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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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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格吉勒图案”家属获国家赔偿205万元 2014-12-30 21:29:11 备受瞩目的“呼格吉勒图案”被再审宣判无罪，内蒙古高院消息称，家属已获国家赔偿205万元。呼格吉勒图再审改判无罪案，呼格吉勒图父母李三仁、尚爱云于12月25日向内蒙古高院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内蒙古高院于同日立案，并于12月30日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支付李三仁、尚爱云国家赔偿金共计2059621.40元。该决定已于12月31日送达。 一、向赔偿请求人李三仁、尚爱云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1047580元（1元人民币约为0.1615美元）； 二、向赔偿请求人李三仁、尚爱云支付呼格吉勒图生前被羁押60日的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12041.40元； 三、向赔偿请求人李三仁、尚爱云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万元。 以上各项合计2059621.40元。北京时间12月15日，已被枪决18年的呼格吉勒图被内蒙古高院再审宣判无罪，这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第一个被平反的冤杀者。与此同时，高院的一纸宣判，也表明曾经侦破审理该案的执法人员显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如今呼格吉勒图冤案昭雪，当年的执法人员会面临怎样的追责，将是接下来舆论关注的焦点。据报道，内蒙古公安厅已经在12月初组成由副厅长张有恩担任领导的调查组，开始依法调查内蒙“呼格吉勒图案”当年所有参与办案的警员。

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冤杀案”

对于当年该案审理的回顾，可以从一篇报道本案的文章中一窥端倪，当时经办该案的主要警员也就此现身。在呼和浩特一家媒体于1996年4月20日发表的题为《“四·九”女尸案侦破记》的这篇文章中，介绍了呼格吉勒图是怎样由一个报案者成为施案者的过程。报道中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马志明以及该局刑警队队长刘旭参与了对呼格吉勒图的首轮询问。从一开始，两人就已经将呼格吉勒图锁定为嫌犯。此外，报道对二人的侦破能力进行了极其主观的描述，比如“马志明副局长和报案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之后，他的心扉像打开了一扇窗户，心情豁然开朗了”；“冯副局长、刘旭队长等分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一齐扫向还在自鸣得意的两个男报案人，心里说，你俩演的戏该收场了”；“临场领导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即便是眉头的一起一伏，都是无声的命令”。 也正是二人在案发现场的这种第一感觉，便使得呼格吉勒图被列为重要嫌犯。而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长王智在案发第二天听取案情汇报后下发的指示，更是将案件的侦破方向限定在呼格吉勒图一人身上。文章援引王智的指示如下：一、对呼格吉勒图的痕印进行理化检验，从中找出证据。二、展开一个全面的、间接的包围圈，从间接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锁链，让呼格吉勒图丢掉侥幸心理。三、注意审讯环节，从供词中找出破绽，抓住不放，一追到底。文章还写道，王智局长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分局的同志们，在他们认真贯彻领导意图的情况下，审讯很快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就在这样看似简单的审理流程下，最终仅凭死者指甲缝里的血型和呼格吉勒图一致就认定呼格为凶手，并在61天后被枪决。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近日在接受央视知名栏目“新闻1+1”节目连线时称：“公安机关从死者体内提取到的关键证据——体液，莫名丢失地细节，让人无法理解……”新华社记者汤计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对当年公安机关办案的许多细节表示“震惊”：“没有关键证据(体液)的DNA鉴定，却在61天后将呼格吉勒图枪决，这不能不说是办案机关的严重瑕疵。” (宋如鑫 综编)

潭江之恋

祝«潭江-越华»微信的朋友们新年快乐!

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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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为何是华人的“毒药” 叶子撰写2014-12-31 06:27:59 圣诞老人的脚步还未走远，新年的钟声又要敲响。刚过完圣诞，海外华人又开始计划如何有滋有味地度过元旦，让新的一年有一个好开端。随着元旦的临近，闪烁的霓虹灯、红红的灯笼已经开始点缀节日的喜庆气氛，身处海外的华侨华人准备通过丰富多采的庆祝活动迎接2015年新年的到来。而看似红红火火的新年场景，实则是海外华人的一种无奈，元旦作为一种新年的象征，反倒成了华人们的“毒药”，这其中是有原因的。

