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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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金门岛：3个团9000余人全军覆没[转帖]

　　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最后一次同军前指通电说，我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二话，祝首长好，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刘团长的话还未说完，耳机内传来一阵爆炸声，刘团长光荣牺牲了。

　　

　　金门岛

　　对于素有\"小叶挺\"之称的叶飞司令员来说，金门失利是他一生中最难忘却的经历。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中仍一再感叹：四个团一个营渡海消失了。九千壮士的血染红了海，染红了金门岛！

　　叶飞说：\"此役必胜\"

　　1949年10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漳厦战役的胜利。厦门大捷对十兵团，特别对叶飞司令员是一次巨大的鼓舞。叶飞司令员应厦门市委的请求，命令十兵团由同安渡海进驻厦门，攻击金门的战斗交由第二十八军前线指挥部执行。

　　素有\"小叶挺\"之称的叶飞司令员，由于被繁琐的地方工作牵制了大部分精力，未能像过去历次战役一样，亲自分析、检查、准备，面对韦国清政委的种种疑问，他说：\"你太多虑了，我的大政委，厦门是敌人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号称‘小白崇禧‘的汤恩伯集团，兵力充足，有海空军支援，都已被我军攻克，而金门岛乃弹丸之地，又没有什么坚固工事，守军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上不过两万名残兵败将，说实话，要不是蒋介石严令固守，李良荣早在我军攻克厦门之际就弃岛南逃了。我用二十八军一个主力军，加二十九军的两个主力团攻金已绰绰有余了。我还是那句话：此役必胜！\"

　　我二十八军前线指挥部受命攻金后，开始了渡海作战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国民党从大陆沿海撤退时，对渔民的船只大肆破坏和掠夺，所剩渔船寥寥无几。这使我军准备渡海作战船只发生困难，直到10月24日才搜集到集中一次可航渡3个团约3000人的船只，这离下达的进攻金门作战的总攻时间已推迟了4天。

　　由于无法筹措到一次性航渡6个团部队的船只，第二十八军前指作出了如下预想：第一梯队登陆3个团，纵使有部分损失，船只返回时第二梯队、第三梯队还可以再航渡3个团，这样总共可有6个团大约13000人登陆。

　　但始料不及的是，这些新筹措的船只上的船员大多是外地人，对航道不熟，又未经统一施训，故指挥调度十分困难。也未考虑敌情和海情的变化以及敌人随时可能增援，更未考虑国民党海、空军较为强大的作战能力。况且，在厦门之战结束时，金门守军已经得到了胡琏兵团十八军的增援，岛上国民党总兵力已达30000人。

　　第一梯队成功登陆

　　24日深夜潮涨之时，由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八十四师二五一团和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二五三团组成的进攻金门第一梯队，分别从莲河、大橙岛、后村等地启航。由于渡海前各部队没有进行协同演练，所以，登陆船队一离开码头，即与上级指挥所失去联系，而且在航渡中遭到国民党炮火拦截时，登陆船队间又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一些船只在航渡中即被打散。

　　尽管如此，我第一梯队的3支登陆部队在25日凌晨2点分别登陆成功。左翼二四四团在金门岛琼林、兰厝间登陆成功，抓获国民党官兵100余人，占领了敌十多个碉堡；中路的二五一团先头营在金门岛西北部的安歧以北、林厝以东顺利登陆后，后续营的登陆却遭到敌炮火的猛烈袭击，伤亡近1/3；右翼二五三团在西北角的古宁头、林厝间顺利登陆后，随即向敌发起进攻，于拂晓前攻占了古宁头滩头阵地。

　　第一梯队登陆成功之前，二十八军前指已分别安排了3名军部参谋负责组织船队返航。临行前，该军副军长握着3位参谋的手说：\"你们别无其他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组织和督促船队抵滩登陆后迅速返航，切记！切记！一定要迅速返航！\"可是，登陆部队成功登陆之后，船队却没有返航。

　　原来，第一梯队船只登陆时，在早晨2点钟左右，是涨潮的最高峰，国民党军原先设在海滩的障碍物多被潮水覆盖，许多船只冲到障碍物的上面，船底被挂住了，部队被迫在障碍物中下水，而船只却一时难以动弹，加上当时敌人的火力较猛，船工们纷纷躲避，各船抵滩也有先有后，等到我军攻占了滩头阵地后，将到处藏身的船工召回返航时，大海已开始退潮，而且退得极快，不一会儿，潮水已经退到10米开外。

　　这几十艘返航的船只在离开金门岛时，又遭到敌滩头的排炮袭击，不少船只被击沉、击伤。后来，船队遇到国民党海军军舰的拦截，从古宁头返航的船队莫名其妙地误驶入敌军舰潜伏区，后又被我军情报船误当成国民党的增援船队，竟离奇地被我军布置在厦门岛、石码一线的远程炮群全部击沉。

　　25日上午6时，萧锋副军长、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等心急如焚。已经放亮的天空下，留下了一片惨烈的景象：指挥员们隔海看到了在敌军轰炸和炮击中燃烧的船只，原定运送11000人登岛作战的第二、第三梯队计划已经难以实施。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向兵团领导请求立即派船只支援，可此时哪里还有什么船只?

　　惨烈的金门攻守战

　　我军的强打猛攻给国民党的守军以极大的杀伤，为了保住台湾岛的前沿阵地，为了给台湾岛留下一个屏障，蒋介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金门岛。25日凌晨4点，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少将受命率舰队旗舰\"太平\"号，自澎湖基地开往金门岛增援。黎玉玺到达金门之前，已令驻守金门岛的国民党海军进行海上封锁。同时，胡琏兵团的十八军一一八师、十九军十四师、十九师五十二团和十一师的一个团，在坦克和炮兵的配合下于25日凌晨从料罗湾登陆。当时，解放军登陆部队离滩头阵地已达十多里路，胡琏看到这一情况，下死命令将该兵团主力十八军投入战斗，来了个反包围，又派迂回部队占领了解放军滩头阵地，切断解放军后撤的退路，并用炮火将解放军登陆部队因潮水退却而搁浅的船只全部击毁。

　　解放军二四四团长邢永生，带领全团战友一直顽强战斗到25日中午12点，在全团官兵大多牺牲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二五一团的主力则一直与敌激战到下午3点，之后突出重围，与古宁头的二五三团会合。二五一团副团长冯绍堂带领固守林厝的两班战士，苦战了整整9个小时，打退了敌人的7次进攻，后来为保存实力，也主动突围到古宁头与二五三团会合。

　　我3支登陆部队在敌强**的情况下，一齐会合至古宁头与敌激战。整整一天一夜，我军滴水未进，而数倍于我的敌人则仗着人多势众，不断地轮换着包围解放军登陆官兵。就这样，战斗一直坚持到25日的黄昏，官兵们借助夜幕才又赢得了一个有利的作战时机。至此，解放军3个团的登陆兵力已损失半数以上，据岛上步话机的报道，第二四四团仅剩700多人，第二五一团剩下1200多人，第二五三团剩余人数较多，但弹药却十分缺乏。而国民党军队在黄昏前又投入较多兵力，企图将解放军首批登陆部队全部歼灭于古宁头，后被解放军借助夜幕打退。

　　弹尽粮绝攻击失利

　　整个金门岛战役，10月25日晚至26日天亮前的一夜，是决定整个战斗成败的关键。当时，面对隔海的金门岛，我十兵团和二十八军前指的指挥员心急如焚。十兵团领导机关一面研究作战对策，一面再度派人搜罗船只。虽经多方努力，所汇集的船只只够载送4个连的兵力。二十八军前指决定由第二四六团团长孙玉秀，率领该团两个连及二五九团两个连，增援金门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并决定由孙玉秀负责整个登陆部队的指挥。

　　25日夜间，国民党部队最为担心的就是解放军进行增援，因此派飞机在海面上巡逻，并投掷了大量的照明弹。\"太平\"号旗舰也率两艘炮艇往返巡行于古宁头以北的海面上，拦截一切从大陆来的船只，并不断向大陆及古宁头方向炮击。面对如此困境，孙玉秀带领4个连的官兵，不顾炮火袭击，机动灵活，利用夜幕的掩护躲过了国民党海空军的巡查，终于在25日凌晨3时分别在湖尾乡和古宁头登陆成功。

　　4个连分成两部分，从湖尾乡登陆的孙玉秀带领有二四六团的两个连，一登陆即歼灭了国民党军1个营，随后又向双乳山一带推进，并积极与第一梯队取得联系。从古宁头登陆的二五九团的两个连，一上岸就走进被国民党部队封锁了的区域，他们只得利用火力占领了几个碉堡，然后依据这些碉堡顽强抗击了整整一天，直到26日夜间弹尽粮绝而失利。

　　26日凌晨，我第二梯队登陆的孙玉秀与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取得了联系。不过，由于第二梯队增援人数实在太少，众寡悬殊且四面受敌而无法改变战局。26日，是我进攻金门岛极为悲壮的一天。天亮后，岛上的情况急剧恶化，经过休整的国民党驻岛主力部队，又一次在海空军掩护下向古宁头、林厝、埔头一带猛烈反扑。据当天上午接到登陆部队传来的报告称，我二五一团、二五三团现存人数不过数百人！

　　26日上午，胡琏兵团赶到金门，和汤恩伯等一起到前线督战。国民党步兵对古宁头久攻不下，胡琏、汤恩伯等要求台湾派飞机对村中建筑猛轰狂炸，再用坦克炮和火箭筒逐一抵近民房射击。

　　26日深夜，早已弹尽粮绝、两昼夜未进粒米的我登陆部队已难以支持，孙玉秀、邢永生、刘天祥、田志春、徐博、陈利华在一个山沟里举行了临时作战会议，鉴于我军登陆的10个营已伤亡5000多人，已没有完整的连和营，决定将所存部队分为几股打游击，同敌人周旋到底。22时，二十八军前指在毫无办法可施的情况下，电告登陆部队，为保存最后一分力量，希望前线各级指战员机动灵活，从岛上各个角落，利用敌人或群众的竹木筏及船只，成批或单个越海撤回大陆，我们沿海各地将派出船只、兵力、火器接应和抢救撤回的人员。26日深夜之后，二十八军前指与登陆部队的联系逐渐中断。27日凌晨，我二五三团团长徐博来电说，该团一营600多官兵已在古宁头全部牺牲，剩余的150多人和二四四团的70多人正准备到海边找船，这是二五三团最后一次来电，之后，就音讯杳无了。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最后一次同军前指通电说，我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二话，祝首长好，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刘团长的话还未说完，耳机内传来一阵爆炸声，刘团长光荣牺牲了。

　　26日午夜，我登陆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向北突围，在海边寻船未获的情况下朝东南方向转移，准备到山区与敌人长期周旋，以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27日上午，这部分官兵被敌发现，随即突围至双乳山附近。接下来再度与敌遭遇，激战中，我官兵又一次完成突围。然而，我完成突围的官兵遭到了国民党海军军舰的炮击，这些军舰绕到古宁头北面海上，用舰炮向地面炮火射击不到的死角轰击，在敌海陆武器的夹击下，有武器的官兵一直战至牺牲，没有弹药的官兵被俘。至27日上午10点，金门战斗基本结束。

　　金门战斗结束，我少数突围成功的官兵仍坚持在山区打游击战，一直到28日下午，我军官兵仍在山崖、浅滩处与敌军周旋，在二四六团团长孙玉秀的带领下，悄然到达沙头。遗憾的是，在沙头附近再度被国民党军队合围，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孙玉秀负伤后自尽，其余战士全部被俘。我二四四团团长邢永生负重伤后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被俘后不久即牺牲。我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牺牲后，政委田志春率50人打游击，终因弹尽粮绝被俘。我二五三团政委陈利华在打游击中被包围，战至最后牺牲。另据台湾出版的战史称，二五三团团长徐博隐藏在山洞一个多月，靠夜间出来到农田中挖番薯过活，后经国民党部队反复搜山而被俘。至此，我登陆部队包括船工、民夫在内的9086人，除部分被俘外，大都壮烈牺牲。

　　叶飞含痛请求处罚

　　金门之战的失利，引起了全军、全国的震动，这次失败在我军战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过去战史上几次失利如长征中的湘江之战、红军西路军的失败及皖南事变损失人数也不少，但却没有一次是全军覆没，而这一次，却损失了全部投入作战的3个团9000多人！金门失利后的第二天，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面色惨白、失声痛哭地来到兵团叶飞司令员的办公室。叶飞司令员惨痛地对他们说：\"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你们应该鼓励士气，准备再攻金门！这次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员，由我负责，你们回去吧。\"萧锋、李曼村刚刚离开叶飞司令员的办公室，叶飞就收到了第三野战军的批评：\"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最大者，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轻敌和急躁所致。\"同时，要求十兵团\"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

　　11月1日，十兵团党委扩大会在厦门老虎山洞召开。叶飞在会后给陈毅司令员起草电报，并报中央请求处分。毛泽东当时表示：\"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11月8日，毛泽东又提出：\"以3个团去打敌人3个军，后援不继，全部被敌歼灭，这是解放战争三年多以来第一次不应有的损失。\"中央军委同时命令叶飞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准备再次攻金。1950年，美国悍然入侵朝鲜，毛泽东决定停止解决金门的任务，集中全力剿匪。这样，叶飞将军和我十兵团的将士失去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

　　摘自：《文史月刊》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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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堡与斯大林 [转帖]

　　蓝英年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在苏联名气不在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之下。在西方则远远超过他们两人。爱伦堡在中国名气同样不小，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苏俄作家之一。1933年鲁迅在《‘竖琴’后记》中就提到过他。1936年曹靖

