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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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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5 10:03:17 | 显示全部楼层


解放西藏 十八军血肉之躯筑成了进藏之路[转帖]


    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1950年的中国,全国上下被解放的喜悦笼罩着,人民积极生产建设,然而此时的祖国西南一隅并不平静——尚未解放的西藏政治形势极为复杂严峻,在英美等国和其他境外势力的唆使煽动下,当时的西藏地方当局分裂分子妄图策划“独立”。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成为摆在新中国面前的最大挑战。1950年1月,毛泽东决定:“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解放并经营西藏。”   

  重担落在了打过淮海战役、当时正在西南驻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十八军身上,1950年3月4日,十八军热血汉子们,在四川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一定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把光明和幸福带进西藏。

  十字镐架架车

  劈山涉水修路

  当十八军迈着坚定的步伐向西南开进时,24岁的刘志均刚结束了一段惊慌逃离的生活。正值壮年的他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被飞机运到云南昆明的第三天,刘志均趁着空当,怀着对家人的思念,朝着北面狂奔。回到四川家乡不久,作为家中的独生子,父母为刘志均找了份稳定的工作,此时正逢十八军行军经过他的家乡,刘志均说,“我想参军,去西藏。”

  两次选择,第一次的逃离是为了家人幸福,第二次主动参加,是为了更多人的幸福,刘志均说,他都选对了。

  1950年的青藏高原现成的公路几乎一片空白,当时部队走的还是千百年来马骡踏出来的茶马古道。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手中连准确的地图都没有,只能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和西藏有关的图书资料。在一本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记要》上,有位探险家这样描述西藏地理:“山有千盘之险,路无百步之平。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状。”

  将路修到拉萨去,十八军为此新组建了支援司令部,战士们领到的武器不是钢枪,而是铁锤,钢钎和十字镐。从康藏线(现在的川藏线)进军西藏的十八军部队的三个师,五十二师、五十三师、五十四师中,绝大部分官兵都在修路。十八军官兵用绳索拴着身子在悬崖峭壁上凿石开路、蹚冰河架桥,在这片亘古荒原及高寒冻土上,沼泽、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发生,据后来测算,几乎每前进一公里都有一名战士倒下,十八军走过了二郎山、雀儿山、色季拉山等14座大山,跨过了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等大江大河。历时一年零九个月的漫长艰难行军,以十八军为主力的解放军各路部队先后进入拉萨。

  “我分进了十八军后方司令部雅甘工程处,每前进10公里,我们留下来修建一个道班房,就像古时的驿站,那时,发到手上的除了枪炮,还有人手一辆的独轮木板车。”刘志均至今还经常梦到独轮板车那特有的吱吱嘎嘎声,“我们四川人喜欢叫它架架车,”架架车成了他们行军最好的“战马”——衣物粮食,施工用具,枪支弹药全靠架架车来驮运。

  每修好一个道班房,两到三名战友作为道班房的联络人留下来,刘志均习惯了离别, “有些战友一辈子留在了当地,结婚生子养老。”

  炮弹壳打铜锅

  二郎山赛“车”

  严格执行党中央不拿藏族群众一针一线,不影响当地百姓生产生活,是十八军行军过程中铁的纪律。补给全从内地运进,在天气合适条件下,后方也会空投补给。

  看着架架车上天天见少的粮食和日常用品,刘志均也精打细算“过日子”。

  “日用品很缺的情况下,我和战友想了个办法,将一个哑弹的弹头卸下来,把弹壳敲成了铜锅,煮饭、烧水,起了很大的作用。”60年过去了,刘志均得来的7枚功勋章都送给了朋友,唯独这个炮弹壳打造的铜锅,他珍藏至今。

  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是十八军漫长行军的支撑力。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哪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冈,羊肠小道哪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那个被它挡,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这一首被十八军传唱的《歌唱二郎山》后来传遍了全国。海拔3437米的二郎山,是进军西藏要翻越的第一座大山,不仅气候变化异常,而且山高坡陡,空气稀薄,原始森林里尽是腐烂枝叶和苔藓,摔跤受伤是常事。当地流传着一句谚语:“车过二郎山,像进鬼门关,侥幸不翻车,也要冻三天。”已是队长的刘志均带领着队伍经过二郎山时,突然兴致来了,向他的战友们扬了扬胳膊,“赛车,敢不敢?”他的提议让战士们重新振奋起来,只见几个年轻人推着架架车从山顶嘎吱嘎吱飞下山。“二郎山是我走过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却是用这样的方式过去的。”

  爱上藏族女翻译

  藏汉结亲传佳话

  “尊重藏族群众的风俗习惯,是行军过程中强调最多的一项,走路不忘保护经幡和玛尼堆,不打渔、不捉麻雀、不砍‘神’树,宁可顶着风雪搭帐篷住野外,也不住寺庙,即便借住藏族百姓民房,也会回赠礼物表示感谢。”刘志均说,严明的纪律让当地藏族群众十分惊奇和欣喜,当地群众拉着牦牛自发组织运输队,帮助十八军翻山越岭。帮助当地群众修房、建水渠,也是刘志均行军任务之一。

  十八军为了更好与藏族群众沟通,十八军成立了藏训班,请了当地僧俗老师为官兵教授藏语,“从最基本的字母开始,嘎喀嘎那,答踏答那……”刘志均的爱情,也是从这里收获的。

  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刘志均爱上了当地的藏族女青年——为十八军做藏语翻译的巴珍,“她是个勤劳、善良的姑娘。”藏汉结亲,算是身肩和平解放西藏,更要建设好西藏双重任务的十八军身上特有的时代烙印,如今,大部分十八军老战士已经作古,但是他们的后代仍然留在青藏高原,继续履行着父辈的职责。

  当刘志均继续踏上行军路时,巴珍毫不犹豫跟上了队伍。

  安家昌都江达

  英雄仍未老

  1950年10月6日,在西藏地方当局拒绝和谈并以武力对抗的形势下,遵照党中央指示,西南军区向十八军下达昌都战役命令,战役于当月24日胜利结束,时任十八军某师师长的吴忠撰文称赞:昌都战役,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西藏谈判代表团最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方针,并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1951年9月9日,十八军先遣部队到达拉萨,并举行了进入拉萨的入城式,受到拉萨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五星红旗终于飘扬在了雪域高原上。1959年,西藏平叛,并开始实行民主改革,施行了千百年的黑暗封建农奴制度宣告结束,西藏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让刘志均彻夜难眠,他也在规划着自己的新生活。作为十八军后勤力量,1952 年,刘志均随部队将道班房修到了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根据安排,他留在了江达县,驻守着道班房。“巴珍作为藏语翻译,本有机会跟部队到拉萨,将来谋份更好职业,但是,她想都没想就留了下来。”刘志均很感谢他的妻子巴珍,选择和他共度艰苦生活。

  此后的10年间,刘志均的三个孩子相继在此地出生,1959年,刘志均从部队退伍转入地方,成了西藏自治区交通厅管辖的公路养护段职工,他的三儿子刘从清回忆起童年生活,依然很感慨:“夏天上山采蘑菇,挖野菜,冬天打柴,现在看来很像是郊游,那时生活艰苦,但全家都过得很快乐,父亲经常说,战斗岁月都挺过来了,和平日子有啥过不去的坎呢?”

  如今,刘志均老人已经84岁高龄,已在拉萨安享晚年,喜欢逛拉萨新城,在繁华街头站一站。他的3个孩子在西藏有了各自的事业,他的孙子也有了学成回西藏工作的决心。

  西藏的第一所学校、第一座电站、第一所医院……到底有多少个“第一”跟十八军有关?又有多少十八军官兵安家西藏,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生,都已无从追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兑现了誓师大会上的庄重诺言。(来源: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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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地图

晚清地图

“海棠”变“雄鸡”:近代中国边界的变迁[转帖]


以前的中国领土形状像是秋海棠,清末到民国,国家贫弱,在丢失东北西北大片领土及外蒙古独立后,现在的版图被称为“雄鸡”


  18世纪中期中国疆域的最终确立

  (一)中国有继承相延2000年的历史疆域

  边界是近代国家概念,是指相关国家通过签立条约、各方会勘确定的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历史疆域是古代国家概念,是指近代前历史上不同时期王朝国家自认的管控范围。

  中国的历史疆域形成于先秦早期国家出现之际,其概念可以从历史演进和逆向推理两个方面来考量。从历史演进讲,中国历史疆域是指历代封建王朝所能管控的范围,同时也包括历史上中国处于割据时期(如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等时期)各割据政权管控范围之和,中国历史疆域的变化是由历代封建王朝所代表的历史上中国的变化而定。从逆向推理讲,是指中国历史疆域确立之后,在统一国度内的中华各民族历史上生息繁衍的区域范围之和,即由中华各民族历史上溯推论而定。历史演进说能更多地展示中国历史疆域发展变化的过程,逆向推理论则往往用于印证边疆地区的历史归属。

  至18世纪中期,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历史疆域最终确立之际,同时也是逆向推理所依据的中国历史疆域确定之时,即国家处于大一统之中,中华各民族活动在国家统一治理的疆域之内,由此又为今天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近代之前,中国的历史疆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分为形成、奠定、发展三个历史阶段,至18世纪中期最终确立。形成期始于早期国家夏朝,统治者所能管控的范围以黄河下游为主,此后逐渐拓展扩大,整个先秦时期都可以视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期。《诗·大雅·江汉》:“式辟四方,彻我疆土”,是中国历史疆域形成时的写照。奠定期始于秦统一中国而止于西汉后期。公元前53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归附于汉朝,中国南北(包括西域)统一,至此,中国历史疆域基本奠定。此后中国历史疆域进入发展期,直到18世纪中期,除元朝统一西藏外,历代王朝的中国历史疆域是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依国势的消长和内部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有伸缩。

  自秦汉统一中国以来至18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已延续了2000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疆域范围及治理方式,都随着国势的消长不断变化。总的来讲,中国内部统一、国势强盛时(如汉、唐、元、清),疆域的范围就大一些,治理的力度也强一些;反之,则疆域有收缩,治理也相对松弛。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中国在历史上所处的特定环境和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周边没有能与中国抗衡的政治力量。这种周边政治格局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即17世纪初俄国越过乌拉尔山进入亚洲之前。此前虽然公元751年唐败于西来的大食,但这对当时的西部疆域并未构成威胁。所以,自秦汉至清初,中国历史疆域的伸缩变化一直是由历史上中国内部的因素主导的。

  对此,可以有一个对比:赫梯王国是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在小亚细亚中部(今属土耳其)的一个古国,赫梯王国遗留下来的楔形文字文书中有1000多份是在不同时期与周边签订的各种类型的条约,其疆域范围基本上是通过条约确立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国家疆域发展的特点。

  (二)沙皇俄国向东方的扩张

  1581年,沙俄殖民军越过乌拉尔山进入亚洲。17世纪初,沙俄在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中,与中国西北边疆的厄鲁特蒙古人发生了接触。此后,双方的关系不断发展。这种关系是多方面的,在政治上,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反殖民、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同相对正常的政治交往并存;在经济上,掠夺与反掠夺同相对正常的经济交流并存。双方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额尔齐斯河流域。

  与此同时,沙俄沿西伯利亚又迅速地向东方实行殖民扩张,至17世纪30年代,其势力抵达亚洲的东端。在短短50年的时间里,沙皇俄国在亚洲殖民扩张的领土面积达1000万平方公里。

  (三)清朝东北边界的确立

  1643年,沙俄以雅库茨克为据点,向中国黑龙江流域扩张,比较集中的有三次:

