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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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专题：回到1919-2 [转帖]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集会，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会后游行示威，五四运动就此爆发。

　　回到1919 :众声喧哗的原汁“五四”

　　中国财经网 2009年04月22日

　　“五四”不仅是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交替登场的舞台，更是一个各种新思潮和新主义的试验地

　　90年来，对于“五四”的纪念与表述，大多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论争，极少有学者愿意从社会层面去认知那个时代的精神遗存。原本内蕴丰厚，值得再三解读的所谓“五四精神”，多年以来，被简略在爱国与卖国的二元表达之间。

　　“五四”不仅仅是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的粉墨登场，“五四”也不仅仅是一曲简单的爱国主义赞歌。“五四”之复杂，如同一个热闹的舞台，也如同一个各种新思潮和新主义的试验地。文学革命、学生运动、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使“五四”之年成为一个意蕴丰富的历史切片，而“五四”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话题，至今仍有历史回响。

　　真实的社会生活是参差不齐的，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真正深入到社会的不同肌理，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新闻周刊》试图从具体而微的角度，选取那个年代的一些社会新闻，用我们的视角，展现那不大为人所关注的另一种社会图景，还原一个更为真切的“五四”。

　　五四之幕如何开启？

　　后人给“五四运动”赋予的意义越多，那场运动在今天看起来就越发地面目模糊。“五四运动”并非一个孤立的学生运动，它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文/陈远

　　后人给“五四运动”赋予的意义越多，那场运动在今天看起来就越发地面目模糊。沿时间向度向前追溯90年，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情，远没有如今天这般排列得如此清楚，也许并没有承载那么多后人附加在它身上的意义。

　　人们常常习惯于把某个时间的节点作为划时代的标志，却忽略历史的延续性。比如看一看民国初建之时的政要名单就会发现，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张勋、张作霖等等，无一不是晚清政局中的要角。

　　同样，五四运动也并非一个孤立的学生运动，有自己的前因后果。

　　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探讨五四之幕如何开启，才显得顺理成章。

　　1

　　得从“二十一条”说起。

　　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暗寒冷的傍晚，违反正常的外交途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私人会晤之时，提交了几页纸写文件，文件用纸上，印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日置益要求袁世凯：要“绝对保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

　　文件内容，便是对中国人自尊心伤害超过任何坚船利炮的“二十一条”。按照条约，中国几乎尽在日本掌控之中。

　　袁世凯意识到非同小可，当天晚上随即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陆军总长段祺瑞、税务督办梁士诒，商量日本要求。

　　经过了4天的连续会议，这些习惯于舞枪弄棒的军阀和官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决定利用新闻界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

　　24日，美使芮恩施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了“二十一条”大概。同一天，北京的报纸率先登出了日本要求的消息。

　　中国政府想利用外国的设想未能实现，那些外国人关心的只是本国在中国的利益。但是中国的公众舆论在这一时期第一次有了发言的机会，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所表达出来的民族屈辱感的心声，全国上下到处可闻。

　　日置益在与新任外交总长陆徵祥第三次会见时，责备中国政府一反惯例，不但不压制舆论，反而利用这种舆论。陆对这种指责的回答是：“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这当然是谎话，只是用来作为对付日本人的理由，只是看上去是冠冕堂皇的。

　　中国国民抵制日货的行动也在那个时期蓬勃发展起来。政府虽然迫于日本的压力，屡下禁令，但是屡禁不止。这一运动一直延续到4年之后的五四运动，并且引发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一场最后对簿公堂的商战。建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的先驱，从建立之初便一直有日本股份。在当时的形势下，商务为了自己的形象，于1919年1月14日在《申报》刊出广告，申明“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收回”。但中华书局在进行宣传时，一方面强调自己是纯正的华商股份，一方面指摘商务含有日本股份。一时间，商务和中华两家出版大鳄之间，剑拔弩张，是为这大时代背景中的小插曲。

　　袁世凯政府虽然力图周旋，但是依然不能抵抗日本的压力。5月7日，日置益向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政府5月9日6时之前做出答复。8日，袁世凯召集黎元洪、徐世昌以及各部总长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日本要求。9日夜，外交部照会日置益，承认日本的最后通牒。

　　5月7日和9日，很快就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之后五四运动的两个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此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而在这一时期负责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三个官员：章宗祥、曹汝霖、陆徵祥，则成了几年之后学生运动的矛头所指。

　　2

　　“二十一条”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中国学生月刊》——当时留美学生的声音主要通过这个杂志传达出来，在这份杂志的3月号上，几乎用了所有的篇幅来讨论“二十一条”。

　　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正如其中的一篇社论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依照民族的最高利益去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不惜牺牲性命。……中国需要人才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迫切……因而我们的职责十分明确：返回祖国！”甚至有些学生想在暑假期间到美国军部主办的军事营地去受训。

　　胡适没有跟随这种潮流，他那时候正担任《中国学生月刊》的编辑。胡适写了一封《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保持“爱国的清醒头脑”。胡适说，作为学生，当时的任务“就是读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胡适甚至说：“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胡适给自己招来一片骂声。立刻有文章反驳胡适的建议不是什么“爱国的清醒”，而是“不爱国的糊涂”。胡适身边的同学更加直接地给了他一个称呼：“卖国贼”。

　　但是胡适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半年后，胡适写道：“新潮之来不可止”，预言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而他自己在一年之后则做了这场革命的领导者。

　　“二十一条”签订之后，在留学生归国的热潮当中，因为参与反袁“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到日本的陈独秀在1915年夏天回到了上海。9月15日，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

　　在那篇脍炙人口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给当时的青年们提出了6条行为原则：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份杂志让远在美国的胡适感到耳目一新，他把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想法寄给了陈独秀。然后，以《文学改良刍议》的标题发表在《新青年》上，谁也没有想到，这篇语气平和的文章，竟然在那个时代掀起了巨浪狂风，成为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炮。

　　不过，正像陈独秀后来总结的那样：(胡)态度太平和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了这个太持重的缺点……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其时，陈独秀的主要活动还主要集中在上海。国内外新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如吴稚晖、胡适、李大钊、刘半农等人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十分密切。

　　这一切，到了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才有了改变。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把陈独秀拉进了北大的阵营，胡适也“如今我们回来了”。在进入北大之前，陈独秀已经和易白沙、吴虞等人形成了反儒教的观点，并且把自己的信条归结成两条：德先生和赛先生。

　　蔡元培担纲北大之后，北大呈现出了新气象。1918年冬天，一帮既有新思想又有活动能力的学生创办了一份《新潮》杂志。那帮学生，如罗家伦、傅斯年等人，后来大多数成了五四运动的带头人。

　　3

　　很多人惊讶于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对于北大大刀阔斧的改革，每一项措施几乎都是一步到位。这跟蔡元培的资历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即使蔡元培这样的老资历，也存在压力。他的压力来自保守主义阵营。

　　林纾是当时保守派最有影响的代表。林纾虽然不懂英文，但是凭借助手的帮助，翻译了大量的欧美小说，《茶花女》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可怜一部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但是林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对与其说主动出击，倒不如说是被动应战。

　　新文化阵营中的人们干劲十足，但是觉得缺少关注。他们需要一个靶子。

　　林纾被他们选中。

　　1918年3月15日，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旧派文人的口吻写了一封致《新青年》编者的信，信中对林纾充满褒扬之辞，并对《新青年》做出批评。随后，刘半农对此信做出答复，逐一反驳，极尽刻薄。

　　林纾开始还手。1919年2月和3月，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发表两篇短篇小说，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其中的一篇《荆生》，被写入历史教材。林纾从此成了反面人物。不过，林纾后来在报纸撰文，承认那两篇故事具有侮辱性，并向蔡元培等人道歉。这种态度受到了新文化阵营中陈独秀的赞扬。

　　1919年3月18日，林纾还给蔡元培写过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信，指责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同一天，蔡元培给林纾回了一封长信，后来被人广泛征引。在那封信中，蔡元培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但是纵览蔡元培回信的原文就会发现，即使是蔡元培，在面对旧阵营指责的时候，也有闪烁其词的地方。比如他否认或缩小新文化运动的教授们所提倡的东西。对此，周策纵先生在其名著《五四运动》中分析：在那种环境下，即在落后的军阀政府统治下和在保守势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蔡的答复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大学免受政府的干涉。

