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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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堂会戏闻见录[转帖]

　　启　暻

　　清人绘堂会演戏图

　　清末，喜欢听戏的，莫过于慈禧太后了，她经常在宫里“传差”演戏，独赏其乐。据先前辈讲，她不仅爱听戏，还喜欢亲自删改。今天上演的《

　　长坂坡》，就残留着当年慈禧改动的唱词呢！语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一时从王公贵族到黎民百姓无不争唱“二簧、西皮”，更有些王公贵族，像肃亲王善耆，镇国公溥侗，贝勒载涛等等，率先向梨园界名伶苦学其长，直到青出于蓝。载涛擅长“猴戏”，为当时一绝，李万春受其传授，演来颇为精彩。溥侗人称侗五爷，别号红豆馆主。他对生、旦、净、末、丑，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为谭鑫培所敬佩。肃亲王善耆更是如此。他平时与梨园界多有往来，特别与杨小朵友谊更为深切。当时梨园艺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非常低贱，清代不准王公贵族登台演戏。于是那些嗜戏成癖的王公贵族们只好暗中在自己府邸之内登台串演。北新桥船板胡同(今东四十四条)肃王府内即经常演戏。

　　那时先严与肃王时有往来，后赴日本东京留学，在东京结识康有为，受康的《大同书》的影响，归国后创办《大同报》，从而结识梨园界人士颇多，近亲挚友也多系“二簧”爱好者。宣统三年旧历四月十八日是家姐弥月之期，众亲友一时戏瘾大发，敦促先严借此弥月之期演戏庆贺。众情难却，只好在那天，假珠市口织云公所，演戏欢聚。剧目多由亲友串演。日间梅兰芳前来贺喜，梅应众宾所请，临时串演了一出“孝感天”。梅饰共叔段之妻魏元环，有大段反二簧，唱做均繁重，在坐宾客无不一饱耳福。时隔近八十年，追想当年梅氏音容正为风华正茂之时，可惜我未能恭逢其盛。

　　民国二年，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时，一日为其封翁演戏祝寿，先严往贺，遇红豆馆主。梁启超笑着对先严说：“今天特请五爷(即红豆馆主)表演拿手杰作，你的眼福不浅！”侗五爷接过来说：“逢场作戏而已。”先严问：“什么戏？饰何角色？”梁启超道：“《群英会》的周瑜，这是五爷的一绝。”先严又问：“鲁肃由何人配演？”梁启超道：“你猜是谁？”先严脱口而出：“非由王凤卿配演不可！”梁启超笑着说：“这是五爷提出的条件。”是日由侗五爷带来的梨园界人士不少，皆专为观《群英会》而来。是日所演剧目不少，但《群英会》压倒一切。事后袁世凯见了梁启超说：“听说你家的堂会很热闹，一次堂会竟花了二百元，还是你阔呀！”

　　袁世凯效法梁启超，紧接着在第二年即1914年，以庆祝元旦为名，在总统府演戏庆贺。这次演戏是按照过去清官“传差”方式，召来演员演戏，所付“戏份”极微。谭鑫培演了一出《天雷报》，所得戏份不及平常堂会的三分之一。谭归后，极为不满。事为袁府总管王文卿得知，当即令警方禁止谭鑫培演出。在此之前余叔岩曾欲拜谭为师，当时有人知道王文卿是余叔岩的义父，逐向谭建议情托余叔岩。后来，便以拜师为条件，经过余叔岩从中斡旋，一场以势压人的恶作剧始告平息。

　　袁世凯称帝心切，假造民意，一意孤行，在1915年秋，徐世昌遣人到我家，给先严送来函柬一件及其自书条幅一幅(这条幅在十年动乱中不知去向)，邀请先严于旧历9月23日到东四五条他的宅邸观剧。

　　当时徐世昌是国务卿，也为袁世凯推行帝制而担心，但又不能晓以大义。他为了自己的得失，不得不一面假意迎合，一面设法脱身。在筹备大典紧锣密鼓中，徐以庆寿为名，演了一次堂会戏，他把这次演戏作为迎合帝制的手段，是日贺客云集，其中特意邀来“大典筹备处”多人。

　　开戏前，徐命后台加演“跳灵宫”。清代在宫外演戏多演“跳加宫”，寓意祝愿观众加官进禄。但在宫内演戏，观众就是皇帝，无官可加，故改演“跳灵宫”。这次徐世昌的用意，无非是期待皇帝再出现而已。是日演员系过去常在宫内演戏者，徐世昌的用意早被他们识破。在演最后一出《大登殿》时，由孙菊仙扮演皇帝薛平贵。上场后，文武百官恭迎圣驾，请帝速登宝殿。这时孙菊仙改用京白念道：“不敢，不敢，自从清帝退位，从前的皇帝已没有了，现在民国并无皇帝，我何人，我何人，我何敢，我何敢！”继而又向台下正在看戏的徐世昌问道：“谁又是你的皇帝？”徐世昌被这一问，为之愕然。孙菊仙接着又向台下坐着的清朝遗老陈宝琛问道：“谁又是你的皇帝？”最后孙菊仙接连先后退了几步，且笑且说：“哈哈，我现在又是谁的皇帝？”

　　陈宝琛聆后，掩面而泣。

　　袁世凯的称帝美梦不长，终于在全国声讨中，被赶下帝王宝座。袁毙命后，桂系军阀陆荣廷率军入粤，段祺瑞被迫命他为广东督军。1917年春，陆荣廷来京，当时大总统黎元洪为了拉拢他，就命步军统领江朝宗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举行盛大招待会，并组织一场由在京各大名伶参加演出的堂会戏，以献殷勤。

　　谭鑫培已七十多岁，夙有早晚遛弯儿习惯，每天晚饭后，必步行至观音寺裕兴鼻烟店小坐。一天，到鼻烟店后，突感力不能支，归后就医，始未痊愈。不久，江朝宗派人来，要他参加堂会演出，谭称病力辞。不料，江所派之人是步军统领衙门右堂袁德亮，立刻声色俱厉地说：“你要不唱，就把你抓起来！”谭已有上次教训，只得被迫答应演《李陵碑》。到了演出那天，病势又加重，只好改演《洪羊洞》，唱时音调凄凉，满腔哀怨。演唱那天是旧历三月初八日，归后不久，即在三月十九日病逝。

　　1918年徐世昌被推选为总统后，徐知靳云鹏为段祺瑞之亲信，遂于1921年任靳为陆军总长。同年旧历三月十六日为靳母84岁寿诞之期，陆军部全体官员集资2000元送戏一台作为寿礼。靳意未足，又付出巨款，约请在京名伶，在北锣鼓巷板厂胡同自宅内举办堂会。这次被邀名伶皆演双出，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堂会戏。当天戏码是：

　　尚小云、贯大元合演《朱砂痣》。

　　九阵风演《水漫金山》。

　　王惠芳、王瑶卿合演《樊江关》。龚云甫、裘桂仙合演《打龙袍》。

　　高庆奎、裘桂仙、陈德霖合演《二进宫》。

　　杨小楼、郝寿臣合演《连环套》。

　　梅兰芳、朱素云、王瑶卿合演《御碑亭》。

　　梅兰芳又演二本《木兰从军》。

　　余叔岩先演《碰碑》，后又与王瑶卿、钱金福、朱素云合演《珠帘寨》。

　　这次堂会每个演员各演双出，耗资颇巨，仅梅兰芳两出就付了1600元。开戏以后，忽有虎门将军李氏者，请人推荐坤伶金月梅、金少梅母女二人前来献艺，且云自愿报效一剧。靳因现有剧目过多，婉言辞谢。晚饭后又有陈天亮其人再与靳反复请命，但云，今日名伶群聚，独遗金氏母女，未免美中不足，况已先付金氏200元矣。不得已，靳乃允其所请，所定剧目为《游龙戏凤》。后与总提调研究剧目之安排，最后决定将《游龙戏凤》安排在“压轴”与“大轴”即《木兰从军》与《珠帘寨》之间。待《木兰从军》下场后已是午夜一点，台下观众急待观赏余叔岩之《珠帘寨》。忽然台上小锣打上，出现了正德皇帝，观众辨认乃金月梅打扮，一时台下大哗，秩序骤乱。此时台上检场人员乘金月梅转身之际，低声告以“马前”(梨园术语，即“快点”)，金月梅听后不但不听，反而坦然自若稳念稳唱。按原戏正德先唱四平调，唱到“孤忙将木马儿一声镇”时由李凤姐上接唱“来了提茶送酒人”。此时正德唱到末一句，本应李凤姐上接唱时，忽然改了锣鼓点，龙套上，改演《珠帘寨》。原来在金月梅唱四平调时，场面上除金月梅琴师外，一律换上《珠帘寨》的场面。单等这个节骨眼儿，司鼓举键开锣，迫使金月梅下场。金月梅被迫下台后，抱头痛哭，且曰：“我何开罪于人？”总提调张镇丰说：“就连《连环套》和《木兰从军》都减了场子，你比杨小楼、梅兰芳二人如何？”

　　时间不久，美国公使芮恩施将欲回国，徐世昌在总统府内设宴为其饯行。席间芮恩施在致词中说：“……欲要中美两国国民益加和睦，最好请梅兰芳赴美演出……”等语，不久，在芮恩施离京前，由留美同学会在外交大楼设宴招待芮恩施公使，席间并请梅兰芳登台献艺。梅氏演出《嫦娥奔月》，颇得芮氏赞赏。翌日，芮氏亲至梅家拜访，并当面约请梅氏赴美。此为梅氏赴美之前奏，待九年后始成行。

　　翌年，先严在京主持《京兆时报》，社址在石驸马大街路南。是年冬，因先叔婚礼与先祖妣寿日合为一日举行，又经亲友敦促演习助兴，遂于旧历十一月初十日在太平湖饭店演戏祝寿。剧目多由众亲友串演，唯事先亲友内眷多提出：“近有童伶李万春和蓝月春，去年曾在宫中演出《神亭岭》，不可不就此时机请他们来，也演《种序岭》，看看这两个小家伙的表演。”当时李万春年仅十三，蓝月春年亦相近，当天他俩很卖力气，博得台下好评。下午适有魏莲芳前来贺寿，当即串演出《麻姑献寿》。

