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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1 11:22:25 | 显示全部楼层


古代的“特快专递” [转帖]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出现驿递,主要是传递朝廷律令、禀报军情。

  从这时起,就出现了驿卒,他们有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紧急文书必须立即送达,如若不然,就要处罚。

  古代传输文件,靠的是驿站,一般每隔20里有一个驿站。如若公文上批注“马上飞递”的字样,就必须以每天300里的速度传递。如
果批注“××加急”,传送的速度可达到每天400里、600里,最快达到800里。

  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明清时期,我国的特快专递运输工具,使用最广、沿用时间最长的是马。每个驿站都备有快马,下一个驿站的管理员听到铃声,要赶紧备好精良马匹,送信人一到,换马接着狂飙。

  (《陕西老年报》6.23 贾云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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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1 11:48:40 | 显示全部楼层

武装到脚趾 用“MINI”装备生活[转帖]


    一辆车能有怎样的影响力?如果你不知道,建议你去英国,看看MINI,就能有个大体的上限概念了。不说大街小巷颠儿颠儿跑着的各个年份款式的MINI车,人家各种各样的周边商品就足够让人惊叹了,这也就正好满足了我——没办法把车开回来,至少可以买些周边来解渴。

  因为是受邀参加MINI50周年全球车主聚会 \"MINI UNITED\",所以最先获赠了这样一个精致的手机挂绳,上面的MINI50周年纪念章最有纪念价值了,恍然间明白了MINI经典得很有道理,50年的时间,足够让它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再只是一辆车那么简单。

    要说MINI周边哪里最多,第一站肯定是这里了——4S店。从衣服视频、到玩具、包、鞋子应有尽有,有些国内4S店也有得卖,就不多说了,大家有空可以自己去看看!

    这个“地中海”大哥挑选了半天,最后好像买了他手上的那个包。

    买多了该怎么拿回去?人家箱子和“小车”都备着呢。

    逛逛牛津街上的mall,也发现了MINI的身影——与MINI早有渊源的Paul's Smith专柜里,特别版MINI与城市背景的完美融合,成就了一系列艺术感极强的时尚产品。

    大商场如是,小集市也如是。Convent Garden的市集里有这些MINI主题的实用的铁皮海报,让人想起小时候铁皮玩具的质感,却同时有着另类的装饰和使用功能。

    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另一个“MINI的世界”——MINI UNITED的举办地:银石赛道。巴士商店拥挤异常,大家都在里面选购“MINI”呢。

    我则爬上了巴士的二层,发现了个难得一见的宝贝——MINI小冰箱。(话少图多,请认真观赏)

    从巴士里挤出来,一转头才发现,一个巨大的帐篷里,才是各式各样的MINI周边商品的聚集地。

    T恤的海报很撩人,绝对的MINI精神,让简单的LOGO衫也能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战利品一会儿展示,再看看专卖MINI邮票的邮局吧!!

    展示时间到,这是同行的姑娘们扫到的既实用又好看的包,个个扫到手软。

    再看我的,从钱包到台历、笔、本子、钟表、钱币,呵呵,凑个小博物馆不成问题了。

    这个钟买时只看中了它酷似MINI仪表盘的样子,没想到还有惊喜在其中,每到整点,一个MINI小车就带着发动机的轰鸣和加速的小咆哮声出来跑上一圈,力道十足,每个看到它的朋友都会一惊然后羡慕不已的向我问起。

    吃饭也是交流战果的时候,漂亮又有纪念价值的T恤几乎是每个人的必买品。

    没有能吃的MINI?这怎么可能,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饭后的小游戏都是MINI的“大富翁”,不论你是沉醉其中还是试图做些无谓的反抗,你都得承认,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MINI的世界,而且处处都是生活的情趣、智慧和惊喜。所以当个MINI迷是如此的幸福,从来不用担心无法表达自己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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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1 11:49:51 | 显示全部楼层

女人眼中的中西方男人[转帖]


  张结海

  “一旦你变白了,你就永远变不回去。”一位坐在咖啡店里的聪明、年轻的中国职业妇女喝一口卡普奇诺抬起头说道,她一旁的女友不停地点头表示赞同。不,她们说的不是夏季衣柜的颜色,也不是在谈论如何油漆公寓的墙壁,她在说她的男朋友——一个有着和她加到咖啡里的奶末一样颜色的外国人。

  为什么如此多的

  中国女人认为西方男人更有吸引力?难道中国男人就真的低人一等?

  在中国,跨文化关系是一个经常讨论的话题,它似乎总能引起从窃笑、点头、讨厌到两种文化之间敌意的各种反应。女人们自己应该会有一些有趣的见解,她们比任何其他人更能够解释她们的偏好。所以,我特别询问那些与西方男人交往的中国女人和那些与中国男人交往的西方女人。其中,我尤其想了解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么多的中国女人愿意和西方男人在一起。

  首先,我要声明,当然,从数量上看中国女人嫁中国男人还是占绝大多数。但是,一方面跨国恋呈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有些中国女人从来就没有和中国男人约会过,这就成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采访过的中国女人,尽管一再提醒我不要以偏概全,不过,总体来说,她们认为和西方男人在一起,能够享受更多的自由,能够更独立,性生活更愉快,也没有复杂的婆媳关系。