　　4

　　一个林纾不会让蔡元培产生如此的顾虑。让蔡元培感受到压力的，是当时林纾所代表的保守势力。

　　早在民国初造之时，许多出身于清室的军政要人即使在进入民国体制之后，仍然公开表示效忠清朝。比如新疆都督袁大化拒绝废除顶戴，自称为都督兼巡抚部院；甘肃都督赵惟熙不但自己保留辫子，还禁止他属下的人民剪掉辫子；冯国璋任禁卫军军统时，因恐“两宫触目生悲”，下令禁止北京南苑人民悬挂国旗；最有名的，当属张勋的辫子军……如此等等。

　　1914年，社会上帝制复辟的气息空前浓厚。当时，两种不同的帝制派同时出现，一种是主张拥戴袁世凯做新皇帝的袁党，另一种则是主张清朝复辟的前清遗老。

　　袁世凯对于这种复辟的主张采取了纵容态度。对于袁世凯称帝最积极的，是他的儿子袁克定和以杨度为首的“筹安六君子”。

　　1915年初，梁启超收到袁克定的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梁启超到达之后，发现只有主人和杨度一个客人在场，不免感到惊讶。袁克定对此的解释是：“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聊天。”进入话题之后，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梁：“进来舆论都说共和制度不适合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来得突然，让梁启超感觉到了袁氏父子帝制自为的企图，半晌才回答：“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

　　6月，梁启超到南京拜访冯国璋，冯是同时和梁与袁来往密切的人物，梁启超企图通过冯国璋打探袁世凯的真实意图。6月27日，两人同时到了北京，冯国璋一连三次谒见袁世凯，每次谈到帝制问题，袁世凯都坚决地予以否认。

　　但是在之后的12月31日，袁世凯在各种“请愿团”的“敦促”之下，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袁世凯终于当上了皇帝。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精英层面，共和体制已经深入人心。这种现象与底层社会渴望“皇帝”的心理形成鲜明对比，正好符合余英时先生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交激荡的历史断论。

　　袁世凯称帝，开了历史倒车。各地反袁势力纷纷揭竿而起。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地位，不得不宣布废除帝制。短命的洪宪帝制，前后只存在了83天。

　　虽然保住了总统地位，但袁世凯大势已去，6月6日，袁世凯死了，临终前，他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像是为自己辩护。有好事史家认为，在当时日本对中国步步紧逼的情势下，袁世凯帝制自为，是想通过称帝集结中国当时散乱的权力布局，以达到与日本抗衡的目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是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内阁总理段祺瑞手中。而段祺瑞的参谋长徐树铮，正是林纾小说《荆生》中“伟丈夫”的原型。

　　新思想与旧势力，开始短兵相接了。

　　5

　　1916年10月，寺内正毅继大隈重信出任日本首相，当时日本经济正经历着空前的战时繁荣。其财政大臣胜田提出“菊分根”政策，其目的是通过贷款和投资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根基，并使中国殖民化。从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这项政策使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

　　昔日老袁，今日小段。段祺瑞与袁世凯，脱胎于同一个政治母体。

　　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曾经力主对日本强硬的段祺瑞，开始越来越倾向日本。从1918年的3月到5月这段时间，在得到段祺瑞的许可后，中日就《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进行谈判。根据协定，中国政府允许日本有权在北满洲和外蒙古驻军，允许日本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为中国海军和陆军配备日本教官，此外日本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权力。虽然谈判是在严加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5月5日，中国留日学生不顾日本警察的干涉，举行了一次集会，会上做出决议，所有留日学生5月20日集体回国。在第二天的另外一次集会上，46名中国学生被日本警察逮捕，这激起了中国学生更大的愤怒。他们返回日本，声称条约因其军事性质不能公开。没有哪个归国而来的留学生理会这个指令。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5月21日，北京许多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等高校的2000多名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上午9点，学生们聚集在新华门总统府的会客室前，要求会见总统。冯国璋派北京市长等人接见学生，劝说他们回校，但是没有奏效。最后冯国璋会见了13个学生代表，并承诺不会做出违背中国利益的事情，学生们才开始散去。这次的学生代表，如段锡朋、许德珩等人，翌年都成了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那时候，巴黎和会还没有召开，但五四之幕已经开启。舒缓的历史河流，经历了数年的酝酿，又一次迎来了激流勇进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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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专题：回到1919-3 [转帖]

赵家楼上空的火光

　　1919年5月4日，三千多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前集合并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巴黎和会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被捕学生被释放

　　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他的让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的观点，在当时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杨 ☆傅艺明

　　被堵在东交民巷西口的3000余名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在烈日下已经等了很久，“虽无厌倦之容，难免愤恨之态”。这是1919年5月4日的下午，学生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东华门，行至东交民巷西口受阻。

　　4月底，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等学生团体纷纷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4周年纪念那天，举行示威大游行。然而，从巴黎不断传来的消息，已使学生们等不到这一天了。

　　5月4日下午学生们齐聚天安门，两点半左右开始游行。他们挥舞着小旗，上面写着“还我青岛”“拒签和约”“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进发。

　　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青年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不时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偶尔又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便是游行总指挥、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

　　东交民巷本是学生游行的目的地，学生们本想向美、英、法等国公使递交“说帖”，表明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民意。不巧，5月4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各国公使都不在。后来，在北大就读的罗家伦等几位学生代表，只好将“说帖”留在了美国公使馆。

　　接着，学生要求穿越使馆区游行，但捕房不让通过，说除非大总统同意才能入内。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和约》，规定这个地方为中国人不得随意通行的使馆区。于是，东交民巷成了“国中之国”。

　　巡捕打电话与总统府交涉，往返磋商不得要领。此时，三千学生在狭窄的东交民巷西口已等了很长时间，他们变得懊恼而愤怒。忽然，人群中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

　　曹汝霖在段祺瑞执政时曾任外交总长，当时任交通总长，曾参与向日本大借款，又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而陆宗舆、章宗祥同为“二十一条”谈判的当事者，此二人都曾留学日本，又都出任过驻日公使。因此，曹、章、陆三人一向被视为著名的亲日分子。

　　学生决定改道向曹汝霖家去。在此紧要关头，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同学不要激动，不要去。但喧嚣愤怒的浪声，使年仅23岁的傅斯年无法控制局势，于是他便自举大旗率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

　　打进曹宅

　　游行大队退出东交民巷，掉转向北，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浩浩荡荡，扬起一路灰尘。学生们高喊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传单主要是两份宣言，一份是文言的，一份是白话的。前者由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起草，后者则是到公使馆送“说帖”的学生代表罗家伦起草的。大约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到达了离外交部不远的曹汝霖住宅。

　　曹宅位于赵家楼胡同，但其建筑并非楼房。根据曹汝霖本人的回忆，当时曹宅分为东西两个院落，西院是中式房屋(包括大门及门房)，东院则是一排西式平房，曹住东院。

　　当日中午，曹汝霖、章宗祥正应总统徐世昌之邀在总统府参加宴会。席间，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说天安门外有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回家。但曹、章二人并未重视这一劝告。

　　下午3时许，曹、章回到赵家楼曹宅，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守卫。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个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也来了。

　　4点半左右，愤怒的学生到达曹宅，大叫“卖国贼！卖国贼！”许多学生都向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头和白旗子。曹的父亲患半身不遂，这时正坐在廊下，由一婢一僮服侍。一块石头飞来，由婢女挡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的父亲未被掷中。

　　学生要冲进曹宅，可大门已关。这时，有学生爬上一个不太高的围墙，打破窗口玻璃，跳进曹宅。然后陆续有学生进去，并从里面把大门打开。此后，大群学生涌进曹宅。

　　打进曹宅后，学生满以为曹、章等人正在客厅开会，不料，客厅和书房都找不到人。激动的学生便把客厅、书房的花瓶瓷器等物捣毁在地。接着，学生又跑到曹的两个女儿的卧室，两女不在，就拆下铁床的柱子和零件，转到曹汝霖妻子的卧房。曹妻锁了房门，学生便用铁柱撞开房门，问曹在何处。曹妻答，他在总统府吃饭未归。学生便把所有镜框家具完全打碎，把首饰等物抛掷在地，用脚踩碎。

　　随后他们又走到曹汝霖父亲的房里，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取出匣子摔了满地。曹父说，这都是人家送的，舍不得用，就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但学生们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

　　放火、殴人与“烈士”