　　民国自袁世凯窃据大总统后，政局始终动荡不安，军阀混战，送往迎新，轮番更替。而在各军阀控制北京期间，常以堂会自娱，梨园界也只好唯命是从。1926年初夏，奉系“狗肉将军”来京，住于西四北石老娘胡同。在此期间，张宗昌在民间强行使用不能兑现的“奉票”，商贾小贩连连叫苦。更有甚者，他在游东安市场时两次“猎艳”，将被他看中之妇女拥上汽车，扬长而去。被辱者一为清王府内眷，另为一家名门闺秀。同年8月3日那天，在石老娘胡同自宅内演堂会自娱。梅兰芳和尚小云演《五花洞》后，接演某名伶之《战蒲关》。于此之际，忽有由南口返京之某副官，急乘汽车而来，与张耳语片刻，张立即喜形于色。原来告以南口已然攻下，顷间又有吴佩孚派郑参谋传告同一战况，张立即派李藻麟往赴前线视察，同时设宴招待来使。此时张本拟派演佳剧以资庆祝，无奈张对剧目一无所知，仅知刚演毕之《五花洞》还不错，于是命人传文后台，让梅兰芳、尚小云重演《五花洞》。梅尚二人刚刚卸妆，尚未休息，只好重新化装，再施脂粉，奉命重演，此亦堂会戏中之奇闻。张宗昌在北京有乐必事，无恶不作。演戏后的第四天他枪杀了《社会日报》的林白水。

　　1927年端午节，北海游人忽然发现一只大型画舫荡漾于太液池中，且闻有丝竹伴奏，歌声悦耳。原来，早在1920年左右，红豆馆主与先严等人曾发起组成一个传习戏曲组织，取名“言乐会”，地址设在西单旧刑部街21号一个官宦之家的别墅“意园”内，参加者尽为当时名伶，如杨小楼、余叔岩、欧阳予倩、言菊朋、马连良，还有北方的叶仰曦，南方的马伯夷等人。

　　每年在端午节之日，由红豆馆主出资在北海画舫中，由各大名伶抒情歌唱。有一次事先约定，在北海庆宵楼粉墨登场，剧目为《贩马记》。红豆馆主主饰李奇，梅兰芳饰李桂芝，马伯夷饰赵宠。前场还有韩世昌的《刺虎》，谭富英的《弹词》等等。如此名伶相聚盛会，堪称空前之举。

　　1928年北伐后，北京堂会戏渐趋冷落，不过因为堂会戏已成为习俗之故，还有时不断出现，直至国府南迁，达官显贵，相继离京，北京堂会戏才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逐渐消沉。已形成社会习俗的堂会戏，转而流向民间。民间偶有庆贺之举，概多由“票界”串演，所费不多且能一过戏瘾。演出地点多在各大饭庄，如西单的聚贤堂，地安门的庆和堂，金鱼胡同的福寿堂，隆福寺的福全馆等处。当时北京“票界”关醉蝉等人时常在堂会中一显身手。

　　北京沦陷后，梅兰芳隐居上海，程砚秋务农于西郊，杨小楼、言菊朋等先后去世。梨园老一辈逐渐凋零，而培养后起之秀的戏曲学校也因亏累甚巨，遣散学生回家。1940年11月18日，曾在广和楼演了最后一场。那天剧目是李玉茹与储金鹏合演《得意缘》，前场尚有张玉祥的《九江口》。翌日以另觅校址为名，遣散全体学生回家。从此北京梨园界一蹶不振。当年之北京堂会戏遂成绝唱。

　　　(摘自《两口二黄》，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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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 [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1974年6月15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道：

“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6月17日至28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7月5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毛泽东在1974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7月17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毛泽东说道：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绵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江：“不大好的就改。”

毛：“你也是难改呢。”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毛：“不开就好。”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据纪登奎在1988年1月自述：

说起来话长，那是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1967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这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1974年10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六号。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1974年10月1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10月11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届人大发出了《通知》。《通知》指出：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就在这份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通知》下达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1974年10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

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当场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1974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借此做了许多文章。

10月13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张春桥写了批语：“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邓小平。

江青对邓小平，恨得牙齿吱吱响，内中的原因是十几天前——10月4日，王洪文接到张玉凤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王洪文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指示如下：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第一”两字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者是邓小平！

这下子，完全打乱了江青的“组阁”计划，她怎不恨这个邓小平！

在10月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没有搭理她。

江青这“钢铁工厂”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至此，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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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中共成立的“一大”会议[转帖]

一九二一年七月廿三日，这天将铭刻在中国现代史上，永耀光芒。在这天，上海法租界原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了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的诞生。当时来自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山东、广东、东京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包惠僧、周佛海共十三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有说他是赤色国际代表）。我们细读代表名单可以发现，没有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名字。在当时，他们是创建中国****的领军人，是在中国宣扬马列主义的主将，这样一个如此重大的会议，为何没有参加呢？
据《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安徽省政府经济文化中心、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编）载：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到达上海。同日，苏俄远东书记处派来接替魏金斯基的尼科尔斯基（一说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也到达上海。为共产国际宣传局工作，还留在上海的弗莱姆堡（他是年初到上海的）。一道与上海临时党组织代理书记李汉俊接谈后，建议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上海的党组织同意这个意见，遂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二人到上海参加“一大” 。
上海临时党组织决定召开“一大” 时，陈独秀没在上海。据《茅盾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96年版）说：上海党组织在一九二0年“也是在五月，陈独秀和李汉俊、陈望道等讨论了发起上海共产小组的问题”。“ 一九二0年七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小组推举陈独秀为负责人。但到该年十一月，陈独秀应孙中山之约去广州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即省教育厅长）。但《茅盾自传》说，是应陈炯明之邀请去广州的。那时陈炯明还是一付伪革命面孔出现。十二月，陈独秀赴广州，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李汉俊负责。
陈独秀为何没有出席“一大”？ 据《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八三年版）载：“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的发起会，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去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学校校长（时陈独秀正筹办广州大学预科学校），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养成所所长，知道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原来包惠僧是受李汉俊之托，到广州找陈独秀，请他回上海主持工作，但陈独秀不同意回上海，还把包惠僧留下工作。
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 ，据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罗章龙在《回忆李大钊》一文说：“守常先生（李大钊字守常）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月之久）。”由于马叙伦生病，李大钊就接替他任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开展索薪斗争。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李大钊率领八校教职员索薪团至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时，遭到反动军警殴击，头部受了伤。所以没能出席“一大” 会议。而且连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出席“一大” 代表的会议，也没能参加。
我们还可从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 一大” 前后》人民出版社八0年版）中看到，北京小组是如何推选代表的：“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 。“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决定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出席‘一大’ 。”施存统在《中国****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中共小组》（下）中**史资料出版社八七年版）中说：“日本小组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相担任党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己多年未回国）。”从这些先行者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在推选“一大” 代表时，当时他们还没有我们以后感到的神圣使命感和隆重感，说明了在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中共“一大” 的召开，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中国****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使中国革命有了胜利的保证，是开天劈地的大事变。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国****成立的“一大” ，不能不是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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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幸福的流放生活[转帖]

原作者:程映虹

在苏联官方的历史教科书中，俄国沙皇政府有数不清的残酷罪行，其中之一是流放革命者。虽然沙皇没有杀过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而是把这项艰巨的任务全部留给了斯大林去完成，但不管怎么说，流放到西伯利亚听上去就令人发颤。这个罪行究竟残酷到什么程度，列宁的流放生涯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细节。

１８９７年二月，列宁在彼得堡被判处去西伯利亚流放三年。判决下达后，列宁的母亲就向当局要求推迟动身的日期，理由是儿子的身体不好。后来她又要求在路经莫斯科时停留一个星期。她还提出路上的费用全部由列宁家人负责，这样列宁可以吃得好睡得香。她甚至写信给东西伯利亚的总督，要求将儿子流放的地点选在叶尼辛省南部的某个小镇，那里气候对列宁的健康有利。同时，列宁本人也向政府提出了这些要求。当这些要求被满足后，列宁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在监狱外自由自在地活动，准备好行李，从容地和亲友话别。

列宁流放的地点在苏申斯克，这里是西伯利亚气候最好的地方之一，有点象我们中国人说的北国江南。除了家人给他寄钱外，沙皇政府还给每个流放者每月８个卢布的津贴，列宁根本不用从事伐木或者背纤这些被革命史学典型化了的囚徒的苦役。列宁写信回家描绘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是：“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大部分时间化在散步上”，“睡觉的时间特别长”，“住房和伙食令人满意”，还常常晒日光浴。他甚至把自己的流放地和家人在瑞士的度假胜地斯匹兹相媲美。在这里他还可以阅读各种政治书籍和杂志，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来往，讨论将来如何推翻沙皇制度。

列宁是１８９７年春季到达苏申斯克的，七月他参加了一个流放同志的婚礼。也许这次婚礼使他动了和志同道合的女友克鲁普斯卡娅完婚的念头。克鲁普斯卡娅当时因为同一罪案被流放在南乌拉尔的乌法。他们同时向流放当局提出申请，要求将克鲁普斯卡娅转到列宁流放的地点结婚，这个要求获得了批准。１８９８年五月，列宁的未婚妻来到了他身边，同行的还有他未来的丈母娘。那年七月，婚礼在一个教堂举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无神论者，但政府不承认世俗婚姻，所以这对反基督的新人只好接受牧师的祝福。这是个令列宁尴尬、官方正史避而不提的事实。

列宁婚后的生活由两个女人照顾，自然是悠哉游哉。克鲁普斯卡娅有一段文字描绘她丈夫在流放地的起居：“苏申斯克的东西便宜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八个卢布的‘工资’给他提供了一间干净的屋子、食品加上洗漱和缝缝补补。午饭和正餐当然是简朴的。他们每个星期给伊里奇宰一头羊，他每天吃羊肉一直吃到倒胃口。他们还把伊里奇每周供应的肉食倒在饲料槽里，由村里的姑娘给他切成肉排。伊里奇有喝不完的牛奶，他用牛奶喂他养的那头叫赞卡的狗，教它把抛出去的骨头拣回来和其它各种游戏。”

然而两个女人还不能伺候得列宁心满意足，于是出现了第三个女人：“那个夏天我们找不到人来帮我们做家务。妈妈和我在灶前手忙脚乱，我不知把汤打翻了在地板上多少次。十月里，一个叫帕莎的女孩来帮我们了。她１３岁，瘦得皮包骨头，她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我教她识字，她对墙上妈妈贴的一张纸条奉若神明：‘永远，永远不准把茶打翻！’”

