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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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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2 09:56:22 | 显示全部楼层


红场上安葬的真是斯大林吗? [转帖]


[俄罗斯《论据和事实》周报文章](作者 尼古拉·多布留赫)
    领袖死亡
  1953年3月9日安葬的并非斯大林,而是另一个人!不久前,10位医生在斯大林去世前所做的医疗记录被解密,其内容令史学家大跌眼镜。
  过去,史学家们喜欢援引彼得·洛兹加切夫的回忆录,他是斯大林去世前所住别墅的管理员,也是公认的第一个见到斯大林尸体的人。他在书中写道:“斯大林躺在桌边的地毯上。。。。。。我迅速通过对讲机叫来斯塔洛斯金、图科夫和布图索夫。领袖穿着衬衫,身体已经僵硬了。。。。。。他被抬到沙发上,盖上了厚毛毯。。。。。。3月2日上午9时,医生赶到了。。。。。。他们开始对斯大林进行检查。。。。。。”
  然而,这本1953年3月2-6日期间的医疗记录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些记录是由值班医生和病理解剖学家签字的,他们不可能伪造,因为这足以引来杀身之祸。
  记录中写道:“3月2日上午7时,教授们开始对病人做首次检查。。。。。。克里姆林宫分管医疗保健的库佩林同志也在场。。。。。。病人躺在沙发上,身着外套,已经失去知觉。。。。。。”
  这表明医生在7点前便赶到了。洛兹加切夫也没有提到斯大林在医生到来之前被罩上过外套。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斯大林被发现时已经死亡,衣冠不整的领袖被掉包成一个“突然生病”、身着外套的替身?而别墅管理处主任奥尔洛夫也曾说过,人们发现斯大林时,他已经死了。
  我们不知道斯大林遗体被藏到哪里了,或许,他先是被放到别墅的大冰箱里,然后被偷偷埋掉了,或是被扔在地下室了。布哈林和雷科夫在去世后尸体都不知去向,这样的情景完全也可能在斯大林及其替身身上发生。从这份解剖报告来看,医生们病理解剖的对象不可能是斯大林,而是李代桃僵的替身。
       “替身”之谜
  这本医疗记录相当详尽,没有漏掉领袖身上的一道疤、一块斑,却存在诸多疑点。首先,在斯大林20年代时的医疗报告中,医生曾记录过他左脚的第二、三根趾头是长在一起的。随后,没有任何记录说他曾做过分离手术。即使做过,也应该留下疤痕。但最后的医疗解剖记录竟然漏掉了这一特殊细节。
  斯大林的左手无法伸直,有早期病历及众多历史照片为证,但这一重要特点也被忽略了。
  虽然疑云重重,但我们毕竟无法开棺验尸。有传闻说,斯大林其实早在1937年12月23日便被毒死了,而他的替身也在1947年3月26日被害。倘若果真如此,那么他的手下是在用定期更换替身的方式,让伟大领袖永远“统治”下去。
  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的重臣,曾任苏联总理。据他儿子安德烈回忆说,即使是在斯大林逝世30年后,他都不能从父亲嘴里问出关于领袖的任何情况。这的确有些匪夷所思。正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1953年3月下令“结束”了最后一个替身的存在。
  如果克里姆林宫红墙下埋的不是斯大林,那又会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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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2 10:03:5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苏珍宝岛冲突****与迷雾:均付出巨大代价[转帖]


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人在珍宝岛(俄语中称为达曼斯基岛)发生了流血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流血事件引起全世界关注。40年前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究竟发生了什么?其根源是什么? 冲突原因的探索外交档案解密: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关于中苏珍宝岛冲突的****,至今仍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 。2007年,俄罗斯《金号角》报文章断言,流血冲突可能是中国军界精英(具体来说就是林彪)与苏联政界上层共同策划的阴谋。
该文提出几个疑点:3月14日,苏联边防军接到奇怪的命令,要求撤防,是为什么?次日晨中国军队发起冲锋,苏军边防军要求炮兵增援,但是炮兵按兵不动;坦克本应在3月13日抵达,但直到血战正酣时才赶到,这又是为什么?此外,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其目的地是苏联;而苏联认为林彪是中苏冲突的罪人,为什么他还要逃到苏联呢?
该文说,林彪曾为苏方提供大量情报,并与苏方一起“订购”了珍宝岛战争;林彪借战争来提高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九大”之后,林彪果然成为接班人,并写进宪法);而苏联则希望扶植林彪,假他之手推翻毛泽东。
但这些只是一种影影绰绰的假说、猜想,并无多少切实可靠的档案资料依据。
俄学者认为,虽然就地理位置来看,珍宝岛明显属于中方,对苏联也毫无军事和经济价值,但严重对抗的中苏双方谁都不能示弱,否则就将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认为苏联只是让自己士兵白白流血送命的观点并无道理。
1969年9月11日,苏联政府总理柯西金从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总理举行政府间谈判,之后,事态逐渐好转,中苏双方商定,保持边界的现状。有俄罗斯论者认为,此后,珍宝岛已经在事实上属于中国了。
1991年5月19日,中苏签署协议,边界按照乌苏里江主航道划分,珍宝岛划归中国。1997年中俄东段边界划界完成后,珍宝岛就从法律上完全归属中国。
冲突的影响及其后遗症
中苏两国因关系恶化和军事对抗付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面对压力,中国国内一度提出了“备战”口号,消耗了大量资源;对于苏联来说,同样付出巨大代价。当然,迄今为止,尚无关于对抗年代里中苏在经济、社会领域付出代价的权威数据和研究成果。
中苏对抗迫使中国的外交路线急剧转变。中国彻底放弃了意识形态划线,转而寻求新的战略盟友,与美国修好(其时,美国在越南深陷泥潭,开始收缩;与中国改善关系,可以帮助美国从越南体面地撤出,结束噩梦),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1975年越南建国后,在维持与苏联的紧密关系的同时,开始将之前帮助其反抗美国侵略的盟友中国视为威胁,悄悄地泛起反华喧嚣;并且自愿充当苏联的地缘政治工具,对周边国家表现出侵略性,与中国关系恶化。
苏联在蒙古、中亚、远东、东南亚方向对中国全面实施战略和军事压力,这种态势持续了将近20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才结束(中国强烈要求苏联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此长时间的对抗也使其国力受到很大牵制。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对中国西部边陲造成地缘政治压力;但是,阿富汗也使苏联遭遇了类似美军在越南的命运,或许就是压垮苏联这匹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俄罗斯有学者认为,中、美合作曾经为“解体”苏联做出贡献。
1991年至今,一些俄语国家对中国的消极态度和观念,仍体现了中苏对抗时期的遗留作风,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某些反华消极言论,仍用“中国威胁”来吓唬俄罗斯政府和国民;反过来,苏联对中国咄咄逼人的高压态势,也曾在中国人的心底留下阴影。
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也很难还原历史真实,因为他们的职务、地位等原因,不足以让他们了解事件的全貌;此外,政治考量仍然存在,且许多细节涉及国家秘密。一些人言之凿凿的,其实只是部分****——而部分****,多半也就是假象(甚至可能是谎言);一些人为的神话、臆想大行其道。
需要提及的是:珍宝岛事件的苏方亲历者维塔利·布贝宁曾在2004年出版了回忆录《血染达曼斯基之雪》。作者在为苏联一番辩护之后,也在书中写下了惶惑:“能在谈判桌前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打一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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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2 10:04:52 | 显示全部楼层

史海解密,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转帖]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但苏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苏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此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致中断一切联系。我当时作为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亲历了这个全过程。
外交档案解密: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中苏之间书信往来商讨停止论战、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员的公开信,全面攻击中国****。随后,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联报刊发表了2000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对于苏共的攻击,中共进行了反击,并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九篇文章,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同苏共展开大论战,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苏大论战期间,中苏之间除公开发表论战文章,还通过信函,就一些问题进行争辩,交换意见,也提出过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等建议。1963年12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的致毛泽东主席的信。这封信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还表示:“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毛泽东鉴于当时中苏大论战的实际情况,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考虑到我们对苏共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2000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40多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

1964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虽然提出要加强国际团结,但仍高举反华旗帜。在这次全会上,苏斯洛夫作了题为《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苏斯洛夫在报告中说:“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活动今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这就要求我们公开而有力地反对中共领导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险的行动。2月15日,全会通过了《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决议。决议说:“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恶化苏中两国关系、破坏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方针。他们拒绝了苏共中央关于使苏中关系正常化的一切建议,在中国国内加紧反苏宣传,粗暴地干涉苏联的内部事务。”决议说,这“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使苏共离开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方针。会后,苏共向各国****、工人党发出信函(2月12日信),号召开展反对中共的运动。

对于苏共的反华言论和行动,中共进行了反击。1964年2月18日下午,杨尚昆约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质问苏共为什么背着中共散发反华的文件,进行分裂、派别活动。

2月20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指出苏共领导一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背着中共向各国****、工人党发出反对中共的信件,策动新的反对中共的运动。复信在批驳苏共领导的两面派手法后,提出:“我们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各兄弟党的反对中国****的信,同样交给我们。我们将在研究你们这封信之后,作出我们的答复。”这封复信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的,并经他阅批后发出的。2月2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受中共中央委托,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口头通知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当时,在中苏两党往来信函中,中共中央发给苏共中央的每一函件除了提供中文正式文本外,还都附有俄文译本。而由苏共中央发来的函件只有俄文正本。那时,无论是把中文正本翻译成俄文,还是把苏共的俄文正本翻译成中文,都由我们中办翻译组承担。随着双方论战日趋激烈,我们在翻译中也更加小心翼翼,力求准确无误,避免翻译中的用词不当造成“节外生枝”。在翻译196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信时,我们翻译组的几个同事在译“要求”一词时,为如何用俄文表达反复推敲,颇费了一番脑筋。俄文的“Требовать”“Просить”都有“要求”的意思,前者语气强硬,后者语气谦和,大家对使用前者还是使用后者意见不一致。最后还是使用了“Требовать”这个语气强硬的词。

2月22日,苏共中央接到中共中央的信函后,迅速给予了答复。显然,中共中央的信函内容和措词使苏共领导勃然大怒。他们在复函中语气尖刻,并特别指出我们居然不是“Просить”(请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们!甚至说“难道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

