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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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收回的被侵占领土排行榜2 [转帖]

　　NO.3　祖国最大的宝岛--库页

　　库页岛是原中国最大的岛屿，位于黑龙江出海口之东，东面和北面临鄂霍次克海，西面隔鞑靼海峡与大陆相望。南隔宗谷海峡与日本接壤。南北长达984公里，东西宽6-160公里，面积7.64万km2，相当于两个台湾岛！！！

　　库页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世界上最早知道库页岛的是中国人。而从中国金代开始，库页岛即归金管辖。以后相继归：元，明，后金，清管辖，就是到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亦规定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沙俄利用中国清朝走向衰落。强迫中国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后，又以调停中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功为借口，强迫中国签订《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共100多万km2的领土割让与俄国！中国东北美丽的大片河山、中国最大的岛屿，从此落入北极熊之口！

　　岛上 的原住民是鲜卑族中的赫哲人，在岛上营渔猎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很苦，在明朝时人们就叫他们为「苦夷」，把岛子叫做「苦夷岛」，后来才音变为「库页岛」。根据圣武记，还在一六一六年我国就曾派兵四百到岛上巡边，因无外力威胁而撤回。

　　库页岛地形以广阔的平原为主，有大片的森林，草原。有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附近有世界著名的渔场。

　　贪婪的俄罗斯认为库页岛是他们插足太平洋的好基地，早就想欲于占领，他们自十八世纪初便偷偷派由士兵和囚犯组成的远征队袭击库页岛，首先侵略北部，***我们底赫哲同胞，修起营舍，开采煤矿，建立了侵占全岛的基础。到一七八九年，终于占领库岛全部，把岛上的赫哲同胞死的死，剩余的被逼回了大陆。俄寇们在母子泊地方修起政厅、教堂、监狱、学校。在俄寇侵入库岛南部同时，日本政府派松井干藩和新井隆助到岛上窥探，见俄寇南侵，便 提出分赃要求，主张日俄分而享之，两国动了可笑的交涉。到一八七五年：俄帝慷他人之慨，将千岛列岛给了日本，日本不再要求库页岛上的权利 。俄帝独吞起库页岛上丰富的煤藏和油矿。但是，到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终于取得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半部库页岛。而二次大战后，俄帝又夺了回去。帝国主义偷占我们的库页岛，并且夺来攘去，吸取资源，对我们真是再大不过的讽刺啊！

　　

　　18世纪末﹐日本和俄国相继侵占库页岛。日据南部﹐称桦太岛。俄据北部﹐称萨哈林岛()﹔但岛上居民依旧向清朝地方政府交纳贡物。1855年 (咸丰五年)﹐俄日签订《下田条约》﹐规定两国在库页岛维持原状。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包括库页岛被沙俄割占。1875年(光绪元年)俄日签订《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俄国以所占千岛群岛中的十八个岛屿交换日占库页岛南部﹐全岛遂为俄独占。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朴茨茅斯和约》﹐南部(北纬50°以南)又归日本。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克里米亚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决定﹐又归苏联。

　　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虽然北方失地仍然在俄罗斯的手中，但是，风水轮流转，明天到我家，30年河东30年河西，只要我们有坚强的信念，库页岛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库页岛，俄罗斯称萨哈林岛（Сахалин）处于俄罗斯联邦萨哈林州，名称来自于满语，中文一般称为库页岛，而日文则称为桦太（からふと）。中国明朝时将此岛称作苦夷岛，后来才转音变为库页岛。在爱努语中，该岛被称为“kamuy kar put ya mosir”，该名称的含义为“神在河口创造的岛”，而日语“桦太”的名称则源自“kar put”的对应汉字，也就是“河口”的意思。

　　库页岛位于黑龙江（阿穆尔江）出海口的东部，东面和北面临鄂霍次克海，西面隔鞑靼海峡与大陆相望。南隔宗谷海峡与日本相隔。

　　南北长948千米，东西宽6～160千米，面积7.64万平方千米(相当于两个台湾岛)。人口约66万。北部地势低平，沿岸多潟湖；中南部主要是山地，西有西萨哈林山脉，东为东萨哈林山脉，主峰洛帕京山海拔1609米，为全岛最高点。冬季气候寒冷，夏季凉爽多雾。年降水量平原地区500毫米，山地1200毫米。主要河流有特米河与波罗奈河。森林资源丰富；多石油、天然气和煤等矿藏。

　　以史为鉴

　　库页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从金朝开始，库页岛即归中国管辖。以后相继归：元朝，明朝，后金，清朝，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亦规定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沙俄利用中国清朝走向衰落。强迫中国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后，又以调停中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功为借口，强迫中国签订《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共10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割让与俄国。

　　俄罗斯自十八世纪初便偷偷派由士兵和囚犯组成的远征队袭击库页岛，首先侵略北部，屠杀中国赫哲族同胞，修起营舍，开采煤矿，建立了侵占全岛的基础。到一七八九年，终于占领库岛全部，岛上的赫哲同胞死的死，剩余的被逼回了大陆。俄在母子泊地方修起政厅、教堂、监狱、学校。在俄侵入库岛南部同时，日本政府派松井干藩和新井隆助到岛上窥探，见俄南侵，便提出分赃要求，主张日俄分而享之。1875年俄国和日本签定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俄国以千岛群岛中的18个岛屿同日本交换所占的库页岛南部地区，从此库页岛全部为沙俄所占。1905年沙俄在对日作战中失败,被迫把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北纬 50度以南)。1920年日本军队又趁苏联苏维埃政权立足未稳,出兵强占了库页岛的北半部。1925年，日本与苏联建交，又将北半部割回给苏联。1945 年9月,苏联军队出兵占领了整个库页岛。

　　
　　冰河时期的库页岛与大陆相连。岛上原有三个民族的住民，分别是南部的爱努族、中部的赫哲族及北部的尼夫赫族。他们主要在岛上营渔猎生活。

　　先住民自治期

　　- 640年：「流鬼」(库页岛的爱努族)向唐朝入贡。

　　- 10世纪：库页岛在金朝的管辖之下。

　　千年变迁

　　元朝

　　- 1264年：蒙古帝国派3000兵大军攻占库页岛，当地住民「骨嵬」(爱努族)向元朝朝贡。

　　- 1284年：「骨嵬」反元。

　　- 1295年：日本的日持上人前往当地传教，建立日莲宗的据点。

　　- 1297年：以日本津轻地方为根据地的虾夷管领安东氏率领「骨嵬」向西伯利亚的黑龙江流域侵攻。

　　- 1308年：「骨嵬」向元伏降，并每年纳贡。

　　明朝

　　- 1368年：元朝灭亡，败走漠北，满洲方面进占库页岛，并与明朝军队交战。

　　- 1411年：明朝发动远征库页岛的计画。

　　- 1485年：本地爱努族首长向武田信广献铜雀台。

　　- 1593年：丰臣秀吉派松前庆广占领虾夷地全域，包括库页岛。

　　清朝

　　- 1616年：根据《圣武记》，此年后清曾派兵四百到岛上巡边，因无外力威胁而撤回。

　　- 17世纪中叶：沙俄派哥萨克兵在黑龙江流域烧讨，包括本岛。

　　- 1689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定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当中规定以外兴安岭以南为中国领土，现在中国方面的认知是将库页岛包括在内。

　　- 1635年：松前公广派村上扫部左卫门巡视本岛。

　　- 1644年：江户幕府的松前藩提出为全国国土绘制地图，是为《正保御国绘图》。本图首次把北海道及库页岛等原本由当地原住民居主的地方纳入成为日本的领土。

　　- 1679年：来自松前藩穴阵屋的久春古丹在本岛设立城镇大泊町。日本人开始在本岛开拓渔场。

　　- 1709年：清朝皇帝派遣三位耶稣会修士测量全国版图。

　　- 俄国由于清政府在岛上没有正式驻军，派远征队（由兵和囚犯组成）袭上库页岛北端，杀散了赫哲人，修起营舍并开采煤矿。

　　- 1789年：沙俄占领库岛南部，把赫哲人逼回大陆，并在母子泊地方修起政厅、教堂、监狱、学校等建筑。

　　- 1790年：松前藩派松井乾藩和新井隆助到岛上窥探，并在本岛南端的白主设置市集。另一方面，日本派人与俄国相讨瓜分本岛。

　　- 1799年：本岛南部与虾夷地成为了幕府的直辖地，从此本岛完全失去独立自主的地位。

　　
　　沙俄管治期间

　　- 1875年5月7日：日本与沙俄签订《桦太?千岛交换条约》，俄国把千岛列岛给了日本，要求日本不再宣示库页岛上的权利。日本宣布完全放弃本岛的领有权，全岛归由沙俄管治。

　　- 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军全面占领本岛。

　　南北分治时期

　　- 1905年9月5日：根据日俄战争後的《朴茨茅斯和约》，俄国需割让本岛北纬50度以南的领土与日本。日本在割让地设立桦太民政署。

　　- 1907年3月15日：桦太民政署升格成为桦太厅。

　　- 1908年3月31日：日本内务省发出告示，指示地名的日本语式汉字表记的转变。

　　- 1915年6月26日：日本发表《勅令第101号桦太ノ郡町村编制ニ関スル件》，在南桦太设立17郡4町58村。

　　- 1918年：日本趁俄国十月革命发生时，再次向西伯利亚出兵，并占领本岛北部，直到1925年方撤兵。

　　第二次世界大战

　　- 1942年11月1日：拓务省与其他省厅因为一元化计划而合并成为大东亚省。桦太厅改为隶属内务省之下。

　　- 1945年8月8日：苏联进攻本岛，并於8月28日全面控制本岛。

　　战后

　　- 1946年2月2日：苏联发表宣言，指他们领有本岛全岛及千岛群岛。

　　- 1951年9月8日：日本发表宣言，宣布全面放弃本岛的领有权。

　　NO.4　伤心藏南——麦克马洪线

　　
　　在东经92度至97度之间的约9万多平方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可是一块风水宝地，不要以为这里属喜马拉雅山脉就尽是些冰雪满野的荒漠。在夏季，由于迎着从印度洋上吹送来带着大量水分和热量的西南季风，这里温暖而多雨，年平均降水在9000毫米以上！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可种植许多亚热带作物，肥沃得有西藏的“江南”之称，想不到吧？

　　这块面积巨大得相当于浙江省而又富饶的地域，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存在主权争议的地区。

　　在1913年10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有的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政府的代表、英国政府代表及英印政府人员和中国“西藏地方”的代表，主要讨论中国和（英属）印度的边界问题。由于（袁世凯）北京政府忙于征讨南方的革命力量(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和各方意见分歧，根本谈不成什么协议。其实，协议只不过是英国将攫取到手的权益合法化的形式而已，何况英国侵略我国西藏地方的野心根本就不受什么协议的束缚。在1914年的3月24日，(英)印度殖民政府外务大臣享利·麦克马洪(英国政府代表)竟背着当时与会的中国政府代表，私自同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炮制了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就是上图中青色的线），这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包括英国)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上图红线，传统习惯线)不同，它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将中国西藏地方历来有效行使统治权的地方向北压缩了一百多公里。

　　正是这种将国家领土的私相授受，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这条线的合法性。而英国人在西姆拉会议之后二十年时间，出于担心合法性不足，一直没敢公开宣布这个“条约”，也没有在英国出版的地图上改变中印边界的传统划法。

　　然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在1962年10月的中印战争中，中国在失地尽复的情况下，将军队悉数撤回至实际控制线（青色线附近）后20公里，不啻于在事实上承认麦线存在或有效。而印度人又回到了那里，耕作建设，繁衍生息，已成了六、七百万新一代印度人除此地之外已无别的地方是他的“家”的一块土地，再收回，我看：难矣！一时的失策，竟做成了连麦克马洪也无法做到的事！

　　在当时的苏、中、美大三角大战略中，中印之矛盾是虽是次要矛盾，不值得与之扩大战端，但在当时失地尽复的情况下，军威显赫，各族同仇（大量物资，如炮弹等是在牦牛也无法爬行的情况下，由我藏胞一发一发山那边背过来的），并且更重要的是，当时印度东北一带风声鹤唳，已无可战之兵！是完全可以守住的。守住了，在谈判桌上就占主动：既有历史依据又有实力控制。而现在，既不战又不守，又不能把印度拉上谈判桌，这究竟算什么回事？！就算上了谈判桌，能希望印度会原原本本地把这块领土交还中国？代价是什么？有多大？

