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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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兵背上的“兵”和“勇”有何区别 [转帖]

　　文章摘自《读史》 作者：刘继兴主编 出版社：崇文书局

　　文/苟梓

　　经常在有关清朝的书籍、文章或影视剧上看到“兵”和“勇”二字，但很多人对这两种标志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史载，“兵”是清代国家的常备武装力量，包括八旗军和绿营军。八旗军分为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八旗，这些都是大清的正规军，直接隶属皇帝，八旗兵为世兵制，在16岁以上的八旗男性子弟中挑选。“余丁”和不满16岁的“幼丁”，可以挑补为养育兵，即预备兵。

　　
　　写有“兵”字的清朝士兵

　　绿营军则是为弥补满军的不足而建立的汉人组成的汉兵，是清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这种军队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故称绿营兵，也叫绿旗兵，简称营兵。

　　八旗军同绿营兵虽然使命相同，都是保家卫国，但主次不同，朝廷倚重不同。按朝廷的定制，八旗兵大部分卫戍京师，为国家精锐部队，掌管京师安全；绿营兵则遍布全国各地，数量要比八旗兵多几倍乃至几十倍。通常影视剧上浩浩荡荡的清代大军都是绿营兵。

　　满清入关以后，绿营兵日渐取代八旗兵的主要地位。清朝建立不久的康熙年间，力图以和为贵，于是军备废弛，萎靡不振。八旗兵丁一劳永逸，长期处于养尊处优的地位，以至于三藩起事临阵磨枪亦难振军威，故镇压三藩之功实属绿营兵。雍正登基后，立志彰显满军尚武精神，乃三令五申“八旗为满洲根本”，大动干戈，整军治军，终于使得士气大振，维护了当时的国家统治。

　　
　　写有“勇”字的清朝士兵

　　“勇”与“兵”相比，就是后娘养的了。雍正、乾隆朝后遇有战事，若八旗兵和绿营兵不足用，则就地取材，临时招募乡勇组成军队，战事完了后立即解散，不是国家正式的军队。直到清末太平天国时，曾国藩才改非正式的乡勇为练勇(即湘军)，定兵制，发饷粮，称为勇营。从此，“勇”基本代替了“兵”，成为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勇营的特点是拿国家饷的私募武装，所谓“兵为将有”，士兵和军官只忠于自己的长官，不直接效忠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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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与她的秘书们[转帖]

宋庆龄

　　宋庆龄与她的秘书们

　　汤雄

　　　　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一生中共有十多位秘书，其中有两位洋秘书格外引人注目，她们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史沫特莱和来自德国的王安娜。宋庆龄用至诚的心灵、共同的信念与她们建立了历久弥深的友谊。

　　宋庆龄与史沫特莱并肩战斗

　　1931年6月，宋庆龄为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英巡捕以“****嫌疑”的“罪名”逮捕一事寝食不安。那时，白色恐怖笼罩了上海，时代的发展召唤着宋庆龄立即投入到反对国内反动派的新的政治斗争中去。宋庆龄知道史沫特莱，就是在她极力营救牛兰夫妇的时候。

　　1931年七八月间的一天，宋庆龄的助手胡兰畦把当天收到的信件送给了宋庆龄。其中一封英文信引起了她的好感，她捏着信向胡兰畦扬了扬，满意地说道：“这封英文信写得好，英文基础也很高，话虽没几句，但语言和用词都很美。”

　　

　　宋庆龄

　　原来，这封信就是《法兰克福日报》驻沪记者史沫特莱写的，她是受共产国际之托，找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的，请求孙夫人在百忙中给她5分钟谈话时间，商量拯救的具体方法。

　　宋庆龄见信后，立即复信，答应在寓所接见她。

　　1931年8月24日，身材高大、性格爽朗、时年41岁的美国女子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走进了宋庆龄在莫利爱路29号的寓所。

　　那天，宋庆龄身穿一件黑色旗袍，梳着中国妇女传统发髻，显得雍容华贵、气质非凡。一见到史沫特莱，她就缓缓从座位上站起来，并向对方伸出右手。史沫特莱握住宋庆龄那只绵软的手，情不自禁地用英语说道：“敬爱的孙夫人，您不愧为东方最伟大的女性，能见到您，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右起：黎沛华、史沫特莱、宋庆龄、鲁迅、林语堂

　　史沫特莱1890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的一户贫苦家庭，早年当过烟厂工人和书报推销员。1916年到纽约，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撰稿。1918年参加社会党。1919年起侨居德国。1927年到丹麦，并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1928年，她受聘为德国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特派记者，并于1929年初穿越苏联边境，进入中国东北地区采访。其间，史沫特莱根据调查撰写了一系列揭露日本在满洲的武力威胁与预报日本必将大肆侵略中国、占领东北的文章。然而报社编辑怀疑报道的真实性，一篇也没有发表。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才陆续见报。史沫特莱在哈尔滨的采访，引起了伪满当局的不满，曾寻借口把她驱逐出哈尔滨。

　　史沫特莱来到上海，时值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的第二年。由于她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的具有明显抗日情绪的文章，还引来国民党当局的反感与跟踪。史沫特莱从小在逆境中长大，对上海当时这种险恶的环境十分了解，所以事事谨慎小心。但无论盛夏还是寒冬，她的穿戴都离不了一点红色——深蓝衣服上的一朵康乃馨，帽子上的一只红鸟，红色的运动衫。她格外喜爱这红颜色。

　　这一次会面，使同样热爱人民、憎恶邪恶、主持正义的史沫特莱和宋庆龄，成为了莫逆之交与亲密战友。两位伟大的国际女杰的心从此紧紧地连在一起。

　　史沫特莱比宋庆龄大几岁，令她想不到的是，她们竟一见如故，像姐妹一样，这使得她大为感动。在她的记忆里，大人物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且派头十足，而这位中国前总统的夫人竟是这样平易近人。

　　1931年10月，史沫特莱应宋庆龄之邀，担任了她的英文秘书。她不仅文字功底了得，而且还肩负起保卫宋庆龄安危的重任。

　　1931年的那阵子，由于宋庆龄频繁营救革命志士，蒋介石终于恼羞成怒，把狠毒的目光瞄准了宋庆龄，并欲除之以绝后患。

　　初秋的一天，宋庆龄刚参加完一个聚会乘坐出租车回家，身边坐着秘书史沫特莱。行驶途中，突然路面上两个衣衫破烂的男人厮打着站到了马路中央。司机连鸣喇叭并放慢车速，提醒对方避让。但这两个男人仍旧纠缠在一起，并一路向车前扑来。司机本想绕道，哪知这两人在马路中间忽东忽西，甩臂踢腿，汽车根本绕不过去，只好停下。