　　华把他的短篇小说《烟袋》译成中文，编入《苏联作家七人集》。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巨浪》和《巴黎的陷落》陆续译成中文。二战期间他所发表的政论在中国读者当中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鼓舞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同一位老先生谈论苏联文学时，他还提到当年爱伦堡政论对他的震撼。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有谁不迷恋苏联文学，有谁不知道爱伦堡?然而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中国读者渐渐忘却中国这位老朋友。

　　爱伦堡少年时代便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十月革命后以《消息报》记者身份到巴黎。爱伦堡一生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俄国和欧洲的文化名人。二战后从事保卫和平工作，接触的人更多了。把他接触过的人列个名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决定20世纪历史进程的人，使它增光或令它蒙羞的人，他几乎都接触过。如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高尔基、莫迪利亚(意大利画家)、爱因斯坦、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毕加索、夏加尔(法国画家)、帕斯捷尔纳克、别雷、海明威、萨文科夫(恐怖主义者)、法捷耶夫、纪德、弗拉索夫(将军)、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罗素、约里奥-居里、爱森斯坦、彼得罗夫和马蒂斯等。

　　我没把斯大林列入名单，因为爱伦堡没同他单独接触过。但还得从爱伦堡同斯大林的关系谈起。“斯大林为什么没杀害爱伦堡”一直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也曾有人问过爱伦堡本人，他总这样回答：“不知道，命大吧!”爱伦堡不喜欢斯大林，“但长期信任他，也怕他”。二战前夕他对斯大林已有所认识，不再相信“斯大林英明”、“比我们大家更了解局势”这类话了。爱伦堡认为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是斯大林轻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果。苏联强调德国法西斯的进犯是背信弃义，爱伦堡对这种提法极为反感，怎能同法西斯讲信讲义呢?他对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苏联出现的太平景象十分担忧，上书莫洛托夫，想向他说出自己所感受到的德国军人磨刀霍霍的情绪。莫洛托夫让部下罗佐夫斯基接见了他。“他漫不经心地听我讲话，把忧郁的目光转向一旁。我忍不住问道：‘难道您对我讲的一点都不感兴趣?’他苦笑一下回答道：‘我个人对您的话感兴趣……可您要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另一种政策。’”爱伦堡后来说，自己太天真，以为真实的情报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哪知道政府所需要的是能证明所行政策正确的情报。

　　
　　爱伦堡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很早就反感。1935年他到克里姆林宫参加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人们对斯大林一再鼓掌，“当掌声逐渐平息下去的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最后大家落座，这时又响起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我们又跳起来鼓掌”。回家的路上爱伦堡想到，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有点像萨满教巫师……想到这里连忙打断自己的思路。接着他又想到斯大林“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给旁人造成的痛苦。“斯大林起床很迟，睡得也迟，喜欢在夜间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性，但斯大林不是凡人，而是上帝，因此他的癖性会影响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部长们不敢在夜里两三点以前离开办公室：斯大林会打电话。部长们拖住局长们，局长们拖住秘书们，秘书们拖住女打字员。许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见到妻子……他在家的时候妻子不是在班上工作便是在家里睡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消失了”。 热爱人民的领袖怎么如此不关心周围的人呢?

　　“斯大林大概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员、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苏共二十大后爱伦堡对斯大林进行了反思，“斯大林不仅这样说，也这样想：他正引导人民奔向崇高的目的，为此就得不择手段。我并非偶然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弗利曾写道，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药、告密、暗杀；他建议统治者要同时具备狮子般的勇猛和狐狸般的狡猾；要像人那样聪明，也要像野兽那样凶狠”。

　　斯大林同样不喜欢爱伦堡，曾告诉法捷耶夫，说爱伦堡是国际间谍。斯大林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从口供中看到的。许多文化人供认自己是间谍后都一口咬定他们的招募人是爱伦堡。爱伦堡成了国外间谍在苏联的代理人，同法国人马尔罗单线联系。口供当然都是在严刑拷打下逼出来的，斯大林政敌的口供同样是这样逼出来的，斯大林照样根据口供处决了他们。斯大林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有用，他是苏联联系西方文化界的纽带。但纽带也不是不可以取代的。上世纪30年代不杀爱伦堡因为他政治色彩淡薄，处世超然物外，同斯大林的反对派没有瓜葛。也没有违背斯大林意志的表现。战争期间他的政论极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希特勒把他恨之入骨，在1945年1月1日的命令中写道：“斯大林的宠奴伊利亚·爱伦堡宣称，德意志民族应被消灭，因此抓到后便在第一棵桦树上绞死他。”上世纪50年代初期爱伦堡公然违抗斯大林的意志，但斯大林已来不及杀他了。

　　上面谈到爱伦堡同斯大林没单独交往过，但为《巴黎的陷落》的出版事宜斯大林给他打过一个电话。“4月24日(1941年)，我正在写第三部第十四章的时候，斯大林办公室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拨一个电话号码：‘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说话。’伊琳娜连忙把两只狮子狗牵走，它们偏偏在这时候叫起来”。接着爱伦堡记下了他们的谈话内容，斯大林赞同出版《巴黎的陷落》。爱伦堡感到惊讶，战争已迫在眉睫，斯大林怎么还关心小说出版的琐事。这段话引起《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不快，担心读者会产生不恭敬的联想，建议爱伦堡删去狗叫的那一句。爱伦堡没删，他只记下当时的情景，绝无用儿童手法侮辱斯大林之意。

　　在回忆录中，对文学史上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法捷耶夫，爱伦堡谈到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爱伦堡写了一个非官方人士的法捷耶夫。法捷耶夫是严守纪律的党员，从不同圈子内的人谈心，却对非党人士爱伦堡稍稍敞开心扉。法捷耶夫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他对斯大林又爱又怕。坚决执行斯大林的意志，却往往违背自己的意志。他认为《青年近卫军》不能改写，但仍按斯大林的意志改写了，知道“已经不是那本书了”。他喜欢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但斯大林不喜欢这本书，他不得不在报纸上严厉批评格罗斯曼。法捷耶夫渴望写作，抱怨社会工作太多，但又舍不得放弃作协领导人的位置。爱伦堡写道：“……他做这些工作并非迫不得已，而是乐于为之，当他晚年被解除一些职务时，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懊恼。”法捷耶夫自杀后人们纷纷猜测原因，爱伦堡写道：“严冬尚未过去的时候，他顶住了，而当人们露出笑容的时候，他开始考虑经历过的事和写出来的东西。不知怎的一切都暴露无遗，发动机就在这时出了故障。”这段话晦涩难懂，不如他回答读者的信写得明白：斯大林死后法捷耶夫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发现是一条可怕的错误的道路，再活下去已无意义了。

　　个别段落写得晦涩是回忆录的一个缺点。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60年代苏联还有不少禁忌。很多重要人物还未平反，如布哈林；很多重大决议还未废除，如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本杂志的决议》。还有很多人还没从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思维定式中摆脱出来。爱伦堡写的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便无法接受：“您写的法捷耶夫同我所理解的不一样，我不能在我们刊物上刊登。理由当然是个人的，但编辑也是人啊。”像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开明的人思想仍远未解放，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爱伦堡急于发表文章，写了便要发表，不想为“存档”而写，不想为历史留下证据。

　　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一天，我到《消息报》看一个编辑。他面如土色，勉强说了句：‘真不幸!基洛夫遇害了……’大家都很沮丧——因为热爱基洛夫。痛苦中也掺杂着不安：是谁?为什么?以后会怎样?……”这段空泛的话未必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发表后《文学报》编辑访问爱伦堡时，爱伦堡才告诉他“编辑”就是布哈林。爱伦堡同他单独在一起时布哈林对他说：“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他现在想怎么对付我们就能怎么对付我们了。”停了一刻布哈林补充道：“而且他还有道理。”接着布哈林请爱伦堡就这件事写篇声讨的短文，但马上又对他说：“不要写了，回家去吧。这是件肮脏的事。”这说明布哈林马上就明白是谁干的和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了。爱伦堡是布哈林的中学同学，一位没有政治色彩的党外人士，布哈林在极度痛苦的心情下可能对他说出心里话，何况这期间他们见面不止一次。如果爱伦堡把布哈林说的话记下来存档，对揭开“基洛夫遇害”的****无疑会很有帮助。可惜他没写。

　　1953年1月发生了“医生案件”。“医生案件”是斯大林战后大清洗的序幕，矛头针对政治局委员们。但被捕的医生中有不少苏联犹太人，从而派生出一场新的排犹运动。斯大林炮制了一封诬蔑苏联犹太医生的《致〈真理报〉的公开信》，强迫苏联著名犹太学者、作家、作曲家签名。爱伦堡是苏联犹太作家，所以也让他签名。爱伦堡读过信后立即猜到斯大林的用心，绝非仅仅诬害几个无辜的犹太医生，而为采取更大的行动制造舆论。斯大林曾将里海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和克里木的鞑靼人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现在轮到犹太人了。签名还是不签名?签名等于支持斯大林的残暴行动，自己成为罪人。不签名性命难保。爱伦堡反复斗争，二月下旬冒死上书斯大林，申述自己不签名的理由，并婉言劝阻斯大林不要把犹太人驱赶到西伯利亚或远东去。信发出后他便在家中等待逮捕，但没有反应，因为几天后斯大林便死了。

　　
　　苏联所有犹太名人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唯独爱伦堡一人抗命，斯大林绝不会放过他。但斯大林没来得及处置爱伦堡就死了，所以前面爱伦堡说自己命大。

　　1934年爱伦堡回到莫斯科，准备参加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消息报》把他安置在民族旅馆的一间窄小的客房里。早上他向服务员要杯茶，“服务员去后很快便返回，手里没端茶盘：他没要到茶，因为从这天起餐厅只收外汇。我气极了，但没作声，请他打一壶开水来，我自己有茶叶和糖。服务员又空手回来，对我说：‘连开水也不给，他们说不卖给苏联人’……”爱伦堡上楼找经理说理，看见楼梯上摆满鲜花。清洁女工和女招待衣着光鲜，排成横队，按口令鞠躬、向左转、向右转、微笑、再鞠躬，准备迎接外宾。经理一见到爱伦堡便叫他退房，因一小时后大批美国人要从列宁格勒来。爱伦堡很气愤，但并不惊奇，因为不久前在伊万诺沃市遇到过同样的事。他到饭店吃饭，餐厅脏得一塌糊涂。他刚在一张比较干净的餐桌前坐下，女服务员就冲他大喊起来：“你没长眼睛吗?这是外国人专用的餐桌。”那时伊万诺沃纺织学院有两名土耳其研究生。爱伦堡写出上世纪30年代普通苏联人的心态。这是一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但在专制、贫穷的国家里又必然会产生的心态。

　　（摘自《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海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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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画坛钩沉[转帖]

　　百年画坛钩沉

　　斯舜威

　　□1917年，张大千到日本留学。同学中有一位叫朴锡印的朝鲜人，是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同学，英文说得非常地道，张大千甚为佩服，相比之下，觉得日本人的英语说得太蹩脚了。

　　一次，他对一个日本同学说：“日本人的英语真蹩脚，听听朴先生的英语说得多好。”谁料日本同学反唇相讥：“你不知道亡

　　国奴的舌头是软的？要伺候人当然得学好话。”张大千听了非常生气，他用家里寄来的钱专门请了一个在天津长大的日本姑娘做翻译，决定从此不学日语。他发誓：今后不管身在何处，自己只说中国话。

　　□1917年，吴昌硕的继配施氏夫人在上海去世。吴昌硕委托他一位姓陈的朋友从简办理丧事。几位同道挚友和施氏的亲朋好友前来吊唁，吃了一顿豆腐饭，就命儿子扶施氏灵柩返回故乡，葬于安吉县鄣吴村附近的凤麟山上。

　　丧事过后，那位姓陈的朋友交给吴昌硕一份奠仪单。吴昌硕说：“我不是说过一律谢绝吗？怎么还有这些奠仪？”再一看，奠仪中有一元、二元，也有七八元、十多元的。送礼的大都是亲戚、挚友，还有一些左邻右舍，却没有过去曾向他要过书画的达官权贵的名字。

　　为了感谢亲朋挚友的吊唁和馈送的奠仪，照当时的做法，应当去书店买来“谢唁帖”，填上名字，按奠仪单每人一张作为回谢。但是，吴昌硕却拿来宣纸，亲笔用工楷书写谢唁，然后一一送上门去。吴昌硕的书法，特别是他的工楷，在当时已是难得的珍宝。所以接到“谢唁帖”的，个个喜不自禁，互相传诵。那些达官权贵深悔自己没有在施氏夫人的治丧中送上一份“奠仪”，有的甚至想补送。

　　一天，那位姓陈的朋友跑来对他说：“昌硕兄，丧事办完。但仍有几个人想要送奠仪，你看如何处置？”吴昌硕笑着说：“你去对他们说，这次不必事后补送了，就等以后我死了一起送吧！”

　　

　　李叔同

　　□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期间，自己雇了一位人体模特。这位名叫雪子的日本少女，是房东的女儿。为了学习油画的需要，他请雪子做他的人体模特儿。时间长了，两人便产生感情。毕业回国，李叔同曾将这位神秘的情人带回国内一起生活。

　　1918年夏，李叔同出家为僧。他托友人杨白民将日本情人送回日本。情人不能接受，问：“日本和尚是允许有妻室的，为什么要送我回日本呢？”杨白民向她解释了中国佛教的清规戒律，她提出要到杭州见李叔同最后一面。于是，杨白民夫人詹练一、黄炎培当时的夫人王糺思陪她一起到杭州找李叔同。她们要求李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见面时，三人有问，李叔同才有答。终席，李叔同始终不自动发一语，也从不抬头注视三人。