  中国女人说:和西方男人的性生活更棒

  “一旦你变白了,你就永远变不回去”——那位妇女说的正是性,她进一步解释说,和西方男人的性生活更棒。和中国男人?——“太乏味了,因为他们从来不肯尝试任何新的东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是一个曾经产生过《肉蒲团》和《金瓶梅》这样情色经典的国家,可是在过去的几代人中,他们似乎一下子失去了享受声色之乐的传统,在情爱上变得笨拙不堪。中国女人和西方女人都说,在浪漫或性的亲密关系方面,中国男人缺乏自信,他们“害怕开始行动”。一位中国妇女抱怨说中国男人从来不问她是否达到高潮,而西方男人更关注女人的感受和意愿,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空中挥舞。

  审美标准的变化在男女吸引力的游戏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毫无疑问,好莱坞电影改变了中国人对“美”的评级标准,大多数的中国女人告诉我,她们认为西方男人更有魅力。“他们更有男子汉的味道;他们更高大,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更安全。”一个中国女人说道。

  好奇心也是另外一个因素。“我看着中国男人心里想道:‘他有什么我没有的东西吗?’和西方男人在一起是如此的新鲜。”一个中国女人这样告诉我。还有的人提到,西方男人更可爱、更天真,“像个大男孩。”

  一个中国妇女甚至向我道歉,她就是对中国男人没有一点兴趣:“我相信一定有些中国男人是有吸引力的,但我就是无法和中国男人来电。”她边说边耸了耸肩。

  以上这些都是那些变白了再也回不去的中国女人的评论。不过,这似乎不是整个故事的全面。瓦莱丽·卡托冈,一个在中国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已经五年的咨询指导指出,“一旦你变白了,你就永远变不回去”,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当一个中国女人有了西方男友而对方最终没有娶她,或是和西方男人结了婚又离婚,中国社会就不会接纳她回去了。他们觉得,第一,她丢了面子;第二,她已经不纯洁了。”瓦莱丽坦率地解释道。因此,这是真的,你真的再也回不去了。

  西方男朋友还会烧菜

  在对中国男人的评价上,厨房里的问题和床上的问题一样广受中国女人的诟病。一个和两个西方男人有过长期关系而从来没有约会过中国男人的中国女人,她的观察结果是,西方男人要比中国男人更关心人、更体贴。“我的男朋友会给我妈妈爸爸烧饭,他甚至还会洗碗,而中国男人说‘君子远离庖厨’!西方男人会分担家务,可是中国男人从来不帮忙。”她抱怨道。实际上,家庭责任的分担问题上是中国女人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她们知道,一旦和中国男人结婚,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就会落到她们的头上。

  不过,一旦和中国男人结婚,中国女人感觉到的最严重的是中国男人往往会限制她们事业上的发展。“你嫁给一个中国男人之后,你就不得不放弃你的梦想”,一个嫁给美国男人的中国女人说,“我自己的好几个女朋友,还有我的妹妹,她们和中国男人结婚组成家庭之后都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如果你是和西方男人在一起,你就不会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

  西方女人却说:那些有关中国男人的传言都是胡说八道

  如果和中国男人结婚的前景是如此暗淡,那么怎么解释那些和中国男人过着幸福生活的西方女人呢?难道她们都失去了理智吗?难道她们真的都放弃一切她们已经在西方习惯了的自由和独立?

  一位嫁给中国男人的西方女人说,她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加在她角色的额外负担,也没有可怕的婆媳关系。不过,她说,那是因为她的丈夫和一般的中国男人不同所致。“我之所以爱上了他,是因为他为自己着想,而且他是第一个把我当作‘人’而不是所谓的‘美国人’的中国男人。”

  和中国女人报告的刚好相反,那些嫁给中国男人的西方女人全部都说,她们的中国丈夫全部都帮忙做家务,在责任的分配、家庭角色的定位方面非常有弹性。而且,顺带提一句,她们全都认为她们的男人非常性感:“我从来就没有为浑身是毛的男人发狂过。”一个嫁给中国男人的西方女人告诉我。

  尽管有这些正面的例子,但是和西方女人结婚的中国男人的个案还是太少。一个原因是中国男人通常有隐隐约约的家族责任感,上层社会男人更是如此。一个来自富裕、有影响的家庭的中国男人往往在娶谁的问题上有着严格限制。一个西方女人告诉我,一个她曾经约会过的中国男人在一开始就告诉她,她将不能见他的父亲,而且,他们也不可能最终在一起的,因为他必须和一个他们为他挑选的中国女人结婚,而这桩婚事对他们整个家族都很重要。她的利益要高于他的家庭的利益这个观念从来没有进入过他的大脑。反过来,那些没有特殊家庭背景的中国男人在这方面的限制就少得多,西方女人也会被欢迎进入这样的家庭。

  夏娃·萨拉查是社区服务中心的咨询师,她介绍说那些已经和中国男人建立良好伴侣关系的西方女人都已经做好接受男方父母的准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他们。但是,当涉及金钱的时候冲突还依然可能发生。

  萨拉查认为,对于非中国妇女的媳妇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权力的不平衡。“非中国妇女的妻子们是不允许拥有权力的。”她淡淡地说。

  监护权是另外一个麻烦的问题。“如果一个外国的母亲试图带着她的孩子离开这个国家,这个中国父亲只要一个电话就能把她们母子拦在机场。”萨拉查警告说。直到最近,双方一旦离婚,母亲想得到监护权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付给女方的赡养费的概念中国人干脆就没有。

  另一个令中国女人和西方女人望而却步的因素是中国男人很高的婚外恋的比例。许多中国女人只能默默忍受她们的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因为离婚意味着失去一切。

  一个西方女人,正在考虑嫁给一个中国男人,她解释说令她踌躇不前的是:“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男人,你就得准备他随时可能出轨,并接受这一点。他如果没有,那你得谢天谢地。”她说,至少在西方婚外恋“没有这么地可接受”。