元旦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商业的节日

被“商业药物”催化的元旦，已经变味 元旦起初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节日，但是近年来，随着商家的炒热，这个节日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商业的节日。圣诞节后的第一天被称为“节礼日”，众多商家都会在这一天推出折扣优惠、限量销售等促销活动来吸引顾客，于是，元旦卖贺卡、卖礼物、卖奢侈品等一系列与传统的元旦有着很大的差异，华人们过着不是自己血液里的“年”，但是又不得不在海外圈子接受这种现实，随群一起过，同样是迎接新年，有人选择跟家人团聚，有人打算旅游、充电，还有人则不忘在过节之际大赚一笔。 在以前，新年期间，随处可见大大小小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喜气洋洋的年画也贴上了大门。华人认为，和平、长寿和富裕都可通过主观努力而获取，而幸运则是未知的，所以大多数华人家里都贴一个红底金色的“福”字，寄托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因“蝠”与“福”谐音，贺年片上也常常印着振翅飞翔的蝙蝠。表示运气的另一个字是“吉”字，因为“桔”与“吉”谐音，由于“鱼”同汉语“富裕”的“裕”字音近，所以一些贺年片上印有在荷塘游动的金鱼。新年吃鱼意味着吉利。但是似乎这种内涵符号慢慢被海外人们遗忘，说它在变味中，也是符合情理的。 元旦成团聚少有机会，与春节形成反差成“苦药” 对于旅居海外的人来说，元旦才是少有的假期，而春节不会有假期，因为春节并不是节假日，学校不放学，公司不放假，海外国家的人们过春节气氛不太浓。华人们深知这一点，元旦对海外华人来说，是一个与春节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节日。这是因为，他们身在“海外”的缘故——可以回家，可以和家人团聚，即使是元旦，不是春节。要是哪个老外头头或老板冒出一句“Happy Chinese New Year”，那简直高兴得一天脸上都带着乐。 回家后的华人也会觉得，这样的机会弥足珍贵，和家人的美好时光，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再加上春节没有假期，回不来，春节时候家人的落寞和元旦时候一家人团聚就形成了一个对比了，这时候元旦便成为了一种“苦药”，美好的东西拥有后，失去才觉得悲痛。 对外国人，也包括日本人来说，“元旦”大概就相当于中国人的“春节”了。中国人在海外过好元旦，也算是入乡随俗吧。其实，过节的热闹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放假，以及假期的长短。从上一年的“圣诞”开始，再进入下一年的“元旦”，这当中有近十天的长假。假期给了华人们幸福感，，元旦更像是一种休闲和娱乐的开始，还是新的一年快乐的开始，更多海外华人的家庭，每年的元旦之日，能成为举家旅游之时。 因为平时华侨华人都在忙于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所以人们都非常珍惜聚会和联谊的机会，华人的圈子可以分为中国和中国人，中国和海外人士两大类，元旦这一节日，变成了华人间相互交流感情的契机和载体，海外的华人过西方的圣诞节，从圣诞前一直到过了元旦，到10至15日才恢复工作，随着当地的风俗过圣诞和新年的假日，所以在这期间人们有着足够的时间享受生活。 再者，由于华人比较喜欢节日活动，到了元旦，除了中国的节日，西方的节日也都过，所以节庆活动比较多。一般来说，大家还是要聚餐，还会有文艺节目，自己组织的，因为是一个长假期，很多人选择去旅游了，谁还来过这个节日呢？谁有能真正体会到元旦真正的节日内涵呢？欢愉过后，是否留下的只是寂寥？ 诸如这些元旦的“毒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在人们的笑声中，悄悄的在传播，又给人欢愉过后的情感带来隐隐伤痛。 (叶子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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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遭万亿吨毒洋垃圾围城: 污水入河鱼虾死绝(图)

文章来源: 央视网 于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垃圾，可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洋垃圾是什么，洋垃圾又分为多少种，进入我国又需要什么手续。一个名叫王久良的摄影师前后用了三年时间，对中国沿海多个省份进行了调查，发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进口洋垃圾的内幕。】 “洋垃圾”分拣厂工人关节肿大无法伸直医疗针头被孩子当成玩具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生态中心垃圾回收部，每天都有大量的居民垃圾在这里经过分类筛选，回收利用。回收部门经理丹尼尔称，如果是塑料，那无疑会流向中国市场。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好了。中国的买主能出别人两倍以上的价钱。 纪录片《塑料王国》的导演王久良通过追踪拍摄发现，每年进入中国的塑料垃圾远不止来自美国一家，这些垃圾最终都进入到了大大小小的废塑料回收厂。 王久良：从东北到华北到华东，到华南，整个东北沿海地区几乎每省份都有一些大型的、相对集中的废塑料产区，更何况还有数不清的分散小厂。所以我就感受到首先这不单单是一个环境问题，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产业的问题。 在国内一个沿海地区，王久良拍摄到一个废塑料园区，当地的一位塑料分拣厂的老板老郁说，全干得是洋垃圾，全国各地都有塑料市场，谁也灭绝不了它。虽然说是垃圾，它能利用上，它能让农民创造了财富，你也不能说它不好。 由于长期人工分拣废塑料，很多工人成为识别塑料种类的行家。 老郁：这个东西很杂，有几十种，几百种，甚至上千种。什么是聚酯，什么是聚氯，什么是S（塑料），什么是苯，什么是聚甲醛，经过点火看烟，闻味辨别出来。比如聚氯，你看一点火它就发黑了，离开火就灭了，一种不好闻的气味。

