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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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与波斯长达400年的战争[转帖]

231年，阿尔达希尔一世致书罗马皇帝塞维鲁，要求罗马势力退出亚洲，长达400年的罗马波斯战争正式开始。

232年，萨珊波斯同罗马交锋，打败罗马军队，并通过和约获得亚美尼亚。

公元260年，萨波尔一世同罗马帝国军队交战，大败罗马军，并俘虏罗马帝国皇帝瓦勒良。至今在帕赛波利斯附近仍留存着纪念这次胜利的摩崖石刻，它以巨幅浮雕表现瓦勒良跪着为萨波尔一世骑马上鞍垫脚的情景。这次战争后，萨珊一度占有小亚东北部的卡帕多细亚。但萨珊与罗马之争一如安息王国时期呈拉锯之势。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等都曾率军远征波斯，但未取得显著战果。

公元286年，罗马煽动亚美尼亚起事，萨珊被迫撤退，以后又丧失底格里斯河以西之地。375年以后，罗马帝国忙于应付哥特人等日耳曼蛮族的入侵而无暇东顾，波斯也因抵御匈奴人的侵扰无力继续向罗马挑战。

公元395年，庞大的罗马帝国饱受各路蛮族侵扰，为便于管辖而将帝国一分为二，东部帝国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首府，因此东罗马帝国又称为拜占庭帝国.

公元476年，西罗马在经历了包括匈奴和诸多日耳曼部落的反复侵袭之后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拜占庭遂成为唯一的罗马人帝国--实际上他们一直以纯正罗马血统自居。拜占庭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继续占有巴尔干半岛、小细亚、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上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利比亚等地区，是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大帝国。

公元487年，萨珊波斯的科巴德一世上台执政。他指挥由波斯人、匈奴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联军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走了上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

公元502年，联军又围攻阿米达城，经80天鏖战，攻陷该城，后又连续击败拜占庭军队的反击。505年，双方媾和，拜占庭以1000磅黄金为代价复得阿米达城，双方维持原有边界，处于和平状态20年。

公元527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一世去世，其外甥查士丁尼继位，即有名的查士丁尼一世。为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版图，他对内厉行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对外积极向东、西两个方向举兵扩张。他向东方的征讨重开了罗马波斯战争。在以后的100多年内，拜占庭与萨珊波斯之间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争霸战争。

第一次战争：公元528-531年。527年，刚刚继位的查士丁尼一世就任命22岁的贝利撒留为东征大元帅。528年，波斯先发制人，命大将扎基西斯率3万大军向拜占庭军发动猛烈进攻，在529年的尼亚比斯首次战役中击败贝利撒留，并直扑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战略重镇德拉城。530年的德拉城战役，波斯大军全军溃败，后来从叙利亚沙漠方向发动的多次进攻也在贝利撒留的巧妙反击下失败。531年，双方在卡尔基斯会战，波斯打退了贝利撒留的进攻。532年双方媾和，拜占庭撤回德拉城驻军，向波斯支付1000磅黄金。

第二次战争：公元540-545年。540年，库斯鲁一世率大军从首都泰西封出发，对拜占庭的幼发拉底防线发动突然袭击，先后攻下希拉波利斯、卡尔基斯，直捣叙利亚首都安条克。经过激烈战斗，波斯攻下该城，并大肆烧杀抢掠。543年，乘拜占庭内讧之机，库斯鲁一世进占亚美尼亚，全歼了前来进攻的3万拜占庭大军。544年，库斯鲁再次亲征上美索不达米亚，围攻首府尼德撒城数月之久，但未果而撤。545年，双方缔结5年停战协定，拜占庭收复波斯占领的全部领土，支付赎金2000磅黄金。

第三次战争：公元549-562年。547年，库斯鲁一世率8万大军进占科尔奇斯王国，并攻陷拜军的庇特拉要塞。549年，查士丁尼一世应科尔奇斯人的邀请，派大军进攻庇特拉要塞。经过3年断断续续的攻战，拜占庭军队夺回庇特拉要塞，波斯军伤亡惨重。此战之后，双方在高加索山麓又进行了6年的拉锯战。拜占庭先赢后输，波斯军队连续获胜。

555年，法息斯河口一战，拜占庭军队背水一战，向轻敌冒进的波斯军队发起反攻，消灭敌1万余人，大获全胜。562年双方再次媾和，波斯放弃对科尔奇斯的领土要求，拜占庭每年向波斯支付黄金1．8万磅，有效期50年。

第四次战争：公元571-591年。571年，查士丁尼二世停止向波斯支付年金，库斯鲁一世以敌人毁约为名率军进攻德拉城，经5个月的厮杀破城而入。索得黄金4万磅后，波斯撤军。589年，波斯发生内乱，拜占庭皇帝莫里斯派7万大军援助库斯鲁二世夺取王位。591年，拜军在幼发拉底河畔击败波斯军，杀掉篡位者，攻陷泰西封，扶库斯鲁二世登上波斯王位。波斯则将亚美尼亚的大部分和伊比利亚的一半割让给拜占庭，并订立“永久和平协定”。

第五次战争：公元603-631年。库斯鲁二世乘拜占庭内乱之机于606年率大军西征，战火又起。波斯军经过9个月战斗攻陷德拉城。608年，波斯分两路大军西进，一路攻占帕多西亚、比西尼亚、卡拉奇亚，另一路攻占卡尔西顿城，并联合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威胁君士坦丁堡。这时，拜占庭内战方酣。波斯大军长驱直入，609年攻下叙利亚，611年再下安条克，613年攻下耶路撒冷城，并把该城洗劫一空。616年，巴夏·巴尔兹又率波斯大军侵入埃及，攻陷亚历山大里亚，到619年征服整个埃及。同时，另一支大军出征小亚细亚，直抵博斯普鲁斯海峡，再次威胁君士坦丁堡。至此，波斯版图达到极点，萨珊的势力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顶峰。617年，波斯军又一次攻占卡尔西顿城，并联合蛮族共同进攻君士坦丁堡。

公元620年，巴尔兹从埃及赶到卡尔西顿，参加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在海上攻势受挫后，双方达成休战协定。利用休战之机，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做好了各种准备。622年，他亲率大军避开正面敌人，乘军舰出其不意地在小亚细亚的伊索斯港登陆波斯军慌忙派军火速赶往伊索斯。双方在卡帕多西亚遭遇。拜军大败波军，乘胜收复失地，占领科尔奇斯、亚美尼亚、美地亚。至625年，希拉克略平定小亚细亚西部。

公元626年至627年双方继续征战不停。628年，波斯发生政变。631年，科巴德二世与拜占庭议和：波斯归还历代侵占的拜占庭领土、释放战俘、归还抢自耶路撒冷的“圣十字架”，归还抢自拜占庭的一切财物，偿还数年军费。波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罗马波斯战争历经400年，双方交战数百次。战争结果虽然波斯失败，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拉锯战，战争的结果只不过恢复了交战双方的战前状态罢了。罗马波斯战争严重消耗了交战双方的力量。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力量由此大大削弱，后来竟无力抵御蛮族和阿拉伯人的入侵，为它的最终衰亡埋下了隐患。波斯经此长期战争更是元气大伤，大厦根基动摇，20年后的651年，萨珊波斯被阿拉伯帝国灭亡。可以说，历时4个世纪的罗马波斯战争加速了罗马帝国特别是拜占庭帝国衰亡的步伐，也为萨珊波斯敲响了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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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结怨丁玲[转帖]

　　新中国成立后，按黎辛的说法，文艺界的党员领导干部，如果说周扬（1908~1989）是一把手，丁玲（1904~1986）可以说是二把手了，丁玲的行政级别是七级，与周扬一样，是副部长级干部。

　　丁玲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员，也是从延安来的作家，曾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在文艺界资历老、地位高、影响大，且曾担任过《文艺
报》、《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在周扬看来，丁玲有“一派”。

　　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正在全国展开，但作协党组却把重点放在批丁玲、陈企霞上。肃反和思想批判本是不同性质的。在所谓帮助丁玲的会上，周扬提出要丁玲先在作协党组几个人即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和阮章竞面前谈自己的历史。丁玲把自己在南京那一段日子的情况和自己的错误和盘托出（丁玲1933年遭国民党逮捕，经过一些折磨，3年后投奔陕北根据地）。不料，周、刘、阮三个人听了以后，互相看了看，肯定地说“当然是自首”。

　　25年后的1980年，从“流放地”回京的丁玲还痛苦地记得，当时会上，暴风雨式地给她加了许多罪名。

　　在1955年9月6日最后一次会议上，时在中宣部文艺处供职的郭小川作了言辞激烈的发言，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中，认为具有战斗力。随后，郭小川出任作协秘书长。

　　无奈中，丁玲终于分别在两次会上作了检讨发言。

　　为“帮助丁玲同志认识错误”，在会议期间，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同她进行了多次谈话，“帮助她准备检讨发言稿”。迫于强大的压力，也由于怕开除党籍，她在最后一次发言中“开始向党认错”。但即便如此，她的检讨还是被指责为“很不深刻、很不彻底”。

　　会议在组织者的掌握下，根据预先设定的轨道，终于走到了最后阶段。1955年9月6日，召开了党组扩大会。周扬在他作的总结报告中说，丁玲和陈企霞已形成“反党小集团”。最终形成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于1955年9月30日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共中央。就这样，丁玲和陈企霞在不知情、也没有任何正式通知的情况下，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

　　随后，这份中央批发的文件向全国宣传、文艺部门传达。据参与处理丁、陈一案的李之琏说，这个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批语”，“是周扬主持起草的”。

　　在丁玲一再申诉下，1956年夏天，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周扬、刘白羽、李之琏等为组员的审查丁玲历史（被捕问题）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任务。

　　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曾有过批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后来在审查过程中，专门小组同丁玲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对丁玲等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工作，到1956年冬季才结束。这件事在中国作家协会内部引起了震动。调查核实结果是，作协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的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不存在的。例如，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

　　事情发展至此，似乎是柳暗花明。不料，1957年整风形势急转直下，陆定一、周扬等人对丁玲问题的态度顷刻发生了重大转变。最终，丁玲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丁、陈一案，其打击面之大，恐怕仅次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有人认为周扬与丁玲成见很深，他不满意丁玲，是因为丁在毛泽东面前说周的坏话，而毛是相信周的。对此丁玲的丈夫陈明澄清说:

