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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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汉奸真实脸谱:大批知识青年集体沦丧[转帖]

　　　　二十年不到，三个激进的热血青年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这不仅仅是三个人的个人选择，还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大的道德命题。只有细致还原在那特殊时局中数百万委身投敌者，其汉奸脸谱下的真实面目，则更多同胞身上那些忠贞、坚韧、守节等品质，才能显出其疾风知劲草的真正可贵。

　　1937年末，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打算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等人物，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敏感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尽管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他们大多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面对广阔的中国国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枪杆子交给了另一群中国人。然而这支夹缝中的枪杆子却时时随时向而摇摆。

　　一、从热血青年到卖国汉奸

　　二十年不到，三个激进的热血青年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这不仅仅是三个人的个人选择，还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先锋国家历史》记者 李远江

　　1919年5月4日，北大政治系学生梅思平跟着游行队伍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闯入曹汝霖宅邸，学生们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由于史料的扞格，赵家楼的纵火者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确证的谜，但其中一种说法，放火者就是梅思平。

　　同一天，也是北大学生的陈公博表现却出奇得冷静。他原本不打算参加示威游行，只不过因为是广东几家报纸的特约通讯记者，才抱着采写新闻的目的随着北大学生队伍一起出发。示威队伍来到新华门前，排成长蛇阵，在烈日的烘烤下，示威学生一个个汗流浃背。陈公博观察了一会儿便离开队伍，雇辆人力车回公寓去了。尽管不算热情，但五四期间，陈公博还是参加了一次散发传单的活动。

　　而此时，正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留学的周佛海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国内的形势，他不但在留学生中鼓动学潮，还发起了归国运动。

　　三个年轻人此时虽各不相识，但都对救国满怀热情，仅仅二十年不到，三个人却都沦落成汪伪汉奸政府的高官，这显然不仅仅是三个个体的选择，而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激进青年

　　陈公博是同龄人当中较有思想的人。早在1919年1月，陈公博就正式刊行了自己的时政论文《督军问题》，对当时的军阀割据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心怀天下的襟怀却深得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赏识。

　　五四之后不久，陈公博自北大毕业回到广州，一面在法政学校任教授，一面与北大同学谭平山等人创办《广东群报》，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尤其侧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由于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广东群报》无形中成了广州****组织的机关报，陈公博也因此被陈独秀推荐为广东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

　　然而，会上张国焘、李汉俊因观点不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冷眼旁观的陈公博认为这是“互相磨擦，互相倾轧”，而张国焘飞扬跋扈的态度更让他“内心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自沪返穗后，陈公博的政治态度及其与****的关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仅执意“舍弃广东的事业，去美国留学”，而且发表文章支持赶走孙中山的陈炯明，公开与党中央唱起了反调。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处分，固执的陈公博干脆宣布脱离****，并最终被开除了党籍。

　　1922年11月，经济拮据的陈公博在国民党元老汪精卫的资助下动身前往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一年后，以一篇《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此时，汪精卫的资助早已告罄，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公博不得不向广东省省长廖仲恺求助。廖仲恺早就欣赏陈公博的才干，立即回电要求他回国，并推荐其加入了国民党。廖仲恺与汪精卫协商，委以陈公博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的重任。1925年，廖仲恺遇刺，陈公博成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成为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陈公博眼里，汪精卫不仅仅是大家公认的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国民党内人格最高尚，最有威信的领袖，而且是自己生命中最钦佩的导师。他由衷地感激汪精卫对自己“无私”的资助和提携，从此死心塌地做了汪精卫的党羽，也为日后依附汪精卫走上汉奸之路埋下了伏笔。

　　就在中共一大上，陈公博认识了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

　　从骨干到脱党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周佛海已经因研究社会主义小有名气，自诩为“中国的列宁”。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并发表于12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在文章中，他预言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

　　与陈公博性格不同，周佛海一开始就怀抱政治野心，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会上表现颇为积极，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他还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央委托，物色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其时正值陈独秀被捕，周佛海一面营救陈独秀，一面派人四处物色代表。还亲赴长沙、汉口、安庆等地，会见了毛泽东、陈潭秋等人，商议挑选各界民众代表。此后，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

　　然而，带着投机心理入党的周佛海终究未能坚持自己的革命事业。他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受到党内批评后，便对组织产生了不满情绪。而陈独秀被捕入狱更让他觉得革命的风险太大。于是，在陈独秀出狱三天后，他向陈做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便携杨淑慧返回日本，从此再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务。

　　半年后，周佛海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反对“早熟的社会革命”的论调动摇了周佛海的社会主义理想。1923年，帝国大学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的周佛海更是一筹莫展，早把当年理想抛到了脑后。恰在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在广东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写信邀请周佛海到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月薪为200元大洋。周佛海毫不犹豫便欣然前往。没过多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他兼任该校教授，月薪240元。

　　不过，收入优厚的周佛海却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事实上，他认为在****内没有政治前途——宣布脱离****。随后，周佛海立即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为了报答戴季陶的知遇之恩，周佛海一面标榜要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一面公开称“攻击****是我的义务，我的责任”。

　　1923年，陈公博与周佛海——这两位曾经的中共元老，不约而同地投靠了国民党。

　　从文人做政客

　　北大毕业后，热衷政治斗争的梅思平没能顺利地踏上仕途，而是应聘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过起了普通文人的日子。但因为周佛海，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作为全国书刊出版中心的上海，迅速成为社会运动与思想运动的推进地，人才济济的商务印书馆更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学者文人爆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纷纷组织各类社团或党派。梅思平加入了同事何公敢创立的孤军社。孤军社的抱负甚高，自认为是国民党、****以外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鼓吹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工会主义，因其主张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

　　正是在孤军社，梅思平结识了已是国民党重臣的周佛海，同样有政治野心的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结为好友。

　　1926年11月，经戴季陶推荐，周佛海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旋即受命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乘机引荐自己的好友梅思平、陶希圣和另一位商务印书馆编辑吴文祺为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梅思平从此走上了政坛，并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十年。

　　1928年，蒋介石授意周佛海创办《新生命》杂志作为自己政策宣传的阵地，梅思平和陶希圣成为骨干成员。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梅思平立即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与陶希圣呼应。随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相继参加论战，形成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也就是在这场论战中，他的才能获得了蒋介石的欣赏，这为他日后的仕途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1933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受命出任江宁实验县县长。他在江宁实验县进行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其改革经验受到了蒋介石的充分肯定。一时间，梅思平名声大噪，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明星。

　　“低调俱乐部”

　　1931年中日开战伊始，陈公博还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与李济深携手北上，从阎锡山手里要来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然而，一年后发生的长城抗战却彻底改变了陈公博对中日战局的判断，促使他逐渐走向“和平主义”。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却因为武器落后，缺乏现代战争训练，遭到了惨败。

　　战役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是“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对溃军，主持华北军事的何应钦束手无策，不得不央求陈公博向各军将领说假话，宣称政府已经设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这才将人心惶惶的军队稳定下来。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当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汇报以后，蒋汪二人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内“和平路线”的议论声浪越来越大，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渐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和梅思平都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投入70万军队浴血抗战，坚守三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这更坚定了周佛海对此前“战必败，和未必乱”的认识，极力主张对日求和。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私宅为防日军轰炸，特意建了一个坚固的地下室。淞沪会战时，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等人干脆搬到此处，而与周佛海等人志趣相投的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等一批高级官员也不时来此聚会。他们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认为****和桂系高调抗日，不过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周佛海日记》)。

　　1937年12月，陈公博作为专使出访欧洲各国，并利用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的私交，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因此，陈公博并未参加低调俱乐部。不过，他和“低调俱乐部”都是民族失败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并且都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主张推汪与日本和谈。至此，一个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主和派团体已经悄然形成，并于日后成为汪伪政权的核心。

　　汪伪急先锋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和谈的努力，日本政府也试图通过德国政府居间调停，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然而，日本政府苛刻的停战条件却让蒋介石无法接受，德国的调停最终失败。1938年1月16日，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日本内阁作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决议，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对此，蒋介石一面积极组织抗战，一面派人搜集日本情报，寻找机会与日本重开谈判。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立“蔚蓝书店”一面搜集情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重开谈判的消息时，蒋介石怒不可遏，表示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其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在今井武夫准备的接风宴上，梅思平的心情异常沉重。他深知此行签署的必然是条件苛刻的城下之盟，自己难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席间，梅思平突然哀叹:“从今而后我不也成了汉奸？”

　　不出所料，秘密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断然拒绝，以致于近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认“满洲国”写进条款，以免自己背负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结果，本除了有名无实的撤军期限外，一切要求都遭到了拒绝。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合称《重光堂密约》)。

　　11月27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随即将密约缝在西服马甲中飞往重庆，向汪精卫交差。然而，当汪精卫第一次看到这份密约时，忍不住大骂这是卖国条约，甚至拒绝承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妻子陈璧君却“规劝”道:“你说这份协议是卖国文契，我问你满洲在谁手里？内蒙在谁的手里？华北又在谁的手里？是我们断送的吗？我们只是承认既成事实。” 陈璧君的谬论很快缓解了汪精卫内心的痛苦，他沉默良久，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梅思平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坠入深渊

　　既然决定接受日本的条款，汪精卫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秘密商讨叛逃事宜。此时，身在成都的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准备逃离重庆的消息，赶紧打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在汪精卫的追随者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陈公博。他对汪精卫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激，作为汪精卫的肱骨之臣，陈公博主和，但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对汪出面组织汉奸政权。然而，他对汪精卫的死忠让他作出了错误的决定。12月18日，汪精卫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内，陈公博应召尾随而至。矛盾重重的他临行前曾写信给蒋介石，声称要做“最后的努力”，力劝汪回心转意。然而，他的劝说终告失败，最终随汪精卫一路走到黑。

　　其实，汪精卫等人自己也很清楚，汉奸行为是不会被国人饶恕的。如梅思平事后坦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梅思平却有先见之明，当他叛国投敌之后，立刻被钉上了耻辱柱，甚至是众叛亲离。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的女儿梅爱文的“宣言”:《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呼吁“每个做了汉奸儿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觉醒，和我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反汉奸运动，参加到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去！”面对女儿的愤怒声讨，梅思平自知大节已亏，尽管内心苦楚却始终无法辩白。此后，父女决裂，梅思平再也没能活着见到女儿。

　　与陈公博被动投敌不同，周佛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主动地走上汉奸道路的。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他非但没有劝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对高宗武、梅思平的影响力，授意他们与日本秘密联络并签署《重光堂密约》，最终成为汪伪政权的始作俑者。

　　尽管如此，面对叛国的道德困境，周佛海也还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据说，在出逃前，他整整一个月都在思考该不该走出这一步，常常彻夜难眠。最后，现实的利益，对战局的悲观心态，或者干脆说是对战败的恐惧，最终战胜了做汉奸的耻辱。

　　身名俱灭

　　岂止是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因为对战局的悲观，一大批丧失信心的国民党高官纷纷投靠日本侵略者，最终集体堕落为汉奸。尽管其中不乏良心未泯、幡然悔悟，甚或曲线救者，但附逆者之多恰如过江之鲫。

　　就在汪精卫准备筹建南京伪国民政府时，作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种种原因悄然逃离上海，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却没能唤醒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识，在全国民众的一片骂声中公然走上卖国投敌的最前台。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作为“首义分子”身居要职。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陈公博代理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宣称“凡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先生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今日之设施。”继续执行汪精卫的汉奸政策。而对汪伪政权丧失信心的周佛海却已经开始与重庆方面暗通消息，开始为蒋介石在沦陷区的特工活动提供方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南京伪国民政府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宣告解散。此后数月，汪伪政权的高官相继被捕，并受到审判。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均被判处死刑。陈公博和梅思平先后被处决，周佛海则因其“戴罪立功”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最终病死狱中。

　　二、伪政府的南北之争

　　1937年末，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打算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田嵬

　　“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结束。”此语出自明治时代日军名将儿玉源太郎。抗战不到一年，攻占北平，攻占南京、攻占武汉，可此时日本国内讨论最多的，却是儿玉源太郎提出的问题——如何从中国抽身？

　　此时日本陆军总兵力大约70万人，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消耗。原本计划三个月内完结的战争此时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要继续到什么时候。重庆政府一天不投降，仗就要接着打，一旦美国人引用《中立法》对日本贸易禁运，90%的战略物资都要断档，联合舰队、飞机坦克全部瘫痪。

　　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即使真的打夸蒋介石政府，陕北的中共、死守大别山的桂系、晋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必定以割据之势继续抗战，对于日本，那只能是梦魇的继续。

　　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并与伪政府签订“和平条约”将侵略成果“合法化”。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就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北洋遗老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政府派中国通喜多诚一少将执掌华北特务机关，其最主要任务便是策划汉奸政权。日本人的本意，是再造一个能与重庆国府分庭抗礼的北洋政府，使中国政局回到1924年以前的南北分裂，实现以华制华。

　　而喜多曾任职多年日本驻华武官，与北洋官僚们交往甚密，是完成该任务的最佳人选。他对军阀官僚们在政治上的翻云覆雨，毫无祖国观念，以及潜在的号召能力都非常清楚。针对这些特点，他特定了一套选拔伪府成员的标准一)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二)政府首长须以曾任总理、总长的一流人物任之。(三)选拔标准1)素无抗日言行，又非29军出身；(2)有相当资望而反抗国民党者。

　　根据以上要求，喜多认为最理想的是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三人。他计划以靳或吴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内阁总理。因为靳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在华北军政人员中，还具有相当威望；吴在华北也有相当的军事号召力，可利用他组织一支杂牌军队，参加政府；曹汝霖则是老牌的亲日分子，叫他担任伪政府实际责任，可以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只需他们三出其二，必定能在国际、国内挑战重庆政府的合法性。

　　不过经过分头接洽之后，结果令喜多诚一大为失望。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的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曹汝霖则因与喜多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是旧识，在日方的强烈攻势下他不敢公然拒绝，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周旋。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曹这才下定决心不在伪政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由于以上人物拒绝，喜多建立强势北洋政权的构想只能化为泡影，但不论如何，先拉出个维持政府是当务之急。日方的视线遂投向了另一个老牌亲日份子——王克敏。王克敏，曾担任清国驻日大使，历绾北洋政府数任内阁财长，在旧中国政坛只是个声名一般的人物。七七事变前夕他蛰居上海，窥视时机。喜多于1937年10月间到上海，通过与王素识的日本人山本荣治向王表示，欢迎他北上组府。王以“兹事体大”致电南京政府的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维持”。王遂与喜多同机北上组织伪政府。王克敏的出现，使董康、汤尔和、朱深、王辑唐、齐燮元等一般北洋遗老又纠集到一起，开始了临时政府的筹备。

　　临时政府原定于1938年1月1日成立，但由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军事当局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溃灭，接着树立华北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新陈代谢的意义，于是通知汉奸们提前于12月14日在北京怀仁堂成立。但这个政府始终未能继承北洋政权断灭的合法性，不仅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对日也未以中国政府身份签订任何条约，实质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地方维持政权。

　　“维新”政府

　　正当华北临时政府挂牌时，日“华中方面军”的松井石根大将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一方面要成立“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之类的地方性临时机构；另一方面，必须积极筹建正式的华中伪政权。松井石根脑子里的组府第一人选是唐绍仪，早在1937年1月12日，松井石根在听取原田熊吉武官关于“政权建设”的汇报时，就希望唐绍仪能成为“新政权”的中心人物。但曾担任中国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年已80的唐绍仪却不愿在此时立即出山。松井石根的“第二个人选是精通财政的李思浩，此人属安福系，同蒋介石、王克敏都有亲密交情”，但南京陷落时已去了香港。由于一时打不开局面，心急如焚的“华中方面军”长勇参谋“经某个日本人的推荐物色了一个叫王子惠的人，于是便开始了以此人为首组织临时政府的政治工作”。王子惠系日占台湾岛人，名不见经传，在大陆毫无影响。松井石根闻之气得半死，严厉训斥长勇说:“没有适当人选宁可不建立临时政府。”

　　话虽如此，但在1938年2月10日，当松井得到了他将被大本营解职的消息时也同样按捺不住。他知道，在解职回国后，首先就要进宫拜谒和回奏天皇，那时必须汇报战后治安措施。如果回国前不能迅速建立临时政府作为治安对策，届时将无法交代。华北方面军早在1937年12月14日就在北平扶植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华中派遣军”至今未见成果。这给松井石根极大的压力。松井决心在他正式解职前，抓紧筹建好华中伪政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方面选定了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的三人组合。梁鸿志曾任职过安福国会参议院的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北洋政府垮台后，他闲居家中伺机再起。陈群是梁鸿志的同乡，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革命时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温宗尧是老牌的反蒋政客，作为唐绍仪的代表走上前台。

