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 发表于 2009-8-16 11:04:11

惊天大奇闻--希特勒最恨他的将军们[转帖]

　　　　在纳粹魔头希特勒临死的时候,这个野心勃勃的恶棍,到底在想些什么呢,透过荣格小姐的回忆,结果令人大跌眼镜：最令恶魔愤恨的，竟然是他的将军们。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希特勒在军事策略上经常和他的将军们发生冲突,此间夹杂着彼此的厌恶和不满，特别是曼斯坦因的把希特勒贬损得几乎一文不值,透过曼帅的回忆录,我们看到了一个浅薄,无耻,贪婪,暴戾,顽固的领导人,而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失去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希特勒造成的，而古德里安将军的回忆录，则更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

　　每当读史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句俾斯麦的名言:历史不是产生的,历史是胜利者造出来的.而回忆录就是:当事人把自己该做的好事写上去,把自己做过的坏事藏起来,做给别人看的日记.

　　今天当我们只看这些所谓的辩护一般的书,能保证自己会对历史有个清晰的认识吗?帝王素好聪明,都容易听信一面之词,而对一个人做出错误的评价,况且是我们这些庸人.所以,我不得不多看一些书,以使自己对于某些问题和历史人物的看法更加客观.

　　希特勒的军事才能：根据资料，希特勒在就任总理和之前，曾自学过几乎所有军事课程，并经常与手下的将军们探讨军事问题，也常参观指挥演习，而且其还熟悉任何一种常用武器的相关参数，与墨索里尼，斯大林和丘吉尔相比，绝对算不上军盲。

　　1934年,当希特勒决定与波兰签订时,国防军大部分将领表示反对,而这仅仅是因为无法放弃对于波兰的仇恨,\"总理府中客厅再一次响起了元首愤怒的声音!\"\"终于,将军们屈服了,尽管还不能理解.\"被将军们不能理解的德国对波兰的友好,却换来了1935--1938年失去东方伙伴的法国对于德国的软弱,为德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

　　1940年初,希特勒命令他的军队向西进攻法国,，但是陆军将领们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德军无法突破英法的防务,战则必败,一位叫奥斯特的军人甚至和英国取得联系,想暗杀希特勒,布劳希契将军对西线进攻计划则阳奉阴违,他向希特勒报告说:\"军队无法作战,很多联队在波兰战役中出现了逃兵.\"希望以此打消希特勒进攻的念头,但希特勒反过来问他,\"哪支部队,为什么不处理?\"陆军司令顿时哑口。从年初到五月，大部分时间希特勒都在为他的将军们打气，希特勒不明白将军们为什么总是被敌人过去的辉煌吓倒，他对将军们吼道:”英国连11个师都征集不起就仓促应战，法国在两个月内仅仅能动员100个师，而我们轻易出动170个最精锐的师，难道这个都不能说服你们进攻吗？”对于希特勒（希特勒也曾构想过和曼帅类似的行动方案）修改过的曼斯坦因的黄色方案，除了古德里安和希特勒，没有一个人抱有信心，因为只有熟悉武器参数的希特勒和古德里安知道坦克的发动机能提供足够的动力使坦克通过阿登山脉。

　　在攻打列日要塞的战斗中，希特勒亲自策划了方案，富有独创精神的他精于繁琐的数学计算和种类庞多多各种参数，他构想出了用滑翔机攻击的方案，尽管遭到反对，但还是实施了，预计一个星期才能攻克的要塞，2个小时就拿下了。

　　法国受降时，将军们要求灭亡法国，彻底占领，但是希特勒立即拒绝，他将法国变成一个傀儡，大大降低了英帝国手里自由法国的利用价值。“他就像一个下棋的绝世高手，往往走出敌人最害怕的那一步。”（王牌飞行员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戳进梦想的匕首Dolchstoeoder Legende\"(Daggerthrust or Legend)》）

　　当南斯拉夫西莫维奇发动反对德国的政变后，希特勒果断命令军队趁南斯拉夫混乱之际立即进攻，将军们虽然反对而且不理解，但还是按照命令发动了行动，几天内，在损失了120多名士兵之后，南斯拉夫被征服，在缴获的南斯拉夫文件中，德军知道了西莫维奇和丘吉尔的可怕计划，丘吉尔要西莫维奇先向德国显示出无害的友善，然后，当他的英军在希腊大规模集结后，就联合土耳其、苏联(斯大林与西莫维奇签订了同盟条约)发动对德国的战争。这时候，将军们才不得不佩服他们元首的远见。

　　1941年11月，尽管已经造出了大量冬衣，但是由于绵延的持续的降雨使得道路状况极其恶化，冬衣无法到达前线部队手中，(而冬衣无法到达，也与波兰地方军人和后勤部门的利益纠纷有关。)到了12月初，气温大幅下降，德军处于崩溃边缘。博克、布劳希契和古德里安（正是这三位将军极力主张进攻莫斯科，否定了希特勒原先的向两翼进攻中间防守的计划。）纷纷向希特勒请求撤退，为了稳定恶化的局势，身患严重胃病（此时已经得了帕金森）的希特勒亲临前线。

　　“在那年冬天的几个阴郁的月份里，希特勒显示出了钢铁一般的决心和使人不得不服从的领导才能。我们将看到，这些气质和德国士兵的传奇般忍受艰苦的能力，是怎样使德国的东方军队在那年冬天免遭惨败的。在他的将军们认为只有蒙受撤退之辱才有活路的地方，希特勒让他们固守勿失，直到春天冰雪消融，在他们表示异议、争论乃至拒绝服从时，希特勒就撤他们的职，贬他们的官，乃至他自己接任了德国陆军的指挥，直至东方前线渐渐呈现出一种新气象。

　　希特勒的感染力是非凡的。当有报告说一个师正在撤退，希特勒就给这个师的指挥官打电话。他听见了这位将军的沮丧的声音，这是从几百英里以外的冰天雪地的荒野传来的微弱得近乎耳语的声音。希特勒呵斥了他：‘你完全知道再后退三十英里也是一样冷！德国人民的眼睛在瞧着你。”他的三言两语给这位将军注入了新的意志，结果，这个师坚守原地未动。不久，久经锻炼的指挥官们郑重其事地说，他们在战斗最严酷时看见了希特勒——“我们以为一切都完了，可是这时元首视察了我们战区，号召我们再拿出最后一份力量，于是我们就转危为安！”其实，希特勒冒险离开大本营，还是好几个月之后的事。

　　“我不得不采取冷酷无情之举。我甚至不得不把我最亲密的将军们撵走。比如，两位陆军将军，他们已是智穷力竭……冬天，他们中的一位来我这里声称：“我的元首，我们再也坚守不住了，我们该撤退了。”我问他，“先生，你到底想往那里撤退呀?撤多远哪?”“啊，”他回答，“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你打算后退三十英里?你以为那里就不那么冷了吗?你想过你的运输和供应问题到那里能有所改善吗?还有，如果你撤退，你想把重型武器带上吗?”这个人回答，“不带，这不可能。”——“那么你是想把它们留给俄国人了。你要是没有一点儿重型武器，将来反攻时，你认为该怎么打呢?”他回答说：“我的元首，即使武器损失很大，也该抢救军队吧。”于是我问道：“你是打算马上撤到德国边境，还是什么别的地方?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喊停住?”“晤，我的元首，”他回答说：“我们大概不会有选择余地。”我只对这些将军们说：“你们自己尽快回到德国去——但是留下军队，由我来管。军队就在前线停住了””（千年帝国，戴维欧文）

　　其实，在莫斯科战役德军最艰难的时刻，勃劳希契却出于对最高统帅部的怠慢和推卸责任的动机，向希特勒（此举知命后果是使希特勒误以为战事顺利，于是对美宣战）隐瞒了前线司令们发来的紧急的重要情报，毫无理由地扣压了包克在13日的险情报告。为此12月下旬，希特勒向德军务指挥部颁发了一项“基本命令”，提醒他们必须重视这类报告，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领导手段——“真实地报告未完成命令的情况和本人的错误，是每个战士的职责”，而且报告时不许渲染夸张或大事润色文字，以免贻误战事。

　　----------从1933年到1945年希特勒死去，由于纳粹党和普鲁士军人之间权力纠纷,希特勒与他将军们的恩怨不断，往往互相指责,这对德军的指挥影响是巨大的。

　　我们无法知道谁对谁错，因为历史没有假设。但我记得在希特勒一名卫士的回忆录中，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突然听到了会议厅里的咆哮声，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进去，等了一会儿，将军们走了，他（希特勒）则独坐在椅子上，听着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似乎无限痛苦地沉思，见我进来了，他颓然惨笑着对我说：‘看来即使瓦格纳也无法让我安静的休息啊。’”

　　后记:

　　1939年开战后，希特勒“希特勒把林格叫到餐室内，令他此后为他准备更简朴的饮食。“请你注意”，他说，“普通德国人能有什么吃的，你就给我吃什么。我有责任作出典范。”” 他只要一穿上军服，生活方式便大大改观。他俨然是大战中的前线的老兵，把“元首司令部”搞得简朴到有点苛刻。他的新座右铭是“司令与士兵同甘共苦”。每天早晨，在向施洛德小姐口述当天的命令后，他便带上手枪和皮鞭向战地出发。只要天气许可，他便坐敞篷车，好让仆人和副官向士兵们扔纸烟，也好让士兵们认识他是谁。使随行人员目瞪口呆的是，他竟孜孜不倦地研究各次战斗的教训。例如，他会花上几个小时去视察伙房和饭厅，强令军官吃士兵的伙食。对于战场上的一切事务他仍兴趣盎然——只有一件事例外。当施蒙特将军要他给第一列车伤员讲讲话时，他拒绝了。他承认，他们受苦的惨象他受不了。”（乞丐到元首）

　　在另一位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回忆录中，“希特勒简直就是修道士，身患帕金森和严重肠胃病的他住着一个没有炉火，只有一条光板床黑暗的小屋子里，一天中，他都在为焦头烂额的问题繁忙，为了将领们的阳奉阴违而烦恼，一天睡眠不到3个小时，毫无疑问，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今天，当我们看到战后将领们的自传时，我们看到了什么？一种对战争失败责任的推卸，或是对已故领袖的愤怒。克里木半岛的战役中，曼帅要求增兵，是希特勒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立即增兵，使得曼帅赢得胜利；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曼帅和希特勒都负有责任，但是在《失去的胜利》中，我无法看到这些东西,有的知识曼斯坦因的天才和纳粹头子的无能。在古德里安将军的回忆录中，古德里安丝毫不提自己在莫斯科的失误和畏怯以及军人们在执行命令上的怠慢，而是全力指责希特勒的愚昧。不错,人性即如此,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自传。

　　结尾时，讲一个故事，意大利要求德国派一名将领统帅军队去非洲挽回北非的局势，陆军部推荐曼斯坦因，但希特勒选定了当时名气还不大的隆美尔。

　　在意大利防御战中，陆军部推荐隆美尔，但希特勒任命了凯塞林（空军元帅）。

　　德国的将领在二战中，几乎没有不称职的，现代的人们往往乐道之，但是很少有人记得，这些将领们是谁把他们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兵中提拔起来的。（曼帅1940年二流军的军长，1942年南方军群总司令；隆美尔1940任师长，1941年，非洲军总司令；古德里安1940年装甲师师长，1943年装甲兵总监）

　　德军是一支优秀的军队，但他们绝不伟大。(强烈谴责希特勒匪帮的无耻野心,和平万岁)

　　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到了1944年，穿甲弹的填药中不得不再添加1/5的盐类（具体不记得了），从而影响到了炮弹的实际威力。而希特勒下达的所有坚守令的建议开头，全部写着：“不能失去。。。这样我们就会失去锰。。。失去镍。。失去。。。”因为德国本土完全不具备这些东西，甚至铜矿。。。

　　德军将领主张放弃这些土地,缩小战线,你们认为谁有道理,也许我们也无法做出判断吧,那为什么因为一面之词,随意下结论呢?

