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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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坠机身亡 周恩来紧握毛泽东手痛哭[转帖]

　　2008年01月25日 人民网

　　摘自《我的伯父周恩来》作者：周秉德 辽宁人民出版社

　　注：本文的作者为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故文中称周恩来为“伯伯”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消息一经证实，有人立即提出用导弹打掉。毛泽东主席摇摇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而伯伯曾拿着话筒向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话：“林副主席无论在国内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机场迎接。”接着，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

　　有一个情节鲜为人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原本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

　　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

　　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如果从身材长相上看，周恩来只算是中等个，典型江南人的脸庞，端庄清秀，举止文雅，让人不禁联想起西湖边的杨柳。可是，从跟随他工作开始，不管是外交上的剑拔弩张，还是党内错综复杂的局面，他永远应付自如！而且，他仿佛是专为克服困难来到这个世界的，往往越是困难、艰险，他越有力量和办法，仿佛世界上没有难得住他的事。

　　
　　纪登奎

　　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确实，纪登奎也是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真正想明白周恩来的痛哭失声：为着树立和维护林彪副统帅的地位，冲击打倒了党政军那么多老干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国从上到下，几乎无一幸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多少老干部被投入监狱，多少群众因之划线受批判……如今，这个一直是被称为毛主席“最亲密战友”，并作为毛主席当然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竟带着老婆、儿子逃往国外，落得个折戟沉沙，死无完尸！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他怎么不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痛心！怎么再说以打倒刘少奇大树特树林彪为主要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又怎么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笑指拥有原子弹的美国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林彪外逃之时，毛主席已是年过古稀老人，林彪外逃之事，给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致命的。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扶着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

　　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至今张树迎还仍常对我感慨：你伯伯一直维护毛泽东主席的地位，你说他崇拜主席，尊重主席，也是为了这么大的国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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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蒋介石始终想保存他自己的嫡系部队的实力?铁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派胡言[转帖]

看看下面这篇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写的文章便知道那些污蔑说蒋介石在抗日期间一直想保存他自己的嫡系部队的实力的人简直是昧着良心在造谣：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淞沪会战

　　此文原载于黄仁宇所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所出版的《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楼主我则是从8月18日的《文摘周报》的第07版上转载过来的：http://epaper.scol.com.cn/wzzb/20090818/

　　淞沪作战并无全盘计划

　　淞沪地区之攻防战，国军不能算是尽到战术上之至善。战事开始第一日就有第88师旅长黄梅兴阵亡，可见得战况激烈。战后日海军陆战队营房为第三方面军接收，此建筑物上凡经枪炮损伤之处，虽经日方修葺，但其弹痕仍特别留出标示，以作历史例证。观者可以看出，命中之处虽多，但所用非重兵器，不能尽摧毁歼灭之效也。此亦为今后八年国军作战之最大弱点。

　　从现已公布之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无全盘计划。最初蒋希望以优势兵力消灭敌之据点，此计未酬，他即下令严守1932年第五军及第十九军在128战役之防线（一·二八战役就是蔡廷楷的第十九路军1932年在上海地区所打的那场战役——楼主附注），逼近黄浦江西岸，此阵线被突破，他再扼守罗店、大场、蕴藻浜之线，距原阵地仍不过五之十公里。他从未作敌方可能使用之兵力及进攻目标之判断，本军防守期间之预计，全面反攻计划，次一步之战略防御，和总预备队之区处与控制。从日记文字看去，这一切均未经考虑。

　　淞沪之败在于蒋介石不知兵？

　　淞沪之攻防战损害过重，非中国可能担负，南京应早放弃，而不应作装饰门面之防守，此等错误日后为政敌用以攻击蒋介石之口实。史迪威及李宗仁均以此等等差池与过失，作为蒋介石不知兵之明证（如果蒋介石不这样做的话，估计中国的左派会指责他实行逃跑主义，说国民党不堪一击、不战自溃。——楼主评点）。

　　即是同情于蒋氏之读者，至此亦难为之解说，他不是已经说过对付日本不能孤注一掷，应当有第二线及第三线等阵地？他不是已经说过长期抗战越久越是有利？何以他自己不顾前言，作不较厉害的牺牲，招致无从整补的损失，并且以“维持一时体面”构成作战之用意之一，因不避虚名而就实害？

　　当时蒋介石日记即已隐若的说出此情节，有如淞沪抗战将近尾声时，日记中有此段:“此次抗战成败得失固难逆料，但统一局面必可因益见巩固。”(1937年10月31日)此与我们所说，因着抗战 蒋介石替新中国制造一个高层机构之说法，至为接近。

　　用此眼光倒看回去，我们可以认清1937年之所谓国军，非似其他国家之陆军，亦不似于对方日本之陆军内常备役、后备役、预备役之人员、器材全可以互相对调。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亦已说起，当卢案发生时，他奉蒋电邀往南京协商，兹后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然则彼等成行之前，仍有四川之刘湘及云南之龙云劝阻，他们以为蒋介石必乘抗敌之名拘留李、白，攫得广西，并及川滇。可见得内部缺乏团结及统一之情形由来已久。

　　1937：中央与地方之复杂关系

　　蒋介石如何能诱致各地方领袖参加他主持的抗战？（地方领袖应该是指地方军阀——楼主评点）日记内无确切之说明。但其行动则极显然，最先只有将“嫡系”部队不惜牺牲的投入战场，包括德式装备各师及机械化部队已是如此，此外教导总队原为筹备新军而设，数千人全部新式装备，而且其人员经过极严格之遴选，所有士兵身材限于一定之长度，全总队经过严格训练，以便为示范及储备为下士官之用，并为来日各军师标准化之基础。此时以毫无留恋，立即耗用于淞沪及南京战场，以后始终无法恢复。我曾在各地说及，蒋之主持抗战，“空城计”之姿态有之，“苦肉计”之姿态有之。

　　初期抗战无争胜之可能，但对于鼓舞人心则收效极大。郭廷以摘录国民政府迁都宣言文句，“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等语(1937年11月20日)为“所说毫不夸张”。这种精神不因南京失陷而减杀。台儿庄战役(1938年4月)的过程中，云南部队蜂拥上前，企图以密集队形捕捉敌军战车，四川部队因军纪不佳而两个战区拒绝收纳，自惭形秽。这情景已与当初刘湘与龙云企图劝阻李、白的疑忌，有了一日千里的距离（就是说当时两个战区的官兵都因为“川军”相对来说作战不是特别勇敢、军纪不是很好而拒绝与川军这样的孬种部队为伍。——楼主评点）。

　　根本缺陷：国家与社会无从动员

　　蒋在各省抽调部队，以个人磋商激劝之方式行之，已如上述（抽调的应该是地方军阀的“军阀部队”——楼主评点）。其所发津贴各出不同，各部队到沪日期及沿途所需交通工具，则按路途远近及与中央之关系，分别责成交通部(俞飞鹏)、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黄绍竑)及侍从室第一处(钱大钧)就地办理。因皆临时到达，亦无从全盘计划。

　　淞沪战事紧张之际，蒋曾手书宋子文，以麻袋“交南市朱逸民五万只，南翔第六师转陈辞修五万只，其余30万只皆运苏州交顾墨三兄可也”(1937年9月24日)。如是许多麻袋有何用场？视其下令日期及指定交纳地点，似为准备填塞泥沙作为巷战之用，然则兹项处置，不由军需军械人员筹办，亦不经参谋设计分配，即由统帅决定，麻袋又不在后方购买向前输送，而在租界内采办，似此种种举措均超过常情。主要原因 为缺乏经费预算及交通工具。（摘自《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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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江青进入政治权力的主航道 [转帖]