　　1938年3月28日上午10时，在日方的幕后导演下，这个集各派政治力量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礼堂宣告“挂牌”。至此，以日“华中方面军”为背景的南方汉奸政府成立。

　　南京维新政权成立的初衷，是松井石根在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之后，认为已然实现对国府的威慑，于是秘密与唐绍仪、宋子文接触，预备以唐绍仪在南京组府，再促成南京重庆合流，并逼迫蒋介石下野。由于计划失败，以及自己的离职，所以只拉出一般二流人物出来与“华北方面军”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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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卢旺达屠杀和索马里的失败看美国遭遇的无奈[转帖]

　　
　　在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90年代卢旺达和南联盟所发生的大屠 杀是整个人类的耻辱。1998年克林顿总统曾专门飞抵索马里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并宣布援助款项。

　　从1994年4月7日开始的100天的大屠杀里有近100万卢旺达人死在弯刀，锄头，棍棒和火 器之下，一半多的图西族人口被灭绝，其杀人的速度数倍于当年纳粹用毒气残杀犹太人的速度。当时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的指挥官达赖尔将军后来说：只要联合国愿意介入，只要给他5000名精兵就可以阻止这场人类大灾难。

　　然而，事实上，只要冷静地思考就可以知道，1994年的那场卢旺达大屠杀不可能被制止。
　　首先进行武力干涉的联合国决议不可能及时出台，当时策划和执行屠杀任务的卢旺达军人独裁政府本身就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其支持者法国和吉布提等也是安理会成员，他们压根就否认有大屠杀的事情；中俄两国向来无原则的对联合国使用武力介入别国内政持反对态度；美英两国则由于索马里维和行动的惨败而无力再陷“泥潭”。所以，等联合国总部的外交家们辩论结束，艰难地达成一致后，大屠杀也就基本结束了，该杀的都杀了，没杀的也逃走了。在大屠杀后期的6月22日，安理会以10票对零票（5票弃权）通过决议授权法国组建维和部队进入卢旺达时，卢旺达爱国阵线宣布外国军队为干涉卢内政的侵略者，只要在战区内出现就给予坚决的打击。事实上，法国维和部队客观上又给予了大屠杀的组织实施者头目逃脱的机会。

　　联合国现有的干涉机制阻止不了卢旺达那样全民性的大屠杀。联合国派维和部队的本意是对都有和平意愿的冲突双方进行隔离和监督，维和士兵没有首先使用武力的权力。所以 达赖尔将军所等来的联合国命令是：“我们不能同意你所计划的收缴武器行动，因为它明 显超越了第872号决议所授予的权限”。联合国部队，西方军队在第三世界国家不能首先开 枪，只能自卫。那些手持弯刀，棍棒和AK47的卢旺达人在手中的凶器落下前是平民，在凶器 落下后也还是平民，维和士兵若要阻止这样的暴行就会造成这样的“平民”纳送觯�这样�?nbsp;平民伤亡就会遭到某些国家舆论的谴责。这样的维和机制导致了1995年在前南联盟斯雷布雷尼察 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内，派驻的荷兰士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塞尔维亚军队将数万受联合 国决议保护的平民押上卡车带走，以至6天内有7000伊斯兰教徒遭到集体屠杀；这样的维和 机制导致了2003年500名维和士兵在塞拉里昂被集体缴械并被扣为人质。所以，联合国拖沓 ，繁杂的“程序正义”无法面对突发的人道灾难。

　　第三，从美国在索马里维和失败的经历来看，卢旺达的大屠杀在当时情况下无法被阻止。索马 里一直是个军阀混战，连年饥荒的国家。当只剩下2个多月生命的晚期癌症患者，着名电影演员奥黛丽.赫本在索马里面对镜头呼吁：为什么我们不采取一点行动去挽救濒于死亡的百姓呢？于是，美国老百姓大受震动，美国政府也在备受压力后向索马里紧急运送粮食和药品 ，但发现大多数的救援物质被军阀头子给截留倒卖了。1992年12月，联合国决定组织一项名为“恢复希望行动”的维持和平行动。索马里各派军阀对联合国的干涉不满，他们无一列外地扛起了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主义大旗。“索马里联合大会”领导人法拉赫.艾迪德还对对维和部队采取伏击行动，造成数十人伤亡。1993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维和部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抓捕这次暴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艾迪德。当时负责索马里事务的联合国特使请求美国增派特种部队帮助抓捕。从这里看到，以美国人为首的由20多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部 队既代表了良知和正义，也有了动用武力的合法性。但在索马里军阀们看来，他们更具有反 抗外国武装干涉内政的天然权力。

　　美军“游骑兵”特遣队在索马里先后6次单独执行抓捕任务，都很顺利。但在1993年10月3日下午3时，突降的特遣队员在10分钟内就将正在开会的几十名艾迪德武装分子抓获。就在准备撤离的时候，艾迪德利用清真寺的广播鼓动：“出来为你的家园战斗吧！走上街头去打击侵略者吧！”。由此，索马里穆斯林武装分子从四面八方赶来，虽然他们手持AK47步枪和弯刀，还着开车或奔跑着与美国士兵抢占控制点，美国大兵却不能拿他们怎样，他们在扣动扳机前都是平民。更多的索马里人则兴奋地跟随着美国大兵，就象观看拍电影一样，而武装分子则利用人群向美军射击，一名枪手甚至利用3名妇女作掩护，趴在地上从妇女的胯下向美军开火。打死了美国人是索马里人的勇敢，被美国人打死了，那是美国屠杀平民，就这样，暴露的美军就成了活生生的靶子。最后两架直升飞机被击落，18名美军特种队员被打死，其尸体被索马里人拖着游街的镜头赢来了电视机前的 现在，我们再看看《人民日报》是怎样说的。《人民日报》就此刊登文章说：“美国舆论一片哗然，一致抨击美国政府出兵索马里。同时，国际上的批评也不绝于耳：埃及外长穆萨表示，目前索马里发生的一切，将会给索马里民族和解进程增加新的 障碍；法国国防部长莱澳塔尔指责美国的所作所为超出了“人道主义使命”的范畴，变成了“不能容忍的对抗”；德国报刊称，美国正在索马里进行“一场肮脏的战争””。奉联合国 之命并应联合国特别之请求，代表了“良知”和“正义”的美军的可怜下场令人心悸。

　　刚刚上台还不到一年的克林顿灰头灰脸，只得下令撤出索马里援助计划。他感叹道：美国人给索马里送去了成千上万吨的粮食和药品，索马里人则送给了美国十几俱士兵的棺木。

　　有20多个国家参与，耗资20多亿美元，历时27个月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彻底地失败了。当时，在索马里的不是5千名精兵，而是3.7万强兵，其中美国就派出了2.7万。这7倍于达赖尔将军所要求的军队也没能阻止接下来的更为惨烈的，使得数万索马里人丧身的战争灾难，还白白 断送了100多名和索马里人无亲无故，无怨无仇的维和士兵的性命。

　　现在，可能会有人说，美国应该不惜再牺牲18人，不惜杀掉3000索马里人，或许就可以挽救后来丧身的数万的索马里人了。可是，索马里人会答应吗？世界舆论会答应吗？我们中国的《人民日报》会支持吗？凭什么要求美国人出钱出命讨挨骂呢？

　　黑鹰堕落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美国人的威风扫地了，美国人彻底地滚了出去，可是仅仅一个月后，一场被称为人类的大灾难开始上演了，那就是卢旺达百万大屠杀。18俱美国大兵棺木的后面是数万索马里人的尸体，数万索马里人尸体的后面又是百万卢旺达人的头颅，密密密麻麻地排列在纪念馆里，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一种古老的“宿命”。一 些学者认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卢旺达的屠杀可以避免。那就是，在索马里，国际社会消除意识形态上的歧见，团结一致地放开手脚地打击各种军阀，赢得维和行动的成功。在这样威震力量的协 助下，达赖尔将军的5千精兵才可能有所作为，否则手里的尖端武器就成了拨火棍，维和士兵就成为活靶子。

　　历史不能改写，事后只能假设。

　　在卢旺达，美国人当时明智地选择了“不作为”，所以100万的死难者中没有一个是美国大兵杀的，但美国还得为此道歉并用纳税人的钱去洗刷“罪责”。如果联合国真的通过决议介入，如果美国真的派了5千或5万精兵去了卢旺达了又会怎么样呢？一年前，美国人应联合国决议的要求去了索马里，被媒体说成是贪图中非宝石去侵略人家，美国人被暴尸街头的场面不少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更多的人心里惦记着的是美国大兵杀了更多的索马里平民。如果一年后，美国真的选择“作为”去了卢旺达的话，在那 种野蛮屠杀的情形下，肯定会用手里的尖端武器杀一些卢旺达人，不然如何平暴？但无论所杀的是真暴徒还是假平民，人们会永远记着被美国大兵所杀的100个卢旺达人，定然不会想到美国大兵可能因此挽救了100万个卢旺达人的生命。如果“美国大兵杀100人”和“卢旺达人杀100万人”可以放在世人面前自由选择的话，那么除了那些极端反美人士外，无疑都会选择前者。
　　但问题是，事先谁也无法料到会有100万人被杀，即使有明显迹象显示会发生，那么是联合国或美国否就可以据此“先发制人”呢？

　　1994年的卢旺达与现在的伊拉克也有极其相似的一面。那些极端分子所控制的报纸电台等媒体不但鼓吹暴力还煽动仇恨外国人。当卢国总统的座机被击落时，这些媒体渲染是图西族人串通西方人干的。
　　当驻在卢国的比利时军队奉联合国之命保护卢国总理时，被宣传成帮助图西族人策划屠杀胡图族人，并残忍地杀害了被他们称为侵略军的比利时士兵。现在知道，这是胡图族武装迫使联合国撤出维和部队的阴谋，其目的是为了不受限制地屠杀，驱赶图西族人，以达到阻止图西族分享政府权力的目的。
　　看客们的一阵阵的欢呼，至今不熄。 现在的伊拉克，象萨德尔这样的宗教军阀一直在广收门徒，组建私军，甚至成立自己的政府。就象在卢旺达胡图族武装所做的那样，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媒体制造谣言，散布仇恨。比如把阿里清真寺汽车爆炸（炸死着名什叶派宗教领袖哈吉姆等129名什叶派信徒）说成是美国人策划的，把炸死56名接受训练的伊拉克新警察的爆炸说成是美国阿帕奇直升机发射的导弹造成的等等。

　　在卢旺达，胡图族极端分子的报纸《KANGURA》煽动说：“让胸中继续的愤懑都爆发出来吧……。在这样一个时刻，鲜血将滚滚成河”，在伊拉克，萨德尔德报纸《阿尔－哈瓦兹包》也充斥着同样的煽动。随着6月30日移交权力的临近，掌权无望的萨德尔利用清真寺布告鼓动武装围攻本已屈服于311恐怖爆炸压力而决定撤军的西班牙营地从而导致冲突升级，因为他们已经等不及了。逊尼派聚居区的费卢杰也重演了11年前的索马里 暴尸的一幕。

　　但这次美国人没有吓破了胆，反而誓言缉拿凶手，平定暴乱，恢复秩序。然而，随着伤亡的增加，目前据媒体报道共有700人之多，虽然联军表示绝大多数为武装暴乱分子，但许多媒体则称被打死的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样，不但各国民众，宗教人士坐不住了，就连被公认最亲美的伊拉克临管会成员阿德南.帕查奇也对美军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说：美军的行动是对费卢杰人民的集体惩罚，是不能接受，是非法的。阿拉伯联盟代表会议后，其秘书长穆萨也谴责了美军的行动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称是“无法接受和危险的行为”并表示阿拉伯国家不应对此置之不理。

　　按照国际法，美军作为占领当局具有维护当地秩序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在萨德尔私家武装全面暴乱，费芊送较 击救援组织车队的情况下，美军选择“不作为”的话，那么又会继续遭到“不尽责任和义务”的谴责。批评和谴责都是没错的，但以此来束 炕 复秩序的行动，为暴力活动打保护伞，则反而会令更多的无辜伊拉克平民的伤亡。如果任凭萨德尔武装占领警察局和市政大楼的话，那实力更强大的西斯塔尼什叶派也不会答应。如果美国真的受不了人命的损失，扛不住舆论的打击而滚出伊拉克的话，那么伊拉克就会群雄并起，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就会互相讨伐，欠有30万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命的原统治者逊尼派就很有可能象在原先也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卢旺达图西族一样被要求血债血还。支持什叶派的伊朗，支持逊尼派的沙特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以及境内有大量库尔德人的土耳其就很难置身之外。

　　那样的伊拉克很可能就是三分的伊拉克，那时候的伊拉克很可能就是中东全面大战的策源地 。当然，再残酷的报复战争也会平息的，该杀的人杀光了，杀人的人也杀累了，就像索马里和卢旺达一样暂时和平了。如果那样，10年后，联合国很可能又会定个伊拉克大屠杀反思日 ，在那一天，人们又会谴责美国的自私和冷血：你美国600人的生命就重于200万个中东人吗 ？美国总统当然也肯定会飞抵伊拉克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并称诺给予援助补偿。当然，后来的事情谁也无法料到。

　　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后，那些一贯高喊非洲的事务由非洲人解决的政治家们的责难无一 例外地指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的纪念会上，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落泪了，他当时正好是专门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给予维和部队不干涉的命令也正好是他下的，作为非洲人的他应该落泪，但落泪何用之有？

　　卢旺达大屠杀刚刚落幕，位于欧盟眼皮地下的前南斯拉夫地区正在互相残杀，作为具有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联合国又再次轮番开会，各抒己见。声明发了一个又一个，决议出了一拨又一拨，但杀红了眼的各方互不相让。这场出现在欧洲的战乱，着急的是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积极努力寻求联合国武装介入的也是这些欧洲国家，但压力却压向了失意于索马里而无意插手的美国。当时，在美国白宫前，穆斯林民众和人权团体打出了美国是屠杀纵容犯的条幅，甚至高呼克林顿是侩子手的“帮凶”，就和2003年非洲的利比里亚群众在美国使馆前高呼“布什是杀人犯”如出一辙。但当美国终于决定介入时，已经有近20万人死亡 。在北约飞机轰炸的逼迫下，冲突各方于1995年在美国的主导下签署了“代顿和平协议”。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科索沃的阿族穆斯林又和塞族军队互相残杀起来。联合国还是那个联 合国，同为斯拉夫人的俄罗斯和米洛舍维奇老朋友的中国都是具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边是辩论，争吵一直没个结果，一边是处于弱势的阿族穆斯林的村庄被夷为平 地。最后当越过联合国的北约用导弹将塞族军队炸出科索沃时，被安南所称的大屠杀已经酿 成。

　　为了清算和惩罚反人道罪行，就象对卢旺达一样，联合国也成立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 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战争嫌疑犯被送上审判台，前南地区渐渐地回复常态。2002年9月，新华 社转载光明日报文章说：“从代顿协议签署至今的7年中，前南各民族间的和解进程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整个巴尔干地区处于十几年来最稳定的时期”。强大武力会带来杀戕，但也能 带来和平与稳定。虽然人们的记忆中存留的是78天史无前例的“野蛮”轰炸，眼前浮现的是 美国巡航导弹下的残墙断壁，耳边想起的是空袭警报和儿童的啼哭声。固然，死于北约导弹下的2000余人（约500多为塞族正规军军人，其余为民兵警察和无辜平民）的命是宝贵的，但也应该看到死于种族仇杀的20多万平民的血也是热的，更应该看到北约的导弹熄灭了有名 的巴尔干火药桶，维护了欧洲的和平和稳定。

　　在今年召开的防止种族屠杀国际会议上，许多国际领导人都表达了阻止悲剧重演的决心 ，并给出了5项建议，比如将灾难扼杀于萌芽状态；干涉散布仇恨鼓动暴力的“民族主义” 媒体；切断外界支持和禁运武器并进行必要的武装干涉。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坐以 论道还行，一旦涉及出钱出力的时候就难达一致。假如在1994年的卢旺达维和需要100亿美 元和5000精兵的话，如果英美能出75亿和3000精兵，那么中法俄能出25亿美元外加2000精兵 吗？再说，情报毕竟是情报，虽然一直有大量的情报指向朝鲜的核设施，但谁又能保证不会 出现象伊拉克WMD那样的滑铁卢呢？如果不是卡扎非主动配合，利比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库怎么会大白天下呢？即使确有情报显示某国有大屠杀的迹象，是否就可据此“先发制人” ？在事发前，再好的情报也只是表明一种可能，就像本拉登的炸楼和萨达姆的违禁武器一样 ，虽然都有一些情报的支持。即使在屠杀发生后，也还有一个定性和程度问题，就像在卢旺达和前南联盟一样，联合国内部一直在为“是否出现了种族屠杀”而争论不休。