对于苏共来信的责难,中共中央于2月27日给予了答复。信中除了继续驳斥苏共领导外,还专门写道,你们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是我们要求你们,而不是请求你们把2月12日的信送给我们。在中国文字里,这两个词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有那么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这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2月12日的信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你们把这封信件发给我们。

1964年2月29日,时隔三个月后,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1963年11日29日的来信。复信中涉及“停止公开论战”、“召开世界各国****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苏两党会谈”以及“中苏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如边界、援助、苏联专家、贸易问题)”。中共中共在复信中建议中苏两党会谈在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举行;中苏会谈后举行筹备会议,该会议由17国党的代表(13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印尼、日、意、法)组成。

3月8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求见杨尚昆,转交了3月7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函,回答中共中央2月27日的信件。苏共中央复函认为,中共中央来信的中心点实际上是加强公开论战,反对苏共、反对整个国际共运;拒绝改善苏中关系的建议,对苏共和苏联臆造种种指责和诽谤性攻击。复函主张1964年5月在北京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的会谈;筹备委员会仍由1960年莫斯科会议参加起草委员会的26国党代表组成,在1964年六七月召开;国际会议在1964年秋举行。苏共中央这封信对“要求(Требовать)”一词仍耿耿于怀,写道:中共中央丧失了现实感,试图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把苏共中央2月12日的信寄给它。……竟然模糊这件事情的意义,声称在中文里“请求”和“要求”两者之间似乎没有差别。我们对于中文有高得多的评价。中国人是具有古老文化的伟大人民,非常清楚地了解“请求”和“要求”之间的细微差别。
5月7日,中共中央函复苏共中央3月7日的来信,驳斥苏共对中共的指责,指出苏共中央来信中口口声声说要停止公开论战、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完全是骗人的。复信中建议把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1965年)5月举行,而视两党会谈的结果再确定筹备会议召开的日期。至于国际会议,复信指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在复信的最后,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澄清事实,说明****,认为有必要全文公布1963年11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换的信件,即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1964年2月22日、3月7日的信件,中共中央1964年2月20日、2月27日、2月29日、5月7日的信件。希望苏共中央也能同我们一样,在苏联的报刊上全文公布中苏双方的这些来往信件。

6月20日下午,伍修权接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转交来6月15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坚持要召开26国党起草委员会筹备会议。

7月28日,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信中声明决不参加分裂国际共产主义的国际会议和筹备会议。复信指出:我们坚持主张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国际会议。我们决不参加你们的分裂会议。“你们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

7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声称:“今年就应该召开起草委员会”,并要26国党代表于12月15日以前到达莫斯科,任何党不来,“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只要起草委员会一制定出文件草案,国际会议就可开始工作”,时间大约在1965年年中召开。如有的党不参加,会议也不再拖延。

8月30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谴责其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重申中共中央7月28日复信中的立场,不参加分裂会议。

周总理访苏探寻恢复中苏团结的途径

1964年10月14日夜,苏联驻华使馆打电话给我,说契尔沃年科大使受苏共中央委托请求紧急拜会毛泽东主席。我立即报告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根据当时的惯例,杨尚昆决定请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接见他。当晚23点50分,我和朱瑞真乘坐的汽车与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汽车几乎同时到达中联部。伍修权接见时,契尔沃年科宣读了苏共中央刚刚作出的决议:赫鲁晓夫由于年事已高,健康欠佳,向苏共中央提出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赫鲁晓夫的请求,并一致推选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致同意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名柯西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接着,契尔沃年科说:苏共中央要求我务必于北京时间10月14日24时前把此决议转交中共中央。现在是23时56分,我总算按时完成了任务。伍修权说:我可以替你作证,你准时完成了贵党中央交办的任务。简短的会见到此结束。送走契尔沃年科后,我立即径直返回中南海,连夜向杨尚昆汇报。

10月底,为了探寻恢复团结的途径,首先是为了摸清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团员有贺龙、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和乔冠华。我和中国驻苏使馆的王钢华、邢书纲担任翻译。行前,毛泽东说,你们的任务就是现场观察,看看苏方有什么动静,他们可能往哪方面走。军事上有个术语叫火力侦察,意思是在前线上用炮火射击,使敌人作出反应,以便侦察敌人的虚实和兵力、火力配置。你们到莫斯科去,就是看看对方的反应。

11月5日,周恩来率团离开北京赴莫斯科。11月7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各国代表团。当贺龙向苏军元帅们敬酒叙旧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过来向贺龙挑衅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把毛泽东也搞掉,这样我们就和好了!

对此,周恩来立即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是喝醉了,是酒后胡言。周恩来说,酒后吐真言嘛!周恩来要求苏方正式道歉。随后他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代表团来到中国驻苏使馆,连夜致电中共中央,报告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

11月8日,当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到中国代表团住所回拜周恩来时,周恩来质问他们,苏共中央欢迎我们来,是不是为了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着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指出,西方国家的媒体11月8日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吗?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这样胡说八道吗?苏方答复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且已受到苏共中央的谴责。他们现在代表苏共中央正式向中方道歉。

在莫斯科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同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举行了正式会谈。周恩来请苏方解释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勃列日涅夫对此敷衍搪塞,没有正面回答。在谈到赫鲁晓夫下台前曾决定于12月15日召开26国党起草委员会、1965年年中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时,周恩来说,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会议的日期、程序事先都没有同中共协商,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中共不同意召开这个会议,也不参加这个会议。勃列日涅夫仍然坚持按照既定的方针召开会议,他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米高扬十分坦率地说:“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对此,周恩来表示,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打算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一定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间的原则分歧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11月13日,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赴机场途中,柯西金对周恩来说:我们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他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会谈。周恩来表示,将向中共中央转达苏共中央的这个建议。

11月24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表示:把赫鲁晓夫在同年7月30日信中提出的、要在12月15日举行的26国党起草委员会推迟到1965年3月1日举行。12月12日,《真理报》发表通告,说26国****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将在1965年3月1日召开。

柯西金来华企图说服中共参加国际会议

1965年2月初,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访问途中有意在北京作短暂停留。2月5日,柯西金到达北京,6日飞往越南,10日又回到北京,11日返回莫斯科。在京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两国领导人谈话主要是围绕着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进行的。当时我正在北京顺义李遂大队参加“四清”运动。中办通知我有任务,于是我提前返京,担任翻译。

2月5日,柯西金到达北京后,即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柯西金在会谈中表示,国际会议还是要开的,但已经改成了协商会议,不草拟文件。周恩来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劝你们不要把赫鲁晓夫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易辙,另起炉灶。这样双方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点。现在你们坚持要召开这个会,我们也无法阻止,其结果必然造成两党彻底决裂。柯西金认为苏中之间的争吵,有许多都是人为造成的。他还是动员中共参加这次会议,以此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开端。
2月6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再次会谈。在会谈中柯西金抱怨中共领导人不理解他和勃列日涅夫对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周恩来除对一些问题作了解释外,仍然劝柯西金取消这次国际会议,通过实际行动表现出对改善两国关系、防止两党分裂的诚意。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陈毅等前往机场为柯西金送行。路上,与陈毅副总理同乘一辆车的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对陈毅说,苏联在会议的名称、内容和开会日期方面都已经作了改动,这实际上是对中共的妥协。如果再取消这个会议那就不是妥协而是投降了。陈毅回答说,如果中共去参加会议也是投降。

2月10日,苏联党政代表团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回到北京。2月11日,毛泽东接见了柯西金。接见开始后,柯西金首先提出苏中两党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毛泽东谈了他对公开论战的看法。他说,我们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赞成你们采取发公开信、作报告、发决议等各种形式。但不要搞不痛不痒的论战,那样没有味道。毛泽东说,但是论战应该公平合理,你们骂我们的文章,我们都在报纸上发表了,而我们答复你们的文章,你们就很少发表。比如说前年7月14日你们的公开信、去年2月苏斯洛夫的报告,这都是你们论战中纲领性的东西,我们都发表了,但你们对我们答复公开信的文章,一篇都没有发表。对于你们的公开信,我们才答复了九篇文章,还有很多问题要写。对于苏斯洛夫的报告和你们反对我们的决议,我们还没有答复。这样就停止论战,那是不行的。毛泽东说,公开论战要1万年,看来少了不行。柯西金说,如果我们能经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1万年。毛泽东回答说,可以,可以减少一点时间,可以减少1000年,从1万年减到9000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当柯西金提出苏中是否可以团结在一起同帝国主义斗争时,毛泽东说,大概10年以后我们两党可以团结起来。只要帝国主义动刀动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看来,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10年、15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7年、8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

在会见中,毛泽东和柯西金也谈到3月1日召开的国际会议。毛泽东说,你在5日、6日路过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3月1日那个会。我倒是赞成你们开会,我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这些人叫做“教条主义”,顽固不化。赞成你们开会,但我们不参加,而贺龙、彭真、罗瑞卿等,他们老劝你们不要开,我则劝你们不要改期。你们原来自己定的日期是12月15日开,就应该那个时候开,开完就完了。现在你又说要改在3月 1日开。如果你们再改期,或者说不开,对你们不利,丧失威信。改个名称,不叫起草委员会,叫协商会晤,也不必。你们索性召开起草委员会吧。这个会一开,那就有文章好做了。你们老是不开,老是延期,这样做,对苏共形象不好,对一个伟大的列宁的党的形象不好。我是顺着你们的,我是赞成你们开会的。柯西金说,这个会不仅是我们自己要开的,是许多兄弟党提出来的,而且你们过去也建议过。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讲过要迟四年五年再开,现在看来不行,还要往后推迟,加一倍吧,要过八年十年再看。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问题还没有展开争论,要把是非讲清楚才能开会,这得有准备时间。现在你们不同我们商量,单方面地发表通知,要3月 1日开会。既然这样,我们只好赞成你们开,不要改期,也不要改称什么协商会晤,3月1日开就行了。有几个党不到也没有什么要紧,你们就开吧。反正我们不参加。柯西金问毛泽东,你们为什么不参加?毛泽东说,那是你们说的。你们去年7月30日和11月24日的那两封信不都说有些党不参加也不要紧嘛。特别是后一封信,是你们现在的领导写的。毛泽东说,如果你们要我们去参加会,你们得取消前年7月14日攻击我们的那个公开信和去年2月你们中央全会上的那个报告和决议,只要你们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此取消,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作。柯西金说,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那你们就去开会好了。