  1643年-1646年波亚科夫入侵

  1649年-1653年哈巴罗夫入侵

  1653年-1658年斯捷潘诺夫入侵

  在清朝东北边疆军民的反击下(1685年和1686年有两次雅克萨反击战),沙俄的殖民扩张受到遏制。

  在清政府的要求下,中俄于1689年通过谈判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与外国订立的第一个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奇河、外兴安岭至海为界。其中将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作为待议区,条约规定:

  乌第河一段“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

  为了抵制沙俄在北方蒙古地区的扩张,清政府要求与俄国谈判北部边界的划分。经两年谈判,1727年9月1日,中俄签订《不连斯奇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边界条约,由《阿巴哈依图界约》和《恰克图界约》组成。条约划定了自沙宾达巴哈至额尔古纳河上游清朝北部与俄国边界的走向。今天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的边界走向。

  虽然清政府在签订《尼布楚条约》和《不连斯奇条约》时作出了让步,但这两个条约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东北和北部边界。史学界评价这两个条约是平等条约。

  (四)清王朝继承和恢复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疆域

  1683年,清出兵收复台湾,次年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1727年,清在西藏设立“驻扎西藏办事大臣”(简称“驻藏大臣”),对西藏事务实行直接管辖。

  1755年至1757年,清军先后平定准噶尔,统一了西域天山以北地区;1759年又出兵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统一了西域天山以南地区。

  清王朝在入关后经过百余年的努力,至此最终继承和恢复了历史上中国的大一统疆域,其中东北和北方通过与俄国签订条约,正式划定了边界。经过分区测绘,1762年形成了《乾隆内府舆图》,是为清代疆域之依据。

  史学界一般认为,2000多年间,中国历史疆域的管辖范围、治理方式等是不断变化的,但至18世纪中期《乾隆内府舆图》形成,中国的历史疆域最终确立,此时疆域面积约1270万平方公里。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清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仍实行因地制宜和因俗而治的多种体制。主要有:

  六部直辖行省制,延续前朝对云南、广西、台湾的行省体制。

  军政合一的军府制,在新疆、东北、蒙古、西藏等地创建。

  与军府制并行的藩部制,创建或延续的蒙古札萨克制、新疆南部伯克制、西藏拉章制等。

  与边疆行省并行的土司制,延续前朝在云南、广西等省的土司制。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领土的丧失与近代中国边界的第一次变迁

  (一)近代中国割地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次年10月,两国又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英国通过《南京条约》主要想获取的是通商权益:废除公行制度,迫使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并取得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同时强行割占香港岛,作为贸易集散地。英国在《南京条约》所获取的这些通商权益,早在1792年由马嘎尔尼率领的第一个英国使团来京时就提出来了,70年后却利用“炮舰政策”强迫清政府就范。

  (二)沙俄割占东北边疆领土

  与英国不同,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趁火打劫,于1858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1860年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他们的目的是要割占大片的中国领土,把沙俄的统治扩大到尚未建立“牢靠秩序”的全部邻国领土上去(1856年俄外交大臣哥尔查柯夫语)。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东段边界的确立使清东北边疆获得了百余年的相对安宁。然而,沙俄自彼得大帝时起,就坚定地实施“俄国必须占有涅瓦河口、顿河口和黑龙江口”的战略,认为这对“俄国未来的发展异常重要”(18世纪初彼得大帝语)。此时,一些沙俄扩张分子也叫嚣所谓要“收复《尼布楚条约》时割让的全部领土”,极力歪曲《尼布楚条约》的性质,胡说该约是俄国“被迫签定的”,“违反国际公法”;提出要重占黑龙江左岸,或者,“至少也要获得顺黑龙江到堪察加和日本的航行权”。

  沙俄先是要窃取中国内河黑龙江的航行权,遭到清政府的拒绝,继而利用乌第河待议区制造事端。1847年,沙皇委任尼·尼·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开始以强力推进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的计划。及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利用清王朝的衰落,于1854年和1855年两次强行入侵中国内河黑龙江。进而于1856年出兵,以沿江建立堡垒和哨所的形式蚕食黑龙江以北中国领土。

  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天津告急,沙俄利用清王朝的危机局面,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草签了《瑷珲条约》。该条约完全是一纸割地条款,主要内容也只有一项:规定黑龙江以北割予俄国,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对于这一纸割地条款,清政府一直没有批准。

  1860年,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该约又是一纸割地条款,是在确认《瑷珲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割占中国领土的条约。全文虽15款,主要内容仍是割地:规定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割予俄国。与《尼布楚条约》相比,《北京条约》关于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使中国丧失了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由此已经《尼布楚条约》确定的中国东北边界走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三)《勘分西北界约记》改变了中国西部疆域

  16至18世纪中期,厄鲁特蒙古部游牧于中国西部地区。1755年,清中央王朝出兵统一新疆。1757年和1759年又分别平定阿睦尔撒纳和南疆大、小和卓势力的叛乱。至此,清王朝恢复了历史上中国的西北疆域。新疆天山南北,东起哈密、西至巴尔喀什湖,包括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及帕米尔地区均置于清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1762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了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下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分驻新疆各地,管理地方军政事务。

  1822年,沙俄颁布了《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标志着对中亚哈萨克草原兼并的基本完成。随后,俄国势力逼近了中国西北边疆。鸦片战争后,沙俄利用清王朝的虚弱,不断蚕食新疆西部地区。1844年至1847年,俄国军队先后数次侵入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阿拉套山一带,建立了科帕尔堡(今哈萨克斯坦卡帕尔),控制了由俄国谢米巴拉金斯克南下通往新疆喀什尔噶尔和中亚浩罕、塔什干的要冲。1854年,俄国军队又侵入新疆伊犁河中游以南地区,在古尔班阿里玛图建立了维尔内堡(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19世纪40至50年代末不到20年的时间,俄国通过武装入侵、构筑军事堡垒、强行移民等手段,不断入侵和蚕食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中国领土,并企图通过不平等条约,使其占有的中国领土合法化。

  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规定: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自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卓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到浩罕边界为界。这一分界走向实际是以清朝新疆境内的山河、湖泊及常驻卡伦作为划界标志,企图迫使中国对俄割让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领土。

  1862年8月至1864年10月,中俄双方就划分新疆西部边界,在塔城举行多次会谈。至1864年下半年,俄方进一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此时,新疆又爆发反清起义,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摇摇欲坠。10月7日,清政府代表被迫在《堪分西北界约记》上画押。与《乾隆内府舆图》确立的清西北疆域相比,这一不平等条约将北起阿穆哈山,南达葱岭,西自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一线,东临伊犁九城、塔尔巴哈台绥靖城总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领土划入俄境。同时,条约还规定:地面分在何国,其人丁随地归为何国管辖。大批原新疆西部游牧民族和定居人口被强行划归俄属。

  边疆危机与近代中国边界第二次变迁

  (一)藩属国家丧失殃及边疆

  近代周边与清王朝保持着宗藩关系的国家主要有朝鲜、越南、琉球及缅甸等。这种宗藩关系大多是历史的继承,主要形式也是历史上的册封、朝贡(朝鲜一年一贡,越南、琉球二年一贡,缅甸十年一贡),遇藩属国国君即位,清政府派专使持敕书、印信前往册封。这是源自古代属国制度在近代演变而成的一种特殊藩属国家关系。藩属国对宗主国有一定的从属和依附关系,作为宗主国,清王朝对藩属国又具有一定的支配权和保护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得到了包括列强在内的国际上的承认。

  19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列强之间的争夺日趋激烈。在亚洲地区的重要表现是展开了新一轮的殖民地争夺,中国周边为数不多的几个藩属国家成为主要的争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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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十大禁书[转帖]


  《剪燈新话》

  明·正德年间禁 遭禁原因:扭曲的情欲表现

  元末明初的社会大动荡,摧残、扭曲着社会中、下层男女的情欲生活。此书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禁毁小说,除摹书普罗男女的畸变离奇隐秘外,其人鬼相恋,\"交合之事,一如人间\",亦成为遭禁主要原因之一。作者自己都坦陈此书\"近于诲淫,藏之书笥,不欲傅出\"。

  《醋葫芦》

  清·乾嘉年间禁 遭禁原因:婚外性行为集中描写

  通篇皆为男女情事,尤以大量的婚外性关系描写令人啧舌。其间男女道德观念淡薄,无视理法,随意通奸而无羞耻感,反映了当时社会风尚的变迁,人的本能欲望得到重视,对个体生命、感官快乐的追求得到强调,是中国社会早期\"婚外恋\"现象的真切记载。

  《品花宝鉴》

  清·道光年间禁 遭禁原因:同性恋生活揭秘

  中国古代小说中最富盛名的\"同性恋\"之作。所谓\"品花\"之\"花\",实为\"男花\"。书中专写男风盛行的梨园酒楼戏馆生活,大肆宣扬\"同样好色,不必分男女;好女而不好男,是好淫而非好色\"等谬论,不厌其详地揭秘种种歧变性心理,将文人雅士,公子王孙与之间貌似同性相恋,实为同性相奸的丑恶状态栩栩如生地呈于纸上,是晚清中国文人津津乐道的\"必读\"闲书之一。

  《隔簾花影》

  清·康熙、嘉庆年间禁 遭禁原因:比《金瓶梅》更新奇的性模式

  《金瓶梅》三种续书中最受\"好评\"的一种。其露骨的性描写仍一脉传承《金瓶梅》之窠臼,除继续演绎西门庆淫逸故事外,更以几个女子之间的\"女同性恋\"情节为特色,独具阅读价值,书中并穿插金兵入扬州奸淫妇女场面,更犯大禁,作者亦因此于康熙四年被捕入狱,书即诏令焚毁。

  《国色天香》

  明·万历年间禁 遭禁原因:展示各种偷香竊玉手段

  本书以\"乌将军\"、\"毛洞主\"等最具勾构瓦肆特色的语言,专写市俗男女之事,是一部渲泄性、娱乐性很强的艳情小说。女主角或为思春少妇,待字闺秀,或为大家之婢,皆风情万种,可欲可人之尤物,或慕男色,或爱男才,细腻生动,可读性较强。本书作者俨然以无比艳羡的心态觊觎偷香竊玉等艳行,且拒不回避具体性行为过程,甚至屡屡以一男数女聊床作乐为情节高潮,其\"色\"其\"香\",的确使人疑为\"天国\"。

  《飞花艳想》

  清·道光年间禁 遭禁原因:\"女偷男\"的新香艳情节

  本书所写风情,多涉淫荡,属才子佳人小说的\"旁流\"典型。除艳谈性经验及性感受外,还嘉偷窥他人性爱场景。与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男偷女\"定式不同,此书多写\"姐偷郎\"的社会新风,其他有关\"采战之法\",江南选秀女造成民间男女乱配,甚至乱伦的情节,皆触 朝廷忌讳,屡屡遭查禁。

  《空空幻》

  清·道光年间禁 遭禁原因:压抑中的性幻想

  清道光年间著名情爱小说,主要情节由丑陋男子艳羡风情所产生的\"不安分\"的性幻想构成。书中鄙弃世俗情爱价值,大写喜新而不厌旧的花痴型男子走马灯般更换情人,不仅先后与十女发生性爱,且同时以数女为妻妾,日日聊床大战,而女性亦纵情享乐,丫環拉小姐下水,小姐为情郎獵艳,最终姊妹、主僕、母女、闺友網常颠覆秽乱不堪,极逞性想像之奇,令人目瞪口呆。