　　饭毕，李叔同即雇一小舟，告辞回庙。三人送到岸边，船行了，李叔同始终不再回头。日本情人大哭而归，从此离开中国，下落不明。

　　□1928年，傅抱石在长沙省立第一中学教书。有一天，他在上篆刻课时，坐在前面的一位女同学忽然举手，要求发言。她站起来说：“傅老师，你在黑板上写错了字。”傅抱石回头一看，果然发现一个字少了一横，同学们立即哄堂大笑起来。后来，一个同学说明原委：那一横，正是那位举手的女同学偷偷抹掉的。

　　傅抱石记住了这位调皮的名叫罗时慧的女学生。罗时慧出身于翰墨飘香的大家，实际上她已经悄悄爱上了才华横溢、年轻有为的老师傅抱石，而修伞匠出身的傅抱石却不敢存这奢望之念。后来，罗时慧说动父亲请傅抱石给她的两位弟弟做家庭教师，又以方便教育两个弟弟为由让父亲请傅抱石到家里住。

　　两年后，两人终于如愿以偿走到了一起。举办婚礼那天，傅抱石亲自用隶书写了一副对联：“乾坤定矣，钟鼓乐之。”张贴于大门两侧。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蒋兆和参加19路军临时组织的宣传队。

　　一天，蔡廷锴一位姓陆的副官找到蒋兆和，请他为蔡廷锴画像。蒋兆和立即同意，问：“在哪里画？”陆副官说：“前线。军长正在前线指挥抗战，我们急需绘制蔡廷锴与蒋光鼐两位将军的画像，印成宣传品，以鼓舞战士的士气。”

　　蒋兆和在沪西南翔前线司令部用三个上午的时间，完成了蔡廷锴将军的油画像。接着，又在另一个地方完成了蒋光鼐将军的画像。据说，这两幅画像，创下了当时的最高印刷纪录。停战后，陆副官给蒋兆和送来了200元钱作为稿酬。当他知道蒋兆和正失业，便帮忙介绍他给京沪铁路局局长郭承恩画像，郭承恩又介绍他给宋子文夫人画像。郭承恩到上海中央造币厂任厂长后，又邀请蒋兆和设计银币。

　　□1932年6月19日，画家瞿世玮于贫病交加中在济南正宗坛与世长辞，终年57岁。他本人的绘画成就或许并不足以在绘画史上留下一笔，但是，令他足以自豪的是，他留下了一个足以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化史彪炳千秋的儿子瞿秋白。

　　他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他的长子瞿秋白正在上海过着隐居避难的生活。他的学生吴炯和儿子阿尧在乡友的帮助下，将他安葬在济南南郊江苏第二公墓，并立一石碑。此碑“文革”中被红卫兵砸毁。

　　他曾做过私塾教师，生命中的最后10年，则担任山东私立美术学校山水画教师，这所学校由俞剑华等人创办。他在济南南门外东燕窝街的正宗坛（即正宗救济会）租了一处房子居住，除了在美术学校教学，还靠卖画维持生活，景况十分困窘。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知道他是瞿秋白父亲的人，连他的画也不敢买。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着“士”的清高，再难也不向人求告，不吃嗟来之食。此前，瞿秋白的母亲已经不堪承受生活的磨难而自尽。

　　□1934年春，陆俨少在浙江西天目上柏山福庆坞用10元一亩的价格，买山地20亩、荒山20亩，办起了一个小农场。种了10亩燕竹、10亩梨树，还种了茶树等作物。他觉得有了农场，可以衣食自足，不卖画也可以，自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不必仰人鼻息，以便一心钻研诗、书、画。他的老师冯超然得知后，极力赞成，认为这样做在他的学生中是“独出蹊径”，还说：“身居山中，将来年老也可出来卖画，那就身价不同。”

　　

　　张伯驹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在张学良官邸看到一幅字体怪异的条幅，内容为：“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见人不正，虽贵不敬；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落款是“张伯驹”。周恩来非常欣赏这段话，张学良便向周恩来介绍了张伯驹的为人，并将这幅字转送给周恩来。

　　□1939年3月，郭沫若回到已经离别26年的沙湾老家。他那86岁的父亲已经到了弥留之际，看到郭沫若回来了，欣慰地说：“八儿回来了，八女子就好过了。” “八女子”指的是郭沫若的原配张琼华，她一直恪尽孝道服侍公婆。郭沫若立起身来，当着父亲的面，向张琼华鞠躬表示感谢。临别，郭沫若给她题写了两首诗，题跋云“书付琼华”。他开玩笑说：“你如果往后没有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个大洋。” 张琼华连忙说：“这咋个卖得嘛！就是饿死了，我也不得卖它！” 张琼华1912年嫁给郭沫若，第二年便遭遗弃，在郭家矢志不渝空守整整68年。

　　□1939年夏季的一天，蔡威廉痛苦地生下了一个女婴。当时他们经济十分拮据，为了节省费用，没有去医院，而是在家中生产。产后数小时，她在床前的白壁上用铅笔作出新生女儿的肖像，并写上“国难！家难！”此为其绝笔。两天以后，这位中国著名的女画家因难产流血过多而英年早逝。

　　蔡威廉的死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心情和命运，那就是她的父亲蔡元培和她的丈夫林文铮。蔡元培临终时呼唤着“威廉”离开这个世界，而林文铮从此成为一个执著且虔诚的佛教徒，他以虚幻的彼岸安慰自己——在那里，他可以再度与他所爱的人相逢。

　　□1945年9月6日，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等作陪。

　　毛泽东和于右任两位诗人、书法家谈诗论文，逸兴遄飞，相当融洽。于右任已经从柳亚子那里看到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倍加推崇，说：“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气吞千古。”毛泽东笑着回答：“何若‘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发人深省啊！”两人相对大笑。

　　“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语出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所作《越调·天净沙》，全篇为：“兴隆山略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可见毛泽东对于右任的诗也非常熟悉，非真诗人，不能做如此迅捷而允恰的应对也。

　　□谢无量书法，看似稚拙，实则博大精深，非常人所能企及。抗战胜利后，纸币贬值，物价腾涨，加上谢无量嗜赌常输，卖文字所得，入不敷出，因而常常债台高筑。

　　1946年，蒋介石六十寿辰，示意空军司令周至柔，就近在成都请谢无量为他作寿文。谢唯唯否否漫应之，周至柔乃先敬致润笔3亿元。笔润之昂，高于任何文稿。囊中羞涩的谢无量，遂将其办黄埔军校，北伐之役，及抗日战争三事汇列成文。寿文抄示后，蒋介石大喜过望。

　　周至柔见蒋介石如此看重此文，又请示蒋介石请何人书写。蒋介石说：“谢先生是大写家，就请他本人写。”周至柔再到谢府，转致蒋介石之意。谢以不能作楷书为由推辞。周至柔又敬献两亿元，作为写寿屏的润笔，谢无量笑纳后一挥而就。自获此项卖文字稿费，还掉债务，尚可积余。

　　谢无量事后对朋友说：“他是出钱买寿文，我是出门不认。大家都在做生意，商场上往来，照例如此。”

　　□1949年2月底的一天，何香凝来到九龙亚皆老街张大千临时寓所。寒暄后，何香凝说明来意：新政协即将在北平召开，她应邀出席，准备带一点礼物馈赠毛泽东。考虑再三，一般礼物都嫌俗套，只有带一幅大千先生的画最为珍贵，不知先生肯挥毫否？张大千听了慌忙离席一揖，忙道：“您就是大画家，却青睐大千，实在有愧。恭敬莫如从命。何况润之先生素为我所敬仰，正无由表达，只怕拙作有污法眼。”当下言定，三天后即交卷。一幅《荷花图》如约交卷。画为纸本，高132厘米，宽64.7厘米。画面茂荷两叶，白莲一朵掩映于荷影中，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此画后经何香凝持往北平，亲手赠给毛泽东。毛泽东甚喜爱，悬挂于他的办公室中。原件现藏于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故居。

　　□1953年9月，白蕉在徐悲鸿家住了一个多星期。老友相逢，分外欣喜。9月25日，白蕉临行时，徐悲鸿送给他一卷近作，又亲自送他上火车，并相约一星期后去上海吃大闸蟹。

　　白蕉在火车上才想起悲鸿所送的一卷画没拿，但想起悲鸿约好下周来沪，一定会带来的。没有想到第二日，悲鸿先生突然逝世。噩耗传来，白蕉呆如木鸡，悲痛不已！车站一别，竟成永诀。

　　□1954年秋天，溥心畲寒玉堂的一只黑色哈巴狗走失了，夫人李墨云大光其火，溥心畲安慰道：“今儿个早上，有人想买一张画，说是五百块钱，我尚未应许呢！我看就用这个钱登报悬赏好了。”

　　

　　溥心畲对钱是没有概念的，平时从不过问，他以为一只宠物起码五百元才行，实际上五百元已经相当于一位中等公务员的月薪了。他看到夫人没有反对，马上给《中央日报》社长阮毅成写了一封手札，详细地写明狗的品种、毛色、体型以及悬赏办法、详细地址。阮毅成安排第二天的报纸见报，溥心畲看到后，发现赏格只登了“愿酬以书画”，没有“或酬五百元”的内容，急得再给阮毅成写了一封手札，要求补上内容重登一次。原来阮毅成觉得溥心畲不解俗事，一只小狗何须五百元，便删去了这一内容。第二封手札刚送出，哈巴狗就被人送回来了。于是，溥心畲再致阮毅成一信，表示感谢。

　　阮毅成平时极爱溥心畲书画，只是不好意思开口，这次因为一只小狗走失，连得三封手札，大喜过望，视若珍宝。后来溥心畲回归道山之后，阮毅成在香港一家杂志发表回忆文章，登出三封手札，传为艺坛趣话。

　　□大师也有恣情放纵的时候，1955年溥心畲在日本时，在一个大雪夜叫了四五个日本小姐喝花酒，喝得酩酊大醉。在喝的过程中，小姐们不但脱光了自己的睡袍，也把溥心畲的衣服脱光。溥心畲在大醉的情况下，信笔画了一幅春宫小品《群阴剥阳图》，画毕就扔进纸篓倒头大睡了。

　　第二天，摄影家王之一从女佣嘴里得知有这样一幅图，连忙从纸篓里找了出来，发现画中人物表情轻松自然，诙谐有趣，并无色情意味，让人看了，也不至于产生杂念。张大千看到之后，称赞不已，说：“这是绝品！比他的山水楼台亭阁都难能可贵。这张小画不用签名盖章，就凭那五个小字就是溥先生的招牌，别人要学也学不像的真迹。”

　　（摘自《百年画坛钩沉》，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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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特色之二：三垄断[转帖]

　　
　　三垄断指朝鲜劳动党对权力、财产和真理的垄断。

　　（一）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所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即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朝鲜的老子党制度确保了劳动党凌驾于政府、司法、其他党派之上，劳动党上层依靠老子党制度培养自家下一代成为太子党。
　　在老子党条件下，金日成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几乎可以说是神的化身，主体思想被奉为终极真理。在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的条件下，很自然地会出现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朝鲜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干部地位的升降往往以领导人的好恶为依据。金日成周围的人是否官运亨通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二是最高领导人周围的人物大多对领袖俯首贴耳，唯唯诺诺，卑躬屈膝，胆小怕事，以来保全既得地位，谋求信任与提拔。三是领袖周围的干部与领袖之间有时甚至是一种人身屈辱的关系。

　　“任人唯亲，荫庇亲友，排除异己”是普遍现象。虽然朝鲜劳动党有时强调选拔干部要贯彻民主原则，并在一些基层单位和科研单位表面上实行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制和聘任制，但实质上还是缺乏民主，在选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时，往往以领导者个人的好恶、印象代替考核，以对领导者个人是否忠诚代替德才标准。任命前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任命后缺乏群众监督，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名单实际上由上级决定，并实行等额选举。这种选举很难充分表达选举人的意志，选举只是形式，实质还是委派。

　　（二）对经济利益的垄断

　　劳动党对经济利益的垄断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

　　这种垄断必须和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结合在一起来考察，即包括：住房分配、食品和其他物品的分配、医疗条件、交通条件、子女上学条件、出国旅游……当官的就可以得到一切，当越大的官，掌握越大的权力得到的就越多，而这一切都是在“主体”的名义下得到的，一些依附于当官的各种人物，也多少可以得到一些，但绝大多数被称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则是与此无缘的。

　　朝鲜的官僚特权阶层，纷纷把国有财产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者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与庇护。由此，“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

　　这个“特权阶层”对朝鲜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反对进行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

　　（三）对真理的垄断

　　所谓垄断真理，首先，伴随着主体思想的提出与形成：主体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被宣布为终极真理，必须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它是一切媒体、言论的导向。“我即真理”，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我说的就是对的，凡有任何一点怀疑，或不同的看法，就是违反真理，就是“阶级敌人”，应予以镇压，甚至肉体消灭。其次，主体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只能为我所用，其他党派、个人等只能臣服于我，我就是真理的专利所有者。

　　在朝鲜，根本谈不上什么舆论监督，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由官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它们都要按照官方的统一口径，作为官方的喉舌进行宣传。明明某些官员劣迹斑斑，但是不让揭露，说揭露了就是对主体思想、对社会主义、对劳动党抹黑；有些官员做的坏事太多，官方无法隐瞒，也只有以党纪、政纪代替国法，让贪官易地做官，甚至易地升官；某些部门、某些地区明明问题很多，民众心知肚明，政府也不让说，媒体只能报喜不能报忧，民众无可奈何，普遍有被欺骗的感觉。

