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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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以置信的德国 [转帖]

　　
　　我居于法国,与政府机构打过若干交道。法国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态度良好,但效率奇低,甚至低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据与法国公司打过交道的朋友说,法国企业的办事效率也很低下。我想,法国人历来不以严谨著称,效率难免低下;而历来号称严谨、高效的德国人,必不如此。
　　最近到德国去了一趟,所见所闻让我吃惊不已。

　　可怕的流程

　　德国人的守纪律、严谨,社会运作的高度流程化,世界闻名。德国的政府、企业……都是高度流程化,内部分工极明确,每一事项都有专人负责,旁人不得越权,每个人只需做好分内的事,整个机构就可流畅运转。
　　听起来非常好,不过,什么事都得有个限度,过犹不及。机构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不是机器,谁都可能出错,一旦流程中有一个人出错,整个流程就会运转不下去,因为其他人无权代理,不懂得该怎样代理,甚至都想不到要来代理。
　　我在汉堡的一位朋友,在住处申请上网。汉堡网络公司的规矩是:每月初向用户寄送上月网络费用的账单,用户据此缴费。朋友说,他家的网络接通后,连续6个月没有收到账单,他就只好一直不缴费。此后,网络公司寄来了律师函,催他缴费。他于是去网络公司说明,自己从未收到账单。原来,寄送账单的部门把他的地址搞错了,但寄送律师函的部门拿到的地址是正确的,只是,这两个部门都只做自己的事,决不多做一点儿分外的工作。
　　后来,朋友要回国了,便要求取消网络服务。他本可以在月底注销网络并回国,而账单要到下月初才会寄到,网络公司就收不到这最后一个月的钱。朋友不好意思占便宜,于是跟网络公司商量,提前把这最后一个月的账单打出来,他好提前缴费。没想到,网络公司的工作人员态度温和、语气坚决地告诉他:绝对不行,即使钱收不到,流程也不能改。结果,这位本想“诚信为本”的老兄,只好“欠费回国”。
　　德国医院中的“程序主义”也非常惊人。我有几个朋友深受其害。
　　朋友A肚子疼,去医院检查。按照流程,每个科都查了一遍,都说没问题。可是流程里似乎没有一个可以汇总的地方,结果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诊断结果。
　　朋友B是个来自中国的小姑娘,大腿上长了个脓疮,于是去医院看,大夫说要做个小手术,把它割掉。大夫割了一会儿,问小姑娘,你疼不疼?小姑娘从小饱读英雄事迹,便咬紧牙关说,不疼!过了一会儿,大夫又问,疼吗?“不疼!”……大夫非常奇怪:“怎么还不疼呢?我早把它割掉了呀!”原来这一问一答是流程中大夫判断是否结束手术的标准。
　　朋友c是个小伙子,打篮球受了点儿小伤,手破了个口子,流了些血。反正他有医疗保险,看病一分钱不花,就去医院看。火夫简单看了看说,一个很小的血管破了,不用包扎。小伙子反问,你怎么知道是一根小血管破了?大夫说:“你不信?那我给你看。”说着拿起镊子,刷刷两下,把伤口撕得更火,然后指着伤口说,你看,就是这里破了。这位老兄欲哭了眼泪,这下想不包扎也不行了。

　　急死人的效率

　　既然流程无论如何都要严格遵守,效率低下也就几乎成了必然。
　　朋友的一位师弟到汉堡大学教务部门打一份成绩证明,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不能给你,一周后寄给你。一周后,没有动静,这位同学又去,工作人员说,请再等一周。又一周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同学再去,工作人员对天发誓:再等一周一定寄去。一周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只好再去……就这样,一份成绩证明等了4周才拿到。
　　一位朋友住的房子,到了规定的年限,阳台的外墙需要重新粉刷。德国工人搭好了脚手架。几周后,来了几个人,粉刷了一部分。又过了几周,又有几个人来粉刷了一部分……就这样,一个阳台外墙,一年多了,竟然没刷完。
　　我也亲身体会过这种低效率。我和朋友去一个德国人开的饭店里吃午饭,当时客人很少。我俩各点了一份菜,其实就足在炒鸡蛋里加上烤土豆块。在中国,这么简单的东西要是5分钟之内上不了桌,这个饭店就离关门不远了。可是在德国,我俩足足等了四十多分钟。看着我一脸的愤怒,朋友无奈地说:“这在德国太正常了。”

　　“傻”得可爱的德国人

　　汉堡有个非常著名的鱼市,每周日上午开市。我看到一个摊上的鱼不错,就问价。负贩说:“1条4欧元,3条10欧元。”我说买4条。鱼贩说:“16欧元。”“怎么是16欧元?不是3条10欧元吗?”鱼贩说:“你要的是4条,4条就是16欧元。”“那我先买3条,再买1条,多少钱?”鱼贩算了半天,说:“14欧元。”“这和我买4条有什么区别?”鱼贩说:“你买4条,就是16欧元;要足先买3条再买1条,就是14欧元。”
　　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在德国工厂里打工,一天,主管要他和四五个德国同事查一下货架上还有多少货。朋友看了一眼就说,还有34件——每排9件,一共4排,最上面一排少了两件。主管很怀疑地瞪了他一眼:“数!”于是大家开始数,数完报数,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主管的鼻子都快气歪了:“再数!”数了好几遍,终于数出来是34件。主管特别惊讶地看着我的朋友:“你怎么那么快就数出来了?”
　　这么一路说来,似乎德国是个无药可救的国家了,其实不然。
　　德国人恪守的流程,在正常情况下,能够百分之百地保证完成工作的质量。比如德国人铺马路,要铺多少层材料,每层多厚,部有严格的标准。德国人会不时用尺子去量,以保证每一层的厚度绝对符合规定。这样铺出来的马路,多少年都不会坏。
　　当然,要想用上这个马路,你也得先等上很长一段时间。

　　摘自《当代青年·青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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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妓女到将军的梁红玉，怎样惨死？ [转帖]

　　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妓女出身的将军——梁红玉，其实，梁红玉这个名字，是后人说书讲古的附会，正史里，只粗略地记载她叫“梁氏”。梁氏在酱缸一样的妓院里摸爬滚打，她见过大世面，可以说阅人无数。安排自己的终身大事，果然是好眼力！她把“红绣球”果断地抛给了一个灰头土脸的陕北小子。当时，韩世忠神情沮丧，四处碰壁，根本就没成气候，谁敢肯定，他就是未来名扬四海的彪虎之将呢？女人神奇，恰恰能未卜先知，像勘探金矿似地评估女婿，像雕琢玉石那样重塑丈夫。一般说来，夫妻两强，很难并立。尤其阴盛阳衰的局面，稍一疏忽，就闹掰了。韩世忠，堪称一代名将，非常强势。梁氏既能相夫，又可相国，她在丈夫身边谋求了一个游刃有余的位置，可见，这个女人做事相当老成，很讲艺术。（下图：两宋之间的“妓女将军”——梁红玉）

　　　　韩世忠一生戎马，刚直不阿。宋高宗时代，秦桧劝倾朝野，谁不给他拍马屁呀？韩世忠偏不听邪，他是“主战派”，跟秦桧那帮“求和派”水火不相容。死对头，更谈不到巴结逢迎，“世忠与桧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尝与谈。”秦桧当然也恨他，绍兴十一年，也就是1141年，赵构撑腰，同时削夺了岳飞、张俊、韩世忠等三位大将的兵权。岳飞被害之后，韩世忠曾当面质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可是，不服又能怎么样？功勋卓著的武将，往往要毁在心胸狭窄的皇帝和工于权谋的文臣手上。难道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这条“天下之通义”，实在让那些赳赳武夫们心寒呀。（下图：宋朝名将韩世忠）

　　　　据《宋史》交代：“（绍兴）二十一年八月，（韩世忠）薨，进拜太师，追封通义郡王。孝宗朝，追封蕲王，谥忠武，配飨高宗庙庭。”生前荣华富贵，身后无限哀荣，够风光的了。和同时代蒙冤致死的岳飞相比，韩世忠享年63岁，已经不算短寿。与“马革裹尸”的同僚相比，他能安安稳稳地死在自家炕头儿上，自然属于“善终”了。

　　韩世忠死了，那么梁氏呢？她的人生结局，流传着三种版本。

　　其一，是典型的民间附会——大团圆：韩世忠和梁氏，功成身退，归隐西湖。1151年，韩世忠病逝。不到两年，梁氏也抑郁而终。夫妇合葬于苏堤灵岩山下。此后，宋孝宗下诏竖碑建祠，让他们永远享受人间香火。梁氏故里，也在其出生地，修祠塑像，隆重纪念这位“巾帼英雄”……

　　其二，是更加模糊的揣想——被暗杀：金国奸细，在食物中下毒。梁氏痢疾不止，衰竭而死。

　　其三，是基于史料的推测——遭袭战死：梁氏协同韩世忠出镇楚州，长年和金军周旋、遭遇。绍兴五年，农历八月，也就是1135年10月，梁氏突然遭到金军围攻，在激烈的肉搏战里，重创小腹。据说，肠子都流出来了，梁氏依然咬牙奋战。她撕下汗巾，紧紧地裹住了鲜血淋漓的小肚子。现在的《英烈夫人祠记》，明显搀进了文学色彩，其中记述道：“敌矢如雨，猬集甲上。梁氏血透重甲，入敌阵复斩十数人，力尽落马而死。金人相蹂践争其首级，裂其五体……”梁氏的首级，被敌军割走，金国人也被这位忠勇的女将深深地震撼了。遗体曝尸三天，随即遣返宋营。“拼合之际，验梁氏全尸。创伤数十，致命者七，皆在身前也。”韩世忠抱住妻子，放声大哭。她心爱的女人，再也不能随他含笑并辔，再也不能为他出谋划策了。（下图：江苏淮安修复的“梁红玉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二）的记载，可做参照：“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妻秦国夫人梁氏卒，诏赐银帛五百匹两。”屈指算来，梁氏年仅34岁。史书能为功臣夫人之死，留下几个字，已经相当慷慨了。若非韩世忠赤胆忠心、梁氏战功卓著，能有这种殊遇吗？“青史几行名姓，北莽无数荒丘。”死了，仍被世代传说、天下争颂——这才叫“报国千秋利，忧民万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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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号“战犯”李宗仁 [转帖]

　　
　　者：李永铭 范小方 分类：军政界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李宗仁(1891—1969)从考入广西陆军小学起，就开始了一生的军事生涯。他从排长干起，拉出一支人马，树起新桂系这一山头，最后做到中华民国代总统，表现了他特殊的能力。在北伐与抗战中，李氏叱咤风云，青史留名。大陆解放后，他不愿去台湾，前往美国，隐居长达十几年。晚年，受“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感召，他冲破重重阻碍，冒着生命危险，于1965年7月间偕夫人郭德洁毅然回到祖国大陆，再次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人物。

　　从排长到新桂系领袖李宗仁出生于广西临桂县两江圩乡一世代耕读为业的农家，1908年冬考入陆军小学。在校期间，他对军体训练刻苦认真，锻炼又勤，加上身体健壮，又自小学过几手拳脚，术科各项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尤以器械体操为出色，每逢课余，他到场上训练，就像作精彩表演。凡有李宗仁在操场上练习，不仅同班同学，下届学生，甚至上两届学兄也到场上观看，指点评价，高声赞扬。劈刺更是他的拿手项目，许多比他年纪大身材高的同学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技术纯熟，动手敏捷勇猛，那些人与他一交手，就只好取守势。这样，李宗仁在同学中就有了“李猛仔”的雅号。辛亥革命爆发，广西也宣布附义。不久，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李宗仁又接受了近两年的军事教育。1913年秋，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被选拔到南宁广西将校讲习所，先后任准尉见习官、少尉队附，再晋升中尉。讲习所停办后，李宗仁应聘到桂林市省立模范小学任高级班军训教官。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西南军政各界群起兴师讨袁。李宗仁经同学介绍，投入林虎为总司令的护国军第六军，当了一名中尉排长，参加了讨袁的护国战争。袁世凯死后，随林虎部转而讨伐粤督龙济光，战斗中，李宗仁亲举连旗，带伤冲锋，很快晋升连长。1917年秋，他所在营北上入湘，参加护法战争。李宗仁因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得一“李铁牛”的诨名。战后，年仅25岁的李宗仁升任营长。1920年8月，参加第一次粤桂战争，以勇敢善战闻名两粤。翌年，粤桂战争重起，他先后升任帮统、统领，然后抓住时机，将自己的队伍拉进六万大山，避免与粤军的冲突。随后他接受陈炯明收编，任“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