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中苏两党中断一切往来

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共不顾中共的一再反对,纠集19个党(保、匈、民主德国、古、蒙、波、苏、捷、阿根廷、英、联邦德国、意、叙、芬、法、美、澳、巴西和印度)的代表和观察员,在莫斯科召开了没有中共参加的各国****和工人党会议。3月10日,发表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报》宣称,“主张停止具有对兄弟党不友好的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外一些党的内部事务”;鼓吹“团结对敌”、“共同行动”、“一致行动”。在《公报》发表前,苏联驻华使馆代表于3月8日曾将协商会晤秘书处的一封信和公报交给我党。

3月2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我们中办翻译组参加了这篇社论的俄文翻译工作。这篇社论揭露了苏共新领导“三假三真”的面貌: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篇社论实际上宣布了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也公开宣布了中共领导同苏共新领导的决裂。

1966年2月24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根据彭真指示,中办领导打电话把我和朱瑞真从“四清”工作点叫回,阅看文件,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做些准备工作。我们在北京等了几天,随后听说毛泽东不同意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说,我们党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我们参与了3月22日复信的翻译工作,这是我们翻译组解散前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苏共二十三大以后,中苏两党中断了一切往来。(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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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2 10:05:51 | 显示全部楼层

东突黑白两道筹集资金 在美境内千人隐秘活动 [转帖]

“东突”分子经常在美国进行舆论造势。图为去年12月,“世维会”头目热比娅在华盛顿联邦法庭外就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东突”嫌犯发表讲话 本报记者/赵全敏
少数人游说造势,欲将所谓“新疆问题”国际化,大部分成员活动隐秘
4月20日,美国财政部高调宣布,将对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头目阿卜杜勒·哈克(又名买买提明·买买提)进行经济制裁。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哈克曾计划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恐怖袭击。按照美国第13224号总统令,美国将冻结哈克的资产,禁止为其提供基金、技术或者物质上的支持。
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声明,揭开了“东突”组织在海外活动的冰山一角。多年来,以“东伊运”和“世维会”为首的“东突”分子,在海外扩充势力、寻求西方的支持,不断制造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美国是“东突”分子的一个主要活动基地。
黑白两道筹集资金
“此次制裁只是针对一个组织的头目,并非是针对整个‘东突’的制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专家李伟对《世界新闻报》记者分析说。李伟认为,美国试图通过高调宣布对“东伊运”头目哈克的制裁,表明其在反恐问题上不再有双重标准。但实际上,美国并未放弃在“东突”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美国在制裁哈克的同时,还在暗中资助另一个东突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简称“世维会”)。
据李伟介绍,“东突”主要分为两股势力:一股以“世维会”为首,另外一股以“东伊运”为首。而目前在美国筹集资金并获得支持的,主要是以“世维会”为代表的“东突”势力。这股势力得到隶属美国国会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公开资助。该基金会虽然打着非政府组织的招牌,但它却和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有着密切的联系。该组织长年通过拨款、培训、提供设备等手段,资助“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从研究推测来看,‘东突’分子还可能从美国的情报机构得到了资助。”
有报道称,“世维会”在美分支机构“美国维吾尔协会”每年能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获得20万美元的经费。2006年其对“东突”的总体资助为39.5万美元,而2007年则达到了52万美元,资助的对象还包括“世维会”和“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
至于“东伊运”,由于美国自2002年起就宣布它为恐怖组织,因此这股势力很难在美国筹集资金。据悉,“东伊运”80%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以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势力。除此之外,“东伊运”还通过毒品交易、在海外开办企业、暴力抢劫等方式筹集经费。
打人权牌博西方同情
据悉,“世维会”和“东伊运”通常采取不同的手法来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世维会”主要依靠迎合西方的一些民主价值观念,将所谓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来争取国外政界和反华人士的支持。而“东伊运”则是一个以暴力活动为主要手段的恐怖组织。
据李伟介绍,这两股势力不仅暗中有联系,而且在行动上也有很多呼应。“特别是从‘世维会’2006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他们在实现‘50年建国方略总体目标’方面更加接近了,这个目标说白了就是争取在新疆地区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曝光率极高的“世维会”头目热比娅,曾多次在美国国会进行游说活动。她曾呼吁美国议员关注中国新疆妇女的人权问题,并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抹黑中国,用所谓的争取民主人权博取西方同情。为扩大宣传效应,“东突”分子还刻意效仿达赖集团,把热比娅吹捧为“精神母亲”,企图把所谓“新疆问题”国际化。
除此之外,以“世维会”为首的势力正在不断整合在境外的各种“东突”组织,借此扩充自己的组织规模,这其中就包括“东伊运”。李伟说:“这样一来,他们对西方反华势力的吸引会更大一些。”
在美境内隐秘活动
有报道称,目前在美国的“东突”分子大约有1000人左右。对此,李伟表示,“东突”的势力并非很大,表面上看,他们制造的舆论声势很大,“但其实每个组织的成员并不多,他们就是靠媒体炒作,给人一种在境外势力很大的假象”。
2004年9月,以澳大利亚“东突协会”主席阿美特·艾君柏帝为“总统”和美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主席安瓦尔·玉素甫·土拉尼为“总理”的“东突流亡政府”,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随后,一小撮“东突”分子在白宫旁的拉法叶特公园举行集会,通过与会的几个西方记者散播“东突独立”言论。此外,“东突”分子还经常通过互联网发表声明,制造舆论声势。
虽然“东突”组织喜欢高调造势,但他们出来曝光的领导人其实并不多。除了“世维会”头目热比娅之外,其发言人迪里夏提算是露脸比较多的一个。就在美国宣布经济制裁哈克后,迪里夏提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否认与“东伊运”组织及其头目有联系。据李伟介绍,“东突”势力活动的一个特点是,公开的人物并不多,很多组织成员都是秘密活动。
背景分析 / ANALYSIS
美为何高调打击“东伊运”
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行动,对“东伊运”无疑构成了打击。2002年8月,美国政府首次承认“东伊运”是恐怖组织;2004年4月,美国国务院将“东伊运”列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并禁止任何美国政府或私人机构为其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
对于美国高调宣布制裁哈克的目的,李伟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在反恐政策方面的一些动向。奥巴马上台以后,对布什任内的反恐政策进行了一些重大调整,放弃了全球反恐战争的提法,更多地寻求多边反恐合作,包括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此外,美国也在不断寻求弥合与伊斯兰世界的裂痕。李伟认为,美国高调制裁“东伊运”头目,可能展现出了另一个积极的信号:美国将关塔那摩“东突”嫌犯遣返中国的可能性有所增加。 (赵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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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3 09:32:35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军是怎样“俘虏”记者的 [转帖]


美军的宣传战失败了

新闻媒体一向是令美军高层头痛的“大头佛”。前线的事情还忙不过来,一群记者还不停地在后面戳脊梁骨,一会儿说美军草菅人命,一会儿说士兵作战不力,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过去每到开战时刻,美军上下就“防火防盗防记者”,但是这种对记者的抵触似乎效果并不好。

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新闻检查,没有几个记者得到允许去现场深入报道这场战争。CNN与《纽约时报》等媒体只能自行挖掘新闻。现代传媒不会放过任何能带来巨大效益的热点。如果从正常渠道无法获取信息,受众的目光将会投向能提供相关资讯的传媒,而不会更多地考虑传媒的立场。结果有一段时间,美国电视台播出的战斗图像全都来自半岛电视台,观众看到的多是美军轰炸造成平民伤亡的场面。半岛电视台独家播放了本·拉登的多次书面和录像讲话之后,全球媒体更是趋之若鹜。这不仅使得半岛电视台的收视率直线上升,也使塔利班与本·拉登的宣传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显然,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的宣传战失败了。

“嵌入媒体”让记者失去发言权

到了伊拉克战争时,美军决定改变策略,实施一种名为“嵌入媒体”的战法,让记者“嵌入”军队,与部队同吃、同住、同行,可以随士兵一起行动,亲自体验一线战争,而且发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独家新闻”。当然,记者可以涉及哪些情况并加以报道、不得涉及哪些情况以及材料何时可以公开也有严格的规定。

事实证明,这种看似开放自由的政策反而收到了比严厉审查更好的效果。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国防部允许六百多名记者随军采访,其中20%来自美国境外。他们被分配到美国陆军、空军、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

由于“嵌入”的记者自始至终跟着一个军事单位一起行动,一起经历战火,建立起同志般的感情,记者都把自己当成了军队中的一员。这样一来,他们当然就不能客观地进行报道,难免会有倾向性。

与前线士兵站在一起的记者们目睹了士兵们面对的困境,他们报道的伊拉克“敢死队员”躲在妇女和儿童身后向陆战队员开枪,利用清真寺、医院和学校存放武器弹药等新闻,客观上都帮了英美军队的忙。当美军在检查站向一辆拒绝停下的伊拉克人驾驶的车子开枪的时候,“嵌入”的记者如实报道了这件事,但同时也指出了美军鉴别敌方军民有多么艰难。当美军士兵舍雷尔·奇尔德斯死在伊拉克的土地上时,法新社随军记者同时发回了一则生动的人道主义故事:一位名叫特里维迪的医生在知晓几个负伤的伊拉克士兵是致奇尔德斯死亡的“凶手”时,仍然奋力挽救他们的生命。

“嵌入”就意味着记者要与所在部队的士兵同吃同住,他们就失去了独立性,至少不能独立观察,也不能客观地进行报道。他们不仅要接受许多审查,而且会受到许多限制,什么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全由军方说了算,记者几乎没有发言权。

获得舆论战主动权的秘诀

他们的眼界变窄了,他们报道的范围也缩小了,他们只歌颂美军士兵的勇敢,他们只报道美军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他们只披露美军士兵遇到了自杀式炸弹的袭击以及伊拉克人的诈降、欺骗和陷阱。美国观众和读者看到和听到的几乎全是美军怎么怎么样,整个战争中伊拉克人民几乎没有出现在美国的媒体上,只是到了美军占领巴格达时才出现了伊拉克人民的镜头,那是作为人民热烈欢迎美军到来的画面出现的,他们举行胜利游行,欢迎他们的“解放者”。

