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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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VS苏联 [转帖]

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苏德战争正式爆发。在此之前，苏联的军事装备和军人综合素质都不在德军之下，由于苏联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增长，使得投入于军事准备的经济能力大大增强，这十年里，苏联的整体军事实力已经世界上最强的几支，和德军的整体实力差不多。但结果却是，在三年的苏德战争里，苏联共死亡了包括1000万士兵在内的2000万人，平均每天死亡3万多人。在战争进行时，苏联的军工机器一直没有停下来，共生产了约10余万辆坦克和火炮。

苏联的面积是22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亿；而德国的面积是37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5、6千万。德国没有丰富的战时资源可供使用，而苏联的资源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从资源上的实力分析，双方不是一个等级上的。苏军一开始就被动挨打，每次战役都会10万10万的士兵被俘或被歼，而且苏联还有美国在太平洋和日军作战，牵制了日军的北进；同时英法及欧洲反法西斯军民在西欧、南欧、以及北非几条战线上和德军抗战，使德军整体的军事实力的总值分化掉一部分，可以说德国是以其最多60%的综合军事实力来同以近95%的综合军事实力的苏军在苏联本土进行战争，苏联在双方的战争条件上占着比德国多得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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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新加坡鞭刑---随想! [转帖]

据了解，新加坡的鞭刑（又名笞刑）是十分公平和人道的。行刑用的藤条是二到三指宽，10到15年的野生藤条，韧性好，不易折断。比如说一个人犯了法，要接受15下的笞刑，首先会有法医在场鉴定受刑人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宜接受行刑，然后每打一下，法医都要重复以上检验的步骤来确认受刑人的身体状况，万一受刑人无法继续接受行刑，剩余的就会留起来直到受刑人的身体可以接受的情况下继续行刑，直到所有都打完为止，因为每打一下行刑人都会用尽全身的力气打下去，所以只有这种做法才能在最大限度保证受刑人人身安全的条件下使受刑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会再犯。

　　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亚洲文明之国全靠有一套非常严明的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虽然有些条文严厉的不近人情，但却保证了绝大多数国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如果我们国家也能象新加坡一样用一条这么严厉的刑罚来处置那些盗窃、抢劫等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我想就不会有那么多这种违法行为了。

　　据说多年以前，一个美国青年因违反新加坡法律而受鞭刑的消息，当时的美国总统曾亲自出面为他求情，但新加坡方面并未同意。于是，那个美国青年只好乖乖挨了几鞭，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鞭三饭\"的出典，源于我国古代的\"五刑\"之一。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现行刑法已废止了这一条，但新加坡仍保留了这一古老的刑法。新加坡是一个法治国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谁违法乱纪谁就得吃鞭子，然后再以犯罪轻重处以徒刑。以法治国不徇私情，这对那些干坏事的人，无疑起着很大的威慑作用。

　　新加坡法律规定：凡小偷小摸者一经抓获，将判笞刑三鞭。鞭子是特制的，仗鞭的人身高体壮，非常专业。行刑时要求先看到一条深陷苍白的鞭痕，尔后再慢慢看到血，不叫受刑者皮开肉绽都不算数。同时规定每次只笞一鞭，刑过之后，即让家人抬去医治，医好后再来吃第二鞭。一般被判三鞭笞刑者，至少要受一个月以上的皮肉之苦。所以，凡尝过这种\"鞭三饭\"的人，无不刻骨铭心，谁还敢再以身试法。

　随想:

　　1.现在偷盗扒窃已经到了良民们无法生存的地步.

　　而我们的法律,对不足3000元的又不能立案,即使拘留,有这么多地方吗!对很多顽劣而不足判刑的青少年又没有处置的办法.

　　因此,最好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纳新加坡用藤条打屁股.

　　这些大罪不犯,专门钻法律空子的人,最最最害怕的就是被打屁股.而且是打得他一生再也不敢以身试法了

　　2.假仁假义的西方人道主义可能又会说,这种刑法野蛮,但他们有没有看到,这些歹徒,这些开始学坏的青少年,如果不受到及时的,有效的惩罚,将对整个社会造成滚雪球的危害.

　　推而广之,如果能对贪污者,不论初次,不论数额,一律先打三下屁股,保证贪污案件会直线下降.

　　触及灵魂,还不如触及皮肉来得有效.

　　3.现在的贪官,尤其是女贪官,皮肤保养得特别的光滑细嫩,如果屁股上挨三鞭子,血肉模糊,包她想贪污也万万不敢的了.

　　这就叫威慑也.

　　讲耶稣,讲圣母玛利亚女士,讲共产主义理想,讲三个代表,谁听呢?

　　三鞭子,他们统统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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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上最著名的十位二奶：西施排行首位[转帖]

　　最名利双收的二奶——西施

　　吴越两国因为边境纠纷经常发生战争，吴王夫差为报父仇终于打败了越国，让越王勾践给他提尿壶。越王勾践觉得很没面子，工商部长范蠡劝越王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越国有个叫西施的MM长得超级靓，越国大臣们都觉得让她做个人肉炮弹挺不错。于是，越王勾践把西施和另外一个PLMM郑旦打着“为国捐躯”的幌子，当作慰安妇送给吴王夫差。这两个爱国美女一去吴国，就把新国际托拉斯的总裁吴王夫差迷得神魂颠倒，可见美女的魅力不一般。从此，吴越两国的关系系在女人的裙裾上，非常保险，非常友好。 本着先富帮助后富的原则，吴国主动借谷物的种子给越国，让越国恢复生产。可越国借去生谷种，却向吴国还来熟饭种。头脑清醒主张彻底消亡越国的吴国首席CEO伍子胥这时在吴王夫差的猜忌下辞职，而接替他的伯嚭却是个贪财的小人。 越王勾践这个人最重面子，也是个很记仇的人。为了让自己时刻都能记得仇恨，他天天睡在柴房里，随身带着一个什么苦胆。每次舔一下苦胆，身边一个像闹钟似的随从就提醒他，你忘记仇恨了吗?他必定这样答，我没忘记。他用了十年时间准备资金提高实力，厚积薄发，一举买下吴国公司大多数股权，并合成了新的越吴公司，原国际托拉斯总裁夫差破产自杀。 这时，工商部长范蠡抢到西施MM，然后就向越王辞职了。他认为打工不如自己做老板，不用担心被炒鱿鱼。后来这小子做国际贸易做发了，改个马甲叫陶朱公，西施跟着他得以富贵善终。

　　最爱情至上的二奶——赵姬

　　为了体现秦赵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秦国总统的孙子异人被派在做赵国公务特使。异人的志向是以后回秦国继任总统，可他妈是个二奶。这时，他的一个叫吕不韦的商人朋友知道了异人的志向后决定帮他，他们就常在一起合谋怎么竞选总统。一次，异人又在吕不韦家做客，吕不韦叫他的二奶赵姬作陪。赵姬原来是邯郸夜总会的三陪，傍了吕不韦这个大款后就做了他的小蜜。高干子弟出身的异人色迷迷地盯着正摆弄风骚的赵姬竟然在餐桌上动起手来，一炮过后，被装醉的吕不韦捉奸在桌。异人只好又写检讨书又去民政局打结婚证，和赵姬结婚。 先送了个便宜老爸给异人做后，吕不韦这才热心赞助异人去竞选总统。他找到了异人的父亲安国君的老婆秦国第二夫人华阳夫人劝说，“夫人没有儿子，要收养个儿子可比买养老保险强多了。”，华阳夫人一想也觉得对，吕不韦又说，异人对你比亲妈还亲。华阳夫人这才决定，他妈不是个东西，他还有点意思，就他了。结果，异人他那当二奶的亲妈听说后就自杀了。 正月，赵姬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正”，这从各方面确定赵姬是异人的正室，这也是当二奶最好的出路。接下来，异人当了秦国的总统，吕不韦当了总理，赵姬成了秦国第一夫人，但赵姬仍对吕不韦旧情难绝，暗地里还是做了吕不韦的“二奶”。对吕不韦的要求是有求必应，比如向已经当了总统的儿子建议认为国际友好人士都是间谍应把他们都赶出去等等。但吕不韦后来力不从心，就找了个曾做过保安的嫪毐接替他尴尬的情夫位子。

　　最舍身大义的二奶——貂禅

　　因为管理混乱，内部蛀虫太多，加上工人大罢工，东汉公司快倒闭了。一个叫董卓的分公司经理认为自己的能力可以胜任总裁一职，就把自己的办公室搬进了总部大楼。这时，新任的人事部主任王允看不过眼了，就在家里算计着怎么干掉董卓。他的一个二奶叫貂禅知道了他的心思，就自告奋勇地对着月亮发誓，自己愿做人肉导弹。 董卓手下有个叫吕布的业务经理很能干，他是董卓最得力的干将，而且还是个帅男。于是，王允想了个美女间谍计，来了个一箭两鸟。他先请吕经理回家吃饭，说要给他介绍个女朋友。这吕经理也是个好色的GG，看到貂小姐如花的容貌，当即就和她成了男女朋友关系。接着，王允又请董董事长喝酒，说要送他个小蜜，董董事长也就一鸟人，当场就和貂小姐一番云雨。还给貂小姐买了一栋别墅，用奥迪A8把美人接到了别墅里。 吕布吕经理出差回来一看，自己妞没了，上火了，可自己终归只是个打工仔，也没办法。这时，王允对他说，你要妞就得自己当老板，我可以帮手你。正好，董卓的总裁身份不被其他人认可，而各个分公司出现了独立倾向，于是，王吕二人联名向税务局告发了董卓偷税漏税，把董卓送进了班房。貂禅又回到了吕布身边。

　　最文采出众的二奶——蔡文姬

　　蔡小姐名叫蔡琰，文姬是她的字，她生活在东汉末年，她父亲蔡邕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听说她小时侯就特别聪明，还很有音乐天赋，她父亲蔡邕在隔壁弹琴，弹断了哪根琴弦她都能听出来，那时侯她才6岁。她16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很有才华的文学女青年嫁给了河东才子卫仲道。没想到这佳人才子配却不受命运照顾，卫才子不到一年就咯血而死。年纪轻轻的蔡小姐一下子成了寡妇，而婆家人又给她眼色看，才高气傲的她一气之下回到娘家。可偏偏她老爹蔡邕这个迂腐的老头居然去哭祭仆街(横尸马路)了的奸臣董卓，被人扔到牢里死了。 先后丧夫丧父的蔡小姐真是个可怜的女人，命运还在作弄她，匈奴的人蛇集团打着国际招工的旗号还中原抢人时，她居然被他们掠走了。到了匈奴，又被左贤王看中，只得做了他的老婆，还和左贤王生了两个孩子。搞音乐出生的她很快就学会了吹奏“胡笳”，立志以后回到中原要搞个大型的个人演奏会。 这时的中原大总理曹操曾和蔡邕是朋友，关系不错，得知蔡小姐被人蛇集团带到匈奴后，就用大价钱把她赎了回来。大总理曹也是文士风流，对这个才女+美女的蔡小姐也很倾心，但又碍于身份不敢娶她，就偷偷包养起她。蔡小姐这时又出书又写歌谱又搞演奏会，也是其乐融融。名气大了，绯闻也多了起来，都说文人花花肠子，曹先生怕被蔡小姐扯上过多的绯闻，就安排她嫁给自己的手下董祀。 董祀是个老实人，但兔子都有脾气，绿帽子戴久了，谁都会发作一下的。可曹大总理的权谋不是吃素的，让你董祀背黑锅你就得背下去，不背了就要你好看。差点砍了董祀，蔡小姐只好出来打圆场，亲自向情夫求情，董祀才没挂掉。

