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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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父亲项英[转帖]

很多知道我身世的人，多少觉得我的经历有点不一般。我时常想，从某种角度，我与父亲项英，我们两代人的经历，其实也正是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那些不平常岁月的一个缩影。
我人生的记忆是从上海劳工幼儿园开始的，那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开办的一个孤儿院。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岁，我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甚至不知道自己以前叫什么名字。因为在孤儿院里长大，所以我从小就认为自己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像我身边的那些孩子，所以我也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凄惨。

关于我的身世，我也是长大后了解的些许零碎片断：我1931年出生，妈妈生下我不久就把我托付给别人，自己离开上海去苏区找爸爸。有一年，我碰到徐明清阿姨（注：前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观澜的夫人），她说她在上海时帮妈妈带过我，妈妈离开后，她把我带到了浙江，把我交给在浙江的地下党林迪生（注：前兰州大学校长）。可是大家也没办法养活我，最后只好把我送到陶先生的孤儿院里。

“苏云”的名字还是陶行知先生给取的。现在回想，陶先生应该知道我的身份。陶行知的孤儿院开在英租界，可能觉察到他和共产党关系密切，英国人不让他再办下去。几经周折，我被送到了延安。

1938年9月的一天，我终于见到了爸爸项英。爸爸是从皖南根据地来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的，延安为外地来的成员举行了一个欢迎会。欢迎会是在八路军大礼堂开的，记忆中我乖乖跟着大人们走了进去。大礼堂条件十分简陋，人们都挤坐在木条板凳上，但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我跟进去以后，大人们都相互招呼，可我谁也不认识。我就走到主席台前，转身面对着整个会场，找我爸爸。陈云走过来叫我：“苏云，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 ”他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指着朱德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这是你女儿。 ”又转过来告诉我：“这就是你爸爸！ ”

记忆中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他腿上。他看我，我也看他。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 ”——好像是在问别人家的孩子。他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虽然我一直很羡慕身边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可以撒娇，但爸爸真的突然“冒”出来后，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我长到了7岁半才第一次见父亲。散会后，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和爸爸仍是怯生生的，不好意思，就说宿舍的同学都在等我，要先回学校去。于是爸爸派警卫员把我送回了学校。

直到第二天放学，爸爸来学校接我，带我到他住的窑洞，又带着我一起到保育院见弟弟，弟弟是早我几个月到的延安。就这样，爸爸和我，还有在延安保育院生活比我小4岁的弟弟，总算在延安团聚了。可惜弟弟到了晚上拼命哭，要找保育院阿姨，吵得爸爸没法休息，又被送回了保育院。

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马海德医生为我与父亲、弟弟拍摄的照片，就成了这次团聚的纪念，也是我们姐弟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里我戴的帽子，就是父亲去延安时送给我的。爸爸在里面笑得特别开心，后来有人说，这是项英一生中笑得最灿烂的一张照片。爸爸特别高兴，把照片洗了很多张，送了好多朋友。我是上世纪50年代去邓颖超妈妈那里看到了这张照片，邓妈妈赠给了我。

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便是与父亲只相处了12天。直至今日，我对父亲的性格没什么直接印象，但一个“慈父”的形象永远深植于我记忆深处。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悲痛，跟父亲一起也就12天，坦率地说，感情会有多深？另外，周围同学也经常有父母牺牲的，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平常事。

关于“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现在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我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了解这段历史。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系、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上级起草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后来还是陈毅在会上讲了“皖南事变”经过，那份决定才没被“七大”通过。这也说明，有人所说的项英与陈毅的“重重矛盾”是毫无根据的。 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住在李富春家的窑洞里，对我和弟弟特别好，正逢过年，蔡畅妈妈拉着我和弟弟给陈毅拜年，说我俩都是新四军的子弟，要给压岁钱。陈伯伯一边说“要得要得”，一边掏钱，每人给了1万元边区币。 1956年我从苏联回国时，听说陈毅伯伯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舞会，我特地去见他。陈毅伯伯看到我，立即抛开舞伴拉着我在舞场上转圈，然后特别兴奋地逢人就说，“这是老项的女儿，这是老项的女儿”，对我的疼爱溢于言表。旁边的一个女的不解地问他：“谁是老项？ ”陈伯伯用很重的四川话回答：“老项，就是项英嘛！”我想陈毅伯伯如果活着，一定不会同意挑拨他和父亲的那些言论。

尽管当时起草的决定没获“七大”通过，只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解放后，对项英的评价跌入了低谷，而且很奇怪的是父亲参与的革命活动却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12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11位；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谦，却不提施洋还是项英介绍入党的。陈丕显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有一次去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特地纠正他们不提项英的错误。

沉寂这么多年的项英，最近几年也走进学术界和大众评论的视野，对那段历史的评价也日趋客观。我不会以项英女儿的身份参与其中，我想，还是把对父亲的评价交给历史吧，历史证明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接受历史的评价。我相信历史最终会还原其真实面貌。我和父亲两代人的这些往事，是共和国的一代记忆。但愿那些伤心的故事，永远地成为这个国家的过去。 （摘自 《读书文摘》第5期 项苏云口述李菁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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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本人称为人间魔鬼的中国第一杀手[转帖]

　　　　在风雨飘摇的近代，乱世中横空杀出―条好汉，此人来自安徽,一百把斧头将上海滩杀得昏天黑地，这个神秘的人物行踪飘忽、神出鬼没，屡屡出于不凡。封建余孽他杀，党政要人他杀，日本鬼子他杀，贪官污吏他杀，汉*特务更是他的下酒小菜。他挥刀举枪马不停蹄，一路畅通杀得好不潇洒，从合肥杀到上海，从上海杀到南京，从南京杀到武汉、福州、香港、南宁……一言以蔽之，天上飞的地下走的。上至达官贵人下到爪牙爬虫，没有他不敢杀的。

　　民国刺案:

　　直系军阀派任的股沪警察厅长徐国梁在上海浴室被刺；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险道枪击,亏他老蒋命大.
　　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一条大腿失踪,从此金鸡独立；
　　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在上海沪西站死里逃生，终生布下阴影,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在浦东被炸；
　　日军侵华早期最高司令官白川大将在所谓“淞沪战争祝捷大会”被炸出5米多远,命归西天；
　　汪伪政府外文次长唐有壬签定卖国协定惹祸杀身；
　　大汉*汪精卫在国民党六中全会会场连中三枪,留下后来致命的伤；
　　张学良引咎辞职来到上海戒烟，“迎接”他的是一枚取去引信的炸弹。这是警告使东北3000万同胞沦为奴隶的民族罪人张学良，希望他能重整军队，与日寇决一死战。

