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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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最大元凶为何逃脱了审判[转帖]

　　　　二战结束后，德国、日本的首要战犯无不被同盟国审判和处以极刑。除罪大恶极者处以绞刑外，次等战犯亦被处以徒刑，这体现了正义的最终胜利。但中国在抗战胜利后，远东(东京)审判不仅未清算头号战犯裕仁的战争罪行，连南京大屠杀始作俑者，最大的元凶朝香宫鸠彦也被放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说朝香宫鸠彦是南京大屠杀最大的元凶

　　朝香宫鸠彦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皇叔”，是南京大屠杀真正的罪魁祸首。

　　早在1926年12月裕仁登基前，朝香宫兄弟三人就成为裕仁组织的好战小集团的骨干分子。长兄东久迩宫常驻伦敦，二兄北白川与朝香宫常驻巴黎，定期向裕仁报告英、法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反应。后来朝香宫与北白川驾车时发生车祸，北白川当场撞死，朝香宫一条腿粉碎性骨折。

　　1936年2月26日，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兵变，因朝香宫吁请天皇裕仁赦免政变军官，被裕仁认为危急时刻态度不当，将他从皇室成员名单中剔除，军国分子朝香宫从此失宠。

　　1937 年12月1日，日军开始进攻南京。此时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结核病发作，卧床而不能主持军务。次日，日本大本营任命【朝香宫】以陆军中将衔接替松井职务。 5日，朝香宫抵达南京前线司令部，立即听取第 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人的战况报告，尤其听中岛今朝吾谈到中国军队经过最初接触谈判后没有投降意愿时，责令部下尽快攻陷南京。在 12日南京沦陷前，朝香宫即发出一连串由他本人亲自盖章签署的命令，上面均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字样，但命令的内容却简单而明了：“杀掉全部俘虏！”由于有朝香宫十分明确的命令，日军在南京大开杀戒。

　　南京沦陷前，朝香宫鸠彦即下令屠杀俘虏，是南京大屠杀最大的元凶。

　　【中岛今朝吾】所部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俘虏中国士兵14777名，全部被惨无人道的屠杀！这个数字是日本记者的统计，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 57400余人！这个数字除了教导总队等战俘18000余人，还包括了从南京城里逃出聚于幕府山西南的平民四万余人。随后柳川平助及其日本9个师团也开始在各地屠杀。朝香宫又委任中岛为南京市区警备司令，在城内大肆屠杀。

　　1946年2月，中国国防部战犯审判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根据证据，判定被屠杀人数为30万人！故此对直接当事人【谷寿夫】等四人判处死刑。1948年，远东军事法庭以当时能够确认的证据判定被屠杀人数不少于20 万！其中裁定：“日方占领南京市的两三天里，至少导致12000名中国非武装青少年死亡”、“在实施占领的最初六周内，在南京及其周边遭到杀害的老百姓和俘虏总人数，据认为在20 万人以上”。因而不仅判处松井死刑，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也被认定承担责任而被判处死刑。日本著名学者藤原彰、小野贤二等经过研究认定被屠杀人数为15万至20万！(《皇军士兵日记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在朝香宫的命令下，自1937年12月集体屠杀一直延续到1938年2月的小股屠杀，时间长达三个月！据中国南京军事法庭调查表明：共有19万**于日军28宗集体屠杀，15万**于858小股和零星屠杀！

　　这历史上最残忍的血腥屠杀，完全出于朝香宫的一道命令

　　后来的档案证实，朝香宫不仅下令屠杀战俘，“有444宗谋杀、集体屠杀、强奸、纵火和抢劫案被证明与朝香宫有关！”

　　裕仁对南京大屠杀是不反对的，相反，还对日军中参与屠杀的高级将领予以嘉勉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右翼和一些官方人士掀起一股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和篡改日本侵华罪行的逆流。2007年12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头版头条文章居然胡说《大屠杀是蒋介石的虚构》。国际上对南京大屠杀惨情一直不断补充证据，追查责任。但却往往忽略了日本天皇裕仁及其皇室成员发动二战的罪责，特别是发动侵华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裕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侵华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如日本右翼为其开脱时所说的那样是“被动”，他是日本三军的最高统帅。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出席所有重要的军事会议，发布一系列命令，这已被无数铁一般的史料所证明。他于1937年8月15日，亲自在皇宫召见松井石根，任命他为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在松井石根率部西进南京时，“裕仁在皇宫里建立了他的帝国最高指挥部来监视所有重要战场。这个指挥部，政治家们，甚至首相也都是被排斥在外的”。

　　为了更加紧控制军队的动作，裕仁又速派朝香宫接替松井为上海派遣军司令。

　　裕仁对南京大屠杀非常了解，1938年1月，裕仁的表弟、驻德国代表贺阳宫邦宪访问南京，归来向裕仁报告南京惨状，裕仁无动于衷。他的胞弟三笠宫崇仁亲自向他报告南京日军暴行，他亦并未予以干预和制止

　　三笠宫崇仁亲王是裕仁最小的弟弟，他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曾痛心疾首，并向裕仁谈到南京的情况，还让他看了中国拍摄的有关日军在华暴行的电影片。 1944年，三笠宫曾撰写谴责日军在华暴行的讲话稿，但日本军方禁止公布他的这一讲话稿，并将其没收销毁。

　　1994年6月6日《读卖新闻》采访已成为历史学者的三笠宫，谈到上述情节，但可惜没有谈及当时裕仁的态度。事实证明，裕仁对南京大屠杀是不反对的，相反，还对日军参与屠杀的高级将领予以嘉勉。

　　1938年2月12日，朝香宫回国复命，裕仁就在皇宫接见并对他的屠城“战绩”大加赞赏，特赐雕有日本皇室菊花纹徽的银质花瓶一对，以示褒奖且因“战绩” 恢复朝香宫的皇室身份。他的军衔也因屠杀“有功”而被晋升为大将。在此之前，裕仁闻听朝香宫率军攻陷南京，曾向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也是他叔父的闲院宫亲王谈到，对朝香宫在南京的行动异常满意。闲院宫据此向朝香宫发出贺电：“战绩卓著，史无前例”。此后，朝香宫与裕仁的关系更加密切，经常会晤，也一同打高尔夫球。2月26日，裕仁同时接见了南京屠城的两个元凶松井石根、柳川平助，对他们攻克南京，予以嘉勉，也各赠一对皇家菊花纹徽银瓶以示褒奖(其实，松井于1937年12月17日到19日只在南京住了三天，而大部分时间直接在南京指挥屠杀的则是朝香宫)。

　　朝香宫及裕仁等之所以能逃脱惩罚，是因为得到了麦克阿瑟的庇护

　　日本投降后，为逃避审判，裕仁首先将原来委以重要军职的皇室成员调离军职，并与麦克阿瑟会晤后，最终获得美国政府“不得审判天皇及皇室成员”的承诺。南京大屠杀的首犯朝香宫最终得以逃脱极刑，逍遥法外，终日以高尔夫球自娱，以94岁高龄于1981年4月12**去！

　　麦克阿瑟在刚刚占领日本之时，确实想履行他的诺言：“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死不瞑目！”以洗刷他在菲律宾被日本战败的耻辱。严惩日本的战争罪行，审判日本天皇，一度是驻日美军管制当局的首要任务。而且麦克阿瑟一度还想利用日本皇室之间的矛盾，换掉裕仁。

　　公元13世纪末日本南北朝时代，皇室内部分成两大派系，后来在幕府干预下，皇权归于北朝。1945年9月，南朝直系后裔熊泽宽道上书麦克阿瑟，称裕仁是 “篡位的北朝天皇的子孙，他必须将皇位返还给我”。麦克阿瑟颇为重视，曾派员向熊泽调查。1946年元旦，裕仁迫于麦克阿瑟的压力，公开发表《人格宣言》，向全体日本国民宣布自己不是“现人神”。

　　1 月18日美军《星条旗报》在头版刊登大肆宣传熊泽的报道《他才是真正的日本天皇》，这明显是驻日美军当局借此施压，以逼迫裕仁就范，驯服地执行美国占领日本的一系列方针大计。但最终麦克阿瑟还是认为不审判、不更换裕仁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他看到骄横的日军只需天皇的一纸诏书便放下武器，感慨裕仁是“胜过20 个机械化师团的力量”，他认为可以利用天皇制度对日本进行间接统治，以防止日本成为gc主义的岛屿。

　　不可否认，裕仁也明白美国人的用心。1945年9月27日，裕仁亲自登门拜访麦克阿瑟并密谈，从而完成了交易。秘密会见后，麦克阿瑟立即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建议“不能把裕仁作为战犯逮捕”。麦克阿瑟以他的威望及对美国政府的影响，终于使杜鲁门原定对日本的政策发生了相反的变化。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后，盟军最高司令部国际检查局局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基南于1945年12月初动身登上赴日飞机后，杜鲁门将一封亲笔信火速派人交与他手上，明确指示他不得对裕仁和皇室任何成员予以起诉！对于美国的双重标准，澳大利亚等国针锋相对提出以裕仁为首的日本主要战犯名单。中国、新西兰、苏联、荷兰等国也主张审判裕仁。

　　美国政府一方面对盟国施压，一方面秘密指示麦克阿瑟：“对天皇制的直接攻击会削弱民主势力而加强gc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两种极端势力。故此命令总司令官(指麦克阿瑟)暗中协助扩大天皇的声望……”自此，美国庇护战犯裕仁、保留天皇制的政策最终形成，不对裕仁及皇室成员犯下的战争罪行予以起诉，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金科玉律。一些犯下滔天罪行的皇室成员如朝香宫也因此没有受到极刑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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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和毛泽东是校友[转帖]