长期人工分拣废塑料让很多工人成为识别塑料种类的行家

厂里的工人是来自附近村庄的农民，大部分为妇女。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超过了70岁。 分拣工人：垃圾东西，又不是新的，没有味？什么味都有。 王久良：她一个月挣七八百块钱，而且天天干，她连续干这个产业干了20多年，自从有这个产业就开始干，就不停地分拣塑料，一直干了20多年，到现在每月收入七八百块钱。你翻她的手，就关节，每一块都是变形的，都是横向的S型弯曲，关节肿大，而且它永远是这样。　　在这个废塑料工业园，不仅可以见到来自美国加州的塑料，还可以看到德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塑料垃圾。这些分拣垃圾的农民并不认识上面的字，整个分拣过程也没有有效的防护措施，最多带上一副手套，一个口罩。厂房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到处可见成群飞舞的苍蝇。

在塑料分拣厂能看到不同国家的塑料垃圾

分拣工人：我这个手总是扎，好了又扎，这东西最怕扎破皮了，扎破皮，污染厉害。 王久良：比如说我碰到一个老太太，她捡到了一个瓶子，她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她想把里边液体倒掉，她想回收这个瓶子，结果不知道里边是氢氟酸、一种强酸，就把一个指关节全烧焦了。 最让王久良揪心的还是厂区里一个个天真活泼的孩子。他们或者是父母在工厂里打工，或者自己家便是从事塑料分拣行业，还有的尚在襁褓中。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危险一直伴随在他们的左右。 王久良：我拍了一个小孩在分拣垃圾，一个小姐姐，她一边捡着，她两个弟弟在边上守着，给我一个，给我一个，什么呢，针管子，就捡了好多好多针管子，小孩这么大一捆针管子放到口袋里这样玩儿。 在这些进口的塑料垃圾中，时常还可以看到严禁进口的医疗垃圾。这些布满细菌甚至可能携带病毒的医疗垃圾到了孩子们的手中却成为了玩具。 至于被这些废弃物扎破皮肤，更是家常便饭。然而为了生存，这些母亲却不得不将孩子带在身边，甚至连哺乳也是在垃圾堆中完成。 王久良：虽然说是废旧塑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所谓再生资源的概念，实际上塑料里面什么东西都有，臭肉烂馅，泡沫烂衫子什么都有。包括那些已经变质的鱼肉啊、罐头的这种食品，还有就是牛奶盒残留的牛奶变质之后，那味道极其难闻。 在王久良调查期间，大部分工人都知道这些塑料垃圾会给自己的健康带来种种危害，但是为了生存，他们却不得不坚持下去。 分拣工人：可熏得慌了，哎呀可熏死我了，熏有什么法。 分拣工人：其实俺也不愿意干，这东西又脏又有污染，俺自己也知道，对俺自己也不好，但是俺为了生存，没办法。 分拣工人：空气空气不好，水水不好。这什么好，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钱好。 清洗焚烧洋垃圾空气有毒鱼虾死绝村民苦不堪言 然而，并不是每一份塑料都能够得到回收利用。根据王久良的调查，一吨塑料垃圾，即使是运气好的话，也只有85%的塑料能够回收，其余的塑料垃圾则多数被就近处理掉。在郊外的一处农田旁，王久良发现处理剩下的洋塑料垃圾被随意地丢弃在这里。不仅污染了附近的河流，也侵蚀着旁边的农田。 当地农民：（垃圾）到了地南头，一刮北风就到了南头去了，这花生还好，等种了麦子，割麦子的时候，看不见就弄里面。　　除了被扔到郊外，还有许多废弃的洋塑料垃圾则直接被焚烧处理。在王久良调查的三年中，经常可以看到画面中这股腾空而起黑黢黢的浓烟。这些便是焚烧洋塑料垃圾的产物。