　　坐在后座的宋庆龄皱皱眉，用英语对身边的史沫特莱说：“看这两个小商贩，又在争抢生意了。”话音刚落，一边的史沫特莱按住了她，道：“夫人，你别动，我看这两人贼眉鼠眼的，不像是小商贩呢。”说着，她便推开车门跳了下去。

　　岂料史沫特莱双脚刚落地，那两个男人便一齐扑了上去，一个假装往她身后躲，一个竟挥拳朝她脸部打过去。“NO！”早有准备的史沫特莱一声大吼，往边上一闪，躲过了迎面击来的拳头，同时双手叉腰，严严地堵在汽车门口，冲着那两个男人横眉竖眼。只见那两个男人围向车子，并冲着她喊道：“我们打架，关你这个洋婆子什么事？”

　　此时，她已看清对方是何等人物，一声冷笑，挥动颀长的双臂，一边左遮右挡，引开两个男人的视线，阻挡他们进一步的举止，一边对车前的司机用汉语大喊道：“快开车！”司机见两人不顾阻挡地分左右向汽车扑去，这才明白，原来他们是冲着车上坐着的孙夫人的！所以情急之下，急忙踩动油门，把车开了出去。

　　两个男子见计划落空，双双挥掌抡拳，向史沫特莱扑来。史沫特莱虽是女子，却长得身高体壮，她眼明手快，迅速防卫。这时，站在马路一边目睹整个过程的几个同伙，也围了上来，他们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叫着，要教训史沫特莱。还没等他们呈扇状包围上来动手，史沫特莱就从身上摸出一只哨子放在嘴里用劲地吹了起来。两个法国警察骑着高头大马，全副武装地闻声跑来。

　　其实，史沫特莱是没有学过拳脚功夫的，不过，她会打枪，而且枪法不错。在史沫特莱身上，常年藏着一把从美国带来的防身用的“勃朗宁”小手枪。以她的个性，如果那天国民党特务的行动一旦真地威胁到宋庆龄的生命安全时，她绝对会亮出身上那把“勃朗宁”，以保护宋庆龄。她曾经说过：“一个人要是真下了决心，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可不是富贵人家出身！”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父子乘坐的汽车刚开出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大门，就被埋伏的国民党特务狙击杀害了。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史沫特莱仍坚定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国际影响，以做宋庆龄的秘书为荣，主动承担更危险的工作。从此，她更像个仗义行侠的勇士，暗中保护宋庆龄。

　　宋庆龄与王安娜40载的书信情缘

　　1998年接近年底的一天，刚退休的工程师王黎明，端坐在德国的家中，开始整理母亲王安娜生前遗留下来的几个装有文件的大纸箱子时，看见里面有这么多的宋庆龄的信件，他惊呆了。他数了一下，有近三百封，全都是宋庆龄生前写给他母亲的私人信件。

　　王安娜，原名马滕斯·安娜利泽，德国普鲁士人，曾在柏林攻读历史和语言学，获博士学位。1931年起积极参加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运动。这时，24岁的她与中**组织安排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的王炳南相识相恋。上个世纪30年代，曾两度被纳粹逮捕和释放的安娜和王炳南结婚，1936年来到中国，并遵从中国人的传统风俗与其名字的谐音，易名王安娜。

　　王安娜来到中国后，曾到过陕北，在延安会见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1938年在香港参加“保盟”工作，受宋庆龄委派负责转运各种援华物资，还秘密到已成为“孤岛”的上海，为“保盟”上海分会援助新四军的工作提出建议。

　　这么多的信件是一位德国普通妇女与世人所尊敬的伟大女性——宋庆龄四十多年中难忘友谊的见证。王安娜生前非常珍视和爱护这些信件，不论在当时战乱的中国，还是回德国以后经历的不安定生活，都把它们珍藏得好好的。她是个注重友情、照顾大局的人，并不因自己和宋庆龄的特殊友谊以及手中拥有的材料而到处宣扬自己，她知道并且也特别尊重宋庆龄有保护隐私的习惯，从不发表和宣讲有关宋庆龄个人情况的新闻和报道。

　　

　　王安娜在延安

　　王安娜是通过何香凝女士认识宋庆龄的。但她真正在宋庆龄手下工作，还是通过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先生的介绍。抗战初期的40年代，他们都居住在重庆，由于她的丈夫王炳南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主管外事，王安娜也协助做了不少对外宣传方面的工作，写了很多文章，向外国朋友介绍****在国共合作中的政策和主张。王安娜精通德文、英文和法文，是年轻的德国哲学博士，文章和口才都很好，一开始就赢得了宋庆龄的信任。1942年，她担任了宋庆龄的外文秘书，成为她的挚友和得力助手。

　　宋庆龄和王安娜在1942年就开始通信了，从1942年3月16日的第三封信开始，一直到宋庆龄逝世，她都亲切地称呼王安娜为“亲爱的安娜”。

　　王安娜1955年离开中国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德国，但整个心却留在了中国，留在了她长年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留在了她所敬仰的宋庆龄那里。此后，她不管搬到哪里，书房的小桌子上总摆放着宋庆龄的照片。在德期间，她持续不断与宋庆龄通信联系，直到宋庆龄去世为止。

　　“文革”期间，宋庆龄不便给王安娜写信，但又要向王安娜表示并没有忘记她，于是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每隔一段时间给她寄去一份《中国建设》杂志，然后亲笔写上收信人及发信人的地址，表示自己还有寄信的自由，我还想念着你。王安娜对这种表示方法非常感动并完全领会。1979年王安娜受邓颖超及康克清邀请重返中国，见到久别的宋庆龄时，这一点得到了证实。

　　宋庆龄于1981年5月去世，王安娜在德国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是悲痛，从此在宋庆龄的照片旁边放上一个小花瓶，并不断在瓶内更换着鲜花。

　　　　（读者月地摘自《宋庆龄和她的秘书们》， 群众出版社 200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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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周恩来为何亲笔批示逮捕自己亲弟弟 [转帖]