　　曹汝霖仓促间躲进一个小屋，章宗祥、丁士源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在仆人引导下躲进地下锅炉房。混乱中，学生没有发现曹汝霖藏身的箱子间，直到警察总监吴炳湘赶到，抓了学生，曹才从里面出来。

　　其间，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取出随身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匡的这一举动被北大学生段锡朋发现，段阻止匡说：“我负不了责任！”段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而北大又是学运中坚，因此，段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样，自认为是要对此次活动负责的。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当时，除了段锡朋以外，还有一些同学，特别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为，对此颇有非议。

　　章宗祥等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章身着礼服，学生们以为他就是曹汝霖，把他包围起来打了一顿，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这时，中江丑吉和曹家的佣人，把章宗祥抬出去，停在一间杂货店里。忽然，群众中有人又叫“刚才并没有打错”，大家又去杂货店把章宗祥拖回曹宅继续打。

　　此前，一些学生刚看过章宗祥的照片。北京高师5月3日晚开过一个会，议决用猛烈的方法惩戒曾经签字“二十一条”的当事者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当时有一位同盟会老同志曾秘密地将章宗祥的照片交给他们，因为曹、陆的相片在大栅栏等处的照相馆时常看见，而章则任驻日公使，面貌不甚熟悉。

　　混乱中，学生看见起了火，又听见有人大叫“曹汝霖已经给打死了”，很多人可能害怕做得有些太过分了，纷纷散去。此后，军警前来捉人，32个学生被押去警察厅。

　　章宗祥被警察送进同仁医院，此后两天没有大小便，医生说他命在旦夕。学生们担心，这一次有放火殴伤等重大情节，政府又抓了学生，如果用学生抵命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北大有一位叫郭钦光的同学，刚巧死了。郭原本有肺病，在5月4日那一天，可能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去世。学生怕章宗祥同他们打官司，北大学生狄君武提议，大家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是5月4日那天被曹家仆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成了“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

　　“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罗家伦事后撰文如是说。

　　万人诺诺，一士谔谔

　　迫于压力，政府于5月7日上午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该校全体学生，在北大红楼前迎接被捕同学返校。北京高师被捕学生返校情景更为热烈。学生刚到校门口，就被欢迎的同学和邻近的居民围住。他们一下车，就给戴上大红花，把他们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

　　就在大家为学生齐声喝彩的时候，正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可谓万人诺诺，一士谔谔。

　　梁漱溟在报上发表题为《论学生事件》的文章，他说：“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让“五四”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在当时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反对梁漱溟的意见很快占了上风。

　　北京《晨报》刊发文章《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认为法律应该为正义事业服务。文章说：“我们人类现在既已承认学生运动是合乎正义的，国家和法律也应该跟着我们人类往一条路上走。那些道德上承认，法律上不承认的话，是野蛮时代的法律，专以维持秩序作目的的……这种法律观，单是救济人治之弊的，在现在的国家内，实在没有什么功用。”

　　《国民公报》发表署名陆才甫的文章《学生无罪》。报社社长蓝公武也发表题为《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的文章，认为群众的正义行动可以侵犯个人自由。蓝公武在“五四”运动以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在1949年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蓝公武在文章中说，“梁君说无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许他人侵犯，这话本来极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于群众的行动，那就不能有这样的说法了。法国在欧战初起的时候有个极有名的社会党领袖，因为主张平和，被群众打死，后来并没有发生法律上的问题。这种事情实例不知有多少。”

　　多数人迷茫了……

　　倒是当时非常活跃的学生代表罗家伦，此后迅速进入反思，内心中不无矛盾和冲突：“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一年后，1920年5月，在胡适的安排下，罗家伦与段锡朋等人一起赴美留学。

　　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则更加迅速地与“五四”绝缘了。5月4日那天，大家本来要推选他担任学生联合会的临时主席，但傅斯年对暴力行动有些疑虑和不满，在随后的辩论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陶姓学生打了他一拳，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再发生关系了。

　　(本文参考了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彭明《五四运动史》、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萃与解读》、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陈明珠《五四健将——罗家伦传》、焦润明《傅斯年传》、王为松《傅斯年印象》、郑大华《梁漱溟传》以及相关老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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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专题：回到1919-4 [转帖]

李超之死 演变成学界的公共事件

　　一个普通女生之死，何以“小题大做”，进而演变成学界的公共事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杨 ☆傅艺明

　　1919年11月25日，星期二。下午1点，胡适终于开始动笔写作《李超传》。

　　李超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3个月前病逝于法国医院。

　　女学生体**于肺病，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稀罕的是，这桩普通的死亡事件竟然演变成了公共事件，全国知晓。

　　李超其人

　　女生死后不久，胡适收到一包李超生前的书信，是朋友为她清理遗物时发现的。这些信稿已被李超的朋友分类编辑过，他们希望北大教授胡适对这位女学生的不幸辞世写点什么，以便在追悼会上宣读分发。

　　读了李超的书信，胡适产生了为这个女子作传的想法。从11月12日起，他几次三番将“作《李超传》”的计划写在自己的日程表上，但动笔却一拖再拖，直到追悼会前5天，终于一气呵成。

　　李超是广西梧州金紫庄人，父母双亡，姊妹3个。父有一妾，李超是跟随她长大的。李家是一个大家，家产不菲，但女儿均无继承权，所以过继了一个侄儿，继承香火。

　　李超到20岁时，在家中的处境开始艰难起来。因为过继的嗣兄才是家产的真正继承人，才有权支配家产。李超的两个姐姐都已出嫁，嗣兄也已结婚，为了早日尽享家产，嗣兄最怕李超读书不嫁，还要靠家产生活。

　　也正应了他们的担心，这个倔强的妹子偏不肯早早出嫁，要用家中银钱供自己读书求学。于是，李超成了哥嫂的眼中钉。

　　其时，李超的教育程度已不算低。她幼年随做官的胞叔识字，10岁后接受家塾教育，学习经史，民国初年就读于梧州女子师范，毕业后于1915年和同伴组织了一个女子国文专修馆，1年后解散。

　　家庭生活的烦闷，使李超产生了去外地求学的想法。1918年6月，李超只身来到北京，9月入女高师旁听，后改为正科生，第二年冬天被校医院确诊为肺病，先入首善医院调养，濒危时转入法国医院，于1919年8月16日下午病逝。

　　胡适为可怜女子作传

　　李超死时二十三四岁。据李超同乡的记述，在北京的短短一年间，特别是从生病到去世期间，李超“时露抑郁”，同学同乡都“莫知其故”。胡适认为，李超病由心生，“她本来体质不强，又事事不能如她的心愿，故容易致病”。至于“抑郁”的原因，胡适给出的解释是：学费。

　　胡适认为，“旧家庭的黑暗，历历都可想见”，李超外出求学的重要动机，是避免高压的婚姻。但在胡适看来，李超的问题，首先是家庭财产继承制度导致的经济问题，家中有钱却无法支配，使她一直在殚精竭虑地四处借款。所以胡适说，李超的根本问题，就是女子不能算为后嗣的大问题。

　　《李超传》主要是围绕李超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组织材料。嗣兄百般阻挠李超离家，在信中以乡间惯例、乡党非议等理由威吓，被胡适称为“高压的家族制度之一篇绝妙口供”，背后的用心却是财产的考虑。李超病死后，丧事由同乡料理，棺材一直停在北京一座破庙里不知如何处置，而其兄来信却说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更加揭示了经济利益视野下家庭成员的残忍面目。

　　胡适替这个“可怜女子作传，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国传记里一篇长传”。胡适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工夫，为这个素不相识的女子作传呢？胡适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

　　名流齐聚追悼会

　　追悼会的发起，后来成了女高师和北京大学的共同行动，进而成为北京学界的一个公共事件。发起人名单中，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知名学者，有罗家伦、康白情、张国焘、黄日葵等北大学生，也有女界名流吴弱男等。

　　当时正在北大就读的邓中夏，以“大壑”为笔名，为长沙《大公报》撰写了《李超女士追悼会纪略》的报道。他在报道中说：“先前李超的为人，没人晓得。后来死了，她的书信给她的朋友瞧见了，才惊骇起来，发起追悼会，京里一般有思想的人，更为注意。”

　　追悼会于11月30日下午，在女高师如期举行。会场坐得满满的，男女来宾千余人。会场前方摆放着李超留短发、穿学生装的遗像，像框上方是蔡元培的手书横幅“不可夺志”。胡适写的《李超传》，也在会场上散发。