　　希特勒的政治手腕很强，兄弟你不反对吧？

　　政治手腕强的人不一定是军事家，但他至少很聪明，有了成为军事家的基本前提。

　　而在具体到希特勒。闪击法国大家都清楚。曼施坦因的计划在统帅部无人喝彩，但希特勒认同。结果成功了。这是一个证据。但统帅部的老爷们把它归咎于曼施坦因的奇才。

　　43年堡垒计划，曼施坦因踌躇满志，虽然希特勒否定了他后退的主张，但他依然斗志高昂，南线的进攻尽全力却瞒报损失而且战略失误不少。等到防守的时候南线一溃千里。倒是北方的莫德尔量力而行，保证了德军在北方的稳定。

　　而到了45年，匈牙利的春醒计划统帅部的老爷们却很赞同，赞同的理由是：“早就该把阿登战役的资源用在春醒计划中。”但是，作战却很快失败了。于是统帅部的老爷们都说这是希特勒干的。他们不是也没反对吗？即使在私人日记里。。。。。。

　　希特勒是很不耐烦这些老爷的，：“你们伤过军事学校而我没有，但我读得克劳塞韦茨并不比你们少”这一半是军事会议希特勒的开场白。

　　而且，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虽然对于自己的问题说了很多慌，但他说到希特勒的军事才能的时候“。。。。到了43年。。似乎大家开始对元首的军事才能有所怀疑了。。。。”

　　也就是说之前的年代里面没几个人表示怀疑，甚至包括那些军界的“反纳粹分子”

　　怀疑到抵触。。。也就是说从43年开始，到了44年7月20日才有了“女武神计划”的爆发。不过施陶芬贝格们的想法也不过只是“结束和西方的对抗，全力应付苏联”痴人说梦而已。

　　总体战是由鲁登道夫在一战末期和1920年代详细阐述过的以发动国家整体的所有潜力答应战争的理论。

　　而希特勒本人的军事造诣是非常高的，他了解从菲特列大帝、克劳塞韦茨到鲁登道夫所有这些人的军事著作。而且他也从沙赫特、戈林、戈培尔、托特那里完整地了解到德国的战争潜力非常薄弱。

　　所以他深知，如果不先进行总体战，而且在1941年不能解决雕苏联的话，那么他赢得胜利的机会将越来越渺小。这就是他为什么对于在42年初对于德军被迫退出罗斯托克表现得非常沮丧，甚至超过了对莫斯科的沮丧。

　　而他始终没有发动“总体战”。一方面，对于苏联的蔑视蒙蔽了他的双眼，施佩尔的《第三帝国内幕》中准确描写了这点：“与苏联战争进行得越久，元首越对苏联人表示敬畏。。。。未来的欧洲属于东方的鞑靼人。”（关于1943年以后的描述中）

　　施佩尔本人是在1942年接任托特职位进入中枢机关的，也就是说，在1942年中希特勒仍然保持着侥幸心态，认为苏联人块坚持不住了。而在这种普遍乐观的心态名单中还包括：戈林、凯特尔、约德尔、托特、曼施坦因、克莱斯特。而在怀疑者名单中直有：戈培尔，也许还包括莫德尔。普遍乐观的情绪组织了总体战的实施。

　　更深层次上，希特勒是民选元首，虽然在今天听起来有点刺耳，但事实上的确如此。民众的力量将这个失业青年推到了德国权力的巅峰。而希特勒本人对于民众的力量始终保持着警惕和不安。总体战的要诀之一就是一切为军事服务，公共卫生、营养等等民生部门都将降到理论上可以忍受的最低限度。那么民众会不会暴动，就向1918年从基尔开始的那样？希特勒对此没有底。所以他不敢使用。

　　而坚持总体战必须实行的戈培尔从1939年战争一开始就始终坚持。并最终在1943年掌握部分实际执行总体战的权力。从此，德国的军事机器才算是全力运转，最终在1944年2月达到了军工生产的最高水平，从而使德国战争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到1945年阿登战役。

　　我之所以说1941年德国错过了机会，是因为德国人的轻视，在进攻苏联开始的时候，不用说德国坦克在已经意识到落后时代的时候儿不急于更新。就连普通的装甲车，当时据说有22种之多，一年的产量只有几百辆。德军的大部分运输需要依靠骡马！弹药、火炮、合成燃料的生产也十分有限。

　　可以说1941年德国的军事生产甚至还是保持在战前水平，并未有多大提高。多种型号的车辆都在实验性生产，军工部门仍然不是国家最主要最紧迫需要重视的部门。

　　德国人错过了机会！如果德国人能在1941年坐到1943年施佩尔主管军工时期的4种型号装甲车、4种型号坦克，并能够做到1943年那样月生产100辆虎式坦克的能力（虎式坦克的工艺比4号坦克复杂得多）。那么德国人当然能够打下莫斯科、列宁格勒。俄国将有理由崩溃。

　　1943年对于德国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战略储备已经行将枯竭。顿巴斯的矿物无法被舍弃。希特勒下达坚守令之前往往要先召施佩尔询问矿产的储备，而回答往往是：“还能坚持。。月。。月”德国的战争机器运转已经不良了。这不是几十万人能够带回来的东西。

luo · 发表于 2009-8-16 11:08:56

解密中蒙关系演变史[转帖]

2009年05月11日 12:05凤凰周刊

□文/特约撰稿员林方文

一幅抗战时期旧地图，竟引发外交争端

1943年，黄家骙出生在广东佛山。1960年秋天，黄家骙跨进了北京大学的门槛，因为东方语言文学系生源紧缺，被调剂去了蒙古语专业。5年东语系学习后，22岁的黄家骙进入外交部。达赖发放签证，并认为这是中国给韩国“施加了压力”。但一个多月后，总理身边的官员又不愿答应黄家骙“达赖肯定不来蒙古”，并一再强调这是蒙古“国情”。10月29日，各大报纸刊登了达赖即将来访的消息。11月4日，就在中共十六大即将召开前夕，达赖抵达乌兰巴托，前往蒙古最大的寺庙甘登寺，新华社记者也到场了解情况。在他访问期间，蒙古国立大学还授予了达赖名誉博士的称号，但公开报道里蒙古官方要员都没有会见达赖，达赖的讲话中也未有谈及政治问题。“对中国排挤、鄙视的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尽管黄家骙经历了杨尚昆、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任国家主席访蒙，也亲眼目睹中蒙关系从低潮走向“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但不论何种时代，“对中国人排挤、鄙视的敌对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蒙古民主化后，一边倒的外交策略遭弃，取而代之的是“等距离多支点外交”。除了俄、中两个在地缘上躲不开的国家，蒙古也与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开展合作，深入交流。在一次民意测验中，这些国家的民众认知度都排在中国之前在黄家骙读大学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夹在中苏之间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从1960年代中期起，蒙古通讯社开始指责中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蒙古怀有“觊觎之心”。中蒙关系步入低潮。

1973年2月，黄家骙赴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与他同行的，是低两届的学弟高树茂，30年后，他们俩一个成了第12任中国驻蒙大使，另一个则成了第13任。在中蒙关系漫长的低潮期里，驻蒙使馆的生活就像“坐冷板凳”。