　　来源：人民网 2008年07月17日
　　
核心提示：1968年，红卫兵向江青报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聚餐会”。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了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被关了整整7年。
　　周秉德至今还记得那次中南海春藕斋的周末舞会。

　　“伯父风度翩翩，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伯父微笑着揽住她的背，踩着音乐旋转在舞池。“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小秉德兴奋得有点飘飘然，可马上伯父却略带歉意地说:“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望着伯父和别人跳舞的背影，看到排着长队的人群，小小年纪的周秉德突然明白:她这个伯父不仅是属于家人的。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最大的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周秉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周恩来夫妇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但周秉德一向处事低调，虽然她曾任中新社副社长，又是全国政协委员，但身边几乎没人知道她的特殊身份。

　　不留一块墓碑

　　1967年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伯和七妈。那时她就已经心酸地发现，伯父的脸变得极瘦削、憔悴，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吃饭也是胡乱几口，之后就急匆匆地去办公室忙碌。”

　　到了1975年5月的一个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病重的电话，心急如焚地要去医院探望，却被七妈一再地阻拦了。“七妈说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治疗，只能拨通病房的电话跟伯伯说上几句话。电话里伯伯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从容。他的嘘寒问暖被我很急躁地打断了，我当时很难过，只是一直追问他:是否跟护士询问过他的生命还有没有一年。伯伯很轻松地安慰我，说那只是开个玩笑。我在电话里都快哭了，我说玩笑也不应该讲，您是要长命百岁的！”电话那端传来伯伯和蔼而平静的声音:“你是****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想开点，好吗？”

　　“随后的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我在伯父身边坐下，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两个孩子的情况。但怕打扰伯父休息，聊了一会儿，我就起身告辞。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

　　如今回想起来，周秉德后悔自己太天真了，“当时伯父的膀胱癌已经到了第4个年头，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七妈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病情竟然如此严重，不管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去看伯伯的。”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别，最后一次会面她连和伯伯的一张合影都没照上。

　　如今，伯父已经去世30多年了，他将自己的骨灰融入祖国的山川湖海。周秉德的公公沈谦在病痛中也留下遗嘱:“我一直敬佩周总理，更要学习周总理。我死后的骨灰，你们千万不要送进八宝山，你们帮我撒到江湖或树下。”沈谦病故后，周秉德夫妇将他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的入海口。1992年，周秉德又连续送走了两位至亲——先是伯母邓颖超病逝，7月周秉德来到天津海河入海口，为伯母的骨灰送行；然后12月周秉德的婆婆病故，再次撒播骨灰入海。1999年，相伴她多年的挚爱丈夫沈人骅也走了，她悲伤地踏上了人生中第四次送走亲人骨灰的水路。

　　周秉德的这些亲人，在世间没有一块墓碑，但她对他们的怀念却深埋心底。如今，已年过七旬的周秉德居住在北京一栋上世纪50年代的红砖老房里。从中国新闻社副社长职务上退休之后，她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采访结束时，她的两个双胞胎孙子刚放学回来，周秉德的脸上满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慈爱。

　　数十年的秘密

　　周秉德在26岁那年迎来了生命中的“白马王子”。那年，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为两个年轻人牵了红线，周秉德见到了英俊帅气、会四国语言的空军上尉沈人骅。他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周恩来夫妇得知他即是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长孙时，非常欣喜。周秉德和沈人骅迅速坠入爱河，当时沈人骅在和她见面不久后就返回了西安工作，此后两人一直书信不断。

　　在沈人骅给周秉德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骑车经过学校后院的一片紫竹林，微风拂过，捎来阵阵槐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就是这几行朴素的文字，让周秉德产生了感情，“我相信对方是个懂得生活情趣的男人。”第二年的国庆节，他们结了婚，开始患难与共的相守。周秉德的卧室床头，有张精心装裱起来的庐山风景照，便是周恩来送给她的结婚礼物——“这是伯伯本人最珍爱的七妈的一张摄影作品。望着那张照片，仿佛能看见云雾在山间缓缓流动。”

　　如今周秉德还依然记得1960年的夏日，在北戴河的沙滩上散步，伯伯和她之间那番看似不经意的谈话。“伯伯谈起多年前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初恋往事。他曾有过一个很谈得来的女朋友，但当他决定献身革命时，他觉得只是作为革命同情者的她并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起任何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爱人。”周恩来对周秉德回忆说:“所以我后来选择了你七妈，在这一点上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

　　1965年，周秉德跟随丈夫调往西安工作。在他们到达西安后，“文革”狂潮随即席卷了整个中国。周秉德一时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后来人事科长跟我说，如果当时讲出我是周总理的侄女，造反派肯定不敢关我了！但我真的没办法做到。作为伯伯的侄女，我从来没依靠过他的关系为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为自己开脱。”

　　自己是共和国总理的亲侄女——这一秘密，周秉德一守就是几十年，即便她和家人遭受苦难，她也三缄其口。

　　1968年，红卫兵向江青报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聚餐会”。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了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被关了整整7年。对于父亲被抓，周秉德曾一度不知情。在接到七妈的来信后，当时由于奔波辛苦险些流产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如果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自己，这肯定会殃及丈夫。她整整三天三夜茶饭不思，决定向丈夫提出离婚。而沈人骅只是轻轻擦干妻子的眼泪，对她说:“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一起面对。”

　　不久，沈人骅被调进位于贵州遵义深山里的军工厂，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夫妇俩天不亮就得起床上班，到夜里12点才能回家，只能把儿子托给邻居照顾。直到1979年，周秉德父亲的问题才彻底澄清平反。

　　谈起伯伯和七妈的爱情，周秉德拿出周恩来和邓颖超那张甜蜜的20年代合照，她感慨地说:“看看他们俩，多好啊！七妈告诉我当时用这么亲密的姿势拍照，就是一种革命了。”周秉德还记着伯伯和七妈之间那些浪漫的通信。

　　当时周恩来在苏联，邓颖超给他写信说:“来:带给你的水仙花和家书一封，想已到达，阅后有何感想？你忙得怎么样，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这是我关心惦记的，回来要检查哩。”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作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周秉德笑着感慨:“是不是没想到，周恩来也是个浪漫的人吧！”