　　1966年，对于江青来说，是她生命中最得意的一年。
　　在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启的《“五一•六”通知》下达12天后，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在这份名单中，江青名列陈伯达和康生之后，职位是副组长。这是江青嫁给毛泽东28年来，第一个重要实职。
　　3个月后，陈伯达患肺炎，入住北京三〇一医院，“文革”小组组长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第一副组长”的称谓，第一次被提出，而江青也正式称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灵魂人物。
　　《江青全传》作者写道：要想了解“文革小组”在国家中的作用，只要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出现一下情况是什么样子就不难理解：里根总统解散了他的内阁，只在白宫班子里挑选几个忠于自己的人，组成一个小组，并任命南希•里根负责这个组织，作为美国临时政府，而里根本人则是在高兴时才过问一下。
　　中共八十多年的历史，只有十年“文革”的非正常时期，才出现了这样非正常的现象。
　　毛泽东对于这种状况却十分欣赏，他甚至说：“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江青的提升令人吃惊，她有过凄惨的童年，颠沛流离的青年，甚至在当上“第一夫人”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党中央在她和毛泽东结合之时就规定了她“20年内不能再党内任职”。但现在，她开始进入政治权力的主航道。
　　早在4年前，阶级斗争再次被毛泽东重新提起，江青从中看到了机会。
　　她把投机的目光投放到了文化领域，她的演员经历，让她认为她是这个领域有资格的发言人。在那一年里，江青在上海观看并审查了上千个剧本，上海市的市长柯庆施，是为数不多支持江青和毛泽东婚姻的领导人，与江青有着紧密的联系，这让江青在上海的活动得以顺利地开展。也是在上海，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紧密的联盟。
　　江青的第一枪投向的是早年曾经对她表示过轻视的剧作家田汉，在江青的授意下，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兼《文汇报》总编的张春桥下令刊发了一篇批评田汉剧作的文章，言辞激烈。
　　紧接着，江青跑到了北京，按照自己的思路改造京剧，样板戏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炉了。不过，江青在北京碰了钉子——北京市市长彭真根本不买她的帐。
　　彭真看了《沙家浜》的演出，说那就像“一杯白开水”，并且，如果他听说江青要在哪个剧院排戏，他就会把那个剧院提前订出去；如果他听说江青要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就会马上指示新闻界不要发表。在当时的北京，彭真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些。
　　毛泽东在此时表示了对妻子的支持。他公开赞扬了《沙家浜》。
　　而在江青的戏剧改革完成的时候，几乎所有文艺界的人都表示了反对。包括曾经没有让还叫“蓝苹”的江青在《赛金花》中扮演主角的夏衍、抱怨“江青一来，事就难办”的周扬，还有毛泽东的同僚们，彭真、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后来在文革中逐一被打倒。
　　对于反对的声音，江青是不在乎的，只要毛泽东喜欢就可以。也是从那个时期起，毛泽东对江青表示了全面的支持。
　　江青开始筹划在文化界掀起一场风暴。她意识到这场风暴的掀起要借助于毛泽东的力量，当她意识到这一点时，她开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传声筒。
　　受到毛泽东在1959年称赞海瑞的启发，历史学家吴晗写于1961年的《海瑞罢官》，在1965年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毛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吴晗的戏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毛的态度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此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彭德怀因为大跃进的失败激烈地抨击了毛泽东，结果被罢免了国防部长的职位。这让毛觉得这戏影射了自己，毛的感觉让江青找到了发挥的地方。
　　在江青的授意下，姚文元写了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江青的这种发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毛泽东的心理，这让毛泽东认为，除了江青，他身边尽是些拖后腿的人。
　　到了1965年的冬天，江青已经逐渐靠近了权力的中心。
　　三十年代，江青曾经被国民党逮捕，为了出狱，她写下了悔过书，声明放弃她对革命的看法并脱离****。在更早之前，作为上海滩上的明星蓝苹，风流浪漫，24岁前已有过3段婚姻。后在延安遇到了第四任丈夫毛泽东。
　　越靠近权力的中心，江青就越担心她过去的底细被人揭发出来。凡是那个时期在上海和她生命轨迹有交集的人，都在她登上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之后被无情的清洗，还有过去反对过她的那些人。
　　清洗并不是江青一手包揽的。但是她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北京大学，江青遇到了一群反对她的学生。“我们要绞死你！”“我们要油炸你！”学生们用那个无序的年代里特有的语言表达对她的不满。面对这样的状况，江青表现出了她少有的幽默：“我现在非常忙，等我有时间，我一定请你们来绞死我，来油炸我。”
　　她一点也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她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毛泽东在慢慢变老，江青的权力欲望无限膨胀。
　　一个没有制度保障的混乱社会，这种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反而会让这一时期更快的过去。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
　　江青被捕时，态度依然强悍。因此李敖评价她“至少不孬”。
　　1991年5月14日，江青自杀身亡，历史对她的盖棺定论是：阴谋家、坏女人、祸国殃民者。
　　如果我们想要客观地叙述历史并从中寻找借鉴，就不能因为她曾经歪曲过历史就歪曲她的历史。其实，江青的悲剧，不能单单说是由于她的品质恶劣，在更多的程度上，她反映了在非正常的年代里，残缺的制度对人性的扭曲。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 作者：网易特约：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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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时期中国工人的工资，看百年后的工人阶级地位[转帖]

　　独角兽资讯 发表于 2009-8-10 12:40:00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8年5月8日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 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 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 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 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 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平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

　　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 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

　　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 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 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 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 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 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 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注：当年没有星期天休息的概念的，2个月或72天假期减去52天星期天，还有十多天带薪假期）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爷爷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爷爷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 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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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发展,对外和亲[转帖]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在我国,历来有许多和亲安政之事。姑娘出嫁多半成为一招死棋,安抚得了这一代可汗,拉拢不住另一位单于。以女人换和平的怀柔政策,并未给中原带来一劳永逸的好处。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便有此传统了。但两国关系只靠一个女人来维系也有点太不可靠了吧！弄不好还会搞得两国反目成仇。如鲁桓公娶了齐襄公的妹妹文姜,不但未能联手互利,反而祸起萧墙,竟还为此送了性命。欧洲历史上也不乏亲家之间因王位继承反目成仇,甚至引起战争的先例。但中国历史上,为了国家一时的利益用一个女人来和亲,是很常用的一种外交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都是一些非常典型的和亲安政的例子。

　　昭君出塞

　　王昭君——民族团结友好的使者,自古以来就活在人们心中,为各族人民所崇敬和传颂。

　　在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北部边境主要因匈奴的侵犯而常常告急,成了汉朝的国境大患,但又确实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匈奴是马背上的民族,来去倏忽,没有固定的地方,甚至没有固定的边境,与汉族的农耕方式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尽管匈奴的势力不是很强,却很难防备。他们往往集中优势骑兵攻其一点,使得汉朝防不胜防,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最后也没有太大的成效。

　　在汉七年时,刘邦亲征匈奴,被困白登七天七夜,差点丧命。从此以后,汉朝再也不敢小看匈奴了。刘邦见边境不能安宁,于是采纳了刘敬之计,用和亲之计来笼络匈奴的单于,并认为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长久之计。在以后的岁月里,汉朝嫁过几位公主给匈奴的单于,王昭君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晋时为避司马昭之讳,改称“明君”,西汉晚期生于南郡兴山县。因聪慧丽质、容貌秀美,汉元帝时入宫为“待诏”,但因种种原因终究没能得到皇帝的宠幸。

　　这时正是与汉朝相抗衡的匈奴内战频繁时期,匈奴由于贵族争夺权力导致势力衰弱,后来匈奴发生分裂,五个单于分立,互相攻打不休。

　　其中有一个单于名叫呼韩邪的,被他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了,死伤了不少人马。呼韩邪单于和大臣商量,决心跟汉朝和好,于是便亲自带着部下来朝见汉宣帝,也因此得到了帮助。呼韩邪单于十分感激汉宣帝,于是便一心想要和汉朝和好。西域各国听到匈奴和汉朝和好,也都争先恐后地同汉朝打交道。