　　最大喜大悲的二奶——杨玉环

　　唐朝大总统李隆基的儿子寿王有个漂亮老婆叫杨玉环，长得貌美如花，国色天香。因为李隆基是大总统，公务繁忙，儿媳妇又有几十打，所以寿王小两口子结婚多年，老李对小杨还没什么印象。一次，总统府举办例行夜宴，李总统和众儿子们开party，老李居然在花花人群中看到雪肤貌美的杨小姐，一时惊为仙子。为了把这个美娇娇的儿媳妇弄到手，老李强迫寿王小两口离了婚，而后又给杨小姐改名为太真，送她到道学院进修，想弄个道学硕士文凭。期间，杨小姐明地在进修，暗地早已成了老李的二奶。 硕士还未毕业，老李见风头已过，就光明正大地和杨小姐同居起来。杨小姐凭着自信的容貌一路过关斩将，很快就杀到了贵妃的位子，气得其他二奶直跺脚。而更令其他二奶们吐血的是，明皇兄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杨美人。明皇兄不但毫无道理地提拔她家的亲戚，还对她百依百顺，有次杨美人跟明皇兄一赌气竟然跑回娘家，搞得明皇兄只能上她娘家求她回来，汗~，模范老公也不过如此了。难怪，社会上很多红眼病的人都妒忌地说：“谁说生儿子好啊，生女儿不是更好吗?”不得不说杨小姐在妇女平等这个问题上，给现在的女权主义者做了个很好的榜样。 可明皇兄毕竟老了，曾经的金枪已经是银样蜡枪了，杨小姐正是青春年月，如狼似虎，也就不能怪人家红杏出墙。和猛男安儿一番激情过后，没想到猛男安儿的抓奶龙爪手功力太深，把杨小姐的奶都抓破了。这还了得，万一老李发现了就死定了，还是这位杨大美人机智，设计了个胸罩戴着。没想到杨大美人无意之下竟然成了中国第一个纹胸设计师和模特。 杨大美人救火不可能次次都行，就是这情夫兼干儿子的猛男安儿为了当总统造反了。这时候的老李早已经没有斗志了，慌慌张张地丢下首都跑路，一路长跑，跑进了四川山区。为了平息将士们的怨恨，老李无奈下只得叫自己心爱的女人自杀。一切恩宠化为尘土，可叹杨小姐落得个惨淡结局。

　　最明哲保身的二奶——李师师

　　作为东京最大的娱乐公司的花魁和汴梁歌舞团最红的歌星，李师师显然是一个成功的二奶。她在当年获得亚洲金球奖现是宋国国防部部长的高俅引领下，傍上了自称“天下第一人道君”的总统宋徽宗这个大款。李师师过人的智慧，娴熟的交际手腕和通达的处世态度是很高明的，至少比莱温斯基强多了。被总统包养后，很多女人会被眼前的小利所诱惑，从此金盆洗手专司伺候情夫，或者借情夫的地位弄个部局级的国家歌舞团团长干干，或者写本《我把青春献给你》之类的书赚赚稿费。可李师师没有这样做，她还是在红灯区做她的花魁，依然笑迎天下客，只是御用的了，价码高了点。 正是因为这样，宋江等梁山泊的反贼才可能通过“二奶”路线，让自己想被招安的一番真情让总统知道，李师师这样的交际花就充当了上访的桥梁。 梁山泊首先派出了第一美男兼公关部长燕青出马，三两下就搞定了李师师的经纪人李妈妈，然后再带领宋江等人去见李师师。这次梁山泊集团也是下了血本的，虽然都是黑金，对李师师出手非常阔绰。李师师也狠狠地赚了那伙强盗的一大笔银子，让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出了银子还对其感恩涕零。李师师相助梁山泊人成了招安大事，除了受了钱财，还喜欢上了燕青，也让燕青见到了自己的魅力和真情，为最后私奔做了铺垫。

　　最嫉恶如仇的二奶——柳如是

　　柳如是本来名叫爱柳，读了辛弃疾词中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就自称如是。可见这是一个个性坚强，极有才华的女子。 柳MM小时侯聪明好学，可由于家里穷，又没希望学校可上，只好辍学到有钱人家做小保姆。几年后，花季年龄的柳MM出落得美艳绝代，才气过人，就去秦淮歌舞团应聘上了职业歌舞演员。可好景不长，她的男朋友文学青年陈子龙在与黑社会满青帮的斗争中不幸身亡。 柳MM的艳名四播，想娶她的名士也不少，可她偏偏却看中了年过半百的东林集团董事长、当时著名的学者型政府官员钱谦益。二人很快同居，钱先生也为她盖了两座壮观华丽的别墅“绛云楼”和“红豆馆”，金屋藏娇。 大明公司被满青帮搞的外资公司收购后，大明公司在南京的分公司还在苦苦支撑着。柳MM支持钱谦益当上了南明公司的行政部经理，可没想到南明公司很快破产。满青帮的外资公司进驻，钱老头却想进去打工，遭到柳MM坚决反对。钱老头虽然还在满青帮的外资公司干了一段时间，但还是听从了柳MM的意见，很快就辞职了。钱老头死后，他的亲戚来争财产，污蔑柳MM是淫贱二奶(其实钱老头和柳MM也只是重婚了)，柳MM为了保护钱家产业，当众自杀，吓跑了那些恶棍，可惜一代佳人却这样结束了一生。

　　最重情重义的二奶——李香君

　　孔尚任的《桃花扇》是根据明末秦淮歌舞团当家花魁最红歌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拍的一部影剧，没想到的是这部影剧在当时政审不合格，孔尚任还因此丢了官职。李MM身材小巧玲珑，肤理玉色，歌喉珠圆玉润，音律诗词亦无一不通，时称“香扇坠”。 李MM也是艳名四播，跟柳MM刚烈在外的性格不同，李MM是刚强在内，但外表柔弱，难免会引来很多浪荡公子。侯公子就是一个，他整日整夜在秦淮歌舞团驻地的秦淮夜总会喝酒嫖妓。出身风尘的李MM对侯公子却是一见倾情，虽然后来得知这个侯公子家境贫困，身无多文，仍然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他。 嫁给侯公子做小老婆后，侯公子得罪了南明公司经理有“文妓”之称的阮大铖，只好一个人撇下老婆家小跑路了。而李MM虽在侯家大受歧视(因为出身低贱，又是二奶)，但她结束了自己革命性的职业生涯，洗尽铅华，闭门谢客，一心等侯公子归来。 这时，阮大铖却威逼李MM改嫁，李MM誓死不嫁马老板的亲戚田仰，一头撞在栏杆上，血溅桃花扇。阮大铖不死心，仍打着南明公司征召宣传文员的幌子，将她征入公司充当女公关。南明公司很快破产，李MM又获自由。 但侯方域最後却背叛了他的初衷，进了满青帮的外资公司，并背叛他们的爱情，李香君深为失望。李MM当著侯方域的面，撕毁了那把桃花扇，出家做尼姑去了。

　　最红颜薄命的二奶——董小婉

　　明末的秦淮歌舞团四大花旦之一的董小婉，也走了同门师姐李香君的老路子。跟现在女歌星女影星隐退后争相嫁作商人妇不同，董MM她们都比较倾心风流文学青年。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董MM嫁给和那个侯公子并称江南四公子的名士冒辟疆做小老婆。她还为冒公子生下一个女儿，就是《七剑下天山》中那个女侠冒浣莲。 可她又作为清国集团四大疑案之首的“顺治出家”的第一号女主角，把清国集团的董事长顺治迷得神魂颠倒。坠入情网的顺治对董MM关怀倍至，还差点为了她和原配老婆离婚。可惜董MM红颜多薄命，染上当时的绝症天花，没得治了。而顺治他妈孝庄太后是个女强人，更有吃醋心理，认为董MM抢了自己的儿子，就很不喜欢董MM。 董MM最终敌不过命运，香消玉焚之后，清国集团的董事长顺治显得非常痴情，觉得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他写了一首诗，意思大概是，我没出生的时候谁是我，我出生的时候我是谁，长大成了人我是我，合上眼睛死了我又是谁。问我是谁这个问题的人要么像《侠客行》里的石破天那样有谜一样的身世，要么本身是个谜。

　　最蒙冤含辱的二奶——陈园园

　　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陈园园和秦淮歌舞团的众姐妹一样，要经历很多风风雨雨。据闻她跟大明公司的董事长有一腿，可朱董事长怕包养她有失身份，两人一直在进行着地下活动。树大招风，事情长久了怕败露，大明公司的董事长朱崇祯学了原魏中原大总理曹操暗度陈仓的那招。无奈下，陈小姐只好跟了看北大门的保安队长吴三桂，吴某人也是有老婆的人。唉，没办法啊，那年头想找个没老婆的精英太难了。可北大门近来小偷比较多，吴某人要长去巡逻守夜，留下金屋藏娇的陈小姐，又方便了那个朱董事长。 没两年好日子，逢上工人大罢工，工人代表李自成等人带头冲进了董事长办公室，要求集体入股，把个人所有制企业改成集体所有制企业，董事长被迫自杀。结果，工人们没有正确的经营理念，还贪图美色，要求二奶们陪睡。这时，看北大门的保安队长吴三桂听说后，很气愤，因为他二奶比较多，美貌如花的陈小姐可是他的心头肉。决定私自引进外资收购工厂，一下子很多原来的干部也纷纷跳槽进外资。一番抗衡后，李自成组织的工人集团终于失败，所建立的工会也立即解散了。 不过，陈园园后来去向不明，有人说她又做了已是新大清公司云南分公司总经理吴三桂的二奶，有人说她已经出国了，还有人说她回乡下找了个老实人结婚生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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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旧书刊收藏史小谈[转帖]