　　粤桂战争结束后，李宗仁率部驻扎玉林五属。这时，广西全省骚乱，八桂无主，各自称霸。他在五县绅商支持下，将“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改称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通电就任该路军总司令。不久，黄绍竑率领所部千余人加入该军，使李宗仁的实力大增。他操持所辖七县的军政大权，一面整军经武，一面修明地方吏治，为削平群雄，统一广西打下了基础。

　　从1924年初到1925年秋，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合作，消灭陆荣廷、沈鸿英等旧桂系势力，击退唐继尧东侵之师，统一了广西。“新桂系”从此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活跃的力量。

　　在李宗仁统一广西的同时，广东经过二次东征也初告统一。1926年初，双方通过会晤，两广正式统一于国民政府号令之下。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李宗仁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3月间，广西两个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

　　7月，北伐战争的序幕揭开。李宗仁率领第七军2万余人，分成第一、二路军，次第入湘，讨伐吴佩孚。第七军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最激烈的战场上，成为北伐军的一支劲旅，有“钢军”之称，与“铁军”第四军齐名。在北伐战斗中，李宗仁为右纵队指挥官，率领四、七两军沿武长路齐头猛进，强渡汨罗河，夜袭汀泗桥，直逼贺胜桥，将吴佩孚彻底击败。然后李宗仁又率第七军入赣继续讨伐孙传芳，在赣北孤军奋战，出奇制胜，击溃孙部主力，与友军一起克复九江、南昌。正是在北伐期间，蒋介石主动提出与李宗仁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这一时期蒋李合作得很愉快。在“中央北迁”问题上，李宗仁认为，中央迁往武汉是大势所趋，但军队调遣，继续北伐，则应绝对服从总司令的指挥。1927年4月李宗仁参加了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的“清党反共”会议，支持蒋发动事变和在南京另组政府。宁汉分立之际，双方剑拔弩张，势将火并。李宗仁从大局着想，派人前往武汉，提出宁汉双方分道北伐，会师北京后召开和平会议解决纠纷。在桂系的逼迫下，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何应钦，以南京军事委员会作舞台，在龙潭战役中击败孙传芳大军。李宗仁的声望一时如日中天。接着，南京暂时形成由宁、汉及西山会议派联合而由桂系与西山会议派控制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和由桂系控制的军事委员会。不久，蒋介石重回政坛，与汪精卫合流，特别委员会被解散。二次北伐时，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指挥部队与蒋、冯、阎各军共同北进，直捣北京。1928年7月6日，四大总司令齐往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奉告典礼，宣告北伐成功。

　　随后，李宗仁被国民党五中全会任命为军事参议院院长。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并未消弭国民党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军队和地盘分配不均，最终酿成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内战。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在战争中败北，李宗仁出走香港。这年秋冬之交，李宗仁取道广州湾返回南宁，与先潜回广西活动的黄绍竑、白崇禧重新聚首，共商善后，伺机再起。

　　此时，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采取联合军事部署。李宗仁遥相呼应，即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1930年5月，蒋、冯、阎、桂大战爆发。李宗仁决定放弃广西根据地，挥军入湘，北上攻占武汉，与冯、阎会师中原。可惜，当他挥师北进时，其后路交通重心衡阳突为粤军蒋光鼐所占，部队顿被腰斩，首尾不能相顾。尽管李宗仁亲赴前线督战，终以缺粮，无法维持，不得不将部队撤回广西。

　　1931年5月以后，两广在胡汉民的旗号下再度合作，另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政府对峙。李宗仁等借此机会，大力抓广西建设，使广西成为当时著名的“模范省”。1936年5月，胡汉民病逝，两广实力派失去了重心，蒋介石乘机分化瓦解粤桂联盟。陈济棠、李宗仁等决定先发制人，打起“抗日救国”旗号，请南京中央准予“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他们成立“抗日救国军”，陈济棠任总司令，李宗仁副之。接着，粤桂军队即向湖南出动，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堵防，一场内战又将爆发。迫于国内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压力，最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李宗仁、白崇禧被任命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他们在广西励精图治，积极准备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保卫津浦路的防御战。时值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从战略上判断：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日军攻击的重要目标。根据对形势的分析，他提出抗战的战略重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南京失守后，日军急欲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作城下之盟。但其时，日军主力还在北方，它需要将其机械化部队从津浦线开到陇海线，再沿京汉线直下汉口。于是中日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地区。到1938年2月，日军为迅速打通津浦线，南北对进，夹击徐州，拉开了台儿庄大战的序幕。

　　李宗仁侦知日军的意图之后，正确地分析了敌情。他抓住日军急于打通津浦线的骄狂心理，定下了“固守台儿庄及运河一线，诱敌来犯，断敌后路，相机实施反包围，聚歼日军”的作战方针。激战中，他亲上前线指挥，激励士气。经过殊死搏斗，取得台儿庄战役大捷，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成为抗日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日军在台儿庄受挫后，其统帅部增调精锐部队30余万人，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法，分六路向徐州实行大包围，企图速战速决，歼灭第五战区野战军主力。这时李宗仁为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消耗战，当各路敌军向徐州步步合围时，他令所部各路守军，作稍事抵抗后，即相机撤向山区、湖沼地区，进行“化整为零”的游击战，与敌人纠缠了月余。在力量不济的情况下，于1938年5月放弃徐州，但取得了歼敌3万余人的战果。至此，李宗仁充分运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与南北两路日军周旋了五个月零六天，粉碎了日军迅速打通津浦线的计划。随即将主力部队撤往西南山区，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个战略据点。他先后参加指挥了武汉保卫战、随枣会战，以及豫南、鄂北诸战役。

　　1943年秋，李宗仁调离五战区，任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五、十战区。抗战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1948年4月，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阻拦，坚持参加竞选，当选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副总统。

　　抗战胜利举国思治，民众期望和平建国。但蒋介石依靠美国援助一心想打内战，消灭****。李宗仁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是支持的。1927年4月发生在上海的那次血腥大屠杀，他是重要的策划和参与者。他被中共定为第二号“战犯”，不仅因为他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副总统，而且有过反共的历史，又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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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特种部队很特别[转帖]

　　
　　朱江明
　　
特种部队是朝鲜为假想敌准备的一把开山斧，虽然经常因为伪装出问题而行动受阻。。。囧
　　朝鲜发射一颗卫星，震动的是全世界。日本高调宣布要拦截运载火箭，当然最后也没有实际行动。

　　美国强硬派参议员提议将朝鲜重新纳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之列，发射卫星的火箭可以送卫星上太空，运送个核弹头也不是什么难事。

　　国际社会对朝鲜的行为反应如此过激，是因为发射卫星成功标志着朝鲜掌握了一种新战略武器，足以影响东亚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就没有放弃过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战略意图，在朝鲜国内奉行的“先军政治”也是这个原因。但由于经济问题和连年封锁，朝鲜的军事装备并不先进，最多达到国际60年代中期的水平。在拥有核武器及战略运载工具前，朝鲜还有秘密“战略武器”，特种部队才是高悬在假想敌韩国头上的一把利斧。

　　世界最大 自成体系

　　朝鲜军队师从前苏联的军队体制，早期注重大兵团作战。在朝鲜战争初期，利用苏联援助的苏制武器曾进行过很典型的装甲突击作战，并在美军介入前取得很大的成功。后来由于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北朝鲜军队很快节节败退。停战协议签订后，朝鲜有感于美韩联军的空中及海上优势是自己无法战胜的，因此开始积极准备特种作战，希望利用非常规作战手段抵消对方的装备优势。

　　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朝鲜建立了一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特种部队。据简氏军事的推测，朝鲜特种部队的总人数高达8.8万，占陆军比例的9%，也就是说朝鲜陆军士兵中每100个人中有9个是特种部队。

　　一般人认为特种部队应该是百里挑一的精锐，而朝鲜却是十里挑一。其实这也不能说有问题，因为朝鲜的特种作战理论跟欧美系和苏联系都不太一样。一般而言，欧美系往往把特种部队当作侦查的眼线或敌后的别动队使用，赋予特种部队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美国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在阿富汗典型的活动模式就是在敌后开展群众工作，发展亲美政治倾向的派系武装力量，然后引导美国空中力量打击塔利班部队，再指挥亲美部族武装力量地面进剿。这种模式对特种部队本人的素质有较高要求，往往除了单兵技术过硬外，还要掌握活动地区的主要语言，熟悉当地民族习惯和地理环境。此外，还会要求相关人员接受过谍报及化妆侦查的训练。

　　前苏联系的特种部队主要以精锐突击兵的模式存在，往往执行前出侦查或对定点目标的破袭任务，因此对单兵技能的要求比较高，且往往携带比较强大的单兵火力。当年苏军特种部队发起对阿富汗总统府的强攻就是典型的敌区硬目标破袭。如果说美军的特种部队类似手术刀，苏军特种部队就类似鱼肠剑。

　　朝鲜与这两个派系都不太一样，完全是一把开山斧。朝鲜的特种作战思想接近于苏联，但往往把特种部队当作强力突击部队使用，甚至在朝鲜本部的想定中，三八线附近的一些硬据点突击也交由特种部队。而大部分国家对于这种前线目标的突袭很少会运用特种部队，往往是装甲步兵的任务。为什么朝鲜在运用特种部队的方法上如此特立独行呢？首先是地理环境造成的，朝鲜半岛山地较多，大兵团很难展开，装甲部队的应用因此受到了限制。其次由于停战协议的规定，三八线附近设立了非军事区，在三八线附近不得部署重型武器。朝鲜采取的是攻势战略，一旦爆发战争肯定会是攻击方，为了保持突然袭击的优势必须在远程火力进攻的同时发动地面突击，此时部署在三八线附近的特种部队能够更快地反应，因此将其作为攻坚力量使用也就不足为奇。　　

　　斗志十足 不善潜伏

　　由于外界对朝鲜情况很难了解，朝鲜这支庞大的特种部队更加神秘非常。外界军事媒体对朝鲜特种部队普遍的印象是装备落后但是战斗意志很强，单兵技能过硬，而对其战斗力如何却众说纷纭，很难有个结论性的评估。虽然真实情况如何不可知，但我们仍可通过朝鲜特种部队的一些战例去分析其作战能力。

　　1968年1月21日，当时，朝鲜派遣了由“124军部队”所属特战敢死队31人，暗中穿越军事分界线透入韩国，直扑汉城青瓦台总统府，意图攻入后杀死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在行进途中被韩国地方警察识破，进而爆发枪战，朝鲜特工除一人重伤外全数阵亡。从这个战例来看，朝鲜特种部队无论是单兵素质还是战斗意志都不差，但特种作战本来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事情。照常理来说，执行这种敌后袭击总统府最可行的计划是派遣特工人员进入首都，然后在己方地下组织的接应下行事，直接武装渗透中途被发现的概率太大。即便是渗透成功刺杀总统最好的地点也并非强攻守卫森严的总统府，而是在其上下班途中袭击车队。朝鲜特种部队之所以选了一个最难以成功的办法和地点下手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说明朝鲜情报机关对韩国首都的渗透并不成功，在韩国境内并无坚实的安全藏身地点，也没有可靠的情报网。想化妆潜伏而后行动根本办不到，只能选择强行攻坚这种最笨的办法。与之类似的战例还发生在1996年，朝鲜利用小型潜艇对韩国进行海上渗透。但是很快被韩国方面发现，枪战后朝鲜特工全军覆没。

　　从这两次著名的朝韩特工战来看，虽然韩国的政治形势远不如朝鲜紧张，但朝鲜对韩国的渗透也不太成功，基本没有培养起很好的地下活动网络，特工人员入境后缺乏当地眼线的支援，也缺乏准确的情报。