　　因为朝鲜长期实行的是官员委任制，官员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下级官员只要取得上级官员和组织、人事部门领导的好感就可以升官。因此，官员们弄虚作假、夸大虚报成绩，缩小、隐瞒工作中的缺点，敢于揭露问题****的媒体记者往往受到打击。因此尽管下面贪污泛滥，人民怨声载道，而媒体上还是到处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上层的官员们为报刊上虚假的繁荣和表面上的舆论一律而沾沾自喜，因为这些上层官员还有他们的上级，他们可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博得上级的欢心，达到升官的目的。

　　由于对思想的钳制，对思想文化的专制，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认为是异端邪说，就批判、处分，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等等，导致朝鲜民不聊生，长期依赖国际粮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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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虱子吞噬的女人 [转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吴小东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张爱玲搬家次数达180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栖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17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蛰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无耻”的名言：“出名要趁早。”那是1944年，有人劝她不要在当时上海一些与日军和汪伪政权有染的刊物发表小说，她的回答是：“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944年是什么年头？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蜗居于西南，有的做学术积累，有的投身抗战宣传，有的默默写作，连张爱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寄寓重庆，在作品中显示出抗战倾向。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而张爱玲却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气壮，洋洋自得。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3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29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反共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20世纪40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又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体视若不见。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继母关系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但海明威的话只说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恋爱，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23年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4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7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张爱玲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泪？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示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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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故居题匾的四次变更[转帖]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10月毛泽东韶山旧居对外开放时起到2001年底，到这里来追寻伟人足迹、瞻仰伟人家居的人数达3000万。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毛泽东故居题匾曾有4次变更。

　　
　　　第一块门匾：“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

　　1878年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买下上屋场东边的五间茅草屋，1888年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携儿子毛顺生、儿媳妇文氏迁居于此。后来历经毛家几代人几十年的改建和扩建，到1918年房屋架构基本定型。1919年10月、1920年1月，毛泽东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1921年春节，毛泽东回到故乡，动员弟弟妹妹“合小家为大家”，参加革命。不久，毛泽民和发妻王淑兰处理了家产，离家走上了革命道路。此后，上屋场由当地农民居住。1929年，毛泽东故居被国民党政府没收后继续出租给当地村民居住。

　　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8月9日，解放军四十六军一三八师四一三团进驻湘潭，与地下工作者会合。8月11日，来湘潭工作的南下工作团(番号105)一百多人到达城区，湘潭和平解放。8月22日，湘潭县人民政府成立，韶山上屋场毛泽东故居由县人民政府收回。当月，政府安排韶山村老党员毛月秋(毛泽东族叔)负责故居管理和接待来访者的工作。

　　1949年10月17日，长沙专区代表团一行45人，在地委委员郭固邦、湘潭县委委员毛华初带领下，到毛泽东故居参观。那时候毛泽东故居还没有收集文物，门口没有门匾，屋里也没有毛泽东家人的照片，只有大大小小13间半房屋。18日上午参观完毕时，毛华初对毛月秋说：“老书记，以后到这里参观的人会越来越多，您看屋前是不是该写个门匾?”毛月秋深以为然。

　　匾上写什么内容呢?代表团成员和村民讨论起来。有人说写“毛主席的故居”，有人说写“毛泽东的老家”。大家认为这些内容都不错，但似乎没有完全表达出刚刚被解放出来的人民的心声。毛月秋请毛华初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毛华初沉吟片刻，不好意思地说：“我肚子里没有什么墨水，说不好。随军南下到处都见解放了的老百姓举着毛主席的像游行。上面都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上屋场的门匾就写‘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不知行不行?”大家都表示赞同。

　　没有多久，韶山毛泽东故居第一块门匾“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挂了起来。门匾是由“韶山一支笔”毛宇居(毛泽东的老师)书写的。

　　　第二块门匾： “毛泽东同志故居”

　　1950年1月12日，毛泽东故居接待了第一批国际友人——苏联电影代表团。同年5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代表毛泽东回到韶山，参观父辈的旧居。1952年韶山乡政府自作大规模整修，本来还准备再修条路，毛泽东知道后坚决阻止。1953年，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来自家乡的亲友时，毛月秋提起了3年前苏联摄影师参观故居的事情，并告诉他苏联客人当时说，毛泽东像列宁一样伟大。毛泽东听后说： “列宁是伟大的，他在帝国主义时代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还谈不上伟大，我们还是跟在苏联的后面，社会主义的万里长征刚刚迈出第一步。”毛月秋又告诉毛泽东，苏联和民主德国客人看到上屋场上挂的“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的匾，都说好。“这个不妥，不妥。‘伟大’两字不是封的，哪里会一写伟大就伟大呢?我建议换一个门匾。”毛泽东说。

　　其时，华国锋已从湘阴县调到湘潭县任县委书记，他召集县委开了几次会，根据毛主席的“批评”，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建议。决定把第一块门匾撤换掉。1955年3月，在上屋场挂起了第二块门匾“毛泽东同志故居”。第二块门匾换上后，毛月秋总是觉得没有第一块好，直到1955年5月，他听了老朋友徐特立访韶山时的一席话后，才豁然开朗，改变了看法。

　　1955年5月29日，徐特立从省会专程到毛泽东家乡韶山参观，进入故居前，徐特立发现正如人们传说的那样，旧门匾被换了。他对毛月秋说：“毛主席又走在我们前面了。人民的领袖人民爱，伟大也不能天天挂在嘴里、贴在墙上，这个不能靠宣传，要靠人民的拥护、历史的肯定……毛泽东同志故居现在的门匾好。人民把主席尊为伟大领袖，主席却始终认定自己是党的队伍中的一名同志。这既尊重了毛主席本人的意愿，又体现了中国****的性质。而‘故居’两字也是古人说的旧居的意思，典雅朴实，平凡中体现了伟大。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实现民族解放和劳动人民解放的旗手。”

　　第三块门匾： “毛泽东同志旧居”

　　1961年3月14日至2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农村六十条》)。会后，中央将条例草案印发到各省讨论试行。归途中，刘少奇决定顺便到家乡附近进行调查研究，直接了解农民对《农村六十条》的意见，然后参观韶山毛泽东故居。

　　1961年4月1日，刘少奇到达长沙后，并没有直接回炭子冲老家。4月2日，他来到距炭子冲只隔十多里的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在生产队养猪场一间破旧空房里，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一起住了6天。在这6天里，刘少奇听取了先期到达的中央调查组和湖南调查组的汇报，亲自到四周农家了解群众对食堂、分配、住房等各方面的意见，接待了宁乡一拨又一拨的乡民，认真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4月8日下午，刘少奇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故乡，在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陪同下前往韶山冲，当晚住在韶山招待所二号楼。

　　4月9日清晨，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从韶山招待所步行到毛泽东故居。故居的工作人员汪久成、毛乾吉等人闻讯后，飞快地跑出来迎接他们。刘少奇笑着与大家一一握手，很快他的眼睛凝视着“毛泽东同志故居”几个大字，沉思起来。刘少奇指了指这块门匾，轻轻地问：“知道这个门匾是谁提议写的吗?”

　　汪久成摇摇头，他确实不知道。毛乾吉想了想，他是知道一点，但不确切，也摇摇头。刘少奇缓缓说道： “毛泽东同志故居的‘故’字有‘过去’和‘去世’两种意思。我们的毛主席身体很健康，应当把‘故’字改为‘旧’字。”

　　刘少奇的话一说完，第一个吃惊的是毛乾吉。那么多领导人看过“毛泽东同志故居”的门匾都没有说什么，毛主席1959年回来亲眼看过，也没有说什么，听说这个门匾的意思还是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极力赞同的，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呢?

　　国家主席提出了意见，故居管理人员认真地把刘少奇的意思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并逐层向上级汇报。不久，湖南省委办公厅下文同意将“毛泽东同志故居”改为“毛泽东同志旧居”。196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为故居题写了“毛泽东同志旧居”的匾额。从此，“故居”改为了“旧居”，此名称一直沿用到1983年。

　　　邓小平重书第四块门匾

　　
　　1973年10月，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结束了陪同加拿大总理访问郑州、桂林等地的工作任务后，取道长沙，决定到仰慕已久的韶山看看。

　　邓小平访韶给湖南方面出了一个难题。围绕着以什么规格接待这位刚刚复出的副总理，湖南领导人发生了争议。但是，争论双方都有这种感觉：无论用什么规格接待邓小平，都会承担一种风险。中国人惯用“中庸”之道，于是制定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

　　长沙方面首先做了个示范，他们决定让邓小平乘坐过了时的“吉姆”轿车访韶。这种车，1959年毛泽东到韶山来时坐过，但此时已是上世纪70年代，国产的高级“红旗”轿车已经很常见。19日，邓小平在湖南省委领导的陪同下乘坐一辆旧“吉姆”车来到韶山冲。

　　不解内情的邓小平仍然十分高兴。他一来到毛泽东故居，还没进门，就高兴地对韶山的同志说：“我老早就想来。1965年有这个念头，当时太忙了，1966年我想来也来不了。”邓小平诙谐地一笑，没有什么难堪，也没有什么不平。参观完旧居，韶山方面希望邓小平照张相留念，但省委领导没有表态，而是要韶山方面直接询问邓小平。于是，一位工作人员带着试探性的口气问：“小平同志，您是第一次来到韶山，照不照张相啊?”邓小平一听，很高兴地用四川话说： “照，当然要照!”邓小平抚了抚中灰色的中山装，挺起胸膛，和一群湖南本土穿着旧军装、中山装的人们，在“毛泽东同志旧居”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这张珍贵的相片，现在陈列在毛泽东纪念馆。

　　随后，邓小平非常仔细地参观陈列馆的各个展室。从陈列馆出来，午饭时间已经过了。按常规，中央来人韶山宾馆都要热情招待，可对这位复出的副总理以什么规格接待呢?宾馆请示接待办，接待办也拿不了主意，叫“看着办”。韶山宾馆也就准备了一桌以麻辣为主的便宴，等着邓小平发话开席。邓小平满面春风地来到一号小餐厅，服务员走过来，轻声地问：“您老喝不喝酒?”这是当时一句极为巧妙的“外交辞令”，谁知道邓小平怎么想呢?邓小平望了望大家，说：“我是喝酒的。要喝茅台，你们呢?”众人答道：“我们也喝茅台。”宴会开始了，邓小平端起酒杯第一个站起来，兴致勃勃地说：“为我们党的事业，为毛主席的健康干杯!”邓小平的祝酒辞没有当时的时髦语言，至今韶山的同志回味起来仍印象深刻。邓小平对毛泽东是非常尊重的，但又很自然地把党的事业置于高于一切的首位。邓小平祝酒辞的第一句是“为我们党的事业”，在当时，这句话的意蕴是非常微妙的，言简而旨远。邓小平在那顿便宴上，喝了好几杯茅台酒，吃了四个馒头、一小碗饭，吃得很满意。

　　杯盏交错间，有的同志觉得邓小平平易近人，便旁敲侧击打听一些风云人物的情况。邓小平听后，脸上顿起乌云，宴席未散就独自离开餐厅，坐在餐厅旁的小休息室抽起烟来。直至饭后韶山的同志前来解释，说陈列馆想修改陈列内容，过去夸大了林彪的作用，去年修改了，不满意，想请他谈谈看法。邓小平听了解释，脸色有所好转，但仍然不想谈这方面的问题，他只是说：“都过去啦，还说什么”， “记不清啦”。几分钟后，邓小平便对随行人员说了声“走”，就此结束了他的韶山之行。

　　1983年，韶山管理局派人到北京，请邓小平题写故居和纪念馆的匾额。邓小平并没有把1973年访问故居时的不愉快事情放在心上，4月2**几易其稿，题写了“毛泽东同志故居”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两块匾额。现今，故居和纪念馆用的就是这两块匾。

　　（摘自《看世界》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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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根本原因是中了毛泽东的圈套[转帖]

今天的美国政要精英们一说到越南战争，几乎全部心照不宣地避免提及毛泽东。而整天绞尽脑汁标新立异的中国历史学者“精英”们虽然连“一个章子怡顶一万个孔夫子”这样的匪疑所思的命题都能挖空心思想得出来，但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和毛泽东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却对美国人非常“体贴入微”、“为尊者讳”，绝不在这个方向上做任何研究和发掘。中外“学者”们在此空前一致，千方百计抹杀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与毛泽东的关系——否认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是毛泽东的杰作，自然也就否认了美国改变对华战略、尼克松访华是毛泽东的胜利这一历史事实。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普通人以为整个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战略环境根本性改善等等全是美国单方面的恩赐，与毛泽东没什么关系。历史就这样伪造出来了。

1959年中苏分裂。中国结束了向苏联“一边倒”，从此对美苏“谁也不向”。但只要中国不够强大，中国在冷战中就始终处于夹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受欺负的地位：“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在一般人看来，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毫无希望：外有强敌，内乏粮草，压力空前巨大，处境极端艰难。中国既没有力量对抗苏联，更没有力量对抗美国，又没有办法劝说美苏改弦易辙改变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别忘了俾斯麦的名言：“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中国除了屈服投降还有别的出路吗？

历史结果是：13年后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从敌对走向缓和，从联苏反华走向联华制苏。中国的“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的处境被彻底扭转，从被前后夹击走向左右逢源。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包围孤立从此土崩瓦解。世界政治格局从两极走向“三国演义”，整个冷战局势彻底改观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怎么来的？是天上突然自己掉了个大馅饼，让中国白拣了个大便宜吗？是美国突然良心发现，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从此跟中国讲友好亲善了吗？是中国运气太好，啥也没干世道就突然之间变好了吗？ 如果当真如此，那这个世界就是个童话世界。然而童话不是现实。现实中的这一切变化都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白来的，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空前绝后大较量的结果。

