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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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日本八路”松井实的故乡 [转帖]

　　
　　作者：萨苏 分类：历史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作为在日华人媒体，《关西华文时报》编辑部受到中央电视台的委托，希望能够为一名埋葬在中国的“日本八路”寻找他亲人的消息。

　　根据中国方面提供的资料，这名“日本八路”名叫松井实，死于1948年10月解放郑州之战，当时是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的一名医生。根据他在九纵政治部的老战友段绪德等人的回忆，松井实好像是在太行山抗战中俘虏的日本士兵，经过教育后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了反战同盟，成为“日本八路”。在中原野战军九纵有一个由五名日本人组成的医护小组，松井就在那里工作。

　　除了松井当时的年龄在20－30岁之间，中国话比较流利，为人斯文，老家是京都以外，几乎没有别的线索。

　　松井实的墓在郑州市烈士陵园，他的墓碑上方，刻有一颗代表解放军军人的五角星，这代表着他在死亡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名为军国主义效力的战俘，是中国方面对他的一种承认和原谅。

　　今年是郑州战役结束六十周年，中国方面希望能够在这个纪念性的时间，为长眠在这里的这名“日本八路”，找到他故乡的消息，让他的亲人能够因此了解他最后的情况。

　　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方面找到了《关西华文时报》。尽管以目前所知的线索进行寻找比较困难，但编辑部依然郑重接受了这项委托。

　　对于寻找松井实先生的亲属这件事，最为有价值的线索大约就是他的故乡为京都。作为查找的开端，我们通过电话联系了京都市政府的有关部门，试图查证京都是否有过名叫松井实的日军官兵在中国战场失踪。然而，得到的消息有些令人沮丧——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曾经进行过一次户籍处理，将战争期间失踪的人员，统统作为“死亡”处理。这给寻找当时失踪人员的户籍带来极大的不便。因为这意味着当地已经没有失踪人员的档案，如果需要查找，必须将所有死亡人员与失踪人员进行甄别。京都方面的工作人员希望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特别是松井实的出生年月日，如果有这一条线索，他们的工作将可以比较容易找到结果。

　　《关西华文时报》一方面争取与国内有关部门联系，希望他们提供更多关于松井实的线索，另一方面，也没有放弃努力。

　　记者在神户认识一位对日本战败时期情况比较了解的斋藤先生。斋藤先生对能够参加查找松井实亲属这件事感到很是重视。他立即与记者一起前往寻找一些他所知道的京都籍中国归国者，斋藤先生认为他们可能会对当时留在中国的京都籍日本人有所了解。

　　在斋藤先生的帮助下，《关西华文时报》的记者找到了多名京都籍日本归国者或归国者二代，不幸的是没有人对于松井实这个名字有所印象。斋藤先生表示他会继续帮助寻找，并随时将所得线索与我交换。

　　记者同日走访了位于柴岛的大阪中国归国者协会，这个协会的工作人员战后曾对中国归国者的返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并发表过多篇关于中日战争问题的研究论文。

　　通过与该处工作人员的电话联络，我们的寻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按照大阪中国归国者协会掌握的材料，松井实属于在太行山作战被俘日军的可能性很大。这是因为当时京都籍日军官兵大体隶属于两个师团，既甲种第十六师团和治安第六十二师团。这两个师团都曾经在华北和太行山区打过仗。

　　根据松井的年龄判断，他更可能属于第六十二师团。这是因为，第十六师团在华北作战的时间只有1937年的下半年，由于华东方面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大本营11月将其调往南京战线。由于日军中军医都是军官编制，松井实应该是军官而不是士兵。按照当时十六师团军官的年龄推算，到1948年大多应该超过了30岁。而第六十二师团成立于1943年，其六十四旅团是京都师管区的预备役官兵组成的守备兵团，专门用于在山西东部和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作战，一直持续到1944年3月。由于当时日军在整个战场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它在太行山区作战的时间长，损失大。松井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被俘的。如果能找到这段时间六十二师团损失情况，可能会有所帮助。

　　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第六十二师团医院院长名叫熊城宽，军衔少佐。不过六十二师团最后在冲绳全军覆没，要寻找它的残余人员提供线索是很困难的。

　　不过该协会也提出一条可能的查找路径——据他们所知，日本战败时残存在中国的京都籍的士兵，大多是通过京都府宫津市的舞鹤港返回日本的，舞鹤港当时先后接回了150万从中国归来的残军和平民。该会一名工作人员回忆，在舞鹤的“引扬纪念馆”，曾经见到一本资料，上面记录有各部队在中国死亡和失踪人员名册。他们对战后日军和平民在中国的情况，也有比较深刻的研究。

　　10月12日，本报记者为寻找松井实先生的亲人线索，如约来到舞鹤引扬纪念馆，受到荒田直明副馆长的热情招待。

　　《关西华文时报》记者在舞鹤引扬纪念馆门前，曾经为搜寻中国抗日先烈的资料走过很多路，为一名“日本八路”跑这样远，还是第一次。

　　这里，果然存放着原始的失踪日军人员和眷属情况记录，印刷十分粗糙，但每一条记录都十分详细，包括姓名，职务，失踪时间地点和推测原因等。

　　不幸的是，尽管笔者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查找，但最终没有找到松井实的姓名。

　　但是，按照荒田馆长的说法，这份记录实际上是到港的日本人进行回忆的结果，所以无法确认其权威性，也不够全面。他认为这件事可以通过厚生省进行查找，因为许多户籍被作为“死亡”消除的归国者，都是通过厚生省确定了自己的身份。

　　笔者按照荒田先生的要求填好表格，等待他们的好消息。

　　在离开舞鹤引扬纪念馆的时候，俯瞰舞鹤湾，令人感慨万千。

　　当年，这里是返回国内的日本人下船的地方。就在这里，演出了无数生离死别，抱头痛哭。

　　他们这时全然忘记了自己用刺刀曾经加于亚洲各国的苦难。

　　死在郑州城下的松井实，会不会心中也存在着一个从舞鹤重归故乡的梦想呢？

　　屹立在岸壁的“期盼的母亲与妻子”雕像，已经在那里站了20年。假如松井实的母亲和妻子战争结束时在人世，她们又在这里站过多久？

　　其实，松井实死亡的具体日期，也是可以推算的。

　　1948年10月22日，对郑州来说，是一个新生的日子。在经历了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抗战中的沦陷和激烈的内战之后，随着刘邓所部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这座城市终于告别了战乱的日子。按照战史记载，因守军孙元良部主力当时已经东调徐州，国民党所部对郑州的防御并不坚决，攻占这座省会城市的战斗只进行了不到一天。而其中双方作战最激烈的地点并不在市区，而是在黄河铁桥以南地区拦截撤逃的国民党军。

　　然而，这样一场类似“西线无战事”的战斗，即便是胜利者，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解放军方面有94名官兵牺牲。

　　由于这次战斗只经历了一天，所以松井的死亡时间，可以被锁定在10月22日当天。

　　94条生命，在一场“轻松”的战斗中悄然逝去。

　　忽然想到了《集结号》广告片头的那句话——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的。

　　愿舞鹤引扬纪念馆前那尊和平少女的祈祷，成为永远的现实，那将远胜过让我们纪念每一个不朽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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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阳明山车祸：重创蒋介石 [转帖]

阳明山车祸：重创蒋介石心脏瓣膜

发生于1969年9月16日下午的一场蒋介石座车车祸事件，无疑是国民党政权播迁台湾以来，蒋介石安全警卫工作最荒唐的一次失误。这次车祸事件，给蒋介石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其严重的后遗症，蒋介石就是从1969年秋天这场意外事件后，身体逐渐走下坡。
1969年9月16日上午，蒋介石还神采奕奕地主持了军事会谈，台军高级将领都出席了那天在阳明山举行的会谈。照例，会谈在“读训”(宣读蒋介石写的训词)声中结束。下午，会谈进行分组讨论议题，蒋介石一向不参加分组讨论，而由与会将领分别举行。所以，大约中午12点半左右，蒋介石即离席，回阳明山官邸(即现在已开放的草山行馆)吃中饭、休息（按：蒋介石每年过完端午节，入夏之后，即从士林官邸搬至阳明山官邸避暑）。