　　失策！徒唤奈何！

　　
　　1914年，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构想了一条印藏分界线，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麦克马洪又利诱西藏噶夏的代表，背着中国北洋政府代表，搞了一份划界换文。当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并不知道什么此事，达赖喇嘛和噶夏政权也未给其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有划界的授权，后来了解了情况的噶夏政权对麦克马洪画的线不予承认。

　　当20多年后，英国政府正式把麦克马洪线标入地图和政府文书后，也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1947年，当刚独立的印度在南京建立大使馆时，国民政府也对印度代办明确表示了不承认麦线的态度。

　　由此可见，麦克马洪线从来未经过双方实地勘测，也没有经过中国历届政府承认，是一条屁价值也没有的“屁线”，完全无法律意义和任何价值。

　　1949年后，中国继续不承认麦线。但是由于政府当时执行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外交，一切以反美为重，因此新中国政府不得不慎重对待印度这样的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取克制和忍耐的态度。

　　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内部打招呼不承认麦线，但这个态度不公开，尤其不对印度公开，也不向印度提出这一问题。

　　新成立的印度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比中国人表现的成熟和狡猾，他们充分利用了中国人对自己的依重，完成了当年英国人也未能实现的领土扩张。

　　英印统治期间，虽然公布了麦克马洪线为边界，但是英国人也仅仅在极个别地区，试探性地侵入门隅和察隅地区，不敢放胆占领。1950年初，印度军队则大胆越过西山口进军达旺，到1954年印军完全控制麦线以南原西藏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印度政府为此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进行管辖。

　　对于印度人所干的这一切，中国政府按照既定方针始终保持沉默。印度虽然感到心虚，但是也不挑明这一问题，在50年代初两国政府进行的历次交涉磋商中，印度也不提出这一巨大的领土问题，双方似乎有默契，好像麦克马洪线并不存在。甚至在1954年两国签署关于西藏问题的政府协议时也未谈及此问题。中国总理两次访印，印度总理一次访华，除了周恩来含含糊糊地提过一次两国的国界尚未划定以外，中国方面没有任何人对印度的非法入侵提出过异议，抗议和交涉。这也构成国际交往史上一大奇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次对外界表明自己对麦克马洪线的态度，是在周恩来1956年访问缅甸时与缅总理吴巴瑞的会谈中。由于中缅之间也有部分边界线与麦线相关，周恩来因此系统地解释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要对中国人民解释清楚；二、要说服西藏达赖喇嘛等人接受“麦克马洪线”；三、国民党会骂我们卖国。周恩来说，你们需要时间，我们做这些工作也需要时间。我们为了求得一劳永逸地解决整个边界问题，委曲求全地提出了目前的方案，我们要尽力克服困难实现这一方案。至于解决整个问题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等待。

　　印度和缅甸有很好的关系，因此尼赫鲁肯定会从缅人那里了解到中国对麦线的态度。再加上中国在与印度的交往中从来没有提出过对印军占领麦线的异议，因此尼赫鲁感觉到抓住了中国的把柄，在后来中国提出谈判东段麦线以南的领土问题时，他坚决地给予拒绝。他说（大意）“当你有机会提出异议和要求而未提出时，就意味着你已经放弃了要求”。周恩来对此辩解说（大意）“我们虽然没有提出口头和书面的异议，但是我们出版的地图始终把这一地区画在中国一侧”。

　　比较而言，尼赫鲁的说法更为符合外交惯例。一个政府可以通过公开声明，抗议，外交照会，会谈等等方式表明自己的观点，地图只能是补充和非正式的方式，其作用和效力非常有限。当印军占领门隅-洛隅-下察隅近10年后，中国政府才正式提出了不承认麦克马洪线，这使中国在领土交涉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可以说中国是实实在在地吃了一个哑巴亏。

　　占了便宜的印度，野心得到鼓励，越发轻视中国，印度政府又继续对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提出领土要求，甚至越过麦克马洪线继续蚕食中国领土。在这种形势下，北京城里的毛泽东感到被欺负的太狠，终于忍无可忍，打了一仗。在大军获胜的有利形势下，毛自我感觉已经充分教训了印度，因此又单方面把军队撤到麦线北面去了。这一撤意味着中国人将永远失去达旺，失去洛隅和下察隅的大片土地，意味着麦线从此将要发挥效力啦。

　　由此可见，50年代政治外交上的失策，60年代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印度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占领在某种程度得到强化。中国在两次重要关口出现错误，可以说已经没有机会再夺回失地，甚至再进行交涉的理由都不再充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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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测毛泽东健康 美中情局误把戏言作重大情报[转帖]

近年来，随着一大批机密文件解密期的到来，美国中央情报局陆续解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苏两国的绝密文件。2008年6月26日，中情局又公布了所谓“家中珍宝”、“凯撒、波罗及以扫”两个系列文件，其中既有中情局招募黑手党毒杀卡斯特罗的内幕，也有对中苏两国国内情况和两国关系的分析预测。而对中国读者而言，可能更感兴趣的还是“波罗系列”，该系列记录了上世纪60到70年代前半期中情局对中国国内形势所作的分析，特别是中情局对毛泽东的“重点关注”。

妄加揣测毛泽东健康

在该系列文件中，包括一份机密级文件，这是中情局动向情报办公室于1962年4月炮制出台的。文中煞有介事地称，中情局的情报来源“注意到毛泽东在此前几年身体和精神状态持续恶化”。报告声称，“近期毛泽东在公开讲话和接受采访时表现往往不理想，而且创作也骤减，他曾多次提到自己已开始为退休作准备”云云。报告还猜测“毛泽东可能当时已经患有脑部缺血或老年痴呆”，甚至断然预言，“毛泽东可能会在1962年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或下届党代会上宣布退休”。

同时，报告还推测“刘少奇仍是最可能接替毛泽东的人选”，而且“刘少奇上台后可能更改毛泽东的政策”。

此外，中情局还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用了四篇报告，花费长达116页的篇幅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可是，其居然置中苏两国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于不顾，认为这些理论只不过是列宁和斯大林革命理论的重复，同时，也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对其他殖民地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否认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现实价值。

把幽默戏言当作“重大情报”

对于这些所谓机密文件分析预测的结果，相信历史都已经给出了最有力的驳斥。

在“波罗系列”中，佐证中情局作出所谓“毛泽东陨落”结论的一个主要依据，是1961年9月毛泽东同志接见英军元帅蒙哥马利时的谈话，“这次谈话不仅谈到了接班人问题、生死问题”，而且据“发现”“保健医生始终在毛主席身边”。由此，中情局就判断，“毛泽东自觉不久于人世，并且开始考虑谁能接班了”。

其实，对于这次谈话，中方史料也有记载。根据中**史出版社出版的熊向晖所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披露，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我随时准备灭亡。”并且预计了自己的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其实这是毛泽东一贯的语言风格，表现出一个伟大共产党人的豁达和开朗，但在中情局看来，他们显然无法理解这种幽默，也因此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

此后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不仅没有如中情局所料病逝以及退休，而是继续执政了14年，直到1976年逝世。虽然其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等事件，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没有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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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屋失娇”之痛 [转帖]

　　作者：周大江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刘奭即位之前便与一位姓司马的良娣爱得死去活来，后来司马氏得了重病，临终前说自己是被其他女人诅咒而死的。他信以为真，决心狠狠惩罚这些“心胸狭隘”的女人，惩罚方式也很特别：让她们独守空房，谁也甭想得到自己的雨露甘霖。

　　他自己也悲愤过度，得了忧郁症。为了让太子尽快走出旧情的阴影，宣帝便指示邛成王皇后从皇宫家人子中挑选几个不错的女子去伺候他。所谓“家人子”，是指宫中没有名分的宫女，是一些“储备”待召的女子。

　　邛成王皇后一共挑了5位家人子供太子选择。王莽的姑母，年仅19岁的王政君便是其中一位。

　　邛成王皇后把这5个女孩都叫到一起，让婢女问刘奭喜欢哪一个。其实刘奭一个都不喜欢，只是不得已才敷衍道：随便哪个都可以。

　　当时王政君坐得离太子最近，而且就她一人穿着大红色的外套，显得格外的突出，问话的婢女就以为刘奭说的是她。于是，邛成王皇后便把王政君送到了太子宫。当晚一幸而孕，并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生下刘骜。

　　2年后，宣帝驾崩，太子刘奭即位，是为孝元帝。刘骜立为太子，王政君也顺理成章地立为皇后。王莽家族从此登上西汉王朝的政治舞台，这是后话。

　　大概是因为当年年轻的太子妃王政君让颓废的元帝感悟了到女色对心情愉悦的独特作用，即位之后，他便不遗余力地狠抓“后宫建设”，从全国各地广采良家女子充实后宫。年轻美貌的才女王昭君（王嫱）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入宫的。

　　据《西京杂记》的描述，元帝后宫的美女实在太多了，根本不可能一个个当面鉴赏。他便让“黄门画者”(宫廷画工)把她们的肖像全都画出来，交给自己挑选。

　　宫女们的命运鬼使神差地掌握在了画工们的手中，她们便争相向这些画工行贿，多则10万钱，再少也不低于5万钱。负责给王昭君画像的画工叫毛延寿，王昭君自恃才貌双绝，不愿屈身相求，更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贿赂他。毛延寿便在她的脸上随手点了一颗黑痣。

　　元帝对这么一个并不完美的女子，自然提不起兴趣。因此，王昭君入宫好几年，都没有机会被召幸，内心的委屈与悲怨不言而喻。

　　据《后汉书》（南朝宋·范晔著）“南匈奴传”记载，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正月，匈奴韩邪单于入朝求婚。当时匈奴最强大的郅支单于所部已经被陈汤剿灭，韩邪单于远远构不成对帝国安全的重大威胁，这次入朝求婚自然也不可能受到多么大的重视。

　　元帝打算从后宫随便找5位宫女许配给他了事。王昭君因为连年不得召幸，愤而向掖庭令要求远嫁匈奴。

　　元帝大排酒宴为呼韩邪单于饯行，席前把5位宫女叫出来一一给他过目。“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元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皇宫里竟然藏有如此国色天香的女子。他在见到王昭君的一瞬间便彻底后悔了，舍不得将这等天生尤物拱手相让。

　　但这一切都已成为既定的事实，改是改不了的。如果他贸然反悔，垂涎三尺的呼韩邪单于定然也会不依不饶，说不定还会生出什么麻烦事来。

　　痛定思痛之后，元帝决心彻查此事。他一天之内便把皇家的顶级画工毛延寿等人悉数宰杀，以至于“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于是，“昭君出塞”虽然成为千古佳话，却是元帝胸中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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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秘闻：古代最雷人的十大官场判词[转帖]

　　　　判词，乃古代官府断案的判决书。在中国古代，作为地方官很重要的一项公务就是审判案件。结案时，自然要草拟案情，作出判决。但是大多数判词是刻板冗琐的，但也有少数才华横溢且诙谐幽默的官员，给后人留下了一些短小精悍的判词佳句，使人读之不禁拍手称妙。因此，判决书虽系公文，但经常也有判词妙趣横生。下面便是从浩瀚的史料中撷取的古代官场最雷人的十大判词。

　　一、北宋真宗年间，崇阳县县令张咏发现管理钱库的小吏每日都将一枚小钱放在帽子里带走，便以盗窃国库罪把他打**牢。小吏认为判得太重，遂高喊冤枉。张咏提笔写下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小吏无话可说，只得认罪服法。

　　二、南宋时期，马光祖担任京口县令时，有一个书生翻墙进入所爱少女房间，于是被押至官府。马光祖问过案由之后，便出题《逾墙搂处子诗》对书生进行面试，那书生秉笔疾书：“花柳平生债，风流一段愁。逾墙乘兴下，处子有心搂。谢砌应潜越，韩香许暗偷。有情还爱欲，无语强娇羞。不负秦楼约，安知漳狱囚。玉颜丽如此，何用读书求。”马光祖一见，大加赞赏，不但不责罚书生的非礼之举，反填一首《减字木兰花》词，判二人结婚：“多情多爱，还了平生花柳债。好个檀郎，室女为妻也不妨。杰才高作，聊赠青蚨三百索。烛影摇红，记取媒人是马公。”

　　三、明代天启年间，有位御史口才颇佳。一名太监心怀嫉妒，便想方设法取笑这位御史，便缚一老鼠前去告状：“此鼠咬毁衣物，特擒来请御史判罪。”这位御史沉思片刻后判曰：“此鼠若判笞杖放逐则太轻，若判绞刑凌迟则太重，本官决定判它宫刑。”古代宫刑就是阉割，太监自取其辱，无地自容。