　　红墙内的青春

　　回忆起那段红墙之内的童年岁月，周秉德觉得那真是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当时最让她兴奋的是，早年间只能在照片上见到的毛主席，到这里竟成为了她的邻居，就住在周家隔壁。

　　1949年夏天，12岁的小秉德生平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亲侄女来到身边，周恩来和邓颖超自然万分疼爱，他们把这个漂亮的小姑娘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小秉德从此也开始了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里长达15年的生活。

　　周恩来日理万机，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家。他总是来去匆匆，走路特别快，卫士比他年轻得多，跟着他都得一溜小跑。周秉德和他见面最多的时间是在饭桌上。偶尔有机会和他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园。工作之余，为了让伯伯散散心，周秉德有时候和他一起唱歌。她说周恩来最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很喜欢海棠花。西花厅后院种了十几棵海棠，每逢春天满院海棠花盛开，十分漂亮。

　　上世纪50年代，正逢留学苏联的热潮。初中刚毕业的周秉德聪颖优秀，本来可以选择当时绝大部分高级干部子女所走的道路:高中毕业后赴苏联留学。但看完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她却热血沸腾，当下做出了一个让周围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报考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做一个电影中瓦尔瓦娜那样的农村教师。那时的周秉德只有15岁。

　　“当时老师同学们都很惊讶，劝我好好考虑自己的前程。我回到西花厅向七妈(邓颖超)说了自己的想法，她反而立即表示支持，在饭桌上不断地鼓励我。伯伯一直埋头吃饭没有吭气，只默默地听着我们的对话。七妈问他说:‘你怎么不表态？’伯伯说:‘她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也说，我也说，不是压力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

　　后来回想起来，别人告诉周秉德，其实周恩来心里肯定还是想让她读完高中念大学，但他又不能明确地说出来，因为他一发言就会成定论。“伯伯其实也在观察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他从来都是要求我独立思考，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

　　师范学校毕业后，周秉德被分配到距北京城20里的一个小学做老师。但3个月后，她就被抽调去搞运动了。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无休止，以致她几度想再上大学的计划都被完全打乱了。周秉德笑了笑说:“我的青春大好年华，几乎全在运动里度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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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花门前的追念——记吴组缃先生 [转帖]

　　垂花门前的追念——记吴组缃先生

　　　　镜春园８２号，现已成为北大朗润园镜春园拆迁办公室。

　　吴组缃先生原先住在镜春园82号。那是一座清雅的中式庭院。灰砖青瓦，垂花门上爬满藤萝，院内植有花木，竹影森然。

　　上世纪5

　　0年代一个槐花飘香的下午，我送一篇关于冰心的学年论文请先生批评。这是我第一次在课堂之外和先生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严格得有点严厉，他不轻易赞许一个年轻人。

　　后来，开始了动荡的岁月，吴先生的生活和工作也在这样的岁月里动荡着。吴先生原先接待我们的书房被挤占了；接着，吴先生原先的房子也住不成了……总之，那是很痛苦也很漫长的岁月。

　　我知道吴组缃是同情劳苦者的进步作家；知道他早年做冯玉祥先生老师时影响了冯将军积极抗日；也知道中国解放后吴先生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吴先生是不断追求进步的，但他却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受到打击。

　　这当然与那年月总的风气有关，却也多半由于先生的“直言”。l957年的“反右”，吴先生也受到打击，他艰难地过来了，但他还是“直言”批评当时的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打一下屁股给一颗糖吃”。那时“鸣放”的号召已过，正是实现“阴谋”之时，闻者心惊，吓出一身汗!“文革”中先生和师母也历经坎坷，好不容易熬过来了，但吴先生依然不放过哪怕绝无仅有的机会“直言”。他在会上抨击“文革”造成了知识和文明的“不毛之地”。那时并不是如今的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还是一个言必称伟大英明的时代，闻者亦禁不住要为吴先生的处境忧虑。

　　但吴先生依然步履从容，依然慢悠悠地往他的烟斗里装烟丝。他还是不走样地侃侃而谈，带着机锋，却从不激昂。难道吴先生不知道这些言论的后果么?但先生显然并不想改变什么，我们北大的老师们大体都是这样一些“固执”的人。这与其说是性格，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格的坚定。

　　吴先生是一位清高的知识分子。他的工作只是写作和教书，可以说除此之外他并不需要，甚至也不关心什么，他和老舍先生私交之深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还曾托人赠我一套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但我却亲自聆听过吴先生对这位老朋友的公正而尖锐的评价。吴先生认为即使是老舍先生这样杰出的人物也不应“神化”。至于我，作为吴先生的一位并非“嫡传”的学生，在我过了50岁之后也还有幸让吴先生批评得好久都不自在。吴先生是眼里容不得半点灰尘的人，他的耿介与他的澹泊构成他奇特的魅力。

　　但他却是心胸博大而有包容性的人。在一次文学会议上，我听到吴先生关于现代意识和文学现代性的精彩发言，他严厉批评了复古倾向。他的发言甚至遭到一位30年的老朋友的“驳斥”。吴先生鲜明地站在文学探索者一边。还有一次，在一次开往八宝山的车上，我、王瑶先生和吴组缃先生同座。王先生感慨说，如今好多文章他都读不懂了，吴先生很洒脱地告诉他，“看不懂你就不看好了”。

　　50年代我们这些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是很幸运的。那时，那些博学的老师们正当盛年，他们的学问人生也处于高峰状态。我们的许多基础课都是这些老师亲自讲授，游国恩先生讲《诗经》、《楚辞》；林庚先生讲唐诗；王力先生讲汉语诗律学；王瑶先生讲现代文学……那时吴先生给我们讲宋元明清这段文学史，后来又给我们讲《红楼梦》专题课。

　　吴先生讲《红楼梦》和别人不同，因为他既是教授又是作家。因此他讲的既有对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背景介绍，又有严格的史实的征引和证实，这些均与融个人创作经验于其中的论析结合，举凡从构思、情节乃至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等等，他都有新颖独特的分析。

　　我最后一次看吴先生，是他在北医三院的病榻上。吴先生已经不会说话了，他正艰难地、也是最后一次与死亡搏斗。我感到痛苦，因为我心中的吴先生是不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去年，我和北京作协的朋友们一起向吴先生庆贺85岁生日，那正是吴先生经历一次大的手术后胜利归来。他对生命充满信心。他给我们讲“歪墙不倒”的道理。他自喻“歪墙”，因为在他的兄弟中，唯有他体质较弱却活得最长。