焚烧洋塑料垃圾产生大量浓烟

王久良：比如说我们到了广东佛山那边，它附近有一个垃圾焚烧厂，他们在焚烧塑料，拉出去之后进了焚烧厂，我们看到冒着烟，周边的民众也是好多的意见。像华北的某些地方，很多地方它就没有焚烧厂，直接进入填埋厂，甚至说就是野垃圾厂，就是村外边一些地方。几乎全部是靠焚烧去处理。如果不烧的话，你想想攒十年，不用攒十年，一年垃圾不烧，垃圾就满了。 在洋塑料垃圾的回收中，更为严重的是对水资源造成的污染。洋塑料垃圾在回收环节要经历分拣、清洗、粉碎等多个环节，其中清洗、粉碎都要利用大量的水资源。 分拣工人：洗衣粉往上一撒，就洗干净了。　　王久良调查发现，许多洋塑料回收工厂都是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加工环节产生的污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便直接排放到了附近的河流里。河水里面经常会漂浮着一层白色的泡沫，鱼虾更是早已死绝。

污水入河鱼虾死绝

王久良：因为塑料很脏，它要清洗塑料，用大量的清水，要加入洗衣服，甚至是说氢氧化纳，火碱、烧碱，清洗废弃塑料废水，几乎每一个塑料产区都没有一个相对完备的污水处理系统。有些塑料产区比较大的地方说也有污水处理厂，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它自己的作用，而有些就是摆设，大部分的污水还是直接排到自然界中。 除了对地表水的污染，更为隐蔽的则是对于地下水的破坏。在王久良调查的村庄里，当地的农民已经不再喝自家的井水，而是靠买水度日。 王久良：为什么不喝井里的水了？ 村民：他们说污染了。 村民：都让那干塑料干得污染了，河里的水都污染了，洗塑料的污水都过来了。 王久良：你想想整个地表水都是那么肮脏的时候，你怎么能保证地下水是干净的呢，而且这个产业一存存到一二十年，地下水我通过村民了解来看，他们来说十几年前我们村民就不再喝井里的水，他说水打上面之后，你烧水白垢太多不说，上面就明显就浮了一层沫，像类似油脂那种沫，味道也不是原来的味道了，所以地下水不能喝，他们只能买水。那有钱的人，每月花几十块钱买水，好像还不算什么，那些没钱的人呢，我碰到一个老太太，买一次水花了四块钱，这四块钱她要欠着，她没有现钱， 在调查期间，王久良认识了一名送水的小伙子。他告诉记者，附近地区像他这样送水的车有好几百辆。 送水的小伙子：周围的人都喝这水，买水的人很多，好几百辆车。 王久良：你想想整个地表水都是那么肮脏的时候，你怎么能保证地下水是干净的呢，而且这个产业一存存到一二十年，地下水我通过村民了解来看，他们来说十几年前我们村民就不再喝井里的水，他说水打上面之后，你烧水白垢太多不说，上面就明显就浮了一层沫，像类似油脂那种沫，味道也不是原来的味道了，所以地下水不能喝，他们只能买水。 对于环境污染，每一个参与洋塑料回收行业的成年人都心知肚明，即便是普通的工人也并不避讳这个话题。然而用环境乃至生命换来的金钱，到了这些工人甚至小工厂老板的手中，却又少得可怜。 王久良：那她们像这么割一斤塑料多少钱？ 分拣工人：一斤一毛钱，剩两千多块钱。 王久良：你跟你媳妇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分拣工人：一个月除了生活费， 王久良：那你这么辛苦赚钱是为了什么？ 分拣工人：为了孩子，为爸爸妈妈。 如果不能强力制止洋垃圾的入侵，我们美丽的国家，就会沦为世界的“垃圾场”，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手里有这样一组数据，足可以证明洋垃圾的危害。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仅在2012年，就有17个集装箱、总重达420吨的生活垃圾从英国运往亚洲，而其中七成被确认运往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国家。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自2000年至2011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额从最初的7.4亿美元飙升到115.4亿美元，2011年占中国从美国进口贸易总额的11.1%，仅次于农作物、电脑和电子产品、化学品和运输设备。2012年6月，网上一则消息称，宁波海关在进口货运渠道查获一批来自日本的1127吨辐射超标废金属，经检验检疫部门测定，辐射源为铯-137，辐射值超国家规定200%，为国家明令禁止进境的货物。因此，对于洋垃圾，我们应该始终保持警觉。

