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韩自杀成风，“90”后成重点保护对象 [转帖]

自4月份以来，韩国相继发生3起集体自杀事件，共有11人丧生，韩国总统李明博发表广播讲话劝阻网民自杀 。事件播报以后在社会产生强烈反响，全社会对在韩国盛行的网民集体自杀事件感觉非常痛心。北京心理卫生协会理事、中国心理学会会员刘明老师作客《智慧中国》，对此事件主持人提出的问题做全面解读。

此前短短一周内，在江原道两个地方已发生了两起集体自杀事件，令人担忧的自杀行为行为演愈烈。互联网上竟然出现冲动自杀网站，实在令人痛心。以死的决心生存下来，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呢？

讲到这个社会问题， 刘明严肃的说，事实上关于自杀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事，到目前也没有完全公认的确论，算是疾病还是心理问题还是一个思想问题，现在都没有公论，自杀研究很复杂。从网上消息来看，各媒体报道他们的自杀，不知道是因为公开化报道的数量多，还是确确实实在自杀事件上存在问题，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发表讲话，说明还是很严重的问题。

针对韩国的文化特性，刘明表示，这个国家是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它实际上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所以它有西方文化的渗透问题，对于他的群体有最大的问题就是东方和西方文化两种文化的冲突，我们在东方文化里面人是很内敛、谦和的，会注重群体利益，而西方会更个性，更主张个人权利，还有一个内容，我们无法忽略二战以后，5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经济发展很快。我们看到，生活里面的情况，就是有些人他生活的状态非常不好，经常会饿着肚子，这时候他不会有自杀行为，反倒是生活得很好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自杀的问题。

在谈到中国会不会出现类似的事件发生时，刘明说，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无论政治、经济、教育很多方面都很特别，我们看中国有漫长的历史，这个历史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都去除了。这样的一个文化，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跟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很难说，我们需要及早的关注，更好的研究提防我们国家此现象出现。比如我们也面临文化的冲突，我们也在不断调整，比如商业社会天天给你的广告催眠你、影响你，这样的一些东西都可能导致你心里上的变化，网络上的东西发展速度太快了。

如何预防自杀行为的发生是社会尤为关切的，在谈到具体措施时。刘明讲，出现自杀行为以后就很难纠正了，预防很重要，培养孩子慢慢形成比较明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不要让他每天在混乱里面消耗，我们要加强和孩子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有的时候家长觉得是孩子开玩笑，这是不负责人的，看看有什么样的事情在影响他，如果你平时已经很关注他，很照顾他，可能他也没有问题了，他可能就是觉得你不关注他，他慢慢感觉这个世界没有人关注自己，他真的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你反而可能也没注意，比如他最近开始记日记了，可能把他的物品整理得很整齐，这样的现象如果没有重视的话就可能出现问题。

“90”后作为青少年主力的一代，刘明对他们的引导看的很重，并且有自己的看法。他是这样说的，现在主导社会有一个内容，就是利益问题，包括媒体，其实媒体还有很多东它也要生存，也要发展，要吸引眼球，就寻找更多新奇、刺激的东西，而不是思考怎么样更好理解一个东西，把青少年很规范地引导到某个方向。这样下来，很难避免各种各样的因素引导青少年走错了路。探索是对的，引发科学的探索，引发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重视精神的价值，要引导人的内心。我们无论是在教育上，在社会文化上，在媒体的宣传上还是父母对待孩子的过程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理解新的一代的成长，理解他们成长过程里面一丝丝变化，对社会的责任，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可能要齐心合力地做，才有可能让他们真正健康地成长。

luo

苏联高官都被忽悠了 斯大林到底有几个替身？ [转帖]

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有替身吗？多年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而围绕“替身到底有几个”、“他们是些什么人”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周末版专门对此展开了调查，于4月10日披露了斯大林“第一替身”卢比茨基的秘密——他“扮演”领袖斯大林长达15年之久，很多高官都被蒙在鼓里。

“绝密”档案

苏联人民演员达达耶夫甚至从未向妻子和孩子透露他曾扮演的秘密而又非常危险的角色。他知道，只有沉默才能活命。在1996年前，所有关于替身的材料都属机密，只有少数几个特工知道。在1996年文件解密后，家人才了解曾经的可怕秘密，他们难以置信。当年深锁克格勃柜中的绝密材料成为达达耶夫这位拥有卫国战争老战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祖国荣誉金星勋章等诸多称号的院士自传《国家—舞台》中最吸引眼球的内容。

在国防部出版的《20世纪的战士》这本百科全书中对达达耶夫有这样的描述：“其个人生平中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征———1996年解密材料显示，他曾长期作为斯大林的替身参与新闻片的拍摄……达达耶夫与领袖的相貌惊人地相似，他模仿斯大林的嗓音作报告……”

达达耶夫从不接受采访，已融入血液的谨慎使他在自传中对那段替身经历仍语焉不详。如果不是这次在“祖国骄傲”慈善基金会上有拉济奇院士的引见，我们是绝无机会探听那些惊人秘密的。即便如此，这位传奇的“沉默者”仍一再说明，有些东西现在说还为时过早，有些根本就不能说……

成为替身

达达耶夫的真正名字叫加扎瓦特(加济)，意为“信仰战士”，为纪念战争中牺牲的战友而改名叫费利克斯。他1926年出生于达吉斯坦的一个山村，很小就开始干活：放羊，学镀锡，制作首饰。但他的最大爱好是舞蹈。在北高加索奥林匹克艺术大赛上，他脱颖而出，被招进乌克兰国家歌舞团跳高加索民族舞。战争期间，他进了第132师的文艺队。他多才多艺，既能唱歌，又能跳舞，讽刺性模仿表演，玩魔术。

年轻的加济长得非常像斯大林，任何一个见了他的人都惊叹不已。一些山民甚至因此取笑他，他表面作出愠怒的样子，其实心里对与领袖相像很感得意！1943年，肃反工作人员注意到了他……几个穿便装的人二话没说，一架专机把他带到了莫斯科，安顿在郊外的一幢别墅。在好吃好喝地款待了他一顿后，把意图及平时日常的生活准则告诉了他：与亲人断绝联系、不可泄密……

luo

叶永烈：创作始于语文不及格[转帖]

叶永烈：创作始于语文不及格

　　“别人总说，有‘两个叶永烈’，一个是科普的叶永烈，一个是纪实文学的叶永烈。”作家叶永烈道。“很多人说作家是神童，我就是个‘反证’。”

　　在济南书博会上，叶永烈在现场展示了他的小学成绩报告单。“小学一年级有两门不及格，一是作文，另一个是阅读，阅读相当于现在的语文。我的作家之路，是从‘语文课不及
格’开始起步的。”

　　最初的转机出现在叶永烈11岁时。“很偶然，《浙南日报》社在我家旁边，报社门口有个绿色的箱子，上面写着‘投稿箱’。我问人家这个箱子是干什么用的。别人说，你把稿子扔进去，你写的稿子报纸上就会登出来。”叶永烈心血来潮写了一首小诗，“就是顺口溜”，扔进了“绿箱子”。几天后，他的稿件被采用了。

　　叶永烈17岁时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当时很想去中文系，但爸爸说念化学将来可以做做肥皂、雪花膏，总有一份饭吃。”大学期间，叶永烈笔耕不辍。19岁那年，他出版了人生的第一本书。

　　那一年，他的书的责编刚好在编《十万个为什么》，便把他拉入了写作队伍。“《十万个为什么》1961年出版时，一共是900多个‘为什么’，我一个人写了300个为什么，我成了《十万个为什么》最年轻、但写得最多的一个作者。”那一年，他21岁。

　　随着年龄的增长，叶永烈更加关注国家和时代的命运，这也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辗转传记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因。触碰重大题材，叶永烈非常注重“第一手”。“我从不搞东拼西凑。我坚持采访历史的当事人。”

　　（《北京青年报》4.27　朱玲文)

luo

曾国藩的读书“条规” [转帖]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重温曾国藩的读书经验对今人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曾国藩，既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又是一个治学严谨、博览群书的理论家和古文学家。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他曾给自己订下了读书的十二条规矩：

　　一、主敬：整齐严肃
，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读史：念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十二、夜不出门。

　　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在军务繁忙之际，犹定申、西、戌、亥四个时辰温旧书，读新书，写笔记。同治元年（1962年），他任两江总督，白天忙于军政事务，夜里仍温读诗文。他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初一起写日记，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二止从未间断，数十年如一日。