最新的一项新闻学研究表明,大多数“嵌入”在伊拉克作战的美军部队的记者发回的电视报道就像一本“轶闻轶事故事集”,细节丰富但是经常缺乏观点,不能发人深省。在他们的电视新闻中没有发现一点血腥,没有任何一个报道描述了被武器击中而受伤的人。

国际政治中有一个秘诀:如果你不能战胜对手,那就加入它。五角大楼的“嵌入”战略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你不能让媒体收声,或者不能使它按照你的口径报道,那就邀请它加入。美军通过“提供便利”的方式使世界主要媒体的记者附庸于军队,设定战争报道口径,从而获得舆论战的主动权。(摘自《读者·原创版》第5期作者张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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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3 09:33:23 | 显示全部楼层

开国中将夫妇遇刺时 警卫员竟在和保姆通奸 [转帖]


上世纪70年代开国中将谭甫仁夫妇在自己家里遭遇刺客,但警卫员竟闭门不出,一个吓得穿不上裤子,另一个竟然正在和保姆通奸,可谓旷世奇闻。
1971年2月,周恩来总理阅毕昆明军区呈上的《关于谭甫仁同志遇害经过初步调查报告》后,心情沉重地作了重要批示,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此乃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人员。要引以为戒!”
1973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倾全力整顿军队。当时,笔者在昆明军区工作,曾了解有关所说“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人员”的情况,特作如下记述:
1970年12月17日凌晨,地处闹市区的原昆明军区大院42号院内,接连传出了几声枪响。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凶手枪杀,身上共中3弹:颈部、肩胛部和胸部各一,其中胸部一弹从心脏旁穿透。谭血流如注,立扑于地。

暗杀发生后,周总理也大为吃惊,当即指示:“要火速组织抢救谭甫仁。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周兴同志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周总理亲自安排北京专家急飞昆明实施抢救。后终因谭伤势过重,救治无效死亡,时间是当日中午12时许。谭甫仁1910年出生,去世时正好60岁。同时被暗杀的,还有其夫人王里岩。
在20世纪70年代,这类恶性事件绝无仅有。将军喋血,全国震惊!
谭甫仁,广东仁化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建国后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1955年授中将军衔。原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将军的儿子多年后回忆说:“我去过谭甫仁叔叔家,那是一个典型的军队高级干部住的小楼,我很难想象这个有着高墙围绕、总有警卫站岗的小院,怎么会有人进去开枪杀人。从我记事起,我就是在这种格局的小楼里居住的,一般都是一层住家属和会客,二楼供首长办公。楼的前面都是空地和草坪。和我家的司令小楼不同,我家的是解放初期盖起的,而谭这一座是解放后公私合营时充公的大资本家杨希辰的小别墅。”

凶手王自正原名王志政,河南内黄人,富农出身。作为一个现役军人,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呢?原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进攻中原后,其堂兄曾带领一个“还乡团”对老家的村庄反攻倒算,枪杀了村武委会主任,王自正参与了这次的杀人行动。后来他逃往他乡参加了解放军,改王志政为王自正。1970年初,王自正被提升为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副科长,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得意,便因家乡告发历史问题而被送到俘管所隔离审查。王自正决心鱼死网破。他在笔记中列下了好几个要杀害的人的名字,包括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田维扬等。权衡之后他写道:“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任保卫部副科长的王自正,对于军区内部情况,对首长及首长住宅的情况,包括活动规律、房屋结构,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均了如指掌。再有,军区保卫部保存枪械的保密室没有明锁,只要知道密码,就可以开锁取枪。王兼过多年的枪械保管员,密码早稔熟于心。于是,这个隐藏在昆明军区心脏里的杀人狂魔,毫不费事地从保卫部偷出了两枝手枪,而且又并不费事地就进入了谭甫仁壁垒森严的住宅。
谭甫仁的住宅共有5个警卫员,前门2人,后边3人。那时候“备战备荒为人民”,部队正搞“千里野营拉练”,这里的警卫员也被拉去3人。这给凶犯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凶犯深夜跳进谭甫仁的深宅大院,径直敲响了应该是谭甫仁居住的主卧。那一晚,谭恰恰没有住在自己的屋里,是夫人闻声起床开的门。手枪子弹已经上膛,凶手直逼王里岩:“谭甫仁在什么地方?”
王里岩回答:“不知道。”
凶手急眼遍搜屋子,见谭甫仁果然不在,于是开枪把谭甫仁夫人射杀。
凌晨5时许,军区大院里绝对安静。这枪声是惊天动地的。手枪既已抠动,凶手接下来显然是准备逃走的。那一晚,谭甫仁住在旁边另一间屋里,听见枪声,便往外跑,急呼警卫员。事实上,枪声已经响过,宁静已经打破。如果谭甫仁当时闭门不出,对方是不会,也不可能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搜寻的。谭的自动现身,定然让凶手喜出望外了。王自正立即跟上,在谭甫仁身后紧追不舍。出生**的将军在和平年代过得太久,已经忘记武器是自己的第二生命,已经没有随身佩枪的习惯,已经本能地把警卫员视为可靠的盾牌,所以他直奔附属平房敲打警卫员的房门。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警卫员的门偏偏不开!
谭甫仁的这两个警卫员为何都不开门呢?这正如周总理所说,因为他们都是“建国以来最糟糕的警卫人员”。
警卫员都是18岁的小伙子,莫非他们瞌睡太大?可问题是:枪声已经响了,而且首长已把门敲得山响,瞌睡再大也不至不被吵醒吧?
****是:其中一个警卫员吓得不敢出来。案发后对该警卫员进行了审查,他说他当时确实已经醒了,而且他确实也听见了枪声——正是因为听见了枪响,他害怕了。他说,这些年没仗打,当和平兵,听见动了真家伙就吓得全身发抖,两条腿直往一只裤筒里塞。另一个警卫员则是做了非常荒唐的事情:当时他正和一个比他大30岁的保姆在一间屋里姘居。房门“砰砰”山响,他以为有人捉奸呢——那年月通奸的事,罪名可大着呢,他不敢开门。
总之,一切条件都为凶手准备停当。窄窄的小天井里,谭甫仁已无处可逃,凶手王自正非常从容地对将军进行了射击。

后来,经严密追查,王自正自知逃脱无望,便将枪口对准太阳穴,抠动枪机,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事后检证,凶手自杀所用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枝手枪中的一枝。
“文化大革命”中,尽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调门很高,但是由于一切秩序被打乱,一切规章制度被取消,结果,在军区核心的地方居然发生了这种不可思议的震惊全国的事件。教训深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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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历史:光绪被幽禁后为什么不逃跑? [转帖]


一、在瀛台幽禁中,光绪有没有做逃跑的努力?

戊戌政变后,慈禧训政,光绪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并被监控起来,失去了人身自由。初被控制,光绪一时不能适应,愤怒、烦躁中伴有恐惧,对此《戊壬录》有记载:

初七日,有英国某教士,向一内务府御膳茶房某员,询问光绪之躬安否,某员言已患失心疯病,屡欲向外逃走云。盖光绪自恐不免,因思脱虎口也,乃为西后之党所发觉,遂幽闭光绪于南海之灜台。当光绪欲外逃时,闻有内监六人导之行,至是将六监擒获,于十三日与康广仁等六烈士一同处斩。而西后别易已所信任之内监十余人,以监守灜台。

这一段记载来自于茶房某员的话,其用词估计欠缺推敲,比如“屡欲向外逃走”中的“逃走”二字,想来光绪不是傻子,逃走是偷偷进行的,在不为人觉察的情况下,经过秘密筹划,利用某种机会忽然出走,脱离慈禧的掌握,岂有“屡欲逃走”的道理,“欲”者,想逃而未逃,并不是真的逃跑,光绪屡屡将欲逃之念表露出来,并不是为了逃跑,只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想来光绪以帝皇之尊,一朝之间沦落得囚徒般被人看守,其心理上一下子如何能接受了,愤怒、暴躁等情绪中夹杂着对未知命运的恐惧,那茶房官员形容其为“失心疯”,倒也能反映出光绪当时的状况。另外,“以内监六人导之行”的话更是荒谬,光绪若真的逃跑,还能这样子摆排场,让六名之多的太监前呼后拥着偷偷逃跑?

被幽禁到瀛台之后,光绪也曾用出走来表达愤怒或者反抗,此事很多资料上都有记载,《光绪帝外传》的记载是:迁上于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坚冰结。传闻上常携小阉踏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这个记载也很有意思,“常携小阉”与上边引文的“屡欲外逃”其实是一个意思,光绪若真的打算逃,那就不会常常踏冰出,因为这样只会打草惊蛇,引小阉屡屡踏冰,是他心中烦躁愤懑不平无法发抒,所以明知难出宫门却硬是要去闯门。

其实光绪要逃跑,在西狩的路上,逃跑的机会十分多。八国联军进京,慈禧惶惶如丧家之犬,随行人员也不多,对光绪的看管自然有所松懈,但是光绪此时并没有任何逃走的迹象,更没有因逃跑被抓的记载,所以可以肯定,光绪一直没有逃跑的打算。

二、光绪有无逃跑机会?