　　他，就是被日本人称为\"人间魔鬼\"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

　　沈醉先生曾风趣地说：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而汪精卫的肋巴骨硬是被王亚樵这三个字活活敲断的。连上海滩超级恶霸黄金荣、杜月笙一类流氓泰斗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着道儿走。

　　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王亚憔的重要助手之一、建国后任国务院某部负责人的华克之后来也曾说过：“……王亚憔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借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

　　此人极具传奇色彩也颇具个性,早期参加同盟会，同国民党政客、安徽咨建设厅长张秋白有过工作关系，但王亚樵对张的为人极为鄙视，曾警告张秋白要永远同他保持一里路的距离，若是见面，定揍不饶。一天，张秋白外出，适遇王亚樵走来，躲避不及，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并推出一副诌笑同王亚樵打招呼。王破口大骂：“混帐东西，竟敢跟我走在一条路上”举起拐杖便打将过去，张秋白―言不发，抱头鼠窜。

　　一九二五年以后，王亚樵因随卢永详参加直皖大战兵败回到上海，加入了国民党。一次部分党员在霞飞路召开会议。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因王个子矮小，竟爬上凳子抽了杨虎两个巴掌，这位握兵千万的司令深知王亚樵难对付，不敢还手，悻悻窘极。

　　王亚憔的刀枪几乎触动了中国大地上他所能光顾的所有的阴暗角落，也因此遭受了来自日、伪、特、帮数重势力的围追捕杀,蒋介石悬常百万收购王亚樵的人头；汪伪政权派出特务层层布防，欲置王亚樵于乱枪之中；日本谍报机关步步紧迫，屡没陷阱引诱王亚樵投身罗网。钦差杀手戴笠(曾是王的结拜义弟,是王举荐他入黄埔学习)针对王亚樵足智多谋刚烈勇猛而又善感多情的特点，深知强攻难以得手，逐采用阴险卑鄙的手段将他骗杀。

　　1936年3月，戴笠亲自带领20多名特务前往香港，追杀王亚樵。王亚樵带着20多名亲信骨干悄悄潜往广西梧州。

　　戴笠追捕未果便把魔爪伸向他的部下，以绑票的方式把王的部下余立奎从香港抓到南京，关进了监狱。9月间，余立奎的小老婆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到梧州，对王亚樵说，她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以便就近得到王亚樵的接济。余立奎是跟随王亚樵多年的老部下，淞沪抗战时曾任第19路军补充团团长。王亚樵念余立奎是追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至今仍在狱中，就同意了余婉君的要求，让她搬到梧州居住。余婉君的突然到来，并且有许多令人生疑的言行，引起了同志的怀疑，他们都提醒王亚樵要对她特别注意。王亚樵则不以为然，他认为余婉君是余立奎的亲属，不能过疑，否则对不起朋友。王亚樵哪里料得到，余婉君此时已为戴笠所收买。

　　原来，自余立奎被捕后，余婉君和孩子居住在香港，生活费用由王亚樵提供，所以余婉君知道王亚樵在梧州的地址。戴笠手下的特务侦知这一消息后，用10万元收买了余婉君，特务们还答应捉到王亚樵后即释放余立奎。余婉君为重利诱惑而出卖了王亚樵。她奉戴笠的命令来梧州找到王亚樵后，便在暗中向特务们报告王亚樵的行踪。

　　9月20日，余婉君假说有事，约王亚樵到她家去商谈。王亚樵不知是计，只身前往。这时，戴笠手下10多名特务埋伏在余婉君的住处。王亚樵一进门，特务便向他脸上撒了一包石灰。王亚樵双眼被石灰灼烧得不能睁开，但仍顽强地空手与特务们搏斗。10多个特务一拥而上，对王亚樵枪击、刀刺。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当场殒命。特务们杀死王亚樵后，又残忍地用刀剥下王亚樵的面皮，拿回去向戴笠表功。在撤退途中，为了灭口，特务们又杀死了余婉君。

　　王亚樵手无一兵一卒，敢于带着一帮弟兄同拥兵百万、位至极尊的蒋介石周旋达14年之久，表现了惊人的胆略和卓越的才华。蒋介石听说王亚樵被杀身亡，大大松了口气,此后的确过了几年安稳日子。

　　这个人，你怎么评价他都可以，你可以说他是流氓、是杀手、是恶魔，也可以说是志士是采取极端手段的爱国者。

　　陕北某窖洞里，一个伟人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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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到的胡志明主席[转帖]

不让喊“万岁”

当年我采访越法奠边府决战后，与胡志明主席有过多次交往。1954年12月15日早饭后，我又与胡主席一起到河内南郊的白梅机场，看望正在那儿操练的越南人民军部队和民兵游击队。探视完毕，已是正午，胡主席向一长列的方队挥挥手，大声说：“太阳照到头顶上了，大家累了，肚子也饿了，休息吧！”全场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和“万岁”声。胡主席立即对身旁的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黄文泰中将和阅兵指挥员说：“请大家以后不要这样喊。”随即又向一长溜的方队高声喊道：“好啦，大家回去吃饭吧！”

我们在机场外面吃完了饭，胡主席又带着我们回到机场，在一座大机库里与一些战士代表和干部们聊天。聊天结束，全体纷纷起立，似乎人人都憋着一股劲，很想放声高呼些什么的时候，胡志明连忙习惯地伸开双手，使劲地往下按，叫大家坐着不要动。

“别再喊‘万岁万岁’的”，他说，“没有人能活到万岁！来，大伙唱个歌吧。”他边说边向人群中扫了一眼，拉出最前排的一位女游击队员：“来，请你给大伙打拍子……”

“人民最伟大”

1955年1月24日，是当年春节的第一天。和我们中国一样，越南也有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节。春节一大早，胡主席要去河内以北一些省份的建筑工地、农村和兵营，向工、农、兵拜年，我有幸一同随行。

不一会儿，“胡伯伯”(当地人都是这样称他)突然来到工地的消息，像风一样传开了。原来很空旷的闸边顿时挤满了人，人人都想看看“胡伯伯”，特别是一些头上包着黑头巾的农村妇女，都毫无顾忌地围了上来左瞧右看，还唧唧呱呱地议论着。胡主席的贴身警卫员们都站得远远的，对越来越多的人群根本不拦不挡。似乎在他们看来，“胡伯伯”历来与人民群众都是这样的水乳交融，根本用不着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

胡主席只简单地说了几句话——祝贺大家春节快乐，就与一同来的共和国交通公政部长——党外人士陈登科等人一道，走上刚刚筑好的土坝，巡视那座高大而残破的水闸。听说下游已及时得到了春灌用水，等到正规的混凝土大坝修好后，下游的整个灌溉面积将由原来的两万五千公顷扩大到三万三千公顷。胡主席听了非常高兴。他颇有所感地望着清波荡漾的湖水，口中喃喃自语：“谁最伟大？人民最伟大！没有人民的努力和牺牲，再有本事的人也会一事无成！”

