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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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敏：拒绝开除刘少奇 在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一代共产党员中，人称"陈大姐"的陈少敏享有很高的威信。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又是一员杰出的女将。这位女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多年来一直被人们怀念和称赞。 　　　　出身贫苦农家，１３岁时曾到日本 纱厂当童工，又到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受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在反抗中锤炼出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　白区斗争中是模范，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长期任政委，是中原解放区的开拓者之一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错误地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时，她是会场上惟一不举手者。面对康生的质问，她凛然回答："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这一名字，是参加革命后为秘密工作需要所起。这位女革命家原名孙进修，1902年出生于山东寿光县农家。父亲曾于辛亥革命时从军当过连长，回乡后一边租佃田地耕种，一面教小学。陈少敏自小就随父读书，后来被送到教会学校，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学知识。13岁时，为解决家境困难，曾独自到青岛日本纱厂当过半年童工。19岁时，家乡遇灾荒，父兄等因病饿死，陈少敏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岛再当女工。 　　过了两年牛马般的苦工生活后，陈少敏于1923年加入了邓恩铭等人组织的秘密工会，因参加罢工被厂方开除，又到潍坊进入美国人开办的文美女中读书，于1927年在校内秘密参加了共青团。1928年，她转为共产党员，并奉派返回青岛领导工人运动。此时，陈少敏只有二十多岁，却因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称为"陈大姐"。在北方的七年白区工作中，陈少敏坐过监狱，也忍受过丧夫亡女之痛。1935年，她化名"老方"到冀鲁豫特委担任组织部长时，动员起成千农民起来斗争，还建立了一支300人的游击队。反动政府惊恐之余，到处通缉"**女匪首大脚老方"。 　1937年，陈少敏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同新婚丈夫一同南下工作。翌年，她到河南任省委组织部长，在确山县"红色竹沟"主办教导大队，并兼任游击队政委。不久，她率部东进与李先念会合，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陈少敏任副政委。这位在边区人称"女将军"的副政委还带头赤脚下田。"陈大姐，种白菜，又肥又大人人爱"的歌谣一时传遍中原地区。 　　解放战争开始后，陈少敏任中原局副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委。部队被敌包围时，同志们劝她撤走，她却坚持留下。当蒋介石下令"活捉李先念、王震、陈少敏"之际，中原军区部队已奋勇冲出包围圈。在突围的千里征途上，陈少敏虽然患病，却拄着一根树棍坚持随队行军。 　　解放以后，陈少敏担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曾发现和培养了郝建秀等女工典型。在党的八大上，她当选为中央委员。"文革"中，她受到冲击，不过因威信高，1968年末，还被允许参加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议时，她伏在桌上拒绝举手。当时发表的全会公报虽宣布"一致通过"，历史事实却是缺了陈少敏一票。奸人康生于会后向她质问："你为什么不举手?"得到的只是一句正气凛然的答复："这是我的权利!"康生、江青之流为对陈少敏进行打击，借故将她赶出北京送往河南罗山劳动。在那里，她患病导致半身不遂，"九一三事件"后才得以回北京治疗。欣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陈少敏曾希望能重新工作，却不幸于1977年12月因病逝世。

都市骑士

威武不能屈 富贵不能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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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解密：中越两国反目成仇的真正原因　[转帖]

　　1972年尼克松访华
　　中越美苏四国的越战档案披露，当年中越秘密商定，若美地面部队越过十七度线，中国将出动陆军迎战。美国获知后不敢将战事升级。越南脚踏中苏两船取利，埋下中越反目祸根。
从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中期的越南战争，主战场在越南本土，却将老挝、柬埔寨等印度支那国家都卷了进去，而中、美、苏这三个大国也都在这场战争中恩怨交缠，敌我友互相分化组合。更有甚者，中越原是“同志加兄弟”的盟友，後来也一度变为兵戎相见的仇人。越战使越南南北方军民丧生约二百万人，上百万人投奔怒海，流亡他乡；美国军队死亡五万八千人、受伤三十馀万人。
　　越战结束后，有关秘密档案相继揭开，世人对这一历史悲剧渐渐有了新认识。六十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派遣大军赴越南参战，以为不这样做，就不能挡住“赤潮”，整个中南半岛，甚至整个亚洲，都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然而， 当时的美国总统没想到，这场战争以南北越统一告终後，亚洲不但没有“全面赤化”，反而出现了北京出动数十万军队教训越南的戏剧性变化。中越这一仗标志著冷战思维破产，新世纪国际政治告别了两大阵营平分秋色的局面。
中越两个亚洲共产大国为甚麽会从“同志加兄弟”变成兄弟反目、兵戎相见呢？这场战争到底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近年陆续解密的东西方有关档案，提供了解读的关键 。
　苏联秘密档案曲线曝光