　　1997年发生的朝鲜某高官叛逃事件更加可以看出朝鲜特种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1997年2月12日，朝鲜劳动党一高官利用在国外访问之机会，忽然进入某国首都的韩国大使馆要求政治庇护。由于此人系朝鲜国家领导人级别的高级官员，此事件立刻变成了轰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朝鲜方面自然不甘心让此人顺利离开该国首都前往汉城，马上召集了在某国首都的全部特工人员，一时间该国首都几乎所有的朝鲜冷面馆子都挂上了暂停营业的招牌。平壤方面发出指令，要求特种部队在其离开使馆前往机场途中下手，将其武力劫持回国或者击毙。一时间韩国使馆附近忽然出现了很多陌生人，第三国当然不希望朝鲜特工在其境内玩武装突袭的活动，首先派出装甲车辆包围韩国使馆，避免不愉快事件发生，同时派出安全人员擒拿准备行动的朝鲜007。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该国安全人员看来，朝鲜007实在太好辨认了。不光安全人员能看出来，连附近的记者也能很准确地辨认出谁是007。香港某电视台的女记者就随便拿着麦克风找了个朝鲜007来专访，搞得人家非常不好意思。为什么这么好认呢？看见穿西装配运动鞋的怪异装束男子，尤其是在使馆区附近徘徊流连的抓回去肯定没错，200多名朝鲜007就这样被礼送出境。经过外交斡旋，该朝鲜叛逃高官也最终到达韩国。

　　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这几十年来，朝鲜民众与外界几乎毫无接触，因此无论气质还是穿着打扮都很难以融入外国的背景中。即便是与之同文同种的韩国，想要潜伏下来不被发现也很难，更别提日本之类的东亚国家。特种部队作战胜利的最大保障并不在于武器有多先进，单兵的作战能力有多强，而在于作战的突然性。朝鲜特种部队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在敌区伪装的能力，因此每次想干点什么都会提前被发现。随着经济实力与外界差距加大，这种情况将会愈发严重。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强大的朝鲜特种部队，恐怕在实际战斗中未必能发挥出超强的作战能力来。所谓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朝鲜特种部队要想做到在发动进攻前不暴露并不容易，这样以轻步兵攻击敌硬目标的成功概率实在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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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东德军司令：1990年未动一枪一弹解散军队[转帖]

前东德军司令：1990年未动一枪一弹解散军队

他未动一枪一弹将当时华约各国中装备最精良的一支军队解散，并且使之和平融入西德联邦军队组成现在的德国国防军，而这种完美结果，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鲜有的事件。

霍夫曼将军的传奇有三：一、他未动一枪一弹将当时华约各国中装备最精良的一支军队解散，并且使之和平融入西德联邦军队组成现在的德国国防军，而这种完美结果，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鲜有的事件。其二、柏林墙及其倒塌的因由是中国人心中的一个谜团，而霍夫曼将军又是能为1989年11月9日提供证词的见证人。其三、二战以后世界仅三个国家即东西德、南北朝鲜和中国存在着分离问题，霍夫曼将军亲历的和平统一，将不失为一块可能在将来帮助中国人的 “他山之石”。

特奥多尔·霍夫曼（Theodor Hoffmann），退役海军上将，1935年2月27日生于德国古斯泰维尔的一个农业工人家庭，1952年参加东德人民军海军，先后担任舰队参谋长、司令、海军副参谋长、副司令、司令，1989年11月18日出任莫德罗政府的最后一任军职国防部长，1990年4月起任国家人民军总司令。在两德统一的前三天，即1990年9月30日退出现役。

柏林墙倒塌时，我和我的同事毫不知情，谁也不知道是谁下达的命令

周易（以下简称周）：您第一次见到柏林墙是什么时候？

霍夫曼将军（以下简称霍）：第一次从远处看是1970年代，而到近前看柏林墙已是1989年当上国防部长以后，那时候柏林墙已经开放了。

周：柏林墙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霍：不同时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1961年这堵墙刚建时觉得这堵墙能够阻止那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外逃，会给东德带来繁荣，而这一点也在短时期内得到了证实，并且保住了东德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同时使得美国与苏联的利益得到明确的划分。柏林墙对东德来讲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如果很好的话，人民就不会外逃。当1989年我看到柏林墙打开时人们欢天喜地的情形，我就开始问自己——这堵墙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用处？！这堵墙给人们带来了痛苦。

周：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您是否有什么预感，事前是否做了一些准备？事后又有什么遗憾？

霍：之前我和我的同事完全不知情，当时的军队领导人正在开会，电视上就说柏林墙倒塌了，当时边防军的士兵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所以他们必须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边防军就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开放柏林墙的命令？到底是谁下的命令，我们也不知道。我自己觉得与西德的边境打开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当时很多东德人通过波兰、捷克逃往西德，这给那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当时也没有别的什么选择，只有允许他们暂时到西德去，当然是希望他们再回来的。

周：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德共高层与军方对民众的力量如何判断？你们当时料想到的最坏结果是什么？

霍：当时军队和政府的领导人都没有正确认识民众的情绪，因为群众的抗议示威事件发生在民德国庆40周年之前，在40周年国庆期间，原本打算展示东德40年所取得的成果，而政府所要办的这种展示与民众的经历和感受不相符合。我们想到了这种可能，就是用军队来对付抗议的民众。我和很多人一样，都希望来一场民主改革，而这种改革还必须对民众有益，包括对那些上街游行的人，他们最初的出发点也都是想让民主德国变得更完善。如果当时我不相信我们自己能做到改变东德人民生活这点的话，我就不会接任国防部长。我当时的信念就是会使东德变得更好，使军队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周：在发出解散人民军、和平统一德国这道命令时，您是否考虑过自己的个人前途？

霍：我当时很少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命运，因为当时我承担着对整个国家人民和军队命运的责任，我的个人利益是置于人民利益之下的。

周：两德统一后，对那些当年在柏林墙值勤时曾射杀过平民的前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对此您作何评价？

霍：值勤的前民德边防军士兵看到有人越境，首先应该发出警告，如果越境的那个人不听警告继续前行的话，士兵可以向他开枪，但应尽量不把他打死。这些士兵的行为是按照规定进行的，而那些规定又是国际上通用的。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补充的是，当时边防军士兵也有被射杀的，也就是说边境上的形势非常复杂，民德的法律规定公民不能随便离境，可在审判柏林墙值勤士兵时，法官却说民德不应该制订这样的法律，这便是矛盾的焦点。这些法官还讲，这些边防军应该知道，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居住地的自由，可这种公民权利在过去民德的法律中并没有规定。

周：我对将军您在两德统一中的和平壮举深表敬意，之所以反复询问，其目的就是对历史负责，希望将军能理解。

霍：事件都是客观发生的，可是怎样评价就不同了，如何评价总是按照一个国家的政治动向来评价的，我完全不指望在西德的电影或者节目中，东德人民军会扮演一个正面的形象，甚至连东德人民军放弃武装和平统一的行动，西德的媒体也会横加指责。在一个电视节目中，一个搞法律的专家指出，在两德统一时，如果东德人民军当时起来用武力阻止的话，那么给他们定罪就无话可讲。

周：最终历史是会有这种结论的，这是不容置疑的。

霍：哈哈哈！我相信在20年或者30年后人们对此评价会与今天的评价完全不同，可是我已经活不到那一天了。

周：在两德统一之后，您是否受到德国当局的审查？

霍：审没审查不知道，但是没有过任何法律上的询问，可能也对我进行过调查，但是没有什么具体问题。

周：您现在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霍：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为后来一些东德人受到了审判，士兵也受到歧视，我不得不考虑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但直到今天我仍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除此别无选择。但在德国也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前东德军队应该用武力来阻止东德的消失。我觉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前东德的变故并不是从1989年开始的，而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孕育了。

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两德的统一，虽然是绝对多数德国民众的意愿，可少数人利益也受到了伤害，可您当时的决定促进了德国的进步。

霍：这究竟是不是一种进步，还得看看再说。我觉得前东欧国家都退回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不是进步还很难说。我一再坚持自己的看法：支持东德的转折和社会变革，确保这一变革的和平进程，乃是正确之举。同样正确的是：当民主德国越来越多的民众希望立即统一时，绝对应当有意识地走上德国统一的道路，并提出自己对此的设想和建议。

这样做之所以正确，其理由十分简单：军队不可能也不愿意违背人民的意愿。东德武装力量的成员均对“国家人民军”的称谓十分珍视。社会内部体制的转变，本不是人民军的任务，人民军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去适应这些变化。当统一进程开始后，人民军必须努力参与这一进程。

曾经服务于民主德国政府的人不应该受到指责，如果要指责的话，就该指责当明显知道政府在犯错误时保持沉默的人。

周：您现在隶属于什么单位？具体还有什么福利待遇或医疗保险？在哪里领取？

霍：首先我已经退休了，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位。我的养老金是从统一后的德国的一个专门发放养老金的机构获得的。我退休金的12％是要用来支付医疗保险费用的，另外6％的医疗保险费用是由国家支付的。

周：如果前东德不解体的话，您从正常的德共高级干部位置上离休，会有什么样待遇？

霍：如果东德不解体，情况不发生变化的话，我不可能当上国防部长，还会继续当海军总司令的。

周：就按海军总司令的职位退休，您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

霍：退休金大约和现在的差不太多，但用过去那份退休金生活质量会比现在高得多。

周：目前这种情况是否会使您感到失落？

霍：东德若存在的话，虽然我个人会生活得更好，但现在丰富的生活用品在东德时用我的退休金就很难买得到，因为物资短缺，很多东西用钱根本就买不到的，我也很难象现在这样自由出国旅行。

周：这么说您还是赞同两德统一的？

霍：当然，可以这样说。虽然我是百分之百赞成两德统一，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过去曾在东德政府和军队里工作过的人员，还有对科学家的一些歧视应该停止。

周：据我所知，在两德统一后，还有相当数量的前东德人民军士兵继续在军队服役，他们目前的现状如何？

霍：这些人的待遇是不同的，主要和年龄有关，他们当中有少部分人被联邦军队接收，而这部分人的生活就过得不错。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目前在经济流通领域里工作，他们都很勤奋，有组织纪律性，也比较能干，得到了雇主的认可。另外很大一部分目前已经退休，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过得也还不错，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求和过去西德军队士兵享受同样的待遇，因为他们也是德国的军人。

周：我从您的中文版新作《最后一道命令》中看到，您一直在为原东德人民军在两德统一后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呼吁，您能否简单讲一下曾经分别在东德和西德服役过的军人退休后待遇有何差异？

霍：现在联邦军中服役的士兵，既有前西德军人，也有人民军士兵，但他们的待遇却有着较大的区别，即原来人民军的士兵在现役中只能获得前西德士兵收入的86％，退休后的退休金也要比原西德士兵的少得多；其次，东德军官们用原来的头衔退休都不被许可，因为把他们划分成为曾为外国服役的那么一类人；其三便是国家人民军的历史被歪曲，过去在人民军中所获得的资格证书等也不被承认。

周：如果前东德人民军的将士在两德统一后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长此以往的话将对德国社会有何负面影响？最坏能到什么程度？

霍：不但是军队的士兵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它前东德公民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一点肯定会对两德统一带来不良影响。

周：直接后果或者隐患是什么？

霍：不是所有德国人都觉得自己是平等的，有些人会感到自己被视为二等公民。

周：我以为就是因为有像您和您的部下这样的军人，在当时用自己的理性、良知和对和平与自由的高度认同，才在不流血情况下，使前东德人民用自己的双脚从容地在和平与非暴力的前提下做出了独立选择。

霍：谢谢。尽管在最后的时刻东德人民不想要这样一个国家了，但是在1949年成立这个国家时，人们希望它成为一个反法西斯、爱好和平的国度，同时和周边国家也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原民主德国没有歧视过任何一个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从来没有发动过战争，从这个角度来讲，曾经服务过民主德国政府的人不应该受到别人的指责。如果人们要指责的话也只能指责一点，那就是人们明显知道政府在犯错误时，他们沉默了。