即便是在瀛台幽禁时期,光绪也是有逃跑机会的,对他的看守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严,究竟他是皇帝,那些看守的太监不至于特别无礼,像对待囚犯那样对待他。如上述引文中,光绪踏冰而出时,就可以带小太监随行,另外,还有资料记载他曾经将外人引入宫内给自己镶牙,并且是在秘密状态下引进来的,慈禧毫不知情,事后慈禧才知道了整个过程。此记载出自《述庵秘录》,原文如下:

昔汪君穰卿与一宫中修电线者相识,此人历述禁闻。汪君之笔记乃至一大册子,中有二事,颇骇听闻。一日,城内某牙医家,忽有一人以脱齿一枚令其镶配。医谓非面见脱齿之人,无法镶治。此人乃携以偕往,至宫中一极远极深之处,见一人服青布抱,独坐座上、面色惨黑。痛苦之状,目不忍见。口齿上津津血液溢露,医乃为之镶配而出。初意但以为宫中太监,不知其为谁某也。翌日,此导引之人来访,谓昨镶牙甚善,今已无苦,命我予君以一荷包及四两银于。医谢而受之。至又翌日,忽另有一人仓皇来访,谓汝某日曾人宫镶牙,信乎?导引者我兄也,今已以此获祸,被扑杀矣,尸骇掷露,无钱买棺,如何如何。言已痛哭。医乃知牙痛者即为光结皇帝,乃系被西后打脱。后又怒此监私引医人为之已病,故扑杀之也。

这个故事扑朔迷离,让人几乎不敢相信,但是仔细想来,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光绪固然无权,宫中的太监宫女大都畏惧慈禧、李莲英,不敢公开帮助光绪,但是光绪身为皇帝,其悲惨遭遇不但在社会上有很多同情者,在宫内也有不少同情者。这些同情他的太监得知他被慈禧毒打,牙齿掉落、疼痛难忍,出于怜悯或者出于义愤,悄悄地帮助他找医生医治,这个可能还是有的。牙医能被引进宫,肯定有守门太监的配合,光绪如果能利用太监的同情心,施苦肉计,再给自己觉得可靠的太监许以其他诱惑,比如成功脱逃之后怎样重用、重谢等等,那么,光绪成功逃出宫门是大有希望的。

在八国联军已经进入北京,紫禁城内乱糟糟一片的时候,光绪脱逃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当此时,北京一片混乱,《庚子国变记》称:“是日,百官无入朝者。。。。。。宫中人纷纷窜出。”负责攻打列强使馆的董福祥也跑了,带兵出了城,“纵兵大掠而西”去。在宫内,许多太监宫女偷了宫内的值钱东西就逃走了,宫内已经完全没了秩序,大家谁也不管谁,犹如末日来临一般,这时光绪只要胡乱穿一件太监的衣服,就可以乘乱逃走,他不需要跑得很远,只要跑到东交民巷列强的使馆里,基本上就算摆脱慈禧的控制掌握了。他不跑也行,藏在宫内某一隐秘之处,等慈禧他们逃跑之后再出来,那也是一个效果。慈禧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急着逃命,内心惶恐,不可能彻查宫内的每一个角落寻找光绪,即便慈禧想查,太监宫女们都跑的跑、躲的躲,也没人替他查了,紫禁城内的房屋千间万间,光绪是自小就在这儿长大的,岂能找不到一处容身的地方?

但是光绪没有这样做,光绪不做偷偷摸摸的事,他此时要去列强的使馆,并且是明目张胆的告诉慈禧,慈禧不让去,他是非去不可,除非慈禧强行禁止:

太后之将奔也,皇上求之曰:“无须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兵来讨拳匪,对我国家非有恶意,臣请自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矣。”太后不许。上还宫,著朝服欲自赴使馆。小阉奔告太后。大后自来,命褫去朝服,仅留一洋布衫,严禁出户,旋即牵连出狩矣。(王树枏《德宗遗事》)

想来光绪是皇帝,其观念究竟与市井小儿和乡间小儿不同,或许他认为偷偷摸摸的事不是帝王应该干的,所以宁愿被囚被杀,也不愿违背心中的价值观念。这样的一个皇帝,让**然起敬的同时,又有点心酸。如此看来是光绪自己不想逃,从来没想过逃跑,因为这违背他的价值观念。

在西狩路上,光绪也有逃跑机会,那是在过洋河时,当时洋河水大涨,波涛滚滚,连桥也冲毁了,慈禧一行不敢贸然就涉水而过,遂到附近找当地人作向导抬舆,沿着水浅处才敢缓缓而过。慈禧太后害怕洋人追赶,对那些当地人说抬她过河,到了下一处有重赏,那一干人自然是先抬慈禧的肩舆过河,其他官员太监之辈当然是随着肩舆以保护慈禧的安全,而把光绪的肩舆仍在河岸边不予理睬,此刻跟随皇帝的,只有忠于他的肃亲王善耆。《德宗遗事》记载了这段事情:

文武官校及内侍等全班随太后舆过河,仅剩皇上一舆,支杵留于此岸,舆夫之外,尚有一个臣,则肃亲王善耆也。肃王心以为诸人送过太后,必分班渡回助抬乘舆,久之,望彼岸全班拥护远去无影矣。上在舆中忿极,向肃王大发雷霆。肃王奏曰:“臣是皇上的人,臣知皇上生平因好着急,吃亏多矣。事已至此,臣劝皇上以后莫轻着急。”上不语。肃王乃往村中求村人助抬而过,直至追及太后舆,末见诸臣有一人回迎。可见若辈平时之习惯矣。

那些人只顾巴结慈禧,此时哪有心思理睬光绪。肃亲王善耆无奈下,到附近村上又求人帮忙,这才将光绪抬过了河,赶上了慈禧一行。由此事看,光绪在西狩路上逃跑的机会不是没有,但问题是光绪压根儿就没想过逃跑,他是不屑于做逃跑这类事的,宁愿公开向慈禧说要回北京。这件事是肃亲王善耆亲口告诉王照的,王照还怪怨肃亲王失策,说当时为何不抬了皇上直接回北京复政?

三、光绪为何不逃?

1。个性、阅历等原因

光绪从四岁起就被接入深宫,此后一直在宫中长大,既无亲友,又无朋友伙伴。寇连材的《宫中日记》说:“中国数百兆人中遭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凡人当幼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出入,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燠。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托之也。独皇上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醇亲王奕譞之妻,光绪帝的生母),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惟西太后一人。然西太后骄奢淫逸,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订异常,醇邸福晋每言及,辄涕泣云。”“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今长跪;故威积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呵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寇连材的日记出自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近来多有人对之提出诟病,认为言过其实,将慈禧说得太残酷了,不符合事实。但我觉得该日记内容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慈禧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女强人,在光绪幼小之时,慈禧对他有所关爱不庸置疑,但到了少年时期,慈禧对他严加要求,应该是可信的,至少应该有可信的成分。光绪长大后事要做皇帝的,自然不能像其他富贵人家的孩子那样娇惯溺爱,而慈禧本身也不是那种母爱横溢的人,她是个刚猛狠毒的妇人,对光绪严要求、多呵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而光绪究竟也不是她的亲生儿子,中间少了亲子间的那种纽带。但慈禧对光绪并不是不管,不是置之不理,她的管以严厉为主,比如给光绪定家规:每日必须向她下跪问安,不命之起身,就不能起来。如果犯错或者逗惹慈禧生气了,就要罚他常跪,等等,慈禧的管理温情的成分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比较少,母爱的成分很少,而严厉训斥的成分多,这显然不利于光绪的正常成长,不利于他健康性格的形成。

在慈禧的刻意安排下,光绪皇帝身边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几年少轻桃者,概不准其服役”,这些老成质朴之人,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是肯定的,他们做光绪的佣人保姆,是很称职的,但他们绝不可能成为光绪的玩伴。所以光绪皇帝不只难以享受正常家庭的那种温馨,人生中最宝贵的阅历他也没有。寻常市井小儿玩的那些游戏,乡间少年之间的追逐戏耍,光绪都没有经历过,他的人生阅历简单贫乏得难以想象,虽然他从小就有帝师翁同和教导读书,但翁同和是个读书人出身,他教给光绪的,只能是圣贤之论以及治国管理天下的学问,其他学问光绪是学不到的。

光绪从小长到大,不但从来没有逃跑过,亦且从来没有想过逃跑这个词,恐怕也没有人在他面前提过这个词。虽然当初在宫中他只是一个小孩子,可他的名份是皇帝,即便有宫女太监陪他玩耍,在玩耍中必定会顾及他的身份,决不敢玩到疯狂的程度。光绪或许愿意那样,但有严厉的慈禧在,那个宫女太监敢引诱皇上疯狂玩耍?人生的很多体验、经验,都是在童年少年时候形成的,市井小儿乡间少年有足够多的机会体验“逃跑”,学习如何逃跑,以及懂得在何种情况下必须逃跑,他们的这些体验和经验,或许是他们一辈子的财富,但是光绪没有这种体验和经验,光绪的脑子里也就没有“逃跑”这个概念。

乡间的小儿,在孩提时,随了伙伴们去偷梨偷枣,或者嘴馋了,晚上相约去偷西瓜,这类活动是他们的游戏内容之一,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他们的恶作剧,在这类游戏或恶作剧里,小儿们学会了蹑手蹑脚悄悄地行走,学会了用树木的阴影、瓜曼瓜叶等物来掩护,学会了被发觉时如何拼命逃跑,学会了被抓住时怎样大说好话讨饶,市井间的小儿于乡间小儿的恶作剧也差不多,不同的是环境由乡间换到市井而已,但是可怜的光绪欠缺这个。因为慈禧对他太严厉了,严厉到了残酷的程度,光绪的童年、少年时代,别说没有这个时代应有的游戏和快乐,身为皇帝,他竟然在很多时候连吃饱肚子也成问题。

寇连材《宫中日记》又说:“皇上每食三膳,其馔有数十品,罗列满案。然离御座稍远之馔,半已臭腐,盏连日以原馔供也。近御座之馔,虽不臭腐,然大率久熟干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不能饱。有时敬命御膳房易一馔品,御膳房必奏明西太后,西太后辄以俭德责之,故皇上竞不敢言。”

身为皇上,竟然吃不饱饭,这实在骇人听闻,但是寇连材当时是宫中太监,负责给慈禧太后梳头,是慈禧喜爱的太监之一,他的日记所写,应该都是他的亲见,所以可信程度极大。其实慈禧对光绪的严酷,在许多资料上都有透露,这种严酷,造成了光绪的胆小性格,看见慈禧,就犹如老鼠看见猫一样,条件反射般的就害怕得发抖。《光绪帝外传》上说光绪“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责问,益战栗不能发语。”遇到慈禧责问,就害怕得战栗不止,连话也说不出来,可见慈禧从小就在光绪心中印上了恶魔般的形象。德玲女士的《清禁宫二年记》也说光绪与她谈话时,有笑,有戏谑,“但一至太后前,则立严肃,若甚惧其将死者然,有时似甚愚蒙。”“宫中法律,其母子间,严厉之甚,岂若吾徒对于父母者耶。”