  中国女人,当心你的西方男友是个“逃犯”

  从长远看,理想化并不能一定总是能够实现。一个原因,卡托冈指出,就是许多中国女人把外嫁西方男人当作某种“出路”。一个中国女人承认她就是想逃离她的家庭,而找一个西方男友可以确保她能逃得远远的。不过,卡托冈警告说,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也是因为在“逃离”什么才来到中国的。“如果两个有麻烦的‘逃犯’碰在一起,那麻烦只会更多。”卡托冈说。

  当地的《中国新闻》专栏作家艾米主持了一个“有问必答”的专栏,她介绍说,在她收到的来信中有四分之一是有关跨文化话题的。

  一个女读者来信询问的问题,是家里不能接受外国男友又怎么办?一个女人的西方男友会被忽视,她说,或者这个家庭会发出威胁和最后通牒试图破坏他们的关系。

  艾米的观察和女读者们的经验使得她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曾经,或者此时此刻正处于一种良好关系的跨国夫妻,他们共同持有这样一个观念,走到一起的两种文化在他们的关系中创造出一种优势。注意到可能存在的沟通障碍之后,他们可以有意识地发展良好的沟通技巧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也会自在地在他们的关系中创造出新的角色。

  不要为了好奇心结婚

  我采访过的那些中国女人,她们有意识地避免和中国男人发展关系,一个共同的原因是她们觉得中国的妻子、母亲和媳妇是一个有限制的、被压抑的角色。她们抱怨说,只要和中国男人结婚就非常容易陷入这种传统的中国妇女角色之中。

  相反,在一个跨文化的关系中,她们可以创造出一个新角色,或者,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的。文化差异为关系的双方都提供了机会,当两种文化相遇的时候,双方都有一种新鲜感。这种陌生化延缓了双方面对真实的进程。

  萨拉查指出这种新鲜感和角色的重新定位确实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关系,但是她也见过新鲜感和角色定位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她认为,在西方女人和中国男人的关系中,能否重新定位他们的角色完全取决于中国男人。如果他无法进入角色的转变,那么西方妻子就必须符合传统中国妻子的期望。

  萨拉查也警告在跨文化关系中,新鲜感其实很快就会消失,这时候如果没有被一些更深层的和更有意义的东西所加强,其他任何长期关系的幻觉一样很快就会破灭,同样会出现不和谐的音符。只有男女双方都不存不切合实际的期望,共同建立良好的沟通基础,才有可能成功搭建起跨文化鸿沟的桥梁。

   (读者明韦荐自 《中国男人调查》,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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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1 11:13:33 | 显示全部楼层


魏晋时期流行的古怪房中术[转帖]

  中国古代房中术,在魏晋时期大行其道,比如曹操就很虚心地学习这门学问,他的儿子曹丕更声称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热衷此道,勤学苦练,甚至连太监都不肯落后,身残志坚,也坚持学习。

  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房中术的理论实在是太奇怪了。几乎所有的房中术都认为性技巧的根本在于「还精补脑」,就是说忍精不射,可以补脑子。根据葛洪的说法,当时房中术的流派有十几家,「或以补救损伤,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但是他们的主旨都是还精补脑。
  葛洪用动人的言辞描述了还精补脑的好处,「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能让人延年益寿。但是,不管葛洪说得如何动听,大家如果真都去「还精补脑」,得前列腺炎的时间一定会提前至少十年。
  葛洪之后的另一个道教大师陶弘景也强调了忍精的重要性,他高屋建瓴地指出:「精少就会得病,精尽就会人亡。因此,不可不忍,不可不慎。」一定要「闭精锁关」,至于具体做法,他提出了「御女术」以供大家学习。他认为,男人如果忍精不洩,就可以从女人那里吸取阴气来滋补身体。如果一次只和一个女人性交,吸取的阴气就微不足道,尚不足以弥补性交中丧失的阳气,收支远不能平衡,所以性交过程中应该不断换人。如果一次和十二个女人性交而不洩精,利润就很可观了,长期坚持可以青春常驻。如果一次和九十三个女人性交而不洩精,那就可寿至万年。

  为了更好地赚取性利润,陶弘景建议男人应该「弱入强出」。何为弱入强出就是「纳玉茎于琴弦麦齿之间,及洪大便出之,弱纳之,是谓弱入强出」。这种性交方式也被称为「死入生出」,死耷耷地进去,生龙活虎地出来。房中术认为这样做可以吸取阴气,又不损失元阳,有很大好处。一般人总是「强入弱出」,在陶弘景看来,这简直是找死。

  按照房中术的说法,性交过程中如果没有「施精」,男人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损失。八十岁的男人,如果能在性交中不「施精」,那么他大可以高高兴兴地从事性活动。由上述理论看来,那些性交大师完全不知道人体有前列腺的存在。长期充血而不释放会导致前列腺炎,这一点他们毫无意识。
  总体来看,「御女术」简直是一个混蛋理论,除了对一些性交体位想得还算周到外,其他的说法大多荒唐可笑,而它的卑鄙野蛮则更让人发指。这种理论把女性当做搾取性利润的工具,以迎合猥琐自私的男人最荒唐的幻想。没有人在乎那些被「御」之女的感受,古代的贵人有占有女性多多益善的本能,又冀图从这种性行为中为自己牟取好处,就拿这种混蛋理论来聊以自慰。性交中不断更换身下的女性,这实在是对女性野蛮透顶的侮辱。有人居然把这种御女术当做中国古代性科学发达之征兆,其实这无非是古代性堕落之明证而已。那些依法而行的贵人并没有寿至万年,多半倒是会落个西门庆的下场,想到这个,多少能使人感到些许欣慰。