gin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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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惨案直逼死亡底线 巧合还是阴谋？ 孟川撰写2015-01-02 02:14:56 上海外滩跨年踩踏事件已过去两日，北京时间1月2日上午，中共官方公布了首批32位外滩跨年踩踏事件遇难者名单。截至目前，该事件已致36人死亡，47人受伤，重伤员尚未脱离生命危险。当死神还未走远之时，一个话题悄然占据这一悲剧话题榜中心——35人死亡编制。高度重合的数字究竟是巧合，还是阴谋？事件又将如何追责？截至多维记者发稿前，官方尚未对此给予回应。 2014年的跨年夜，上海外滩发生踩踏惨剧。上海官方当日通报的伤亡数据为35人死42人伤，这一数据与此前大陆网络盛传的“中共官场潜规则”巧合重叠，“称凡重大安全事故死亡35人以上，当地官员一把手就地免职。”在网络的放大镜下，魔数与魔术成了“35”前后几个数字的代称。事发当晚，相关救治医院紧急抢救遇难者的报道见诸各媒体头条，同时这也成为了“死亡编制”论支持者的一例佐证。有评论称，从现场画面来看，事故现场人山人海，很多目击者称倒下的人很多，还有被挤压受伤的，上海方面这次动用了四个医院，这些医院都是实力比较大的医院，如果人数不是特别多，不需要这么多医院同时参与救治。也有人说关于事故中死亡人数以37人为界限。 这一观点旋即得到支持，“至于伤者的数字，我不好评论，因为，我在医院工作几十年，清楚一个大都市医院的接诊能力，42人伤？如果仅仅42人伤，把他们全部送到一个医院就可以了，根本不会把几个大都市医院弄得乱轰轰手忙足乱。”一名自称医务工作人员的网民表示。随后，一份发生在大陆近二十年间的38起重大安全事故伤亡数据曝光，颇具“说服力”：1993年4月，辽宁省大石桥市列车与大客车相撞，35人死亡；1997年5月，深圳黄田机场空难，35人死亡(33旅客，2空勤)；2004年8月，山西临汾矿难，35人死亡；2009年9月，河南平顶山矿难，35人死亡；2010年6月，福建广西四川洪灾致，35人死亡；2010年8月，甘肃天水陇南暴雨，34人死亡；2010年9月，广东洪水地质灾害，34人死亡……

上海市公安局官方于12月31日晚23：32发布微博播报外滩实时消息称：“外滩迎新场面壮观虽然人多，但秩序还算有序，希望在现场的童鞋们配合民警和武警蜀黍的指挥，平安跨新年外滩已近饱和，蜀黍建议择地前往跨年。”

事发现场

神秘的35人死亡数据在线，让人联想到网络流传的“你懂的”的这句话，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有大陆官方背景的微信公共号“政知局”特此刊文，文章题目观点明确《辟谣，别再传神秘的35人“红线”了》，踩踏事件发生后，“听说重大事故死亡人数都不会超过35人”、“一次事故死亡人数超过35个人，市委书记将撤职”等说法在网上再次流传。早在3年多前，时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的黄毅就对网上“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死亡人数有一个神秘的35人‘红线’”说法，作出过澄清。 2011年8月4日上午，黄毅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有网友提问：网上有传言，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死亡人数有一个神秘的“35”人“红线”，超出部分就该计算为“失踪人员”，然后是伤者情绪稳定，当地政府官员积极救灾等捷报。请问你对此有何看法呢？“据我了解，没有所谓的神秘‘红线’。”黄毅表示，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界定事故的等级时，一般是以死亡人数来计算。比如，一次死亡3到9个人的为较大事故，10到29人的为重大事故，30人以上的为特别重大事故。除此之外，也考虑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受伤人员的数量。黄毅还解释了死亡人数计算中的一些细节：有些事故发生之后，在遇难人员遗体还没有全部找到的时候，一般是作为失踪，找到遗体之后，再计入死亡人数。所以，不存在以35人红线的问题。 无独有偶，《人民日报》也对这类传闻进行过辟谣。2012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30人以上死亡为特别重大安全事故》的报道。文章亦重申安全事故等级分级规定，只要造成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均构成特别重大事故，不存在“35”或“36”这样的特定数字。其实，据多维记者梳理信息显示，网传2009年9月，河南平顶山矿难35人死亡，据查询，有相关报道显示，河南平顶山矿难死亡人数上升至67人；网传甘肃天水陇南暴雨34人死亡，据查询，甘肃陇南、天水暴雨造成42人死亡13人失踪；网传广东洪水地质灾害，34人死亡，据查询，相关新闻显示“广东茂名‘9•21’洪灾遇难人数增至70人”，此处暂不一一列举类似数据，但仍然可以发现这份“红线”数据单的真实性是有待-考-证的。 然而，伴随着悲剧来临，这样的消息频频出现，个中原因引人深思。其中，舆论场内的讨伐声中不乏有评论公开质疑政府的公信力。在人云亦云的网络世界，将政府公信力作为主因虽难显公正，但从此次外滩踩踏事件来看，相关管理部门确是民众首要追责的对象。官媒新华社冲在最前线，新华社1月1日晚间刊发一篇“追问”踩踏事件的报道连发三问，质疑有关部门的风险预防策略是否充分、安全管理手段是否到位、应急控制措施是否及时。报道称，虽然事故原因还没查明公布，但“相关管理部门难辞其咎”。1,200多警力如何维持几十万人的秩序？虽然警方已经在微博上称外滩平安夜已经饱和，建议民众择地前往跨年，但“如果有市民没有收到相关通知，警方有没有组织警力控制人流的继续涌入”？ 同时，一篇《媒体十问上海踩踏:应急措施是否及时 将如何追责》的文章出现在官方网站及各大门户网站的首页位置，事发时外滩人流量多大？灯光秀转场是否及时通知？交通为何没有管制限流？踩踏是否由“撒钱”引发？特大城市缘何出现踩踏？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易鹏表示，30多条鲜活的生命没能看到2015年，是用生命对中国城市管理水平敲响了警钟：对中国不少大城市而言，硬件建设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的水平，但在城市软件管理水平还差距很大。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的同时，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同样有人在欢庆新年到来。与网民拍摄的上海外滩人群密如蚂蚁、聚成“一锅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街道每隔一段就竖起隔离栏和防护带，并对人流流向实施明确规定，照片显示，纽约时代广场人流众多，但警戒严备下显得井然有序。对比之下，不少网民对上海这一特大城市出现踩踏事故表示震惊，在他们看来，一线城市的管理水平应该比较先进，缘何出现如此重大的人员伤亡？正如上海市委书记韩正2014年11月25日接受采访时所言，作为一个特大城市的运行和管理，由无数个细节组成。这个城市运行的每一个细节，必须执行精细化的管理。与此同时，面对诸多疑问，当务之急是梳理调查之后，政府应尽可能详细的给予遇难者家属及公众们客观而公正的回应。 (孟川 撰写)

