象盘并试图将其卖掉。今年2月，它在瑞土巴塞尔被查封。内布拉的星象盘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这只出土文物就像英国著名的巨石阵和埃及的金字塔一样重要”，德国考古学家哈拉尔德。梅勒博士说。
　　这只星象盘是在252米高的米特尔贝格山的顶峰上的一堵环形的围墙里发现的。“我们不知道它是侯爵的坟墓还是存放圣物的地方”，梅勒猜测道。对于天文学家沃尔夫哈德.施洛瑟来说，这只星象盘是有关宇宙的最古老的表现形式。“很有可能是当时祭司用这只星象盘来预测下一次月食的发生。他一定是拿着这个铜盘站在那个小丘上。月亮一旦位于昂星团上方，几天后就会出现月食。”在过去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在米特尔贝格山这只星象盘的出土地方有可能被用作天文观测台。目前，这个星象盘已经存放在哈雷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立博物馆里。

　　7、恐龙陨石坑
　　恐龙是地球上出现过的最大的陆地脊椎动物。它们突然灭绝的谜团看来已经被慢慢地揭开。原因可能是因为6500万年前有一颗小行星撞到了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美国最近的计算机模拟也表明了这一点。直到12年前，这个巨大的陨石坑才被发现。从2001年12月起，德国波茨坦地理研究中心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这个天体可能以相当于100亿颗原子弹的冲击力在地球表面撞出了几公里深的裂缝。撞击的碎片纷纷散落，引起了强烈地震、海啸、大洪水和大火灾。这次碰撞产生的大量灰尘和气体混合到大气中，遮天蔽日，使气候出现反常。先是大火，再是冰川期，接下来又是难以忍受的炎热。这场生态灾难造成了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灭绝，其中包括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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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寒而栗：笼罩明朝三十余年的一条魔咒 [转帖]

明朝有一位十分奇怪的皇帝，他是朝野公认的皇储，却从没当过一天太子。十七年的王储生涯中，他的头上只有一个亲王头衔，直到继承皇位的前一天，他依然是个亲王。这个皇帝就是大懒鬼万历的父亲——隆庆帝朱载垕。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是因为他的父亲嘉靖的心里始终有一条让他不寒而栗的魔咒——二龙不相见。

“二龙不相见”的发明人是明朝有名的方士陶仲文。他本叫曲真，与嘉靖信任的另一个方士邵元节是好朋友。有次，嘉靖去给父亲上坟，邵元节有病在身，就让他代为陪同。不知是陶仲文运气好，还是坐了时光飞船到达未来，在走到卫辉的时候，他信誓旦旦做出了预言：今天有火光之灾。嘉靖半信半疑，结果当晚行宫就发生大火。嘉靖那个佩服呀，一口气封了他个“寻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后来还做了部长级的礼部尚书。

皇帝这么卖力地封他，他也十分卖力地回报，整天起早贪黑地掐指头算命。嘉靖十三年八月，皇长子朱载基刚刚出生两个月就病死。当嘉靖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时，陶仲文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告诉了他，就是上一段提到的“二龙不相见”。大概意思就是嘉靖是条真龙，太子是条潜龙，二龙最好不要见面，否则其中一条龙肯定会倒霉。嘉靖原本就是个超级迷信的人，从十五岁即位起身边就一堆半仙、真人、法王，整天想着祥瑞、仙丹。如今听到陶真人这么说，顿时害怕了。当两年之后，他再次有了朱载壑、朱载垕、朱载圳时，欣喜之余，他再次想起了“二龙不相见”。长子夭折不过才三年，记忆犹新的他决定少见这几个孩子，而且也不封太子，虽然冷酷了点，但毕竟自己和儿子的命最重要。

大臣们不知道他的苦衷，早立储君是国家大事，决不能拖延，所以他们纷纷上书要嘉靖早下命令。嘉靖开始还抗得住，后来奏疏堆得有一人高了，他实在受不了，只好封朱载壑为太子，但他的“父爱”也仅此而已。此后朱载壑一天天长大，按常规已经过了上学读书的年龄，嘉靖同志就像后爹一样不闻不问，任由大臣们对自己喷口水。

如果事情照此发展，没准朱载壑能成为明朝第一个文盲皇帝。可惜，上天没给他这个机会，因为嘉靖的母亲出面了。老太太苦口婆心找儿子长谈，一次不行两次，时间久了，嘉靖只得投降，允许儿子出阁讲学。这一年，朱载壑已经14岁。太子出阁不同于凡人进学堂，有一套十分讲究且程序繁杂的礼节仪式，而且作为老子的嘉靖必须出场。就在仪式刚刚结束后，朱载壑即病倒，没多久就死了。魔咒，果然是条魔咒！嘉靖事后一次次地想起陶仲文的话，悔恨之余，他回复陶仲文的奏章时写道：早从卿劝，岂便有此！

痛定思痛，嘉靖从此严格遵守“二龙不相见”，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裕王朱载垕和景王朱载圳长期漠不关心。上学他不管，结婚他也不管，能拖一天是一天。不仅如此，两个儿子想见他这个爹一面比见神仙还难。即便是见了面，他也少有言语，好像怕儿子们跟他借钱似的。就这样，作为皇储的朱载垕尴尬无奈地生活在那条咒语的阴影下，直到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他还是个亲王。这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裕王朱载垕登基称帝，彻底为“二龙不相见”这条魔咒画上了句号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19 11:26:57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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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美国总统保镖[转帖]

　　李旭

　　　　美国白宫

　　恐怖袭击、谋杀、勒索、绑架……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不安全。在这个危险不断增多的世界，私人保镖正在发挥警察和军队无法发挥的优

　　势。目前在伊拉克，受雇于私人公司且为美国工作的保护专家就有18万人，比驻伊美军的总数还多。本文作者从事保镖职业二十多年，饱尝了其中的酸甜苦辣;他又曾一个人跑到美国去学保镖，期间了解了不少总统保镖的内幕。

　　“现在的袭击武器太不可思议了。”迈克说，“你知道，曾经有人用一个携带肉毒毒素和炭疽菌的打火机刺杀克林顿，那些家伙用的玩意儿比你在007电影里看到的还古怪。”

　　炭疽菌的拼写是“anthrax”，我在学校寄来的那大篇资料里看到过。“9·11”之后，美国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相继收到携带炭疽菌的信件，还曾有人感染炭疽菌丧生，美国参议院的一幢办公大楼为此封闭了三个月。