　　“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丁玲无意当领导，只想搞创作，不会跟周扬争权。延安时期毛对丁说过:‘周扬有个好处，就是懂得一点逻辑。他的长处是听党的话，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当然丁玲对周扬也不是一点也没有看法，比如，延安边区参议会第一次选举，周扬跟徐特立老人在同一个单位竞选，周当时说:‘看谁笑到最后。’我们觉得这样说话很不厚道，因为徐特立毕竟是党内的老人，毛泽东的老师。”

　　“打倒‘四人帮’后，周扬进行了反思，对有些被他整的人表示了忏悔，但在丁玲问题上至死都没认过错，反而说什么丁玲在延安时期就属于‘暴露黑暗派’，又说什么丁玲历史上在南京自首叛变的疑点可以排除，但还有政治上的变节的污点。在1979年文代会上，周扬把作协挨整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该整但整过头了，另一类是不该挨整而被整。丁玲问:‘那我属于哪一类人呢？’周扬没有回答。”

　　（《周扬传》罗银胜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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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是如何成立的？[转帖]

　　毛泽东强调要受党领导

　　1950年4月，北京市军管会收回了东长安街四号英国驻外使馆的一座兵营，准备拨给公安部办公使用。所谓英国兵营，是英法等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向清朝政府强迫征用的。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的前身是中共中央军委公安部，而中央军委公安部又是在华北局社会部的基础上建立的。我当时在华北局社会部工作，亲身经历了中央公安部成立的历史。

　　一、中央公安部成立经过

　　1949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十八、十九兵 团调入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5月14日，部队正在准备出动，毛泽东致电罗瑞卿：“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向已经到职的继任政委李志民交代了工作，和杨德志等话别后，便与赴青岛休养的徐向前同乘火车到达北平。

　　几天后，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长（在政府建立之前归军委建制）。罗提出，希望随四野南下，并认为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合适。周恩来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

　　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已经决定，“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晚，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毛泽东一见面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罗瑞卿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1949年7月6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公安部，统辖各地公安机关的工作，并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军委公安部是为筹建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做准备而建立的。7月8日、7月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汇报会议，商讨情报、公安两部门的机构设置与领导人选等问题。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罗瑞卿在原中共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的协助下，立即着手筹建公安部。首先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中央又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

　　在此之前，领导各解放区公安机关工作的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面临全国解放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于1949年8月9日给各解放区中央局及分局的电报指出：“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与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中央政府成立时，为政府的情报、公安两部）。”同时，罗瑞卿代军委起草了给各野战军前委的电报：“军委公安部已开始工作，其组织形式拟定设置政治保卫、经济保卫、边防、武装、治安行政、人事等六局及一办公厅，惟干部无人。决定由一、二、三、四野战军，各抽调军级政治干部一人来担任局长。其条件（一）现任军政委或军副政委、军政治部主任者；（二）思想正确，作风正派，历史完全清白者；（三）有中级最好高级的文化程度，思想工作能力亦较强者；（四）最好本人自愿改行者。我们建议：一野调军副政委蔡顺礼，二野调军政委雷荣天；三野、四野请你们按上述条件各提出二至三人，由我们各决定一人。你们意见如何，盼速复。”

　　经各野战军协商，除雷荣天、蔡顺礼外，又调来徐子荣、卓雄、邓少东等军级干部进入公安部。

　　军委公安部成立，正是中共中央积极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后改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及国家政权的重要时刻，公安部把保卫全国政协顺利召开，作为自己中心任务，做出周密的部署。罗瑞卿亲自领导，并派出一批得力干部到政协等各处担负保卫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委员会的圆满成功，开国大典的圆满成功，证明了中央成立军委公安部的决定是正确的。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长，杨奇清为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发布后，中央军委公安部即行撤销，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宣告正式开始办公，启用印信。

　　11月5日，罗瑞卿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大会。到会科员以上干部300余人（全部共有干部486人）。罗瑞卿部长在会上讲话，在分析了当前胜利形势后，号召全体干部安心工作，以完成保卫国家政权、保卫人民为重任，并强调提出公安干部要树立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作风，努力学习，精通业务。

　　从公安部成立历史来看，公安部成立纪念日是定在1949年7月6日军委公安部成立，还是定为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之日，还是定为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宣告正式开始办公、启用印信之日，还是定在1949年11月5日公安部成立大会？我以为可以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正式办公、启用印信之日，即1949年11月1日。定在11月5日公安部成立大会也是可以的。

　　二、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早在军委公安部成立时，罗瑞卿即报告军委，公安部机构确定设六局一厅。即政治保卫局、经济保卫局、治安行政局、边防保卫局、武装保卫局、人事局和办公厅。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后，罗瑞卿向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报告，再次确定公安部内机构设六局一厅：政治保卫局（一局）、经济保卫局（二局）、治安行政局（三局）、边防保卫局（四局）、武装保卫局（五局）、人事局（六局）和办公厅。另外有公安干部学校，新生公学和一个监狱。

　　经中央军委批准，从军队抽调军级政治干部到公安部任各厅、局领导职务：徐子荣任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局局长，雷荣天任经济保卫局局长，卓雄任治安行政局局长，蔡顺礼任武装保卫局局长，邓少东任边防保卫局局长。政治保卫局局长由杨奇清副部长兼任。为加强公安部内集体领导，经中央批准，公安部建立了党委制，罗瑞卿、杨奇清、许建国、雷荣天、蔡顺礼、卓雄、徐子荣等人为党委委员，罗瑞卿、杨奇清为正副书记。1950年1月3日，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府机关建立党组的决定，公安部党委改为党组，由罗瑞卿、杨奇清、徐子荣、卓雄、雷荣天、邓少东、蔡顺礼组成，罗瑞卿任党组书记。

　　为了研究和解决公安部的组织和今后工作问题，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1949年10月15日至11月1日，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后来称为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外敌情的严重情况，确定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完全学会和敌人作隐蔽斗争，特别是同国际特务作斗争，镇压国内外敌人的一切捣乱和破坏，建立革命秩序，保卫国防，保卫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与会人员并分别作了重要指示，朱德在会上作了报告。10月30日，周恩来在接见与会人员时说：“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在此次会议上，研究并经中央批准，统一设置全国各级公安部门的组织机构。大区称公安部，设部长、副部长，下设政治保卫处、经济保卫处、治安行政处、人事处、财务处和办公室、公安干部学校，共五处一室、一校。当时全国有六个大区，各大区的公安部长为：西北李启明、西南周兴、华东暂为潘汉年兼、华中卜盛光、华南谭政文、东北汪金祥。中央直辖市称公安局、设局长、副局长，下设政治保卫、治安、人事、行政五个处、一个办公室、一个公安学校。北京局长罗瑞卿（兼），天津许建国，上海李士英、杨帆，南京陈龙。省称公安厅，有厅长、副厅长，下设秘书处、政治保卫处、经济保卫处，治安行政处和公安干部学校等。

　　这次会议还研究讨论并经中央批准：各级公安部门均实行党组制，公安部门党组受同级政府党组领导，把党的决定通过党组，变成政府的决定。各级公安部门要接受同级政府的领导，同时在方针政策业务上又接受上级公安部门的领导。

　　1950年4月，毛泽东主席强调指出，各级公安部门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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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女都穿开裆裤 随时準备上龙床[转帖]

　　汉灵帝刘宏(公元156~189年)，东汉皇帝，公元168年即位。汉灵帝的「灵」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汉灵帝确实是个极度追求淫慾的皇帝。他在后宫里随时随地看中了哪个女子长得美艳，就拉到床上交欢。汉朝的宫廷女子与后世不同的是都穿着开裆裤，这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而且开裆裤里面什么也不穿，为的就是让皇帝临幸起来方便，连衣服都不用脱。明朝末年的张献忠让姬妾不穿下衣在室内晃荡，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这是后话了。

　　灵帝与众多的姬妾在西园裸体游玩，为了盛夏避暑，他盖了个「裸游馆」，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并将它复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过整个裸游馆。他选择玉色肌肤、身体轻盈的歌女执篙划船，摇漾在渠水中。在盛夏酷暑，他命人将船沉没在水中，观看落在水中的裸体宫娥们玉一般华美的肌肤，然后再演奏「招商七言」的歌曲用以招来凉气。

　　灵帝与美女在裸游馆的凉殿里裸体饮酒，一喝就是一夜。他感叹说：「假如一万年都如此，就是天上的神仙了。」灵帝整夜饮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天亮了还不知道。宫廷的内侍把一个大蜡烛扔在殿下，才把灵帝从梦中惊醒。灵帝又让宫内的内监学鸡叫，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了一座鸡鸣堂，里面放养许多只鸡。灵帝每当连夜饮宴纵慾醉了之后，往往到天亮时还在醉梦中醒不过来。这时候内监们便争相学鸡叫，以假乱真来唤醒灵帝。

　　灵帝的「裸游馆」后来被大臣董卓纵火烧燬。曹魏咸熙年间，当年内侍为唤醒醉酒沉睡的灵帝而扔蜡烛的地方，深夜里还有闪闪的光亮，人们说那是神光，于是在那里盖了个祠，名叫「余光祠」。

　　当时的宫女年纪在14岁以上18岁以下都浓妆艳抹，脱下衣服与灵帝一同裸浴。西域进献了茵墀香，灵帝命人煮成汤让宫女沐浴，把沐浴完的漂着脂粉的水倒在河渠里，人称「流香渠」。

　　灵帝在后宫中设列市肆，让宫中的婢女嫔妃打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而他自己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玩得不亦乐乎。肆中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窃而去，甚至她们为了你偷的多我偷的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他白昼与宫女们贸易，夜里就抱着她们恣意地淫乐寻欢。据《古今情海》引用《文海披沙》的记载，灵帝甚至在西园里命宫女与狗进行交配。

　　汉灵帝时阉宦流毒于天下，各地爆发黄巾起义，汉朝的江山朝不保夕。灵帝此时也显得无精打采，热衷的淫慾好像逊色了不少。

　　传说郁林郡(今广西桂平西)中有一个珊瑚市，是海客买卖珊瑚的地方。市中有数枝珊瑚呈碧绿色，一株有几十枝丫，枝间满是叶子。大的高五六尺，小的也有一尺多。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郁林郡进献了一个「珊瑚妇人」，皇帝命人植于殿前，宫里戏称为女珊瑚。这株女珊瑚一直枝叶繁茂，到了灵帝时却忽然枯死，世人都认为是汉室将衰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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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蒋介石脉搏的红色女特工: 93岁仍康健[转帖]