蒙古报刊杂志上每天有上百篇攻击辱骂中国的文章。如果有大型集会，蒙方按惯例会邀请各国外交官出席，但会上常常指名道姓批评中国，驻蒙大使退席抗议如家常便饭。1966年蒙古和前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后，大批苏军进驻蒙古，中国使馆只要有人出门，就有克格勃盯着，人到哪儿，克格勃的车就跟到哪儿。公开批评国家政策，乌兰巴托四处都能见到批评国家政策、呼吁民主改革的传单，全国各地爆发群众示威。次年2月，反对党蒙古民主联盟诞生，并于1990年3月在首都苏赫巴托广场发动静坐绝食，要求当时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经过再三考虑，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巴特蒙赫作出离职决定，自愿辞职。蒙古由社会主义制度转入民主化市场经济体制。1990年夏天，蒙古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化多党制议会自由选举，1991年1月13日，通过了第一部尊重人权自由的民主宪法。前东德执政党总书记昂纳克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都采取了自愿辞职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的意识形态变革。实际上，蒙古民主化进程在前，前苏联解体在后，蒙古剧变对前苏联“垮台”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此期间，1990年蒙古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奥其尔巴特访华，1991年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蒙，令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民主化之后，蒙古公民拥有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因而骚乱发生的频率比过去高了很多。1994年4月，人民对人革党政府政策不当、官员腐败和经济滑坡表示不满，再次走上街头游行，一些人在苏赫巴托广场支起了蒙古包“安营扎寨”，绝食以示抗议。当时中国总理李鹏正打算访蒙，有些极端分子声称要在其到访时“踏出一条血路”。驻蒙使馆接到国内来电，要求作出判断。多次开会也是争执不下，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人认为“为了总理安全”还是延期进行访问为宜，但大多数人觉得，说“踏出一条血路”的只是少数狭隘民族主义者，蒙古人民的过激行为只是内部矛盾。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蒙古形势相对稳定，近期内不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事件”。就在李鹏访问的前一天，蒙古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贡其格道尔吉带头撤出了绝食队伍，苏赫巴托广场恢复了平静。两颗埋在中蒙间的定时炸弹：台湾和达赖1999年7月3日，黄家骙被任命为中国驻蒙大使。关于中蒙关系，有一句话是双方所公认的：“中蒙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但黄家骙说，“敏感问题还是有”。在他任内，台湾当局一改过去拒不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家的做法，并打算向蒙古“取经”，学习蒙古独立的“经验”。陈水扁过去当台北市长时，和乌兰巴托市长那伦查茨拉勒特是老熟人，他当上台湾“总统”之后，多次会见蒙议员，承诺提供援助和接收蒙古来的劳务人员，双方走得更近了。2002年，台湾与蒙古互设代表处。一开始，蒙古官员在向黄家骙通报时，说设立这个代表处目的是“协调非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的经贸活动”，不会进行“官方来往”。但后来黄家骙发现，蒙古与台湾设立经贸与文化两个“中心”时，不仅有蒙方议员和乌兰巴托市总管出席开幕式，台方挂的牌子也是“台湾”称谓，并不符合中方要求的称谓“台北”或“中国台北”。黄家骙和当年7月访蒙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多次做工作，约见了总统办公厅主任、乌兰巴托市长和总理外事顾问等多名蒙方官员。到了这个“中心”设立的两个月后，8月2日，蒙方指示外国投资局把“台湾”的牌子摘去，并解释说，本来是以“台北”字样注册的，但在挂牌时是台方单方面改成了“台湾”字样。台北在蒙“代表处主任”黄清雄，之前是驻韩外交官，到蒙之后“积极开展工作”。他甚至说，如今在蒙古“有两个黄大使”，“一个是大陆的，一个是台湾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黄清雄详细介绍了“台湾国”的情况，而蒙古《日报》相当配合，在报道中6处称台湾为“国家”。黄家骙就此约见了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提出抗议，使馆的参赞王福康也给《日报》主编打电话，后者承认了错误，还决定给写那篇报道的记者扣发奖金的处分。第二天，中国使馆在蒙古五大报纸上刊登了声明，宣传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达赖问题则更为棘手。一直以藏传佛教为主要宗教的蒙古，85%的人口信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十四世达赖奉若神明。蒙古政府对达赖访蒙问题一直态度暧昧，认为这是“人民的愿望”。1979年，蒙古率先打破与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邀请达赖往访的惯例，首邀达赖访蒙。从1979年到2006年，达赖7次前往蒙古讲经，尽管中国使馆事先知道他会从韩、日、德三条渠道入蒙，但做了许多工作仍始终难以阻拦。2002年11月，达赖第六次访问蒙古。早在3个月前，蒙方就非正式通报，这次访问是由宗教团体邀请的，政府“无法出面干预”，不请的话政府会受到底层群众的“巨大压力”，从而影响2004年大选。原定达赖入蒙时间可能是在9月，但蒙古外交部官员正式告知黄家骙，达赖暂时来不了了。根据蒙古媒体和一些群众组织的披露，俄国和韩国没有给

1985年，中国的《世界知识》半月刊第9期刊登了一篇介绍抗日战争的文章，并配发了一幅抗战形势图，图中显示的中蒙边界线用虚线标出。这条边界线随即引发了中蒙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争端。

5月16日，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额尔登楚龙紧急约见了中方驻蒙大使李举卿，对这幅形势图中的中蒙边界线提出“抗议”。黄家骙当时担任李举卿的翻译。李表示，“尚不了解蒙方所谈的情况”，但他同时也告知蒙方，那幅图仅仅是根据1937年抗战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标注，而且也只是代表期刊作者自身的历史观点而已。

蒙方对历史的敏感态度和强烈反应引起了中国的警觉，此后，我国的正式出版物中提法和地图等材料都尽量小心谨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各国概况”系列丛书每年都重修出版，“蒙古原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从蒙古分册中悄然去掉。达赖发放签证，并认为这是中国给韩国“施加了压力”。但一个多月后，总理身边的官员又不愿答应黄家骙“达赖肯定不来蒙古”，并一再强调这是蒙古“国情”。10月29日，各大报纸刊登了达赖即将来访的消息。11月4日，就在中共十六大即将召开前夕，达赖抵达乌兰巴托，前往蒙古最大的寺庙甘登寺，新华社记者也到场了解情况。在他访问期间，蒙古国立大学还授予了达赖名誉博士的称号，但公开报道里蒙古官方要员都没有会见达赖，达赖的讲话中也未有谈及政治问题。“对中国排挤、鄙视的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尽管黄家骙经历了杨尚昆、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任国家主席访蒙，也亲眼目睹中蒙关系从低潮走向“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但不论何种时代，“对中国人排挤、鄙视的敌对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蒙古民主化后，一边倒的外交策略遭弃，取而代之的是“等距离多支点外交”。除了俄、中两个在地缘上躲不开的国家，蒙古也与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开展合作，深入交流。在一次民意测验中，这些国家的民众认知度都排在中国之前。“文革”期间中蒙关系不好，在蒙古人印象中，中国人都是放高利贷的，抽着烟袋，被蒙古人叫做“呼扎”（贬义，指“家伙”）。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企业大量进入蒙古参与矿产开采，由于蒙古对出口矿产依赖很大，但自身又不具备加工出口的能力，只能“卖矿”，有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就认为，“中国又要打回来了，又要开我们的矿，掠夺我们的资源，建立划分培育势力”。有些议员甚至说，中国来的企业家收买了政府的内阁成员。中国在蒙古进行了很多援助，但投入虽多，也有不足。相比起来，日本方面的对蒙援助就“做得很细”，他们会到一个普通县城的一所普通小学去发放文具，有的时候还到牧民家里赠送发电机。日本援蒙的汽车上都写着“蒙日友好”、“友谊万岁”的标语，宣传上是“很到家”的。据黄家骙介绍，蒙古对中国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意见比较大”。中国产的酒“曾经喝死过人”，虽然这事黄觉得“没有证据”。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中国来的淘金者产生的汞，污染了蒙古的牧场，而这其中还有滞留不归的非法劳务现象。据国内报道，在蒙古从事建筑业的中国人达数万，只有小部分通过正当合法途径进入蒙古劳务市场，而非法务工者缺乏有效管理，又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在蒙古的形象。黄家骙对此深有忧虑：“本来他们对中国人就有戒心，再搞得不好，那就……”?黄家骙的大使生涯，是在2003年10月结束的。这一年，他正好60岁。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时年5月访蒙时，称黄家骙“应该可以划一个圆满的句号”。

luo · 发表于 2009-8-16 11:13:31

中国古代两大“顶尖技术”被盗始末[转帖]

　　瓷器与丝绸是中国的两大金字招牌，这两种东西，是古代中国出口贸易的“独门绝学”，既挣来成箱的黄金白银，也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天下谁不知道“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当然，这两条路并非中国人自吹自擂；而是西方学者的馈赠。

　　“丝绸之路”，是一条陆地交通线，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 )”，是一条海上航线，起源于唐代中后期，当时，中外通商，依赖这条海上大动脉。瓷器跟丝绸不一样，怕碰，易碎，最适合海路，因此，“陶瓷之路”，又称“海上丝绸之路”。
　　工业革命来临之前，中国贸易几乎具备压倒性的优势，最牛气的，莫过于丝绸和瓷器这两件看家名品。可惜，风水轮流转，丝绸与瓷器作为国之瑰宝的技术绝密，先后被窃取。中国迅速从当时的技术强国、生产强国和经济强国的地位，迅速滑落下来。那么，这两项国家级绝密技术，是怎样被窃取的呢？
　　先说丝绸
　　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就称我国为“塞里斯”，也就是“丝国”。其实，养蚕和缫丝，是丝绸制作的核心技术。既然这玩意儿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历代政权，对于丝绸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养蚕技术，控制得极其严密。西汉，桑子和蚕种根本就带不出边境，即便达官显贵也要仔细搜身，休想偷运一丁一点。难怪古罗马的大奴隶主，都把中国出口的丝绸视为无上珍品，直到五世纪，他们还不知道那些美丽、光柔的细丝是从蚕宝宝的嘴里吐出来的。
　　古代中国，制作丝绸的传统工艺
　　对于丝绸制品，历代朝廷也严防死守，甚至清王朝还严格限制出口。乾隆皇帝曾明确规定：洋商只准贩运数额有限、档次较低的“湖丝”，上等湖丝和丝绸制品，禁绝外运——说白了，就是好东西，自家人先用。这种酷似现在日本汽车制造商的做法：一流汽车供欧美；二流汽车归本土；三流货色才卖给包括中国在内的穷哥们儿。即便三流货色，也比穷哥们儿的“国货”硬。生气也没用，这就叫店大欺客。近乎霸道的招数，古代中国人早就玩剩下了。
　　既是奇货可居，惦记这种技术的“外国人”就成千上万。处心积虑窃取到成果的，是西域人。
　　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记载：瞿萨旦那国国王很希望自己国内能栽桑养蚕，曾向“东国”去要桑种和蚕种，遭到严词拒绝。“东国”国王为了防止蚕种偷运出境，还命令关卡对出境的人严密检查。《大唐西域记》上没有明确“东国”是哪里，可能指瞿萨旦那国的东邻小国，或者就是北魏。为达到目的，瞿萨旦那国国王要求和“东国”通婚。获得应允后，派去迎娶的使臣便秘密地告诉公主，请她设法带些桑种和蚕种来。最后，公主把桑种和蚕种藏在帽子里。出境的时候，没有仔细检查公主，中国的丝绸制作的核心技术，被悄悄地盗出了边城。《大唐西域记》中还说：“现在麻射那座蚕神庙里的几株古桑树，相传就是东国王女带去的种子栽的。”
　　再说瓷器
　　瓷器的四大特性是：一，胎料必须是瓷土。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透明或半透明，胎体几乎不吸水。二，胎体必须经过摄氏1200～1300度的高温焙烧。三，表面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地。四，成品的胎体必须坚硬、细密，能叩出清脆的金属声。中国把这项神秘的技术，死死地攥了上千年。
　　明清时代的瓷器
　　16世纪至17世纪，中国瓷器涌入西方，最风光的是龙泉青瓷在法国登场。龙泉青瓷，冰清玉洁的色彩和质地令法国人瞠目结舌，他们根本就弄不明白，这种珠圆玉润的宝贝是怎么烧出来的。
　　欧洲的现代瓷器
　　瓷器，始终是欧洲人的奢侈品。早在隋唐时期，中国瓷器就流传到国外。老欧洲们个个儿垂涎三尺，中国瓷器随即超过黄金的身价，成为财富、地位和品位的象征。据说，德国的奥古斯特二世曾做过一回“瓷器生意”：1717年，他用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骑兵，换取普鲁士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瓷器——算得上是倾国倾城了吧？
　　正因如此，欧洲各国始终做着“CHINA梦”。英国人简•迪维斯在《欧洲瓷器史》一书中说：“几乎整个18世纪，真正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着的秘密。”当时，全世界掌握这项先进技术的，只有中国人，而且，早在东汉时代就拿到手了。
　　远足中国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春风得意地回来了。他最想干的就是著书立说，吹嘘东方的强大、繁荣和财富。《马可•波罗游记》1298年问世，这本书较为详尽地记载了中国瓷器最基本的制作方法。欧洲人立刻急红了眼，纷纷挽起袖子，照葫芦画瓢。可惜，技术毕竟技术，哪能搬来就用？苦苦地钻研的400年，他们才刚刚摸到了瓷器制作的门径。1708年1月15日，一个名叫贝特格的德国人，总算烧出了真正的白瓷，这一天就是欧洲瓷器的诞生日。
　　丝绸和瓷器的国家绝密技术，彻底失守了。一个经济强国、文化强国缓缓地走进了历史的落霞晚照中……
　　

luo · 发表于 2009-8-16 10:30:09

黄埔军校的七位政治部主任[转帖]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始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所以通称为黄埔军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建之初，军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政治部从1924年5月25日成立到1927年4月15日蒋介石背叛革命杀害共产党人止，存在近三年，前后有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熊雄等七人任政治部主任。他们都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但各自的经历和人生，却是十分不同的。

luo · 发表于 2009-8-16 10:43:32

历史的真相：民国“黄金十年”留给我们的反思[转帖]