　　在联合国的主导下，组建维和干涉部队“以暴制暴”基本上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认同。但怎样实施武力又成了问题的焦点。当卢旺达大屠杀开始时，已有数千联合国的维和部队驻扎当地，但主持维和工作的副秘书长安南依据安理会的决议下达给达赖尔将军的命令则强调：
　　“务必避免可能导致使用武力的举动”。中国社科院西非研究所的张郇在中央电视台卢旺达 大屠杀专题节目中说：“恰恰是因为索马里的行动，他们（指美军）特别讲究交战规则，你 所面对的持枪的人没有朝你开枪的话，你就无法开枪，就无法保护大批说救救我们的卢旺达 人，没法保护他们，因为你无法首先开枪，怎么能阻止那些拿着枪，拿着刀去杀人的人呢？ ”。事实上，在南联盟也是这样，塞族军队平时对待维和士兵客客气气，相当友好，但一旦 他们认为有必要时，就当靶子来打。

　　在当今的社会舆论和现有的国际法的框架下，外国部队处于天然的道德劣势，稍有差错 就会被指控为“公然违反国际法”。更由于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即使没有差错，一个看似高 傲的姿势，或是一个看似鄙视的眼神也会被媒体渲染，更会被借以煽动仇恨。那些与维和士兵对立的当地武装分子不但占据了“反 骨致院 占领”的道德制高点，还掌控了战场上的何 时打怎么打的主动权。国际社会出于对武力的恐惧和警惕，给予了强势一方格外的关注和限 制。但由此来束缚强者的手脚封住他们的嘴巴来获得所谓的均势，则会在事实上纵容弱势一 方的为所欲为，在客观上造成更多的平民的伤亡。在伊拉克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伊拉克妇女小孩围着美军看打战热闹，血气方刚的青年不时地扔几块石头，武装分子则躲在后边放冷枪。新闻晨报几天前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叫着“并不可怕的美军”，那么这样一支“ 不可怕”的军队怎么能履行职责， 头１ 徒，恢复秩序和保护平民呢？

　　联合国是什么？目前的联合国不是国家的上级组织，只是众多国际性组织中的一个，她 的合法性是来自于成员国的认可，她的现有权威是来自几个大国的意志和实力。十年过去了，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理令人惊骇的累累白骨并没有阻止仍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种种非人

　　道行为，国际社会显然应该存在意志强有力的干涉力量，这支力量显然不应该仅由美国等少 数强势国家来充任，但如果强势的美国撒手不管，联合国是否能够担此重任？如果她能，那 么萨达姆也就不能与她玩耍12年的猫鼠游戏，延续至今的伊拉克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

　　安南在种族屠杀纪念会上警示国际社会：苏丹是最有可能出现种族大屠杀的下一个国家 。苏丹就是那个和乌干达、塞拉里昂等一起努力将美国踢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国家，苏丹还是我们中国在非洲的主要盟友和贸易伙伴，也是我们主要的经援和军援的对象，但愿安南 的警告不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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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高命薄李清照[转帖]

　　
　　作者：杨闻宇 分类：历史 出版社：崇文书局

　　李清照是宋代首屈一指的女性文学家，可惜其诗文多已亡佚，六卷《易安词》里只传下一卷后人收集的《漱玉词》。

　　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母亲是状元王拱辰的孙女，天资聪颖的李清照自幼在优裕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很快出落为一位稀有罕见的才女。李清照嫁给了赵明诚，赵明诚之父赵挺之，宋徽宗时曾官至宰相。赵李两家是同乡且兼有戚谊，又门当户对，两家结为姻亲，是亲上加亲，夫妻之间如胶似漆，爱中有爱。

　　赵明诚是国子监中的一位太学生，留京读书时，妻子常寄抒写相思的词给丈夫。丈夫觉得妻子在诗词上胜于自己，心里有些不大受用。他不甘心处于妻子的下风，就把自己在屋里关了三天三夜，接连写成了50多首词，将李清照寄给他的《醉花阴》也夹带其中，让同窗好友陆德夫进行品评。陆品诵再三，最终还只是肯定了那一首《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文学素养之高低，看来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自那以后，赵明诚不得不从心底佩服自己的妻子。

　　封建时代，从来就不指望也不希冀女儿家沉浸于文学之中。李清照作为特例，与丈夫彼此唱和，赌胜为乐，在闺房之趣、夫妻闺情里自是很高雅又很愉悦的一页。爱的园林里，这是一缕盘桓于恩爱夫妻之间的清冽潺湲的清泉，人不醉心醉，颜不醉神迷。

　　人之在世，谁也不能不犯姻缘上的错误。李赵联姻也属于天作之合了，而天作之合也不可能始终天衣无缝。建炎南渡，赵明诚做过一任建康知府。有一天城里突然出现叛乱，赵知府慌了神儿，自个儿缒城先逃。轻松的闺房游戏不同于严峻的现实生活，妻子是才高貌美的浪漫才女，她此时才发现丈夫是骨头里缺钙的半吊子文官，彼此的爱情生活里能不形成裂隙么？好在李清照45岁时丈夫忽然病故，这一幕业已露馅的姻缘剧没有再续演下去。这等扫兴之事，李清照当然无心付诸文字，然而，明眼人从她留下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诗句里，也还是能看出她窃恨男人们不争气的巨大抱怨，这等男人里，也依稀地闪动着赵明诚已逝的身影。这首《绝句》非常耐人寻味，对李清照而言，与其像自己这样将爱情付托给文人，直不如像虞姬那样让爱情皈依于项羽式的武人。李清照自己是有苦难言，虞姬持剑自刎，倒是痛快淋漓的收局。

　　赵明诚死后，李清照是否又嫁给了右承侍郎张汝舟，重婚很快破裂，最后打官司而离异，这是个有争议的题目。持否定之议者认为，李清照才气过高，才气过高者在为文时难免有伤忠厚，李清照再嫁之说，就是被她批评者所捏造的架诬之词。这些好心的维护者，认为李清照那样高雅的女性，不可能再嫁于人。在这个世界上，就爱情而言，男性大体上是业余的，而女性则专业化。从李清照那首著名的“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的《声声慢》及所能见到的文字来忖度，中年的李清照是很难熬得住冷清寂寞的嫠妇光阴的，让她这样的人活活守寡，真不如离开这个世界。如果硬要说她是为亡夫赵明诚守节，我看也难，因为李赵相比，李清照也太阳春白雪了，赵并非她理想中的如意郎君，为这样一个丈夫去守节，在李清照也不大可能。另外，被李清照从艺术上所批评过的那些文化人，艺术上无法与李比肩，为了反驳，就用嫠妇再嫁去诋毁她的人格，凭此来抬高自己在艺术上的地位，这不将自己的形象弄成个“文痞”了么？能被李清照放在自己笔下进行品评的文人，人格不至于如此堕落吧。

　　李清照作为超群出众的才女，她的爱情追求是顽强而炽烈的，而其追求的进程又是暗流横生、波澜起伏的。在这个世界上，一切花好月圆的境界都是转瞬即逝的，在人生道路上不管怎样地“寻寻觅觅”，永远也不可能找到尽善尽美的爱情与姻缘。由此，我便相信李清照在赵明诚死后，身心憔悴，不久即嫁于张汝舟之说。张汝舟是个“驴粪蛋子外面光”的伪君子，因谋图李清照身边尚存的文物，结婚初始对妻子还不错，渐渐地，夫妇间在文物支配权上有了矛盾，继而，丈夫因不能俘获妻子的心而恼羞成怒，大打出手，心性高洁而又刚烈的李清照，张汝舟凭拳头能征服吗？李清照便告发了张汝舟当年在科场舞弊过关的旧账（新婚伊始，丈夫得意忘形而吐露给妻子的）。这场官司的结局是张汝舟发配柳州，李清照也被套上枷锁送进了牢狱。李清照虽然在朝中友人的帮助下只坐了九天牢，心灵深处却留下了永难愈合的伤痕。

　　正是由于这种跌宕曲折、痛苦难堪的经历，李清照所遗下的文字里才有了“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这样的令人愀怆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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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反共思想体系的老兵[转帖]

　　　　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蒋介石培植亲信时，常以地缘关系、亲缘关系作纽带，即非奉化人，也必出身于江浙；非血缘上的关系也得沾亲带故。然而，何应钦之于蒋介石，却是以“学缘关系”，即同时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培植出黄埔系而成为蒋介石的宠将。在国民党军中，要得到蒋介石的重用，获得迅速晋升，则必须是“穿着黄马褂，戴上绿帽子”，即出身于黄埔军校或毕业于陆军大学。

　　从1950年代初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人心，蒋介石开出的空头支票便是“###”。何应钦在每年的元旦、3月13日棉湖战役纪念日、6月16日黄埔军校校庆、双十节、10月30日蒋介石的生日和其他场合的演讲、致词，都跟着蒋介石高唱“###”。在国民党的改造运动前后，台湾当局掀起了“效忠总统运动”。何应钦一改过去的迂缓迟钝，敏感地意识到，他晚年的境遇，并不取决于他对国民党、对台湾政权的作用如何，而是取决于蒋介石对他的好恶及信赖，或者说蒋介石对他需要到什么程度。在“效忠总统运动”中，何应钦是一个先行者，他似乎比别人对蒋介石的“英明伟大”有透彻的认识。无论这种认识是出于理性加感情，还是情势所迫，他毕竟扮演了一个适合他身份的角色。如果说去台湾以前，何应钦主要是以他的实践活动来帮助蒋介石形象的塑造的话，那去台湾以后的何应钦，则主要是以他的语言文字在描绘蒋介石了。1952年2月8日，何应钦所发表的《总统行谊》的讲词，便是他描绘蒋介石形象浓墨重彩的开篇，也奠定了他在“效忠总统运动”中充当信神与造神双重任务的基础。每逢与蒋介石或与自己有关的具有纪念性的日子，何应钦几乎都要发表演讲或文章，忆往怀旧，阐释经义。何应钦不再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带头实践蒋介石的理论，而是以自己的理论去弘扬蒋介石理论的精义。这一微妙的转变，开始于到台之初为蒋介石修补###思想体系的那些日子。

　　1950年初，为了加强###斗争，何应钦曾为蒋介石所写的《###理论抗俄基本论》 《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等###理论著作作诠释，发表自己的心得体会加以宣传。为了使###理论系统化，蒋介石于1956年底完成了《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 一书的写作，1957年6月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地区正式出版发行。何应钦为讨得蒋介石的欢心，出面请陶希圣、汪公纪主持译成日文，以“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的名义在日本出版。出版后，何应钦亲自将日本新闻社出版的报刊摘要呈送蒋介石审核。1977年，蒋介石已经去世，何应钦还著文称颂《苏俄在中国》。

　　在蒋介石死后的23天里，蒋经国通过娴熟的政治手腕，事实上已将台湾的党、政、军权集于一身，成了台湾岛上的头号人物。何应钦认为蒋经国头脑精明，气度超凡，其才智不逊于乃父，自然可子承父业，执掌中枢，他要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转移到蒋经国身上。1978年，何应钦收到日本产经新闻会的邀请赴日，参加中正堂落成典礼并在揭幕式上主持剪彩。何应钦此行的目的，虽说是参加中正堂的落成典礼，但台湾当局和他本人都有主题以外的内容，企图借此机会，拉拢日本反华亲台势力，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再度制造台湾、日本、韩国连锁的东北亚###联盟。何应钦通过这次访日的机会，既报答了蒋氏父子的知遇之恩，又以他驾轻就熟的“国民外交”手段，推进台湾当局的“实质外交”，扩大了他企图建立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联盟构想的影响。他的不少“###联盟”和“外交策略”为台湾当局所接收，他的“战略顾问”似乎名副其实了。1979年，蒋纬国发起成立“中华战略学会”，有鉴于世局之激变，“国步方艰”，希望能以战略研究达成“学术报国”目的。为了表示年轻一代对老一辈的尊重，蒋纬国聘请何应钦担任学会的名誉副会长。

　　何应钦从读小学起，就养成了持之以恒的良好生活习惯。长期的军旅劳顿和尊荣显贵，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规律。对于政治风云、官场沉浮、人间冷暖，他都能泰然处之。他自称他自己有一套处世养生之道，即“食不求饱，起居有节，不过分运动，不可分疏懒，最重要的是心志淡泊，知足常乐，行事要无愧于心”。他不暴饮暴食，不嗜烟酒，不近女色，无特殊情况绝不熬夜；即使因故熬夜以后，也要坚持早起散步。所以他认为，要想长寿，第一是生活要有规律，第二要节嗜欲，第三要有适度的运动，还有就是相信医生。他70岁以后，仍坚持早起散步，时常打高尔夫球或是整理庭院里的花木，体气面色，无异于壮年。去台湾以后打高尔夫球可说是何应钦最喜欢的体育运动了。这种运动在台湾也是上流社会的专利，是何应钦扩大或加强人际交往的媒介，甚至是他与外国访台要人交流感情，洽谈问题的助兴之物。由于何应钦在台湾高尔夫球界有一定知名度，又有社会地位，台北成立高尔夫球俱乐部时，特意请他剪彩并开球。由于何应钦对体育的爱好与重视，台北举行的不少体育运动会都请他主持开幕式，或者点燃圣火。这又是他晚年所获得的殊荣。

　　何应钦去台后的个人生活，虽没有在大陆那般显赫，令官场中人惊羡咋舌，但也不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同他一起到台湾的，除了他的两个弟弟及其家人外，还有他在黄埔军校时期就结下了生死之交的一批难兄难弟。在蒋介石贬斥###、奖掖新进的过程中，他们都先后释权赋闲，但优裕的生活、表面的尊荣，依然使他们沐浴到蒋氏家族的恩宠。同是天涯沦落人，灵犀相通，时常相聚，彼此关照劝勉，倒也是一种悠闲，但终究驱不散同在异乡为异客的零落感。

　　晚年何应钦虽无所事事，但不愿写回忆录。因为他一生中与蒋介石的微妙关系，特别是涉及中日关系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确实有很多隐秘，不便与外人讨论，也难以下笔。与其遮遮掩掩，不如留给后人评说吧。

　　1965年5月30日，台北何氏宗亲会成立，何应钦作为何氏一门的尊者应邀出席并致词。台湾当局规定，现役军人不得加入宗亲会之类的民间社团组织，何应钦因荣获终生军籍，故不能加入何氏宗亲会，众人皆以此为憾。何应钦毕竟是深深眷恋大陆故乡的，他强烈的###意识与绵绵的思乡情结往往十分矛盾地交织在一起。他在那篇台北何氏宗亲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词中，却又有透露出真实心声的另一面。他说：每每“遥望大陆”，希望“与大陆的亲友互通消息”，甚至有朝一日能回大陆“祭扫祖墓”。台湾各地成立的何氏宗亲会都把何应钦奉为何氏荣光的象征，请他拨冗出席各种聚会，或为他的生日举行庆祝会。何应钦也把这些海岛上翘首遥望大陆的何姓之人，当作自己的族人，以减轻在内心深处隐隐作痛的乡愁。

　　何应钦除了被何氏宗亲视为荣耀之外，更是贵州旅台同乡团结乡友的一面旗帜。但一贯谨小慎微的何应钦却不敢对贵州同乡有过多的关照。在1985年11月3日贵州同乡会馆举行启用典礼上，何应钦的致词充分反映了何应钦既想祖国统一，却又死抱住“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幻想不放；既与大陆去台的同胞一样思念故土，但却又坚持阻挠和平统一这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矛盾。

　　愈到晚年，何应钦愈是思念故乡。每当有人去看望他，特别是贵州同乡去到他那里，谈及家乡之事，他便眉飞色舞，贵州的历史、掌故、风物、俗谚，随口而出。他不止一次地直接拜托或请人转托回贵州、回兴义探亲的人，打听泥凼故乡的情况，何氏故居、祖茔的现状，以及在大陆亲人的近况。当看到家乡辗转带来的照片、物品后，何应钦会久久地陷入沉思之中。尽管兴义人民与当地政府多次公开表示，并托人转达，欢迎何应钦回乡省亲，但何氏已不能改变他自己公开场合所形成的一贯形象。在台湾，有很多地方的美丽风景都使他驻足不前，他从这里看到了他的家乡泥凼。他不止一次地向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描述家乡泥凼的山水景物，使张大千感悟极深。从未到过泥凼的老画家凭着何应钦的述说，画了一幅《何上将故里泥荡风景图》，作为何应钦九十大寿寿礼相赠，成为何应钦极为珍视的藏品。