　　　来源:红岩档案解密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总是能十分及时而又准确地掌握和了解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各种企图，然后要么及时公诸于众，给予揭露，争取在舆论上的支持；要么在军事上早作准备，采取主动，使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不敢轻举妄动。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各地转战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就更是了如指掌。蒋介石就好像肚子里钻进了共产党的铁扇公主一样，他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一些国民党元老如张继等人就曾当面对蒋介石说：“共产党就在你身边。”这个在蒋介石身边的共产党到底是谁？我们还是从一张照片说起吧。

　　1948年4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了一张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主持召开会议的照片。照片上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中央，双手撑在台桌上，神情严肃地正在讲着什么。主席台后排右侧，与蒋介石仅有两人之隔的一张小条桌上，一男一女两位速记员，正埋头将蒋介石的话变成一个个速记符号。靠蒋介石近些的那位年轻女速记员，就是抗战期间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被我们今天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沈安娜。

　　一、武汉找党　　

　　1938年初，原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已为我党做过3年情报搜集工作的沈安娜与早已是共产党员的丈夫华明之在浙江金华的家中商量：由丈夫华明之继续留在浙赣铁路局工作，以取得一份工资养家糊口，沈安娜则留职停薪到武汉去找党。因为自“八一三” 后，华东局势动荡，华明之与党组织已失去联系。他们约定沈安娜一旦找到党组织，就给华明之发电报，华明之就立即也赶到武汉去。就这样，23岁的沈安娜独自一人经湖南醴陵、长沙来到了武汉。在长沙时，她参加了张治中创办的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妇女训练班的工作，为来训练班讲课的领导和名人作速记，并整理成文供大家学习和讨论。在训练班里，沈安娜结识了罗叔章、王汝琪和罗琼三位进步的大姐。

　　在长沙待了两个月后，沈安娜到了武汉，在武汉举目无亲的沈安娜，暂时住在王汝琪的婆婆家里。正当她苦于无法找到党组织时，一天，她在街上与华明之的妹夫、同时也是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的鲁自诚偶然相见。鲁自诚让沈安娜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去找党。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沈安娜向办事处的同志汇报了丈夫华明之和自己前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要求组织上分配工作。不久，董必武就接见了她，董老亲切地对她说：“你的情况，恩来同志和我们都知道了。至于你的工作，我们也考虑了，你还是到国民党内部去工作吧……”董老又说：“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你可以利用同他的老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沈安娜感到自己又可以为党工作了，心里非常高兴。她赶快给华明之发了电报，让他尽快到武汉来。

　　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沈安娜还认识了周恩来、邓颖超、吴玉章和王明等中共领导人。

　　二、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工作期间，同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就十分熟悉。沈安娜年轻漂亮，速记业务能力又强，字也写得好，朱家骅在各处讲话作报告时，经常带着沈安娜做速记。在金华工作期间躲避日机空袭时，朱家骅还常与沈安娜聊天，在朱家骅眼中，沈安娜是一个安分守己、工作认真、熟悉业务的抗日热血青年。

　　第二天，沈安娜就到江汉二路157号国民党中央党部去找朱家骅。一见面，她就用过去在浙江省政府时对朱家骅的称呼：“主席，听说您在武汉，我千里迢迢从浙江到这里来，就是想在您手下继续为党国效劳，请主席栽培，给安排个工作。”朱家骅听后十分高兴，夸奖她说：“沈小姐，难得你从浙江赶到武汉来效忠党国，你真是有为的青年啊！至于工作，没有问题，我们中央党部秘书处正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

　　朱家骅似乎想起了什么，又问沈安娜：“你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党部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党员才行哩！”沈安娜回答说：“在浙江时我还年轻，没有入党。”朱马上指示秘书给她办理特别入党手续。用这个办法，只要有3名中央委员做介绍人，很快就可以人党。这时正值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朱家骅就让沈安娜到大会做速记。1938年8月，日军逼近武汉，按照董必武的安排，沈安娜和刚刚赶到武汉的丈夫华明之搭乘国民参政会包租的轮船撤退到重庆。当时虽然很乱，但沈安娜的特别入党手续是由朱家骅、甘乃光等3个中央委员介绍的，很快就被批准。从此，沈安娜就正式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当了速记员。

　　三、在南方局领导下战斗在重庆

　　1938年8月下旬，沈安娜和华明之来到重庆，暂时住在下半城西二街22号国民政府“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宿舍里。

　　这时，沈安娜虽然愿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但有两件事使她心里很不平静。一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内部非常腐败，互相钩心斗角，她觉得在这样的机关里工作非常憋气，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二是当时有不少青年经重庆去延安，她十分羡慕。于是，她就秘密地到机房街70号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去，她向接待她的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博古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哪怕是学习一年回来也行。博古没有同意。不久，周恩来又找她谈话，反复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要她从大局着想，甘当无名英雄，献身党的情报事业。还特别指出：“别人无法像你这样能够在国民党的核心部门工作。”当沈安娜提出在国民党内部工作不能学习党的政策时，周恩来对她说：“在那里同样可以学习，可以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从反面学到东西。”他嘱咐沈安娜：“要将机密材料与公开报纸相互印证来鉴别情报，掌握国民党的动向，这样长期隐蔽下去，可以为党做出更大的贡献。”周恩来还向沈安娜进行气节教育，既要有为革命献出一切的决心，也要善于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保存自己。周恩来的谆谆教导，使沈安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此，她下决心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的核心机关长期战斗下去。

　　四、获取重要情报　

　　1939年1月，沈安娜被确定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速记员，并负责保管会议的有关文件。她感到事关重大，为使组织上及早了解这次会议的内容，她秘密地去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向博古报告。博古认为这是—次不寻常的会议，要沈安娜及时报告会议有关情况。在这次大会上，由蒋介石作报告，沈安娜就坐在离蒋介石仅三四米远的桌子旁作速记。在全会的小型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和军事头目们精心策划消灭我党我军的新阴谋，炮制了两个反动文件，即《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后改为《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这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纲领性文件。沈安娜除按党的布置及时报告全会进行情况外，最后将会议正式通过的两个反动文件送交给董必武和博古。后来党中央根据沈安娜提供的材料以及其他来源提供的材料，将其编入《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并予以公布，明确指出：国民党下达的这两个文件，是造成国共磨擦的根源。从而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气焰。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每两周开一次会，均由沈安娜担任速记。会议议题主要是由军事头目何应钦报告军事形势和反共的军事部署，再就是研讨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措施。还决定在浮图关举办中央训练团，受训人员均为国民党大小头目，朱家骅主讲“调查统计”(即特务活动)。每次常委会的内容以及朱家骅的讲稿，沈安娜均及时送交南方局。

　　1939年秋，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博古根据沈安娜的表现，考虑到沈安娜的入党申请，认为她经受了严峻考验，在隐蔽战线为党做出了贡献，已经具备了入党条件，决定接收沈安娜入党，由卢竞如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并负责同她秘密联系。

　　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中共坚决斗争和广大舆论谴责下蒋介石反共势力不得不稍事收敛，但到当年11月蒋介石又在召开的五届九中全会上策划新的反共高潮。当时沈安娜怀孕即将分娩，当她得知这次会议极其重要时，坚持参加会议做速记，获得何应钦和特务头目徐恩曾的报告稿以及《关于党务推进的根本方针》等重要情报。

　　五、失去联系　长期蛰伏

　　1942年8月，一次突然事件发生了：沈安娜的直接领导人徐仲航被国民党逮捕，她与组织的联系中断了。这时，沈安娜心里非常焦急。她知道八路军办事处就在红岩嘴，几次都想去找组织，见见敬爱的周恩来、董老、邓大姐和其他同志，可她清醒地知道：自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以来，红岩嘴周围布满特务，如果贸然前去，不仅给个人带来危险，丧失工作岗位，而且将使党组织和同志们受到牵连。她默默地告诫自己，要牢记周恩来“地下情报工作要长期隐蔽”的教导，绝不轻举妄动，坚持耐心等待组织的出现。这段时间，沈安娜的心里就像压了一块石头，但在行动上又必须装得若无其事，提防别人看出她有心事，引起怀疑。在国民党机关大小头目和同事们的眼里，她在机关里是工作勤恳、忠于职守的好职员，在工余时间里她是倾心于小家庭的贤妻良母。

　　1943年宋美龄经常到妇女指导委员会发表演讲，需要有人记录，该会总干事知道沈安娜速记水平高超，就邀请她去做速记。为取得宋美龄的信任，沈安娜精心速记并将其整理成文，将记录装订得非常漂亮，宋美龄看了后十分高兴，以后每次讲演总要把沈安娜带在身边。这样，沈安娜又多了一条情报来源。

　　1945年5月，国民党在浮图关召开“六大”，沈安娜奉命到大会做速记。这次大会是国民党针对中共“ 七大”而召开的。蒋介石作报告时对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极力诋毁，叫嚷全党要“精诚团结”，对付共产党。会议确定抗战胜利后，要收复全部失地。会议决定成立“整军肃纪特种委员会”专门对付中共。沈安娜想，这次大会策划的阴谋，是国民党今后一个时期的指导方针，组织上一定很需要了解，虽然暂时无法送出，也要保存一份，一旦能取得联系就交给组织。

　　六、迎来新战斗

　　1945年8月10日晚上，广播中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沈安娜带着孩子走上街头和沸腾的人群共享抗战胜利的欢乐。

　　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南方局负责秘密工作的吴克坚来到了沈安娜的家里。性格坚强的沈安娜，遇到过多少困难，有过多少辛酸，她都从来没有哭过。而这次见到南方局派来的领导，3年的委屈、等待让她流下热泪，南方局没有忘记她这个情报战线上的小兵。吴克坚安慰她，告诉她是周恩来派他来接关系的，并传达了南方局领导对她的指示：在我党和国民党和谈期间，要着重了解国民党策划的阴谋活动，及时向组织报告。此后，沈安娜就特别注意观察、了解这方面的动向。1946年初，旧政协开幕，沈安娜白天参加大会做速记，晚上还要参加国民党的党团会做速记。为了了解国民党的内幕，不管多累多困，晚上的党团会她必定参加。蒋介石不想实施《双十协定》，特别指示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会上对政治、军事以及民主等问题的几个关卡要把住。国民党代表每天晚上的党团会就是讨论如何实施蒋介石的策略，第二天如何对付中共。他们商定在会上攻什么，守什么，谁先发言，最后谁提折衷方案等等。他们的会议刚结束，沈安娜就把会议情况写出来连夜送交南方局。