　　这些逐渐披露的资料有许多是从苏联解密档案中辗转取得的，其中数据不少属越南国防部和中国有关部门的高级机密资料，它们掩藏在铁幕之后、尘封已久。原来，当年越南政府周旋於中苏争拗之间，一方面，不满中方阻碍其与苏联交往，但也不愿得罪中国，失去中国方面的军援 ；另一方面，又日益亲近苏联，每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会后常将有关情况通报苏联。另有一些绝密资料，来自美国的解密档案。至於美方如何得到这些情报，至今仍是个谜。内中是否谍影幢幢不得而知。
不少资料是首次公之於众的。例如资料披露，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总理周恩来率外长陈毅元帅、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等人赴河内，与越南主席胡志明、总理范文同 、越共总书记黎笋及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等举行秘密会议。当时三方商定，如美军只是介入南越地面战斗，派机轰炸北越，中国也只派出防空部队赴越；一旦美军越过北纬十七度线，中国将派出地面部队赴越参战。一九六五年四月，越方正式要求中方派遣支援部队。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第一批中国志愿部队开入越南。从此起至七零年七月，与越军并肩作战，浴血战场。
　　其后，这一机密，由中方通过英国间接转给美国，目的是通知美国：这是底线，不能打破。
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认为，中国的介入使美国政府谨慎地决定，不让地面部队越过北纬十七度线，避免了中美两国军队在地面正面冲突，否则，这场战争可能成为另一场朝鲜战争。
中国援越军人阵亡逾千
　　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料则首次披露了中国援越部队伤亡情况：一千一百人阵亡，四千二百馀人负伤。同时还详细披露了中国军队的战绩：中国防空部队在越南对空作战共 二千一百五十三次，击落敌机一千七百零七架，击伤一千六百零八架；铁道部队则在越南新建铁路一百一十七公里，改建铁路三百六十三公里；同时入越的还有通信工程大 队、后勤部队、筑路部队、扫雷工作队、民兵等。中国给越南的物资援助，总额达二百亿美元。
六十年代开始的这场越战，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印度支那抗法战争；中越的结盟起於中国支持越共抗击法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披露，抗法战争间，中国是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越共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照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他公布的大量数据表明，越南抗法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共十一万六千馀支，各种大炮四千六百三十门和大批通讯、工兵器材及粮食、被服、医药等军需物资。中方先后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共二十三支队，九十五个团另八十三个营，总计三十二万馀人，最多的一年达十七万人。
中共和越共这一对“同志加兄弟”，为何会反目成仇 ？从战争年代的档案中其实已有迹可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丹慧研究有关档案后发现，中越两国关系大起大落，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於国际冷战 格局下，中、美、苏三国关系变化的制约和影响；中苏关系及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她指出，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支援越南，就要求越南不要站到苏联方面去，甚至要有所行动；後来中国为了抗衡 苏联而改善中美关系，又要求越南有所配合，不免予人改变了初衷又要强人所难之嫌。
其实，就是在越战期间，民族主义感情也高於战友关系。当年越南政府派了不少人到上海的钢铁厂和纺织厂学技术，上海官方十分厚待他们，把淮海中路重庆南路一带的优质民居腾出来让他们住。他们也一直对上海人民怀有好感。可是，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却大大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令上海吃惊的是，北越人策划在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时候，在沿街的窗口打出抗议的横幅。此事被中国方面及时发觉，预先做足了防备措施。在尼克松到访上海期间，北越人受到所在单位和部门的“热情款待”，又是带他们到景点去参观和游玩，又是领他们去高级饭店美餐，哄得开开心心，总算避过风头。双方都嘴上不说，但心知肚明。这可能是中越民间感情上最早的芥蒂。
另二位中国学者杨奎松、沈志华论及上述变化时表示，中国的立场是从主张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实现东南亚和平；从主张和平共处到主张冷战共处；从反对越美和谈转向联美抑苏，一直发展到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造成了後冷战时期另一种混沌而共生的局面。
中美苏三方都不是赢家
　　李丹慧还指出，四个三角角力的结局是：中美苏三方谁都不是赢家，只有力量最弱的越南获得实际利益，实现了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间的矛盾，藉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从而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在中越两党这一对欢喜冤家的恩仇记中，两国领导人的个人意见有时左右了局势，深化了矛盾，加上两国之间历史上从属关系遗留下的成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利害关系，更使积怨日深，以致连蜜月时期的频繁交往及好话说尽的外交辞令也无法消融这些嫌隙，最後使关系迅速裂变。
共产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往往可由两国领导人的言辞交锋中寻出。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就有根据俄国解密档案文件英译的中越、中老及中柬领导人七十七次谈话的珍贵记录文本。中国学者据此向越南学界覆核其中一些资料，加上注释，除选出一部分译成中文首次披露外，其他部分则引入各自相关论文中。
会谈记录显示领袖性格
　　这些谈话记录了一些事件的蛛丝马迹并再现了领袖的独特风格和魅力。譬如毛泽东经常谈笑风生，以幽默口吻议论天下大事，其个人意志乃两党两国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他主导了这种变化的势，也因此影响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邓小平则坦率直言，对越南方面的误解敢於不留情面地指出，从他的谈话中正可领悟，七十年代末邓决定教训越南原来早有伏线；而周恩来的耐心细致，坚决贯彻毛泽东的主意，似也可略窥一斑。越南方面除黎笋外，参与最多会谈的就是越南的总理范文同。这些谈话记录将为研究两国、两党的微妙关系提供新的历史证言。
东西方学者反思越战
　　在美国为首的西方，有些学者正对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这场战争，进行反省和总结，而今年(2005年)一月十日至十二日，以亚洲地区学者为主、议题是《关於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在香港大学举行。会议由港大历史系、亚洲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联合组织，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越南、美国、俄国、挪威的二十六名学者
参与这次会议的中国学者大都是中青年研究家，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史研究室等智库。他们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并根据美国、苏联解密档案、越南有关文献和中国有关资料、档案，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秘辛， 同时阐述了许多新锐的论点。例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向前在《越战与一九**年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动》中，提出了新论点，指出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对越战起著无形的催化作用，为越战对中国经济政治产生的影响作出恰当的定位，从中也可看出当年自感内外受敌的毛泽东，将大政由经济建设扭转为准备打仗的轨道，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思路。
中国首部越战研究力作
　　上述最新研究成果已汇集於即将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推出的《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书中。这是中国学者第一部越战研究的力作，作者们能以较开放的研究视角从事研究，一改过去的八股思辩模式，将中越关系放在冷战时期的大框架中，依据各种解密档案和新的史料综合分析，尽量站在一个公允的立场去阐发论见。此书解读了越战时中、美、越、苏之间错综复杂的较量，全方位解构了冷战中波谲云诡、合纵连横的外交角力和惨烈战斗的源起与祸害。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譬如：关於越南对华政策心理背景的研究，对老挝、柬埔寨在这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的探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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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智库列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的九大理由[转帖]

1．第二次朝鲜战争不同于第一次朝鲜战争，美国无意把战火扩大到中国本土，将会以打击KB国家的名义发动这场战争，这会使中国政0府对这场战争的性质有一个明确的底线，不会贸然出兵朝鲜。
　　
2．国际战略态势不利于中国出兵朝鲜。前苏联的垮台使中国失去了最大的战略盟友，今天中国已

　　 再具有当年的战略均势做后盾，如果中国以一己之力与北约的多国部队相抗衡那是不明智的，这首先在战略上就使自己陷入了劣势。而印度对巴基斯坦的虎视眈眈和日本对华的野心又使中国不得不考虑战争的后果。

　　3．未来的战争模式主要是空中打击和远距离打击，靠的是飞机和导弹，陆军的作用降到配角地位。中国军队目前显然尚未转变传统的作战模式，另外不论是中国的军队结构、还是中国的军工生产，都还没有做好应付一场高科技现代战争的准备。一旦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军方对这场干预战争毫无胜算的把握。

　　4．中国目前的基本国策是韬光养晦，发展经济。这就决定了中国将会最大限度的容忍美国在朝鲜的军事打击，不会轻易惹祸上身。如果中国妄图干预朝鲜战事，相信这种基本国策的转变对决策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那将意味着彻底改变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毕竟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Mao.ZD，也只有Mao.ZD具备那种胆识和魄力，敢于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向美国宣战。

　　5．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兼之刚刚加入WTO，迫切需要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来发展经济，化解各种内部矛盾和危机。如果在此期间贸然干预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势必会招致发达国家的经济制裁，促使国内危机全面爆发。

　　6．中国干预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还有可能引发另一个重大隐患，那就是台湾问题。目前台湾在美国的压制下还不敢轻易宣布独立，如果中国出兵朝鲜，台湾完全有理由宣布独立，届时中国将陷于两难境地。收复台湾，则犯两面作战的兵家大忌，而且容易将战火引向本土；不收复台湾，则等于默认台湾的独立，这样中国政0府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无法交待。

　　7．中国新生代厌战情绪严重，这使中国政0府出兵朝鲜没有群众基础。由于长期受畸形教育的结果，中国年轻一代无论是在体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早已不复他们父辈们的刚勇和坚韧。据调查，中国学生在学校期间很少有参加体育运动的机会，在这方面大不如美国教育，由于缺乏基本的体能锻炼，因此中国学生的冒险精神和勇敢品质很差，这从一个侧面预示了未来中国人对战争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中国的青年一代极度追求物质生活享受和西方生活格调，他们的主要生活目标就是赚钱、学外语、出国，这一点从目前中国青少年的时尚追求就不难判断。很难想象他们会支持政0府为朝鲜向美国宣战，毕竟这是在替外国人打仗。

　　8．虽然朝鲜一直维持着庞大的国防力量，而且全民的国防意识也很强，但是面对美国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和南韩的地面支持，第二次朝鲜战争很可能会成为南斯拉夫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翻版，即朝鲜庞大的陆军的在地面上被动挨打毫无还手的机会，最后不得不屈服投降。况且朝鲜这几年时逢天灾人祸，经济极度困窘，根本没有实力支撑长期的战争打击，所以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垮台，使南北韩实现一统。（也许这场战争在中国尚未决定是否干预就已经结束了。）