尼克松为什么访华？因为美国改变了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改变对华战略？因为第一，美国终于认识到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不是中国；第二，美国有求于毛泽东——帮助美国“体面地撤出越南”。美国为什么会改变对中国的认识，为什么会有求于毛泽东？因为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美国为什么会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因为当时美国认为越南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为什么当时美国认为越南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第一，中苏论战。第二，援越抗美——中苏论战使美国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援越抗美使美国认为越南是中国破坏美国利益的突破口。结论：美国必需在越南跟毛泽东较量。在越南取胜就等于打败了毛泽东，就保住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判断历史，真正有价值的是当时的事实，而不是“事后诸葛亮”们的信口开河。判断美国当年卷入越南战争的真正目的，看看当年美国政要的们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辩护时的各种讲话、宣言、文件、决定等等白纸黑字的事实就够了。好在这些资料基本都已解密，花不了太大功夫就能查出来。

且看如下事实：

1959年，中苏分裂。越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武装统一越南。
1960年，“中苏论战”爆发。

1960年，中国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外电纷纷报道评论。10月17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题为《毛想使美国成为一只“纸老虎”》的文章，称：“毛泽东夺取世界的计划在要赤色中国人民学习的一本新书中作了概括的说明。”

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公开接见并宴请古巴游击战英雄格瓦拉。顿时，“激进的赤色中国试图用游击战征服世界”的“中国威胁论”风靡一时。
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将“大规模报复战略”改为“灵活反应战略”，要求部下研究毛泽东著作，尤其是游击战的理论。肯尼迪亲自阅读毛泽东有关游击战争的著作，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胜强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方法。他常对他的妻子杰奎琳说，毛泽东把军人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儿与水的关系，多么巧妙。杰奎琳听后哈哈大笑。（1965年1月，毛泽东会见《西行漫记》作者斯诺时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对付亚非拉的新兴力量，提出了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同年7月26日，程思远陪同归国的李宗仁见毛泽东时，也告诉毛泽东，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是要人们研究中国。） 肯尼迪任命号称“冷战斗士”的腊斯克为国务卿。腊斯克经常把毛泽东、胡志明比作希特勒，把越南比作1947年的希腊，把和平抗议者比作对纳粹德国的绥靖分子。

1961年1月28日，肯尼迪刚就职一个星期就向其高级顾问们表示他对越南问题有了危机感和紧迫感。不久，美国国务院通知驻西贡使馆：白宫已把在南越的“反叛乱”确定为美国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事务之一。4月29日，肯尼迪批准在南越建立一个作战发展与试验中心，用以发展反越共的新技术。5月，美国派遣特种部队和军事顾问到南越，同时向南越提供财政支持帮助西贡政权推行“战略村”计划。“特种战争”爆发。

1961年9月9日，肯尼迪在对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比较会为他们在马来亚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和****人的手中。”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声称：“中国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战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我们肯定不应站到中国人一边，同苏联人相比，他们倡导一种至少在短期内对我们更危险的政策”。

1961年11月下旬，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国务院情报处、陆海空参谋长、所有美国情报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特别评估委员会，对中国的外交意图做了仔细的剖析，认为：“一旦形势适宜，北京就会以常规政治战争形式，支持当地的游击战争和恐怖行动，或充当后盾和幕后操纵者。”

1961年11月3日，美国国务院智囊班子——政策规划委员会主任罗斯托（Rostow, Walt W.）和泰勒给肯尼迪的报告中认为：“南越的失陷将导致共产主义的极度扩张，使东南亚和马来群岛的其他国家处于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其战略影响特别是在亚洲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如果美国军事力量没有实质性的介入，阻止南越失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1962年1月2日，罗斯托宣布，中苏分裂显然是“史无前例的事件”，美国应该支持共产阵营中铁托那样的右倾分子，而不支持中国那样的“左倾分子”。
1962年2月，“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在西贡成立，直接统一指挥南越吴庭艳军队和美国“特种部队”作战。
1962年3月26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所长布热金斯基在《新共和》周刊上发表文章《和平交战的政策——我们如何能从共产主义的不团结中得到好处》，建议美国政府：因为“中国****人对美国的极端敌视”，所以应该“把友好和敌视区别对待的政策应用于中国”，“至少在现阶段继续排斥中国”。

美国中央情报局1963年1月14日的备忘录中指出，“因为北京的尚武和强烈反西方的路线，一个单独在中国领导下的亚洲共产集团对美国的远东安全利益有严重影响。”

1963年10月5日，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我们能同莫斯科交易吗？》称：“中国人的立场是不顾死活的，不负责任的，对谁都是危险的（包括中国自己在内）。苏联的立场却表明它开始认识到****和非****国家在具体的有限的一些方面可以有共同利益。”

1963年12月13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发表演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宣布：“中国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美国在远东面临的‘最大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苏联在核时代的现实面前似乎认识到某些利益——特别是生死存亡的利益——是全人类一致的。但是，北平（即北京）却仍然坚持正统形式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强调暴力革命，即使将使世界文明遭到毁灭的危险也在所不惜。它不承认什么超越意识形态的界线的共同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中国不对‘自由世界和邻国进行颠覆或发动侵略’，这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

1964年3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的备忘录宣称：“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1964年3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声称：“中国****人的利益是十分明显的。每当苏联发出警训式的调子时，他们就会公开谴责莫斯科，指责他们已背叛了革命的事业。他们将美国视为一只纸老虎，并坚持认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务和常规防务面前，通过缓慢而卓有成效的运动，越南就可以进行其‘解放和统一’的革命斗争。因此，北京似乎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运用越南作为试验品来展现自己的新战略。北京认为，越南的胜利将为中国的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1964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的报告结论如下：“南越和老挝落入****人之手中，将会极为严重地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造成这一结果的特殊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已经引人注目地公开承担了义务，要阻止****人强占这两个国家。失败于此，将对美国的威望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并且，在遏制共产主义在其它地区的扩散方面，美国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将受到严重的贬低。我们的敌人将会为此受到鼓励，而在其它国家中，以更大的规模向****人靠拢的倾向，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除了北越会因为实现了国内目标而感受到直接的欢欣鼓舞外，中国的****人也会受惠无穷。这不仅使他们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助长，而且，也使他们作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论认为，未发达国家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是一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地区性的暴动和起义不会导致国际间的大战，可以毫无风险地走向最终的胜利。他们早已将南越视为这些理论的试验场，并大造舆论。相比于苏联比较谨慎的姿态而言，南越和老挝的最后结果，将更为显著地支持了北京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略立常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结果对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出现更为积极的革命运动，将无疑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4年12月，约翰逊指定的政策研究小组特别报告称：“如果我们不采取足以在军事上击败北越甚至****中国的军事行动，则我们不能保证非****的南越能继续存在下去。”

1965年2月，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致总统的备忘录说：“****中国声明，南越的冲突是他们认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战争’”。“我坚信，如果允许****北越统治东南亚，必将给美国和自由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我还认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击河内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规模扩大战争的风险”。“以谈判为掩护把东南亚拱手让给****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那里退出，因为我们有条约，因为我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言论。我认为抽身而退会使我们在全世界大失脸面，一想到世人的舆论我就不寒而栗。”

1965年2月，美国开始大规模地轰炸越南北方。3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南方岘港登陆。美军在越人数短短数月之后已达22万。（1966年达38万。1967年达42万。1968年达52万。）“特种战争”变为“局部战争”。

1965年5月13日，约翰逊说：“****中国希望战争继续下去，不管盟友支付什么代价”。约翰逊讲话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南越是东南亚反共斗争的基石，是中共理论的决定性考验的对象。”

1965年8月，约翰逊在同高级幕僚们讨论是否增派10万美国战斗部队、从而接过地面战争的主要责任时说，若不如此，世界各国会说美国是纸老虎，其威望将受到无可挽救的打击，“最严重的打击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无法打败一小批游击队”。

威廉 邦迪在1967年5月说，越南战争在“亚洲人”的眼里是一块试金石，美国的失败或软弱将使他们丧魂落魄。

美国前驻南越大使亨利 洛奇在一篇题为《我们在越南能够获胜》的文章中指出：“在越南的斗争，是战后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北越胜利，中国的做法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苏联也会被迫采取更好战的立场，盟国将不再相信美国的保证，国内也将要退出世界而实行固守‘美国堡垒’的战略。美国只要坚持下去，是能够胜利的。”

美国参议员盖耳麦吉在国会辩论越南问题时发言说，“南越如丢失，柬、泰、马、印（尼）、菲也将丢失；美国“已投下过多的资金，不能前功尽弃”。“现在指挥中心正在转移到北京，它的手法是‘最讨厌、最肮脏、最难得出定局的游击战’，因此，“必须在东亚划一条坚定的界线并坚守之”。

《纽约时报》军事编辑汉斯鲍德温说：“哪怕是中共以最大的力量打击我们，我们也能在南越和老挝打赢一场朝鲜式的战争”。

1965年11月7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说：“中国是威胁到我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一个主要国家，其组织整个亚洲反对我们的可能性虽然较小，但威胁性极大”“……长期以来，有三条防线在竭力遏制中国（另外有苏联在北方和西北方“遏制”中国）：一、日本—朝鲜防线；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线；三、东南亚防线。”“对遏制中国之事，美国仍需继续给予关注，投入金钱，有时还需牺牲美国人的生命。”

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中承认：“艾森豪威尔政府全盘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他著名的预见，如果印度支那落入****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我们——当然包括我——只能相当肤浅地理解中国的动机，错误地认为，那些好斗的言词中包含着建立地区性霸权的意图。同样，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

“中国和北越的激烈言词使我们认为：他们将追求一个地区性的霸权。”
“****中国声明，南越的冲突是他们认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战争’”。

“撤离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人对其它东南业国家的压力，则大大加强了。最后，撤离还将意味着，全世界与西方为敌的势力将倍受鼓舞，他们也会效仿越南的做法，尝试进行暴动的滋味。”

“没有人愿意讨论退出越南。我们认为那将使我们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堤坝出现巨大的裂口，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全文引述这些段落是因为现在回头来看，它们集中体现了当时我们头脑中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想法：‘中国威胁’我国的安全。”
“迪安•腊斯克、沃尔特 罗斯托和世界上许多地缘政治学家至今仍回答说值得。他们断言：如果没有美国对越南的干涉，****霸权——苏联和中国——将会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张，包括控制印尼、泰国，甚至可能还有印度。”

1965年4月18日前美国国务院顾问汉斯 摩根索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在越南我们是在欺骗自己》说，美国试图在外围对中国实行军事遏制、结果必然导致中美战争，那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海空优势都不会起决定作用，势必要派几百万地面部队到亚洲去。这将是美国最大的悲剧。美国必须适应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在越南达成一个保全面子的协议；同苏联暗中合作来扶植一个“铁托式”的北越或全越政府。

1967年总统顾问阿贝•福塔斯声称，从南越撤军“这是给中国****人在世界上扩大影响的一剂补药，是我们在亚洲多米诺骨牌前的全面撤退。”

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华尔特 李普曼著文说：“根据所谓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如果美国在同中国共产主义对抗的时候显示出自己是一只纸老虎，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会丧失亚洲各国人民对它的尊敬和支持。自从2月以来的3个月中，我们越来越大力地运用这个理论。结果是什么呢？同预期恰恰相反：今天美国不仅是孤立的，而且遭到亚洲每个主要国家越来越大的反对。”“亚洲人民中间的所有这种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根源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是一个富有的、强大的、白种人的西方国家对一个软弱而贫穷的亚洲国家进行的战争，是西方白种人对亚洲非白种人进行的战争。”“我们可以随意大谈我们如何为越南人的自由而战斗。但是，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这显然主要是一场美国人对一个亚洲国家人民进行的战争。”

所有这些事实确凿无疑地证明美国当初卷入越南战争确实就是冲着毛泽东中国来的，就是要和毛泽东“单挑”。也就是说，美国之所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完完全全是因为毛泽东——“中苏论战”使美国认定中国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援越抗美”使美国认定中国的的确确正在通过“人民战争”挖美国的墙角。二者合起来就使美国精英认定：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在越南的丛林中。结果：美国倾举国之力“奋不顾身”地冲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

（哈哈哈，太搞笑了。Wmr518）

美国几十万大军陷在东南亚的沼泽水网山川丛林中尽情地、无止无休地耀武扬威却又无法自拔。苏联则趁机大举扩张。60年代末，苏联军事力量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在全球到处挖美国墙脚。1967年，苏军进驻中东。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咄咄逼人的“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国际主义义务论”。美国精英们此时此刻突然如梦方醒，恍然大悟：坏了，上当了，上了毛泽东的大当了。原来美国真正的要害利益不是在东南亚的烂泥潭里，而是在中东和欧洲；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不是“好战”的中国，而是美国以为“可以有共同利益”的苏联。美国敢情被毛泽东诱进了越南战争的沼泽地白挨揍，如同老牛掉进井里——有力没处使，进不得退不得，眼睁睁看着苏联坐大而无可奈何。如果还不顾一切继续在越南硬抗到底，就等于自我了断，把世界霸权拱手让给苏联。不管是谁当美国总统，借他八个胆他也不敢走到这一步。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宣布美国从越南撤军，使战争“越南化”，通过谈判取得“体面的撤退”——不再说“打赢”而说“体面的撤退”，这实际已经是认栽了：如果能打赢还用得着谈判吗？还有什么样的撤退能比凯旋而归更“体面”呢？所谓“体面的撤退”真正含义是：不管你南越是死是活，反正我美国得走人了。我走后你南越有本事就靠自己活下去，没本事就听天由命。我真正关心的是别一垮一大片，弄得我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只要美国脱身后只垮掉一个南越，那就谢天谢地，就算“体面的撤退”了。而要实现这“体面的撤退”，就只得求毛泽东：得绕人处且绕人，千万别我前脚走你后脚乘胜追击，来个横扫东南亚。“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美国当初因为你毛泽东才掉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现在只好求你毛泽东高抬贵手，让我“体面”地从这泥潭里爬出来，好全力以赴去跟苏联争个高低。