周：通过对您的新作《最后一道命令》的阅读和短暂的接触，了解到您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爱好和平，对自由、民主理念有很深认同感的将军，您在两德统一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能不能请您谈一谈那个过程？

霍：如果要看那段历史，不能只看民主德国发生的事情，而是要看整个华沙条约缔约国所发生的事情，当时几乎所有的华沙条约缔约国都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民主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两德必须统一，而且是在和平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统一，并设想建立一个条约共同体。其第一步就是建立两德间的邦联，但是在1990年3月的选举之后，由于当时领导人失去了民众的信任，这种进程就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步骤开始了，东德的领导层已很少能对此进程施加影响。

当领导人距离人民越来越远时，当他们对现实和公民需求的关注越来越淡漠，甚至于极其荒唐地背离社会科学基本原理一意孤行时，只需在火药桶内投入区区一个火星，便可以引发广大东德公民的公愤。这一场景发生于1989年夏秋之际。我想军队是人民的一部分，军人的情绪和人民的呼声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时军队中的将士都决定尊重并服从人民的意愿。我作为国防部长的任务，就是让军队在和平的前提之下融入两德统一之中，可我当时并没想到后来会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即使在当时能想到会遭到今天这种待遇的话，在那时也是别无选择了。事后我和原东德的一些领导人在一块儿聊天时，常常会问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会有更好的选择，大家的回答是一致的：没有，根本再无别的选择。这就是说，在当时，德国统一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

让人们客观地看待历史，这就是这本书存在的意义

周：霍夫曼将军，请您介绍一下您目前在德国的生活情况，今后有什么愿望和打算？

霍：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一边休息还一边工作，现在给前东德的一家小公司做事，帮助他们打开俄罗斯的市场，因为我和前苏联有很多联系，自己也会俄语，现在就是利用这些关系和俄语的优势在工作着。同时我还经常应邀参加一些集会并发表演讲，我觉得应该把这段历史（柏林墙倒塌和两德合并）的真相告诉人们，让人们知道当时做错了什么，有什么经验和教训等等。主要是要告诉大家，无论如何战争都不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法，虽然我以后不再工作了，但是还将集中精力参加这种（演讲、撰文）政治性的活动，我想把我的感受和经验告诉下一代人。我现在和夫人、两个孩子和孙子、孙女生活在一起，我想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幸福的生活，也许以后还到各地旅行一下。

周：您以前来过中国吗？

霍：我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最后一道命令》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才使我有机会来到中国。中国人民给我和我的夫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中国各界人士和我所进行的开放而友好的直接对话，以及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北京这座城市大大地超过了我的想象，我想象中的北京是一个历史和文化名城，没想到它也非常现代化，我希望中国的这种良好发展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希望中国人民的生活能继续得到改善。

周：请您简单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您的《最后一道命令》这本书？同时再就此对中国读者讲几句话。

霍：这部书讲的是德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包括了德国统一前一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事件，德国统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这里叙说的是在当时非常复杂的历史时段里，人民军和人民军的领导人是如何做出各种决定和如何保证两德统一能在和平的前提下进行，这本书既表达了人们的失望情绪，同时也表达了人们的希望，这本书对两德统一的历史来说很重要，它会让人们客观地看待历史，也为其它国家的人们评判当时东德人民军的做法是对是错提供了一手资料，这就是这本书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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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令周恩来震怒的外交风波[转帖]

　　　　1969年3月初，当时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姬鹏飞，为抵京履新的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接风洗尘，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参赞泽契·阿果利等使馆外交官员应邀赴宴。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等出席作陪。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欢快异常。姬鹏飞、乔冠华作为东道主，更是热情异常。乔冠华早在30年代就有“酒仙”的雅号，今天难得有如此开怀畅饮的时候。为人谨慎的罗博大使却不敢造次，浅尝辄止。毕竟是新官上任，不能失态。而人高马大的阿果利倒显得非常活跃。他似乎没有料到姬、乔这两员“酒场”骁将的英雄酒量，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更何况又是“二对一”，没有几个回合，阿果利就抵挡不住，颓然败下阵来。

　　散席后，喝得醉醺醺的阿果利钻进了小轿车，向外交公寓驶去。当轿车沿着东长安街行至灯光较暗的建国门外大街时，一个无辜的中国工人倒在了阿果利的车轮之下。

　　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层获悉此事，立即下令调回阿果利。

　　姬鹏飞的宴请活动以及阿果利开车肇事的情况自然都上了外交部的值班简报。不过，简报的编辑对酒后驾车等要害问题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所以，周恩来一直不明此事的前因后果。

　　3月23日下午5时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会见罗博，对阿果利车祸肇事就事论事：“交通事故总是难免的。”在场担任总理译员的范承祚内心很不平静。了解此事详情的范承祚认为，此事不仅人命关天，而且涉及两国关系，作为当事人和目击者，自己有责任向总理汇报实情。

　　获悉真相后，周总理震怒了，他马上召集姬鹏飞、乔冠华等当事人开会，狠狠地批评了姬、乔等有关负责人，并责成他们在一个会议上作深刻检查。

　　“事后为什么不立即报告？为什么隔了两个礼拜才告诉我？”周恩来大声责问，甚至连他一向信任、欣赏的韩叙也未能幸免挨批，“如果我处在你礼宾司负责人的位置，就会专门要一辆车陪送阿果利参赞回外交公寓。怎么能让人家醉酒后驾车回去呢？”

　　周恩来对垂首不语的外交部领导厉声言道：“你们外交部，看着阿果利过量饮酒不仅不劝阻，反而一再劝酒。阿果利是在中国，又是我们的客人，出了事，责任主要在我们。作为外交官，特别是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喝酒一定要有节制，喝多了容易误事……”周恩来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再一次重申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外交人员有关规章守则：各种外交场合，外交官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1/3。

　　3月28日，周恩来接见罗博、阿果利，商谈阿果利酒后开车撞死一中国工人的事件。周总理说：“我喝酒也是有教训的，主要有四次：一、1925年在黄埔军校，那时是搞统一战线，蒋介石的军官们因我结婚要我请客，灌了我；二、1938年在武汉也是搞(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前黄埔军校的我的学生灌了我；三、在重庆还有过一次；四、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夕，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灌了我。这几次，都是别有用心灌我的。所以，在1965年我下了决心，把喝了30年的酒戒了。多喝酒，既伤害身体，又会造成政治错误。”

　　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说得阿果利心头热乎乎的。末了，周恩来再三向罗博大使表示，此事责任在我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因车祸不幸死亡的工人同志善后事宜由中方负责处理。也请阿外交部不要处分即将奉召回国的阿果利。但是，阿方坚决不收回成命。

　　同年5月1日晚，周恩来得悉阿果利偕夫人已在当天离京转道上海，他立即派乔冠华和译员范承祚飞赴上海，陪同阿果利夫妇在沪、杭游览一周。阿果利夫妇在上海得知此事后，对周恩来总理充满了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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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东德间谍潜伏42年[转帖]

　　　　1967年，被子弹击中后脑的欧内索格躺在一名妇女臂弯中，这张照片触动了无数人的。

　　库拉斯今年81岁，这张照片摄于今年5月27日。

　　该证件显示，库拉斯是东德共产党的一员。

　　我愿意将自己的全部贡献给党。——库拉斯1964年被批准加入东德的德国统一社会党

　　我应该为此感到羞耻吗？即使我真的为东德秘密警察机构工作过又如何呢？有什么用呢，已经发生的一切都不会改变。——库拉斯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1967年6月2日晚，26岁的德国学生本诺·欧内索格前往柏林德意志歌剧院，参加一场抗议伊朗国王来访的示威游行活动。这是欧内索格平生第一次参加学生游行，也是最后一次。

　　一名西柏林便衣警察———卡尔·海因茨·库拉斯，声称受到示威学生的威胁，射杀了手无寸铁的本诺·欧内索格，事后被无罪释放。

　　无辜学生的死亡和警察无罪释放立即点燃了学生的怒火，催生了上世纪70年代极左翼组织“红军旅”的恐怖暗杀活动，影响了整整一代德国人。

　　然而，最新解密的档案披露了令人惊讶的内幕：被认为是“法西斯侩子手”的库拉斯是东德国家安全局安插在西柏林警察局的间谍。这一发现令德国举国哗然，人们不禁反思，如果当初知道制造血案的是一名东德间谍，年轻人的愤怒是否会转向？历史的进程是否会有所改变？

　　卡尔·海因茨·库拉斯，这位81岁的老人，在柏林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常常倚靠在房间的铁门上，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啜饮，偶尔烂醉如泥，妻子也拿他没办法。不高兴时，他会大声骂人，而对自己的间谍生涯，他缄口不提。但是，最新解密的档案又一次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人们不仅记得他那改变德国进程的“致命一枪”，更惊叹于他作为东德间谍在西德的“潜伏风云”。

　　自愿成为东德间谍

　　库拉斯的秘密生涯始于1955年4月19日。那一天，这位西德警察前往东德执政党“德国社会统一党”总部，对守卫说，他希望“和国家安全部的代表取得联系”。库拉斯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受到接见。

　　库拉斯说，他对西柏林的政治发展感到失望，愿意为东德效劳，他相信东德能创造一个更好的德国。

　　经过一番冗长的交谈，库拉斯被招募为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秘密警察组织（Stasi）的一员，但继续留在西德的警察队伍中，伺机提供情报。

　　当年4月26日，库拉斯和东德情报人员第二次会面。他用一手漂亮的字体写下了“决心书”，上面写着“尽管我在政治上未受训练，但我相信东德选择的道路代表着正确的方向。为加入这一进程，我将忠诚地向安全部代表汇报与西德警察有关的情报……我的情报将署名为‘奥托·博尔’。”

　　警局内大展拳脚套情报

　　此后的12年里，化名“奥托·博尔”的库拉斯为东德秘密警察组织提供了大量情报，如西柏林警察内部的人员名单、人事调动、部门运作情况、在火车站设置的警察办公室草图和东德的叛变者名单等。

　　他在警察局四处结交朋友，套取情报，并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装了一套秘密电台，甚至将窃听器装到警察局上司的办公室。他把一个微型照相机藏到走廊的壁架里，晚上偷偷用它拍摄文件情报。

　　尽管如此，库拉斯却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甚至赢得了“勤勉”和“热心”的美誉，获准将官方文件带回家。他迅速得到西德的重用，升到警方“第一特别调查组”任职，还被委派了重要任务———截获东德秘密警察组织的通信情报。

　　为了使“潜伏”生涯更加稳固，在东德上级的授意下，库拉斯加入了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库拉斯已经在1964年被批准加入东德的德国统一社会党。

　　此外，他被指派了一项代号为“罗密欧行动”的任务，即争取与警察首长的秘书结婚。不过，数次试探后，库拉斯感到完全不可能和那位女士发生任何“罗曼史”。他在报告中说：“我对她完全没有感觉，如果这项任务不是‘非常必须’完成，我希望放弃。”

　　总体而言，库拉斯的情报可信度高、叙述详尽、他本人对情报工作全心投入。他的“忠诚”也换得大量报酬，期间他总共获得2万马克———这在当时的西柏林可是一笔大数目。

　　枪击大学生断送间谍生涯

　　然而，库拉斯的双重身份一直困扰着他。身穿西柏林警服，库拉斯不得不对他的东德同志们使用残酷手段。作为第一特别调查组的核心成员，他常常参加审讯那些被捕的东德间谍。每次经历这些内心和行动的矛盾挣扎后，库拉斯总是异常沮丧，只得到酒馆买醉，去射击场练枪来消解。据说，他喜欢收集枪支，是一名神枪手。

　　库拉斯的秘密接头人、代号“洛蒂”的中年妇女在1965年1月26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博尔（库拉斯）跟我说了一些疑惑，因为他不得不逮捕一些民主德国的同志。我鼓励他保持工作的稳定状态，即使逮捕一些人也没有关系，这是为了获得更重要的情报。”

　　不过，1967年，当库拉斯将枪口对准示威学生本诺·欧内索格时，他显然表现得过了火。

　　尽管许多人认为，他是故意在西德制造动荡和不满，但是库拉斯不承认枪击行动受到了东德秘密警察组织的指使。在东德警察的解密报告中，对这起枪击案的描述也是“一场不幸的意外”。