依蒋介石生活作息安排，中午喝过午茶、吃过点心，约摸下午4点钟前后，如果天气允许，会和宋美龄坐车到台北近郊兜风，这是他行之多年的“散心”形式。

这天下午5点，其座车刚要结束兜风行程，从山下回到阳明山官邸，当车队上坡沿着阳明山仰德大道前进，到岭头、永福附近地方，刚好有一辆下山开往市区的公路局客运班车，停在永福附近一处站牌，等候乘客上车。这时阳明山军事会谈分组会议刚散会，军用汽车一辆接一辆鱼贯下山，风驰电掣，每部军车车速都几乎超过60公里。车上的司机老爷和将军们，经过一天会议，早就归心似箭，恨不得早点离开阳明山，下山吃晚饭。

当车队的“先导车”——即第一辆的开道车，驶过一道大弯，走到那部停靠在路边的公路局客运班车前面两三百米左右，忽然发现有一部军用吉普车，猛然从公路局客运班车左后方超车窜出，迎面朝“先导车”疾驶而来。

座车司机误踩油门，蒋介石身受重创

“先导车”的司机反应极为机警，当下立刻踩刹车，吉普车刚好擦身而过幸未撞及，“先导车”司机嘴里正要脱口咒骂，就在这一秒钟之间，紧跟在“先导车” 后方的蒋介石座车司机徐达生，或许是一时分神，也或许是紧张过度，明明见到“先导车”踩刹车了，自己原本也应该急踩刹车的，却错把油门踩到底，轰然一声，整部坐车硬生生朝“先导车”的后车厢撞个正着。蒋介石座车的车头和“先导车”后车厢，都撞了个大窟窿。

撞车瞬间，蒋介石坐在座车右后座的座位上，正倚着拐杖闭目养神。坐在座车左后座的宋美龄，则是习惯性地跷着二郎腿假寐。早年台湾尚未有座车需系安全带的规定，何况“总统”座车安全绝对没有顾虑，两个老人压根儿也没想到要系座位上的安全带。更糟的是，凯迪拉克七人座大轿车原本空间就很大，为了考量蒋介石的舒适度，让其双腿在车内可以伸缩自如，座车内拆掉了多余座位，因此前后座距离，有一两米长度，这使得撞击能量和力度相对加大。

座车追撞突发于一两秒钟内，完全猝不及防，蒋介石身体就像一只瞬间弹出的皮球，正面直冲驾驶座后侧隔板。由于冲撞力道过猛，嘴巴、胸部、下部，都受到强力冲击，蒋介石嘴唇肉和嘴里的假牙两相挤压，嘴唇当场撞出血来，胸部更是一阵闷痛，蒋介石顿时感觉天旋地转，待他回过神来，但闻宋美龄当场疼得大叫，71岁的宋美龄，颈部剧烈受创，双腿膝盖创伤尤其严重，幸未骨折，是不幸中的大幸。

坐在“随一车”的代理侍卫长孔令晟将军，见司机徐达生闯下大祸，连忙下车查看情况，当他见到座车引擎室凹陷了一个大窟窿，车内的蒋介石、宋美龄两人痛得面色如土，惊觉大事不妙，当下第一要务是紧急送蒋介石夫妇到“荣民总医院”，其次随即通知蒋经国，并拿起无线电紧急命令宪兵单位，封锁阳明山仰德大道，以及“总统府”沿线，盘查所有开往“总统府”及国防部的军用吉普车。

两天后，查出了那天超车的吉普车，和师长的姓名，师长的官位不保，开车的司机也移送军法处分。令官邸和侍卫人员私下议论纷纷的是，追撞事件明明是座车司机徐达生心神不专或者紧张过度，误把油门当刹车踩造成的，直接肇事者徐达生竟然丝毫未受当局处分，照常在士林官邸负责开车。

宋美龄听从孔令伟的意见，主张宽恕徐达生。宋美龄说：“错不在徐达生，应该饶恕他的无心之过。”

最倒霉的是，侍从部门竟由代理侍卫长孔令晟一人背黑锅，受到“停升一年”的处分。

蒋介石心脏受创，“御医”蒙在鼓里

蒋介石夫妇被送到“荣总”急救后，医师初步诊察，仅只发觉蒋介石受的是外伤，主要是嘴唇小范围撕裂伤，胸部无明显伤痕，事后蒋介石也不觉胸部有任何不适，所以压根没想到胸腔或心脏受伤的问题。倒是千金贵体的宋美龄，从仰德大道出事现场，一路叫疼。医生、护士为了应付老太太，冲进冲出，忙成一团。侍卫长、侍卫官则全部排成一排，站在病房外低头认错，不敢吭声。随后赶到的蒋经国，一旁唉声叹气，频频摇头。

事实上宋美龄除了腿部和膝盖略有拉伤，身体其他部位及内脏反倒毫发未损。蒋介石嘴巴上讲没事，事后证明他的胸腔心脏部位受创极重，内伤造成他数个月之后，心脏发生扩大现象的病源。

几个礼拜之后，蒋介石发觉体力大不如前，起先未以为意，后来猛然省察，方知车祸后遗症阴影逐渐笼罩他的健康。

永福车祸，减我阳寿20年

1969年冬天，亦即阳明山车祸后3个月左右，某日，台军“一级上将”薛岳(抗日名将)，从台湾南部寓所到士林官邸探望蒋介石，蒋介石在士林官邸大客厅语气低沉地告诉薛岳：“今年夏天阳明山车祸以后，我身体大不如前。”蒋介石向薛岳抱怨，自己走路都觉得比以前吃力。

1970年春上，蒋介石在台湾花莲“青山招待所”度假，严家淦“副总统”到青山探视蒋介石，似知来日无多，他心情郁闷地说：“永福车祸，减我阳寿20年。”(永福是阳明山车祸发生的地点)说出这句感触良深的话，证明那场车祸对蒋介石身体健康的严重斲伤。

1969年夏天之前，蒋介石一年难得感冒一次，即便感冒，亦不过流点鼻涕，过一两天即痊愈，然而，车祸过后，病痛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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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室婚姻史奇迹：唯一修成金婚的皇后[转帖]

　　
如果说古代最危险的职业是皇帝，那么最最危险的职业就是皇后。这是因为皇帝虽然随时会被别人砍头，但他们也可以随时砍别人的头，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是终身制。而皇后都是聘用制，不仅要面临全天下女人的竞争，还要面对一个变心比变脸还快的丈夫，她们本人却永远没有变心的权力。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长时间在位的皇帝很多，长时间在位的皇后却很少，能走完金婚的皇后就更少，少到了只有一个，她就是赫赫有名的宋高宗赵构的皇后吴氏。

　　吴氏出生在公元1114年，原本她与赵构是八杆子打不着的，然而北宋王朝的不幸却间接造就了她本人的幸运。在她12岁那年，即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刚刚灭掉辽国的金国派兵大举南侵，兵锋直指北宋的都城开封。

　　她未来的丈夫赵构当时还只是皇帝的弟弟康王，临危之际奉哥哥宋钦宗之命，与张邦昌一起出使金国求和。这时的赵构已经有了正房邢秉懿和两位侧室田春罗、姜醉媚，以及五个女儿，求和是国家大事，不能拖家带口，所以赵构的一家老小就留在了自己在开封的王府里。然而他没想到的是，他们一家再次团聚的时候已是下辈子。