　　9．如果中国决定出兵朝鲜，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即统帅的选择。在第一次朝鲜战争期间，即使是林彪这样的常胜元帅都不肯带兵出征朝鲜。中国已经几十年没有打仗了，老一辈将军无法适应现代战争的模式，新一代将军们从未经受过实战锻炼，以目前中国将军们的战略战术水平很难有人能胜任一场高科技的现代化战争。况且目前中国的军官选拔机制也不是根据作战能力来评定的，更多是由学历和人际关系因素决定的。其作战经验可以套用一句中国古老的成语——纸上谈兵。当然这种没有实战经验的缺陷不能由他们负责，所以，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当今中国是否有敢横刀跃马与强大的美军相

　　 抗衡的杰出统帅。毕竟像彭德怀那样的伟大元帅和他的勇猛精锐军团是在特殊的战争年代中打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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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转帖]

　　在对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研究中，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的课题。在90年代以前，国际学界存在着新旧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之分。随着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陆续公布以后，这些派别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大多数学者认为金日成发动了这场战争，斯大林为北朝鲜开放了绿灯，而毛泽东对此则表示同意和支持。总体来说，这种分析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但是如果只是笼统地坚持这种说法，似乎证实了以往“共谋派”的理论。所以，笔者以为仍然有必要对某些细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关于北京在发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所持的立场。

　　本文拟在整理和分析大量俄国解密档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苏联、朝鲜和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过程中各自的作用、立场，以及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金日成积极策划战争

　　1945年10月10日，金日成率66名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受训的朝鲜军官乘坐苏联“普加乔夫”号货轮在元山港上岸，不久后被苏联军政府选中，作为北朝鲜领导人。苏联人之所以要用金日成替换此前扶植的民族主义领袖曹晚植，其实与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变化有关。

　　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既有矛盾，又需合作，既要划分势力范围，又要避免直接冲突，朝鲜半岛上三八线的确定就反映这一状况。战后苏联在朝鲜的目标最初是试图通过托管或其它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与美国矛盾日渐加剧后，苏联的目标则转为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在朝鲜南北双方先后实行选举并建立各自的政府后，苏联又提出美苏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军，而且首先实行了单方面撤军，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表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和平愿望，敦促美国撤军。莫斯科一方面满足于通过共产党对北朝鲜的控制，一方面相信金日成有能力对抗南方，因此可以实现其在朝鲜半岛遏制美国而不发生直接冲突的设想。

　　然而，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南北朝鲜就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金日成始终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战争的手段才能解放全朝鲜并实现统一，而李承晚也主张加强军备，积极北进。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分别成立了各自的政权机构和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以后，朝鲜半岛的形势更趋恶化，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从1949年年初，苏联驻朝鲜使馆不断向莫斯科发出有关南朝鲜可能发动进攻的告急电报。

　　金日成完全明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于是提出了与苏联建立秘密同盟的要求。在遭到莫斯科婉言拒绝之后，金日成便提出直接面见斯大林，以摸清苏联的意图和态度。但此时斯大林的战略重点还在欧洲，他一方面通过组建共产党情报局和整治南斯拉夫共产党，构造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意在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斯大林在解决柏林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忍让和退缩的立场，对双方整体实力的认识迫使苏联放弃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自然不会同意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预的战争。在3月初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斯大林只是轻松地询问了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及三八线附近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的结果，并对金日成充满信心的答复表示满意。至于金日成所要求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只是同意帮助装备在三八线驻防的两个朝鲜警备旅，并决定让苏联海军分队继续留驻清津港协助朝鲜进行防御。

　　到1949年夏季，南北双方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美国撤军前后，南朝鲜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据苏联大使什特科夫和金日成的通报，“进攻北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订”，并将在7月发动进攻。但斯大林除了应金日成的不断要求，同意向平壤增加武器装备的援助，以保证北朝鲜不受侵犯外，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莫斯科甚至批准了什特科夫提出的在美国撤军后，撤除苏联在清津港的海军基地及在平壤等地的军用机场的建议，以免这些设施被朝鲜人民军利用，从而使苏联在国际局势中处于被动地位。苏联此时的主张是在北朝鲜建立祖国统一民主阵线，通过在全朝鲜进行普选实现和平统一。

　　金日成不甘心自己的宏伟计划受阻于莫斯科，于是转过来试探毛泽东的态度。1949年5月，金日成派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与中共领导人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朝鲜师转属人民军的问题，并表露了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向。毛泽东一向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然会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不过，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尚未结束、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中共很难赞成北朝鲜的计划。毛泽东答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中共军队中的两个朝鲜师转给北朝鲜，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但是，毛泽东“劝告朝鲜同志”，即使在美国撤军而日本人也没有回来的情况下，也“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

　　尽管如此，金日成还不死心。面对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日成主张变被动为主动，他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为此，在积极调动军队进行防御部署的同时，金日成于7月初下令三八线地区的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并“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做好准备之后，9月3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向苏联使馆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份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

　　苏联驻朝鲜使馆代办顿金应维辛斯基的要求对情况进行了核实后，于9月14日向莫斯科报告了南北朝鲜军事力量的详细情况、金日成的考虑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如果进攻顺利，“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还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干预。但顿金本人认为，金日成计划的局部性战争必然导致朝鲜爆发内战，而北方军队还未强大到足以在速决战中取胜，同时，“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持久内战对北方都是不利的”。

　　不过，什特科夫大使却赞同金日成的计划。他认为，“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方有利。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借口“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

　　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讨论，莫斯科还是否决了金日成的计划。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显然，斯大林认为在朝鲜发动战争的条件尚未成熟。

　　斯大林的决定令金日成感到沮丧，但他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却还是继续积极备战。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北朝鲜第三警备旅攻击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斯大林报告，莫斯科对此极为恼怒，葛罗米柯严厉地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

　　看来，金日成想要采取军事行动，必须等待莫斯科开放绿灯。

　　二、斯大林参与策划战争

　　然而，仅仅两个月以后，斯大林便给金日成发放了走向战争的通行证。

　　1950年1月19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报告：在一次小范围的宴会后，金日成借着酒意激动地对苏联使馆人员说，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见毛泽东。金日成还指责苏联不允许他进攻瓮津半岛，否则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能成功，“如果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几天之内就可以进入汉城”。

　　与苏联使馆人员采取的回避态度不同，这一次斯大林却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主意。经过一番考虑，1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明白，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

　　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文献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同意在战争问题上帮助金日成。对此，金日成十分满意，并立即表示随时准备着斯大林的接见。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斯大林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看法？