　　四、明朝时，江西南昌宁王府朱宸濠府上养有一鹤，为皇帝所赐。一日，仆役带鹤上街游逛，被百姓家里的一狗咬伤。狗的主人吓坏了，连忙跪地求饶，周围的百姓也为之讲情。但那位仆役不顾众人，硬是拉扯着狗的主人到府衙告状。状词上写着八个大字：“鹤系金牌，系出御赐。”知府接状，问明缘由，挥笔判曰：“鹤系金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伤，不关人事。”判词堪称绝妙，入情入理，仆役无言以对，只得作罢。

　　五、明代福建龙溪县张松茂，与邻女金媚兰私通，被金家“捉奸成双”，把张松茂捆将到福建巡抚王刚中的大堂上，金媚兰跟着也跑来了。王刚中一看二人外貌，都是眉清目秀，举止儒雅，不像是放荡奸邪的小人，便有心成全二人，便问道：“你俩会做诗吗？”张、金二人惊魂未定，听了这句有些莫名其妙的问话，都赶紧点了点头。王刚中便指着堂前檐下蜘蛛网上悬着的一只蝴蝶对张松茂说；“如能以此为诗，本官便可免尔等之罪。”话刚说完，就听张松茂吟道：“只因赋性太癫狂，游遍花丛觅异香。近日误投罗网里，脱身还藉探花郎。”探花出身的王刚中心想此人才思敏捷，而且诗中有悔过之意，很是难得。便又指着门口的珠帘子对金媚兰说：“你也以此为题赋诗一首吧。”金媚兰略加思索，随即念道：“绿筠劈成条条直，红线相连眼眼齐。只为如花成片断，遂令失节致参差。”王刚中听罢，不觉击节赞叹。见他二人郎才女貌，年龄相当，便提笔写判词道：“佳人才子两相宜，致富端由祸所基。判作夫妻永偕老，不劳钻穴窥于隙。”二人磕头拜谢。金家见事已至此，也就息事宁人，很快为二人办了喜事。

　　六、明朝时，一年仲春，长沙农村两户农民的牛顶斗在一起，一牛死去，一牛受伤。两家主人为此大吵大闹，不可开交，当地的县令也难断此案。这时，两家主人听说长沙知府察访民情路经此地，便拦路告状。知府问明情况，当即判道：“两牛相斗，一死一伤。死者共享，生者共耕。”双方一听，觉得合情合理，于是争端平息，两户人家来往比以前更加亲密。

　　七、清朝康熙年间，福建泉州城外的“风月庵”中住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尼姑。当时这个小尼姑正与一位姓孙的公子相爱，想还俗嫁给孙公子为妻，但又怕人说三道四。思前想后，便向州府呈状，请官府恩准。知府接状一看，觉得有些可笑，便在小尼姑的呈状上批道：“准准准，准你嫁夫君。去禅心，超梵心，脱袈裟，换罗裙，免得僧敲月下门。”

　　八、清代郑板桥任山东潍县县令时，曾判过一桩“僧尼私恋案”。一天，乡绅将一个和尚和一个尼姑抓到县衙，嘈嘈嚷嚷地说他们私通，伤风败俗。原来二人未出家时是同一村人，青梅竹马私定了终身，但女方父母却把女儿许配给邻村一个老财主做妾。女儿誓死不从，离家去桃花庵削发为尼，男子也愤然出家。谁知在来年三月三的潍县风筝会上，这对苦命鸳鸯竟又碰了面，于是趁夜色幽会，不料被人当场抓住。郑板桥听后，动了恻隐之心，遂判他们可以还俗结婚，提笔写下判词曰：“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归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

　　九、清朝乾隆年间，江西某地一寡妇想要改嫁，但遭到家人与邻居的阻挠，她就向官府呈上状子：“豆蔻年华，失偶孀寡。翁尚壮，叔已大，正瓜田李下，当嫁不当嫁？”知县接状，挥笔判了一个字：“嫁！”

　　十、清朝光绪年间，绍兴著名讼师胡梅亭，一次接到一件案子，一青年寡妇要改嫁，因公公及小叔子反对未成。在讼之官府时，胡梅亭写的讼词是：“为守节失节改节全节事，翁无婆，年不老；叔无妻，年不小……”从伦理道德角度提出改嫁的理由。绍兴县令阅案卷后当即判了八个字：“留则危险，嫁则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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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及其外围人物[转帖]

■顾农

　　《世说新语·任诞》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之竹林七贤。”除此七人之外，林下的外围还有那么几个人，也很值得关注。
　　首先一个是吕安。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
实际上控制了中枢政权之后，阮籍、山涛先后结束隐逸生涯，出仕于司马氏，告别竹林；原先七贤中的三位领袖人物只剩下一个嵇康，本来意义上的林下之游已告结束，紧紧追随他的只剩下一个向秀；这时吕安加入了进来。这个结构较前紧密的三人集团或者不妨称之为“竹林后三贤”。《太平御览》卷四0九引《向秀别传》云：“（向秀）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其趋舍进止，无不毕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他们三人常常一起行动，在首都洛阳嵇康宅第或他的山阳（今河南修武）别墅锻铁灌园，继续过潇洒浪漫的隐逸生活。正是在这个“后竹林时代”，向秀为《庄子》一书作注，并且很快拿出了部分文稿给两位伙伴看，嵇康认为《庄子》无须加注，而吕安则赞叹道：“庄周不死矣！”（《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向秀别传》）其实向秀自有他一套，他通过注《庄》说出了自己要说的话，对庄子的学说作出了相当的修正和发挥。在这里庄周大约已经半死了。吕安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他未能正式进入竹林集团，成为“八贤”之一，由此正可以得到一些消息。

　　吕安的哥哥吕巽是个道德败坏的色鬼，他灌醉吕安很漂亮的妻子奸污了她，事后竟利用自己的职权反诬吕安不孝，设法把乃弟流放到边远地区去。吕安只顾追随嵇康过浪漫的生活，不料后院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于是嵇康写信与吕巽绝交，但不料吕安这时却写了一封非常莫名其妙的信给嵇康，把事情完全弄糟了。吕安严责嵇康不来救自己，在信中一再暗示嵇康与曹魏宗室的关系，说气话激他出来为自己辩护；又把自己描写成反司马氏之领袖的模样，讲了许多容易引起极大误解的话。信中“荡海移岳”、“平涤九区”等一番大话说得毫无根据，唯一的效果是引起司马昭很大的疑虑，加速他自己的死亡，并且连累嵇康。

　　吕安迅即被追收下狱，将遭严办。这时曾经受到过嵇康藐视的阴谋家钟会乘机报复，他向司马昭告发嵇康，甚至说“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司马昭听信谗言，把嵇康也投入监狱。这一冤狱引起普遍的不满，太学生数千人上书请嵇康为博士，又“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世说新语·雅量》注引王隐《晋书》）——许多人都想营救完全无辜的学术名流嵇康，但这样强烈的反应却于无意中造成一个嵇康乃是持不同政见之领袖的假象，钟会又继续大进谗言，从旁促进，于是口含天宪的司马昭仓促下令处死嵇康和吕安。等到死刑被执行了之后，司马昭才开始后悔，像嵇康这样并无危险的名士其实是不该杀的；但他同所有的封建政治家一样，决不肯公开认错。

　　与竹林有关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阮籍的儿子阮浑，他很想加入到竹林俱乐部里去喝酒清谈；阮籍说侄子阮咸已经进来，“卿不得复尔”（《世说新语·任诞》）。他大约看出了儿子并不理解自己和林下诸人，想挤进来仅仅为了“作达”，过一把浪漫的瘾而已。

　　无意于加入竹林之游而与诸贤特别是与其中心人物嵇康有些关系的，另有几位。首先有一位是同嵇康、阮籍都很熟悉的袁准（字孝尼），《世说新语·雅量》载：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寻亦悔焉。

　　袁孝尼请嵇康教他琴曲《广陵散》的特殊演奏方法，非老朋友不可能有这样的请求；嵇康不肯，到临死前夕才发现自己的绝技后继无人，不胜感慨——由此正可见两人的交情。

　　袁准与阮籍关系尤为密切，《世说新语·文学》载，阮籍为司马昭“为公，备礼九锡”写劝进文时就住在袁孝尼家里，“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阮、袁二人关系很不一般。

　　袁孝尼名准，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乃曹魏名臣袁涣之子，“常恬退而不敢求进。著书十万余言，论治世之务，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三国志·魏书·袁涣传》注引《袁氏世纪》）袁准见识甚高，例如他曾指出：“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穷。故有国而不务食，是责天下之人而为君子之行也……有民而国贫者，则君子伤道，小人伤行矣。”（《袁子正书·治乱》）治国者首先应重民生，千万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安贫乐道的君子，那是根本做不到的。君子偶尔比较穷，问题还不算很严重；但如果老是很穷，后遗症就很大了，所以这样的政策也是行不通的。袁准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人，这一方面他比嵇康、阮籍都要高明。嵇、阮是文学家，也是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嵇康尤甚，这样的文学家对于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不一定能有太清楚的认识。

　　同嵇康关系比较密切的有郭遐周、郭遐叔兄弟，又有阮侃（字德如）。他们分别与嵇康有诗歌赠答。二郭都觉得时事已不可为，不如隐入山林，修身养性。郭遐周送别嵇康时赠以五言诗三首，对嵇康不肯和自己在一起坚持隐居颇觉遗憾，赠诗其三结穴云：“勖哉乎嵇生，敬德以慎躯”，似乎已经预感到嵇康的性格很不适应当前的局势，于是特别提醒他保护好自己。郭遐叔则赠以四言一首（凡四章）、五言一首。其五言诗的结尾道：“愿各保遐年，有缘复来东。”嵇康到最后被杀时也还只有四十岁，二郭大约都比他年长，遐叔诗中的希望同样意味深长。隐士中真有目光如炬的高人。嵇康在回答他们的诗中同样表达了很深的友情，同时又委婉地提出，在目前形势下单是隐居还不够，应当进而修炼神仙道教：“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坎壈趣世教，常恐婴网罗”——形势极为不佳，弄不好很容易陷入无妄之灾的法网，既然如此，“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他离开二郭隐居的“北山阿”转赴他方，也许是去采药求仙吧？

　　阮侃其人思想上出入儒、道两家，政治上比较接近司马氏，入晋后官至太守（详见《世说新语·贤媛》注引《陈留志》，又《宋书·符瑞志》）；嵇康在临别赠他的诗中劝他不要卷入政治，以便远祸全身。阮侃在回答他的诗中一方面对嵇康的“良诲”表示感谢，但又写道：“洙泗久已往，微言谁为听。曾参易篑弊，子路结其缨。晋楚安足慕，屡空以守贞。潜龙尚泥蟠，神龟隐其灵。庶保吾子言，养真以全身。”表面上好像完全同意嵇康的意见，其实他还是一脑袋儒家思想，一时的退隐不过是“天下无道则隐”式的政治性退避，同嵇康的社会性哲理性退隐实际上很不同。其实就是在竹林七贤中，阮籍、山涛所实行者也是政治性退避：形势不明朗时退出政局，保护自己；一旦混乱微妙的局面变化了，还是要出山为官的——他们只是嵇康的同路人，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情。

　　中古时代多隐士，其中的模式是多元的，就“竹林七贤”及其外围人物而言，就有好几路：二郭是老派隐士，遁入山林，远离政治；嵇康是比较新派的，既有很高的地位（中散大夫），又以神仙道教为精神支柱，追求服食养生，过半仙似的隐逸生活，这样也就远离了政治；阮籍只是一度避开政治，大部分时间仍在官场，他用不守礼法的特立独行寄托其精神自由并发泄其苦闷；山涛基本是个官僚，但也能喝酒谈玄，保留着若干道家思想；阮侃基本上也是如此；阮浑则是隐士的追星族，他后来进入官场，毫无异常的表现；吕安也属于追星一族，而以头脑极度不清为其特色，这样的风雅名士历史上颇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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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谁的历史怪胎[转帖]