　　由于政协决议不利于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会议刚结束，国民党就于1946年2月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会，会上将讨论国民党在战后的大政方针，这又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南方局天天等着沈安娜送去的情报。当时大会有几个速记人员，轮流记录，整理，沈安娜不能参加全部会议。她与机要处印刷股长沈达之关系很好，印刷股虽属重地，但沈安娜能随便出入，有机会她就取回这些会议文件。国民党机关内部有个规定，经过中央党部秘书和处长同意，可以借调党部人员的亲属到大会担任临时工作人员，沈安娜为全面了解会议情况，就向处长张寿贤建议将自己的丈夫华明之调来大会工作。张对沈安娜完全信任，表示同意，于是华明之就进入了大会速记组担任记录稿的文字修改和校对工作。这样，沈安娜就将大会的全部情况都掌握了，然后通过联系人送交南方局。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于3月11日召开的两党代表会议上，义正词严地批评了国民党企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周恩来对这段时间沈安娜的情报工作很满意，说这些材料“及时、迅速、准确”，要吴克坚对沈安娜予以口头嘉奖。　　

　　1946年3月到4月，国民党又召开了两次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进一步策划进攻解放区的阴谋。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蒋介石提出要利用与共产党谈判，争取时间，依靠美机、美舰，迅速向各战略地区调兵遣将，向解放区进攻。党中央根据沈安娜提供的情报，以及其他来源的情报，针对敌人兵力部署做出相应的决议，同时通过宣传机构公开揭露国民党准备内战的阴谋。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下令秘书处、机要处追查何人走漏消息。处长张寿贤把此事告诉沈安娜，她暗暗考虑对策，沉着应战。秘书处开会时，处长让大家回忆当时有何异常情况，沈安娜装作无意地问了一句：“中央社的×××是常来的，那天他也来了吧？”她深知国民党内部矛盾很多，又都抱团排外，而中央社那个人又不在场，无法核对。秘书处头头怕负责任，也不愿自己的部下出事。果然，沈安娜刚讲完，其他同事也纷纷说这个人作风坏，如何如何。就这样转移了视线，把事情混了过去。

　　七、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1946年4月，国民党中央机关开始从重庆迁回南京。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南方局指示沈安娜：要重点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同时注意搜集国民党各派系头子的政治态度和主张。

　　沈安娜按照南方局的指示，在解放战争的3年中，参加了国民党历次的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委员会)以及立法院的所有重要会议，她全神贯注地记录着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事头目的军事报告，特别注意蒋介石的言行，就像按住了国民党的脉搏一样，它的每一次跳动都被清楚地记录下来。蒋介石鉴于内部失密的教训，每逢讲到绝密军政问题时，总是突然下令：“这段不许记，把笔搁起来！”这时，沈安娜也只好和别人一样搁下手中的笔。但她知道，蒋介石越是不让记的话，恰恰也是党最需要了解的。她就细心地在心头默记，到休息时间，她马上佯装去厕所，速记在草纸上。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保密也做出新规定，不准工作人员带文件和笔记本回家，但沈安娜还是想办法把速记材料带回一份，回家后赶快译成正式文件送给南方局。

　　在南京的3年，沈安娜经常告诫自己，在这重要时刻绝不能暴露自己。她家里不放任何进步书报，生活上符合潮流，穿着入时，常看美国电影，与同事出去游览。过年过节总要看望上司。国民党的“元老派”有影响，各派系头子都怕他们三分，沈安娜就向他们“敬求墨宝 ”，然后把居正、于右任等写的条幅、对联挂在屋里，机关里人们以为沈安娜与“元老派”交情很深，上司也更信任她。直到国民党作鸟兽散，从无一人怀疑过她是共产党。

　　1949年初，吴克坚根据中央情报部的指示，要沈安娜和华明之在适当时候由南京撤至上海。2月，华明之随资源委员会先期撤到上海，沈安娜则一直坚持到4月南京解放前夕，她才以回去看看孩子为由撤回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和华明之这对中共红岩特工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上海解放后，沈安娜继续在党的秘密情报战线上工作，华明之则离开了情报战线。1983年，沈安娜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岗位上离休，华明之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室离休。随后，他俩被国家安全部聘为咨询委员。他们从上海移居北京，安度晚年。2003年，华明之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如今，93岁高龄的沈安娜依然身体康健，在国家安全部的宿舍大院里，我们还能时常看到她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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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毛骨悚然的密令：我要20名最漂亮妓女！[转帖]

　　1939年6月28日傍晚，一位风姿绰约的女人推开了柏林吉泽布列赫大街11号楼上的一扇窗户，欣赏起美丽的夜景。她正是在柏林上层圈子里赫赫有名的凯蒂·施密特夫人，也是着名的风月场所“凯蒂沙龙”的老板娘。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因为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宣布禁娼，但凯蒂却敢顶着禁令把妓院开到了纳粹的统治中心——柏林，而且6年来生意越来越红火，出入“凯蒂沙龙”的不是政府高官就是社会名流，他们不但给凯蒂带来了滚滚财源，也给她提供了一张结实的保护网。然而，正当凯蒂像往常一样，一边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边盘算着当晚的收入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已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当中。

　　柏林警察局接到密令，要求挑选20名最漂亮妓女

　　就在几个小时前，柏林各警察所长突然接到了一份标有“机密·帝国重要卷宗”字样的电报，电报要求紧急挑选20名最漂亮的妓女。她们必须懂外语，有纳粹精神，还得情欲旺盛，能执行特别任务。电报的落款是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海德里希和党卫军情报头目施伦堡。海德里希为何对妓女产生了兴趣？原来，海德里希酷爱阅读间谍小说，当他看到一战时着名女间谍玛塔·哈莉利用女色收集情报的故事时，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何不找些像玛塔·哈莉一样的女人，刺探政府高官和外国外交官们的机密？海德里希与手下商量后决定：挑选20名美女，稍稍培训一下，然后把她们放进妓院，收集嫖客的谈话。于是就有了那份机密电报。

　　纳粹专家组考核各国美女，入选佳丽接受严格间谍训练

　　获释后没几天，一个叫施瓦茨的党卫军冲锋队长找到了凯蒂，告诉她帝国中央保安局将对沙龙进行重新装修，还会额外提供给她20个漂亮聪明的姑娘。凯蒂要为她们专门准备一个相册，供重要的特殊顾客挑选。“我怎么知道谁是特殊顾客？”凯蒂好奇地问。施瓦茨说：“特殊顾客来的时候会说暗号‘罗腾堡来的客人’，你要递上相册，还要给他们多上酒。”10天后，重新开张的“凯蒂沙龙”面貌焕然一新，就像一座豪华宾馆，但招募女间谍的工作却很不顺利。

　　施伦堡见过柏林警察挑选的妓女后，很不满意。他对手下人吼道：“你们带来的都是什么人？简直是一群荡妇！以她们的言谈举止和外语水平，根本搞不到任何情报。”施伦堡沮丧地向海德里希报告说：“柏林妓女不适合我们的任务。她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要钱，仅此而已……我们的事业需要另一种人，受过训练的人。” 海德里希打断 他说：“那你就找人来培训，去办吧。”

　　1940年初，施伦堡亲自带领一队医生、翻译和心理学家，前往德国南部着名的旅游胜地斯图加特寻找合适的人选。很快，50位美女被领到施伦堡面前，她们来自各旅游度假区，全都具有纳粹思想，时刻准备为希特勒献身。施伦堡逐个询问，费了好大劲才挑出了20人，然后交由翻译、医生和心理学家考核。经过严格筛选，最后只剩下5位美女。施伦堡又去了卢森堡、荷兰和法国，总算凑够了20位美女。

　　随后，她们被分成两个小组送往奥登斯堡和宗特霍芬受训。她们在那里学习了射击、柔道、爆破、外语和社交礼仪，以及通过谈话套取情报的技巧，被塑造成新一代玛塔·哈莉。7周的训练结束后，所有姑娘都写下保证，宣誓效忠元首和德国，愿为完成特殊任务无条件牺牲自己的肉体……

　　被窃听对象早有防备，特务头子“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美女们受训的同时，施伦堡与海德里希下令在地下室安装一套最新型的录音设备。在沙龙房间内也安放了窃听器。楼上房间的每一个响动，甚至人的叹气声都能被清晰完整地记录下来。这样，他们就能监视嫖客与姑娘们的谈话。此外，他们在沙龙入口处还设置了观察哨。

　　1940年3月，20位美女来到了柏林。重新开张的“凯蒂沙龙”也迎来了第一批顾客。施伦堡高兴得直搓手，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情报的到来。但几个星期过去了，他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每天听到的只有喘气声、尖叫声，醉酒后的猥亵语言。最委屈的是那些美女——她们会开车，会使用自动武器，懂各种外语，掌握各种情报技巧，但却没有一个知道暗号的人来找她们。因为懂暗号的人早已猜到那里会有什么等着他们。想窃听？做梦吧！

　　整个“凯蒂沙龙”行动折腾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金钱，却没有任何收获。海德里希对此十分恼火，更厌烦了录音带上的那些喘气声和尖叫声。1941年，海德里希被调往捷克斯洛伐克，对使用女色收集情报不屑一顾的卡尔登布隆纳接替了他。

　　就在此时，“罗腾堡来的客人”出现了，他们都是外交官、政府高官和德军将领，但施伦堡依旧一无所获。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来过沙龙，但他在这里一通折腾后，什么有用的话也没留下。意大利大使也被请来潇洒了一把，他虽然说了不少话，但都是些官场套话。

　　实际上，整个窃听行动可以用彻底失败来概括。“罗腾堡来的客人们”显然知道这里的奥妙，他们在沙龙中的谈话全是表达对元首和德国的热爱，根本没人泄露机密。酒精没有撬开这些嫖客的嘴，多情美女温柔的怀 抱也不好使。

　　1942年，妓院所在的大楼被盟军飞机的炸弹击中，“凯蒂沙龙”只得从三楼挪到一楼。施伦堡对窃听计划彻底没了兴趣，他下令将妓院交还给凯蒂，20位美女也作为顺水人情送给了老板娘，代价是凯蒂要永远保守秘密。1954年，凯蒂去世，她至死也没透露沙龙的秘密，但纳粹的档案却将这件丑事抖了出来。然而“凯蒂沙龙”并没有因为这段历史再现辉煌。1994年，这家妓院因经营不善正式关门，“凯蒂沙龙”的故事也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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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离奇空难：19名机组人员不翼而飞[转帖]

　　
　　北极圈内很多地方都像巴芬岛一样宁静，宁静的背后却往往隐藏着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危险。　　有些当时无法理解的空难悬案在若干年后，随着航空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和提高而真相水落石出了，可是仍有些空难悬案至今无法破解，其中最离奇最不可思议的要数发生于1944年9月18日的狄斯阿波空难了。