　　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社会名流均到场发表演说。邓中夏描述他们的演说是，“均淋漓尽致，全场感动，满座恻然，无不叹旧家庭之残暴，表同情于奋斗之女青年。”

　　胡适和梁漱溟等人主要着眼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问题。胡适谴责了女子不能继承财产和有女不为有后的男尊女卑制度。梁漱溟认为，问题在于妇女的自身觉悟。他在追悼会的演讲中说，“现在重要在怎么使妇女界感觉她们自身种种问题，有了迫切的要求，自然会寻觅路子去解决。”

　　蔡元培、朱执信等人则从李超之死，广泛讨论女子教育问题。为了解决女子上学的经费问题，蔡元培提出，个人的所有财产都不该承袭，都要归国家，做教育经费，因为承袭财产是资产阶级保存自己财产的一种方式。如果遗产归公，不仅像李超这样的人不会死，那些做苦工的穷女人，也可以受到应有的教育。他从这个角度提出了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

　　到会的男女青年学生也纷纷发表演说。邓中夏采写的报道说，北大学生黄日葵等多人，“均极沉痛”。其中以女高师国文部的两位女同学的演说，最为引人注目：“李女士受家庭专制之苦，如此其烈，而未向同学道过只字者，全以女士尚有两种旧观念未能打破，即‘家丑不能外扬’与‘以穷困为耻’之观念是也。吾辈女青年对于旧家庭之压迫，不可再抱家丑不外扬之陈腐观念，宜即宣于大众……”

　　的确，在整个事件中，李超本人是沉默的。一个远离家乡的弱女子，告贷无门，而且碍于自尊又不愿家丑外扬，贫病交加，被迫而死。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妇女的觉醒，在风起云涌的妇女报刊中，揭露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和批判旧家庭的声音日隆，女性在报刊上揭发家庭罪恶的文章甚至成了一种类型。

　　这次追悼会收到挽联约千余副，其中蔡元培的挽联是：求学者如此其难，愿在校诸君，勿辜负好机会；守钱虏害事非浅，舍生计革命，不能开新纪元。

　　追悼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5点，实际上成了妇女问题的演讲大会。

　　(本文参考了杨念群《新史学》第一卷、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彭明《五四运动史》、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萃与解读》、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三)》以及相关老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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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专题：回到1919-5 [转帖]

一个“小贩”的非正常死亡

　　在抵制日货的浪潮中，如果说学生的倡导是单纯出于满腔热血，那么商人的回应则要复杂得多：一部分人消极对待的商人，多少有些被裹挟的意味；而另一部分积极响应者，除了爱国热情以外，不无利用的成分

　　本刊记者/张鹭

　　1919年的一个夏日，在经济和名誉同时破产之后，以卖东洋杂货为生的苏州小商贩王国才陷入绝望。在妻子的守护下，他眼带泪珠、满怀愧疚地度过自己30多年人生旅程的最后时刻。

　　致命的凶器是三包高磷含量的火柴头，它们被王国才当作药丸悄悄服下。之后，他蒙被而卧，呜呜咽咽地向妻子表达了自己的歉意，没有给妻子留下任何施救机会。

　　“王国才”之死

　　这个贫穷的家庭位于苏州玄妙观后一条名叫牛角浜的小巷里。绕过几家拆字摊、铁器店，就能看到一家旧货店，旧货店的楼上就是王国才一家租住的地方。玄妙观所在的观前街，相当于老北京的天桥，是一个集小吃、杂货、杂耍的传统集市。

　　在很长时间内，居住于苏州市中心繁华地带的地理优势，并没能为王国才的人生带来任何机遇。他之前在一间米行学徒，其间娶了媳妇——账房先生的女儿。他的运气不够好，刚刚3年学徒期满、就要拿到3块钱的月薪时，店主破产，他也因此失业，从此只能靠打短工和妻子做女工维持生计。

　　同学宋捷三的指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任职于一家洋行的宋捷三认识一家东洋号家，对方是个杂货商，专门从日本贩一些小孩玩具和学堂用品之类来苏州，再招一些本地小贩摆摊卖掉。在宋的担保下，王国才以免交保证金的特殊待遇批了20块钱货物，在玄妙观山门口租了个地方摆起了摊。

　　定价从廉，加上为人和气，让王国才的生意非常红火。一个月平均算来，至少能赚到10多块钱。妻子这时也换了个新工作：专门糊一种纸匣，每天除去材料之外，也可以得到工钱二三角。

　　至此，过去的一切不顺利，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直到有一天，他的小摊被卷入一件改变历史的大事：因为日本人欺侮中国，夺我青岛，北京学生率先走上街头，引得全国人心激愤，一致抵制日货。

　　谨小慎微的王国才没读过多少书，连个字条也看不明白，无法理解这么大的一个风潮。风潮之中，起初每天还有几个人来光顾，后来一天天减少，终至无人问津。妻子糊纸匣的工作也受了影响，为了省钱，王国才在东洋号家曾批发了三四十块钱五彩的包装纸囤在家里，这样一来，这些花血本批来的纸也不能用了。

　　“王国才”是个虚拟人物，事实上他存在于小说之中。小说的作者、清末民初文坛的著名翻译家、小说家和出版人包天笑，套用了俄国作家赫尔岑同名小说的名字来命名这篇作品：《谁之罪》。

　　小说发表在包天笑主持的《小说画报》第21期上，出版时间是1919年9月1日。在后记里，作者强调，“我做这篇小说，确是纪实”。

　　抵制日货

　　“风潮一天激烈一天，不多久就从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内地。苏州地方一向跟着上海走，便有学生成群结队在街上游行。”

　　苏州学生对北京“五四”的呼应，与包天笑描述的一样快。据《五四运动在江苏》一书记载，早在5月6日和5月7日两天，东吴大学、省立一师、工专、农专、医专以及桃坞、英华、晏成、萃英中学等学校就分别建立了学生自治会。

　　5月9日下午，苏州学界就举行了环城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鼓动民众。第二天，苏州学生联合会成立，议决以宣传、讲演、调查国货、抵制日货为急务，联络各地商会切实倡导，公电吁请各地学界共策进行。

　　到了5月28日，苏州学生全体罢课，学生们在国旗下宣誓完毕后，再次掀起了一场万人规模的游行。他们从体育场出发，到察院场口，然后分路回校。所持标语旗，都插于玄妙观，伴供众览。玄妙观成了一片“惩办卖国贼”“还我青岛”等旗帜的海洋。

　　在包天笑的小说中，这样一个下午，“王国才”听到消息，许多爱国学生要到各家店子里搜查日本货。他急急忙忙把摊子收起来，东西还没收好，就遇到了游行到玄妙观的学生。

　　看见王的摊子上全是日货，激发了学生们的义愤。有人嚷着说，“这是卖国奴，专替东洋人销货色”，“应该把他的东西全数烧掉了”。“王国才”瞪着眼睛，张着口，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是身子乱颤。一个学生提议，到他的家里去搜搜。

　　一群人跟着“王国才”从玄妙观山门口，涌到牛角浜。到了门口，家里人惊慌失措，以为他犯了什么罪，捉人来了。幸亏有几个明白事理的学生安慰说，“你们切勿惊慌，我们是来搜查日货的，绝不来惊扰你们。”学生们搜查半天，把他妻子糊纸匣子用的纸料搜了出来，一调查是日货，七手八脚地搬到玄妙观后面的空场上烧掉了。

　　在1919年的现实中，此时，几乎整个苏州城都在接受学生们的思想洗礼。东吴大学迅速形成了爱国学生讲演团，分头在热闹场所演讲。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生，自编自演了一出亡国惨剧新戏，将“朝鲜灭国惨史”编入，借以惊醒国人。

　　东吴大学各科学生除积极宣传外，还带头不用日货，各人将自有之日本货物，一律毁尽，并对天立誓，今后不再购买日货。苏州的报社，拒登日人之广告。所有各街巷口之日人广告，一律被学生等拆除撕毁，并换贴“劝用国货、抵制日货”等种种印刷字样。

　　商人的义与利

　　家里被学生们搜查后，“王国才”又急、又羞、又恨、又气，从家里走出来，随时能感受到路人的指指点点，“这是卖日本货的朋友”。

　　他被烧掉的货物都是从东洋号家赊来的，现在两手空空，无法面对热心为自己担保的同学宋捷三。“当此米珠薪桂，每天的吃用是要的，而且又担了个卖东洋货不爱国的恶名誉”，两相叠加，让他不堪重负，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包天笑并未把王的死归因于抵制日货运动，“你说‘王国才’的死，是人家害了他吗？人家何尝害他，也是光明磊落，一国国民到此地步应有的举动。”