　　研究者注意到，此间发生了一件苏联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即毛泽东访苏和中苏同盟新条约的签订。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之间谈判的结果，是迫使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从而使苏联被迫放弃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即中国立即收回大连港，并在2-3年内收回中长铁路和旅顺港；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去，在俄罗斯南部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拥有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斯大林确定的苏联战后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而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正是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的基本途径。除了既成事实的蒙古问题，莫斯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45年中苏条约所保证的苏联在满洲的权益眼看就要被毛泽东提出的新条约断送掉，斯大林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而处于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和济州岛的几个港口，早在1945年就是苏联外交部注意的目标了。于是，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把整个朝鲜半岛纳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就势在必然了。恰在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和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发表的关于南朝鲜不在美国防御范围的演说，又为斯大林实现对朝鲜政策的改变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还没有离开莫斯科，斯大林便集中精力去解决朝鲜问题了。为了加强北朝鲜的军事力量以及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同意金日成再组建三个步兵师，并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以便为新组建的部队购买苏联装备。斯大林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替代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兼任这一职务的苏联大使什特科夫。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3月9日，朝鲜照会苏联，“为了给人民军补充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并加强人民军，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随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装备的详细清单。莫斯科立即答复，同意朝鲜提前使用1951年的贷款购置武器装备。斯大林还亲自致电告诉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在进行物质准备的同时，3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月初秘密访问莫斯科，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在一份“金日成提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中，明确写道：“关于统一国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径和方法，拟采用武装方式统一。”此外，还提到与毛泽东会晤和同中国签订条约的问题。得到同意后，金日成和朴宪永于3月30日起程前往莫斯科。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尚未发现任何文字纪录，研究者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据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报告，朝鲜北方和南方都正在为统一做准备，但形势对北方更有利。朴宪永则以热烈的言语描述了反李承晚政权的抵抗运动形势，他说：“人数达20万的南朝鲜共产党支部已经准备好在北方发出第一个信号时起义，南方人民一直在等待着土地改革和其它在北方已经实行的民主改革。”朝鲜领导人所不放心的只是不知道对在统一问题上采取战争形式，朝鲜人民会怎样反应。对此，斯大林讲了拉伯雷（Fran?ois Rabelais）《巨人传》（Gargantua et Pantagruel）中羊群的故事。他说，人民和羊群一样，他们跟着头羊，而不论头羊走到哪里。莫斯科担心的问题是一旦爆发战争，美国会否出兵干涉。据金日成的译员文日回忆，金日成立即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这场战争，理由是，这是一次果断的突袭，因为将会有20万南朝鲜共产党员进行起义，加上南方游击队对朝鲜人民军的支持，进攻将在三天之内取得胜利。这样，即使美国有心干预，也没有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和部署。此外，1966年苏联外交部曾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其中提到金日成在这次会谈时向斯大林提出了发动战争的战略部署，即朝鲜政府准备分三步实现他们的目标：（1）在三八线附近集结部队；（2）向南朝鲜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3）在南朝鲜拒绝和平统一的建议后开始军事行动。该报告确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

　　总之，完全可以断定，斯大林是在1950年1月至4月间决定支持并帮助金日成发动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的。显然，与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防御和退守政策的同时，苏联直接参与了战争的策划和准备。

　　三、毛泽东接受既成事实

　　不过，在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日程表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即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斯大林不能出尔反尔。

　　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工作重心已经转向经济建设，部队正准备大规模复员，至于军事战略目标，只剩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了。当时，中共在东南沿海集中了16个军的兵力，而在比邻朝鲜的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几个担任地方警备任务的公安师和一个集体转业、开荒种地的第42军。因此，毛泽东此时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

　　对此，斯大林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949年6-8月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期间，毛泽东就特意让刘少奇将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转告斯大林，并要求苏联提供援助。得知斯大林拒绝了中共的请求后，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谈时，再次婉转地提出了同样问题。而且就在毛泽东访苏前夕，斯大林还与毛泽东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不应在朝鲜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正因为如此，尽管斯大林已经考虑了要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的问题，但他对正在莫斯科作客的毛泽东却只字未提。出于同样的理由，斯大林在与金日成讨论并决定了将采取军事行动以后，明知此事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却不便亲自出面，所以只能劝金日成去见毛泽东。

　　其实，朝鲜所处的政治地位使金日成比斯大林更懂得在东亚地区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一定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于是，在斯大林对自己的意向已经表示赞同的情况下，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访华的要求。3月底，毛泽东在会见李周渊时，表示同意金日成访华。估计到金日成可能要谈进攻南朝鲜的问题，毛泽东在谈话时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毛泽东还谈到，“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必须做好军事准备。当李周渊把会谈的情况报告到平壤时，金日成已经起程赴莫斯科了，于是，朝鲜内阁副首相金策委托苏联使馆将这一消息转告金日成。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周渊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会谈时毛泽东曾表示同意在朝鲜发动进攻的计划。但金日成在5月12日会见什特科夫时却通知他，毛泽东会见李周渊时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金日成的说法不可信，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以取得莫斯科在发动战争问题上的绝对支持。实际上，金日成对莫斯科谎称中共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例如前面提到的关于1949年5月金一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联共（布）驻北平代表柯瓦廖夫报告说，中共支持对南朝鲜的进攻实行反击，但劝告朝鲜不要主动进攻。而金日成向莫斯科的通报中却有意含糊其辞，说中共表示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援助朝鲜。不管金日成有何考虑，毛泽东毕竟到此时还不知道平壤和莫斯科已经就发动战争这样的大事达成了默契。所以，尽管金日成认为他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满足”，但还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去见毛泽东，“通报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

　　5月13日晚，金日成一行秘密到达北京，并当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这次会谈具体内容的档案文献，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晚上便中断了。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情况事关重大，且斯大林不久前还明确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故必须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5月14日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

　　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看似平和的话语，却透着莫斯科的强硬态度。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自然应支持朝鲜的革命行动。面对斯大林的压力，毛泽东表示同意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批准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师带装备回国，此事难道不是说明中苏领导人共同策划了战争的准备吗？关于战前中国军队赴朝问题，过去因缺乏资料，不甚明白。现在情况清楚了：就毛泽东的动机而言，朝鲜师回国与朝鲜战争没有关系。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参加了中共的抗日军队。内战时期，中共东北部队中又增加了许多满洲朝鲜族战士。抗日战争结束后，便陆续有朝鲜战士回国，较为集中的是由武亭率领的包括一千名朝鲜籍士兵的一个团。1949年5月金一到北平时，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毛泽东指出，在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南下作战。中共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争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金一走后，毛泽东便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于1949年7、8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164师（实员10,821人）和方虎山任师长的166师（实员10,320人），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于1949年7月进入朝鲜。毛泽东所说的另一个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是六个月后提出的。1950年1月初，林彪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打电报称，这16,000余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进军华南后，情绪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因战争即将结束，故希望把他们合并为一个师或4-5个团送回国。中国方面随即与朝鲜联系，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战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的朝鲜族部队正在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金日成提出把中国军队中现有的朝鲜人按朝鲜师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下设两个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并派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洽谈此事。1月11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时致电林彪和朝鲜方面，同意朝鲜师回国，部队由朝鲜来人就地改编，4月间更换夏装回国。1月28日林彪得到通知，金日成已派人来武汉接收朝鲜部队。

　　从时间上看，在中国处理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时，毛泽东是反对金日成向南方发动进攻的，斯大林也没有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决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1949年同意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表示同情和支持。1950年批准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了。因此，怀廷（Allen S.Whiting）很早以前就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朝鲜士兵回国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当最后一支朝鲜师于4月18日到达元山时，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决心要进行一场战争了。因此，从客观上讲，三个经过战争锻炼的朝鲜师回国，对于金日成成功地发动突袭，的确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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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神秘死亡事件与“全国警察总监”官位之争[转帖]

有关戴笠之死，坊间有不同说法，其真实原因仍是个谜。某种程度上，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与李士珍争夺警察总监之职也有一定关系。

戴笠势力渗入警察系统

国民党警察系统的最高学府是设在南京的中央警官学校，蒋介石本人亲自兼任校长，警校的日常工作由教育长李士珍主持。李士珍是浙江宁海人，黄埔二期毕业生，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留学，专攻警政教育。李士珍曾一度出任中将军长，不过时间不长。调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时为简任一等警官。