　　“后来怎样了？”我问。

　　迈克说：“防御的办法同样不可思议，五角大楼用昆虫来探测生化武器，它们的感觉要比人类更灵敏。”

　　历史上美国有四位总统被暗杀：林肯(1865年)、加菲尔德(1881年)、麦金莱(1901年)、肯尼迪(1963年)；五位总统任职期间曾经被刺但幸免于难：杰克逊(1835年)、罗斯福(1933年)、杜鲁门(1950年)、福特(1975年)、里根(1981年)。布什父子也收到过一堆恐吓信。在美国的四十多届总统里，有遇刺经历的就有11人，几乎占了1/4。

　　“你知道吗？这11人中的7个都是靠保镖捡回了命。1950年，有两个刺客配合着对杜鲁门发动袭击。他们的诡计被保镖发现了，一场混战当即展开。最后，杜鲁门毫发无损，他的保镖却一死两伤。”至于福特总统的保镖、白宫侍卫长狄克·恺撒更是身先士卒。恺撒长得和福特很像，每次福特坐“空军一号”出国下飞机时，先从舱门里走出来的肯定是恺撒。看花了眼的记者经常把恺撒当成福特猛拍一通。后来，有人问恺撒，你就不害怕袭击者把你当成福特开了枪？恺撒面无表情地回答：“I hope so”(我希望如此)。

　　里根的保镖曾说，袭击发生时，军人、警察都弯着身子寻找掩体，保镖们则用自己的身体护住总统及总统周围的人，这是因为军人、警察和保镖们接受的训练不同,保镖的训练中包括挡子弹。但是，就算挡子弹是训练后的本能反应，保镖也依然是最勇敢的人。因为有时候，刺客未必会按照保镖培训里的预想方式出现，刺客甚至不一定是人。

　　1901年9月6日上午，威廉·麦金莱到布法罗市泛美博览会发表演说。演说结束后，人群一拥而上，将麦金莱团团围住。人群中有一个人心怀杀机，他右手拿着一把微型双响短筒手枪，上面蒙着一块手帕，这个人就是利昂·切奥尔格茨。他是一个公认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杀死一个统治者就会成为名人。

　　在麦金莱之前，尽管已经有两名美国总统死于暗杀，但显然并没能引起政府对总统安全的重视。麦金莱此行，身边仅带了三个保镖。在枪声响起的那一瞬，三个保镖立即向总统身边靠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刺客向总统腹部连开两枪。第一枪击中总统的背心纽扣，第二枪穿过肚子，损毁了肾脏。八天之后，麦金莱死于坏疽。枪击发生后，三名保镖中的其中之一艾尔兰向媒体坦言，总统的随行人员丝毫没有预料到总统会遭遇枪击，所以并没有安排过多的保镖来保障总统的安全。

　　后来美国密勤局针对爆炸和近距离射击，想出了“三层护卫的同心圆保护理论”，最中心的是针对总统的个人保护和保护小组的阵形；第二层包括身着制服的警察、岗哨、障碍物等；第三层更加隐秘，即屋顶的监视岗、反袭击小组、外围控制点等，在周围较大范围里活动。我们常可以在电视里看到，总统出行时，总有些人和他寸步不离，这些人可能就是贴身保镖，负责近身防卫。还有一些保镖则不会被镜头拍到，他们躲在稍远地方，对总统所在环境进行监视，这种监视24小时不间断。

　　按照和总统距离的远近，总统保镖被划分成四种。第一种被称作“树后保镖”，负责远程监视，在沿途布置好安全工作；第二种则被叫作“窗下保镖”，他们会在总统的办公室、居所外进行防范，不管刮风下雨。福特当总统时，每当天气不好，就会派人给自己的“窗下保镖”送咖啡、三明治和一些补充热量的小点心。第三种是“楼梯保镖”，他们一般负责屋内的安全。第四种就是“贴身保镖”，总统到哪里，他们就要跟到哪里，就像总统的影子。

　　保镖总是神情冷峻，不苟言笑，哪怕他们出现在滑稽舞会上。他们透过墨镜，观察着人群的一举一动，尤其是离总统最近的那几排人，在保镖的逼视下，很少有人能藏得住心事。假如你发现有个保镖正注视着你，那你最好不要做诸如将手放进口袋的“突兀”动作，否则保镖会快速地过来控制你，并会不露声色地命令你把手从口袋里慢慢拿出来，并对你进行检查。

　　总统要住宾馆，保镖不仅要对宾馆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查，还要化验宾馆的水质和空气。在总统抵达饭店前的四小时，保镖们还要再进行一次大检查，之后便会将总统房间附近封锁起来，禁止任何人靠近。如果有行李要运到总统房里，保镖就会用X光机对其进行检查。

　　

　　壮观的保镖行动现场

　　必要的时候，保镖还会要求总统出行时穿好防弹背心。总统若步行，保镖就会排兵布阵，摆出各种阵形的保护网，一名保镖走在前面“开路”，数名保镖伴随总统左右，另有一些保镖跟在总统身后。保镖的腰上挂着通讯工具，手里不能拿任何东西以免影响工作，除非是保护需要的，如防弹公文包之类。

　　保镖最担心的就是总统的即兴出行，一见人群围上来，就兴冲冲地开始演讲，把保镖晾在一边；途中看到吸引人的商店，也会立刻叫停汽车。对这种好冒险的总统，如果会带来太大危险的话，保镖就应该严肃地告诉总统，他最好改变计划。

　　注意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出行时，会有专人帮他牵着小狗。那多半不是他的宠物，而是他的特殊“保镖”。经过训练的警犬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将一个剧院“嗅干净”。

　　特驾课对保镖非常重要，很多袭击都发生在公路上，保镖必须用出色的驾驶技巧摆脱危险。总统司机需要具备在冰天雪地里开快车进行甩尾的能力，要学会如何让两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始终保持一米的间距，并要学习如何用一只手熟练地操纵汽车。因为袭击发生时，司机可能需要一边开车，一边使用武器。当袭击者发动攻击时，最常见到的保镖反应有三种：一种立即开枪；一种是借助特殊工具挡开子弹；一种是迅速将总统推到车里，带到安全地方。

　　美国总统的专车是经过改装的林肯轿车——车身长21英尺、功率为340马力的防弹汽车。车的重量可以和重型坦克相提并论，其车轮、玻璃窗、车身都装着厚厚的防弹板。总统所坐位置的顶部材料则是防弹玻璃，车顶可以打开，也可以再覆盖一层乙烯板，乙烯板有阻燃性。