  《玉楼春》

  清·嘉庆年间禁 遭禁原因:房中术、性虐待情节

  本书为臭名昭著的明清淫书《巫山艳史》的翻版,其刊刻书坊啸花轩为康熙年间专刊淫书的书坊。书中主人公皆不务正业,四处拈花惹草,以道家\"房中术\"折磨摧残青春女性,品行极其恶劣,是封建男性歧视女性、虐待女性的一部活證。 《九尾龟》 清·同治年间禁 遭禁原因:妓院生活 以一晚清书生在新兴城市上海青楼妓馆中的荒唐生活,不厌其详地细述城市环境下男性的嫖妓心理以及花样翻新的变态行为,引起一时轰动,被同好者奉为\"娼家指南\"、\"獵妓经典\",甚至有人持此书按图索骥,一一遍访书中各处\"仙乡艳境\",模仿书中人物作派狎妓取乐,因而遭到严令毁版,自此长期处于地下传抄状态。

  《红楼春梦》

  清·嘉庆年间禁 遭禁原因:格调低下、色情

  本书为《红楼梦》诸多续书中格调最为低下的一种。语言淫秽,情节以《红楼梦》中人物为主,但时有色情场面出现,对于少年男女间两性关系,远较《红楼梦》更为直露,一经刊出,不仅立遭禁毁,即连大批推崇《红楼梦》的文人学士,亦同声讨伐攻讦,成为一时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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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5 10:27:17 | 显示全部楼层


美陆军作战学院揭秘:中国对越还击战和解放军战后大转型[转帖]

  告别政治挂帅-1979自卫反击战与解放军转型
  美国陆军作战学院《以史为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历程》节选
  作者:爱德华·C·奥多德 小约翰·F·科尔贝特
  
  编者按:今年是我国对越自卫还击战爆发30周年,这篇编译的文章可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了解这场战争对解放军发展产生的影响以及审视我军暨此进行的军事变革。
  1979年发生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对解放军在日后30年改革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这一点,美国陆军作战学院在新近出版的《以史为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历程》一书中有所体现,作者爱德华·C·奥多德(Edward C.ODowd)和小约翰·F·科尔贝特(John F。Corbett,JR)通过探讨解放军在这次向越南发起的突击行动中获取的经验,并试图为以下结论找到证据,即1979年中越之战的经验教训决定了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奥多德和科尔贝特不仅分析了解放军广州军区步兵学校1979年编撰的相关报告(即《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干部工作资料汇编》)中总结的中越自卫还击战作战经验,还深刻探讨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9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70年》一书中所总结的经验。上述两份资料充分证明,解放军一直都在认真分析研究这场短暂而血腥的军事行动,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对其正在实施的新军事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奥多德和科尔贝特特别指出,把握中国从中越战争汲取的经验教训的过程,对外界了解中国新军事变革的节奏与方向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本文并不代表译者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材料,仅供读者参考。
  中越战争经验教训
  1979年2月17日凌晨5时,至少30个师的中国军队迅速越过中越边境,与躲藏在防御工事中、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越军展开激烈交战。中国是在越南刻意恶化双边关系、不断边境挑衅后发起进攻的。解放军的任务是通过教训越南,使其收敛扩张势头,客观上支援遭受越南侵略的柬埔寨。中国的作战目标是攻占越南的三个省会:老街、高平和谅山。此外,解放军还对越南沿中越边境一线的大约25个较小市镇实施袭击或佯攻。解放军最终攻占上述三座城市,但越南5个师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也使解放军在人员和物资上付出一定代价。3月5日,中国在解放军攻占谅山后宣布从越南撤军,此后的作战行动又持续了10天,中国最终于3月16日完成了从越南撤军。
  中国从这次历时较短的残酷战争中汲取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广州军区步兵学校的教员和学员从独特视角出发,对1979年的中越战争进行了研究。根据广州军区司令部的命令,该校教员和学员被派至从广西方向对越南进攻的部队中。该校干部和学员随41和42军参与攻克高平的作战行动,并随43和55军参与进攻谅山的作战行动。当时分配至参战部队的该校人员在学校内都曾按照解放军的传统方式接受作战训练,并在这次战争中亲眼目睹了解放军的实际作战情况。因此,他们对作战行动观察的相关记录,在外界理解和掌握解放军对越作战经验教训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该校干部战士随上述4个军参战时所发现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一、进攻越南的部队所采用的步兵基本战术非常单调。虽然步兵部队英勇作战并付出巨大牺牲,但解放军所偏好的大规模步兵进攻在作战中常陷于不利。一位姓韩的学员曾担任代理排长,率部攻击480高地(地点不详),他在遇到上述问题的情况下试图采用新战术予以解决。在攻击该高地的最初行动失利后,他将所指挥的排分成若干作战小组重新实施攻击。在进攻行动中,他命令其中1个作战小组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其他作战小组向敌军开火。他所指挥的部队在损失很小的情况下推进至距越军防御阵地很近的区域。在摧毁越军防御力量的时机成熟时,这支部队在适当的进攻位置已部署较多的攻击力量。由此在发动步兵进攻的关键时刻,通过将大规模冲锋转为小规模火力和机动攻击,有效地改变了作战力量对比的平衡。
  二、解放军炮兵力量未发挥有效作用。一些炮手未掌握测量射击距离和计算射击参数的方法,炮兵无法提供有效的间接射击火力。解放军炮兵只局限于对越军具有明显地形特征目标的攻击或实施大规模的掩护射击,或对较小目标只能实施不太准确的射击。解放军当时显然缺乏一套“呼叫火力支援”的程序。因此,解放军炮兵部队并不比拿破仑时代或美国内战时期的炮兵具有更高的攻击成效。这种状况使步兵学校的两位教员深感吃惊,他们此后为炮兵官兵讲授了射击课程,教他们如何提高火力攻击的精确性。
  三、解放军的野战工程技能较为落后。虽然越军在作战兵力的对比上处于很大的劣势,但他们至少在部分程度上通过构筑坚固掩体并在掩体周围布设地雷等手段,缓解了其在作战兵力上面临的不利形势。在这场战争中,步校学员们发现,解放军战士(至少是43军所属战士)很难探测和清除越军埋设的地雷。当43军所属部队试图夺取627高地(位于谅山以西约5千米)时,两名步校学员发现,与其随行的解放军战士不知道如何探测和清除通往越军阵地道路上的地雷。这两名学员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排除了23颗越军地雷后,解放军部队恢复进攻并成功夺取该高地。在其他一些地区的战场上,步校的教员和学员也帮助进攻部队紧急修筑桥梁以渡过江河。
  四、地面测向是解放军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据步校的报告称,该校1名教员发现,解放军某团因指挥员缺乏地形和识图常识而无法执行所赋予的作战任务。该报告没有明确指出这位教员是如何挽救这一糟糕局面的,即他是教这些指挥员如何识图还是亲自帮助进行测向?但是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很难让人理解的是,一支未掌握测向技能的部队是如何被上级视为已作好了相应的战斗准备?
  五、解放军后勤保障系统也缺乏成效。步校的教员和学员发现,这场战争的艰苦性包括了下述问题,即官兵们在10天左右就会磨穿一双军鞋和穿破一套军装。虽然对于绝大多数拥有作战经验的士兵们而言,这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作战意志,但仍然引起了步校学员的思考。此外,步校起草该报告的人员没有记录一些参战部队缺少食物和饮水的情况,原因是要么步校学员自己忍受住了这种生活不便,要么是有意忽视了该问题。越军在防御解放军进攻行动时,在这方面得到了事先没有预计到的“帮助”。在战争爆发后不到一周同时也是战况最激烈的时刻,解放军部队开始向上级报告缺乏粮食和饮水的情况。隶属于55军的53514部队当时正在攻击谅山附近的一个重要高地,该部队报告称其上级部门已有数天没有提供食物了。另一支也隶属于55军的部队也报告说出现了缺粮缺水的情况。此时,解放军干部表现出了“英雄主义气概”,把剩余的最后一点食物和饮水留给了普通战士和伤员。解放军的后勤保障系统虽然将其保障线延伸至越南境内4~5千米,距离凭祥的列车编组站也仅有30千米,但后勤保障工作显然缺乏成效。虽然上述后勤保障问题发生在谅山战区,但在其他战区(如老街和高平)也存在同样情况。
  步校在其报告中列举了许多已“汲取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对解放军在提高部队战斗力方面应采取的措施捉供了建议。据这份报告称,解放军有必要实施切合作战实际和具有真实性的战术训练;应重视战术和军事课题,因为这些课题是军事战术的基础所在;训练工作必须提高要求和严格实施,并与解放军在作战行动中将面对的地形条件相适合;有必要在训练中使用“实弹”等等。概言之,该校报告的内涵是建议让部队重新回到“以军事为根本”的道路,严格的训练和基本作战技能才是取胜的关键。
  该校提出的解放军在作战表现方面出现的问题,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指明了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规模在1979年中越自卫还击战及1981年邓小平重新主政后不断扩大。鉴于篇幅原因,本文未叙述解放军自1979年的中越战争以来所有方面的发展,而仅对步校上述报告中提出批评的方面进行简要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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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成谜 “成吉思汗陵”10项世界之最[转帖]


  2009年08月14日 09:40新华网
  成吉思汗陵坐落在内蒙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甘德利草原上,距东胜区70公里。 蒙古族盛行“密葬”,所以真正的成吉思汗陵究竟在何处始终是个谜。现今的成吉思汗陵乃是一座衣冠冢,它经过多次迁移,直到1954年才由湟中县的塔尔寺迁回故地伊金霍洛旗,北距包头市185公里,这里绿草如茵,一派草原特有的壮丽景色。成吉思汗是蒙古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在统一蒙古诸部后于1206年被推为大汗,建立了蒙古汗国。他即位后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版图扩展到中亚地区和南俄。1226年率兵南下攻西夏,次年在西夏病死。元朝建立后,成吉思汗被追尊为元太祖。

  成吉思汗是位伟奇性的历史人物,因而他的陵寝对旅游者也有很强的吸引力。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戎马一生,不仅创建了有史以来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还给后世留下无数谜团。尤其是成吉思汗的葬身之处,更是谜中之谜,几百年来人们四处打探一无所获。最近,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在国内媒体出现:日本和蒙古联合考古队宣布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附近发现了成吉思汗的墓地。消息发表后,有关专家学者却对这个消息的可靠程度表示怀疑。

  成吉思汗祭典

  祭成吉思汗陵是蒙古民族最隆重、最庄严的祭祀活动,简称祭成陵。蒙古族祭奠成吉思汗的习俗,最早始于窝阔台时代,到忽必烈时代正式颁发圣旨,规定祭奠成吉思汗先祖的各种祭礼,使之日臻完善。现今鄂尔多斯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祭典,就是沿袭古代传说的祭礼。成吉思汗祭祀一般分平日祭、月祭和季祭,都有固定的日期。专项祭奠一年举行六十多次。祭品齐全,皆供整羊、圣酒和各种奶食品,并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每年阴历3月21日为春祭,祭祀规模最大、最隆重。各盟旗都派代表前往伊金霍洛成陵奉祭。

  成吉思汗之死的推测

  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公元1162年出生于蒙古部乞颜孛儿只斤氏的一个贵族家庭。经过多年征战,铁木真统一了漠北草原各部。公元1206年,他建立大蒙古国,尊号“成吉思汗”,蒙语意为“像大海一样伟大的领袖”。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征讨西夏时死于军中,时年66岁。如今,西方很多崇拜者称其为“全人类的帝王”。

  对于成吉思汗的死因历来说法很多。据《蒙古秘史》记载,在出征西夏前一年,成吉思汗的身体状况已经出现问题。一次打猎时,从马背上摔下受伤,并发起高烧。当时进攻西夏的计划已定,因成吉思汗因身体不适,考虑退兵。但在使臣交涉过程中,西夏将领阿沙敢不出言不逊,致使成吉思汗大怒:“他说如此大话,咱如何可回?虽死呵,也去问他。长生天知者!”于是抱病出征。最终虽然灭亡了西夏,而成吉思汗也死在军营里。有学者据此认为,成吉思汗是病重致死。