  不过在这些疯狂愚昧的御女术和性聚会之外,更多的毕竟还是健康清新的自由。魏晋是一个搁置了礼教、回归内心重觅自我的时代,有人找到了自我的兽性,但确也有人发现了世界的美好。如果只看到野蛮荒诞的那一面,就会得出一个歪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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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1 11:18:07 | 显示全部楼层


外国公司在华种种“潜伏”手段 [转帖]


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日前遭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拘捕。该间谍事件一经曝光,随即在中国钢铁行业以及在华跨国公司当中引发“地震”。
事实上,跨国公司在华间谍行为已是 “公开的秘密”。在众多观察人士看来,力拓间谍案只是揭开了外国公司在华间谍行为的冰山一角。去年8月,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曾发表文章警告说,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多地介入中国的经济决策,中国经济主权已遭到严重威胁。

钱名利色四管齐下

“在这些公关手段中,钱、名、利、色无处不在,无所不含。 ”在江涌看来,境外利益集团经常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者以课题经费的名义,将钱财赠予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通过这样的方式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和立法施加影响。

江涌举了这样一个实例:某些国际大公司常年以课题研究名义,向国内某家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经费,该中心投桃报李,一直为跨国公司在华利益充当“打手”。

此外,还有一些司空见惯的手段: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或者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

不过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美色”。商海中的美女与美男间谍最为抢手,“名和利往往很多人还挡得住,但‘色’总是无坚不摧。”江涌说。更有学者揭露,许多人主动寻求这类“糖衣炮弹”,自然而然就把情报“拱手送人”。

科研课题二次倒卖

二手课题倒卖的现象如今越来越严重。据江涌介绍,一些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等重大课题在经过两三年或更长时间的研究周期结项时,国外别有用心的机构就会找上门,“很多研究者会觉得何乐而不为呢?我把这个题目给国家了,同样也可以给你,多赚一笔经费嘛。 ”

在江涌看来,这方面的情报很多是有意倒卖的,更有部门长期跟境外合作,常年向外输出情报。有些课题经费来源是经过“洗白”的,通过民间或者个人的名义经过“二传手”,“三传手”传递,这样也就造成了分辨的难度。

利用掮客“买办”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与境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

与境外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还有一些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当外资的“铺路石”与“敲门砖”。如某些有违常理的合资路线,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的独资图谋。由于中方出资人往往缺乏有关经营经验,因此合资公司实际由外资主导。

与地方政府形成共生

在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进行“冲向底部”的“割喉战”,争相招揽外资,过度引进,超前开放,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如有的地方政府在筛选当地骨干企业的战略投资者时,首先排除的是中资企业,执意将国有股权转让给境外投资者。“两税合一”刚刚提上议事日程,有的地方政府和某些外资企业便联合行动,希望影响立法机关的决策,保留外企特殊优惠待遇。

获得了地方政府的保护,某些外资企业在搞情报战时也多了份保证。

垄断资本合围圈地

看似友好的中外合资合作形式也成为境外资本在中国圈地的重要手段。

比如,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孚公司已成为跨国垄断资本 “合谋”的经典案例。 1999年,南平市有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 (主要是竞争对手美国吉列)所并购,但外资公司却里应外合,把南孚的情报透露出去。怕什么来什么,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转手将所持股份全部卖给了吉列。

利用保密法漏洞

国人对一些“秘密”重视程度不够也常被境外机构利用。中国20年前曾颁布《国家保密法》,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信息化的发展和电子政务的建设与应用,现实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国家保密法》对“涉密”范围的界定非常模糊而宽泛,另外也没有明文规定各行业中的机密标准。北京一家钢铁咨询机构对此提出疑问:“我们平时也提供一些行业分析报告给客户,可是什么样的数据不能提供呢,哪些数据又被界定为国家机密,我们并不了解。 ”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有些数据被境外机构获取是出于不知情,由于没有保密范畴的界定,大部分人也没有形成良好的保密意识。

(摘自7月16日《国际先驱导报》作者 漆菲 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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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1 11:35:03 | 显示全部楼层


梨园弟子的由来[转帖]

  旧社会常称戏曲演员为“梨园弟子”。其实,这种称谓最早并不是指戏曲演员,而是指乐器演员。
  《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玄宗李隆基喜欢音乐,精通音律,尤其欣赏清雅的《法曲》。于是,他就挑选了300乐工在皇宫里的梨园专门教他们演奏《法曲》。李隆基亲临指导,称这些乐工为“皇帝梨园弟子”,这就是“梨园弟
子”的由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末明初高则成的著名戏曲《琵琶记》有一句开场白:“今日梨园弟子,唱演琵琶记。”可见已是指戏曲演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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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1 11:47:38 | 显示全部楼层

康师傅配料经γ射线辐照消毒? 辐射食品怎么吃? [转帖]


  《世界美食网》( 日期:2009-07-07 )

  日前,康师傅集团发表了一则声明,表示将在近期了解其方便面和配料在生产过程中是否经过辐射消毒,并且完善包装上的辐照标识。

  为避免方便面调料微生物指标“超标”,目前一些厂商生产的调料都在包装后送专门机构对其进行γ射线辐照消毒处理,按照规定,经过辐照处理的方便面外包装上应该标注出辐照标识,但记者走访了几家超市后发现,市面上销售的方便面没有一家注出辐照标识,另外,脱水食品、保健品、冻品等可能会应用到辐射消毒的食品也没有厂家在包装上注出辐照标识。

  在听说这件事后,几位市民表示,消费者应该有知情权。现在辐照消毒食品还没发现什么问题,但谁敢保证将来一定不会有问题?