　　从1986年初起，何应钦的身体状况便每况愈下。5月1日，出现脑中风，他不得不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1987年3月，他自感时日无多，遂令家人将他历年所珍藏的墨迹、照片、勋章、奖品等与国民党军军史有关的文物40种约200余件，全部交给“国军历史文物馆”，既为国民党军，也为他戎马宦迹一生留下见证。该馆专门为他辟一展室，名曰“应钦堂”，一语双关地展示这些上自黄埔建军，下至赴台以来所获得的荣耀。1987年10月20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下降，经全力抢救并以呼吸器维持他的呼吸，延至21日上午7时30分，终因心肺衰竭而不能复振，结束了他整整98个春秋的一生。

　　12月1日，何应钦公祭仪式在台北三军大学礼堂举行。病中的蒋经国送来了“轸悼耆勋”的挽额，宋美龄敬献了十字花架，李登辉、谢东闵、俞国华、郑为元、郝柏村、李焕等台湾政要，以及陈立夫、薛岳、谷正纲等###都到场致祭。丧礼后，何应钦被安葬在台北县汐止镇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而在他的家乡，有关部门和他的亲友也都发出唁电或挽词，呼唤“魂兮归来”。

　　何应钦的夫人王文湘也是贵州兴义人。王氏之父王起元属于兴义“八大户”之一；其母刘显亲，系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的胞姐；其大兄王文选官至国民政府首任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是上海私立大夏大学的创始人；二兄王文华，官至黔军总司令，以护国讨袁之役而闻名一时。何应钦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黔，任黔军团长兼贵州讲武学校校长时，由刘显世做媒、王文华撮合，与王文湘结为百年之好。1917年农历三月初十，何应钦与王文湘在贵阳结婚。王文湘知书识礼，温驯贤淑，在当时的贵州可算得上“皇帝女儿”之类的人物了。何应钦与她的结合，既为自己在黔军的迅速升迁、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奠筑了宗法关系的基础，也确实给他带来了真挚的爱情。婚后，何应钦与王文湘夫唱妇随，夫荣妻贵。1920年何应钦因黔军内讧被逐，在昆明遇刺，险些丧命。治疗期间，全靠王文湘日夜守护，悉心服侍，才得以迅速恢复。王文湘虽出身于富贵之家，但秉性平实简朴，较少以富贵娇人自居，且能吃苦耐劳，既为何应钦主持家政，又协助他从事社会活动。去台初，王文湘已查出身患癌症。在何应钦及其亲友的悉心照料下，加之王文湘本人精神上能自我排解，她竟奇迹般又生活了二十多年。1978年4月23日，王文湘逝世，终年82岁。

　　何应钦夫妇终身无出，何应钦的四弟何辑五便将自己的爱女丽珠过继给哥嫂，使他俩不至在外表的烈烈轰轰之后感到膝下凄凉。何应钦夫妇视继女如掌上明珠，关切疼爱备至。何丽珠生性聪慧。在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曾奉派为台湾驻美国“领事馆”任副领事。毕竟双亲年迈，膝下无人，不由得何丽珠不起归思。她多次申请回台，均未获批准。何应钦又常以“恪尽职守”、“忠于党国”即为至孝相诫，不同意何丽珠回台任职。每年假期，何丽珠与丈夫蒋友光回台省亲，何应钦夫妇便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直至何应钦年逾九旬，而王文湘早已病逝，台湾当局才批准何丽珠回台，在“外交部”礼宾司任特权科科长。何丽珠夫妇在牯岭附近有私邸一座，离何应钦的寓所不远，为尽孝道，晨昏必至父亲处问好，节假日亦携带子女并邀约上表姐妹前往何应钦处，让老父享受含饴弄孙的乐趣。参考文献：熊宗仁：《何应钦——漩涡中的历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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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背后的文明[转帖]

　　
　　作者：倪方六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一、“墓”的变化

　　提起盗墓，不少人或许会想起野蛮、龌龊、肮脏、缺德这些不雅的词汇。实际上，盗墓背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盗墓的出现，是因为有墓。

　　与“墓”意思相近的，还有“坟”、“茔”、“丘（邱）”、“冢”、“垅（垄）”、“土”、“培”、“堬”、“垜”、“山”、“陵”、“寑”等十多种叫法。

　　“墓”，大概是最为原始、正宗的概念了。笼统地说，墓是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余物的固定设施。在考古学上，常会把“墓”与“葬”相提并论，言之为“墓葬”，可见墓的古老和重要。

　　“墓”的本义有多种解释。《说文》称，“墓，丘也。”《广雅》谓，“墓，冢也。”《论衡·讥日》直接说，“墓，土也。”更有学者从字音上进行解释，清代乾嘉学派的中坚人物段玉裁称，“墓”就是“慕”——“孝子所思慕之处。”

　　但“墓”与“坟”、“冢”、“丘”、“陵”等，在古代有相当大的差别。

　　凡掘坑穴葬，盖土与堆平，不植树者，方叫“墓”，“墓”中透露出的是中国人朴素的早期丧葬观念——“不树不封”。

　　“坟”，则是与“墓”相对的。虽然现在大家通常把“坟墓”放在一起使用，但在先秦以前，两者区别明显：葬穴积土成堆，才叫“坟”。即《方言》所谓的，“坟，地大也，青幽之间，凡土而高大者谓之坟。”而坟的本义就土堆子，《礼记·檀弓上》称，“古也，墓而不坟”，就是这个意思。

　　“冢”的本义，《白虎通》称“大也”。后来的意思则变成了坟，但《说文》称，“冢者，高坟也”，即封土高大的坟。上面的冖 表示地下覆盖，将死者覆盖于墓中,故从冖。

　　“丘”，本来指坟堆，即堆在葬穴上的封土，与此有相同概念的，还有“垅”，垅与“垄”相通。《汉书·楚元王传》称，“尧葬济阴，丘垅皆小。”意思是，尧当年葬于济阴，其墓的封土很少，地面的坟头不大。

　　“墓”与“坟”、“冢”、“丘”意思上的不同，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早期人类的等级差别。普通人家的葬处可说是墓，也可说是坟，但“丘”则非下层民众可用。《周礼·春宫》称，“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大概意思是，死者下葬后，墓上封土的高底和植树的多少，与其生前的地位相一致，否则是越礼。王公级别的才叫“丘”，如苏州著名的虎邱斜塔，即因吴王阖闾之冢所在而得名。

　　墓中的更高等级，则是“山”和“陵”。

　　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渭水》（卷十九）有这样的文字，“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

　　“陵”的本义是指高大突兀的山丘，后来则逐渐成为皇家坟冢的专用名词。其衍变过程就是指坟冢的封土越来越高大，最后到了堆积成山的地步，这非帝王不可为，所以只有帝王才能把墓造得如山一样高大。

　　但早期的“陵”，也可以是王公们的坟冢。《史记·赵世家》（卷四十三）称，“肃侯元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十五年，起寿陵。”清代学者顾炎武据此考证，肃侯的墓是高坟大冢，其也称“陵”，可见“陵”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而且是诸侯可以使用的。

　　更有学者考证，在此前的春秋时期，已有了“陵”的概念。但在刘姓定下汉家天下后，特别是汉高祖刘邦的坟冢称为“长陵”后，“陵”就不能乱用了。只到今天，一般人的墓仍不可称为陵，蒋介石在台湾去世后，其葬处才叫“蒋陵”。

　　“寑”，是陵的最高级别，寑本身并不是尸体所藏之处，是附属建筑，一般认为是“陵上的正殿”。

　　“寑”原指正规的起卧房间，即“寑室”，成语“寿中正寑”中的“寑，即取此原义。帝王所居之处则叫“寑宫”。而帝王死后去阴间仍想当皇帝，自然其魂灵依附的尸体所藏之处，也要造得如生前的宫殿一样，于是有了“陵寑”，这一专指帝王坟墓的特定称呼。

　　从“墓”到“陵”的一步一步变化中，可以看出人类从蛮野向文明的进步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的发展主线——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出现、确实和强化。

　　墓“不树不封”，地面无留痕迹，子孙也找不到。所以当早期是没有扫墓、祭祀概念的。这一习俗在蒙古人身上一直有体现，在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死时，都还是秘葬，地面不留标记，以致一直到现在，成吉思汗的葬处都没有被人发现。

　　“不树不封”的另一面则说明，早期人类的情感相对是淡漠的，或者是狠心的。

　　在生产力水平低，活人生存都颇艰难的环境下，对死人的照顾自然也就顾不上了，不可能更多地去考虑感情，去考虑生死离别。后来，生产力发展了，物质财富有了积余，活人对死人就开始“怀念”了，而且感情越来越深厚。

　　这种“怀念”，就是感情的一种升华，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除了“墓”的概念有变化，墓的形制也同步被强调了，如帝王陵寑，由“封土为陵”逐步发展为“因山为陵”。

　　墓址的选择，不再像早期那样，随便找个地方安置，而是讲究“风水”。

　　晋代堪舆大师郭璞在《葬经》称，“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此“风水观”对后世，特别是帝王陵寑选址影响很大，即便是普通人家，也要请风水先生相墓，寻一块可以旺子旺孙的吉地下葬。

　　墓也不再是死后匆匆挖筑，而是生前就开始营造了。

　　如始皇帝嬴政的秦陵，至其在东巡途中病死时，仍未完工。《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参与造陵的犯人就达70余万，可以想见其规模的巨大和形制的复杂。

　　二、“葬”的不同

　　“葬”，是一个会意字，从“死”，指人死后盖上草席，埋藏在丛草中。可见，古人死后，只是草覆盖后简单埋葬，没有使用棺椁一类葬具的说法。

　　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认为，“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余，按照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后来，葬泛指处理尸体的不同方式，如土葬、火葬、###、二次葬等等。

　　“葬”音与“臧”相近，古义“臧”与“藏”相通，因而有学者认为，葬，就是收藏尸体，《说文》就是这个观点。《礼记·檀弓》称，“葬也者，藏也。”《荀子·礼论》称，“故葬，埋敬藏其形也。”都是这个意思。

　　与“葬”经常搭配起来使用的字，是“丧”——丧葬。

　　“丧”者，伤也。为什么要悲伤？因为有人死了。所以“丧”的小篆字形，上面是“哭’,下面是“亡”，表示哭已死去的人。因此，《说文》解释，“丧，亡也。”

　　葬，有薄葬与厚葬之别，构成了活人对待死人态度的全部。

　　人类最初或许并没有葬的概念，后来挖坑埋掉，身上盖点杂草、草席什么的物品，才有了原始的“葬”。而这种原始的“葬”，一直贯穿于人类生活中，至今家贫无力办亲人葬事者，还是这种处理方式。

　　明太祖朱元璋在当皇帝前，家中一贫如洗，其父亲得了瘟疫死后，就是用草席包裹了一下，与其兄抬到乡人施舍的一块荒地上，草草埋掉。因为这个原因，朱元璋后来想迁葬，都不方便，最后刘基称迁墓会影响风水龙脉，朱元璋正好作罢。

　　从考古发现来看，情况确实是这样。

　　1977年，考古专家在河南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首次发现和发掘出了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裴李岗文化。在一处氏族家族墓地中，共发现了114座人类早期墓穴，墓穴简单，不见葬具，随葬品也很少，甚至没有。即便有点随葬的物品，也仅是磨盘、磨棒、石斧、石铲、石镰、陶瓶、陶罐一类早期生产、生活用品。

　　这些考古发现也证明此时的中原地区已开始走向初步的文明，原始农业文明时期。

　　据宜昌博物馆公布的资料，1998年11月，在三峡工程建设中，于三峡库区归县旧州河古遗址，考古发掘了两座距今4000多年的原始社会墓葬。其中，二号墓为腰坑墓。这两座墓资，均为同一时期的土坑坚穴基，距地表深3米左右。其中一号墓坑长2米，宽0．78米，人骨架保存较好，骨架长1．64米，葬式为侧身屈肢，头向南，不见任何随葬品；二号墓坑长2．12米，宽0．85米，深0．4米，人骨架保存放好，骨架长1．65米，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北，随葬有陶罐、陶钵、陶碗、石铸等6件随葬品。

　　人类早期这种丧葬方式，可以看成是“薄葬”。

　　与“墓”的概念往后出现变化相一致的情况是，在“薄葬”之后，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出现对尊贵死者的追崇，特别是后期“国家”和帝王出现，葬事开始复杂了。

　　与墓有级别一样，葬亦有了等级——葬厚流行，就是等级的反映、彰显皇威的体现，是“事死者如事生”观念的具体化。

　　中国最早有记载的第一个朝代是夏，其后是商、周。这个时期的贵族墓葬就很不一般了。各种精美随葬品的考古发现，证实当年的葬事是如何如何地讲究，厚葬是如何如何地严重。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妇好墓”便十分豪奢，是这个时期厚葬的代表之一。

　　现已证实，妇好是乙辛周卜辞上记载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此墓未被盗掘过，出土的随葬品多达1928件，其中青铜器有468件，品种几乎含盖了过去殷墟中出土的所有青铜器种类。有两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中国目前已发现的体形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墓中还有755件制作工艺很高的玉器随葬品，还有绿松石、玛瑙、水晶、象牙等许多宝石。

　　之后的春秋时期，“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时“礼乐崩坏”，时人以厚葬为荣，薄葬为辱。史载，当时的齐国、宋国葬事逾制，导致厚葬之风盛行。

　　到了秦汉，厚葬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其随葬物品多得装不下，据称所随葬的财富为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后汉书》记载，当年农民起义军赤眉军攻占长安后，焚烧了皇宫，又“发掘诸陵，取其宝物”。茂陵中的随葬品搬了几十天，“陵中物仍不能减半”。

　　后世有不少有识之士，甚至帝王本人，都对如此的厚葬作法提出了反对。如魏武帝曹操、汉文帝刘恒、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生前说提倡薄葬。曹操还身体力行，死后不随葬金银宝，陪以瓦器，连“送老衣”都是生前身上穿的，即所谓“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三、“盗”的反复

　　“盗”，原意是看到人家的器皿就会贪婪地流口涎,存心不善。

　　《荀子·脩身》中称，“窃货曰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也有定义，“窃人之财犹谓之盗。”“窃货”、“窃人之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偷东西。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称“窃书不能算偷”，实乃是一种诡辩。偷乃小人之举，所以庄子说，“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

　　大者盗国，小者盗墓。两种行为中都是“盗”，但不同的是，前者是偷活人，后者是偷死人——发死人之财。

　　从盗墓史是来看，盗墓的动机大概有四类：图财、报复、游戏、巫术。

　　盗墓最原始动机，似乎并不是为了财，应该源于报复——对仇家和政治对手的报复。试想，最初的墓里空无一物，盗之何用？

　　盗墓史上那么多“辱尸”现象的出现，不少与报复是绑捆在一起的。盗墓狂人伍子胥，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动机，才掘开了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

　　春秋时期的齐懿公在与邴歜争夺田产中失败，后来当上了国君，把邴歜的墓掘开，拖出尸体“而刖之”，就是把他的脚从他的尸体上给剁了下来，以示惩罚。

　　为了报复，有的还把尸体挖出来，与兽骨一起焚烧，深化辱尸的目的。据《明史》记载，大盗赵鐩把明臣焦芳祖先的尸骨从坟内盗掘出来，与牛骨马骨一起焚烧，羞辱焦芳。

　　最有意思的报复出现在隋初人王颁身上，把仇家的尸骨头烧成灰搅到水喝了。他听说父亲王辩让南朝陈高祖陈霸先杀了，悲痛欲绝。陈灭亡后便欲去掘陈霸先的万安陵。陈陵很大，一夜恐怕掘不开，担心事情败露。于是王颁喊上其父亲生前手下的士兵一千多人，“诸人请具锹锸，一旦皆萃。于是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并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

　　但盗墓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图财，持这种动机的应该是正宗的典型的盗墓者。

　　曹操当年没有军晌时，便是靠盗墓来维系军队供给的。曹操这个盗墓狂人，是中国历史第一个设置盗墓机构的人。其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有几十个人专门负责“盗墓业务”，打到哪盗到哪，哪座陪葬多盗哪座。汉梁孝王刘武的豪华墓冢，就是曹操派人给盗掘的。曹操在打开墓穴后，亲临现场，指挥取宝。《水经注疏》记载：“操发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室数万斤。”

　　无独有偶，本为宋臣的刘豫降金后，于公元1130年被金国扶植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齐。刘豫与金人合伙掘毁北宋帝王陵，他好象盗墓盗上了瘾，效法曹操，设立“淘沙官”专事盗墓，将境内的古冢旧坟一掘干净，给河南中原一带的陵墓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是一次灾难。

　　现代的盗墓狂人孙殿英对清东陵下手，也是对陵中的随葬宝物馋涎欲滴。盗得的宝物价值连城，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从慈禧口中的夜明珠，还有一批名贵的古玩、字画等，据说分别送给了民国要人蒋介石、宋美龄；慈禧的枕头“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让人痛心的是，更多的被盗文物如今不知流落何方，无法找回。