　　曾国藩的读书特点是：日课有程，持之以恒；博求约守，不拘门户；提要钩玄，善于概括；挈长补短，与时变化。

（《共鸣》2009年4月号）

luo

我们应该为宋朝而骄傲 [转帖]

宋军初期其实并不弱。到979年，高丽女真皆贡于宋。宋朝的开创者赵框胤出身贵族，是一个高级将领。他本身并不注重抽象的理论而是非常注重实际技术、重视科技。他称帝后，很少与文臣探讨儒家典籍，而是经常亲自出题科考或亲临造船务、监督水战、整饬军政等。赵光胤本身很重视军事武力建设的……北宋开国之初，军队个人素质是历朝最高的。《梦溪笔谈》里专门比较过历代弓的强度，宋初的士兵膂力要比汉唐高得多。他经过了一番沥血奋战，灭后蜀、南唐，初步完成了统一。他不给武将太多权利是因为怕军阀割据、国家不安定……他死后传位于其弟。宋太宗赵光义又灭了吴越、北汉等国。根据赵光胤的遗愿收回燕云十六州发动两次侵辽战争。宋军主动进攻辽军，可见宋军的实力并不亚于辽军。由于轻易冒进、前线指挥失物等等原因使宋军没有取得成功，但也没有溃败。宋军停止了对辽战争是因为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后建国不久，宋需要调整和重建。
　　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宋真宗御驾亲征渡过黄河，宋军与屡犯边境的辽军大战十多天，辽军统帅萧挞览中箭身亡，辽兵多有逃散。最后辽军抵挡不住，请盟议和。虽然寇准不同意议和主张乘胜追击。但宋真宗却渴望和平，不喜战争，不想再继续劳民伤财、不愿意生灵涂炭。大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大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使两国成为兄弟之邦。同时宋朝同意每年给辽国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相当于30万贯）。公元1021年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总数为15000万贯。北宋时期宋政府的平均年财政收入应在有10000万贯以上。一两白银兑等于一贯铜钱。30万贯对宋朝每年的巨大的财政收入来说不值一提。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只是陕西一地，战争军费比和平时期军费高1300万贯。最重要的是“澶渊之盟”使宋朝依然侵占辽国“关南”之地瀛、莫二州。澶渊之盟是赏赐失败者财物的盟约决不是失败者进贡赔款的盟约。“岁币”对宋政府及人民根本不构成丝毫压力。“澶渊之盟”使宋辽两国进入100多年和平交往的友好时期，使中国的北方恢复安定，促进了汉、契丹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契丹人的汉化。到耶律洪基时，契丹人与汉人已没什么区别了，甚至连契丹语都不会说了。当宋仁宗去世的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从此以后宋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文化建设为国策，使那时的中国就远离了原始的武力扩张、掠夺财务的野蛮阶段。北宋拿点小钱换来了长期的安定和平、稳定的发展。使宋的商业、经济、科技、技术等等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致使北宋国事强盛、海内升平、全国上下弥漫着一股瑞气。也使人们长期处在一种富足闲暇状态。长期的和平也使宋、辽两国逐渐退化了的野蛮战斗的能力。也使宋朝远离了原始、落后的世界。公元1040年范仲淹挂帅到陕北多次打退西夏军，从此西夏不敢冒犯。范仲淹本着安定边疆的百年大计，主动引见亲近羌族首领加强睦邻友好。人民歌颂他“胸中自有数万甲兵”。据史书记载当他死去的噩耗传至边地时，“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北宋政府向西开疆三千余里，归附中国的藏族有二十万众。并实行屯田，分给归附藏族田地耕种。王安石:“今青唐、洮河，幅员三千余里，举戎羌之众二十万，献其地，因为熟户。”被招募安置的藏族称为熟户。宋没有倾尽全国之兵、全民之财反动对辽、对西夏的进攻是因为吸取了隋扬帝、汉武帝的教训。战争侵略得到的远远比不过自己创造的。开明的政策使宋朝的人们长期没有战争、兵役、苛税这三大“灾害”之苦。使宋朝人民长期生活富强安逸。如果说秦亡于苛政，汉亡于战乱，隋亡于兵役，唐亡于割据。那么宋就亡于安逸。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以前、以后，中国一直到现在还实行的是强制性征兵政策。募兵制就是国家不强制你当兵，你当不当兵靠自愿。当然你当兵国家是给你钱的。宋朝的士兵都是招募的雇佣兵，而这些雇佣兵都有非常厚重的薪金，国家为此所付的军费是惊人的。政府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国家收入为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零五缗，支出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缗，财政赤字为四百二十万缗。此举被现代一些学者讽刺的称为“冗兵”、“积贫”。“冗兵”、“积贫”是宋朝内定的民 主开明的国策结果，不是外敌的压力造成的。过于民 主的政策和长期的和平富足的生活也是使宋军战斗力弱的原因。
　　宋代在军制上有进步之处，把军政机关与指挥系统分离，将动员系统与指挥系统分离，这些都是现代军事的特征。宋朝在缺乏长城防御设施依靠情况下坚持国富民强三百余年，不能说宋朝太弱，宋军太弱。宋不是没有能力进攻只是国策问题。宋的总兵力远远超过辽、金、蒙等国。但宋的机动兵力、在一线的兵力及却比不过它国。宋的战争成本比落后的国家要高很多。宋军兵分散。因为宋军有大片疆土、大量人民、大批财富要守。这些都是宋军的负担。而侵略军没有什么负担，想打哪就去哪。攻下了就有大批财富、美女。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长期的和平的国策使宋军丧失了进攻的能力。
　　在冷兵器时代，越野蛮就越强大，越落后就越凶恶。你落后贫穷就有动力掠夺比你富裕的人。辽国比宋野蛮，所以宋给辽钱绢。金比辽野蛮，所以金灭了辽。蒙古人比金人野蛮，所以蒙古灭了金。蒙古人比宋人野蛮得多，所以宋当然打不过蒙古。纵观世界史，历史上文明的古国都是被比它落后、野蛮的民族消灭。齐被秦消灭，不是因为没有秦国富裕，而是没有秦国野蛮。楚被秦消灭，不是因为没有秦国有文化，而是没有秦国武力强盛。
　　一个人越富裕越怕死，越幸福越热爱生命。一个人越穷困，越不怕死。一个饿着肚子的人会比吃饱了的人狠。一个为有饭吃、有衣穿而发愁的人会比衣食无忧的人做战勇猛。一个强盗会比一个书生厉害。宋人太文明了，过惯了安逸而富裕的生活。宋兵很弱。有宋诗云：“父母生我时，教我学耕桑；不识官府严，安能事戎行！执枪不解刺，执弓不能射；团结我何为，徒劳定无益。”宋人是为生产、创造、和平而生的。蒙古人生下来是骑马、掠夺、战斗的。宋人人性大多是善的，蒙古人性大多是恶的。怎么可能战得过原始凶猛在血雨腥风中奔出来的蒙古铁蹄？
　　蒙古人的可怕在于它不只拥有原始游牧民族野蛮的战斗力，而且还拥有文明民族先进高超的技术。蒙古人攻打下一座城市，唯一留下的一种人，不是年轻美丽的女人，也不是天真的孩子，还不是年迈的老人，而是这座城市的工匠艺人。在古代蒙古人就好比在现代，它不仅具有阿富汗塔利班人不怕死的精神、还拥有美国人的原子弹等高科技武装技术。
　　宋元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悬殊最大的民族战争。因为一个是正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顶期文明，一个是刚形成的民族正处在原始时期的文明。
　　宋朝后期虽然武力相对较弱，但用它强大的综合势力，经济与文化侵略着辽国、金国等周边各国。促进了他们的汉化。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与进步。辽国逐渐废除奴隶制及歧视汉人的政策，金国更是不折不扣宋文明的仰慕者。金国在北京的皇宫是完全仿照的宋朝汴梁的皇宫建造的。金国的皇帝穿着宋式的皇服，文官的品级和宋一样。金朝实行科举取士，孔子的四十九世孙也被金主封为公爵，金主亲自行礼祭祀孔子。自天文占测至编制历日和宫廷音乐，金人全都模仿应用宋制。金国还学宋国印制纸币。从金朝遗留下的铜钱就能看出金钱就是只有汉字的典型中国式铜币。从留存至今的卢沟桥的建筑风格及技术来看，金人已完全成为“中国”人了。金国用短短的几十年期间，掠夺吸取与学习了大量的宋的财富与文化。就从落后的原始文明进化到封建文明。到金国灭亡前期，实际上金国与南宋差别已经不大了。金国成为宋朝之后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富强的国家。但金国也在富强的生活中失去了曾经野蛮无比的战斗力。
　　像朱熹一样的一大批知识份子开始是坚决的抗战派，拥护政府进攻收复国土。但后来看到两国和平的局面。逐渐成为保守派不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不希望两国在大动干戈，破坏两国人们的安定和平的生活。不进行战争并不是少数人“苟且偷安”，这是民心所向，是符合全民的利益。
　　一个国家及王朝的灭亡，不一定是因为它自身的腐朽及内政混乱、君主的昏庸、民不聊生。一个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的国家有可能是面对外部野蛮的力量一时战略决策的失误、一次的战争失败就有可能导致。宋朝的皇帝极其统治者是相对于其他王朝的统治者都是比较开明的有功绩的。宋朝的灭亡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宋朝的灭亡有多方面的原因。宋朝也不是一个民族一个王朝之力一次打败的，而是多个民族与多个王朝一起之力多次打败的。蒙古是在灭了西辽、西夏、花刺子模等国，荡平中东、征服大半欧洲、统治大半世界、把宋朝的周边各国都归于其下之后才对世界上最繁华强大的宋国发动进攻的。宋人太文明，但使用先进的技术火药及战船把强大的蒙古联军钳制数十年之久。宋朝是在蒙古野蛮的铁蹄下坚持得最持久的国家。宋是文明的创造者，而蒙古是文明的掠夺者。宋人的失败是因为宋人太文明，宋朝的灭亡是因为宋朝发展得太快和当时野蛮的世界格格不入，堆高于岸，流必遄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一个文明被消灭，并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希腊、罗马虽都被野蛮所消灭，但他们的文明依然是西方人的骄傲！世界人民依然景仰他们所开创的文明高度。在西方没有人会污蔑希腊、罗马，也没有人会崇敬突厥、匈奴，土耳其。一个没有文化粗鲁厉害的强盗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景仰。而我们现在的有些中国人却有些怪，我们对代表中华文明顶峰的王朝大加污蔑与抨击，而对屠杀创造出人类历史上优秀先进高超文明的我们祖先的野蛮人而大加歌颂与美化。我们好象不知道谁是我们的祖先。很难想象现在的犹太人会崇拜希特勒，而辱骂贬低被希特勒屠杀的犹太先辈。而在中国正是这样……我们习惯于把冷血的强盗屠杀我们先辈的屠夫美化成大英雄！我们习惯污蔑与褥骂在世界上给中国带来太多荣誉与骄傲的伟大的宋朝。这世界上只有中国人热衷于谩骂自己的祖先，在西方你很难看到有西方人骂亚里士多德的。而在中国我们不只骂朱熹，还骂被我们祖先千百年来誉为圣人、在世界各国被尊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连孔子、朱熹都可以漫骂的人，那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他还是中国人吗？古希腊奥林匹克文明在世界、在中国依然继续发扬光大！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宋明理学却被中国人自己批得一无是处。现在的大部分中国人竟不知道自己祖先的好，优越与难得。我们被野蛮的屠杀斩断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连续性。我们还配称作我们是宋人的后代吗？
　　这里只说了宋的好，没有说宋的不好。因为宋的不好众人皆知，已被教育宣传夸大。而宋的好却被忽视或被看成不好。宋被灭了，宋的好也被看做不好、被看做灭亡的原因。我们现在的人对宋朝的评价不公，我们对宋人不公，我们对我们的祖先不公。即使藐视东方文明傲慢的西方人面对宋朝的辉煌都不由自主的赞叹。为什么我们却蔑视我们古代的社会最顶峰的文明？但能够接触研究宋朝文明的西方人毕竟只是些极少数的人。难道我们的文明要靠别人来发掘吗？如果我们都不为我们的祖先说话，那要靠极少数的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学者说公道话吗？我们应该为宋朝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而自豪。我们应该为我们是宋人的后代感到骄傲。
如果在冷兵器时代，以色列和美国，都不会是阿拉伯人的对手，再想想宋的时代，我们能不为宋感到骄傲吗，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但天道好还，今天中原还是我们的中原，我们还是宋的后人！