戴笠是军统局头子，可警察系统并非军统一统天下，如上海警察局，局内中统的势力反而大于军统，在青年警官中，中统系统的人更多些。而戴笠朝思夕虑的就是控制警察系统。为此，戴、李二人斗了一二十年。戴笠从事特务工作的时间早于李士珍。他早在进黄埔前就开始了特务活动，深得蒋介石信任。可没有料到，蒋介石却把李士珍派到该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李士珍自恃是蒋介石派来的，又有留学日本的洋学历，入黄埔军校又早于戴笠4期，自然不买戴笠的账。戴笠因此总是千方百计排挤他。从此，二人不和，也开始了争夺警政系统大权的矛盾斗争。

内政部警政司司长一职，李士珍本可以到手，但他不愿放弃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一职，结果让戴笠瞅准时机，力荐原浙江警官学校教务处主任酆裕坤担任。酆裕坤于国内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去美国留学，而且学的就是警察专业。所以，戴笠一举荐就准。

与戴笠相比，在人事活动方面李士珍的手腕就大为逊色了。所以，李士珍在国民党内的人脉就远不如戴笠来得广而深。因而，在戴、李争斗的过程中，李士珍基本一直处于下风。

李士珍担任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戴笠又横插一杠子，呈请蒋介石在中央警官学校设立校务委员会，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并且由戴笠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利用这一职务，戴笠将其心腹潘其武派为警校秘书，郑锡麟派为政务处长，在警校秘密发展军统力量，培植军统的势力。

李士珍自然容不得戴笠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插上一杠子。便指使人在警校校刊上大造舆论，这些文章引经据典，从所谓警察教育的法理出发，大谈警察的教育培养，不点名地批评戴笠一伙将政治警察教育与正规警察教育混为一谈。这些文章中的政治警察就是暗指特务。

戴笠并不着人写文章反驳，而是将这些李士珍指派人写的文章收集起来送呈蒋介石，假惺惺地说李士珍这位黄埔同学不顾大体，诋毁校长耳目，不免有同室操戈之嫌，令人胆寒……果然，蒋介石不高兴了，让人传话李士珍，不得再在刊物上撰文批政治警察教育。

争夺全国警察总监

李士珍吃了戴笠一记闷棍，也无法发作。就在二人持续斗法中，抗战胜利了。于是戴笠开始着手进一步控制全国警察计划的实施。1945年底左右，戴笠向蒋介石呈上了一个报告，请求成立全国警察总监部，由他兼任警察总监。而李士珍决心要学蒋介石利用原先黄埔军官学校校长身份，来控制黄埔系军人然后达到控制全国军队一样，利用自己中央警官学校校长的身份，来控制分布在全国各地警察局中的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从而达到控制全国警察系统的目的。所以，在抗战胜利不久，李士珍也拟了一份战后建警计划。

李士珍在国民党内的人脉虽没有戴笠的人脉深，但他毕竟是黄埔二期的，不仅与中统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关系较深，而且与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关系很不一般。这份战后建警计划经李士珍一游说，先是陈氏兄弟支持，继而得到戴季陶的支持。应李士珍本人之请，戴季陶还出面亲自到蒋介石那里跑了一趟，请求蒋介石把战后建警任务交给李士珍。碍于戴季陶的面子，蒋介石特地召见了一次李士珍，详细询问了李士珍的建警计划与具体措施、办法。蒋介石听了之后，十分欣赏，当时就勉励有加。

以陈氏兄弟和戴季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戴笠以黄埔军校六期生的资历自是无可与之争锋。但戴笠怎么可能死心，让“花落他人之手”呢？蒋介石召见李士珍的消息戴笠很快就知道了。此时，戴笠正在北平，警察总署的唐纵是戴笠一条线上的人，深怕李士珍出任警察总监后，自己被排挤掉，于是立马电告戴笠，让他赶紧采取措施。与此同时，在重庆军统系统的黎铁汉也得到了这一消息，很快报告了戴笠。

原先，戴笠还比较笃定，自认为已经控制着军统，警政系统中上层也有部分自己的人，对战后建警一事，又得到美国在华特务机关的支持，总以为十拿九稳，未曾料到，戴季陶会亲自出面向蒋介石推荐李士珍。戴笠不敢掉以轻心，当即决定飞回重庆，面见蒋介石。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坐飞机由北平飞到青岛。可他这时与著名影星胡蝶打得火热，遂又决定从青岛绕道上海。3月17日中午11时许，飞机飞至上海时，大雨滂沱，无法降落。12点多飞机到了南京上空，而南京也是倾盆大雨，且云层很低，雷声阵阵。下午1点零6分，电讯突然中断，地面再也呼叫不到戴笠乘坐的“222号”飞机了。戴笠争夺全国警察总监的计划也不可能再实现了。（据《文史博览》赵映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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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投靠日本的八路军最高将领[转帖]

　　1950年9月7日，在河北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响，结束了一个罪恶的生命。被处决的是时年40岁、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

　　邢仁甫是抗战时叛变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历史将他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了。

　　竟然公开纳小老婆

　　邢仁甫，生于1910年，曾化名李少林、关沧州、罗镇、沙欧，河北盐山县旧县镇东街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在津南、鲁北地区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并任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司令员。三十一支队在邢仁甫的带领下，收复了大批失地，队伍迅速扩大，在原来只有3路的基础上扩编到24路，兵力发展到3000余人。

　　由于他战功卓著，1938年7月部队改编时，他被任命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平津支队)司令，9月平津支队编为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六支队，他任支队长。1941年2月，六支队升格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他任旅长。1941年3月，成立冀鲁边军区时，上级又任命他为军区司令员。

　　令人扼腕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很有前途的八路军领导干部，最终却堕落成了人民的罪人。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邢仁甫开始居功自傲，生活腐化堕落。他认为权力在手，便可以无法无天了。于是在部队中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他已有结发妻子和三个女儿，却又看中了部队宣传队的青年女队员宋魁玲。

　　宋魁玲长得非常漂亮，且能歌善舞，但其爱慕虚荣，革命立场很不坚定（后来卖身求荣，随邢仁甫投靠了日本人）。邢仁甫经常约宋魁玲到他的住处陪他玩乐，两人臭味相投，有了苟且之事。邢仁甫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将宋魁玲公开纳为偏房，做了他的小老婆。

　　1942年，日寇对冀鲁边区步步逼进，组织大规模“扫荡”，边区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边区广大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的号召，顽强拼搏，浴血奋战。但身为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置党中央指示和边区艰苦抗战的环境于不顾，为了自身安全，竟在新海县海边找了一个荒岛——望子岛(现属海兴县)，让战士和民工在这块方圆不到二里的海岛上修建房屋和工事，为他建造个人安乐窝。在敌人封锁严密、资金材料紧缺的情况下，部队干部战士经过一个冬春的艰难施工，为他建立了一块所谓的“后方基地”。他带着小老婆和警卫部队驻进去后，每天大吃大喝，追求享受。他多次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城市天津为他购买奢侈品，供他和他的小老婆享用。他利用职权私吞公款3.7万元(折粮70万斤)供自己挥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杀害黄骅将军

　　利令智昏的是，邢仁甫不仅生活腐化，对于冀鲁边区艰苦抗战的形势不闻不问，而且还热衷于搞宗派、拉山头，制造事端。三十一支队整编后，上级曾先后选派一批红军和老八路骨干到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各级的领导力量，但邢仁甫对此却大为不满，认为冀鲁边区是他打下的天下，老八路进三十一支队是抢占了他的地盘，于是便肆无忌惮地进行反老八路活动。他到处安插亲信，培植势力，并不择手段地对老八路骨干进行造谣诬蔑，散布流言蜚语，损害老八路的形象和声誉。