  辐射灭菌是利用电磁辐射产生的电磁波杀死大多数物质上的微生物的一种有效方法。用于灭菌的电磁波有微波、紫外线(UV)、X射线和γ射线等。1996年4月5日,中国出台颁布的《辐照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规定:辐照食品必须严格控制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和限定的剂量标准内,如超出允许范围须事先提出申请,批准后方可进行生产。其中第十九条规定,辐照食品在包装上必须贴有卫生部统一制定的辐照食品标识(标识为圆形、白底绿色,图案上方标中文“辐照食品”,下方标英文“IRRADIATED FOOD”)。

  此外,《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中也明确要求,经电离辐射线或电离能量处理过的食品,应在食品名称附近标明“辐照食品”。《辐照香辛料类卫生标准》中也列明,辐照香辛料的包装上应注明“辐照香辛料”字样,最小包装上要统一粘贴辐照食品标志。

  杭州顶益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胡小姐表示,康师傅方便面的面饼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未采用辐照方式处理,至于用什么方式来消毒,她说不知道,但配料是否采用辐照消毒,康师傅将在近期了解现状后完善包装标识。虽然国家早在1996年就有明文规定,但康师傅也是最近才知道对于使用经过辐照处理的配料及产品原料要进行标识的。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处负责人表示,国家对于辐照食品的辐照量有严格的规定,如果过量会对人体有害。如果经过辐照消毒的食品外包装上没有辐照标识,依据《辐照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和《食品卫生法》第四十六条,卫生部门可以责令生产企业改正,处以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北京“统一”因用核辐射灭菌遭消费者起诉

  2006年6月,石家庄消费者高晓强、段朝辉曾以统一方便面是辐照食品却没有按国家的规定张贴辐照标识,严重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为由,将北京统一食品有限公司告到石家庄裕华区法院。不过,该则消息并未提及起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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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制度反腐 力度空前[转帖]


  2009: 制度反腐 力度空前——聚焦上半年近百名腐败官员被惩处

    2009年全国“两会”前的民调显示,“反腐败”远超过预想中的“经济危机”,居民众关注热点榜首。在今年已过的六个月里,中央政府以及部分地方政府挥下的反腐利剑撼动整个官场。随着郑少东、米凤君、陈绍基、王华元、刘友君、许宗衡、皮黔生等一批(副)省部级官员被查处、十余件千万元以上的特大贪腐案被披露、数十名腐败官员被处以重刑、近百万县级基层官员接受中央的“跨级直训”,深入市县基层政权的反腐大网正在张开。中央在此轮反腐中采取了改革开放后最大范围的制度化、规模化防腐反腐措施,决心昭然,力度空前。

  重点领域:改革与反腐相结合

  6月5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工作会议上,中纪委书记贺国强表示,要把推进一批改革措施与反腐倡廉其他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认真治理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法等五个领域的突出问题,重点推进干部人事、行政审批、财税、投资、政府采购、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等七个方面的改革任务。

  被点名的领域,正是目前腐败的重灾区。重点领域腐败以及“借改革之机,行腐败之事”的腐败新趋势,已经被中央所重视。

  此举被外界描述为“中国新一轮反腐的具体方向。”

  在五个领域中, 首当其冲的即是土地腐败,其与“土地财政”挂钩,已成为地方政府最受诟病之处。2009年年初,牵连甚广的上海土地腐败案又一主角,原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终获无期。几乎就在同时,江西省国土资源厅爆出集中腐败消息,该厅4名副厅长3名去职,而这3人均曾负责过土地方面相关工作。

  与土地腐败密切相关的、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贪腐,已令上下皆怒。

  2月27日,重庆“规划系统腐败窝案”的核心人物、原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因受贿1796万余元被判死缓。对这一案件的追查和审理已持续近两年,直接牵连出的副厅级以上官员近10人。这还只是建设系统近年来行业腐败的冰山一角。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透漏,除重庆外,昆明、海口等城市的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在规划审批环节上相继发生重大腐败案件。其中仅海口市规划局原局长许西茂一案,涉案金额就高达4000多万元。部分基层官员敛财已达“疯狂”程度。

  为了应对行业腐败发展的趋势,4月2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监察部联合下发给各地建设和监察部门标有“特急”字样的电文,部署“房地产开发领域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问题专项治理”。严格治理通过修改规划方案、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或者提高容积率等手段谋取非法利益,截留中央政府投资进行炒楼、支持楼市欺诈等行为。这已成为近期建设系统和房地产开发领域预防和惩处腐败的新动向。

  对于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业内人戏称,“工程建起来,官员倒下去”是国内工程建设的常态。最让民众担心的是,2008年宣布的四万亿元投资计划中,大型工程建设占据了重要位置。其中,央企成为执行投资项目的一大主力。为此,4月31日,国资委直接发文称,将对中央企业承担的新增中央投资项目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并指明监督检查工作要全面覆盖到项目的工程招标投标、施工管理等七个环节,并重点提及要检查投资项目是否过多、负债投资比例是否过高,检查投资规模是否与审批结果相一致,以及投资资金是否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紧张气氛和重视程度一目了然。

  与前三个领域相比,郭京毅、黄光裕案中涉及的金融腐败,以及随后在陈绍基、郑少东案件中体现出的司法腐败,更为各界人士所知晓和关注。在这些案件中,除了行业本身的制度漏洞等问题外,还体现出目前腐败的另一组关键词,窝案与牵连。这个特征在国内广泛的基层反腐问题上表现的更为明显。