　　赵构同志当时19岁，政治上还是个中学生的水平，领命之后一根筋似的想早点见到金兵统帅，希望磕几个头把人家磕回去。可惜金国人不是土地爷而是狼，对此北宋宗泽有清楚的认识，所以当赵构同学路过他的辖地磁州（今河北省磁县）时，就苦口婆心地劝阻道:“金朝要你去议和，这是骗人的把戏，他们已经兵临城下了，求和还有什么用，你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总之一句话，赵构此去就是那打狗的肉包子。宗大人一个人出动不算，当地百姓也拖家带口一起上，硬生生地拦住了他的马，不让他北去。面对这帮“刁民”，赵构同学动摇了，害怕自己真的成了包子，死在金国，便停下来驻扎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县），自称河北兵马大元帅。

　　过了一年，也就是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终于攻陷汴京，北宋政权宣告结束，宋朝皇帝、大臣、宗室、新科状元等三四千人全部做了俘虏，包括赵构的一家八口。不过好在赵构同学还在，于是北宋王朝就有了续集——南宋，他在当时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即位，又康王殿下升职成了皇帝陛下，年号“建炎”。而他的倒霉哥哥宋钦宗和倒霉老爹宋徽宗就升职成了太上皇和太皇太上皇。

　　作为续集，南宋的开头部分延续了上集结尾时的惊魂落魄。赵构同学刚刚即位，金兵就本着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打了过来。眼看小命不保，赵构同学则遵循“递进我退，敌退我不追”的原则一路南逃，过起了四处流窜的生活。

　　跑了好多地儿，死了好多马，丢了好多拨大臣，赵构总算是在杭州安了家。房子有了，可是家里不能一个生活呀，于是赵构又开始充实后宫。在这种情况下，公元1128年，吴氏被他挑中进了皇宫。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吴氏的年龄虽然还只是个初一学生，但胆量却比大学生赵构同志大多了。当时的南宋朝廷外有金国强兵压境，内有兵痞、刁民时不时地捣乱，赵构指不定哪天就为国捐躯了，整天过的比通缉犯还难受。

　　这时的吴氏为了保护丈夫，身披铠甲钢盔，腰挎宝刀，整天跟随赵构身边充当临时保镖。可以想象，美貌超群的身形配上保家卫国的一腔正气，吴氏当年是多么的英姿飒爽。而赵构那个时候最缺的就是安全感，对于能给自己安全感的吴氏他自己会记在心里。

　　1142年前后，金兵再次发动对南宋的大规模入侵，赵构吓得一度入海避敌，途中还写信给金兵统帅，请求给予怜悯。和以往一样，吴氏依旧坚定地守在他的身边。在从定海转赴昌国的途中，赵构念于她的功劳，封为和义郡夫人，跟着到了越州又迸封才人。此后，吴氏在舞刀的同时，开始博览群书，刻苦学习，不久就晋升为仅次于皇后的贵妃。之所以没有升为皇后，是因为赵构心中还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的元配——邢氏。

　　邢秉懿被俘的时候已经身怀有孕，可惜在押往北方的途中不慎坠马流产。然而祸不单行，金国侵略者一点没有怜悯之心，她刚刚小产没几天，金国的盖天大王就要强占邢秉懿，绝望中的她差点自尽。赵构作了皇帝后，金国政府为了极尽羞辱，又把他的生母韦贤妃、妻室邢秉懿以及其两个女儿赵佛佑、赵神佑等，统统送到官营妓院中。

　　这种惨无人道的羞辱直到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才结束，邢秉懿等人被送至五国城与宋徽宗等人一起安置。这段时间中，宋徽宗派遣大臣曹勋偷偷逃回南方去见赵构，并让其带上沾有自己眼泪的一方手帕。一旁的邢秉懿思夫心切，也脱下一只金耳环交给曹勋，请他转交给赵构。赵构见到耳环后，回想当初夫妻恩爱的情景，自然悲从心中来。于是他遥册邢秉懿为皇后。

　　可惜注定红颜薄命的邢秉懿没等到重逢的一天，就于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去逝。而赵构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要迎回生母韦贤妃时，才得知邢秉懿已死，此时中宫已经虚位长达十六年。坦率地讲，作为皇帝赵构对百姓并没有多少爱心，但作为丈夫，他对邢秉懿却是十分尽心，为了祭奠这位发妻，他专门罢工数天（专业术语辍朝）。此后时常思念，对吴氏也不加掩饰。

　　好在吴氏贤惠，她不仅不吃醋，还对归来的韦太后（即前文的韦贤妃）孝顺有佳，亲自伺候起居，恪尽一个儿媳的孝道。人心都是肉长的，何况吃了那么多年苦的韦太后突然见到这么一个乖巧的儿媳，心里自然欣慰不已。经过她的一番劝慰，赵构终于于公元1143年正式册立吴氏为皇后。

　　之后两口子恩恩爱爱，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公元1162年，赵构在一片不满声中禅位于宋孝宗，吴氏被尊为寿圣太上皇后。退休了赵构身体一直硬朗，活到直到公元1187年**。从1128年入洞房，到1187年男方病死，吴氏和赵构稳稳携手走完了一个金婚又9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皇室婚姻史上的一个奇迹。公元1197年，在寡居十年之后，吴氏病死，终年八十三岁，谥号“宪圣慈烈皇后”，葬永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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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　与荷兰守将书[转帖]

　　与荷兰守将书

　　　　　　　　郑成功

　　　执事率领数百之众，困守城中，何足以抗我军？而余尤怪执事之不智也。　　
　　　夫天下之人，固不乐死于非命。余数告执事，盖为贵国人民之性命，不忍陷之疮痍尔。今再命使者，前往致意，愿执事熟思之。　
　　　执事若知不敌，献城降，则余当以诚意相待；否则，我军攻城，而执事始揭白旗，则余亦止战，以待后命。我军入城之时，余严饬将士，秋毫无犯，一听贵国人民之去，若有愿留者，余亦保护之，与华人同。
　　　夫战败而和，古有明训；临事不断，智者所讥。贵国人民，远渡重洋，经营台岛，至势不得已，而谋自卫之道，固余之所壮也。然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久为贵国所据；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若执事不听，可树红旗请战，余亦立马以观。毋游移而不决也！　　　　　　　　　
　　　生死之权，在余掌中，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唯执事图之！　　

　　　（《清代通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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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儿子彭云遗憾：母亲的遗愿只完成一半[转帖]

革命烈士江竹筠(江姐)的儿子——彭云早年公派赴美留学，后定居美国，现任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近日，记者在美国采访了彭云。

　　彭云表示现在为国家做的事情少了，但从没做过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家人朋友的事，他称今后有机会还是想回国。

　　谈母亲

　　两个妈妈从未碰面

　　因提前仔细看了江姐的照片，记者见到彭云的第一感觉是酷似江姐，彭云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我和母亲都是小宽脸，年轻的时候更像了，大家都这么说。”事实上，因为一岁多时即与母亲分开，彭云对母亲所有的记忆都来源于几张有限的照片和他人的叙述。

　　彭云的父亲彭咏梧在与江竹筠(江姐)相识、相恋之前，已与老家重庆云阳县的妻子———谭政烈(后改名谭正伦)结婚八年，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彭炳忠。“1946年4月，妈妈在成都生下了我。1947年10月，母亲给谭妈妈(谭正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但将一切和盘托出，还嘱谭妈妈尽快来重庆照顾我。那是我的两个妈妈唯一的一次通信，但她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彭云说。1948年2月，谭正伦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来到了重庆，从江姐的战友手中接过一岁零十个月的小彭云。

　　1948年春节前夕，彭咏梧在战斗中牺牲，江姐也于当年6月被捕。1949年8月26日，江姐在狱中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在毛边纸上写下托孤遗书。两个月后江姐就壮烈牺牲，这封信成了江姐留给亲人的绝笔。