野外进餐

离开修坝的人群后，他又走访了附近的几家农民，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然后几部吉普车掉转车头，似乎将返回河内。这时太阳已透出了云雾，时已近午了。胡主席的车突然带头拐进了路旁一座残缺不全、稀稀拉拉的松树林。他下了车，向后面的几部吉普车一挥手，大声说：“吃饭，休息一会儿。”并邀请陈登科部长和我以及阮大，和他共进野餐。

警卫员们从车上拿来了两只已切好的油炸鸽，几小片咸鱼，一小碟肉饼，一些生青菜和几块豆腐，还有些米饭和切成片的粽子、一只从上面看来还是二次大战结束时缴自日本鬼子的腰型军用饭盒装着的菜汤和一瓶葡萄酒。这些就是这位一国之首在取得来之不易的伟大抗法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民间重要的节日，用以待客的午餐！而他却取笑说：“这比唐伯虎追舟的那顿饭强多了！他那次只是让艄公空口报菜名，他自己只能瞪大了眼睛咽干饭。我们呢，有酒有菜还有汤……”

他过去搞地下工作时，在中国和香港呆过好多年，学会了中国话。大家一阵笑声过后，他首先举杯祝我们春节快乐，我们也祝他健康长寿。在和大家一起抿了口酒之后，他把“健康长寿”这四个字轻轻地重复了一遍，对我说，“健康长寿”这种说法倒还比较实事求是，他领情；但对那种动不动就喊某个人“万岁”什么的，他不赞同。他说：“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就拿你们的彭祖来说，也不过只活了‘八百’岁，何况那还仅仅是古代传说，哪还有比他活得更长的，是不是？”

我说，是的，“不过大家常常爱喊‘万岁’什么的，也只是表达自己还没有别的词儿能够替代的真挚之情而已。”他说：“不，那也要实事求是，不能狂热冲动，对不对？”

这是我在越南的一年中，与他相处得时间最长、也是谈话最多的一次。通过这一次的仔细观察和过去多次相随的所见所闻，我深感这位终身未娶，把自己的一生真正无私地奉献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伟大革命家，他的真挚和虔诚的人道精神对人民具有巨大的凝聚力。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作为新华社军事记者在越南、朝鲜作过采访报道。) 摘自《文史精华》戴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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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有几个中国记得约翰 拉贝[转帖]

约翰拉贝及其家人

约翰拉贝的故居
<<拉贝日记>>最近很火的片子,个人觉得比<<南京 南京>>更好看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了大约20多万中国人而闻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19世纪末，欧洲十字路口的明灯——德国汉堡，诞生了一位名叫约翰·拉贝的传世英雄。
　　把世界还给人，把人归还自己。这一人道主义的精髓，像一弯持久不落的新月，沐浴，净化着无数的魂魄，也铸造了拉贝的人生观。
　　曾在非洲数年的拉贝，在1908年起受西门子中国公司之聘，开始在中国沈阳、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经商。拉贝的未婚妻多拉随后也来到中国，并于1910年10月25日在北京正式结婚。1931年至1938年前后，拉贝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他目击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1938年回到德国，6月8日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一般认为，由于德日为盟国，故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之后，他甚至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在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和释放，生活拮据。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1950年拉贝于西柏林逝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孙子保存。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搬到南京。
　　他于1909年来到中国工作，先后成为北京、天津、南京西门子分公司经理。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他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接触，1937年日军向南京进攻前夕，他从北戴河赶回南京，被一些外国人推为南京安全区主席。12月13日，日军攻战南京，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金陵古城陷入黑色的恐怖大海。拉贝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在他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他和他领导的十多位外国人，不仅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捍卫了人类的真理和尊严。他在他租住的小粉桥1号院子内，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
　　1938年春，拉贝回到德国后，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疯狂暴行，遭到盖世太保的迫害。
　　开始，难民们都不知道他是拉贝，都称他爱得培先生，他尽自己的所有能力保护了25万难民，供他们吃喝住。他对妇女儿童非常关爱，对敌人却相反。一次，难民区围墙翻进一个身配刺刀的日本兵，难民们大惊，急忙呼喊拉贝，拉贝急忙赶来，对日本兵大加斥责，日本兵连连认错，准备从大门出去，拉贝命令他重新翻围墙出去。难民们得到他的关怀，还经常得到食物 孩子们常常得到礼品。拉贝的恩情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二次大战结束后，拉贝因他的纳粹身份又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在他最消沉的日子里，南京人民为他募捐了几千美元让他安度晚年，为他寄赠食物，1950年，拉贝在柏林患中风去世。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拉贝才犹如凯旋的英雄，从历史迷雾中向我们走来。他的日记被公之于世；他在南京的故居被考证确定；他的墓碑安放到了南京；他当年拯救的难民纷纷一吐肺腑之言，中国人民的热情如火山一般喷涌而出，献给这位和平勇士。

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了大约20多万中国人而闻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19世纪末，欧洲十字路口的明灯——德国汉堡，诞生了一位名叫约翰·拉贝的传世英雄。
　　把世界还给人，把人归还自己。这一人道主义的精髓，像一弯持久不落的新月，沐浴，净化着无数的魂魄，也铸造了拉贝的人生观。
　　曾在非洲数年的拉贝，在1908年起受西门子中国公司之聘，开始在中国沈阳、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经商。拉贝的未婚妻多拉随后也来到中国，并于1910年10月25日在北京正式结婚。1931年至1938年前后，拉贝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他目击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1938年回到德国，6月8日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一般认为，由于德日为盟国，故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之后，他甚至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在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和释放，生活拮据。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1950年拉贝于西柏林逝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孙子保存。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搬到南京。
　　他于1909年来到中国工作，先后成为北京、天津、南京西门子分公司经理。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他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接触，1937年日军向南京进攻前夕，他从北戴河赶回南京，被一些外国人推为南京安全区主席。12月13日，日军攻战南京，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金陵古城陷入黑色的恐怖大海。拉贝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在他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他和他领导的十多位外国人，不仅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捍卫了人类的真理和尊严。他在他租住的小粉桥1号院子内，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
　　1938年春，拉贝回到德国后，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疯狂暴行，遭到盖世太保的迫害。
　　开始，难民们都不知道他是拉贝，都称他爱得培先生，他尽自己的所有能力保护了25万难民，供他们吃喝住。他对妇女儿童非常关爱，对敌人却相反。一次，难民区围墙翻进一个身配刺刀的日本兵，难民们大惊，急忙呼喊拉贝，拉贝急忙赶来，对日本兵大加斥责，日本兵连连认错，准备从大门出去，拉贝命令他重新翻围墙出去。难民们得到他的关怀，还经常得到食物 孩子们常常得到礼品。拉贝的恩情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二次大战结束后，拉贝因他的纳粹身份又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在他最消沉的日子里，南京人民为他募捐了几千美元让他安度晚年，为他寄赠食物，1950年，拉贝在柏林患中风去世。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拉贝才犹如凯旋的英雄，从历史迷雾中向我们走来。他的日记被公之于世；他在南京的故居被考证确定；他的墓碑安放到了南京；他当年拯救的难民纷纷一吐肺腑之言，中国人民的热情如火山一般喷涌而出，献给这位和平勇士。
一个德国人如此的帮助着中国的人民,在次期间还要背负着对阿道夫 希特勒的忠诚.他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但是他还是帮助了中国帮助了南京,可是现在国人还有几个记得曾经的约翰拉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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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友三背信无常终成河畔孤鬼[转帖]