　　　　作者：陈冠任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赓是毛泽东手下的一员大将。

　　陈赓1903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二都的柳树铺。湘乡和湘潭相连，互为邻县，毛泽东的外婆家就是湘乡四都的棠佳阁文家。陈家与毛家虽为两个县，但实际上相隔并不远，韶山冲与柳树铺相隔不过30里。

　　毛泽东出身于普通农民之家，陈赓是将门之后，家境殷实，是陈家的“二少爷”（他大哥在他###岁时夭折）。毛泽东比陈赓正好大10岁，在少年时，两人并不相识。但是，他们先后在湘乡县立东山高小读过书，都是东山高小的学生。

　　东山高小，是湖南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之一，在湘乡东台山的脚下，距离县城二三里远，兴建于戊戍维新前，注重西学教育，在周围的湘乡、湘潭、浏阳三县很有名气。

　　在东山高小时，毛泽东学习很用功，深得教员们的喜爱，尤其是他会写文章，又常畅言国事，是东山学堂最优秀的学生，他学习了一个学期，老师就大为惊讶，个个都说“教不了这高才生”，只好把他推荐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东山高小是毛泽东走向外部世界的第一步。

　　在毛泽东离开东山学堂5年后，13岁的陈赓也来到这里就读。他虽然智商很高，记忆力很好，但他的心却不如毛泽东那样一心在学习上。在这之前读私塾时，他就是有名的“捣蛋王”，一次被私塾先生打了板子，他竟然偷偷地把茅屋的踏脚板锯断一半，让有半夜上厕所习惯的先生起来去大便，一脚踩断了木板，连人带板全掉进臭烘烘的茅坑。事后，私塾先生气得一个多月脸还是铁青铁青的。这次来到东山学堂，陈赓仍然玩性不改，行侠仗义，带着学生反对“学校当局的无理压制”，还进行罢课，急得东山学堂的老师们天天讲几年前毛泽东在学校刻苦学习的故事，说他如何如何地会写文章，这样，陈赓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在东山高小却久闻毛泽东的大名。

　　由于他玩性不改，经常在学校弄出些不大不小的事儿来，陈家没办法，老父亲陈绍纯只好给按照当地老规矩，给他说了个媳妇“收心”。说来的媳妇叫陈壁君，是离他家10多里远的城前乡的一个大户之女，比陈赓大2岁，结果受了新式教育的陈赓书也不读了，在一个黑夜和几个同乡出走，逃婚投军去了。

　　他这一走却害苦了家里的老父陈绍纯，新媳妇已经接进家门了，做新郎的儿子却跑掉了，最后陈绍纯只好请人调解，说上一大堆好话，并赔上一大笔钱财，才“礼送”女方回家。

　　在北伐时期，陈赓在孙中山先生处时，经常见到自称是“孙先生学生”的汪精卫和他的老婆陈壁君，常常对汪精卫开玩笑说：”嘿嘿，我当年在老家时，家里给我娶的媳妇和你媳妇同名，也叫陈壁君。”

　　此话说得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直眨眼睛。

　　这是后话。

　　陈赓投军后，前后干了8年，1921年离开湘军，来到长沙，在铁路局做了一名薪水不薄的办事员，又到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里半工半“自学”，终于与在东山高小的老校友毛泽东相识，并于1922年12月在何叔衡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了毛泽东等人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对此，毛泽东在一次陈赓拜访他时说：

　　“你入了党，我们就由老乡、校友变成了战友、同志。”

　　其实，毛泽东此时的“战友”说法，只是引申意义上的“战友”，虽然毛泽东也曾当过湘兵，他们并没有真正在一起打过仗，也没在一个军一个师。而陈赓与彭德怀才是真正的“战友”。

　　1916年冬，一天在东山高小读书的陈赓听到湘军在一个叫野猫坳的地方招兵，悄悄带着几个同乡离开东山高小，报名参加了湘军，随后，被编进湘军第2师3旅6团2营。

　　陈赓当兵，逃婚是其中原因之一，还有几个因素，一则是此时湘人当兵风气很盛，二是他受行伍出身的爷爷的影响颇深。

　　陈赓的爷爷叫陈益怀，他自幼练习武功，力气过人，后投靠湘乡老乡曾国藩的湘军行伍，他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传说他用的大刀重达80多斤，从士兵一直做到相当于师长之职的高官，解甲归田后富甲一方。陈赓自小对爷爷崇拜不已。他的亲生祖母过世较早，爷爷再娶的继祖母也是当兵出身，跨马能挥刀，飞骑能射雁。陈赓自小聪慧顽皮，又是长孙，深得祖父和继祖母的溺爱。继祖母从小教他练功习武，一招一式严格地传授，祖父一拳一脚指点纠正，小小的陈赓也练出了一身扎实的功夫。据说，他在长沙铁路局作办事员时，曾在大街上一脚将一高大的洋巡捕踢得嘴啃泥，在巡警追捕时，他又一个扫蹬腿把几名巡警全部扫倒。1916年5月，他的祖父去世，伤心的他接着又对订婚不满，因此投军继承“爷爷的事业”。

　　陈赓来到湘军第2师3旅6团时，大他5岁、湘潭石子冲的彭德怀因杀了当地恶霸早他8个月也投军进了这个团，不过，他在1营，陈赓在2营。但两人都是士兵。

　　陈赓入伍后，下了3个月操，就被赶往战场上打仗。随后，仗打得多，生活却苦不堪言。

　　原来，军阀部队十分###，军官们层层克扣士兵的饷钱，致使士兵长期领不到军饷，一次，湘军欠饷竟达23个月之久，饿得士兵们个个人瘦体弱，疾病流行。陈赓则是是穿着离家时的一件羊皮袍子，虽是个“少爷”模样，生活也异常艰苦。有次部队打了败仗，退到郴州一隅，他又身上生疮，老父陈绍纯闻讯，接连多次派人到部队来找他回去，他都硬挺着，横下一条心，留在部队里面。他拖着一条德国造的不上刺刀的套筒枪，一拖就是4年，才由二等兵依次升至上士。

　　陈赓读过书，有文化，在军中还是个少爷，而彭德怀则是穷人出身纯粹是为了吃粮的。虽然两人都是普通的二等兵，相互都熟悉，但基本上是“各当各的兵”，有时一个团一起打仗，他们也只是一起冲锋陷阵，没有单独在一起作战过，因此单独交往的机会并不多。

　　有趣的是，他们几乎是同时来到这个团，又几乎是同时离开这支部队的（彭德怀后来又回到此部队）。

　　1921年夏，陈赓18岁。当初他离家出走，他的三弟陈尊三受他的影响也离家出走，与哥哥一起在湘军当兵，可他在因军中疾病流行，染病而死。当兵5年，陈赓因为没有后台也仍还只是个上士，于是打算离开部队。恰巧，湘军又发动了一次援鄂战役，结果大败而归，6团在岳州一战一溃千里，兵力损失过半。6团团长叫曾君聘，行伍出身，这次部队被打得稀里哗啦，又看到湘军内部明争暗斗，灰心丧气，设法谋到粤汉铁路湘局局长的差事。结果，陈赓在护送他到长沙时也一去不返，在铁路局谋了个差使，月薪60大洋，是湘军一等兵的10倍。

　　陈赓离开6团4个月后，已是代理连长的彭德怀因为3个月前率兵驻扎华容县时秘密处死当地恶霸盛钦之事发，在追捕前也离队出走，逃回了湘潭老家。后来他又投粤军，辗转回到该团后做上了团长，1929年他率团在湖南平江起义，然后率部上了井冈山，会合在毛泽东的麾下。

　　1933年，当陈赓和彭德怀在红都瑞金相见时，两人都已是红军的高级将领了，回首这段在湘军的经历，两人痛斥旧军队黑暗###，一算数，陈赓说：“老彭，你比我在6团还多呆了8个月呢。”

　　彭德怀哈哈大笑：“我比你多受旧军队黑暗###毒害半年有余。”

　　值得一提的是，在陈赓在长沙铁路局时，后来大名鼎鼎的358旅旅长“王胡子”王震，就在长沙火车站当长夫，所谓“长夫”，就是干些杂事，扫站台、搬运行李、接送电报等等的杂工。因此，王震也可以说是“他的手下”。

　　1947年，陈赓率领4纵远道到吕梁山区作战时，晋绥军区2纵司令员王震直拉着他的手说：“我20年前就在你手下打工啊！”结果，就因为这20年前的“打工情缘”，在作战期间，两人挤在一只土坑上睡，一个“陈胡子”长，一个“王胡子”短，亲热得不得了，常常拉呱到半夜。两人联手打完汾孝战役后，王震硬是要留陈赓和4纵在吕梁山过春节，还说：“争取每人过年吃一斤肉。”

　　陈赓一想，每人吃一斤肉就是上万斤肉，这对王震和吕梁百姓是多大的负担呀！马上说：“还是赶回太岳过年吧，4纵都是太岳子弟兵，个个心底里早就想着回家过年哩。”

　　王震还是不准，说：“打这么大仗，不在这里过个年，哪怎么行，我不同意。”

　　结果，一个要走，一个要留，扯扯拉拉，闹得面红耳赤，最后陈赓还是走了，王胡子气得半晌说不出话，直到陈赓的身影远远地快看不见了，才怒气冲冲地大声喊道：

　　“陈胡子，你这是瞧不起人！”

　　这些都是后话。总之，陈赓的“战友”“遍天下”，按他的话就是：“走到哪，都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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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转帖]

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往事录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李海文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 “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 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年青人。
　　从他们的回忆中，张恩慈是关键人物。张恩慈的“透露”是个人行为，还是奉令而行？他是奉令行事。他奉的谁的令？是奉康生、曹轶欧之令。