美国既然有求于毛泽东，那就不得不满足毛泽东开出的价码。最终结果：
一．美国得出结论：不要在军事上大规模卷入亚洲大陆。

二．美国重新检讨对华政策。放弃敌视中国的立场。放弃“以冷战为纲”的对华政策和理论思维方式。总统亲自出马改善对华关系。承认中国大陆的政权（从想方设法推翻的准战争状态到不承认，从不承认到最终承认）。原则上停止了直接颠覆、骚扰中国的行为，停止了对流亡的西藏叛乱分子的援助。

三．美国承认“一个中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同意废除与台湾签定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80年1月1日正式废除），停止了海军在台湾海峡的巡逻，美军撤离台湾。

四．美国解除了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全面经济封锁禁运和外交孤立政策。

五．美国承认中国的政治大国地位。支持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和常任理事国地位。

六．美国采取联合华制苏的战略——这意味着美国不仅实际承认了中国大陆的政权，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更进一步，承认中国已从“前苏联阵营的一员”上升为世界力量中的“一极”，即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开始从“美苏两极世界”演变为“美、中、苏”三极的“新三国演义”（如果仅仅把中国看成世界上一个普通的大国，何须如此大费周折？）

所有这一切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上海公报》和而后的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体现和证实。这一切都是战胜国才能得到的东西——这才是毛泽东进行中苏论战和援越抗美要达到的真正的战略目标，才是毛泽东自建国以来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使中国从美苏两大阵营的两面夹击中突出重围，彻底摆脱美苏冷战的支配，变“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为“谁也不向、两家一块巴结你”，使中国的战略处境从“前后夹攻”转为“左右逢源”。也就是说，根本改善中国的战略处境，捍卫中国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今天要问越南战争的失败者是谁，几乎众口一词会说是美国——美国自己都不否认美国输掉了越南战争。但如果要问越南战争的胜利者是谁，那答案就各式各样了。有说是北越的，有说是苏联的，就是少有说是中国的——如今中国的“精英”对“越南战争胜利者”这顶桂冠似乎毫无兴趣，那当然怪不得别人要贪天之功为己有。然而历史自有其逻辑。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冲着毛泽东中国去的，毛泽东又从头奉陪到尾。美国失败了，越南战争的真正胜利者舍毛泽东其谁？

这个胜利是毛泽东误打误撞凭侥幸得来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这个世界头号超级大国也太徒有其名了，居然稀里糊涂就破了自己号称“建国二百年从无败仗”的历史记录，轻而易举就把有史以来头一个“战胜美国”的胜利桂冠拱手送给了毛泽东。世界上哪有这种美事？！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巧妙运筹的结果，是毛泽东跟美国斗智斗勇斗力、反复较量的结果。

如前所述，冷战期间中国最根本的民族利益是摆脱冷战，打破美苏对中国的围攻。要打破美苏对中国的围攻，关键在于美国——中苏是为了美国而闹翻的：对美国对中国民族利益的侵犯，毛泽东主张坚持斗争，苏联主张中国做牺牲以适应苏联的冷战需要——中苏分裂使毛泽东可以不必再顾忌苏联，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对付美国：要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围攻，就必须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敌视。要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敌视，就必须记住俾斯麦的名言：“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也就是说，必须让美国吃个史无前例的大败仗，使美国自己得出结论：跟中国敌对没有好处，不得不有求于中国。

然而要让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号称“建国二百年从未打过败仗”的美国吃个史无前例的大败仗谈何容易？当年的德国办不到。身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办不到。处于美苏两强的前后夹攻、处于三年经济困难中的中国哪有这个力量办到？怪不得国内外当时几乎所有的“精英”都认为毛泽东是“发疯”。（中国今天的“精英”们不还在如此喋喋不休地鹦鹉学舌吗？）所有这些“精英”都是“智叟”级人物，有知识，懂逻辑，会算计，但算来算去怎么算也算不出毛泽东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当然这也不算多丢脸：从井岗山到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所有给毛泽东“算命”的“精英”“智叟”们哪次没得出过同样结论？所以他们这一次算不出毛泽东能以弱胜强、扭转乾坤也不算太低能。

————节选自《毛泽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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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外国人进入的西藏察隅[转帖]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后，东线我军撤回了原来的实际控制线，但察隅地区没有撤，牢牢的在我军手里！这恐怕是当年东线唯一收复的领土。

察隅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1985年建立，为西藏自治区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边缘察隅县境内，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总面积为101400公顷。主要保护对象为森林生态系统及树种种质资源。
　　保护区属喜马拉雅山山地，区内沟谷纵横交错，海拔1500~3000米。由于地势向南倾斜，印度洋的西南季风沿沟谷能直接伸入，气温较高，降水量也很丰富，年降水量变化在700~1000毫米之间，年均温变动于11~15℃，形成温暖潮湿的气候。因此，察隅地区素有西藏“江南”之称，鲜明的江南色彩到处可见。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察隅地区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青藏高原上不可多得的一块宝地。
　　
　 察隅县地处西藏东南部、林芝地区东部的伯舒拉岭地带，为西藏自治区的边境县之一。面积3165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5万亩，森林面积864万亩。总人口近2.5万。辖６个乡，２３个村民委员会。
　　察隅藏语意为“人居住地”。吐蕃时期这里就有了官衙建制。公元１３７１年帕竹政权的释迦坚赞当政后，宗址设在科麦。清代设科麦县。民主改革前为西藏噶厦政府所辖，此处设立的桑昂曲宗归朵麦基巧领辖。１９６０年改设桑昂曲宗县，县府驻下察隅的赤通拉卡。１９６６年５月改称察隅县，县府迁至吉公。
　　该县属喜马拉雅山与横断山过渡地带的藏东南高山峡谷区。地势北高南低，起伏很大，垂直高差悬珠。谷地海拔南部边缘只有１４００米，而５０００米以上的山峰有１０多座，最高峰为６７４０米的梅里雪山。全县平均海拔２３００米。属喜马拉雅山南翼工热带湿润气候区。四季温和，降水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年日照时数为１６１５．６小时。年无霜期２００天以上。年降水量７９３．９毫米。自然灾害王要有地震、洪水、泥石流、干旱、虫灾等。
　　已发现的矿种有银、铅、铁、铜、锌、锑、云母等。主要野生动植物有虎、豹、熊、小熊猫、獐子、羚羊、藏麻黄、海南粗榧、天麻、贝母、知母、三七等。主要林木有云南松、华山松、云杉、冷杉、桦木、檀木、樟木、楠木等。
　　察隅县经济为农牧业经济。农作物主要有青棵、小麦、水稻、玉米、油菜、花生等。主要饲养牦牛、犏牛、绵羊、山羊等。木材蓄积量为１．１５亿立方米。
　　工业主要由交通运输业、电力、加工业构成。
　　民主改革后修建了与川藏公路相连的公路。目前洞嘎公路由吉公向西经八一镇可直达拉萨，向北可通昌都、成都等地。
　　名特产品主要有广柑、桔子、甘蔗、藏式木碗、木盒、竹编盒、木制马鞍等。
　　吉公地处海拔２３２６米。邮电、银行、学校、医院等社会服务设施齐全。
　　察隅县是僜\人的主要分布区。僜\人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没有文字，多使用结绳或刻木记事的方法。僜\人以农业生产为主，播种分点播和撒播两种方式。男子一般穿无袖长衣（长达臀部以下），女子穿有袖的短上衣（仅遮胸部）和裙子。男女都用大披肩和挎包。婚姻制主要是父权制下的一夫一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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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点名胡适为“罪大恶极帮凶” [转帖]

　
　　　　胡适

　　“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这番话是胡适1948年在“行宪国大”期间讲的。何谓“行宪国大”？原来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1月25日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决定1947年1月1日颁布，同年12月25日正式实施，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宪政”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在国际上树立“民主”形象，以争取更多的美援。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又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民大会”（简称“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完成中华民国政府之组织”。会议期间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滑稽剧，而胡适在其中扮演了他生命史上最不光彩的角色。

　　蒋介石让胡适当总统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即“行宪国大”）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开幕，胡适出席。30日，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胡适任临时主席。当天早上，蒋介石对外交部长王世杰说，他考虑了很久，不愿当总统，但愿意担任行政院长。他想请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要王世杰出面跟胡适洽商。下午3点，王世杰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图，要胡适拿出勇气来。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但我实无此勇气！”

　　当天下午，胡适跟王世杰、周鲠生谈了3个多小时，仍没有自信。晚8时15分，王世杰前来听最后答覆，胡适终于表示接受，并补充说，蒋介石可以考虑更为适当的人选，如有阻力，可立即取消原议。他还说：“蒋总裁对我完全没有承诺的责任。”

　　王世杰把胡适的上述态度转告蒋介石。蒋说：“很好，我当召集中央执监会议，由我提出。”

　　然而，到了4月1日，胡适又有些迟疑，感到昨天的决定有些仓促，希望王世杰再向蒋介石表示：“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4月2日晚，蒋介石在官邸约见胡适，正式表示他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当行政院长。他又虚假地说，或者由他当总统，要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胡适认为蒋介石的态度非常诚恳，令他感动，当即表示：“让蒋先生决定吧。”事后胡适得意地对曾担任他秘书的胡颂平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现在这部宪法里，实权是在行政院，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

　　4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行宪国大”期间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的产生方式。蒋介石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演说词，声明他绝不竞选总统，并提议由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此人须具备五个条件。据胡适当天日记记载，这五个条件是：一、守法。二、有民主精神。三、对中国文化有了解。四、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五、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胡适说，蒋介石在会上始终没有说出这位候选人的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说的就是胡适。

　　蒋介石为什么想把总统的交椅让给胡适呢？

　　根据当时宪法的第39条及第43条规定：“总统依法宣布戒严，须经立法院之通过或追认。及总统于立法院休会期间，依严重情况发布紧急命令后，须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不同意，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这就是说，总统行使权力必须受到立法院的约束，这当然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据王世杰1948年2月10日日记记载：“蒋先生往庐山休息。临行前蒋先生语岳军（指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张群），谓彼是否做总统尚须考虑。宪法中有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语，因此总统如过分干涉行政院，则与宪法精神不合；但时局如此危险，蒋先生如无充分权力，将不能应付一切。此在蒋先生考虑之中。”可见蒋介石需要的是不受宪法限制的充分权力，他假借不当总统来扩张总统的实权完全是在“行宪国大”召开之前的预谋。

　　在4月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总统候选人的会议上，张群忠实贯彻了蒋介石庐山谈话的精神。他直言不讳地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个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委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当天下午，中常会通过了张群提出的“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权”的建议，蒋介石于是欣然接受担任总统候选人。

　　4月5日午饭后，蒋介石让王世杰将国民党中常委临时全体会议的情况通报胡适。蒋说，如果他仍然拒绝为总统候选人，一定会有别人出来竞选总统，那结果必定很坏。这样，蒋介石就取消了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的原议。胡适顺水推舟，跟吴稚辉、于右任、张伯苓等200余人联名提议蒋介石为首届总统候选人。

　　不知是否跟被取消总统候选人提名有关，胡适此后生了3天病。4月8日晚8时，蒋介石请胡适到他的官邸吃晚饭表示慰抚，除宋美龄之外没有其他客人。蒋特意向胡适致歉，说他做了一生中对人最抱歉的一件事。他虚情假意地说，提名胡适竞选总统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决策行不通。胡适对蒋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蒋介石再三表示要胡适出面另行组织政党。胡适说：“我不配组党，但建议国民党分化为两三个政党。”

　　同年4月15日，由国大代表、东北元老莫德惠领衔，771名国大代表联名提出了一份《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明文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议决，为紧急处置，不受宪法第39条或43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就是这个“临时条款”，赋予了蒋介石为所欲为的权力，他先后连任了5届“总统”，而台湾的“戒严”更长达40年。对这份“后果很严重”的提案，率先呼应的就是胡适。

　　4月19日，“行宪国大”进行国民党执政以来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作为蒋介石陪衬的总统竞选人是国民党元老居正。当天出席代表2734名，蒋获2430票，得票率为88.9%；居正获269票，得票率为9.8%。这样蒋介石就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这位“总统”于1948年5月20日举行就职典礼之后，只在中国大陆执政了8个月。面对中共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压力，在美国政府也希望蒋介石下台，转而支持李宗仁的情况下，蒋介石见大势已去，只得于1949年1月21日上午10时黯然“引退”。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蒋介石在“行宪国大”上一度想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除了出于“以退为进 ”的谋略之外，还跟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息息相关。美国为了称霸全球，一直在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国民党于1946年召开的“制宪国大”就是在美国的竭力推动下召开的，但由于中国****和民盟拒绝参与，美国表示非常失望。美国政府既希望蒋介石按美国的自由民主模式制定宪法，也希望这位独裁者改革人事制度。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蒋介石建议：一是在除行政院以外的政府机构中普遍地增补非国民党员；二是注重行政院的内部调整；三是短时期内集中实权于国民政府委员会。司徒雷登希望蒋介石按照美国的意图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大量吸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开明的无党派人士组成政治核心。在美国看来，胡适就是最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政治人物。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经暗示：胡适是有利于拯救国民党颓势的总统人选。“行宪国大”召开期间，正值美国国会通过了以 4.63亿美元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的“援华法案”。蒋介石为了获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也不能不表面上应付一下美国。