　　他三度叛冯，投阎反阎，投蒋反蒋，投张反张，联共反共，抗日投日，最后做了河畔孤鬼，遗臭万年。

　　　　石友三，字汉章，吉林长春人。1891年生。幼时家贫，曾在毕家粮坊当学徒，结识少爷毕广垣，得以入小学读书，与教员商震有了师生之谊。1908年辍学从军。1912年编入冯玉祥营，充当马夫。因于他天性机伶，善于察言观色，不久充任冯玉祥的贴身护兵，从此，随着冯玉祥的升迁而擢升，成为“十三太保”之一。

　　曾三次背叛冯玉祥

　　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晋军联合向国民军发动进攻，石友三奉冯玉祥命令进攻晋军，在雁门关受阻，部队伤亡较大，石友三通过与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的师生关系，达成休战协议。后冯玉祥赴苏联，南口大战国民军溃不成军，由于石友三与晋军早有妥协，反而收容了许多散兵，石友三的第6师增编为3个师。国民军撤至归绥、包头后，代理指挥张之江等决定进入甘肃，石友三不愿西行，便联络韩复榘，投降阎锡山。

　　同年9月，冯玉祥回国，表示概不追究，石友三便离开晋军，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旋即被任为第5路司令，192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

　　1929年3、4月间，蒋桂战争爆发，双方都想拉拢冯玉祥。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命令各部暂往西撤。6月1日，石友三率部开往许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钱大钧也到达许昌，交给石友三500万元犒赏费，任石友三为反逆军第13路总指挥。第二天，石友三便大骂冯玉祥，宣布其“十大罪状”。

　　这年秋天，石友三被蒋介石任命为安徽省主席，旋即又被命令所部开赴广东讨伐李宗仁、陈济棠。石友三及其部属不愿离开北方南下，更担心在途中被蒋军消灭。这时，两广及唐生智也派人来游说，联合讨蒋。石友三同意。12月1日，唐生智领衔通电讨蒋。2日晚，石友三命令排列在长江北岸的数十门大炮一齐炮轰南京。

　　不久，唐生智被蒋介石击败，12月21日，阎锡山发表反唐拥蒋通电。石友三通电投靠阎锡山。

　　1930年春，冯、阎酝酿讨蒋，拉拢石友三。石友三又一次回到冯玉祥的麾下。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阎军呈现败势。9月18日，张学良率大军入关，石友三即通电投靠张学良。

　　老本蚀光寄人篱下

　　1931年春天，石友三亲赴沈阳谒见张学良，以同乡的关系，向张学良输诚。张将其部收编为第13路军，石友三为总指挥，拥有兵力6万4千余人，每月领取定额军饷60万元。

　　石友三表面归顺张学良，暗中却又准备向北扩展，争夺“华北王”的宝座。5月，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委他为第5集团军总司令。7月18日，石友三在归德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5集团军总司令职，并发出讨张通电，督率各部沿平汉路北进。

　　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职，讨石之战爆发。石友三进占石家庄，再往北推进时，即受到南北夹击，伤亡惨重。

　　讨张失败，多年来积累起来的老本一下蚀光了，石友三只好依附山东老友韩复榘，过着寄人篱下的寓公生活。

　　联共反共投靠日寇

　　石友三和日本特务机关勾搭上，从烟台乘船潜入天津，住进了日租界，尔后组织队伍在冀东活动，为日本侵略军开辟道路。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蒋介石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石友三收为己用，任冀北保安司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石友三部受命在山东和冀南敌后抗战，石友三明白，这是蒋介石拿他作挡箭牌，为求自保，他积极和共产党八路军取得联系，并聘请共产党人张克威、张友渔任军政治部主任，吸引一些进步青年到所部充当政工人员。

　　1939年4月，蒋介石命亲信臧伯风带去口信：清除共产党、八路军，则华北由石友三主持。石友三即摇身一变，由联共变为反共，不断派兵进袭抗日根据地，杀害抗日军民，被称为“石阎王”。

　　1940年3、4月，石友三率部进犯冀南八路军，损失惨重，便又为自己谋划退路：要保存实力，唯有与日伪勾结。之后，石友三积极配合日伪军，进犯八路军根据地，乘机再发展自己的势力。

　　河畔孤鬼遗臭万年

　　受石友三节制的新8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石、高矛盾激化。石友三第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投敌只是时日问题，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以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1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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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存在” [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邓体制”。1975年2月2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

1975年4月4日，迟群传达江青的电话“指示”：

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

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就会变修。

1975年4月5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再次强调：“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们。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宏文”成为七亿中国人的“学习文件”的时候，正在他们借助毛泽东的批示以“大理论家”的形象出现在全中国的时候，来自毛泽东的批评，使刚刚掀起的“张姚热”迅速降温。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江青们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这一新动向。

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陪同朝鲜元首金日成前往长沙拜晤毛泽东。邓小平借用这一机会，向毛泽东说明“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提法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赞同了邓小平的意见。

一个重要的讯号，从毛泽东那里发出。

新华社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攻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过姚文元审定，报送毛泽东。4月2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

1975年4月23日

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懂马列”。

毛泽东所说的“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不言而喻，指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人们并不健忘，在五年前——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下抨击陈伯达的那篇《我的一点意见》中，有着非常相似的话：

“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那时候，毛泽东指的是“理论家”陈伯达。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宣告了陈伯达的倒台。

如今，毛泽东又用同样的语言批评张春桥、姚文元，这不能不使张春桥、姚文元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他们弄得不好，就要重蹈陈伯达的覆辙，成为“陈伯达第二”!