　　1941年6月，因工作的需要，上级派黄骅同志到冀鲁边军区任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黄骅同志是湖北省阳新县人，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工作有经验、有能力，是一位党性强、作风硬的好干部。黄骅身居要职，体弱多病，按当时规定他可以吃“保健饭”、“保健菜”，但他不肯吃，而是和广大战士同甘苦，共患难。黄骅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老百姓，要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八路军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菜金非常低，每人每天不到一角五分钱，在这种情况下，黄骅常对人讲：“我们还要省下一点钱粮，去救济苦难的同胞”。黄骅穿着也极为朴素，夏天穿绿军装，冬天穿黄军装，和战士们一样。在1937年（26岁）他结婚时，也没有换一件衣服，并经常告诫自己叮嘱妻子：“要朴素，不要与别人比穿的好，要比学习好，比工作好”。

　　在冀鲁边军区上任后，黄骅抓了队伍的整顿和军事纪律教育，很快在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中建立起了很高的威信。

　　邢仁甫站在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立场上，对黄骅同志极为嫉妒和不满，视之为眼中钉，经常在部队干部战士中散布黄骅同志的坏话，骂黄骅是“南蛮子”，污蔑说“南蛮子排挤地方干部，是为了抢占地盘”等等，挑拔地方干部与黄骅同志的关系。

　　1943年春，上级决定调邢仁甫到延安党校学习，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由黄骅接替。他接到通知后，不但不认为这是一次接受教育的好机会，反认为是黄骅在背后捣鬼，有意夺他的军权，于是对黄骅更加怀恨在心。邢仁甫拒不执行上级决定，借口青纱帐还没起来，没有掩护不安全，要等青纱帐起来再走。拖延时间，准备对策。

　　1943年5月，邢仁甫召集其亲信杨静侯、潘特、刘永生、邢朝兴等人来岛上开会，说：“上面调我去受训，实际是撤我的职。我一走你们好比没娘的孩子，多可怜。这一切全是‘蛮南子’黄骅搞的，如果没有他，我们也不会到今天这地步，不如干脆把他干掉。没有了黄骅，边区就没有了军事干部，上面也就不会再让我走了……”于是，一个刺杀黄骅同志的行动方案，在邢仁甫的直接授意下策划出来。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司令部在当时的新青县大赵村召开侦察会议。这一天，天空阴暗，细雨蒙蒙。黄骅一早起床，饭也顾不得吃，即由小赵村到大赵村参加会议。会议由黄骅主持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司令部参谋长陆成道、侦察副股长崔光华、除奸科长陈云彪等人。

　　会议紧张地进行了一天，约到下午六时左右。会议室门外走进一个名叫周云洪的人，此人进屋后向黄骅同志递交了介绍信。黄骅同志阅后，令周云洪暂到管理股休息，周云洪当时没有立即退出会场，和其他同志说话。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名叫冯冠奎的人，周云洪看到冯冠奎后，向旁边一闪身，冯冠奎即在周云洪的旁边伸出手枪打响了，首先中弹的是黄骅和陆成道同志，接着是齐耀庭等同志，前后仅约二分钟的时间，警卫员听到枪声赶到时，和行刺后逃跑的凶手冯冠奎相遇，当场被冯冠奎打死。警卫连闻讯赶到，冯冠奎等已逃出村外，再加上遍地都是青纱帐，已无法追踪。在这次惨案中有黄骅、陆成道、陈云彪等八名同志牺牲，有四名同志身负重伤。

　　凶手冯冠奎是军区新编手枪队队长，他受邢仁甫指使，带着11个心腹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大赵村惨案。在党和群众中威信很高的黄骅，就这样被杀害了。为了纪念黄骅同志，1945年8月新青县正式改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建市，即今天的河北省黄骅市。

　　无耻投靠日寇

　　刺杀黄骅的阴谋得逞后，邢仁甫欣喜若狂，天天在岛上饮酒作乐，编织着他一统天下，独揽军政大权的美梦。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邢仁甫自以为作的天衣无缝，然而事情最终还是败露了。邢仁甫知道党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于是他决定要搞武装独立，迅速把部队拉出来。但是，由于党心所向，他的这一分裂行为遭到部队干部战士的坚决抵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摆脱他的控制，回到了党的怀抱。邢仁甫成了一名光杆司令被孤立起来，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他于1943年7月带着小老婆宋魁玲以及极少数贴身随从逃到天津。在天津为了混上一碗饭吃，邢仁甫竟无耻地投靠了日寇。为博得主子的欢心，他亲笔撰写了《效忠天皇》、《剿共灭匪计划》等叛变自首材料。他在材料中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共产党、八路军在冀鲁边区的全部情况。以此换取了津南6 县剿共司令的职位。1945年日寇投降后，邢仁甫摇身一变，化名罗镇又当上了国民党天津军统站一级少校组长、河北省第三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邢仁甫的叛变投敌，使党的事业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他自己也堕入了罪恶的万丈深渊。

　　历史是无情的，任何卖国求荣的人，终将得到应有的惩罚。1949年1月5日，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人民解放军抓获了一个名叫罗镇的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他不是别人，正是双手沾满烈士鲜血、恶贯满盈的大叛徒——邢仁甫。一年多后，邢仁甫被人民公审处决，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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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文革“哄然而起” [转帖]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

　　王光美：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电话，说：“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

　　我一听，脑袋顿时“嗡”了一下。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他已是近70的高龄老人，体质不好，工作紧张，又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我总感到可能要出事，现在连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

　　我回来的第二天，总理亲自打来电话，问了情况，最后交待我说：“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

　　为使少奇静心养病，尽快恢复，我们安排他转到玉泉山休息。

　　在玉泉山休息没几天，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上海开会。外出一劳累，就又犯了。上海会议散会后，我们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在玉泉山休息了几天，少奇同志的身体开始恢复。1966年元旦后的一天，天上下着雪，少奇要我把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来，他要同大家聊一聊。这天，少奇同志显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谈心。他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他有点动情地讲了他关心、思考的一些想法。最后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

　　
　　刘少奇与周恩来

　　刘源：记得那天父亲还说：如果我身体、精力不行了，我会马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好多美国总统卸任后去当教授、学者，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我退下来以后，可以去大学教书，把我的经验传给青年学生，我可以教林业、教历史。父亲说的这些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没有说将来去大学教政治或哲学，而是说教林业、历史。这有点出乎我意料。“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约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爱琴从外地回家，父亲又把我们几个孩子叫来谈了一次话。父亲先谈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读、干部参加劳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面的内容。最后他说：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要靠自己。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我们第一次听父亲说这样的话。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王光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并且用了“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通栏大标题，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突然发表这些东西，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这几篇东西在报纸上一登，中央正常领导工作被打乱，各级党委开始受到冲击。

　　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没有思想准备。6月3日，少奇同志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市和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从6月3日起，中央常委汇报会几乎天天召开，由少奇同志主持。

　　这时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意的。在这之后，各单位的党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况。少奇同志对派工作组一事非常慎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陆续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

　　少奇同志几次向毛主席汇报运动发展情况，并请主席回北京领导运动，均无回音。几天后运动发展更加炽烈，有的学校发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经过商量，决定飞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当面恳请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运动。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乱打乱斗的事件。6月19日，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和了解运动情况。6月19日晚我去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当时就说让我当清华工作组的顾问。

　　6月21日，我正式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去学校了解运动情况。

　　此后，根据中央精神，各学校的工作组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社会秩序和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