  此外,曾经于13世纪40年代出使蒙古的罗马教廷使节普兰诺·加宾尼,在其传世的著作中却说成吉思汗是被雷电击中身亡。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留下的记载中称,成吉思汗是在攻城时中箭而死。最离奇的一个说法见于清朝成书的《蒙古源流》,该书中又说成吉思汗俘虏了美丽的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这位王妃在侍寝时刺伤成吉恩汗,然后投黄河自尽,成吉思汗也因伤重不治而亡。目前,史学界和考古界对于成吉思汗的死因,大多倾向于《蒙古秘史》上的记载。

  陵墓位置推测及探险

  对于成吉思汗墓地的具体位置,多年来大致形成了4种说法:一是位于蒙古国境内的肯特山南、克鲁伦河以北的地方;二是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境内;三是位于新疆北部阿勒泰山;四是位于宁夏境内的六盘山。700多年来,一直没有找到成吉思汗陵的主要原因是元朝皇家实行的是密葬制度,即帝王陵墓的埋葬地点不立标志、不公布、不记录在案。

  在蒙古国肯特山的依据是,有关史料记载,成吉思汗生前某日,曾经在肯特山上的一棵榆树下静坐长思,而后忽然起立,对手下随从说:“我死后就葬在这里。”南宋文人的笔记中也记载,成吉思汗当年在宁夏病逝后,其遗体被运往漠北肯特山下某处,在地表挖深坑密葬。其遗体存放在一个独木棺里。所谓独木棺,是截取大树的一段,将中间掏空做成棺材。独木棺下葬后,墓土回填,然后“万马踏平”。

  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境内的依据将在后文中详细表述。

  在新疆北部阿勒泰山脉所在的清和县三道海附近的依据是有考古专家在该地发现了一座人工改造的大山,推测有可能是成吉思汗的葬身陵墓。佐证之一是马可·波罗在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在把君主的灵柩运往阿勒泰山的途中,护送的人将沿途遇到的所有人作为殉葬者。”

  在宁夏六盘山的依据则是,有记载说,成吉思汗是1227年盛夏,攻打西夏时死于六盘山附近。有考古专家据此认为,按照蒙古族过去的风俗,人去世3天内就应该处理掉,或者天葬,或者土葬,或者火化,为的是怕尸体腐烂,灵魂上不了天堂。因此,成吉思汗去世后就地安葬的可能性很大。

  美国考古败走麦城

  一位蒙古学专家预言,成吉思汗的陵墓里可能埋藏着大量奇珍异宝,里面的工艺品甚至比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还要壮观。这并非危言耸听。成吉思汗的陵墓里可能埋藏着他东征西讨,从20多个王国得来的无价珍宝,这也是吸引考古界多年来前赴后继、苦苦寻觅的原因。

  据国内外多家媒体报道,2000年8月,美国的探险家、亿万富翁穆里·克拉维兹率领他的由科学家、考古教授和翻译组成的考古探险特别小组信心十足地来到乌兰巴托寻找成吉思汗陵墓。克拉维兹的计划起先遇到蒙古政府的抵制,后来他几乎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在蒙古生活了6年,才说服了蒙古政府并吸引了两位著名的当地历史学教授加入探险。

  2001年8月16日,克拉维兹的考古队在乌兰巴托东北300多公里处的森林中发现了一个城墙环绕的墓地,里面包括几十座没有打开过的陵墓。探险队由此向外界宣布“找到了成吉思汗的陵墓”,但后来被证明是匈奴墓。

  2002年4月,这个考古队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东北322公里处的肯特省巴士利特镇(音译)发现了一个由城墙环绕的墓地,里面至少包括30座没有打开过的陵墓。这个古墓被称为“非常可能是成吉思汗的陵墓”。然而,4个月后,考古队突然放弃挖掘行动并撤出蒙古。有传言说,在考察过程中,美国考古队的一些工作人员被陵墓墙壁中忽然涌出的许多毒蛇咬伤,并且他们停放在山边的车辆也无缘无故地从山坡上滑落,所以考古队决定放弃挖掘。

  因此有传言说是成吉思汗显灵了。不过,真实情况据说是考古队受到了蒙古政府和民间的阻止。因为按照蒙古的传统观念,挖掘土地会带来坏运气,而触动祖先的坟墓会毁灭他的灵魂。所以,当蒙古国民众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强烈反对挖掘,蒙古国政府也勒令考古队停止挖掘并撤出那个地区。因此,主要投资者克拉维兹不得不宣布停止考察活动。

  日蒙联合考古队语出惊人

  2004年10月6日,英国《泰晤士报》突然报道称,一支分别来自日本和蒙古的联合考古队日前宣布他们找到了可能打开成吉思汗陵墓之谜的“钥匙”——成吉思汗的灵庙。如果灵庙身份得到确证,那么将会在灵庙方圆12公里范围内锁定成吉思汗的陵墓。

  该报道称,10月4日,日蒙联合考古队在位于距离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约150英里的阿夫拉加市达尔根哈安村附近,发现一座建在四角形基座上的13到15世纪的灵庙遗址。在灵庙的下方是一座几乎已成废墟的石头平台,在石头平台的下方藏有许多坑洞,里面埋葬着许多战马的骨灰和遗骨。从战马遗骸的数目之众来看,这座陵墓的主人显然地位非同寻常。在25米方形的基坛上还发现了作为灵庙遗存的基石和柱穴,因为没有发现瓦和砖,所以推测土面所建应该是帐篷。

  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个石头平台应该就是陵墓的原始地基。在灵庙内,还发现从上面看为“凸”形的、高约40厘米的石壁,上面有烧火的痕迹。基坛的周围发现了埋灰和马骨的坑,认为这是为祭祀成吉思汗而烧马等“烧饭”仪式的证据,这与中国史书的记载一致。另外,在灵庙的南侧,出土了刻有作为皇帝象征的龙的纹样的香炉,这则与14世纪波斯历史书的记载相一致。

  考古发掘队的负责人之一、日本新泻大学的白石典之助教授介绍称,距这个陵墓7英里之内密布着各个时代的蒙古首领陵墓。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应当便是传说已久的成吉思汗陵墓。

  两专家质疑

  对于日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的惊人发现,内蒙古社科院的研究员潘照东和电视剧《成吉思汗》的编剧朱耀廷均提出质疑。

  潘照东认为,发现成吉思汗墓必须具备几个条件。首先要有棺椁;其次要有物证,像成吉思汗生前用过的东西;再次还要有确切的文字记载,比如石刻石碑之类的记载。否则,就无法证明是成吉思汗墓。

  潘照东说,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鄂托克旗发现的阿尔寨石窟附近可能是成吉思汗真正的墓地。此处离鄂尔多斯市境内的成吉思汗陵不足200公里,地貌、地名等特征与《蒙古秘史》、《史集》、《蒙兀儿史记》等史料中有关成吉思汗葬地的描述极其吻合。在阿尔寨山的第28号石窟中,有一幅壁画与成吉思汗的安葬关系密切。潘照东认为,这幅壁画应该是《成吉思汗安葬图》。这里曾是成吉思汗的大后方,驻扎了重兵而且距离六盘山的距离在3天之内完全可以到达。

  朱耀廷认为,仅仅依据日蒙联合考古队目前发现的情况,还不足以说明就是成吉思汗墓。据史料记载,当时独木棺是把橡木中间剖开,然后为了防止木材腐烂解体,用3到4根金箍箍上。如果发现成吉思汗墓地,必须要找到这3根金箍。因为金子是永远不会腐烂的。还应该有大量的随葬品,据记载,成吉思汗随葬的除了武器和弓箭,还应有战马和宫女,至于金银财宝,很多人有不同看法,但是起码随葬的东西应该有。

  陵墓位置的定音之论

  众所周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境内,有一座规模宏伟的成吉思汗陵。陵内后殿蒙古包式的黄色绸帐内,供奉着成吉思汗和夫人勃尔贴兀真的灵柩。在它两侧的黄色绸帐里,安放着成吉思汗王夫人呼伦和三夫人伊绪的灵柩以及成吉思汗两个胞弟别力吉台和哈撒尔的灵柩。东殿内安放的是成吉思汗四子托雷及夫人的灵柩。西殿供奉的是象征成吉思汗九员大将的九支苏力定,还陈列着成吉思汗征战时用过的战刀的马鞭等物。每年农历的三月甘一日,五月十五日、九月十二日和十月初三日,成吉思汗的后裔达尔扈特蒙古人都要在此举行盛大的祭奠活动,场面宏大,十分壮观。可是对于这座成吉思汗陵,历来有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这只是成吉思汗的衣冠家。

  2004年9月17日,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举行的“鄂尔多斯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区内外的专家学者和世代守陵的达尔扈特蒙古人指出,成吉思汗的葬地虽然没有地下考古的准确印证,但是作为国家意志和民族公祭的成吉思汗衣冠家“八白宫”(亦称“八白室”),就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作为世界上以守护成吉思汗陵寝为唯一职责的世袭的守陵人达尔扈特蒙古人一直实行着最完备、最权威、最具蒙元特色的祭祀制度。

  与会专家认为,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即把鄂尔多斯地区划入中央直辖的中枢省,允许汉译为“大汗、帝王陵寝”的“伊金霍洛”之地名,未定在肯特山而定在鄂尔多斯安放“八白宫”的地方,绝对不会随意,也不许随意。此外,忽必烈法定的成吉思汗四大祭典最大的一次“查干苏日克祭典”就在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举行。700多年来,蒙古族一直把这个传统的祭奠活动坚持下来。

  这次研讨会上,专家们还出示了成吉思汗“天葬”后衣冠放置银箱人“八白室”的目击者记载:“成吉思汗灵榇与大汗皇后灵棺皆以长方形银棺装置,外加铜锁锁着。”“1956年新建的成吉思汗陵园落成后,曾将大汗的银棺开过一次……七层棺都开了,只见第七层棺内放着一个用香牛皮枕头裹着一幅成吉思汗全家的画像。皮枕内装有何物,因未打开过,至今仍是一个谜。”

  据当地达尔扈特的负责人称:“多年相传(皮枕内)是大汗的衣物包着大汗的一块骨头。”

  内蒙古文联原主席、《鄂尔多斯风暴》电影编剧,著名的蒙古族近代史学者云照光说,成吉思汗逝世时,正值盛夏,为保护遗体,不会用3个月或半年的时间远路转运遗体,只会在距六盘山和黄河较近的鄂尔多斯风水宝地安葬。

  写于1939年、现存于美国亚洲研究中心的《伊克昭盟志》披漏了鲜为人知的元代将领突拔都随征记内容,居然证明了云先生的观点。此存于铁质小柜的残缺纸书译成汉文,说“大汗出征突薨,因大汗××××议举天葬。”“丞相奉汗衣冠宝剑,董沐置七宝箱内(即银棺)内,使神驼载运拟葬××××。行大漠四十七日……,又行××日至平漠洼地,驼立不行,臣民牵挽亦不动。群相默祷,宝剑突飞去,衣冠放异彩。臣民以主喜悦,为营葬于洼地高原(即令伊金霍洛),设戍守护……四出觅宝剑,至百里外草地上寻获,就其地为置宝库(即今苏勒定霍洛)四时享祭。”