　　汉宣帝后,也就是到汉元帝时期,匈奴的郅支单于侵犯西域各国,还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者。那时候,汉朝国力强盛,就派兵打到康居,打败了郅支单于并杀了他。这样一来,呼韩邪单于的地位稳定了。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一次到了长安朝见汉朝新皇帝,元帝对他礼遇如初,并又馈赠给他一大批布、帛、锦缎等物。当时,呼韩邪单于为进一步表示自己对汉朝的感激与忠诚,便主动要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

　　汉朝以前与匈奴和亲,为了表示诚意都要挑选一个公主,即便不是公主也是皇帝宗室的女儿。但这次汉元帝决定挑个宫女给他,他吩咐人到后宫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的,皇上就把她当公主看待。后宫的宫女大都是从民间选来的,一进皇宫她们便像鸟儿一样被关在笼子里,失去了一切自由。所以,她们都巴望有一天能够出去,但听说是要到举目无亲的匈奴去,都很不乐意。

　　有个宫女叫王嫱,长得十分美丽,又有见识。为了自己的终身,她毅然报名,自愿到匈奴去和亲。管事的大臣正在为没有人应征而焦急,听说王昭君肯去就把她的名字报给了汉元帝。汉元帝吩咐管事的大臣择个日子,让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长安成亲。

　　王昭君的这种行为表现了一个弱女子不顾边塞荒凉,不畏北地风寒和毡帐之苦的非凡胆识和勇气。昭君出塞和亲可以说是当时汉匈双方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汉元帝为纪念这次和亲,改元为“竟宁”,意为和平安宁。呼韩邪单于把昭君封为宁胡阏氏,即胡汉友好皇后。为此后人还在她去世后,为她建造了昭君墓。

　　但是很不幸的是,王昭君到西域两年,呼韩邪单于就去世了。当时,她为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伊屠智牙师。呼韩邪单于死后,王昭君伤感不已。在那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她更是日夜思念故乡,于是上书求回长安。几个月后,新即位的成帝敕令昭君从“父死妻其后母”这样的习俗,改嫁呼韩邪单于第一阏氏所生的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后来,昭君也为雕陶莫皋生有两女,即须卜公主与当于公主。

　　为了感激昭君在匈奴的贡献,建始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0年,匈奴复株累单于派其子右致卢儿主入侍。

　　复株累单于在鸿嘉元年病死,昭君从此寡居。这一待就达六十年之久。昭君出塞后的六十年是汉匈和睦相处的六十年,也是包括呼和浩特地区在内的整个漠南和平发展的六十年。她在匈奴传播了汉朝的先进文化,此时匈奴出现了“牛马布野人民炽盛”的繁荣景象。饱经战乱之苦的汉匈各族人民享受了六十年的和平生活,因此深深地爱戴着王昭君。

　　在昭君寡居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为匈奴人贡献了一生的昭君与世长辞。王昭君是民族团结友好的象征,她的功绩也得到后世的尊重。昭君死后,她的后代子孙继续为汉匈两国友好而奔波,从昭君出塞的竟宁元年始至王莽篡汉的四十年间,双方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

　　虽说昭君出塞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但昭君出塞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可否认的,它大大促进了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因此有人说昭君出塞是“一座丰碑”,是一种象征,所以后人都以昭君出塞安汉而论之。

　　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

　　在我国历史上,像这样以公主或宗室女下嫁番邦国王和亲的事例数不胜数,但是最著名的和亲安政除了汉朝时昭君出塞之外,还有一次就是在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在她的影响下,汉藏两族的友谊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后人便把文成公主誉为最成功的女外交家。

　　文成公主生活的时代正是唐王朝走向全盛时期。一代名君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使王朝很快达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社会安定,生产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大,以至于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升平景象,正是被历代称道的太平盛世时期。但唐太宗对内发展经济的同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采取了合理的政策。他通过战争手段统一边疆地区,坚决打击一些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和威胁;同时又通过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来处理民族矛盾,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对被征还是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唐太宗都不强行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担任多级官职,管理本地区及本部落的人民,同时还送给他们一些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还被唐太宗选拔在京师长安任职,有的担任文官,有的甚至在皇宫中担任禁军首领。此外,唐太宗还多次把宗室女嫁给少数民族的首领,通过和亲的政策加强少数民族与唐朝的联系和团结。为了进一步密切与唐朝的关系,寻求唐王朝强有力的保护,许多部族首领在朝贡的同时纷纷向唐表达了求婚联姻的愿望。

　　隋唐之际,即公元七世纪前期,吐蕃族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领袖名叫松赞干布。他性格骁勇、足智多谋、勇敢善战,所以年纪轻轻便当了赞普。吐蕃部落在他的带领下英勇无比,用武力征服了青藏高原上的很多部落,当时就连实力与之相等的羊同国（有大小二羊同国）也俯首归顺,其余较小的部落也向他俯首称臣。随后,他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成为青藏高原各部落的霸主,以逻些为首都。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松赞干布开始派遣使臣向唐朝贡,受到唐王的热情接待。接着唐朝亦遣冯德遐为首的使团携带着国书和礼物随同使臣回访吐蕃。

　　松赞干布隆重地接待了唐朝派来的使者冯德遐,本来就非常景仰唐朝文化的松赞干布看到冯德遐雍容优雅的态度,华丽高贵的服饰,也就更加喜欢和汉族亲近。他从唐朝赠送的礼物中更进一步地认识了唐朝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让他更加羡慕。当他听说邻近的突厥和吐谷浑都向唐朝请求通婚时,松赞干布立即做出了向唐朝皇室求亲的决定。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松赞干布派遣他的大相（职同宰相）禄东赞送上黄金五千两,珠宝数百件到长安聘婚,唐太宗答应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藏之后把唐朝的优秀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了西藏,和松赞干布齐心协力发展吐蕃的经济和文化。

　　文成公主对藏族文化的影响意义深远。她将汉族的许多文化都传到藏族,丰富了当地的经济与文化。当时藏族记事都用绳子打结或以木刻来表示,没有文字。在文成公主的倡导下,松赞干布派人专门研究文字。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藏族当时创造了三十个藏文字母拼音、造句文法,结束了藏人无文字的历史。从那以后,汉文书籍可以译成藏文,对藏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西藏过去无完整的历法,以麦收的季节作为一年的开始。文成公主入藏后推行夏历制,大大便利了藏族历史文化的纪年和著录。此外在音乐方面,文成公主带去的宫廷乐队为藏族的民间音乐增加了新的内容,提高了藏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另外,她带去的许多工匠使藏人深得其利,这对藏族的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藏民掌握了汉族的先进工艺技术。她还推广了汉族的农业生产工具,大大发展了藏族的农业生产力。文成公主带去的各种植物种子也在西藏土地上生根、开花、结实,改变了藏民的食品结构,丰富了藏民的食物品种。所以,文成公主对藏族人民的意义非同小可。

　　由于当时的唐朝信奉佛教,自然而然文成公主也信佛。松赞干布深受其影响,因此他在藏族也大力提倡佛教,还特地在拉萨修了大昭寺,这对西藏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在文成公主的倡导下,松赞干布不断派人到长安留学,学习汉族优秀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还聘请汉人到西藏掌握文书,传授知识。为帮助藏族发展,大唐王朝不断送去蚕种,帮助其发展养蚕业,使藏民的服饰有了很大的改观。唐朝还送去酒曲,派人帮助发展酿酒事业。还有碾磨、造纸、造墨等等,也派专人传授。文成公主本人还亲自传授了刺绣、纺织的技术。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藏族的文化生活发展甚速。松赞干布本人对文成公主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在她入藏之前,藏人喜欢用一种矿物赭石的色彩涂面,公主讨厌这种化妆品使人面目可憎,松赞干布马上下令全国禁止使用赭石涂面。文成公主非常喜欢穿汉族轻质的纨绮服装,松赞干布也脱掉传统的藏民皮褥毡裘,与文成公主一同身着丝绸服饰,真是做到了妇唱夫随！