　　总统车里一定有保镖，为方便保镖活动，专车后面缓冲器的位置比一般车的位置要低，这是为了给保镖的踏板腾出空间。总统的座位和司机的座位是分开的。总统座室的空间很大，设有三个折叠起来的座椅，这些椅子全部放下能坐六人。值得一提的是，椅子的方向不是冲着总统，而是冲着车的后玻璃。这样设计也许是为了方便观察车后情况。

　　车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也可以用来反击。专车里有急救箱和各种救护工具。万一车被炸毁，保镖也可以利用这些工具，从车里帮助总统逃生。同时，车内还配有小型冲锋枪和催泪弹，加上保镖们随身携带的枪支，既可以应付单独的袭击者，也可以应付一定规模的袭击。

　　肯尼迪是在林肯轿车上遇害的，但他坐的是辆敞篷车，一枚子弹直击他的前额，他当场死亡。经常有政治家抱怨在车里没办法发表讲话，为了避免总统以演讲为借口，要求坐敞篷车，安保人员特地在总统专车上装上了一种特殊的声音装置。在关上所有车窗车门的情况下，坐在车里的人可以听到车外的声音，如果车里的人愿意，外面的人也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为了保护总统的安全，安保人员还使用了障眼法。他们准备了三辆和总统专车一模一样的车，连车牌都一样。知道总统坐在哪辆车上的，只有总统的贴身保镖。

　　保镖的车也不逊色。它的轮胎被加厚，以应对超负荷的行驶。车身两侧、后侧都设有踏板。车的后门经过改装，方便保镖在车高速行驶时依然能上下自如。即使坐在车里，保镖也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车子便按照保镖的需求被加以改造，车里的座位和车窗按照一定角度设计，保镖们不用做额外动作，就可以通过打开的车窗看到车四周以及天空的景象。在保镖的车里，除了通讯器材和一些必备武器外，还有警笛、警灯，遇到紧急情况，在交通拥堵的大城市，这两样东西会大派用场。

　　总统坐的车要由总统保镖驾驶，一般坐在司机旁边的是保镖小组的组长，他负责指挥保护小组的行动，并且随时与指挥中心取得联系。

　　每次在总统车队出发前几分钟，就会有穿着凯夫拉防弹衣的人先将一辆车开走。他们要本着“宁可错一千，不可放一个”的精神，在总统车队要经过的路段搜寻可疑物。他们会检查私人邮箱、停错位的汽车以及任何看起来让人不安的东西。一旦发现炸弹，车上的炸弹专家就会先将炸弹转移到特制的容器里，然后用一个绰号“破坏者”的小工具，将炸弹引爆。如果炸弹很大，就会调来爆炸物运输车。这种车是总统车队的必备车，但外形上和那些精致的小轿车却格格不入，有如西点博物馆里那些笨重的大炮。此外，在总统车队来之前，他们还要根据总统停留的地点，对周边建筑进行大检查。

　　美国密勤局每年都要针对那些有可能对总统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建立档案。保镖每次出行前，都要翻开档案，根据出行路线，对档案中的人进行梳理，将其中的“重点”人物找出来，把他们的相片、背景资料打印成册，发给同伴，保证大家都记住这些人的脸。白宫的保镖只要发现某个档案上的危险人物突然离开，就会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上司。

　　对美国的总统保镖来说，最芜杂的工作莫过于在总统出国旅行期间提供保护了。

　　白宫是最能让保镖感到安全的地方之一，所以保护总统的策略之一就是“带着白宫走”。密勤局里有不少技术型保镖，他们在总统即将下榻的饭店装上一些设施，确保总统在饭店工作起来就像在白宫一样安全、熟悉。这些设施包括高频电台、电话交换机、X光机、防窃听工具、防放射性工具等。

　　1986年，里根要到日本去参加七国首脑会议，偏偏在赴会前，他下令对利比亚进行突袭，惹恼了利比亚当局，也让里根的保镖急出了一身冷汗。里根前脚上了“空军一号”，他的保镖就接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提醒，说利比亚方面已经召集了中东22个恐怖组织骨干开会，要给里根些颜色看看，还派出了多名杀手潜入日本。尽管此前，保镖们已经为里根的这次出行做好了周密准备，但利比亚的这些威胁毕竟是突发状况。

　　“空军一号”上的保镖迅速和已前往日本的美国保镖取得联系，告诉他们，利比亚的杀手打算在“空军一号”即将降落的羽田机场发动袭击。

　　正在日本的美国总统保镖听说此况，个个如临大敌，希望日本方面能提供帮助。他们和日本当局的交涉非常成功，日本的安保人员给了美国保镖们极大支持。“空军一号”盘旋到羽田机场上方时，日本开启了“周波数带变换器”，使机场附近的所有无线电设施都发生电波变异。就算恐怖分子已经埋伏好，在这种情况下，也别想找到“空军一号”的位置。开会期间，二百多名美国保镖将里根下榻的东京大仓饭店封锁得结结实实，该饭店方圆三公里内禁止任何飞行物通过。

　　我们在电视上看美国总统外出访问的片断，也能看出哪个家伙是他的保镖，但被我们看出来的保镖还只是总统随行保镖中的一小部分。1992年老布什出访新加坡时，就带了数百名保镖，他们还从美国运来了两块巨大的可以移动的防弹玻璃屏风，装在老布什卧室和起居室的落地窗外，以防止狙击手的袭击。

　　下毒，是很多袭击者青睐的方法，保镖们需要掌握一定的毒物知识。几乎所有国家领导人的厨房，都是安保工作的重点，所有菜肴原料在进入厨房前都要经过复杂的监测程序，而烹调完的食品也会被放在特制的保温瓶里，并牢牢地打上铅封，送到总统所在的地方。总统的厨师就是总统饮食上的安全保镖，他们会跟总统一起出行，并为总统检查食物，还会提醒总统不要吃那些不安全的东西。保镖必须掌握关于饮食不当的急救方法。

　　迈克的话让我受益匪浅：“作为一个保镖，你不能表现出你的强悍，你的外表、风度、举止都要尽可能融入你所处的环境中，不可以体现出来。许多保镖都有叉腰抱手的习惯，因为这样做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更凶狠、更有威慑力。叉腰抱手的姿势有挑衅意味，也太张扬了，而挑衅和张扬都是做保镖的大忌。”