　　苏州这场光明磊落的举动，在6月6日那一天，从抵制日货升级为全城罢市。看到苏州商会对于罢市的迟疑，苏州全体学生在这天一次次排队到商会请愿，商会领袖则表示要邀集各业董事会商后方能决定。

　　据《申报》报道，6月7日，学生们说，如不允8日开会议决罢市，则情愿“饿腹终夜，在此不散”。商会会长无奈同意次日开会，下午5时一律罢市。

　　8日一早，学生们便开始分队挨户劝说商家罢市，“凡学生所到之处，商店即相率闭门”。苏州罢市发生时，“如有心存观望之商店，不受学生劝告，即众口詈之为冷血动物，非使其自悟闭门不止”。

　　然而，学生们强大的动员能力并没有使得罢市完全实现。6月10日的《新闻报》报道，苏州各商店米店、酱园、南货店等虽在照常营业，然皆半掩其门。饭店则开门者居多数，酒店仍在暗中营业。

　　10月的《新闻报》也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江苏省一个县的学生调查队发现，一家商店里的火柴有问题，它的外包装上印有“中华民国万岁”的字样，而实际上却是日本火柴，学生们当场销毁了这批商品。

　　为此，学生们不得不在商人动摇之际表示警告，或忠告商家“保持人格、坚持到底”；或晚间在各店板门上用粉笔大书警告文字；甚至“易服潜行”，将油印传单数万份塞进各商店的门缝，要求商家继续罢市。

　　“那些洋广货业、转运业、出口业以及与外国人有关的服务业等，往往会因为抵制日货运动而遭受直接损失，反对之情不难理解。而对那些与外商竞争较激烈的行业而言，抵货运动的另一面是国货的发展机会。”复旦大学副教授冯筱才，倾向于用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不同行业和地域对抵制日货的不同态度，“运动中抵货态度最为积极的是国货的生产厂家，如上海、无锡、武进、南通、江阴等地，国人经营的纺织工厂较多，因此这些地方的抵货运动便远较苏州、扬州、镇江等地为热烈”。

　　冯注意到，“五四”时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上海厚生纱厂老板等，都表示愿意出巨款支持学生运动，而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也与上海学生多有联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简照南之子简日林，日后回忆说，“每一次发生反帝运动以后，我们的业务就蓬勃起来，也一再地把我们从危机中挽救出来。”

　　经济学家俞宁颇在1931年指出，由于日本输华货品多为我国自行供应不足的日用品，如棉织品、糖、煤、纸、木、面粉、鱼等，无一非我国重要之必需品，所以抵制日货仅能限于一时热度，而不能持久。

　　根据1933年日本研究会《抵制日货之考察》的研究，正因为有实际的困难，所以每次抵制日货行动结束后，中国商人均大量购进日货。日货销量前后相加并不会有太大的降低。民众的消费欲望由于短时间被压制，突然的爆发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增长。据俞宁颇统计，从1907年至1929年的23年中，日本对华输出额最高的年份分别是1925年及1919年，两年都是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年份。 ★

　　(本文参考了《五四运动在江苏》《五四运动在苏州东吴大学》《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跌荡一百年》《承继谴责遗风的通俗社会小说》《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广陵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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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专题：回到1919-7 [转帖]

周作人，梦断“新村主义”

　　周作人太以自己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本刊记者/孙冉

　　人们对于周作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他的兄长鲁迅，反而更多地纠结在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汉奸等问题上。

　　文化学者止庵感叹，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为了拯救国民性，唤醒国民的冷漠麻木，鲁迅弃医从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新村主义”，他预感到了社会要大变，但他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唤起人心的善来变革。

　　周作**于文革初期，他一生的思想都没离开“新村主义”。从早期的宗教般狂热，到中期被诟病的空想，再到晚年他自己也反复批判。其中的纠结，可想而之。

　　钱理群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已经去了五代，现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时候是第一代。

　　发现新村：“人的生活”

　　周作人赴日留学主要受了鲁迅的影响。同在日本的那几年，兄弟二人一直合力翻译小说。周作人对那段日子的记述并不如意：“住在一间狭促的房间里，气闷得狠，不想工作，因此一次鲁迅忽然激愤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

　　独自在日的两年，周作人翻译数量明显下降，却找到了让自己着迷的事情。

　　1910年，日本白桦派文学团体登场。白桦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说“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似乎说到了周作人心里。

　　同年，白桦派的思想阵地《白桦》杂志开始宣传新村主义，之后，他们又创办了《新村》。新村主义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认为，“新村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各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幻想以这样的新村为实验园地，进而推广到全世界”。

　　1918年12月，白桦派的“新村运动”从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周作人同样很早就参与了运动。

　　同年十二月号《新村》发表了武者小路实笃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订阅《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从支那订阅《新村》，这使我们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很快，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发表了周作人一篇标志性文章——《人的文学》。

　　许多研究周作人的学者都把这篇文章定义为周一生思想形成的源头，文章中的观点受白桦派影响很深。

　　文章分3部分，第3部分才谈文学，之前都是在谈正当的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正当的生活，就是通过“新村”来展示。所谓人的生活，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这是周作人对人道主义的解释，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始于托尔斯泰，如今又传递到了周作人。

　　文化学者止庵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理解是：社会不是集体决定一切，而是集体里的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分子。而彼此都承认对方的独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而不是大家都听一个人的，更不是因为大家参加了集体而丧失了个人的存在。

　　这与之后的“集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其实有很大不同。

　　体现在“新村”则是，强调的不是个人修行，是集体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希望由小集体变成大集体，由大集体变成全社会。

　　周作人很早就有对民变的忧虑。他生在1885年，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15岁时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些来自民间的破坏力量让他身有感触。

　　他深刻预感到社会即将大变，除了依靠武力斗争，他希望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依靠一种不流血非暴力，焕发每个人内心的善来解决社会的积弊。

　　而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执着于“新村主义”的人们的同样信念。

　　周作人一直想亲身去日本的新村看看，而在他去日本之前，就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这是中国关于日本新村运动的最初介绍。

　　直到同年7月，他才遂了这个心愿。

　　后来在一篇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时的感受：

　　种下许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

　　其实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时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实笃的稿费在维持。周围的村民看来了一堆怪人，纷纷把物价提起来了，连买个鸡蛋都不便宜。即使这十几人每天劳作，依然无法做到自食其力。

　　新村的许多现实局限性很早就出现了，但当时的周作人已陷入要将新村推广至全世界的巨大热情中。

　　实践中的疑虑

　　无论如何，周作人有了自己的“乌托邦”。他回国后，马上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以空前的热情与干劲，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仅一年间，他就写出了七八篇关于新村的文章，迅速掀起一阵“新村热”。

　　在所有的文章或演说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一点，即新村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生活。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

　　1920年2月，周作人在自己位于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他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一时间，因新村而到来的人络绎不绝。有意思的是，“新村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早期领导人——从年长一辈的李大钊，到年轻一代的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

　　1920年4月7日，尚在北京大学做临时员工的毛泽东曾拜访过周作人，求教“新村主义”。彼时，毛泽东起草完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拟于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实施这一计划。

　　时年25岁的毛泽东是这样设计他的理想社会的——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以和谐为特征，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人皆有实现其梦想的权利。遗憾的是，它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在当时严酷的现实环境中夭折了。

　　毛泽东曾发表文章说“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 最后终于找到了新村。

　　1920年“新村”热之际，还出现了“北京共读互助团”。是想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这一组织更广泛地得到了一拨北大老师的支持，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也为其募款。

　　可惜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的北京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

　　李大钊提出：“可以在乡下购点廉价地皮，先从农作入手。”其实几乎是转向新村了。周作人也说：“他们对于打破现在这种经济状态的方法，便只有实行宣传推广新村的一条路。”

　　当年做得最接近“新村主义”的其实是王拱璧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的“青年村”。存在于1920到1926年，其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有劳动，家家有地种，贫富有饭吃,男女有权柄的农村乐园。