　　那次谈话已成了永久的纪念。那时我感到吴先生对人生有一种彻悟的透明。他讲每个人的存在都只是一次偶然，那只是一次千万个精子与卵子的偶然中的结合，但形成生命的这个结合体却是幸运的胜利者。吴先生这番话是参透生命奥秘之后发出的。我想，他的意思是长者对我们的劝勉：每个人都不必把这种“偶然”的获得和失去看得过重，但每个人又应当十分珍惜这种“偶然”的胜利而要把它发挥到极致。

　　现在，吴先生已经不在了，我再一次感到了生命如芦苇般脆弱。吴先生执著而勤勉地度过了他的一生，但他还有很多事来不及做。80岁以后，吴先生曾立志要写一部《吴批红楼梦》。但死亡的钟声却无情地敲响了，留给我们的却是永远的遗憾。

　　　(摘自《红楼钟声燕园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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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知县老爷升堂办案[转帖]

　　夏元瑜

　　清朝的知县官位很低，只是七品，见了上司称“卑职”，在知县以上的官决不用这两个字。可是他在县里却大得很，审案时更威风，他代表国家，和现代法官座后立着国旗是一样的道理。打官司的原告、被告和证人等一概全得跪着，秀才以上得过功名的人可以长揖不跪，站着回话。衙门里唯一坐着的人是知县，审案时本该穿公服，

　　长袍之外穿上外褂子，挂朝珠，戴红缨帽，有顶子，但在盛暑之际穿单的葛布大褂就行了，帽子是夏天戴的凉帽。只有知县的凉帽上有个圆顶子，别人的全没有——因为他们全不是有品级的正式公务员。我和陆奉初先生正动笔写一本清代服装的书——我们不敢和现代的专家们比，仅就所见及昔年家中旧存而写。在知县两旁有八个人，是书办、签押房和前稿后稿的仆人们。书办就是古称为“吏”的，梁山宋江当过恽城县的押司——也就是书办，他们各有专科，有管钱谷的，有管刑名的，也有管典礼的(考试、祭孔等)，所谓“六房”。签押房是知县的书房，也就是他的办公室，签押者签名画押是也。前稿和后稿是办公事的仆役，略似今之收发，但是很能赚外快，有的能比知县挣的还多。至于知县请的幕友是不在大堂上露面的，顾名思义，幕者站在幕后。因为知县是由进士出身(当然也有捐来的)，不明财税及司法等律条，得请位专家做顾问。幕友师徒相传，并无品级，全国各县幕友以浙江绍兴人占绝大多数。

　　
　　清朝知县衙门

　　在公案两端各有一亲兵，这是知县的卫兵，每县有个一二十人。穿的衣裳是那时的制服，叫做号衣，是蓝色的。亲兵头缠黑布，是那时的规定，亲兵的打扮正是清代的军装。平定太平天国的湘军、削平新疆的淮军全是这份德行的打扮。至清末的新军就改了：穿西式军衣，可是戴红缨帽。

　　亲兵之旁，大概是衙役(也就是差人，至今香港仍叫派出所为差馆)。他们没有制服，便衣，戴上没顶子的官帽——夏天凉帽，其他三季红缨帽。

　　第一个人手里拿着一面小木牌，他是管带案的。您如果到各地城隍庙去看看，全有那么一个拿着牌子的鬼卒，不过在阴间这牌子换名为“领魂牌”。带案的左边是一位短装、拿着条红黑棍的人，他是喊堂威的，那棍并不用来打人，他戴的帽子特别高。

　　衙门厅堂的正中有一听审的牌子，表示现在是审理司法案件之时。审完，牌子搬走。人民可以来旁听，以资公开。

　　正坐衙门中间的是知县——县民和下属人等应称他为“大老爷”，文雅一点，称为“老父台”，他如出缺，应由县丞代理。

　　古时没有律师，只有代人写状子的讼师，很能策划，也能出坏主意教唆别人去打官司，人格和社会地位比律师差之万里。律师是为了保障人权，有古侠士之风，受人尊敬；讼师是只为钱，唯恐天下不乱。讼师不能上大堂去代当事人辩论，顶多站在人堆里旁听，有的人叫他们“讼棍”。

　　在知县大老爷的公案上有两个签筒，里头插着许多竹签子，干什么用的呢?这是打人用的，竹签上写着数目字是打多少板子的数儿。大老爷选定，抽出扔下堂来，差人捡起，高声唱出，证明不错。然后一个差人把犯人按趴下，褪下裤子，另一掌刑差人高举毛竹板(五六尺长)，叭的一声打下来，打在大腿的背面，并不真在臀部，免得受刑人没法子坐。打屁股也大有技术。有的被告料定要挨打，先花了钱送(红包)，打得响亮而受伤不重。也有那没花钱，或不肯花钱的，差人可以打得不出声儿(好像很轻)，但内伤很重。毛竹板又不只一条，厚薄轻重也各异，自可大动手脚。听说差人先要练习打豆腐，一板子打得豆腐挺响，可是表面不破、中心稀烂，才够上乘的功夫，不知确否，姑妄记之。我想这倒也和空手道的劈砖功夫差不多，也许练得出来。

　　前文提到秀才见大老爷可以不跪，那么如果大老爷要用刑讯呢，当然不能打屁股——当堂脱裤子太寒碜(失面子之意)，但是可以用戒尺打手心，两板儿就能肿起来，何况二十板是个平常数目。举人以上连手心也不能打了。

　　从前是刑求口供，古人也曾反对，说过：“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可得?”所谓“三木”是什么，一木是板子，那二木是夹棍和拶子。夹棍是两条大头的硬木(如枣木、榆木之类)夹在小腿二侧，有绳可以收紧，痛苦非常，受刑人事后站都站不起来，更别提走道儿了。拶子是许多小棍儿夹十个手指，也能落下终身残废。

　　妇女受刑不能打屁股，只能掌嘴，大概由稳婆(原是收生婆之意，后变为知县衙门的女验尸员，又兼上打女犯的差事)执行。古人对男女之别是十分地注重，不过听故老传言，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小白菜受的非刑极多，竟有烧红铁丝穿过乳房等，我可不信如此惨无人道之事会发生在读书出身的官员之手。