1928年，国民党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即转到经济建设为主。于是，从1927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GDP飞速增长，9%的增长速度是同期日本的三倍。正因为如此，这十年被国民党称为“黄金十年”。　　
　　　　民国时期的这个“黄金十年”，的确来之不易！事实上，这仍是动乱的十年：各地军阀，山头林立，武装割据，政令不通。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战、九一八；后五年剿共、宁粤分裂、闽变，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军费支出占国家预算的四成左右！此外，需承担的前清遗留国债，又占到国家预算的1/3，建国经费仅只有全部收入的两成左右。
　　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当局在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化学工业、重工业的振兴等等，几乎每项对国家进步有关的事都在马不停蹄地齐头并进中。仅仅在1931~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同时交通事业的发展尤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外，铁路修建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在这十年间开辟了12条航线，长1万5千多公里。　　
　　　十年建国首重教育，在这段时间里，政府从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做起，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体制终于搭成了一个完整的建构。为了迎头赶上西方列强，政府对实用科学人才的培植更有时不我予的警惕和不遗余力的倡导，所以二十年代可以视为我国迈向现代科学研究扎根与发轫的重要时期。1934年老蒋发起“新生活运动”，教育本是百年大计，时值祸在眉睫的存亡之际，当局仍不忘道德深耕，可谓用心良苦。
　　
　　　在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货币第一次得到统一。　　
　　　物质方面的变化也非常大，尤以城市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在许多大城市里，现代风格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密如织网的大道穿过人口稠密的地区，水电供应系统遍布在许多重要市区，一些中心地区的环境卫生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收音机和卷烟、电影和汽车、卡巴莱餐厅和西式服装的数量不断增长。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小组在1935年所报道的那样：“中国在所有领域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同十年前甚至是五年以前相比，现代化将给中国带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深远影响。”　　
　　　但是，造就“黄金十年”的奇迹，主要是靠机制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这三大行业以两位数的水平高速增长，而在当时对于国家强大更具重大作用的钢铁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等并没有什么发展。实际上，当时中国处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占中国当时GDP很大比重的还是靠庞大农业人口所进行的农业和手工业，中国现代工业仅占GDP的一成左右。

　　　从1927年到1931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仅仅从43.7万吨增长到47.1万吨，机械制造业就更不用说，虽然江南造船厂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就为美国建造了4艘万吨级运输舰、1931年5月就在东北诞生了第一辆中国制造的汽车，然而此段时期中国的机械行业实际上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
　　此外，中国当时仅有的一点现代工业，主要还是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其中日资占有很大比重。据统计，在1936 年的全国工矿业（不含东北）中，外国资本高达78.4%，国家资本和民族资本家资本仅分占5.4 %和 16.2%；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矿、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而地区差别也更为明显，在1938年失去武汉之后，国统区钢产量仅为战前的3％，电力14％，水泥5％，化学1％，棉纱1％，面粉2％。

　　　　其实所谓的“黄金十年”，仍是一个连年战乱的时期，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地去当土匪、闹革命。蒋介石无法“安内”又岂能“攘外”？人民不拥护政府了，外敌就来入侵了！从而也就为日本侵华创造了有利时机。

　　　　反观日本，虽然当时GDP远低于中国，但现代工业的比重高达八成，可以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生产当时世界上先进的“零式”战斗机。
　　七七事变后，老蒋很快发表了坚持抗日的“庐山讲话”，中国民众奋起同御外辱，中国军人斗志顽强，如29军大刀队和血战上海四行的“八百壮士”就是明证，然而，手中只有汉阳造，如何能跟拥有大炮、坦克、飞机的日寇决战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可知兴衰！
　　　　唐朝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言犹在耳：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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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 发表于 2009-8-16 10:47:07

党史钩沉：康生骨灰被“逐出”八宝山始末[转帖]

　　　　来源：东北新闻网

　　康生是中**史上的一个败类。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借“抢救运动”为名，残酷打击了一大批忠于党的事业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与林彪、“四人帮“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罗织罪名陷害贺龙元帅，阴谋残害国家主席刘少奇。然而。历史是无情也是公正的，十年动乱结束后，这个跳梁小丑的骨灰终于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摘自《八宝山纪实》（下）何虎生编著中**史出版社2006年10月

　　延安“抢救运动”中作恶多端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报告，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把革命推向高潮。整风宗旨定了下来。

　　此时的康生身兼数要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总学委副主任。

　　中央为这次整风运动规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但康生别出心裁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整风＝审干＝肃反。康生盘算着，名义上是整风，实际上就是审查每个人的历史，从中抓特务、叛徒。这样狠整别人，又扩大权势。

　　但是，这里毕竟不同于在莫斯科搞肃反。如何下手呢﹖

　　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使他找到了机会。国民党看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不断扩大，于心不甘，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暗地里，国民党派遣特务到延安从事破坏活动，于是康生以揪特务为名，开始了行动。

　　西北公学的一个学生王××成了他打击的第一个对象。

　　“这是一个典型的特务嫌疑犯。”康生在会上振振有词，他掰着指头列举王所以是特务的理由，“第一，他原在甘肃入党。甘肃党是个红旗党，就是打着红旗搞破坏的假共产党。第二，王××的父亲，在兰州被捕后出了问题。父亲是叛徒，儿子还能是好东西﹖第三，王××平时对党就心怀不满，经常发牢骚，说坏话。有这样充分的根据，还不能肯定他是特务﹖”

　　于是，他下令逮捕了王××，不分昼夜对他审讯。审讯人员大喊大叫：“老实告诉你，比你地位高的、资格老的、年龄大的、阅历深的，哪个不乖乖地交代问题。你想反抗，你够格吗﹖”审讯人员施展车轮战、神经战、突击战，不给王××半点喘息之机。他支持不住了，终于达到了康生所设想的目的。

　　康生攻破王××这个堡垒之后，又想了一个办法，以扩大战果。一天上午，礼堂坐满了人。康生宣布道：“现在先由王××交待自己的特务活动”“我是一个罪人”王××走了上来，痛哭流涕控诉国民党特务怎样拉自己下水。人们都屏息听着，有的惊讶，有的恐惧，有的深信不疑，有的将信将疑。

　　这次大会起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各个单位都把整风变成审干，审干变成抓特务。一天夜里，有二百多人被逮捕。7月15日下午，中央直属机关召开干部大会，四周墙壁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抢救失足者，是每个人的义务”等标语。

　　“同志们，”康生故作腔调，大声讲道：“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个会议，是国民党第一线的兵力将我们边区南线紧紧包围，待令出击的时候开的，是正当日本第五纵队的特务机关假造民意，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而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的时候开的。”

　　“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这个爆炸性的报告之后，谁也不敢怠慢，每个单位普遍开展了“抢救运动”，保自己的，邀功争宠的，完成指标的，都要昧着良心，大张旗鼓抓特务、叛徒和坏人。

　　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学校参加整风运动88人，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延安警卫团居然挖出80％到90％的人是国民党特务；连中央秘书处只有60多人，也挖出十多个“特务”。

　　党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刑讯逼供，但康生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你这种做法叫逼供信，这会冤枉好人的。”任弼时批评他。

　　“咱们是逼供而不信。”他强词夺理地辩解说。

　　“既然你不信，”任弼时针锋相对，“那为什么还要逼供﹖”问得他张口结舌。但一转身，他又一副嘴脸，向办案的人说：“不要管他那一套，不信犯人的口供信什么，难道信你﹖”

　　康生的审讯艺术就是私设公堂，逼供信，按比例、按指标完成任务。不少人在这场运动中变得喜怒无常，成了精神病患者。有的披头散发，大哭大叫：“天大的冤枉啊”有的上吊，有的投井。而因“顽抗”长期被关进黑窑洞里的，就更不计其数了。

　　正当康生野心勃勃推广“抢救经验”的时候，任弼时听到不少受害者的申诉，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周恩来也过问了：“什么红旗党﹖怎么能这样搞呢﹖在四川这么多年，四川党的状况我是清楚的。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红旗党，一定要甄别。”

　　中央开始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90％以上都是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为这些受冤屈的人平反，予以释放和恢复名誉。

　　1944年冬的一天，延安大礼堂里坐满了人。中央领导人来了。毛泽东心情沉重地对大家说：“这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他郑重地向受冤屈的人鞠躬道歉。

　　罗织罪名陷害贺龙，《林彪文集》胎死腹中

　　北京大学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林彪一下子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于是康生便借机向林彪靠拢。

　　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学生的一张《二月兵变》大字报引起了康生的注意。这张大字报说贺龙、彭真要组织“二月兵变”。康生知道，贺龙是林彪的心腹大患，于是他就借此大做文章。

　　贺龙、彭真要搞“二月兵变”时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为了捍卫毛泽东和红色的江山，头可断，血可流，万死不辞。一般狂热的风暴，被煽动起来了。

　　康生的这一手博得了林彪的欢心。一天下午，康生坐在办公桌看文件，电话铃响了。他抓起电话机问：“谁﹖”“我是叶群。”对方答道。康生的语气立即变得柔和起来：“有事吗﹖”“康老，”叶群笑道，“你昨天晚上在北师大，把‘二月兵变’的问题挑明了，向群众宣布了，林副主席很高兴，他让我向您问候。”“这也是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做的。”康生谦虚地说。

　　林彪正发愁怎样才能把他五一八讲话中有关政变经的精神落实在某个人的头上。现在好了，康生把它落实了。只要不断扩大战果，就能打到心腹大患贺龙身上。

　　5月18日，林彪在一次会议上讲道：“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了一些味道，火药味道。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许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工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器，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挖掉。要开杀戒。”