　　枪击事件后，东德秘密警察机构便切断了和库拉斯的一切联系。此后，库拉斯两度被起诉犯有谋杀罪，但都被判无罪释放。

　　在几度谍海沉浮后，他曾为之效力的机构都抛弃了他。1971年，人们曾在一个公园里发现了醉倒的库拉斯，身上只有一把刀和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他的枪支。

　　如今这位耄耋老人仍然声称他是“误杀”欧内索格，承认自己加入过东德共产党，但否认自己的间谍身份。“我应该为此感到羞耻吗？即使我真的为东德秘密警察机构工作过又如何呢？有什么用呢，已经发生的一切都不会改变。”库拉斯说。

　　反思

　　库拉斯“潜伏”伤害了谁？

　　库拉斯射杀欧内索格的那一枪，一直被认为是“改变德国时代进程”的一枪。库拉斯身份的披露，引起了德国全社会的激辩，愤怒的人甚至要求剥夺库拉斯的退休金，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表示“他不应得到全套的国家福利”。

　　上世纪60年代的东德和西德仍是两大阵营的冷战前线。欧内索格死后，政府控制的媒体封杀了消息，库拉斯被无罪释放，这一切成为左翼学生的集结爆发点，战后西德最激进好战的极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旅”成立。

　　“红军旅”三十年间共犯下34次谋杀案，制造多起银行抢劫案与血腥爆炸攻击，造成了34**亡和无数人受伤，受害者包括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等政商界要人。1977年，由于“红军旅”和境外极端恐怖组织勾结，导致联邦德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史称“德意志之秋”。

　　库拉斯身份的披露促使无数德国人开始思考，当初所有的激进行为是不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如果他们知道库拉斯受到“社会主义理想”而非“纳粹思想”的驱使而行动，是否还会有那般强烈的反应？

　　德国媒体称，如果当时库拉斯的东德间谍身份被调查出来，西德当局就不会包庇他，库拉斯很可能被判有罪，从而平息学生们的怒火。不过，无论库拉斯的真实身份是什么，都无法改变当时左翼学生明显的反现代社会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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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垮掉到对外：俄国青年问题[转帖]

　　普京发表“允许危机下的合法抗议活动”讲话之后，当局与反对派的“街头较量”已不可避免。在克宫前反普京大游行及“5·9”胜利日、“6·12”国庆日等关键时刻，青年人是否依然整体支持普京，将是衡量现政府稳定性的重要指标。
　　本文来源: 南风窗 作者：方 亮

　　4月27日，在喀山市举行的一场俄罗斯足球超级联赛上，一些年轻球迷打出了“生日快乐！爷爷！120！”的标语。这一画面在俄罗斯引起了极大反响。因为这个曾在二战的硝烟中浴血奋战的民族十分清楚谁在这个时候过120岁的生日，这个人便是希特勒。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引起全国性反响的俄罗斯青年并没有被逮捕，甚至没有警察上来阻止他们的行为。

　　俄自由派媒体《独立报》文章指出，在过去如果有人为希特勒张目，只需要跟他提伟大的卫国战争，他马上就会闭嘴，“而现在，你再跟眼下这些年轻人提那场战争，他们会说如果苏联和纳粹德国联手，那么莫斯科早就统治欧洲了”。

　　暂时无法判断《独立报》的说法是否夸大，但这篇文章中多次提到的一个概念——俄青年法西斯化，却是世界皆知的事实。臭名昭著的光头党早已让俄罗斯成了许多外国人眼中的恐怖之地，而一群光头小青年集体行纳粹礼的照片也成了法西斯化的俄国青年的真实写照。

　　作为最迅速也最直接体现社会变化的群体，青年的堕落反映了俄罗斯社会转轨的巨大代价。

　　混乱年代的印记

　　1991年，在开过第22次全会后，苏联共青团正式解散。距离俄下一个有影响的青年组织的建立还有14年。所以，共青团的解散对于俄国青年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发展来说必定是一件大事。

　　2008年10月，共青团建团90周年纪念活动在全俄境内展开，人们用各种方式纪念那段“充满集体主义乐趣”的年代。现任俄加里宁格勒州州长格里高利·波斯回忆说：“共青团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而是一个生活的大课堂。我十分怀念同伙伴们不仅一块犯错也一块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年代。在这个大课堂里，我学会了如何做人和生活的理想。”

　　从波斯的描述中可以感觉到，苏联共青团组织的各种劳动很像中国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们回忆起这段时光时，总是淡化其政治色彩而强调它对人生的影响。而戈尔巴乔夫未能收住缰绳的改革，带来了对共产党及其一切附属物的批判。尽管人人承认共青团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组织而且承担着强大的社会功能，但是狂热的思潮还是淹没了人们的理性。在苏联共青团第22次全会上，这个1亿苏联青年的“人生课堂”被匆忙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正如美国“垮掉的一代”一样，俄罗斯始自戈尔巴乔夫终于普京的将近20年的混乱，带给这一代青年的是价值观指导的缺失、生活的困窘（我国著名俄罗斯问题学者陆南泉曾于这个时期在莫斯科做访问学者，他称当时晚上根本买不到一点东西吃，只能饿着）和家庭教育的无力（许多家长做数份兼职以维持家用，疏忽了对孩子的教育，曾让普京流泪的电影《12怒汉》中反映了这段历史）。可以想象得到，在这种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必定充满了扭曲。正如《生意人报》的一名记者所言，那是一个许多成年人因忍受不了生活的压力而成天酗酒甚至选择自杀的年代；孩子们就更加不幸了，他们要一辈子携带这个时代的印记。

　　笔者留学俄罗斯时亲眼看到这一代俄罗斯青年人的堕落。在路边、海边和街心花园里随处可见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聚在一起酗酒、笑骂。没人敢半夜上街，笔者和同学偶尔几次夜里出去，看到的是一群群小流氓像港片里的黑手党一样聚会，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入耳的是肮脏的咒骂声。这些无所事事的青年年龄均在20岁上下，正好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俄罗斯最混乱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试想这一代青年成为俄罗斯主人的时候，他们将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看待世界？

　　“列宁领导十二月党人起义”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言，社会发生动荡或灾难时，人的一些阴暗本能会自动表现出来，一些庸才也会十分活跃。相比于共青团时期，混乱时期的俄国青年缺少了价值观方面的强力介入，于是除了与自由、民主和私有化有关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一些杂乱无章的思潮也趁机侵入，而历史虚无主义和拜金主义也在这个时期成了年轻人的时尚。

　　2007年，俄罗斯科学与高等学府委员会对圣彼得堡市的1134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在被问及什么是自己的理想形象或模仿对象这一问题时，诸如保尔·柯察金、朱可夫和伊万·苏萨宁等俄罗斯英雄人物鲜有人青睐，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投机商人、黑手党老大等等。在被问及心目中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50%的学生选择了“金钱”。

　　如果说共青团解体后的14年里青年们没有了思想上的引导者，那么也不尽然。电视等被俄罗斯寡头们控制的大众媒体便充当了这么一个角色。在另一次关于电视给俄大学生的思想带来了什么的调查中，62%的人选择了“拜金”，46.3%的人选择了“不择手段达到目的”，30.5%的人选择了“暴力和犯罪”，19%的人选择了“自私自利”。俄罗斯电视台每晚10时以后集体播放三级片，由此可见一斑。

　　政治转型和经济转轨带来的资本主义思潮的入侵让人无法抵挡，连后期的共青团都成了寡头和新一代俄罗斯权贵的大本营，就更不用说当时还不谙世事的普通青年。由此带来的是青年的“无知化”。

　　一位长期从事青年教育的老教授撰文痛陈青年素质的降低，他讲述了自己亲历的事情。在一次考试中，一个女大学生回答一个历史问题时说道：“列宁领导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起义失败了。”老教授写道，我一直看着她的眼睛，她没开玩笑。

　　同样，在一些类似中国“超女”和“青年歌手大赛”的电视活动中，一些青年们背不出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哪怕一个完整的句子。这些都让俄罗斯社会感到尴尬。

　　民族主义的低龄伸张

　　思想的空洞、价值观的扭曲和知识的匮乏，这些成了相当一部分俄罗斯青年的真实状态。于是乎，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用什么占领青年的思想高地？

　　这个关乎国家未来的大问题在普京任内得到了顺势而为的解决。之所以称作“顺势而为”，是因为一个从衰败中走出的昔日大国难免要伸张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种情绪在青年人身上往往体现得最为直接，再加上俄民族性格中的极端性，以及部分政客的煽动，俄罗斯青年的极端民族主义化甚至法西斯化，就愈发呈现出灾难性的特点。可是普京政府非但没有采取得力措施约束青年人的行为，反而对其网开一面，利用这种情绪去对抗共产党的旧意识形态和西方鼓捣的颜色革命浪潮，这就成全了民族主义的低龄伸张。

　　作为俄青年法西斯化的急先锋，俄光头党的种种罪行已经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俄高层对待这种风潮的态度。正如这次给希特勒过生日事件没有受到警察阻止一样，俄政府对光头党的打击十分不力。据悉，在今年年初发生了莫斯科大学校园内中国留学生被捅18刀还被摘掉肝脏的事件之后，莫大校方召开了各国留学生代表参加的会议并增加了巡逻警力，但收效并不明显，光头党夺命案此后又数度发生。笔者的朋友从莫大留学归国后称，连警方都已经麻木，因为政治层面尚没有推动解决该问题的强大动力。

　　在这种动力缺失的同时，光头党的害人手段正日趋残忍，砍头、泼硫酸等以前没有过的手段都被用上了。光头党已经在网站上发出号召，要求党员们在5月5日发动针对外国人的“屠杀”，其嚣张气焰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可是人们尚未在打击光头党的行动中看到类似俄警镇压远东反政府抗议人群时拿出的力度。

　　说到底，政客们需要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普京上台后倡导建立主流价值体系，爱国主义成为其核心。但一个不能明说的东西就是，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与这种爱国主义有着某种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对普京及其由军官和间谍组成的强力政权来说有着一种“鱼水关系”。所以，法西斯化在俄罗斯愈发猖獗。

　　新青年团体的崛起

　　2005年被称为俄罗斯青年组织的“元年”。在这一年，亲执政党的“纳什”和“青年近卫军”等组织相继成立。从目前的发展看，这些组织都能获得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除了俄财政部在联邦专项计划名义下向其拨款，许多大公司也十分热衷于向它们捐款。同时，“纳什”的一些青年领导人已经进入“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人行列中，这也显示了那些大公司的眼光。而且，这些组织的结构和严密性愈发健全。在一次“纳什”组织的“招新”活动中，“考官”问一位希望加入的女大学生：“你知道普京之路是什么吗？”“你知道普京都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哪些贡献吗？”从这些问题中，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该组织的宗旨。

　　建立这一系列组织的直接动机来源于防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式的颜色革命在俄罗斯重演。在克里姆林宫的思维中，大学生构成了上述两次革命的主力，并且在俄国内，也有“波拉”、“保卫”和“不与普京同行”等一批反政府青年组织不时上街扰乱视听，所以必须控制大学生，让这股力量为我所用。被称为“青年组织之父”、现已担任俄联邦青年问题部长的雅凯门科在“纳什”组织的成立大会上称：“在你们之前有一个‘失败的一代’，你们不能成为同样的一代人。”这个“失败的一代”指的就是从1991年共青团解散到2005年新青年组织成立这14年间成长起来的一批人，或者说其成长期没有经历普京时代的一批人。

　　近来，“纳什”、“青年近卫军”、“欧亚青年联盟”、“地方的”、“年轻的俄罗斯”等团体不断组织各种活动，对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政府表示支持。如在不久前的反政府风潮中，“纳什”和“青年近卫军”都组织了支持政府的游行。同时它们也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外向性”的表达，比如组织人去爱沙尼亚保护苏军烈士铜像，包围波罗的海三国驻俄使馆等。