　　1944年9月18日，美国亚历山大群岛上的艾勒蒙多夫空军基地的一架C47训练机执行一项飞往阿拉斯加的安德鲁空军基地的飞行任务，途中将飞越塔肯拿山，进入北极圈，航程近1000英里。C47机上的柯勒机长是艾勒蒙多夫空军基地首屈一指的飞行专家，这种短程航行对他来说是最普通不过的任务，何况那天是晴空万里和风拂煦的好天气。C47训练机载着全机19人在暮色中起飞，不用两小时便可到达北极圈内的安德鲁空军基地。

　　飞机顺利地升上了天空，航行在深蓝色的夜幕中，由于离北极相当近，亚历山大群岛的夏夜是那么短暂，最多不过三四小时，夜色便会过去。万里无云的夜空中，皓月把银光洒满大地和海洋。C47机遵循规定航线飞行，幷向一个个地面航空站报告。虽然是夏季，可是北极圈附近仍然是一片冰天雪地，1小时后飞机将进入北极圈，在阿拉斯加的雪山峻岭上空航行。

　　地面航空站接到柯勒机长的报告，C47机正在飞越9000英尺的塔肯拿山，此后地面站值班人员再也没有接到C47机的报告。一种不祥的预感向地面站的值勤人员袭来，他将C47机失去联系的消息通知了美国空军的有关部门。美国空军和民航应急营救机构都迅速派出营救直升机在塔肯拿山区进行长时间的搜索。不久，在离塔肯拿山不远的狄斯阿波峰的悬崖峭壁上发现了C47训练机的残骸。

　　由于在峭壁陡峻的悬崖上找不到一处可以停泊直升机的平坦空地，营救直升机在空难现场的上空盘旋良久，始终无法降落。当年的直升机又无滞空能力，不能在绝壁间用绳梯放营救人员下去，于是空难营救专家只能在直升机上仔细观察:只见C47机已经彻底变了形，机身前半部分已被挤压成扁盘状，使完全扭曲了的机身缩短了一大截，机身周围散落的碎片也没有一件可从空中辨认出它的原形，确定它是何物，只能推测出飞机是在高速飞行时正面撞山而坠落的。在现场没有发现幸存者，专家分析也不可能有幸存者。直升机的燃油不多了，专家只能在拍摄了一些空难现场的照片后返航。

　　柯勒机长是位有将近2000小时飞行经验的老机长，在美国空军中知名度颇高，在晴朗的夜空和没有风雪雨雾等异常情况下，莫名其妙地偏离航线，犯下撞山的低级错误，简直不可思议。于是美国空军最高当局决定派遣一支现场搜索调查队，旨在调查清楚这起空难事故的真相，幷带回死难者的遗骸。

　　由于事故现场山高路险，美国当年最先进的直升机也无法安全降落，于是搜索调查队的直升机只能将队员送到离狄斯阿波峰最近的塔肯拿山区。队员们带着搜索器具、帐篷、雪橇以及干粮，以步行和滑雪向狄斯阿波峰前进。一路上由直升机引路和投送补给，经过连续4 天坚忍不拔的翻山越岭，终于艰难地来到空难现场。

　　在现场看到的一切简直令人不寒而栗：飞机残骸已被挤压得完全变了形，只有机尾在扭曲变形后还能看到竖起的尾翼，让人想起飞机原来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物体机翼和其它撞碎的零部件被撒得满地狼藉，油箱挤破了，燃油全部流了出来，但没有燃烧的痕迹，大概撞机引起了小范围的山上积雪崩塌，飞机残骸和碎片大多被埋在五六英尺深的雪中。

　　在如此猛烈的撞击下，机上人员无一幸免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任务是找到遇难的19具尸体和他们的遗物，带回去抚慰他们亲人痛苦的心灵，然而，当队员们铲除积雪，切割破幷拆开飞机残骸的铝合金外壳后，只见到一些压扁了的坐椅和一些没有解开扣的安全带，而原本坐在椅子上的人却无影无踪了，甚至没有尸体的任何碎片和血渍，连他们随身带的背囊行李都找不到了。

　　搜索调查队开始清查散落在机身四周的飞机碎片，结果发现飞机上所有的部件及其碎片几乎都能在附近找到，但就是没有尸体和行李的蛛丝马迹，队员们进一步扩大搜索范围，把飞机坠毁的悬崖四周的山谷和冰雪裂隙等寻了个遍，仍然一无所获。队员们在现场一连干了几天，最后带着满腹疑虑，无可奈何地结束了搜索任务，只带回大量在现场拍摄的底片。

　　飞机上19个人（或19具尸体）以及他们的背囊行李究竟上哪里去了呢？仿佛是上帝把19条生命以及与生命相关的所有信息都带到了天堂上去。这一不解之谜几十年来一直无法揭开,使得狄斯阿波空难成为人类空难史上最大的悬案。

　　至今，漫漫60年岁月的辗转流传又为这起空难增添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不时传出种种“发现”和“解释”。

　　例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飞碟（UFO）论”大行其道时，一些人又把尘封多年的狄斯阿波事件重新提出，幷解释说，C47训练机必定是在空中遭遇了外星人，外星人扮演了“上帝”的角色，把机上19人及其随身所带的一切行李物品一起掳掠或是邀请到他们的世界去了，C47飞机太笨重了，不合外星人的意，被扔在了山崖上。

　　又如，“四维世界论”者提出，目前人类只认识了三维空间，对四维世界还一无所知，其实四维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未被我们发现而已。世界上的万物都可进入四维世界，从而离开我们人类所能感知的世界，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众所周知，一维定位线段，二维定位平面，三维则定位立体空间，那么四维世界是什么？连“四维世界论”者自己也说不清楚，目前他们没有完整的理论，拿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于是狄斯阿波空难事件成了他们的依据之一。“四维世界论”者认为，在极其寒冷的极圈内存在着四维世界，C47机无意间闯到了四维世界与三维空间的临界面，19名机上人员及其随身背囊进入四维世界而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飞机则被挡在三维空间，坠落于悬崖。他们说，惟有“四维世界论”才能解释清楚这看似离奇的狄斯阿波空难事件，反之，狄斯阿波空难事件也证实了四维世界的客观存在。

　　上述那些无法证实的理论或假说是不科学不可信的，为了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科学家们感到有必要重新组织一次事故现场搜索调查。去年6月，由各学科的专家组成的科学考察团重新登上了狄斯阿波峰，借助高科技的冰下探测仪等先进设备对当年的事故现场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索调查，令人遗憾的是，结果仍然一无所获。

　　相对而言，目前最能被人接受的观点是“极圈气旋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北南两极圈内能形成极其强烈的寒带气旋，在北冰洋上生成的寒带气旋规模虽然远远不如赤道附近洋面上的热带气旋大，但它瞬时形成的局部空间超强负压更甚于热带气旋，小范围内的强寒带气旋犹如龙卷风般威力无穷，当年C47 机在狄斯阿波峰附近不幸遭遇了一股极强寒带气旋，这强气旋瞬间产生的负压势不可挡，轻而易举地把当年幷不牢固的机舱门打开了，机上人员及其行囊等零星物品都被强大的负压一股脑儿地吸到了机外，被旋风抛向了远方。无人操纵的C47训练机被旋风卷走，撞到了狄斯阿波峰的峭壁上，坠毁于山崖。由于人员和随身行李等物品统统被气旋带到远离坠机现场的地方，所以当年在飞机残骸中以及周围坡地上没有搜索到一丁点儿与生命有关的信息。第二年虽然扩大了搜索范围，但仍然没能够搜索到尸骸与遗物落下的地方。

　　“极圈气旋说”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所认可，因为极圈内可生成近似龙卷风的强气旋，这一理论已为极地科学考察所证实。以一种实际存在的理论去解释离奇的现象，这才是科学的方法。随着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今后在狄斯阿波空难发生地区做更大规模的搜索寻找，也许才能彻底证实“极圈气旋说”的正确。（文/何京 来源：《军事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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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1936年两广事变[转帖]

　　　　两广事变是指在1936年6月至9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系：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利用抗日运动之名义，反抗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介石的政治事件。该政治事件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之侵略不断加深，中国的政治形势也十分复杂。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重创势力如日中天的新桂系，将新桂系从一个可以影响全国的政治派别削弱成一个地方实力派。随后又在中原大战中击败国民党内部的其他实力派，如西北军冯玉祥，晋绥军阎锡山等等，巩固了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和政治地位。蒋介石又利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丧失根据地的客观因素，逐步蚕食，控制了东北军，并且通过围剿中国共产党的红军，将其影响力深入西南各省。蒋介石的中央军系对各地方实力派的步步进逼，和侵华日军对地方实力派的攻击，都引起了各地方实力派的强烈反弹。

　　新桂系早期与日本的关系十分复杂。新桂系在历次反蒋战争中都接受了大批日本武器和日本军事教官，被舆论界斥为亲日。但新桂系首领白崇禧则以“胡服骑射”，“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的嘴巴”等理由辩解。

　　1936年，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公开发表“焦土抗战论”，攻击蒋介石中央当时的“不作为”，令到中国进入“不死不活”的状态，并声称全中国必须“焦土抗战”。李宗仁此举，虽含有对日本侵略的强烈不满，但亦有攻击蒋介石中央不断对地方实力派进逼之意。

　　随后，李宗仁，白崇禧又多次发表文章，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之不作为，并声称地方实力派愿共同出兵抗日。同时，新桂系亦暗中与共产党呼应，以抗日之名义攻击蒋介石。

　　而国民政府中央则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坚持比如统一全国之后，才可以倾全力反击日本之侵略。蒋介石亦派人游说新桂系之政治盟友，广东陈济棠，企图得到陈济棠的配合，一举消灭新桂系。

　　1935年末，陈济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职。蒋介石向其透露了解决新桂系之方针政策，并要求陈济棠配合，同时驱逐广东境内一切反蒋势力。陈济棠得知后，甚为猜忌，认为唇亡齿寒，新桂系一旦失败，粤系亦不能避免被蒋介石吞并之命运。故反而积极主动联络新桂系，一同反蒋。