　　养母视他如同己出

　　从1948年2月接过彭云到解放前的将近两年时间里，谭正伦带着彭云躲过一次又一次劫难，使敌人抓捕彭云、威迫江姐就范的阴谋没有得逞。

　　刚解放的时候，彭云大概三岁多，当时谭正伦还不知道彭咏梧和江姐都已经牺牲，抱着一线希望带着小彭云到处寻找他们的下落。“当时重庆成立了几个‘脱险同志登记处’，谭妈妈背着我一个挨一个找都没有找到。后来得知母亲在十天前已经被杀害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噩耗，谭妈妈又背着我到埋有被杀害的烈士的地方去找，不久后我们又得知，父亲早在一年前就牺牲了。”

　　后来，谭正伦一直把彭炳忠和彭云两兄弟培养成人。彭云说：“虽然有时和别人提起时为了能和我的亲生母亲相区别，我称她谭妈妈，而实际上，我和谭妈妈的感情与亲生的母子没有任何区别，我一直就叫她妈妈。”

　　当彭云已经在北京成家立业之时，谭妈妈的突然去世对他是一大打击。“谭妈妈退休后和哥哥一起住在成都，1974年我儿子壮壮出生，1976年，就在准备到北京来看孙子的前一天，亲友们在成都为谭妈妈饯行，她突发高血压去世了，那年才59岁。没想到谭妈妈会在上火车前的最后一刻突然离世，没能在我这里享受到天伦之乐。”

　　谈成长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

　　彭云从小就在母亲江姐的光环中长大，与彭云中学同窗六载的卢晓蓉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中学时代的彭云和这位烈士遗孤享受的“特殊待遇”：“我们这个班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倍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她还回忆，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他还一直担任班干部。

　　有一件事情彭云至今还记得，“有次我们到渣滓洞举行纪念活动，不知怎么被认出来我就是江姐的儿子，‘牢房’楼上楼下顿时被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班上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我的衣服和眼镜和我‘调包’，我们才成功‘突围’。”

　　卢晓蓉这样形容中学时代的彭云：从不声张、骄傲，始终保持低调。然而彭云本人却更愿意把这种低调归结为天性。“我对别人的关注比较淡然，而且一直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上课看小说，还被老师没收过几次，可就是学习成绩好。”如今，已经年过六旬的彭云谈起中学时代的记忆表情依然天真。

　　1965年，19岁的彭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70年毕业后分到了沈阳一家工厂工作。1973年，彭云与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学易小冶结婚。易小冶家在北京，外公是杨开慧的舅舅。1975年彭云调到北京四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全家得以团聚。

　　1977年，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以后，彭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生。随后，他又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美国，先后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学习，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马里兰大学担任了一年访问教授。

　　谈现状

　　儿子读完博士回国工作

　　1987年，彭云回国在中科院软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后来，美国一家知名的出版社看中了彭云的博士论文，请他担任第一作者，与导师合作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写作出版一本关于人工智能中溯因推理的专著，彭云因此又前往美国。从此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现在已经是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计算机系的终身教授。他的妻子易小冶也先后在美国取得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目前在一家研究所工作。

　　一位中国学者在美国知名大学做到了终身教授，如果是普通人，可以安享羡慕的眼光。可是彭云不一样，因为他是江姐的儿子。大概是因为继承了母亲的“娃娃脸”，彭云说话时常带着天真的表情，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在象牙塔中自得其乐的老教授。彭云是位真诚和严谨的学者，他总是倾向于压缩自己取得的成就。记者提到“终身教授”这个令人景仰的称谓，彭云赶紧解释，“美国大学里如果到了一定年限还没成为终身教授，就意味着不能再教下去了。终身教授里有正教授也有副教授，不是像中文听起来那么神圣。我的职称是正教授。”目前彭云在马里兰大学教课、带研究生，同时做一些行政工作，生活很充实。

　　彭云的儿子彭壮壮在同龄人中也堪称出类拔萃。彭云夫妇去美国后，彭壮壮由姥爷姥姥抚养长大，直到高二才跟随父母到美国读书。

　　彭壮壮曾在全美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进入前十名，并获得具有少年诺贝尔奖称号的美国中学生“西屋奖”，当时他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学毕业后彭壮壮考入哈佛大学数学系读完本科，后又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彭壮壮回到北京工作，现任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及大中华区电信及高科技行业的核心成员。

　　据北京青年报

　　面对面

　　“想不好回国做什么”

　　作为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江姐的儿子，彭云的内心是否感受到烈士遗孤光环的压力？他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中有没有过矛盾和挣扎？记者就此与彭云进行了对话。

　　记者：您见过母亲的遗书吗？

　　彭云：小时候在舅舅谭竹安家里见过，但那时候年纪还小，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50年代，舅舅就将这封珍贵的遗书捐给了重庆市博物馆。

　　记者：您怎么看待母亲的遗愿？

　　彭云：我在做人方面应该说达到了母亲的要求，为人正派，做学问也很努力。但是要说为祖国做贡献确实没有太多了。大学毕业后在工厂和研究所工作还为国家做了一些事，去了美国就很少了。这样说来，母亲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

　　母亲可能还是希望我能在国内发展好一点吧！但只要我不做坏事，没做对不起国家亲人朋友的事，我想她也不会责怪我，但遗憾是有的。

　　记者：应出版社之约去美国出书之后为什么会一直留在那里？

　　彭云：我这个人就是想做点学问，别的方面没什么太大的志向，其实开始的时候没想一直留在美国，要不然儿子也不会到高二才去。后来研究做得还算可以，就这么做下去了，回国的事也就拖下来了。然后妻子和儿子都去了，自然就留下来了。从研究的内容来说，当时感觉国内比较看重两头，一头是纯理论，一头是完全应用，美国学校里大部分是做中间段，比较适合我。

　　记者：您在国外的时候会时常想起自己的特殊身份吗？周围的人是否知道？

　　彭云：经常会想到，因为那是我血脉中的一部分，我怎么能忘呢。周围的同事和学生们也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是没办法保密的，但大家很少当面和我谈论这个事情。

　　记者：那您会经常想着是否回国吗？

　　彭云：总在想该不该回去。也曾经努力过，但想不好回国做什么，似乎找不到着力点。原来想做出大东西就回来，但还没等做出来就老了。

　　记者：什么样的东西才是大东西呢？

　　彭云：就是在一个领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吧。

　　记者：选择现在的生活和您的性格有关系吗？

　　彭云：有很大的关系。我从小就不是特别爱说话。我这个人就是爱念书，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踏踏实实做点学问。在现在这个学校虽然也很忙碌，但是很安静，环境宽松，适合我。

　　记者：您退休后会回国吗？

　　彭云：我想会的，毕竟亲人朋友都在中国。我看到国内的发展很兴奋，今年争取能回北京看奥运会。 据北京青年报

　　链接

　　江姐托孤遗书 本报曾做报道

　　2007年11月14日是江姐遇难58周年纪念日，重庆市三峡博物馆首度展出尘封多年的江姐托孤遗书。本报第一时间对此做了报道。

　　1949年,解放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江姐等烈士隐约感到敌人会在失败前进行疯狂的大屠杀。得知丈夫已经遇难的江姐,此时心中最为担心的就是尚未长大的儿子彭云。

　　1949年8月26日,江姐将吃饭时偷偷藏起的筷子磨成竹签,蘸着由烂棉絮灰与水调和在一起制成的墨水,在如厕用的毛边纸上,艰难地写下了“托孤”遗书。1949年10月，江姐委托地下联络员，将书信秘密送到重庆市中山公园里的育才小学,交给谭竹安(谭正伦的弟弟)。

　　江姐托孤遗书(部分)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希望这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指彭云)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竹姐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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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痛帝国生命的夜晚“金田起义”点燃的劫火[转帖]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人们对于天堂的渴望，往往会最终诱引他们堕入地狱的深渊。

　　1850年，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博士得知大清帝国南方省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字原文为法语）。”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博士从他所擅长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先行锲入，剖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而导致逐步解体的深层因素，并信心十足地预言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不久，受老战友影响，恩格斯也兴奋写道：“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仅仅过了12年，在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博士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容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从兴高采烈改为恶毒诅咒，展现出马克思博士对东方古老的国家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超常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