　　2007年4月，爱沙尼亚政府决定将苏军烈士墓移走，引起当地俄罗斯族居民强烈不满，结果1200多人在抗议政府的行动中被捕，50多人受伤。在俄罗斯国内，事发之日被称为“铜像之夜”。之后，“纳什”不断参与保卫波罗的海三国苏军烈士铜像的行动，而且每年4月都会举行纪念活动。一些活跃分子已经被三国海关列入黑名单，以阻止他们入境。

　　日前，俄联邦青年问题部长雅凯门科在圣彼得堡的一次讲话中称：“现在，我们的组织还仅仅是全国性质的，今后我们要将其发展到国际领域……我们要向敌视我们的西方进军！”实际上，在雅凯门科这番讲话之前，“纳什”等组织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外向性”，而俄政府解决青年问题的那种“顺势而为”态度，也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俄罗斯，目前年龄在14岁至30岁的青年共38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7%，这个庞大的群体正引起政府前所未有的关注。从“纳什”和“青年近卫军”等团体的发展道路看，爱国主义是其发展的主要纲领，而对现政府的支持是其获得物质和精神支持的主渠道。作为今后解决青年问题的主要方法，俄政府正计划在中央和地方层次上设立青年人政府和青年人议会。这其中，普京的侄女维拉·普京娜极有可能领导圣彼得堡的青年人政府。

　　2009年是俄罗斯“青年年”，在普京总理年初发表“允许危机下的合法抗议活动”讲话之后，当局与反对派的“街头较量”已不可避免。而在克宫前反普京大游行及“5·9”胜利日、“6·12”国庆日等关键时刻，青年人是否依然整体支持普京，将是衡量现政府稳定性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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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援助[转帖]

巴基斯坦是这样援助中国的，为了节省运输机的空间，多载些救灾物质，随队的医疗队拆了座椅，以这样的姿势飞往中国救灾... ...
　　 “我父亲告诉我，当全世界都遗弃我们的时候，中国人把最好的东西自己不用，送给我们，我们才打败了侵略者，我愿意捐助一切，愿意去救人！”得知中国发生地震后，一位巴基斯坦网友写下了这样的留言。而类似的表态，这些天在巴基斯坦人中并不鲜见。
　　　　
　　　　“中国兄弟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提供什么东西。”地震发生两天后，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即亲临中国驻巴大使馆，向中国人民表示亲切慰问。穆沙拉夫说，两年前巴基斯坦遭遇南亚大地震袭击后，中国的援助令巴基斯坦人民“记忆犹新”。
　　　　这个将“中国是巴基斯坦的坚定盟友”写在小学课本上的国家，这一次几乎倾尽所有。
　　　　
　　　　5月16日早晨，两架C－130运输机从拉瓦尔品第的空军基地升空，满载价值约90万美元的救援物资飞赴中国。同一天，巴基斯坦红新月会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5万美元。
　　　　巴基斯坦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却在第一时间慷慨解囊，这在巴红新月会代理主席哈尼夫看来并不奇怪：“为中国兄弟，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帮忙！”5月27日，由28名巴基斯坦医生和辅助医疗人员组成的医疗队，抵达中国。
　　　　为解决灾民临时居住问题，从5月19日至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连续三次请求国际社会支援帐篷。获悉这一消息后，巴基斯坦政府迅速行动，连续向中国地震灾区捐赠帐篷。细心的中国人发现，巴捐助中国的帐篷数量精确到了十位数，达到22260顶，而在分批运送时，甚至精确到了个位数。原因是，巴基斯坦这次动用了国家战略储备的所有帐篷！
　　　　巴基斯坦人的兄弟情谊，令无数中国人感动不已。“我还能说什么，一个国家能做到把储备的所有帐篷捐给中国，这已经超越了友谊。”“怪不得大家经常说巴基斯坦是兄弟，说实在的，很多兄弟都做不到这一点。”
“他们是去救人的，有菜叶吃就行”

对于巴基斯坦的首批医疗队赴甘肃地震灾区进行救援，中国有关接待部门非常重视，也希望能为他们做好生活方面的安排。为此，国内专门向中国驻巴使馆询问巴基斯坦医疗队的饮食安排问题。
巴外交部东亚司司长马钉汗告诉中国驻巴使馆政务参赞姚敬，巴基斯坦医疗队自己会带一些简单的食品，尽量不给灾区增加麻烦和负担。
“不用操心医疗队的吃饭、接待问题，他们是去救人的，有菜叶吃就行。”马钉汗说。

“不要谈钱”

急灾区之所急。巴基斯坦在中国地震发生后共提供了两万多顶帐篷。中国驻巴使馆非常清楚，这些帐篷对于经济并不发达的巴基斯坦来说是笔很大的开销，所以希望以中方购买的方式送给灾区。但是经过几次询问，巴基斯坦国家减灾局主席法鲁克和其他巴方官员都拒绝透露帐篷的价格。
“这些帐篷是救灾用的，是我们心意的表达，”法鲁克说。

“巴方说：‘这些援助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中国兄弟以前帮助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要过钱吗？’听到这里我眼泪都出来了，”一位使馆工作人员动情地说。

姚敬介绍说，根据市面价格，一顶帐篷一般约在200美元左右。光是帐篷一项，巴基斯坦的捐赠价值就达到了400多万美元。

搬光战备帐篷
巴基斯坦是全球向中国灾区捐赠帐篷最多的国家之一。两万多顶帐篷不是个小数目。 巴go-vern-ment在提出捐赠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太多，而是把救灾放在了第一位，举全国之力为中国地震灾区抽调帐篷。这些承载着巴基斯坦人民深情厚谊的帐篷源源不断地从伊斯兰堡、卡拉奇、拉合尔等城市运往中国灾区。
在伊斯兰堡装运帐篷时，竟然把战略储备仓库里的帐篷全部搬光了。

喀喇昆仑公路上的爱心传递
巴基斯坦提供救灾帐篷后，运输又成为了问题。毕竟，巴方运输机每架次只能运送不过二三百顶帐篷。为此，使馆和巴方经过协商决定，大部分帐篷通过喀喇昆仑公路——中巴友谊公路运输。

喀喇昆仑公路平均海拔高，路况复杂。5月21日，16辆集装箱卡车从伊斯兰堡启运。由于在巴方境内距红其拉甫口岸50公里处的冰川融化，中巴友谊公路被冲毁，淹没路段达一公里，运送救灾物资的货车无法通行。
经过中国新疆路桥公司和巴方工程人员的连夜紧急抢修，道路最终恢复了通车。历时4天跋涉，这支车队终于抵达中国的红其拉甫口岸，在大雪中和等候在那里的中方人员举行了交接仪式。
截至记者发稿时，还有巴方运送帐篷的车队行进在泥石流多发的中巴友谊公路上，进行着千里爱心传递。

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

在巴基斯坦奉献爱心、体现友谊的援助中国地震灾区的行动中，来自当地的华侨华人、中资公司、留学生和巴民众等各方力量的支持不可或缺。

为了将大批帐篷尽快运往灾区，中国移动巴基斯坦分公司、华为巴基斯坦分公司、中国冶金建设集团公司、中电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自愿提出要求，共同出资，从中国上海 一家公司包了5架次飞机，协助运送帐篷。 当地的运输公司纳兹姆接到运送帐篷的请求后，没有考虑任何困难，立即答应以成本价负责运输。在帐篷启运的前一天夜里，纳兹姆彻夜不眠，现场指挥装车，连妻子住院都没有时间去探望。

在巴基斯坦援助中国地震灾区的行动中，最常听到巴基斯坦官员或民众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希望能为中国兄弟做些什么。（新华网 ）

1951年5月21日,中巴建交，但那个时候巴国还是亲美国家，所以双方关系并没有较大的突破，趋于冷淡，到1965年，印巴第二次战争期间，巴国被美国抛弃，军事上处于劣势，关键时刻，中国除了为巴基斯坦提供了飞机，坦克大炮外， 毛主席几乎决定派兵增援巴基斯坦，挽救了巴基斯坦，帮巴基斯坦保住了巴占克什米尔地区。而做为巴国方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遭到外部封锁的困难时期，是巴基斯坦为中国提供了通往世界的空中走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也是巴基斯坦为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架起了桥梁，还有在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合法权利上，巴国也做出了不少贡献。可以说中巴友谊是经历了历史的考验的。说句题外话，国内很多人对朝鲜感觉良好，说是鲜血铸就的友谊，可那是我们这么想的，在朝鲜国内，伟大的金太阳才是他们的救世主，志愿军在他们眼里只是一支在侧面打了打伏击的小部队，想想都伤心，可恨至极也。
参考资料：http://zhishi.baidu.com/zhishi/183369.html

相互帮助 巴基斯坦当年比中国有很多优势 比如可以容易得获得西方武器和技术 包括美国的战机和法国的潜艇 意大利的电子设备 各种导弹等等 民航业也同国际比较接轨 所以初期在民航等方面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但是西方大多不可靠 巴基斯坦吃过这个亏 为了拉拢印度 美国曾经扣留或者暂缓提供很多装备给巴基斯坦 而中国曾经战胜过印度并且在巴基斯坦岌岌可危的情况下 为巴基斯坦提供了歼六和歼七战机 那个时候印度已经将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中肢解了出去妄图彻底吞并巴基斯坦 中国的及时帮助 导致巴基斯坦避免了亡国 至今歼七仍然被巴基斯坦空军重视 将其命名为“空中哨兵” 寓意着他保护了巴基斯坦的天空

从那以后 中巴关系日益加深 包括哈里德坦克 枭龙战机 都是中国专门为巴基斯坦设计的 并且专门为其培训人员 建设生产厂 这些装备都实现了巴基斯坦自行生产 而且中国还允许巴基斯坦生产这些装备出口创汇 这导致巴基斯坦比印度在军工上有更大优势

巴基斯坦也投桃报李 据说宋级潜艇的很多技术 就是巴基斯坦曲线支援中国的法国潜艇的技术 包括法国装备的幻影和F16 台湾也装备着 所以可以肯定 现在中国很熟悉这些飞机的性能 台湾空军很被动 而且 巴基斯坦还开放自己的港口 允许中国建设石油管道这样来自中东的石油就不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 可以直接从巴基斯坦输入中国 这帮了中国很大忙

当然 最近 最明显的就是两国地震时候的相互帮助 据说这次巴基斯坦动用了全国战略储备支援中国 很让我们感动我们当年也是第一时间帮助巴基斯坦 不过最近总是风闻 现在有很多在中国的巴基斯坦人反映 中国人普遍对他们的态度比较傲慢 把他们和印度人一样当作来自边远穷国的民众 所以很轻视 这让我们很惭愧 其实我们本来应该对他们保持像他们对我们一样的尊重 无奈 中国人太多 愚弱势力的人也太多

两国的关系是有两国发展的需要决定的（因为国家的关系是有力量和利益决定的） 不光是由一个政府领导人的态度决定的
中国和巴基斯坦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一直不好而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也一直紧张（中印战争的原因）中国需要一个能制衡印度的国家作为朋友 而巴基斯坦也这么想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嘛！所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一直好尽管中国一直说和巴基斯坦这么好不是针对印度 但很显然就是这么回事再说中国和巴基斯坦距离很近这也是地缘政治的要求
但是中国和印度同时和平崛起 这就要求中国和印度要增进交流 合作
07年的中印联合军事行动 就可以看出两国有意打破历史坚冰 前不久印度总理 辛格访问中国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而中印的进一步友好发展将可能带来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的降温（仅是本人推测 不足为信） 可能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不再会像原先那么好