　　7月18日晚，毛主席结束南方巡视，从武汉回到北京。少奇同志知道后立即赶到丰泽园，想向主席汇报，门口不让进，说主席需要休息。可是丰泽园门口停着好几辆汽车，估计是陈伯达等人在里面。

　　第二天，少奇同志在怀仁堂主持中央常委例行汇报会。会上，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并向到会同志宣布，主席已回到北京，这里的汇报会停止，今后直接到主席那里汇报。当晚，毛主席在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主席这时没有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

　　大约在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会，批评少奇、小平同志怕字当头，压制群众。主席还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把一个喊出“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学生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第二天，主席在一个小会上明确表示，工作组干了坏事，要全部撤出来。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全会期间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说：“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还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当主席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意见，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虽然还在常委名单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明显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在当天的新闻报道中，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单。当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规定这次选举结果不传达、不公开。8月18日的公开，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或常委讨论。

　　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但从此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只说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没有任何程序、手续，党的八大选举产生的少奇等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职务，就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有几次红卫兵组织抄家，有的孩子也跟去了，完了回家还兴致勃勃地讲，以为是参加了“革命行动”。有一天吃完饭，少奇把孩子们叫过来，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不能让它毁于一旦。”他还说：“《宪法》是我主持通过的，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

　　

　　不堪回首的岁月

　　王光美：1966年10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少奇、小平同志做了检讨。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

　　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

　　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

　　我曾问过少奇同志：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动情地对我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这期间，少奇同志对我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不坚持己见。”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我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直到这时，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做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回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做检查。”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做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少奇平静亲切地望着孩子们，肯定地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

　　4月10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了我们的三个孩子做人质，到中南海揪我。周恩来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7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

　　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斗会的情况。当少奇同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

　　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

　　

　　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近了。我们默默地做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儿，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来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

　　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却见不到面。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摘自《王光美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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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邓小平的最后五年：耄耋之年再变法[转帖]

　　1992年元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参加了“运筹与健康”杯老同志桥牌比赛。这个比赛是由他本人在1984年发起的。比赛结束时他获得了冠军，并被授予“桥牌大师”的称号。在职业桥牌的全部6个技术等级中，这一称号位列第三。大厅里因此喜气洋洋，冲淡了一个星期前的圣诞节的晚上、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的阴影。其时邓小平已经88岁，还相当健康。

　　半个月后，他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中国历史如同一个螺旋，变革举步维艰，进步常遭逆转，而他将要解开死结。他试图让中国的改革新政成为永久性的，至少也要“一百年不变”。

　　这次充满激情的私人旅行使中国恢复了活力。在那个时刻，邓小平强烈的改革决心使得人心震动。在离开深圳这个城市的时候，当着众人的面，他又要求深圳市委书记说：“你们要搞得快一点。”

　　这种言谈风格让人联想起邓小平过去的绰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因善于辩论他被同学称为“小钢炮”。而上个世纪70年代，他有个外号“钢铁公司”。不过在退休后，人们已经很少看到他强硬的一面。

　　与当时普通民众的印象不同，“南巡”的目标并不是促使改革加速，而是保证改革的持续。

　　在电视上看女子体操的小运动员比赛时，邓小平总是说：“稳一点儿。”在这方面，他一向是杰出的表率。在关于改革的论争最为激烈的1991年，他不动声色。到了1992年，他才围上灰色的围脖，开始了旅行。

　　像邓小平以往的故事一样，这次重要的旅行也带有轻松的逸事色彩。到深圳仙湖植物园他第一次见到了“发财树”。“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他说。他登上了深圳的高楼，眺望了香港。在珠海登山时，因为下山道路崎岖，警卫建议原路返回，他却执意选择了新路。他的回答被认为是朝气的体现：“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在深圳、珠海、广州和上海，他总是在提醒人们改革的必要性。他反复强调者，必是值得尊重的常识：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更加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则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在十四大闭幕式上

　　这次旅行是秘密的，即便是在香港媒体已有报道的情况下，邓小平本人也没有同意新华社发布消息。直到3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还继续吗？不仅继续，还要被重申和强化。

　　这一年的6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表示同意正式使用这个提法，并表示可以用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

　　在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被更为明确和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

　　在1979年邓小平的头像第二次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时，这家杂志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

　　1992年的南方旅行则让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这家杂志的封面上，文章写的则是“航空母舰”在13年里的第二圈。

　　“我已经交卷了”

　　“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在1989年6月16日的谈话中说。不过危险没有在1992年出现，他掌舵完成了“转弯”。

　　十四大刚刚闭幕，女儿邓榕搀扶他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在大批的与会代表中接见了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

　　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做出的最后一次重要露面。至此，他一生中的“运筹”已经基本结束。

　　他试图真正地做回平民，就像“南巡”接近尾声时在上海那样。那天是元宵节，节日里民间的欢快气氛令他兴致盎然，以至决心去“买点儿东西”。身边工作人员为他选择了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他则向吴邦国借了10块钱，给孙辈的萌萌和羊羊买了铅笔和橡皮。这次经历让他觉得有趣。回来后女儿邓林问：“老爷子你今天逛了商店，看见什么了？”“就看见人了，”他说，“以后再不去了，扰民。”

　　
　　邓小平和江泽民

　　这年夏天，他最后一次在大海中游泳。在北戴河，他一共下海8次，每次游泳约45分钟。护士试图用对一般老人说话那种玩笑式的口吻约束他：“今天下海咱们表现好一点，少游一会儿，明天就还能批准咱们再游。好吗？”但是邓小平不受别人控制，即便他已经88岁了。“好不容易才下去一趟，我才不呢。”他说。

　　这一年的8月，中国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整个中国都已经打上了小平那种务实的印记。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Ｗ·张总结近代中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包括孙中山等领导人，都想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邓小平曾经与周恩来一道制定了“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在其一生中，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都是不渝的追求。不过，改革开放之后，他把目标调整到了更切实际的“小康”。他已经尽了责任，1993年初，他告诉中共的下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

　　与美国相处的任务也落在了新领导人的肩膀上。美国曾被中国看作是头号霸权，而如今它也是一个制裁者。“银河号事件”就是当时中美关系的晴雨表。这艘中国货轮被美国怀疑运载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而且目的国是伊朗。不过，在接受美国人指导的沙特人花费了整整一周时间检查了全部782个集装箱后，美国人只好签署了一份船上没有违禁化学制品的声明。

　　1993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赴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在分析家看来，与克林顿的会晤并不像双方期望的那么热情友好，但江泽民还是送给克林顿一支上海制造的萨克斯管，并建议自己用二胡与美国总统来一段二重奏。这个提议是由翻译造成的一个小误会引起的，令克林顿感到迷惑。但是，正像邓小平在1976年做过的那样，如今的中国领导人向世界头号强国的示意是明确无误的：轻松一下，来点儿音乐。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说：“我想我们已经开始对话了。”

　　
　　邓小平晚年生活

　　这是一段形势好转的时期，也是一段不够顺利的岁月，全国通货膨胀率在经济爆炸性的膨胀下高达22%，而房地产投资开始兴旺，导致大城市的通货膨胀率比小城市更高。民生成为国家政策的重点，中国的多位国家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说了同样的谚语：“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994年10月1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人们把邓小平扶下车，又把他搀到一张轮椅上坐下。他观看了国庆焰火，并留下了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张照片。他已经90岁，到了鲐背之年，皮肤确实生斑如鲐鱼之背，不过他仍不会让自己的头脑局限于琐碎的事务之中。《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描述说，“尽管照片上的邓显得迟钝而老迈，但是他对同事们的谈话却是清晰而富有远见的。”