　　“记住，千万别让人看出你像保镖，这非常危险。那些打算干掉总统的人，会首先把保镖干掉。”

　　布什在参观马里兰空军基地时，天下起雨。由于风太大，他刚刚撑起的伞被吹翻了，他顶着雨，摆弄了好一阵子伞，都没弄好。尽管如此，也没见他的保镖有哪个腾出手来帮他撑伞。保镖不是保姆，保镖的两只手必须时刻准备好迎接危险。为此，他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一把年纪的总统淋雨而没有任何不安。

　　

　　每次总统外出，他的身边总有一个拿黑皮包的人。这个和总统形影不离的人可不是保镖，而是随行武官。他的黑皮包里装的可是天大的秘密：美国核武器使用手册、核战爆发时总统的秘密疏散地点、美国遭受核攻击后的广播程序、国家最高机密的确认密码、总统下令从海、陆、空三地发射导弹的密码。它还有个绰号是“足球”，武官在“足球”在，且“足球”一定不会离开总统的视野。里根在1981年遇刺时，随从武官不会管里根的生命，而是扑倒在地，将“足球”死死地压在身下。小布什当总统时，有人好奇地打听“足球”到底装了什么，负责保护“足球”的武官面无表情地告诉这个好奇者：“我告诉完你答案，就必须杀掉你。”

　　什么是保镖最常见的武器？我和迈克聊了半天，得出的结论不是枪，而是墨镜。有禁止带枪的国家，但没听说哪个国家禁止戴墨镜。眼睛是心灵之窗，墨镜就相当于给这窗户上加了道窗帘。不要小看墨镜，保镖身上的神秘色彩有相当一部分都来自于它，它让保镖看起来非常冷峻。戴墨镜不是为引人注目，于保镖来说，墨镜一可以保护自己，二可以震慑敌人。墨镜可以阻断眼神的交流，让人看来深不可测，可以震慑住一些心存歹意的人。保镖可以透过墨镜盯着任何一个人看，外人却摸不清保镖到底在看谁。再加上做贼心虚，袭击者也不敢轻举妄动。保镖依靠墨镜，打的是心理战。

　　保镖未必都生活在“明枪暗箭夹击”的危险中，而每个称职的保镖都一定生活在“假想危险”里，他要有足够的智慧处理好和周围人的关系，要有足够坚强的内心去应对高强度、高压力、高风险的生活。普通人可以靠一些嗜好来缓解压力，最常见的就如抽烟、喝酒；但保镖不可以。

　　　　（摘自《中国第一保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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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为何从未回故乡 [转帖]

　　从15岁离开广安开始，直到1997 年驾鹤西去，78 年间，小平的脚就再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令人唏嘘感慨。对此，本报记者特意采访了邓小平故里管理局局长马福。作为邓小平研究的专家，马福根据相关资料回答了记者的疑问。

　　邓小平三请“不回家”

　　1978 年2 月，邓小平到四川视察工作。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欲治来到成都汇报，对邓小平说：“全县百万人民都盼望邓副主席回广安检查指示工作。”站在一旁的卓琳接过话说：“他很忙。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回去向县委和百万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谢。”这时，邓小平没有说话。

　　1986 年，邓小平回成都过年。正月初五上午8 点，他在金牛宾馆接见当时的广安县委书记罗国兴、副县长王洪峻以及办公室主任王仁全。

　　罗国兴在跟邓小平道别前，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的想法，小平身边的陪同人员王震说，小平工作特别忙，没时间回家。小平没有再一言不发：“请你们回去代我们向家乡人民问好。”

　　下午3点，邓小平安排夫人卓琳跟他们再次座谈。座谈结束后，罗国兴再次向卓琳提出请邓小平回家乡看看的要求，卓琳回答：“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上世纪80代末，自贡灯展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邓小平在船上观看，一旁采访的四川电视台记者郑兴光也是广安人，他问小平，这么多年，就没想过回乡看看吗？小平摇头说：我怕。

　　小平心里“怕回家”

　　马福介绍，一个人从15岁离家后，一直未曾回过故乡，换作一般人确实很难理解，但放在邓小平身上，似乎又变得可以理解。

　　第一个原因便是“怕”。据毛毛 (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介绍：“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可他就是不让。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

　　其实小平是想回家的。1986年，他在成都与阔别67载的幺舅淡以兴相见时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儿时的美好回忆仅成记忆了。淡老人问他为啥不回乡看看，小平说，“我记得离家时，广安只有60万人口，现在有100多万人了，惊动不起呦！”

　　第二个原因便是“忙”。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党政军各类事务都要管，抽不开身，即使想回家也是“有心无力”。

　　第三个原因便是回家一趟“难”。未通高速前，从广安到最近的大城市重庆要一天时间，而且路况较差，加上老人身体欠佳，回家的愿望一直没遂愿。特派记者 谷岳飞(四川广安报道)

广安百姓的传说
　　成都到广安280公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坐在记者身边的是位40多岁的女士，家就在广安。记者问她是否知道小平同志生前没有回过广安的原因，她说：“听老人们讲，小平同志的属相是‘龙’，他是从广安经渠江到嘉陵江，再到长江进入大海的，‘龙’归大海是不回头的。不过这只是传说而已。”
　　记者在乘出租车前往招待所的路上，和司机曹先生聊了起来。说到小平同志为什么没回家乡，他的说法更离奇。“说是小平同志的祖母戴氏在世时曾救济过一位风水先生，风水先生为了报答他的祖母，便在离邓家不远的佛手山，给她家选了一块墓地，‘可以让邓家出一个大人物，但这个大人物不能回家’。”对于这些说法，他们自己也认为“未必真实”。

　　牌坊村探究竟
　　广安市向北7公里，是小平同志故里——协兴镇牌坊村。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记者看到新修订的牌坊村《邓氏家族分谱》。族谱记载，邓家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邓家先祖邓鹤轩以兵部员外郎之职入蜀，安家广安。到邓小平的父亲这一代，邓家已经在广安繁衍了18代子孙。
　　邓小平故居管理局局长马福告诉记者，据邓家族谱记载，邓家有过辉煌的族史，迁入此地后邓家第十二世孙邓时敏，1745年官至大理寺正卿。告老还乡后，被清政府授予通奉大夫。为表彰他的德行，嘉庆皇帝下旨为其家乡赐造了“神道碑”和“德政坊”。牌坊村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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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梵蒂冈的瑞士雇佣兵[转帖]