根据毛泽东4月23日批示“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7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在从长沙回到北京之后，决定在5月3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这如同1974年7月17**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这是他在长沙休养十个月之后回到北京，第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中南海住处召开。

知道毛泽东要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正因为这样，5月3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屈指算来，从1974年7月17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仅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张春桥，而且多次批评了“四人帮”。以下所引毛泽东的话，是会议记录原文。可能由于记录速度跟不上毛泽东讲话速度，有些地方显得前后文不接，或者断句，均照录原文。

毛泽东一到，先跟政治局委员们寒暄。毛泽东照例保持着他那不时出语幽默的风格。

毛泽东一进来，第一个是与周恩来握手：“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回答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报告过。”

毛泽东跟叶剑英握手时，说了句：“喔，老帅！”

毛泽东跟邓小平握手时，说了句：“小平呀！”

毛泽东跟吴德握手时，说了句：“哦，吴德（引者注：谐音为“无德”）有德呀！”

毛泽东跟谢静宜握手时，话说得最多：“小谢，你当了大官啦，不谨慎呀！”

显然，毛泽东对谢静宜紧跟江青，早有所闻。

谢静宜原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中到北京大学“支左”，“当了大官”──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谢静宜连忙回答说：“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却越当越大。”

毛泽东很干脆地对谢静宜说：“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

毛泽东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引者注：指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一年中的时间安排）。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江青来到会场时，比别人稍晚。她进来时，见毛泽东正在跟别人打招呼，她就在一旁坐下。

在经过一阵子寒暄之后，毛泽东宣布开会，言归正传，进入会议主题。会场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毛泽东说：

“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

我在外面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毛泽东紧接着说的几句话，清楚地表明他召###议的目的：

“好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不能看，我也不能写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我给文元写了。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说“对不起春桥”，这话有两层含义：

张春桥文章，毛泽东“只听了一遍”，没有看出问题。所以，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

张春桥的文章，毕竟是经过毛泽东同意发表的，如今发现问题，毛泽东当然要负领导责任，所以说“对不起春桥”。

毛泽东发现的问题，那就是“讲经验主义的问题”，亦即“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批判经验主义”。毛泽东以为，这一论断是错误的。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就新华社的请示报告，“我给文元写了”——也就是4月23日的那段批示。

毛泽东接着说：

“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条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上海机床厂是上海的“样板”，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样板”，是“反对经验主义”的“样板”。

毛泽东批评上海机床厂，等于批评了张春桥和姚文元。

毛泽东又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用手指着周恩来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指着邓小平说：

“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泽东举了个很生动的例子，批评教条主义：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回过头来批评“四人帮”：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不好，历来不好。这次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毛泽东再次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这三条重复一遍，“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接着面向王海容、唐闻生说：

“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你们两个是知识分子，你们自己也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在“###”中盛传的“最高指示”“老九不能走”，就“出典”于此。后来，邓小平曾传达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江青反而说邓小平“造谣”。其实，毛泽东确实说过这话。

毛泽东接着说：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这时，江青插话问道：“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毛泽东回答。

江青的这一句插话，把毛泽东的话题引到她这里来了。

毛泽东面对江青说：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路线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又针对江青说道：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提到“帮”，不言而喻，指的是“###”、“四人帮”。他明确地说“不要搞什么帮”。

毛泽东由“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说起了1920年至1922年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讲到当时工人运动比较高涨的几个铁路、矿山。他说：“湖南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毛泽东随口念了一首民谣：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水水无沙。

从“长沙沙水水无沙”，毛泽东又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两句做了解释：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毛泽东念了辛弃疾《南乡子》中的两句：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

他指着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毛泽东让叶剑英背这首《南乡子》。

叶剑英随口背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很高兴，对大家说：“此人有文化。”

毛泽东所说的“此人”，指的便是叶剑英。

周恩来见时间已晚，便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笑风生，但是，他对“四人帮”的批评，使“四人帮”面面相觑。

毛泽东终究是最高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力重千钧。当年，他的一篇二百多字《炮打司令部》，导致刘少奇下台，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使林彪集团分崩离析；这一回，他如此尖锐地抨击“四人帮”，使“四人帮”感到大难难逃。

毛泽东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帮”惶惶不安。因为当年毛泽东在“炮打”林彪的时候，也是说这番话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在这段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之后，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帮”，等于把“四人帮”推到了当年林彪的位置上。

邓小平紧紧抓住机会，以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为“强大东风”，从1975年4月27日起，一连主持召开了好几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

政治局会议刚刚开过，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写信请示：“主席最近对我社关于宣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请示报告的批示，对今后宣传报道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准备向正在召开的分社会议（即将结束）和总社有关同志传达……”

王洪文慌了手脚，因为毛泽东的批示一旦传达，那“四人帮”就面临着倒台的危险。5月8日，王洪文赶紧在朱穆之的信上，写下“批示”：

“我意见暂不传达。请文元同志阅示。”

于是，“舆论总管”接下去作了“批示”：

“同意暂不传达。精神可以在新华社工作中贯彻执行。”

姚文元说的是滑头话。既然不让下边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又怎样在工作中“贯彻”呢？说穿了，他无非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万一毛泽东查问起来，他已在“精神”上加以“贯彻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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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中央、地方主要官制 [转帖]

中央

中央：上公、三公、将军、九卿

上公----太傅，掌以善导，无常职。

三公：太蔚、司徒、司空
太蔚，掌兵事，国有大事，与司徒、司空商议。
司徒，掌民事，国有大事，与太蔚、司空商议。
司空，掌水土事，国有大事，与太蔚、司徒商议。

将军：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掌征伐。

九卿：太常、光禄勋、中大夫令或卫蔚、太仆、大理或廷蔚、大行令或大鸿胪、宗正或宗伯、大司农或大农令、少府
太常，掌祭祀礼仪。
光禄勋，掌宫殿掖门。
中大夫令或卫蔚，掌宫门卫屯兵。
太仆，掌舆马。
大理或廷蔚，掌刑狱。
大行令或大鸿胪，掌宾客朝见及边地民族事物。
宗正或宗伯，掌亲属诸事物。
大司农或大农令，掌谷货。
少府，掌山泽租税。

在京其它官职：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光禄大夫、侍中、尚书令、尚书仆射、六曹尚书、侍郎、执金吾、将作大匠、司隶校卫、兰台令史
五官中郎将，主宿卫宫殿，主五官郎。
左中郎将，主左署郎。
右中郎将，主右署郎。
虎贲中郎将，主虎贲宿卫。
羽林中郎将，主羽林郎，掌宿卫侍从。
光禄大夫，掌顾问应对。
侍中，掌侍左右，赞导众室，顾问应对。
尚书令，掌文书众事。
尚书仆射，署尚书事，令不在则奏下众事。
六曹尚书，掌录文书期会。
侍郎，主作文书起草。
执金吾，掌宫外非常水火之事，主兵器。
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工。
司隶校蔚，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
兰台令，史，掌奏及印工文书。