拙文《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吗》在博客上发表后，引起博友极大兴趣，当然也带来了诸多疑惑——其中，最集中的疑惑集中在：蒙古族不是中华民族吗？作为蒙古族英雄的的成吉思汗难道不是民族英雄？
对此，我的回答是：的确，今天生活在内蒙古的蒙古族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生活在蒙古国（外蒙古），以及俄罗斯联邦的部分区域，如图瓦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赤塔州等的民族也是蒙古族，难道，这些国家或地区里的蒙古族也是中华民族？这里的问题出在成吉思汗当初建立的蒙古帝国事实上远不止中国，而是地跨欧亚，它疆域从辽阔的太平洋到狭长的波罗的海，从寒冷的西伯利亚到炎热的波斯湾——而中国仅仅是它其中一个征服地而已。如此这般，我们有什么理由声称成吉思汗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揆诸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蒙古帝国由蒙古人铁木真（成吉思汗）建立，国号大蒙古国。据《蒙古秘史》记载，其创始於贝加尔湖南岸，通常认为创建時間约为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部落，始有“成吉思汗”之称号時的1206年。蒙古帝国建立后屡次对外扩张，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然而，蒙古帝国在1260年由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走向分裂.1264年忽必烈（即元世祖）击败阿里不哥后，于1271年在中国中原建立了元朝（大元帝國），并随后于1279年灭南宋——这应该是我们理解问题的关键：因为忽必烈建立的国家才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元朝”。
与此同时，与元朝并存的还有统治了中亚、西亚、东欧等地的四大汗国。1227年成吉思汗在贺兰山病死。当时的蒙古帝国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和华北的一部分，以及中亚、西亚大部。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1235年蒙古大军开始进攻钦察、俄罗斯，攻占莫斯科等城市（距元朝建立早36年）。124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攻占基辅。1241年，拔都率部入侵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直至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附近受阻于奥地利、波西米亚联军。1242年窝阔台的死讯传来，拔都率军东归争夺汗位的继承。这是蒙古大军所到最西的地方。后在此处建立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窝阔台之后经过贵由的短暂统治，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的儿子蒙哥继位。1252年蒙哥派其弟旭烈兀西征。1258年，蒙古帝国的西征军攻占巴格达（距元朝建立早13年）。1259年旭烈兀征叙利亚，1260年攻克大马士革（距元朝建立早11年）。1259年蒙哥大汗在进攻南宋时于重庆合川钓鱼城战死。旭烈兀回师争位，之后留下的少量蒙古军队在大马士革战败于埃及。埃及趁机重占叙利亚全境。蒙古帝国领土无法延伸到非洲。此处建立伊尔汗国，又称伊利汗国。
此时，蒙古帝国已正式分裂，“大蒙古国”不复存在。甚至到了元朝灭亡的1368年，塞外的蒙古政权还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至15世纪初去国号。四大汗国中，窝阔台汗国在1309年被察合台汗国和元朝瓜分。察合台汗国和伊儿汗国经多次分裂，最终均在1388年被帖木儿帝国征服。金帐汗国到15世纪分裂成了几个小汗国，最终在16世纪中被沙皇伊凡四世治下的罗斯公国全部占领。帖木儿是西察合台汗国突厥化的蒙古贵族的后裔，是成吉思汗的七世孙。他在1369年自立苏丹，征服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之后，北攻金帐汗国，南进德里（印度）、西面击败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塞特一世（小亚细亚）。帖木儿帝国的版图，东起印度河，西到小亚细亚，北自里海，南达波斯湾。1404年]帖木儿率领20万军队进攻中国明朝，结果在1405年进军途中病死。帖木儿死后，其帝国分裂，1500年亡于乌兹别克人昔班尼。帖木儿帝国不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但它是蒙古后裔所创，疆域大部分在原四大汗国的地方。帖木儿的后裔巴卑尔南下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
总之，蒙古帝国，是一个历史上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非最大的帝国，最大的帝国为大英帝国），为原大蒙古国的延伸，其也是历史上世界最大的帝国与国家之一，蒙古帝国最大疆域的面积高达3,300万平方公里，东到太平洋，北抵贝加尔湖，西达黑海沿岸，南至南海。占了世界土地面积的22%，超越了五分之一，为20世纪时苏联的1.5倍，现今俄罗斯的1.9倍，含盖了当时疆域内1亿的人口。
还值得一提的是，成吉思汗对占领地宗教一视同仁，并不象有些网友认为的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教。这点，英国史学家道森在其《出使蒙古记》中，有清楚的说明：“成吉思汗亲自规定，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偏爱，对于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把它作为法令的一部分。他在东方和西方的所有后裔历代都忠实地遵守了这项原则。”他分析了这一政策产生的原因，认为“蒙古和土耳其斯坦是世界上各种宗教会合的地方，蒙古人自己作为新来者发现，佛教、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已经在一些民族中间扎下了根，而他们是从这些民族获得初步文明的。在他们的部众和同盟者中已经有相当多的人信奉以上各种宗教。”
通过这段历史的简单梳理，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中国只是蒙古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原因是：蒙古铁骑征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包括现位于中国境内的西夏、金和南宋等，只是當時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蒙古统治者在中国地区的统治后来被明朝推翻。现在中国的其他曾经属于蒙古帝国的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等，是在清朝时并入中国的。与此同时，对征服地的宗教他也一视同仁，并没有把中国儒教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国教。既然如此，作为被征服者之一的中国，我们有资格有理由把征服者称为自己的“民族英雄”么？如果这样，其它许许多多的被征服者是不是也可以把成吉思汗奉为自己的“民族英雄”？
其实，这个道理鲁迅早在1929年就讲过了：当时，国民党政府试图以武力接收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双方发生冲突，因此中国国内掀起“反俄运动”。在此背景下，有名叫清癯的人撰写题为《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的文章，历述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征服战争，作为自大本钱，其中有云：“乃尝读史至元成吉思汗，起自蒙古，入主中夏。开国以后，奄有钦察阿速诸部，命速不台征蔑里吉，复引兵绕宽田吉思海，转战至太和岭。自太宗七年，又命速不台为前驱，随诸王拔都，皇子贵由，皇侄蒙哥等伐西域。十年乃大举征俄，直逼耶烈赞城，而陷莫斯科。太祖长子术赤遂于其地即汗位。可谓破前古未有之纪载矣。夫一代之英主，开创之际，战胜攻取，用其兵威，不难统一区宇。史册所叙，纵极铺张，要不过禹域以内。讫无西至流沙，举朔北辽绝之地而空之。不特唯是，犹复鼓其余勇，进逼欧洲内地，而有欧亚混一之势者，谓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得乎……。质言之，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而有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固自有在。余故备述之，以告应付时局而固边圉者。”作者的用意是明显的。他以很自傲的语气把蒙古人十三世纪占领过俄罗斯的历史都数落出来，意欲鼓励中国人的反俄士气和蔑视俄.但是作者站错了位置，张冠李戴了。
鲁迅对此评论道：“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还说得过去。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倘照这样的论法，俄国人就也可以作‘吾国征华史之一页’，说他们在元代奄有中国的版图。倘照这样的论法，则即使俄人此刻‘入主中夏’，也就有‘欧亚混一之势’，‘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后人‘之勇气者’矣。嗟乎，赤俄未征，**已出，殊‘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也！”的确，成吉思汗的版图扩大并非是中国的光荣，蒙古人对于汉族和对于俄罗斯族同样都是征服者，如果拿成吉思汗和他子孙的征服来自豪或炫耀的话，那么俄罗斯人更有资格发言，因为他们被征服得比中国还早。而以成吉思汗作为自己民族英雄，俄罗斯人也更有资格——同样是因为他们被征服得比中国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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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军长枪杀副政委 1972年“余洪信事件”真相[转帖]