　　还有跪铁链一法，跪在地上就够难受了，跪在铁链上高低不平自更痛苦。听说还有把铁链烧红了叫人跪的，那更烫烂了膝盖。我想也许没这事儿，太缺德了。至于说还有天平架、老虎凳等等的体刑，我是没赶上过，想来即使有这些可恶刑罚，也不能用于公堂之上。最要紧的一点是知县如把犯人在堂上刑毙了，可也要大受处分，为了前程也不敢用刑太过。

　　从前打官司也可以上诉，由县而府，由府而道，由道而省(巡抚衙门，臬台衙门)，再而告京状(刑部)。杨乃武一案就是告了京状，可是和现在的审判不同。现代地院判死刑，高院因证据不足可能判无罪，对于地院法官并无影响。从前可不行，虽是刑讯，主审者可得绝对负责。上诉若得平反，认为冤枉，那初审的官员得革职查办。杨乃武一案经刑部判为无罪之后，一大群的省、道、府、县的官员，革职的革职，充军的充军，很是一场宦海风波，所以这故事流传至今，拍为电影。也正因为如此，又发生一大弊端，就是上峰维护下属，怕牵连受损的官员太多，明知其冤，也要他屈打成招，昧着良心说下属判的不错，宁可叫受冤人屈死一命，而不叫若干官吏断送前程。凡事利弊相乘，无法绝对地好，但是绝对地坏可办得到。

　　刚才说过对秀才不能打屁股，但是知县一怒可以通知教谕革掉功名。摘下帽上雀形顶子，就成了白丁，那就可以用毛竹板打了。听说从前各县专管秀才的官——教谕(又称教官，俗称学老师)——有打秀才之权，却是叫门斗(管门的工友)拿戒尺(硬木制，七八寸长)打手心。最可笑是张作霖在北京当大元帅时，有位教育部总长，因为常闹学潮，学生代表屡次到教育部去请愿，他挂了两条戒尺在二门口(第二道的大门)，恢复打手心旧制，也收了一时安定之效。

　　非刑逼供，受之者诬服含冤，加以上诉又官官相护，真是可怜可悲。但是若干天生的贼骨头，顽劣刁民，若是客客气气地问他，他一百个不承认，难道不该打吗?今日若干只犯违警而不犯刑法的莠民(冤枉的不算)，若被扣留几天，不痛不痒，反而省了饭钱，乐得休息几天，有何可怕?如按古法当堂打二十大板，立即开释，公家既省伙食开支，受刑者大概也不敢再领教这“笋烤肉”(竹板打屁股之意)的滋味了。

　　差人既非公务员，也无薪饷，就靠着敲敲诈诈来维持生活，极为人所看不起，可是一般人又怕他们。甚至他们的儿子都不许去参加初步的科举，政府也不设法解决他们的生活，真是怪事。其中也有些能干的“捕快”，不亚于今日的侦探。那时知县可限日破案，违限要打，所以捕快挨同僚打屁股也是常事。到各乡去收钱粮(田赋)也是差人的职内之事，有时差人收不到，自向知县老爷请求赏面枷，他套在脖子上，再去挨家催讨。他说是被欠税人害的，正税之外还得赔偿他若干，大有油水。

　　清朝的一县内，知县是七品官，应戴金顶(实际上用铜做的)，可以向政府出点钱捐个五品衔，就可换戴全透明的水晶顶子，好和属下有点分别。县丞一员等于副知县，巡检一员是捕盗官(率领捕快)，典史(常误为典吏)一员是管监狱的，这些都是八九品的微官末秩，很难有出头之日。只要看看外褂的补子上绣的鸟儿就可知官位的尊卑：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全是好看的大鸟)……七品治鸿鹚(小水禽)，八品鹌鹑(无尾小鸟)，九品练雀(长尾小鸟)。可是您别瞧他们官儿小，各有各独立的小衙门。

　　
　　知县的来源，二甲进士为榜下即用的知县。翰林院(略似今之“中央研究院”)三年一淘汰，谓之散馆。散出来的去吏部抽签，抽到哪省就去那儿当知县。举人三次会试不中，由王公大臣在吏部分班传见，每班十人，录取八人，要仪容端正、口齿清楚的，抽签分发各省去当知县，那些老、病、瘸、驼的请回原籍。军功出身的知县是因战争有功的文人(如营务处等)，由最高长官向皇上保举，也派为知县。捐班出身是向政府捐若干两助饷银(很贵)，政府赏一候补知县资格，去吏部抽签。

　　大省有几百县，小省也几十县，由中央分发来的知县太多，不能随到随补，只好叫他们等着，称为候补知县。清朝官员不能在他原籍的那一省做官，好处是为了避免人情的牵连，坏处是对当地情形不了解。候补人员并无薪水，要自筹生活费用，没门路的竟能空等上一辈子，也许偶尔有个机会去临时代理——顶多不得过一年。进士出身的就不同了，巡抚要优先补用他们。散馆的翰林更优先，外号人称“老虎班”，一到省府报到，马上要补缺，至于补的县份好坏要看各人的运气了。

　　现在的县要受议会的质询、审核预算等，从前的知县可简单得多，不过对地方有头有脸的大户绅士也得有个联络，便于推行政令。绅士们自然更愿意结交官府，有助于他的声势。

　　至于弄钱，从前是从税收中提出一定的奖金，用不着贪污。在那肥缺大县为官日久，自可剩下不少，所谓“官久自富”是也。

　　　（摘自《老盖仙谈民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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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金融国家”是《魔戒》三部曲中的“中土阿拉贡王朝” [转帖]