  蒙古贵族的密葬习俗

  传说,成吉思汗下葬时,为保密起见,曾经以上万匹战马在下葬处踏实土地,并以一棵独立的树作为墓碑。为了便于日后能够找到墓地,在成吉思汗的下葬处,当着一峰母骆驼的面,杀死其亲生的一峰小骆驼,将鲜血洒于墓地之上。等到第二年春天绿草发芽后,墓地已经与其他地方无任何异样。在这种情况下,后人在祭祀成吉思汗时,便牵着那峰母骆驼前往。母骆驼来到墓地后便会因想起被杀的小骆驼而哀鸣不已。祭祀者便在母骆驼哀鸣处进行隆重的祭奠。可是,等到那峰母骆驼死后,就再也没人能够找到成吉思汗的墓葬了。

  据《蒙古秘史》记载,蒙古皇族下葬后,先用几百匹战马将墓上的地表踏平,再在上面种草植树,而后派人长期守陵,一直到地表不露任何痕迹方可离开,知情者则会遭到杀戮。由此可见,这种传说显然不是空穴来风。潘照东指出,从六盘山到日蒙联合考古队发现墓地的这个地点,路程相当遥远,盛夏季节,几千里路,要保证遗体不腐烂,同时过山涉水,还要穿过沙漠,这些问题3天之内很难解决。

  潘照东说,按照记载,成吉思汗去世时,拿白色公驼的顶鬃,放在成吉思汗的嘴上和鼻子上,如果不喘气了,说明灵魂已经附着在这片白色驼毛卜,这时遗体就可以处理掉,而把这团驼毛保存在衣冠家里。据潘照东介绍,上世纪50年代成陵落成时,曾经打开过银棺,发现了这团驼毛。

  成吉思汗陵最终揭秘

  成吉思汗的第34代嫡孙、中国最后一位蒙古王爷奇忠义先生近日向记者介绍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揭开了成吉思汗陵神秘面纱的一角。

  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一直受到海内外的关注,这里每年都要举办大祭仪式,蒙古族人视其为圣地,不过,也有人认为这里只是成吉思汗的衣冠冢。

  今年78岁的奇忠义老人,曾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副盟长,几年前从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职务上退休。在呼和浩特市的家中,老人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外人不知道,位于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很重要,并不仅仅是先祖成吉思汗的衣冠冢。成吉思汗的灵棺中有很多秘密,但是不能说。记得1954年大祭灵时,曾开过棺,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亲眼看过。里面确实有部分人骨。”记者还参观了奇忠义家中珍藏的一幅成吉思汗全家人画像,画中共12人,成吉思汗的像与现在流传在世的形象不同。奇忠义说画像是从成吉思汗的灵柩中取出的。

  “从蒙古人的习俗和过去信奉的萨满教讲,祭奠先人主要是祭灵魂,不是祭尸骨。按照蒙古民族的习惯,人将死时,他的最后一口气——灵魂将离开人体而依附到附近的驼毛上。根据史料记载,吸收成吉思汗先祖最后一口气——也就是灵魂的驼毛,几百年来就收藏于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奇忠义说。

  奇忠义老人认为,“成吉思汗死于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六盘山,当时是夏季,气候炎热,遗体不可能运出很远,秘葬在鄂尔多斯境内的可能性很大。”他还告诉记者一个流传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美丽的传说: 当年,成吉思汗率领军队西征西夏时,路经鄂尔多斯草原的包尔陶勒盖,目睹这里水草丰美、花鹿出没的美景,十分陶醉,留恋之际失手将马鞭掉在地上,随从要拾马鞭时,被成吉思汗制止。大汗有感而发,吟诗一首:“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并对左右说:“我死后可葬此地。”成吉思汗在六盘山逝世后,属下准备将他的灵柩运回故地安葬,但灵车路过鄂尔多斯草原时,车轮突然深陷地里,人架马拉也纹丝不动。这时,大家想起了成吉思汗生前的话,于是,就地将成吉思汗安葬在了鄂尔多斯草原上,并留下500户“达尔扈特”人守护。

  日本侵略中国时,为保护成吉思汗陵寝,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把成吉思汗灵柩先后迁移到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1954年4月1日,新中国的中央政府将成吉思汗的灵柩移回鄂尔多斯,在伊金霍洛旗重新修建了陵园,并将散落在各地的成吉思汗遗物逐步集中到了成吉思汗陵。现在,成吉思汗陵还分别供放着成吉思汗的夫人、胞弟以及成吉思汗第四子拖中国古代十大名剑

  “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永远是蒙古民族的圣地。”奇忠义老人说。

  而成吉思汗陵也创造了10个世界之最:

  1、成吉思汗陵旅游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蒙古历史文化旅游景区。

  2、天骄大营中的“天下第一包”是世界上最大的蒙古包。

  3、气壮山河是世界上最具蒙古特色的“山”字型门景。

  4、铁马金帐是世界上唯一再现成吉思汗铁骑的大型军阵。

  5、亚欧版图是世界上最大的展示蒙古帝国横跨亚欧的疆域图。

  6、蒙古历史文化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收藏、展示、研究蒙古历史文化的博物馆。

  7、长达206米的《蒙古历史长卷》油画是世界上最长的油画。

  8、蒙古历史文化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以蒙古文字(汗)为造型的建筑。

  9、达尔扈特人是世界上唯一近八百年来世代祭祀成吉思汗的守陵人。

  10、成吉思汗陵是世界上唯一保留祭祀文化最完整的成吉思汗祭祀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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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5 10:32:25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国56个民族是如何确认的[转帖]


  我国有56个民族已经广为人知。但在1953年,新中国开展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余种。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三。一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迁徙与融合,使各民族既相对聚居又交错杂居,民族成分和称谓纷繁多样。二是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各民族的不同自称和他称交织在一
起。三是新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许多原来不敢公开民族成分的少数民族纷纷上报自己的族称。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识别是以经典民族理论为指导的。这一理论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民族识别主要依据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来开展。

  民族特征是识别民族的基本依据。我们灵活地运用关于民族的上述四个特征,对民族分布地域、族称、历史渊源、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及心理素质等进行全面分析考察,谨慎地确定每一个群体的族属和族称。比如生活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处的土家族,在外界看来与苗族或汉族没什么区别,后来经中央组织专家学者调查,最终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

  我国在民族识别中尊重民族意愿,坚持“名从主人”的原则,许多原来带有歧视性的民族称谓得到改变,如将“归化族”改为“俄罗斯族”,“崩龙族”改为“德昂族”,“毛难族”改为“毛南族”;原来的“猺族”改称“傜族”,经民族识别后改称“瑶族”。

  (《新华每日电讯》7.30 伍晓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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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5 10:33:48 | 显示全部楼层

风雅流播海天东[转帖]


  在日本流传至今最古的文章,即《宋书·蛮夷传》所载倭王武(即雄略天皇)致刘宋顺帝的表中,已经出现引用《诗经》的诗句。可以说《诗经》是最早传入日本的典籍之一,它在东瀛传播与接受研究的历史超过了一千五百年。
  那么,这一千多年中,日本学人是用什么本子来研读《诗经》的?他们从《诗经》中读出了什么?读完
以后,他们又做了什么?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对日本文学、日本文化起过什么作用吗?20多年来,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日本诗经学史》就是根据我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所作的札记写成的。

  一千多年的漫长时间中,日本读诵过《诗经》的学人可谓不计其数,然而,那些在诗经学史上留下姓名的人,据不完全统计也就不过百人。日本上代(古代)、中古、中世时代的诗经学,是靠世袭的儒者父传子(或养子)、子传孙这样的“单传”延续下来的,到了江户时代,寺子屋、学塾等民间儒学也发挥了传播诗经学的作用,直到近现代《诗经》才进入面向公众的现代学术的殿堂。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学人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产生于与中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也就形成了诸多特色。

  日本学界,不仅在《诗经》中找到了阅读的乐趣,有的还重新发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在“脱亚如欧”狂潮汹涌的时代,竹添光鸿闭门完成了旧经学的集大成之作《毛诗会笺》;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目加田诚感到“自己什么也做不成”,把研读《诗经》作为“最愿意做的事情”,写出了研究《诗经》的专著;在举国为好车好房而不分早晚地赚钱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境武男在远离东京的秋田县办起了《诗经学》杂志,独自撰稿,亲自编辑,坚持了七年之久。与此同时,白川静则在京都立命馆大学刻板油印了自己的《诗经》专著,在因受到学潮冲击大学停课的条件下,他研究室的灯光仍然亮到深夜……

  在我撰写《日本诗经学史》的时候,不能不把目光集中到这些因《诗经》而生活焕发活力的人们身上。

他们读了什么

  今天研究《诗经》学史,保存在日本的《诗经》文献是首先必须搞清楚的题目。直到日本室町时期,日本汉籍古写本的主流都是唐代乃至秉其遗风本子的系统。就《诗经》来说,就是唐代的《毛诗郑笺》和《毛诗正义》。唐人书写的旧抄本为数很少,犹如凤毛麟角。奈良、平安、镰仓、室町时期转写的一些写本则依稀可窥唐写本之片影残形,有些本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借以弥补当今我国散佚不存的本子的缺憾,或者在某方面可以提供推想唐本原貌的信息。

  在我国,《毛诗正义》被用于科举后,其余六朝至唐代的《毛诗》研究的写本更因无人问津而湮没。除了唐石经以外,只有敦煌和日本所藏《诗经》写本躲过了历史尘世的风火,向我们传达着那荒远时代学人吟味古雅诗篇的叹息和思绪。

他们是怎么读的

  尚无自己文字的日本人,面对中国的浩瀚典籍,犹如平地望高山;但是,他们怀抱一步登峰的勇气,试图最快接近顶峰。阅读经籍最快捷的办法是直接阅读,即不改变原文的现状,绕开全文翻译的曲径。日本人阅读经籍,不仅要解决扩充语汇的问题,而且必须突破文法语序的屏障和困扰。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寻找到了一套化解矛盾的办法,就是保留汉语言词汇而套用本国语言的独特手法,这便是所谓训读,而在书本上用各种符号将训读方法标注出来,这也称为训点。

  今存日藏《诗经》古写本以及传到日本的宋元印本,大都附有训点,其中最珍贵的是奈良平安时代以来博士家代代相传的所谓“家点”。训点从日语来说是当时口头语、书面语的应用文,不仅是当时讲学活动的结晶,而且也是考察古代语言文化最基本的材料之一。这些训点,包括受到中国影响而在文字四角标注四声的做法,与敦煌写本如出一辙,其研究价值正有待开掘。

  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虽然热心从日本寻找中国散佚典籍,但是对于那些附在正文周围的假名和各种符号,一律采取无视的态度,理由是那些是日本人的事,与中国人无关。历来翻刻或影印的日本典籍多将标注芟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本子,实际上已非原貌,而其学术价值也就打了折扣。一方面,这样做法依然是从纯国学的立场来看待域外汉籍,虽然从保存资料的角度把视野外扩展到了域外,但从观念上还没有达到一国之精神遗产可以为他国所再创造再发现的高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于那些校注、标抹、句读等,还没有来得及认真研究。其实那些训点本身是一门从属于日本古代语言文字学的学问,不是一下子就能摸透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跨文化的立场,来对日藏《诗经》写本来展开研究,这是因为日本人对《诗经》写本的解读,本身便是一种国际文化现象。

他们读出了什么

  创立古学派的伊藤仁斋(1627-1705)与创立古文辞派的荻生徂徕(1666-1728)都是《诗经》热忱的研究者,同时又是积极提倡切实把《诗经》当作诗歌来读的学者,他们对于诗歌本质及功效的认识,虽不能说已经彻底冲决了道学家诗论的藩篱,但与朱子学派已大相径庭。他们不再大谈“诗言志”之类的老话,而是摘出《庄子》里面“诗以道人情”一语来概括三百篇的主旨。伊藤仁斋多次提到《诗经》,为他提倡唐诗,标举意兴,扬俗抑雅的主张作证据,这与后来读本作家曲亭马琴不赞成用雅文作小说,而强调不用俗语便不能曲尽人情,在精神上完全一致。