发现
1972年6月，山西省榆次的一垄麦田，发现一具尸体和两把枪。
发现尸体的两个后生不知深浅，一人用镰刀挑着一把枪，到支部书记那儿报告去了。而支部书记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了桌子一角的那张通缉令上:一张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和省革命委员会人保组红色印章的通缉令，后附公安部的二号通缉令。
书记看着通缉令，越看眼睛越发花，头皮越发麻。他一时无法把麦田里的那具尸体和两把枪跟这么大的一件事儿联系起来，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抓的人，63军副军长余洪信，居然就死在了自己管理的地界上。社会上早已把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了，远比通缉令上说得邪乎。通缉令上只说是行凶杀人后畏罪潜逃，杀了什么人？杀了几人？因何杀人？一概没说。传言满天飞，人们乐于听更乐于传，哪儿管传言有几句是真，有多少是假。况且，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余洪信究竟逃到了哪里？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
书记的眼睛盯在那两把枪上，冷汗顺着手心就流了下来。天下传言汹汹，关他鸟事？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不论那人是真的余洪信还是假的，都必须赶紧向上报告！
报告一级一级，从县到省，不敢延迟，报告到省里，省里派人去看，觉得没问题，63军军长看后说就是余洪信，公安部报给中央，中央说，那不行，不能说就是，得拿证据说话，首先要弄清是不是余洪信，如果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
身为余洪信专案组的成员，乌国庆领命赴榆次。他不知道这一次，是余洪信的真身？还是又一次的谎情和扑空？因为案发以来，从南国到北疆，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奔赴现场给余洪信验明正身了。
传说
应该说，在乌国庆的刑侦生涯中，63军副军长余洪信的案子是他经办的第一起案子。
作为当时为数很少的具有高学历的刑侦技术专业人才之一，乌国庆在1969年和许多人一样经历了下放劳动的命运，乌国庆去的地方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笔架山。而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如乌国庆一样的许多刑侦技术人才最终能回到自己的专业岗位上，还缘于1972年西安人民大厦发生了一起跳楼自杀案子，那个案子因为现场没处理好，总理亲自过问能办案子的人都哪儿去了，有人回总理说，都下放劳动去了！总理亲自批文招回！
时隔多年，乌国庆仍清楚地记得他是1969年3月8日走的，1972年3月8日回来的。1972年，中国还没“粉碎四人帮”，林彪刚被揪出来。
这一年乌国庆36岁。回京两个月后，他被中央抽去搞余洪信的专案，余洪信案是他刑侦生涯的第一案，乌国庆也是从此开始了他传奇般的刑侦破案生涯，几十年来，乌国庆所经办的案子几乎全是央批国字号大案。
对于余洪信，坊间流传的颇多版本都是有关余洪信支左时的作风问题，乱搞男女关系和奸污妇女种种，而余洪信因何开枪杀人？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描画得清。
曾经在临河当过支边知青的学者作家李零在他的《花间一壶酒》书中记述:余洪信事件对临河人震动很大，但很多做“文革”史的都不清楚，问谁谁不知。只是后来打电话，问一个熟人，当时在“前指”驻临河的医院工作，才知道点来龙去脉。据说，他有作风问题，搞女人，居然搞到“太岁”头上去了，惹出大祸，因而开枪打准备处理他的政委。政委军事素质高，一个骨碌滚到床下，老婆被打死。我还记得，老乡管那个医院叫“毛驴圈”……
一个叫清源的女孩，当年那一晚她就身在那个军部大院里，如今已近半百的她，忆起当年那个混乱不堪的夜晚犹在昨天。
1972年5月的一天，晚上军部礼堂演出节目，好像是样板戏.。我们一帮孩子基本是每逢有演出都去看，与其说是看戏，不如说是捣乱，一帮孩子聚到一起胡侃乱闹，戏散后，回到家里应是九十点钟，小时候总爱睡前看《水浒》类的小说，看了会儿小说就关灯睡觉。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大声嚷叫，是女人的声音。由于我家的房子靠近围墙，墙外是一条土公路，还以为是那里发生拦路抢劫。当时父亲下部队蹲点不在家，母亲从里屋出来问我祖母:你听见喊声了吗?祖母说:听到了。是不是老余两口子又闹起来了，要不你过去看看……母亲和祖母说话时，又传来了“救命啊!救命啊!”的嚷叫声，紧接着就听到“叭!”“叭!”的枪声。
余洪信家的后门离我家前门大约10米左右，他的小女儿和我是同学，母亲听到枪声后，赶紧到客厅给宋副政委家打电话。电话接通没说两句话，母亲马上放下电话说，把灯关掉!就在母亲打电话时，又先后传来四五声枪声，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听到窗外有很多脚步声，我掀开窗帘一角往外一看，好家伙———院里站满了持枪的战士。这时，祖母对我说:别看了，睡觉!那年我才14岁，对事件的严重后果浑然不知，倒头就睡大觉了。第二天早晨开门一看,前门站着两个持枪的战士，西边靠路那儿也站着两个。我又跑到后门，那儿还有两个。这时我才感觉出大事了。很快父亲也从下面的部队赶回来了，随后军部大院展开了大搜查。枪声的经过也慢慢知道了一些，起初的两枪是余洪信向他老婆开的，因女儿拉住而没打到，余的老婆从家中边喊边跑了出来。余洪信从家里追出来后，碰到听到枪声出来的杨副政委，一枪打到杨副政委肩膀处。后又到曹政委家，恰巧卧室灯开着，余洪信从卧室窗户向内开枪，将曹政委家属打死。随后余洪信逃出军部大院……
因为是多年以后的追忆，记忆这件事就像一列在风中疾驰而逝的列车，它有自己的轨道，但人们无法一一还原固定它原始的模样和细节。
真相
而在乌国庆的眼里，那些事实和真相一直都在那儿。
故事开始于余洪信的被闲置。他在等待一个对自己的处理结果，人们在远远近近里议论他的作风问题，当他走过时，他们装作什么都没说，只用异样的目光偷偷打量他，男女作风问题使一个人的从前和以后都变得不光彩。而他自己，开始有一些直觉里的慌慌然。于是当他听说“北京军区的张政委要来”的时候，他乱了。他满脑子都是张政委来究竟是干什么？他认为军区的张政委来一定与他的事有关。他知道63军军委提出过一个处理意见，他的事是军里研究，然后报北京军区批，但北京军区没同意。那么，北京军区会把他怎么样？
余洪信的这一天，过得混乱而又漫长。回到家，老婆和女儿都在，可是没人理他。他落寞地想睡觉，可是觉得很受伤的老婆怎么能容忍他像没事儿人似地倒头就睡呢，她还在气头上。她睡不着，她也不让他好睡。
被撵赶着起来的余洪信，可能心里觉得，在外面发生天大的事儿，还有一个家可以退守，可是，看着惟一尚能容身的家也不安稳了，他真的绝望至极了。明天，一切都还未卜，他不知等着他的明天到底会是什么，他心中还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儿，那就是，北京军区的张政委到底为什么来？会对他怎么样？
余洪信惆怅烦闷地走出了家门。
没有人知道走出去之后的余洪信想了些什么。只是，当他再次推门回到家里时，他手里有了一把枪。老婆诧异地问，你的枪不是收回了吗？你怎么又有枪了？你这是怎么回事？他女儿警醒得比他的老婆快，他什么都没回答就朝着他老婆开枪了，但因为他女儿抢先一步拦了他一下，子弹没打中他老婆。他喜欢他的这个小女儿，所以也就没有朝女儿再开枪。
或许他也并不想真的把他的老婆打死，因为以他的枪法，在那样的距离里，他完全可以要了老婆的命。他也没有再补枪，那么他回到家，放这一枪，或许就算是他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跟他的亲人作最后的告别？
也或许，他离开战场已经很久了，他不知他还能不能像从前一样开枪？最重要的是，从前都是朝敌人开枪，现在，今晚，他要朝着自己人开枪，他们跟他一起征战过，一起工作，一起相熟，一起共事，他不知他是否下得了手，他要回家试一试，能开第一枪，就能开第二枪第三枪，第一枪开了，他的杀戒就开了。
杀戒一开，他的眼睛就红了。射出的子弹是收不回枪里了。他的身体好像已由不得他本人控制，而是另有一个困兽夺取了控制权，困兽命令他从军部大院里最大的官开始下手，最大的官就是军长了。所以先去军长家。
他就提着枪去了军长家。他敲军长家的门，里边没人应，没人开灯，也没人开门。他在军长家的门外站立了一会儿，等着有人给他开门，谁给他开门，谁就将是他枪下的第一个鬼。子弹就在膛上。等待的那一会儿，比一生长。军长家人是睡熟了，还是有警觉?抑或是这样的敲门根本就不合军长家的规矩，大半夜的，不可能是谁敲门都给开的。而没给夜半敲门的余洪信开门实在是军长家的幸中之大幸。
余洪信并无在军长家死磕死打的意念。他转身就往政委家走。因为在自己的家中已经开了第一枪，他知道他不能在军长家的门外恋战，过不了多长时间，军部大院就会乱起来，就是他的老婆和女儿不张扬着把他的事闹出来，也一定有很多人听到了枪声。军部大院里的人，军人出身，对枪声当然是最敏感的。他很快就会被发现，在被发现之前，他要做点什么，他一定要让自己做点什么，他握枪的手已经难耐头脑里那一股又一股无法令自己安定的热浪了，那热浪海啸一般将一个人冲顶到昏天黑地之中。
政委家也黑着灯。他敲门，屋里的灯亮了，余洪信在暗处，透过敞开着的窗子，看见是政委的老婆开的灯，他等不及政委的老婆走到门口给他开开门再开枪，透过敞着的窗子，他从窗外就朝里打了几枪，把政委的老婆打死了。
这时的余洪信已经拔腿往副政委家那儿去了，杨副政委一听见枪声就出来了，可是杨副政委高度近视，黑暗中，他根本看不清提着枪的余洪信，而余洪信看见杨副政委就开了枪，一枪就把杨副政委就给打趴下了。好在黑暗中子弹是从杨副政委背部的皮肤底下穿过去的，杨副政委只是受了伤，生命无虞。余洪信撂倒了杨副政委好像就大功告成了，他就从首长住的小院往外走，这时候，负责首长小院保卫的保卫干部听见枪响正一路循着枪声跑过来，他一看迎着他的面过来了一个人就赶紧问:“谁啊？”他的话到，子弹也到了，余洪信举手就朝着那保卫干部开了枪，把保卫干部给打伤了。这个保卫干部是最后一个看见余洪信的人，自此，余洪信就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不见了。
余洪信跑了。
追捕
案子罕见，乌国庆被抽到专案组后，中央要求是活着见人，死了要见尸。全国通缉余洪信，有重要线索乌国庆他们都要赶去查实，后来，到处都是线索，就好像余洪信随时随地出现在全国各个地方，哪儿都报说发现了余洪信！
一个叫大漠老哥的老兵从团部返回乌不浪口。路过德令山东边的三岔路口时，被两个左臂上戴着红箍的民兵把车拦回。
回到乌不浪口，他发现在公路的三岔路口处部队已经设了卡，有3个当兵的在检查来往车辆，其中两个拿着半自动步枪，一个腰间挎着手枪，像是个带班的。凡是开往后山的车辆都是重点检查对象。
一辆军用北京吉普从五原方向疾驰而来，从车牌上看是巴盟前指的车。站岗的士兵举起手中的小红旗，示意停车检查。没想到北京吉普不但未减速，反而加大油门想冲过去。带班的见情况不好，迅速拔出手枪朝着天上“啪啪”就是两枪。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停在了岗哨前。停车后吉普车司机往对面山梁上望去，立刻吓出了一身冷汗:就见山梁上架着一挺轻机枪，两个当兵的趴在机枪后边，瞄准了这辆汽车。如果再不停车，肯定就是一梭子。
当然，车上并没有余洪信。
类似事件在潮格旗（现乌拉特后旗）也发生过。
在潮格旗有一个空军的雷达站。雷达站的一辆汽车修理后在荒滩上试车。负责追捕余洪信的解放军战士从望远镜里发现一辆军车走走停停，怀疑是余洪信要越界逃跑，就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指示，必要时可将其击毙。解放军战士埋伏在汽车前方，待汽车离近后，冲锋枪一梭子打了过去。军车被打蒙了，停在原地动也不动。战士们围过去才发现是空军的车子。幸好子弹没有打着人，只是把车身打成了筛子。
兵团的女兵王红所在的连也不知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说，余洪信逃到了她们连前面的沙漠，于是全连齐出动，折腾了半宿，一无所获。
跟王红在一个兵团一起半夜去抓余洪信的海兰兰多少年以后生儿子，万没想到给她剖腹产时主刀的医生居然是余洪信的女儿，真叫人暗叹人世间怎么还有如此的机缘巧合。
这一天，又有报告，黄河老牛湾那个地方漂着一具尸体，头上有疤，很像余洪信。乌国庆等人申请了一架直升机，直奔老牛湾现场。
那是乌国庆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飞机降落到一个叫偏关县的地方。当地老百姓没见过飞机，这个稀罕啊，什么都不干了，纷纷从田间地头和家里往落飞机的那块地界跑，不一会儿就把乌国庆他们连同飞机都围上了。
下了飞机，乌国庆一行人不敢耽搁就往现场奔。离开县城没多远就进到了沙漠里，车子在沙漠里走不了，乌国庆他们只好下来推，可是，那车子在沙漠里推也推不动，退也退不出来了，没辙，他们只好带上勘查检验现场必备的工具和照相器材，身背肩扛，在沙漠里走啊走，整整走了一个晚上，带路的人说离现场还远着呢。一行人一听几近崩溃，这时才觉出又困又饿，他们寻到一个老乡家，放倒身子睡了一觉，再走，到了中午12点，终于走到了现场。那儿的确横陈着一具尸体，已经腐烂了。一检验，乌国庆说，这个人不是余洪信。余洪信打仗时脑袋受过枪伤，弹皮留在了头皮里，这个人虽然头皮上也有疤，但头皮里没有弹皮。再有，余洪信的阑尾不在了，经解剖尸体，这个人有阑尾。这个人肯定不是余洪信。
证明这个人不是余洪信没用多少时间，可是这来去之间遭遇的惊险却让乌国庆永生难忘。直升机快降落的时候，离地没多高的距离了，驾驶员才看见下边的电话线，飞机要是落到电话线上或是电话线要是缠到飞机上，那可就全完了，驾驶员赶紧关油门，惊魂未定中飞机就掉下去了……
好在飞机没有炸，暖壶水瓶就碎在四周，他们侥幸受了点轻伤，其实他们都心知他们那是侥幸地逃过一劫。
乌国庆他们只能等着救援的飞机来。
救援的飞机降落时没有通知给当地。当时，全军总动员，全力缉拿余洪信，当地驻军看着在空中盘旋来又盘旋去好半天的飞机就以为是余洪信来了，等飞机一落，部队就把飞机包围了，机上的人赶紧跟部队说明情况，说是来接中央派来的办案子的同志。一说老牛湾，战士们说那远了，飞过了几十公里了。
重新起飞。这一回看见乌国庆他们几个人了，飞机在他们头顶的上空转了半天，最终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实验机场。机场那儿有部队把他们往县城送，沿路看见到处都在设卡，跟他们同车的一个战士，长得有点胖，过卡下车接受检查时，人家就把他给按住了，非说他长得像余洪信。乌国庆他们解释半天，才让人相信他们是来抓余洪信的，并非余洪信。
落定
抵达山西榆次的乌国庆看见了那片麦田，麦子倒伏。一个人就躺在一片麦子的倒伏里。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余洪信？从中央到地方，直至这一片麦田四周站满的人群，远的近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层一层的人都等着乌国庆看后给出一个结果。
两支枪在。是被搬动过的那两支枪。那两个报案的后生头都不敢抬，生怕他们因动过那两支枪从此牵累到他们。
乌国庆仔细查枪号，余洪信的两把枪是从警卫连拿走的。枪号正是63军军部警卫连的。此人应该是余洪信。但这并不能足以就证明该人就是余洪信。
乌国庆又看那人头上的帽子，帽子上有余洪信的名字。
那人身上还有钥匙。紧急派人送军部，一串钥匙，有能打开他家门的，也有能打开他办公室门的。
血型。和余洪信原来档案里的血型一致。
这个人的头部有疤，头皮里有弹片。跟余洪信的特征一致。
再有，尸体腐败的程度，与余洪信逃出的时间吻合。
另外，让他的老婆孩子们看，他的老婆说，毛衣是我给他织的，鞋垫是他在内蒙古时，那些野女人给他纳的。他的孩子看了也说是。
乌国庆认定该人就是余洪信确定无疑了。
那么，接下来的关键就是余洪信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
乌国庆鉴定为自杀:死者的头部同时各有接触射击的射入口和射出口，说明余洪信是用两支枪同时发射的。开枪射击时有气浪在一个人的生命、麦子和泥土间开出喧嚣的花。
乌国庆看见:一切的喧嚣，都有落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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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新疆叛乱国民党驻军被灭 张治中化危机[转帖]