　　王拱璧的做法虽然受到了“五四运动”中波涛汹涌的“新村主义”的影响，但更多来自不满北洋政府统治、拒绝官治的一种被动的建设农村的应对。

　　而胡适对周作人“新村主义”的热情并不以为然。胡适于1920年1月，先后在天津和唐山发表题《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讲，对周作人的理论进行批判。

　　胡适指出，“新村主义”的实质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他们不满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胡适主张的改造社会也非革命式的，他寄了很大的希望在政府身上，更重要的是，他赞同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加入政府，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而且，他时常以政府的“诤友”自居。

　　相较之下，胡适多了一些脚踏实地，周作人则多了一些空想的成分。

　　鲁迅对于周作人的做法也有不同意见，1919年8月13日，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

　　鲁迅关于新村的评论仅能找到这一句，足见到他态度的消极。

　　新村余波

　　1920年12月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新村主义”的理想依然美好，但苦于无法实践下去。毛泽东的设想只是计划，王拱璧苦心经营的“青年村”遭到土匪的洗劫而夭折。

　　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发表《新村的讨论》，这是他最后宣传新村的文字。文中已经开始透露着失望的情绪，周作人在文中承认“新村不易普及，但强调这是最与我的理想适合的社会改造的一种方法，并希望它将来的实现”。

　　对于新村的言论有了变化，杂志上出现了对于“新村主义”的专题讨论。一些人认为“粪土上决计不能盖造一所花园”，奉劝“力谋新村实现的诸君应做的一件大事——毁灭旧社会，不然新村终归是理想的, 与实际的改造无干”。

　　而周作人在经历了这一年高密度的关于“新村主义”的宣传后，他的思想体系似乎是完善了，随即，他变得更加关注从新村中引申出的关于精神统一的问题。

　　1922年3月开始，京沪两地先后出现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宣言》和《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同盟》。背后是****，意在取缔宗教，一时响应者甚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皆在其列。

　　毛泽东在五四接受了各种思潮的影响。除了军阀和帝国主义是他坚决反对的，他的头脑里斥充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想。

　　很快，毛泽东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新村主义”的影响一直都未离去。建国以后，他认真思考了新的社会构想。毛泽东曾构想过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结合的人民公社，被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了出来，传了出去，成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新事物”，写进了宪法。

　　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到“五七指示”，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毛泽东关于新村思想在实践上的反映。

　　而晚期的周作人对于“新村主义”，更多是批判。晚年更讲：“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的，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一度，他连《人的文学》也认为是幼稚的。

　　晚年的周作人要请人们“且到寒斋吃苦茶”，将世事冷漠关在门外，开始闭户读书，俨然真的成了“隐士”。但他一直在后院种地，并要求家里人要劳动。他其实一直都在实践新村的精神。 ★

　　(本文参考止庵著《周作人传》、钱理群著《周作人传》、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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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皇陵中的秘密：天皇可能是中国后裔 [转帖]

　　
　　仁德天皇陵位于日本大阪市南面的卫星城界市，建于5世纪初日本仁德年间。

　　日本皇家陵墓一直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日本宫内厅把日本近900个皇室古墓列为禁地，令考古学家无法探究天皇身世之谜。

　　许多年来，日本考古学界一直想对天皇家族的古墓进行考古研究，但始终遭到宫内厅的拒绝，理由是“皇室古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地”，外人进入将打扰已故天皇灵魂安息。

　　天皇古墓有三大秘密

　　天皇古墓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令考古学家如此神往呢？

　　第一个秘密是丰富的宝藏。据悉，除了天皇遗骸，皇陵中可能还埋藏了大量珍贵文物，例如镶嵌黄金的宝剑、翡翠宝石、精心制作的冠冕、用黏土雕塑而成的小雕像、精美的老虎和龙的壁画、还有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神圣镜子。

　　第二个秘密是部分天皇古墓的“身份”。不少考古学家质疑说，很多在十九世纪被划归皇陵的古墓幷非真正的皇家陵墓。他们还指出，宫内厅早已知道这一点，但一直没有公开承认。

　　第三个也是最大的秘密是皇陵中可能有日本皇室起源的证据。日本历史对天皇祖先的记载非常模糊，据说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即位，是日本神道教中“天照大神”的后裔，而考古学上最早可考的天皇是第十代的崇神天皇。

　　推测：天皇可能来自中国朝鲜

　　日本天皇血脉到底是起源于中国？还是朝鲜？还是亚洲的某个游牧民族？长期以来，由于日本皇室被神化、关于皇室的史料记载充满断层，日本皇陵又严禁外人进入，天皇的“身世”始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团。

　　日本历史对天皇祖先的记载语焉不详，只说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即位，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仅有年表而欠缺实际事件记载，一直到第十代的崇神天皇，才有实际文物支持。日本早期历史一片空白，令日本以至外国历史学家都认为日本天皇的祖先根本不是本地人，而是外来的中国人或朝鲜人。中国也一直有这样的传说：神武天皇可能就是当年秦始皇派遣出海求仙药的徐福。

　　由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邻近日本，在上古时已有大批人渡海移居日本，繁衍至今而成为现代日本人。1970年代，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指日本人源自云南。英国《泰晤士报》在以前的一篇报道中，揣测日本政府严禁学者调查天皇皇陵，就是怕发掘出天皇是来自中国或朝鲜半岛的证据。

　　皇室的尴尬

　　日本历史对天皇祖先的记载非常模糊，只说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一直到第10代的崇神天皇的身份才有实际文物支持。以至于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日本天皇的祖先根本不是本地人，而是中国人或朝鲜人。

　　其实，不光学者怀疑，就连日本天皇本人也有所疑问。明仁天皇过68岁生日（2001年）时就曾谈起自己的先祖，他说：“就我而言，我感觉自己与朝鲜半岛有某种亲切感。据日本编年史记载，桓武天皇（日本第50代天皇）的母亲是古代朝鲜百济王国一位国王的家族中人。”

　　日本考古协会的专家和其他一些学者也一直在恳求官方开放部分皇陵，以“验明正身”。但专门负责打理日本皇室一切事务----当然也包括皇陵的日本宫内厅曾以担心打扰已故天皇灵魂安息为由，一直拒绝向公众开放天皇陵墓。英国《泰晤士报》甚至认为，日本政府严禁学者调查天皇皇陵，可能就是怕发掘出天皇是来自中国或朝鲜半岛的证据。

　　而且令日本皇室和宫内厅感到尴尬的是：当初指定某一个陵（主要是指早期天皇陵）就是天皇陵时很匆忙，很多指定有误，而且修建年代无法确定，还有的无法确定陵内下葬人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很可能悉心供奉的所谓天皇魂灵实际是属于某个王公贵族甚至普通人的。继体天皇（日本第26代天皇）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宫内厅在日本历代天皇陵要览中认为继体天皇陵是位于太田茶臼山的古坟，而学者则普遍认为继体天皇陵墓是位于日本高月市的一座古坟。

　　日本名胜古迹：仁德天皇陵

　　世界上最大的三大皇陵----中国的秦始皇陵、埃及金字塔中的库夫皇陵以及日本的仁德天皇陵，以其古老、宏大、壮观闻名于世。其中，日本仁德天皇陵又以其面积最大而居于三者之首。

　　仁德天皇陵位于日本大阪市南面的卫星城界市，建于5世纪初日本仁德年间。陵墓前方后圆，全长为486米，最宽处即方形边长306米，高36米，圆形直径 249米，包括3条宽阔的护陵壕在内，总面积为46.4万平方米，这与总面积近25万平方的中国骊山秦始皇陵（陵墓本身面积，不包括外围）、 5.29万平方米的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库夫皇陵相比，可以说遥遥领先了。

　　该陵的四周和壕沟都铺满用泥土烧制而成的圆形土器，前半部是放置尸体的石棺室，石室长206米，宽80米；棺里的随葬品有当时日本皇族才拥有的铜镜、玉器，还有日本武士金刀，各种名贵首饰，而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却是用粘土烧制而成的战马、舞女、帆船等，这些制品虽然不如中国兵马俑等文物精美，但酷似中国的随葬品。

　　一些学者鉴定，此陵的建造和随葬品的制作运用了不少中国的建筑和制作技术。据专家们推算，当时建设这样庞大的皇陵，若每天用一千个劳动力要干足四年才能完成，有的史学家推断，当时仁德天皇动用了180万劳工。