　　那时，林彪的一个死对头罗瑞卿已经被打倒，下一个目标是贺龙。

　　1966年8月25日，毫无提防的贺龙，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莫明其妙地被打倒了。

　　康生落井下石，诬陷贺龙在北郊修了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说体委就是贺龙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七百条枪。“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的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

　　名将贺龙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含冤离开了人世。

　　贺龙去世后，康生又进一步在林彪身上作了一次投资。此时的林彪，地位有了，权也有了，只是他的著作还没问世。康生立刻把在中央党校的心腹叫来，以命令的口吻道：“你们要把林彪文集印出来，规格同毛泽东选集一样，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时间要抓紧，争分夺秒，越快越好。要挑选些政治上靠得住的人，对外要绝对保密。”

　　经过一年多功夫，《林彪文集》印出来了，封面是“林彪文集”四个大字烫金。印完了，他把样书恭恭敬敬地呈送给林彪。但他并不马上发行，他要见机而动，留条后路。

　　残害刘少奇的主谋

　　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批判刘少奇的风潮兴起。康生权衡利弊，把自己的斗争目标也指向了刘少奇，在许多场合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早就看出来了，还在白区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就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实际上是执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他根本不是白区的正确路线代表……

　　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1964年，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又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相对抗。

　　聂元梓风风火火，为康生组织了许多荒诞的材料。为了彻底打击刘少奇，并讨好江青，康生又在王光美身上打起主意。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国访问，江青嫉妒得七窍生烟。有一段小插曲：王光美出国前，江青曾给她建议佩戴一串什么项链，王光美没听她的，得罪了第一夫人。于是便有“文革”中被游斗的王光美脖子上被挂了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的奇景。

　　有一天，康生同江青商量：“对王光美也应该动手了。”

　　江青愤愤地说：“不把她打成敌我矛盾，我死都不瞑目。”

　　安什么罪名呢﹖“有了，”康生心生一计，“她上过旧大学，又在国统区呆过，定特务吧”“对，”江青赞同说，“他们夫妻俩，一个是叛徒，一个是特务，天老爷也救不了他们。”

　　康生立刻命令专案组千方百计找材料。专案人员通宵达旦地找人来进行逼供，但仍然毫无所得。一天晚上，康生、江青把专案组找来汇报情况。“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专案人员小心翼翼地看着康生的脸色说。

　　“什么基本上，”江青一摆手，“她就是美特、日特、国特。康老，由你改写一个报告吧。”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正式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决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把病危的刘少奇押送到开封监狱。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刘少奇全身代谢已经紊乱，排尿非常困难，身体浮肿。但专案组和红卫兵还不断对他进行审讯。他紧闭双眼，不予回答。不到一个月，刘少奇悄然病逝于狱中。死后，康生连骨灰都不让遗留。多亏一位殡仪馆的焚尸工人，觉得事情很跷蹊，偷偷地将骨灰留了下来。

　　动乱结束后被赶出八宝山

　　历史是公正的。林彪、“四人帮”走上了他们的末路，康生也终究原形毕露。

　　本来八宝山骨灰堂的西一室、西副一室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骨灰安放的地方。但康生1975年死后，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阴谋家的骨灰却堂而皇之存放在骨灰堂显赫位置。

　　“文革”还未结束，来骨灰堂扫墓的老干部子女们看到康生骨灰也放在这里，便恨起心头，但敢怒不敢言。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长期压抑在老干部家属心中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他们看到阴谋家康生的骨灰竟和革命功臣的骨灰放在一起，想到亲人被他迫害致死的惨状，不禁怒火中烧，愤愤地用硬币和指甲在康生的骨灰罩上打上一个一个×。

　　当服务员清扫西一室卫生时，发现康生的骨灰盒上那些露出白色的木头本色，不得不立即上报。公墓领导逐级上报，但一直未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明确答复，只好维持现状。

　　以后接踵到西一室扫墓的老干部家属们，见到康生的骨灰被人划了，顿觉大快人心，但仍不解恨，便愤愤地向康生的骨灰罩上吐口水。

　　康生骨灰今日之下场，犹如杭州岳飞坟前卖国贼秦桧的石像一样，被千人唾万人骂。

　　也有许多老干部的家属找到骨灰堂和公墓的负责人，反对和抗议将康生的骨灰存放在这里。八宝山公墓也无权将康生的骨灰随便迁出，只好及时向上级汇报情况，反映群众呼声。

　　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中央组织部终于正式作出决定，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迁出骨灰堂。

　　服务员把康生和谢富治的骨灰从西一室取出，放到一间存放杂物的小屋等待他们的家人前来领取。服务员们如释重负，终于甩掉了这两个包袱，骨灰堂又恢复了它圣洁的面貌。

luo · 发表于 2009-8-16 11:14:27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背黑锅冠军[转帖]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继曾国藩之后,2009年第20期《南方人物周刊》刊出《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还原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李中堂”,令人百感交集,有些话不吐不快。

　　我在乡村破庙里上小学四年级时,正值“文革”末期,眼镜片比浆糊瓶底厚的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说,晚清有个大卖国贼李鸿章,外号叫“李混账”,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我和小朋友们都恨上了李老汉。1988年,我在西北大学读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历数李鸿章的“卖国”史,当时,我很纳闷,慈禧太后是当家人,同光二帝是名誉“一把手”,下边还有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六王爷、七王爷,李鸿章最多是分管外交外事外资朝政的“五把手”,如果按爵位排序,前面还有几尊位高权重、地位显赫的满蒙亲王郡王,李鸿章恐怕连“十把手”都排上,签不平等条约时的职位相当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行政常识告诉我,李鸿章有什么权力随便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即使真的“卖国”,他也不应该是丧权辱国“第一责任人”。后来,读的历史书多了,走进历史的深处才明白,“弱国无外交”,愚昧无知,刚愎自用的满蒙亲贵连“卖国”的差使都办不了,满朝衮衮诸公,只有李鸿章懂外交,善斡旋,善于“与列强打痞子腔”(曾国藩讥讽语)。老资格重臣刚毅之流只能说大话,办不了大事,清流领袖翁同龢等辈书生气太重,不识时务,好人办不了难事硬事。在积贫积弱的条件下,熟悉内政外交的李鸿章努力运用老辣的政治智慧,玩“洋毛子”于股掌之间,善于少赔款,多办事,坚持能赔款不割地,能割半岛,最好不割让海岛的原则,尽量减少损失。

　　
　　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使,受屈辱,趟混水,涉险滩,挨谩骂,当替罪羊,并替太后一党背历史黑锅的烂差使。从能力上看,让满蒙亲贵卖国都卖不出好价钱,无德无能无知,只会说正确的废话,以及百无一用的大话套话假话,里外不是人的差使都委派李鸿章出马。因此,在外交领域,李鸿章为满亲王朝背完了所有外交黑锅,堪称中国历史上背黑锅冠军,背黑锅受的委屈比窦娥还冤!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四大领袖人物中办实事最多的人,他主办的洋务中有500多个中国第一,200多个亚洲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电力、电讯、邮政、金融、外贸、铁路、航运、冶金、造船、教育、翻译、出版、海军、兵器等多项事业的开山鼻祖,培养的高级人才车载斗量。“中国威胁论”的首唱者是日本人,而日本人的危机感来自李鸿章后半生的赫赫政绩。由于皇权专制体制的“瓶颈效应”,由于洋务事业“官办、官督商办”的“国有制”机制制约,由于权贵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对民办商业产权的侵害,由于科学技术和教育不发达,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为此,李鸿章也饱受诟病。

　　在军事方面,李鸿章明知不可为而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战和交替,自办军工,自筹经费,自练军队为朝廷作战。但是,上层支持不够,中层执行不力,下层软弱涣散,扛洋枪的土包子士兵射击不瞄准,持大刀长矛的士兵一看见洋鬼子就跑,军队毫无战斗力,李鸿章为此落下指挥不力,“劳师靡饷”的恶名。

　　曾国藩门生如云,他最欣赏的弟子仅有两个,一个是准确预言“大清不出五十年必亡”,明知不可为则不为,精通帝王学,潜心治学,乱世坚决不做官的赵烈文,二是逆流而上,“一心一意把官做大”(曾国藩语)的李鸿章。李鸿章升官的“诀窍”有二,一是做事,勇于担当,急难险重齐上,二是做人,主要手段是给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和上层满蒙亲贵大肆行贿。不说平常,不算特别采购赠送的“洋玩艺”(进口奢侈品),李鸿章每年春节给上层权贵上的“例钱”(拜年)多达二百万两白银。无论公私,李鸿章是晚清官场的“买单”冠军,行贿大户,否则,无法做事,更无法自保。李鸿章进士出身,饱读诗书,深知圣人教诲,知道礼义廉耻,身处污泥,不得已而为之,势利恶名由此而来。

　　
　　晚清官场肮脏不堪,如同没人打扫的公共厕所,谁呆的时间越长,谁沾染的臭味越浓,谁被苍蝇袭击的次数就越多。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李鸿章是个实事求是,勇于面对现实的人,他知道自己做不了圣人,也不想做圣人。以“裱糊匠”自嘲的李鸿章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卖命到死,他遭遇的麻烦、非议和恶评最多,毫不奇怪。

luo · 发表于 2009-8-16 11:15:46

共产国际功勋女谍——鲁特•维尔纳 [转帖]

　　■张黎

　　　　她厌烦了这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她看到女人们，既不像男人那样从事职业工作，家里又无事可做，一切家务全都由仆人、厨子和苦力承担，她们自己天天泡在娱乐场和私家花园里，在她看来，这简直是些“享乐动物”。

　　　　在英国期间她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是她与德国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

　　·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为打破核垄断，建立平衡的世界秩序立下汗马功劳。

　　　　她来到昂纳克的秘书室，一位秘书悄悄对她说：“你的事情有门儿”，没想到她一进办公室，昂纳克便十分轻松地说：丫头，你的书可以出版了，我读了前半部，没发现什么问题。鲁特·维尔纳却没那么轻松，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昂纳克，后半部分涉及她与福克斯向苏联提供核机密问题。

　　　　她去世前，一位俄罗斯驻德使馆年轻武官，登门拜访鲁特·维尔纳，通知她俄罗斯政府准备授予她“友谊勋章”，表彰她为两国人民的交流所做的贡献。告别时，那位武官吻着她的手说：“我太崇拜您了！”年轻人走后，她对女儿说：“值了，年轻人这一句话，比一百枚勋章还有价值！”