地方

地方：州、郡、县

州：刺史、牧
刺史，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
牧，掌州事。

郡：太守、丞
太守，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
丞，掌佐太守。

县：县令、丞、蔚
县令，掌治民。
丞，署文书，典知仓狱。
蔚，主盗贼。

东汉其它重要官职：使凶奴中郎将、护乌桓校蔚、护羌校蔚、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
使凶奴中郎将，掌凶奴之事。
护乌桓校蔚，掌乌桓族之事。
护羌校蔚，掌羌族之事
盐官，主盐税。
铁官，主鼓铸。
工官，主工税。
都水官，主平水收渔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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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中央、地方主要官制 [转帖]

中央：

中央主要设三太、三公、九卿、列卿、宫官、军官

三太：太师、太傅、太保，都辅佐皇帝，位在三公之上，但不常设。

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
大司徒（丞相），总理政务。
大司马，掌全国军队。
大司空，掌论议及纠察诸事。

九卿：太常、光禄勋、中大夫令或卫蔚、太仆、大理或廷蔚、大行令或大鸿胪、宗正或宗伯、大司农或大农令、少府
太常，掌祭祀礼仪。
光禄勋，掌宫殿掖门。
中大夫令或卫蔚，掌宫门卫屯兵。
太仆，掌舆马。
大理或廷蔚，掌刑狱。
大行令或大鸿胪，掌宾客朝见及边地民族事物。
宗正或宗伯，掌亲属诸事物。
大司农或大农令，掌谷货。
少府，掌山泽租税。

列卿：执金吾、典属国、将作少匠
执金吾，掌徼循京师。
典属国，掌蛮夷降者。
将作少匠，掌治宫室。

宫官：长信詹士或长信少府或长乐少府、大长秋、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
长信詹士或长信少府或长乐少府，掌皇帝后宫诸事。
大长秋，皇后卿。
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掌教太子。

军官：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列将军
大将军，武帝为卫青而设，有时在三公之上。
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列将军，掌兵及征伐之事。

地方：

京畿：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
京兆尹，治内史事，察问出入。
左冯翊，治左地事，察问出入。
右扶风，治右地事，察问出入。

郡国：太守、郡丞、长史、都蔚、农都蔚、属国都蔚、内史或内相、中蔚
太守，掌治其郡。
郡丞，辅佐太守。
长史，边郡有之，掌兵马。
都蔚，张佐郡守，典武职甲卒。
农都蔚，主屯田殖谷。
属国都蔚，掌蛮夷降者。
内史或内相，治民，诸侯国所设官职。
中蔚，掌武职，诸侯国所设官职。

县：县令、县长、县丞、县蔚
县令，掌治其县，奉禄在六百石到千石。
县长，掌治其县，奉禄在三百石到五百石。
县丞，辅佐县令，兼主刑狱囚徒。
县蔚，掌缉捕、武事。

另设刺史、牧，奉诏条，察州部。成帝前为监察官，成帝后改称牧，为行政区域。
另设京畿司隶校蔚，察三辅、三河、弘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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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魂落魄的上海余党 [转帖]

　　　　　作者：王文正 沈国凡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我这个八旬老人，为什么要来回忆这些已经快要被人们遗忘了的历史呢？

　　原因是我所看到的一些写“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的书籍与文章中，对于这方面的错误太多了。

　　你看，这本书中说：“妇联主任汪碧君，连哭带叫地说：‘四位首长（指“四人帮”）……哎哟，我的天哟，现在该怎么办？我先表个态，把脑袋放在台子上，反正脑袋掉了碗口大的疤，有什么了不起！’”

　　可事实是怎样的呢？这个女人应该叫汪湘君，而不是汪碧君，在整个法庭审判的“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女人中，没有那个叫汪碧君的女人。汪湘君是当时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委员，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市妇女联合会主任。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83年2月1日，以参加策划武装叛乱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对“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骨干在当时的职务，有的书中写道：“民兵总指挥施尚英”，而当时施的实际职务是：“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不称总指挥，通常只说他是“民兵指挥部负责人”。

　　此书的下册中说：“民兵副总指挥马振龙”，这也不对，他的实际职务是“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委员，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群众称他是“上海五虎将之一”。

　　该书中还写道：“1980年12月31日上午，笔者参加了特别法庭对上海武装叛乱的审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法警押上法庭的时候……”

　　我是特别法庭审判上海武装叛乱一案的主审审判员之一，据我所知，在所有参加的审判员中，根本就没有这位“笔者”。这位“笔者”作为一名记者，应该是“参加旁听了特别法庭对上海武装叛乱的审判”，而绝不是“参加了”对这件案件的审判，两者是绝不能混淆的，否则特别法庭的审判员中就会多出这么一个人来，后人来查找相关资料时就会被搞得莫明其妙。

　　更有在时间上，此书作者也弄错了，应该是“1980年12月13日上午9时至11时”。这天更没有把姚文元押上法庭，因为在此之前我所在的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已认定姚文元构不成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罪，所以决定此事不对姚文元进行法庭调查。

　　除了时间和史实的错误之外，一些文章中将法律上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搞错了。

　　还有另外的一本书，有两处称黄晨为“原告”。

　　在特别法庭开庭调查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查抄上海郑君里等文艺界人士的家时，法庭通知郑君里夫人黄晨出庭作证，她只能是一个“证人”，怎么她成了公诉“四人帮”的“原告”了呢？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国家公诉机关向国家审判机关提起公诉的，受害人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并非“原告”。如此严肃的史实，怎么能搞混呢？

　　作为亲历了整个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审判和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余党审判全过程的一名法庭审判员，我感到很难过。这些作者，大都没有亲自参加过北京、上海这两场惊心动魄的大审判，有的也只是旁听了一两场，便将这种旁听写成“参加”，更有的是查找了一些有误的资料，便匆匆成文成书，造成多处失实，错解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时间和地点，贻误读者和后人。我作为共和国这段特殊历史的当事人、见证人和参加者，对此十分着急。