　　彭永清

　　　　瑞士卫兵成为梵蒂冈教皇的警卫队始于16世纪初。1505年6月，当时的罗马教皇尤里奥二世将在欧洲各地以骁勇善战闻名的200名强壮的瑞士雇佣兵带到罗马，并正式决定让他们来守卫梵蒂冈。以前，虽然瑞士雇佣兵也曾执行过守

　　卫梵蒂冈的任务，但都只是临时性的。因此，瑞士卫兵作为梵蒂冈常驻部队执行任务，是从教皇尤里奥二世开始的。第二年，也就是1506年的1月22日夜里，受教皇邀请的瑞士雇佣兵到达梵蒂冈，受到站在圣彼得罗大教堂门口的教皇的亲自迎接。

　　数年后，这支卫兵队救了教皇的命。那是一位以胆小多疑而优柔寡断著称的教皇——克列门斯七世。1527年5月，神圣罗马帝国卡尔五世率领军队侵入罗马，对罗马城实施大肆破坏和杀戮。教皇克列门斯七世让卫兵守住皇宫，并且下令打开秘密通道，逃到圣安杰罗城去避难。那时，为了保卫教皇的生命安全，许多卫兵因此牺牲，本来189人的卫兵队最后只剩下42人。

　　此次事件发生20年后，教皇保罗三世被瑞士卫兵队不顾生命危险保护教皇的忠诚行为所感动，不仅重建卫兵队，而且还将卫兵人数增至225人。1571年，奥斯曼帝国军队登上了威尼斯共和国统治下的塞浦路斯岛，他们迅速占领了首都尼科西亚和港口城市法马古斯塔，教皇皮奥五世为了保护威尼斯，派遣瑞士卫兵队前往基布罗斯岛增援。在后来的几个月时间里，由瑞士卫兵队组成的基督教联合舰队还参加了著名的“勒班陀海战” ，与奥斯曼帝国军队展开了殊死战斗。这次海战，最终以联合舰队获胜，并最终结束了欧洲的伊斯兰化。

　　但是，这些忠诚无二、值得信赖的瑞士卫兵，也曾经举起过反对教皇的旗帜。事件发生在1878年，当时正值前教皇去世，而由红衣主教吉奥阿基诺·维琴佐·佩奇当选新教皇，成为利奥十三世。在这期间，虽然瑞士卫兵队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但却没有得到新教皇的慰劳金，因此，他们感到不满。

　　这次抗议，有30名卫兵和几名校官参与。他们用莱福枪袭击关有两名卫兵的监狱，并与教皇宪兵队发生冲突，使教皇利奥十三世处于被动地位：如果不平息这一冲突，教皇利奥十三世不仅要向卫队支付慰劳金，而且还得让出前教皇皮奥九世苦心经营了三十多年的教皇领地，这样就会使教皇内部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然而，虽然新教皇利奥十三世准备了大量的红酒准备犒劳卫兵队，并想以此平息“叛乱”卫兵们心中的怒火，但却遭到卫兵队的拒绝。此后的三天里，利奥十三世进行了彻底反省，并通过法国红衣主教传达他的意思：只要卫兵队放下武器，将给他们发放慰劳金。

　　新任卫兵队长的鲁朋上校，随即对瑞士卫兵队进行了改组。具有热血忠诚气质的他，制定了严格的卫兵制度，将非瑞士籍卫兵悉数赶出卫兵队，其中包括与意大利女子结婚并且居住在意大利的瑞士卫兵的后代。此前，瑞士卫兵队曾因队中混杂着非日尔曼籍卫兵而被一些人嘲笑，还遭到居住在梵蒂冈周边的居民的冷嘲热讽，但是，自从鲁朋上校将这支卫兵队彻底改编后，就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嘲笑声了。

　　而且，鲁朋上校还重新启用了由米开朗基罗设计的，蓝、红和橙色相间的军服。这种军服于16世纪使用。法国文豪弗雷德里克·司汤达称其为“奇装异服”，哲学家和史学家泰纳则称其为“歌剧服装”。同时，鲁朋上校废除了自19世纪以来一直沿用的围兜，取而代之的是名为 “黑水晶”的半圆形围兜，并且用羽毛装饰在上面。

　　可以这么说，鲁朋上校是瑞士卫兵队的第二创始人。他成功地改编了卫兵队，并彻底地执行了教皇皮奥十世所规定的制度：严密规定那些需要警戒的场所，卫兵人数定为130人，每人手执长戟，由军官带领，卫兵队长则由上校担任。但从1970年开始，由于教皇保罗六世废除了教皇骑兵队和宫殿卫兵队等，并将保护教皇的任务交给了瑞士卫兵队，因此说，瑞士卫兵队的制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卫兵队的任务之一是跟随教皇到各地访问。约翰尼·保罗二世也好，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也好，都是带着卫兵队访问各地。在教皇本笃十六世访问意大利南部的巴里市时，随行的瑞士卫兵受到前所未有的注目，因为，与教皇同时出现在飞机上的瑞士卫兵，身穿的并非与前教皇保罗二世同行时所穿的便服，而是礼服。

　　不只如此，聚集在机场的人们，包括意大利当地的警察都感到惊奇，这些保护教皇的瑞士卫兵，竟然个个手执长戟，卫兵队事先并没有通知意大利警方他们将手执长戟护卫教皇。

　　以前，瑞士卫兵要达到的条件是：身高在1.74米以上、年龄在30岁以下，并且已经在瑞士服完兵役、受意大利文化影响很深的独身男子、出身于提契诺州以外的瑞士人。然而，现在对出身地的限制条件已经废除。虽然有规定，在下达命令时必须使用德语，但是到兵营去视察时，仍然可以听到德语以外的语言，如法语和意大利语等。

　　而且，对于独身这一条件也有所改变。上世纪70年代初，在罗伯特上校临近结束40年的卫兵队队长职务时，教皇方面就同意，不仅校官可以结婚，而且普通士兵都可以结婚。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留在卫兵队。当时的卫兵队的日志上这么写着：这个规定的受益者是班长海因茨·福洛。他有幸在梵蒂冈的圣·马丁教堂举行婚礼。