  郡县治,天下安

  在中国基层政府中, 由于干部的提拔任用、重大工程决策等都由担任“一把手”的书记“一锤定音”,于是在很多基层政府中书记的“ 个人意志” 就代替了权利意志,高度集权的体制为基层“一把手”提供了腐败的机会。只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决定权”一条上,就给贪腐窝案制造了空间。

  对此,很多人会想到皖北城市阜阳。曾任阜阳市委书记的王怀忠,确实是涉及市县“一把手”腐败群案中的代表人物。其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大肆贪污腐败、买官卖官,阜阳前后两任市长李和中、肖作新,副市长付红杰、市委秘书长张华琪,市组织部长韩希鹏,市宣传部长王汉卿,市辖区的颍东区委三任书记,蒙城县委三任书记,颍上两任县委书记等众多官员均因此落马。

  这种官场牵连,给阜阳带来的恶果还不只是一届领导班子的贪污腐化。2005年,继王怀忠后阜阳又一任市委书记王昭耀被查处,一批县(区)委书记纷纷落入法网。同时震惊全国的阜阳中院腐败窝案被揭开,阜阳中院副院长和10余名(副)庭长先后入案。次年,连续主政阜阳中院十几年的尚军、刘家义、张自民三任院长“前腐后继”的落网。短短几年间,阜阳众多实权部门的负责人被查实有行贿行为,牵连的各类干部达八九百人,有些县下的乡镇领导行贿率达到100%。

  权钱关系、权色关系、裙带关系等政治生态环境中盘根错节的关系,是使阜阳贪腐官员集体生存,继而成为互相牵绊集体落马的关键。但直到现在,这些行贿的涉案人员中除了少数因年龄退居二线,或者有严重问题被撤职查处,其余问题干部们大多数都还在买来的位置上。民众很难相信,在这样大面积“带病履职”的阜阳官场和组织体系中,腐败能够根治。

  果然,今年5月,阜阳再度爆出“负面新闻”,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分行下属腾达支行行长李群进行高额民间信贷,涉案金额过亿。而同时令人们关注的,是在李群的借款人中那大批的阜阳官员或官员家属们。仅爆出的阜阳市颍泉区广电局工会主席张国琴(其夫为主管招商引资的颍泉区劳动局副局长)及其妹妹张国珍手中就有李群本息合计4000万的欠条。其他不敢前往登记备案的“受害官员”有谁?总计欠款金额是多少?这些成百上千万的“家财”从何而来?

  从市县一把手, 到公检法系统,再到事业单位、金融机构,近10年时间的阜阳,或多或少体现出在全国范围内基层“一把手”权力失制的情况。

  这股不正之风在基层政权内似有泛滥。半年来,就有湖南资兴市委书记黄湘鄂、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委书记王玉良、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李先胜、四川省仁寿县县委书记张敏、山东齐河县县委书记李风臣、甘肃庆城县县委书记张畅钰、河南省安阳县县委书记王社民等数十名县委书记因贪腐落马。

  为遏制这股贪腐之风,中组部将“一把手”培训工程设定为干部培训工作的重点工程之首,至今全国2000多名县委书记已全部接受培训,以前中纪委主导了自其恢复工作后首次大规模的县纪委书记培训。“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一直是基层监督的现实难题。除培训外,中央还特别发文给予县纪委以经费与配备保障,提出县级纪委扩编、纪委书记在县常委中排位前移等措施,以期提高基层纪委监督职能。

  政法系统内的基层公检法司的全面培训也已陆续展开。两年内的目标是,对全国3080名县级公安局长;3500余名基层检察长;所有中级法院、基层法院院长;包括新任司法厅(局)长、监狱局长、劳教局长,全部监狱长、劳教所长、县(市、区)司法局长,甚至部分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司法干部培训都要完成。

  在这次大规模国内基层干部培训潮中,一个重大特点是“跨级直训”,多个县级实权部门主政官员直接进京受训。这不仅是为了中央推行廉洁实干等干部队伍教育意图的直接传递,更为最高层提供了一次基层形势的全面摸底,为基层政权的“固本培风”提供了最有利条件。

  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何增科告诉《中国改革》记者,一般来讲在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主要是人事变动和大政制定,三中全会则更多的涉及到制度落实、创新、攻坚与完善,这其中严惩腐败和制度反腐是很重要的一项。

  继2008年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首次系统、全面地提出了反腐败制度体系的框架之后,有关部门表示, 今年内将争取起草、修订出台另外13件反腐法规。此外,还将积极做好26件反腐法规的起草修订,择机出台;另有8件法规的研究论证继续稳步推进。制度化、规模化的防腐反腐已成为2009年中国最受关注的官场新风。

  专家对此分析认为,2009年可以说是中国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攻坚之年。

  竹立家:反腐治根在于用人制度

  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同时向全党提出要求,把学习贯彻实施这三项法规制度,作为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其中《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是针对负有决策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正式法规,它的出台也使我国在制度层面基本完善了对公共权力控制与监督的责任追究、纪律追究、法律追究三大机制。

  2009年上半年,中组部、中纪委、国务院、甚至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预防腐败和反腐败方面进行的一系列举措,力度不可谓不大。这些竹立家:反腐治根在于用人制度都昭示着,我们已经意识到腐败问题已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腐败之风亟待遏制,毒瘤必须根除。