　　■谢其章

　　　　先要解释一句，这里所说的藏书史和我们常说的藏书史不一样。中国之有藏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千五百年以前，而本文所谈的

　　藏书史仅限于一百年以里，也就是上世纪一百年的藏书概貌。为了叙述方便，上世纪之前的图书我们姑且称之为古书，之后的则称之为旧书，又由于旧期刊收藏是旧书收藏极其重要的一个分支，我们便统称之为“旧书刊收藏”。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创造了中国图书独特的装订形式，使得图书在阅读价值之外，还产生了收藏价值。而一百年前新式书刊在中国的勃兴，却是西洋印刷技艺的产物，我们今天所谓的珍本书，有很多属于中西合璧的结晶。譬如某些二三十年代的自印诗集，外观是线装，里页是中国纸，而文字却是铅印的而非传统雕板的。这种诗集由于印数少（最少的甚至只有数册），“物以稀为贵”，极受收藏者追捧。1933年北平星云堂印制《初期白话诗稿》，印数不会超过五百册，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旧书店的售价不过三四十元，而到了拍卖会就拍到了六百元。十年后的今天，此部诗稿竟达到二三万元令人眼晕的价位。七十多年前《初期白话诗稿》编者刘半农就说过“当时所以搜集，只是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到过了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然而到了现在，竟有些像起古董来了。”古书的增值是靠年头老熬出来的，旧书的增速则多少是想像出来的。

　　上面说到随着西洋印刷技术的大量使用,我国书刊的外观发生了革命性改变,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观念革命,使得书刊在内容上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譬如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横排打破自古以来的竖排,标点符号也用上了，书籍的封面装帧成为一门新兴的艺术门类。这些变化引起一些先行者的收藏欲望。

　　过去谈到藏书，总是特指古书收藏，人们总是持有一个顽固观念——年头越老的越有收藏价值；年头近的有价值么？直至上世纪20年代，藏书界对于新式图书仍抱有极大偏见，他们的藏书目录中绝不会给新书一席之地。我没有读到过20年代有什么关于新书收藏的文字记载，只是到了30年代，才星星点点、羞羞答答地有那么几位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透露出他们对搜集新书的热情。最显著的是阿英先生，他的《城隍庙的书市》、《海上买书记》诸篇可说是大胆地系统地揭示新书新刊的价值，文章中所显示的那种藏书的愉悦之情，感染了至少三代藏书爱好者。

　　阿英还是第一位重视旧期刊的藏书家；虽然这些期刊当时仅有不过十来年的历史，譬如《新青年》、《创造月刊》、《东方杂志》、《新潮》、《觉悟》、《学灯》、《小说月报》等，这里面年头最老的是1904年创刊的《东方杂志》。阿英说搜求这些书刊“会像过眼云烟似的温习现代史的许多片断”。除了历史意义之外，经济意义也日渐显露，上面说的这些杂志，今天都成为了“万金难求”的抢手货。

　　我们现在想了解七八十年前的藏书界状况,活的资料几乎没有,只有纸制载体才能留下一点资料,我们的依据也只能是零零星星的散篇文章。有些藏书很丰富的人，自己不写文章，外界无从得知。我认识一位上海老先生,家藏旧书刊种类齐全,数量惊人,新文学珍本几乎应有尽有,新文艺的整份杂志也是数一数二的，简直就是一座小型图书馆,这位老者从未发表文章谈过自己的藏书,所以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上海的藏书界还隐伏着这位大家。

　　我们现在一提藏书家的名字，都是大家熟悉的那些三四十年代就写藏书文章的阿英、周越然、曹聚仁、叶灵凤、唐弢等，还有大家不甚熟悉的何挹彭、周愣伽、谢澹如等。五六十年代，姜德明、胡从经等继往开来；到了八九十年代，名家就很多了，遂成一时景观。

　　关于旧书刊收集的早期文献,就是一篇篇文章。那时代没有相关的专门著作,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关于藏书的专著，当年所有的藏书行为都不像现在有专门的书来指导。我们想了解过去的旧书业，没有别的途径，只能搜罗那些散落在旧报刊里的文章。这事已有人做过一些，厚厚八本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1953年-1957年，群联出版社）就是很有用的工具书。有了这八本还不够，许多的单篇文章仍遗漏在外。虽然近年坊间又陆续出版了不少辑录文章，以我掌握的有限资料来看，仍有不少遗珠待拾。

　　十几年前，我使用自家藏刊编了一本20万字的《蠹鱼重温录》，未能出版，后来其中的一半资料都“出土”了，还有一半“待字闺中”，现在我将这些篇目的一部分开列出来，姑且称之为文献——《谈中国的杂志》（周愣伽，原载四十年代《春秋》杂志）、《东西两场访书记》（何挹彭，原载四十年代《杂志》）、《我与杂志界》（包天笑，原载四十年代《杂志》）、《聚书脞谈录》（何挹彭，原载四十年代《古今》杂志）、《期刊过眼录》（金性尧，原载四十年代《古今》杂志）、《新文艺书话》（文载道，原载四十年代《文艺世纪》）、《藏书漫谈》（挹彭，原载四十年代《新东方》杂志）、《我之书癖》（谢刚主，原载四十年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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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大唐开国名相三起三落的背后玄机[转帖]

说起大唐开国名相，人们就会想起房玄龄。房玄龄，名乔，齐州临淄人。唐初著名政治家。太宗贞观年间十八学士之一。在他任宰相期间，对于唐朝初年“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房玄龄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经史，善写文章，十八岁进士极地，授羽骑尉。他不仅博学多才，且自幼便具有敏感的政治嗅觉，早在隋王朝尚在兴旺时期，就预见到隋灭亡的命运。

据《旧唐书》本传记载，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即公元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这时正任隋隰城尉的房玄龄毅然脱离隋王朝，“杖策谒于军门”，投奔了李世民。李世民立即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并以他为谋主。“玄龄亦自以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一心一意辅佐李世民。每次战役胜利以后，将领们都争抢珍玩宝物，唯独房玄龄只考虑怎样为秦府收揽文武人才。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护，而留在李世民幕中，最后成为股肱之臣的。此外，他还注意搜集各地民情和亡隋的图籍文书，以备将来治国之用，这些都表现出房玄龄过人的谋略与远见。

隋炀帝大业十四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是为唐高祖，年号武德，封李世民为秦王，房玄龄被任命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随着唐王朝的逐渐安定，李唐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了起来，主要表现为皇位之争。身为李渊次子的李世民因战功显赫，加号“天策上将”，位于一切王公之上，这使太子李建成对李世民产生了极大的疑忌，认为李世民会威胁他的地位，便与四弟齐王李元吉联合，企图置李世民于死地。这样太子与秦王的直接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房玄龄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重要谋士的角色。当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激化后，房玄龄立即找到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商量此事，建议李世民“遵周公之事，外宁华夏，内安宗社”，意思就是让李世民效法周公锄掉管、蔡来除掉李建成及其同党，这样才可外安华夏，内保唐王室的统治。这个想法与长孙无忌乃至李世民本人都一拍即合。房玄龄、长孙无忌和杜如晦等成为推动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的重要人物。武德六年，公元626年6月4日，李世民率领秦府兵将在玄武门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这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渊便自动退位，让位于李世民，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贞观三年，即629年，房玄龄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此后近二十年，便是贞观盛世的二十年，房玄龄一直连任相职。他与另一位宰相杜如晦同心协力，共掌朝政。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两人互相配合，同为良相，时人有“房谋杜断”之赞。

房玄龄忠心耿耿，为贞观之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受到当时君臣上下的一致推重。唐太宗对他的评价是：“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与魏征同时号为谏臣的王珪，曾在唐太宗面前将自己与房玄龄比较，认为“孜孜为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这是对房玄龄做为政治家生涯的最为恰当评价。

贞观之治的成功，房玄龄功不可没，但是，这位贞观名相却曾经三起三落的宦海沉浮。那么，像房玄龄这样一位大唐的开国名臣，贞观名相，为何有如此的三起三落的宦海沉浮呢？其中的奥妙，大可玩味。

北宋名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记录了房玄龄在贞观年间的三次停职的故事。第一次在贞观十年，即公元636年，唐太宗的长孙皇后病故时，综述长孙氏品德事迹时，《资治通鉴》提到有一次房玄龄因为受到批评停职回家。长孙皇后知道了，对李世民说:“玄龄事奉陛下已经很久，严谨小心；朝廷机密，从未泄露。所以，没有特殊的原因，希望陛下不要舍弃他。”

另一次在贞观二十年，即公元646年，房玄龄因为小错被勒令停职回家反省。为此禇遂良上书劝谏说：“房玄龄从隋朝末年李家太原起兵就跟随陛下，特别是武德末年玄武门政变时参与决策，贞观初年选用贤能建立贞观政治格局，若论臣下勤勉，房玄龄应推第一。这样的人才，如果不是他有谋反等重罪，是不应该遗弃的。就算他年老体衰，也只能劝说他退休养老，按礼请退；不能因为些许小过失，就屏弃元勋老臣。”李世民看到上书后，就立即召房玄龄入宫议事。

不久，房玄龄再次犯错“避位”回家，这一回还是没有记载是什么错，但进程很微妙。史书上只说，过了一阵，皇上驾幸芙蓉园，房玄龄得到消息，立即命令子弟洒扫门庭，因为他知道皇上会驾临房家。果然，皇上李世民给自己找一台阶，“顺路”来到房府，然后“顺便”带着房玄龄一起回到宫中。

据有关史书记载，房玄龄实在是一极小心谨慎之人。儿子房遗爱娶了皇帝的女儿高阳公主，女儿嫁给了李世民的弟弟韩王，他深深懂得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在皇帝授予“太子少师”职衔时，上表请求解除机要职务推出权力中枢，不仅得不到皇帝的批准，而且还下诏命令他不得继续上表就同一问题请求不已，没有办法他只好接受任命。作为宰相兼任太子的老师，声望的意义多于实际的意义，但当太子准备仪仗队要正式拜见老师的时候，房玄龄还是没有敢前去接受这样的礼遇，他返回了。因此，房玄龄受到当时舆论的赞扬，认为他有谦让的美德。

在君主政治时代，李世民的举动合乎君人南面之术，是君主操控臣下的基本艺术，是常用手段，恩威并施，现代人称“胡萝卜加大棒”。皇帝必须随时感觉到自己对权力的绝对控制，随时显示皇权的权威。臣下则必须知道皇帝的底线，适可而止，激流勇退。政治第一，友谊第二。