　　文成公主为发展藏族的经济文化和加强汉藏的往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藏族人民为了纪念她,还保留了二人结婚时的洞房遗址,至今还在布达拉宫里安置了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塑像。时至今日,西藏民间还广泛流传着歌颂文成公主的民歌,歌颂她为藏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自文成公主入藏到松赞干布逝世共十年的时间内,大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在文成公主联络的基础上,至此已到了水乳交融的顶峰。但是后来又出现了战争,所以“和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的政治关系。也就是说,“和亲”的长久利益并不存在,只是偶尔能捞到一点儿“内应”的方便。隋炀帝就被远嫁突厥的义成公主救了一条性命,虽然她们对国家起不到什么长久的利益,但至少和亲女子可在危难关头临时吹吹“枕边风”,其实每个公主远嫁都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我们不否认文成公主入藏的功绩,民族大融合的友好接触应该为人所提倡。但这绝非当初封建统治者的本意,他们的本意是想通过和亲来保境安民,但和亲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惟有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富裕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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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红白两个帝国之间 [转帖]

邵建，《山西文学》 2005年第06期

鲁迅眼中的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麦加”,它的存在是全人类的光明和希望。鲁迅一边大量翻译苏联文学艺术作品,一边介绍苏联建设的伟大成绩,同时更力斥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各种谰言。这些工作,鲁迅是自觉的。在“苏俄情结”的作用下,鲁迅以“金不换”之笔拥戴苏联和捍卫苏联,成为其三十年代创作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上海的小市民真是十之九是昏聩糊涂,他们好像以为俄国要吃他似的。文人多是狗,一批一批的匿了名向普罗文学进攻。”①这是鲁迅给友人信中的话,表现了他对厌恶苏俄的人的厌恶。也许为鲁迅所不屑的上海小市民们并不糊涂,中国这个北邻对它的南邻,“要吃”之心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早在上个世纪初,旧俄和日本,就在东北为各自利益打了一仗。新俄成立,祸心未止。东北张作霖之死,过去一直认为是日本人的事,后来苏俄档案揭秘,却是新俄所为。早在1920年代,“用病榻上的孙中山谆谆告诫年轻的张学良的话说,就是:你们东北身处‘红白两个帝国’中间。孙中山不管两个强邻更换什么样的国体外衣,挂什么图案的国旗,他一眼就看穿苏联与日本的共同本质。”②

那么,鲁迅面对“红白两个帝国”,又是什么态度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当时左联的《文艺新闻》向上海著名文化人士发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个发问在措词上就令人不解,“意义”往往用于积极方面的评价,侵略者闯进了自家大门,还有什么“意义”可言?鲁迅的回答是:“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③

鲁迅这句话有点让人看不懂。尽管我们知道,鲁迅好用反语,也尽管这里的“膺惩”都打上了引号,但,整个句子还是让人感到难解。以鲁迅对中国军阀的痛恶,“膺惩”一词是能够传达出“活该”的意思。如此,倒也正应了发问中的“意义”。可是,第二个“膺惩”呢,它的所指是中国民众,鲁迅用了同样的词,打了同样的引号,而且是同样的口吻,不知是否可以作同样的理解。只是,如果不同样,那么,这个“膺惩”又是什么呢?在这里,势不两立的军阀和民众,是不应共用一个词的。

可与之相参的是鲁迅次年在北平辅仁大学的一个讲演。鲁迅说:东北事变后,上海兴起许多抗日团体,并都有自己的徽章。“一·二八”事变中,凡有这种徽章被日本人发现,就难免一死。有些人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徽章放在口袋里。还有些人,穿军服拍照,照片还在,军服也挂在家里,自己却忘了,但日军一经查出,又格杀勿论。于是鲁迅总结:“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以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④杀人是“残酷”还是“认真”,问题不难分辨。按鲁迅的思路,“膺惩”正可用在这里,认真的“膺惩”不认真的,所以,后者“倒霉”。

然而,以上只是日本占领东三省意义的一面,更值得注意的倒是另一面。鲁迅说:“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⑤“白”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操的却是“红”帝国主义的心。日本人分明占领的是中国领土,问题的严重性却在它是攻打苏联的第一步。“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本土的利害竟不在计较之中。面对国难,鲁迅一步就跨到苏俄那边去,好像这事和中国无关(有关的也只是两个“膺惩”)。应该说,鲁迅的判断不是没有根据。

占领中国东北后,下一步怎么办,日本军事上层的确发生过分歧,海军的意见是“北上”,攻打苏俄,陆军的意见是“南下”,征服中国。双方争执得很激烈。这些情况,鲁迅当然不知道。可是,既然不知道,为什么首先考虑的,偏偏是苏俄。尽管在鲁迅那里,苏俄是劳动群众的希望。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日本侵略,对世界的劳苦群众是“苦楚”,为什么对中国民众却是“膺惩”,难道中国民众不在这“世界的劳苦群众”之中?短短的一问一答,问的奇怪,答的蹊跷。面对民族危机,鲁迅原是以苏俄为中心来考虑问题、发布态度的。

1929年夏,中国和苏俄这个红色帝国因“中东路事件”发生短暂的战争,战场就在中国本土,是苏军打进了满洲里。可是,斯大林却指示共产国际发出“保护苏联”的号召,于是,上海的街头就出现了“武装保护苏联”的标语。次年,上海文坛发生“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它主张文学艺术应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因为它的国民党背景,也因为它的反普罗文学,鲁迅对它进行了专门的批判。但是,这样的批判却和“捍苏”联系在一起。《黄人之血》是“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它是一部历史题材的诗剧,按照鲁迅概括,它叙述的“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古思汗的孙子拔都元帅,真正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人——这是作者的计划。”⑥概括了作品的内容后,鲁迅揭露其用心:“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引同上)本文对《黄人之血》没有评价兴趣,只是指出它的出现和“中东路事件”这一背景有关。作品或许很差,也没有什么不可批判。但需注意,批判者是站在他方立论的,意即在两国利益发生直接冲突时,坚持阶级论的鲁迅是站在苏俄一方来揭穿“民族主义文学”的“险恶用心”。其实民族主义文学并不重要,哪怕它有攻打苏俄的喧嚣,那也是被“中东路事件”激出来的,不但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且实情正相反,苏俄打了进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实际上和“武装保护苏联”同调,是在用文章捍卫苏联。

“中东路事件”两年后,又发生了“九·一八”,红白帝国主义轮番给中国带来灾难。鲁迅如何看待这之间的关系?如其上,鲁迅的判断是“……‘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⑦

民族主义文学是否有这样的“理想”,鲁迅有自己解读的权利,正确与否,是另外一码事。但,“东征”的实质是“西征”,实际上是鲁迅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又有了新的进展,即,被占领东三省的中国人,要跟着日本进攻苏俄了。这是鲁迅的话:“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⑧

原来《黄人之血》写的是当年蒙古人征服汉人后,又纠集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去打俄罗斯,因此,在鲁迅看来,日本人就是当年的蒙古人,中国人就是当年的汉人,他们合伙要向苏俄进攻。鲁迅不仅是解读作品,更是在判断现实。但这种判断是离奇的,它离事实相去太远。不过,离奇的判断,却不离奇地表露了鲁迅的心迹,苏联,是他心中无以放下的挂碍。于是,紧接而来的句子就看出了鲁迅的很不以为然:“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引同上)

看来,正是这一般的民众,没有丧失基本的判断力,自己失去了东三省,难道不比毁坏苏联还紧要吗?是自己紧要,还是别人紧要,在民族危机逼近之时,作为阶级论者的鲁迅以阶级为取舍,即使自己失地,却更关注苏俄这一无产阶级大本营的安危。只是,不公平的是,鲁迅的苏俄情结是单向的,在中国抗战中,斯大林的苏俄从来就把中国当作自己的东方屏障,抵挡日本人。