当然,慈禧对于光绪,也教育他好好学习,但慈禧是个强悍的女人,她不是个和言善语的女人,更不是个循循善诱的教师。《稗海拾趣》记载有慈禧教育光绪写字的事:

一日,太后在暖宫写字,召光绪帝进屋,仰视着光绪的脸,问:“你能写这样吗?”当时光绪正看旁的东西,不知问的什么,悄然不知所措。太后不悦地问:“外面有鸿鸽吗?”光绪说:“没看到。”又问:“你也曾读过大清掌故,知道祖先创业的艰难吗?”光绪沉默不语。李莲英跪奏道:“祖宗缔造国家的艰难,皇帝曾给奴才讲过,现在因慑于老佛爷的圣威,不敢启齿而已。”

恶魔般的慈禧虽然命光绪叫她“亲爸爸”,但他对光绪没有半点爱,在慈禧的冰冷与严酷的阴影里,光绪简直胆小得不像个男孩子,连雷声也怕,打雷时,他不但要人赶紧关上门窗,而且要太监来捂住自己的耳朵。如此胆小的孩子,长大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内向而且腼腆的人。德龄女士在宫中见到光绪时,看到的就是一个腼腆内向、带点羞怯的的大孩子:

与太后语时,见一人立其侧,相去咫尺间。太后旋言曰:“余且导尔一见光绪帝,但尔必呼之万岁爷,而呼余老祖宗也。”帝与余等握手,有扭捏态,高约五尺七寸,甚瘦,但举止英挺,隆准广额,睛黑,奕奕有光,口大齿白,神采甚佳。余察帝,虽时时露笑容,然中含忧色。(德玲《清禁宫二年记》)

美国人K。A。卡尔著的《和中国太后在一起》,其中有一处说到光绪,可以印证德龄女士对光绪内向羞怯的印象,说的是光绪与慈禧在公众观看马戏表演时的情景:“一个太监为太后和皇帝捧着看戏用的小望远镜,镜上镶着光彩夺目的珠宝。皇上不喜欢人们注视他,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把望远镜放在脸前,我觉得他似乎是想用望远镜来遮住自己。”

性格上的胆小,阅历上的欠缺,又加上几十年来一直在慈禧的淫威下长大,对慈禧的恐惧已成为一种心理障碍,这样的光绪皇帝,他被幽禁时,自然就难以逃跑了。

1、珍妃的原因

在光绪被幽禁的同时,光绪最爱的妃子珍妃,也被慈禧痛打一顿,摘掉首饰簪环,关到了钟粹宫后的北三所,这儿是后宫的一个单独院落,十分偏僻荒凉,难得见人,慈禧还下令,永远不许珍妃再见光绪,这样,珍妃也变成一个囚犯了。

珍妃的待遇却比光绪更差,据《故宫周刊》第三十期白姓宫女的记忆: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之变,慈禧乃幽妃(珍妃)于建福宫,继徙北五所,令二宫女侍,门自外锁,饮食自槛下送进。

这是完全将珍妃当囚犯对待了,这还不算,慈禧还严命珍妃不许同下人交谈,在遇到节日、忌日、初一、十五,慈禧还要派人去申斥她。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很难狠下心一个人逃出去,那样的话,慈禧为了报复,必定会更加残忍的折磨珍妃,

对光绪来说,他从没有感受过正常家庭的温暖,在感情生活上,光绪是十分贫瘠的,即便是身为帝王,能给他以爱情抚慰的,也只有珍妃一人,而珍妃被关押受折磨,显然和光绪有关,因为她是光绪的死党,一直与光绪同进退。所以光绪被幽禁后,对珍妃的处境极为忧心,德龄女士在《光绪皇帝血泪秘史》中,也认为光绪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珍妃:

别的消息他还暂时并不急于知道,他所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珍妃的下落。前几天,太后派人来招珍妃去的一回事,他是知道的,而且还知道她去了之后,已有好几天不曾回来,他不由深深的为她的安全忧虑着,甚至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他想在从前她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太后即使要责处她,但有他在那里,多少总还可以解劝解劝,现在自己也犯罪了,珍妃还有谁保护呢?

光绪身边有一个心腹太监叫王商,慈禧太后也很信任他,让他监视光绪,但王商实际上是光绪的人,他帮忙打听到了珍妃的情况,说给光绪。光绪思念珍妃情切,王商便联络了几个同情光绪帝的小太监,在夜深人静后,用小船将光绪接出瀛台,送往北三所,让他和珍妃相见。德龄描述了这两人相见的情景:

当光绪悄悄的走近这一所孤寂的冷宫的那个晚上,情景是如何凄凉啊!那三具比人的拳头还大的铁锁,那么无情的梗横在两扇门中间,显出了它们最大的威力,使光绪只能望着它们发呆,他所能做的,只是攀在窗子外,和他心爱的人说上几句话。直到月亮快横过中天,王商害怕有人要察觉的时候,才把他竭力劝回去。

德龄女士的描写很煽情,她用的是小说的笔法,在可信度上打了折扣,让人觉得这是德龄想像出来的情景。不过爱新觉罗。溥佐写的《珍妃的冷宫生活》证明德龄说的没错。爱新觉罗。溥佐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弟,摄政王载沣的侄子,他小时候,常听载沣讲宫中的故事,这其中就讲到了光绪和珍妃。按《珍妃的冷宫生活》所说,光绪在同情自己的太监的帮助下,曾不止一次的来到北三所,偷偷的看望囚禁中的珍妃,不过珍妃囚室的门是上了锁的,窗户被钉上了铁条木条,他们俩只能格着门窗说话,相互勉励要坚持活下去。

汉代的开国君主刘邦,在被楚军追赶难以逃脱时,就将同车的妃子、儿子都推下去,以便让马车的速度更快一点,方便自己逃脱。光绪显然不是刘邦这样的人,刘邦被后人称作流氓皇帝,光绪却是半点流氓气质也没有,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让他抛下珍妃不顾,自己独自逃跑,的确是不太可能。当光绪偶然间想到逃出去的可能时,估计珍妃的影子就会浮现出来,他就会喟然长叹一声,说:“同是深宫沦落人,怎忍独自去逃生。”

光绪对珍妃的挚爱,是唯一的,任何人也代替不了。《宫女谈往录》中记载了当时宫女的话,说光绪在珍妃死后,“从此他再也没有接近过任何女人,直到宾天(即死亡),可以说对珍妃是情至意尽的了。”

2、对光绪来说,在心理上,宫中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慈禧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其狠毒的程度,光绪是最有体会的,光绪之所以认为或者感觉自己逃跑失败的后果非常严重,决不会是毫无根据的猜测,而是基于各种因素的反复权衡后的判断。

在当时洋人和地方绅士、重臣反对废黜光绪的呼声里,慈禧虽然不能废掉光绪,但她要取光绪的性命,还是可能的,例如,饿死光绪皇帝,让他小病不治甚至加重他的小病从而促使他死亡,等等,下毒害他当然也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在慈禧废黜光绪遭到挫败后,日本的《时事新报》就刊载北京特派员来书,认为慈禧因怕废帝引来天下物议,所以要设法让光绪自然死亡,该文章部分内容如下:

废立之谋,自摄政(自慈禧政变之后,夺权训政)时已定计画,非淬然而起也。自摄政以来,悉废光绪之新政,帝党或刑或放或革。帝之爱纪,亦剥夺其首饰,以今之天时,犹穿单衣。此皆以禁制光绪之自由,而使毫无生趣者也。今传闻政变以来,宫人咸怀匕首,潜迹宫中,不幸发觉,竞被斩戮者甚多,故太后深忧之。满洲人之意,以为西后既老,光绪方壮,若太后一旦死,恐光绪复政,不利于己,故不如及西后在时,绝其根也。然被辈之所恐者,一旦废立,国人必有兴师问罪,而外国亦必责问之,故尚犹豫,虽然,亦不足为光绪幸也。今托词光绪有疾,召集名医,而观九月三日之病諭,则可为深虑焉。盖彼辈之意,以为废病危之帝,而招天下物议,不如俟其自死,今惟设法速其死而已。故光绪今有大病,而求米粥则不得,求鸡丝则不得,凡所求食,皆诡词拒之,故伤其意。而太后竞若罔闻,惟数日一招优伶入宫,临观取乐而已。(转引自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设法让光绪自然死亡,或者加速他的自然死亡过程,这慈禧轻而易举就能做到,慈禧之所以暂时没让他死,那是因为他的存在并不影响慈禧的掌权,慈禧自信完全能够控制住他,当然,考虑天下的物议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慈禧需要慢慢考虑对策。此后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的进攻,不得已下的西逃,这些事接踵而来,打乱了慈禧的步伐、计划,使她不得不重新审视光绪的作用。

对光绪来说也是这样,在从最初被囚的愤怒焦躁中冷静下来之后,光绪应该想过今后的出路,或许他会想到出逃,但是,长于深宫的光绪对外面的世界十分陌生,在此之前,他从没有出过北京,逃出深宫后该怎么办,步行还是乘车?怎样隐匿身份躲避追捕?怎样获得食物?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为光绪从没有以非皇帝的身份干过这类事,对京城之外的江湖世界,他一无所知,没有最起码的感性基础,这会加剧他对出逃的恐惧感。

金庸的《鹿鼎记》中,有一个从小在明代深宫中长大的陶宫女,身怀武功。当明代灭亡,满清的皇帝搬进紫禁城后,陶宫女还是一直偷偷住在紫禁城里,她因事与韦小宝结识,韦小宝请她加入天地会,希望她出了深宫,行走江湖,陶宫娥却说:“我从小在宫里长大,想来想去,只有在宫里过日子,才不害怕。外面世界上的事,我什么也不懂。”韦小宝担心太后不利于她,陶宫俄说:“皇宫地方大,我找个地方躲了起来,太后找不到我的。”

光绪的情况和陶宫俄极其类似,光绪对外面世界的事,也是一窍不通,他熟悉的,只是深宫,在宫中,他的心理上感觉是妥切的。虽然在宫中时时要面临慈禧的威胁,但统观种种情况,暂时还没有生命安全的问题。在宫中,由于慈禧的虐待,饮食不如意,住处也寒酸,可逃到了外面,景况或许比这儿更差。