　　我考虑到目前全国还没有一本当事人回忆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进行审判的书出版，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很遗憾的事情。无论如何这件历史事件都是应该记录下来的，因为上海这个地方对于中国的“###”，真是太特殊了，太突出了，没有对这伙人的最后审判，对于“###”就不能算是最后的结束，我们就不能说与“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就我所知，国内外至今都还没有一本当年亲自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并同时亲自参加审判了“四人帮”上海余党全过程的审判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全面记录这段决定我们共和国前途和命运的图书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在全国所有的法官中，参加过这两场（而不是一场）决定共和国命运大审判的审判员就只有我一个人，虽然我年事已高，本着对历史对后代负责的精神，趁现在记忆力还好，手中许多当时的文字资料还在，我有必要对此进行一次全面的回忆。

　　失魂落魄的上海余党(1)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被粉碎，作为“四人帮”的基地，上海当时的形势怎样呢？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上海这个地方说起来很特别，本来是一个经济中心，但“###”中发生的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都与它紧紧相连，并对全国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以及后来的“第二武装”、“批邓”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的“策源地”，或者说那场席卷中国大陆的“红色风暴”就是从上海开始刮起来的。

　　“###”中的上海滩，究竟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秘密？

　　面对这段民族史上人们想要忘却但又无法忘却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沉思：“###”之风为什么起于上海？为什么独独上海成了“四人帮”的基地？他们利用这个“基地”究竟干了一些什么样的事？这些事件对于全国性的“###”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和恶果？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我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今天如何来回答这些问题呢？

　　我想还是从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形势谈起吧。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

　　10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共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速去北京开会。

　　马天水，原名马登年，1911年生，河北唐县人。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后历任唐县县政府财经科长、三区区长、中共山西繁峙县县委书记、中共冀晋五分区地委书记等职。1949年5月南下任中共皖南区党委副书记、书记。1952年1月，调上海市工作，任中共上海市委钢铁党委书记。1954年10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1959年2月至1963年2月，兼任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长期负责上海工业生产工作。“###”中，1967年4月被结合进市革委会领导班子，1970年3月起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是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1972年起全面主持上海市工作，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

　　此时通知进京，使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

　　也许是马天水嗅到了什么，他立刻将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学习室，按照在此之前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认为北京可能出事了，要上海方面立刻做好战斗准备。

　　原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曾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来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直接传话。

　　“四人帮”虽然一直控制着上海，但以如此方式让秘书直接代表“首长”传达的方式却从未有过，当时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六个市委常委，他们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原来，萧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说，阶级斗争的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到还有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我不是一个忧天派，但是有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

　　也许张春桥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向他在上海的余党发出了要有“要打仗”的思想准备。

　　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马天水走了以后，上海的余党们便惶惶不可终日，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北京的消息。

　　那时不像现在有手机，一个电话或者是发一个短信就行了，那时通讯还没有现在发达，加之中央对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封锁很严，外界根本无从知道。

　　10月7日晚上，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电话，于会泳在电话里说，本来他是要出国的，但中央突然通知他不出国了。

　　徐景贤感到事情有些奇怪，但还是吃不准北京的情况，接着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

　　刘湘屏的回答和于会泳有些相似。她说，江青原定今天晚上请她看戏的，现在却找不到人了。

　　与此同时，王秀珍也和到了北京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联系。房佐庭在电话里告诉王秀珍说，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京西宾馆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王秀珍急迫地问房佐庭，见到“四位中央首长”没有。

　　房佐庭回答说，还没有见到。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尽管“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们想尽了办法，但仍然没有得到一点有关“四位首长”的准确消息，在惶恐和猜测中度过了一天。

　　由此可见，粉碎“四人帮”的保密工作做得是多么严密。

　　10月8日清晨，王秀珍突然接到张春桥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的电话，说她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的电话也没有打通，原定他们的儿子到北京去的，现在也不知去还是不去的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王秀珍一听，事情有些奇怪，于是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问问情况，结果就是打不通。

　　没有办法，惶惶不可终日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伙人经过商量，决定将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给北京打电话。

　　这几个神通广大的秘书，想尽各种办法给北京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打电话，又用他们知道的各种电话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打电话，结果同样是一个也打不通。

　　正当一群人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时候，徐景贤突然拨通了《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的电话。

　　大家一阵兴奋。

　　可是，当徐景贤刚要问情况时，鲁瑛接电话的声音却有些反常，没有讲两句就急忙把电话挂上了。

　　耳机里响起一片忙音，这一伙人兴奋之后又是当头一盆冷水。

　　正当这伙人惶惶不安之时，拨电话的市委常委张敬标说，他通过上海警备区接通了北京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说马天水的身体不好，他自己的“胃病”也发作了，动不了了。

　　廖祖康立刻接过电话，大声地问：你们到机场时谁去接的？

　　房佐庭回答说：是穿军装的人接的。

　　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人？

　　房佐庭回答说：没有。

　　廖祖康接着问：你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是谁通知你的？

　　房佐庭回答说：是我问别的省的。

　　最后，房佐庭又一次告诉廖祖康，说自己的“胃病”发作了。

　　听完电话，上海这伙余党对于北京的情况虽然有了一些了解，但具体情况仍然是云里雾里，不好下结论。

　　廖祖康放下电话，就问王秀珍：老房有“胃病”吗？

　　王秀珍说：没有听说过。

　　廖祖康有些警觉地说：这就怪了。那他说“胃病”又犯了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上海警备区作战处向上海市委报告了军委首长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报告中同时还说原来总政治部决定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议也突然通知停止召开。

　　这伙人越想越觉得事情有些反常，更有些严重。虽然在此之前，张春桥早就有了“准备打仗”的指示，王洪文对于上海民兵也早已进行了武装，加之控制的公安、财贸等一部分力量，也可以暂时与北京形成对抗之势。可是具体情况未落实，也不好行动。

　　焦躁不安的徐景贤再次拿起话筒，重新拨通了房佐庭的电话，声称一定要“马老”亲自接电话。

　　房佐庭回答：马老不能听电话。

　　说完之后，房佐庭又说了一句：我的老“胃病”又犯了。

　　房佐庭反复说到的是句暗语。这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伙余党心中十分不安，可是又实在无法摸到准确情况，于是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张敬标、萧木、廖祖康、何秀文等人，就跑进常委学习室，关起门来“分析形势”，商量对策。

　　徐景贤认为：毛主席逝世之后，一号战备命令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又通知加强战备呢？而且这个通知里面还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是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政治嗅觉还是很灵敏的。

　　廖祖康接着说：在北京的几个老帅，像叶（剑英）帅、徐（向前）帅他们还是很有号召力的。

　　说到这里，廖祖康便不再说下去了。

　　此时，屋子里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一伙人面面相觑，廖祖康后面未说出的话大家都明白，意思是几个老帅可能已经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下手了，这伙人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旗手”江青也同时遭到了覆灭的下场。