luo

中国战场上的被俘日军[转帖]

　　
　
　　日前，因为老拙《日本八路》一文配图，特意在日本的资料中寻找了一下有无抗战中在中国战场被俘的日军图片，结果发现收获颇丰，比如《觉醒者的证言》等资料中，对中国方面怎样改造日军战俘都有详细地描述，而图片中的日军俘虏，不但有共军抓去的，也有国军抓去的，还有中国兵和美国兵一起抓的。

　　索性把这些照片汇集一下吧。

　　１8－１水野靖夫

　　上一次在文中使用了这样一张照片，但是说明不够详细。其中的水野靖夫，据查曾参加了八路军围攻深泽的战斗，是八路军的炮手。当时八路还怕水野下不去手，告诉他要打的是孙殿英。结果水野毫无心理障碍。

　　当中的刘，就是当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工作的刘国霖。此后，有朋友对我讲，说这个刘国霖可不简单啊。

　　１8－２刘国霖当时

　　的确是不简单，多年以后，日本俘虏在书中依然称政策水平极高的刘国霖为“严若父，慈若母”——其实，刘国霖当时，比被俘的日本兵根本大不了几岁。

　　这段文字里提到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组成慰问团去给八路军作演出，其中还有俘虏扮演女角，竟然惟妙惟肖。他们认为用这种方式可以减少刻骨仇恨日军的八路军战士对他们的恶感。

　　１8－３建国之后的刘国霖

　　有朋友告诉我刘将军今天依然健在，90岁了，就住在北京，偶尔，还给大学生指导一下外语。

　　１8－４被俘日军和八路军指挥员在一起，正中央的是罗瑞卿。

　　１8－５晋冀鲁豫反战觉醒同盟大会召开的会场

　　１8－６参加大会的中方代表，其中左起第四人为朝鲜义勇军指挥官武亭。义勇军参加了保卫八路军总部突围的十字岭之战，伤亡很重。

　　１8－７等待开会的日军反战同盟盟员，台上挂的照片是片山潜。

　　１8－８从日军中主动逃出来的士兵在现身说法。

　　１8－９1945年8月，一二九师在“最后一战”中俘虏的124名日军，即将送往延安。

　　好了，这是共军方面的材料，下面，我们在说说国军的，也很热闹。

　　被中国军队抓住的日本兵，可是没法选择对象的，最好祈祷不要让共军里李云龙抓去，说不定就砍了脑袋，其实要是轮上国军的孙立人呢？那更惨，据说是统统活埋的干活。

　　说正经的，国军俘虏的日本兵也是不少的，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形象吧。

　　１8－１０ 1944年7月，被中国远征军俘虏的日军。美军情报军官通过中国翻译，在缅甸审问日本俘虏，这个组合真够国际化的。文献注明日军番号为第二十五联队，这应该是第九师团的部队，不过我没有查证这个部队是否真的参加了缅甸战役。

　　１8－１１湖南战场上中国士兵押送被俘的5名日军到总部，包括1名军官。1945年2月25日，地点在衡山脚下。不过，这支押送日军前来的中国军队，却不是什么正规精兵，而是当地的游击队，因为抓了日军俘虏，才新发了军装的。

　　１8－１２ 1944年10月7日，中国军队押送被俘的日军便衣奇袭队人员前往关押地，为防逃跑，将他们都用麻绳捆着。

　　１8－１３ 也是日军的便衣侦察员被抓住了。对于在云南布阵的中国军队，日军非常警惕，在1943-1944年之间不断派遣便衣侦察人员进行侦察和袭扰。但由于语言不通，举止可疑，先后损失了一百多人，日文资料中的说法是“大部分被俘后根本就没有被送到俘虏营，在前线就被中国兵给XX了。”

　　１６－１４ 这个，倒不是在中国被抓的，不过忍不住还是放在了这里。美军在太平洋岛上抓到的这个日军俘虏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抓到的日军俘虏都是骨瘦如柴的，为什么这个又白又胖？是不是他的消化系统和别人不一样？结果很简单，原来这个日本兵是负责分配食品的，单独给自己搞了个小仓库……

　　１8－１５ 一个美军文职顾问在昆明机场转机，恰好看到两个被俘日兵，于是也跟着照张相，算是有向子孙炫耀的了。

　　１8－１６ 1944年，第八军抓到的两名日军伤兵俘虏。即便是照片上也看得出来，其中一个伤兵在喝水坑里的积水。在各个战场上都发现过被遗弃的日本伤兵，这两个就是在战斗过的村子里发现的。