　　盗墓有官盗和民盗之分。曹操、孙殿英之类属于“官盗”，而更多的盗墓者属民盗，其数量无法统计，只能用多如牛毛来形容，有不少民盗靠盗墓发家致富。

　　清光绪年间举人徐珂辑编的《清稗类钞·盗贼类》里，记载的广州盗墓高手焦四，便是盗得一座陪葬丰厚的古墓，一夜暴富。至如现在我们身边的不少文物贩子腰缠万贯，背地里也是靠“盗”。

　　在几种盗墓动机里，比较变态、或者说另类的，是游戏和巫术。

　　汉广川王刘去，就是游戏盗墓者的代表。晋人葛洪编著的《西京杂记》记载，“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刘去不缺吃不缺花，盗墓图的是乐趣，凡与他一次盗墓的，谁盗到陪葬品属于谁，所以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帮这样的“玩主”。

　　比刘去变态的是南朝时陈宣帝陈顼次子陈叔陵。陈叔陵是一个极其好色之徒，不论是少妇，还是未婚女孩，只要有点姿色，他见到了就要霸占。他还有一种怪癖，喜欢玩弄死人骨头。《南史》（卷65）记载，陈叔陵“又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命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爲翫弄，藏之府库。”

　　因为信奉巫术导致的盗墓事件，在史上也不鲜见。明正统年间，山东济南一带民坟被盗现象很严重，原因是当地流行一种巫术——“打旱骨樁”。遇到大旱之年，当地人便认为是死人得罪了上天神灵，要把刚死下葬不久的坟墓掘开。旱骨樁的“打法”很野蛮，就是“伐新葬冢墓，残其肢体。”

　　但在实际盗墓事件中，盗墓动机往往并不是单纯的，都比较复杂。如楚霸王项羽，其兵在盗秦陵时，便有报复和劫财的双重目的。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军干的盗墓事件中，盗墓者也都带有多种情绪。《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汉末赤眉军盗墓西汉诸陵时，“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把陵中陪葬品取走不去，还要“奸尸”，令人发指。

　　除了上述四种原因外，因迷信风水而引发的盗墓事件也很多，详见书中相关章节，在此不再赘言。

　　四、盗墓“冲击波”

　　盗墓，是一个历史十分久远而古老的行当，直到今天，盗墓依然兴旺，“冲击波”不断。

　　在中国盗墓史上，伴随着每一个朝代的兴亡，盗墓的行动也会出现起伏。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出现过多少朝代更替，就有多少次盗墓高峰。其中以这么几次最为明显，造成的破坏力最大。

　　第一波在汉魏之间。这一次的盗墓可以说是“官盗”、“民盗”交织在一起进行的。这次盗墓高峰遭受最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冢和西汉帝王陵寑。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十分成熟，随葬的青铜器多我。时西汉政权一度允许私人制造钱币铜钱，青铜的需要量很大。

　　那么多原料铜从哪来？民间想到了盗墓，发掘古冢内随葬的青铜器物。如今天留下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冢，几乎没有未被盗过，“十墓九空”，这波盗墓之风应该脱不了干系。

　　两汉消亡之后的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间盗墓蜂起。期间的盗墓在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里均都有反映。如干宝的《搜神记》，便记述了多起盗墓事件。史书记载的“李娥因盗墓而复生”的故事，在书中也有反映——

　　汉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娥回去。

　　第二波在唐宋间，以对唐、北宋帝王陵的破坏为最。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兴旺时期在李姓大唐王朝。由于国力的强盛，创造的社会财富空前增多，达到了历史之最。唐帝王“关中十八陵”，东西绵延三百里，便显示出了盛世的背影。在厚葬之风的推动，唐帝王陵的随葬品十分丰厚。这给后来盗墓事件的发生，留下了伏笔。

　　果然，在大唐王朝尚未“断气”的时候，便有盗墓者盯上了唐陵。《资治通鉴》上有这样的记载，昭宗李晔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开始发生“侵犯帝陵”事件；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简陵遭盗。简陵是李晔父亲懿宗李漼的陵寑，僖宗李儇（李晔第五子）乾符元年，即公元874年2月葬入，仅仅28年，还是其儿子在位时就遭盗掘了，可见当时的盗墓者是何等心切。

　　随后的“五代十国”，唐陵遭受了毁灭性的全面的盗掘。

　　唐末节度使温韬，五代时梁国人，把唐陵盗得几乎一个一剩。幸好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因反盗工艺做得好，避过一劫。《资治通鉴》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王羲之的书法圣迹《兰亭序》，陪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在温韬盗陵后，就再未在世上出现过。

　　金人对北宋帝王陵的破坏则是这一时期另一件悲惨事件。

　　刘豫与金国粘罕的官兵先后盗掘，互相勾结，把宋太祖赵匡胤生前选定的风水宝地毁得不成样子，皇帝的尸骨让拖出陵外“晒尸”。除了皇陵，后陵、妃墓、周围的臣子墓、普通民冢，也都未能逃脱。

　　第三波当是明清时期，“民冢”被盗掘的情况比较严重。比较著名的盗墓事件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借着乡民盗发唐奸相李林甫妻墓的由头，宦官陈奉“悉发境内诸墓”，走上盗墓狂人之途。如当时荆州境内的大大小小、有名的没名的坟墓全都让陈奉派人盗掘了。气得当地老百姓要打死他，但让他躲过了。陈奉的恶行最终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激起武昌民变。

　　大的盗皇陵事件在这个事情比较少，传说最多的是清乾隆皇帝盗明陵，“偷梁换柱”。在清末“民盗”，竟然是不少文人干的。其以考证历史为由，将所能掘开的名墓都掘开，“看个究竟”。

　　而在民间，靠盗墓为生者也多。如上文中提到的广州盗墓者焦四，就是这个时期的人。在明文人冯梦龙所撰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喻世明言》卷14）故事中，便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物朱真，家中有“祖传之物”的盗墓工具，就是靠暗里盗墓谋生。

　　第四波当从民国年间，一直延续到现在。主力是“官盗”中变种出来的“兵盗”或说“匪盗”。在这一波盗墓风潮中，最著名的人物有：军阀党玉琨，盗掘陕西宝鸡斗鸡台周、秦两代古冢；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中的慈禧陵、乾隆的裕陵等；土匪王绍义、黄金仲，盗康熙的景陵、同治的惠陵等。

　　1949年以来，盗墓现象被严厉遏制，与中央政府的严厉打击不无关系。但对一些陵墓也有一些抢救性发掘。其直接原因就是盗墓事情的不断发生，由于不少陵墓已让盗墓者挖开，或是已被盗过，只得进行抢救。

　　湖北钟祥境内有多座明王陵，这引起了现代盗墓者的注意。明郢靖王陵，从1999年开始，至2005年被抢救性发掘，曾七次被盗墓光顾。有的盗墓者使用军事用炸药“炸墓”，最严重的一次把地宫券顶都炸坏了，最深的盗洞达8米，差点就挖透了。在这种无法继续保留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只好批准挖掘。让专家惊喜的是，此墓系被盗未遂，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盗墓现象在“文革”时期出现一个小高潮，各地的农村“向死人要地”，进行农田整改，存在好多的古墓荒冢，全给平掉了。不少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挖掘了。

　　目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建设运动，农业现代化、老城区改造，新城池扩延……到处是基建大工地。过去的的荒郊野岭建成了“高档别墅区”，从前的臭水沟变为养鱼塘——古人的长久安眠之地被隆隆的打夯声震裂了。2007年12月1日刚抢救性考古结束的荆州谢家桥1号汉墓，这座已熟睡了两千多年的古墓，就是当地人取土时露出来，然后被文管部门发现的。

　　这一波的危害不容小视。由于国际文物市场持续走高，文物走私活动猖狂。各地目前不断出现的盗墓“新闻”，应该是这种“需求”的最直观信号，值得关注！

　　五、期望

　　坟墓，这类地下财富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盗一座少一座，毁一处坏一处。而古人为了防止盗墓，曾想出了形形色色的反盗墓招术。

　　如曹操“七十二疑冢”式的潜葬，河南上蔡县郭庄楚墓的“积沙积石”，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伏火”，秦始皇嬴政陵中的“伏弩”，成吉思汗死后的“殉杀活口”……甚至还想出了留下“绝命咒语”的怪招，阻击盗墓者。

　　但在物欲的驱动下，墓再坚，招再狠，“天下无不发之冢”。在盗墓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今天，这些凝结古人智慧的反盗墓招术，如同地下的尸骨一样——腐朽了，一钱不值。

　　人类和盗墓者应该如保护环境一样，去审视、反省自身行为。千万别到了古代文明被毁损差不多的时候，才说——“我们早该保护古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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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失荆州,关公悲[转帖]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千百年来,在人们心中关羽一直是一个神武的形象。在蜀国,关羽是刘备的头号大将,他是刘备的结义兄弟,更是对刘备忠心耿耿。刘备西取益州时命他驻守荆州,为时九年（建安十六年至二十四年）,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阶段。蜀国的战事接连取得胜利,当时威震华夏,他的功业也达到了顶峰。荆州对刘备的意义非同寻常,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荆州在最后却被侵占。

从历史上来看,很多人一提及此事便会指责关羽失荆州之过,只看结果、不分析过程地妄加评论。其实,关羽失荆州的原因是很多的,单从表面上看就把丧失荆州的过错全部推到他身上,这对他是不公平的。如果全面检讨他镇守荆州期间的活动,就不难发现他的功绩。如果单指责他擅自发动襄樊之役,破坏了诸葛亮的孙刘联盟战略方针,就与事实相违背了。

从当时的局面来看,荆州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蜀来说,孔明隆中对:“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荆州对当时的三国都很重要。从魏国方面来说,荆州能够威胁到宛、洛,那魏又岂能置之不理。对吴来说,夺取荆州,“全据长江以守,以待天下之变”也是大的方针策略。荆州对三个国家来说,只要有机可乘都想据为己有。既然三国都对荆州虎视眈眈,所以只要守荆州之人稍有疏忽,就有失去的可能。而且在建安五年,鲁肃就对孙权说:荆楚……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实,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所有的人都认识到荆州的重要性,所以这项任务不仅是对关羽,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十分艰巨的。稍不警惕就有可能出现危险。

关羽失荆州,刘备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在当时刘备要取西川,所以才会让魏吴有机可乘。当时他们在经过商议之后,便开始起兵夺西川,孔明曰:“荆州重地,必须分兵守之。”玄德曰:“吾与庞士元、黄忠、魏延前往西川;军师可与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守荆州。”孔明应允。于是孔明总守荆州;关公拒襄阳要路,当青泥隘口;张飞领四郡巡江,赵云屯江陵、镇公安。玄德令黄忠为前部,魏延为后军,玄德自与刘封、关平在中军。庞统为军师,马步兵五万,起程西行。这里已分马步兵五万。

后来因为庞统在落凤坡前被箭射身故,孔明曰:“既主公在涪关进退两难之际,亮不得不去。”孔明遂令文官马良、伊籍、向朗、糜竺,武将糜芳、廖化、关平、周仓一班人等辅佐云长,同守荆州,一面亲自统兵入川。先拨精兵一万,让张飞统领,取大路杀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为头功。然后又拨一支兵,让赵云为先锋,溯江而上,会于雒城。孔明随后引简雍、蒋琬等人起行。当日孔明引兵一万五千与张飞同日起行。所以在荆州这里至少又分兵一万五千,如此一来荆州还能有多少兵来守？

荆州乃重地,前后两次分兵,在危急之时刘备又不发两川之兵以救荆州。刘备不发两川之兵也是弃轻就重,无奈之举,所以失荆州的这件事刘备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另外就是孙权的背叛,而在关羽拒婚之前东吴就已有两次对荆州虎视眈眈。

建安二十二年鲁肃去世。东吴派左护军、虎威将军吕蒙屯守陆口,与关羽占领的公安、南郡等地区相接。吕蒙知道关羽占据了他的下游,并有吞并他的打算,所以表面上格外主动要同关羽搞好关系。

其实不单单是孙权有收复荆州的想法,吕蒙也有此想法,只是没有寻到合适的机会。吕蒙接替鲁肃去陆口,仍然表面非常友好,甚至与关羽联姻的事情也只是圈套。吕蒙经常对孙权说:“关羽现在还不敢向东边扩展,那是因为您的英明,我们这班人都还在。如果不趁现在兵力强盛的时候谋取关羽的地方,一旦我们都不在了,再想用武力征讨荆州恐怕是很困难的。”

孙权虽说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一直都没有真正动兵。而吕蒙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对孙权说:“曹操现在远在黄河以北地区,最近刚刚消灭袁氏势力,没有工夫顾及江东。徐州地区的守备部队不值得一提,我们要去自然可以取胜。然而您应该想到那个地方是陆路的要道,您今天取了徐州,明天曹操便会来争夺,到那时,即使有七、八万兵力恐怕也难守住。不如夺取关羽的地方,那样就会全部控制长江地带,我们的势力就更加强大不可敌了。”孙权听了吕蒙的话觉得有道理,于是收复荆州的决心便日益增强。

在经过吴侯孙权会文武商议之后,顾雍进曰:“刘备分兵远涉山险而去,未易往还。何不差一军先截川口,断其归路,后尽起东吴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此不可失之机会也。”权曰:“此计大妙！”

因吴国太大怒:“吾一生惟有一女,嫁与刘备。今若动兵,吾女性命如何！”遂叱退众官,国太恨恨而入。孙权立于轩下,自思:“此机会一失,荆襄何日可得？”后孙夫人回吴,而张飞、赵云杀了周善,截江夺了阿斗。孙权大怒曰:“今吾妹已归,与彼不亲杀周善之仇,如何不报！”唤集文武,商议起军攻取荆州。

如果没有孙权的叛盟,纵有徐晃等大军从正面来攻，关羽也不至于一败涂地,长江以南的荆州数郡仍然可保。关羽失荆州,在外部有孙权集团的叛盟与出卖。而在此时,关羽在前线接连的胜利使刘备集团的势力更为强大,但同时也威胁着曹、孙的利益。而曹操方面在军事上节节失败,准备迁都。关羽的胜利严重地威胁着曹操、孙权两家。于是曹孙两家有了共同愿望,都想与蜀国为敌,将关羽打败或消灭以夺取荆州。孙、刘的矛盾已是公开的秘密,这给了曹操集团可乘之机。

司马懿献计于曹操:“臣有一计,江东孙权以妹嫁刘备,而又乘间窃取回去;刘备又占据荆州不还。这样一来,两者肯定有切齿之恨。如果现在中间有一个辩士说服孙权,使兴兵攻下荆州,这时刘备必然会发两川之兵以救荆州。那时,大王再派兵去取汉川,造成两面夹击之势,令刘备首不能顾尾,势必会有危机。”

曹操听后也愿意帮孙权,关羽在当时只有十万人马左右,而吴魏联合起来远远超过关羽的军队。曹操援军五十万,樊城曹仁的兵加上徐晃五万也得有十万兵马。吕蒙白衣渡江三万,后来韩当、周泰等七将依次而进,其余皆随孙权前往救应。可见孙权的兵马在当时可以说不下二十万。两国加起来就有八十万军马。这样以弱制强,再智勇双全的人也会失利。虽说关羽智勇双全,但吴魏两家也不乏出谋划策之人、能征惯战之将。

大家都知道,关羽与曹仁、庞德、徐晃这三名将领先后也都交过手,这三名将领也都不是泛泛之辈。而此时的关羽不仅要领兵镇守荆州,还要面对源源不断的敌方的援军,这对任何人都是一件很难的事。即使关羽再勇猛无比、再神通广大、再会打仗,同时对付这三大将统领的强大曹兵也是比较吃力的。但他成功地围樊城,水淹七军,擒于禁杀庞德,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关羽是个极会统兵的人。但是经过几场大仗后兵力已经有所耗损,而且对方又有援军,关羽的军队必然会出现兵力不足的情况。不仅如此,就在当时急着用兵之时传来吕蒙病倒、陆逊领兵的消息。身为大将的他当然会考虑把荆州守军调来支援前线,如果不从荆州调援军过来,北方樊城之战就会失败。一旦关羽被曹兵击败,曹军便可以挥军直下,扫平荆州,直指西蜀,情势会更加危险。因此看来关羽调兵北上是明智的,他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他手下没有可以镇守荆州的大将,身边也没有特别能够懂得运筹的贤良军师,当时所有的计谋都需要他自己来决定。既要出谋划策,又要统兵打仗,所有一切都在由自己一个人顶着。而对方则是良将谋士成群,北魏有徐晃之武、曹洪之勇、满庞之智,东吴有吕蒙统兵、陆逊出谋,魏吴兵力远远多于关羽。关羽不是神,即使他力敌万人也无法和如此多的强敌对抗啊！毕竟双拳难敌四手……而后来很多人却认为关羽的失败在于调荆州之兵北上,使吴兵有机可乘。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不调兵北上,又怎么能顶得住曹兵？从这方面来说,调兵北上是很正确的军事策略。这一点与刘备和诸葛亮的骄傲、自负也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以为关羽守得住,所以西蜀援军迟迟未发,荆州这半壁江山给关羽一个人担负,关羽的责任和压力太大了,而兵力太少、无将可用,焉能不败？