　　1936年1月，国民党元老，反蒋派人物，粤系名义上的首领胡汉民（实权归于陈济棠），突然因急病死亡。蒋介石借胡汉民之死，立即宣布五条建议：第一，取消两广的半独立地位；第二，派人取代胡汉民在广东省政府之地位，改组广东省政府；第三，原粤系人物愿意到南京工作者随意，不愿者中央政府资助出洋考察；第四，粤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统一任命；第五，取消广东货币，统一以法币。此五条建议意图将广东权力收归中央。五条建议一出，立即引起陈济棠的强烈反弹。陈济棠不愿坐以待毙，立即联络新桂系，决定共同出兵，北上反蒋。

　　1936年6月1日，由粤桂地方实力派组成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不作为，声称两广愿意与日寇决一死战，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立即回电驳斥，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并痛斥两广为“地方将吏抗命”。同时军委会亦通电两广，严令两广部队不得擅自行动，双方矛盾激化。新桂系派出李品仙拉拢主政湖南的何键。但何键坐山观虎斗，一面敷衍李品仙，一面向蒋介石报告粤桂两军的行动。6月10日，中央军两个军抢先占领衡阳，封锁粤桂两军的北上道路。

　　6月中旬，蒋介石调集部队，准备武装解决两广。而粤桂两军则出动30万人马，飞机100多架，内河舰艇20多艘，抢先进攻湖南。但当时何键已经投向中央，和中央军一道防堵粤桂两军。粤桂两军暂停于湘南，不再前进。

　　蒋介石在广东培养反陈势力已经多年。两广一起事，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便暗中与蒋介石联络，随后由发表通电，宣布归顺中央。蒋介石则允诺倒陈后以余汉谋主政广东。7月4日，数十架广东空军飞机飞离广东投蒋，粤军实力大损。新桂系三大首领赶紧与陈济棠见面商议，统一军政，财政，并且将军心已经不稳的粤军布置在内线，而桂军布置在外线。

　　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军委会则宣布撤销陈济棠的职务，以余汉谋取而代之。同时为了分化粤桂，宣布李宗仁，白崇禧的本兼各职不变。但是新桂系没有上当，还尽力扶持陈济棠，建议陈济棠立即将钱粮，武器和可靠部队掌握，退往粤西，背靠桂系，同时准备派桂军入粤，稳定广东局面，但是形势已经急转直下。

　　7月14日，余汉谋向陈济棠发出通碟，要求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同时出兵向广州进攻，陈济棠所部第二军不战而退，准备迎余汉谋以代替陈济棠，陈济棠所部军心大乱。白崇禧立即电告陈济棠，形势危急，劝陈济棠不惜血本，以金钱，官职为诱饵迅速稳定军心。但仅过了一日，陈济棠之广东空军便在司令黄光锐的率领下全数北上投蒋，陈济棠已经心灰意冷，决心下野，遂不再理会白崇禧的提议。18日，陈济棠在将过渡政务军务安排妥当后，前往香港，淡出政坛。陈济棠最亲信的陈汉光师，被陈济棠命令入桂，并且附送军费数十万元。但陈汉光师不愿入桂，被余汉谋部收编，至此，陈济棠在广东之势力被连根拔起，除了数十万军费归新桂系所有外，全部被余汉谋接收。

　　陈济棠倒台，蒋介石立即威逼新桂系，顾祝同率薛岳等部自贵州进逼，余汉谋所部自雷州半岛进逼，陈诚部自西江沿江而上，何键湘军则自湘桂边境窥探桂林，新桂系形势危急。新桂系立即以民团制度动员全省后备兵源准备迎战，建制军队扩充兵力至44个团，另外尚有近10万地方民团。共约兵力20万，据险固守。同时为了争取舆论支持，驱逐桂军内部所有的日籍教官，顾问。由于新桂系不同于粤系，其形成过程中形成了以李白二人为核心的团体组织，向心力十分稳固，蒋介石对新桂系的收买分化未能成功，新桂系内部居然没有军政人物投蒋。

　　新桂系盟友众多，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都通电声援。新桂系亦利用西南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中央军系的矛盾，分化，游说。使得黔军，湘军等都观望不前。在福建事变中下台的蔡廷锴还出资30万港元组建了一个师，对新桂系帮助极大。

　　新桂系抓紧“抗日”的旗号不放，争取在舆论上陷中央军于不义。6月后，广西连日发生新桂系默许，操纵下的抗日示威游行，集会，声势浩大。大批文化界，新闻界人士亦被新桂系邀请来桂。新桂系在舆论上占了上风。

　　7月15日，国民政府通电全国，宣布将李宗仁，白崇禧外调，名升暗降，但同时又委任原属新桂系，但早在中原大战便已经投蒋的黄绍竑主政广西，企图分化新桂系。李白二人拒不到职，而黄绍竑暗通桂系，居然公开表示不愿就职。两广事变陷入僵局。

　　7月底，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和对新桂系的同情，全国各界和各地方实力派开始倾向于新桂系。冯玉祥亲自上庐山劝告蒋介石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就连蒋派内部的程潜，刘斐等人，都公开声称抗日第一。加上当时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陕军）杨虎城已经同中共秘密达成了停战协议，蒋介石急于调兵北上剿共。也逐渐倾向于和平解决两广事变。

　　8月初，蒋桂双方不断派人互相试探，刘斐，朱培德，程潜，居正等人不停来回南宁和广州，劝说双方各退一步。最后新桂系提出，中央停止进逼地方，维持广西现状不变，日人如更进一步，立即全面抗战，战端一起，广西立即出兵。在此基础上，新桂系宣布服从蒋之领导，不再争夺中央名器。双方台前幕后的争斗持续到9月初，终于达成了协议。

　　9月4日，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发布命令，李白二人和桂系大小官员之职位不变，新桂系官员则隆重在南宁就职，宣布服从蒋之中央。至此，两广事变解决。9月中旬，蒋介石与李宗仁在广州会晤，新桂系与中央军之矛盾暂时得以解决。

　　两广事变在历经3个多月，双方出动高达80万部队对峙后，最终不发一枪一弹而告终。

　　当事人说法

　　事后两广事变的主要当事人多把事变起因推给一个迷信故事：在事变之前，陈济棠曾“扶乩”问吉凶，而乩仙则鼓励他“机不可失”，果然于7月4日，粤方空军驾驶员四十余人，忽然驾“机”投奔中央，接着便是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阵前“起义”，反陈拥蒋，粤军另一主将李汉魂，也认为陈氏“所位抗日救国云者，直是公开骗人”，因而“挂印封金”，单骑归汉去了[1]。李宗仁将军也“强调”，他是和其他元老一样，到广州替陈济棠“抬轿”的，整出滑稽剧是陈济棠一人“迷信”和“糊涂”搞起来的。

　　但史学家唐德刚“访问”了当时参与谈判的一位密使刘廷芳之后，发现这起事件根本是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所精心策划的“阳谋”。参与其中的，还有当时桂系的参谋长李品仙〔虽然在李品仙将军的回忆录里也只字未提〕。

　　由于湖南省扮演着关键角色（在国民政府“北伐”时，就是靠湖南将领唐生智响应而成功），他们当时的想法是“裹胁”何氏，其手段为：“威之以势”（两广的部队进入永州、衡阳），再诱之以利（如事成之后，则“从龙”有功，富贵荣华不尽云云），再动之以情（这个关键的“说客”角色，自然就由与何键交好的李品仙担任了）。

　　为负荷此一“内交”重任，李品仙于1936年初夏为桂使湘。行踪至为诡秘，而湖南方面亲自接待他，并与之密谈的正是何键自己，何之外，就只有一个刘廷芳了（另外只有个纪录秘书）。

　　在这场湘桂密议中，最难为的就是何键了。他如参加两广造反，则中央兴师讨伐时，他便首当其冲。两广一毛未拔，他自己便身首异处。他如服从中央，则两广“北伐”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他。中央可趁势一石二鸟，而何氏以一人敌两省，胜负可知。他如首属两端，拒不表态，则南北夹攻中，就更无完卵矣。

　　这场湘桂密议可难为了何键，他的原始性的反应还是两面磕头——一面接见两广密使，另一面又公开派遣省府秘书长易书竹，往南京请示。他这种两边表态，又两边不表态的干法，两广虽继续“劝驾”，并挥军继续北上；中央可就强硬了——蒋委员长拒绝接见何键专派的官方代表易书竹！意味何键有“附逆”的企图。

　　在南京中央强迫表态的情况下，何氏权衡轻重，不得已向中央“一面倒”。但是中国传统政治中“办理内交”，则相对实力派之间的“私人往还”，和各派心腹人员彼此之间的密议，实非各派“官方代表”之间的公事公办所能及其万一。因而何键这项“向中央秘密表态”的内交重任，便落到刘廷芳身上了。[2]

　　显然的，刘廷芳替何键向中央表态的这一著，影响了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倒戈反陈的决定（因为余蒋之间，那时也有密使往还），而粤军第六师师长李汉魂“挂印封金”反陈，则是余汉谋倒戈的连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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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贵妃点燃[转帖]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提到“安史之乱”的引发者,很多人都会认为这完全与杨贵妃脱不了干系。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国家中,男人的脸皮也确实是厚了点,一遇到历史上说不清的大问题就会写些野闻趣史来掩盖事实、迷惑当下的人。而有些人也特别迷信这些传闻,以致给许多人造成了很多假象。“安史之乱”的引发者要以历史事实论证。

唐玄宗晚年荒于政事,沉迷女色,以致政事日坏;李林甫、杨国忠相继当国,致使朝政日非。加上安禄山与杨国忠不和,将相争权,国事日益不可为,遂有安史之乱的发生。

中国历史的编写者很有趣,一旦江山易主、朝廷###,就会把一切的罪过都归于女人身上,身为贵妃的杨玉坏也不例外。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古代的皇帝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普天下的所有的一切都归皇帝所有,女人也不例外。皇帝若是看上的人,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于是他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天下美色困在深宫里,怕这些女人又和别的男人沾染,于是建三宫六院给个名分把这些女人都锁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些女人都归属于皇帝一个人所有,要是谁去染指,就是跟寡人过不去。知道了,轻者人头落地,重者满门抄斩,诛灭九族。哪个男人即使吃了熊心豹胆也不敢去沾染。但皇帝身边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有机会去侍奉皇帝,有的女人一生就连皇帝的面也未曾见过,更别说侍奉了。所以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在感叹中红颜老去,一直到死都在里面;或按照皇族的安排进尼姑庵伴青灯木鱼一生;或者如果太宠爱谁,荒废了朝政,形成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情景,如果长时间这样下去,国家灭亡了,就会称这女人为“红颜祸水”。而唐朝的杨贵妃就是以这样的情形被安上了“红颜祸水”的罪名。最后,“安史之乱”的罪名也落在了她的身上。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她真的是“安史之乱”的引发者吗？