　　　　　　张恩慈早与康生、曹轶欧有联系
　　　　　　
　　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受学生欢迎的讲师。（2006年 9月采访石仲泉） 60年代初，他到北京门头沟下乡一年，错过了难得的评副教授的机会，（2001年秋采访陆平）另外他有心脏病，门头沟是山区，生活艰苦，没有条件照顾病号。（2006年 9月采访石仲泉）他心生怨气。1964年7月中宣部派工作组到北大社教，揭发、批判校、系领导，张恩慈是积极分子。哲学系有一批左派。1965年1月贯彻23条，彭真、邓小平批评了北大社教运动，撤换了工作队队长，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批评了社教中的左派。1966年1月会议才结束，许多坚定的左派被派到农村四清。
　　其实，校领导是重视、培养张恩慈的，派他参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反修文章的写作。能够参与中央交办的任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康生领导的班子住在钓鱼台，他们是外围，为钓鱼台的班子准备资料，住在民族饭店。（90年代采访钱抵千。钱抵千大校是军队派到钓鱼台参加写作班子的成员）因而同康生、曹轶欧有联系。曹轶欧是康生的妻子、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康生办公室主任。住在民族饭店的还有红旗杂志哲学组组长关锋、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等，不仅为钓鱼台准备材料，还一起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2006年9月14日采访杨德）
　　1964年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红旗杂志社的总编辑陈伯达兼任院长。因和关锋等人合作愉快，受到赏识，1965年7月张恩慈调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大家都知道后来康生是中央小组顾问，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吴传启是造反派的头头，十分活跃。

　　　　　康生与张恩慈一拍即合

　　1966年4月中旬，毛泽东召开第二次杭州会议，批评彭真。同时为5月政治局会议准备文件，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于5月16日通过的《五一六通知》。4月24日，杭州会议原则通过《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但是散会时，周恩来叮嘱：因为很快要开政治局会议，大家没有传达的任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到北京，政治局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登门打听消息。李雪峰得知薄一波、安子文在北京看了杭州会议的 7个文件，独独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不敢透露半点。薄一波、安子文很生气，薄一波一拍屁股说： “不说拉倒。”（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百年潮》， 1998年第10期）薄一波、安子文是李雪峰多年老战友，李雪峰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敢造次。可见当时纪律之严明。
　　这个草稿只有参加会议的人才能看到，康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并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当然清楚。 5月 3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首先召开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虽然会议是刘少奇主持，但是由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请示。（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这与 1975年毛泽东任命毛远新为联络员如出一辙。康生起到特殊的作用。
　　这时，康生正到处收罗彭真的“错误”材料。而张恩慈对于在国际饭店受批评一事耿耿于怀，一拍即合，5月5日写完《我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意见》一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辑 57页）。文章很快送到毛泽东的手上。5月11日，毛泽东将此文题目改为《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的意见》，并批示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这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
　　毛泽东的批示可能康生当天就从电话中知道了，但是文件要由机要交通送到北京最快也要第二天了，因为当时的飞机一天只有一班，火车要走一天一夜。文件到了北京，由中办印厂印刷，再发到与会者手上最快也是 13日了。北大社教是邓小平出面批评了左派，保了校长陆平。虽然毛泽东对张恩慈的报告有批示，康生还要看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才敢动作。此时，康生只能伺机而动，在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下面成立调查小组。调查组的任务灵活，可大可小，不引人注意，名正言顺，可进可退。因为事关机密，组长就是曹轶欧。还是家人最可靠，真可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张恩慈是调查组成员之一，负责跑外勤，在曹轶欧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个小组对第一张大字报的出台起了重要作用。
　　
　　　　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授意写大字报

　　11日，政治局第一次大会之后，中央让谢富治通知彭真不要再出席会议。13日或14日，毛泽东的批示及张恩慈的报告印发大会，在北大四清问题上邓小平只能按毛泽东的批示办，不能再坚持原有的看法。康生有了尚方宝剑，开始行动。调查组的任务，1967年 1月 22日康生讲得很清楚：“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
　　14日中午，曹轶欧带着张恩慈到北大找陆平谈话。曹轶欧由幕后走到前台。康生很谨慎，一直到 17日，《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二天，才由中央理论小组正式发函：介绍曹轶欧、张恩慈等7人来校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北京大学纪事》第 642页）
　　曹轶欧带张恩慈到北大，原因有：一，他的报告已经得到毛泽东批准，重用他别人无话可说；二，张恩慈多年在北大工作，和北大左派人头熟，关系多。他一回到学校，哲学系的人纷纷找他，一时他成为“哲学系左派联系中心”。哲学系左派很想从他那里听到中央动向，政治局会议情况，当时，《五一六通知》还没有通过，张恩慈不可能预卜先知，向他们介绍“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按常理推测，介绍内容主要是他的报告、毛泽东的批示及在政治局会议上印发的情况。这从以下两个事实得到映证：杨克明表示打算写一份关于北大社教的申诉材料。在研究大字报内容时，聂元梓提议以写北大社教为主。
　　估计张恩慈还要左派注意5月8日《解放军报》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告诉左派“高炬”文章是江青组织人写的，何明是关锋的笔名。这两篇文章已有不少五一六通知的信息。这些内容很快在北大传开了，我们在农村四清都知道了，当时传为“高炬就是江青”。这些消息就够振奋人心的了。左派终于盼到出头之日，个个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年青人思想解放，他们不仅想写文章，还要贴大字报。
　　5月16日之后，张恩慈与他们的谈话内容才会涉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五一六通知》规定传达到县团级。在此之前，康生、曹轶欧不会泄露机密，因为泄密，轻者遭到训斥，重者受处分，甚至开除党籍。
　　张恩慈在曹轶欧授意下，告诉宋一秀、高云鹏：要串连左派。可以写大字报。告诉杨克明，彭真确实已经垮台。（印红标：《“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
　　“串连左派”可以理解为在党内搞小组织活动，搞派别活动，如果毛泽东没有批准大字报，如果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些话都是要杀头的。别说张恩慈，就是康生也不敢大胆妄为。5月 25日聂元梓等 7人贴出大字报后，引起师生激烈地辩论，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北大有众多外国留学生，这些情况很快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康生见事情闹大了，十分恐慌，和陈伯达一起匡骗李雪峰到北大讲话。（90年代采访李雪峰。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安抚、平息事态，以免进一步恶化，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从张恩慈手中要来大字报底稿，火速送到杭州。6月 1日中午，毛泽东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在电台广播，康生才松了一口气，感到解放了。为什么康生会如此紧张？
　　因为早在1954年2月反对高岗饶漱石集团时，七届四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党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之一。”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中央做出几项规定，明确指出：“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此后，高岗饶漱石成为反党集团，高岗自杀，饶漱石被监禁。
　　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治局委员，落得如此下场，康生会怎样呢？后来，康生连升三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但是，他死后也没有逃过惩罚。粉碎“四人帮”后，许多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职，开始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追根溯源，人们纷纷要求追究康生的责任。 1980年10月 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悼词，并把他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康生已去世四五年，骨灰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高岗死后，周恩来亲自到现场，宣布厚葬。至今高岗安睡在万安公墓。相比之下，康生死后仍不得安宁。
　　哲学系总支副书记高云鹏问：“是否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东西？ 张恩慈说：“你们如果写，也只能贴到党委办公室的门口。”他没有做正面回答有两个原因：其一康生、曹轶欧布置是写文章。其二，1957年夏，因为贴大字报，串连，不少人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有的瘐死狱中。但是，张恩慈也没有断然反对，左派受到鼓舞。这种话说到三分就可以了。双方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张恩慈在哲学系做工作的同时，曹轶欧在校、系领导中活动，她首先动员法律系主任陈守一。陈守一是 5级干部，资格老，影响大。陈守一认为这是 1957年右派的作法，断然拒绝。曹轶欧碰了钉子，才转而支持聂元梓。这与哲学系左派的思想基础有关，也与张恩慈的工作成效密不可分。
　　有人说：你所举纪律严明的例子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文革爆发后，情况大变，无秘密可言。非也。1966年 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吸收了不少群众代表参加，8月 7日毛泽东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会上印发。会议12日结束，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第二天报纸公开了中央领导人新的排序，19日在清华出现贴刘少奇大字报。红卫兵出学校冲到社会，全国开始大串连。直到 21日深夜（或叫 22日凌晨）有人将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观者如潮。当时北大是一个中心，串连的学生蜂拥而至。半个小时，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等全国各地，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到北大，叫人覆盖大字报，批评这种无组织、无纪律做法，重申：中央只授权新华社公布毛泽东的讲话、言论。
　　私自公布《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会议结束后的八九天才敢这样做，还要乘夜色，偷偷摸摸地做，不敢留下姓名。说不定这是中央文革演的双簧戏。
　　另外，1969年召开九大，有不少造反派当选为九大代表。代表们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才开会。当时规定不准写信、打电话，不准外出，在宾馆里不准拉开窗帘。代表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会议从 4月1日开幕到24日结束，曾开过 3次全体大会，数千人出动，两辆车一批，分批进入人大会堂的西门。到处打听消息的外国记者硬是没有发觉。保密工作做得好，毛泽东很满意。
　　文革后，什么会不能保密呢？1966年 10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打倒各级领导，各级机构瘫痪。1967年一月夺权后，为解决各省市、各地区、各单位的问题，中央分期分批召集各省市、各地区、各单位的军队干部、造反派的各派头头、老干部代表来北京开会。这些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不守纪律，随时将会议情况通报给自己一派群众，会内外响应，制造事端，向中央施加压力。
　　1966年5月，张恩慈向哲学系左派“透露”时，那时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和后来的情况完全不同。张恩慈如不是奉令，绝不敢如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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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转帖]