一、双边政治关系回顾
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我国的国家之一。1951年5月21日，中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进展顺利。
(一)中巴建交初期，由于巴是西方阵营的盟国，与我关系较为冷淡。两国间交往较少，仅保持一般关系。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巴总理穆·阿里举行了两次友好会谈，双方一致认为应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两国总理的会谈对增进两国之间的了解和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万隆会议后，两国高层往来逐渐增多。1956年10月，巴总理苏拉瓦底应邀正式访华。12月，周恩来总理访巴。一年内两国总理的成功互访，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
(二)1957至1969年是中巴关系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这期间两国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巴从对华敌视国家变为对华友好国家，揭开了中巴关系的新篇章。
从1957至1960年，巴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以及台湾、西藏等问题上追随西方，两国政治关系受挫。1961年，巴政府在改善中巴关系上迈出了一步，在联大会议表决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时投票赞成。1962年，两国通过友好谈判就中巴边界位置和走向达成原则协议。1963年3月，两国签订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巴。同年12月，巴总统阿尤布·汗访华。 1966年3月，刘少奇主席访巴。1965至1971年，巴在历届联大都作为提案国，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三)70年代的中巴关系稳定发展，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友好合作不断加深。
1970年11月，巴总统叶海亚·汗应邀访华。佐·阿·布托当政期间于1972年、1974年、1976年三次访华。1974年11月，中国民航北京----卡拉奇----巴黎航线开航。齐亚·哈克执政后于1977年12月访华。
(四)80年代，中巴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巩固和发展。
1980年5月，巴总统齐亚·哈克访华。1981年6月，中国总理访巴。1982年8月，两国签署开放中巴交界的红其拉甫山口的议定书。同年10 月，齐亚·哈克总统再次访华。1984年3月，李先念主席访巴。1985年11月，巴总理居内久访华。1987年6月，中国总理再次访巴。1988年5 月，居内久总理再度访华。1989年2月，贝·布托总理访华。11月，李鹏总理访巴。
(五)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巨变，但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中巴友好合作关系却未受到国际风云变幻的影响，继续向前发展。
1990年5月，万里委员长访巴。同年9月，巴总统伊沙克·汗访华，并作为主宾参加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1991年2月，巴总理谢里夫访华。同年10 月，杨尚昆主席访巴。1992年10月，谢里夫总理再度访华。1993年12月，李瑞环主席访巴。同月，贝·布托总理再次访华。1994年12月，巴总统莱加里访华。1995年9月，贝·布托总理作为中国政府的特邀嘉宾出席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同年11月，乔石委员长访巴。1996年 12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对巴进行国事访问。此访是中巴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两国领导人确定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江泽民主席还在巴发表了题为“世代睦邻友好，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首次全面阐述中国的南亚政策。1997年4月，巴总统莱加里访华。1998年2月，谢里夫总理访华。 1999年4月，李鹏委员长访巴。同年6月，谢里夫总理再次访华。2000年1月，巴基斯坦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5月，巴基斯坦外秘哈克来华参加两国外交部年度磋商。7月，唐家璇外长应邀对巴进行正式访问。 9月，江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会见了巴基斯坦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
(六)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双方高层接触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2001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两国举行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5月，朱镕基总理应邀访巴。12月，穆沙拉夫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001年 12月和2002年2月，江泽民主席先后两次与穆沙拉夫总统通电话，双方就“9·11”事件后的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2002年1月，穆沙拉夫总统在赴尼泊尔出席“南盟”峰会途中过境北京。3月，吴邦国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巴，并出席中巴合作建设的瓜达尔港口项目开工仪式。5月，唐家璇外长访巴。6月初，江泽民主席在阿拉木图“亚信”峰会期间会晤了穆沙拉夫总统。6月底，巴外交国务部长哈克访华。8月初，穆沙拉夫总统在访问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后过境北京。2003年3月，巴总理贾迈利正式访华。11月，穆沙拉夫总统在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第二届年会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签署了“关于中巴双边合作发展方向的联合宣言”。12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对巴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二、双边经贸关系和经济合作
中巴两国从50年代初起就建立了贸易关系,开展了贸易业务。1963年1月，两国签订第一个贸易协定。1982年10月，成立了中巴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的经贸合作有了长足进展。特别自90年代以来中巴进出口额增长较快，2003年两国贸易额突破2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三、文化、科技与教育等方面的双边交往与合作
1、中巴文化交流
中国和巴基斯坦一直友好相处，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往来。建交后，两国即互派文化团组访问和举办展览。1965年3月，中巴两国政府代表在拉瓦尔品第签订了文化协定，并于该年第一次签署了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2003年穆沙拉夫总统访华时，中巴签署了2004-2006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迄今共签署了10 个执行计划。
2、中巴科技合作
我国与巴基斯坦的科技交往始于60年代。多年来，中巴科技合作顺利并富有成效。随着两国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中巴科技合作也不断走向深入。从较为分散的单项交流发展到科技联委会等规模性的政府间科技合作。自1976年中巴科技合作协定签订以来，两国政府已举行了15次会议，双方共签订了417个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

我们能为巴基斯坦人民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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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女口述：慈禧西逃前处死珍妃真相[转帖]

　　“逃跑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即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的早晨，也就是俗话说——闹义和团的那一年。”老宫女一边回忆，一边慢慢地说，“虽然这事已经过了40多年，大致我还能记得。

　　“我记得，头一天，那是七月二十日的下午，睡醒午觉的时候。——我相信记得很清楚。老太后在屋子里睡午觉，宫里静悄悄的，像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出逃的迹象。这天正巧是我当差。

　　“我还要絮叨几句。这一年是我第二次回到宫里来，太后对我格外开恩，所以我特别小心，不争宠，不拔尖，死心塌地伺候老太后。宫里变样了，春苓子、小翠已经离开宫了，老伙伴只剩下小娟子。小娟子不知替我说了多少好话，老太后才点头让我回宫来，当然不是她一个人的力量，所以我对小娟子也特别感激。说句实在话，我心甘情愿听小娟子的调遣，因为她聪明、直爽，没有歪心眼。那时她是宫里的大拿(掌事儿的)，我是她的副手。

　　“在宫里头我们只知道脚尖前的一点小事，其他大事丝毫也不知道。老太后有好多天不到园子里去了，和往常不大一样。到二十日前两三天，听小太监告诉我们，得力的太监在顺贞门里，御花园两边，都扛着枪戒备起来了。问为什么，说也不说。我们也风闻外头闹二毛子(教民)，但谁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小娟子暗地里嘱咐我，这几天要格外留神，看老太后整天板着脸，一丝笑容也没有，嘴角向左边歪得更厉害了，这是心里头憋着气的象征，不定几时爆炸。当侍女的，都提心吊胆，小心侍侯，免得碰到点子上自找倒霉。

　　“那一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陪侍在寝宫里，背靠寝宫的西墙坐在金砖的地上，面对着门口。这是侍寝的规矩。老太后头朝西睡，我离老太后的龙也就只有二尺远。在老太后寝宫里当差是不许没有人样子的，要恭恭敬敬地盘着腿，眯着眼，伸着耳朵，凝神屏气地倾听着帐子里的声音。……

　　“突然，老太后坐起来了，撩开帐子。平常撩帐子的事是侍女干的，今天很意外，吓了我一跳。我赶紧拍暗号，招呼其他的人。老太后匆匆洗完脸，烟也没吸，一杯奉上的水镇菠萝也没吃，一声没吩咐，迳自走出了乐寿堂(这是宫里的乐寿堂，在外东路，是老太后当时居住的地方，不是颐和园的乐寿堂)，就往北走。我匆忙地跟着。我心里有点发毛，急忙暗地里去通知小娟子。小娟子也跑来了，我们跟随太后走到西廊子中间，老太后说：“你们不用伺候。”这是老太后午睡醒来的第一句话。我们眼看着老太后自个往北走，快下台阶的时候，见有个太监请跪安，和老太后说话。这个太监也没陪着老太后走，他背向着我们，瞧着老太后单身进了颐和轩。

　　“农历七月的天气，午后闷热闷热的，大约有半个多时辰，老太后由颐和轩出来了，铁青着脸皮，一句话也不说。我们是在廊子上迎老太后回来的。

　　“其实，就在这一天，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老太后赐死了珍妃，她让人把珍妃推到颐和轩后边井里去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晚上便有人偷偷地传说。后来虽然知道了，我们更不敢多说一句话。

　　“我所知道的事就是这些。

　　“时间悄悄地流逝，人世不断地喧腾，经过改朝换代，到了民国初年，我们说话都没有什么忌讳的时候，有一年正月，崔玉贵到我家来串门，闲谈起这件事，他还有些愤愤不平，说老太后对他亏心，耍鬼花样。现在我把当时崔玉贵和我说话的情况，大致给描绘一下。也不见得全是原话了，让我慢慢地想，慢慢地说。

　　“崔玉贵，我们叫他崔回事的，不称崔总管，免得和李莲英李总管之名重复。他在辛丑回銮以后，被撵出宫，一直住在鼓楼后边一个庙里。庙里住着好多出宫的太监。他觉得在这里住着方便，不受拘束。这也就是崔玉贵为人还不错的明证——他当过二总管，如果当初他亏待了太监，决不敢在这里住，舌头底下压死人，大家伙骂也把他骂跑了，可他能在太监堆里住下去，足见他的人缘是很好的。他一直没有家眷，过着单身生活，所以也没有牵挂。经常的活动是起早贪黑地练武，摔打(锻炼)自己的身子。

　　“我那时住在北池子孟公府，梳头刘的后人住在奶子府中间，桂公爷(桂祥，老太后的娘家兄弟)住在大方家胡同西口里头。崔玉贵是桂公爷的干儿子，也就是隆裕皇后的干兄弟，所以他在宫里很红，因为有桂公爷做靠山。按太监的行话说，叫钻桂公爷的裤裆。他到桂公爷家来来往往，要经过我们两家门口。民国以来，崔玉贵是个恋旧的人，过年过节都到桂公爷家里照个面，虽然桂公爷不在世了，但他不愿意落下个‘人在人情在，**两丢开’的话柄。为了表示不忘旧，他常常是先直接到桂公爷家去，由大方家胡同出来时就遛达遛达。他是练武的人，不爱坐车。他顺路先到奶子府刘家，歇歇腿儿，就来到我家，这是他必经之路。也常在我家吃便饭，他和老刘(刘太监，老宫女的‘丈夫’)从前都一起伺候过光绪爷(戊戌前，老太后派崔去监视过光绪)，又都是冀南的小同乡(崔是河间人，刘是宁晋人)，人不亲土亲，再说，同是一个笼子里出来的，坐在一起也有话说。他饭量大，嘴馋，又是北方人，爱吃山东菜，40多岁的人了，一大盘红烧海参小膀蹄，吃得盘光碗净，，然后抹抹嘴唇，笑着说‘我又可以三天不吃饭了。’接茬跟老刘拉起乡谈来，说‘咱们冀南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吃一席，饱一集，一集是五天，我说三天还说少了呢！’老刘说，‘您当过寿膳房总管，什么好的没吃过。’他说，‘那时吃着揪心，这时吃着舒心。’

　　“他是个爽快人，办事讲究干净利索，也有些抢阳斗胜的味儿，好逞能露脸。当时在宫里年纪又轻，所以宫里的小太监背后管他叫小罗成。但他是个阳面上的人，绝不使阴损坏。因此太监都怕他，但不提防他。他也比较有骨气。他和李莲英面和心不和，自从被撵出宫以后，他从没求过李莲英。就是他的徒弟，有名的小德张，可以说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在隆裕时代红得发紫，他也从不张口。用他自己的话说，‘时运不济，抱着胳臂一忍，谁也不求’，很有冀南人的倔劲。他常到后门桥估衣店里去喝茶。这家估衣店是专收买宫里东西的，掌柜的把他当圣人看待，但他从来也不花他们的钱。从后门桥往东南，不太远，就是大佛寺，荣寿公主的府就在那儿，内里熟人很多，但他从不登她的门儿。