　　一分析，这伙人立刻觉得张春桥过去的“指示”是何等的“英明”。

　　在此之前张春桥也许是预感到自己人心的丧失，力量的单薄，曾不止一次对他在上海的亲信说过，军队靠不住，军队是支持保守派的。大家都同意廖祖康的分析，感到现在军队已经将枪口对准了他们的“首长”，形势非常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当年在上海滩上说一不二的“女强人”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

　　接着，王少庸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

　　负责分管宣传和新闻媒体的徐景贤接着也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界负责人“吹吹风”。

　　就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天下午，他们在上海的一伙余党分成两个地方，分别按照计划，开始对控制的“文”“武”两支力量的头头们进行“吹风”和“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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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涛去典当行兑换卢布，被苏联安全部门抓了[转帖]

　　　　作者：王凡 东平 出版社：中 共 党 史出版社

　　　　9、他再次走进典当行时，被苏联安全部门抓了

　　陈祖涛读完苏联的10年制学校，是在1945年5月，正赶上苏联战后推行新的考试制度，毕业的考试被称作成年人教育毕业证考试，考得非常严格。陈祖涛不仅通过这个考试，拿到了成人教育毕业证，还考上了苏联鲍曼技术最高学院。

　　鲍曼高级技术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前身是俄罗斯皇家技术学院，是由前沙皇的同胞姐妹创建的，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根据苏联当时的政策，像陈祖涛他们这些人如果考不上大学，只能在莫斯科以外的城市生活。但陈祖涛和同届的中国毕业生，都考上了大学，进入了首都莫斯科。

　　当时的鲍曼高级技术学院，实际上是一个半军事性质的大学，设有坦克专业、火箭专业、精密仪器专业等等，都是二战刚结束时期的热门专业，后来苏联的很多军工权威都是从这所学院毕业的。

　　陈祖涛说他当时最渴望读的是坦克专业，但那时苏联对学这些现代军工专业有非常严格要求，必须是俄罗斯族人才行。陈祖涛虽然到苏联后就加入了苏联国籍，但中国裔在苏联属于少数民族，而这些专业不录取少数民族学生，他只好选择在机械系就读。陈祖涛入学后，学院里又成立了原子能系，这个系继而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院，但也不收少数民族学生。

　　在苏联，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都是不收费的，全由国家包了，而且如果学生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好，例如像陈祖涛这样的没有家庭接济的留学生，还可以拿政府发放的津贴。当然，彼时的津贴是微不足道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是270卢布。270卢布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土豆的市场价格是70卢布1公斤，也就是说买不到4公斤土豆。

　　虽然，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获胜后，苏联并不像中国那样，人们又陷入内战阴云郁积带来的惶恐不安，但战争的创痍随处可见，艰苦的生活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硝烟一起飘散，生活比之战争时期并无丝毫的改观。

　　紧接着战争胜利的1945年后的1946年，苏联遇上了罕见的严重灾荒，直到1947年以后才逐渐露出好转的迹象，这就是陈祖涛迈进大学门槛时的大环境。他和苏联人民一同体味着战后恢复的艰难，并加入了联共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正式党员。

　　艰苦地度日，依旧是陈祖涛他们的必修课。与此前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与联共的秘密接触悄然多了起来，党中央也送来了因战事而中断了的关怀。1947年，蔡畅出国开会路过莫斯科，她惦记着在苏联生活学习的中共领导人的后辈们，便特意去看望孩子们。她自己的女儿李特特也在其间，她们母女也是多年不见了。

　　当她发现中国孩子们衣衫褴褛，皮鞋早都开了口，露着脚指头，面容透露着明显的营养不良印迹时，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人忍不住心疼地流下了眼泪。蔡畅没有想到眼前会是这样一番情景，而此刻她能给孩子们的，只能是几分精神上的安慰。

　　翌年，蔡畅又到苏联参加国际妇联大会，随身夹带了一些金首饰，如戒指、耳环、项链什么的。因为进苏联过关时要检查，她怕被检查出来没收，就把这些金首饰藏在了腰带里。

　　到莫斯科后，她又去看望了孩子们，把这些金首饰交给了陈祖涛他们。她告诉孩子们，这是从党的经费中拨出的，你们可以用它在苏联设法兑换成卢布，改善一下生活。

　　苏联当时有不少典当行，金银珠宝首饰在典当行的价格要比官方正式的兑换机构高许多，比黑市则要便宜一些。陈祖涛他们觉得到官方机构兑换太不合算，可又不认识什么精通此道的人，也不太敢到黑市进行交易，就拿着这些首饰到典当行去抵押变卖。

　　他没有想到苏联官方对金银珠宝的典当监控是相当严的，尽管他第一次去典当行典当物品时十分谨慎，还是被苏联安全部门的人盯上了。过了些日子他再去的时候，就被抓了起来。

　　苏安全部门的人员把陈祖涛带到了莫斯科的公安总局审问，问他金首饰是从那里来的。陈祖涛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富春、蔡畅转送来的。因为战后联共中央有专人负责和在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联系，曾找他们通报过一些有关中国及在苏联的中国人等相关的情况，陈祖涛和他们有过接触。

　　陈祖涛说出了联络人员的名字，让苏联安全部门的人员去联共中央核实。安全部门的人员立即和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一询问，情况和陈祖涛讲的一点不差，就马上把他放了。从这以后，陈祖涛去典当行兑换卢布，就再也不必躲躲闪闪、遮遮掩掩了。

　　在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刻，中共和苏联当局的秘密接触逐渐多了起来。中共东北局闻知中国孩子们在苏景况窘蹙，就装了一火车皮的大米、松花蛋和丝绸布料，运往莫斯科。此刻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为中共控制，已经有条件对在苏联的孩子们提供物质帮助了。

　　孩子们兴奋地从火车站取回国内运送来的物品，他们用丝绸布料做了新衬衫，吃上了久违的香喷喷的大米饭。然而当大孩子们享受着美味的松花蛋时，小一点的、几乎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的孩子，却不敢把这外皮裹着泥巴，里面黑乎乎的东西放进嘴巴里。他们很奇怪大哥哥、大姐姐们居然津津有味地大嚼这种“臭鸡蛋”。

　　自从有了国内的接济后，陈祖涛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大大改善。就这样又过了两年，新中国成立了，特别是中苏建交后，莫斯科原国民党政府大使馆里的人员离开了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来到莫斯科的时候，陈祖涛等作为学生代表到火车站去迎接。

　　王稼祥到了莫斯科以后，陈祖涛他们得到了来自国内发给的生活津贴，从原来的280卢布，涨到500卢布，翻了将近一番。这种津贴不再像以往的接济，通过不同的渠道，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时间的间隔也没有一定，而是按时分发，变得正规起来。孩子们可以在温饱的状态下，更专心地汲取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