伊宁事变后，张治中被派往新疆，他的使命是“确保乌鲁木齐的安全，振奋士气”，然而他却走了一条和平之路，最终把偌大的新疆完整地交给了共产党，成为著名“和平将军”。
一、初飞新疆
1944年11月，新疆伊犁发生了暴动，消灭了国民党的驻军，成立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1945年8月，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民族军队武装进逼玛纳斯河对岸，形势十分紧张。新疆变成汪洋中的一条船，危险得很。蒋介石知道后，立即采取措施，并命令张治中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的身份飞抵新疆进行调处。蒋介石交代他此行的任务是“振奋士气，安定人心”“找出发生事变的原因”。
1945年9月13日，张治中从重庆飞往乌鲁木齐，当天下午，驻乌鲁木齐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就向张治中汇报了乌鲁木齐随时被攻打的危险情况。张治中十分明确地认为，新疆的问题只有遵循和平的途径来解决。在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叶谢也夫的调解下，经过重重努力，通过曲折的谈判，于1946年春，国民政府与伊、塔、阿三区代表签订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条款。成立了由各族人民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张治中兼任省主席，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和增强中苏友好的外交政策，使新疆局面得以稳定发展。新疆问题和平地得到了解决。
具体来说，张治中主新期间，制定和推行的内外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改组省政府，成立了有各民族代表的民主联合政府。实行省、县参议员、专员、县长民选、逐渐消除“大汉族主义”和“一切由汉人包办”的现象。二、休养生息，免捐减税，中央财力资助等，切实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三、坚持亲苏政策，实行“联苏”、“和共”政策。四、对于民族纠纷，采取忍让和宽大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之，和平解决新疆的一系列问题。
二、释放政治犯
1946年4月1日，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直辖甘、宁、青、新四省）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到重庆的张治中家里拜访，周恩来说:“我们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并关着，至今生死不明，希望文白兄去后过问此事，释放共产党人为盼。”张治中答应了。
新疆狱中何以有一批共产党人？这要追溯到1933年，当时新疆发生了政变，军阀盛世才当上了新疆省督办兼主席，此人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亲苏、亲共，一方面又亲国民党，采取了“反帝、亲苏、民族平等、亲国民党、和平”五大政策，把新疆搞成了自己独立王国。中共许多人，诸如陈潭秋、毛泽民、孟一鸣、黄火青、汪哮春等均在新疆政府中担任要职。1942年，由于苏德局势的变化，加上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影响，军阀盛世才相时而动，撕掉亲苏、联共的假面具，于1942年9月17日下令把中共在新疆所有人员160余人全部逮捕。并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3位同志。
张治中飞往乌鲁木齐后，未负周恩来的委托，不久派屈武等人多次去狱中探望和了解情况，并改善囚禁共产党的生活条件，俟机释放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张治中打电报给蒋介石，分析关押共产党人利弊，提出释放“共产党政治犯”和平意愿。蒋介石迫于压力，同意无条件释放共产党政治犯。
1946年6月10日，131位释放人员分坐八辆大卡车从乌鲁木齐出发，向兰州进发。张治中派专人护送，一路曲折行进，1946年7月底，共129人平安到达延安。
三、和平解放新疆
1949年初，南京政府电令驻在乌鲁木齐的西北军政长官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部司令陶峙岳将军，留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其余部队全部调回关内参加内战。随后，在广州的副总统李宗仁也电令陶峙岳带兵南下广州。陶峙岳都未答应，他的借口是，军队进关需要的大量汽车、汽油和现金，国民政府办不到。
陶峙岳和张治中协商后，积极着手新疆军队的和平起义问题。然而事情并非简单，在乌鲁木齐军队中，明显分成两派:罗恕人、马呈祥、叶成等是胡宗南的心腹，他们不愿意向解放军投降，而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等是亲共的民主将军，他们赞同和平起义，让解放军整编。经过机智及耐心工作，罗、马、叶打消了坚持进关并准备干掉刘、屈、刘三人的企图，于1949年9月20日答应接受解放军对新疆国民军队的和平整编。9月25日，陶峙岳将军宣布了起义通电。毛泽东、朱德于9月28日给新疆起义将士复电:欢迎并友好善待起义的将士。为建设新新疆而共同奋斗。
显然，和平解放新疆，张治中和陶峙岳起到关键性作用，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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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缅国民党残军纪实（之七） [转帖]