贞观十九年，即公元645年，李世民御驾亲征辽东，命令皇太子在定州监国，房玄龄在长安留守，得以便宜行事，不须奏请。有人前往留守办公室，声称要告密。房玄龄问你要告谁？得到的回答是:“告您。”房玄龄马上把此人送到前线给李世民处理。李世民听到报告说有留台送来告发有人谋反的事，令人持刀列队，押上告密人，问他要告谁，回答:“房玄龄。”李世民早已料到这是怎么回事，立即大喊一声令将此人腰斩，然后下玺书批评房玄龄不能当机立断。

这是贞观君臣博弈又一个极有意思的范例，双方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都要按规则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演到位演绎成教科书式的经典。李世民要给房玄龄充分的信任充分的权力，房玄龄要对得起皇上的信任；皇上要展示的是胸怀，臣下要表现的是忠诚和适度的谦卑。如果君臣都遵守这样游戏规则，那么，不仅君臣会和睦相处，患难与共，而国家也会少了一些折腾。贞观之治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折腾才出现的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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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清军入关之战[转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王霜州

　　　　长城防线与宁远之战

　　1644年，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三支不同的政治力量：没落的明朝、攻占北京的李自成农民军和关外正在崛起的清朝。对于这段历史，今天人们谈论的焦点大多是吴三桂献城，因为明朝末期唯一能抵抗清朝八旗兵锋的只有长城了。

　　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全长6300公里，由连续城墙、关隘、烽堠和各种障碍组成。历经千年烽火，长城防御北方骑兵骚扰的成效显著。明朝对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在明朝统治中原的270多年中，长城的修建从未停止过，长城防线在防御基础和战术上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

　　从结构上看，明长城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都有很大改进，墙体由砖砌、石砌和砖石合筑、泥土夯筑而成。在筑城上，明长城更加注重倚重地势，修筑者充分利用山险水障等天然障碍，城墙的高低薄厚都随山形地势而异。明长城的防御工程也较前朝大大加强。城墙顶部内设宇墙，外设雉堞，雉堞上有望孔和射击孔，便于守城士兵防御作战。为增强守备，明长城在关键地段加修多道城墙，有的地方大大小小的石墙竟多达28道。此外，还有劈山墙、山险墙、木柞墙和边壕等辅助防御设施。上百座雄关隘口和上万个墩台将明长城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比以往任何朝代的长城都更加坚固完善。

　　为了加强京畿北方的防御，明长城加大了这一地区的防御纵深，采用多道城墙、大纵深的防御，由外而内分别为外长城、内长城和内三关长城，逐层掩护，重叠设防。对于手持弓箭大刀，只善于野战奔突的八旗骑兵来说，想攻破如此坚固的长城防线，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明清在关外的战争中，曾经进行过城池攻坚战，最为典型的便是宁远之战。宁远（今辽宁兴城），是明朝在关外的最后堡垒。当时很多明将主张收缩防线，据守山海关，抗清名将袁崇焕却提出“保关内必守关外，保关外必守宁远”。为抵御清军（其时称后金），袁崇焕大修宁远城墙。不久后的战斗证实了袁崇焕此举的高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清太祖努尔哈赤趁辽东明军易帅撤军之际，率八旗精锐6万出沈阳，直逼宁远城。携辽沈之战余威的努尔哈赤并未把宁远放在眼里，随即挥师攻城。后金军推着车为前导，步骑兵蜂拥攻城。城下，弓箭手万箭齐发，一时间“城堞箭镞如雨注，悬牌似猬刺”。在如此猛烈的攻势下，宁远城一度危如累卵，却终因城池坚固、守城兵器配置完备而未被攻破。可怜数万精于骑射的八旗劲旅不得施展，反被明军的西洋大炮轰得伤亡惨重，努尔哈赤也中炮受伤，半年后疽发病卒。

　　入关之路有几重

　　如果吴三桂不献山海关，清军就永远无法踏上中原大地吗？其实，由山海关入关是清军最近的进攻路线，但并非是唯一的路线。事实上，清军在1644年的山海关之战前，已经先后5次经山海关西面的路线大举进入内地，进攻明朝。

　　第一次是在1629年，皇太极率大军亲征，经由热河进军，破长城的大安口和龙井关直入内地，占领遵化，攻陷蓟州，兵围北京。这次入关的最大成就，是皇太极成功施用反间计，使崇祯杀掉了名将袁崇焕，为清军剪除了最大的劲敌。

　　第二次是在1632年，皇太极率清军由蒙古草原进军，兵抵张家口北面，“列营四十里”，炫耀兵威，迫使明守将缔约讲和，然后收兵而还。

　　第三次是在1636年，皇太极命阿济格统率大军，破居庸关入长城，直捣河北，一路打得明军狼奔豕突，与明军作战56次，攻下12城，俘获人畜十几万，后经冷口关出长城北还。

　　第四次是在1638年，多尔衮由青山关入关，岳托由墙子岭入关，在华北大地上纵横扫荡。明朝督师卢象升率军在河北巨鹿迎击清军，兵败阵亡。与袁崇焕、熊廷弼齐名的抗清名将孙承宗率百姓坚守高阳，也城破阵亡。清军一共攻下一府三州五十七县，包括山东省府济南，掳男女五十余万和大量牲畜财物，然后出青山关而归。

　　第五次是在1642年，皇太极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率军从墙子岭入关，一直打到山东兖州，又分兵攻陷登州、莱州、莒州、沂州（临沂）、海州，共计攻下八十八城，降服六城，掳男女三十六万，掠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万两，最后由墙子岭出关还师。

　　300年后的人民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主力也并不是从山海关入关，而是经热河通过西面的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关等路线，横越长城进入华北。当时，拥有60万军队的华北国民党军，并没有在山海关集结重兵防守，只在这里放了一个军的兵力，就是估计到东北野战军可能从其他路线进关，屯重兵于山海关无益。在山海关放置的兵力，也仅仅是起警戒作用。后来当山海关守军发现东北野战军先头部队已自热河进关后，惊慌失措，害怕后路被抄，赶紧向天津撤退，将山海关也让给了解放军。

　　通过古北口、喜峰口和冷口关等道路入关的东北野战军10个步兵纵队，将近70万兵力，携带着大量火炮、汽车等重装备，仍然通过了崎岖不平的山路，跨过长城防线，有如神兵天降，出现在华北地区，直指平津。从这一历史事实，人们不难想到：明末以骑兵为主，并无重装备需要驮运的清军要从这些路线长驱直入华北，更是容易得多。

　　明清军队战力对比

　　明末，军备废弛。中国历史上有一条铁律：历代王朝的军队只有在经历开国时的南征北讨，或是外患深重时的长期恶战，才能锤炼成雄师锐旅。而长期的和平岁月后，由于农耕文化优裕生活的消磨和统治者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军队的骁勇之气消失殆尽。例如宋军在宋太祖开国之初，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劲旅，平荆南，灭后蜀，定南汉，克南唐，所向无敌。到了金军对北宋发动进攻时，宋军早已失去当年的骁猛，许多官兵连马都骑不上去。

　　明军的情况也并无二致。立国之初，军队久经征战，精锐无比，因此能多次北扫大漠，令元军残余丧魂落魄。此后200多年间，由于北方蒙古的四分五裂，明朝没有如汉代匈奴、唐代突厥那样的大敌，使明军缺少大战恶战的历练，战力远不如前。一旦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明军在与剽悍的八旗兵较量中就处在下风。后金时期和清初时的八旗兵，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善战之师。生长在寒冷关外的女真人，刻苦耐劳，能骑善射，经过努尔哈赤的组织编练，使八旗军成为一支“威如雷霆，动若风发”的雄悍劲旅。明军与其作战，几乎无役不败，以致名将袁崇焕认为“只有凭坚城用大炮”才能抵挡清军。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固然暂时阻挡了八旗军的兵锋，但也滋长了明军过分依赖“乌龟壳”的思想，日后主要凭借坚城以大炮远射，而不敢冒锋犯镝与清军野战，无法磨炼出像卫青、霍去病驰骋大漠建功沙场的铁骑雄师来。

　　袁崇焕曾设想明军以构筑城堡方式，步步向前推进，压迫努尔哈赤。按照这种战略，明军要很长时间才能把战线推进到松花江边，而战事久拖不决，自然使人民的军费负担加重。如果是在别的朝代，这个战略或许行得通。如唐朝初年曾长期与突厥等民族作战，并未拖垮国家的经济，反而打出了一个空前繁荣富裕的盛世。但明朝末年，土地集中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民不聊生的社会已无法承受“辽饷”的沉重负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遍地开花，明朝从此在“辽饷”外又多了“剿饷”和“练饷”。明军既要对付关外的八旗兵，又要围剿关内的起义军，顾此失彼，“不征流贼，即征夷虏；不战于边，即战于腹。驰驱数千里，经历弥岁月，炎风朔雪，饥寒冻馁”。节制三镇的明朝总督洪承畴是农民军的劲敌，他曾擒杀闯王高迎祥，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杀得只剩七骑逃入商洛山。他取得大胜后，被明政府调往辽东前线。洪承畴毫不规避清军锋芒，结果统率的14万精锐兵马被八旗军杀得几乎片甲无存。他指挥的这支明朝最大的作战兵力的覆灭，使明朝丧失了抵抗清军和镇压农民军的最后资本。

　　难御胡马的农民军

　　明朝覆亡后，与清军作战的重任就落在农民起义军身上。当时关内的农民起义军，以李自成、张献忠两大部为首，都是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如李自成在1638年为洪承畴所败，蛰伏陕南商洛山中，到1640年底才以五十骑杀出商洛山进入河南。由于成千上万中原饥民的蜂拥加入，他的部队急剧扩展成为数十万兵员的大军，驰骋中原，纵横关山，最后出师东向，颠覆了明王朝。攻克北京之时，这支农民军实际也只有三年半的战斗历程。

　　显然，在这短短几年内，参加起义军的又多为此前从未摸过刀枪的农民，作战技能很难赶上那些生长于马背之上、从小就能骑善射的八旗兵。对农民起义军来说，只有在与强敌的反复较量中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战斗力。而明朝的精兵大都在与清军作战的辽东前线，在内地与起义军对阵的多是搜刮有术、作战无方的部队。起义军的作战能力很难得到锤炼。

　　以前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李闯王的军队进入北京后，骄傲自满，迅速腐化，因而失去战斗力，抵挡不住清军和吴三桂军队的联合进攻。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李自成军队在北京确实发生了严重腐化和军纪败坏现象，如许多将领占据王公贵族府第，“子女玉帛，尽供其用”；有的士兵夜晚穷搜民家，“斩门而入，掠金银妇女”。但这支军队入京仅一月，腐化时间尚短，斗志还没有丧失殆尽，尤其是作为领袖的李自成，仍保持了较强的进取心和战斗意志，不顾劝阻，坚持要亲征吴三桂。山海关之战中，由于李自成的亲自督战，起义军还是打得很勇猛的。