在此次失败中诸葛亮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诸葛亮把“北拒曹操”放在了前面,这样不但使荆州守备失去了坚强的盟友,还增加了一个强大的致命敌人——这也许是他的一个无心之失,可这却是一个致命之失。他对守荆州之事疏于指导、管理,没有在关羽的用人上给予有力的指导、帮助,也没有提出一些较科学的意见和建议。关羽守荆州可以说是首当大任,在很多方面特别是人事问题、工作安排上需要具体、细致的指导、帮助。尤其是当时的荆州为各国必争的军事要地,他这样大意、考虑如此不周全,所以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当时,诸葛亮把荆州的大权交给关羽时也对关羽的能力表示过怀疑,但当时曾经“欲待不与”,但“其言已出”。难道如此重要的军国大计仅仅因为顾自己一时的面子而轻易托人吗？这未必有点荒唐可笑。假若他真是为了顾自己面子而不去从长远考虑,那诸葛亮对蜀国江山也太不负责任了吧！既然把这项重要工作托付于一个能力有限、不太信任之人,那就应该经常从工作上给予指导才对。可是诸葛亮除了留给关羽一个八字方针以外,率军西征之后却再也没有给关羽提出过镇守荆州的意见与建议,也没有对荆州的守备工作进行检查与督促,只是在取得西川之后送来大量慰问品。而在关羽拒绝东吴提亲之后只是说过一句:“荆州危矣！”尽管“危矣”,可是也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后来,当诸葛亮在接连听到关羽的一系列胜利战报之后,尤其是听了关平汇报的防御规划后,也就放心大胆地把“荆州危矣”放在了一边。一向明智、料事如神的诸葛亮军师,由诸葛瑾计要荆未果、关羽拒亲后,应该感到荆州的危机。当时也应该提醒一下关羽,应小心防备“江东鼠辈”。可是,一直到关羽弄丢了荆州大本营,失了身家性命,疼得刘备“大叫一声,昏厥于地”,直至丧失理智誓要举国伐吴——直接造成蜀国衰败,直至灭亡。这也与全权负责蜀国军政大事的军师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要负责任,而不应该把主要责任推给关羽。

总而言之,荆州之失是刘备集团的战略失当和当时总的战略形势造成,并非关羽的个人失误。把失荆州之主要责任硬推给关羽是不公平的。

大意失荆州,悲哉关公！其实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变故面前,关羽无疑是个失败者;但从过程分析来看,他何尝不是一个悲剧人物。大意失荆州,未必都是他的错。义薄云天、智勇双全,被封到“盖天古佛”的关羽竟然长时间背负着“大意失荆州”的罪名,确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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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上海妓女改造 到新疆当兵团战士媳妇[转帖]

1955年上海妓女改造 到新疆当兵团战士媳妇
1955年4月。920名身穿绿军装的上海姑娘，编为4个中队，踏上了西行列车。西上天山的女兵中，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青年女子是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妓女。随着一声悠长的笛鸣，列车徐徐驶离熟悉的黄浦江，驶向陌生却又充满向往的人生彼岸。

有人轻轻哼唱《南泥湾》。这是上海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后，她们到了劳动教养所后学唱的。她们从这首歌知道了解放军。知道了三五九旅，她们充满理想地去追赶这支队伍，她们去参军。

参军的消息不胫而走时，她们不敢相信，怕不够格。“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些刚从血污中爬出来的女性眼里，是崇高的大山！新疆来的首长却真诚地对她们说：新疆急需一支建设大军，姐妹们只要讲清自己的过去，符合上海人民政府安置就业的四条标准，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首长还告诉她们，新疆目前还比较艰苦，要有吃苦的精神准备。

听了新疆首长的报告，姐妹们写了1000多份决心书，920个姐妹被批准了。

再见了，上海……一双双望着窗外的眼睛，藏着多少人世苦难，人生隐痛，灵魂追求……

妓女改造，是世界性话题

娼妓改造的困难和复杂在于，社会最底层的受害者妓女，又集中了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的种种劣习。她们既是灾难深重的弱女子，又是堕落成性的游民。正因为对娼妓改造的客观认识，上海解放之初还准许妓院开业，政府收税。经过充分准备，直到上海解放两年多后，才于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

上海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周密措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人道主义体现在收容改造妓女的每一个环节。收容妓女，急需治疗性病，特效药盘尼西林我国当时不能生产，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封锁严，只有经第三国进口，十分紧缺。而需求量却很大，仅“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就收容了7500多名妓女。为了救治妓女，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亲笔手令，调拨解放军部队留给抗美援朝志愿军重伤员用的盘尼西林，陈毅将军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脱离旧的生存环境，去一个全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中，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立业安家，是最理想的结局。她们来了，来到天山南北的大荒原。

一定有劳其筋骨的艰难过程，一定有人格尊严的复苏升华。在上海的灯红酒绿里，她们只是泄欲的工具，人格尊严被剥得一丝不剩，到了新疆，大漠虽苍凉，长天也湛蓝，高天阔地里，她们是有才华的上海姑娘。

那个教唱“南泥湾”的姑娘，原是金陵秦淮歌女。被小开糟蹋后又遭抛弃，她身心俱伤流落上海。上海滩岂是一个卖唱歌女的存身之处？只有下水一条路。日久，她的身边围了一群名呼“干爹”、“阿哥”的嫖客，可怜她又从一名歌女沦落为娼。进劳动教养所后，她的歌唱才能被发现，先让她担任歌唱教员，又由她领头组织了一支“新生妇女合唱队”。她一路唱着“南泥湾”到新疆后，成为一名享誉天山南北的文工团员，活跃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艺战线，深情地歌唱新生活，歌唱拓垦荒原的将士。她在天山脚下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伴侣，有了幸福的归宿。无所畏 无所谓 无所为

仅仅5年后，这支西进新疆的特殊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有了近百名党团员。她们的人生也大都有了正果，成为母亲。

上海青浦县的一间小阁楼，已被岁月刷成了灰白色，小阁楼就有了太多的沉积。小阁楼的亭子间里，住着一位叫金月华的女人，她从大西北的兵团农场退休后，回到了青浦老家。她将在出生落地的老屋，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光。她孤身一人，没有子女。上海的冬日里，阳光是她盼望的亲人。

生活在小小亭子间的金月华，心里拥有的世界要辽阔得多，那是她生活过30多年的农场。农场在闪着银光的博格达峰下，农场有大片的棉田和麦田，有驰名中外的瓜果之王---- “金皇后”甜瓜，这是天山雪水和塞外骄阳对日日面朝黄土背负青天者的怜悯，“金黄后”给辛苦劳作的农场人带来日渐丰厚的收入。

“金皇后”这个瓜名，总让金月华联想起一段往事，想起“舞皇后”红遍上海滩和香港的当年。“香港的报纸，一大张一大张登我的照片哟。”金月华忆说这些时，全然是过来人的神情。人生的经历，无论荣耀还是磨难，都不会忘怀。

金月华人生的多半时光是在雪山下的农场里。

忽然有一天，农场收到金月华寄自上海青浦县的1200元人民币。她在一封短短的信中写道：“这是我给孩子们的一点心意……”农场的战友和老姐妹都知道，曾经沧桑的金月华不富有，她的月退休工资只有40多元。今天的40多元是个什么概念啊！

青春美好的时光，生命健康的日子，都给了荒原和绿洲，除了每月40多元的退休工资，年老的金月华已经没有什么了。她把30多年躬耕荒原拓殖绿洲换来的养老金，积攒起来给了孩子们。

人生付出的太多，就格外珍视过去了的时光。

早春的阳光给人一种生命的召唤。阳光穿透了玻璃窗上的霜花，暖暖地照在白色的被单上。被单下的人鼻孔里插着输氧管，他顽强地借助阳光的召唤，在一个女人吃力的帮助下，挺靠在床头。女人清出他口腔里又黏又浓的痰液，仔细地帮他漱口，发自喉管的呼噜声消失了，他就胜利地喘息着。

这时，她的眼光投向我。我有些不安。我分明感到，时光已经推得久远的岁月，因我的突然来访，敏感地拉近了。她却很坦然。无所畏 无所谓 无所为

她个儿不高，差不多一米五吧。戴着自己织的毛线帽，紫红色的。自己做的黑条绒布鞋。整齐、利落。已被同化得满口侉子腔，难寻几句软调的吴越乡音。

到新疆一年多后，1957年的正月初一，她和老李结婚了。那天的每个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

那天的雪很厚，月亮很明亮。新房是浇水班的小伙子们腾出的地窝子，墙粉刷得雪白，一股清新的石灰味儿，墙上贴满了连队的兄弟姐妹送的年画，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人亲。没有红蜡烛，挂着一盏连队的大汽灯。土坯垒了一张像模像样的桌子，还有红柳绑扎的一张结结实实的大床。新房没有门，只挂着一条厚厚的棉门帘。新房里最贵重的是她从上海带来的一只小箱子。那个年月，结婚可是希罕的大事，全连的人都来了，闹新房，满地里嚷嚷，今黑里海山和菊英配对呀！欢喜得不得了。房子里闹不够，又在地窝子前边的场子上堆了几个大雪人，还一个雪人贴一个红纸剪的“囍”字。

她不是那么乐意找老李，新郎倌38岁了，她才只有22岁。她也怕人再提过去的那些事，想一个人清静一辈子。缘分是连队食堂打饭的窗口。老李是炊事班长，每次轮到她，老李手中打菜的勺就要抖三抖，她碗里的瘦肉就多几片。老李的眼神盯得她脸红，不敢抬头。这种心思，最惹人眼厂，老李没抖几次，“抖三抖”就叫开了，没人再叫他的名姓，往后叫成了“三抖”。见面就开玩笑，就起哄，她就等最后去打饭。哄哄得像真有这事一样，指导员正儿八经地谈话，夸老李，讲大道理。连长也连哄带劝地做工作。连长老婆一口一个大妹子，说，老李除了年龄大几岁，再没有好挑的地方了，年龄大点怕啥呀，年龄大知道疼人，连长老婆是河南人，能把死人说话的一张嘴。

她就想着老李的眼神，只有心里有了你，才有这种眼神呀！老李也是个苦命人，14岁就抓了壮丁，在国民党部队当伙夫，到****的部队还做饭，苦命人才护着苦命人。她给连长老婆说“谈谈看”的第二天，指导员就让人打好了结婚报告，就签字批准，就让浇水排一个班的小伙子腾房子，就闹新房，就有了儿女。她和老李有两儿两女，都已长大成人，最小的女儿也从东北财经大学毕业了，在乌鲁木齐工作。

我认识了她的长子新川。新川在农场一个连队做政工工作，新川的脸型像父亲，有一双母亲的眼睛，大、亮。一个很精干的小伙子。只在张嘴笑时，就露出了这个农场特有的氟斑牙。农场所在地的地下水，氟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上百倍，明知有害的水喝了三四十年，就有百分之百氟斑牙的第二代。

新川的眼神告诉我，他很敏感我的来意，却和母亲一样敞亮地接近我。我从新川的眼神里也读到了母亲的自豪。智者哲人凡夫俗子在谈论自己的父母时，都不能不慎重，且很难找到准确的概括性语汇，只有和母亲父亲一起走过的岁月里，那些时时所现的细节和清晰的场景。无所畏 无所谓 无所为

亲一见断了的扁担，眼泪就往下流，嘴里不停地说，不让你挑这么多，你这孩子就是不听。她常把扁担藏起来，大中午不休息，自己去背。她只有一米五多，那么一大捆柴，都快擦着地了，我一边托着柴禾解开妈肩上绳于，一边哭，妈的肩膀都勒出血来了。我去挑柴，除了家里穷，买不起煤，还想去大渠里洗澡，她不知道。

她最操心我们上学，家里再难再苦，都要我们上学，妈没文化。我初中毕业考上了高中，想到家里的困难，想减轻爸妈的负担，偷偷报名工作。班主任老师一直对我很好，说我是个读书的料，就告诉了妈。妈当时就对老师说，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再穷再苦也要孩子上学，妈哭得很伤心。当着老师的面，我也流泪了。妈说，小时候站在弄堂口看见别人家的小人背个书包去上学，我就哭，妈想上上不成，命都差点没有了。妈常对我们说，学了文化，就知书达理了。

小妹第一年高考没上线。这些年，农场有水平的老师都走光了，第二年上线，不知为啥没有录取。她还想学，又不忍心看着爸妈辛苦，不想再花家里的钱！妈鼓励她再考，妈说只要你有心学，就学，妈再累再苦也高兴。妈边做针线边陪着她，天天如此。小妹这年考上了东北财经大学。

我没少挨妈的打，真打。农场的半大孩子，没有不偷瓜的。老爹种瓜，我们偷瓜，夜里悄悄溜出家，两个人放风，两个人去瓜地背瓜。都说好了暗号，巴掌拍一下是一切正常，拍三下来人了，瓜背到玉米地深处，挖个坑用玉米秆子盖起来，吃完？，瓜地刚浇过水，只穿个裤衩子，浑身滚得尽是泥。这次，妈不知咋知道了，早在家里等着，洗衣板放在屋子中间，一把榆树条子在旁边，没啥说的，跪吧，两三根榆树条子拧在一起，像牛皮带一样，这次可打惨了，一星期屁股不能坐凳子。打一下我叫一“妈！”妈不理我，边打边流泪。打得榆树条子没有了，我也哭不出声了，妈才住手。从这次后，我再没偷过瓜。

农场的孩子，小时候没啥玩的，都打“三角”。用牛皮纸叠的三角，硬梆、耐玩，最好。都找装化肥的袋子，那时的化肥，还不是塑料袋装，是几层牛皮纸的袋子。连队的仓库有一堆化肥，吃过晚饭天黑以后，我们爬到库房顶上，把库房的烟囱扒了，用绳子放下去两个人，库房的化肥袋折个光，化肥倒了一屋子。第二天上午就抓住了我们几个，从菜窖里找到了一堆化肥袋子。学校决定开除我们，老师说情也不行。妈气坏了，用针刺我手，妈哭着说，你咋这么不争气呀，做人要让人看得起呀，妈哭我也哭。妈去求学校，不要开除我，怎么处理都行，妈给校长保证说，新川再出一点事，她也没脸再找学校了。老师过后说我，就是为了妈妈，也不能再调皮了。我就想，妈去学校时，一定是很难为情的。

我们家生活很苦，但是家里干净整洁是连里出了名的。那些年连队根本没有休息天，妈总是吃过晚饭去自流井洗衣服。无所畏 无所谓 无所为

到了冬天多冷的天，我去帮妈端衣服，看见妈冻得红红的手握不住，忍不住偷偷流泪。我爸说妈，衣服穿不烂也叫你洗烂了。妈就说，破衣服洗干净补好不丢人，新衣服脏兮兮的也丢人。家里的事，我爸从不管，他当了一辈子火头军，在家没做过几顿饭。妈很照顾爸，农场直到80年代初，细粮还很少，家里的细粮，有点好吃的，先是我爸后是我们，妈不吃。

我家一直在连队，农活一年到头没闲着的时候，我妈干活慢，慢在太细，从不偷工减料，她定的苗，拾的棉花，从不检查。她又不愿落人后，就早出工晚收工。一到春天，就没和妈一起吃过早饭。

我和新川一起去医院。从连队的家到医院有两三公里路。泥泞的路面在落日的余辉里又冻得结实。新川告诉我，他母亲每星期总要回家给父亲做些好吃的改善一下，顺便把父亲一星期的脏衣服洗干净，她不让别人干，走着来走着去。新川的父亲是肺心病，春秋两季稍不留意就有事。好多年了，春节前又犯病时，父亲交待他们兄弟，他已经76岁，他走了后，什么牵挂都没有，就是要他们兄弟孝顺母亲。父亲说：你们的妈，这辈子可是不容易，你们要不孝敬你们的妈，阎王老爷也不会答应。

我小心地问新川，他母亲进疆后回过上海没有。新川告诉我，他母亲很善良，母亲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她很小就送人了，母亲的养父去世时，来过电报，当时他们兄妹初中的初中，高中的高中，母亲想回上海给养父送终，家里又拿不出钱，躲着人掉泪。

新川的母亲正给父亲喂稀饭。父亲的氧气管也拔了，气色比上午好。新川的母亲慌着搬凳，顺手拿起床下铁丝上的一块抹布擦了凳面，窗上的玻璃又结了好看的霜花。灯光虽暗些，却也柔和。灯影里，桔红的霜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数十年前月亮地里的场子，场子上那些贴着“囍”字的大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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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要求惩办的三个亲日官僚的下场[转帖]