“威尼斯共和国”是“威尼斯商人”建立的欧洲历史上第一个金融帝
国，在初期更类似于一个“商业帝国”。而“西班牙阿拉贡王国”（本书--金融刺

客威尼斯卷/江晓美著,“西班牙”所指：均为古代“阿拉贡王朝”，不是现代西班

牙）是第一个纯粹的、由“威尼斯银行家”一手建立的“第二金融国家”，并且建

立了一套由“议会组织”、“贵族推举国王”在前台表演，而“金融僭主”在幕后

操纵一切的政治模式。
这种“僭主模式”不是本书提出的，而是欧洲历史学家总结的一个无
奈的“历史现象”，尤其是美第奇银行为代表的是典型的“金融僭主制度”。
但是“第二金融国家”并不成功，对于银行家来说，“西班牙阿拉贡王
国”是一个由银行家建立却不听银行家调遣的“叛逆者”，故《魔戒》三部
曲中的“中土阿拉贡王朝”是反对“神秘巨眼”统治的正面王朝。
“第二金融国家”一直是一个“不成功的实验品”，部分原因在于“大
航海时代的开辟”。银行家一直依靠在欧洲制造金币（包括银币）流动性短
缺，制造欧洲长达1500 多年的“金融危机”，并且以实际取得了欧洲的超
级特权，让欧洲各国不得不默认了金融僭主制度。但“大航海时代”的先
驱“西班牙阿拉贡王国”输入了大量海外黄金和白银，逐渐摆脱了“金融危机”，

传统的金融僭主制度就很难继续维系下去了。

“第一金融国家”“威尼斯共和国”的消亡是以1797 年，法国皇帝拿
破仑的战舰开进大运河为标志。
“第二金融国家”“西班牙阿拉贡王朝”的消亡是以1579 年北方7 省
（包括现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地区）成立了乌得勒支联盟为标志（这
是在银行家制造的西班牙内战——“八十年战争”中的发生的，同时也是
“第三金融国家”荷兰建立的标志）。

发表于 2009-8-19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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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负债17亿进退两难[转帖]

　　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最后的人民公社”——河南南街村被传负债累累，已然改制。消息传出，神州哗然。这个在21世纪坚持大学毛选、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的红色乌托邦，以集体化道路在90年代创造出16年经济增长2,100倍的超深圳速度，成为河南首个亿元村，一直被视为印证“共产主义”理想的圣地。走过30年风雨，南街村的今天到底如何？

　　香港《文汇报》报道，从食物到住房，从教育到婚丧，从医疗到养老，所有费用政府打包——中国农民的传统梦想早在20年前在此得以实现。南街村的东方红广场上，10米高的毛泽东塑像有民兵风雨无阻守卫，塑像两侧分别竖立着马克斯、恩格斯、列林、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这里的人们把“毛泽东思想永远放光芒”的大标语挂在最醒目的地方。这里没有犯罪、没有失业，新人们站在巨大的毛主席像前共结连理。

用愚公移山精神还债

　　当地媒体频传南街村濒临破产并改制。深圳大学的马敬仁教授表示担忧，南街的村民应当自己决定出路，外界的干预或会破坏南街的“生态”。事实上，南街村见过太多媒体，它从来就不惧争议。但是这次，他们知道自己卡到了瓶颈里。

　　 村支书王宏斌被誉为“南街的小毛泽东”，他坦言南街陷入资金困顿，背负17亿外债。若以现有的每年还800万元的速度，要还200年。王宏斌以南街方式表示：“我们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还债！”

“圣地”列农行贷款黑名单

　　位于河南漯河市临颖县的南街村，不足千户，每年投入2,500万元以维持“共产主义”圣地的高福利。当被列入农行贷款黑名单，他们开始期望藉上市融得一笔发展资金。2004年，在河南省的上市公司培育计划里，南街村集体企业被列入了后备库，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了改制。在那张标志着12个村干部成为股东的合同上，他们不忘特别申明：股份属于南街村集体。然而，因为集体企业的财务情况，南街集团上市工作中断。

村办企业 10盈7亏拖后腿

　　据介绍，南街村现有26家企业，以食品加工类产业为主，其中10来家盈利，6、7家亏损。07年，南街集团的销售收入14.7亿，税收3,500万，利润4,000万。事实上，仅南街村彩印厂每年可达4,000万盈利，但因麦恩食品公司、南街啤酒厂等长期亏损拖后腿的企业，南街集团的资金链难以灵活运转。就此，王宏斌再次体现了南街特色：“企业不赚钱就不做了？那社会上的病人病了就得死吗？”

　　深圳大学的马敬仁教授认为，王宏斌此举除却感情因素，也有稳定方面的考虑，但这种管理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能否救活亏损企业，从产业升级到管理模式，都是对南街集体的一次巨大考验。南街的顺利转型，需要经济改制、管理转型和文化再造三管齐下。

“能人”若交棒 谁敢接班？

　　河南社科院专家刘倩对南街进行了数十年的深入研究，她认为南街除了资金周转和产业结构的问题，还面临接班难题。

　　王宏斌自称要干到65岁，身体好则还好干下去。他说：“我们没有培养哪一个接班人，培养的是一个群体。”对此，刘倩表示：“我不知道谁能接这个班？谁敢接这个班！王宏斌能坚持下去就很不容易了。这个模式毫无疑问将人亡政息！”

　　在她眼里，王宏斌是个天生的农民政治家，是村里人们唯一崇拜的人，无人能替代他的权威地位。其魄力尤其表现在一步到位。南街村90年代初建立的各项硬件设施，诸如住房、学校等，直到现在也是中国县级城市里首屈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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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晚年为何对孔子和秦始皇如此批判 [转帖]

郭沫若原来是尊孔的。“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对此，郭沫若却有不同看法。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的‘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的存在，便是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主’，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是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

　　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发表了《十批判书》，更是系统地表达了肯定孔子思想的观点：“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级中的先驱者”，“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同时，他还对秦始皇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奴隶制的回光返照”。这种见解和他的“人民本位”历史观是一致的。当时，他提出这些见解，一方面出于他原有的学术信念，同时也是有意用秦始皇来影射蒋介石，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

　　当时，毛泽东也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不赞成简单地打倒孔家店。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愈来愈明确地肯定秦始皇，否定孔夫子。

　　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们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1964年6月，毛泽东又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观点，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因此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

　　20世纪70年代，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又说：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还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的这些话，当然会传到郭沫若的耳朵里。于是，郭沫若便开始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原先他曾把中国古代社会奴隶与封建制的分期放在秦汉之交，20世纪50年代，他改为春秋战国之交，这样秦始皇就不再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而成为新兴封建阶级的代表。同时，他还为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暴政的统治者商纣王、曹操、武则天等一一翻案，以呼应毛泽东的思路。但是，直至“文革”中，他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把自己的观点由尊孔变为反孔、由反秦变为尊秦，到“批林批孔”运动时，毛泽东还是把他当成了赞成孔夫子、反对秦始皇的代表。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对王洪文和张春桥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随后，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作了发挥：“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的，郭老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大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书》是不对的。”“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同林彪一样。”