　　作为现存的最古老的军队，瑞士卫兵队与创立时大不相同。虽然他们在16世纪时作为教皇军，有过与奥斯曼军队交战的历史，但现在他们并不携带实战武器。他们手持的长戟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装饰，并不是为了实际作战。这种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即使在1981年约翰尼·保罗二世遭到暗杀袭击未遂事件后，仍然没有改变。不过，这件事发生后，每当教皇出现在众多信徒面前时，瑞士卫兵就会随身携带催泪喷雾器，以此为教皇充当警卫。

　　　（摘自 《世界文化》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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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卧薪尝胆！蒋介石在日本低三下四的军营生活[转帖]

蒋介石的循规蹈矩和明哲保身，帮助他顺利地渡过了几年的预备学校生涯。1910年冬，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毕业，遂按惯例被派赴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当时蒋介石23岁，据入伍资料显示，身高169.4公分，体重是59.2公斤。初入伍是二等兵，处于连队最低层。按日本“武士道”的规矩，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二等兵之上是一等兵、下士、中士、曹长、特务员，然后是正式军官，都要层层服从和伺候，稍不如意，就会受到斥责，甚至挨打。可以说，蒋介石刚入伍时，上面官阶累累，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是迫于无奈，只能忍气吞气，逆来顺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蒋在适当时候会毫不留恋地离开这里的。

高田是本州西北部新浑县的一个镇，是日本寒冷多雪的地方，冬天有的地方雪深丈余，环境极其恶劣。蒋介石生在中国南方，长在江南水乡，对温和湿润的气候已经习惯，所以蒋介石对高田这种寒冷多雪的生存条件是极度不适应的。

日本军中的生活，只能用清苦二字来形容。蒋介石刚到连队，每天清晨起来除了迅速收拾好自己的服装被褥外，还得向长官尽“忠诚”，干些打洗脸水和擦皮鞋等低三下四的活儿，待遇极其低下。

其中，最重要的军事任务是洗刷拖炮的马匹，因为当时的主要动力是马匹。炮车等这些笨重的机械全凭马匹牲畜来运输转移，所以对马匹的照料要求是很高的。

蒋介石每每洗了脸后，官长就带他到马厩去擦马，要从马蹄、马腿擦到马背，经过马背擦到马头、马尾。这马的每一个关节、每一部肌肉，都要用手掌尽力的摩擦。这样大概经过一小时，将马的浑身擦热了，马的血脉流通了，而蒋介石也早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等到马擦完了之后，再将它牵到厩外雪地里马槽去饮水和喂料。直到马喂好了，才能回营房去吃早饭。到了傍晚，再要同样地到马厩去擦马一次，然后才吃晚饭，蒋介石就这样咬着牙齿坚持着。

以“粗粮”著称的日本军队伙食在质和量方面，也都让蒋介石大吃一惊。每人每餐只许吃一碗米饭，每星期要吃几餐麦饭。菜的方面有时是三片咸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只有星期日才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无论你吃饱吃不饱，都是不允许有回头饭的。

蒋介石在入伍最初的半月之内，仅凭这点杂食肯定是吃不饱的，再加上任务繁重，所以肚子里常常饥饿。白天毫无办法，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到军营里的酒保俱乐部买饼干充饥。但是饼干也是有限量的，不能任意购买的，每次最多是两三片，而且去迟了还买不到，饼干的质料又非常粗糙，在平时蒋介石的家里和学堂里，虽然贫困，也不致于吃这些垃圾食物。可是这会所有的粗粮杂面都成了美味佳肴，在津津有味的“品尝”美食之后，蒋介石总是一副得到很好满足的模样。大概过了两周的时间，蒋介石试着不吃这些糟粕饼干，没想到奇迹发生了，他竟感不到饥饿了。他已经适应了。

地位的高低悬殊，低三下四，忍辱负重，生活的清贫不堪，环境的极其恶劣，水土不服，这就是蒋介石在高田军营生活的真实写照。或许这种恶劣的生存条件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不算是相当的糟糕，尤其是把这些情况与中国的饥饿和政治腐朽加以对比的时候。蒋介石当时好像也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生存条件的低劣和清苦，对起居饮食也并不在意，相反，他持有年轻人固有的热情和为理想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积极在调整自己，磨炼自己，为自己打气加油。

大雪纷扬，天气寒冷，蒋介石也像不少日本人那样，用雪擦身和洗冷水澡。蒋介石认为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身体开始强健起来。他自己说到：“好的身体，天生我的只有三分，其余七分全靠锻炼。”任务繁重卑微，人不如马，蒋介石在耻辱中磨炼自身意志，以苦作乐，达到了较高的思想境界。

到后来蒋介石回忆这段经历时也不否认这是他生平最大的学业。“到如今仍觉以苦为乐，不畏艰险的精神，完全得力于此”，后来蒋介石在《与隆山军事报训词》中说到：“在初入伍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吃得不够，但到一个月后，习惯成自然，就都不感觉不足了。这种限制食量的办法，从前我们云南讲武堂也曾试行过，据调查的结果，在食量没有限制之前，学生患病的很多，等到实行食量限制三个月后，患病的人数反而没有了。”对于蒋介石的这些话不可全信，当然也不可不信，它毕竟反映出蒋介石在高田生活的几分真实和蒋介石“修身养性”的艰苦历程。

蒋介石在日本军营生活的一年时间，对军营的许多生活细节都格外注意。在蒋介石看来，日本军营的许多习惯都是独具魅力的，与中国军队内部的纪律涣散、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形成鲜明对比。给蒋介石印象极为深刻的是日本军队里的精神教育极其严格，兵营内的纪律以及日学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充满了紧张感。譬如，军队长官检查寝室、讲堂的时候，一进门，必先察看室内的四角是否整洁，再看门的背面是否有尘土，并带着白手套在门的横木上擦拭，如果手套上沾上尘埃，即使内务整洁也必须重新作过。然后再检查痰盂，不仅要察看其是否清洁，而且连痰盂中所盛的水量都要合乎规定--限定其容量三分之一，这种常识是他们一般士兵人人都知道的，也是人人都能按此切实做到的。

这些琐事，一般人看起来以为无关宏旨，但在蒋介石看来这可能就是日本军事教育成功的秘诀所在。他们施教，凡是越细微、越容易为人忽略的事情，就越加注意。对于细微之处尚且如此，其他一切教育军事之大事，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日本人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为一种普遍的习惯。如果有人不如此，旁人一定对其有看法，甚至以为这人不爱国。常常冷水洗脸，可以使人精神奋发，头脑清醒，又可以使人皮肤强健，不受风寒，所以这种习惯事情虽小，益处却极大。