　　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世纪, 它是蒙古势力崛起以来所遇到的费时最长、耗力最大、最为棘手的一场战争。据史料记载，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广东省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10万，并给南宋王朝划上了句号。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许多忠臣追随其后，达十多万人之多。古典意义上的中国，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也随之灭亡，从此不复存在，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一首诗歌可以表达我们对凄然收场的宋王朝的怀念：

　　　　　　　　　　　　伤心欲写崖山事，惟看东流去不回。
　　　　　　　　　　　　草木暗随忠魄吊，江淮长为节臣哀！
　　　　　　　　　　　　精神贯日华夷见，气脉连霜天地开。
　　　　　　　　　　　　耿耿中华何处是? 英灵抱帝海涛隈。

　　赵宋王朝之前世今生

　　若拿起一幅“清明上河图”细细揣摩,则不得不感叹，赵宋确实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时代，汴梁固然是清平的花花世界，便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也引来了强盗的觊觎。柳永的一曲小调夸夸杭州的“重湖叠崦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就让完颜亮立志“立马吴山第一峰”。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这是陈寅恪的话。李约瑟：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谢和耐（Jacque Gernet）：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既然这是文艺复兴，那么这样的复兴为什么在后来终止了呢？为什么没有如欧洲发生的那样走上持续复兴道路并进而走向新兴资本主义道路？历史在我眼前渐渐模糊,仿佛永远也看不清他的真正面目。一声叹息。
　　赵匡胤向后周的孤儿寡妇下手篡夺江山的时候，绝对想到了他的子孙也会面临这种局面的可能性，因而在制度上作出了种种安排，以防止体制内异己力量的崛起。赵匡胤采取了种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概括言之无非崇文抑武。其军事机构叠床架屋，一二年内驻外军队即换防，其领军将领亦定期更换，使“兵无长帅,帅无长师”，然而却生了另外一个弊端,即“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埋下日后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迭遭失败之伏笔：文官领军，文人固然少有倚兵自重之心，但是在周边群狼环伺的情况下，仍然不敢重用武将，则是自寻死路。有宋一代，作为武人，其境遇是比较凄惨的，上头猜忌不说，民间也渐生鄙视之心，“好男不当兵”的俗语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可能是成熟文明的通病吧，社会精英都聚集到文人那边去了，从事文学、历史、科技或者官员的工作的人的待遇和前途要远远好过于做一个职业军人。如果宋人了解今日执政集团的文宣手段，他们一定可以鼓起更大的声浪大肆宣传“13年来的成就无与伦比,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云云。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光辉灿烂的时代, 诸如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机械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成果累累。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也发展到新的高度。当时涌现出众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画家和诗人。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太平御览》和同时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合称为”宋四大书”。公元1078～1085年,宋朝的《埤雅》中,对265种动植物作了解释（陆佃）。公元1163年，中国宋朝已开始金鱼家化的遗传研究。公元13世纪，宋朝发表《洗冤录》，内容是尸体检验的各种方法，对于普通的城市小市民而言，宋朝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时代。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一座汴梁城中，处处皆是“情调”。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南宋国内贸易比较发达。南宋政府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东亚。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百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而宋朝的土地政策亦加速了这一进程，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抑商的朝代，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宋的农业在宋金并立时期已经非常发达，南方的水利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南宋时，植棉区已不限于两广和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无论在官田上或私田上，采用货币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
　　宋代政府不遗余力地发展对外贸易。最初指定以广州、明州、杭州为外国贸易港，并在这些港口设置“市舶司”，处理征税与管理对外贸易的一切事务。宋代对外贸易输出中，最大宗的是陶瓷器，南宋龙泉青瓷器的烧制技术，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辉煌的时期。龙泉的青瓷大都在泉州出口，由中国或外国商船运输到海外去。
　　宋朝发达的经济、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因发达的经济而产生的新阶层和新思想，都在预示着质变将要到来。中国将向一个新的高度跨越。但这个高度不一定就是欧洲的资本主义，但应该更合适中国。虽然，不如西欧那样因邦国林立的竞争带来的所谓的公民社会，以及罗马法的立法的精神，但是宋王朝的市民社会确实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发达的阶段。
　　然而以上种种在游牧的蒙元入侵后被完全毁坏，这个可怜的处于中国式封建文明的最高阶段的社会的发展嘎然而止，蒙古人的来到，杀死了一半的中国人，剩下的另一半为他们种地、做工、提供奢侈品，处于种族隔离的藩篱之下，成为蒙元帝国治下最下等的一类人。帝国的统治阶层在95年的统治中，基本上没有接受汉文化，帝国上层的官方语言不是汉语，帝国上层内部对于大量接受汉族中国人进入政府的前景显然是恐惧的，所以后来又取消了这种中国式的文官选拔制度。
　　帝国对数量众多的中国人始终是持怀疑、排斥的态度，除了提供粮食和其它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所必须的生活用品以及提供赋税，似乎蒙元帝国的蒙古统治者无法发现汉人的其它价值。而且热爱自由的中国人的反抗也是此起彼伏。所以蒙古人抑止不住喜欢杀人的野蛮本性，定期屠戮中国人。这种酷政只是在担心激起更大民变的情况下才被取消。这方面的不良记录可以一直追溯到蒙元开国时，就有蒙古统治者提出杀光汉人的对策，只是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的委婉劝说下才停止这个动议。而耶律楚才只能使用这样的理由：试问杀光所有的汉人，谁来为我们种地？我们向谁收税？
　　蒙古人两手空空来到中国，将中国人民作为他们的电池，寄生在中国土地。虽然蒙古人最后两手空空回到草原故地，但他们已经骑在华夏人民头上残酷杀戮和作威作福百年。今天的许多中国人还以蒙元为荣，这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当年那些被奴役屠杀的人们是无法理解他们的后代为什么会如此“宽容”亦或下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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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第一夫人”陈璧君改造记[转帖]

八年抗战结束后，汪伪政权“第一夫人”陈璧君被押解南京，后送往苏州监狱服刑，1949年4月苏州解放，陈璧君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直到1959年去世。在狱中，陈璧君刚开始表现顽固恶劣，态度狂妄蛮横，但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和管教干部的感化下，她始终一步步醒悟、悔罪，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政府由敌对仇视逐步转化为由衷地感激。
　　受到人道待遇，竟说“我的身份就是与众不同嘛！”

　　八年抗战拉开了胜利的帷幕，汉奸头目纷纷落网，陈璧君在羊城被捕后被押解南京。1946年3月28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对她提起公诉，4月16日开庭审讯，22日判处无期徒刑，罪名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随后，陈璧君被送往苏州第三监狱服刑。

　　然而陈璧君拒不认罪，口口声声称蒋介石公报私仇罚她坐牢终身，故而虽身在囹圄，仍凶悍如前，稍有不如意，便作河东狮吼，大吵大闹。狱方既恨她，又怕她，却又毫无办法。

　　怒能伤身。陈璧君一次又一次大发肝火，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天长日久的恶性循环，使老病加重，新病引发，常卧床不起。

国共大决战胜败分明，1949年春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精锐丧尽，解放大军饮马江北，南京政府风鹤频惊，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逼“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2月4日，行政院作出“应变”举措，决议迁都广州，并对关押的汉奸作了如下规定：凡处有期徒刑的，一律释放；处无期徒刑的，转移台湾。

　　其时，达官贵人的心思只在身家性命安全上，个个忙着撤退家眷财产，哪里顾得上转移汉奸？4月21日凌晨，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其中一支直扑苏州。苏州解放的当日，监狱即被接管，陈璧君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

　　5月27日，大上海解放，市政府大力改造接管的提篮桥监狱的狱政设施。相比之下，提篮桥监狱的条件较之苏州的好得多，军管会于是决定，把陈璧君这个特殊的犯人从苏州移解上海，以利改造、养病。

　　7月1日，陈璧君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的管教干部，接过苏州来人移交的犯人档案袋一看，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汪伪“第一夫人”就在眼前，不禁脱口而出：“你就是陈璧君？！”

　　“对，我叫陈璧君。”陈璧君一向认为，共产党强调斗争，六亲不认，担心遭惩罚甚至被一枪崩了，所以不敢像在国民党监狱里那样摆“第一夫人”的架子，但从口气到神态还是“不卑不亢”。

　　“跟我来。”管教干部提起她的行李，领着她去了牢房，又帮她铺好床，和颜悦色叮嘱了有关事项，临走时说了声“再见”。

　　“共产党的看守倒蛮客气的，这是什么意思？”陈璧君倒有点拿不准，自言自语：“想软化我？还先礼后兵？”

　　上海的初夏连日西南风，气压偏低，陈璧君浑身不适，早先骑马时摔坏的老伤又隐隐作痛，躺在床上呻吟不止。管教干部闻讯后，忙请来医生为她诊治，并给她做了全面检查，发现她患有多种疾病。

　　考虑到陈璧君毕竟是个特殊的犯人，又年老体弱有病，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狱方给予宽大待遇。所住囚室通风透光，冬暖夏凉；允许亲属旧友探监，送日用品；征得她同意后，安排两个女犯与她同居一室，照顾她的生活起居。陈璧君要求每天用5热水瓶开水，也予以满足。

　　苏州解放前夕，国民党监狱中的条件日差一日，陈璧君连饭都吃不饱，生了病也无人过问，而今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受到人道待遇，这是陈璧君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她忍不住偷偷对同室的女犯说：“这里条件比苏州时好多了，吃的住的都好，还给我做了全面体格检查，而在那边整整三年从未检查过。我反共大半辈子，却受到共产党如此优待，实是始料未及。”她讲这番话，并非出于对共产党的好感，且听她后面一句：“我的身份就是与众不同嘛！”随之洋洋得意，大讲自己如何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如何与蒋介石唱对头戏一斗再斗......