　　

　　今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90周年。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打出“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这3个人都有什么罪行？他们的最后下场怎样？

　　
　　曹汝霖

　　曹汝霖，字润田。原籍浙江，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18岁时，考中秀才，后入汉阳铁路学堂就读。1900年赴日本留学，鼓吹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后就读于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学院(中央大学前身)，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1904年归国，参加留学生考试时获第二名，成为当时有名的洋翰林，为能干的“知日”专家之一。曾任法律馆纂修官、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1905年曾被西太后和光绪召见。后又任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1911年春改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

　　中华民国后，1913年袁世凯指派其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1913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曾两次向日本大宗借款。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又向日本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首领。

　　1919年，北京学生发动五四运动。这天上午，大总统徐世昌设午宴，替章宗祥洗尘。由陆宗舆、曹汝霖等作陪。得知学生游行的事后，曹汝霖和章宗祥同乘一辆轿车驶出总统府到达东单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游行学生游行到曹汝霖住宅，由于曹汝霖已躲开，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将三人免职。

　　游行学生到曹汝霖家后，曹汝霖先已潜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一天后又躲进同仁医院，不放心，不久又搬到北海团城(当时团城由京绥铁路局管辖)，闭门谢客。1919年冬，他又一次避到天津德国租界居住。赵家楼修葺后，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处。但曹仍以天津居住为多。1922年，他于灯市口同福夹道又盖起一座新楼。后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夹道宅寓则租给丹麦公使作为公使馆，只留下后院供家人用，1937年始将此处卖掉。这期间他任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1928年后，他寓居青岛。

　　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又依附日本当了汉奸，任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先被短暂囚禁，后释放。1949年去台湾，后去日本、美国。著有《一生之回忆》。1966年8月病死于美国底特律。

　　

　　陆宗舆

　　陆宗舆，字润生，出生于浙江观潮胜地海宁盐官。其父早年经商。陆宗舆18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02年归国，任清进士馆及警官学堂教习、巡警部主事。1905年6月1日参加学务处举行的第一次考验游学毕业生，获举人出身。

　　1904年4月东北设行省，他管东三省盐务，使盐课(税)年收入从50万两白银激增至160余万两，受到清廷召见和赏识。

　　1906年冬，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为二等参赞，得徐世昌的赏识。1907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1908年升候补四品京堂。1909年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1910年10月，被选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秋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武昌起义后，任清政府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清帝退位后，转入北洋政府。

　　1912年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袁世凯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当选参议院议员。同年12月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日公使。1915年初，他由袁世凯派遣，与曹汝霖一起与日方代表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6月8日，他在日本东京与日本换文批准该条约。

　　1917年8月，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多次经手向日本借款。1918年4月30日与8月2日，陆宗舆在日本寺内正毅内阁授意下，以中华汇业银行总理的名义代表日本兴业等三银行先后与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签订了“有限电报借款”和“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共五千万元，将中国有线电报财产收益和吉黑两省的森林金矿资源抵押给日本。

　　1919 年4月19日，陆宗舆任当时察哈尔龙阳铁矿(今属河北)公司督办。五四运动中，他与曹汝霖、章宗祥同被群众斥为卖国贼。在群众的压力下，1919年6月10日，其官职被北洋政府罢免。

　　消息传至海宁，海宁县商界、农会、县教育会等发出公开信，怒斥北洋政府“辱士养奸”，于5月13日在硖石召开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的大会，大会一致决议开除陆宗舆乡籍，通电全国，使之成了没有籍贯的人。

　　6月间，海宁乡人又集会决议勒石3块，分立于盐官镇(陆宗舆的出生地)、北门外和镇海塔旁(即观潮胜地海塘边)，碑刻“卖国贼陆宗舆”六字。8月16日，北洋政府内务部行文县知事销毁碑石，民众得知电内务部，斥为包庇卖国贼。直至徐世昌任总统下令，三个碑才被强行拆除。

　　陆宗舆下台后即到天津作寓公。1921年在天津日租界鞍山道建起了3千多平米的豪宅，取名“乾园” 1925年后他曾任临时参政院参政。1927年7月，清逊帝溥仪由张园迁居于此，为取静观变化、静待时机之意，便把“乾园”更名为“静园”。

　　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后，1940年，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陆宗舆被聘为行政院顾问，再次附逆为汉奸，但1941年6月1日即病死于日本。

　　

　　章宗祥

　　章宗祥，字仲和，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1903年回国后，赐进士出身。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曾任法译馆修馆，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宪论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等职。曾于1905年与董康合译《日本刑法》，并为清政府编纂商法。1909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曾参与审理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案。宣统二年任法律编纂局编修、内阁法制院副使。

　　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受袁世凯派遣随唐绍仪往上海参加南北议和谈判。1912年袁世凯任总统后，他先后任总统府秘书与顾问、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兼代农商总长等职。

　　袁世凯死后，1916年6月，出任驻日公使，在段祺瑞指使下，与日本政府秘密谈判，出卖国家领土与主权。

　　1916年9月2日为筹措军费，访晤日本内阁谋士西原龟三，表示北京政府同意以济(南)顺(德)、高(密)徐(州)二铁路由日本垫款修筑及胶济铁路由中日合办为条件，要求日本借款4000万日元。

　　1916年9月24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向他递送处理山东各问题换文，内称：日中合办胶济铁路；沿铁路线日军，除济南留一部分外，余均集于青岛；胶济铁路巡警队本部及枢要车站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等。25日，章宗祥复文称：“中国政府对日本之提议，欣然同意。”9月28日，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总裁小野英二郎签订济顺、高徐铁路2000万日元借款预备合同。

　　1917年，他与日本正式订立《中国陆军共同防协定》和《中国海军共同防协定》，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得以以“共同防”为名，控制我东北和蒙古的广大地区。1917年秋，在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指使下，他一天内向日本签押了三笔共计六千万日元借款，把我国的铁路、矿产及其他权益出卖给日本。对日本政府向我提出的让日军继续占领济南和青岛、控制山东的无理要求，也由北洋政府授权，他在9月24日的复照上表示了“欣然同意”。

　　1918年6月到9月，北洋政府一共向日本借款五次，共一亿元。1918年与日本订立“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从1916年至1918年，段祺瑞及北京政府公开或秘密地向日本借款总额达五亿日元左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游行群众要求北洋政府罢免三大卖国贼的职务。五四当天游行的队伍中，有一面大白旗上写着这样一副“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下署：“学界泪挽遗臭万古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游行的学生说：把白旗送到他们家里去。

　　章宗祥被免职后， 湖州各界人民于6月召开大会，宣布开除章宗祥的乡籍，宣告出族。并决议查封其家产，供地方经费使用。

　　此后，章宗祥于1920年担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1925 年又担任了北京通商银行总理。1928年后，他寓居青岛。1931年3月应大汉奸王揖唐之邀到北平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2年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伪电力公司董事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迁居上海，以汉奸罪被捕。1962年10月1日在上海病逝。著有《东京三年记》、《日本留学指南》、《任阙斋东游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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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太监净身全过程：居然还有这么多内幕[转帖]

净身师是父子相传的，据说各有绝招，但秘密决不传给外人。净身师对于太监等于和尚受戒的师傅，是终身的师傅。要净身的人，先要磕头拜师，然后才能净身。不管以后有怎样的荣华富贵，净身师都要享受最高的奉敬。拜师的礼物最普通的是一个猪头(或一只鸡)、一瓶白酒。另外，现钱多少要看家庭的贫富再商定，多半无现钱只是指着孩子本身说话，等将来有了升发，忘不了师傅的好处。

净身师要和净身者的家长或代理人订立合同的，当时叫文书。请上三老四少作为证明人，写明自愿净身，生死不论，免得将来出了麻烦，净身师跟着吃官司。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净身师等于投一笔资，等这个被净身的孩子将来有了发迹，可以捞上一笔钱。所以净身师现在搭点辛苦，赔上几个钱，也不在乎。只要这张文书写明白了，标明“自愿净身，分文不取”，后报自然是言外的事。可是私下交易，也有两种价钱，保活的是一种价，管阉不保活的，又是一种价。

净身的人至少要准备这些东西：

一、30斤小米，这是一个月的吃粮；

二、要几大篓玉米骨头(把玉米粒搓掉后的棒芯，烧炕用)；

三、芝麻秸几担(烧成灰，清除秽物用，洒在下体部分地方，因芝麻秸灰最细，不烧皮肤)；

四、半刀窗户纸(50张，糊好窗子，使不透风)。

我的家最穷，穷到活不下去的时候，死活也就不在乎了。向左亲右邻化缘似地凑了20多斤小米，担了几担柴，糊糊窗子，央求师傅给阉割。就这样听天由命，任凭死活了。拜完师以后，师傅就把我领回他自己家里去。

净身需要选好季节。最好是春末夏初，气温不高不低，没有蚊子和苍蝇最合适，因为下身不许穿衣服。

净身的屋子在卧室外一个小单间，是用破砖和碎坯垒起来的。乡下栽白薯先要用热炕加温发芽，净身室就和白薯炕一起两用。炕面必须用砖铺成，一个来月的大小便，经常会洒在炕上，不用砖铺是不成的，用土坯就会变成泥浆了。净身的人要像鬼叫似地嚎三四天才能过去，不是单间谁家也受不了。

净身屋子的炕上放有一块门板，很窄，仅够一个人躺下用的。两头用砖垫起，离炕有四五寸高。木板周围是稻草，潮漉漉的。净身的人要在一天前不吃饭，便于手术后一两天不大便。这时候大麦已经拔节了。找好新的长一点的大麦秆，剪好了，剪口处要圆溜溜的。新大麦秆条软，有水份，留作插入尿道用。门板中间有个洞，用块活板，可以启闭，为解大便方便。门板上中下都有套锁，把被净身人的手、脚、大腿都牢牢地捆住，因动手术时不许乱动，动完手术后，更不许用手乱摸，怕感染溃烂。

该正面说说臭大麻了。

臭大麻夏天长得很少，除非在山的阳坡面上。到立秋以后，废土堆上，墙角乱砖瓦边上，就会自然长出来了。它们都是零星的单株生长，越到秋凉越茂盛。药用的大麻不是新鲜的，前一年秋后，把大麻连根拔出来，扔在房顶上，经过日晒和严霜打过，然后保存起来备用。主要是用它的叶子。另外，有艾篙、蒲公英和金银藤，以备熬汤水，把下身洗干净。师傅把我带到他家，不是请我当客人，而是让我给他当仆役。这些琐碎的事，全是由我来做。我是自己挖坟，用自己挖出来的土来埋自己。当时我已经是7岁的孩子，差不多的事情都明白了，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滋味，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净身师要准备好两个新鲜的猪苦胆，这在他们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他们是劁猪、骟马、割人的混和职业者，跟屠夫们都有牵连。煮臭大麻的时候，要同时煮两个鸡蛋，煮的时间越长鸡蛋越硬越好。

记得小时候跟随爸爸放羊，到过年过节时要赶着羊送到屠宰场去宰，我爸爸当长工，这种下等活都是他分内应该做的事。因为羊一到屠宰场外闻到血腥味，预感到不好，打死它也决不往前走了，必须用绳子拴在羊头上，用力拉进屠宰场。我常常帮爸爸拉羊。现在轮到我挨宰了，可我像羊那样的抵抗权力都没有，乖乖地洗完了下身，喝了煮好的大麻水，自动躺在床板上，静等别人的宰割。自从订立了生死合同以后，亲人就不许沾边了，7岁的孩子也懂得一些事情，知道哭死也没有用，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我一出娘胎妈妈就死了，哥哥姐姐又多，我本来就是多余的人，哪里有饭给我这个多余的人吃!我躺在床板上就这样胡思乱想。
喝了臭大麻水以后，脑子就晕晕糊糊的，肉皮发胀发麻，好像身上任何部位的肉都在颤动。我小的时候很淘气，玩过蛇，把旱烟袋里的烟油挖出来，塞在蛇的嘴里，不一小会儿蛇的全身都抖起来，我想我现在就像蛇吃了烟油一样!旧烂纸糊的窗户本来是黑乎乎的，这时屋子比较亮堂了，太阳已经爬满了窗子，到了阉割的时间了。

我顺从地被捆好了手脚，腰部被绑得紧紧的。一副旧的绑腿带把眼睛蒙上，把芝麻秸灰洒在身底下，也洒在床板子上，把猪苦胆劈成两片，两个鸡蛋剥好了，还有大麦秆等，放在头旁边。一切准备就绪，就要开割了。我像挨宰的羊一样，浑身每块肉都在颤动。不知为什么，感到屋子特别冷，上下的牙齿都在打战。

开始动手术了，分两个部位进行。

第一步，先割丸。在球囊左右各割开一个深口子，是横割不是竖割，主要是先把筋割断后再进行挤，要把丸由割口挤出来。挤是奇疼无比的，但也有绝招。当割开的时候，临挤前把一枚剥好的煮鸡蛋，塞在嘴里，堵在我的嗓子眼上，喊叫不出来是小事，主要是蹩得不能出气，简直就要蹩死了。于是就浑身用力，身子打挺，小肚子往外鼓。利用我拼死挣扎

的一刹那，就把丸挤出来了。这时把片好的猪苦胆贴在球囊两边，猪苦胆黏乎乎的，可以止血消肿。不知为什么，我全身都出冷汗，觉得连头发根底下都是汗珠。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第二步是割势(太监叫辫子，可能是鞭子的变音)。这是技术活，如果割浅了，留有余势，将来内里的脆骨会往外鼓出，那就必须挨第二刀，俗称‘刷茬’，刷茬的苦不下于第一次挨割；如果割深了，将来痊愈后，肉会往里塌陷，形成一个坑，解溲时，尿出来呈扇面状，会一生造成不方便。十分之九的太监都有尿裆的毛病，大都是阉割的后遗症。净身师割完丸后，磨一磨刀。然后他把阳物用手指掐了掐，将根部掐紧，又让副手往我嘴里塞一个又凉又硬的煮鸡蛋，把咽喉堵住。我觉得下部像火钳子夹似的剧疼，一阵迷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也就是片刻的工夫，下身感到火烧火燎地难受，此时已经割完，插了一根大麦秆，把另一个猪苦胆劈开，呈蝴蝶形，敷在创口上，只留一个容大麦秆的洞。最后，用一片刮好了的窄木板，放在我两腿中间，把球囊托起来。这时我浑身哆嗦，连腮边肉都觉着在跳动，嗓子像火一样干辣。过了很长时间才进来一个人，我求他给点水喝。他用一个旧皮球，皮球上边剪一个小圆洞，就用它来吸水。瓦罐里是我早晨煮好的臭大麻水，足够我两三天喝的。

要说净身师有慈悲的心肠，我是不相信的。手术前喝大麻水，目的是让我迷糊，好做手术。手术后还喝大麻水，为的是让我泻肚，大麻是泻药，喝了后，减轻小便的排泄量，都为保证手术的成功。至于痛苦不痛苦，我想他们是很少考虑的。第二天才给小米粥喝，也是用破皮球吸粥送到我嘴里的。有谁愿意端起碗来喂我一口呢!一个破瓦盆放在床板子底下，让我自由地拉稀屎。

三天下地以后，一看只剩下瘪皮的空囊了，但苦难并没有过去。每天三次抻我的腿，每抻一次都是心肝碎裂，疼得浑身战抖。据说不抻，腰可能佝偻，就一生不能伸直了。我也只能忍受着一切。

割下来的东西，净身师全像宝贝一样地收起来，被净身的人无权要，统归净身师保留。净身师事先预备好一个升，升里边盛着少半升的石灰。把两个丸一个势，整齐地摆好，用石灰吸干水份，免得腐烂。然后把净身契约用油纸包好，放在升里面，再用大红布把升口包好捆紧，小心地把升送到屋顶下面房梁之上，这叫红步(布)高(升)，预祝净身的人将来走红运，步步高升。有朝一日，净身的人发迹了，赎回自己的身上物，那时就要量财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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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之母”双枪老太婆传奇一生[转帖]

　
　　从一个文盲村姑，到抗战时期大名鼎鼎的被蒋介石封为抗日“游击队之母”的赵老太太，到最后自封为重庆“总统府留守”，作为“匪首”被解放军枪决，赵老太太在历史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经历了一种怎样的悲喜人生？

　　　　1938年邓颖超同何香凝（前排左二）组织的中国妇女慰劳将士后援会香港分会代表合影。前排坐者右一为邓颖超，居中老夫人为赵洪文国

　　摘自：《摸史集：中国现代人物新探》

　　作者：袁小伦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从“游击队之母”到“匪首”：一个村妇的悲喜人生