　　其实，抓几个俘虏并不算新鲜事，早在一二八抗战的时候，十九路军一个冲锋之后抓住一个日本军官，问话之后才知道是个大佐……

　　十九路军对这个大佐倒很优待，并且在停战后把他送回去了。

　　那时候中国军队还不知道日军对于被俘过的人怎样处置，等中国军队从战场撤退的时候，这个日军大佐到了自己被俘的地方，就地自杀了。

　　写完这段话，想说一点题外的话。日前，在某报的帮助之下，我采访了两个国民党退休将领，本意是请他们谈谈台湾海峡的战略格局，但其中一位拿了影集给我看，说你看我打过日本呢，那个时候我很漂亮的小伙子吧。

　　萨笑了，的确，老先生那时候精神得很。

　　那时候，就因为我长得精神，给廖军长当卫兵的。

　　哪个廖军长？

　　廖磊老军长，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是桂军（老先生祖籍不是广西，是路上被廖老将军捡到的），1937年走路到柳州再坐火车到前线（这个我有点怀疑，因为听说当时日军对中国的铁路轰炸得非常厉害），广西兵装备不好，老百姓没看过我们这么穷的兵，都笑，听说我们是去打日本的，就不笑了。

　　到了前线，还没到最前面就看出一线打得很惨，到处都是伤兵往下送。我们军进了阵地，几个旅长都来请战，不要守，要攻。军长很高兴，当即指定了一个旅长，准备夜袭。下来以后军长在帐篷里面转圈，把参谋长叫来，说不行啊，这样上去我们很快就要打光的。参谋长说是啊，打光了我们没本钱了。军长说你去前线，要打，但是不能把人拼光了，打日本的日子长着呢。你去，一定压住。参谋长敬个礼就走了。

　　到了后半夜，军长睡不着，叫我给打扇子。这时候军需处的处长来了要军长给补个条子。军长说什么条子。

　　一看，是参谋长走的时候领的东西，把存着的两百顶钢盔带走了（广西兵基本没有钢盔），后面又一个条子，把从广西带出来的最好的武器，几十挺手提机枪（即冲锋枪）都要走了。

　　这个是军里最后的本钱了，军长一看就急了，说我去前线。

　　前面的枪声打得不分点，到处都是炸点，吉普车走到一半就不能开了。我一手提枪，一手扶着军长，磕磕绊绊一路走到前线。

　　军长到前线，夜袭已经结束了。先小胜，再被日军增援部队缠住，两败俱伤。一个旅的残余部队撤下来，这头能看见那头。军长铁青了脸，心疼的，恨恨地叫参谋长来见我。

　　参谋长，不能来了，他就在第一批夜袭的部队里面，戴了钢盔走的，炮弹炸得尸骨无存。

　　出击前，参谋长对弟兄们说——这不是内战。

　　……

　　回来后，我想查一查有没有廖磊将军的回忆录，也许可以证实这段历史，结果，我查到的结果是：

　　罗炳辉等电唁廖磊总司令家属

　　（1939年10月）

　　×电谨悉。燕公积劳致疾，不幸逝世，奉读之下，不禁涕零。遥忆迭蒙训诲，沆瀣愤深。际此抗日尚未成功，将星遽然陨落，不但国家失一栋梁，即吾靠亦失却指南也。敬请转致慰唁廖夫人，顺变节哀，为祈。至于前方一切事宜，自当本燕遗志努力，并遵钧座指示，坚持团结，一德一心，共赴国难，驱日寇于鸭绿，以完燕公未竟之事业。谨此电报，无限悲怆之至。职叶挺、项英、张云逸、戴季英、罗炳辉、彭雪枫、孙仲德同叩。

　　叶军长、张指挥挽

　　国难方殷，端赖团结，追随抗战奋杀贼。

　　敌寇未除，遽失领导，缅怀遗志痛挥戈。

　　注释：廖磊，字燕农，号伯符，1890年2月生于广西陆川县一世代农民家庭。1937年10月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淞沪八一三抗日战役。1938年10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豫鄂皖边区游击兵团总指挥，在大别山指挥部队艰苦抗战。1939年10月23日因积劳成疾导致脑溢血猝死于立煌县金家寨,终年50岁。另有文章注明，廖磊是桂系仅次于李、白、黄的第四人，堪称一代英豪。

　　廖磊将军没有回忆录，因为他根本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的。

　　一时掩卷。日本人对自己的俘虏那种轻蔑和无视，让我们感到这个民族在文明上的缺陷。而我们呢，我们那个时代的脊梁们，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呢？

　　我想起在北京我曾问过朋友们，有谁记得在大七卜村高呼着不投降战死，年轻的八路军十八团团长杨柳新，他的政委朱爱华，还有和十八团同难被俘绝食不屈而死的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

　　这仅仅是一个团在一个月中牺牲的高级指挥官。

　　他们或许不在乎人们记得，但是他们当一定在乎自己的清白，当我写下他们的事迹的时候，有些留言我不可能视而不见。我们或许不必去专程祭奠他们，但对他们如果在心中保留一份敬意，似乎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想想吧，当你带着妻子和孩子，走在公园中愉快地享受着天伦之乐，经过那些70年前的人们的墓碑前，给感激的一瞥，有一点谢恩的心思，也许就已经足够。

　　这份感恩会伴随我们的子孙传达给这个文明国家的世世代代。

　　今天，有时候我觉得——

　　他们好寂寞。

luo

大国无兵之第一次鸦片战争连载[转帖]

大国无兵——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
田秉锷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4月出品

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中国南京，下关长江江面，英国战舰林立，簇拥着那艘舰身高大的旗舰“皋华丽号”。水兵持枪列队，欢迎花翎锦袍的清国谈判代表登舰。
弯腰曲背、鱼贯而入者为清朝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四品卿衔乍浦副都统尹里布、两江总督牛鉴、原吉林副都统四等侍卫咸龄、署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使黄恩彤，还有暂戴五品顶戴的尹里布家仆张喜等人。
英方出席者有全权代表璞鼎查、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谈判代表麻恭少校、马儒翰翻译等人。
讨价还价的谈判从七月初开始，先在舰上谈，后因天热改在岸上（南京仪凤门外静海寺）谈，直到七月二十一日（8月26日）璞鼎查等人应邀进入南京城，在上江县考棚双方交换和约文本，“和谈”才告一段落。而今天的登舰相会，则是为了双方正式加盖关防印鉴，签字画押。红印一盖，大名一签，中英《江宁条约》、即被后人习惯称呼的《南京条约》遂告生效。
签字仪式结束，送走了中国官员，那几个不苟言笑的英国贵族军人心里早已乐不可支。一个参与谈判的英国军官在其回忆录中用大写的英文字母写道：CHINA　HAS　BEEN　CONQUERD　BY　A　WOMAN　（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1
这“女子”，当然是指英国女王亚历山德娜•维多利亚女士。此时，她二十三岁。中国人想不到，一个窈窕淑女领导下的政府，这个政府派出的一支规模不太大的远征军，竟然战胜了四十倍于自己的中国军队，迫使大清皇朝那位万民仰视的帝王低下他一惯高昂的冠冕。