有多少布尔什维克知道他们的伟大导师曾经在流放地雇佣过一个皮包骨头的乡下女童工？又有谁知道克鲁普斯卡娅的扫盲竟然是为了让这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女孩能看懂给她的训示？ 大概克鲁普斯卡娅革命后对扫盲和教育的热心和灵感就起源于那一刻吧？

１９００年二月，在幸福的流放中成家并养得结结实实的列宁刑满回到了彼得堡，不久就出国去了西欧。１８年后，他终于有机会报答那个对自己在流放中有求必应的“残酷”的旧政权的头目沙皇尼古拉二世了：他下令给叶卡特林那堡的契卡，将关押在那里的沙皇一家，包括未成年的子女、医生和仆人全部枪决。但直到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人们只知道那是叶卡特林那堡“地方”苏维埃和契卡作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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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谈抗美援朝战争：不愿又不能不打的战争[转帖]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本不愿意打却又不能不打的一场战争。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密切关联。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支持朝鲜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也是出于自身安危考虑，不得不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直接武装较量。通过这场较量，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医治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恐美症\"。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上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时，拟将这场战争始末列为其中篇章之一。1997年5月3日，他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回忆了有关抗美援朝的往事：

　　三驾马车， 那两匹马一定要拉

　　我们不拉怎么得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朝鲜。原来在我国长白山一带坚持抗日游击活动的金日成等同志也回到朝鲜。按照美苏达成的协议，9月，美军进入朝鲜南部，双方以北纬38度线作为分别受降的分界线。1948年8月15日，美国扶植李承晚集团在38度线以南成立大韩民国。随后，9月9日，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38度线以北建国。朝鲜半岛从此形成分裂的局面。\"三八线\"由受降的分界线变成军事分界线。

　　按照美苏协议，苏军于1948年底全部撤出了北朝鲜；半年后，美军虽也撤出了南朝鲜，但是却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并继续武装李承晚集团。李承晚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地在\"三八线\"附近挑起军事磨擦，扬言要以武力统一南北朝鲜。1950年1月，李承晚集团同美国签订《美韩联防互助协定》，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北朝鲜方面，金日成也曾于1948年、1949年两次要求同苏联缔结朝苏互助友好条约，斯大林因怕刺激美国，未予同意。1949年4月，北朝鲜获悉，美军即将撤离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将于美军撤离后向北朝鲜发起进攻。为此，金日成一面要求苏联火速支援武器装备，一面派人到北京，请求我在兵员上给以帮助。毛泽东表示，如果李承晚集团敢于挑起战争，我们将给予北朝鲜以援助，并答应将我驻东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朝鲜族师编入朝鲜人民军。待我国解放战争结束，完成全国统一大业后，中国军队里的朝鲜族官兵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考虑编入朝鲜人民军问题。毛泽东还明确指出，要争取实现全朝鲜统一，但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近期内还没有必要采取行动。6月，李承晚集团公开叫嚣，准备给北朝鲜一次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杜勒斯也跑到朝鲜，秘密视察了\"三八线\"，并宣称美国将对李承晚集团反对共产主义的行动给予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

　　1950年初，杜鲁门发表关于南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防务圈内的声明，使斯大林解除了顾虑，开始考虑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加快了武装人民军的步伐。3月，金日成秘密访苏，表示朝鲜人民军有足够的力量统一朝鲜半岛，斯大林对此表示乐观和肯定。5月13日，金日成来华向中共中央通报他秘密访苏和斯大林已同意他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毛泽东当即表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要向苏方核实。随后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请他报告斯大林证实金日成的说法。第二天，罗申拿着斯大林的回电求见毛泽东，证实了此事。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敌人的参谋长，要多设想可能发生的情况。为了准备应付万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在鸭绿江我方一侧部署三个军的兵力，如果美国出兵，只要他们不越过\"三八线\"，我们也不过鸭绿江；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我们可以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参战。金日成对此婉言谢绝，信心十足地说：中国没有出兵的必要。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终于爆发。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杜鲁门就宣布美远东空军、海军参战支持李承晚。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称派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阻止我国解放台湾。7月7日，美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以美国侵朝军队为主，纠集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联合国军\"，入朝支持李承晚集团扩大侵略战争。

　　开始，朝鲜人民军锐不可当，作战顺利，很快越过\"三八线\"。金日成通过广播发布命令，要求人民军在8月底前将美军全部赶出南朝鲜，完成统一朝鲜的神圣使命。但是，在人民军长驱直入，欢呼胜利的同时，它的弱点也暴露无遗。人民军的主力部队集中到了第一线，后方空虚；战线过长，补给十分困难。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25日，攻陷汉城，人民军部队被拦腰截断，战场形势急剧逆转。

　　10月1日，麦克阿瑟下令\"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同日，斯大林来电，建议我们至少派五六个师，迅速进至\"三八线\"附近，以掩护朝鲜人民军在后方组织后备力量。与此同时，金日成也派特使朴宪永到北京请求给予军事支援。2日凌晨，毛泽东急电高岗立即来京开会，商讨朝鲜局势。当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件事一定要管，否则美国人将得意忘形，更加猖獗。出兵朝鲜，意味着中美交火，可能导致美国正式向我宣战，把战火直接引向我国。这样，不仅会打乱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计划，而且美国是西方世界霸主、头号军事强国，军队装备精良，还拥有核武器，中美一旦直接交火，能否打得赢，没有绝对把握，但毛泽东权衡利弊，认为出兵比不出兵更为有利。

　　美国介入朝鲜内战，本在我们意料之中。战争爆发后，7月2日，周总理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对朝鲜人民军能否挫败美军的干预表示担忧，为预防万一，我准备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师的兵力，美军一旦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即以志愿军名义入朝抗击美国侵略军，希望能得到苏联的空中掩护。7日、10日，周总理两次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立即抽调兵力组成东北边防军。随后，边防军实力很快达到26万人。现在，要派兵入朝，由谁挂帅？毛泽东属意林彪。林彪却借口有病，极力推辞。

　　10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宣布，今天全天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上午专门谈应当出兵的理由，下午专门谈不出兵的理由。根据当时会议讨论的情况，基本上倾向于不出兵，理由就是一条，我们刚刚打完仗，战争创伤尚未医治好，经济还未恢复，入朝参战对我不利。下午，彭德怀由西安赶到北京，参加了主张不出兵的那一段会议。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你们不主张出兵，说得都有理，但别人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总不是个滋味。彭德怀因为不了解情况，在会上没有表态，但是一散会，他就跑到我这里，向我详细地了解上午会议情况。5日上午，毛泽东把彭德怀找去单独谈话。彭说，我想了一个晚上，觉得应当出兵。他慨然表示愿意挂帅东征。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彭德怀力主出兵抗美援朝。他说，有人担心打仗会影响建设，这没有什么，打烂了，以后再建设就是了，等于解放战争胜利推迟了几年。如果让美国吞并了整个朝鲜，它随时都可以寻找借口向我挑衅、发动侵略战争，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否则会留下无穷后患。毛泽东接着把中、苏、朝三国比喻为三驾马车，说这辆车是三匹马拉的，那两匹马执意向前跑，你又有什么办法呢？正说着，师哲领着柯瓦廖夫来了，毛泽东就离开会场到丰泽园去见苏联客人。不一会儿，大约只有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毛泽东又回到会场，说你们看，果不其然，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会议随即作出决定，由彭德怀挂帅，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10月8日，毛泽东签署《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同日，毛泽东电告金日成我组成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入朝作战的决定，并请他\"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

　　同一天，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会见斯大林，商谈有关苏联的军事援助和对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问题。斯大林一方面表示愿意提供16个志愿空军团给我志愿军作空中掩护，一方面又强调立即出动空军掩护有困难，至少还需要等两三个月才能准备好。由于苏联不能派空军给我志愿军空中掩护，周恩来不得不致电毛泽东再作定夺。由于出现这个波折，10月12日，毛泽东电彭德怀、高岗：志愿军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并请他们来京一谈。彭、高到京后，13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出兵、不出兵问题展开复议。会上，毛泽东强调中朝唇齿相依，让美军进到鸭绿江边与我对峙未必有利。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终于下了出兵的最后决心。随即发电给周恩来：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火炮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美国将军哀叹签订了

　　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三个军和三个炮兵师分三路渡过鸭绿江。为了隐蔽，部队黄昏行动，拂晓停止。21日，\"联合国军\"攻占平壤，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出兵的可能性极小，叫嚣要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他根本不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几天前已经渡过鸭绿江，正在预定地区布下口袋等着他。25日，北进的李伪军1师、6师先头部队遭我志愿军伏击，被歼千余人，揭开了抗美援朝的帷幕。从10月25日到11月5日，历时10天的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共歼灭\"联合国军\"15000余人，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稳定了朝鲜半岛的战局。

　　骄横的麦克阿瑟吃了败仗，仍然主观地认为中国只是派了少量部队入朝以保卫自己的边防，因此，他重新集结兵力，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加快北进速度。11月24日，麦克阿瑟向全世界宣布，\"联合国军\"已开始发动总攻，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随后，他又在广播中要求他的部队迅速打到鸭绿江，回家过圣诞节。我志愿军采取边打边撤、诱敌深入、分割包围、伺机歼灭的方针，从11月7日到12月24日，历时40多天的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共歼敌36000余人，收复了平壤和\"三八线\"以北的广大地区。

　　第二次战役中，11月25日，我志愿军总部遭到美机轰炸，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另外一位名叫高瑞欣的同志不幸牺牲。一个多月以后，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把彭德怀关于此事的电报写信告诉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和彭德怀的电报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长叹了一声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毛泽东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毛泽东一度有下乡休息之意。

　　第二次战役后，彭德怀建议我志愿军暂时休整一段时间。12月27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一、二次战役胜利后，已改变朝鲜战局，我已由防御转为进攻。敌虽士气低落，但装备仍占优势；我虽士气旺盛，但武器装备太差，交通运输严重困难，要改善这些条件，最快还须3至6个月才能逐步实现。战役继续向南前进时，敌人防线缩短，兵力集中；而我之供应线延长，新的困难亦随之增加。\"但是，那时美国正在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的阴谋。12月14日，联合国通过印度等13个国家的停火提案，打着停火的幌子，企图阻挠我军突破\"三八线\"。毛泽东认为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因此，他没有同意彭德怀的建议。