　　仁德天皇是日本第16代天皇，就是《宋书》里所说的那位倭国大王赞。他是一位日本历史上颇有作为的皇帝，公元5世纪初登位后，组织了一系列规模较大的水田开发和治水灌溉工程，还开发了大阪河内大平原，他还多次派使节来中国与当时的宋朝廷进行各种交流。

　　仁德天皇在位期间是日本经济和文化的兴盛期，仁德天皇陵是他在位时建造的。该陵已成为日本著名的游览点。

　　陵墓与大和盛衰

　　据了解，日本最大型及最重要的陵墓就是包括124位日本天皇在内的896个皇室坟地。

　　这些皇室坟地中，古坟大多利用天然地形造坟，建于山顶、山腰位置。根据古坟堆土的形式，有圆坟，方坟，前方后圆坟，上圆下方坟等等的区别。其中以前方后圆坟的规模最为雄伟，形状也十分优美，再加上它是国外没有而日本独具的形式，所以可以把它称为日本高冢式古坟的代表。

　　根据古坟外形的发展演变，一般又可分为前、中、后三期。有趣的是，它恰好同日本国家开始统一、大和朝廷昌盛、最后走向衰亡这一过程相一致。

　　早期古坟主要以圆形、山形为主。5世纪以后是古坟的中期，此时古坟结构以前方后圆为主，这一时期，高冢林立，形象地反映着当时大和政权的兴盛和大王的权威。仁德天皇陵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6世纪以后，随着薄葬思想和佛教的盛行，古坟规模逐渐缩小，平安时代末期开始，天皇驾崩后改为火葬，骨灰、头发、牙齿、手臂等存放在寺院的方形堂、多宝塔和石塔里。自第118代后水尾天皇后，再次改为土葬，陵墓的形状变为圆形或上圆下方。（来源：星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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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的意外事件[转帖]

　　　　1964年10月13日，中国三天。
　　此时此刻的罗布泊天高云淡，茫茫大漠上荒无人烟，只有阵阵凉风掀动着层层沙浪，不时向高高耸立的原子弹托架涌来。
　　担任试验场总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正在忙碌指挥着。此时，一份意外的秘密情报火急地送到他手上：侦察员发现，有一支一两百人的杂色队伍，突然出现在早已禁控的试爆区附近，而且鬼鬼祟祟地向试爆区靠近。情报中有一组伊尔侦察机从800米高空拍摄的照片。将军打开一看，不由得惊呆了——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一堆未燃尽的枯柴，发出火光和细烟；一些马蹄痕和人工凿出来的深水坑，清晰可辨……
　　“不好，有意外！”张爱萍心中一震，不用细细思量，抓起电话就发出紧急命
　　令：“马上调查！”
　　时间一分分过去了，各个小分队几乎查遍了整个原子弹预定命中区域，结果没有任何发现。核基地各方面的专家开会研究，一致认为起爆时间不能变，应派人进入戈壁，在起爆前将人救出。周恩来总理听了张爱萍的汇报后也指示：这里绝不能成为第二个广岛！
　　“把搜索范围扩大到辐射区域，一定要找到神秘人群！”张爱萍又下了一道秘密电令，他神经紧绷，双眼盯住远处的沙漠……
　　侦察机又一次腾空而起，几支小分队也携带着电台、干粮和水，向更广阔的荒漠挺进。
　　这群人马到底在哪里？累得筋疲力尽的官兵疑问重重，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终于，其中一支小分队在3号目标区意外地发现了一顶破帐篷，周围零乱地丢弃着一些干柴和破损的刀鞘。
　　发报员迅速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试验场总指挥部，同时，飞机也很快将物证送回。专家们分析判断后认为，这伙人马极有可能是早已销声匿迹的“马匪”。现场的气氛顿时凝重了起来：难道当年马步芳、马鸿逵的部队，真的像当地老百姓说的那样，还残留在茫茫戈壁？
　　与此同时，在核爆现场掩蔽部巡逻的警卫连官兵，意外地发现沙漠中一男一女正骑着马追捕黄羊。警卫连官兵误以为牧民闯入核禁区，立即上前追赶，让他们远离核爆试验区，以免误伤。
　　谁知，两人一见士兵驱车追来，便策马飞奔而去。当警卫连追至一沙丘时，埋伏在沙丘顶上的十多名持枪人突然出现。他们个个穿戴破烂，面容肮脏，发乱如蓬。
　　队长忙用手势通知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不料，这一行动惹恼了持枪人，领头的一个向他们扑来。紧急之下，队长下令开枪，对方头领当场被击毙，其余人见状四散逃去。
　　大家刚想冲上去，没想到隐藏在沙丘中的另一群悍匪又向他们扑了过来，大有为死去的同伴复仇之势。枪声又响了，那群土匪只好落荒而逃。
　　带回来的俘虏一审问，令张爱萍大吃一惊。
　　原来，1949年秋，随着兰州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长驱西进，迅速解放青海、河西走廊等地，向新疆挺进。在我军强大的威慑下，不堪一击的“马匪”纷纷溃散。一些小股残匪无处可逃，只好逃往戈壁大漠。
　　这批逃窜到原子弹试验区的“马匪”，就是当年从新疆楼兰和甘肃酒泉一带进入大漠的，其中还有五六个妇女。十几年来，他们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在茫茫大漠中盲目地游荡，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他们在常人无法生存的条件下终于生存下来，并开始繁衍后代。终于有一天，他们游弋到原子弹试爆区。当这群“马匪”看到大漠深处高高耸立的塔架时，知晓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于是就回旋在附近，白天逃得远远的，隐藏在沙漠里，晚上纷纷跑出来找食物，甚至到辐射区找我军放置的试验动物。日子长了，他们便放心在此“安家”，打算长期住下来。
　　看着俘虏惊恐不安的样子，张爱萍长叹一口气。战争已经结束十多年了，这群“马匪”也早已受到了应有的教训。他打听清楚“马匪”的巢穴，命令小分队火速赶往那里，将所有的人员都带出来。
　　在匪首的帐篷内，分队长诚恳地告诉对方，明天这里将进行核试验。匪首接受了我军的建议，但却提出向相反方向撤退。为表示诚意，经过请示，我方同意。一昼夜的急行军后，众人已疲惫不堪，基地终于派来了接应的直升机和汽车。无论是小分队还是“马匪”，都一片欢呼。
　　“情况”解决了，人们如释重负。10月16日下午3时，蘑菇云在这片神秘之地如期升空，撼天动地的巨响传遍罗布泊上空，也令这群“马匪”骇然。
　　4时15分，在北京中南海的周恩来听完张爱萍关于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告，心中异常兴奋。他问：“你们核实了没有？”
　　“核实了！”
　　“好，好，主席和北京的同志知道了，会非常高兴的。”周恩来笑道，然后又问，“上次报告的那群神秘人找到没有？”
　　“找到了，是一群当年失散在罗布泊的‘马匪’，我们已经在起爆前把他们迁往了安全地带。”张爱萍说。
　　“好，好！不论是****还是国民党，我们都不能把人拿去做试验啊！”周恩来感慨道。
　　二十多年后，相关资料解密，世界人民都盛赞中国在这一事件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美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中，作者敬佩地写道：“基地派出的小分队总共花了３天时间，跑遍了试验场区周围的200个‘马匪’隐居处，并将他们一一带回安全地带。”
　　199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这一传奇故事的电影《飞越绝境》，在海峡两岸引起轰动。《国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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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上一个最完美,评价最高的男人[转帖]