  我曾做过一个粗略统计,中国目前在职的部级干部大约是2400多个, 局级干部5万左右,处级干部50万左右。从1990年以后,特别是2004年严格监督和处理官员腐败问题至今,每年平均有10名左右的部级大员因贪污腐败“落马”,而基于这一原因处理的局级以上干部年均400名左右,处级干部要达上千人。做一个不甚精准的对比,部级官员基本相当于国外某些国家的内阁成员,内阁成员如出现被问责、被指贪污腐败或行为不当,整个内阁都会震动。我们仅贪污腐败一项,就达到每年“落马”10名部级高官,这个比例怎么说都是很大的。

  从已查处的贪腐案件来看,目前最重要的趋势是“一把手”已经成为贪污腐败渎职犯罪的重灾区,从一些资料数据上,“一把手”犯案比例可能超过50%,有的地方甚至达到70%。这种情况不只存在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中间,在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一些事业单位,也出现了“一把手”独揽大权,管理层由少数内部人控制,动不动以组织或改革的名义,对持反对意见的人排斥和打压,瓦解了群众的工作动力和对组织的信任,其胡作非为积累了群众的怨气,给这些地区和部门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极大的损害了党在基层的威信。这种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监督和制约不配套的“一把手”痼疾,更诱发了干部选任中的投机钻营、拉票贿选、跑官要官、带病提拔等种种问题,也使得贪腐案件中“买官卖官”的规模和程度逐年“ 攀比” , 到了非变革“ 吏治”不可解决的地步。

  第二个趋势是因贪腐被查处干部的年轻化。广东省纪委的统计显示,近两年来,因违纪违法被立案查处的干部,45岁以下部分占到了总数的55%以上,这个数据值得我们深思。

  同时, 近期的腐败出现了一种新动向,即,“通过高喊改革口号而挤压改革空间”,使一些关键改革流于形式。部分官员在政府工作、行业发展等问题上高喊改革与民主的口号,但在执行过程中只是走形式摆样子,更有甚者反而操纵民主程序实现自我意愿, 玩弄民主,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针对腐败问题,制定法律法规严格监督和惩处犯罪是必要的。但国内的现实是,来自各层面的法律法规、文件决议不可谓不多,但预防腐败效果仍不理想,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有些地区或位置甚至是接连几任“前腐后继”。

  究其根本原因,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群众没有切实的制约领导权力的“刚性”渠道,特别是制约“一把手”权力的刚性渠道。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很难发挥。

  许多案例证明, 领导对群众的“四权”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敢于提意见的后果对群众个人来说很严重。由于我们在用人问题上至今没能实现一个行之有效的选拔晋升制度,拉帮结伙、买官卖官在一些单位几乎就是明火执仗,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变成了“小团伙事业”,让群众心寒。所以,要根治腐败现象,最根本的是要治理用人上的腐败,要切实限制“一把手”的用人权,防止公共机构管理层形成“ 团伙利益” , 以组织名义谋取“私利”。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也正是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反复强调、用三五年时间根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顽症的原因。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是民主,就像十七大报告里面讲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也就是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目前的改革已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通过民主的形式选人用人无疑是我国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要使选出来的干部得到群众认可,关键还是谁来“选”。在“选”的过程中,提名、考察和考核各环节都非常关键,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严重影响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影响群众对干部的看法。

  目前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的主要原因, 是我们所制定的原则和程序落实不到位, 在实践中得不到严格执行。群众通过民主参与的形式选出的干部, 群众当然认可。如果把民主当成摆设和口号, 实际上还是领导任命制, 那就摆脱不了“ 官选官、大官选小官” 的选任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 浙江的票决制、四川的公推公选制实验, 都是具有标杆意义的民主实验, 它们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 让群众在选人用人上, 特别是在选用“ 一把手” 上有表达权、发言权和选举权, 是我国基层民主的有益实验, 应尽快在全国38000个乡镇推广。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一把手” 选拔上的民主至关重要。用民主的办法, 选好用好“ 一把手”,不是用西方的三权分立和普选制,而是要实现党代表和人民代表真正的选举产生。层层选举,以制约“一把手”权力,避免单位小团体化、家族化,甚至是“买卖化”,不能让“一把手”用其个人意志代替权利意志,代替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

  相对于政务官的选举, 作为副职的事务性的公务员则应该通过绩效考核和资历制度等科学程序实现自然晋升。同时,政府要在行政过程和官员财产问题上坚持公开透明,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尽快通过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这是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方法之一。

  另外,对于现有的选人用人指导思想及干部制度的缺陷和漏洞,我们也亟需梳理和思考。

  目前基层在推行领导干部年轻化问题上,出现了把关松散、特殊政策被滥用的情况。在一些乡镇,书记、乡镇长要求30岁,团委书记(副科级)要求28岁,这与基层繁重、复杂的工作要求干部具备的较强综合能力极不相符,不利于形成科学合理的班子成员年龄梯次结构,也不利于发挥不同年龄段干部的作用。推行干部年轻化绝不能采取按任职年龄层层递减的“一刀切”方式,年轻化不是低龄化,破格提升更不能成为官员晋升的常态。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扭曲了的领导干部年轻化和后备干部制度是造成腐败年轻化的一个因素。如果制度不稳定,没有对大多数人形成正向激励,给予所有官员以正确的职业预期,提拔了一个不该提拔的人,那么极有可能是“提拔一个干部,凉了一批人的心”。

来源:中国改革杂志 作者:记者 韩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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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1 15:41:55 | 显示全部楼层


《还珠格格3》里的中缅之战是否属实?[转帖]