　　1973年5月，毛泽东写了一首五言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崇拜孔二先。

　　同年8月5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他的七律《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作此二诗，意在“批林批孔”，因此一改过去与郭沫若谈诗论艺的客气口吻，言语间再无商量余地。当然，对于郭沫若本人，他还是保护的，“批林批孔”时，他还特别嘱咐谢静宜：“别批郭老啊！”

　　面对一言九鼎、对自己又批又保的毛泽东，郭沫若只得小心迎合，作诗表态。他以《春雷》为题，作七律：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就这样，郭沫若一生对孔子的基本见解，转了个180度大弯儿，他对秦始皇的批判也完全抛弃了。只是在张春桥到他家当面指责他抗日战争时的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时，他才为自己的初衷作了辩解：“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张春桥要他撰写《批宰相》，他也拒绝了。但直到毛泽东逝世一年以后，郭沫若仍然写诗赞扬毛泽东对他的批评：

　　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冠千秋。

　　素笺画出新天地，赤县翻成极乐洲。

　　四匹跳梁潜社鼠，九旬承教认孔丘。

　　群英继起完遗志，永为生民祛隐忧。

　　又过了不到一年，郭沫若也与世长辞了。在最后的岁月，他是真心改变了自己对孔子和秦始皇的学术观点，还是言不由衷地表态，成了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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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的随和与严格 [转帖]

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蓬勃之时，林斤澜任《北京文学》主编。有一天，一位当医生的业余作者拿来一篇小说，写得非常晦涩难懂，连林老也没看明白，但他感觉这是一篇好东西；第二天早上再读，这回读懂了。于是，他给那位医生打电话，问她的感觉是从哪儿来的？医生答：“小说就是人感觉的不忠实的记录。”林老喝声彩，那时候谁也不知道弗洛伊德学说。林斤澜犹豫再三，拿着小说去咨询现代派批评家李陀，结果，连以“先锋”著称的李陀也拿不定主意该发还是不该发。此时不发是最省事最保险的，可是这样一来就埋没了这篇文章，也辱没了林斤澜的为人。最后，这篇小说终于在林斤澜手上得以面世。

有一次，沈从文与林斤澜聊写作，提起刘绍棠写景爱用 “鸟语花香”、“桃红柳绿”、“大地回春”、“风和日丽”等词，沈从文直摇头，问：“刘绍棠呢？他看见的春天呢？他在哪里？ ”后来，有教育家自费出版散文集，向林斤澜索序。林以为其文章无个性，亦以此典故回敬，借沈从文口问道：“你呢？你在哪里？你的春天呢？你的感觉？你的个性在哪里？ ” （摘自4月13日《文汇报》作者陈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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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的出版波折[转帖]

1955年3月，杨沫接受剧本创作室的创作任务，编写反映青年生活的剧本，20**从天津写信给中国青年出版社萧也牧，询问出版社是否拿到了《烧不尽的野火》（后改名为《青春之歌》）草稿的上半部。接到杨沫的来信后，萧也牧即派编辑张羽从柳溪处拿到了书稿。

11月19日，张羽初审完毕，写了审稿意见书，提出了“处理意见”：

这部小说因为篇幅较长，我只初读了一遍，基本上是感动的。……一般青年读者也会欢迎的。……如能大大压缩、改写，或删削掉一些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健康思想情感的地方，就会大有改进；如再能把前边所述那些薄弱的地方适当增强，是可以达到出版水平的。

12月15日，张羽将稿子送至 “左联”时期的老作家欧阳凡海处，因为他愿意帮助审读稿子。1956年1月26日，欧阳凡海把审读完的《烧不尽的野火》送回出版社，并附有长达六七千字的初稿意见。欧阳凡海的意见共33条，前三条仅几十个字讲了此稿的优点，后30条，指出的则全是缺点。而他所提的“最大的第一个缺点”，恰恰是张羽的审读报告所没有提到的更核心的问题：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于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

欧阳凡海的意见等于基本否定了这部作品。但事情后来又有了转机。杨沫之子马波在《杨沫与〈青春之歌〉》一文中这样记述:

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报纸广播立刻整天宣传双百方针，声势铺天盖地，如潮如涌。一时间，出版空气变得宽松。杨沫在沮丧中，看到了一线希望。杨沫就与张克联系，想把书稿请老战友秦兆阳看一看。

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秦兆阳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他的话有分量。作家出版社果然非常重视，经过认真阅读后，想尽快出版。 5月底，责任编辑任大心把此消息通知了杨沫，并表示只需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因为要落实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而杨沫则给中青社写了一封道歉信。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青社之所以痛失后来产生了巨大轰动效应的《青春之歌》，其根本原因，不是他们没有眼力，而实在是对处理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慎而又慎，生怕犯政治错误，才一再要杨沫请专家担任书稿的外审。而欧阳凡海对《青春之歌》提出的意见，又把“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当作了“此稿最大的第一个缺点”，他们怎能不将书稿送回杨沫，请她好好修改呢？尽管张羽对她说“你改好了，我们就出”，其实他心里也明白，真正要按欧阳凡海的意见把稿“改好”，几乎是另写一部作品，其实是不可能的。

其实，在秦兆阳将《青春之歌》推荐给作家出版社后，因纸张供应短缺，直到1957年1月，也未能将《青春之歌》列入当年的出版计划。为此杨沫心中不快，便又去找了秦兆阳，询问既然缺纸，可不可以少印一点，先把书弄出来呢？秦兆阳说：“情况确实如此，赶到了这个时候，谁也无能为力。 《人民文学》每期19万都不够卖，可现在因缺乏纸张，每期要少印3万册。 ”而萧也牧闻讯后，立即表示，他完全有办法解决纸张问题。他先托海默告诉杨沫，如果作家出版社不出杨沫的稿子，中青社有能力出。

杨沫当时心里也很清楚，人文社之所以对《青春之歌》大放绿灯，其主要的原因是赶上了政治气候的“清朗”时期。正如她在6月28日的日记中所说：“看起来，什么都是一阵风。现在是赶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机上了，否则这小说的命运还不知如何呢？”1958年1月，难产的《青春之歌》终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北影很快将它搬上了银幕，周恩来总理看了片子，大为赞赏。一下子，《青春之歌》和杨沫都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