1960年代,一本研究鲁迅的书《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其中一章论及鲁迅对苏俄的态度和表现,题目称鲁迅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士”。这“国际主义”一词如果对照以上鲁迅的对苏言论,恰如其分。具体来讲,鲁迅身上体现的,是1970年代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中叫做“龙江精神”的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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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说要给我们讲讲叶挺 [转帖]

　　　　作者：王凡 东平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13、从表面看他是有些不苟言笑，沉静的/父亲告诉叶正明，他曾亲手枪毙过人/周总理对叶家的孩子说：等你们聚集齐的时候，我给你们讲讲你们父亲

　　当往事的回溯由一个个生动的故事****着的时候，时间就过得飞快，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们在共进午餐时，依然继续着有关叶挺的话题。

　　“听有些人回忆，说你的父亲平时总是很严肃，不太容易接近。作为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时间比较长的你的感觉，是这样吗？”我们问叶正明。

　　“父亲是个军人，从表面看他是有些不苟言笑，沉静的。在部队、在战场上可能就更冷峻，但这些情况我们孩子并没有看到。但他对特务很强硬，有时质问斥责起来口气很凌厉，这种感知我们有。”

　　关于父亲的严厉冷峻，叶正明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给他们讲过，在鏖战激烈险恶的时候，他自己拿着手枪往前冲，并亲自参加督战，谁临阵退却就枪毙谁，他自己真的亲手枪毙过人。

　　他记得父亲具体讲的是在北伐战争中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的时候。两仗都是敌守我攻、敌众我寡的恶仗。部队里有些人是第一次上战场，见到这种枪林弹雨、血流漂杵的阵势，胆寒后退是完全可能的。但在那种情况下你不严峻，不采取非常手段，就压不住阵势，就不可能夺取战斗的胜利，也就不会有“铁军”的响当当称号。

　　然而不是在作战的情况下，他就比较和蔼温和了。在叶挺身边当过参谋的颜并南就回忆说：他刚到军部的时候，不会标画地图，老怕挨上级的“剋”。一天他正哆哆嗦嗦地画图，来了一位首长。当首长得知他不会画图，便手把手地教他，不仅教会了他画图，还给他讲了标画地图的重要意义。首长走了，他一问其他参谋，才知道教他画图的就是叶挺。与他原来想象的威严的军长大不一样。

　　“如果渐渐地和你熟了，父亲还会和你讲一些知心话，这时的他就变得非常体贴，和蔼慈祥。像后来我们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用很多时间陪我们，和我们讲他过去的经历，讲他知道的事情。我们因为对他的经历和他所知道的事也不了解，提问常常是东一句、西一句的，他总是不厌其详地给我们解答。”

　　但总的来说，叶正明等孩子对自己的父亲了解还是有限，一来是在父亲身边的时间毕竟不长；二来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尚未成人，许多事不能理解。

　　“1962年的一礼拜天，周恩来总理把我们叶家在北京的三个孩子都找去，到西花厅吃饭。那时我们都成家了，所以都带着家属。席间拉拉杂杂谈了许多话，突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关于你们的父亲，由于你们那时年纪小，所以根本不了解。我想等个你们几个兄弟都能集中起来的时候，我来给你们讲讲你们的父亲。有人说他有一个时期脱党，实际上他是被共产国际开除了党籍。那天周总理开了个头就刹住了，我们很想听他给我们讲讲父亲的事，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不都在北京，一直也没有集中在一起。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发生，永远地失去了机会。”叶正明说到这儿流露出惋惜和遗憾。

　　由于叶正明是叶挺生命最后阶段，生活在他身边年纪最大的孩子，他对自己很长时间没有为留下父亲历史的文字记载做更多的工作，感到由衷的愧悔，因此现在很愿意静下心来做一番追溯，集腋成裘，搞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口述甚至文字的东西。我们真心希望他能如此，这样，我们也能从他这里听到更多有关叶挺的故事。

　　虽然，叶正明的追述只是作为叶挺亲属的一面之辞，可比较接近于客观真实的历史记录，不就是通过多个一面之辞的比较引证扬弃，才逐渐成型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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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利器与“鬼吹灯”之谜[转帖]

　　　　作者：倪方六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仲尼这句话对盗墓来者说，亦然。

　　提起盗墓工具，不少读者可能会想起“洛阳铲”。实际上，“洛阳铲”仅是在洛阳、开封、西安一带这些黄土地上使用较多的盗墓工具，而且发明时间较晚，并非通用型盗墓利器。

　　能够成为盗墓工具的东西实在不少，花样多多。

　　钁、凿、锹、铲、斧、镐、镦、镞、锥、镰、锄、刀、竹签、竹筐、木杠、粗麻绳·····这些人类常用的生产、生活类工具，都可能盗墓者的作案工具。问题是，看你怎么用？如同屠夫宰猪、疱丁解牛，还要看你会不会用。

　　　　襄王冢“穿凿三日乃开”

　　“广川王发冢”的故事被多部言奇作品记述，曾有多座春秋战国时的古墓让刘去给盗掘了，其中有一座是魏襄王的。

　　“襄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户，无扇钥。石床方四尺，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扇有关锁，扣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能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少不能开，乃止。”

　　此段记录只有短短的百余字，但透露出来的盗墓信息相当丰富。特别是反盗手段多样，一是，用铁水浇灌墓穴，这种方法为后世的帝王延用，如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的乾陵，即是用铁水封死通向地宫的入口的；二是，用有毒气体或物质置放墓室，“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反盗墓手法，详见本书《反盗篇：机关重重的古代古代陵墓》）。另外，葬制独特，以石人替代人殉；葬具高级，使用犀牛皮包裹棺材。

　　这些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情报是古人盗墓的方法和工具：“穿凿”、“刀斫”、“锯截”。从中可以看出，刘去的手下至少使用了三种工具，铁凿、钢刀和锯子。

　　刘去这种盗墓并不具备典型性，他所盗墓的地址位于其属地，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行为，所以敢肆无忌惮。实际上，盗墓行为是一种最受社会道德谴责的现象之一，绝大多数情况下要偷偷摸摸的，不可能又凿又砍，还要锯的，不然就是是抢了，非给当地百姓或后人打折腿不可。

　　　　到底是谁盗墓发明了“洛阳铲”

　　用那些专业的盗墓工具，目的是为了加快盗墓速度，提高成功率。再者，在中国的墓葬史上，一度流行“不树不土”秘葬制，加上几百年来风雨侵蚀，自然和人为的改变，不少古墓在地面上的痕迹荡然无存。所以除了刘去那样有明确的盗墓目标外，一般情况下都要盗墓者自己去寻找，去判断坟墓的等级和陪葬品的多寡。

　　所谓“洛阳铲”的出现，就有这种想法在内。

　　“洛阳铲”，顾名思义，洛阳一带盗墓者使用的铁铲子。实际上，现代盗墓者（包括考古学家）仍在使用的“洛阳铲”历史并不长，不过百十来年历史。

　　在洛阳一带流传着这样的一个盗墓故事：当年洛阳城郊马坡村村民李鸭子去赶集，见路边有人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子在挖洞插棚杆，很好使，一铲子下去就能挖尺把深。让李鸭子没有想到的是，这种铲子拨上来后，还能带出不少下面的土。

　　这个偶然发现，让李鸭子惊喜不已。李鸭子为什么惊喜？原来其暗里一直在做着盗墓的营生，这种铲子无疑可以给他找墓、盗墓带来更多的便捷。于是李鸭子灵机一动，照葫芦画瓢，回家请附近的铁匠照着样子打开了一把，果然好用，盗墓的效率和成功率大增。这种铲子就此在洛阳一带的盗墓者中使用开了。