　　当时，吴三桂是明军少有的猛将，他的部队敢于与八旗兵进行野战较量，在反复厮杀中打出了“关宁铁骑”的威风，成为威震关外的劲旅。但在山海关大战中，吴三桂那久经战阵的“关宁铁骑”，竟然难以抵挡李自成大军，几度陷于危急。这说明起义军仍有顽强的战斗作风和高昂的战斗士气。但是，同弓马娴熟的八旗兵相比，起义军的战斗力仍然要差上一截。当清军数万铁骑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起义军便抵挡不住。对李自成军队在清军铁骑面前的迅速崩溃，论者多认为是因与吴三桂军长时间交战而筋疲力尽的结果，但应当看到，当时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主力还没有全部进入交战，首先出动的是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统领的正白旗和镶白旗的部队。数万劲骑突出吴三桂军右翼，向起义军发起冲击。在“万马奔腾不可止”的滚滚而来之势面前，起义军很快就转为全面溃败。从这一交战过程中，很容易看清双方战力的强弱对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起义军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对清军占有兵力优势。李自成亲征山海关，兵力有10余万人，而多尔衮率领的清军满、蒙、汉八旗主力和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部队，总共有18万人，此外还要再加上吴三桂的5万“关宁铁骑”。曾目击山海关之战的朝鲜官员感叹“胡兵似倍于流贼”。由此可知，清军无论数量还是素质，都超过李自成农民军。

　　如果吴三桂不献山海关

　　崇祯帝缢死煤山后，多尔衮立即召开王公大臣会议，满洲谋士们力劝多尔衮立即出兵与李自成争夺天下。当时多尔衮对李自成心怀敬畏，认为清军曾经3次围困北京却没有攻克，而李自成则一战攻破北京，可见此人的大智大勇和起义军的强大战斗力。谋士范文程进谏，李自成虽“拥众百万，横行无忌”，但屡战屡胜，其志必骄，骄兵必败，“可一战破也”。明朝降将洪承畴曾长期与起义军作战，是农民军的头号死敌，深悉农民军的特点。他告诉多尔衮，李自成军战斗力虽比明军强，但不足与清军骁悍的八旗劲旅匹敌。于是多尔衮壮了胆，决心出师，率满洲、蒙古八旗大部和汉军八旗的全部，及明降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兵马，浩浩荡荡地鸣炮出征。他们选择了洪承畴建议的进关路线，不走山海关，而是西经蓟州、密云等地直扑北京，全军轻装简从，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李自成大军包围在北京，一举全歼。只是在出征的第六天，在途中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乞降使者，多尔衮才改变了主意，率师向山海关进发，并传令将留在后方的红衣大炮火速向前线运送。这样，才在山海关发生了决定清朝入主中原的大血战。

　　从当时的形势看，假如吴三桂在明朝灭亡后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而是投降了李自成，忠心耿耿地为大顺政权镇守山海关，那么清军按照洪承畴原定的战略，出李自成不意，从山海关西面破长城而入，在华北大平原上充分发挥八旗骑兵的野战优势，疾趋北京，形势对李自成起义军将会更加严峻。因为向陕西的退路很容易被截断，李自成军就会被包围在北京。与前三次北京保卫战中的明军不同，李自成内无粮草，外无各路勤王军队，难以固守北京，形势将会比山海关战役严重得多，结局很可能是起义军全军覆没。

　　由此看来吴三桂的叛投清朝，对李自成来说其实是幸事。清军因吴三桂降清而变更了迂回包抄李自成的原定方略，改从山海关进攻，对起义军的作战打成了击溃战，使李自成得以保全相当兵力。据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在山海关一战后，李自成尚有兵马数万，退往陕西。只是随后李自成接二连三地失策，才最终断送了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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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里的规矩[转帖]

　　　　作者：金易,沈义羚 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

　　四季的饮食

　　“我们在宫里吃饭是有严格季节性的。”这是新的话题，使她很有兴致地对我说起来。“就拿大年初一说吧。头天晚上是三十，我们叫辞岁。这一天在宫里是例外的一天，可以晚睡，一到11点交子时前，我们要给老太后磕头辞岁，嘴里念道着‘老太后吉祥、老太后万事如意’等。初一，一定给我们吃春盘，普通叫春饼，一桌放一个大盒子，所以也叫盒子菜，有圆的也有方的，里头放12个，或16个或18个珐琅盒子，盒子里放着切好了的细丝酱菜、薰菜，如青酱肉、五香小肚、薰肚、薰鸡丝等等。宫里有的是东西，吃鸡吃鸭已经算粗吃了。这时我们每天吃饭时都有锅子，用它代替大砂锅，因为值班差事不自由，不能同时到齐吃，有个锅子，还可以都吃着热菜。吃完春盘，爱吃汤的去到锅子里舀，爱喝粥的，有两三样粥。”她一口气说了许多话，我只能做帮工的差事，替她添煤，往水壶内续水，节省点时间，让她多缝点衣服。

　　“一到五月初一，就有各种馅、各种形式——方的、尖的、抓髻式——的粽子。八月节有各种月饼，重阳节有花糕。从十月十五起每顿饭添锅子，有什锦锅、涮羊肉，东北的习惯爱将酸菜、血肠、白肉、白片鸡、切肚混在一起，我们吃这种锅子的时候多。也有时吃山鸡锅子，反正一年里我们有三个整月吃锅子。正月十六日撤锅子换砂锅。到了清明节，就有豌豆黄、芸豆糕、艾窝窝等；到立夏，就有绿豆粥、小豆粥；到夏至，就要吃水晶肉、水晶鸡、水晶肚之类的。暑天，也给凉碗子吃，像甜瓜果藕、莲子洋粉攥丝、杏仁豆腐等，经常吃的是荷叶粥，都是冰镇的。瓜果梨桃按季节按月有份例。清廷吃东西讲究分寸，不当令不吃。”她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来，不时地流露出哀伤的语气。现在她穷得一无所有，哀伤是自然的了。

　　衣服、打扮

　　初冬的下晚，有些凉了。住宿舍的学生吃完晚饭的时间比较早，这时间到她家里，她正在忙碌着。为了用水方便，在她屋门后有个矮胖的水缸，预备早晨不开屋门时，留着洗涮用。往缸里提水，是吃力的活，我就经常地帮提几桶水，她千恩万谢地说：“让您受累了。”时间长了，像家里人相处一样，谈起话来也就不太拘束了。宫廷的生活养成她不爱说话的习惯。除去礼貌上的寒暄以外，决不东扯西扯的。我只能找那不大相关的话问：“宫廷里都穿什么呀?”她搔了搔头皮，沉思一会儿说：“清宫里有个好传统，当宫女的要朴素，说话行动都不许轻浮。要求有宫廷气派，像宝石玉器一样，由里往外透出润泽来，不能像玻璃球一样，表面光滑刺眼。所以我们宫女不许描眉画鬓，也不穿大红大绿。一年四季由宫里赏给衣裳。春天到二月，由太监领着人在体和殿外边，东廊子的屋子里量衣服尺寸，由头上到脚下，包括鞋袜在内。这是准备夏天穿用的。以后都是上季量下季的。因为年岁小，长得快必须一个季度量一次。每次赏给我们是四套，由底衣、衬衣、外衣、背心，算一套。衣料是春绸、宁绸的多，夏天也有纺绸的。除去万寿月(旧历十月初十是老太后生日，宫中称十月叫万寿月)能穿红的、擦胭脂、抹红嘴唇以外，我们一年差不多穿两色衣裳，春夏是绿色，淡绿、深绿、老绿可以随便，但不能出大格；秋冬是紫褐色的，惟一能争奇斗胜的，是袖口、领口、裤脚、鞋帮的子和绣花，但也是以雅淡为主，不能过分。平常是乌油油的大辫子，辫根扎二寸长的红绒绳，辫梢用桃红色的子系起来，留有一寸长的辫穗，用梳子梳匀，蓬松着，鬓边戴一朵剪绒的红绒花，脚下白绫子袜子，青鞋上绣着满帮的浅碎花，透着喜兴，看着利索、爽眼。清宫200多年，宫女很少出过丑事，这也是制度严的关系。”

　　话说开了，联带的事就多了。她回想起当年的俊俏容颜来，也就随着喜笑颜开。但转瞬间，她停了一会儿，开朗的笑脸又恢复了原来的淡漠。她说：“宫里的规矩，有有形的和无形的，一举一动，都得留心。”停半天才吐出一句话，不知触到什么心事，她又坠入到往事如烟的梦中了。她好像有些神经质一样，常常是开始笑得很自然，笑到半截面色就渐渐地转入凄苦了，心里头仿佛永远怀着个苦涩的东西。

　　行动

　　她说：“宫里头讲究多，当宫女要‘行不回头，笑不露齿’。走路要安安详详地走，不许头左右乱摇，不许回头乱看；笑不许出声，不许露出牙来，多高兴的事，也只能抿嘴一笑。脸总是笑吟吟地带着喜气；多痛苦，也不许哭丧着脸；挨打更不许出声。不该问的不能问，不该说的话不能说，在宫里当差，谁和谁也不能说私话。打个比喻，就像每人都有一层蜡皮包着似的，谁也不能把真心透露出来。这就是我在宫里六七年的体验。进宫一二年的时候，年纪小，还有眼泪，再长几年，就没眼泪了。我这一辈子受苦受罪，过的不是人的生活(指嫁给太监)。哭瞎了眼有啥用啊!所以我没眼泪了。宫里就像冰窖一样，让人们处处都要缩手缩脚的。”我很吃惊，她居然还把内心感情对我这年轻人流露出来了。

　　“我在宫里这些年，从来没有单人离开过储秀宫。进宫的第一天，姑姑就宣布不许离开宫门一步，‘离开宫门，打死不论’，这是她们的口头禅。谁在宫里乱串，‘左腿发，右腿杀’，迈进别的宫门一步，‘不是砍头就是发边疆’。除非跟老太后出去，或者，奉老太后命送东西，才许可出去走走。东宫根本就很少去，比较常去的是长春宫，那是隆裕主子住的地方，在储秀宫西南面，同属西宫。宫女在宫里不许单人走。送东西、取东西，都是一对一对的，所以从没有单人离开过储秀宫，家属来探望时，都由老太监领着出入，也不算单身行动。”