　　12月31日夜，我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到1951年1月8日结束，历时8天，前进80-110公里，解放了汉城，共歼敌19000余人。

　　彭德怀认为，第三次战役美军是不战而退，他们的主力部队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显然是诱我南下，造成供应线拉长，侧翼暴露，以便其利用海空优势重演仁川登陆故伎。这时，我军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装备差，无空中掩护，后勤保障能力弱，士兵携带的粮、弹只够维持5-7天。美军嘲讽我只能发动\"星期攻势\"。果然，1月25日，美军集结20多万兵力向我发起进攻，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这次战役历时87天，到4月27日结束。敌虽重新占领汉城，并把战线恢复到\"三八线\"一带，但我军大量杀伤敌人，共歼敌78000余人。

　　在第四次战役中，彭德怀对我志愿军面临的困难，心急如焚。2月21日，他回京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局。他乘坐的专机降落西郊机场后，马上驱车中南海。不巧，毛泽东在西郊玉泉山，于是他又折返西郊。这时，毛泽东已经午睡，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自闯入房间，将睡眠中的毛泽东唤醒，向他汇报朝鲜前线敌我情况和我志愿军面临的诸多困难。毛泽东听完彭德怀的陈述，经过认真思考后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这就给了彭德怀一个相机处置的余地。2月25日，周恩来主持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作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彭德怀对当时国内同样面临很大困难考虑不够，片面强调后方支援朝鲜前线不力，甚至激动地站起来拍桌子，大声喊，你们去前线看看，看看志愿军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他们为谁牺牲？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一点困难吗？这次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勤供应问题作了许多重要决定，如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轮番到朝鲜前线参战，这样既可替换第一线部队休整，又可锻炼部队，提高全军现代化作战能力；派高炮部队入朝以掩护志愿军后方交通线；号召各行各业增产节约、捐献飞机等。

　　3月24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擅自发表要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的声明，被杜鲁门撤职，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如意算盘是重演仁川登陆故伎，在朝鲜半岛的蜂腰部我志愿军背后登陆，使我军腹背受敌。为了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彭德怀提前发动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原计划是将敌人赶回北纬37度线附近，但因准备不充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战役从4月22日开始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粉碎了敌人拟将战线推进到北纬39度平壤、元山一线的企图，歼敌82000余人，我志愿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第五次战役后，战争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呈胶着状态。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建议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美驻苏大使凯南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随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都先后表达了美国政府的这一意向。毛泽东立即把握住这一机会，6月3日，同专程来京的金日成举行会谈；10日，又派高岗同金日成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商；接着，派李克农离京赴朝主持停战谈判。谈判于1951年7月10日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前后历时两年有余。

　　谈判桌上是第二个战场。这期间朝鲜战场上处于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面，两个战场同样复杂、激烈。前几天，我找到了李克农1952年7月12日从开城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当时谈判代表团工作和生活情况的一斑。信中说：\"1951年7月3日由北京出发总人数包括武装警卫人员不上60人，经过一年的战斗时间，现在扩大到640人。这个部队在毛主席和总理直接领导下，是经得起战斗的，同时经过一年来的考验多数同志也进步了，面貌也改变了，特别是对那些在美国得了学士、博士学位的同志们，实际教育意义更大。\"来信还说：\"敌人在中立区、会场区的特务活动，比以前更活跃，前天我们又在会场区设伏捕获敌特一名，附上敌人利用小孩在会场区做特务活动照片两张，以便你们了解此间对特务斗争的复杂情况。\"

　　朝鲜战场上停战的时候，我志愿军的装备已得到较大改善，实力有了较大增强。对此，彭德怀曾惋惜地说，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没有充分利用它给敌以重大打击就宣告停战了，实在可惜。他还曾设想，把我退出的地区作为缓冲区交给中立国家监督，那样会更好些。而在敌人方面，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签字后哀叹，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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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康熙：轮奸臣民妻子 淫乱三千宫女[转帖]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老爷，都对“谋反”、“谋大逆”等词神经过敏，只要听说谁“谋反”或是悖逆皇帝，不管有无行动，一经发现或仅是怀疑，也照样要无限诛连，残酷屠杀之。

签《尼布楚条约》割让大片土地给俄国的“康熙大帝”爱新觉罗.玄晔，是清朝数一数二的暴君，比起祖上号称“满洲屠夫奴尔哈赤”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康熙统治下连续二十年大规模强行禁海迁界，致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民死过半，惨不可言。迁界令就是以武力摧毁沿海一切固定资产，定期扫荡，用屠刀威慑百姓不得在沿海居住，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就一个字“杀”，所谓“尽夷其地，空其人”。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日本的三光、清乡政策和康熙的残暴程度相比，实在是差了一个数量等级。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把整个中国沿海地区彻底变成无人区，变成白地荒野，沿海百姓死亡何至千万。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1673 年）康熙又挑起了对三藩的战争，导致千万人战死沙场，所谓“整兵剿洗、玉石难分”，无数百姓再遭屠杀。借三藩之乱康熙一次性枉杀三藩开国功臣7万余人。还将三藩的旧臣家属全部杀死；对于三藩将领的妻女，康熙竟把她们送入满城营地或卖入妓院、任人轮奸。有被摧残至死的，康熙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康熙被后世称为仁皇帝，只是不知这仁字从何而来？细细想来，康熙其仁的对象乃是满清八旗，对其相反的一面则是对广大臣民残酷的暴。康熙之圈地、诛杀前朝太子、迁界禁海、三藩战争、大兴文字狱等等暴行，双手无不沾满各族人民的鲜血。

凌迟灭族，开棺戳尸，手段卑鄙。

满清皇帝的自卑心理和神经脆弱在文字狱方面是登峰造极的，可谓手段卑鄙，阴险毒辣。对章表诗文中一切能够影射、暗示、以至可以牵强附会的字句，都会给作者带来杀身灭族之罪。按清律，凡谋反者与共谋，主犯凌迟处死，（此刑主要用来处死“谋大逆”、“谋反”等政治犯，清代对政治犯的处刑是非常残酷的。实施凌迟之刑的目的是让犯人在零刀碎割的剧烈痛苦中慢慢死去，历代凌迟之刑的刀数有别，或数十刀，或上百刀。到了清代，发展到上千刀，有的犯人被割3000余刀，故又称“千刀万剐”，如清廷处决太平天国将领就是用的这种酷刑。刽子手为使受刑者不致很快死去，便发明新方法，用渔网紧箍在犯人身上，使其身上的肉从网眼中凸出，然后一刀一刀地切割。又有刽子手用特制的铁钩，不断从犯人身上将肉钩起而割之，然后将割下的肉扔进放在旁边的筐中，为怕犯人昏死，失去凌迟的意义，还要割10刀一吆喝。刀数割满，犯人身上肌肉去净，露出骸骨，然后再割去外生殖器、剖心挖肝、枭首剉尸俎骨。这一惨绝人寰的酷刑，直到民国才被废止。）按清律凡三代内父、子、兄弟、及同居之叔伯兄弟及子中16岁以上男子全部处以极刑，不满16岁的男童阉割后罚为奴隶，女子不论长幼全部罚给满洲贵族转营奸宿。所谓转营奸宿，就是送到满洲贵族部属各个满城营地让八旗兵们轮奸。外戚师生朋友也逃不了干系，就是死了也要挖出来开棺戮尸扬灰。而文字狱的犯人无一不是被定为谋反罪，都逃不脱以上悲惨命运。每起文字狱案件被凌、奴、刑、杀的人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

康熙时期较著名的文字狱案有庄廷龙《明史》案、徐骏案、孙奇逢案、沈天甫案、戴名世案、朱方旦案等等。康熙二年（1663 年）的“庄廷龙明史案”，遭冤杀牵连屠戳者达3000 余人，连参与刻字、印刷、校对、装订者、售书、 购书、藏书、及阅看此书的人也无一幸免。此事源于湖州人朱国祯（史学家），朱国祯私招人编写《明史稿》，康熙二年被告发。查办发现《明史稿》补入明天启、崇祯两朝事，并有言及满清不利之语，称康熙的曾祖努尔哈赤为建州（明朝地名）都督，不书清帝年号，用南明年号。吴兴富户庄廷龙购得朱国祯的《明史稿》也被牵连，时庄廷龙已死。康熙大怒，命开棺焚尸扬灰，其族凌迟或斩首者百人，充边罚为奴者千人，史称“《明史》血案”。行刑时康熙亲临刑场，经常亲自操刀拉弓，残杀犯人，演练骑射，所谓发扬满洲武功。谁会想到买了本书也会招致家破人亡！翰林（相当今科学院士）徐骏在写公文时，将“陛”误写为“狴”，被严刑拷打。有人在他的诗作中发现“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一句。这本是徐骏在晒书时，见风刮翻书页，即兴而作。却被专案组的人认定“清”是指满清当局，“不识字”是指影射满人没文化：“乱翻书”是影射乾隆瞎编四库全书，于是徐被灭了十族。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有朱方旦之狱。自称二眉道人，私自刻书。书中有言及：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山根和两眉本是指大脑之功能，非为异说。但是康熙认为是“诡立邪说，煽惑愚民”，于是康熙大怒，被灭族。按照孟森先生总结朱方旦冤案，那估计明代的王艮甚至王阳明在康熙统治下都免不了被杀的命运。王艮不必说了，出身盐丁的平民思想家，狂妄自大，以圣人自居，门徒无数，仅仅这就足够在清朝康熙统治下被杀了。至于王阳明，那光他说“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在康熙统治下，得一个悖逆的罪名不在话下，更何况他也是聚徒讲学，轰动四方，被门徒拥戴成圣人。康熙五十五年（1716 年）印行的《康熙字典》，是奉康熙的旨编纂的，而且以康熙年号命名，足见清廷之重视。可是有个书呆子叫王锡侯的，竟敢批评《康熙字典》，说它难以贯穿。他自己编刻了一部《宇贯》，意思说，这本书可以用字义把零散的字贯穿起来，正好弥补了《康熙字典》的不足。结果康熙大怒，此案的主犯被凌迟灭族不说，还连累了两江总督，因查办不力受到降级，江西的布政使按察使（都是副省长）也受株连被革职。王锡侯不但被灭了族，而且转相攀染，到处牵连，所谓瓜蔓抄。其实，王锡侯写《字贯》本想贡献自己一得之见，想不到竟落得如此下场。