一、“皇帝”选择了战争

“鸦片战争”是英国人发动的侵华战争。
本节标题却用了“皇帝选择”，可能有冒大不韪之嫌。
在下无意颠倒“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关系。
谁如果对近代的中外关系（自然包括中英关系）作一些粗线条的梳理，谁如果跳出单项的历史谴责或历史表彰、而具备了一点汲取历史教训的理性，他都会对中国人（自然包括“皇帝”）在“鸦片战争”中的“战争责任”予以正视。承认了昨天的中国人的“战争责任”，会让今天的中国人更有理性、更有智慧；而这，并不妨碍对“鸦片战争”进行诸如侵略、被侵略或正义、非正义的界定。
道光皇帝撞上了“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这帐，当然要记在道光皇帝名下，于是在后人的成见中，他成了个“光腚惹马蜂，能惹不能撑”的角儿。
这多少有些误解或强加。
“序篇”中写到的那位“绵宁”，即位后改“旻宁”，就是道光皇帝。林清之变，考验了他的临事不惧。嘉庆帝夸他“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倒是实话。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帝秋狝热河，驻跸避暑山庄，因偶感暑气，高烧不止，竟尔大渐。临终前，回光返照，召诸大臣御榻前托以后事。帝言：嘉庆四年已遵祖宗家法，密立皇次子绵宁为“皇太子”。朕今不起，国不可一日无君，着皇次子智亲王绵宁即于行宫即皇帝位。○2
绵宁这次亦随驾秋狝，大悲大哀中受命大任，依然孝思婉约，忠情怆恻，坚持要奉梓宫还京后再即帝位。八月庚戌，绵宁于太和殿即皇帝位，尊嘉庆帝为“仁宗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简称“仁宗睿皇帝”。这一年，道光皇帝三十九岁。是清朝入关后十个皇帝中即位年龄第二大者（雍正帝即位时年四十五）。年近不惑，道光帝登基后即以成熟、稳健称著。
他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例证之一便是即位后一个月，就果断罢免了嘉庆皇帝十分宠信的首席军机大臣托津、以及班列第二的军机大臣戴均元；另两位军机大臣卢荫溥、文孚，虽留任，但降四级使用。同时，起用汉族官员如大学士曹振镛、户部尚书黄铖入直军机。曹振镛，即是林则徐会试时“座师”。后来林则徐屡获大用，多是曹振镛举荐。“优礼词臣，回翔禁近”，是嘉、道年间较为开明的用人气象；而道光皇帝一掌权，就表现了变更朝政的意向——道光朝出人才，与皇帝有关。
道光帝的节俭与爱民，在清朝诸帝中亦无出其右者。
道光即位后，内务府循旧例为其备御砚四十方，砚背皆镌“道光御用”四字。道光帝认为所备太多，闲置可惜，便命分赐诸王大臣。○3
御用之笔，皆选紫毫之最硬者奏进，笔管上特镌“天章云汉”字样。道光帝认为这种笔又费金，又不合用，废而勿进；另选外间文人习用的纯羊毫、兼毫二种，令加仿制。管上镌字，亦嫌虚饰，命仅镌“羊毫”、“兼毫”字样，以示区别而已。
道光帝有一件黑狐皮端罩（礼服），皮下衬缎稍阔，他命内待拿出，让在四周添皮。内务府一算帐，需银千两。道光帝知道了，谕令勿改。皇帝的裘服不改，京官效之，衬缎再长、再阔，也不添皮，因而终道光之世的十几年间，京官们裘皮礼服都皮短袖长，隐不露锋（毛），无法显示皮毛之珍、身份之尊。○4
最有戏剧性的是，道光帝的套裤在膝盖处破了一个洞，便命所司补缀一圆绸，俗所谓“云打掌”。见皇帝如此，大臣亦争效之，亦于膝盖处缀一圆绸。某日召见军机大臣曹振镛，见其膝上也有“云打掌”，便问：“汝套裤亦打掌？”曹答：“换新的太贵，故补缀。”道光复问：“汝打掌须银几何？”曹曰：“须银三钱。”道光惊叹道：“汝外间物太便宜了，我在内府打掌须银五两。”其实，外间打个补丁，亦无须三钱，曹振镛随口说说而已。但道光帝的节俭之德，毕竟在中国帝王中绝无仅有。后人不可因官吏们迎合伪俭而否定道光帝的惜恤民瘼。
南巡靡费，道光帝罢省，故其一生未作南巡计。
木兰秋狝靡费，道光四年（1824）正月亦罢省之，此后他一直在京郊南苑行围，每年仅五、六日而已。
皇子、公主婚嫁，本皇家喜庆，道光帝也诏命从简。如其第五女寿臧和硕公主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出嫁时，道光帝给她规定的一切费用（包括嫁妆）累计不超过白银二千两！尚不如一富家女。
道光的御膳，最多只准四个菜。有时，仅是一碗豆腐烧猪肝。
道光时代，整个宫廷都尚节俭。如皇后生日千秋节，虽为国家盛典，但赴御宴者每人只是一碗打卤面。宫中妃嫔待女，非节日庆典，皆不得食肉。
而对于民间的疾苦，道光帝则念念于心。水旱为大灾，每有州县遇灾，免税之外，常例是开仓济民，发“一月口粮”、“两月口粮”、或给予“籽种粮石”，类似的恤民之举，书载不尽。○5
从个人品质上讲，道光皇帝是一个很正直善良的人。如果日子依然如昔，他会是一个守成贤君。可惜的是，他继承了一个“关门”的祖制，又恰恰遭逢了“破门”的强盗。
清朝的闭关政策，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基于郑氏父子据守台湾，时挑海衅。不过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清军攻入台湾，郑克塽率众投降，海禁即已失去军事意义。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大开。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又宣布在东南沿海建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苏）海关，分掌海外贸易。○6于是广州、厦门、宁波、松江自然成为正式的通商口岸。
如果这一态势长期维持下去，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当不至于推迟到鸦片战争之后、且以被动挨打的方式起步。遗憾的是，“开门”并不是国策。稍有风波，朝廷便想到“关门”。
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困担心“海盗”与“洋人”纠结为乱，康熙帝不但严禁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严申海禁，既严禁中国人留住国外，严禁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严禁向外国卖船、卖米，又对抵岸的外国商船严加防范，视若寇仇。○7
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解除南洋海禁，中外贸易、中外交往复苏。
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提高关税后，乾隆帝又下令关闭闽、浙、江（苏）三海关，独留广州之“粤海关”与外国通商。○8
一关一口通商的局面，历嘉庆、道光两朝而不变。着眼于短期安全考虑的闭关，引发了中国的长期不安全。闭关的结果，是窒息了中国，戕害了中国。
有一句话，流行了几十年，叫“落后就要挨打”。其实，这口号似是而非。“落后”不挨打的实例极多。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表述，大抵是：“错误就要挨打”、“违规就要受罚”。“错误”有相对性，“违规”甚至有强加性，但世界潮流已定，则国家意志、帝王意志再也不是至高无上的终极裁决。
“鸦片战争”的发生，有许多导火线因素。如果从近代工业革命、政治文明、以及资本扩张的世界大势分析，清皇朝的闭关锁国恰恰是逆流而动的。不再是商业纠纷，不再是军事碰撞，不再是历史上惯有的边界、领土诉求，不再是一国与另一国的双边矛盾，始发于珠江口外的那场中英之战，其实是“世界”与“一国”的较量，极而言之，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对“一国”的惩诫性打击。