与此相类似，日本人除洗冷水脸之外，普通人家一般每天都吃冷饭。比较富裕的人家早晚烧两次饭，两热一冷，穷人家，就早晨烧一次，两冷一热，这些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军事化的训练。事实上，日本军营是既在训练中实行军队硬式训练，又注重精神上的塑造和磨炼，做到身体与意志的一体化。

还有日军的“治军如治家”和大力提倡废物利用，都让蒋介石敏感的目光给捕捉到了，并且引起强烈的心灵震动，蒋介石对此久久不能忘怀。他将这些耳闻目睹的经历加以总结、提炼和升华，最后蒋介石总结为几条：

由我在日本联队一年中所过的生活和所得的经验，使我想到一个国家要想军队精强，必有几个要素不能缺少。第一，军队官兵须认为服从国家的命令是军人天经地义的义务。因之，他乃能严守纪律，执行命令。如果他不知服从法令，严守纪律，那结果肯定是一盘散沙。这样没有纪律的官兵，临到作战，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第二，是政治训练和强调信仰的重要。凡是一个军队的官兵能够勇敢坚强，就是他对于政治与伦理的认识彻底。尤其是要使他对本国历史地理有正确理解，从而增强其对国家的责任心。各国军队决死之精神之所以养成，可以说就是这种政治训练的功效。军队里面一般士兵有了这种政治训练和信仰，他到了战场上，能够不惜牺牲，不怕危险，能够忠勇奋斗，达成使命。

第三，士兵在军队培养出来的军事技能和思想毅力，有助于整个军队素质和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内部互助功能。发生在军队里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凭着自身的力量完全可以解决。退役之后，这些士兵在军部里养成的刚毅的作风和出众的技能，在社会上也产生相当的影响。他们会感染各自生活的小范围内的群众，从而有利于整个民族的意志坚定和行动高效。换句话说，军队精神在社会组织中的普及化是显著的，并且直接推动日本这个民族的现代化。

从上述意义上说，蒋介石在日本军队中的阅历，实际上也是对日本大和民族的细致入微的体察。一般说来，军队所具备的应有形态，往往汇集了一个民族的方方面面的特性。日本军队的生活内容就反映出日本民族的严纪律、高效率、苦意志、增团体的特性。所以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对日本军队的点点滴滴都是抱着惊诧和羡慕的心态去学习的。

对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蒋介石尤怀有羡慕与赞赏之情，不仅在日本军营时如此，在他回国之后也是如此。不过，另一方面，大胆地推测一下，当蒋介石崛起之后，代表着一派势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与日本军队发生面对面的冲突时，也会因为这一阶段的羡慕和崇拜而形成一种畏惧、恐怕的心理，表现出信心不足，即这种心理状态带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上，在高田的兵营生活时期，蒋介石就是这样一边把精神用之于“吸收日本”，把身体用之于“军事训练”，一边关心着国内局势的演变和趋向，时刻留意来自海洋彼岸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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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怜玉体横陈夜[转帖]

　　　作者：杨闻宇 分类：历史 出版社：崇文书局

　　北齐后主高纬，是历史上至为荒唐的一个帝王。高纬8岁时继位为帝，在他13年的帝王宝座上，先后册立了斛律氏、胡氏、穆邪利三个皇后，冯小怜（或作小莲）原是穆邪利身边的一名侍女，因为长相风流，多才多艺，“能弹琵琶，工歌舞”，便为高纬所迷恋，两人“坐则同席，出则并马”（《北史》卷14），形影不离，高纬甚至发誓，愿与之“生死一处”，这样，穆邪利反而遭到了冷落。

　　武平七年（576），北周大军逼近山西临汾境内的平阳，眼看就要包围晋州，高纬却还带着冯小怜在外面悠闲地取乐，晋州守军一日三次差人前来告急，高纬看到一道道急报，也想赶回，而玩兴正浓的冯小怜却要继续打猎，“帝将还，淑妃（即小怜）请更杀一围，帝从其言”。时任右丞相的高阿那肱也竭力迎合小怜，反而狠狠地训斥报急的使者：“大家正作乐，边境小小兵马，自是常事，何急奏闻！”天黑之时，使者又报，平阳已经失陷。

　　次日，高纬与小怜回到晋州，“及帝至晋州，城已欲没矣”（《北史》卷14）。高纬无奈，命兵士“作地道攻之”，兵士奋力挖掘，终于“城陷十余步，将士乘势欲入”，高纬这时却突然下令停止攻城，“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观之”，冯小怜出面前正在磨磨蹭蹭地梳妆打扮，周军抓住时机，很快又将缺口“以木拒塞，城遂不下”。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冯小怜听人说过晋州城西的一块石头上曾有圣人遗迹，便执意要去看看，按不住个缓急轻重的高纬也就答应了冯小怜。由于北周军队扼守着他们必须经过的一座桥，高纬“恐弩矢及桥”，急命士兵在周军箭矢射不到的地方临时架桥，临时凑合而成的桥无法行走，“帝与淑妃度桥，桥坏，至夜乃还”。回来后，高纬又荒唐地说是冯小怜“有功勋”，拟立她为左皇后，且找来皇后服御让小怜临时换上，准备明天一早与冯小怜一起“并骑观战”。

　　翌日两军交锋，激战正酣，冯小怜却被士气旺盛的周军吓坏了，惊慌失措地大叫一声“军败矣”！北齐军士听她这么一喊，真的是兵败如山倒。“帝遂以淑妃奔还”。待他们逃到洪洞营地，冯小怜又极其认真地打扮自己，“淑妃方以粉镜自玩”。就在他们上马继续奔命之时，有人将为冯小怜量做的皇后新衣刚刚送至，“帝为按辔，命淑妃着之”。接着在众人的呵护下，高纬先一步进入邺城。

　　“帝奔邺，太后后至，帝不出迎。淑妃将至，凿城北门，出十里迎之”。不管太后而又偷偷地出迎冯小怜，可见高纬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在邺城也待不下去，高纬“复以淑妃奔青州”。跑到半路上，北周大将军尉勤抓住了他们。至此，北齐王朝遂亡。