　　拒绝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声言“我只有一部革命史”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天，管教干部交给陈璧君一封信。信来自北京，是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联名发给她的。

　　宋庆龄与何香凝，早年曾和陈璧君共事多年，同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既有同志情谊，又有私人友情。当得悉陈璧君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有心拉她一把，于是一起去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陈璧君的问题与汪精卫不同，是叛国投敌的主持者、参与者，而非决策人，建议在适当时候视其态度给予特赦。毛泽东与周恩来了解陈璧君从革命者沦为汉奸的经历，表示尊重宋庆龄、何香凝的意见，当即作了如下表态：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宋庆龄与何香凝于是联名写信给陈璧君。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在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介石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可马上恢复你的自由。

　　陈璧君不认为自己有罪，又倔强好胜拉不下悔过的面子，所以拒绝了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挽救：“我固守受审时公开宣布的立场，对日本的和与战都为救国，属殊途同归，无罪可言，无罪可悔，但愿在牢房中送走最后的岁月。”

　　她拒不认罪，甚至认为共产党不该关押自己，于是情绪对立。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陈璧君发现共产党的看守和气可亲，远不如想像的那么凶狠，渐渐地变得大胆起来。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困难，监狱宣传增产节约，她嗤之以鼻：“犯人的生活水平是最低的，怎么个节约？除非不给我们吃穿。”

　　1950年中共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她在犯人中挑唆：“外面整好了整里面，大家要有准备，我是不怕，大不了上断头台。”

　　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入朝参战，她幸灾乐祸地说：“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美国人有原子弹，共产党能赢？”

　　为鼓励犯人接受改造重新做人，狱方召开奖惩大会，给几个改造好的罪犯减刑。她不以为然地说：“最多减二三年，无期徒刑减为20年，等不到出狱就老死了，等于不减，还不是骗人的把戏？”

　　陈璧君这番话被汇报了上去，管教干部找她谈话，批评说：“你这是煽动犯人对抗政府的改造政策。”她则振振有词：“你们不是要求我暴露思想吗？我是暴露思想，不是煽动，不该给我扣帽子。”

　　管教干部例行公事，叫陈璧君写书面交代，也总是推说头晕或胸闷或手臂酸麻不写。1951年6月中旬，管教干部再次约见陈璧君，郑重其事地说：“请你系统地写一份检讨。这是领导上统一布置的，每个在押犯人一定要写，一个不漏。”

　　“啊呀，我一直身体有病，又事隔那么多年，哪里记得起来？就免了吧。”

　　“这次一定不许推托。”管教干部的话斩钉截铁，“还有，必须把所有罪行如实交代清楚，不得隐瞒。”

　　陈璧君眼睛一翻：“我有什么罪行？不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只有一部革命史！”

　　在管教干部的再三劝说催促下，陈璧君终于动笔了。

　　至8月间，陈璧君写完了洋洋2万余言的《自白书》，从题目到小标题到内容，只有表功，没有一点罪行。其中以一万五千字的篇幅，大谈自己的革命史，如加入同盟会，为革命捐助家财，谋刺清廷军政大员、参加反袁护国斗争，协助孙中山重组政府及改组国民党等。

　　管教干部看过她的《自白书》后，指出：“你前期对革命有功，我们并不否认，但简略带过就可以了，把重点放在检讨罪行上。”

　　“我写的已简无可简，要简略，干脆全部略去。”陈璧君气势汹汹，“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只有一部革命史，并无罪行可写！”

　　“你这是什么态度？”管教干部忍不住厉颜斥责，“你背叛国家民族，为日本侵略者效劳，还不认罪服罪？”

　　陈璧君自羊城被捕后，从广州到南京到苏州，几年中一直以“第一夫人”自居，连国民党的看守所长也尊称她为“汪夫人”，想不到今天被共产党的看守训斥，自尊心大挫，立时发作起来：“好啊，你这个共产党骂人，我要向你的上级控告！”

　　她果然向狱方递交了控告书，从此以后，叫那个管教干部为“骂人看守”。有事叮嘱，她也不予理睬，还向新进来的犯人“介绍”：“这是骂人看守，凶得不得了，你们要当心。”

　　精诚所至开始转变，但还要“考验”管教干部

　　一天早上穿衣起床时，陈璧君感到胸闷气急，目眩头昏，不能动弹，同室的女犯忙去报告。

　　她被送进了监狱医院。经检查发现心律不齐，血压偏高，忙针药并施抢救。脱离险境后，留院做进一步观察治疗，两个星期过后，方才出院回监。

　　时不过月余，陈璧君又因血压高加内痔出血住进医院，先平稳血压，后做切除手术。这一住，住了近7个月。

　　陈璧君的两次住院，都是那个“骂人看守”抬她去的，为她忙前忙后办理了住院手续，直至把她安排到病床上；又是那个“骂人看守”，每天将她订阅的《解放日报》，准时转病房交到她的手里；还是那个“骂人看守”，常俯身病榻前，询问病情，关心备至。陈璧君的“铁石心肠”有所感动了，对“骂人看守”的态度变了，见面时尊称“先生”，说声“您好”。当然，这一改变，除了发自内心的感激外，还另有所图。陈璧君出院后约半月，管教干部探望她时，她恭恭敬敬递上一张纸：“先生，这是我今天上午赶写的思想汇报，请查收。我还有个申请，先口头提出，行吗？”

　　“说吧，只要提得合情合理，是可以考虑的。”管教干部的话可进可退。

　　“蒋介石事事皆坏，失尽民心，所以挫败倒台龟缩去了台湾。你说我的观点对不对？”

　　说是提申请，却讲了蒋介石。管教干部一时不明陈璧君的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能虚与应付道：“蒋介石祸国殃民，做尽坏事，当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先生您说得对透了，蒋贼坏事做绝，我是恨透了他！”陈璧君按自己的设计转了一个弯，终于话入正题，“我是反蒋的，自孙总理逝世后，我就发现他是个野心家，事事反对他。他视我如眼中钉、肉中刺，利用手中权力，判我无期徒刑，意在使我受尽漫长折磨，活得难过，又不得好死，这是对我最惨最差最难熬的刑罚，蒋贼的用心是再恶毒不过的了。所以我郑重要求，人民政府的法院对我复审，去除蒋贼强加于我的罪名。”

　　管教干部恍然大悟，出言谨慎：“你的要求可以提，至于能不能复审改判，得由司法机关审定。”

　　“不管怎么说，我要求实现我的要求。”陈璧君理直气壮，“我是反蒋的，你们共产党也是反蒋的，算是同志，就不能像蒋贼一样对待我。”

　　她称自己反对蒋介石并非谎言，称蒋介石公报私仇有她的道理，实质在于以反蒋为托词，为自己开脱罪责。其复审改判的企图自然难以得逞，于是满腹牢骚：“我是蒋介石的死敌，是蒋介石的犯人，共产党是为蒋介石代押我的。”

　　尽管陈璧君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依然抱有敌意，狱方还是坚持对她耐心教育，热诚改造，时时事事感化她。

　　1954年1月，陈璧君高血压、心脏病复发，第三次入院治疗。次年11月，第四次进医院做颈淋巴腺炎切除手术。虽然医院相当紧张，狱方还是尽力医治，不计价钱，该用的药一定给用，还给她增加营养，包括供应牛奶、鱼肝油等。手术后一段时间里，陈璧君难以自理生活起居各事，护理人员不但给她换洗衣服，还服侍她大小便，无一点厌烦之色。为使她早日康复，指导她做健身操，陪她一起锻炼......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管教干部治了陈璧君的身病，更治了她的心病，请看狱方对她的鉴定：自入狱以来，该犯一贯表现顽固恶劣，把政府对其宽大当作应有的享受，1954年后有些转变。

　　虽说陈璧君对共产党的敌意开始改变，但她的秉性与特殊身份决定了她复杂矛盾的心理。

　　冬日将至，陈璧君翻出一件棉衣补了起来，连放风半小时也未出去散步。新来的女管教以为她病了，赶来囚室探看。

　　“哎哟！”陈璧君一声惊叫，“手指刺破了，出血了！”

　　女管教忙掏出手帕为她揩血止血：“怎么样，我去拿红药水。”

　　“不用了。”陈璧君自怨自艾起来，“唉，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做针线活。”

　　“我来给你补。”女管教飞针走线，一会儿就补好了。

　　“真不好意思，非常之感谢。”陈璧君似猛然想起了什么，“同志，我这算不算剥削呀？”

　　“这叫相互帮助，不算剥削。”女管教诚恳地说，“下次我教你，学几次就会了。”

　　此事并非偶然，而是陈璧君对管教干部的“考验”，看他们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先来的还是后到的，是否真心诚意对待自己。她还要“考验”平时很少接触的管教干部。

　　轮到女监洗澡了，陈璧君跨进浴室才走几步，一个趔趄滑坐在地上。

　　“跌痛了没有？”女管教快步过来，弯腰搀扶。

　　陈璧君哼哼不止，身体只是往下沉，另两个女管教见状过来帮忙，费了好大的力，才将她抱坐在长椅上。事后，她在一份思想汇报中暴露内心：“我被扶起来后，心里很高兴，原来她们确是用尽了力气拉我的，当时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犯人，因为她们是几乎把我抱起来的。”