萨尔温江，残军再败缅军（下）

江程浩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强大而且好战，经济实力在世界首屈一指，军事力量更是雄居世界第一，海军舰队在世界各大洋横冲直撞，“米”字旗飘扬在全球每个角落，号称“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面积达到英国本土面积的上百倍。
1886年开始的这一天，缅甸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此之前，印度已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了，英国人占领缅甸与占领印度几乎同样轻而易举。在收复这两个国家的过程中，英国人都没有经过什么象样的大战。
可是人口只有数千万的英国，要想有效统治如此广阔的殖民地，没有军队可不行。唯一的办法是招募和训练殖民地国家的本地人充当殖民军队。聪明狡诈的英国人还想出了一个非常绝妙的办法，这就是殖民地国家军队的中高级军官一律由英国人充当，当地人充其量只能担任低级军官。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殖民地军队内部永远不会产生有能力指挥百人以上规模作战的指挥官。数百年来，英属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反英叛乱活动英国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予以剿灭。英国人在印度是这样做的；在缅甸同样是这样做的。
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洗礼的印度与缅甸，分别在1947年和1948年先后独立，本国的军队也在同时组建。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军队也同样存在一个无奈的现象，这就是两国的政府军所有高级指挥人员都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这些挂着将军徽章的军官们，不仅个个缺乏战略思维，甚至连最基本的战役思想都十分幼稚。在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中号称英勇善战的印度兵和缅甸克钦兵头脑里唯一知道的就是奉长官之命向前猛冲。所以才有在中国大陆被弱小的解放军打得四处逃窜的国民党军队李国辉、谭忠等人率领的千多人的残兵败将，逃到缅甸后竟然打败了上万缅甸国防军的围剿。
1953年3月在缅甸开始的以剿灭国民党残军为目的的这场叫做“萨尔温江大战”的战役，缅甸政府经过两年的准备，动员了上万军队，还征招了善战的印度兵和缅甸克钦族士兵相助，武器装备和情报收集也极尽所能。战役开始时，缅甸军队挟人数和武器装备的优势，企图对残军进行扫荡战，决心一个据点都不留地将残军彻底消灭。
在江口前线，邓克保与邹浩修营长率领700余名残军士兵，进攻者是上万缅甸军队。面对缅甸政府军的强大攻势，残军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似乎末日已经到来。但为了生存，残军不得不竭尽全力，与缅军拼死一搏。
一阵短暂的间歇后，缅军阵地上又响起了凄厉的冲锋号声。那些骠悍的克钦兵在号声的鼓动之下，如醉如狂地向残军阵地猛扑上来。这一次缅军的攻势比两年前的那一次要强劲百倍，无论攻击的勇气和武器装备的质量都让残军难以承受。从邓克保到达江口的当天下午到第三天中午，缅军的攻击几乎没有停止过。他们轮流休息，每隔两到三个小时，就有一次山崩地裂般的冲锋。可是残军却不能休息，残军布置在阵地前的铁丝网早已被缅军的炮火摧毁，交通壕也多半被夷为平地。残军不得不一边射击一边不停地加固阵地。
第三天下午，缅军105毫米榴弹炮进入阵地，巨炮的炮弹专门打击残军的地堡，一炮打来，山崩地裂，残军阵地上顿时腾起十多米高的火焰。好在缅军的炮手技术并不十分熟练，炮火的准确度不高。邹营长多次发电孟撒总部，请求尽快支援。可是回电仍然只有一条“死守待援！”
邹浩修与邓克保二人都知道，总部暂时还派不出援军，江口这一仗能不能坚持到援军到来，只有看天老爷了。
打退了缅军又一轮进攻之后，邹浩修营长把邓克保和刘占副营长叫到他的地堡里，邹营长悲切地说：
“看来这次我们也许要死在这里了。总部至少在五天之内派不出援军，缅军的攻势如此凶狠，弟兄们死一个少一个，弹药打一枪就少一枪，我们必须做出最坏的打算。”
邹浩修营长对邓克保和刘占说：“你们两个一个去九号地堡；一个去十六号地堡，我们三个要尽量离得远一些，以免整个部队失去指挥。”
邹浩修营长接着说：
“我们三个的妻子儿女都在孟撒，一旦江口失守，孟撒也许不保，想那些缅甸克钦族士兵会是怎么对付她们呢？”
说到这里，三人沉默不语。但看得出来，这句话使这三个人更加坚定了要守住江口的决心。
缅军的冲锋虽然凶猛，但却毫无章法，也不知道利用地形，只知道一味猛冲，在残军准确的射击之下，缅军一批批倒下。而且缅军的炮火也不知道与进攻部队进行配合。步兵在进攻，炮火却仍然在狂轰乱炸，有些炮弹竟然落到冲锋的缅军队伍里。但是缅军究竟人数众多，火力强大，残军渐渐感到支持不住。
进攻战持续了四天，可江口仍然没有攻下来。缅甸总理吴努很想与国防部长兼缅军总参谋长吴奈温直接商谈一下战局。这天早晨，缅甸首都仰光总理府。总理吴努一大早就起来了，他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思考着应该怎样对那个自命不凡的吴奈温打这个电话。几天来总参谋部送给他的战况报告显示：江口前线的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数百残军据守的阵地一直没有攻下来。大军全部聚集在萨尔温江两岸无事可做。如此延宕下去，一但残军外出的部队赶回来，形势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次如果再被打败，他吴努如何向国人交待？
想到这里，吴努立即走到电话机旁边，给坐镇总参谋部的吴奈温将军打了电话：
“奈温将军，早上好哇！”
自从战役发起以后，吴奈温就发现残军的阻击十分顽强，江口一直没有攻下来。要知道，这是上万政府军对700名残军呀，力量对比差距太大，这个仗怎么打也应该打下来了。可直到今天还是没有传来他想听到的好消息。前线那些饭桶指挥官究竟是怎么指挥的 ！不过骂归骂，他吴奈温也想不出什么好招。时间一天天过去，吴奈温越来越怕总理吴努直接打电话找他。今天这个电话终于还是打来了。吴奈温将军不得不陪着笑脸接听了总理的电话。
“啊，是总理先生吗？您好！有什么分咐？”
“前线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好消息要报告吗？”
“前线情况十分正常，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中国军死伤惨重，敌方阵地也已经残破不堪，估计在两天之内即可攻下江口。”
“两天时间是否太长了点？已经四天了，台湾国民党军其他部队如果赶回来投入支援，局面会怎样呢？这一点将军考虑过吗？”
“。。。。。。”
吴奈温一时语塞，这个因素他不是没考虑过，只是苦于想不出应对之法。
吴努见吴奈温没有回答，意识到情况严重。
“我看是否立即召开一个会议商讨前线战局？”
“好的！我马上安排。”
“地点放在总理府吧。”
吴努讨厌总参谋部那帮人，个个看上去都象统帅千军万马的大人物，可真正上了战场全部都是些酒馕饭袋！他不想把这次作战会议放在总参谋部或是国防部，而是指定在总理府。
吴奈温听到总理想召开讨论战局的会议后如释重负，因为在会议上决定的事不论胜败就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了。
缅甸总理府作战会议的决定是：绕开久攻不下的江口，按原计划全军兵分两路，一路全力拿下残军总部孟撒，另一路北上进攻残军主力一九三师师部孟布。如果完成这两个任务，缅军整个作战计划还是可以全面完成的。吴奈温将军把这个计划变更叫做“蛙跳作战”。这是他根据二战时美军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麦克阿瑟那个“蛙跳作战”的天才方案如法炮制而成的，吴奈温实在想不出别的法办。
变更计划的通知很快到达缅军前线指挥官的手中。
其实这个决定不能说不正确，但任何一个十全十美的作战计划都必须要得到前线指挥官的正确执行，再就是具体作战过程中许多细节的处理要正确无误。还有就是要看整个部队的作战能力和基层指挥官的作战技巧了。遗憾的是，这三个条件缅军都不具备。
缅军四天的猛烈进攻都被残军打退了，江口仍然控制在残军手中。
这天中午以后，邹浩修营长突然发现缅军的进攻势头锐减，不知原因的邹营长急忙派人前去察看。原来缅军已经放弃对江口的进攻。大部队绕过江口，兵分两路，一路往北，向孟布方向，另一路则直接前向残军总部孟撒方向而去。邹营长一看马上明白了缅军的意图，下令全体撤出江口阵地，立即转向江口以东的拉牛山阵地阻击缅军。
缅军前线指挥官的军事素质不高，改变作战意图也不知道隐蔽前进，大队缅军就在大白天行动，把作战意图完全暴露给了残军。
缅军服装整齐，车马隆隆，一路奔孟布，另一路向孟撒的方向挺进。
为了赶在缅军的前面占领拉牛山阵地，残军再次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拉牛山方向急进。
残军部队已经四天没有休息，再加上战火的蒸烤，士兵们个个嘴唇开裂，眼睛布满了血丝。四天战斗下来，衣服已经完全破裂，鞋子几乎全部丢失，赤身裸脚，象残兵败将一样在丛林里拼命地向拉牛山狂奔。
缅军的目标是尽快甩掉这股残军，抢先到达孟撒，捣毁残军孟撒总部；残军的目标是，抢先到达拉牛山预设阵地，阻住缅军对孟撒的进攻。
两支军队在同一个方向平行前进着，这是一场比速度，比耐力，比决心的行军竞赛。
江口距拉牛山只有四十里，残军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强行军救了孟撒总部，同时也救了自己。残军部队刚刚进入阵地，缅军的大队就如潮水般从公路上涌来。残军立即向大路上涌来的缅军大队猛烈射击。
一阵扫射过后，缅军好象被打懵了，他们一下子没有明白过来，不知道残军到底有多少人。
“不是说孟撒总部已经没有力量了吗？怎么又在这儿遇到了强烈阻击呢？”
缅军大队四散逃开，不知所措的缅军暂时没有发动进攻。他们在整顿队伍，过了好一阵子，缅军的进攻又开始了。但残军发现，缅军进攻队伍的前面有十几个被绑着的残军弟兄，原来他们是急行军中由于负伤而掉队的。这些弟兄被缅军用刺刀顶着排成一排，向拉牛山阵地走上来。
“你们开枪吧？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的弟兄，想看看你们是怎么用枪子把你们自己人打死的！”
“邹营长，快救我们啊，我们要回孟撒，我们要回大陆，我们家还有爹娘要照顾啊！”
残军弟兄悲惨的叫喊让邹浩修营长痛苦万分。他站在阵地上一遍又一遍地叫喊着：
“不要开枪，弟兄们！谁都不要开枪，不能把自己的弟兄当靶子打！”
缅军顶着这十几个残军弟兄，缓缓地向山上走来。
刘占副营长愤怒地对邹浩修营长说：“没办法了，只有肉搏！等他们上来，我们就冲出阵地，用刺刀把敌人打下去。”
邹营长没有说话，他从一名士兵手上拿过一枝步枪，轻轻地把刺刀拨出来，在破碎的衣服上擦了几下，眼睛里似乎淌着鲜血。
刘占副营长见邹营长这样，便自动下达了命令：
“全体上刺刀，准备！！”
阵地上静静地，没有枪声，更没有炮声，只有残军弟兄们从喉咙里发出的粗重的喘息之声！
缅军已经推进到距残军战壕只有十米了，敌人恐惧的嘴脸都看得一清二楚，只听邹营长一声大喊：
“杀！”
近700名疲惫不堪的残军跳出战壕，端起刺刀向缅军冲去，只见残军个个衣衫破烂，赤身裸脚，如下山猛虎般冲过来。缅军被残军这突如其来又是居高临下的冲锋吓住了，他们完全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一时不知所措，当被刺倒了几十个人之后才很快反应过来，一场肉搏战在拉牛山上展开，双方士兵没有思想，没有犹豫，更没有顾及刺刀捅进敌人的胸膛后飞溅而出的热血喷射到自己的脸上。每个人都象被围得无法逃生的野兽，只有拼命冲杀。
缅军终于承受不了这种残忍的搏斗，丢下被抓的受伤残军逃下山去。残军胜利了，但伤亡之重令邹浩修营长倒地放声大哭！
拉牛山肉搏战以后，残军有战斗力的士兵只剩下四百余人，但是缅甸军却被这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彻底打怕了，攻势已经明显衰弱下去。残军弟兄一面赶修工事，一面对通向孟撒的各个关口加强防守。第二天缅军的攻势重新展开，四门105毫米大炮炮弹摧枯拉朽般地向残军阵地上砸过来。幸亏山口狭窄，限制了火炮的威力，白天工事被摧毁，夜间又被残军修复。缅军的进攻也被一次次地打下去。
拉牛山久攻不下，缅军指挥官十分焦急，飞机也被调来协助进攻。但缅甸空军飞行员同样技术粗糙，对残军的威胁不大。
时间一天天过去，孟撒的援军始终没有到来。没有粮食，没有医药，负伤的弟兄摆得阵地上四处都是。他们只能躺在担架上对天呼号！邹营长不断守在发报机旁边向总部请援。残军在拉牛山就这样苦苦地又支撑了五天。
1953年3月30日，参谋长杜显信将军亲率援军“保一师”甫景云部一千余人、“反共大学”学生1500余人赶到了拉牛山。邹营长看到杜显信将军后，眼泪夺眶而出。杜显信将军紧握着邹营长的双手：
“难为你们了，没有你们在这里挡住缅军的进攻，总部无疑会被占领。如果那样我们将往何处安身！”
当天晚上，杜显信将军在山头地堡里召开军事会议。
杜显信将军说：“我看缅军攻势已弱，但其兵力仍然十分强大，而且武器装备强我十倍以上，只是苦于无法攻克我拉牛山阵地。现我军必须趁缅军势衰之时给予连续不断的打击，将其彻底打垮，然后才能抽出兵力回救孟布。现在困守孟布的李国辉将军还不知道苦成什么样子。”
杜显信将军顿了一下，接着布置说：
“保一师第一大队大队长高林率保一师担任第一攻击波，这一波攻击必须将缅军阵势打乱；反共大学机炮大队长率反共大学学生担任第二攻击波，此波武器虽差，但人数众多，必须将缅军整个队伍冲散；邹浩修营长率警卫营四百余人把弹药补充一下，担任第三攻击波，此波务必将缅军彻底打垮，会同前两波人员将缅军赶过萨尔温江以西。各部立即准备，明天佛晓听我号令发起进攻！”
保一师的装备还算整齐，可怜那些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学生，几乎十个人才分到一枝步枪，没有枪的人只有拿着竹枪参加战斗。杜显信这位东北籍的军人不愧为战场老手，作战布置井然有序。
这一夜邓克保没有睡觉，他抱着枪靠在一棵大树身上，俯眺万山。弯月如勾，银光似泻，萨尔温江像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在月光的照耀下泛着鳞鳞点点的光亮，一直蜿蜒伸向远方。缅军阵地上寂静无声，他们还不知道残军援兵已到。看来此战缅军失败已成定局。
缅军其实已经尽力了，士兵作战勇敢，而且伤亡不小。只是军官无能，攻击不得法而已。中国有句古语，“将帅无能，累死三军。”眼前的缅军正好应证了这句话。
杜显信将军带来了两门无后座力炮，他正借着月光亲自为火炮标定射击诸元，这位炮兵指挥官出身的将军，必须在第一次开炮就要将缅军的指挥部摧毁！这两门火炮就是缅甸军队的克星！
1953年3月31日凌晨，大雾弥漫，萨尔温江尤如一条混身冒着热气的巨龙在远处喘息。7点20分，天色已明，雾气突然消散，双方阵地都没有任何动静，但残军阵地上的部队已经进入战壕，作好了进攻前的一切准备。
杜显信将军、邹浩修营长、甫景云师长、邓克保、刘占副营长都并排站在战壕里，杜将军看看手腕上的表，稍稍端详了一下山下的动静，然后向他身后的三名号兵猛一挥手，冲锋号顿时响彻拉牛山整个天空。两门火炮立刻打响，缅军的指挥部瞬时被打得火光四射。在连续三次炮击之后，残军士兵们跳出战壕，叫喊着潮水般冲向缅军阵地。被打掉了指挥部的缅军，群龙无首，又被残军的冲锋打得抱头鼠窜，还击是软弱的。六千多人的缅军在残军有力的冲击下迅速向江口方向逃去，四十里长的路上四处丢弃着缅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物品，在抢渡萨尔温江过程中，缅军又损失无数。杜显信将军指挥二千多人的残军队伍重新占领了江口镇。
杜显信将军在江口停住了脚步，稍稍收拾和补充了一下残军的武器装备，留下保一师三百多人守江口和照料伤员，然后立即率部奔向孟布增援。
从江口到孟布有五六天的路程，可杜显信知道，必须用急行军的速度三天赶到孟布。因为如果孟布有失，江口的胜利将变得毫无意义，进攻孟布的是缅军主力，拿下孟布的缅军还是会从孟布向孟撒反攻。已经损失惨重，伤痕累累而且十天没有休息的邹浩修营又踏上了救援孟布的路程。
李国辉在孟布已经坚守了十多天，手下四百人的部队已经剩下不足三百人，但是缅军仍然没有攻破孟布。
缅军人数虽多，武器装备也非常强大，但不知怎么回事，缅军的进攻一直强而不狠，对孟布的包围也是围而不严，而且缅军作战总有个坏习惯，这就是各级军官一直都带着家属。远远看去，缅军阵地上女人、孩子来来往往，没有一点战争气氛，好象太平盛世一样。
赶到孟布的杜显信将军对此情景一直无法理解，怎么缅军不知道军中有女人，士气肯定不会提高。圣女贞德对法国的贡献不止于他持干戈卫社稷，更重要地还有她肃清了法军中携带女人的恶习。她甚至可以用剑背来敲打那些留在军营里的女人，并把她们赶出去。也许正是贞德的这一创举，使法军后来成为席卷欧洲的强大军队。
疲惫不堪的李国辉见到杜显信将军率援军到来，激动地说：
“我盼援军眼睛都望穿了！”
杜显信将军跳入战壕，眼望着对面的缅军阵地，没有对李国辉将军说一句安慰的话，他直接了当地说：
“需要我们怎么做，现在可以发起攻击吗？”
李国辉说：
“不能正面进攻，对面的缅军至少有八九千人之多，而且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印度兵，我们的力量不够，我领你们去抄缅军的后路。只有前后夹击才能打败缅军。”
缅军的进攻凭的是人多势众，但在排兵布阵方面几乎一窍不通。李国辉带领残军千余人很轻松地绕到了缅军后面，缅军竟然毫无察觉。
1953年4月4日清晨，李国辉指挥部队向缅军背后突然发起进攻，正面残军亦展开反攻，缅军腹背受敌，阵形大乱，军中女人孩子四处乱窜，更加使缅甸失去作战信心。经过一小段时间的混乱之后，缅甸依仗人数优势，还是发起了反击，一场混战再次在孟布展开。残军与缅军之间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是实力的较量，同时更是意志的较量。残军没有退路，只有拼死相搏。打败缅军求得生存之地是残军的唯一目的；而缅军则拖儿带女，家室难舍，只要求得生还，今后还会有好日子过。女人再次成了消蚀缅军战斗意志的决定因素。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血肉搏斗，缅军大败，纷纷沿景栋至东枝公路向西逃去。整个萨尔温江大战至此全部结束。经过两年准备的剿灭逃缅国民党残军的作战行动，再次以缅甸政府军失败而告终。
此战残军伤亡惨重，损失超过数百人。从大陆逃出来的残军精华再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七0九团第三营营长陈杰阵亡，保一师第一大队大队长高林阵亡，第七连连长皮文斌重伤，最后还是死在了台湾“荣民总医院”，警卫营副营长刘占负重伤，彭少安连长负重伤，副排长王明俊被打断了脊椎骨，运到台湾以后就永远躺在床上了。这场战争在残军灵魂人物李国辉的心灵深处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也成为他日后坚决撤兵去台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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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筹划武力解放台湾　为何未能实现？ [转帖]

　　　中国大陆基本解放后，毛泽东即开始谋划解决台湾问题。在准备武力解放台湾的同时，也在准备着和平的一手。在朝鲜战争之后，由于美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被向后推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把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向转移到了和平谈判上来，并为此付出了长久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建国前后，毛泽东筹划以武力解放台湾

　　中国共产党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决心和计划，首先是建立在武力解放基础上的。即使在提出和平解放台湾之后，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放的方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设想，解放台湾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迅速组建海军、空军，掌握制海权、制空权；第二步，尽快解放东南沿海各岛，扫清外围，建立攻台前沿阵地；第三步，发起对台全面作战。

　　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秘密来访的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毛泽东说：“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台湾问题，他预见到了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

　　3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华东局管辖范围。毛泽东特别提出还要加上台湾。应党中央的要求，华东局提出了解放台湾后的台湾省政权的组成人员：舒同为中共台湾省委书记，刘格平为省委副书记。当时，台湾解放后的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地委、县委的领导班子都已经组建，并集中进行了有关台湾知识、政策的培训。后来进攻台湾没有实现，这些人员转去开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7月初，毛泽东与朱德讨论了进攻台湾的问题。他们认为：只要苏联援助我们几十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解放军就可以发起进攻台湾的战役。7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致电华东军区的陈毅、粟裕、张爱萍：“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希望你们抓紧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加强海军力量，做到中央一声令下，随时歼灭敌人。”1949年10月金门之战的失败，并没有动摇党中央和毛泽东解放台湾的决心。党中央研究后决定：1950年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解放海南岛、台湾和西藏，肃清境内一切国民党残余力量。随着1950年5月海南岛的解放，人们普遍认为解放台湾已为期不远了。