  白川静对《诗经》研究中的历史学方法与民俗学方法作了深入的研讨,把它们看作必要的补助科学,认为这种研究至今都没有达到期待的状态,即西周、春秋期的社会史的研究自不必说,就是所传历史事实本身也仍然有许多没有充分整理,而有关中国古代生活习俗的民俗学研究几乎处于不足为据的状态。这方面的研究或许要在就诗的构思、表达的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上,以诗篇作为中心的资料来考虑完成其体系,而这种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诗篇作为文学来理解。

  在《诗经》精神的感召下,日本学人把《诗经》的诗句编成诗谜,改写为和歌、俳句,甚至剧本,这些都是我关注的“读了《诗经》以后做了什么”的意思。

他们为什么这样读

  日本学人面对从中国传入的《诗经》文本,一方面竭力按照中国学者的阐释去接近诗人的本意,一方面又在以自己的方式去阅读文本,从自己的角度质询文本,并以自己的方式通过诗篇提出问题来发现与自己有关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讲,一部日本诗经学史,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日本人用自己的文化来解读《诗经》的历史。

  外来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共存和互动,贯穿了依照文献撰写的日本文化史。《诗经》作为中国文化经典的一部分,对于古代日本学人来说,既是文化道德的教材,又是学诗习文的范本。

  在诗歌领域,从奈良平安时代以来,就形成了汉诗和歌各擅其场的格局。汉诗庄而和歌艳,世俗恋情更多以和歌来表现,因而后世强调日本文化特殊性的学者,多把对恋情的肯定看作和歌的亮点。以此为要点,他们或者以《国风》的情诗为据,突出恋歌的普世意义,或者以朱熹等人的“淫诗”说为反衬,来张扬日本文化的特质和优越性。

  中世纪的市井俗谣也可以从三百篇中有里巷讴谣的说法中找到现实意义,编出《闲吟集》这样的集子,以充当“拟似《诗经》”。江户时代汉学向民间扩散,而中期以降町人对金钱和一时享乐的渴望,构成市井文学的主潮,尽管幕府将朱子学尊为官方学术,也无法阻止文艺上对浮世荣华的讴歌和世道虚无的慨叹。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关于“淫诗”的说教和劝善惩恶的戒律被放在了一边。伊藤仁斋等人倡导的“诗主情性说”,太宰春台等人对劝善惩恶诗说的抨击,都不能不从町人世界观、价值观的蔓延来解释。连嫖客与妓女打情骂俏的色情诗吟,都可以借用传统模式,编成《唐训诂江户风》这样的戏作,那些关于后妃和贞操的说解,就不仅被看成是一种过度阐释,而且完全成了无益的废话。这种荒唐现象的出现不妨看作日本町人文化对经学的嘲讽。

  近代日本学术中的国粹主义继承了本居宣长以来的暗中间有从儒学中吸取而公开对儒教大加排斥的传统,在方法上全面向西方学术靠拢。葛兰言的《诗经》研究著述被译成日语以后,与折口信夫等人的日本民俗学结合起来,形成了文化人类学《诗经》阐释的一派。他们把《诗经》看成宗教诗,用于祭礼、祭祀仪式的诗篇,从人与神的关系来解读“兴”的形成和本质。

  在百余年中日文化关系之中,有相当长的时间,两国学界处于不能正常交流的局面,当两国学者努力携起手来的时候,也还需要加深了解。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认识日本学人在不同语境中研读《诗经》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充分理解日本《诗经》学发展的语境,才会摆脱单纯“借鉴”的思路,给异国的学术成果给予恰当、合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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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5 10:35:55 | 显示全部楼层


“国舅”宋子文[转帖]


    作者:徐平 主编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由于宋子文有三个非同一般的姐妹,他就成了孙中山、孔祥熙的小舅子和蒋介石的

  大舅子。否则,他不可能成为四大家族之一的代表。

  宋子文,历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外交部长、广东省政府主席,长期控制财权,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与蒋介石、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合称“四大家族”。

  宋子文祖籍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县),1894 年12 月4 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于上海。父亲宋嘉树(耀如)是个牧师。

  宋家姐弟六人,从长至幼依次为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子文是长子。宋子文早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预备班、大学班学习,1912 年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研修经济,1915 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继往纽约国际银行工作并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17 年回国,受聘为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秘书,旋调汉阳总公司会计处任科长,不久辞职,转任联华银行总经理,并创办大洲实业公司。

  1923 年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时,经宋庆龄的举荐,正处于事业低潮期的宋子文投奔孙中山,担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秘书,从此开始走上为官从政之路。在广州政府,宋子文的出色理财能力有了充分施展的天地,而他也得到了孙中山的重用,奉命领导筹建中央银行。1924 年8 月,宋担任中央银行成立后的首任行长。

  1925 年9 月22 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还保留中央银行行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和商务厅长的职务。此后,他开始主持实施统一广东财政并整顿财政机构和组织的工作。宋子文在主持广东国民政府财政工作期间,在理财方面获得显著成效,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以后的北伐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证。对此,广东国民政府曾在1925 年底为宋子文颁发嘉奖令:“该部长任事未及三月,收入较前锐增,东南两路用兵,军费赖以接济,自非整理得宜,成效曷克臻此。”

  1926 年1 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中央二届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中央党部商业部长。

  1927 年4 月12 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对立,宋子文曾一度与二姐宋庆龄合作,代表武汉政府,与蒋介石另立的南京政权进行过短暂的对抗与斗争。7 月15 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宋子文参与促使蒋汪合流的活动。1928 年1 月,宋子文最终投靠蒋介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由于连年用兵,军费支出不断增加。为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宋子文于1928 年6 月邀集银行界、实业界的首要人物与经济专家60 多人在上海举行全国经济会议,提出裁兵减费,确立预算制,建立中央银行,废除厘金等主张。

  为统一全国财政,宋子文于同年7 月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提出财政统一应包括规章、行政、用人、收支四个方面,推行统一的方法,主要是:“1.凡关于国税范围内之财政规章及用人行政,概归财政部核定处理;其各省之中央税收,未遵本部规章办理者,应一律遵办;至各省任命中央征收人员有成绩者,均由部加委,以后归本部任免考核。2.中央税收,一律径解本部金库,支出一律由本部支付,命令饬金库照发。”

  7 月25 日,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首次同外国达成的关税新约。从1928 年11 月至1930 年5 月,宋子文又先后同德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国缔结“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这些国家表面上承认中国有关税自主权,但却都保留有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条文。

  与此同时,宋子文对税收政策进行了改革,将盐务稽核所纳入财政部,提出统一收入、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销运等四点改革盐税建议。在整理国内税务上,他首先对卷烟、面粉征收统税,同时开征棉纱、火柴、水泥统税,以后又扩大到其他工业品,从而确立了关税、盐税、统税占主要地位的税收制度。

  1928 年10 月,宋子文主持制订《中央银行条例》。11 月1 日,新的中央银行总行在上海设立,宋子文自任总裁。中央银行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享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募集或经理国内外公债等特权。

  1928 年秋天,宋子文和张乐怡喜结良缘。从此,宋子文正式成为庐山建筑业老板的乘龙快婿。张乐怡与宋子文结婚后成为宋家掌门人,为宋家奉献终身。婚后,宋子文每年都偕同张乐怡回到庐山张谋之家探亲,拜会岳父岳母。

  1929 年3 月,宋子文在国民党三大上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0 年1 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着手币制改革,组建税警团。

  1929 年8 月1 日,国民党军政要员在南京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

  会前曾计划将军队减至60 万人,但会上又增至80 万人,实际上蒋、冯、阎各派系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军队。在此情况下,宋子文以编遣会议后军费仍不能减缩、预算不能实行、财政困难无法应付为由,自上海电南京政府辞职。

  宋子文自1928 年以来,通过各种手段,为南京政府筹措了不少经费,所以他的辞职政府不予同意。8 月7 日,蒋介石抵上海挽留宋子文。9 日,南京政府下令挽留宋。宋子文本来不是真心辞职,只是为军费问题给各派系施加压力。经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挽留,宋子文答应不辞职。8 月13 日,宋子文返回南京复职。

  蒋宋分歧

  1931 年5 月,国民党出现了南京与广州两个政府。“九一八”事变后,1931 年10 月27 日至11 月7 日在上海召开的和平统一会议上,宁粤双方达成一项妥协性协议: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而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南京政府实现宁粤统一。但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才去南京。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2 月15 日通电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议推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为了表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宋子文于12 月20 日向国民政府呈请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等职。

  12 月28 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议:孙科为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1 月30 日,改组行政各部,财政部长由黄海梁代理。

  但只过了一个月,孙科和黄海梁就先后下台。1932 年1 月30 日,南京政府又命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不久,蒋介石也重新上台,两人重新合作。

  1932 年2 月12 日,宋子文再兼任中央银行总裁。时值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宋子文多次同上海金融、实业界人士紧急磋商,为十九路军筹措急需的军费,并调税警团协同十九路军抗击日军。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共产党是比日军更危险的敌人。1932 年夏,当中国同日本战争的危险一平息,蒋介石就筹备浩大的军费,并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行“剿共”。

  宋子文对此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子文和蒋介石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

  6 月3 日,宋和蒋的争论达到顶点。

  这时,蒋介石将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调赴福建。原来,他担心这支已成为抗日象征的军队会威胁他的权力,所以希望它在福建同共产党的作战中毁灭掉。宋子文反对调动十九路军。1932 年6 月4 日,宋子文和十九路军指挥陈铭枢相继辞职,隐居上海。

  在此期间,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攻击。他在对记者谈话中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军费,增加各项税款也不可能,因为日本袭击时期,上海商业几乎停顿。

  宋子文辞职后第三天,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计复电慰留,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宋子文虽一再辞职,但仍愿意妥协。6 月7 日,汪精卫等赴沪挽留宋子文,宋子文同意打消辞意,但是必须请假略事休养。

  7 月12 日,宋子文表示不再为“剿共”军费发行新公债,而用增加的盐税和其他财源以增加收入。这只是换了一个办法,实际上,宋子文仍在为蒋介石提供“剿共”军费。

  同年8 月,汪精卫辞职出国,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全面负责外交内政重大事项。对当时日本策划的伪满当局截夺东北关税和盐税收入的东北海关事件,他多次发表声明,揭露伪满傀儡政权的非法性质,指出:“所谓‘满洲国’,系一未得事实上存在之政体,无管理领土之主权,仅系一似云雾之政治团体,全部为全权日顾问所操纵。”主张把东北各海关移至关内各口办公。

  1933 年2 月,宋子文以行政院代院长身份视察北平、热河等地,表示“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领我首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也”。“如日军来攻,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以与其周旋”。至于饷款,“子文必定筹划接洽,诸君安心拼命去杀贼好了”。视察期间,他还多次呼吁各地、各界“化除成见,团结一致,努力抗日”。

  3 月1 日,宋子文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换算率为银元7.15 钱合1 元,并于3 月10 日起在上海施行。这在客观上起了统一货币的作用。

  1933 年3 月17 日,宋子文因汪精卫回国,声明停止代理行政院长职务,4 月5 日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18 日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身份率团出访美、英、法、德、意、比和瑞士等国,出席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的华盛顿经济讨论会与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

  在访欧过程中,宋子文向各国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相,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呼吁各国警惕日本的扩张野心。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宋子文阐述了中国希望同西方各国扩大经济关系的方针,宣称中国一面巩固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将为西方资本与工商业提供有利的发展范围,表示中国准备通过增进国际合作的方法,来达到提高生活、发展经济、开拓资源的目标,中国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并且不会实行关税壁垒。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正式提出向西方资本、技术、商品全面开放的主张。此次访欧还争取到国际联盟对华的技术援助。

  出访途中两次经日本横滨、神户,宋子文均不登岸,不会见日本记者,并拒绝邀请访日,这在客观上振奋了国内主张对日强硬的舆论。

  郎舅反目

  宋子文复出南京财政部长时看到政府财政支出没预算,于是就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曾说: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算计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就要乱套。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曾评价宋子文的两面派作风:“宋子文是有政治野心的。满脑子美国作风,以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政治地位。他极力进行军事活动,力交张学良,曾扬言小张是听他话的。

  对杂牌部队,经常收买示好,如徐源泉等。凡得机会向宋子文要钱的,30 万、50 万,无不照给。(当时币值很高,如一个师9 个团每月全部经费不过20 余万)但对蒋介石要钱,反以限于预算,常加否决。”

  这时的蒋介石,正策划于密室,调兵遣将,筹措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要大举出兵就要有军费做保障。但这次“围剿”要在宋子文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中进行。

  一天,蒋把宋子文唤到自己的行辕,向宋摊牌:“我要进行第五次‘围剿’,方案已定,命令已发。希望你这个财政部长配合,每五天要拿出166 万元军费。你说怎么样?”