　　中国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逸仙博士对太平天国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后的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就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做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最终，他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果然一针见血。

　　由“保皇”而“改良”的儒学大智者梁启超所言，最能戳破画皮：“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与梁启超同为康有为弟子的欧榘甲，一直力主反满，但他坚信：“洪、杨与其徒党，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他还明确指出：“（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即使写《革命军》的激进派邹容，从来是“反满复汉”，他也认定：“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杀汉，山尸血海，所保者满人……”只有“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对太平天国的消亡稍有遗憾：“太平天国有天下三分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民智初发之后，大儒钱穆先生讲：“……他们（太平天国）只知援用西方耶教（基督教）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此语，最为鞭辟入里。

　　坚信科学理念的共产主义者们对太平天国更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共产主义理论家恽代英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太平天国一定失败的原因：第一，“太平天国”是“领袖的结合，不是主义的结合，只是‘感情’的结合，而‘感情’是靠不住的……后来北王杀了东王，内部闹个不休”；第二，他指出太平天国最大的弱点，就是反对文化，造成“知识分子不为所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邓力群、华岗、范文澜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极“左”思潮一度泛滥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一叶障目，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

　　梁启超在痛诋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同时，仍旧大力推崇扶危定乱的李秀成，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使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湘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倘）使以（李）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城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谁复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亦人杰矣！”

　　反思极“左”思潮下，对太平天国的赞不绝口，无外乎着力于以下几点：第一，太平天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第二，《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具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意义”；第三，马克思曾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

　　一切的一切，谬误以外，还是谬误。

　　首先，太平天国自其建立之始，因为“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血脉”关系，其头目们就与洋兄弟们勾勾搭搭，直到李秀成攻上海受挫，才与“洋鬼”结下深仇，所以“反帝”无从谈起。

　　1858年，英国军舰“李氏号”（Lee）经过金陵，遭太平军将士误击，额尔金下令反击。洪秀全把发炮的军士斩首后，派人向英国人道歉，希望洋人兄弟帮他灭“臭虫”（满清）。同时，写下打油诗诏书示好，让额尔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天父上帝真上帝，天兄耶稣真天兄，爷哥带朕坐天国，扫灭邪神赐光荣，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天国迩来今既来，西洋番弟把心开，朕前上天见爷排，万国扶朕在天台。爷排定定今来到，替力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西洋番弟朝上帝，爷哥带朕坐山河。朕今实情诏弟等，欢喜来朝报爷哥。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此后，以洪秀全本人为首，一直对洋兄弟十分看重，身居深宫的洪天王连洋人舰只加煤加水这样的琐事都会亲自过问。即使到了太平天国与洋人撕破脸的后期，1863年，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仍然与常胜军统领戈登等人通信，要求做买卖，搞军火生意，明白表示：“我朝系与清朝争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洋商洋行（包括戈登）为了获利，同时将大量军火卖给清朝和太平军这交战的双方。法国人狄支沙（C.A.M.deJesus）的文章中证明，仅1862年4月，上海一家外国洋行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支，野炮795尊，火药484桶，子弹18,000余发。（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即使天京被围期间，洋人们仍不断供应粮食、茶叶、丝绸、军火，甚至鸦片。（《北华捷报》选译，第467－468页）由此推之，可以想见太平天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

　　“反封建”方面更不必讲，清朝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18个，洪天王有88个“嫔妃”，后宫供其纵欲者近两千女性。相比封建帝王，洪教主个人享受方面要“反动”得多。

　　至于等级制度、服饰规定、官员品级、爵位世袭等等，太平天国比起清朝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根据清朝《贼情汇纂》等详实的官方文件，可查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物二百多，出身能得以查证的一共有50人，绝大部分是会党成员、盗贼、地主、塾师、各类商贩、戏子，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14人（这还算上富农在内），所以说它是“农民革命战争”完全是信口雌黄。太平天国对于犯法官员的处罚之一，就是“罚为农”——这哪里有一丝对农民的尊重，又怎能把这场运动算成农###动！再者，总是被以前的极“左”学者奉为土地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这只是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而已，从未真正落实过。毛润之先生早就指出过：“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他还特别指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分见《毛泽东选集》第89页、1209页）所以说，太平天国这一个披着神秘宗教外衣的，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为诱饵的虚空纲领，不仅仅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更是“物物归上主”的对农民产生新束缚的梦呓。

　　第三，马克思真的说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吗？他确实有过类似表述，但其本意与我们学者的“断章取义”截然不同。

　　马克思原文见于1854年第二期《新莱茵报》，他主笔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而后所述便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善良展望。但马克思博士所指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太平天国运动，其实指当时德国人居茨拉夫（此人加入英国教会）所说的“社会主义”，此人在中国多年传教，中文名字为“郭实腊”。他于1849年左右回欧洲后，听到当时的人到处谈论“社会主义”，恍然大悟道：“中国许多平民近来也流传这一套东西。”所以，郭实腊和马克思在当时讲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是财产平均分配的“农民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一样，在当时的马克思口中说出来，其实含有辛辣的贬讽之意。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社会主义”，直至1873年才成型，他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弄清了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极“左”学者们对太平天国涂饰的立论点不攻自破。

　　早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曾装出一副“仁慈”面貌，假模假样唱道：“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但是，历时近15年之久的波及18个省份的太平天国战争，不仅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历史性、全面性的大倒退，还使整个国家丧失了近一亿左右的人口。当然，对于这么一个庞大死亡数字的责任所在，难以细究，大致上讲，清军与太平军（加上捻军）可以“平分秋色”。

　　太平天国，于后世而言，它最大的“积极意义”早为梁启超一语道破：

　　道（光）、咸（丰）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氛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正是太平天国的冲击，使得腐朽的大清国内满蒙权贵派一步一步走向衰弱，经世派（庶族汉人派）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巅峰，最终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这些，恰恰为后来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和民族基础。在这一点，也仅仅在这一点，邪恶的怪胎终于有幸成为日后中华民国的一掬肥料。

　　洪秀全、杨秀清以及他们身后那些幢幢地念着“天国”咒语的幽灵，在国人心中徘徊了一个多世纪。我们现在不需要僵硬意识形态的招魂，不需要砸偶像派与敬偶像派之间的争辩，不需要武断肯定与简单否定地轻下结论，我们恰恰需要发自历史良心深处的冷静的审视，从昔日的破坏中寻找建设的起源，重新寻找逝去年代的精神体验。

　　柳亚子二诗，最能表达笔者此时心境：

　　其一

　　已无遗老说洪王，志怪传奇说渺茫。

　　多少英雄兴废感，最怜鹬蚌斗韦杨。

　　其二

　　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

　　我来重读太平史，十丈银釭焰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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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霸”般的皇祖母[转帖]

　　

　　作者：周大江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这样的局面让傅太后兴奋无比。她在哀帝即位前长达19年的漫长岁月中处心积虑地在他的内心深处成功培养出对王氏专权根深蒂固的反感，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作为必然的“副产品”，也使他同样反感西汉王朝外戚干政的传统。

　　哀帝从一开始便把王氏势力当成了自己治理天下的主要障碍，但却也没有料到真正的障碍却是自己的亲祖母傅太后。祖孙两代人的矛盾冲突注定不可避免。

　　但是，血毕竟要浓于水，哀帝对傅太后更多的是迁就和忍让。为了照顾她的情绪，哀帝甚至不惜与朝中重臣翻脸。

　　成帝当初立刘欣为太子的时候，就曾经考虑到傅太后有可能干政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个狠毒刻薄的老太婆利用太子的地位发展外戚势力，他曾诏令傅太后和哀帝生母丁姬只能住在定陶王在长安的官邸，不得进宫与刘欣相见。