这“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或“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世界”。“一国”，则是自认为可以独立于“世界”之外的中国。
阵线已明，胜负已判，不再有任何悬念。
或曰：英国不能代表世界。
我们承认，英国只是英国。但它的目标，它的方向，它的响应，早已是世界性的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合伙，再后则有“八国联军”的群狼搏龙，这都显示了“世界潮”的涌动与奔劲。
道光皇帝至死也不明白：“人在家中坐”，何以“祸从天上来？”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课题：关门有罪。因为强盗已在门外，门外公行的原则是：谁家也不准装门。
以上是就世界潮流的大势而言。
体认大势，顺乎潮流，不论从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的角度衡量，最后这都归属于治国者、当权者的文化智能。文化智能低，是国家悲剧。中国历史上，每每弄到众叛亲离，怨声载道，四分五裂、国破身亡，多数情况都有“昏君”背景。“昏”不“昏”，不看小聪明，要看大势。
从为国家、为子孙、为百姓深长谋划来看，清朝的皇帝从乾隆帝起，即开始发“昏”。
在西方耶酥会教士的启蒙下，康熙皇帝自康熙七年（1668）重任南怀仁起，即接受了西方的天文历算及地圆之说，○9这就等于承认了世界地理观念及世界观念。但到了乾隆时代，一切官修的典籍（如《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四库全书》等）仍然宣扬“中国即天下”的天朝上国意识，以排斥西方的地理观和世界观。最缺乏常识、最没有预见的是乾隆皇帝竟然麻木而愚蠢地拒绝建立送上门来的中英外交关系。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英王乔治三世任命爱尔兰人马嘎尔尼伯爵为特使，率英国使团从英国的朴茨茅斯港启航，直驶中国天津。而此前，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培林爵士已给两广总督郭世勋写信，通知英使访华事。○10郭世勋得信，即火速上奏朝廷，乾隆帝应允，且命于天津上岸。
英国使团除特使、副手、翻译、秘书、医生之外，还有一批天文学、力学、化学等多种学科的科学家，于外交使命外，尚有全方位了解中国的意图。特使乘坐配有六十四门大炮的“狮子号”军舰，这是当时英国第一流的战舰。使团成员约百人，加上“印度斯坦”号运输舰及另外八艘海船的水手、后勤人员，共八百多人。从使团规模之大，可以推知英国国王的重视。○11
如果这次来访仅仅是一次特例，乾隆帝不予回应，或许情有可原。实情恰非如此。
在中国的皇帝一再关门自闭的二百多年间，英国国王却在矢志不移地寻找中国，并期望与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建立正常的、平等的外交关系。忽略了这一历史事实，总是以“侵略”与“被侵略”来简化英中关系，是当代史学家不忍割舍的爱国主义情结。
在此，不妨插叙英国国王的中国梦：
——1497年和1498年，受都铎王朝之命，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两次西航，以寻找黄金并探索去中国与印度的海路，未果而返。○12
——亨利八世时代（1509-1547），又组织多次西航，均无结果。
——1553年威洛比（Willoughby）和钱塞勒（Chancellor）从英国向东北方航行，寻找中国与印度。威洛比死于途，钱塞勒则抵达俄国莫斯科。
——在从北美出发、沿海路寻找中国失败后，1583年，即明万历十一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派商人约翰•纽伯莱（John　Newberry）携带她致中国皇帝的信，从陆路远赴中国。中途被葡萄牙人发现并逮捕，英王信未至中国。○13
——1583年，与陆路去中国的同时，英国女王又从南面组织了一次通向中国的航行，船队在巴西海岸遭西班牙舰队拦截，被迫折回。
——1586年，即明万历十四年，伊丽莎白女王派汤姆森•甘文蒂斯（Thomas　Cavendish）率舰队再一次进行寻找中国的环球航行。船队绕南美洲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曾经至菲律宾。两年后船队回到英国，带去了详细的中国地图，及沿途了解到的中国情况。
——1596年，即明万历二十四年，伊丽莎白女王派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为自己的使臣，与另外两位准备去中国的北美商人一道，前往中国。使臣携英王致中国皇帝信。信中申明，通商利于两国臣民，请允许英国人自由出入中国贸易，并给予与他国同等的权利。可惜由于海战与海难，人亡船沉，英王致中国皇帝信未达中国。○14
——1610年至1613年，即明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士一世两次托英国商人尼古拉•道通（Nicolas　Downton）东航时带去致中国皇帝信，表示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因为中国发生了天主教案，无人敢翻译和传递这些信件，至使英国联系中国的愿望再次落空。○15
由于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及其他原因，英国国王暂停了联系中国的努力，但中英两国间的贸易基本做到了“互市不绝”。
——到了1787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任命卡思卡为全权大使，率团访华。因卡思卡中途病故，使团返回。
这一次次遥远的探访，都表明了英国国家统治者开放、开明的世界意识。待马嘎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经过整整一年海上颠簸抵达中国时，乾隆皇帝仅仅将他们视为祝寿的“贡使”。对英国使者提出的八项要求，乾隆帝逐一以“断不可行”、“皆不可行”、“更断不可行”、“尤不便准行”、“尤属不可”等驳回。○16
英国人无功而返，他们高攀不上中国这个“天朝大国”。
中国人失去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由于今天不愿意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明天，中国等到了外国强加给她的不平等。
马嘎尔尼带了六百箱礼品，送给中国皇帝和官吏，回程时，两手空空。一路上，他和他手下的科学家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观察着中国，并写下了有针对性的感受：○17
——其中的地质学家考察了黄河的水土流失，预言道：“在八百七十五万天内，也就是说在二万四千年内，黄河的泥土就要填满了黄海。”
——其中的思想家说：“中国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操在官吏们的手中，对于这种命运，他们是不甘心的。”
——马嘎尔尼则预言：“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那个“没有才干的人”终于走上甲板，担当了“船长”的重任。他便是俭朴而厚道的道光皇帝旻宁。
不是得之于血缘遗传的智商问题，其实是得之于后天实践的认识缺失。
不是个人的、偶发的局限，其实是民族的、国家的时代落伍太为遥远。
可以这么为道光皇帝的“无能”开脱：在那个时代，中国境内，上自帝王，下至臣民，亿万众生中，还没有一个人因为具备着地理大发现背景下的世界意识，而锻炼出在国与国的抗衡中制胜大英帝国的才干！