清初,中国和缅甸之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官方联系,但两国地域毗邻,民间来往很是频繁。乾隆十八年,通过与缅甸关系较密切的云南茂隆厂主吴尚贤的介绍,两国开始有了交往,清政府允许缅甸使节来华,这是两国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但这良好的开端却由于不久发生的缅甸内乱而中止。从乾隆二十年起,缅甸军队不断侵扰清朝耿马、孟连等土司。乾隆三十年,缅军甚至进犯云南九龙江橄榄坝,入据车里城。云贵总督刘藻遣兵征讨,因指挥失宜,反为其败。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清政府又派大学士杨应琚自陕甘移督云南。杨应琚到任后,指挥军队击退了缅军的进犯,收复了失地。但杨应琚却因此而傲慢轻敌,贪功启衅,他白普洱移驻永昌后,致书缅甸国王,声言将率大军数十万征讨,要缅甸投降。于是缅甸起兵迎战,双方战事再起。清军数战不利,缅甸军队乘机进扰云南。乾隆帝闻讯大怒,诏逮杨应琚至京,赐死。乾隆三十二年,派将军明瑞分兵五路征缅。战争之始,清军连战皆捷,进展很快,已逼近缅甸国都阿瓦(今缅甸曼德勒),但毕竟是孤军深入,粮草不继,终于在第二年二月兵败退回,明瑞也自尽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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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3 16:32:2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不需要这么多大学生[转帖]


  2009-7-1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李铁 香港浸会大学博士

  又一年的高考结束了,不过今年的气氛有点不太一样,数据显示,大多数省份的高考人数出现了减少状况,个

别省的降幅甚至超过了10%。持续30年的高考热似乎出现了拐点。与此相对应的是这样的数据:去年尚有100多万

大学毕业生没找到工作,今年又将新增600多万毕业生。或许正是大学生就业的惨状使得很多人开始计算,我真的

要去读大学吗?

  可能很多人会说,读大学这事不能光算经济账,素质和尊严是无价的。这种说法或许对于伊顿公学的子弟适用

,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的中国家庭,衡量自己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与产出还是第一位需要考虑的。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人读大学都不存在计算投入与产出的问题,因为大学生身份是一项人人都渴

求的绝对福利,在计划体制色彩浓郁的时代,有了这一身份你才能参与更高层次的利益分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大学生与非大学生之间的机会鸿沟,如天险般难以跨越。

  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未来还将持续甚至加深,因为从中国的产业结构及其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不需要这么多大

学生。

  而如今显然大不同了,当大多数中学生都能享有这一机会,当我们的利益分配已经远离行政级别的配给的时候

,读大学不再是一项只赚不赔的投资,投入与产出的计算就开始了。

  在此,我想给这些正在从事计算的人发出一个预警,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未来还将持续甚至加深,因为从中国

的产业结构及其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不需要这么多大学生。

  对于国家而言,教育是一项投资,必须寻找一个投入与产出的最佳结合点,这个结合点最终由本国的产业结构

及其发展趋势来确定。比如德国和韩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大学生的比例会比其他同等发达国家要低得多。一般发

达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是 45%,而德国只有28%,尽管在德国念大学是免费的。在韩国,据2004年度的统计,

初中毕业生中的64.5%进入普通高中,35.5%进入职业高中。这与美国和英国就有很大的区别,美国的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早在1971年就达到了50%,英国也在上世纪90年代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在校研究生的比例,英美也比德法

等国高出60%以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就在于,德国等制造业大国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更多,而美英两国一直走在

全世界科技创新的前沿,高端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也更高,因此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更多一些。

  再回到我们中国的情况,尽管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提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希望能通过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

业来延长对产业生产链条的控制。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在这一点上取得的进步微乎其微。产业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

标志就是更多的简单劳动力被解放出来进入服务业,可数据显示,这些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居然在连续下降:

2004年为40.7%,2005年为39.9%,2006年为 39.5%,2007年则降至39.1%。

  很显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我们具有实在竞争力的还是只有产业链的最低端的那一环,完全靠廉价劳动力的

肉搏,在产业链的上游,需要拼管理与技术的环节,我们没有竞争力。这也符合我在境外生活多年的观察,中国的

体力劳动者,比如货车司机,劳动水平与香港美国等地没有什么差距,但是收入只有他们的十分之一,很显然,他

们很有竞争力。再往产业链上游走呢,比如高端服务业,坦白说,尽管中国白领的薪水比境外的低很多,但是工作

的水平更低,性价比更低。丁学良教授曾经说过,内地的多数著名经济学家在香港的大学谋个教职的资格都没有。

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因为个体的水平低,而在于产业链越往上走,越是依靠制度和文化的竞争,中国最

差的就是这一环。

  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没有竞争力的这一环自然就会萎缩,中国在产业链的高端没有竞争力,这个环节就只

能是洋人占据,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总是做不起自己的品牌,只能从事产业链最低端的代工的原因。

  这样一个洋葱形而非橄榄形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我们对大学生的需求量,这些年,大学生的供给在疯狂增加,

而服务业的需求反而在萎缩,就业不难才怪呢。或许有人会说,大学生数量的增多,是促进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

这话没错,但产业升级一个最核心的要件就是宏观制度和法治环境的完善,现在似乎还是没影的事。

  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一方面是技工荒,教育结构与产业机构需求不匹配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据教育部

统计,到2007年, 全国共有1168所高职院校, 而美国的职业学校的数量则在2000所以上。过去搞高校“211工程”时

,争得打破头,现在要搞高职“211工程”时, 各地竟报不出来了!或许,我们真应该从产业结构的实际出发来算算

,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大学生,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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