  “我作为财政部长,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的经费。”宋子文再三解释。

  “南京政府到底是谁的天下?谁在当家?你懂吗!”蒋介石一甩袖子:“你不要干涉太多!”

  “我不怕丢乌纱!我是对你负责,对党国负责!”宋子文也扔下帽子,拍起了桌子。

  “就是你对‘剿共’不积极,不提供所需经费,否则‘剿共’早就胜利了!”蒋介石寸步不让。

  “噢!你是总指挥,战争没打胜,倒怪到我头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国舅据理相争。

  “娘希匹!这是我蒋家的天下,你要不想‘剿共’,滚蛋去球!”

  “你不要这么霸道,不要这样血口喷人!”

  “娘希匹!我骂你,我还要打你这个狗日的!”蒋介石不能容忍,多年来这位自视清高的大舅子对他的种种大不敬,一齐涌上心头,一怒之下,赏给宋子文一记重重的耳光,一朵“红霞”立刻挂在了脸上。

  “你敢打人?”国舅被这一记耳光打晕了,片刻,反应过来,便抡起凳子,向老蒋砸去。侍从们急忙奔过来拦下,方结束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宋子文被送到自己的官邸后,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最先听到哥哥子文被打消息的是子安。当时子安正在银行里查账,秘书小柳过来耳语了一番,子安神情十分紧张,立刻拨通了二哥的电话,通知了子良,接着就跑出了楼,驱车直奔子文官邸。殊不知,他的车刚到门前,就看见子良的红车已进了院子,先他一步到了。

  蒋介石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并不是最后的摊牌、决裂。10 月27 日宋子文提出辞职,29 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亦由孔祥熙接任,但保留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并选宋为国府委员。蒋介石在会上,大讲特讲宋子文的能力和贡献。离去只是工作的需要,另有要职安排,表示两人继续合作,共图大业。宋子文听了气也消了不少。

  宋子文虽离开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但仍从事有关金融方面的活动,介入了一些重大事件,对国民政府的某些政策还起着一定的作用。1934 年四五月间,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考察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根据考察结果制订了建设西北计划。5 月31 日,宋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建设银行公司,以引入外国资本作为其重要目标。宣称公司纯属私人合资的股份公司,专以沟通中国和国际间之投资与建设诸事业之金融机关。

  从1934 年12 月至1935 年9 月间,宋子文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多次与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商务参赞乔治、汇丰银行上海经理亨奇曼等进行会谈,希望英国能对华贷款2000 万英镑,帮助中国摆脱财政金融困境,实行币制改革。1935 年4 月,宋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1 月3 日深夜,宋子文直接参与谋划的“币制改革”出台。币制改革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对金融业的控制。

  1935 年底,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和宋庆龄商议派其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董健吾到陕北,同中共中央联系,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1936 年8 月14 日,毛泽东致函宋子文: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 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西安事变

  1936 年12 月12 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在西安。14 日,宋子文在上海中国银行对记者发表谈话:“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全世界之目光,此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20 日,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赴西安。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17 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1.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废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3.发动抗日运动;4.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

  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

  据宋子文日记记载:“他们(张、杨)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张学良)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与张、杨甚至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唯一结论:和平解决。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了解了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中央三方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目睹了蒋介石十分安全,宋子文决定迅速回南京汇报,22 日再赴西安,并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周恩来谈判,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25 日陪同蒋介石、宋美龄离开西安回南京。

  沦为战犯

  1937 年7 月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宋子文以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的特殊身份,联合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于7 月27 日在上海合组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联合办理战时贴现和放款事宜,以救济银行、工商各业。“八一三”后,他又策划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上海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以加强国家银行的联系和协调,集中资力协助政府应付危局。以后这个机构成为战时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8 月24 日,宋子文任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会长,主持5 亿元救国公债的劝募工作。

  1938 年6 月,宋子文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出任保卫中国同盟的会长。但在1941 年5 月,宋子文因《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刊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袭击新四军、制造皖南事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宣布退出同盟。

  1940 年6 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出使美国寻求援助。1941 年12 月23 日,宋子文任外交部长,但仍长驻美国。1942年1 月1 日,他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根据这个宣言的精神,3 月21 日,中国政府从美国获得了5 亿美元的借款。6 月2日,宋子文又同美国国务卿赫尔签订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又称《中美租借协定》,规定双方在抗战期间互相供应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据此协定,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从美国获得8.46 亿美元物资,除2000 万美元须偿还外,其余一概作为无偿赠与。

  除上述活动外,宋还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商谈中国战区的有关问题。

  1943年末至1944年6月,作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因与蒋介石等人的矛盾而闭门谢客,不公开露面。直到6 月美国副总统###访华,他才重新出山。

  1944 年12 月,宋子文任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1942 年,宋氏兄弟及其夫人在美国华盛顿共度圣诞节时留影。左起:宋子安与夫人吴其英、宋子良夫人席曼英、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宋子良。

  部长。1945 年4 月7日,宋子文率领由顾维钧、魏道明、王宠惠、胡适、董必武、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霖等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离重庆赴美国旧金山,出席25日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并参与联合国的筹建工作。宋子文为联合国会议四主席之一,为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程序委员会成员。

  在1945 年5 月21 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在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行政院院长。

  1945 年七八月间,宋子文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两度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就美、英、苏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实施方案进行谈判,中国政府被迫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条件。

  抗日战争结束后,宋子文主持接收敌伪物资的工作。1945 年10 月下旬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为专门的接收机构。整个接收工作到1946 年夏基本结束。此次接收的敌伪产业共值战前法币23.02 亿元,其中工矿业资产值11.46 亿元。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巨额的敌伪产业而高度膨胀起来。

  1946 年3 月,宋子文为挽救法币信誉,维持法币币值,实行开放外汇市场、低价供应外汇、鼓励自由进口、扩大信贷政策,造成抢购黄金外汇风潮,促使原来的通货膨胀更为激烈。

  1946 年夏,全面内战爆发。宋子文为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想尽办法筹集军费。从1946 年3 月至8 月,在宋子文直接过问下,国民政府同美国进出口银行达成5 笔、总金额为6240 万美元的借款合同。

  8 月30 日,宋子文同美国国外清理局局长麦克勒在上海签订剩余物资购买合同。据此,美国把战时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剩余物资和设备全部售予中国,其中包括5 亿美元可移动的物资和8400 万美元的固定设备。

  1947 年3 月1 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职,不久又被免去了行政1943 年10 月,宋子文、蒋介石在重庆与来访的英国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合影。

  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等职务。在3 月24 日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中执委常委改选中落选。

  1947 年9 月,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20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案。10 月1 日,宋到广州就职,11 月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广东军管区司令,1948 年8 月又兼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和广东区经济管制督导员。

  宋子文在广东主政期间,力图把华南变成###基地,采取了某些“整理保警”、“强化兵役”的措施,声称国民党除了彻底投降外,唯一的选择就是“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就要同共产党继续战斗下去”。

  1948 年12 月25 日,新华社发布了43 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宋子文榜上有名,名次排在大姐夫孔祥熙之后,位居第十。

  1949 年1 月21 日,也就是蒋介石宣布“引退”的同一天,宋子文辞去了广东省政府委员、省主席及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职,24 日偕妻子张乐怡蛰居于香港,但仍与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3 月,宋又专赴广州,监督验收到货的美国军械,并为###武装的招募、训练和部署出谋划策。4 月,他又受蒋介石的委托视察台湾,以便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拟订出顽抗方案。5 月16 日,宋子文离香港飞赴法国,同年6 月赴美国安居。

  此后,宋子文过起了寓公生活,长期住在纽约,做石油股票、农矿产品期货和新技术的交易。

  1963 年2 月曾到台湾探亲一次。

  1971 年4 月25 日,宋子文在旧金山一个朋友家里进晚餐,因食物进入气管导致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终年77 岁。

  宋子文当年在上海有多处住宅,其中两幢法国式建筑为宋之最爱。一处在岳阳路145 号,另一处在东平路11 号,建造于1928 年。此为东平路11 号宋子文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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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5 10:45:23 | 显示全部楼层


太平天国在南京钟山的一次裸奔大会[转帖]

作者 黄守愚

近代史上,洪秀全算是一个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史学家们对他的评价,或贬或褒,众说纷纭。他与冯云山创立的“拜上帝教”,正如洪大全(焦亮)说的,类似于张角兄弟的太平道,张鲁的五斗米教等。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都能忽然口吐白沫,两眼翻白,披头散发,跳上窜下,讲“天话”,代表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降临人间,与凡人对话。“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并承诺建立人间天堂,将贫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一劳永逸脱离苦难,永享太平盛世。天堂里,“天下众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众女子尽是姊妹之群”, 人人都是兄弟姐妹,男女平等,相亲相爱,没有仇恨,没有剥削,没有尊卑等级,没有贫富贵贱。“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似乎,陶渊明的“桃花源”也没如此美丽可爱。大凡诱人的,可爱而不可用;一般可用的,可恨而不诱人。

浮华谢幕,寂寞来临。美丽的背后,无不是丑陋。正如浓妆艳抹的“面子”掩饰着苍老的脸。那些试图建立人间天堂的人,往往是通往了奴役之路,恰恰建立的都是人间地狱。崇高而伟大的宣言总是在隐藏肮脏的过去,正如许多从良美女大都表示曾经过拒绝亿万富翁的包养,金钱、豪宅与名车都没打动她们追求纯洁爱情的坚贞信心,惊喜得那些男人好像祖宗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因为起得早捡了天上掉下来的宝贝。比中了800万的彩票还要兴奋,喜得连续几个夜晚都要失眠。

洪秀全出身贫寒,命运如同一只蚂蚁,随便就会被人踩死。他智商极差,四次赶考,都没考中一个秀才。翻读御制《天父诗》,实在不敢恭维这几百首打油诗,估计四百次也考不中秀才。因没有范进的运气,绝望之余发起癫来,口吐白沫,上跳下窜,升天觐见了“上帝”。从此,内心觉醒,“下下人有上上智”,要“解放”人类,种下了当“天王”、“太阳”的“回报”。