　　胡适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由于蒋介石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危机深重，美国政府逐渐将希望寄托于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国民党非主流派，认为他们是新兴力量的代表。早在抗日战争期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就认为曾指挥台儿庄战役的李宗仁是“思想境界高尚的爱国者”，与对日本姑息迁就的蒋介石有所不同。1946年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后，又向美国国务院递交报告，说“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而“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有了美国官方认可，李宗仁的底气倍增。1948年1月8日，李宗仁在“行宪国大”召开之前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了竞选意向。胡适很了解司徒雷登及美国驻华使馆的意图，立即于1月11日写信给李宗仁表示支持——

　　德邻先生：

　　前天看报上记的先生愿作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我很高兴。从前我曾做《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第一章说：“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意，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此中“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此意出于《新约.保罗遗札》。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与此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匆匆敬祝双安。

　　胡适敬上

　　三十七，一，十一早

　　收信后，李宗仁复信表示感谢，并动员胡适也参加“大总统竞选”：

　　适之先生：

　　接到来信，先生对于我参加竞选副总统的热情与鼓励，非常感谢。我的参加竞选，恰如先生所说“ 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的意义。昨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有先生的名字。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的伟大人格与崇高勋望，当选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

　　敬祝大安

　　李宗仁 一月十四日

　　然而，蒋介石最不愿意李宗仁在政坛上得势。因为李是桂系首领，属拥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实力派。早在1927年，桂系就曾联合其他反蒋派系逼蒋介石下野。1929年，又爆发了真枪实弹的蒋桂战争。1930年和1936年，桂系还先后联合冯玉祥、阎锡山以及陈济棠共同反蒋。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桂系才貌合神离地皈依“蒋记中央”。所以，蒋介石口头上表示对李宗仁毫无成见，国民党员均可公开竞选，暗中却采用了多种手法，动员了多方面力量迫使李宗仁放弃竞选。蒋介石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让张群召集于右任、居正、程潜、吴忠信、陈果夫、孙科、丁维汾和李宗仁等人开会，由吴稚辉出面传达蒋介石的旨意，宣布副总统竞选由国民党内部提名，以统一全党意志，避免党内磨擦。但李宗仁严词反对，主张“一切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时任武汉行辕主任的程潜赞同李宗仁的意见。会议的决定，是由张群出面把不同观点反馈给蒋介石。接着，蒋介石亲自出马，逼李退选。在《李宗仁回忆录》中，记录了蒋、李之间一场剑拔弩张的对话：

　　我说：“委员长（我有时仍称呼他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健生两兄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先生说：“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

　　我说：“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之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叮叮咚咚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先生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在这场不欢而散的谈话之后，蒋介石一方面召集黄埔系和CC系的心腹聚会，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恰如一把匕首插到他心中，要求效忠他的人帮他拔出这柄匕首；另一方面，蒋又派宋美龄出面劝孙科竞选副总统。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哲嗣，又是广东人，既有影响，又可从李宗仁手里争得部分西南地区的选票。孙科时任握有实权的立法院院长，不愿争副总统的虚位，颇为犹豫。蒋只好亲自出马劝驾，不但允许他胜出之后仍兼立法院院长，而且承担其全部竞选费用。这样孙科就不再坚持了。此后，陆续参加副总统竞选的还有程潜、莫德惠、于右任、徐傅霖，一共6人。

　　4月23日，“行宪国大”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得754票，孙科559票，程潜522票，于右任493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214票。由于无人票数过半，后3名被淘汰，前3名进入第二轮选举。4月24日再选，李宗仁得1163票，孙科945 票，程潜616票，又均未获半数票，未能通过。当天，蒋介石示意程潜退选，劝说其支持者将票投给孙科。同时，与会的粤籍将领率领大批代表捣毁了攻击孙科的南京《救国日报》。当晚，黄绍竑建议李宗仁采取“以退为进”策略自动退选；孙科、程潜为表示清白，亦必相继退出。

　　4月25日，程潜跟李宗仁采取同一步调，在南京各报发表弃选声明，并揭露国民党最高当局破坏民主，操纵选举，舆论一时大哗。孙科迫于压力，也只好于4月26日退出竞选。这一招果然奏效。蒋介石为避免“行宪国大”的选举流产，只好派人动员李宗仁等人继续参选。当天，由蒋介石授意，大会主席团推举胡适、于斌、曾宝荪，陈启天、孙亚夫5人为代表，对李宗仁等3人进行劝慰。结果李宗仁表示：“放弃竞选系个人权利，而是否接受余之放弃系大会之权。”孙科表示“唯大会决定是从”。程潜表示：“对于副总统竞选事，已决定接受大会之解决办法，在不影响党的团结，不增加行宪困难，有利于诸选举人之谅解的大前提下，个人不再坚持己见。”

　　4月28日，胡适担任主席，第三次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得1156票，孙科1040票，程潜515票。当天与会代表共3045人，竞选者仍无人得票超过半数。程潜由于得票太少，依法退出。

　　4月29日上午9时，大会第四次选举副总统。蒋介石在官邸屏息静听电台直播选举情形。结果，李宗仁以1438票击败了仅得1295票的孙科，成为第一届副总统。消息播出，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一脚踢翻了收音机，立即备车外出：先从官邸驶向中山陵，未入陵园即返回官邸；再开向陵园，又调头驶往汤山。

　　5月1日上午，胡适、于斌、周钟岳、吴稚辉作为大会代表，迎接总统、副总统莅会接受当选证书。黑幕重重、丑闻不断的“行宪国大”历时44天终于闭幕。当天，毛泽东在致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的信中，宣布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不仅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

　　蒋介石要胡适出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出任总统后，接下来的工作是组阁，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色行政院长的人选。对这一职位的争夺相对激烈。蒋介石最早相中的是张群，但5月21日立法委员投票时，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只好尴尬地辞职离开南京。何应钦知道这种结果有悖蒋介石的意愿，知难而退，于5月23日发表谈话，谢绝行政院长提名。5月24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提出“统（一）字第一号”咨文，送交立法院，提名前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字咏霓）任行政院院长，获立法院通过。胡适跟翁文灏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却不同意这一任命。他说：“总统谬采书生，用翁咏霓组阁。翁咏霓自在长沙撞车以后，思想不能集中。同时，他患得患失，不知进退，他对朋友嘻嘻嘻的一笑，没有诚意，而对部下则刻薄专断，他不能做行政院长。”翁上任后，面临国统区通货膨涨，物价狂涨（大米卖到了每斤36万元，玉米面每斤17万元），为了力挽颓局，翁文灏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用以取代原来流通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并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银币、外币，结果造成了新的通货膨胀，迫使他11月2日在立法院召开的质询会上承认币制改革失败。胡适的判断不幸而言中。当陶希圣把胡适对翁文灏的评价告诉蒋介石之后，蒋表示：“好了，你现在就去北平请胡先生担任行政院长，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委首长的名单由他开，我不加干涉。”说完，蒋立即交代空军武官夏功权为陶希圣安排军用飞机，从南京飞往北平。陶希圣晚10点才抵达下榻的北京饭店，匆匆用餐后，又急速赶到东厂胡同的胡适寓所。不料胡适见他后即说：“你来的任务我已经知道了。这是美国大使馆及三两个教授的主张，这是万万做不得的。”又说：“我可以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长。这部宪法，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我如果做总统，就提名蒋先生为行政院长，造成一部内阁制的宪法。”胡适还再三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蒋先生站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孙科于11月26日接任了行政院院长之职。

　　胡适成了“罪大恶极的帮凶”

　　应该说，胡适在这次“行宪国大”上的种种表现，相当滑稽而拙劣，玷污了他素以爱惜羽毛自诩的学者的清白。即将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对此有什么反映呢？

　　首先应该指出，中国****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胡适的统战态度——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了1956 年。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上，提出“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的设想。1948年11月，有关领导部门曾指示北平地下党做胡适的工作，争取他能够留下。汪子嵩、王汉斌对此已提供了回忆。胡适通过****电台的广播宣传也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一笑置之，说：“他们会用我吗？”

　　另一方面，鉴于胡适于1948年12月16日被蒋介石派飞机接往南京，中共权威人士曾考虑是否将胡适列入战犯名单。据党史研究大家龚育之查证：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宣布了43个头等战犯名单，其中并无胡适。但1949年1月20日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贺淮海战役胜利电文中指出：“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犯……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可知中共中央至少已将胡适划入了“罪大恶极的帮凶”范畴。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电称：国统区人民讨论战犯名单时，许多学生和教授认为必须包括战争鼓吹者胡适、于斌和叶青。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到了后来，帝国主义及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毛泽东提到的“极少数人”中的第一个就是胡适。

　　如果站在政治斗争的立场，毛泽东的上述评价并不过分，因为胡适不仅在“行宪国大“上带头支持莫德惠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戡乱”，就是消灭****）；而且，1948年12月16**还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长谈，含泪进言，试图说服美国帮助蒋介石进行内战。他支持蒋介石不妥协地抵抗共产主义的立场，并表示自己“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胡适万万没有料想到，12年后，他也吃了“戡乱”条例的苦头。他在《自由中国》杂志的朋友被扣上了“涉嫌叛乱”的罪名，有的竟锒铛入狱。此为后话。（来源：《百年潮》 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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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1919年 [转帖]

　　
　　作者：张秀章 分类：历史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1919年-【1月13日】

　　报告进攻永泰始末情形，并请准陈总司令调回永春、安溪梁、丘两部队至长泰，亲自督操训讲，以图日有进步。一面条陈本支队根本改良办法，及全军编配整理方式，陈总司令不尽采用。

　　1918年9月18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援闽粤军军中，晋升为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陈炯明拨给他一千人，命他驻守距漳州市北30里的长泰镇。9月20日，蒋介石在长泰举行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部成立典礼。蒋介石按照古代出师行祭旗礼的仪式，亲自写了一篇祭告文，在典礼上宣读：“伏愿而今而后，战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华，平定全亚，威振寰瀛，光耀两极，完成革命伟大之盛业，皆自神灵所赐也。”从这篇祭文中可以看出，此时当了司令的蒋介石，踌躇满志，要干一番事业了。

　　1918年11月，粤军兵分两路，自漳州出发，以钳形阵势进取福建省会福州。11月19日，蒋介石率领第二支队的一千士兵，由长泰出发，向福州进军。12月2日占领嵩口。12月7日，蒋介石率队向福州市的门户永泰县城进发时，接到总司令部的停战命令。

　　1918年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签订休战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英腾出手来和日本争夺在中国的权益。为了打击亲日派军阀把持北京政府，美、英利用中国人民反对军阀混战的呼声，指责段祺瑞将日本的借款和武器用于内战，“劝告”北京政府与广东的军政府停战议和。段祺瑞也因日本寺内正毅内阁的倒台，新上台的原敬内阁不再支付“西原借款”，从而失去国务总理的职位。根据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孙中山也命令在福建同北洋军阀作战的粤军停战。

　　蒋介石接到停战命令后，并没有执行，他认为“半月来挺进七百里之孤军”，“艰险备尝”，猝然停战，“功败垂成，几为心碎”。于是蒋介石继续进攻永泰。8日攻克永泰，10日蒋介石才发表停战命令。

　　但是，福州北洋军阀的督军李厚基并不遵守停战协议，于12月15日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向永泰进攻，蒋介石的守城军队争先逃遁，“敌军攻入城中，中正(蒋介石)只身冲围而出”。蒋介石说：在这次战役中，他遗失了过去6年间所记的日记，和自日本留学以来最爱读的军事书籍。

　　1919年1月4日，蒋介石由永泰逃回漳州。15日陈炯明写给蒋介石一封信，向他表示永泰一战的严重失败“非关吾兄(蒋介石)处置之不当”，恳嘱蒋介石仍以第二支队司令官的身份，继续留在漳州的粤军总司令部内。

　　附节陈炯明书

　　得手书，具佩关怀大局，留心军务，其中亟须整顿准备者，当即如议办理，一时碍难进行者，姑俟大局稍定再举。此次挺进不能达目的，非关吾兄处置之不当，军事作战之不力，盖有种种主因，非战之罪也。……现我军虽撤退，然于军威无损，局面不摇，增者阅历，尚可为异日之受用，未见为失也。(1月15日)

　　1919年-【2月19日】

　　撰拟《废督裁兵议》

　　正在巴黎会议高潮之际的1919年2月19日，蒋介石撰拟了一篇为中国建军目标的《废督裁兵议》。这是鉴于中国内乱纷争的症结在于为军阀代表的督军们穷兵黩武，为改变军阀林立的局面，而提出来的，目的在于废止督军、整建兵制。其要点是这样的：

　　“裁兵之法，当以征兵之制为则。使军队皆为国家之军队，则国家对于军队当设‘军政检定会’，以监督其军政。而以每省各选一本籍最高而有声望之军官组织之。凡关于增兵、裁兵、调兵、征兵以及其军费、军制与黜陟军官诸问题，皆须由其检定会认可以后，陆军部方可咨请国会表决，而后由陆军部执行，则陆军部纯为军事执行机关。今以监督之权，授之军政检定会；表决之权，归之于民意机关；执行之权，付诸陆军部。庶人民有参与军政之权，而兵权则不为武人所专擅，则国家有永久和平之望也。