蔡棟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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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震怒 上海官场承高压将生变 麦垛撰写2015-01-07 01:13:58 北京时间2014年12月31日发生的上海群众聚焦踩踏事件仍未平息，并有可能导致上海政坛的巨幅波动。1月6日晚，中央召开全国案例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指称，迎新年之夜上海市外滩发生群众聚集踩踏事件，导致36人死亡，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中国旅游局方面亦作出表态，没有组织的活动，当地政府仍然要对安全负责。 分析认为，基于中央层面的这一严厉表态，不出意外将启动问责机制。这也就预示着，上海政坛或将因为此次严重突发事件出现人事方面的调整。相似的情况也曾发生于2008年的山西，当时的襄汾溃坝事故导致277人遇难，本来前途无量的政治明星孟学农引咎辞职。虽然此次事件严重程度不及当时，但造成的社会影响却与之不相上下。上海官场会因之出现怎样的变化，值得关注。2014年12月31日晚发生的上海外滩陈毅广场踩踏事件致36人死亡，49人受伤。据媒体最新报道，截至6日上午11点，已有29人经诊治后出院，20人继续在院治疗，重伤员减至4人，其中1人生命体征尚不平稳，仍在全力抢救治疗中。 北京时间1月6日下午，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全面部署了当前和2015年安全生产工作，尤其对“春节”前后和“两会”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讲话中指出，迎新年之夜上海市外滩发生群众聚集踩踏事件，导致36人死亡，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会议指出，近日，一些地方先后发生多起消防火灾、建筑施工、气体燃爆等重大事故，特别是上海外滩群众踩踏事件，虽然不是生产安全事故，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社会反响强烈，教训十分惨痛。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

对于舆论中猛烈的责问批评，有声音认为，此次事件有很大的偶然性，政府只应承担有限责任。但中央方面显然并不同意此种看法。马凯表态前后，中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在国家旅游局官网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尽管外滩跨年没有组织活动，但公共事件的责任主体已明确为各级政府，没有组织的活动，当地政府仍然要对安全负责。杜一力在文中表示，因为没有组织活动，所在地政府和上级政府以及主管部门责任意识会下意识地放松，但是法律并没有免责。政府不组织，还是会有群众性的活动出现，这种没有组织者的群众活动，政府仍然要承担责任，这是一些政府尚不自觉自知的责任。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此次中央方面的表态极为严厉，不同寻常，或许释放出将要问责相关负责单位和责任人的信号。其主要原因或许在于，即将到来的春运及两会一向是事故易发频发时间段，因此也是中国各地政府交通安全管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和群体性事件。当然，另一方面的考虑则是有可能转化为对政府的不满。就此来说，不排除中央方面以此为例，追责相关部门，以此警醒各地政府和交通管理部门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事件也曾发生在胡锦涛执政时期的2008年。山西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的尾矿库发生溃坝事故；宽约600米，长约3公里泥石流将下游的一个农贸集市和两个村子的部分房子冲垮，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最终死亡277人，4人失踪。9月14日，上任仅8个月的山西省省长孟学农第二次引咎辞职。当时的孟学农被普遍视为前途无量的政治明星，并且与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关系密切。因此，孟学农的主动辞职被视为开创了中国主动问责和引咎辞职的官场先例，并使他本人赢得了广泛声誉。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此次上海踩踏事件严重程度不及山西溃坝事故，但是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力却与之不相上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山西本来就是一个矿灾频发的省份，因此“晋官难当”；而上海则以国际化大都市闻名，被中央寄予厚望。上海政坛此次是否也会因此出现较高级别官员人事调整，值得关注。 (麦垛 撰写)