康熙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史实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献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刑部上报康熙，戴名世十年前刊印的一本叫《南山集偶抄》的书中“悖逆”之处有：《与余生书》一文中录有南明三王年号，并将南明与蜀汉、南宋相比。在另一文《与弟子倪生书》一文中提到清开端应为康熙元年，顺治朝不得为正统。《南山集》中尚记有以下内容“…（明崇祯太子）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太子外祖也。是时，太子秭长公主，栖于奎家，相见掩面器。奎举家拜伏称臣。已而奎俱祸，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伪，今在臣家。奎不敢匿也’。因召群臣识之。或言为真，或言为伪，谓真者皆死。太子后密杀于狱中”。由于该书提及前朝太子被密杀之事，康熙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斩立决，女子罚给满城转营奸宿。所谓转营奸宿，就是送到满洲贵族部属各个满城营地让八旗兵们轮奸。据清宫康熙密折老档载：康熙二十一年一月五日，康熙密旨赖塔：俘奸恶吴逆妇人百人，每一日一夜，满城八旗伺候着，年小的都怀身，夜生了小崽子。又有几个丫头，奉钦依由他，崽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主儿。“满城八旗伺候着”，是轮奸的意思，这种惩罚骇人听闻，奸后生了孩子，还得继续受罪。 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立决；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奴。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近千人，因方孝标已死，仍被开棺戮尸扬灰。

　心狠手辣，乱伦成性，淫乱宫女。

满族本是关外的原始游牧民族起家，入关前尚处于奴隶社会的晚期，部落风俗野蛮并未开化。然而，风俗习惯的改变并非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譬如爱新觉罗.皇太极，先是娶了自己的姑姑博尔济锦氏，生了三个女儿；接着又娶了博尔济锦氏年仅十三岁的侄女，后被封为庄妃，生了顺治福临和三个女儿；后来还娶了博尔济锦氏另一个二十六岁的侄女，也就是庄妃的亲姐姐，生过一个两岁即夭的儿子。在皇太极死后就发生了孝庄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盗嫂”的事件，而当时满洲皇族视之为满洲习俗理所当然，并不为耻。又如清代皇帝祭神有吃生肉和跳萨满(一种原始的巫婆舞蹈)的习俗，再如康熙的性启蒙老师苏麻喇姑：一个92年不曾洗过澡的脏女人。按照我们现在的观念来说，那就是不讲卫生，而且是一位女同志不讲卫生，但按满洲旧俗不洗澡也是一种原始风俗，其部落习俗就如同美洲的印地安人。

纵观清代皇帝的后宫，多尔衮简直就是“色中饿鬼”；顺治皇帝沉迷后宫，连自己儿子的奶娘也不放过，生下“爱新觉罗.奇授”，更不用说他逼死弟弟，夺其弟媳的乱伦行为，使得索尼不得不改皇太极“不得取弟妇…”禁止乱伦的法令，其实皇太极自己就娶了姑侄，已经先行违反了；康熙不用说，后宫女子是满清皇帝最多的一位，而且连宫女也不放过，生下八贤王；乾隆只能用淫乱来形容，六下江南挥霍无度，在江南为嫖妓而两度废后；咸丰天地一家春，淫乱而早亡；同治皇帝在八大胡同嫖娼染梅毒而死 ；就是被打扮的十分简朴、清心寡欲的雍正皇帝，其实也是一个奢华、荒淫的伪君子。雍正在即位前只有一妻一妾，但所生的五子三女，却都是其他不同女子所生，完全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至极的生活。雍正后来暴死，就是因为服用“红丸”，而红丸其实是一种春药，要是雍正真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他要红丸干吗？！

　 　 到了康熙的时候，还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康熙年间有位格格是皇太极的幼女，顺治的妹妹，辈分上算是康熙的姑母。顺治遁入空门时，这位格格因为年幼尚未出嫁。康熙即位后，此女也一直留在宫中，后来，有大臣请求为之遣嫁。康熙听后说：“现在还谈什么嫁不嫁的，我早已纳为妃了。”臣属们大吃一惊，说：“宫闱之类乃王化所基，伦常不能紊乱。今公主于皇上乃是父亲一辈，皇上怎么能娶自己的同姓之姑为妃呢？”康熙颇不以为然的说：“未必。所谓同姓不婚，指的是母与姊妹及自己所生之子女，若是姑母辈，既非我母，又非我女，也不是我的姊妹，就算纳之为妃又如何。”大臣们听后极为惶恐，力谏不可，但康熙终究还是不听。

　　 在历史上的皇帝中，康熙的生育能力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一生共下有五十二个崽！实属罕见，比生殖能力强的动物还多。康熙年青时身体强健，即使到晚年也是雄风不减当年，其荒淫之名，时人无人能及。

　　 康熙的名臣张廷玉的弟弟张某在京为官，当时还有另一汉人官宦世家姚氏，两家世代通婚，张某的老婆姚氏，当时号称国色天香，在京中汉官中，其美色在这些人的妻妾中公推第一，张某心里也好不得意。有一年太后祝寿，诏令汉官命妇也同满官命妇一同进宫叩祝。于是张家和姚家的女眷便精心打扮，盛装朝服的跟随众人进宫为太后贺寿。到了之后，康熙也在那里，太后很高兴，便在内廷中赐宴，让这些人在宫里好吃好喝，随便游玩，玩了一天才散。出宫后，这些女眷们散后便依旧乘坐原先的肩舆回家，其他人都安然无恙，只有一家出了问题。当时说某京卿张某的老婆，回来的时候衣服虽然仍旧是原来的衣服，但人却已是面目全非、衣冠不整、六神无主，根本不是原来那个人。张家和姚家虽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却畏祸不敢声张。由此，汉官命妇入宫之例，便从此停止。

　　
以前以为清代最乱搞的是乾隆，后来才知道康熙也有这个传统。有正史记载的老婆55个，后宫佳丽三千。其中有一个良妃卫氏，只是个汉族包衣，在后宫浣衣局被康熙给瞄上了。据说这个良妃“美艳冠后宫，宠幸无比”，而且“体有异香，洗之不去”。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还嫌若大的后宫太小，容不下他声色犬马，便利用清华园残存的水脉山石，在其旧址上仿造江南山水修建一座奢华离宫，亲自取名日：“畅春园”，作为他在郊外寻欢作乐、风花雪月的场所。此后他经常与女人、太监们私混、胡闹与此，纵欲无度。畅春园后毁于英法联军。

后妃人数居历朝皇帝之冠：�荧�

康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拥有后宫女人最多的一位荒淫皇帝。

据记载，康熙在位期间，仅被正式封有名号的女人就多达55位，而那些私混过的后宫女人则不下三千。有资料称，康熙在每次外面巡游、私访时，就经常每到一地广为寻访民间美女，而且有很多女人被带回了他的后宫。如果说，这个在位执政期间的康熙皇帝每天总是很忙很忙的，总是在夜以继日地思考江山社稷和研究朝政，那么他也就应该无暇顾及那么多女人了。可是，康熙皇帝所留下的后宫女子和子女人数之众却偏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一生共有子35人，女20人，共计55个子女。

康熙死后，因为后宫与其私混过的女人数量庞大，雍正曾经降谕内务府官员，命令他们慎重处理康熙「后宫未亡人」的事宜，谕旨内文有一段说：“今日总管等所奏易贵人之事，似此贵人入陵尚可。陵内关系风水之地，嗣后尔等宜加意斟酌，如曾奉御皇考之贵人尚可。若随常加封者则不可。”

易贵人的族籍不明，可能是汉族或包衣，据考她未曾生育子女。雍正六年（1728 年）死时七十多岁。由此可知确有很多有过性关系而地位不高或根本未加封的宫中女子最后没有葬入康熙陵园，但是康熙确曾与她们发生过关系，据朝鲜史料称，康熙皇帝后宫的女子最盛时达到三千人左右，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2岁。

据此可知：康熙皇帝的后妃人数之多实居中国诸帝之冠。尽管有人说古代帝王有浓厚的享乐思想，而康熙一朝统治期长，故其女人亦多。康熙如不荒淫，如何对纳妾的兴趣如此之大？而且有不少的女子还是在他晚年时入宫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特别是以道学家自吹的康熙皇帝到了晚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征召女子入宫，难道不是一个荒淫之人吗？

老年仍寻花问柳征召大批江南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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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康熙晚年对汉籍女人有兴趣高的趋势了。若再看看康熙五十年（1711 年）以后宫中的情况，竟发现有五位后宫女子生下子女五人，而其中汉籍女子占四人，生子女亦有四人，百分比高达八成，杨珍教授更强调说，「可见，这一阶段和康熙有关系的女人，汉人已经处于优势，她们并非汉军八旗，而是清一色的江南女子」。康熙教训他的儿孙时，一再的提到要「清心寡欲」与「寡嗜欲所以养精」，这些养生之道似乎他自己根本没有实行。直到晚年仍不断的征召大批江南年轻貌美女子入宫，可见他反而性欲不减，谁又能说他不荒淫无度呢？��

说起江南女子入宫，我们在宫中珍藏的秘档中发现了一些资料。康熙四十八年七月间，皇帝的亲信之一，当时任职苏州织造的李煦，突然进呈一份秘密奏折，折中说「王嫔娘娘之母黄氏，七月初二忽患痢疾，医治不痊，于七月十四日午时病故，年七十岁，理合奏闻」。康熙帝看到这份密折之后，只批写了：「知道了，家书留下了，随便叫知道吧！」意思是说：「你李煦呈上的密报知道了，王家的家书暂时留下，等以后再让她(王嫔)知道吧！」王娘娘的生母家姓黄，家住苏州境内，这件事又有关宫闱秘闻，只有由李煦这样的亲信官员向康熙密报了。