　　心服口服检讨感谢，还要求去劳改农场接受改造

　　狱方思想教育与人道待遇相结合的改造政策，开始让陈璧君从心底里佩服了。她不只服从管教，对过去一向拒绝承认的汉奸罪行，也开始有所认识，当然并不彻底。她曾多次在“思想汇报”中表示了检讨、感谢及对共产党的赞扬，现摘录几段于后：

　　——我在医院生活后，他们给了我耐心照料。通过他们的教育，了解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开设有史以来真正人道主义的监狱医院；也使我了解到人民政府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是因为工作人员品质优良的缘故。

　　——我的错误的主导思想和罪恶的根源是：自私、急躁，不认识自己身份，不反省自己是一个犯了重罪、危害人民的犯人。我以后在三个月内一定逐步改正清除自己的上述万恶主导思想的根源。

　　——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监狱的人道主义改造犯人，我是受恩很重的一个。我很对不起人民政府，以后我把时间放在反省过去，了解现在，瞻望将来，改造自己，使自己能早日重新做人，争取能参加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陈璧君自己订了一份《解放日报》，说是为“学习理论和了解人民政府的措施”，她还学习毛泽东著作，且非常之刻苦。请看其1955年7月在谈自己历史和思想变化的交待材料里写的：

　　我借得《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我读了八遍，不够，要还给人家，我便将它抄录下来，日日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灭亡，是一个历史铁一般的规律。

　　另有一件事，倒是管教干部始料未及的，也可说明陈璧君“努力改造自己”的愿望。

　　那是一天中午开饭时，陈璧君刚端起饭碗，见管教干部经过，便喊住说：“我已写了报告，申请去农场参加劳动，为什么不见批下来？”

　　1954年以后，为使犯人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狱方组织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有的还送去了苏北的劳改农场。第二年秋天，陈璧君递交了书面报告，要求到苏北去，内中的几句话可谓慷慨激昂：我不能通过劳动便不能改造，便于机会再为人民服务和回归革命营垒。

　　狱方因陈璧君患有多种疾病，又年事已高，未考虑她的要求。管教干部当下转达狱领导的意见，说：“你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太好，按照医嘱，不能参加体力劳动。”

　　“知难而上，古有明训。别人能干的，我为什么不能？你们不让我去我就绝食，饿死算了！”她言出行随，果真搁下饭碗。

　　“我们要对你的健康负责，希望你理解这一点，配合我们的工作。”管教干部一点也不动气，悉心开导。

　　说了一阵，饭菜已凉了，管教干部端去伙房，热好后重新端到她手上：“快吃吧，把身体养得健康了，壮实了，会考虑你的要求的。”

　　陈璧君被感动了，破颜为笑：“我就怕你们和颜温良地讲道理，看来你们的确是为了爱护我的身体。”

　　1959年5月2日，陈璧君再次入院，医生诊断是心脏病、支气管炎、高血压并发，虽全力治疗，不但不见好转，反而又并发了大叶性肺炎。

　　一个多月中，院方先后为她做了15次血液检查，3次X光透视，2次心电图，4次输氧，7次重病情报告。

　　百药罔效，群医束手，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

　　陈璧君自知回天无力，对管教干部说：“告诉医生，不要再为我浪费针药了，你们已尽到责任了，感谢你们。”

　　5月19日，她给在海外的子女写了一封信，从中可见党和政府对这个特殊人物的改造效果：

　　诸儿同阅：

　　我于本月2日因病蒙人民政府在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下进入医院，现由中西医会诊处方，病况较为严重。万一不幸与诸儿永别，盼诸儿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以加倍努力工作，报答人民政府挽救我之深厚恩情。吾死别念，因你等远已达而立之年，遗憾者未能目睹祖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延至6月17日，陈璧君医治无效去世。由于她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尸体由一远方亲戚收敛火化，骨灰后送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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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植《七步诗》 [转帖]

　　　　■顾农

　　陈思王曹植的《七步诗》是中国古代最为短小而有名的诗篇之一，“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来成了成语，至今引用不衰。但这首诗是不是曹植写的，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古今都有学者认定此诗为伪，理由是几种古

　　老的曹植集中皆无此诗。这样来立论，根据似有不足，因为我们知道，最早正式为曹植编定的集子出于他的侄儿魏明帝曹叡的旨意，《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载，太和六年（232）曹植死，时年四十一；过了几年，景初（237~239）中明帝诏曰：“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以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中外。”这个集子显然不全：另据曹植本人先前所说，他自己选编自己的辞赋，“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前录自序》），这些还不是他一生辞赋的全部，就已经有这么多；而奉旨编撰的钦定本全集，包括赋颂诗铭杂论在内却一共只有“百馀篇”——这里一定被删掉了很多作品。

　　像《七步诗》这样的诗篇，在钦定本中删去不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篇非删不可，因为这首诗讽刺打击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魏明帝曹叡的父亲魏文帝曹丕。曹植这首诗当时一定非常遭忌讳。寓禁于编，早已发凡起例于曹叡，到清朝，乾隆皇帝搞《四库全书》，则为其集大成而尤其著名者也。

　　关于《七步诗》及其产生的背景，见于《世说新语·文学》：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可知在刘宋时代，此诗尚颇为人们熟知，且有故事流传。好诗总是禁而不止的。《世说新语》是一部高水平的名著，其中的材料往往被视为重要的史料。据此则《七步诗》自应确认为真。

　　又《太平广记》卷一七三引《世说》，其中《七步诗》的文本也是六句，仅个别字句略有异同。只是此诗的文本有繁简之别，另有一种四句本，《文选》卷六十任彦昇（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陈思见称于七步”句下李善注引《世说》云：

　　文帝令陈思王七步成诗，诗曰：“萁在灶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里文字比较简略，不知是李善所见之《世说》即已如此还是他在引用时有所删节。由六句压为四句，很像一首唐人的五绝。古书注释中的引文往往并不严格按照原文引录，为简明起见可以有所省略，而为了引文的通妥流畅起见，又相应地改易少数几个字。这种作风到晚近以来还有，某些老派学者的引文有时不尽忠实于原文，就是这种老传统在起作用。

　　与六句本原诗相比，李善注所录之四句本保留了它的主要内容，而将诗的前两句“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删掉了。删掉这两句，诗的妙喻仍在，主要意思也没有变化：拿豆秸草作燃料来煮豆子，本是同根生的东西如此相煎甚急——现在是亲兄弟相煎甚急，令人不胜感慨。

　　此后更流行的文本则将李善注所引本的首句改为“煮豆燃豆萁”（《诗纪》卷十四引“一作”本）。这样一来，诗的开头就把豆和萁一道提出，更便于为下文张本，看上去要比一开始就突如其来地说“萁在灶下燃”更稳妥自然一些。这一改动不知出于何许人，其人实为高手。

　　曹植原作六句本显得比较古朴。这首诗的生长点在于燃豆萁煮豆子，那么煮豆子是要做什么呢，诗的前两句说得很明白：“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这是当时的一种食品加工方法：先把豆子煮熟，然后让它发酵，加上盐和若干香料，做成“豆豉”或称“盐豉”，不加盐的则为淡豉，均为美味，其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汁液，尤为常用的调味品（详见《齐民要术》卷八《作豉》）。在魏晋时代，豆豉算是新兴的美味，所以曹植在诗中详细言之。而到唐人或更后的读者心目当中，“豆豉”乃是十分普通的东西，“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这些话完全可以不去多说。某一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对文学创作总会产生不小的影响，从《七步诗》的变迁看去，改诗有时同科技水平之与时俱进也不无关系。

　　《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了西晋的一个小故事：“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盐豉耳！’”北方贵公子王济（武子）看不起从南方来的“亡国之馀”陆机，以羊酪为天下美味，而陆机则以蓴（莼）羹来与之对垒。做蓴羹须下盐豉，味道才能勾得出来；陆机认为羊酪虽好，也就相当于未下盐豉的蓴羹——北方的美味乃是二流货色。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当时北人南人互存偏见，所以往往有这样斗法式的问答，现在看去颇不足为训，但由此可知盐豉在魏晋时代的地位甚高，也可知曹植写诗时为什么那样不惜笔墨。

　　这样看来，今天重编注曹植的诗，《七步诗》应予录入，并当以《世说新语·文学》所引之六句本为准；至于后来的变成四句的删节本（李善注所引者）和进一步修改本（《诗纪》所引者），可以不管，也可以作为附录列入备考。前人或谓《七步诗》“繁简二本并佳。多二语，便觉淋漓似乐府；少二语，简切似古诗。”（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六）其说颇有见地，但乃是从艺术角度出发的比较论；如果从文献角度着眼，则自当以六句本为基准。

　　曹丕打压迫害乃弟曹植用心良苦，手法甚多，原因无非是曹植曾经是他的竞争对手，一度似有可能继承父王曹操的地位。曹丕当了皇帝以后对曹植防范、报复甚严，无所不用其极。帝王式的思维往往如此。专制主义导致人性严重异化，中国古代皇室成员中父子、叔侄、兄弟们相煎何太急的事情，史不绝书；但是就此写诗的人不多，好的更少，此《七步诗》所以可贵而传诵甚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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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善终：韩国历届前总统的结局[转帖]

　　李承晚（이승만, Syngman Rhee, 1875年3月26日－1965年7月19日）号雩南，“大韩民国”旧称“南朝鲜”第一至三任总统（1948年－1960年）。原名李承龙。1875年生于韩国黄海道平山郡。1948年大韩民国（南朝鲜）成立，随着温和派的主要领袖被暗杀，他新组成的政党在南朝鲜的选举中获胜。当选为首任总统。1952、1956和1960年连选连任，其中1960年闹出与死人竞选的笑话。他实行独裁统治，不容许人民反对他的政治纲领，清洗国民议会，宣布反对他的进步党为非法，并以叛国罪名处死进步党领袖。朝鲜战争中肆意处决“政治犯”，1960年韩国学生举行“四.一九”民主大示威时伤亡甚众，因而群众纷纷要求李承晚下野。国民议会一致投票支持这一要求。1960年4月26日，李承晚发表下野声明，从而结束持续12年之久的独裁统治，再度流亡美国夏威夷。1965年7月病死于夏威夷。