　　王太后为了舒缓与傅太后多年的积怨，企图准许她们婆媳二人每隔10天去看望太子1次。

　　成帝不同意这种做法，理由是太子今后要继承社稷大统，“当供养陛下，不得复顾私亲。”但王太后却坚持说：太子从小就是由傅太后抱养长大的，如今恩准她常去看望自己的孙儿，只不过是朝廷报答其养育之恩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成帝和王太后之间便达成了一个折中的妥协：傅太后可以去看太子；但丁姬则不能，因为没有抚养过他。

　　自从刘康当年与成帝争夺皇位失败之后，傅太后便憋下了一口恶气。在定陶国“卧薪尝胆”期间，她不惜剥夺了丁姬对刘欣的抚养权，为的便是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

　　如今终于重见天日，她怎么可能就此善罢甘休呢？

　　成帝的丧事刚刚处理完毕后，便有官员请示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如何安顿傅、丁二人的居所。

　　丞相孔光认为，傅太后为人刚暴，长于权谋，更重要的是，她对刘欣自幼抚养教导，而且还在其即位的问题上立有汗马功劳，因此担心她会以强势姿态干预朝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孔光主张尽量避免傅太后和哀帝有太多的接触，为她单独另筑新宫居住。

　　但大司空何武却认为可以安排傅太后住在北宫。

　　北宫和桂宫都在未央宫的正北侧，二宫并列，东西总长度与未央宫大致相同。桂宫在西面，北宫在东面。桂宫南侧的紫房殿与未央宫之间有封闭式的天桥（时称“复道”）相通。

　　果然不出孔光所料，傅太后每天便从这座天桥到未央宫去找哀帝，急不可耐地对国家大事指手画脚。

　　这也难怪，命运让这位生就一副急性子的女人在儿孙的封国里沉寂了20多年。对她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

　　当时有一个叫董宏的小人物，原本只是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一个高昌侯的爵位，一直没有青云直上的机会。按照西汉王朝的惯例，伴随新皇帝即位，必然会有一股新的外戚势力趁势崛起于朝中。董宏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便迫不及待地上书奏请封丁姬为帝太后。

　　董宏这次上书的意图非常明显：如果丁姬被封为帝太后，那么就必须追认刘康为皇帝。只有追封了刘康为皇帝，傅太后作为刘康的母亲才有资格进而被尊为太皇太后。

　　但董宏写作奏书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居然举出秦庄襄王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庄襄王的生母是夏氏，养母是华阳夫人，庄襄王即位后，二人均称太后。

　　这种愚蠢的论述方式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被王莽和师丹二人轻而易举地抓住了把柄。他们并没有直接就评价是否应当立丁姬为帝太后，而是攻击董宏，说他竟把立皇太后这样神圣的大事和亡秦的先例相提并论。

　　其实哀帝本人并不认为给傅太后和丁姬上尊号有什么不对，但自己刚刚即位还不到1个月，面对来自首辅王莽的反对，他至少也得象征性地谦虚一下。于是，便暂且不议给傅、丁二人上尊号的事情，同时把董宏免为庶人。

　　这显然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迂回手段，但傅太后却没有那么好的耐心。她在哀帝面前大发雷霆，非要马上称尊号不可。

　　哀帝被他缠得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太皇太后王政君，追认刘康为恭皇帝。

　　数日后，立傅太后的侄孙女为皇后。这样的近亲婚姻在西汉王朝的历任皇帝中并不鲜见，外戚们要想世代延续来之不易的荣华富贵。这便是一条捷径。

　　又过数日，哀帝下诏，尊傅太后为恭皇太后，丁姬为恭皇后，二人食邑及私府设置的规格，均分别参照王太后和刚刚册立的傅皇后而定。

　　傅、丁二族从此便在哀帝朝闪亮登场。

　　傅太后的堂侄傅迁被安排在了侍中、附马都尉的位置上。

　　从表面上看“附马都尉”的职责只是掌管皇帝车马，类似于今天国家元首的车队队长，但关键是做这个官的人侍驾于皇帝的左右，因此实际地位并不低。

　　以至于发展到了东汉和西晋时代，“附马”一词逐渐成为皇帝女婿的代称。再到后来，便有人把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的女婿也称之为“某某马”。

　　欧阳修在他的小说集《归田录》卷二中，便曾不无讥讽地说:“皇女为公主,其夫必拜附马都尉,故谓之附马。宗室女封郡主者,谓其丈夫为郡马,县主者为县马,不知何义也。”

　　在西汉王朝，像附马都尉这种表面看上去微不足道，实际举足轻重的官职并不在少数。

　　但这位凭着姑母的权势一步登天的花花公子却不务正业，成天琢磨一些下三烂的歪门邪道，还四处传播禁中机密，显示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哀帝实在看不顺眼，便下诏免了他的职，要把他赶回老家去。

　　连策免他的诏书都已经下了，但人家傅太后却说什么也不依不饶，在哀帝面前大光其火。哀帝拿她没有办法，又只好把傅迁留下。

　　孔光和师丹对此深为不满，给哀帝上书说：诏书里明明说他“巧佞无义，漏泄不忠，国之贼也”。天子无戏言，如果再留下他，无论对天子的威信还是朝廷的风气，都会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

　　他们强烈建议哀帝不要收回成命，“以销奸党，应天戒。”但哀帝却不敢和自己的祖母对着干。无论大臣们怎么说，他最终还是收回了自己的成命。

　　班固在《汉书》中述及此事，用了一句话，“（哀帝）胁于傅太后，皆此类也”。

　　傅太后得势之后，念念不忘当年与她平分元帝之秋色而并称“昭仪”的冯媛，非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元帝驾崩后，冯媛便随儿子中山王刘兴去了他的封国。

　　刘兴已经在两年前病故，留下一个两岁的儿子叫刘箕子（后即位为平帝），由祖母冯媛亲自抚养。这个孩子还未满周岁时，便得了一种被称之为“眚病”的怪症，看什么东西模糊不清，甚至时常还会出现“幻视”症状。

　　这种病在当时被称作是“妖病”，因为患者的幻视被认为是看到了不应该看到的祟形鬼影。

　　冯媛费了许多周折也治不好，只得求助于鬼神的保佑。

　　哀帝听说了这个情况，便派一个叫张由的中郎官带着医生去给刘箕子看病。但这位张由患有狂躁病，还没等到看完小王爷的病，他自己倒犯了病，发怒跑回长安。

　　回到长安后，张由的病倒是好了，但麻烦却来了。他担心受到处罚，便在回答尚书的审讯时编了一个故事，诬陷冯媛以巫术诅咒天子及傅太后。

　　傅太后正好利用这个理由，派御史丁玄立案调查，把中山国的侍从、官员、冯氏子弟等100多人全部逮捕，分别押往洛阳、魏郡和巨鹿三地关押起来。

　　如此折腾了几十天也没有搜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或证词。

　　傅太后不甘心，便重新派中谒者令史立，会同丞相长史、大鸿胪丞等三方组成联合调查组，重新审理此案。傅太后私下向史立许诺，如果此案办得令她满意，事成后必有封侯之赐。

　　史立心领神会，便将冯媛的妹妹冯习、冯参的###君之等治罪，死者多达数十人。

　　严刑拷打及威逼利诱之下，巫师刘吾供认说确有诅咒之事。医生徐遂成甚至指认冯习和君之二人串通他谋杀哀帝，还对他说：早年曾有一名姓修的医生用针灸治好了武帝的病，获得过2千万的赏赐；给当今天子治好了病，却连个侯都封不上，不如杀了他，让中山王继位，定然会获丰厚的封赏。

　　史立便以刘、徐二人的供述为依据，上书弹劾冯媛等人谋反，大逆不道。冯媛被抓了起来审讯，她却始终不认罪。

　　史立便对她说：想想你当年为了元帝安危，挺身而出挡在大熊前面，何其英勇啊，如今为何变得胆小如鼠了？

　　冯媛转过脸去对在场的人说：这些都是宫中的话、前朝的事，他一个小官吏是怎么知道的？这分明是想要诬陷我。

　　冯媛说完，便饮药自杀。

　　冯媛之死，使傅太后多年的积怨终于得到了痛快淋漓的宣泄。她也没有失言，事成之后便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患狂躁病的张由因祸得福，以最先告发冯氏而获赐关内侯。古今中外，因患神经病而获封侯者，恐怕除了张由不会再有第二人了。史立办案有功，晋升中太仆，掌管皇太后车马。