另外从康熙宫中所藏后妃妻妾的资料可知：这位王娘娘曾为康熙帝生过儿子，即胤■、胤禄、胤祄。年长的胤■生于康熙三十二年，王娘娘当时约二十岁。康熙帝曾在一六八四年与一六八九年，即康熙二十三年与二十八年南巡江浙，是他六次游玩江南的头两次。他每次南巡都经过苏州等江南名城，从胤■的出生时日看，王娘娘可能是第二次南巡时带回宫中的。杨珍教授所说康熙晚年在宫中感性趣的妃嫔多是汉人，而且「是清一色的江南女子」。这一看法确非臆测，因为从清代《玉牒》、《爱新觉罗宗谱》、《清史稿后妃传》、《清室四谱》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相关的史实，如 ：“汉人高氏，于康熙四十一年九月生皇子胤�埽�第二年生一女，四十五年又生下皇子胤祎。四年间连生三个子女，足以显示她的得到宠爱一斑了。汉人陈氏，于康熙五十年生皇子胤禧。汉人石氏，于康熙五十二年生皇子胤祁。汉人陈氏，于康熙五十五年生皇胤秘。汉人陈氏，于康熙五十七年生下皇子胤禐。另外白氏汉人为康熙生子说，有些疑点，尚待考证。康熙五十年以后，有如此多的汉人女子生育，显见她们是得宠的一群。但在《玉牒》中有关这些汉籍女子的记录只书写她们父家的姓氏，而未记出身，表明她们不是来自汉军八旗，而是出自民间或妓院。由此可见：康熙南巡时确曾多次带回汉人女子回宫。同时康熙晚年偏宠江南佳丽，忘却了「首崇满洲」的祖训，也足以证明他享乐荒淫的一面。

年近古稀仍纵欲无度：�荧�

康熙四十二年春，康熙做了第五次的游玩江南之行，回銮时他命令曾在南书房服务多年但已退休的高士奇从杭州一同陪他返回京城。高士奇在北京得到特别待遇，并很荣幸的在京郊行宫畅春园中与皇帝度过一阵吃喝玩乐的快乐时光。有一天高士奇被「召近膝前，许久言及西洋人写像」事，并出示了两幅画像，对高士奇说：「有两贵嫔像，写得逼真，尔年老，久在供奉，看亦无妨。」皇帝显然向他忠心的老部属炫耀娇美贵嫔像的。高士奇年纪既老，又多年在皇帝面前服侍过，给他看看是无妨的。当然这里也透现出了康熙的伪君子形象。另外还有一位在康熙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他的画画得很好，得到康熙的赏识，因而命他在宫中服务，后来更叫他到热河避暑山庄去画三十六景图。马国贤在雍正初年回欧洲，著有《清宫廷十三年回忆》一书，书中有记述康熙与妃嫔们在热河玩乐的情形，甚为逼真，兹摘录如下：

�营� “在热河避暑山庄，我住在一处带有小花园的临湖房屋中，湖的对岸是座别墅，鞑靼君主经常由一些女人们陪同，在那里嬉笑游戏。……通过纸窗的孔眼，我看见鞑靼君主在寻欢作乐，……有时候，鞑靼君主高高的坐在一个形同宝座的位子上，观看他所喜爱的游戏。几个太监侍立于侧，宝座前方地毯上，聚集着一群妃嫔。突然，鞑靼君主将假造的蛇、癞蛤蟆及其它令人憎恶的小动物拋向妃嫔中间，她们跛子「小脚」疾跑，以求躲避，鞑靼君主看了大笑不已。……还有的时候，鞑靼君主佯装想得到长在树上的果实，于是让妃嫔们到附近小山上摘取，在他的催促下，可怜的跛子「小脚」们争先恐后，叫嚷着朝山上奔去，以致有摔倒在地的，引起他的开怀大笑。鞑靼君主不断创造出这样的游戏，在夏日凉爽的傍晚尤为常见。无论在山庄或住京城，陪伴他的只有女人与太监。依照世俗的观点，这种生活无疑最为幸福，但在我看来，却是最淫猥的生活方式之一。

马国贤是外国天主教徒，他认为康熙的某些生活方式是「荒淫的」，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康熙的这些行径，显然说明了他离开京城之外，离开了文武百官，在偏远的行宫中放浪形骸的与女人们痛快玩耍。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如不荒淫，哪有如此的兴趣？另外附带一提的是，杨珍教授认为马国贤笔下的「跛子」应指当时缠足的小脚汉人女子，这种解释应是正确的，由此更可证明康熙晚年确实对一群汉族女子产生了性趣，可能是一群江南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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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欲导致健康情况恶化：�荧�

康熙的荒淫无度似乎也可从他的身体状况看出一些端倪。由于康熙后宫佳丽三千，纵欲过度，伤了他的精。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他的身体愈见衰弱，五月间他说：「至今朕体未见甚子，行走需人搀扶，甚虚弱。」十月他更坦诚的告诉大臣：「朕近月精神渐不如前，凡事易忘，间有怔忡之疾，每一举发，愈觉晕迷。」不久以后，他到内宫时，「乘软舆，脚背浮肿，不能转移，用手帕缠裹，才能转动」。第二年春间，他不否认他的身体已「羸弱已极，仅存皮骨，未觉全复，足痛较前稍愈，步履犹艰」。他又提到他当时「手颤头摇，观瞻不雅，或遇心跳之时，容颜顿改。骤见之人，必致妄起猜疑」。康熙晚年病虽重如此，但是他的性生活似乎一如往常，因为第二年二月后宫贵人陈氏还为他生下最后一个男婴，排行第三十五的胤禐，可惜这位皇子出生后即夭折，可能与康熙年高体衰有关。康熙低婚龄、多纵欲，对身体本来就是不太好。尤其到了晚年健康情况变坏时，若再贪恋纵欲，对身体必然会产生不良影响。晚年他手颤、头晕、目眩，照中医理论的解释，绝对是肾虚阳衰之征，也是一个纵欲之人的通常表现。康熙是一位略晓中西医理，他又从儒佛道三家中汲取了很多养生之道，可惜「知易行难」，否则不致在六十九岁就会死。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康熙终于精尽而亡，死于畅春园。

康熙死后，清朝的封建制度只延续了100年便寿终正寝，中国逐步沦为半殖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由此沦为“东亚病夫”。鸦片战争时期，仍不忘“弓马保清为满洲根本”的八旗兵在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面前被打得尸积如山、不堪一击。其实，在康熙时期中国仍然有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至少是不会像后来那么悲惨，悲哀的是康熙所制定的对内严厉的禁锢思想、对外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的历史进程开始了空前绝后的大倒退。时至今日，以闭关锁国、思想禁锢、经济停滞、民生凋敝、日益落后、丧权辱国于西方世界的清朝却还在以所谓的“康乾盛世”来标榜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相信康熙的阴魂如再活500年的同时，也正是中国这头雄狮再次昏睡的开始。

　　 “康熙大帝”无改一生的虚伪和荒淫，死了也要祸害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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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密谋焚烧孙中山遗体****[转帖]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为国耗尽毕生精力，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其遗体先在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处理之后，于1925年3月19日移至中央社稷坛大殿安放，以作公祭。据说，在移送过程中，并没有使用杠夫，而是由当时在京的孙中山亲属和国民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于右任、张继、陈树人等，分组轮流抬运。

　　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始建于明永乐19年，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祈祷丰年的场所。在决定作为一代伟人孙中山的公祭场地时，曾进行了大规模的搭建。在公园大门、社稷坛石门和拜殿门口都搭建了素雅的三彩牌楼，并适当地配有彩绸彩球。灵堂上扎了灵龛，灵龛的圈门上雕出了抱厦，探出五佛冠式的挑，挑上悬着长短彩绸、绣球，显得格外庄严肃穆。

　　灵龛内停放着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柩盖上覆以青天白日旗，柩前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大幅遗像。上端悬匾“有志竟成”，两旁挂联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灵龛两旁摆着青松翠柏、鲜花。

　　中央公园公祭之后，经治丧处黄开文、许世英、李烈钧、戴天仇等互相协商之后，定于4月2日上午11时举殡，暂安于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内，待南京中山陵完工后，再正式奉安。但不想孙中山遗体在碧云寺暂放期间，竟多次遭到奉系军阀势力的威胁。

　　当时的国家局势非常混乱，各大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地片，明争暗斗，经常大打出手。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的胜利而告终，张作霖带兵入京，再次插手北京政权。

　　1927年“4·12”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鲁军阀张宗昌，在与蒋介石的争斗中节节败退，他们不说自技不如人，却把仇狠转嫁孙中山先生的身上。9月18日，混世魔王——直鲁军阀张宗昌到北京开会，竟以：“南军屡屡告捷，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停灵的地方风水太好”为由，向张作霖提议“焚烧孙中山遗体以绝后患”。绿林出身的张作霖也是一个迷信风水的人，听了张宗昌的建议后，表示同意，幸亏杨宇霆从旁劝止，才暂时作罢。随后，杨宇霆秘密通知守灵处，建议尽快转移先生遗体。

　　对于处在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远在广东的国民党势力鞭长莫及，而在碧云寺守护孙中山灵柩的只有几名卫士。在面对先生遗体遭遇不测，守灵士兵求援无望的情况下，时任香山守灵处主任的李荣决定把孙中山先生的遗体转移到山洞里。在行动之前，李荣向协和医院的潘医生要了一些防腐药水，又从中法中学取回了孙中山最初使用的美式小棺，一切准备妥当后，于12月25日深夜，几个卫士将孙张山先生的遗体从玻璃棺中移出，用药棉裹好，放入那口美式小棺，秘密藏于水泉山洞。

　　1928年4月，南京政府发动第二次北伐。6月4日张作霖的奉军退出北京，国民党军队进驻。6月7日夜里，守灵卫士把孙中山遗体从水泉山洞取回，重新换入大棺放回碧云寺灵堂中。

　　1929年春，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落成。

　　5月22日，在碧云寺举行了遗体改殓仪式。改殓前协和医院史蒂芬在孙中山遗体上遍洒贵重的防腐药物，头发上施以特制发膏，用象牙梳理整齐。遗容上擦上特制的橄榄油。随后，宋庆龄、孙科、陈淑英、戴恩赛、林森等将遗体从楠木棺中抬起，更换殓衣。先将孙中山周身裹上白绸，外穿蓝色缎袍，套上黑马褂，戴上白手套，脚穿丝袜，足登朝日鞋，头戴大礼帽。随后，孙中山遗体奉移到美式铜棺中。

　　5月26日，北平30万人衔哀恭送孙中山先生灵榇南下，至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安葬。

　　6月1日，在南京中山陵举行了奉安大典。孙中山灵榇安置墓穴正中后，宋庆龄亲手将墓门“敬谨严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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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沉湖因\"忧惧变革\" [转帖]