说来也有趣,自从唐朝以来,造反的大都是一些科举考试的失败者。譬如唐末黄巢、明末的牛金星、清末的洪秀全、冯云山。他们不甘于被马背上的伟人奴役,总想寻找天国的福音,带领“兄弟们”去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

洪秀全占领南京后,改其为“天京”,似乎准备轰轰烈烈地“替天行道”,兑现他向信徒承诺的永久的人间天堂。可是,这真相又是如何呢?不堪回首的那一幕,说来也滑稽。而“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的伟大承诺,只是他们与清朝政府博弈的筹码,包藏祸心的美丽口号骗来无数信徒的支持,与憎恨统治者的人们达成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对方,达到获取权力之目的后,洪秀全并未去“解放”人类,而是住进了天王府,由2000多名女人侍候着,日夜淫乐。同样,杨秀清等诸王也是。

似乎,当时的那些劳苦信徒根本就没预料到会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因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分营,灭绝人伦,他们被禁止夫妻骨肉团聚与性交。《天条诗》:“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禁律》:“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只有等到消灭清妖之后,夫妻才能性交。这些都算事小,但死在清军或太平军自家兄弟屠刀下,或被“点天灯”(从头到脚用棉絮捆绑浇油或硫磺烧死)、“五马分尸”,家破人亡,贡献自己的生命供上帝的儿子们淫乐就事大了。而与底层的可怜信众相比,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诸如洪秀全、杨秀清则饱享淫乐,不受约束。像洪秀全刚造反起事,就封了36名嫔妃。攻陷南京后,每逢寿诞,下面就向他“贡献”美女6人。天下“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他因妻妾太多,无法记住姓名,只好编号,数字化管理,譬如第四十五妻、第五十八妻等。

洪秀全性格暴躁,自命为东方的“太阳”,至高无上,老婆则是“月亮”。与他上床提供性快乐的女人,为他洗澡的女人,为他穿衣戴冠的人,为他按摩肚子的人,等等,不能抬头看他,即是看他,只能看肩部、胸部以下,否则就是死。 第 197首诗:“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低头垂眼草虔对,为得丈夫敬倒天。”第237首诗:“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在洪秀全看来,这是一个“智者踊跃”争取的能够受到天王恩幸、沐浴天王阳光雨露的好机会,当然应该感到无限的光荣和幸福。如洪秀全的第494首诗说:“草木接日得菲芳,臣下接日得荣光;智者踊跃接为福,因何草不接太阳?”(《太平天国》二,第499页)能够到伟大领袖天王身边来工作的女性们一定要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忠心地服从,好好地服务,以求获得天王怜惜,这就是第495首说的:“尔想爷哥夫主惜,好心遵旨就会惜。今朝遵旨今朝惜,永远遵旨永远惜。”(《太平天国》二,第499页)

依据第17首诗、第18首诗,女人不听话,不按规矩来,就要挨打。他对女人制定了“十该打”得条规: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眼左望右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表情不是、笑也不是、哭也不是的作为准法律颁布的清规戒律的禁锢下,天国的妇女们真是左右为难,动辄得咎,稍有违犯,轻者杖责,重者“云中雪飞”与“五马分尸”。所谓“云中雪”,为刀之隐语;“云中雪飞”即斩首。太平天国的文书档案里留下了许多此类记载。仅对妇女而言,《天父诗》第116首即假借天兄耶稣下凡说:“咁多小婶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云中雪飞。”(这似乎不像诗,是否为非常前卫的散文诗?)又第357首说:“看尔想试云中雪,天情道理不识得;看尔想试五马分,因何大胆自作孽?”第370首说:“一个遵旨是真妻,一个逆旨是鬼迷。半点怠慢云中雪,后来结局尔就知。”第404首说:“头贴夫主坐本分,因何理事不殷勤?何不尽忠忘前修,遵爷圣旨得生存。”又第123首说:“几多因为一句话,五马分尸罪不赦。一言既出马难追,天法不饶怕不怕?”(分别见《太平天国》二,第450、481、483、487、451页)

洪秀全是“太阳”,是真理的化身,上帝的代言人,所以永远是正确的。第378首诗:“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

读《天父诗》,总觉得如此面面俱到、喋喋不休的训教,管理好2000多名后宫女人,洪秀全绝对是一流的管理专家!那些用MBA管理情妇的贪官,比起洪大太阳来说,真是小巫见大巫,相形见拙,望尘莫及。

与洪秀全享有2000多名女人相比,杨秀清则更多,至少达到3000名。正如李后主夸耀“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美女像烧烤的叉子上的鱼有序排队等待接受皇恩沐浴。杨秀清在东王府修筑有一间密室,密室由一条悠长而黑暗的通道进入。“享受天恩”的女人们事先要脱光衣服,搜查身体,排队裸奔从暗道进入密室。《盾鼻随闻录》卷五:

杨逆造一精室,四围复壁,无寸隙光,白昼亦(须)秉烛入。宣淫时,将妇女在门外悉去其衣裤,裸无寸缕,防人行刺。(《太平天国》四,第399页)

杨秀清十分贪婪,赐福给鱼贯裸奔而来的美女之后,患有目疾,也像当年的副统帅林彪一样害怕见光,终年喜爱躲在幽暗的密室中干着不能见阳光的事情。众生有苦难,即是杨秀清有苦难,他要普度众生,将天堂的福音带给众生。有意思的是,本来就是他自己常年有病,如因酒色过度引起的目疾以及其他劳疾(如清末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载:“杨逆又时患目疾。据医家密云:只缘色欲太重,致肝肾两亏,因有是疾也。”载《太平天国》四,第628页)等,却一定要说成是为了代替天国的众穷苦兄弟姐妹们生病赎罪,给自己自上尊号称为“赎病主”,以与西方基督教舍身救世的耶稣形象相联系。

一次,杨秀清因看中了洪秀全身边的四位女子朱九妹两大小及杨长妹、石汀兰,就故意发癫,谎称升天,代表上帝训话,剥夺到了四位美女。盛传一时的“女状元”(实际上,天朝没开女科)傅善祥,可能是一位才女,也沦为杨秀清的床上秘书。

《盾鼻随闻录》卷五:

重阳日,群贼在钟山设宴,取妇女数百人,尽去衣裤,驱逐下山,赤身裸体,无处躲藏。群贼在山顶观看,以为笑乐。(同上书,第403页)

此事使人联想起了欧洲中世纪罗马教廷的高级神职人员在教廷中举办的裸体舞会,还有最近发生在意大利政要在别墅举办的裸体聚会,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穷凶极恶的帝王贵胄喜爱的“肉阵”、“肉屏风”之类。似乎“人间天堂”是“自由”的,男女平等,人人可以发生性关系,人人都应该是裸体的,真实的,善良的,美丽的,穿衣服的人,反而是假、大、空,是耻辱。倒不知道性学博士李银河女士见到这则材料,有何感想?

古代,有在重阳日登高、赏菊、吃重阳糕、插茱萸、喝菊花酒等的习俗。金秋九月,天高气爽,登高远望,可达到心旷神怡、健身祛病之目的。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出,遍插茱萸少一人。” 多少有一点凄凉的感觉。而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李白《九月十日即事》:“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虽然不无浪漫主义的情调,但与太平天国的重阳日裸奔大会相比,孟浩然、李白们太文人雅士了。

我们可以设想,重阳日,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等一干人,边饮酒划拳,边听音乐,战鼓咚咚,号角齐鸣,天国的士兵们叫喊着,驱赶裸奔的女人们,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是不是一次胜利的裸奔大会?成功的裸奔大会?和谐的裸奔大会?团结的裸奔大会?这不是看足球比赛,美女粉丝们见到自己崇拜的球星获胜而兴奋得疯狂地裸奔。

事实上,比起南京钟山的这次裸奔大会来,太平军还做出了许多更为龌龊无耻的事情。其中,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占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的家乡道州时,有乱民将何氏刚刚去世一年的母亲廖氏的尸体从墓葬中挖出来,对尸体的口中撒尿, “复褫去下衣,取牡狗阳具纳其牝户之内,下体裸露,丑秽难堪”。(见《盾鼻随闻录》卷五,《太平天国》四,第401页)即砍下公狗的生殖器插入女尸下体,并裸露于外。实在是下流龌龊,惨不忍睹。当然,对于试图建立人间天堂的太平军来说,这又算什么呢?

日出月落,月落日出,太平天国已经过去150多年了,应该是盖棺定论的时候了。自称为“太阳”的洪秀全信誓旦旦地作出给劳苦大众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承诺,早已随着滚滚长江水而逝去。当然相信那些崇高而伟大的承诺的劳苦大众,也都早已化为泥土了。“太阳”是光明的象征,神圣而伟大,独一无二,它照亮人间,从大禹到周武王,从秦始皇到唐太宗,从成吉思汗到朱元璋,从努尔哈赤到洪秀全,“太阳”的光芒一直在照在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上。尤其是“太阳”照耀着太平天国那次裸奔大会的时候,是不是更加光明呢?

正如没有人会记下那些裸奔女人的名字一样,草根的命运注定是悲哀的。历史留下一大堆史料,写的全是伟大人物的美丽承诺。正如巫师、道士口中的咒语,那是一种职业符码、法术。像湘西、黔东南一代主持“送猪”祭典的巫师苗巴岱、汉巴岱,口中念念有词:“把猪摆上祭坛,送到家先(祖先)的世界。”

在“太阳”底下,即使有张燧一样的“千百年眼”,你能抬头正视它吗?能看见光明吗?恐怕还是要去问问那自称为“太阳”的洪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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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5 10:52:46 | 显示全部楼层

总统临危,五粮液送救命恩人 [转帖]


中国有句古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么救命之恩将以何为报呢?在中国和秘鲁之间有着这样一段秘鲁政要以五粮液为礼物,送给救命恩人的故事。

秘鲁位于南美洲西部 人口:2800余万人,是传统农矿业国,属拉美中等水平。矿产丰富,石油自给有余。

中秘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中国和秘鲁1971建交,双方在很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来自沈阳军区总医院的甘子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助秘鲁的针灸专家。他医术精湛,秘鲁托莱多总统因为胃痛邀请甘子义为他做按摩和点穴治疗。中国军医高超的手法很快就缓解了总统的病痛。总统为了表示感谢,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并用五粮液盛情款待。这些五粮液有着特殊的来历,它们是以国礼的的身份由胡主席送给托莱多总统的。

中国军医很快就成了秘鲁上流社会的传奇人物。很多军政要人请他保健治疗。81岁的退役上校塞萨尔?贝劳尼,是秘鲁政界德高望重的一位元老,他患震颤麻痹有5年多的时间,双手长时间震颤,平时连吃饭也受影响。当老人被介绍给中国军医后,甘子义采用针刺和耳针治疗两个疗程,老人的症状就完全消失。

几天后,贝劳尼老人给中国军医送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瓶珍藏了30多年的来自中国的五粮液白酒。原来,在中国外交史上著名的“乒乓外交”中,贝劳尼曾于1972年作为团长率秘鲁国家乒乓球队到中国参加世界乒乓球比赛。这瓶凝聚着中秘两国深厚友谊的五粮液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亲手赠送的。老人还把当时他跟周总理的合影送给中国军医留作纪念。

两代五粮液,寄托着中秘之间的友谊。虽然相隔几十年,不变的是五粮液香醇的口味和中秘之间真挚的友谊。五粮液是传递友谊的大使,是见证友谊的信物,是分享友谊的瑰宝。五粮液的高端品质代表了中必之间不变的友谊。两代五粮液的故事,历经多年却又历久弥新。这友谊就像是五粮液美酒,时间长了才能发掘出它真正的浓香,体现出其最纯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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