　　做针线和不许宫女识字

　　时局一天天严峻了，北平的寒冬也到了。我以上学作为职业的目的，在现实面前终归行不通了。为了生活，不得不选择毕业后的出路，所以到她家聊天的机会比较少了。不过较长时间的交往，感情上有过接触，偶然间去串串门，反而感到很亲切。一次我去看她，她围着火炉做针线，忙着放下手里的活，请安问好，随着就涮茶壶烫茶杯，沏上茶。这是旗下人的一种风俗。来了客人，当着客人的面，把茶壶涮干净，把杯子用温水烫过，等把第一杯新茶捧上桌，主人才能坐下说话。不这样做，等于慢怠客人。就算自家新沏的茶，一杯也没喝过，只要客人一进门，马上就要倒掉重沏新的。假如她到别人家，别人不这样接待她，她会认为瞧不起她，便从此着恼不再登你的门。旗下人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这是他们多年养成的孤介性格。我们喝着茶，渐渐谈到宫里头作针线的事。

　　她说：“宫女是绝对不许认字的，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我们的地位比太监还下一等，有的太监在宫里还可以学认字，可我们绝对不许。有了空闲的时间，就要学做针线，打络子。我们有做不完的针线活，衣服长了、短了，肥了、瘦了，姑姑们非常的刁，整天整夜地拆、改、做。有人以为我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懒得针都不会拿，那就错怪我们了。我们有个姑姑专教刺绣，也有针线里妈妈教我们，谁不好就打谁。我们储秀宫是天字第一号的宫，不会缺银子用的，听说东宫和慈宁宫里头，有的当月关的银子不够用，宫女们靠着做针线来挣零钱花。宫人出宫，都能带出一双巧手去，这也算是宫廷的恩典吧!尤其出色的是打络子，满把攥着五颜六色的珠线、鼠线、金线，全凭十个手指头，往来不停地编织，挑、钩、拢、合，编成各种形象的图案，真是绝活。有时为了讨老太后的喜欢，把各种彩线拿来，用长针把线的一头钉在坐垫上，另一端用牙把主轴线咬紧、绷直，十个手指往来如飞，一会就编成一只大蝙蝠，和储秀宫门外往长春宫去的甬路上的活蝙蝠一模一样，求得老太后一笑。老太后是喜欢听书的人，书上说某家小姐有沉鱼落雁之容，手怎么巧等等。老太后就笑着对我们说：‘我不信她们调理出来的能赶上你们!’有的说，宫女们打的络子很值钱，有的拿到琉璃厂古玩铺去卖，地安门外估衣铺里也有卖的。我们对这种手艺也很得意。”她平淡无奇地谈着，嘴旁的皱纹有些舒展，露出一点笑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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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看中餐[转帖]

　　[英] J.A.G罗伯茨　著　杨东平　译

　　最早迎合西方人口味的中国餐馆在英国出现的时候，也为英国人提供了一种异国风味的美食体验，但是随着炒杂碎餐馆和提供价格便宜且适合西方人口味的中餐外卖店数量的猛增，很多原先的美味佳肴也随之不见了。也正是在

　　这些提供廉价中餐的地方，少数顾客的粗鲁行为以及多数顾客对中餐乃至中国文化(至少是部分中国文化方面)的无知和冷漠态度，都显示出了他们的殖民主义立场。然而，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与中餐各菜系的独特性，使中餐并未像印度饮食那样被殖民化。中餐烹饪法的精湛技艺、特色蔬菜和调料的使用，以及有益于健康的理念，都使得中餐的地位始终高于印度。

　　中餐长期以来所保持的相对独立性，可能是西方人对其一直持有怀疑态度，甚至有时是敌对态度的原因。依据过去几年的事实，对中国饮食带有敌意的负面评论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对中国人把某些动物当成食物或药物表示反感，将西方人视作宠物的动物和濒临灭绝的动物当作食物的做法激怒了一些西方人。

　　到广州旅行过的人常常看到人们将蛇、珍稀鸟类、小狗和其他动物当作食物出售，他们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强烈谴责。从互联网上常常可以看到在广州和西安的一些集市摊位上，那些待宰杀的猫和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近来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支持这种谴责。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发现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工人在通过手术抽取黑熊的胆汁，用于配制治疗发烧和胃疼的药物。2001年7月《纽约时报》报道了江苏沛县有个养狗专业户一年养了l0万只狗，当这些狗养到6个月大的时候就会被宰食。由于专门饲养供人食用的狗大部分是圣伯纳德狗(一种瑞士救护犬)，所以瑞士SOS救护犬国际组织向瑞士政府递交了一封由11000人集体签名的请愿书，请求瑞士政府干预并阻止中国人把“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当作食物。

　　像其他异域风味的餐馆一样，在中国餐馆里常常会看到恶意辱骂和种族歧视的现象。1988年在伦敦西区的钻石中餐馆，当服务员让五位白人顾客买单时(其中包括一名英国外交部的雇员)，他们却殴打了这位店员，餐馆的其他工作人员赶紧过来帮忙，继而引发了群殴。当警察赶到后，他们把白人顾客送往医院就医，却把餐馆的四名店员押到了警察局进行审讯，这些店员后来均被判入狱两年，罪名是在公共场合制造事端罪。全英国的华人团体为这四名店员遭到的不公对待展开了一场抗议运动。传单上写着， “唐人街的店员是时候站出来保护自己不受种族主义伤害了”。但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2000年4月在英国格洛斯特的印度餐馆和中餐馆里经常发生的冲突还是给了警察足够的理由来采取行动，在一次名为“餐巾行动”的计划中，便衣警察在周五、周六晚上分散到这些中餐馆去就餐蹲点。“尽管这次行动的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只有一个人的行为受到了警告——但伦敦的都市警察在2001年4月又采取了一次同样的行动。华人餐馆告诉警察，这些年龄在35～45岁的顾客们在用餐过程中对饭菜均表示满意，但当他们酒足饭饱之后，就开始抱怨餐馆的服务和饭菜的质量，从而拒绝付账。每当出现这种情况，餐馆的老板们通常会报警，尽管各种种族歧视的言论随处可闻，但老板们还是禁止自己的店员对这些侮辱性的言辞作出任何不理智的回应”。

　　另一种负面反应是人们担心吃中餐会影响身体健康。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反对使用味精来增加菜肴的鲜味。埃米莉·哈恩在196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有自尊的中国厨师是不会使用哪怕一丁点儿味精的，那样做不仅会让人认为你承认自己烹饪水平不高，而且味精也会掩盖菜肴味道上的细微差别，从而影响味觉的敏感度。” 然而很多专门为西方读者编写菜谱的作者，例如克雷格·克莱本和肯尼思·洛，他们都在自己的菜谱里建议可适量使用味精。而通过大量添加味精来弥补调料短缺的中国餐馆仍然受到了普遍的批评，因为大量食用味精可能导致暂时性局部出汗或肢体麻木。另一种担忧也在2001年6月英国食品标准检验局的检测中得到证实，在他们检验的100种酱油样品中，发现其中有22种含有潜在的高致癌化学物质。这些取样酱油都是从泰国和中国进口的，它们在英国市场上所占的比例很小。英国食品标准检验局以相当谨慎的态度宣称，尚无足够的理由拒绝中国食品，因而建议人们不必抵制之。

　　对中餐馆更为严厉的批评就是卫生条件差，而且所提供的食物不堪食用，同样的批评也指向了印度餐馆。据称这些餐馆将宠物做成食物，甚至连家猫也成了盘中餐。当然绝大部分指控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只不过是针对少数异族的种族歧视态度在作祟。偶尔也会有一些证据被提出来指证这样的指控，但这些很可能是中餐馆的其他竞争对手所为。毫无疑问，卫生条件差的情况是存在的。2000年9月，苏格兰突然发现了37例沙门氏菌肠炎病例，事后人们指控这类病例多与中餐馆有关。2001年4月，在最严重的口蹄疫袭击英伦三岛不久，到处都流传着华人因生意需要从亚洲走私进口肉类食品的传言，大众表示华人应该对此次疫情承担责任，因为这些餐馆的残羹剩饭都卖给了养猪场喂猪。据此，在疫区和伦敦的中餐馆都反映，他们的生意减少了40％。作为伦敦华人社区的领导人兼国家公民权利监督委员会成员的杰贝兹·拉姆(Jabez Lam)严厉谴责了这种毫无确实根据的传言，并称这会引发因仇恨而犯罪的潜在危险。4月8日，大约500名游行示威者从伦敦唐人街中心的爵禄街出发，游行至农业、粮食及渔业总部，他们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公平对待华人。所有中餐馆都以关门停业两小时来表达他们因此次危机所受指责的愤怒之情。

　　
　　具有老北京特色的拉洋片表演

　　第三种负面反应是指称华人餐馆与犯罪团伙有牵连。在过去的各个不同时期，一直盛传“三合会”在华人社区颇有势力。2000年6月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多佛尔港的58名非法中国移民因窒息而死在炎热的货柜内，这一惨痛事件使上述观点再次被提出。这些非法移民是从中国的南部出发，花费了高昂的代价，整个行程由“蛇头”安排。报道称这类事件与“三合会”犯罪团伙、中餐馆的运营以及组织卖淫等有一定关联。他们认为非法中国移民当中有很多人是为了还债才不得已在中餐馆打工，或到娱乐场所卖淫。一年后，报纸报道了曼彻斯特杜伊斯顿王楚餐馆的老板及其妻子和两岁大的儿子被烧死在家中一案。警察宣称他们死前曾被刺伤，这很可能是一起与“三合会”有关的谋杀案。

　　另一方面，中餐予人的好印象得益于西方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他们对饮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视。在《文辉王子之中国饮食疗法》一书中，就对此做了权威解释。该书从开篇就解释了饮食是传统中医八种疗法中的第三种。西方人对作为另外两种疗法的针灸疗法和中草药疗法有较深入的了解，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饮食配合，这两种疗法都不会有满意的效果。该书作者旨在把东方的饮食理念引入现代美味营养的美国菜之中去，而且不需要过分依赖或迷信奇异的东方原料。虽然东方人生活艺术的主旨趋于自然、返璞归真及随遇而安(作者并未把这些特点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相联系)，但是建议美国人把中国菜、日本菜或韩国菜作为主食也是不妥的，不过可以把中国饮食疗法的理念融入美国人的饮食习惯中去。该书其后对饮食疗法的三个层面——锻炼、预防和治疗一一做了描述。治疗层面包括病人病情的诊断，为保持身体平衡状态或消除不平衡和综合症状所做的饮食搭配设计。举个例子，如果病人的症状为体重增加、肌肉松弛，并伴有腹泻，其诊断结果为体内虚寒，那么针对此症状的饮食疗法就是要多吃一些具有阳性特点的热性食物，食谱中要加一些能达到这种效果的食物，例如葱爆胡萝卜和红萝卜。据说这样的菜肴既可以算是美国菜，也可以算是中国菜，不管是芜菁甘蓝还是小萝卜都对脾虚有疗效。