　　在粤军方面，其最大的难题也正是军制没有近代化。举例来说，就像因籍贯之不同而形成派系一点，在粤军中便有以陈炯明为中心的广东东江、惠州集团，以邓铿为中心的粤东集团，以许崇智为中心的福建集团，乃至响应革命的浙军等区分。由于派系意识作祟，而妨害到部队的领导统驭。”

　　蒋介石为期对此等现象能有所改善，乃暂时耐心留在福建。6月间，接眷属就居厦门附近的鼓浪屿，精心研拟改革军队的具体计划。

　　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举行期间，中国国内虽受到国际大气候的影响，没有打大仗；但军阀林立，各自拥兵自重，内战随时随地都可爆发。为此，蒋以军人的敏感，撰写了一篇《废督裁兵议》的论文，其中一些具体措施大可考究，但基本意思不错，那就是应“使军队皆为国家之军队”、“兵权不为武人所专擅，则国家有永久和平之望”。可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军队国家化”，蒋自己终其一生，也没有兑现！

　　1919年-【5月4日】

　　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要求取消中日各项秘约，为外交示威运动。

　　1991年的新年在停战中来临，虽然是当永泰战役的严重失败之后，但陈炯明表示“非关吾兄(蒋介石)处置不当”恳嘱继续留任，于是，蒋介石仍以第二支队司令官的身份留在漳州总司令部。

　　不过战争业已结束，要做的事，只是营房和练兵场的设计工作。为此，蒋介石乃于3月间请假返回上海，晋谒孙中山请训。

　　4月间，蒋介石母亲王太夫人由故乡奉化扶病来沪，蒋介石把她迎养于寓中。虽然只有不过两星期的短暂团聚，但母子朝夕共话家常，回忆不尽。约两个月的假期届满，蒋介石离开上海时，王太夫人流泪谆告：“在我还生存人世的时候，务必每年归省一次。……”接着又对身为一军之长应该注意的事作了如下的训诲：“在军供职，用人最宜小心。……”这两句话，蒋介石后来体会是非常有道理的教训。5月2日，返抵长泰第二支队司令部任所。

　　两天之后，“五四运动”在北京发生。所谓“五四运动”，是国民愤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中的列强各国，尤其是日本的强横态度，而爆发出来的群众行动。

　　巴黎和会在这一年的1月18日开幕，有32个国家的代表参加。

　　五四运动对孙中山也是一个推动。他这时在上海不再是闭门著书，“对外纷纭，殊不欲过问”了。他接见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发表赞助学生运动的演讲，积极营救被捕学生。

　　为了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孙中山决定改组中华革命党，于1919年10月10日发表公告，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加上“中国”二字，是表示区别于1912年的国民党)。废除了旧党章，订立了新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孙中山准备用这个改组后的新党来继续领导革命。

　　1919年-【6月21日】

　　以陈总司令外宽内忌，难与共事，邓铿亦不加谅，志愿多违，愤然求去。乃致邓书以自明心迹，并邀转达。

　　蒋介石回到福建，陈炯明仍命蒋介石率第二支队驻长泰。这时虽然与北洋军阀停战了，但地方上的土匪，也就是小军阀，为了从粤军手中夺地盘，不断地发生战争。蒋介石的一个营被土匪击溃，5月16日陈炯明调蒋到漳州粤军总司令部计划剿灭地方土匪。除了土匪捣乱以外，粤军中派系斗争日趋严重，形成了以陈炯明为首的惠州派，以邓仲元为首的粤东派和以许崇智为首的福建派。蒋介石不属任何一派，他深感备受排挤。这时，蒋母王氏命他把家眷接到身边。蒋介石就以安置眷属和要精心研究、拟订粤军改革计划为由，离开了漳州总司令部，到厦门鼓浪屿租赁了一所房子闲居起来。蒋介石在鼓浪屿并没有写什么军队改革计划，在6月21日，给参谋长邓仲元写了信，信中自我表白，对完成任务，自己做到了极限，对军队建设，自己注重军纪，锐意改革，反而招致排挤。用人不能自主，军费不得支持。在这封信上，蒋介石只抱怨，还没有提出辞职。

　　附节致邓仲元书

　　……足下处事以谨慎，而转入固我，其病又坐狭隘偏急，然对于弟则仁已至矣，弟亦谓极足下海阔天空之量矣，然而犹以为未足任其翱翔也。足下对他人未必如弟也，他人亦未必如弟之能愿足下也。每闻人言，足下有伯夷之隘，所谓君子之过皆见之者非耶。此其故由于足下嫉恶过严，泾渭太分耳，弟亦时有此病，而转以规足下者，盖不忍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也。老子以谄谀我者为贼，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愿我辈互相警戒，互相勉励，则寡过之道，为善之机，胥在乎是。弟虽不勇，然愿足下有以教我，则收友直之益多矣。(6月21日)

　　1919年-【7月9日】

　　再致邓参谋长书。

　　7月4日，粤军发生内讧，浙江籍士兵与粤籍士兵发生枪击事件，互有伤亡。蒋介石于7月9日再次给邓仲元写信，信中认为粤军这样下去，“久之必有沈笃决裂，不可救药之一日”，他在粤军中所做一切工作，“皆不过为他人做嫁衣裳”。信中又列举了粤军种种弊端和自己遭受的排挤和诽谤，表示不“乐与小人争权利”，并说近来“耳鸣、脑晕、胃伤、腹泻不止”，要及时医治。请转告陈总司令，无论为公为私，皆不得不离职远避了。

　　附节致邓仲元书

　　上次在漳西陈个人去留问题，语悉由衷，想蒙鉴鬠。弟留连于本军者，已越一载，始以足下推毂之重，继以总座爱护之深，故敢竭尽驽钝效其驱驰，以助总座者助本党，公义私情所由来也。默察今之局势以及最近措施，非特无益于党，无利于国，而且无以以孙先生。如是而又欲恋其栈豆，自问初心，能无赧怍。弟自去年怫然而去，赧然而归，以常情论之，已属浅率，早为识者所刺讥。然揆之于情，度之于义，无所负疚，则悠悠之口，唯有付之一笑，亦奚足以容怀乎。又自永泰退回，以成败论事者多，卒致诽谤交作，雌黄沸腾。唯当时弟天君泰然，神明自若，此心此志，鬼神可鉴，故乃忍辱负重，含羞抱耻，示其大度，以冀万一之补救，尚无辞退之决心也。今则心劳力绌，自愧才不足以御下，德不足以服众，而又信不足以孚人，内无指挥之具，外乏应付之方，对本军不能补助毫末，在支队又难如愿设施。而犹依依不舍，则谓之素餐尸位顽钝无耻者可，即谓之患得患失鄙夫自待者，亦无不可。若长此以往，窃恐同入于争权夺利、盗名窃位者旋涡之中而不自觉耳。若此，则人将谓我以义始者以利终，其品格不几一落千丈乎。夫人熟不乐与君子共事业，然亦孰乐与小人争权利，况君子道消，小人道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历观往事，每每如此。若不于此时引退，以待将来排挤轧轹而后已，势不至丧失人格而不止，岂不大可哀乎。若夫本军之情状，则每况愈下矣。前之尾大不掉与麻木不仁者，咸成为痼疾，今之党派之争，区域之分者，又成为初症。痼疾以迁延不治，积之时日而更深，新症以讳疾忌医，自贻将来之伊戚，久之必有沈笃决裂不可救药之一日。弟据后果以溯前因，凡吾辈所设施者，皆不过为他人作嫁衣裳耳。言念及此，吾为自身惜，又为吾兄悲，窃谓本军现象，无论对对外，如再不摧陷廓清，则将来更难收拾。弟非不知因循可以渐图补缀，苟且可以弥缝一时，然而养痈贻患，其溃烂势所必至也。本军人数之多，百有余营，辟地之广，二十有余县，然而土匪作梗，安永失守，延宕二月，竟不能痛剿殄灭者，无他，军纪不振，军心不一，兄弟既有阋墙之争，外侮故无同心之御耳。今日本军所受之辱，不可谓不大，即使上下卧薪尝胆，发愤雪耻，犹虞不及。今乃不以为耻，不以为仇，而反以为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也。盖弟因始谋不臧，威声不著，既不能出一将一卒以捍患，忝窃司令之名，曩以永春、安溪问题尚未解决，告辞恐近于规避，不料延宕至今，茫无头绪，未知了自何日，再四思维，顾弟一人之去留，毫无关系者也。因而思退之心益切，如一日不退职，精神多受一日苦痛，即职务亦多一日荒废。回防以来，耳鸣、脑晕、胃伤，腹泻不止，偶有思虑，则彻夜不寐，若非及时攻治，必在痼病。近日又有浙军关系，无论弟赴汕驻漳，双方浙军皆不安心，此次往厦。未见潘某之前，谣诼纷起，潘亦不明弟赴厦任务，诸多怀贰，及会晤之后，反复陈疏，其于公务虽能释然于怀，而对于弟个人之疑惧，终不能涣然冰消。不宁唯是，即弟在长泰，亦深为他啊所疑忌。故弟在粤军一日，人将以我有粤军为后援，非特弟个人受其排挤，即本军亦大受影响，故弟为公为私，皆不得不离职远避也。且第二支队司令部，以事实论之，形同赘疣，已无存在之必要。况自弟任事以来，军事毫无起色，饷需徒增糜费，人孰无良，能无愧色，揆厥致弊之由，计有二端。一、因现在部队关系太浅，既不能另自选将练兵，又不能如意整顿革新，平时或受抚循，临阵则不听指挥，欲图更张，则枝节横生，以是因循至于今日而不可复振。二、因支队组织之始，仓卒集事，旧日同事，无从召集，故部中人员，率多藜藿充饥，狗尾续貂，以致措置乖方，难收指臂之效。此皆弟朝夕引为憾事，急思改弦更张而不能得者也。如能于此时收束取消，则裁减之机关，即可节省一部分之开销，当此饷项奇绌之时，得此不无小补云尔。又有言者，本军今日最大之恶习，整顿为难，收敛无方，其敌由于各官长以保全地位，把持势力，孜孜以个人私利为怀，而不为本军全体着想也。即前之所谓痼疾与初症者，亦莫不由此而生，吾辈所为何事，岂可传染此症，深蹈此习，而不激扬提唱，以稍示吾辈之精神道德乎。故弟自愿首先取消所有名义权位，虽不能必其风动一时，然而于私心则庶可告尉也。至汕头事，对内则头绪纷繁，组织整理皆难措手，对外则性质复杂，应付交际无所适从，窃恐非弟才力所能胜任，有此种切，故弟朝夕所希望者，唯有息肩退休之一法而已。然而明知总座过爱，遽难邀准，今日辞退，若不挂印径行，则无论公呈私函，必无效果，徒著一层痕迹而已。但今日拂衣而去，不唯无以对上官，亦即无以对部下，且吾辈事业岂止于此，而来日方长，可以效力者正复不少，焉敢轻以自绝。故特缕述下怀，千祈为我恳切疏通，期在准予去职，俾得暂为休养，否则请暂委其权位轻易之事，以为退休过渡之张本，则始终成全之德，皆吾兄之所赐也。今日之言，自信披肝沥胆，应有尽有，毫无假饰于其间，然而形诸笔墨，已获不能忘形之耻，揆之友道，实有疚憾于心，是不能无所戚戚也。倘再见之公牍，则痕迹愈显，必若外人之揣测，有好事之徒，造谣作祟，因风掀浪于其间，则于所愿未遂，而情义已捐，是则获咎于吾兄者不更大乎。如兄不以外人视弟，尚请潜移默运于无形之中，不使外人注目，则幸矣。要知吾辈共事，不在于去留形式之间，唯在道与志如一日、则事业无限，报效有期，请以此意转告总座，俾弟早日休致，以遂区区之愿，则感激高谊于无涯矣。(7月9日)

　　1919年-【7月12日】

　　呈请辞第二支队司令职。

　　蒋介石于7月12日又向陈炯明寄去了请辞第二支队司令的呈文。上辞呈后，即避往屿寓，期间(两个多月)，登山涉海，遍游鼓浪屿名胜古迹。还吟诗抒怀，感到“海天奇景，饱领无余，头脑胸襟，贮满新鲜空气”。这时，又突有浙粤两军士兵启衅，浙军攻入司令部之事，蒋介石闻之甚恼，且呈未批准，决驰回长泰，与其官长交涉。结果，得惩办祸首，赔偿损失，驻长浙军一律撤退。

　　1919年-【10月25日】

　　由沪启程，漫游日本。

　　10月3日，蒋介石来到上海见孙中山，他向孙中山陈述辞职理由之后，提出要到欧美去留学三年，路费都已备齐。此时，孙中山正在进行改组中国国民党，希望他帮助工作，不要长期远离中国。蒋虽答应了孙中山的要求，没有去欧美留学，但在上海住着感到索然无趣，郁郁寡欢，“久思漫游日本”。于是就在10月25日早晨，又搭轮东渡日本。航行途中，蒋介石倚栏感叹：“迩来感慨身世，恍若有亡。倾东海之水，岂能涤我愁肠。”此时蒋氏为何这样消沉?原因即在福建作战一年，可谓出生**，本欲有番作为，到头来一事无成，辞职一走了之。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正处低潮，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已临近尾声。新民主主义革命曙光，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地平线上，这一点孙中山觉察到了，然而蒋介石却没有悟到。他感到长期以来境遇多不幸，虚度时光。这说明蒋对他所投身的革命失去了信心，他追悔莫及，故而有“倾东海之水”“涤我愁肠”之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