　　但“洛阳铲”到底是不是李鸭子发明的，目前并没有人能直接证明，有可能是以讹传讹。但不论发明者是谁，洛阳铲的贡献还是蛮大的，甚至为官方文物考古工作者使用。

　　实际上，洛阳铲并非什么秘密武器，主要因为盗墓者在使用，而这一族又是见不得灯亮的“地下工作者”，所以被弄得神乎其神的。实际上就是古代盗墓者常用的长条铣、瓦形铣、连箍铲的变种，或者说是“改进型”。其体窄窄的，纵断面呈半月开状，铲头锋利，树根什么的一触即断。一般常见的铲长三十公分，直径六公分左右。

　　在大陆“人民公社”时期，这种铲子一直存在是农民常用的挖沟工具，使用范围甚广。大陆六七十年开展农田整治运动时，不少地区还作过推广。如在苏北，当年一般农家都有这种工具，叫小筒锹，开挖窄沟，省劲省时，效率高。但稍有区别的地方是，洛阳铲弧度更大些。笔者小时候生活在苏北乡下，大人干完农活回家后，便会拿着放在一边的小筒锹与小伙伴一起，学着电影《地道战》在菜地里“挖地道”。由于接触面小，虽然小孩子力气小，但用起来一样利索，不费劲。

　　如今盗墓者又对洛阳铲作了一些改进，特别是在柄子上。以前是木质的，现在则改成钢管，分成几截，每截以锣丝口或卡槽对接，如同石油探测时用的钻柄一样，想探测更深的地方时，就一节一节接起来。平时不用便拆开放在工具包里，行带方便，也不容被人发现。

　　　　长沙“窖工”成为盗墓者

　　洛阳铲的主要作用并不在掘洞取土上，取土用普通铁锹更为方便。

　　洛阳铲第一功能是探测，在古代，盗墓者探测墓穴的工具是铁锥。铁锥比洛阳铲的实际作用还要大，但需要盗墓者拥有丰富的盗掘经验，才能发挥作用。

　　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江北四省》中有这样的说法，“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辘轳汲绠有长十丈者。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王士性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了，“铁锥入而嗅之”。古代人的墓穴挖得都很深，一般不会少于10米，甚至挖到地下水层。

　　始皇帝赢政的秦陵便葬得很深。《史记·始皇本纪》记载，其穴“穿三泉，下铜而致椁”，有学者推测深在500米以上，最保守的也认为深及50米。这么深的墓穴，用铁锥打下去探查是最便捷的，通过锥体带出泥路土的颜色和气味，盗墓者马上就可以判断出地下有无墓葬，是什么朝代的墓葬，葬有多深。确定古墓存在后，在四周多打几个点，就能确定墓的大小，朝向、深浅等资料。

　　与洛阳相近的长沙一带，也是中国盗墓活动比较猖獗的地方。洛阳的盗墓者以李鸭子发明的“洛阳铲”闻名，长沙则以“土夫”（也称“土夫子”）名声远播。“土夫”是长沙地区职业盗墓者的特称，现代著名历史教授、考古专家商承祚对“土夫”作过考证，这些职业盗墓者的前身是给窑场取土的窑工。在长沙一带，古墓很多，上至春秋战国下至现代都有，特别是战国时期的楚墓较为集中。

　　据商承祚的研究，这些窑工在取土时，时常会发现一些小古董，卖给古玩商也能发点意外小财。一而再，再而三，在金钱的诱惑下，窑工们遂“动起了盗墓之心”。由起初的“窑工”变身为“盗墓者”。

　　另一说“土夫”一开始是一群卖靠卖黄泥为生的农民。其所售“糯米泥”为黄泥中的上品，是唐宋土坑墓葬里的回填土。常在墓边走，不可能没有收获，墓内陪葬的财宝不时被发现，卖给古玩商所获之利比卖泥要来得多了。于是“土夫”们慢慢就有了贪心，干脆以盗墓为生。

　　对于古墓的年代，长沙“土夫”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如战国时期贵族大墓多陪葬有大量的青铜器，长期的锈蚀氧化，附近的土质就会发生变化。这种痕迹，盗墓行话称作“铜路”，根据“铜路”的变化，就很容易找出青铜器埋藏的地点。

　　封土性质的不同，也很容易辨别。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多为青色膏泥；唐、宋陵墓则多“糯米泥”；明清墓多用石灰；秦汉时期由于人们迷信水银、珠砂、玉器的防腐作用，墓葬中会有使用，也影响土质，会发出特殊的气味，有经验的盗墓者一闻即知。

　　　　绳索在盗墓中的特殊作用

　　“洛阳铲”是盗掘古墓，特别是秦汉时期及以前古墓的利器，而“土夫”则是盗墓者的高人。关中平原上的不少古墓都挖在水位很高的黄土地上，盗起来相对容易些。在上面开一个长方形的洞次即可，这种形状的盗洞为古代盗墓者的传统开挖方式，俗称“关中式盗洞”。

　　长方形的洞口符合盗墓的实际需要，在盗洞两侧挖出一排排脚蹬，就很容易上出下入，而不需像圆形洞那样，以“狗姿”爬进爬出的。方形盗洞技术含量高，一般是“深挖洞”的结果；圆形盗洞，一般来说墓穴都比较浅，才打圆洞。现代的盗洞多为圆形，说明现代盗墓者与古代前辈相比，还真是“徒孙”一代。

　　但不论是那种类型的盗洞，都离不开一种工具，绳索。

　　绳索与洛阳产一样，也是盗墓者必备工具。一般用三股以上的大麻皮拧结出来，结实耐用。绳索有作用多多，一是用提土，再是系人，三来也方便运走盗得的物品。清朝光绪年间举人徐珂编的《清稗类钞·盗贼类》“焦四以盗墓致富”里提到，焦在盗掘一座古墓时，是这样使用绳索的，“焦乃选有胆勇者数人，使手炬，坐竹筐，悬长绳以下。”

　　当然，绳索也是一种杀人工具

　　有时需要外面负责望风和接应的人用绳索升降。如果地面上的人有贪心，斩断绳索，下面的盗墓同伙就成了殉葬，很难再爬上来。盗墓者被同伙害死在盗洞中的现象，考古中时常可以发现。

　　1961年发掘的武则天乾隆陪葬墓永泰公主墓，在墓道内廓靠门一侧，有一倾斜为35度的洞穴，洞穴口有一具只剩下一堆骨架的死人残骸，坐状，尸骨为男性，年龄在20岁至30岁之间。当时考古人员分析此为盗墓者的尸骨，推测他在把盗得的财宝用绳索递给洞穴外的同伙后，同伙起了歹心，为独吞盗得的财宝，抽掉了绳索，而把他堵在了洞里，致他不得出来窒息而死。

　　　　唐代盗墓者留下一把斧子

　　盗洞有方、圆之分，但打开棺椁的盗洞则普遍是圆形。

　　现代考古人员在发掘古墓时喜欢使用“大揭顶”的方式，就是把墓从上到下完全挖开，这实际是一种破坏式考古，被非议多多。2007年初发掘的安徽六安王陵一号汉墓，就是这种手法。

　　“大揭顶”后，六安王的内棺上圆形大盗洞，赫然出现。这个盗洞的形成非“洛阳铲”一类工具可为，应该是一把利斧。

　　斧子也是传统的主要盗墓之一，在原始人发明石斧之后，斧子就没有离开过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特别是盗墓，“利斧不离身”。《太平广记·再生一》（卷375）“李娥复生”条，“汉末，武陵妇人李俄，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半月。俄邻舍有蔡仲，闻俄富，乃发冢求金。以斧剖棺，俄忽棺中呼曰：‘蔡仲护我头。’仲惊走，为县吏所收，当弃市。”蔡仲使用的启棺工具就是一把斧子。

　　安徽六安汉墓有多次被盗的遗迹，灾难性的一次发生在唐代。现代考古人员在墓葬中发现了一把斧子和一只碗，经鉴定该两件物品均出自唐代。据此，考古人员判断，唐代的盗墓者进入了该汉墓，并进行了破坏性的盗掘——斧子被推测为古代盗墓者的常用工具。