　　迈克尔·贝特曼在英国的《星期日独立报》(Indaependent On Sunday)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人们对饮食疗法普遍反应的文章，文中他对尼娜·西蒙斯(Nina Simonds)1999年在美国出版的《一匙姜》一书的畅销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该书的成功要归结于人们对于可以治疗诸如高血压、高胆固醇和溃疡等疾病的功能性食品十分感兴趣。按照西蒙斯在书中的说法，中医治疗这些疾病已有5000年的历史了。中国人通过反复试验，总结出了一套全面平衡和协调身体的健康饮食方法。但是在西方，当人们最终认识到饮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时，仅仅将目光盯在健康的罪魁——高脂肪食物上，认为水果和蔬菜是健康食物。迈克尔·贝特曼描述了他曾经去过的一家新加坡皇家药膳饭店。这个饭店就相当于一个中药陈列厅，厅里有一个咨询台和一面嵌有100个抽屉的墙壁，抽屉里面装着各种有益于健康的中药材。菜单上宣称从癌症到尿床，人世间的大多数疾病都可以治愈。虽然迈克尔·贝特曼对这种宣称以及尼娜·西蒙斯书中非常肯定的断言均表示怀疑，但是他对这家饭店的一道名为“鸳鸯对虾”的菜肴印象颇深，如果再往菜里加适量山楂，据说还有促进消化、溶解胆固醇和降血压的功效。他引用了尼娜·西蒙斯通过注重食物的阴阳特性来保持膳食完美平衡的窍门。生姜属阳性，它可以将其能量注入性状温和的阴性食物中去。食用生姜还能通过使人体发汗来治疗伤风和流感，防止晕动症，清除血液中的毒素。

　　　　（摘自《东食西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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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暗杀何其多 [转帖]

中国似乎是一个有暗杀传统的国家，但几乎所有著名的刺客都在司马迁的《刺客本纪》里面了，换句话说，在秦一统以后，刺杀或有耳闻，但已经不能对历史产生特别大的作用。造成刺杀日渐式微原因，我分析了一下，一是觉得在冷兵器时代，刺杀一个人起码要在一臂距离当中，所以对刺客的武功要求极高，但即使再高成功率也是极低，而且即使成功，刺客一般也很难全身而退，国家统一，燕赵已无，慷慨悲歌之士也雨打风吹去了。所以人才难得。（当然有射箭可能，但一般用于两军对垒当中，太平时候，硬弓肯定不如匕首好隐藏。至于暗器，呵呵，武侠里的事情吧，现实中鲜有听说）。一是国家已然很大，但资讯并不发达，刺客认不认得要刺杀对象且还难说，被刺一方也能常迅速掩盖事实，使刺杀效果并不能最大化。还有就是刺杀毕竟属于阴谋，除了象三国孙策被许贡门人刺杀这类属于仇杀情况，很多如烛影斧声这类事情，也不会写入信史，只剩一个道听途说去丰富你的茶余饭后了，至于事实是什么，鬼知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刺杀已经大多不是以弱刺强，被暗杀的更多的是政治失意之人如前代之君，失意王子或下台官员。属于追打落水狗，也无什么道义可言了。
但晚清民国之际，暗杀事件忽然空前密集起来，这一方面要拜火器发展起来，虽一般人，只要会扣动扳机，扔得出炸弹都可以去刺杀。晚清帝国毕竟已久，革命党只如燎原星火，以微弱之力抗击强权，也只有针对个人去搞肉体消灭搞搞暗杀。所以暗杀盛行，许多留日学生日夜研究日本的倒幕维新历史，恰恰这个时间也是日本暗杀最盛行的时候。如17名水户藩、萨摩藩武士刺杀樱田门大老井伊直弼。另外日本这个时期搞暗杀的也都并非无名之辈。著名如高杉晋作、伊藤博文、木户孝允、久坂玄瑞、坂本龙马都搞过暗杀。其中坂本龙马刺杀胜海舟，自己最终也被人刺杀（有说是新选组）。这些都给那些留日的中国热血青年一个启发。许多学子陆续回国，也就踏上了暗杀不归路。至于暗杀到底给灭清带来多大后果。这个很难讲。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撼动帝国基础。因为实际大人物被刺杀的毕竟不多，而孙中山等人发动的若干行动犹如蚂蚁攻击大象。给自己同志带的损失可能更大。但从暗杀带来的恐怖效应，及革命志士杀身成仁带来的社会震动却给帝国麻木的神经触动不小。渐渐共和理念随着铁与血渗入社会民众信念当中。中国人素有梁山情节。慢慢也就开始同情革命了，从同情到支持到参加，历程并不遥远。
这里着重要说的是徐锡麟刺杀恩铭案，恩铭其人也算是满人中的干员，任安徽巡抚，大力推行新政，并大胆采用严复等新人，政绩里面，尤其于教育方面最为显著，创办了许多学堂。为人比较注重感情，所以对前上司俞廉三推荐的他的表侄徐锡麟十分信任和提携，结果反被其刺杀，临死前大喊“糊涂啊糊涂！”　徐锡麟革命勇气可嘉但枪法实在不怎么样，打恩铭六枪没有打死，还是另一个革命党人陈伯平打的一枪才致命。后来审讯徐锡麟，藩司冯煦愤问“抚台是你的恩师，你怎的这么没有心肝？”　徐锡麟答　：“恩铭对我的确好，但那是私惠。而我杀他，是为天下的公愤。”是不是公愤且说，但革命党人“大义灭亲”的势头赫然如现，叫今天的思维去想，至亲至信之人尤可杀之，况天下不相识其他所谓敌人。中国人内斗，兄弟相残一节在接下来的时间接连不断。逝者如斯，是该反省这一个“杀心”究竟从何而起了。随便说下，是徐锡麟之弟徐柱被捕交代出了秋瑾。
革命党人的暗杀习惯并没有随着满清灭亡而收手，而愈演愈烈，暗杀成了民国的习惯，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暗杀成了消灭政敌最直接的方式，不但如此，更恶劣的是，彼时新闻发达，暗杀完人还要栽赃他人以操控舆论。今天史料新出不少，许多以为已成铁案的再被翻开，由此发现真正是没有人干净了。陈其美密令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因为陶成章批评孙中山，多年后蒋日记披露道：“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为孙中山辩解。后陈其美亦被暗杀。说是由袁世凯指使，由张宗昌找陈的随员所为。姑妄听之吧。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案今天看也颇费思量，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二次革命由此而发，中国人已不为政见费口舌了而直接见于武力。那一边西南军阀陆荣廷的儿子据说也是被袁世凯毒杀了，历史的荒唐就在这里，杀一个人以为平事端，结果而引起更多人被杀。或者事情其实恰恰是反的，杀一个人就是为了搞起事端，而有些人正好火中取粟。所以我们很是纳闷袁世凯一世枭雄，不应该这么短视啊。
暗杀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暗杀邓铿，孙中山和陈炯明干了一仗并打跑了陈炯明。陈炯明的儿子现在翻案说，这个事该是孙中山干的。所以也是姑妄听之吧。接着廖仲恺被刺，胡汉民涉嫌，讨到便宜是资历当时并不算老的蒋介石。由暗杀扩到阴谋，由杀一个人扩到屠杀。其实是很轻易过度，民国的初期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戾气当中，接着中山舰事件、上海四一二清党。与之相对的是之前湖南等地农运清算，清党后的军事起义。党争变成了军事全面对抗。至于老军阀之间的刀光剑影已形成司空见惯。整个国家，屠杀变成常态，暗杀也多不胜数。从杀政要到民间复仇（如施剑翘刺孙传芳）。甚至形成如王亚樵这样的具有“暗杀大王”名头的闻人。蒋介石亦被其刺杀，但不幸的结果是汪精卫替了这几枪。汪最终也因这旧枪伤而死。
比起这些暗杀更可为可怕的是政府暗杀。这局实在失尽民心，如刺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李、闻案据说为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主使，意在邀功于蒋。却不知道，坏掉的是整个政府的信誉。国民党失国退至台湾，尤还发生刺杀江南案。实在是劣行。如今民进党陈水扁选举的那两个子弹。很得国民党传统之神韵啊。
与之比较，共产党早期尤还组织锄奸队，如杀顾顺章。但整体来说，并不擅此道，或者说，其实有比暗杀更有效的方式。这个，我们知道就不说了。
刺杀是省便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但背后是对生命的绝对轻视。这个行为放在今天是恐怖主义，而另一个层面，则是面对问题所呈现出心智的怯弱和拙劣。是的，这个问题我讲的有点绝对了，但最近美国发生谋杀堕胎医生的事情，美国总统奥巴马是怎么说的，他说：无论美国在解决像堕胎这类棘手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都不应该用这样凶残的暴力手段解决。
一直以来，我们的是非观教育是有问题的，从小我们对于影视作品中的正反派人物结局，所关心的往往只是“他死掉没有”。我们对于生命是轻视的。民国暗杀之多，以至整个民国行政陷入一个下作、残酷的流血循环当中。所以上节我赞许晚清肃亲王保全一样搞刺杀的汪精卫一事。当暴厌充斥心头，失去了从容和理智，那一份原谅之心将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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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爱过的女人 [转帖]

　　蔡登山

　　都是月亮惹的祸？

　　　　——鲁迅与高长虹之间的一段公案

　　一首诗引发的流言纠纷

　　
　　1926年11月21日，“狂飙社”作家高长虹在上海《狂飙》周刊发表了情诗《给——》，第28首中有这样几句：

　　我在天涯行走，

　　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

　　带她向夜归去。

　　不久，身在厦门的鲁迅，接到北京的韦素园的来信，报告了有关“月亮诗”的传言──也就是指高长虹自比太阳，而把许广平比做月亮，诗中“月儿我交给他了”，是说他把许广平交给了鲁迅。

　　鲁迅在同年12月29日复信给韦素园说：“……景宋（即许广平）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

　　此外，高长虹在同年的11 月9 日所写的《时代的命运》一文里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是在生活上，……这倒是我最大的遗憾呢！”这所谓“生活上”的“让步”指什么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太阳、月亮、黑夜”的说法。因为当时社会上对鲁迅的一举一动都是十分关注的。尤其是“女师大事件”后，关于鲁迅抛弃原配夫人朱安以及鲁迅与学生许广平之间的关系，有过不少流言。因此，有好事者将这首诗认为是高、鲁、许三人之间的“爱情纠纷”，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同一天，鲁迅也给许广平写了信，信中说：“北京似乎也有流言，和在上海所闻者相似，且云长虹之拼命攻击我，乃为此。”“用这样的手段，想来征服我，是不行的。我先前的不甚竞争，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