luo

武则天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转帖]

武则天在推动大唐发展的作用的确不容磨灭，但是我们从当时大唐后继之君来看，武则天与唐高宗共有4子，(代王)(曾有廟號——唐義宗)李弘（後四人皆武后出） ，章懷太子(潞王，后改封雍王)李賢 ，中宗李顯， 睿宗李旦（曾用名李旭輪） 前二者不像后二者那样是无能之辈，恰似因为他们出色而遭到了武则天无情的迫害，因为李弘和李賢在做太子时在政治上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见解，但武则天想谋取更大的权力因而狠心的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扼杀了，连后面的两个傀儡皇帝她都放心不下干脆废了自己当一国之君，但当时整个王朝中很大一部分忠于李氏王朝，因而反对她，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帝位她只有杀，不停的杀戮!这样就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再加上她后来的政治阴影我想我不得不改变对她的评价。

所以我认为，如果武则天没有政治野心，安分的做她的皇后，就不会有后来的韦氏干政，太平公主叛乱的一系列的动乱了，开元盛世也许会更加来得早些，她的秉国以及后来称帝，只不过让唐王朝盛世的到来转了个弯。

luo

从历史角度看中日关系！ [转帖]

历史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特别是看中国近代史，心情极其压抑。但是不了解历史，就不能理解现存的国际政治秩序，就不能预测和规划未来。 所以我常常默默的翻阅那一篇篇沉重的历史。对于中日的历史史实我这里只是简约的说一下，不对的地方大家请指出。起个话题，算是抛砖引玉吧。
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日本，印度是两个不稳定的因素。西南的印度和中国的领土纷争相对平静一点，而中日东海划界，钓鱼岛主权的纷争比较激烈。日本作为美国对中国实行围堵的第一岛链中最重要的一环，与中国有太多的历史恩怨，也有现实的领土领海纠纷。中国要实现崛起，要走向太平洋，走向世界，始终绕不过日本这一关。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一衣带水，经济往来频繁，对日本的研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作为亚洲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日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巨大的差别。从历史上看，从东汉开始到明朝一千多年的时间内日本在都是走在中国的影响下，从饮食习惯，文化，意识都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印记（这个时间大致是公元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 但是日本只是在模仿，而没有充分吸收中华文化的精髓。表面的彬彬有礼掩不住内在的焦躁、贪婪。
从明朝起，日本开始不断袭扰中国海疆，这就是倭寇。而在此时，欧洲正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欧洲摆脱愚昧逐步走进工业化时代。 中国此时正处于满清王朝的统治下，短暂的繁荣后，所谓的【康乾盛世】带来了统治者的自大和愚昧，闭关锁国，不思进取。当英国等西方列强的炮舰打破中国的国门的时候，腐败的大清统治者只会委曲求全，用割地赔款来换来苟且偷安。 而在此时美国的军舰也闯入了日本，在炮舰的逼迫下美日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1854年），被迫开港贸易。西方国家的思想，科技，文化随着商品几乎同时进入了亚洲这两个封建腐朽闭关锁国的国家。
走出去的日本人福泽谕吉，写了一本书【西洋事务】，系统的介绍了西方的思想和科技，引发了日本变革的思潮，（1889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开始向西方学习。但是随着明治维新的推行，日本把目光投向靠殖民主义和工业化起家的西方国家，一厢情愿的想要\"脱亚入欧\"，委身欧洲列强。他们在西方世界没学会民主和自由，却把列强的起家本事学到了，一步步走向殖民扩张的道路。
甲午海战（1894年）日本战胜了满清，逐步从清朝的庇护下，抢占了朝鲜半岛。以朝鲜为跳板开始逐步蚕食中国。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和科学虽然也进入了中国，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发展阶段。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取得部分的成功，但是不彻底，没有带来中国的强大和崛起，而趁民国年间中国军阀混战，各自为政的时候，日本迈出了吞并中国的第一步，占领东三省（1931年）。
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有识之士忧国忧民，也把目光投向了西方，思考救国的良策。中国的北方近邻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相结合，成了中国人的强有力的武器。中国****的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1921年）。
日本的侵略扩张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苏联的参战，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日本走向了穷途末路（1945年）。 随着二战硝烟的散去，战败的日本匍匐在美军的铁蹄下。美国及其盟国对战犯进行的审理，从国际法的角度明确了日本一系列对外战争的侵略性。制定了限制日本军力发展的宪法。
按理说，经过战争摧残的日本将是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但是世事难料，朝鲜半岛的战争（1950年），中美的参战，战争规模的扩大，却为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注入了能量。因为日本战略位置的原因，日本成为美军进行朝鲜战争重要的补给地，大量的军需品都是在日本制造的，给战后日本经济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二战后埋头发展的日本经济迅猛发展，大有赶超美国之势，美国联合欧洲强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1985年）。汇率一升一降，几年间日本的经济成果，被美国人打劫大半，伤其元气。此时的中国打开了国门，改革开放之风盛行，依托中国的广大市场，日本逐步走出困境，经济有很大改观。军国主义蠢蠢欲动，靖国神社战犯仍在，一个不思悔改的日本仍是亚洲人民的一块顽疾。
日本是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之一，一年军费开支预算约 为416亿美元
日本防卫厅2007,1,9日正式升格为防卫省。法新社说，这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建立的首个内阁级别的防卫机构。 日本共同社网站分析说，随着防卫机构职能的提升以及海外行 动得到\"松绑\"，日本的安保政策迎来新转折点。
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履行这一规定，日本不保有陆海空三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但是，近年来，一些日本政要竭力主张将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修改宪法第九条。 日本政要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动作。日本大力提升军事组织 级别，不断增强军事实力，并一再强调自卫队要走出国门的举 动，必然会引起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亚洲各国人 民的忧虑和警惕。
最近日本对朝鲜发射\"卫星\"一事表明日本政府的立场，还将 就打击索马里海盗问题和中方交换意见并寻求合作。鉴于海上 自卫队护卫舰最快将在本月内开始对日本相关船只进行护航， 日方还希望能与中方就互通情报等合作事宜进行探讨。
一句话：日本在逐步摆脱战后的宪法限制使用武力的约束，为动武解决争端打开通路。
中日走入21世纪，两国为东海划界和钓鱼岛主权的归属剑拔弩张。历史还会重演吗？
安思危本不是坏事，但是日本一味想再次走上武力扩张的道路，对亚洲和世界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日本对于亚洲各国心存戒备，不去反思历史，只是如惊弓之鸟，对亚洲的风吹草动，如临大敌，不断强化日美安保，不断部署反导系统，对中国军力的发展，不是客观分析，而是一味的宣扬中国威胁论。
随着奥巴马的上台，美国单边政策的悄然转变，日本对于美国的战略来讲，越来越会显得无足轻重。
也许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国际话语权的加重，中美关系的深化，相互的谅解的达成，中日钓鱼岛问题将可以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狭小的国土，贫乏的资源，日本的战争潜力对中国而言是无法相比的。所以战争对于日本将是得不偿失的事。 钓鱼岛对于中日是大事，对于美国却是小事，一旦中美之间的战略意义超过美日，钓鱼岛问题极有可能成为美国废弃的棋子被美国丢弃，师出无名，欲战不能的日本面临的也只有谈判。
也许日本从内心只害怕美军，不服气中国，对于日本海上的军 力很自信，但是可惜日本身在东亚，相邻而居，中国庞大的经 济，众多的人口，辽阔的国土，和中国军事实力的长足发展却 是日本不得不面对的，打胜一个战役容易，打赢和中国的战争却是难以想象的。也许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的途径。
总而言之，随着西方金融危机的加深和日本经济的持续恶化， 日本也许会反思过去脱亚入欧的政策的正确性，而在亚洲日本 不得不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日本经济很强大也很脆弱，中日经济的互补性也很强，中日和 则中日共赢，如中日反目，新仇旧恨并发，中国必将全面打压 日本，则是日本的灾难。
战争对于习惯安逸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是好事，也许能再次激发中国人的血性和雄心，也许一个国家的崛起的确需要一场战争的洗礼。！！！
和谐中国，和谐世界是我们的理想和追求。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也许更要敲响战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奋发图强的中国必将重新书写世界历史的灿烂篇章。

luo

我的父亲博古 [转帖]

　　关昕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生。他性格沉静，喜读古文，1921年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纺织科。在校阅读进步书刊，议论时政，向往革命，思想活跃。后往苏联留学，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领导人，曾同周恩来、叶剑英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46年4月8日由重庆飞延安时，因飞

　　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年轻的总书记

　　　　我父亲博古，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1907年6月24日（农历五月十四日）出生。父亲祖籍江苏无锡，却出生于浙江杭州。因为我爷爷秦肇煌一直在浙江做官，曾做过几个县的统捐局局长，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局长。辛亥革命以后，爷爷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律师，后因患肺结核回到无锡老家。父亲9岁时，爷爷去世。父亲是长子，有一个弟弟秦邦礼（后改名杨琳），曾担任对外经贸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是香港华润公司的创始人，但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父亲还有一个妹妹叫秦邦范。

　　父亲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32代孙。秦观本是高邮人，但南宋时，其后人迁居无锡，包括“河上秦”和“西关秦”。秦家历代科举联翩，簪缨不绝，仅明清两代，就出了进士32人。父亲属于“西关秦”，而“西关秦”的始祖是秦金，也就是父亲的十五世祖，号称“九转三朝太保，两京五部尚书”，可算“位极人臣”，大名鼎鼎的无锡“寄畅园”就是他开创的。

　　寄畅园又名“秦园”，是江南四大名园之一，四百多年来一直是秦家祖业，1952年才献给国家。明正德年间，我祖秦金得到寄畅园，将其扩建为花园，取名为“凤谷行窝”。秦金死后，曾任湖广巡抚的后人秦耀将其改名为“寄畅园”。清朝康熙、乾隆祖孙两帝分别六次下江南，每次到无锡均由秦家接驾，住在“寄畅园”。乾隆认为“江南诸名胜，唯惠山秦园最古”，且“深爱其幽致”，因此还特地命高手，将其绘图带回北京，在清漪园（现在的颐和园）万寿山东麓仿建一园，命名为“惠山园”。

　　虽然祖上很风光，但到祖父一辈已经衰落。加之父亲是革命者，很年轻就出了远门，戎马倥偬一生，39岁就遇难，没有时间去考证祖先的历史。再加上父亲一直被批判犯了“左倾”错误，我们“夹着尾巴做人”，更不敢去考证祖上这些“封资修”的东西，所以祖上的事迹，直到最近才开始披露。

　　父亲五六岁时，进私塾秦氏公学受启蒙教育，后来进入无锡东林小学，再后来进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小。与父亲同时上学的还有叔叔，他只比父亲小一岁。小学毕业后，因为家里实在供不起，父亲为能尽快工作支撑家里，14岁考入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而叔叔没有继续上学，去钱庄做了学徒。

　　孙中山去世时，父亲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当时恽代英到苏州宣传三民主义，父亲与他一起在苏州组织了一次追悼会。在此之后，父亲加入国民党，参加国共合作。同时，他还参加了“中国孤星社”、“锡社”等进步团体，还曾做过“锡社”苏州委员会负责人。在此期间，他在《无锡评论》、《无锡新闻》、《血泪潮》等报纸杂志发表了很多署名则民的文章。

　　1925年，父亲从苏州工专毕业，考入上海大学。上海大学不收学费，由国共合办，很多****员在那里工作或教书，包括恽代英、瞿秋白，瞿秋白还是社会系主任。一年后，父亲经顾谷宜介绍加入****，被派到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处工作。

　　1926年10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过中国****批准，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时，父亲取俄文名字БОГУНОВ，中文音译“博古诺夫”。后来父亲就用“博古”作为名字。在苏联，第一年主要学习马列著作和俄语。出国前，父亲不会俄语。据一些与他一同留学的叔叔、阿姨讲，他到莫斯科两个星期就精通俄语，且还能流利地翻译。有人还说是一个星期，但我觉得这有点夸张。

　　父亲在1930年5月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的高级职务，直至遵义会议被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遇难

　　1946年4月7日，母亲（张越霞）跟我说，明天你父亲就回来了。当时，父亲以中国****代表身份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已经一个多月了。第二天，我跟着母亲去延安机场接他。当时机场人很多，五大书记都去了，只有周恩来不在，还有很多领导和群众。

　　大概下午两点，我们听到天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大家都说，来了，来了，但看不见飞机。那天天气很不好，下了小雨。半个小时以后，就听不见声音了。大家说，可能因为天气不好，降落不下来，可能飞到北平、西安或回重庆去了，等天气好了再过来。