尹潽善(윤보선，1897年8月26日－1990年7月18日），号海苇，生于忠清南道牙山，为大韩民国第4任总统。他是韩国独立后首任汉城市长，并因此踏入政界。他历任工商部长、大韩红十字会总裁、韩国民主党最高委员。1960年4.19革命，李承晚失败并流亡海外之后，他被民主党内旧派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并于8月13日当选成为总统。原来掌握大权的新派候选人、引致原任总理张勉退党，并另行筹组新民党。这件事亦成为后来5.16军事政变成功的远因。政变后，他作为在野党的领导人，他曾两度挑战朴正熙的总统地位。他在当时被视为是抵抗军事政权及推动民主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朴正熙(박정희，Park Chung-Hee, 1917年9月30日-1979年10月26日) 号中树。他亦曾经用过冈本实和高木正雄这两个日本名。他是韩国第5至第9任总统，由1961年上任至1979年，长达18年。朴正熙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的龟尾(大邱广域市附近)，1944年于满洲军官学校毕业。朴正熙于1961年发动5.16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迫于约翰·肯尼迪政府的压力，民选政府恢复，他于1963年赢得大选胜利。朴正熙被认为在韩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但是他的独裁倾向却并不受欢迎。1964年，他主持韩日关系正常化，这一举动受到普遍反对，并造成了普遍的动荡。朴正熙于1979年10月26日被韩国中央情报局首长金载圭暗杀。

　崔圭夏(최규하，Choi Kyu-ha, 1919年7月16日—2006年10月22号)，号玄石(현석)，韩国江原道原州人，大韩民国第12任总理、第10任总统。崔圭夏曾在日本留学，并有日本姓氏梅原。他早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教师。之后他前往伪满洲国。大韩民国独立后，他曾出任农林部粮政课长、外交部通商局长、外务次官及外相。1971年就任外交担当特别补佐官、1975年接替金钟泌出任国务总理。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暗杀，以总理身份代行总统权限，并于12月6日大选胜出后正式接任。他在正式当选后的早期实行宪制民主化改革，但有关计划在全斗焕发动的政变之后停止推行。1980年8月，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并根据《戒严法》接掌总统权力，指派朴忠勋充当代总统，并筹备新一届总统选举，崔圭夏黯然下台。崔圭夏于2006年10月22日因病逝世，享年88岁。

　　全斗焕（韩: 전두환, 英: Chon Du-Hwan, 1931年1月18日—），韩国的军事独裁者，第11、12任总统。生于庆尚南道陕川。毕业韩国陆军士官学校。和卢泰愚是同学。1961年军事政变时，积极支持朴正熙少将。后政变推翻崔圭夏政府，并武力阵压光州民主化运动。1988年在民间多次压力下宣布不再竞选总统，让其得力助手卢泰愚将军出选总统。卢泰愚总统任期届满后，金泳三当选。他立即彻查由全斗焕时间开始的官商勾结活动。1995年11月16日，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位前总统相继因筹集和侵吞秘密政治资金而被逮捕。1996年8月26日，汉城地方法院以主动参与军事叛乱和内乱罪、谋杀上司未遂罪及受贿罪，判处全斗焕死刑，后来改判终身监禁。1997年12月得到候任总统特赦。

　　卢泰愚(로태우，Roh Tae-Woo, 1932年12月4日-)，韩国大邱出生，祖籍中国山东省，是韩国的将军及政治家, 曾于1988年至1993年间任韩国总统。卢泰愚1955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59年在美国特殊战校进修心理战课程。1980年8月任陆军保安司令。1981年获上将军衔。1981年后，历任政务长官、体育部长官、内务部长官等职。1987年8月任民主正义党总裁，12月当选为韩国总统，为1988年至1993年任期的韩国第6任总统。卢泰愚是韩国军事强人全斗焕所拣选的继任人。由于全斗焕违反民主普选的承诺，卢泰愚的任命在1987年引发了首尔及其他大城市的大规模支持民主游行，是1980年光州事变之后韩国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为平息国民的不满，卢泰愚向国民承诺会举行民主选举，并要求政府部门作积极准备。卸任后，也因腐败入狱。

　　金泳三(김영삼， Kim Young-Sam, 1927年)，韩国庆尚南道人，第14任韩国总统。 1927年12月20日生于庆尚南道巨济岛。1952年毕业于汉城大学文理学院哲学系 。1974年在美国获名誉博士。1951年任总理秘书。1954年和1960年两次当选为国会民议院议员。1961年任新民党青年部长。1963年任民政党宣传部长。1985年任民众党院内总务兼发言人。1967年任新民党院内总务。1971年任韩国问题研究所所长。1973年任新民党副总裁、政务会议副议长 。1974年任新民党总裁。1976年任新民党顾问。1979年再次当选为新民党总裁。1987年任民主党总裁，并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落选。曾历任第六、七、八、九、十和十三届国会议员。1990年民正、民主、共和3党合并后，任民自党最高委员。1992年12月当选为韩国第十四届总统。上任后，采取了比较严厉的廉政措施。1998年2月卸任。金泳三其子也因腐败入狱，声明狼籍。

　　金大中（김대중. Kim Dae-Jung, 1925～ ）1943年中学毕业后，在一个日本人公司中作职员。1945年接管这一公司，成为富商。朝鲜战争期间被俘获并被判处枪决，后逃脱。1954年进入政界，反对李承晚的政策。1961年成为国会议员。国会在1961年政变时被朴正熙解散，他成为朴政策的批评者。1971年竞选总统失败。1973年在东京所住的旅馆中被韩国中央情报部绑架，并被强行押送到韩国监禁。后又被软禁。1976年再次被捕，因要求恢复民主而被判刑8年。服刑33个月后获释。后又以煽动和阴谋为罪名被捕，并被军事法庭审讯和判处死刑。1980年1月改为终身监禁。1982年12月获准去美国就医。金大中在美期间，继续开展反对全斗焕集团和争取民主化的组织与宣传工作。1997年5月，新政治国民会议推选金大中为韩国第15任总统候选人，并当选。然而，其政府一直纠缠于腐败的漩涡之中，其本人尽管未卷入，家人腐败行为却令他极其狼狈。

　　卢武铉（韩语：노무현，1946年9月1日－2009年5月23日 ），韩国的第16任总统。卢武铉是庆尚南道金海市进永邑人，夫人为权良淑（권양숙，1947年1月14日-），育有1子1女。他在2002年12月19日的选举中代表新千年民主党击败韩国国家党的李会昌，并于2003年2月25日就任总统。2004年3月12日，国会通过弹劾议案，卢武铉被暂停职务，由总理高建担任代总统。之后国会改选，反对党大败。5月14日宪法法庭推翻国会的弹劾议案，卢武铉获即时恢复职务。2007年2月28日，卢武铉退出执政党开放我们党，以无党籍身份执政至任期结束。一直号称廉洁的卢武铉，妻儿和侄女婿也卷入受贿风波中，近来颇受冲击。2009年5月23日，在家乡山区，卢坠崖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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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何须除去“小明王” [转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杨 军

　　后人论史，每提及“小明王”韩林儿之死，大多认定是朱元璋下的毒手，似乎已成定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韩林儿应朱元璋之请南下，途中舟覆而死。在《明史》中多处有相关记载，如《明史·韩林儿传》说：“太祖命廖永忠迎林儿归应天，至瓜步，覆舟沉于江。”联系朱元璋后来大肆屠戮功臣的毒辣和残忍，如此推论看来也顺理成章，夏《明通鉴》就是如是判断的。

　　朱元璋出自郭子兴麾下，自属红巾一系，名义上确算韩林儿部下。不过天下大乱之际，群雄并起，“众各数万，并置将帅，杀吏，侵略郡县”，称王称帝者有徐寿辉、张士诚、赵均用等，不乏其人，这种名分上的归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宋，建元龙凤。“檄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张天、太祖为左右副元帅。太祖慨然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然念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 （《明史·太祖本纪》）当时郭子兴已死，正是朱元璋自立门户、独自打天下的开始，此举无非留一条避免将来可能孤军作战的后路而已，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十二年来，朱元璋并没有对韩林儿称臣，也更不曾依仗过他，除了共用一个“龙凤”年号，二者不过遥遥有政治上的呼应而已，连军事上的同盟都谈不到。当然，客观而言，也正因为刘福通“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让元朝疲于应对，才给了朱元璋壮大实力、从容平定东南的机会。

　　乱世有乱世的生存方式，依附归属完全处于利益上的考虑或政治上的便宜。朱元璋势力强盛之后，元帝也遣使招安，只不过朱元璋未曾表态而已。其他如陈友谅出自弥勒教，该算徐寿辉的臣下，也打徐寿辉的旗号，但徐兵败来投，他即杀之，兼并其部。张士诚、方国珍对元时叛时服，尽管曾被封为太尉和行省左丞相这样的高官，一看局势改变就变卦。至于年号，那更是有如城头变幻大王旗，韩林儿称“龙凤”（宋），徐寿辉号“天完”，张士诚建“天佑”（大周），陈友谅立“大义”（汉），一般人等谁会在意这个？和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这些军阀的反复无常相比，尽管有足够的资本，不过基于政治上的低调，朱元璋能把“龙凤”这个空招牌扛了十二年，算比较有始终的一个了。