　　回顾高长虹与鲁迅的交往，始于1924年12月。从此时起到1926年4月高长虹离开北京前的一年多里，据《鲁迅日记》统计高长虹去过鲁迅家七十多次，高长虹自己说与鲁迅见面一百多次。总之，双方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莽原》创办初期，高长虹是出力最多的一个。他不仅在事务方面贡献颇多，在创作方面也奉献极厚。在《莽原》周刊创办的32期中，几乎每一期都刊载过他的文章。

　　然而两人何以出现裂痕，起因在于所谓“压稿事件”。1926年8月，鲁迅离京后，《莽原》的编辑工作就交给韦素园。本来《莽原》创办时，鲁迅曾提出由高长虹来做编辑，但高长虹最终并没有接。（因为他心系《狂飙》事业，想扩大《狂飙》阵容，转移《狂飙》阵地。后来高长虹在1926年4月到了上海，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狂飙》周刊如高长虹自己所说的又“借尸而还魂”了。）而就在韦素园接替主持编辑不久，就发生了1926年10月的退回高歌（高长虹二弟）的小说《剃刀》不用、压下向培良的剧本《冬天》不发的事情。同为狂飙社的高歌及向培良迅速向在上海的高长虹报告此事，高长虹马上在10月17日出版的《狂飙》周刊第二期发表《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的公开信，信中对韦素园的攻击是很不理智，而对鲁迅，除发了一遍牢骚之外，是要请鲁迅出来说句公道话：“如你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而此时远在厦门的鲁迅，却不想再介入此事件中，不予表态、不予理睬。

　　

　　鲁迅、许广平及儿子周海婴　　高长虹紧接着发表的一万四千字的长文《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以及后来的一些短文，则展开了对鲁迅指名道姓的攻击乃至谩骂。而真正令高不满于鲁迅的，应该是他认为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上世纪20年代中期，需要再来一次思想革命，而唱主角的就是以他为首的“几个青年”，而鲁迅等成名的人，应该退居二线，给他们一些帮助就够了，由他找人来替鲁迅“说他自己想说的话”。他当时应邀参加《莽原》的创办，看来就是基于这种想法。但他似乎想都没想到他是否具备领导一场思想革命的本事呢？他一开始就雄心万丈了。于是当鲁迅又被称为“思想界之权威者”时，他怎能不愤慨呢？对于高长虹的谩骂，鲁迅都一一加以反击。

　　无法知道高、许是否有过恋爱

　　高长虹和许广平的交往，据高长虹后来在1940年所写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中说道：“一天的晚上，我到了鲁迅那里，他正在编辑《莽原》，从抽屉里拿出一篇稿子来给我看，问我写得怎样，可不可以修改发表。《莽原》的编辑责任是完全由鲁迅担负的，不过他时常把外面投来的稿子先给我看。我看了那篇稿子觉得写得很好。赞成发表出去。他说作者是女师大的学生。我们都说，女子能有这样大胆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后还继续写稿子来，此人就是景宋。我那时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飙》周刊一时出版的（按：《精神与爱的女神》）。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那时我仿佛觉到鲁迅与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因为女师大的风潮，常有女学生到鲁迅那里。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此后连通信也间断了。以后人们传说的什么什么，事实的经过却只是这样的简单……”

　　他们的信没有留下来，我们无法知道高、许是否有过恋爱。退一步说，即使高长虹和许广平在八九封信中曾经相爱，而后来许广平又爱上了鲁迅，这也绝不是因为高长虹“让步”的结果，而只能说是一种命运。

　　“月亮”原是“晋中才女”石评梅

　　至于《给——》中的“月亮”，据学者董大中先生的考证，是另外一个月亮：女作家石评梅。高长虹在离开山西一中后，曾到北京大学做旁听生一年。1921年春，他来到太原，在石评梅的父亲工作的山西省立图书博物馆当书记员。此时的石评梅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求学，两人仅有过短暂的相见，那是石评梅放了暑假，回到太原，来博物馆看望父亲的时候。然而此时石评梅心中先有吴天放，而后又有高君宇，似乎没有高长虹的位置。这期间高长虹虽也展开对石评梅的热烈追求，但石评梅却不为所动。1925年3月5 日，高君宇病逝，高长虹认为石评梅在悲痛之余，必会另找新欢，而他将成为不二人选，于是他开始写下情诗集《给——》，甚至还有后来的小说《革命的心》。然而这对最终以身殉情的石评梅而言，是不会接受的，只能算是高长虹自己的“单相思”罢了。

　　总之，高长虹与鲁迅之间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各种思潮、矛盾发生复杂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出现的一次碰撞。由于两人的思想基础、思维方式、性格志趣等的不同，有着其内在的必然性。而“月亮诗”却成为催化剂。

　　　　鲁迅也喜欢北大校花吗？

　　鲁迅与马珏通信持续六七年之久

　　在上世纪30年代，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有位校花，她名叫马珏。是北大教授马裕藻（幼渔）的爱女，人长得高而漂亮。

　　马珏，浙江鄞县人，父亲马裕藻，母亲陈德馨。1903年父母双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父亲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进日本目白女子大学学博物，经过7年苦读，一起毕业。1910年马珏出生于东京，在日本期间马裕藻曾与鲁迅等人一起听章太炎讲文字音韵学。1911年马裕藻回国后，担任浙江教育司视学。1913年至1915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讲授文字音韵学。1921年任北大国文系主任，1920年8月6日，《鲁迅日记》云：“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是两人共事于北大之始。

　　马珏晚年在《女儿当自强》一文中回忆：“鲁迅先生一度在北大任教，与我父亲是同事，他们性格相投，过从甚密。鲁迅先生经常来我家做客，与父亲一谈就是半天。”在1925年间，年仅15岁的马珏写下了《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刊登于1926年3月的《孔德学校旬刊》上，那是马珏所就读的学校刊物。马珏晚年回忆道：“不久，鲁迅先生来孔德学校，读到那期《孔德旬刊》，我没想到，先生看到我那篇小文章后，十分高兴。他夸我写得好，说我写的都是实话。后来先生把它收进了他亲自编选的《鲁迅著作及其他》一书中。他还送书给我。过了几天，父亲还带我去八道湾鲁迅家去玩。从那时起，鲁迅先生到我家，常问起我；如果我在，便和我说几句话。我们还多次通信。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我向鲁迅先生请教的信和鲁迅先生的回信自1926年元月3日至1932年12月15日，通信持续六七年之久。1926年元月3日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夜，得马珏小姐信。’这封信是我对元月一日先生寄赠《痴华 》一书的道谢信，信中也表达了对先生敬慕和渴望指教的热烈愿望。鲁迅先生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几乎每信都回。非常令人痛惜的是我珍藏的那些鲁迅的亲笔信，在上世纪30年代初白色恐怖中被烧毁了。”

　　今查《鲁迅日记》中记有马珏者，共有53次之多，其中马珏给鲁迅信有28封，而鲁迅回信有13封，另有送书。

　　“鲁迅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为我起了个号”

　　马珏大约在1926年又给鲁迅写信，如实地把学农的志愿告诉了他。复信接到也很快。鲁迅先生在信中热情支持和鼓励道：“女孩子学农的不多，你想学，我赞成。”1928年春，马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0年转入政治系本科。对于她后来上政治系，完全因为父亲的关系，父亲让她上政治系，二妹马琰上法律系，是认为“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他还对马珏说：“你出来可以当公使。过去当公使的都是男的，他们带夫人出国。你开个头，由女的当公使，你带丈夫去赴任嘛。”又对二妹说：“你可学习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1929年5月17日，鲁迅从北平给上海的许广平写信中说：“今天下午我访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渔，他未回，马珏因病进了医院许多日子了。”到了5月29日，他给许广平的信又提到：“晚上是在幼渔家里吃饭，马珏还在生病，未见，病也不轻，但据说可以没有危险。”鲁迅对马珏是十分关爱的，马珏后来才读到《两地书》的这些文字，她表示十分地感动。马珏还说，“鲁迅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为我起了个号，后来觉得字过于生僻，就通过父亲转告我，可写成大家都认识的‘仲服’。称仲，是因为我排行第二。”

　　马珏长得非常漂亮，在北大被称为“校花”。1932年11月13日鲁迅从上海返回北京探视母病，马氏父女曾来看他，鲁迅铭感之，他在11月20日给许广平的信就说：“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

　　鲁迅喜欢马珏,但更多的是父辈的关爱

　　
　　1933年3月13日鲁迅在上海“得幼渔告其女珏结婚柬”。马珏嫁给天津海关职员杨观保，在当时又是一件盛事，《北洋画报》还刊登了他们的结婚照。据说杨观保与马珏相识已久，他对马珏颇为忠恳，每星期返平一次，经过长期交往，终获佳人芳心。但又有一说，指杨君能赢得美人归是疑有天助者，即此时有谣言发生，马珏不堪同学之讥笑，于是毅然与杨君结婚，当时马珏都还没有毕业。

　　十几天后，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今日寄上《萧伯纳在上海》六本，请分送霁（李霁野）、常（常惠）、魏（魏建功）、沈（沈观，沈兼士的儿子），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太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一天的工作》不久可以出版，当仍寄六本，办法同上，但一本则仍送马小姐，因为那上本是已经送给了她的。倘住址不明，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

　　对于马珏的结婚，鲁迅不再送书给她的事，李霁野也说：“一次送书给我们时，他托我们代送一本给她，我谈到她已经结婚了，先生随即认真地说，那就不必再送了。”李霁野说他当时认为鲁迅太过于小心了。而后来他知道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污蔑鲁迅对她无礼，而导致兄弟失和，因而导致他过度的“防范意识”。但这种解释还是过于牵强，我们从整体观之，鲁迅是喜欢马珏的，由于她的外貌加上她的聪慧，但更多的是父辈的关爱，而非男女之情。尤其在认识马珏前后，许广平也进入了他的视野，而且两人由师生关系逐渐发展为男女关系，这其中鲁迅考虑很多，甚至都犹豫过。马珏是好友马裕藻的女儿，设若鲁迅对其有意，那不是更要遭受世人异样的眼光吗？但“美好记忆的憧憬”是存在鲁迅的心中，也因此一旦它突然失落，是会有点恍然若失的感觉，这或许是他不再送书或写信的原因吧。

　　　（摘自《鲁迅爱过的人》， 文汇出版社2008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