　　
　　王国维在1927年的自杀扑朔迷离，“殉清”说一直占据主流。就在王国维自杀同一年，梁启超也对这个世界陷入绝望，在家书里一再言及“前途有光明没有？”……绝望的理由是“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

　　摘自：《历史不忍细看》编著：文欢

　　导读：

　　王国维在1927年的自杀扑朔迷离，“殉清”说一直占据主流。然而，就在王国维自杀的同一年，梁启超也对这个世界几乎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在家书里一再言及“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绝望的理由，则是“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 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 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
　　

　　王国维

　　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

　　作者：黄波

　　王国维之死，曾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解读者众，以至有人还专门编了一本《王国维之死》的专著，但迄今也没有一个以足够的证据和雄辩的推理作支撑，让所有关心、讨论这一事件的人都心悦诚服的看法。不过，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转换年头，蔡仲德先生连续写了4篇文章，论定王国维之死是为了“殉清”，他说：“ 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陈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说可谓言之成理，却无法说明王国维为何经此‘数十年’（指中国文化之消沉沦丧已数十年）不死而到1927年**？又为何遗书有‘再辱’之语？唯有‘殉清’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殉清说”并不新鲜，罗继祖教授（罗振玉之孙）主编的那本《王国维之死》，在罗列诸家之说时，就曾以“编者按”的形式，对这些解读逐一批驳，而申明己论：王国维之死系“殉清”。不过，相形之下，蔡仲德先生的4篇文章显得更为有力更有声势，所以，蔡文一出，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议论遽然消歇，仿佛这个“中国文化史的世纪之谜”已经被解开，王国维铁定是为“殉清”而死无疑了。

　　细读蔡先生的4篇大作，个人觉得，其有力处在于用反证的形式，指出了“殉清说 ”以外的各种论点之难以自圆其说处，但是对自己的论点，却并未提出非常有力的论据。所以，“殉清说”恐怕也很难经得住和蔡先生文章类似的追问：如果王国维之死确是为了殉清，他为什么不在清王朝覆亡之**？如果是因为在1927年自感复辟无望才绝望自杀，那么1924年，冯玉祥发动兵变，逼清室出宫，当此之际王国维的这种绝望应该是最深的，那时他为什么不自杀？……

　　应该承认，王国维与清室有着某种精神维系，他的死也肯定与清室有关，但把“殉清 ”认定为“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实在难以服人。很难想象，一个对中国历代王朝更替史烂熟于心，而又曾接受西方哲学美学洗礼的人，会对一个他眼中的又一轮历史循环寄寓生命之重。

　　考究这么多年来关于王国维之死的争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几乎都局限于就王国维论王国维，其他的旁证却被忽略了，而由于王国维本人留下的资料不足征，众说纷纭就毫不足怪了。我们为什么不考察一下在王国维自杀前后的背景里，和王国维相似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态变化呢？近读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书中收录了1927年梁启超给女儿梁令娴的家书多封，家书中既有对时局的分析，更有心境的流露。梁启超和王国维同属于一代知识分子，在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梁启超的这几封直陈心境的家书，也许对我们了解包括王国维在内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无助益吧。

　　下面引用梁启超家书中的原文（括弧内为梁氏自加），不下是非对错之判断。

　　1927年 1月2日，“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

　　1月18日，“思永来信所讲的政治谭，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

　　3月21日，“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

　　5 月5日，“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主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指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指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怨，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被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的确的确是真的，诸如此类之举动，真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已全部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

　　6月15日，也就是王国维自沉后13天，梁启超致书梁令娴，谈及王国维，“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细研梁启超写于1927年的这几封家书，窃以为，其中至少透出了三个耐人寻味的消息：一是对时局的悲观和绝望。像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本来对北洋军阀不抱好感，可是对北洋政府倒台后的时局走向却很不乐观；二是深刻地预感到了一个在他们以往经验之外的新的社会即将到来；三是对个人命运的深深的忧惧。回头看王国维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寥寥十六字，其中意味不正和梁启超家书中透出的相同吗？其实这毫不奇怪，梁启超、王国维那一代知识分子，本来就有着大致相似的文化背景。

　　前人论述王国维之死，也看到了从遗书中透出的“内心的恐惧”，但是，王国维所感到恐惧的究竟是什么呢？值得探究。是因为眼看清室覆亡而且复辟无望而恐惧吗？笔者以为，这种论调未免过于看低了王国维，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他会把一个王朝的存亡兴废看得如此重要吗？但他的确又充满了忧惧，个人以为，他所忧惧的并不是政治之变革，而是社会之变革。政治变革只是朝政之变化，政权之更替，很多时候只与“肉食者”有关，而社会变革显然更为深广，它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而且一旦飓风飙起，所有人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上引梁启超家书中，已经把这种社会变革的“乱象”和影响描述得淋漓尽致了。对梁启超等人来说，谁来当总统，谁接掌政权，也许都还可以忍受，和他抗争，但“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等等，却无疑是逸出他们经验之外的，他们不仅不能接受，甚至有一种欲抗争而不能的感觉——两种文化系统的人，差不多等于“秀才遇见兵”了。对即将刮起的社会变革飓风，连久经战阵、政治阅历丰厚的梁启超都要仓皇“走避”，何况是一介书生王国维？

　　随着时局的一天天变化，梁启超、王国维已经意识到一个为他们所全然陌生的社会将不可抗拒地降临，他们在其中会居于何种位置呢？不幸的是，1927 年，又发生了湖南著名学者叶德辉被处死的事件。梁启超家书中提到了两位学者，其实湖北籍学者王葆心的死是误传，他死于1944年，但包括王葆心在内的不少学者在那个时代曾遭受折辱，则是无可怀疑之事实，所以才会有王葆心被难的误传。梁启超家书中还遗漏了一个人，1927年，章太炎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通缉“著名学阀”的呈文中，名列第一，其家产也被浙江军政府籍没。以章太炎的声望和地位，这显然是更加轰传士林更加刺激人心的事件。过去人们讨论类似事件对王国维的影响的时候，因为叶德辉其人名誉向来不好，用梁启超的话说，“有自取之道”，而王国维因为没有劣迹，所以本来应该没有恐惧的理由。但如果能对那一时代的社会状况有了较深的体察，在叶德辉、章太炎等学者的遭际之下，王国维的“物伤其类”之情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落脚点。从叶德辉、章太炎等事件中，王国维是否以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不仅为自己所陌生，而且带有某种反文化的性质？

　　导致王国维最终决定自沉的原因颇多，如蔡仲德先生所说，生活不幸、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都可能是细故之一，和清室的精神维系也不容否认。说到他和清室的关系，仔细体味王国维诗词，他之所以从情感上倾向于清室，毋宁说更多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同情和关怀，因为袁世凯从清室手中取得政权的手段不正，复由于北京政变推翻优待条件，王国维都认为这是对“弱小者 ”的欺凌，为他这样的笃实君子所不取。但这些林林总总，都不应该是最致命的。套用蔡仲德先生的句式，我关于王国维之死的结论是：“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唯有‘忧惧社会变革’说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

　　其实，这种“忧惧社会变革说”也是卑之无甚高论，因为如果取“文化”的广义，从本质上讲，它和陈寅恪先生的“殉文化说”、叶嘉莹教授的“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说”并无区别。

　　“看花终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属我。”性格忧郁而又深受叔本华哲学影响的王国维在一个新的社会即将来临之时选择了自沉，这总让人想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也许这有些比拟不伦，但我却禁不住总要这么想，想起茨威格夫妇自杀前写下的那段震撼人心的遗言：

　　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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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何以在反右风暴中“漏网” [转帖]

　在林斤澜（1923~2009）的同辈作家中，和他关系密切的有不少右派: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王蒙……可林斤澜不是。

在部长家里保持沉默

　　林斤澜说:1957年新春,毛泽东作国务报告,要求民主人士帮党整风,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传得很热闹
,也兴奋,觉得****不容易,胸怀开阔,高瞻远瞩。知识分子热血沸腾,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叫好。

　　一个星期天,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突然把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叫到自己的家里。他们四人有些好奇:宣传部长为什么在星期天把他们叫到自己家里去呢？

　　杨述先让大家品尝水果,问了一些表面上的事,才落到正事上。这正事无他,也就是“鸣放”,中心主题是一句话:“青年作家要带头鸣放。”

　　四人从杨述家出来,在长安街与王府井垂直处傻了一会儿。为什么呢？宣传部长与他们身份距离太远,召他们到家鼓励“鸣放”,因此事出特别,他们弄不清底细。林斤澜那天基本保持沉默,他不但觉得这事太特别,弄不清底细,而且觉得这事蹊跷。各自回家之前,林斤澜说了一句:“大家自己考虑吧。”很快,“鸣放”在全国如火如荼。

差点被当成枪杆使

　　北京市文联不甘落后,秘书长田家几乎天天开会。

　　一天开会时,林斤澜发现工人小说家赵坚坐在对面神情不对。果然,他抖抖索索地掏出一封信,推过来给林斤澜。信是福建省一个剧团寄来的,这个剧团要改编排练林斤澜的小说《台湾姑娘》,问北京作协有什么意见。这是一封很正常的信。可是,林斤澜看到了不正常的情况,那就是信的上方有一行田家的批示:“此人正在审查中”。

　　林斤澜当时非常愤怒。这是什么话!当年并不是没有审查,经常审查。可是,田家在这样的信上批上这样的字眼,就是把正常审查当作政治事件了!林斤澜觉得非常冤枉。他站了起来,去了厕所。

　　他想到了赵坚这个人，他与田家有矛盾,他们要打倒田家,便拿林斤澜当枪使,点林斤澜的火,进攻田家。

　　林斤澜从厕所里出来,把信原路推回,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封信不是给我的。”赵坚愕然,可也无话可说。谁知田家都看在眼里,后来他对人说:“我等林斤澜放炮,可他什么也没有说。”

　　会议结束,林斤澜便向“鸣放”小组长请假,说自己家里有事,明后天就不来了。林斤澜后来说,文联的什么“鸣放”,实是人事斗争,“家里有事”,实是托辞。

　　1958年3月,“反右倾”将要开始，田家在《北京文学》上批评林斤澜的小说“不是无产阶级的‘人生哲学’”，这让林斤澜又哆嗦了一段时日。

　　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田家莫名其妙被当作“白旗”拔掉了，“发配”陕西，“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