　　
　　从鲁特·维尔纳的姓氏说起

　　熟悉鲁迅作品的读者大都知道，他在30年代初期的日记里，记载过与一位德国妇女“汉堡嘉夫人”的交往，这位“汉堡嘉夫人”（Frau　Hamburger）曾经帮助鲁迅先生搜集出版了珂罗惠支版画。鲁迅先生按照日本人德文发音习惯把Hamburger译成“汉堡嘉”，现在通常译为“汉布尔格”。这位“汉布尔格夫人”，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成了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此后她便以笔名“鲁特·维尔纳”名扬世界。鲁特·维尔纳，是1930年随同丈夫鲁道尔夫·汉布尔格（Rudolf　Hamburger）来上海的，她丈夫是英租界的市政建设工程师。她是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结识鲁迅先生的，此外还陆续结识了宋庆龄、女作家丁玲、翻译家董秋斯夫妇、学者陈翰笙夫妇等。对她一生影响巨大的是，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共产国际情报员，有“红色间谍”之称的里夏德·佐尔格，并成了他的情报小组成员，她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家，就是佐尔格小组的一个固定活动据点。

　　鲁特·维尔纳当时的全名叫乌尔苏拉·汉布尔格（Ursula　Hamburger），娘家姓库钦斯基，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罗伯特·库钦斯基，是20世纪德国工人运动中著名统计学家，善于运用统计学知识揭示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披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活动。母亲是英国人，画家。她的哥哥于尔根·库钦斯基(Juergen　Kuczynski)，是德国20世纪文化界一位罕见的奇才，经济史学大师、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40卷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史》，10卷本《社会学史研究》和5卷本《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史》。他们一共兄妹六人，五个是共产党人，大哥于尔根在六兄妹中最受尊敬，其次便是大姐乌尔苏拉，即这位女作家鲁特·维尔纳。

　　她怎样成了共产国际情报员？

　　鲁特·维尔纳中学时代就是柏林工人运动积极分子，19岁加入德国共产党，23岁，即1930年随丈夫来上海应聘英租界市政建设工程师。初来上海，由于她丈夫有个体面职业，经常被邀请参加欧美人士举办的社交活动。没有多久，她便厌烦了这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她看到女人们，既不像男人那样从事职业工作，家里又无事可做，一切家务全都由仆人、厨子和苦力承担，她们自己天天泡在娱乐场和私家花园里，在她看来，这简直是些“享乐动物”。来上海不久，一个朋友介绍她认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又通过她认识了佐尔格，从此又在中国开始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

　　鲁特·维尔纳来华第二年，即1931年，遇上九一八事变，翌年初又逢上海一二八战争，1933年3月，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从此以后不但中德两国“国无宁日”，全世界都陷入动荡不定之中。年轻的鲁特·维尔纳断了返回德国的路，她的父母兄妹全都流亡去了英国，她自己似乎也习惯了这种在逆境中搏斗的生活，如她自己所说：她要与中国共产党人一道，为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

　　1933年，佐尔格奉调返回莫斯科，后来被派往日本，1944年11月在东京被杀害。鲁特·维尔纳也奉调去莫斯科，接受情报职业训练，于1934年夏天与同学恩斯特一道被派往沈阳，一方面搜集日本人在华活动情报，一方面协助东北抗日组织从事隐蔽的斗争。在莫斯科她去阿尔巴特街苏联红军情报局报到时，接待她的苏联军官都称呼她“索尼娅”，开始她很纳闷儿，慢慢从他们的谈话里才弄明白，原来是佐尔格为她取了这个职业性假名。

　　佐尔格怎么会想到给她取这样一个名字呢？一是因为“索尼娅”在俄罗斯是个广为流传的女性名字，便于苏联同行记忆；二是因为他们在上海居住时，常常在欧美人士聚会上听见一首流行歌曲，名叫“当索尼娅幸福地翩翩起舞”。这首流行歌曲节奏明朗欢快，很适于伴舞，想必给佐尔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向情报局推荐鲁特·维尔纳时，故意为她取了这个假名。从此以后鲁特·维尔纳在苏联情报机构中便以索尼娅的名字著称，40年后她为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索尼娅的报告》。

　　鲁特·维尔纳在沈阳时，租住在张学良一位情妇住过的别墅配楼里，她的公开身份是一家外国书店的代销商。她的主要工作除定期向苏联发送情报之外，还要帮助中国同志与苏联沟通，以外国人的身份作掩护，帮助他们购买制造炸药的原材料。1935年的夏天，日本人在丹东一位中国同志家里搜出炸药，他和他的同志们大约十人被捕，后来全遭日本人杀害。鲁特·维尔纳得到消息，及时撤往北平，躲过一劫。

　　解放后人们从日伪档案中发现，日本人在追查上线时，已经盯上了鲁特·维尔纳，误认为她是个“俄国妇女”。在北平期间适逢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即佐尔格的继任者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和审讯。为了避免再牵涉进去，鲁特·维尔纳奉命返回莫斯科，此后先后在波兰、瑞士和英国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直至二战结束。由于她在无形战线上做出杰出贡献，两次荣获苏联红军情报局颁发的“红旗勋章”。

　　她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离开中国沈阳，鲁特·维尔纳先后被派往波兰、瑞士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在沈阳时她怀上了恩斯特的孩子，由于工作调动必须与恩斯特分手，她丈夫和恩斯特都劝她流产，她却坚持认为多一个孩子多一层掩护。一年后她在波兰生下女儿雅尼娜，这时在上海降生的儿子米沙已经六岁。汉布尔格先生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掩护她的工作，直到1939年才在瑞士办理离婚手续，独自一人返回中国。这时鲁特·维尔纳的德国护照已经失效，有被瑞士当局遣送回德国的危险，遵照“中央”指示，她须与一位来自英国的同志办理假结婚手续，以便日后转去英国工作。就这样，她与参加过西班牙反佛朗哥战争的英国同志伦·毕尔顿办理了假结婚手续，后来弄假成真，她则由汉布尔格夫人变成了毕尔顿夫人。

　　鲁特·维尔纳在瑞士工作了两年多，1940年底离开瑞士，途经法国、西班牙、葡萄牙，1941年初才经由海路抵达利物浦，后来在牛津距离父母不远的乡下定居下来，并与“中央”重新建立联系，开始她的情报工作。她除了与苏联特工“谢尔盖”们定期交流情报，还组装了新的发报机，冒着风险与中央直接联系，逐渐发展小组成员，建立自己的情报网。她父亲和哥哥也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社会关系，向她提供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消息，使她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英国期间她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是她与德国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为打破核垄断，建立平衡的世界秩序立下汗马功劳。就这样，鲁特·维尔纳在她的事业上达到了辉煌的顶峰，成了20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情报员。

　　与她共同完成这件惊天动地大事的伙伴，克劳斯·福克斯(Klaus　Fuchs)出身于德国神职人员家庭，他父亲埃米尔·福克斯是德国新教神甫，是第一个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宗教界人士。克劳斯1932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当时是物理学大学生。1933年流亡英国，在那里完成学业，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与早期核物理学家MaxBorn，TubeAlloys等人一道从事核物理学和原子武器的研究制造工作。1945年7月16日参与了美国“曼哈顿项目”，即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试爆第一颗原子弹。

　　他在与Tube　Alloys一道工作时，便意识到这项研究工作的使用价值和战略意义，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决心把有关技术情报泄漏给苏联。但他不知道通向苏联的渠道，德国流亡组织的领导人于尔根·库钦斯基，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妹妹鲁特·维尔纳。二人一拍即合，两年多的合作，十分默契。鲁特·维尔纳的工作受到苏联红军情报局长的表扬，他说：“假如我们在英国有五个索尼娅，战争早就结束了。”

　　最令人惊叹的是，鲁特·维尔纳的身份始终未暴露，二战以后得以大摇大摆返回德国。40年后，一位英国资深反间谍专家，得知这一情况后，懊悔不迭：这样一桩大案，居然从他手里漏掉了。福克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同事William　Perry向英国官方揭露了他泄露核机密的活动，1950年3月1日，被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判处14年徒刑，1955年被特赦，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一本书惊动了政治局

　　鲁特·维尔纳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干部审查，向党组织汇报近20年在国外的经历。她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她在国外做的事情，当时尚属机密。党中央干部局长维利·克灵建议她直接去找负责审查干部的赫尔曼·马特恩。她找到马特恩说明来意，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没说上几句，马特恩便打断她：丫头，不必细说了，审干报告，你也不必写。马特恩显然意识到，这个女人干过的那些事情，是他不便于知道的。就这样，基层单位不知底细的人，总认为她有20年的“空白”没向组织交代清楚，某些有“心计”的人一有机会便设法刁难她。这个为战胜法西斯贡献了20年青春的女人，忍受不了这种刁难，50岁上干脆辞掉公职，以鲁特·维尔纳为笔名开始作家生涯。

　　有趣的是她的第一部小说《一个不平凡的少女》，描写的是一个德国姑娘来到中国，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作为一名报务员，克服民族风俗，生活习惯的差异，在战斗中与中国战士恋爱结婚的故事。小说带有明显自传性，扉页的题词是：“献给为我们的美好事业而斗争并捐出生命的所有中国同志。”可见她在中国从事秘密工作那几年，给她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后来她还以自己与恩斯特在中国的经历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锯碗匠的铴锣》。她那部描写反法西斯女战士的传记小说《奥尔迦·贝纳里奥》，在苏联东欧各国也受到广泛欢迎。

　　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党中央号召老革命家们撰写回忆录，向青年一代进行传统教育。她的一位老朋友，当时国家安全部对外宣传局长马尔库斯·沃尔夫，动员她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去给他部下的年轻军官做报告。他看过这些材料，觉得很有价值，于是又劝她稍加整理，拿去出版，作为国家安全部成立20周年（1970年）的献礼。书稿完成后，送交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审查，不料书稿从此杳无音讯，一压便是四年。鲁特·维尔纳几乎彻底失望了，她意识到书中所涉及的机密，目前尚不便于公开。

　　后来她哥哥和党刊“统一”杂志主编，为她打通了直接面见党中央总书记昂纳克的门路。她来到昂纳克的秘书室，一位秘书悄悄对她说：“你的事情有门儿”，没想到她一进办公室，昂纳克便十分轻松地说：丫头，你的书可以出版了，我读了前半部，没发现什么问题。鲁特·维尔纳却没那么轻松，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昂纳克，后半部分涉及她与福克斯向苏联提供核机密问题。昂纳克一听，顿时语塞，尴尬地说：我抽空再看看，一周后告诉你结果。

　　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为这部书稿召开了会议，显然还征求了苏共中央的意见。后来昂纳克通知她，书可以出版，但要删掉那些机密部分，还加了一句：这是政治局的决议。其实，党的领导层意见并不一致，马尔库斯·沃尔夫就主张不必删节，出版全本，因为当事人鲁特·维尔纳和克劳斯·福克斯都先后于1950年和1955年回到了民主德国，已无密可保。最后拍板定案的自然是昂纳克，其实主要是苏共中央。现在我国流行的就是这个“节本”的译文。