　　汉代入葬推崇使用厚厚的木质棺椁，“黄肠题凑”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所谓“黄肠”指堆垒在棺椁外的黄心柏木枋,“题凑”指木枋的头一律向内排列。对付木质葬具，最好的东西就是斧子，安徽六安汉墓中出现唐代盗墓者留下的斧子并不让人意外。

　　　　“鬼吹灯”现象是可信的

　　目前盗墓类的“悬疑小说”颇受年轻读者喜爱，“盗墓小说”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保留品种之一。《搜神记》、《太平广记》、《聊斋志异》，这些家喻户晓的古代作品里都有“盗墓”的身影。

　　“三言二拍”是明代的短篇小说集，流传很广。“三言”为冯梦龙所撰，《喻世明言》即为其中“一言”。卷14写了《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的故事，周胜仙因盗墓者朱真的盗墓“死而复活”。朱真在出生于盗墓世家，家中便有其父亲留下的盗墓具，堪称“祖传之物”。冯梦龙是这样写的：

　　（朱真）去床底下拖出一件物事来把与娘看。娘道：“休把出去罢！原先你爷曾把出去，使得一番便休了。”朱真道：“各人命运不同。我今年算了几次命，都说我该发财，你不要阻挡我。”你道拖出的是甚物事？原来是一个皮袋，里面盛着些挑刀斧头，一个皮灯盏，和那盛油的罐儿，又有一领蓑衣。”

　　朱真的祖传盗墓工具真多，还有一个“皮灯盏”。

　　照明工具也是盗墓者要带着的。前面说了，盗墓者是“地下工作者”，行动多在夜间，特别是最后“启宝”时，更不可能安排在白天。带着灯具一是为了照明，方便作业，另外据说还有“保命功能”，通过灯可以测试出是否宜盗。

　　俗话说“人点蜡，鬼吹灯”。如果真的发生“鬼吹灯”现象，盗墓者则应该马上逃出来。现代科学证实， “鬼吹灯”现象真实存在，是可以相信的。

　　墓穴都是严密封面的，特别是成百上千年前的古墓，更是如此。在进入深达十几米、几十米的墓穴后，如果连灯都点不着了，或是点着后又很快熄灭了，说明穴中严重缺氧，不可久呆，得赶紧上来。有人说古代盗墓者，一般会在墓的东南角点灯，实际不可能是这样，那是小说家的描写。

　　但有一点，在启开棺盖之前，盗墓者口中会“念念有词”是真的，多是乞求墓主原谅保平安一类的鬼话。也有的为了壮胆，强与墓主开玩笑，说上几句戏言。朱真在用挑刀撬开周胜仙的棺盖后，说了这样的话，“小娘子莫怪，暂借你些个富贵，却与你作功德。”

　　　　盗墓工具“与时俱进”

　　盗墓的工具还会因为盗掘对象和陵墓类型的不同而不同。

　　如秦汉时期的古墓多筑在深厚的土层里，用“洛阳铲”、铁锥很适合。如果是因山为陵，，凿山岩为穴，在石质结构下，洛阳铲显然就没有了用武之地，而此时钁、凿、斧、镐都派上用场了。

　　所以有经验的盗墓者都拥有不同用途、形状的盗墓工具。

　　高等级的汉墓，墓穴深达十几米，坑上多有木质物质护卫，棺椁更是一层套一层，类似“黄肠题凑”的葬式，后期还流行附带耳室。魏晋以后则多砖质墓室，隋唐墓还发现铁汁浇筑现象；明清墓顶较厚，勾缝多用糯米汁搅和的石灰，较坚固。而且，墓越古老，墓穴越深。所以，不同对象要使用不同工具，这才能尽快完成盗掘，确保成功。。

　　需要说明的是，盗墓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升级。如在机械挖土原理被投入生产后，类似挖掘机的一种盗墓设备便出现了，这种设备有只三个边缘锋利的叶片，不只能掘土打洞，就是砖质的墓壁也钻透，在1949年之前已被运用。

　　盗墓工具也是“与时俱进”的。现代的盗墓工具更是五花八门，盗墓者将巨型铲车、起吊机、建筑开山用钢筒，军事用炸药、电子探测器、地面卫星定位系统等，都运用到了盗墓行为中。几年前大陆官方发掘的北京老山汉墓，因CCTV独家购买了发掘转播权而被炒得沸沸扬扬。这座汉墓在正式发掘前即被多次盗过，现代盗墓者盗墓时便使用了炸药，将墓土炸出大洞。

　　但不论用什么工具，盗墓都是容易的事情，要用风险和辛苦才来换来意外之财。如刚开始飘雪和雪化时，有经验的盗墓者就会披上蓑衣出去“踩点”，那时候有墓的地方会因回镇土和地下情况的不同出现地温差别，积雪融化的快慢会把墓址暴露出来。

　　正如盗墓者朱真所言，“不将辛苦意，难近世间财。”

　　　　工具篇外

　　　　现代盗墓者组成“产业集团”

　　从盗墓史上看，来自民间的盗墓者动机都很简单，就是向墓主“借点钱用用”，特别是古代，这样的盗墓者相对来说，破坏作用比较小。

　　到了现工，因为出现“市场经济”，世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更为急迫。

　　在盗墓者眼里，高深莫测的市场经济就是“款爷经济”。盗墓者不再是仅出于养家谋生的小心愿，希望成了首富成为大款的心态，让盗墓者的胆子越来越大。由于盗墓工具的越来越先进，虽然盗墓技术远逊于古人，盗掘行为很不一般。

　　这样的盗墓新闻，媒体上随处可见。

　　河南《平原晚报》报道，2007年8月16日、17日两天夜里，张建义、李连章、何俊峰等人为首的盗墓者在河南省长垣县常村镇东刘庄南地盗挖一座古墓，“作来到一半”的时候，让闻讯的当地警方逮到了。这是一个盗墓团伙，警方先后抓到了16名成员，盗掘、倒卖“一条龙”，已成了产业集团。

　　这种“产业集团”式的盗墓，现在越来越多。由于借助了现代盗墓工具，破坏性也越来越大。如果得手，盗墓者不会像古人那样，把不需要的陪葬器仍留置墓中，而是把墓冢毁得面目全非，“一点不剩”，比抗日战争期间“鬼子进村”厉害多了。

　　张建义那伙盗墓者在河南省的长垣、封丘、卫辉等地大肆盗掘，先后盗挖了明朝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王永光墓、皇清诰封奉直大夫李威三墓，等10余座明清时期的古墓，盗到了金戒指、银戒指、金耳钩、金簪子、金钱、玉石烟斗、翡翠烟嘴、石佣、石狮子等数十件；还曾盗窃卫辉市唐代六都寺庙宇内的唐代石塔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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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 古人读书不易[转帖]

吴晗

　　

　　　　古代人读书很不容易，因为在印刷术和纸没有发明之前，一般人是读不起书的。第一，书很贵重，得用手抄写在竹简或者木牍上，一片竹简、木牍写不了多少字，几部书就装满了好几车子，有人说“学富五车”，说的是念的书超

　　过五部车子装的简牍，其实用今天的眼光看，五个车子的书并不怎么多。孔子念书很用功，“韦编三绝”，韦是皮带子，竹简、木牍用皮带子拴起来，才不致于乱。这种书是用绳子编起来的，所以叫做编。读得多了，把皮带都翻断了三次，是形容他老人家非常用功，对一部书反复阅读，熟读精读的意思。一句话，这样贵重的书，普通人是读不起的。后来人们把书写在帛上，卷成一卷一卷的，所以一部书又分作若干卷。帛也很贵，只有有钱的人才抄得起。到了纸发明了，虽然便宜些，但是还得手抄，抄一部书很费事，抄很多部书就更麻烦了，一般人还是抄不起。用纸写的书，可以装订成册，册是象形文字，古代简牍用皮带子拴在一起，像个册字，所以有简册之称，用纸写的书也沿用了旧名词，所以书又有册的名称。第二，有了书，还得有人教，古代学校很少，而且也只有贵族官僚子弟才能上学。虽然有些私人讲学的，但也要交学费(束修)，交不起的人还是上不了学。第三，因为书贵，书少，一个学校的学生就不可能人人都有书，只能凭老师口授，自己笔记，这样，学习的时间就要长一些，靠劳动才能生活的人们，读书便更不容易了。