　　（原标题：村妇·“游击队之母”·匪首——读有关赵洪文国的零星史料）

　　翻阅《邓颖超文集》的读者，尽管都会注意到书中一幅清晰度较高的有19位女性的合影和“邓颖超1938年8月在香港与何香凝组织的中国妇女为慰劳抗战将士后援会香港分会代表合影”的简单的文字说明，却不一定知道在这幅可谓“巾帼群英会”的老照片中，坐在前排中间，连德高望重的何香凝(前排座位左数第二)和奉中共中央长江局之命专程到香港会晤宋庆龄等人的邓颖超(前排座位右数第一)也要坐在她旁边的身穿黑色长褂的一副北方老太婆模样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她就是抗战时期大名鼎鼎的被蒋介石封为“游击队之母”的赵老太太。笔者在做战时香港文化专题研究中，接触了这位几乎被人遗忘的传奇人物的零星图文资料。笔者觉得，根据这些资料虽然远远不足以拼接起赵老太太的具体经历，但是对有兴趣了解她从默默无闻的乡村农妇到“游击队之母”再到蒋军残匪头目的大体过程的读者，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帮助。

　　赵老太太(1881一1950)，辽宁帕岩人，文盲，丈夫姓赵，她只会书写自己的名字“赵洪文国”，可能是谐音的缘故，史料记载其名字也有称冯文姑或冯文国的。由阿英(钱杏邨)主编的上海孤岛时期的文献性月刊《文献》，1938年10月创刊号有一篇补白性质的短文《游击队之母》，记载她早年至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前的一些故事:冯文姑。她今年六十七岁了(笔误，应该是五十七岁)。在她的银发之下，满脸是粗又深的皱纹，就像她在满洲曾经锄犁过的大地一样。当日本夺取了满洲之后，他们抢去了她丈夫的土地。因此她的丈夫和她自己，她的儿子赵侗和别的八个女儿，便在饥荒中，而就是这饥饿，把他们对日寇的憎恨燃烧起来，促使他们行动。于是，他们组成了“义勇军”。

　　年轻的赵侗做了游击队的领袖，并加入了****。后来，因为日本人不断跟追他们，于是他们移到晋察冀边境的蔚县去，但赵侗没有走，仍然继续战斗。移到蔚县去的人们，在当地种起田来，冯文姑私心以为毕竟可以过和平的日子了。但她在刚刚收获了三次，日本的兵马又打了过来。这样，她又被迫放弃了他们的田地。

　　接着，冯文姑召集了家庭会议。她告诉他们，日’本鬼子一天不赶出去，不论是谁，永远不能过和平的日子。她问她的丈夫，除开他和她这两条老命外，还有什么别的足以损失的东西?她又向她的女孩们诉说，使她们回想在吉林打游击过的日子。最后又说到赵侗，因此大家决定加到赵侗的部队去。

　　冯文姑是一个极有能耐的组织者。她由一村到一村告诉农民们:吉林的苦情是怎样的，日本是怎样来的，来后的情形是怎样的，以及她的儿子是怎样跟日本人战斗的。“要是不把日本兵赶出中国，”她告诉他们说，“世上永远没有和平的日子。”随后，他们便跟她到赵侗那里去，跟北平的学生、门头沟的矿工，和二十九路军的士兵们排在一起。

　　在她的腰裙下，有两支盒子炮，能够双手同时开枪，而且百发百中，但外表看却绝对有隐蔽性。有一次，她在一个村庄里，那时候，日军快要到了。眼见寡不敌众，她只好蹲在路旁，把盒子炮藏在腰裙下，走过的日军用脚踢她，这样的“老太婆”，日军是不想要的。就连那些农民开始也看不起她。那天在晋北的一个村庄里，她劝促群众抵抗日军，那些农民以为她只是一个瞎吹牛皮的老太婆。“你懂得什么打仗，你这老太婆?”他们冷嘲她说。冯文姑没有争辩的工夫。那时候天已暮垂，她叫农民们跟着，他们走到镇外，直到他们看见，在一座小山旁，斜阳的微光，描衬出一队巡骑队，三个骑马的日本哨兵。她一句话也不说，从腰裙下抽出那两支盒子炮，瞄准后就放射。两个日军登时仆倒下来，第三个逃走了。就这样，那镇上的两百多个农民，就到她儿子的部队里战斗着。

　　她为着给赵侗游击队募捐，坐难民车到了汉口，汉口使她增加了见识。“是的，他们全晓得中国为什么要抗日，用不着人家再告诉他们。但在农村里，却有许多人还不晓得这些，诸位为什么不到乡村去，把这些告诉农民们，反而在这怪舒服的房子里，像鹦鹉一样的瓦拉瓦拉着呢?”她在汉口这样吼了起来。她最近因接受南洋侨胞电请出国宣传，在港粤受到盛大的欢迎。

　　由于赵老太太知名度高和影响大，各报记者就像今天的“狗仔队”一样对她进行追踪和采访。1938年秋，《立报》、《星岛日报》、《救亡日报》等战时传媒纷纷报道有关她的消息。1938年y月3日至18日，香港《立报矛连载吴青采写的长篇文章《记赵老太太》，记录她和儿子赵侗在卢沟桥事变后如何在北平城里运送武器到城外的游击队、与汉奸斗争、击落日寇飞机、打监狱救人并扩大队伍、开粮仓贩济穷人等近乎天方夜谭的故事。

　　例如，北平陷落，赵老太太用了两个计策将一百多人马秘密逃出城外，集合到一个庙子里。当时北平的流氓被日寇雇用了，经常在街头闲逛。她叫手下人学着流氓的样子，穿小褂裤，将长衫搭在肩上，小褂的纽扣上下错位，居然得以混出城外。同她亲自出马并雇两个老太太，每人带十几人出城，敌人盘问，就说都是自己的子侄。至于武器，几个老太太和年轻人一般都裹在行李卷里。一次，出城后由于有些紧张，年轻人跑得快，将提着一箱子武器的赵老太太等三个老人抛在后面，使之遇到险情。伪警察追了过来，问坐在箱子上的赵老太太是干啥的，她说是逃难的。“何必这样跑?”“城里都给日本人占了，我害怕，为什么不跑?”“上哪儿去?”“我们乡下老太婆，也不认得路，哪儿没有日本兵，我就上哪儿去。你问我们做什么?”“我对你们有点疑心。”“几个逃难的老太婆有什么可疑心的!你若要东西，我们的箱子包裹可以送给你。”伪警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当的，只好走开了，赵老太太从容镇定，而另外那两个老太婆却被吓得一身冷汗来了。伪警走远了，她们才提起箱子慢慢到那庙子集合。

　　又如，战乱中，赵老太太指挥一队便装和制服混杂的队伍，来到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外，里面关押着一批将要杀的囚徒，门口有许多日本兵看守。穿制服的人上前叫门，说日本大使来了，要看犯人，以便执行死刑。看守一开门，着便装的一拥而进，大声呼喊并开枪;里面的500多囚徒也跟着声震天地和大力砸门。守卫的日本兵全吓呆了，措手不及，不曾交战，立刻被赵老太太的队伍缴了械。于是所有的监仓统统打开，囚徒全部获释。另外还得到几挺机关枪、十几支手枪和步枪。当夜，在将囚徒身穿的白色囚衣换掉后，由赵侗召集他们谈话，问他们愿意干什么，愿意回家或愿意跟着队伍都行。500多人一致表示要人游击队。两天后，赵侗向他的母亲报告说，新加人的同志，都想拜见您并向您道谢。赵老太太觉得，自己工作多而且重要，不想让过多人认识她，万一这500多人里面，有人干不长，那反而坏事了。所以，她让儿子通知大伙不必来了，大家齐心协力好好干就是了。

　　同年9月，赵老太太从武汉南下香港、广州进行抗战宣传和募捐，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高度推崇。本文开头介绍的那幅照片就是一个例证。照片中的黄定慧(前排座位左数第一，她原名黄慕兰，笔者曾在《党史天地》陆续介绍过这位可圈可点的奇女子)回忆，她到跑马地摩利臣山道何香凝寓所拜访赵老太太。接着又一连数天，陪老人家到各妇女团体、救亡团体，还有“兵灾会”、“基督教青年会”等到处演讲和募捐。老太太满口东北话，香港人听不懂，黄定慧就帮助译成广东话;何东爵士的女公子在半岛酒店为老太太举行招待会，黄定慧替她答记者问。1985年在抗战胜利40周年的日子里，黄定慧翻阅旧时杂志，看到《上海妇女》第1卷第20期(1938年10月5日出版)上刊登的本文开头介绍的这幅合影，还情不自禁地填词缅怀赵老太太的《临江仙》:“巾帼英雄事迹奇，当年南北战场，宣传抗日热衷肠……”

　　9月2日，在香港四妇女团体联合欢迎赵老太太的的集会上，刚从欧美宣传抗日回到香港的陶行知，以及邓颖超、黄定慧、李汉魂夫人吴菊芳和香港各界名流出席。何香凝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今日各界举行此欢迎会，得蒙赵老太太、陶行知、李汉魂夫人、邓颖超各位参加，非常荣幸。赵老太太过去在华北组织义勇军，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其光荣过程，大家想必明白··，…现在失陷区内，同胞已受尽痛苦与耻辱，全国上下，应齐心一致，向侵略者报之以打击。”’赵老太太讲述她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抗日，包括1935年7月被日寇俘虏经过，绘声绘色，十分生动和感人，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

　　陶行知听后，非常激动地写下了一首当时流传很广的打油诗《送给赵老太太》:“东洋出妖怪，中国出老太。老太捉妖怪，妖怪都吓坏。老太有儿子，名字叫赵侗。一身都是胆，复活赵子龙。老太有孙儿，名字叫赵伟。少年知报国，精忠比岳飞。好比一棵树，安根在东北。妖怪咬树根，树儿活不得。说起赵老太，无人不崇拜。生长在岫岩，与朝鲜交界。眼看众同胞，受尽妖怪害。组织义勇军，动员休妖怪。母子与孙儿，同军见三代。远近齐响应，三军都拥戴。军队大家庭，英勇而相爱。高粱为城堡，锄头是军械。兵器虽不足，百战不能败。老太没有粮，民众送饭来。老太没有枪，妖怪送枪来。钻进妖怪肚，妖怪摇脑袋。截断妖怪路，一块又一块。最后大目的，赶妖出东海。自由而平等，中华万万载。老太有名言，圣人不能外。别死在床上，战死才痛快。堂堂男子汉，富贵少奶奶。要想中国好，学学赵老太。”1939年元旦，陶行知还写了《新年小诗》:“除夕除了新秦桧，拜年要拜赵老太。可喜溢屏成国屏，投出金镯捉妖怪。”新秦桧指汪精卫;溢屏，指九龙儿童书院的八岁小朋友李溢屏，向母亲要来一双金手镯，献金抗日救国。

　　关于赵老太太在广州的情况，从《救亡日报》1938年9月14日发表该报女记者高灏采写的通讯《欢迎游击队之母》可见一斑。9月13日下午，赵老太太由港乘泰山轮抵省，她站在轮船甲板栏杆边，不断向冒雨前来欢迎的广州市各妇女团体、文化团体、劳工训练班的代表摇手。在歌声和口号声，欢迎的人群冲开外国水手的阻拦，争着上船与赵老太太握手。国民党省书记长谌小岑、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李煦寰等也赶来欢迎她，与她合影留念，向她表达无限的敬意。随后，大家拥着她往长堤女青年会休息。赵老太太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看过去已有七十多岁，脸上刻出深皱的脸纹，头发也非常的稀少了，穿着一套黑衣服，完全一个北方农村型的朴素老太婆，态度显得非常和蔼慈祥，但她有一双神采奕奕的眼睛。”

　　记者高灏和几个代表陪同赵老太太上楼休息，不料她毫无倦意，只是坐在床沿上，与高灏谈起话来。“她虽是一个没有教育的老太太，但讲话很流利，很有组织次序。‘我从汉口、香港以及此次到了广州，各处青年男女的爱国热情，太使我感动了，我觉得中国有希望，不用怕日本。’”“接着她讲南来的任务一是为了报告游击队作战的真情，使在后方的政府民众清楚了解，勿受汉奸等造谣的蒙蔽;二是为了沟通游击队战士和人民，加强团结;三是为了请求政府以及富者有地位者予艰苦作战的游击队以援助。”她也说:“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切切实实地援助游击队，还赶不上开会欢迎我来得热烈。”大家回答说:“广东的民众以及政府，正明白赵老太太此来的使命之伟大，我们当竭尽力量来完成一下几件事:学习赵老太太的伟大精神，切实推动政府及动员民众给游击队以物质援助。”

　　在欢迎茶会上，妇女界代表也表示:“决不要使这位老太太感到欢迎热烈于援助。”果然在当晚的哥伦布餐厅的欢迎公宴上，各界名流纷纷捐款。

　　从《陶行知日志》中，可知陶与赵老太太1939年在重庆还有一些接触，例如，\"4月i日，.合川赵壁光及赵老太太来。”“夜。6时半迎赵老太太会。”“中国有四千五百万老太，倘人人皆有赵老太太之精神，则中国必不会亡。”\"6月30日，赵老太太来，住清凉寺。”7月1日，陪赵老太太和卢区长听昆腔。”7月3日，赵老太太与我谈她愿做的工作。”7月6日，夜12时偕赵老太太家属及琴避飞机。”\"8月17日，赵老太太与我演讲。”12月3日，赵老太太约在福星楼叙谈。”1940年“1月1日，草街子送赵老太太回北碚”。陶行知还和谢冰莹编辑了一本《关于赵老太太》的小册子。

　　赵老太太后来的经历如何?笔者注意到香港《华商报》1949年6月29日的一条小评论:《“游击之母”平津来，特务谣言兴奋杜撰》:“所谓‘游击之母’(实际上是摩擦专家赵侗的老娘)赵老太太在特务的保护下，自华北‘游’到华南来，作反人民的谣言攻‘击’了。溜广州、跑衡阳，死党们‘热烈招待’，遭殃记者(指国民党中央社记者—笔者注)如获至宝发表她的故都谈话。广州的遭殃日报记者和香港工商报大量篇幅登出，欣欣然又捞到一个‘平津来客’了，用心良苦，作为‘津贴’而言，应得厚酬。莫小看这69岁的无知村妇，据‘谈话’看，她是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土改无所不晓的，提出‘事实’，给予‘批判’(这样一个的老太太这么‘内行’地懂得这么多的事呀!)，也正是如此，特务们露出低能的马脚，他们只顾兴奋杜撰，忘记了这种谈话口气和身份不配称，她不可能说出。你们生硬替她写出来，实在骗不过老百姓，比之任何破镜配给(原文如此—笔者注)之谣，更加不值一钱。”《华商报》和战时《救亡日报》一样都是进步报纸，为什么对赵老太太的态度来个天壤之别。笔者一时不得其解。直到最近清理旧杂志，偶然看到辽宁《党史纵横》1995年7第7期，登载刘一力《“游击之母”的人生演变》终于解开这个谜。

　　根据刘文记载，原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用高官厚禄收买了她，委任她为“冀热辽边区游击第二路绥靖司令”。1949年，赵老太太率一师兵力，随溃退的国民党军流窜四川。蒋介石撤离大陆时给她亲笔写下手谕，鼓励她“奋起当年精神，发扬游击经验”，并预祝她“树立新功”。此时已如丧家之犬的赵老太太觉得蒋介石就是她的的再生父母，感激涕零。她在重庆自封“总统府留守”，并打出“反共军司令”的旗号。当刘邓大军挺进山城时，她露出十足的匪相，在一口气劫掠十几家银行后仓皇北窜。

　　解放军入川先头部队，念其抗战功绩，多次派人劝她明辨是非，回到人民行列。然而她死心塌地，孤行己见，甘愿做一个大匪首。同年底，赵老太太率部到正准备通电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的驻地什郁县，策动少数顽固分子叛变，杀害解放军收编代表列潞平和陈文高。但是兵团的多数官兵并没有跟她走。解放军西南军区又派出李克夫、傅传作深入该兵团，向官兵们宣讲形势与政策，还冒险会晤赵老太太，希望她不辜负当年声誉和人民意愿，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无奈她依然执迷不悟，说什么“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蒋委员长”。十六兵团被解放军收编后，她只好逃进深山老林。

　　1950年春节，赵老太太策划进行大规模暴乱，派出大批特务在安县和绵竹一带联络叛乱分子。就在正月十一晚赵老太太召集各路匪首面授暴乱机宜的时候，及时掌握匪徒行踪的解放军，将这伙顽匪重重包围起来，一网打尽。被活捉的赵老太太，虽年已古稀，但依然态度顽固，气焰嚣张。同年7月，赵老太太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并押至什郁县枪决。多么可悲啊!一代风云人物，巾帼英雄，最终成了蒋介石的牺牲品，人民的罪人，赵老太太至死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