　　这本书是1977年出版的，名叫《索尼娅的报告》（我国译为《谍海忆旧》，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从书名可以看出，作者意在完成本应在20年前做的事情：向人民和党组织汇报自己流亡期间的经历，填补上那20年的“空白”。出乎她意料的是，这本书一问世，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便非同一般，从前人们邀请她出席作品朗诵会，是把她视为一位受欢迎的作家，现在人们才知道，原来她不只是一位成功的作家，还是一位历经磨难的老革命，一位从九死一生中闯过来的女英雄。

　　从此以后，人们不再满足于听她朗诵作品，而是满腔热忱地请她讲述20年无形战线上的亲身经历，讲述她那些极富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作者为此书荣获国家文艺奖金，1989年德国统一之前，《索尼娅的报告》印行50多万册，受到读者广泛欢迎，还被翻译成苏联、东欧等各国文字，成为轰动一时的读物。1980年，德发电影制片厂根据这本书拍成的同名电影，使“索尼娅”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一波又一波的“索尼娅热”

　　《索尼娅的报告》出版以后，轰动了读书界，各种名目的奖项接二连三向鲁特·维尔纳“袭来”。对此她非但不感到荣耀，反而产生了厌恶情绪，她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可做过头，奖掖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做过了头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容易引起人们反感。第四次向她颁奖时，她终于忍耐不住，发开了脾气，她当众发誓，从今以后再不跟着“起哄”。这就是鲁特·维尔纳的性格，面对荣誉她的言行反倒越来越谨慎。

　　每一次作品朗诵会，面对读者和听众的掌声，她总是禁不住扪心自问：我是否欺骗了他们。因为在她看来，过去做过的事情不论今天看来如何惊心动魄，但那都是她心甘情愿做的，也是应该做的，今天未必理应受到人们的喝彩与推崇。更令她心情不安的是，这本书并未完全真实地反映她的经历和感受，这始终是她一块心病。她想到了死在日本帝国主义绞刑架下的佐尔格；她想到了吃尽牢狱之苦的克劳斯·福克斯；她想到了曾经与自己一起生活战斗过的鲁道尔夫、恩斯特，还有那些与自己一样历尽千辛万苦，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做了许多工作，却不明不白地“失踪”了的战友……她不得不删掉那些写在书里的文字，为此她感到内疚，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是个骗子。

　　1989年秋天，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在最后一次统一社会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年逾八旬，白发苍苍的鲁特·维尔纳当着现任党的总书记克伦茨和继任总书记克劳斯·吉西慷慨激昂地说：“过去我说过，一旦你走进党的机关，要么你得胃溃疡，要么你毁掉自己，要么你卷入权力之争。只有这三种可能性。经过了这样一场动荡，经历了刚刚发生的剧变，今天我要说：回到机关去，好好工作吧，为变革未来而工作，做个清清白白的社会主义者！我是有这个勇气的，我是乐观的。”她为之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了，可她的理想并未破灭。德国是个有工人运动传统的国家，对于她这样历经考验的共产党人来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是很自然的。为了弥补《索尼娅的报告》留下的遗憾，她找出原稿，加写了一个后记，寄往英国出版。

　　1990年，《索尼娅的报告》英文本出版了，像当年在德国一样，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与德国人的反应不同，英国人对泄露核技术情报更为敏感，它在政界和舆论界引起一片哗然。英国人立即派出新闻记者和情报专家，赶赴柏林采访鲁特·维尔纳。起初老太太不肯接见，把这些英国记者关在门外，可这些身负重任的记者凭着职业的韧性，一拥而入，软磨硬泡，弄得老太太毫无办法，只好接受采访。他们还采访了与此案有关的克劳斯·福克斯、于尔根·库钦斯基。随行的情报研究专家恰普曼·品切尔，得知鲁特·维尔纳工作做得如此精细，颇为感慨地说：她得到的那些材料，的确都是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报，英国人却始终未发现是她干的。她称鲁特·维尔纳无疑是20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间谍。

　　事情反馈回德国，黑森电视台也派出女记者萨比内·米德，去柏林采访已经年逾九旬的鲁特·维尔纳，待她做完这档节目，老太太已经安然辞世。纪录片《鲁特·维尔纳的秘密生涯》在电视台播映的时候，前面加了个送葬仪式，人们看到，除了家属，生前友好和推崇她的读者，马尔库斯·沃尔夫、前作家协会主席赫尔曼·康特等人，也出现在为这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顶尖级的情报人员，成绩斐然的作家送行的队伍里。老太太辞世之前刚好收到中文版的《索尼娅的报告》，她躺在病榻上怀着欣慰的心情，向前来探视的每个朋友展示这本印成方块字的作品。这时她大概又想起了在中国结交的那些老朋友……

　　2007年是鲁特·维尔纳诞辰100周年，离开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生活了将近20年的人们，逐渐产生了“怀旧情绪”，人们又想起了鲁特·维尔纳和她的《索尼娅的报告》，想起当年怀着满腔激情阅读这本书的情形。2006年，柏林新生活出版社重又推出《索尼娅的报告》，这次出版的是“全本”，恢复了删掉的那些段落。不过，这时读者感兴趣的已不仅是这本书的全文，人们还想了解与本书主人公一道生活战斗过的男人们后来怎样了；作者的儿女们现在活得如何。为此，柏林新闻记者鲁道尔夫·亨佩尔，专门采访了鲁特·维尔纳的三个儿女。人们从发表在报刊上的采访记录中，知道了他们对各自父亲的深情回忆，对他们共同的母亲的爱和敬仰。

　　自从鲁特·维尔纳过世以来，除了新版《索尼娅的报告》之外，还陆续问世了一些关于她的著作，其中有德国作家艾伯哈尔德·帕尼茨的《接头地点班伯里》，凯·米尔格斯的《共产党人与炸弹》。这两本书的主人公都是鲁特·维尔纳和福克斯。俄罗斯学者维克多·波奇卡廖夫和亚历山大·科尔帕及第合著的《红军秘密工作的女强人》，书中的主人公就是鲁特·维尔纳；此外她在波奇卡廖夫创立的“莫斯科佐尔格博物馆”里也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学者杨国光的《佐尔格》和张晓宏、许文龙的《红色国际特工》中，都用专门章节介绍了鲁特·维尔纳在中国的情报活动。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十频道“重访”板块，专门制作了“红色国际特工索尼娅的报告”，向我国观众介绍这位中国革命的老朋友，功勋卓著的共产国际情报员。

　　据她女儿说：她去世前，一位俄罗斯驻德使馆年轻武官，登门拜访鲁特·维尔纳，通知她俄罗斯政府准备授予她“友谊勋章”，表彰她为两国人民的交流所做的贡献。告别时，那位武官吻着她的手说：“我太崇拜您了！”年轻人走后，她对女儿说：“值了，年轻人这一句话，比一百枚勋章还有价值！”她从年轻一代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luo · 发表于 2009-8-16 11:16:50

远见卓识的长孙皇后[转帖]

　　
　　作者：杨闻宇出版社：崇文书局

　　一提起盛唐气象，人们自然会想到历代帝王中享誉最高的唐太宗李世民，并联想到辅佐李世民的名相名臣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褚遂良……却往往又忽略了被李世民称之为“良佐”的长孙皇后。

　　长孙氏之父长孙晟在隋朝官至将军，公元609年去世；她舅舅高士廉结识了李世民，以为李绝非平地上卧的等闲之辈，便在公元613年将“好读书”的长孙氏嫁给了15岁的李世民。出嫁时，长孙氏13岁，这样的新郎新娘，正是刚刚冒出水面的一对小荷，一双清俊纯洁的小儿女。小两口彼此敬重，恩恩爱爱，长孙氏见丈夫爱习武艺，喜拉硬弓，便把家中珍藏的父亲长孙晟的良弓取出交给丈夫，只喜得李世民通宵。

　　五年后，李渊建立唐王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长孙氏为秦王妃。由于李世民功勋卓著，朝野景仰，其兄李建成与其弟李元吉十分嫉妒，暗中密谋要除掉李世民，李世民迫不得已，决定发动“玄武门政变”。秦王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时，长孙氏出面安慰勉励入宫的士卒，“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也就是说，18岁的长孙氏直接参与了丈夫所发动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政变。

　　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册封长孙氏为皇后。每逢朝政大事，李世民便征求皇后的意见，皇后总是谦虚地推辞：“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李世民再三恳求，她才就一些大事适时地进行提醒。

　　皇后之兄长孙无忌与李世民为布衣之交，玄武门之变时又是李的得力干将，李世民即位后以“佐命元勋”为由，打算任命他为宰相。皇后知道丈夫的想法后，坚决不同意：“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旧唐书》卷51）。太宗不允，皇后又暗中告诉兄长，要他自己提出辞职。直到太宗采纳了皇后的意见，她这才心里踏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积习，长孙皇后视如粪土。

　　贞观之治，或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或忠诚秉直，犯颜直谏，在历史上形成了一段难能可贵的上下和谐、里外一体的君臣佳话。而李世民毕竟是一位封建皇帝，他也有恼羞成怒的时候。632年春三月的一天，罢朝后，他怒气冲冲地回到后宫，口里不住地骂道：“会须杀却此田舍翁！”皇后问他生谁的闷气，李答：“魏征每当廷侮辱我，使我不得自由。”皇后听了，默无一言，退回内房，不一会儿，只见她换上皇后的朝服，出来便向太宗行参拜大礼，李问这是何故？皇后说道：“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尽直言。妾备后宫，安敢不贺？”太宗听罢，一阵脸红，心中愧疚，继而转怒为喜，对皇后的巧慧智识大为佩服。从此，对魏征也更加信任、器重。有一天，魏征对太宗说道：“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也就是说，后世千多年来，魏征作为一代名臣广为传颂，倘无聪颖机警的长孙皇后，这位乡巴佬的脑袋早不知滚落到哪儿去了。

　　长孙皇后掌握着后宫大权，从不恃权骄人，对嫔妃、宫女体恤有加，爱惜入微。一天，她陪太宗游幸后宫，见身边许多宫女老弱不齐，精神不振，便问宫女：“你们几时进的宫？”宫女答道：“有的是近时来的，而多数是在隋朝时即已进宫的。”皇后又问：“如今你们多大年纪？”宫女答：“十二、三岁进宫，而今已有三十五、六了。”皇后听罢，心中不忍，就对太宗说道：“陛下一人，精力有限，何苦用这么多人侍候？将这班青春女子幽禁深宫，实在是苦了她们。不如放出去一些，让她们后半生能过上好日子。”太宗点头默允，即差人按年龄大小造册登记，将3000位年龄稍长者放归民间。这三千宫女逢见长孙皇后，直如网中的红鲤鱼逢见了南海的活菩萨，叩首谢恩不迭，流泪感激不尽。