蔡棟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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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震怒 上海官场承高压将生变 麦垛撰写2015-01-07 01:13:58 北京时间2014年12月31日发生的上海群众聚焦踩踏事件仍未平息，并有可能导致上海政坛的巨幅波动。1月6日晚，中央召开全国案例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指称，迎新年之夜上海市外滩发生群众聚集踩踏事件，导致36人死亡，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中国旅游局方面亦作出表态，没有组织的活动，当地政府仍然要对安全负责。 分析认为，基于中央层面的这一严厉表态，不出意外将启动问责机制。这也就预示着，上海政坛或将因为此次严重突发事件出现人事方面的调整。相似的情况也曾发生于2008年的山西，当时的襄汾溃坝事故导致277人遇难，本来前途无量的政治明星孟学农引咎辞职。虽然此次事件严重程度不及当时，但造成的社会影响却与之不相上下。上海官场会因之出现怎样的变化，值得关注。2014年12月31日晚发生的上海外滩陈毅广场踩踏事件致36人死亡，49人受伤。据媒体最新报道，截至6日上午11点，已有29人经诊治后出院，20人继续在院治疗，重伤员减至4人，其中1人生命体征尚不平稳，仍在全力抢救治疗中。 北京时间1月6日下午，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全面部署了当前和2015年安全生产工作，尤其对“春节”前后和“两会”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讲话中指出，迎新年之夜上海市外滩发生群众聚集踩踏事件，导致36人死亡，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会议指出，近日，一些地方先后发生多起消防火灾、建筑施工、气体燃爆等重大事故，特别是上海外滩群众踩踏事件，虽然不是生产安全事故，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社会反响强烈，教训十分惨痛。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

对于舆论中猛烈的责问批评，有声音认为，此次事件有很大的偶然性，政府只应承担有限责任。但中央方面显然并不同意此种看法。马凯表态前后，中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在国家旅游局官网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尽管外滩跨年没有组织活动，但公共事件的责任主体已明确为各级政府，没有组织的活动，当地政府仍然要对安全负责。杜一力在文中表示，因为没有组织活动，所在地政府和上级政府以及主管部门责任意识会下意识地放松，但是法律并没有免责。政府不组织，还是会有群众性的活动出现，这种没有组织者的群众活动，政府仍然要承担责任，这是一些政府尚不自觉自知的责任。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此次中央方面的表态极为严厉，不同寻常，或许释放出将要问责相关负责单位和责任人的信号。其主要原因或许在于，即将到来的春运及两会一向是事故易发频发时间段，因此也是中国各地政府交通安全管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和群体性事件。当然，另一方面的考虑则是有可能转化为对政府的不满。就此来说，不排除中央方面以此为例，追责相关部门，以此警醒各地政府和交通管理部门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事件也曾发生在胡-锦-涛执政时期的2008年。山西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的尾矿库发生溃坝事故；宽约600米，长约3公里泥石流将下游的一个农贸集市和两个村子的部分房子冲垮，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最终死亡277人，4人失踪。9月14日，上任仅8个月的山西省省长孟学农第二次引咎辞职。当时的孟学农被普遍视为前途无量的政治明星，并且与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关系密切。因此，孟学农的主动辞职被视为开创了中国主动问责和引咎辞职的官场先例，并使他本人赢得了广泛声誉。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此次上海踩踏事件严重程度不及山西溃坝事故，但是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力却与之不相上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山西本来就是一个矿灾频发的省份，因此“晋官难当”；而上海则以国际化大都市闻名，被中央寄予厚望。上海政坛此次是否也会因此出现较高级别官员人事调整，值得关注。 (麦垛 撰写)

太极之友

不问责？如何交代呀？

wa2018

上海踩踏事故本身存在政府重大失职行为，而事故发生后上海当局的种种做法更加恶劣，引起社会各界的更大谴责，包括：严密封锁消息、限制媒体报道，公然将群众敬献的鲜花丢弃，逮捕网上“造谣者”，拒不提供事件真相，软禁家属，以尸体作要挟逼迫家属签约，头七仅让家属在现场祭拜5分钟等等，反映的是权力的傲慢和专横，对这样的恶劣行径，高层如不查处，不仅失信于民，也会失威于上海帮，让上海那帮人对中央更加不买账，继续搞他们的独立王国。