很可能光绪在进一步深思熟虑之后,觉得还是逃离深宫,摆脱慈禧的魔爪要更好一些,但此时外面又闹起了义和团,华北大地上一片喧嚣,义和团的人马来去,高喊着“灭洋”“杀大毛子、二毛子”,而光绪就是他们要杀的目标之一,到此刻,光绪自然更感到只有宫中比较安全了。

3、忍辱偷生与新的希望

光绪被幽禁之后,慈禧费尽周折也没能废黜他,宣布他有病的招术又被外界拆穿,那么此时最希望的,就是让他“自然而然”的死亡,因此对他不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进行摧残折磨,饮食上的发馊发霉食品是折磨的一种,除此而外,就是精神的折磨了。光绪当然知道慈禧的用意,所以他能做的,只有忍辱偷生,只要能活下来,活得比慈禧的时间长,那就是胜利。《德宗遗事》中就有光绪忍辱偷生的记载:

自溥儁入宫,宫中人心目中皆以儁为宗主,视上如赘疣,而儁性骄肆,谓上为疯为傻,昌言无忌。上佯若不闻。既西巡所至,太后尤故纵之,意因上性刚烈,可以挫辱致死,而上知其意,始终以呆痴应之。

溥儁本是一恶少,粗鄙不文,连宫女的短裤也穿在自己身上,又自以为是大清之主,骄横无比,用他来折磨光绪,也真亏慈禧会想,但他认为光绪皇帝性格刚烈,确是看得很准,荣禄就曾说过:“皇上性暴,内实忠厚;太后心狠,令人不测。”但是性暴的光绪在幽禁之后懂得保护自己了,假痴假呆,对外事一概不理,也让慈禧无可奈何。

不过西狩回京之后,慈禧开始对光绪在态度上有所转变,不像过去那么恶劣了,慈禧也让他上朝见大臣。《德宗遗事》记载说:“回銮后,上之身体较庚子前稍自由,而监视仍严。上每退朝还宫,惟以观书消遗。所观皆有用之书,于西学书尤留意。”当然,改善的程度很有限,并时常反复,但对于光绪来说,这种改善却是大有深意的。

第一,这种改善伴随着慈禧对以往守旧的忏悔而来,这很可能预示着慈禧要改变以往的守旧立场,支持国家维新,而光绪以维新自命,认为支持维新应该就是支持自己。而慈禧似乎也有意无意的配合光绪这种想法,不但对光绪在言语上比以往客气了,而且在一些具体事务上还和他商量,臣下的奏折也开始让他看,这对光绪来说,无疑是个相当好的信号,预示或者暗示着慈禧的回心转意,而慈禧的回心转意则意味着光绪复出的可能性猝然间增大。

第二,清末新政的实施,让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景象,办学堂、开矿山、修铁路、赴日留学、赴欧留学、筹办现代化的工厂。。。。。。这给光绪带来了希望,因为所谓新政,和光绪的维新变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庚子事变,中国社会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终于没能抵挡住洋鬼子的快枪大炮,这让中国人恍然而悟,终于明白了也承认了中国与列强的差距。站在现在,遥想百年前穿红裹肚的义和团勇士,想像他们在洋鬼子的枪炮下呐喊冲锋倒地死去的过程,感觉那就像一个残酷却发人深省的童话。这个童话唤醒了从上到下一大批中国人,于是,从朝到野、从官到民,似乎都有了一个共识:必须维新。当然,这和慈禧太后的大力推动也有关系,同时也因为到了此刻,拼命守旧决不肯变革的那些官员大部分都死了。

新政的实施和不断深化,让中国人的观念,当然主要是士绅知识阶层的观念快速的转变,这些人观念的转变又反过来给新政注入活力,同时,日、欧留学生将东、西两边的洋风不断的吹向国内,西风东渐的速度明显加快,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在有清一代达到了高峰。

在这种形势下,慈禧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再提废黜光绪之事了。做为昌导变法维新的先驱,做为因维新变法而遭幽禁的帝王,光绪此刻虽然依旧无权,但他在士绅知识阶层的心中,其地位是崇高的,或者换句话说,此刻的光绪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庚子时变前,徐桐给光绪拟了个“昏德王”的称号,这称号在当时或许有很多人赞成,认为名实相符,可到了新政时期,光绪的名望虽不致达到“先知先觉”的程度,可受士绅知识阶层的大力拥戴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时候的光绪,感觉自己不需要逃跑了,只需谨慎一点,忍耐一点,慢慢的熬时间,熬到年迈的慈禧倒头就死,那就是胜利,而已经超过七十的慈禧显然熬不过年富力强的光绪。(来源:新浪读书 摘自:《假如光绪不死》作者:石之轩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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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年轻的开国上将肖华失踪之谜[转帖]


  1930年,毛主席将14岁的肖华交给红四军政委罗荣桓时说:“这孩子日后会有大出息。”于是,肖华便从兴国的“赤患”成长为少共国际师政委;从冀鲁边区的“娃娃司令”锤炼成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因为年轻,使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具有了某种传奇色彩。当一部《长征组歌》唱遍神州大地的时候,人们又认识了一个诗人肖华。然而,“文革”中,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却神秘地失踪了。七年过去了,他又在毫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肖华的失踪成了一个谜。
  肖华结怨江青叶群“文革”中惨遭报复
  肖华尽管对毛主席十分崇敬,但对他身边的江青一直保持着距离。原来,战争年代肖华在江青的家乡工作时,就了解到江青品行不好。“文革”前,江青一直想到总政兼职,并找肖华谈过,肖华没有答应。50年代,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夫人向肖华反映叶群的男女作风问题。从那时起,肖华成了叶群的一块心病。“文革”开始后,林彪的权力急剧膨胀,叶群以\"左\"派面貌频频亮相。那些可能对自己政治生命构成\"威胁\"的人,成了她报复的对象。于是,在对待肖华的态度上,江青和叶群有了共同语言。两个女人议论肖华时,曾恶狠狠地说:\"人家欺负咱们,咱俩联合起来,你的仇我报,我的仇你报。\"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向肖华频频发难,指使造反派对肖华抄家和多次批斗。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为肖华伸张正义,与陈伯达、江青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也明确表示保护肖华。周总理为了保护肖华,维护军队的稳定,在1967年3月3日,召开了总政系统及军队院校造反派参加的6000人大会。会上,总理专门批评了造反派揪斗肖华、冲击军队的恶劣行径,然后,讲了肖华的革命经历,从早晨9点一直讲到中午12点。
  周总理愤慨地说:\"你们在座的没有一个比我了解肖华,他是我看着长大的,他连衣服都穿不好时,我就认识他。他是毛主席调来的,毛主席信任他,培养他,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就是毛主席。他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总是处于斗争的第一线,哪里困难哪里去。这样一个好同志,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反对党呢?你们会唱《长征组歌》吗?你们能写出来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感情是写不出来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传神之笔,《长征组歌》每一段我都会唱,你们为什么不准唱?你们凭什么说《长征组歌》是大毒草?\"
  6000人大会之后,稳定没几天的形势又开始了无政府状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受林彪、叶群的唆使,组织造反派继续对肖华进行批斗。肖华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工作了两个月。此间,林彪、江青一伙又在策划一个大动作。罪恶之剑在一步步向肖华逼近。
  5月13日,在林彪、江青的挑动下,分属两派的军队和地方造反派为文艺演出由谁参加的问题,大打出手,死伤多人。肖华果断地平息了这场武斗。而林彪、江青一伙却翻云覆雨,挑动造反派,把这次事件嫁祸到肖华头上,叶群指使造反派把批判肖华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广场。周总理见情况不妙,立即让肖华夫妇搬到山上。还未来得及动身,造反派的几十辆汽车就包围了肖华的家。肖华被批斗一个多月,身患肝炎的他被折磨得精疲力竭。他不得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很快指示:造反派不要再搞了,肖华身体本来不好,让他休息几天,若真有问题,“书面检查,以此了案”。然而,事情并未了结,一个置肖华于死地的阴谋正在加紧策划。
  林彪一道黑令肖华神秘失踪
  文革初期,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要肖华参加。“四人帮”得知后,布置一伙人截住肖华的车,致使肖华未能参加。1967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他们操纵的人,指示说: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自此,肖华被连续批斗。八月,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操纵下,一大批造反派疯狂地冲进总政大院,把标语贴满墙壁。其中一则标语尤令人注意:“毛主席说,肖华是扶不起的天子”(粉碎“四人帮”后,肖华的夫人王新兰曾向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了解毛主席是否说过此话?工作人员都未听说)。
  1967年12月,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操纵下,造反派炮制了一份《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华的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分别上报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这份充满诬陷、不实之词的报告中,他们罗列了肖华的“六大罪状”,对于“总政阎王殿”的问题,他们是这样说的:“总政治部长期被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肖华所把持,经过他们苦心经营,变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一个刘、邓设在我军的黑店。”1968年初,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肖华极其秘密地关押在离总政不远的一个叫做松树胡同的小院里。从此,肖华\"失踪\"了。
  关押肖华的小屋只有5平米,小屋的窗户用铁板钉死了,屋里吊着一只日夜通明的100瓦灯泡,一个枪口从门上的小孔伸进来。看守规定肖华睡觉必须脸迎着灯光和枪口。由于肖华“态度顽横,拒不交待问题”,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肖华的食谱是:早饭,半个窝头、一碗玉米面糊;中饭,一个窝头、一碗菜汤;晚饭与午饭同。七年之间,天天如此。肖华获释时,全身浮肿,毛孔出血,望之令人沧然。
  肖华失踪王新兰苦苦寻夫
  林彪、江青也没放过肖华的夫人王新兰。在肖华被抓的前5个月,王新兰就被抓走了。这位从小参加红军的女战士被关了三年,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与磨难。后来未作任何结论,又莫名其妙地放了。她出狱后就开始打听肖华的下落。因为当时社会上传言肖华已不在人世了,有的说被秘密处决了,有的说自杀了,有的说病死了。后来王新兰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张春桥说:“林副统帅说过,肖华三反分子这个案子,什么人也翻不了。”王新兰由此判断,丈夫还活着,而且还在抗拒着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
  为了丈夫,王新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为丈夫伸诉。她找到王震,王震通过叶剑英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王新兰说肖华不是三反分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但由于当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这封信也不了了之,王新兰陷人漫长的等待之中。
  1971年春,总政的一个老水暖工轻轻地敲开了王新兰的门,把他在松树胡同修管道时见到肖华的事告诉王新兰。他还活着!王新兰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使王新兰看到了希望,但是肖华依然没有消息。
  两年过去了,王新兰苦苦等待着。由于心力交瘁,她的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在医院,王新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要求见肖华的信。总理很快批示让他们见面。王新兰和孩子们被带到一间会议室。“相见时难别亦难”,这是他们别后5年的第一次见面。神情有些呆滞的肖华见到家人,目光中闪过一丝惊异,但又立即恢复了原先的样子。几个孩子见活泼开朗的父亲成了这副模样,忍不住哭了起来。王新兰怕肖华看到自己的眼泪,背过身默默流泪。
  专案组的人一直坐在旁边,一家人什么话也不敢说。气氛相当沉重。肖华只是不停地说,“我很好,你们不要担心......”肖华的儿子肖云借搀扶父亲上厕所的机会,把事先写在手心的“林彪死了”的字偷偷给父亲看,肖华一怔,目光亮了一下。在探望结束时,肖华突然对王新兰说:“新兰,你自己要多保重!”一句话没说完,王新兰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下来。
  肖华重见天日为民鞠躬尽瘁
  肖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失踪”了七年,终于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1974年9月,在庆祝建国25周年前夕,中央派人将出席天安门国庆观礼的人员名单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仔细看了一遍名单,什么话也没说,退了回去。过了几天,经修改的名单又送到主席面前,主席看后又退了回去,依然什么话也没说。9月29日,第三次将名单送来后,毛主席看了半天,拿起笔,亲手添上了肖华、刘志坚两个人的名字。
  “四人帮”慌了,指示专案组立即释放肖华,并为肖华赶制军装。专案组来通知肖华出去时,肖华显得异常平静。肖华抗拒出去,他说:“当初你们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我要一个文字结论。”造反派乱了阵脚。原来,肖华和总政一大批领导被打倒关押,完全是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联合“砸烂总政阎王殿”的直接结果。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然想起了已被关押七年的肖华,而肖华偏偏不出去。他们担心毛泽东再过问,无奈之中,开车来接王新兰。
  王新兰见肖华穿了八年的军装已经烂成一条条的,忍不住落泪。她关心的是丈夫早点离开这里,回到那个虽然破旧但不失温暖的家。她劝丈夫:“主席让我们回去就回去,是是非非怎么说得清,孩子们都在家等着你呢。”肖华怔了半天,终于叹了一口气,说:“好吧。”9月30日,肖华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感慨万分地握着肖华的手,久久不放,却没有说出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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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3 09:57:07 | 显示全部楼层