　　正当朱元璋稳扎稳打，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曾经风光一时的韩宋却是江河日下。刘福通胃口太大，又是北伐，又是西进，有一路人马甚至横扫辽东，一直打到了高丽。然兵力分散之后“兵虽盛，威令不行。数攻下城邑，元兵亦数从其后复之，不能守”。被元军反击之后，连根据地都难保了。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遣部将吕珍来袭，围攻安丰，刘福通已是势单力孤，岌岌可危，只得向朱元璋求援。其实朱元璋要摆脱这个空头上司，坐而不救是最佳策略，但朱元璋却不顾刘伯温劝阻，执意援救，“太祖曰：‘安丰破则士诚益强。’遂亲帅师往救，而珍已入城杀福通。太祖击走珍，以林儿归，居之滁州。”（《明史·韩林儿传》）

　　朱元璋此举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因为从至正二十年（1360年），刘福通部就或败或乱或降，已经显示出唯能自保、无力逐鹿的颓势了，任其自生自灭不会对朱元璋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当时朱元璋最大的劲敌并非张士诚，而是陈友谅。“安丰破则士诚益强”这个理由有点勉强，事后朱元璋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先是，太祖救安丰，刘基谏不听。至是谓基曰：‘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虚直捣应天，大事去矣。乃顿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谅亡，天下不难定也。’”（《明史·太祖本纪》）若非当时陈友谅战略失策，也许争霸天下的局面还会延续更长时间。不过，这种为义所使、不避利害的举动说明朱元璋的江湖豪气尚在，还未被赤裸裸的利己思维和功利权术意识完全湮灭。

　　成功者必有非凡之处，朱元璋能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成为逐鹿天下的人物，继而成为时代风云际会的宠儿，不会仅仅是一种历史巧合。朱元璋和同时代的众多枭雄相比，更少以个人名利为出发点进行冒险的政治赌博；其能力、信念、人格更禁得起乱世考验。因而更具众望所归的个人魅力，能整合出一个同心同德、令将士用命的集团。这是如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辈做不到的，此类枭雄虽熟谙厚黑学，能横行一时，但完全拘于眼前利益和个人虚荣，最终不免众叛亲离，难成大业。

　　刘福通既亡，韩林儿则只是一个普通人，只会慢慢被人淡忘。既无政治上的影响力，更谈不上军事上的号召力，战乱之后，教众各奔东西，或各自有所归属，也已丧失了宗教上的凝聚力。何况这个“张无忌”既没有绝顶武功，身边更无高手环绕。“林儿本起盗贼，无大志，又听命福通，徒拥虚名”。那时的朱元璋，方国珍降后“授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不之官”。尚且能容，这样的一个韩林儿，随时可以让他“禅让”，所以在这个时候除去他，既无必要，也毫无意义。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陈友谅败亡，朱元璋进吴王位，又两年，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相继败服，朱元璋即帝位，这一切都顺势而行，如同水到渠成。

　　关于韩林儿之死，据《明史·廖永忠传》，“初，韩林儿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死，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此举真如朱元璋所言，是廖永忠为邀功的擅自行动吗？可能性应该大于出自朱元璋的授意，因为除了廖永忠，连同赵庸兄弟“后亦有过不得封公，与永忠类”。若为朱元璋授意，要么早早灭口，要么授以公位稳其心，这样的做法实不合情理。韩林儿之于朱元璋的妨碍，仅仅就是一个名分和“龙凤”年号，这对于乱世而言，构不成登基的阻力。只要威逼利诱一下，就可让韩林儿屈服，或不予理睬，直接将其撇到一边，随便封个王养起来也无不可，毕竟韩林儿连方国珍都不如，根本没有翻身之术。真的要除去他，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完全可以做到不露痕迹，制造如此张扬的翻船“事故”实为画蛇添足。后人的猜度，多为书生之言，春秋笔法，似不足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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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王朝灭亡的三大前兆[转帖]

　　　　来源：猫眼社区

　　近来，国内网上流传民国时跨越政学两界著名学者于右任的一篇文章----《亡国三恶因》，于右任列有三点大清必然会灭亡的原因。于右任先生的《亡国三恶因》发表于《民立报》上，全文百余字，至今已近百年，如今重读此文，深感当年于右任之远见卓识，确非常人所能及。好在文章长，现录全文如下，以供人们分析研究。

　　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以上于右任所说三点，非常具体而清楚地说明了清王朝灭亡的原因。其实不只是清王朝，任何一个政权，无论他多么貌似强大，只要具备了上述三点，决不会逃出灭亡的命运。

　　第一，说的是老百姓贫穷，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物价飞涨，社会呈败落之象。老百姓为什么贫穷？因为\"国有金，吝不与人\"，财富不往普通人手里流动，国家与民众争利。财产归权贵私有，日夜不停地盗卖国家资源。劳苦民众虽竭尽劳作，所得不足以维持生计，两极分化严重。

　　第二，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的不能受到制止，社会道德急剧下滑。官员虽多，但不作为，忙于吃喝嫖赌，聚敛财富，使\"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善恶本人兼而有之，好的社会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社会制度却把好人变坏。所以于右任说\"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其实都是制度造成的。其中的\"化\"、\"使\"两个动词很生动地说明了官员普遍贪腐、社会道德败坏原因。

　　第三，说的是腐败政权只能用卖国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财产聚于权贵之家，才会有\"此哭中、彼笑中\"的现象。\"外人\"指列强，\"窥伺\"中华大地，伺机捞起好处；\"霄小\"指内奸，挑动拨弄，出卖国家利益。搞金钱外交，用通商拉拢外国政要\"助纣为虐\"，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渗透国外华人社区，\"金钱\"收买外国政要，甚至行为举止，罢免升迁，都以金钱利益为动因，用这样方法维持其统治岂能不使社会败亡？

　　于右任从以上三点看到了一个政权必然灭亡的趋势，结果被他说中了，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年，貌似强大无比，繁荣昌盛的满清\"盛世\"就轰然倒台了。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君子见微而知著。如果不能根据一些现象而分析出时局的走势，知识分子也就徒具\"知识\"之名。鼠目尚有寸光，动物尚能在大难来临之际有所警觉，现在一些号称有知识的\"饱学\"之士，眼睛只盯在利益上，想到的就是自己一家人的幸福安逸，甚至连\"鼠目寸光\"都不能做到，连动物本能都不具备，就更不用说象于右任一样为时局把脉了。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奇怪，有些东西你越是想得到，就越是得不到。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甚至为了一点利益出卖人格良心的人，为独裁者唱赞歌，到头来不仅得不到想要的利益，还会把自己搭进去，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同样，当政者迷恋特权，以为只要牢牢掌握暴力和谎言，就能使江山永固，子孙万代永享奴役别人的幸福，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得到接受民众审判的下场。

　　于右任是清朝举人，记者，诗人，书法家，政治家。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报刊活动家。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长江大都督。后追随孙中山，先后任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务。内战后随蒋去了台湾，1964年去世。80年代有人写文章，说于右任是让蒋逼着去台湾的。现在看来这个说法不会是真的，于右任大智大慧，料时局如所亲见，于民族危亡之秋挺身而出，置一身而系天下之安危，实为社会之大贤。后来读书人与之相比，能不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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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轶事[转帖]

　　　　作者：耕斋 分类：历史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年羹尧轶事》配图《清代名人轶事》清·葛虚存

　　年大将军羹尧军法极严，一言甫出，部下必奉令唯谨。尝舆从出府，值大雪，从官之扶舆而行者，雪片铺满手上，几欲堕指。将军怜之，下令曰:“去手！”盖欲免其僵冻也。从官未会其意，竟各出佩刀，自断其手，血涔涔遍雪地。将军虽悔出言之误，顾已无可补救。其军令之严峻，有如此者。然亦可见其平日性情之残酷矣。

　　年羹尧是清代名臣，曾任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为平息西藏、青海叛乱立下赫赫战功，终因骄横跋扈、功高震主，而被雍正削职赐死。

　　年羹尧治军极严，一言既出，部下必须令行禁止，绝对不能有半点迟疑。一次他乘轿子外出，正逢天降大雪，随从扶轿的手上，不一会就积满了雪花，手指都快冻掉了。年羹尧心生怜意，下令说:“去手！”叫随从不必扶着轿子了。随从没领会年的意思，竟然各自拔出佩刀，斩断了自己扶轿的手，鲜血涔涔洒遍了雪地。年羹尧虽然懊悔没把话说清楚，但也没办法补救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这偶发事件中，足见年平时为人的暴戾和凶残。

　　既是悍将，或以为年羹尧是个行伍大老粗，其实不然，他还着实是科班“进士”出身哩。年羹尧的父亲官拜都统，年也算是个“干部子弟”了。他生性顽劣，到“舞勺之年”，也就是十三岁，还“不识一丁字”。后来来了一位老人，要求年父筑一庭园，将自己与年关在里面，应允三年内一定将这小子教化好。据说入园后这老人顾自看书，任凭年羹尧“移山运石”彻天彻地去玩。后来年玩腻了，见老人读书读得津津有味，便问读书有何用处？老人说，好处甚多，上可为圣贤，次可立功名，三可取富贵。年羹尧沉吟良久，自思不敢为圣贤，不屑图富贵，最后选择了求功名。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年羹尧后来的草菅人命和好大喜功，看来与这位启蒙老师的引导不当，不无干系。

　　当然“无毒不丈夫”，古往今来的###者，从来没有温情脉脉的。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将军刚刚去世不久，据称当年他就曾自负地说过:“没有我的命令，在这个国家里连一片树叶都不敢动。”在其执政其间，不少无辜民众被处决和“失踪”。对这种人，善良者真是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