不写“后记”不写“序”

　　林斤澜说：我十多岁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人间世故还是见过的，我写过一篇散文《籀》，拆开了就是“个个留一手”。从那次评论文章一直到“文革”，我只写了一篇小说，“文革”十年，我完全搁笔，一个字都没写。我在“文革”前出的集子，统统没有“序”，也没有“后记”，不请人写，自己也不写，就这么秃着，免得被揪。

　　历次运动，我基本上都是平安度过的，我还真没有揭发过谁。绝对没有为表态批判过谁——不仅是反右,所有运动,包括“文革”,我都没有。当时写文章,或因响应号召,靠拢组织；或因认识不清,上当无奈,都可原谅，都应由时代去负重要责任。

　　反右时,不止一只眼盯住我,我的压力确实不小。他们要我必须表态。《北京文艺》的编辑周雁如是好心人,我就好好跟她说:“我的确跟邓友梅、刘绍棠很密切。正因为密切,我就不能一般表态,要写得深刻一点。允许我好好想,好好考虑。”周雁如就放松了。我就想:对不起,跟你打太极拳了。我就是拖,拖。我知道,新的政治风浪很快就会过来。果然,大跃进来了,《北京文艺》改头换面,满纸歌颂了。

（《青年周末》第1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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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专题：回到1919-1 [转帖]

　　
　　“救国”宣传单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当时北京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回到1919

　　2009-05-05 09:17:00　来源: 内蒙古晨报

　　傅国涌

　　90年来，对于“五四”的纪念与表述，大多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论争，极少有学者愿意从社会层面去认知那个时代的精神遗存。原本内蕴丰厚，值得再三解读的所谓“五四精神”，多年以来，被简略在爱国与卖国的二元表达之间。

　　“五四”不仅仅是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的粉墨登场，“五四”也不仅仅是一曲简单的爱国主义赞歌。“五四”之复杂，如同一个热闹的舞台，也如同一个各种新思潮和新主义的试验地。文学革命、学生运动、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使“五四”之年成为一个意蕴丰富的历史切片，而“五四”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话题，至今仍有历史回响。

　　沿时间向度向前追溯90年，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情，远没有如今天这般排列得如此清楚，也许并没有承载那么多后人附加在它身上的意义。五四运动也并非一个孤立的学生运动，它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得从“二十一条”说起

　　1915年1月18日，违反正常的外交途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私人会晤之时，提交了几页纸写文件，文件用纸上，印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日置益要求袁世凯：要“绝对保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文件内容，便是对中国人自尊心伤害超过任何坚船利炮的“二十一条”。按照条约，中国几乎尽在日本掌控之中。

　　袁世凯意识到非同小可，当天晚上随即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陆军总长段祺瑞、税务督办梁士诒，商量日本要求。

　　经过了4天的连续会议，这些军阀和官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决定利用新闻界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24日，美使芮恩施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了“二十一条”大概。同一天，北京的报纸率先登出了日本要求的消息。

　　中国政府想利用外国的设想未能实现，那些外国人关心的只是本国在中国的利益。但是中国的公众舆论在这一时期第一次有了发言的机会，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所表达出来的民族屈辱感的心声，全国上下到处可闻。中国国民抵制日货的行动也在那个时期蓬勃发展起来。政府虽然迫于日本的压力，屡下禁令，但是屡禁不止。这一运动一直延续到4年之后的五四运动。

　　“二十一条”迅速传到国外

　　《中国学生月刊》——当时留美学生的声音主要通过这个杂志传达出来，在这份杂志的3月号上，几乎用了所有的篇幅来讨论“二十一条”。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正如其中的一篇社论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依照民族的最高利益去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不惜牺牲性命。”

　　胡适没有跟随这种潮流，他那时候正担任《中国学生月刊》的编辑。他写了一封《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保持“爱国的清醒头脑”。胡适说，作为学生，当时的任务“就是读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胡适给自己招来一片骂声，立刻有文章反驳胡适的建议不是什么“爱国的清醒”，而是“不爱国的糊涂”，甚至多了一个称呼：“卖国贼”。

　　但是胡适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半年后，胡适写道：“新潮之来不可止”，预言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而他自己在一年之后则做了这场革命的领导者。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在留学生归国的热潮当中，因为参与反袁“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到日本的陈独秀在1915年夏天回到了上海。9月15日，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

　　在那篇脍炙人口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给当时的青年们提出了6条行为原则：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份杂志让远在美国的胡适感到耳目一新，他把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想法寄给了陈独秀。然后，以《文学改良刍议》的标题发表在《新青年》上，谁也没有想到，这篇语气平和的文章，竟然在那个时代掀起了巨浪狂风，成为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炮。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把陈独秀拉进了北大的阵营，胡适也“如今我们回来了”。在进入北大之前，陈独秀已经和易白沙、吴虞等人形成了反儒教的观点，并且把自己的信条归结成两条：德先生和赛先生。

　　“新”“旧”短兵相接

　　很多人惊讶于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对于北大大刀阔斧的改革，每一项措施几乎都是一步到位。不过，即使蔡元培这样的老资历，也存在压力，这压力来自当时林纾所代表的保守势力。

　　早在民国初造之时，许多出身于清室的军政要人即使在进入民国体制之后，仍然公开表示效忠清朝。1914年，社会上帝制复辟的气息空前浓厚。当时，两种不同的帝制派同时出现，一种是主张拥戴袁世凯做新皇帝的袁党，另一种则是主张清朝复辟的前清遗老。

　　袁世凯对于这种复辟的主张采取了纵容态度。对于袁世凯称帝最积极的，是他的儿子袁克定和以杨度为首的“筹安六君子”。

　　1915年12月，袁世凯在各种“请愿团”的“敦促”之下，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袁世凯终于当上了皇帝。袁世凯称帝，开了历史倒车。各地反袁势力纷纷揭竿而起。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地位，不得不宣布废除帝制。短命的洪宪帝制，前后只存在了83天。6月6日，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是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手中。而段祺瑞的参谋长徐树铮，正是林纾小说《荆生》中“伟丈夫”的原型。

　　新思想与旧势力，开始短兵相接了。

　　大幕开启

　　1916年10月，寺内正毅继大隈重信出任日本首相，当时日本经济正经历着空前的战时繁荣。其财政大臣胜田提出“菊分根”政策，其目的是通过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根基，并使中国殖民化。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这项政策使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

　　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曾经力主对日本强硬的段祺瑞，开始越来越倾向日本。从1918年的3月到5月这段时间，在得到段祺瑞的许可后，中日就《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进行谈判。根据协定，中国政府允许日本有权在北满洲和外蒙古驻军，允许日本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为中国海军和陆军配备日本教官，此外日本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权力。虽然谈判是在严加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5月5日，中国留日学生不顾日本警察的干涉，举行了一次集会，会上做出决议，所有留日学生5月20日集体回国。在第二天的另外一次集会上，46名中国学生被日本警察逮捕，这激起了中国学生更大的愤怒。他们返回日本，声称条约因其军事性质不能公开。没有哪个归国而来的留学生理会这个指令。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5月21日，北京许多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等高校的2000多名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上午9点，学生们聚集在新华门总统府的会客室前，要求会见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等人接见学生，劝说他们回校，但是没有奏效。最后冯国璋会见了13个学生代表，并承诺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学生们才开始散去。这次的学生代表，如段锡朋、许德珩等人，翌年都成了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那时候，巴黎和会还没有召开，但五四之幕已经开启。舒缓的历史河流，经历了数年的酝酿，又一次迎来了激流勇进的时刻。

　　回到真实的“五四”

　　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进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的认识，大多是从政治史出发，或者是从思想史出发的，很少从社会层面去认识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追求，从而展开一幅幅更逼近历史原貌的画面。

　　历史不是纸上写成的，历史只是已逝去的生活。尤其是在“五四”那样一个大时代，许多不同的侧面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那原本是一个有着无数的不确定性、无数的可能性的时代。

　　“五四”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元和开放性，众声喧哗，没有权威，否定偶像，各种思潮、价值相互冲撞，相互融合，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有唯唯诺诺的，都是有棱有角的。“五四”的中国诚然是一个很不完美的社会，否则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一幕幕闹剧也就不可能接踵登场，这些闹剧背后都有深层的社会原因。一个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洗礼的古老民族，即使把皇帝赶下了龙廷，也没有在一夜之间获得自我更新，新生的共和制度建立在沙土之上，而不是磐石之上。但是，千年王权的终结，旧权威的消解，迎来了一个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追求的时代。

　　至于女性解放，一方面不断有北大向女生开放、女青年进入银行和百货业等新闻出现，一方面贞操问题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女性为反抗包办婚姻而自杀的消息也时有所闻，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19年11月湖南长沙的赵五贞自杀，青年毛泽东就在当地的《大公报》《女界钟》等媒体连续发表了十篇评论，为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声疾呼，甚至喊出了“赵女士万岁”的口号。

　　这些解放的后面，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解放。只有社会解放了，个性解放、女性解放才不至于成为空话。而社会的自我解放也意味着每个人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个救世主来为你做主，来解放你。这应该是“五四”的核心命题，德先生、赛先生也好，娜拉出走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这些讨论都是社会自我解放的一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四”已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经过晚清以来几代人的努力，从王权的枷锁下渐渐挣脱出来的社会已拥有一定的自主力量。“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也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型的一代，他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关切，应该放在对国家命运的这个大尺度上来看待。

　　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五四”时代引领社会潮流的知识分子，和另一个几乎同时出现的实业家阶层，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社会解放不仅仅是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也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获得解放。以往我们对“五四”的认识有个误区，以为“五四”不强调私有产权，其实，那个时代的人们拥有创办私有企业、银行的权利，有从事商业、追求财富的权利。不少实业家在致力于发展自己企业的同时，一样关心社会，热衷公益。荣氏兄弟有一句名言，“爱国之心，未敢后人”。在“五四”学生运动激荡的背后，正是有着社会的后援力量，除了教育界、新闻界，离不开实业界的支持。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国是会议”，就是由上海总商会与江苏省教育会联手推动，那个时候具有相当自主性的两大阶层，已成为社会的支柱，军阀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则在社会舞台上做自己的努力，国家与社会相当程度上的分离，社会才会产生自己独立的意愿。这是“五四”之所以成为“五四”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