　　后来我看到杨尚昆叔叔的《杨尚昆回忆录》记载：4月9日凌晨，美军联络组给杨尚昆打电话说，这架飞机没有回西安，也没有回重庆，失踪了。9日、10日，美军要派两架飞机到边区一带搜寻。杨尚昆叔叔当时是中办主任，把此事向中央领导汇报，中央领导要求给各边区发电报，找一下有没有飞机迫降或失事。

　　2005年，我去山西兴县黑茶山，那是座2400米的高山，山下有一个庄上村。我采访到一个叫张根儿的老人，当年他是民兵队队长。他给我讲：1946年4月8日那天，黑茶山天气很差，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那天下午听到山上响了大炸雷似的声音，可能是飞机撞山的声音，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雨停了后，村里一些年轻人上山，看到有一架失事飞机，还着了火。他们回来后向党支部汇报。当天晚上，村干部开了会，因为敌我不分，决定第二天一早8点上山把那些遗体掩埋了。晚上12点多，一个县里的同志来到他们这里说，接到晋绥分区的通知，有一架坐着我们党领导人的飞机失踪了，现在中央让我们寻找。他这样说，把这个民兵队长吓出了一身汗。如果他不来说这事，第二天上山就把这些人掩埋了。跟县里汇报后，县里的同志就说好吧，明天一早上去看看。

　　第二天上去，捡到了一个椭圆形的印章，已经烧得一塌糊涂，但“中共重庆办事处证章”的字样还能辨认出。还捡到两个图章，一个秦邦宪的，另一个黄齐生的。这样就定下是父亲他们乘坐的飞机。县里赶快向分区汇报。晋绥分区知道后，谭震林等人骑着马就过来了。后来继续找，发现飞机上乘机人员名单，有博古、王若飞、邓发、叶挺、叶挺夫人李秀文、叶挺女儿叶扬眉（11岁）、叶挺儿子叶阿九（3岁）、王若飞之舅父黄齐生（69岁）、黄齐生之孙黄晓庄（21岁）、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29岁）、王若飞的随从魏万吉（24岁）、博古的随从赵登俊（24岁）、阿九之保姆高琼（16岁）。另有美国机组人员兰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上士（Dallas Wise）、迈欧（M.S.Maier）、马尔丁（E.R.Martin）四人，死难人员共计17人。他们赶快回晋绥分局，向中央发电报说，找到了，机上17人全部遇难。

　　老人回忆说，当时情况非常惨，比较完整的遗体有三具。后来，晋绥分区陆陆续续来人，辨认遗体。怎么辨认出父亲呢？因为他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就断定是博古。黄齐生因为遗体上有白胡子根茬，只有他岁数最大，就断定是他，剩下一个是邓发，在代表团里只有他们三个个子比较高。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是叶阿九，他的遗体挂在树上，肠肠肚肚都刮出来了，但遗体还比较完整。最惨的是四个飞行员，肢体不全。后来，陆陆续续找出法币、金条、还有些散落文件，有十多麻袋。当时三个人捡到金条，包括村长，就把金条私吞了。有人看见反映出来，最后审问他们三个，村长交出了金条，受到处分，另外两个是别的村的，具体怎么处理不清楚。张根儿在这件事中成了模范，给他的奖励是肥皂毛巾。

　　因为山上是原始森林，没有路，后来就砍树做了简单担架顺着山滑下来。那个地方现在都还没有路，甚至大树砍下后也只有滑下来，年长日久滑出一条沟来。遗体下来以后，放在岱王庙。4月12日，在那里开了追悼会，成为第一个开追悼会的地方。有2000人参加，场面很感人，妇女带着孩子去上供，有的老乡把自己的棺材贡献出来装遗体。

　　然后把遗体运到岚县去，那里有飞机场。路上场面很感人，有些路很狭窄，只能一个人过，就背着棺材爬，后面的人都能顶着前面人的屁股。虽然是晚上运，但沿途经过每个村都有老乡带着供品、灵幡来祭拜。13日到岚县，开了5000人的追悼会。到延安时，参加接灵仪式的有三万多人。4月19日，延安召开追悼会，举行公祭公葬大会，五大书记题词，也是三万人参加。

　　除了延安，在重庆也开了追悼会，国民党的于右任、孙科、冯玉祥、张澜都题词了。甚至在马来西亚的新洲，即现在的新加坡也开了追悼会。

　　延安追悼会结束后下葬时，母亲让我给父亲跪下磕头，我没有磕。因为六岁孩子对死不懂。我看是个土包，心想给土包磕头干什么，并不知道里面埋的是父亲，即使母亲告诉我也不相信。后来母亲打了我，我最后跪下，但头还是没磕。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2005年去黑茶山，我就给父亲鞠了躬。

　　家事

　　父亲去世时，**六岁。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废寝忘食，我睡觉的时候看不到他，醒来的时候也看不到他。父亲休息时与我玩，由于他笑声大，我就叫他“母鸭子”。后来有些叔叔阿姨给我讲过，说在延安，灯灭最晚的只有两户，一个毛泽东，因为他是夜里工作，习惯了；另一个是我父亲。作为单位来说，清凉山是灭灯最晚的，因为既有《解放日报》又有新华社的编辑，他们是倒班工作的。第二天早上单位摇铃叫早班的起床，父亲也跟着起来了。吃饭的时候，他吃小灶，报社人员吃饭都在山下，山上没有食堂。小灶一般是炊事员送上来，但父亲忙工作吃不了，有时炊事员要把饭拿到山下去热了再拿上来他才吃。

　　由于废寝忘食，后来他的心脏有点变形。医生跟他说，你要注意休息，他还是没有。后来我看到他的笔记后，我就理解了，一是因为他对党的事业只争朝夕，二是他觉得自己犯了错误，今后再努力工作也没法赎回他的罪过。

　　父亲从工作中挤出时间作翻译工作。他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问题》一书，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与父亲长得很相像，我找到父亲1912年的全家福，当时他五岁。在延安时，我们三个孩子与父母亲也拍了全家福，这是唯一一张父亲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那时我也是五岁。这两张照片一对比，发现我们之间非常像。姐姐都说，活脱脱的，你最像。甚至前几年为父亲塑像时，他们就以我作模特来塑。

　　由于父亲整天忙于工作，对我们关注不多。我们家六个孩子，其中两个不知道生日，两个的名字都叫秦钢（大哥、二哥），三个（大哥秦钢、大姐摩亚、三姐吉玛）没见过父母。我和二哥秦钢，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我的是自己瞎编的。二姐新华，是新华日报创刊那天生的，本来《新华日报》是1938年1月11日创刊的，但她自己弄成了11月1日，到现在，她生日还是没改过来。三姐吉玛生在苏联，原来日期也不对，后来去苏联保育院找到她的出生证明，但她身份证上的生日还是没更正过来。

　　我是张越霞亲生的，其他五个哥哥姐姐都是前妈刘群先的孩子。解放前，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中有三个都散落在各地，解放后才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北京。大哥秦钢出生在上海，出生后就送回无锡奶奶家了，后来跟着叔叔杨琳去香港、广州。大姐摩亚也出生在上海，但未满月就送到无锡她姨妈家，13岁时，一个商人骗说带她去重庆找妈妈，她瞒着姨妈跑到重庆，却成了商人家的小佣人，直到重庆解放后，她偷偷给无锡姨妈写了一封信，才找到她。三姐吉玛在苏联出生后，群先妈妈就去世了，三姐一直住在苏联国际孤儿院，直到1950年回国。见过父母亲的就是二哥、二姐和我。两个秦钢，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因为大哥生下来被送到无锡奶奶家，父亲因为忙于革命工作，后来把他忘了，所以二哥出生还给他取名叫秦钢。

　　父亲很孝顺祖母，但他只在1932年临去瑞金以前，回无锡看过奶奶，跪在奶奶面前辞行，母子俩泪流满面，这以后就再没有去看过。甚至后来他在南京那么长时间，也没有去看奶奶。到延安，父亲准备在安定以后，接奶奶到延安，但又怕老人家过不习惯，因为延安与江南气候差异很大，一直没有敢接。

　　父亲遇难后，叔叔怕奶奶过于悲痛，一直未把父亲牺牲的情况告诉奶奶，奶奶一直翘首盼望父亲能去看望她，接她。后来在广州，奶奶病重时，叶剑英去看望奶奶。奶奶就问，长林为什么不来看我？叶剑英就说，长林是领导人，工作忙。因此，直到1950年奶奶临终前还在喊：“长林在哪里？为什么不来看我？”我感觉，父亲一心一意为了他所说的“创造真善美的社会”而奔波，虽然经历坎坎坷坷，其理想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一直到死。

　　　（摘自 《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