　　朝野上下、官员百姓，无不同情冯氏之冤。司隶（校尉）孙宝路见不平，上书请求重审此案。

　　傅太后大怒道：皇帝设你这个司隶，难道是用来对付我的吗？冯氏谋反之事清楚明白，你却偏偏要在鸡蛋里找骨头，故意想出我的丑。那么好，把我抓起来好了！

　　傅太后这一震怒，哀帝也紧张起来，于是便按她的旨意逮捕了孙宝。尚书仆射唐林上书力争，被以孙宝朋党论处，贬到偏远的敦煌去做了一名鱼泽障候（低级追补官员）。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傅太后终于如愿以偿，在自己尊号前去掉了令她生厌的“恭皇”二字，改称帝太太后（后来又改称皇太太后），恭皇后丁姬也改称帝太后。于是，皇宫中便有了王、傅、赵、丁4位“太后”。

　　当时王太后称长信宫，傅太后便要称永信宫。

　　终于可以和老对手平起平坐的傅太后开始表现出对王太后的蔑视，和后者说话时经常称呼她为“妪”。这样的称呼如果放在今天的语境中，多少有些“老娘们”或“老东西”的味道在里面，只是没有这么露骨而已。

　　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正月，举国大旱。于是谣言四起，民间盛传西王母就要降临人间。

　　西王母是西汉末年的一个令人恐怖的神话人物。在当时就已经广为流传的《山海经》（刘歆曾对此书做过注解）之“西山经”一章中，是如此描述西王母的：“……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意思是说，西王母居住在遥远的西方一座玉质的高山上，虽然有人的形状，但却长着豹子的尾巴、老虎的牙齿，喜欢像猛兽一样尖声长啸；平时披头散发，头上戴满了玉饰，是天庭中分管灾害、五刑和残杀的天神。所谓五刑，在西汉时指黥（刺面）、劓(割鼻)、刖(断足)、宫（阉割男性生殖器）、大辟（斩首）。

　　人间信奉的神灵，大多都面容慈善，能够寄托凡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00年前的西汉百姓，信奉这么一个凶煞的怪物，可见在那个时代，天下苍生之心灵，何其惶惶不可终日。

　　西王母降临人间的谣言越传越神乎，百姓惊恐。

　　关东之民四处奔走。每人手中都拿一根禾秆或麻秆，碰到别人就和对方交换一次，称作“行诏筹”。

　　有时候，一个人最多会在路上碰到1000多人，也就会交换1000多次。没钱的人就赤足步行，有钱的人则骑马乘车狂奔；如遇关隘或城门夜间关闭，便翻墙而入。这些人历经26个郡国，朝着京师长安的方向涌来。

　　这些从四面八方涌向长安的百姓，集聚在城里的大街小巷和城郊的田间地头，陈设赌博用具，以歌舞祭祀的方式尽力讨好这位即将降临的凶神。

　　当时甚至流传着一道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西王母手谕：“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意思是说，西王母敕告天下百姓，如果随身携带这个手谕便可免一死；如果不相信的话，就看看自家的门枢下，一定会发现几根白头发。

　　凉州刺史杜邺上书对这个事件进行了一番别出心裁的解读。他依据《春秋》经义的原理指出，这个事件必定是傅太后干政所致。他说：西王母象征女人，而民间用于祭祀西王母的赌博用具本为男人之器，如今却用来祭祀西王母，便说明了天下的男人都受制于一个女人；西王母手谕中提及的“白发”，象征衰老，说明衰老之人身居尊位便难以把握局面，容易造成混乱；西王母手谕中提及的“门”本来是供人进出的，象征国家的权柄，“枢”则象征国家权柄中的关键职位。如今傅、丁二族身居朝廷显位，已经遭到上天的警示。

　　史书虽然没有记载哀帝对杜邺的这道上书做何反应，但可以想象，傅太后定然非常窝火。

　　也就在杜邺上书的这段时间，傅太后想要让哀帝封她的堂弟傅商为侯。

　　尚书仆射（尚书令之副职）郑崇上书谏阻，哀帝一时犹豫不定。

　　傅太后大怒道：哪里有堂堂天子反而受制于一个小臣的道理！

　　哀帝只好封傅商为汝昌侯。

　　哀帝即位之初，便曾追封傅太后的父亲（已故）为崇祖侯，这次反而把“崇祖侯”更名为“汝昌哀侯”，说是为了方便傅商继嗣其侯爵。

　　这个细节足以说明傅太后尊显其族的用心是多么的急迫，同时也说明傅氏之宠已经到了连哀帝都觉得不好意思的程度。当初这个“崇祖侯”的封号，起得就有问题。从字面上看，这样的封号不太可能由后辈继嗣。傅太后的父亲去世得早，没有亲生的儿子，她的3个堂弟中的两个，傅喜和傅晏（哀帝岳父）都已经封侯；如今又觉得再封一个傅氏子弟为侯，显然很过分。想来想去，只能以继嗣的方式来解决，于是便想出了这么个滑稽的办法来，以后辈的封号来重新矫正先辈的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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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获得自由却死于空难[转帖]

　　
　　作者：王凡 东平 出版社：中 共 党史出版社

　　　12、周恩来把叶挺最喜欢的女儿叶扬眉带到重庆/整个延安都被一种黯然的气氛笼罩/毛泽东对叶家两兄弟说：“我们的家，也就是你们的家。”/康生告诉叶正明，文章经过了陈伯达的修改

　　经过中国****的一再努力营救，叶挺终于在1946年3月4日获得释放，周恩来专程从延安把叶挺最喜欢的女儿叶扬眉带到重庆，让她在第一时间迎接自己父亲的出狱。

　　说到这儿，叶正明话题又转到父亲对中国****的忠诚和信念上来：“我父亲出狱后，第一个提出的请求，就是马上加入****。他摆脱囹圄的第二天一早，就提交了一份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文：‘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1946年4月8日，按预定的安排，叶挺及夫人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因是第九个孩子），将同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到参加巴黎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归来的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乘坐美军的47型运输机回延安。

　　这一天，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以及秦邦宪、邓发的夫人，都来到延安机场迎接。叶正明和弟弟叶华明，也被朱老总派专车接到机场迎候父亲的到来。但他们那天一直等到了傍晚，也没等到飞机和父亲、母亲的身影。

　　两天后，噩耗终于被确认，叶挺等乘坐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蒙难，整个延安都被一种黯然的气氛笼罩。

　　叶正明是在4月12日得知这一消息的，那天他和弟弟华明乘车来到朱总司令的家里。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着妈妈不好了（的消息），我们很悲伤的哭了，但是尽哭又有什么用呢？康（克清）妈妈对我们说：‘不要哭了，人死了是不能哭活的，你们只能用心读书来继承你父母的遗志……’”

　　听了康克清的劝慰，叶正明从悲痛中走向成熟：“是的，我们不能再哭，哭是不能把死了的人哭活的，哭是不能把前人未完成的任务完成的。我们应该更加注意我们的学业，我们的身体，因为父母亲的志向，还需要我们继续下去的。”

　　第二天，他们又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以父辈的温厚和慈爱，对突然失去父母的两兄弟备加抚慰。他对两兄弟说以后可以到他的家来，“我们的家，也就是你们的家。”

　　回到学校，同学们一下把十几封代表个人或集体的慰问信，捧到了叶正明面前。他很感激，一封封地读着，一阵阵热流暖遍全身。有一封信这样写道：“……擦干你的眼泪……在革命的大家庭里，你不是孤独的……革命的同志是你的兄弟姐妹，还有千百万劳苦大众作你的伴侣……的确，这是个不幸的消息……但是正明，它已不是你一个人的悲痛，而是我们每个革命者的悲痛……疼爱你和关心你的，还有着伟大的革命队伍……”