　　国际舆论仍然认为中国新的领导班子是“过渡性的”，邓小平决定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的意味。

　　晚上，邓小平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极具影响力的短文。他委托出席国庆晚宴的薄一波宣读了一份致词，文中要求政治局成员和全体中**员“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从此，他再也没有特意公开露面。他交棒了。这一次，他做得悄无声息，就像早年在法国雷诺公司勤工俭学时的一个下午，他收拾好工具，没有大声招呼谁就下班了。国庆焰火照亮了北京的夜空，而他已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一段基因，一段源代码。中国以后的一切变化注定会携有他的影响。

　　

　　最后的宁静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一座青砖灰瓦、绿荫满庭的两进的院落里，邓小平不再工作了。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这个院落充满了自然界的气息：“果实累累的石榴，层层叠叠掩映着轩窗明亮的二层小楼。院子中央小小的莲花池里，夏莲正开得姹紫嫣红。池中太湖石上流水潺潺，半空枝叶间，间或可闻啾啾鸟鸣。”

　　在这一阶段，邓小平的身体已经变得衰弱了。

　　这一年，在关于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江泽民与董建华单独握了手。其实邓小平时代对此已有铺垫。1986年，董建华的“东方海外”企业曾得到霍英东和中国政府的1.2亿美元贷款，从而渡过了难关。

　　在晚年，邓小平睡前经常看武侠小说作消遣，但与很多人的印象相反，他对这种读物评价并不高。“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过脑子。”他对邓榕说。

　　他最后3年的生活在《邓小平年谱》中也仅有8页记录。一旦不再工作，邓小平的生活就是平淡无奇的了。邓林曾说，她给了自己一个电视纪录片的命题，拍“邓小平的一天”，但尝试了几次之后就放弃了。他的日常生活太规律了，太普通了。“你想找一个戏剧性画面，找一个特别有情趣的镜头，找不着。”她说，“所以拍了几次也没成功。”

　　邓小平仍在吸烟。这一年12月22日，因肺部感染他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次年2月7日出院。

　　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发现的那样，他吸的是一种过滤嘴比烟体还要长的特制香烟。以前在接受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他也吸烟，还使用痰盂。法拉奇却对他印象颇佳。相比之下，很多外国元首尽管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却不能博得她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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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的华国锋[转帖]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在中国激起强烈的反响。这篇社论除了因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还因为这篇社论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对大政方针的公开阐述。

　　华国锋完全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这里，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在10月8日中共中央所作的决定上是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群龙有首”。

　　
　　1979年3月12日，北京，邓小平、华国锋参加植树节

　　邓小平的信被撂在一边

　　就在1976年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一位正处于软禁之中的72岁的老人，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悦之情。

　　这位老人便是华国锋仍在强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角———邓小平。

　　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遭到“大批判”，他在北京宽街邓家闭门不出。后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等病，住进北京三0一医院六楼。这时，虽然正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叶剑英却给三0一医院打招呼，要他们妥善安排邓小平的医疗工作。叶剑英对医院作了这样的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邓小平是在1976年10月7日清早获知粉碎“四人帮”这一天大喜讯的。那是在通宵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10月7日清晨，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不顾疲劳，赶紧给老战友邓小平和陈云打了电话，把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邓小平接到叶剑英的电话后，对妻子卓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和兴奋之情。

　　邓小平的信，没有提及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写这封信给华国锋，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该结束了！

　　但是，华国锋看了邓小平的信，撂在一边。

　　就华国锋而言，他当时没有理睬邓小平，主要还是出于“照过去方针办”。

　　公布“最大机密”

　　由于英国《每日电讯报》在1976年10月12日公开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在10月13日经世界各报转载，中共“最大机密”在国外人所皆知了。

　　这样，叶剑英原定“保密两个月”，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在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也公布了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这两条重大消息的公布，在中国掀起欢乐的热潮。人们欢呼，为害十年的四颗灾星终于被一举扫落。正值菊黄蟹肥时节，老百姓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绑成一串，在街上叫卖。人们把横着爬行的螃蟹，视为横行霸道的“四人帮”。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个通知，是第一个全面地论述为什么粉碎“四人帮”的文件。通知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帮”定性为“反党集团”。此后，一直称“四人帮”为“反党集团”。直至后来决定对“四人帮”进行审判时，才改称“四人帮”为“反革命集团”。

　　
　　哈尔滨市高举“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大横幅标语上街游行

　　“双庆大会”席卷全国

　　中国各地举行的大会，名曰“双庆大会”：一是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二是庆祝粉碎“四人帮”。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颂华国锋“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人心大快”，亦即“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

　　在那些日子里，两报一刊社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中国：“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

　　新华社1976年10月23日的一则电讯在报道遵义的大游行时，把华国锋跟41年前的毛泽东相提并论，把粉碎“四人帮”跟遵义会议相提并论：

　　今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黑龙江省驻军某部迎接华国锋像

　　
　　随着华主席像的大量印刷和广泛发行，凡是能挂的地方都挂上了。这是哈尔滨市兆麟小学教室里并列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像。语文课老师正在讲授《语文》第十九课“生命不息，冲锋不止”

　　备受关注的上海大游行

　　在中国各地举行的庆祝大会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上海和北京了。

　　在全国所有的城市之中，上海是最特殊的一个。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马、徐、王”三驾马车仍在台上。上海曾是“四人帮”的“基地”。在“四人帮”被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曾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以至准备“武装起义”。人们关注，华国锋真的控制了上海的局面了吗？

　　1976年10月24日，“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举行。

　　大会开始了。人民广场上空回荡着马天水的声音！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大会。徐景贤和王秀珍，也登上了主席台。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致敬电的用语极为恭敬：

　　今天，我们上海百万军民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举行热烈、隆重、庄严的盛大集会，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们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那次大会，成了“马、徐、王”最后一次登上主席台。3天之后———10月27日晚，上海市召开党员大会，苏振华宣读了中共中央决定：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任命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

　　此后，上海的“三驾马车”———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便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忙于写“交代”去了。

　　
　　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上

　　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

　　首都北京处于沸腾的中心，全城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大游行席卷了北京。当时的北京人口为800万，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大游行。新华社这样描述北京的大游行：

　　天刚亮，游行队伍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就响遍全城。一队队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街道居民、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各界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台湾省籍同胞，源源不断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全天共达250万人。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和彩旗，不断振臂高呼：“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成了欢乐的海洋。

　　10月24日，北京的大游行进入最高潮。下午3时，百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隆重的“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国的领袖，第一次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虽说在一个多月前，他曾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中，在天安门广场主持了毛泽东追悼会，但是那时他的身边站着王张江姚“四人帮”，他的领袖地位尚未确立。今日的天安门广场，却是以彩旗代替了上月的黑纱，以笑语代替了上月的啜泣。

　　
　　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北京市民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

　　这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群众盛大集会，成了华国锋登上中国领袖地位的隆重庆典。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往日仿佛是毛泽东“专用”的。毛泽东总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天，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这意味着华国锋已经成了中国的新舵手。

　　新华社这样描述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热烈场面：

　　城楼上下，广场内外，一片欢腾，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共产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华国锋主席身着绿军装，高兴地频频向百万群众亲切招手致意。

　　和华国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国领导人之中，没有见到邓小平的身影。

　　北京的“双庆”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倪志福主持。

　　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响起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的声音。吴德的讲话，用了一大段篇幅，论述了“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吴德的讲话中，十分强调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内中，特别是强调了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摘自《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新疆人民出版社 叶永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