杨贵妃只是一个无心于政事,一心迷醉于享乐与荣华的女人而已。当时她只是唐玄宗身边“新承恩泽”的新欢而已。如果她真是工于心计,一心想祸国殃民的话,她只要挑挑眉梢、抛抛媚眼,唐玄宗就会轻易地顺从她吗？毕竟这是关乎大唐几千年的江山社稷。

要想得知“安史之乱”的真正引发者,就要从历史事实谈起。“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杨贵妃入宫后,唐玄宗简直高兴极了,曾对宫中人说:“我得到杨贵妃,如获至宝。”俗话说:“爱屋及乌。”因此,只要是和杨贵妃扯上关系的杨家亲戚,通通升官发财,这也是唐玄宗为了讨杨贵妃的欢心。杨贵妃有三个姊妹,都长得貌美如花,因为贵妃的关系在同一天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一人成仙,鸡犬升天”,因为杨贵妃的关系,她的一个远房哥哥杨钊借助这层关系入宫为官,并有幸得到玄宗帝为其赐名——国忠。杨国忠原来只是一个市井之徒,没什么才能,只因为善于逢迎拍马,因此深得玄宗的信任。在官场上更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久竟在奸相李林甫病故后坐上了宰相的位置。杨国忠在当了宰相之后,由于太过专权霸道,为朝廷结下了很多积怨,唐朝国力日渐衰弱,他也因此为自己和杨贵妃埋下了祸根。当时,唐明皇对杨贵妃是“聚万千宠爱在一身”,只要是杨贵妃想要的,唐明皇就会费尽心思去办。为了让杨贵妃吃上新鲜的荔枝,唐明皇竟不顾百姓劳顿,从岭南快马运荔枝往长安,最终为大唐江山埋下了灭亡的祸源。

唐玄宗自杨贵妃到他身边后,就整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耽于享乐,不思政事。那时的国政先后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又放任边地将领拥兵自重。政权内部空虚###,安禄山乘机发动兵变,翌年就攻入都城长安,安氏称帝。唐玄宗乘机逃入四川,到了马嵬坡途中六军不发,有将领请杀杨国忠与杨贵妃。这可是自唐建国后的最大的政治包袱,唐玄宗想必也无力承担这个罪过。“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为什么？只因为他曾经沉迷于她的美色之中,所以她就是万恶不赦的罪人吗？只因为她有绝代的姿色,所以就成了殃民之“祸”？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杨贵妃是安史之乱的牺牲品。从公平的角度来说,酿成安史之乱的罪魁应是唐玄宗。要平息这场叛乱,将士就要讨个说法,而唐玄宗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不能拿他开刀,自然杨贵妃就成了替罪羔羊。

其实在太平盛世时,她的确是一个“祸”,但其根源并非是因为她的美色,而是唐玄宗本身没能居安思危,没能掌握住度。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身为一国之主,要美色的前提是要先把他所统治的国家治理好,但是很少有君王能做到这些。当国家灭亡时,都要把罪过推到自己所宠幸的女人身上,唐玄宗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逃避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正是李隆基没有胆量担当治国平天下这一重任的懦弱表现。“既而玄宗狩成都,肃宗受禅灵武。明年,大凶归元,大驾还都。”一死而中兴国家,死亦得其所。虽然在传记中是这样记载,可是联系其最初描写唐玄宗的沉迷于女色,到记叙最后无奈的放手,都可以看出作者对杨贵妃所寄予的深切同情。当然这也只是史书的观点。但只要是真正能从事实出发的学者,都会认为当初的这场“安史之乱”是由于唐玄宗的色迷心窍所致,唐玄宗昏庸的作为才是这一悲剧的根源。而杨玉环的“贵妃”地位也是唐玄宗赏赐的,一旦无用时随时也可以被赐予“红颜祸水”的封号。杨贵妃只是一介弱女子,她无力反抗自己的命运。若唐玄宗不贪美色,治理朝政,又怎会在晚年离京逃亡,一世英明尽毁？

安史之乱后,杨贵妃只有以死来承担所有的罪责。使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平息后再也没人敢说唐明皇是好色之徒。反正就算是好色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谁让杨玉环有如此美色。修史的大概也是为了讨好皇族,顺其自然地把一切的罪名都加在杨贵妃的身上,反正历史上有关“红颜祸水”之说又不是第一例,多一例又有何妨。杨贵妃这个几乎不问世事的女人自然而然地就背上了“红颜祸水”的罪名。倘若唐玄宗能同时兼顾社稷与美人,做个爱美人也爱江山的帝王,也不至于酿成一场叛乱,差一点断送大唐江山,最终连心爱的女人也保不住,眼睁睁地看着她向死神走去。历史辗转了千余年,人们仍旧很难认清历史事实。把一场叛乱的罪过强加给一个无辜的女子,这的确是一种悲哀啊！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帝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是白居易描写的杨贵妃的美。历史上的杨贵妃,她的美估计是谁都不能抗拒的。而由于她的美丽,“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从这点说,大唐的江山已完全掌握在一个女人的手中。不但如此,“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样,唐玄宗怎么能治理好国家？最后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由盛而衰,这和杨贵妃的受宠不无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杨贵妃自然也逃脱不了干系,也难怪千百年来被人们称为“红颜祸水”了。

她的美丽令唐玄宗神魂颠倒,荒废朝政;千里运送荔枝,劳民伤财;杨家权倾朝野,祸乱朝纲的是杨贵妃,没有杨贵妃这些就不会发生。

杨玉环喜欢吃荔枝,又有何错呢？谁没几样爱吃的东西呢？但要知道她是贵妃,是三宫六院三千宠爱集于一身的贵妃,是至高无上的皇上宠爱的对象,只要一动口,不管花多大的代价都要办到。皇上为了让她欢喜,就不惜代价运荔枝入长安,劳民伤财,所以这是罪过。爱吃荔枝也就罢了,可她偏偏喜欢的是鲜荔枝。因而就得多费一番心力,这也只能说她不是贤良的妃子,只能说她不讲情理,也算不得是罪过。

再则,杨家乱朝也不能把罪责完全归于杨贵妃。古语有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杨贵妃已入宫,严格说已不再是杨家人,那杨家人做什么与她也没多大关系。要知道,杨家因杨贵妃得宠也是因为唐明皇,没有他至高无上的权力,杨家哪有机会得势。而唐玄宗作为一国之主,却为了讨好美色而袒护私情,末了却又将责任推给杨贵妃,实非君子所为。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呢？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考虑,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安史之乱”是由于当时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在太平盛世中怠于政事,生活腐化奢侈,放松了对外的防范等原因所致的,而非是杨贵妃一个不问政治的小女子所引起的。

第二,“安史之乱”与当时杨国忠专权有很大的关系。杨国忠只是一介市民,并非具有治国的智慧。他在当上宰相之后专权独断,任人唯亲,横行霸道,比之李林甫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杨国忠身为宰相,不以国家大局为重,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发起了两次战争,但每次战争都以失败告终。每次交战都要耗用许多的军费开支,可谓是劳民伤财,渐渐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造成了唐玄宗晚年社会的混乱局面。“安史之乱”爆发的一部分原因也是由此而引起的。因此,杨国忠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

而杨贵妃是被养在深宫大院里的,对政治方面的事很少过问,不似其他朝代的妃子恃宠而骄、过问朝政。其实,杨贵妃之所以被人误认为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的原因主要在于杨氏的外戚势力日益膨胀,就像上述所说的一样,杨国忠总揽朝政,得罪了不少人。而杨贵妃的内宠和杨国忠的外宠有时可以彼此加以利用,彼此依靠。在对待安禄山的问题上,杨贵妃就常常陷入斗争的政治漩涡。这虽然与她脱不了干系,但是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她。

从当时的事实来看,杨贵妃本身也是受害者。因为杨贵妃原是唐玄宗与武惠妃之子——寿王的妃子。身为王妃,本身也不比成为皇上的妃子差多少,一样的是享受荣华富贵。可是偏偏唐玄宗看到了她的姿色,不顾廉耻地做出“父夺子妻”的丑事。如果不是这样杨玉环也就会安稳地过她王妃的生活,也不会导致后事的发生,也不可能会有杨氏的外戚势力在朝廷中为所欲为,更不会有后来的安史之乱。

当时的唐玄宗只沉迷于美色中,倚仗自己的权势,不顾自己和武惠妃的多年感情,也不顾父子之间的情义,硬是将足可以做自己女儿的二十二岁的儿媳夺来做自己的老婆,来满足他个人的私欲;所以,杨贵妃当时也是深受其害的。更何况在“安史之乱”后,把所有的罪过全部都推到她一人身上,以一句“红颜祸水”就让她认罪伏法,上吊而死。

从各方面的原因来考虑,安史之乱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唐玄宗贪恋美色,放认小人作乱。再则,天宝时期唐玄宗昏庸无能、听信小人、不问朝政,任由节度使权力膨胀。那时,他沉溺于酒色,同时好大喜功、疏忽边防,完全没有了开元时候的进取心。而且重用番将,使安禄山手握重兵,使他有利于勾结三镇节度使、易于造反;更任由杨国忠与安禄山冲突,最后爆发安史之乱。他认为当今已是开元盛世,国富民强,无需下大工夫理朝政。于是,他的心思便转到了杨贵妃身上。这也全怪他的好色,倘若唐玄宗不夺子之妻,不宠爱杨贵妃,自始至终都把心思放到治理朝政上,又怎会引发安史之乱,致使生灵涂炭。最终,可怜杨贵妃做了替罪羔羊,含恨九泉。杨贵妃是美女,唐玄宗要宠幸她;但是假如换了一个美女,唐玄宗还会不会干出那种宠爱美女不理朝政的事情呢？这就可想而知了。从这点来说,错不在于杨贵妃,而在于唐明皇的色欲。这么说来,这个错误80%以上要归罪于那些好色的男人！没有那些君王的好色,这些“祸水”不会被推到这么高的位置;没有那些人的好色,这些“祸水”也不会成为国家破败的导火索！所以,危害最严重的,是男人的好色,并非红颜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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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丙坤的人生岁月[转帖]

　　张欢

　　　陈水扁竞选时曾自称是“台湾之子”， 连战则说江丙坤才是真正的“台湾之子”。一个赤贫农家子弟，依靠个人奋斗、才华和机遇，一步步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幕后推手之一，并在晚年达到人生的最高峰——台湾海基