　　北周宣政元年（578年），高纬被武帝宇文邕杀害，“及帝遇害，以淑妃赐代王达”，冯小怜嫁给宇文达后，又受宠幸，“甚嬖之”。一次弹琵琶，弦忽然断了，冯小怜吟诗曰：“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胶上弦。”冯小怜人见人爱，嫁谁谁宠，她的多才多艺，仿佛纯然是为她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人生而服务的。冯小怜为宇文达所宠爱，便又千方百计地整治宇文达的原配妃子李氏，“达妃为淑妃所谮，几至于死”。为争宠而倾轧，在王妃群落里仿佛是天赋的一种本能，无论多么美丽的女性，及至美丽如冯小怜者，任是谁也摆不脱倾轧的公式。

　　后来，宇文达“以谋执政被诛”，而冯小怜在北周灭亡后依然活着。隋代北周后，文帝杨坚又将小怜赐给宇文达原配妃子李氏的兄长李询，李询之母对这个曾为皇后、两次嫁人、又整死自己女儿的冯小怜极为痛恨，“询母逼令自杀”。冯小怜凄惨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200多年后，唐代诗人李商隐写过两首《北齐》诗，其中有这样一联：“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作者将高纬与冯小怜的欢昵情状放在周师入晋阳的危急时刻，是艺术上的着意安排，以此显示荒淫必然导致亡国的客观规律。艺术手法是高明的，历史寓意自然是深远的。作者写的是历史上的旧事，讽喻鞭挞的却是当时的现实，因为晚唐的武宗李炎极好女色，酷爱畋猎，与当年的高纬颇有相近之处。

　　怎么看待冯小怜呢？帝王后宫佳丽如云，没有惊人的美丽和独到的“媚功”，要让专制皇帝集诸多宠爱于一身，依之顺之，听之随之，肯定是办不到的。冯小怜能从高纬与宇文达处夺得超常的宠幸，当然是色冠天下、艺压群芳的女性了。冯小怜这样的女性，难道就是天造地设要负兴亡责任的“红颜祸水”吗？这就只能用鲁迅先生的话来回答了：

　　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的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

　　高纬的确是个典型的“没出息的男人”，凡是视女性为祸水的男人，无防以高纬为鉴照一照自身，忖度一下自己有多大的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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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送红军》送的是哪一支部队？ [转帖]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二送红军大路旁，红漆桌子路边放。桌上摆着送行酒，祝愿红军打胜仗。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藏黄连脸在笑。四送红军过高山，山山包谷金灿灿。包谷本是红军种，撒下种子红了天……”

　　最后一支踏上长征路的主力红军

　　在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干田坝的一条小路上，81岁的村民刘开福拉着我们的手，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说，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冲破敌军140个团兵力的围追堵截，就从这里出发，开始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

　　“当时，乡亲们倾户而出，含泪10里相送，一同唱起了专为这次红军出征编写的，流传至今的《十送红军》。”老人边说，边唱了起来，字句清晰，语调流畅。

　　我们随老人一起，来到了青石砌成的长征出发纪念碑前。碑的正面镌刻着原国家副主席王震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19个大字。四周护栏上有35个柱子，寓意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的时间是1935年。

　　站在纪念碑前，举目眺望，四周是一片青青的稻田，放学的孩子们在田间嬉戏追逐。远处的青山绿水间，隐约飘出几缕炊烟。田园牧歌式的风光，很难让人想到70多年前，这里曾经战旗招展，风云激荡，成为中国革命的“风暴眼”之一。

　　县史志办副主任向佐柏告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桑植县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 年6月，中央红军成功北上，在四川西北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湘鄂川黔根据地，更是成为“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中最重要的柱石”，遭到30多万敌人的疯狂围剿。向佐柏说:“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贺龙同志仍然坚定地告诉大家，‘我们这里打得越狠，就能吸引越多敌人，中央红军的压力就能越小些’。正因如此，红二、六军团也成为四支长征的主力红军中，最后一个踏上长征路的。”

　　走在纪念碑旁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纪念馆”中，静静地看着展墙上的图片与文字，那段曾经的血与火、剑与犁，从历史深处缓缓向我们走来。“桑植的历史，可以用 ‘悲壮’二字形容。1927年，贺龙同志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时，所率领的起义部队8000多人中，有3000多人是桑植籍。起义失利后，贺龙仅带8人回到桑植，但不到一个月，又有数千名桑植儿女加入红军。1935年，红二、六军团的1万7千人从桑植出发，其中有7000名桑植人，解放后回来的不到20个人。”桑植县宣传部副部长余晓华声音凝重地介绍。

　　我们的脚步格外沉重，眼前浮现出桑植儿女踊跃参军、浴血奋战的情景，耳边响起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桑植民谣:“媳妇你坐起来，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马桑树儿搭灯台，郎当红军早回来……”

　　红色的种子红色的情

　　距桑植县城以北12公里的洪家关，是贺龙元帅故居所在地。这是一幢坐北朝南、四扇三间的普通木房，门首红底金字匾额上的“贺龙故居”四个字，是邓小平同志于1986年7月11日亲笔题写的。尽管不是周末，依然有许多游人在故居内参观。讲解员张健自豪地说:“桑植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目前已经被列入全国 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之中，其中贺龙故居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贺龙故居旁边，是去年3月27日刚刚落成的“贺龙纪念馆”新馆，馆名由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纪念馆三面环水，玉泉河、天在溪、鱼鳞溪绕馆轻轻而过。

　　走进纪念馆序厅，大厅正前方是一座贺龙元帅的雕像，下方整齐摆放着各界敬献的花篮。左右两边白色墙面上，镶嵌着“万里春风亿万人怀念追思有口皆碑，一腔热血数十载丰功伟绩名垂青史”30个大字，雕像右侧刻着入党誓词。张健介绍说:“贺龙同志是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中的最危急时刻入党的。”

　　贺龙的女儿，被誉为“长征中年龄最小的红军战士”的贺捷生将军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从懂事起就知道，我的命运与军旗紧紧相连。我父亲的七个兄弟姐妹全部为军旗而牺牲，我的小姑姑被敌人拉上街头凌迟处死后又斩首示众10天……为了这面军旗呵，我们贺氏家人在战争年代被反动派杀害的仅登记在册的就有数百人，敌人无数次‘扫荡’我父亲出生的洪家关，姓贺的妇孺老幼几乎被斩尽杀绝。”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开国典礼。桑植县一位叫刘彩姑的烈士家属登上了天安门，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接见。当时，满含热泪的刘彩姑，只说了一句话，“天亮了，亲人们的鲜血没有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