　　1950年5月17日，第三野战军前委发出了《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点意见》，并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以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投入对台作战准备。在1950年6月上旬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在会上也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具体实施步骤和各项攻台作战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当即决定，解放台湾的战役由粟裕具体负责实施。美国的远东情报处发出哀叹：“台湾将于7月15日以前遭受中共全面攻击，由于政府军队涣散，民心浮动，中共将于发动攻击后数周之内顺利夺占台湾。”

　　但到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到7月中旬，朝鲜战局严重恶化，美军从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遭受严重伤亡，形势急转直下。9月29日，毛泽东在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信中指出：“以后请注意，只说是打台湾和西藏，不说任何时间。”10月2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很快将战火烧至鸭绿江边。严峻的形势，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把解放台湾的时间向后推延。然而此后解放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却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原中联部副部长王力曾回忆说：“毛泽东同我讲过，这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美国人也从台湾撤走了第七舰队，本来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但是我们丧失了时机。我们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还有大军，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备大城市和扫清残敌，所以没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来解放台湾，而是以劣势兵力在金门打了败仗。这样蒋介石在台湾的棋下活了。在大陆，蒋介石输了，我们赢了；在台湾，我们输了，蒋介石赢了。这是一个大的历史错误，是不能挽回的错误。但是我们同蒋介石还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中国要独立，第二中国要统一。这个统一就不能不是长期的了。”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毛泽东认为是该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了。10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说：“朝鲜停战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一下轻了很多……这两年，我们那位在台湾的蒋先生趁我们抗美援朝无暇他顾之际，仗着有‘山姆大叔’撑腰，很是兴风作浪，在那里做反攻大陆的美梦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腾出手来了，我看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台湾的问题了。”毛泽东要求大家“从现在起，就应该就此着手准备，要长治久安，不解放台湾不行”。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电告在日内瓦的周恩来，指出：“为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8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合发表《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祖国大陆掀起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高潮，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决心。

　　中央军委制定了“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作战方案。1954年8月，中央军委批示华东军区，向参战部队下达了准备同国民党军作战的命令，并批准成立了以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浙东前线指挥部。1955年初，华东部队开始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计划。到2月25日，全部解放浙江沿海各岛。尔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部队挥师入闽，与福建部队会合，准备攻打金门、台湾。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断扩大对台问题的干涉，1954年11月2日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参、众两院通过了《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据统计，美国第七舰队在我东南沿海集结了5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妄图干涉我解放台湾。美国的干涉，加剧了解放台湾的难度。

　　50年代中期，毛泽东开始探索

　　1950年初，毛泽东在准备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也在筹划着和平谈判的一手。谁担任去和蒋介石集团接触的任务呢？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把目光盯在了张治中身上。张治中是国民党大员，陆军二级上将，曾任湖南、新疆两省主席，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与蒋介石交往密切。同时，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很密切，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过多次谈判。

　　1950年3月11日，毛泽东给尚在华南的张治中发出了《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给张治中的电报》，希望他“刻意经营，借收成效”。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张治中，让他来北京商谈这一工作。张治中由华南赴京时，毛泽东曾亲自致电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指示其为张治中北上布置沿途护卫任务，可见毛泽东对张治中此行的重视。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暂时终止了与台湾当局的和平谈判。另外，限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将和平方式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方式，真正将和平方式作为重点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

　　进入50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国内各项社会改革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建设已成为整个国家生活中的主要任务，人民需要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来从事经济建设。在台湾，国民党当局于1955年前后完成了“党改”、“土改”工作，岛内政局趋于稳定，民众不希望看到新的战争发生。在国际上，朝鲜停火得以维持，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的协议也已经达成；美国虽与台湾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但并不想过深地卷入与中国的对抗。另一方面，武力解放台湾，面对200多公里的台湾海峡，如果没有强大的海、空军支持是不行的。特别是美国还横在海峡两岸之间干涉中国内政，成为解放台湾最大的阻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将解放台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看待。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从祖国统一的大计着想，毛泽东逐渐考虑在不改变武力攻打台湾及附近岛屿的同时，探求其他解决办法，并由周恩来在外交口寻找机会，争取和平解放的可能。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此项工作。1954年7月，毛泽东致函周恩来，指示加强对台工作，以完成祖国的统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周恩来直接领导对台工作。8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朝鲜南日外相时说：“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总的口号是：解放台湾。但是，这要有步骤地进行，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中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除了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以外，还必须在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同时加紧努力……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侵略集团，最后达到解放台湾。”

　　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对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宣传，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利用参加万隆会议的机会，阐明我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台立场，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事实，支持我们，扩大我国的影响。另外还可以见机寻求与美国直接对话或谈判，以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为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担此重任。行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讨论，商定可在会议期间，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阐述了我们对外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对目前台湾海峡局势的看法，博得了与会各国代表团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许多国家纷纷要求美国政府响应中国政府的建议，尽早就缓和紧张局势，从台湾撤兵等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首次向外界表达了中国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的信息。这一立场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各国代表的普遍赞誉。

　　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是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正式对外宣布和第一个公开提出并阐述，是由周恩来完成的。1955年5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公开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周恩来随即在2月初的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斗争”的口号。

　　1956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和平的解放台湾而奋斗》。4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等政策主张。7月29日，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应采取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1956年夏，一位神秘人物的到来，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浓厚兴趣。他，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文化人士。他早年曾在赣州帮助蒋经国办过《正气日报》，与鲁迅、周作人兄弟交往甚密，与海峡两岸的不少重要人物都有交往。1956年到1959年，曹聚仁多次受邀回大陆采访，毛泽东曾数次接见他，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多次接见他。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陈毅及张治中等先与曹聚仁会谈。1956年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3次接见曹聚仁。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战的胜利，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以周恩来谈话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上，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震动。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推迟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见的时间，专门接见了曹聚仁，并作了长谈。毛泽东与曹聚仁谈到了台湾问题，具体阐述了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针新政策，希望曹聚仁把话传到台湾去。曹聚仁回港后积极给蒋经国写信的事实，也印证了毛泽东和他谈话的意图。但是台湾方面对曹聚仁的来信，没有任何积极答覆。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许孝炎立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详尽报告。蒋介石展开中共中央的信件反覆看了几遍，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1957年初，经过一年的考虑，蒋介石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让他推荐人选。许孝炎考虑再三，提出三个人：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山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蒋介石反覆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宋宜山的哥哥为原国民党被俘将领宋希濂，时在大陆功德监狱服刑。派他回大陆，可以借探亲的名义掩人耳目。1957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周恩来亲自会见了宋宜山，阐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政策：一是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二是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三是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预；四是美军撤离台湾，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9月，刘少奇在“八大”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台湾回归祖国以后，“一切可以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他表示：“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毛泽东还指出：“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就蒋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作了具体的说明。

　　1957年4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时说：“国共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翌日，《人民日报》首次向外公布了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

　　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就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进行阐述，其要点有：一是省亲会友、来去自由。中国政府充分理解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早与家人团聚的心情的愿望，他们可以同在大陆的亲友通信，可以回到大陆省亲会友，各级人民政府保证来去自由并提供各种方便和协助；二是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三是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四是和平解放、互不破坏。

　　毛泽东巧妙利用炮击金门，和蒋介石

　　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解放台湾的步骤上，先要解放金门、马祖，然后再解放台湾。195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战事的发展和美蒋关系的变化，作出了“暂不收复金、马”的重要决策。

　　这一年，蒋介石派兵轰炸我沿海地带，并向美国请求武力帮助，两岸局势顿时紧张起来。面对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7月12日，毛泽东下达了准备炮击金门的命令。8月17日，毛泽东到北戴河亲自指挥炮击金门战事。8月20日，毛泽东下达炮击金门的决定：立即集中力量炮击金门，把它封锁起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8月23日至9月3日，解放军用炮火封锁了金门，拿下金门指日可待。正在此时，毛泽东突然下达命令：前线各部队从9月4日起停止炮击金门3天。这一决定令国内外大为费解。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叶飞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决定不拿下金门，现在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留下一个对话的渠道。”

　　金门炮战爆发伊始，美国态度强硬，声称要介入“台海危机”，但其实际行动只是为国民党向金门运送补给的船队“护航”。为避免卷入中国内战，美舰护航仅到金门3海里以外，空军并不介入。然而，解放军猛烈的炮火使其补给船队屡遭重创，美国“护航”行动连遭失败。美国先是呼吁停火，然后逼迫蒋介石从金、马撤军。美国此举，一是摆脱自己进退维谷的被动局面，二是斩断蒋介石与大陆联系的纽带，以便实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但蒋介石予以坚决抵制，断然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撤退金、马”的建议，美蒋矛盾激化。此时，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美国逼蒋放弃金、马的意图，重新考虑了立即解决金、马问题的利弊。为反对美国分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更符合国共两党“一个中国”的共同利益。于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暂不收复金、马的新决策。

　　8月27日，对毛泽东意图不知情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以前线指挥部的名义连续广播一篇广播稿，提到“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引起了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9月1日，毛泽东从外电中得知这一情况，对总政治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9月3日经他审阅修改后下发，其中提出：“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问题的全部、彻底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这说明毛泽东对台湾问题长久性的充分估计。

　　10月3日、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局势，指出：“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毛泽东最后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这就是著名的“绞索”政策。

　　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以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建议举行和平谈判，和平解决。”毛泽东宣布“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

　　10月1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接见了曹聚仁。毛泽东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毛泽东接着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这一条路，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毛泽东还描述了统一后的台湾状况：“他（按：蒋介石）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周恩来补充说：“美国企图以金门、马祖换台湾、澎湖，我们根本不同他谈。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指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是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毛泽东在这里明确了台湾“高度自治”的权限，即允许保留军队,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权力架构。

　　10月13日，福建前线电台广播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命令》，宣布“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同时指出“这是民族大义”，“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10月25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了《再告台湾同胞书》，揭露美国插手台湾的目的，提醒台湾当局当心美国人的毒计；规劝台湾当局，不可屈服美国人的压力。毛泽东同时宣布“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以利你们长期固守”。这样，对金门“打单不打双”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79年1月1日。

　　毛泽东亲自撰写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3个文告，揭露了美国的侵略行径和阴谋，划清了中美两国之间与国共两党之间的界限，在台、澎、金、马军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加深了美蒋之间的矛盾。通过有条件暂停炮击和无条件隔日炮击的行动，抵制了美国胁迫台湾当局从金、马撤兵，隔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持续两个多月的紧张局势，也开始松弛下来。

　　金门炮战中蒋介石反对把金门、马祖与台湾岛割裂开来，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达到了“共鸣”，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1959年2月初，毛泽东在一次对省市委书记的讲话中谈到了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的情况。他说：“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让他（按：蒋介石）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都毁了自己。”2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按：蒋介石）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敢，我们说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会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的，丢掉他。蒋介石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三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而我们不怕。”毛泽东还说，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着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要挖掉。9月15日，毛泽东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是蒋介石做‘总统’好，还是别人做‘总统’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

　　为了实现提出的“举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在炮击金门的同时采取了另一个行动，请与国共两党高层均有私交的章士钊担负起两岸沟通的责任。在金门炮战硝烟未散尽时，毛泽东嘱托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信，把中共“联蒋抵美”的方针告诉他。章士钊欣然答应。国学功底极好的章士钊在信中说：“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台湾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对这几句尤为欣赏，并亲自将“南天”改为“南云”。

　　1958、1960年，章士钊两次赴港，向台湾当局转达信息。临行之前，毛泽东、周恩来与他进行了谈话，提出了两岸暂不举行正式谈判，但可先做有限接触，如互访、通邮、通航、通商的建议。章士钊到港后，引起了海外媒体的种种猜测，称章士钊是中共的“和谈专使”，拟通过私人关系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和谈条件。但是台湾当局对章士钊此行没有作出任何积极反映。另外，受蒋介石派遣来大陆的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蒋介石并没让他回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让他先写一份书面报告。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共产党和大陆的成就赞扬过多，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从“和平解放”到“和平统一”

　　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原则和政策，开始由“和平解放”转变为“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