问责韩正。杨雄辞职！

网友:风云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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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明

林丹单飞不过是开后门 商业开发相应制度何在? 本帖选自微信 关于林丹在商业开发上“单飞”的传闻已经流传了两个月之久，前天，李永波和林丹首次就“单飞”表态。根据双方协商结果，林丹在代表国家队训练和比赛时须穿李宁的服装，球拍和球鞋可以是尤尼克斯，但不能露出标识。不过李永波也特别强调，林丹只是个特例，其他队员不能效仿林丹的这种“个人商签”模式。 林丹单飞事件看似圆满解决，但纵观中国体坛，运动员和运动队之间，因为利益上的分配不均发生的冲突并不鲜见。现行的举国体制，几乎将体制内的运动员、尤其是优秀运动员所有的利益与权益都“一网打尽”。林丹单飞事件能否成为“改革的一块试验田”，还需拭目以待。 林丹签下个人亿元大合同 李永波强调这只是林丹才有的特例 许多球迷都注意到，丹麦羽毛球公开赛，林丹穿上了新赞助商尤尼克斯的外套。此外，在亚运会上，林丹便已经拿着有明显尤尼克斯标志的球拍挥拍上阵了。再往前追述，去年世锦赛上，夺冠后的林丹则是“不经意”地用一条毛巾盖住了李宁的标志。 对球迷来说，这些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花絮新闻，但对中国羽毛球队来说，这却可能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 据称，林丹与尤尼克斯的合同长达十年，费用过亿。但众所周知，中国羽毛球队的赞助商是李宁。作为队中的最大牌，林丹“移情别恋”，不仅是对李宁公司的一个重大挑战，也是对中国现行体育赞助商体系的一个重大挑战。 此事最终能够圆满解决，得益于李宁的大度。李永波称，李宁公司在谈判过程中给了国家队和林丹足够的包容，“尤其要感谢李宁先生，他也是优秀运动员出身，能理解林丹有了今天的成绩后，希望个人利益最大化。” 不过李永波也特别强调，林丹只是特例，因为“后者对中国羽毛球的贡献无人替代”，其他队员无权效仿。 运动员试图单飞林丹并非个例 田亮孙杨姚明都曾遇到这个难题 事实上，体制内的运动员在商业开发上尝试进行“单飞”，林丹并非第一个。很多人可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当年的田亮和如今的孙杨。 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风光无限的田亮试图在商业开发上“自己说了算”。随后国家游泳管理中心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对奥运跳水冠军田亮作出除名决定。 不仅是田亮，2011年上海世锦赛期间，孙杨穿了一件361°的衣服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国家游泳管理中心副主任尚修堂当时就提出了批评：“国家队的运动服赞助商是耐克，你不能与361、362什么的签约，必须与国家队保持一致。”

此外，更早一些，2003年初，经过中国篮协授权、印有姚明形象的可口可乐易拉罐出现在中国市场，而当时姚明已经与百事公司签约。于是姚明就可口可乐公司涉嫌侵犯其肖像权事件正式向法院递交诉讼书。不过双方最终达成庭外和解，姚明撤回了诉讼。这起官司最终没有成为推动中国运动员个人商业权益改革的契机。

特例只是一种变相的“开后门” 应用制度化来确保各方利益 其实谁都知道，那些顶级的体育明星往往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但在国际体坛，很少有人敢强行地无偿占有这些商业利益，而是更倾向于以合作商业开发的方式来获得“双赢”。 例如EA公司出品的《NBA live》系列游戏，在其中的几款作品中，由于没能获得乔丹本人的授权，只能按照乔丹的个人特点制造出一位被命名为“Player”的无肖像球员，不敢擅自使用乔丹的肖像，否则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严厉的经济惩罚。 与国际体坛相比，中国现行的举国体制几乎将运动员，尤其是优秀运动员所有的利益与权益都“一网打尽”。这种借“举国体制”之名行侵权之实的行为，非但不具有合理性，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脚。 如何来处理这种情况呢？其实一些职业化程度较高的项目已经给出了回答。比如女子网球项目近年来实施“单飞”的过程中，采取了运动员与相关部门签约的做法。相关部门可以分享到一定比例的商业收入，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赋予运动员充分的自主权。 回到林丹的“单飞”，如果真是一种大胆的改革，那么应该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国家队赞助商的利益如何保证？运动员自主商业开发的边界在哪里？国家队对运动员的约束性又体现在何处？……总之，用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来确保各方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特例不应该只是针对某个运动员，而应该是针对所有的运动员群体，否则，便不是进步，而只是一种变相的“开后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