　　会董事长。海基会董事长也许是这位76岁老人最后一次担任的公职了，在他的人生岁月中，有50年的光阴都花在公职服务上。

　　在担任经济部长期间，江丙坤曾被属下开玩笑叫成“江科长”，理由是这位部会首长事必躬亲，对细节要求极为严格，连桌上及书柜都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他经常把公文装在一个有轮子的红色大行李箱里带回家批改，在车上、飞机上也照常工作，而且速度非常快，批示一份公文平均只需两分钟。

　　他儿子说：“我对父亲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在家里办公桌前批改公文的背影。”

　　在一般人的眼中，江是一个无趣、拘谨的人。住在公寓时，楼下的邻居上楼找他聊天，他会赶紧穿起衬衣、换上长裤、梳好头发，他的严谨反而让穿着汗衫、短裤和拖鞋的邻居觉得自己过于随意。

　　但他也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前陆委会副主委许柯生对江丙坤有着特别的感触：许在担任国贸局局长期间，一次经济部宴请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的立委吃饭，一位立委迟到了，赶到会场后马上连干三杯以示歉意，但随即又端起酒杯向许敬酒。从不饮酒的许婉拒后，被这位豪爽的“立委”指责不给面子。争执之间，担任经济部常务次长的江丙坤看到后，跑过来主动替下属喝酒。在中国官场文化里，上级为下属挡酒是一件相当难得的事情。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政坛顿时换了天地，但即便是民进党“执政”，依然对江丙坤这位财经大佬存有“惜才”之意。

　　2003年，江丙坤当选台湾“立法院副院长”，陈水扁在台湾企业界的“三三会”发表演讲时，忍不住脱稿对江喊话：“如果江丙坤当初接受我和游院长（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游锡堃）邀请，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经建会主委的话，就没有今天立法院的江丙坤副院长，而是行政院副院长。行政院的江副院长绝对比立法院的江副院长更能对台湾做出贡献，由江丙坤组成一个好的财经团队，阿扁相信今天台湾经济绝对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江丙坤只是淡淡地回应：“我不相信自己有那么大的能力，何况台湾当前经济问题并不纯粹是经济因素，一部分是非经济因素造成。”

　　回顾江丙坤的公务员生涯，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对外贸易领域，但即便在他最风光的年代里，也因为两岸对峙的现状，无法到大陆这个大市场发挥自己的才干。

　　不过世事难料，他在公务生涯的末期出任海基会董事长，全面负责台湾对大陆的半民间半官方的交流工作，弥补了人生的一大缺憾。

　　青年：另一版本的“台湾之子”

　　江丙坤是一个严谨的人，不过这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无趣的人。担任海基会董事长后，他在北京和国台办主任王毅见面，他对王毅说：“王主任，你知道吗？我们曾经在同一个地方上过班啊！”

　　此言一出，震惊四座。论年龄，论职务，两人完全没有在一个地方上班的可能性。江丙坤接着慢悠悠地说——我们都在驻日大使馆工作过啊!

　　新中国和日本恢复邦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馆就全面接收了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王毅曾任驻日大使，而江丙坤更早前则在这里担任过翻译。

　　江丙坤去日本是为了读大学，他在日本最优秀的大学——东京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从此开启了自己人生的航程。

　　其实，江丙坤和陈水扁的经历特别相似，两个人都是穷苦出身的本省人，都是靠努力读书、工作赢得了人生的成功。

　　陈水扁竞选时打出“台湾之子”的口号，连战则说江才是真正的“台湾之子”。

　　陈水扁是三级佃户的儿子，而出生在南投的江丙坤，家里穷到他一出生就被父母送给别人。

　　他是家中的第八个孩子，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奶水不足，买奶粉的钱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江丙坤就这样被父亲送走了。

　　好在二哥的积极争取，江丙坤才又重新回到家庭的怀抱。

　　因为家里出了两位老师，江丙坤才有机会去读书。小学毕业后，他读台中农校。为了上学，每天清晨4点钟起床，走40分钟到南投火车站，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到台中，然后再走半小时到学校。

　　当时的一般家庭都没有闹钟，大家完全看天作息。如果母亲起晚了，就要等到同伴经过家门口，大声吆喝：“阿坤仔上学喽。”这时候的江丙坤急忙爬起来去上学，不吃早饭，也来不及带便当，要整整在学校饿上一天。

　　每天花6个小时在路上的中学生活，他整整过了6年。

　　以后江丙坤通过了专科考试，考取了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家庭窘迫的他直到开学前一天，才敢和父亲说自己考取了，需要父亲借钱供自己上学。

　　专科毕业后，江丙坤一样要去服兵役，但这个时候他通过了公务员高等考试，开始了他漫长的“吃公家饭”的历史。

　　不过这个无权无势的孩子又被分回老家南投，在地政科当科员。此时正值国民党在台湾施行土地改革，用赎买的方式将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江丙坤此时就负责南投老家乡亲们土地的具体测量与评价。

　　总结自己的人生时，江总喜欢说，穷苦人家的小孩子，如果不去读书，怎么能够出头呢？

　　事实上，即便是回到家乡担任基层公务员，在乡亲眼里已经是出人头地，可他还是不放过每一次考试的机会，先后通过了高考普通行政人员考试、律师检定考试。

　　1960年，国民党出台了中山奖学金政策，这是为了鼓励党内优秀年轻人才赴海外留学的专项奖学金。马英九、许信良等都是受益人。

　　江丙坤就是第一届的学员。放榜那天，江丙坤和太太在房间里听收音机，当听到中山奖学金里有自己名字时，江丙坤忍不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我考取了，我考取了！”

　　他考取了自少年时代就是心目中最高学府的东京大学，而且获得中山奖学金也意味着已经被台湾的高层注意到，甚至可以说已经拿下了未来光辉前途的敲门砖。

　　壮年：台湾经济起飞的见证者

　　江丙坤是以财经大佬闻名台湾政界的，但外界无法想象的是，江丙坤的外贸生涯是从几篓香蕉开始的。

　　从基隆港坐船去日本读书时，码头上的香蕉贩子向他推销，说是日本香蕉价格很贵，如果利用海关对游客免税的政策，可以赚不少钱。

　　看到周围游客大都买了几篓，江丙坤也学着买了三篓。下船后，居然以每篓10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一下子就把自己第一年的学费给解决了。

　　在东京的日子是清苦的，而且读到博士阶段，中山奖学金不再支持，只好靠在大使馆打工赚钱来养活自己。江丙坤在大使馆做翻译，负责陪同岛内重头人物来日的行程安排与接待，得以结识了一大批政商要人，汪彝定、李国鼎、蒋彦士、王作荣、李登辉、辜振甫……这也为他日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脉关系。

　　1967年，他获得东京大学农业经济系博士学位。之后，出任“驻日使馆经参处助理商务专员”。1974年任“驻南非大使馆商务专员及经济参事”，一驻8年。

　　在南非的8年，对江丙坤是一个极大的历练，他本来想去美国，但是没人照应，只好去了远在天边的南非。

　　从日本来到英语系国家，日语很好的他，第一关就要克服语言障碍。42岁的他不得不重拾英语，从猛背单词开始。

　　在他的任内，台湾和南非的贸易额在8年内跃升了11倍。

　　江丙坤的成绩得到了上级首长的认可，50岁时，回台升任国贸局副局长。

　　这次提升，固然是和自己的勤勉工作与优秀的工作成绩密不可分，但大的背景也不容忽视：

　　政治强人蒋经国很早就开始注重对台籍青年人的培育，不惜破格提拔，这一政策被称作是“催台青”。

　　到了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台籍精英走上政治舞台，李登辉、连战、萧万长、吴伯雄都是重要代表。

　　　　在此之前，蒋经国已起用了一大批优秀技术官员，江丙坤正是技术官僚精英传统的延续者。直到今天，尽管他历任党国要职，但只有2003年的立法院副院长一职是竞选来的，其他所有高级职务都是被任命的。

　　江丙坤重新回到台湾后，50岁才担任国贸局的副局长，但随后平步青云，平均两年升官一次，60岁担任经济部长。此后又担任了经建会主委、政务委员，还曾经代表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两度出席APEC会议领袖峰会，在2000年前登上了人生的顶峰。

　　江丙坤的最大爱好就是工作，他不抽烟，应酬时才喝酒，不跳舞，唯一的爱好是打高尔夫。当年在日本为了把球打好，还专门请老师指导。江打球的风格就像他做人一样：一板一眼，认真打好每一杆。

　　他的球友，台湾“中国信托金控”辜濂松（辜振甫之侄）评价说：“PK球打得很好，可是我们俩一起打球的话，大都是他输球，我赢他钱的几率比较高，因为他是一位清官，不愿意赢球，赢钱。我则是不愿意故意输球，否则他会看不起我。”

　　江丙坤的认真严谨和高效为他赢得了卓越的口碑，陈水扁当立委时，称赞他是“中华民国最负责认真的官员”。

　　正式接任经济部长两个月后，江累倒在立法院，成为第一个累倒在立法院的阁员。

　　他的老长官萧万长对他的总结是：“江丙坤的态度诚恳，做事认真又细心，即使再繁琐的事情，他都会耐着性子，把事情有条不紊处理完成；即使是有委屈也不轻易发脾气。他这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修养，使他的人缘非常好，几乎没有任何敌人，所以政通人和，有助于政务的推动。”

　　今天：江氏海基会前途几何？

　　2008年，江丙坤接任海基会董事长，再次吸引了外界目光。尤其是他邀请对岸的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访问。

　　　　历史把江丙坤这位老人再一次推向舞台的中央，在他的任内，有幸成为签署两岸直航协议的董事长。

　　在1993年首次“汪辜会谈”时，辜振甫听到汪道涵谈到三通，只能紧闭着嘴，半字都不能回应。

　　在接任海基会董事长后，江丙坤接受记者采访，怀念这位前任和前辈时，谦虚地说：“我追随辜老很久了，我大部分的工作跟日本分开不了，那他又是日本问题的专家，当你听到他讲日语，跟我们讲日语完全不一样，他是讲上流社会的日语，我们是讲类似一般公务人员这种阶层的一个日语。他对于事情的了解，看得很透彻，个性又很温和，所以他会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给你很多的启示，这个风范，是我们学不到的。”

　　国民党2008年全面执政后，看似平坦的两岸协商依然暗流涌动，至少对于江丙坤而言，要面对的困难还非常多，但也迎来了一线曙光。11月初陈云林赴台访问，两岸之间将迎来再一次的互动高峰。

　　两岸未来的走势如何，也许就像江丙坤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一样——七分靠努力，三分靠机缘。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