“女娲补天”源自史前一次陨石雨撞击 [转帖]


某些史前事件虽然以民间传说或神话的形式存在,但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却存在着事实依据。“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如此,虽无准确的文字记载,但该神话被普遍认为以治理古代水患为事实依据。那么,另

一个重要的神话——“女娲补天”是否也存在着事实基础呢?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这样生动的故事流传下来?

  多年来关于女娲补天神话的研究不断涌现,虽然各家研究结果的解释有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该神话的起源应是远古时期一次影响深远的灾害。上世纪九十年代,山西社会科学院孟繁仁认为,这是“远古时期地球上一场巨大的地质变化”。他依据女娲补天遗迹分布的地理位置,认为这一事件应发生在山西黄土高原一带。最近,中南民族大学罗漫提出,著名的神话“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是一则典型的以陨石为主兼容其他天文、地质、气象、地理现象的事件,即女娲补天的神话源自一次陨石撞击。

  最早记载于《淮南子》、《览冥训》中关于女娲补天的神话这样论述:在远古时期,“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炼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在百姓哀号、冤魂遍野之际,一位叫女娲的女神挺身而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从原文的含义分析,文中的精彩描述应当是一次规模宏大的陨石雨撞击全过程。“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是小型天体爆炸后形成的大规模陨石雨;“火炼炎而不灭”是巨大撞击、爆炸及其后在地面上引起的火灾;如果小型天体是一颗彗星,其成分主要是陨冰,而陨冰融化后形成大量的地表水才会有“水浩洋而不息”的结果。神话依据上古时代的传说编撰于东汉年间,冀州应当是古代河北省一带,也就是说这一段描述了灾害平息之后河北平原的景象。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天文、地质灾害,如果存在这样一次重大的灾害事件,就应当回答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所产生的影响。

  近年来在河北平原做历史地貌的研究时发现,从任丘、河间到保定、望都一带,沿着向西偏北的方向,一直到完县、满城附近,存在大量特殊的地貌现象——碟形洼地及其群体。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分析,认为它们是史前规模巨大的陨石雨撞击后,在近代冲积平原上留下的遗迹。因此,推测在全新世(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地质时代)中后期,在上述地区曾发生过一次规模巨大的彗星爆炸碎片(表现为陨石雨)的撞击事件。撞击结果是,在平原地区中西部形成了白洋淀水系及其特殊地貌的小流域区。这一撞击事件很可能是“女娲补天”的事实基础。

  专家推测,在史前(最有可能距今4000到5000年间)的某一时刻,一颗小彗星进入地球轨道,在华北北部的上空冲入大气层,在高空爆炸后落入地面。规模宏大的陨石雨在平原地区形成了大量撞击坑,后经地面流水的侵蚀和先民的改造,多个较大的撞击坑群最终形成了白洋淀,其余的较小者形成了积水洼地,最后演化成该地区的主要居民点。大部分洼地被地表水冲蚀破坏,但是河床间的高地保留了大量的撞击坑遗迹——碟形洼地及其群体。依据近代对陨石撞击的研究,这次远古陨石雨的撞击范围相当广,应当从山西北部到河北平原中部,甚至更向东,延伸到渤海湾南部一带。由于山西北部到河北西部是山区,大量的撞击遗迹未能被发现,向东则由于黄河北流的冲淤被掩埋。

  地貌和地质学的上述成果为研究分析“女娲补天”神话提供了新的基础。如果上述分析成立,在山西、河北一带曾存在巨大的天文、地质灾害,其影响可能涉及到古代环境、文化的巨大破坏,史前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应在地貌、地质和全新世地层的沉积物等方面留下可供研究的信息。

  史前巨大的撞击事件造成了空前的天文、地质灾难,大量人员的死亡和外迁造成了当地繁盛古文化的中断,并可能波及影响到华北平原甚至整个北半球地区。灾害过去之后,又逐渐形成了新的古代文化,而这一灾害历经一代又一代的传说,最终诞生了一个美丽的神话——“女娲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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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3 09:58:12 | 显示全部楼层


下跪的总理--段祺瑞(纪念刘和珍君以外的事)[转帖]


说到段祺瑞,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刚愎自用、穷兵黩武,独夫民贼的大军阀。因为鲁迅先生的一篇《记念刘和珍君》的着名悼文,几代中国人都是学过的。文中有言:“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难者之列。”讲的就是着名的“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琪瑞执政府门前示威情愿,执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多人,遂酿成“三一八惨案”。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琪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当时的国会立刻通过了屠殺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还有国务院的“阁员总辞职”,有段琪瑞颁布的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而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敢加以阻拦。而“ 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详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
当我看到关于段祺瑞下跪的记载后,不禁对这个以前视为罪大恶极的国贼之人的生平产生了兴趣。于是到互联网上搜到了下面一堆东西。当然其真实性,还需要读者自己去判断。


一.北洋三杰,三造共和
早年跟随袁世凯,与冯国璋、王士珍并称为“北洋三杰”(亦被称为龙、虎、狗;王为龙,段为虎,冯为狗)。历史上有“三造共和”之美誉。
一造共和是辛亥革命时,统领前线清军,却屯兵不前,对武昌的革命军停火。1912年1月26日和2月5日,率北洋各军统兵大员40余人两次电请清帝退位,并以“率全军将士入京”相威胁,迫使宣统皇帝于2月12日退位,实现南北双方议和。(也被认为完全是在袁世凯授意下所为)
二造共和是袁世凯称帝时,段祺瑞公开反对,被袁免除陆军总长之职,是北洋集团高官中敢表态度的第一人。袁被迫取消帝制后,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收拾残局,又是他废除封建政治机器,恢复共和政体。
三造共和是1917年7月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拍案而起,亲率大军讨伐,剪除了这个封建余孽,保证了共和政体的顺利延续。(也有人认为其利用张勋调解府院之争,赶走黎元洪后,倒打一耙,属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二.一生清廉,六不总理
一生甘于清贫,在其任政府总理时,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在民国初年的所有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

三.弘扬国粹,皈依佛门
一生酷爱围棋,资助过中国大批的围棋手,包括吴清源、汪云峰和顾水如等,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曾捐资修建青岛湛山寺。任职时,派长子段宏业将班禅九世接到北京雍和宫,授予金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愿承担全部的责任,自动辞去所有职务退居天津,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自号正道居士,每日吃斋、诵经、看书、下棋,撰有《正道居集》、《正道居诗》。
1936年,不幸患胃病,身体十分虚弱,“医生劝他开荤以增加营养,他仍执意不肯:‘人可死,荤不可开。”(季宇《段祺瑞传》)

四.保持晚节,“八勿”遗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又冀图控制华北地区,希望段祺瑞能出任傀儡政权首长,使尽办法促段出山,均遭段力辞。后段应蒋介石之邀,举家从天津迁居上海,其后蒋介石对段一直“师事之”(蒋曾毕业于段所创办的保定军校)。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葬于万安公墓。
在弥留之际,留下亲笔遗嘱“八勿”。

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生虽死犹生,九原瞑目矣。国虽微弱,必有复兴直道,亦至简单。

  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

  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

  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

  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

  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

  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

  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

  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余生平不事生产,后人宜体我乐道安贫之意,丧葬力崇节简,殓以居士服,毋以荤腥馈祭。此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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