　　“他好打扮成武教师爷模样。正月到我家来，头上戴一顶海龙拔针的软胎帽子，毛茸茸的活像蒙古猎人。一瞧就知道是大内的东西。海龙是比水獭还要大的海兽，皮毛比水獭不知要高贵多少倍。这种海兽不到大雪以后皮毛上不长银针，必须到了节气，银针才长出来。厚厚的油黑发亮的绒毛，长出一层三寸来长像雪一样的银针，只有海参崴进贡，别处是没有的，宫里叫‘(崴)子货’。他穿着黑缎团龙暗花的马褂，前胸后背各是一副团龙，不到民国是不许穿的，两寸高的紫貂领子，俗话说‘金顶朝珠挂紫貂’，过去不是入过翰林院的人，是不许穿紫貂的。领子向外微微地翻着，一大片毛露在外头，这叫出锋的领子。衬着一件深湖色的木机春绸的皮袍，应时当令的银狐嗉筒子，前后摆襟清清楚楚地露着圆圆的狐肷。银狐嗉是银狐脖子底下的毛，狐狸身上以这儿的毛最长，但又最轻。狐狸前腋下有两个旋涡，也是毛最厚最好看的地方，割下来做成像钱一样的圆圈，这叫做狐肷。穿狐嗉并不算多高贵，穿狐嗉而带狐肷，那穿狐皮衣服就算到家了。他下身是玄色春绸棉裤，裤脚往后一抿，用两根蓝飘带一系，脚底下一双两道梁的满帮云头的粉底大缎子棉鞋。往上身一看，很神气，往下身一看，很匪气，这大概也足可以代表崔玉贵的为人了吧。他常常自嘲地说：‘我是猴坐金銮殿，把我摆多高贵的地位，也不会是人样子。’穿着王爷的打扮，摇摇摆摆在大街上步行，这在北京城崔玉贵可能是独一份了。

　　“崔玉贵也确实是好样的：将近50岁的人了，腰不塌，背不驼，脸膛红扑扑的，两个太阳穴鼓着，跟其他的太监就是不一样。他常在嘴边上的话：‘我活着就活个痛快！’别的太监到40岁开外早成了弯勾大虾米啦。他对自己管得很严，不吸烟不喝酒，左手经常握着一个浅红玛瑙的鼻烟壶，右手拇指上套着个翡翠搬指(也写作班指，原八旗勇士拉硬弓时特意用皮套把拇指保护起来，以后成为武士特殊装饰)。他说：‘用这搬指管着我，免得我右手管闲事。’练武的人能管住自己的手，是很不容易的。

　　“我在这里再添几句闲话。当太监的妻子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太监心毒，没度量，嫉心最强，又心眼多，而且尽歪心眼。老刘平常绝不让我跟男人说话，更不许我上街，也不许我走亲戚串街坊。我就像在盒子里生活一样，只有崔玉贵来了，我们能坐在一起谈谈话。一来是他知道我们底细，二来老刘佩服他。我们俩都尊敬地管他叫崔大叔，他也大马金刀地管我叫侄媳妇。就这样，我们谈起了老太后出走前后的事。

　　“他愤愤地把鼻烟壶往桌子上一拍，说：‘老太后亏心。那时候累得我脚不沾地。外头闹二毛子，第一件事是把护卫内宫的事交给我了。我黑夜白天得不到觉睡，万一有了疏忽，我是掉脑袋的罪。第二件事，我是内廷回事的头儿，外头又乱糟糟，一天叫起(召见大臣)不知有多少遍。外头军机处的事，我要奏上去，里头的话我要传出去，我又是老太后的耳朵，又是老太后的嘴，里里外外地跑，一件事砸了锅，脑袋就得搬家，越忙越得沉住气，一个人能多大的精气神？七月二十日那天中午，我想乘着老太后传膳的机会，传完膳老太后有片刻嗽口吸烟的时间，就在这时候请膳牌子最合适(膳牌子是在太后或皇上吃饭时，军机处的牌子上写好请求进见的人名，由内廷总管用盘子盛好呈上，听凭太后、皇上安排见谁不见谁)。牌子是薄薄的竹片，约五寸多长，三分之一用绿漆漆了顶部，三分之二用粉涂白了，写上请求进见的官职。也俗称绿头牌子。这是我细心的地方，当着老太后的面把膳牌请走，心明眼亮，免得有麻烦。这是我份内的差事，我特别小心。就在这时候，老太后吩咐我，说要在未正时刻召见珍妃，让她在颐和轩候驾，派我去传旨。’说到这，崔玉贵激动起来了，高喉咙大嗓门地嚷着。

　　“‘我就犯嘀咕了，召见妃子例来是两个人的差事，单独一个人不能领妃子出宫，这是宫廷的规矩。我想应该找一个人陪着，免得出错。乐寿堂这片地方，派差事的事归陈全福管，我虽然奉了懿旨，但水大也不能漫过船去，我应该找陈全福商量一下。陈全福毕竟是个老当差的，有经验，他对我说：这差事既然吩咐您一个人办，您就不要敲锣打鼓，但又不能没规矩，现在在颐和轩管事的是王德环，您可以约他一块去，名正言顺，因为老太后点了颐和轩的名了，将来也有话说。我想他说的在理。

　　“‘景祺阁北头有一个单独的小院，名东北三所，正门一直关着。上边有内务府的十字封条，人进出走西边的腰子门。我们去的时候，门也关着，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我们敲开了门，告诉守门的一个老太监，请珍小主接旨。

　　“‘这里就是所谓的冷宫。我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也是这辈子最末一回。后来我跟多年的老太监打听，东北三所和南三所，这都是明朝奶母养老的地方。奶母有了功，老了，不忍打发出去，就在这些地方住，并不荒凉。珍妃住北房三间最西头的屋子，屋门由外倒锁着，窗户有一扇是活的，吃饭、洗脸都是由下人从窗户递进去，同下人不许交谈。没人交谈，这是最苦闷的事。吃的是普通下人的饭。一天有两次倒马桶。由两个老太监轮流监视，这两个老太监无疑都是老太后的人。最苦的是遇到节日、忌日、初一、十五，老太监还要奉旨申斥，这是由老太监代表老太后，列数珍妃的罪过，指着鼻子、脸申斥，让珍妃跪在地下敬听，指定申斥是在吃午饭的时间举行。申斥完了以后，珍妃必须向上叩首谢恩。这是最严厉的家法了。别人都在愉快地过节日，而她却在受折磨。试想，在吃饭以前，跪着听完申斥，还要磕头谢恩，这能吃得下饭吗？珍妃在接旨以前，是不愿意蓬头垢面见我们的，必须给她留下一段梳理工夫。由东北三所出来，经一段路才能到颐和轩。我在前边引路，王德环在后边伺候。我们伺候主子向例不许走甬路中间，一前一后在甬路旁边走。小主一个人走在甬路中间，一张清水脸儿，头上两把头摘去了两边的络子，淡青色的绸子长旗袍，脚底下是普通的墨绿色的缎鞋(不许穿莲花底)，这是一幅戴罪的妃嫔的装束。她始终一言不发，大概她也很清楚，等待她的不会是什么幸运的事

　　“‘到了颐和轩，老太后已经端坐在那里了。我进前请跪安复旨，说珍小主奉旨到。我用眼一瞧，颐和轩里一个侍女也没有，空落落的只有老太后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很奇怪。

　　“‘珍小主进前叩头，道吉祥，完了，就一直跪在地下，低头听训。这时屋子静得掉地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楚。

　　“‘老太后直截了当地说：“洋人要打进城里来了。外头乱糟糟，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了污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列祖列宗，你应当明白。”话说得很坚决。老太后下巴扬着，眼连瞧也不瞧珍妃，静等回话。

　　“‘珍妃愣了一下’说：“我明白，不曾给祖宗丢人。”

　　“‘太后说：“你年轻，容易惹事！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

　　“‘珍妃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就这几句话戳了老太后的心窝子了，老太后马上把脸一翻，大声呵斥说：“你死在临头，还敢胡说。”

　　“‘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

　　“‘老太后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

　　“‘珍妃说：“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太后说：“皇上也救不了你。把她扔到井里头去。来人哪！”

　　“‘就这样，我和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珍妃自始至终嚷着要见皇上！最后大声喊：“皇上，来世再报恩啦！”

　　“‘我敢说，这是老太后深思熟虑要除掉珍妃，并不是在逃跑前，心慌意乱，匆匆忙忙，一生气，下令把她推下井的。

　　“‘我不会忘掉那一段事，那是我一生经历的最惨的一段往事。回想过去，很佩服25岁的珍妃，说出话来比刀子都锋利，死在临头，一点也不打颤——“我罪不该死！”“皇上没让我死！”“你们爱逃跑不逃跑，但皇帝不应该跑！”——这三句话说得多在理，噎得老太后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只能耍蛮。在冷宫里待了三年之久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了不起。

　　“‘你们知道，我是提前由西安回来的。把老太后迎回宫里来，不到三天，老太后就把我撵出宫来了。老太后说，她当时并没有把珍妃推到井里的心，只在气头上说，不听话就把她扔到井里去，是崔玉贵逞能硬把珍妃扔下去的，所以看见崔就生气、伤心。因此她把我硬撵出宫来。后来桂公爷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呢！听了这话，我还能说什么呢？自从西安回来后，老太后对洋人就变了脾气了，不是当初见了洋人，让洋人硬磕头的时候了，而是学会了见了洋人的公使夫人笑着脸，拉拉手了。把珍妃推到井里的事，洋人是都知道的，为了转转面子，就将罪扣在我的头上了。这就是老太后亏心的地方。说她亏心并没有说她对我狠心，到底还留我一条小命，如果要拿我抵偿，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想起来，我也后怕。自从离开宫以后，再也不敢沾宫的边，我怕把小命搭上。听桂公爷说，撵我出宫，是荣寿公主给出的主意，这个主更不好惹。’崔玉贵的话就说到这儿。

　　慈禧接见外国公使夫人“在逃亡的路上，我看到了光绪，眼睛像死羊一样，呆呆的。”

　　听完了老宫女叙说珍妃遇害的事，不禁使我低头长叹。珍妃所以在冷宫里忍辱等了三年，无非是盼望光绪好起来，自己也跟着好起来，“但愿天家千万岁，此身何必恨长门”，只求光绪能好，在冷宫里忍几年也算不了什么！当双方困难时期，彼此隔离，“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她和光绪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在老太后那样的凶狠压迫下，光绪又怎能好起来呢？只能喟叹“朕还不如汉献帝”罢了(光绪在瀛台被困时，看《三国演义》自己嗟叹的话)。做了30年的皇帝，连自己唯一知心的女人都庇护不了，“噤若寒蝉”，死了爱妃问都不敢问一声，也真让人可怜了。过去唐朝李商隐曾讥讽唐明皇说：“可怜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玄宗当了40多年的皇上，到后来被迫在马嵬坡让杨玉环自缢身亡，还不如莫愁嫁到卢家能够白头偕老。这虽与光绪的性质完全不同，但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吧！遥想当年，“小乔初嫁了”，到光绪身边，备受恩宠，也曾经发过这样的痴问：“皇上这样地对待我，不怕别人猜忌我吗？”光绪很自负地说：“我是皇上，谁又敢把你怎么样呢？”(见德龄《光绪秘记》)单纯的光绪把一切估计得太简单了，这正像搞戊戌变法一样，对政局的估计太简单，可怜只落得在逃亡路上用纸画个大乌龟，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粘在墙上，以筷子当箭，射上几箭，然后取下剪碎以泄忿罢了。堂堂天子，万般无奈。(见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我们对清代宫廷的事，不可能十分了了，珍妃井但大致可以推想得出来：当时宫里后妃论聪明才智，有政治头脑的，可以说非珍妃莫属了，将来宠擅六宫，是绝对无疑的。但与老太后政见不合，留下此人，终成祸患，一有机会非置之死地不可。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预先砍去光绪的左右手，免得慈悲生祸患，到将来树叶落在树底下，后悔也就来不及了。老太后对这件事是预谋已久的。我赞成崔玉贵的话，“绝不是临跑前仓促之间的举动”。如果说因为珍妃年轻貌美，怕招惹是非，丢了皇家的体面，那么庆亲王的女儿四格格，比珍妃还年轻，也是出名的漂亮，也可以说是金枝玉叶吧，为什么带着她跑到西安呢？前后一对比，老太后的心事是昭然若揭的。过去看小说，看到宋太祖这样的一段事：大将曹彬奉命兵伐江南，江南小朝廷李煜赶紧派使臣来问原因，并说：“我们没有礼貌不周的地方呀，为什么兴兵讨伐我们呢？”赵匡胤很直率地说：“大丈夫榻旁岂容他人鼾睡。”(《宋史》、《新五代史》记李煜遣使奉表求朝廷缓师，宋廷“不报”“不答”)这大概就是珍妃致死的原因吧！——历史是容许人联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