　　4月15日，延安各界人士2000余人，参加了中共中央召集的追悼活动。活动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朱德致悼词，刘少奇也讲了话。叶正明兄弟在悼念的人群中，悲戚的泪水夺眶而出。

　　心中充满着凄怆的叶正明，又写了一篇悼念父母的文章——《给死了的父亲母亲》。他的文章饱含着对父母的哀思。

　　在有关母亲的一段文字中这样写道：“母亲，你和父亲结婚以来，从来就很少好好过过。刚结婚，父亲就因为参加几次的革命战争，很少和你在一起……在结婚的二十多年当中，你不辞劳苦地抚养了九个孩子（第三个幼年时病死了、第五个与第九个与父母一同蒙难），你没有发过怨言，没有说过一句丧气的话。母亲呵，你总是以那么伟大的精神，你疲倦地养育着我们，教育着我们，使我们能够很快的成长起来。母亲，你放心吧，你的儿子们会好好的依着你的遗训走向光明道路的。”

　　叶正明对逝去的父亲的剖白则更像是一段誓言：“无情的火吞噬了你了，但是父亲，你的精神是不会消灭的。在你出狱的第二天，你在给毛主席与党的中央请求加入党的电报上，你说，为着中国民族的解放，你将贡献你的一切。父亲呵，这一句话是永远记在你的儿子们的心上的。你没有完成的任务，你的儿子和中国的人民是会替你完成的。”

　　叶正明的文章，于1946年4月18日由延安的新华社播发。后来，他有一次碰到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康生对他说：“我看了你写的纪念你父亲母亲的文章，你知道吗？你的这篇文章发表时，经过了陈伯达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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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谈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转帖]

　　陈伯达谈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

　　文革风暴到来的前夕，田家英突然受审查并随之自杀身亡。据陈伯达说，田是陈推荐予毛的，中共建国后陈、田一起共事多年，后来关系不甚融洽。本书透露了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

　　“六十条的草案在广州会议上通过以后，没有几天，田家英跑来找我，本来他也参加了文件的讨论，可是这时却忽然对我说，六十条搞得不好，应该重新另起草一个文件。我一听就批评他：你这个人才糟糕呢，中央刚刚讨论通过了文件，你怎么就这样说话？我的批评很严厉，他听了很窘促。这就是他跟我发生矛盾的原因。他当时想转移话题，说广州离香港很近，我们要能去香港看看多好呀！我听了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想去香港。他说他有个哥哥大概现在在香港。我于是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才说他有个哥哥过去曾在中央社工作过。我没有再说话，因为田家英是我推荐给毛主席的，我应对他的政治情况负责，他有这么重要的社会关系，过去却没有告诉我，我当然有意见。这次谈话虽然不愉快，但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后来也没有跟毛主席谈起过，回北京后，我有时候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书，还是约上他一起去。

　　“直到有一次在北戴河，我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知道田家英说你什么吗？我愣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毛主席把江青叫来，对江青说：你把田家英说陈伯达的话跟陈伯达说说。他有意见不跟我当面讲，要去跟江青讲，想通过江青影响毛主席，这就使关系难恢复了。但不管怎样，田家英毕竟是我推荐的，我也不好否定自己的推荐，所以我没有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面前议论他。他后来受审查，我事前并不知道，是中央在会上宣布后才知道的。”

　　田家英文革前夕受审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央认为他隐瞒了海外的重要社会关系并与之有联系，以致泄露了党内的重大机密。这样的怀疑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否妥当，姑且勿论，惟田受审查，是毛泽东同意的，文革后对此事的处置经过多有不实之词，指责为陈伯达、王力、戚本禹所为，有违事实，有欠公平。

　　摘自《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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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案例看中国历史上知识精英群体如何捍卫话语权[转帖]

　　一、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真的吗？

　　仆射周青臣说秦始皇时期平定天下，无战争之患，所以统一是有功绩的。结果博士淳于越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清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挺重视，赶紧要大家发表高见。结果李斯说“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于是秦始皇下令禁书，并禁止“以古非今”。其实非常好理解，秦始皇刚刚统一天下的时候，正式武将功勋鼎盛、政治影响力极为膨胀的时期，文人在朝的地位难免属于很“边缘化”的状态，博士们不满意是有理由的，不过想要通过复古重文的方式轻易地平衡武将的政治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李斯的明智之处就是与最强有力的群体保持一致，周青臣更是明显的“傍大款行为”，话语权的规律本来就是倾斜于强势群体一方，后来的焚书坑儒事件如果历史上真发生过的话，这也只能算是希图用话语权来重新进行政治权力格局划分的失败，马上得之而马上治之的依据在于政治权力划分与政治影响力的一致性。这个决定实际上与秦始皇朝廷上的力量对比相一致，看来民主很早就存在，至少重大决策总是与政治力量对比保持一致的，孟子很早就说过“为政不难，勿开罪于巨室。”不能得罪那些厉害角色的政治决策模式，在利益集团控制现代政治民主体制里面最为常见。

　　关于坑儒的事情，根据记载是后来有一个卢生要为秦始皇制造“不死药”，秦始皇很相信他，这个卢生还出主意要秦始皇注意行止秘密，不能让外人知晓，并把这个提高到一个是否“害于神”的高度，说是“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这样秦始皇就开始大兴土木，造“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帏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不死药当然没有发明，实际上至今仍然没有发明，不过卢生另有说法，他说不死药不能求的原因是“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夜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此，未可为求仙药。”这个秦始皇如此勤政，如果放在今天，肯定要被写成日理万机，勤勉程度几乎可以与周总理相比美了，但是在那个炼不出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嘴里，竟然成了贪恋权势，未免也太说不过去了。史书还记载秦始皇非常好学“昼则断狱，夜读书。”白天要处理公务，晚上才有时间读书，可见秦始皇至少是有好学和勤政两大优点的。

　　这个方士为了搞统一战线，就利用博士们没有政治地位的事情做文章，说秦始皇给他们开一份工资，只是拿他们装装样子而已，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另外有说法，是通知儒生去一个山谷吃瓜，结果就地被坑，这些说法最后无法考证到底是发生过一次坑儒事件，还是两次，抑或是根本没有发生，而是秦始皇冷落儒生招致怨谤，最后制造了一个这样的政治流言，实际上无法断定，司马迁把这个事件作为信史写入史记，无法得到确证。不过秦始皇得罪过掌握话语权的儒生，就算是被妖魔化也是活该，谁叫他不相信孟子的告诫呢？

　　在历代的文人看来，秦始皇巡游天下，是给地方和老百姓添麻烦、浪费钱财的坏事。其实只要深入思考，就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今天的官员们坐着车子下乡，也不是那么积极，秦始皇坐的车子就比较难受了，不仅速度奇慢每天只能走几十里地，而且车子的轮子是硬的，直接在那种凸凹不平的土路上行使，那是很不舒服的事情。当时六国刚刚平定，逃散的贵族对秦始皇恨之入骨，路上非常不安全，在博浪沙那个地方，秦始皇的副车就被张良同志雇佣的刺客，用120斤重的大铁锤击毁。这样的条件，很难让人相信秦始皇还那么喜欢旅游，看来肯定是有另外的目的，今天有的美国人竟然说克林顿访华能够给中国政府提供合法性，那么秦始皇游幸地方显然就有提高地方政府威信的作用，帮助巩固统一的局面。当然事情常常出乎人们愿望相反，秦始皇在会稽这个地方被项羽看到，项羽觉得这个人平平常常，竟然得出结论“彼可取而代也”。

　　话语权在秦始皇朝廷上虽然敌不过武将的影响而大败亏输，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在历史写作上报了一箭之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