　　贞观九年（635年），皇后随太宗闲住九成宫，不幸身染重病。太子承乾床前侍病，心急如焚，见药医无效，便想奏请太宗大赦天下，布道祈祷。皇后听到后很不赞成：“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李世民及臣僚们听到这样的话，歔欷长叹，泪流不止。

　　贞观十年，36岁的皇后病逝于立政殿。弥留之际，她嘱咐李世民：“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她说到这里，太宗已是泣不成声了。

　　长孙皇后下世之后，太宗亲自撰写碑文，刊刻于墓旁。因思念爱妻，李世民在苑中筑了层观，以便眺望安葬皇后的昭陵。有一次太宗拉着魏征登上层观一同眺望，手搭凉棚瞭望多时，魏征说道：“臣下老了，两眼昏眊，看不见呀！”太宗忙指给他看，魏征仍是望不见，可他怕如实说会引起太宗悲伤，忙改口说看到了，这一下又勾起了太宗的思念之情，自不免痛哭失声。哭罢，太宗一挥手，毁掉了高巍的层观。李世民是个坚毅的王者，他一生所洒下的泪水，主要是洒给病逝前后的长孙皇后了。

　　史载，长孙氏是个手不释卷的女性，正因为如此，盛唐的天地间若是有日有月，李世民为日，长孙氏就是月。日月交替，阴阳和谐，置身高远，相辅相成，这才使得大唐时代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引人瞩目的盛世。

　　长孙皇后病故后，李世民再也没有册立皇后，以此表示对这位结发之妻的怀念之情。单纯从“爱情”二字着眼，虽然长孙氏与李世民只生活了23年，在滔滔爱河里也算是高难度的夫妻佳话了。

luo · 发表于 2009-8-16 11:18:20

一份奏折隐藏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玄机[转帖]

1993年末，北京西南郊的千年古刹云居寺工作人员在藏经阁整理经卷书籍发现了《钦差查办事件》文稿，副题为“杨乃武案光绪元年”。仔细研读，此文稿竟是关于中国大清朝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奏折……
　　在清末四大奇案中，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历时最长、涉案人员最多、酷刑最重、影响也最为广泛。此案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十一日，止于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六日，历时三年零四个月，先后历经县、府、按察司、省、刑部等七审七决，最终在清朝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亲自干预下才得以终结，最终有一百多名涉案官员被革职查办。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起案子，牵扯面竟至如此之广呢？

　　杨乃武（1841-1914），浙江余杭人，同治举人，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当时流传“天下文章数浙江，浙江文章数余杭”，而杨乃武的文章又被公认为余杭第一。杨乃武为人刚正不阿，常喜打抱不平，为贫穷百姓写诉状，帮助受欺负的百姓对付恶霸贪官，因而得罪了很多权贵，被他们怀恨在心。小白菜本名毕秀姑，因容貌俏丽，又喜欢穿白衣绿裤，故人送绰号“小白菜”，后嫁给葛小大，又称葛毕氏。小白菜是杨家帮佣，生性活泼，素来跟杨乃武很谈的来，杨乃武经常教她识字读书。婚后葛小大在县城豆腐店干活，小白菜仍然不避讳和杨乃武的来往，如此一来，邻里间便有了“羊吃白菜”的说法。日子久了，葛小大也起了疑心，但抓不住两人把柄，只好拿打骂小白菜来消气。

　　后来，葛小大突然因病暴死，但“口鼻流血”。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儿子刘子和早就垂涎小白菜的美色，他趁机挑唆葛小大的母亲葛喻氏：口鼻流血，怕是中毒身亡。葛喻氏因平日也见小白菜与杨乃武过往甚密，故信而不疑，当即报官。

　　知县刘锡彤当即带领仵作和衙役前去验尸。按照当时的鉴定理论，如果经皂角水擦洗的银针刺入尸体，银针变黑，则说明死者系中毒身亡。而仵作沈祥忙乱中却用未经皂角水擦洗的银针刺入尸体，结果银针变黑，且死者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入眼耳，腹部有大泡十余个。根据多年经验，沈祥断定葛小大是中毒而死。

　　刘锡彤对“羊吃白菜”的传言早有耳闻，况且对爱打抱不平的杨乃武早有不满，此刻一听是“中毒身亡”，立刻联想到情杀上。他当即派人把小白菜抓到县衙，逼她说出毒害丈夫的实情。小白菜大喊冤枉，刘锡彤厉声质问她和杨乃武的关系，得到的回答是杨乃武对葛小大的死并不知情。见小白菜嘴硬，过于自信的刘锡彤决定刑讯逼供。最终，在拶刑（古代审讯女犯时用的夹手指的刑具）、用烧红的铁丝刺双乳、用滚烫的锡水浇背等酷刑的折磨下，小白菜招认了和杨乃武串通毒害亲夫的“实情”。

　　刘锡彤大喜，当即派人骗杨乃武归案。杨乃武一头雾水，矢口否认，并明确表示案发时间他不在余杭，有大批亲友可为他作证。按《大清律例》：有举人功名者，依律不能上刑。刘锡彤无奈，只好先将杨乃武押入大牢。第二天一早，他就向杭州知府陈鲁报告此事，请求革去杨乃武举人身份。陈鲁见事关重大，立即呈报给浙江巡抚杨昌浚，由杨昌浚呈报朝廷。在朝廷批文还未到达之前，杨家人打听到是小白菜供出杨乃武，并称十月初五杨乃武亲自交给她砒霜等等，就联合作证，证明杨乃武初五在南乡为岳父除灵，初六才回余杭县城。刘锡彤于是安排小白菜与杨乃武当堂对峙。可怜的小白菜此时惧怕再受刑，一口咬定原供属实，气得杨乃武破口大骂。刘锡彤以杨家人作伪证为由不再过问。按照《大清律例》，虽然朝廷批文仍未下达，杨乃武也并未招供，但小白菜所说“合情合理”，依然可以认定结案。但定罪权在于知府，不在知县。为了案件滴水不漏，他擅自将案卷改为“试毒银针已经皂角水擦洗且中毒情形与《洗冤录》所载砒霜中毒一致”，并连同杨乃武、小白菜一起押送杭州。

　　位于余杭镇。馆内收集了大量珍贵资料，以场景式展示形式真实地再现了清代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三年间在古镇余杭发生的震惊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奇案。

　　案件上报给杭州知府陈鲁，陈鲁很快发现纰漏众多。因为杨乃武称刘锡彤审讯时并未传卖砒霜的证人钱宝生上堂。陈鲁于是派人取证。不料刘锡彤一方面派人控制住钱宝生，一方面又派人给陈鲁行贿，希望能够维持原判。这时朝廷批文已经下来，同治皇帝批准革去杨乃武举人身份，取证不能的陈鲁采用酷刑，最终将杨乃武小白菜屈打成招，并判小白菜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关于刘锡彤行贿的原因，历史上说法很多，有的说是刘锡彤为了报私仇一心想置杨乃武于死地，有的说是刘锡彤曾私下对举人杨乃武用刑，有的说是怕翻案之后会失信于民，不管怎样，正是由于刘锡彤的行贿才使得本案一错再错，最终局势难以控制。

　　就在杨乃武受刑的时候，他的姐姐杨淑英和妻子杨詹氏一直在为他奔走，最终找到了他杭州的好友姚士法。姚士法同浙江巡抚杨昌浚的首席师爷杨同瑞熟识，就找他帮忙。在杨同瑞的帮助下，浙江巡抚杨昌浚读过案卷，发觉众多纰漏，决定亲审此案。看上去似是峰回路转，不曾想此次局势更糟，知县知府不但掩盖了很多证据和事实，而且联合向巡抚杨昌浚、按察使司贺荪行贿；杨淑英为救弟弟，特意去省城探监，终于说服小白菜翻供，但杨昌浚为了自己的面子和保住众多官员的顶戴花翎，决定不再提审此案，只将案卷原封不动的上交刑部。师爷杨同瑞愤然离职。而浙江士绅听闻此事后对杨昌浚非常不满，杨淑英在他们的支持下上京告状，并找到了族叔杨增生，杨增生又找到了翁同龢，在翁同龢的努力周旋下，朝廷终于发下谕旨，要求将此案发回浙江重审。杨昌浚为了脱离干系，来了个跟其他知府合审。这次审案很是热闹，不仅小白菜翻供，钱宝生也否认杨乃武买砒霜一事，弄得几个知府知县面面相觑，但由于官官相护，在酷刑的折磨下仍然维持了原判。恰巧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皇帝驾崩，朝廷忙着新皇登基之事，就把这事搁在了一边。

　　后来，在杨增生的努力下，慈禧也觉得这个案子拖的太久了，就于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下旨派浙江提督学政胡瑞澜为钦差大臣亲审此案。不料胡瑞澜虽然清正廉明满腹经纶，却对刑审案件不在行。被寄予厚望的他并没有从源头上去查案，而是在那么多的证词之间来回的游走、推测，更离奇的是杨乃武的有利证人钱宝生突然死了，所以在胡瑞澜看来，杨乃武的好口才好文笔就是在为自己开脱，企图掩盖事实，于是仍然采用逼供的做法屈打成招，并上报刑部审核，维持原判。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命官司这么简单了，而是牵扯到了江浙派官员与两湖派官员的政治斗争。审理过这起案子的陈鲁、杨昌浚等人基本都是两湖籍官员，是追随曾国藩的湘军派系官僚，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他们矜功自傲，胡作非为，引起来江浙派官员的强烈不满。因此在对待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上，江浙派官员力主查个水落石出，这关系到浙江人的尊严浙系官员的发展。于是浙江众多官员联名向督察院递交呈词，要求提京重审此案，慈禧最终应允。

　　历经百折，终于形成了由刑部尚书主审、户部和礼部尚书陪审、醇亲王和刑部侍郎听审的会审局面。经审理证实：卖砒霜给杨乃武的证人钱宝生虽然已经死亡，但此前杨家已经提供了杨乃武不在余杭的证词；另外，对葛小大开馆验尸，经检验确认尸体中并无有毒成分，故葛小大确属因病而死，杨乃武小白菜无罪释放。于是，涉案的三百多名官员有三十多人被革职、充军或查办，一百多人被革除顶戴花翎，永不续用。

　　事实上，慈禧太后之所以狠下决心查办这么多官员，并不是因为她真要替杨乃武小白菜做主，而是要削弱两湖官员的势力。两湖派官员在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运之后，势力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朝廷的统治，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担心，因此她早就想削**们的势力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正好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于是在醇亲王的坚持下她选择了彻查此案。由此可见，一个普通的人命官司牵连到了两派官员的政治斗争，才是本案成为清末四大奇案之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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