　　总之，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古代人读书，尤其需要很多书是很困难的。也正因为这样，读书也有阶级的限制，贵族官僚子弟读书容易，平民子弟读书困难，知识被垄断了，士排列在农、工、商之前，就是这个道理。

　　到了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成为商品，可以在书店里买到了，但是，还是有限制，穷人买不起书，更买不起很多书。穷人要读书，得想法借，得自己抄，还是很困难。例如14世纪时，书已经成万部地印出来了，各大城市都有书肆，但是穷人要读书，还是非常艰苦。明初有名的学者宋濂，写了一篇《送东阳马生序》，讲他自己读书的艰苦情况说：

　　我小的时候，就喜欢研究学问，家里穷，弄不到书，只好到有书的人家借，亲自抄写，约定日子还。大冷天，砚都结冰了，手指冻得弯不过来，还是赶着抄，抄完了送回去，不敢错过日子。因为这样，人家才肯借书给我，也才能读很多书。

　　到成年了，越发想多读书，可是没有好老师，只好赶到百多里外，找有名望的老先生请教。老先生名气大，学生子挤满一屋子，很讲派头。我站在旁边请教，弓着身子，侧着耳朵，听他教诲。碰到他发脾气，我越发恭谨，不敢说一句话，等他高兴了，又再请教。以此，我虽然不很聪明，到底还学了一些知识。

　　　　当我去求师的时候，背着行李，走过深山巨谷，冬天大风大雪，雪深到几尺，脚皮都裂了也不知道，到了客栈，四肢都冻僵了，人家给喝了热水，盖了被子，半天才暖和过来。一天吃两顿，穿件破棉袍，从不羡慕别人吃得好，穿得好，也从不觉得自己寒伧。因为求得知识是最快乐的事情，别的便不理会了。

　　宋濂是在这样艰苦情况之下，经过努力，攀登学问的高峰的。他在文章的后面，劝告当时的学生说：

　　你们现在在太学上学，国家供给伙食、衣服，不必挨饿受冻了。在大房子里念书，用不着奔走求师了。有司业、博士教你们，不会有问了不答、求而不理的事情了。要读的书都有了，不必像我那样向人借来抄写。有这样条件，还学不好，要不是天资差，就是不像我那样专心、用功。这样好条件，还学不好，是说不过去的。

　　这一段话，我读了很动心。今天，我们学习的条件，比宋濂所劝告的那些学生的时代，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要是不努力，学不好，我看，也是说不过去的。

　　　　（读者心可荐自《灯下集》，生活、读书、三联书店1960年6月版）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22 9:24:37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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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曾被拒门外[转帖]

与巴菲特吃一顿饭要多少钱？中国人赵丹阳愿意出211万美元，并于 2009年6月24日“正式吃成”。2010年巴菲特某顿午餐也拍卖出去了，有人愿意出168万美元。

不过，当初巴菲特大学毕业的时候，和你我一样，可落魄了：巴菲特愿意为心仪的公司无薪工作，老板还是拒绝了他，只好到父亲的公司报到，却也表现平平。

话说19岁的高中毕业生巴菲特立志要到哈佛商学院深造，出乎意料，面试官拒绝了信心十足的巴菲特。太丢人了，他当时第一个想法是“我怎么跟父亲交代呢？”。

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深受打击，作为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巴菲特求职第一份工作时，也受到重重一击。

证券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22年，首次给出A+的成绩就被这位得意门生摘得。为了毕业后能继续追随自己的偶像，巴菲特提出了一个似乎无法拒绝的要求：不要薪水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结果，格雷厄姆竟然拒绝了这一请求。原因是：当年犹太人被华尔街拒之门外，格雷厄姆更想把一些机会留给犹太人。

这是巴菲特自己的回忆：他人很好，只是说，“看，沃伦。在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不雇用犹太人。我们这里只有能力聘用为数不多的员工。因此，我们只用犹太人。”办公室里的两位女性雇员的确是犹太人，公司所有人都是犹太人。这有点像是格雷厄姆版本的“反优先雇佣行动”。事实上，50年代真的存在对犹太人极大的歧视，对此，我很理解。

将老师奉为神明的巴菲特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格雷厄姆不认为与他存在个人交情。一朋友说，这对巴菲特打击很大，对他而言是“一种耐受力的考验。”

还好，巴菲特有一个不算混得太糟的老爸，他来到父亲开办的巴菲特-福尔克证券经纪公司工作。

别以为巴菲特从此一飞冲天。巴菲特嘴巴很笨，要做股票推销员可是件苦差事。他只能怯生生地向自己最熟悉的人开口，他开始打电话给自己认识的最安全的人——姑妈和大学朋友们推销他喜欢的股票。要命的是，他还让自己的亲戚朋友亏了钱。

那些大客户们并不把他当回事。都是先从巴菲特那里得到股票推荐，再拿着这样的信息向更资深人士验证，并在其他经纪人那购买股票。

巴菲特开始憎恨像“开药方”一样的工作，他要寻找方法让自己对这个工作少点依靠。他一直都喜欢做生意，于是和一朋友合伙买下一个加油站。

在这段职场不适应期，他还弥补了自己不善言辞的缺陷。

《巴菲特传》作者认为，巴菲特在父亲的公司取得的最大进展并不在投资上，而是去听了戴尔·卡内基的公众演讲课。上完卡内基的演讲课以后，巴菲特来到在奥马哈大学，讲授“投资学原理”的课程。一学一用，巴菲特的“演讲技巧”进步神速。

了解巴菲特初期职场历程，我们能感悟到：

1、年轻人都要经受得住职场不适应期，哪怕是优等生，因为谁都不知道现实会怎样，我们却要应对现实。

2、多方位前进，巴菲特学习演讲、学做生意以应对不适应期，年轻人切记不要坐以待毙。

3、一定要对某种什物锲而不舍。

追随格雷厄姆最能表现巴菲特的锲而不舍精神。起初是对格雷厄姆公司的追随，其后，是体现在对格雷厄姆投资精神的追随。要知道，巴菲特自己一直暗中做投资，他的投资回报远比公司高出许多。自从1950年离开大学到开创自己的公司的1956年，巴菲特的个人资产已由9800美元猛增到14万美元。

毕业的3-4年间，巴菲特一直与本杰明·格雷厄姆保持通信往来，还定期从奥马哈到纽约走访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巴菲特传》中记述到：“像他一样执着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学生并不多见”。

巴菲特最终被聘用了，他激动万分，当即飞往纽约，来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比正式报道日期提前了一个月。

这算得上他真正的职业起步，他学到了寻找“烟蒂”公司的投资哲学。

两年后，巴菲特已经感觉导师的池子太小了，基金规模只有500万美元的公司已经无法给他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了。

到1956年春天，巴菲不再为父亲或者本杰明·格雷厄姆打工挣钱了，而是为他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特联合有限公司倾尽全力。

一个细节能证明巴菲特已学有所成：当时，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一位投资者向格雷厄姆提了一个人们常常关心的问题：“谁将继承你的衣钵？”，格雷厄姆提到了沃伦·巴菲特。

这位叫霍默·道奇的投资者，到西部度假时途经奥马哈，他和巴菲特简短地谈了几句，就向巴菲特的公司注资12万美元。

从此，巴菲特第一份工作历程结束，事业真正起步。转自《意林》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