　　外国朋友:
　　1、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于1955年在北京会见过周总理后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2、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亲自为周总理脱大衣，时间:1972年2月22日上午，地点: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3、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4、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说:“毛主席真幸运，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就好了。”
　　5、建国前，斯大林和米高扬也说过:“你们在筹建政府方面不会有麻烦，因为你们有现成的一位总理，周恩来。你们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总理呢？”
　　6、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对毛主席说:“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家。”末了，他又补了一句:“前天美国报纸上登的。”
　　7、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会见日本创价协会会长池田大作时说:“请你转告周总理，周总理是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他在世一天，我们是不会进攻的，也不可能进攻的。”
　　8、英国前外交大臣艾登对美国记者说:“你们早晚会知道，周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
　　9、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西方记者说:“你们认为我是难以对付的话，那你们就等着与周恩来打交道吧。”
　　10、印度印中友协会长说:“世界上的领导人，能多一些像周总理的，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
　　11、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
　　12、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也说过:“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
　　中国人:
　　1、两弹元勋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的。”
　　2、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说:“中国****因为有周恩来而增添了光辉，中国人民因为有周恩来而增强了自豪感。”
　　3、著名作家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4、胡耀邦同志于1984年瞻仰了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后题词:“全党楷模”。
　　5、毛泽东主席于1974年在长沙对王洪文说:“对周恩来的任何攻击，必将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
　　6、文革中当红卫兵向毛泽东主席提出批斗周恩来的要求时，他说:“好吧，让我也去陪斗吧！”
　　7、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蔡元培说:“周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
　　8、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原北大校长马寅初说:“周恩来总理是最得民心的中国****员。”
　　9、著名地质专家李四光曾说:“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怀宽阔，不计恩怨，广交朋友，用人唯贤，关心体贴，无微不至，为中国****团结了一大批人”。
　　10、陈云、彭真、宋庆龄、叶剑英、罗瑞卿、余秋里、谷牧说:“没有周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11、更多的人说:周恩来是中国****的楷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中国****的一面旗帜、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是中国****的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化身，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是人民的好总理、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国民党高层军政要员也盛赞周恩来:
　　12、李宗仁说:“周恩来作为国共和谈的首席代表，高瞻远瞩，立地生辉，抛开国共两党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的杰出领袖人物来看，中国****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的，顺乎情理！”
　　13、阎锡山说:“周恩来乃神才也！周恩来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我在国民党里没见过，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人才。”
　　14、张治中说:“我的一切进步与我的老朋友周恩来的帮助、教育是分不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情怀，他那广泛团结人的思想是国人学习的楷模。”
　　16、于右任说:“周恩来的人格真是伟大”！
　　17、冯玉祥评价说:“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见过周恩来后，在日记里写自己是吃饭太多。
　　18、古耕虞说:“国民党把我往外推，中国****把我往里拉，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是周恩来的力量，使我改变了对国共两党不偏不倚的立场，逐步*拢中国****”！
　　19、国民党内传言:得周恩来者得天下，委员长若有周辅佐，何至于有今天的局面（重庆谈判）！
　　联合国:
　　周恩来死后，联合国降半旗（不是联合国旗降半，而是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国旗全降半旗）。其中有一些国家的领袖不高兴了，说:“为什么不给我们国家死去的领袖降半旗？”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掌管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却无儿无女，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在海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谁做的到的，我也给降半旗。” 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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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安娜：这女人才是真正的NB女潜伏者[转帖]

沈安娜华明之夫妇1946年摄于南京
现年93岁的沈安娜面容慈祥，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她曾是****打入国民党内的一名谍报人员，11年战斗在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里。 宋美龄的新部下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主持人是蒋介石，沈安娜端坐在速记席上。这是沈安娜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此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全会都由沈安娜担任速记。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埋头记录的沈小姐，竟是中共情报员。 沈安娜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故事（组图）

1942年，中共南方局派来领导沈安娜、华明之的徐仲航被捕，他们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沈安娜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之中最艰苦的时期，我每天搜集到的情报，因没人来取，不得不又亲手销毁。”

1943年5月，沈安娜被安排为宋美龄的讲话做速记。每次速记前，她都会找出自己最好的旗袍穿上，因为“这样去见她才显得比较得体”。每次速记完，她都将速记符号翻译成文字，工整抄录，封面上还加上漂亮的美术字标题，宋美龄看了非常满意。 1946年3月，蒋介石连续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会上还确定了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这些我党最需要的预警性战略部署情报，都被沈安娜用速记符号仔细地记录了下来，并迅速送到延安中共最高决策层。周恩来对于这一时期的重要情报，给予了“迅速、准确”四字口头嘉奖。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在那段日子里，蒋介石在国民党的高层决策会议上，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会突然示意：“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要停下笔来，沈安娜也不例外。但她把蒋介石的讲话牢牢记在心里，待到休息上厕所之际，再偷偷记录下来。 超级潜伏：蒋介石身边美女卧底今仍在（多图）

　　获得嘉奖
1949年4月，上级领导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不必随国民党南下了。他们悄然离开南京，回到上海。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长达15年的地下谍报生涯宣告结束。
1949年5月1日，中共中央情报部通电嘉奖了吴克坚领导下的情报系统工作人员，其中就包括沈安娜和华明之。
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和华明之分别进入国家安全局和上海国家安全局工作。1983年，两人离休后，住在北京西郊。2003年，华明之去世。

《潜伏》原形找到：“翠萍”仍在世生活在天津
李克农中国历史上真正的NB潜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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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死的最惨的十位大人物[转帖]

1.商鞅　　　　死因：五马分尸　　　　

秦孝公通过变法使秦国国力跃于各国之首，商鞅功不可没。但他由于执法严厉，得罪了不少人物。秦孝公死后，曾被商鞅割去鼻子的公子虔告发他“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施以“车裂”之刑（即五马分尸）。一代名臣，竟落得如此下场。
　　　　 　　　　
2.李斯　　　　死因：腰斩　　　　

李斯不仅是辅助秦王横扫天下的政治家，也是小篆的发明人，现在泰山石刻据说好多都是他的手笔，同时他的文章水平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家应该读过他的《谏逐客书》），鲁迅就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就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被指鹿为马的小人赵高陷害，被腰斩于咸阳。
　
3.韩非子　　　　死因：毒死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散文家，也是“依法治国”的开山鼻祖。他的法家学说，为秦国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时的李斯是宰相，但这个宰相肚子里撑得了船，却装不下一介书生韩非子，在秦王面前奸言两句，一杯毒酒，便让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学家烟消云散了！　
　　　 　　　　
4.韩信　　　　死因：诛杀三族　　　　

韩信是汉朝开国的第一功臣是无可争议的，但他到底有没有谋反实在是个难解之迷。可怜一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千古名将，竟被小女人吕后斩之于长乐钟室，诛杀父、母、妻三族，只是成就了两个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5.晁错　　　　死因：腰斩　　　　

为了加强对地方势力的控制，汉景帝利用晁错“削藩”的建议打击了各地诸侯的势力；各地诸侯（历史叫“七国“）也不是吃醋的，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汉景帝看没法收拾了，只好拿出晁错做挡箭牌了。可怜晁错那天正高高兴兴去上班（上朝），就稀里糊涂地被腰斩了，遭殃的还有他的所有亲属，皆被处死弃市。　
　　　 　　　　
6.岳飞　　　　死因：缢首　　

　　岳飞的命运是注定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宋高宗想让他死，要是仗打赢了，迎回被金人俘虏的两个皇帝，他这个皇帝不就失业了；秦桧也想让他死，要是岳家军凯旋归来，他这个“鸽派”（“投降派”）宰相乌纱帽无论如何也是守不住的。两个掌大权的心有灵犀，以“莫须有”的罪名在风波亭勒死了岳飞父子！　
　 　　　　
7.刘伯温　　　　死因：慢性中毒　　

　　 人们常常将刘伯温和诸葛亮相提并论，事实上二人也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前看五百年，后算五百年”的刘伯温最终也没有逃出朱元璋的如勒佛手心。史书记载，刘伯温是吃了胡惟庸送的药之后，病情加剧而死。许多人认为这是老朱借了胡惟庸的刀杀掉刘伯温的，不久之后，胡惟庸全家亦遭灭门之灾。　
　　　 　　　　
8.解缙　　　　死因：雪地冻死　　

　　 单从对华夏文化的贡献来说，解缙的确是居功至伟、史无前例的。他主持编篡的《永乐大典》，3.7亿余字，2万多卷，是当时古今文化的集大成者。可惜的是，他精通天文地理三教九流，对政治却是一窍不通不懂ABC。结果被太子诬告，打入大牢，一天深夜被灌得酩酊大罪，拖入雪地，不明不白地死去。
　　　　 　　　　
9.方孝儒　　　　死因：凌迟，灭十族　　

　　 方孝儒是明代著名的散文家，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朱棣夺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篡位\"四字！朱棣要灭其九族，他破口大骂，灭我十族又如何？人本有九族，何来第十族？朱棣横下一条心，把方孝孺的朋友门生也列作一族，连同宗族合为“十族”，总计873人全部凌迟处死！
　　　　 　　　　
10.袁崇焕　　　　 死因：凌迟　　　

　 袁崇焕是明朝著名的军事将领，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清军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错杀袁崇焕，造成千古奇冤。更可悲的是，袁崇焕被处死时，竟被不明****的群众生咬活割······不忍去说。不明****却又满腔热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