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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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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3 09:59:13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民党当局缘何“严予取缔”上海版《新华日报》 [转帖]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创刊,是中国****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大型机关报,社会影响非常之大。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为便于在申城开展工作,曾筹办《新华日报》上海版。

1945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发给华中局的急电稿中,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添加了“立即建立群众性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公开出版”之语。很快,徐迈进奉命赴沪对《新华日报》上海版进行具体筹备。

同年9月14日,正在参加“重庆谈判”的周恩来,又与毛泽东联名致电华中局,其中指出:“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可去上海等地工作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益)等要多去、快去”。当时,董必武代表解放区到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尚未返回,周恩来就致函委托他选购一台新型的卷筒印刷机。

徐迈进一到申城,就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与梅益等多次进行研究。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设立了收发报电台,配备了精干的编采班子,还在南市租下了印刷厂用房和部分设备。不久,董必武购买的卷筒印刷机也从国外运至上海。

1946年3月21日,《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携周恩来的亲笔信抵沪,面见国民党上海市长钱大钧,正式提出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钱大钧难以公然拒绝,于是将此往社会局局长吴开先那儿一转了之。第二天,潘梓年又专门致函吴开先,详述《新华日报》上海版出报理由,并附上填妥的“新闻纸登记申请书”,要求尽快给予登记。但国民党当局故意拖了好长时间才回复:“呈表悉,准予层转中央核办,在未核准登记以前,该报应暂缓出版。”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和《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受周恩来派遣来申城,再次同钱大钧交涉《新华日报》上海版出版事宜。

1946年5月14日,潘梓年根据指示向吴开先提交抗议信,严正申明:“本报除遵办外,深感登记手续实际所费时日,远较法定者迟缓,以致至今未能出版。且沪地各同业如《大公报》《中华时报》《立报》《新民报》等,均有准先出版补行登记手续之例,故本报拟于6月1日发行沪版……”国民党当局对此十分惊慌,马上出面强行制止,还密令“严予取缔”。

《新华日报》上海版最终未能面世。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除了指示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通过航空寄到上海发行外,还立即在沪另行注册英文版的《新华周刊》,又将党创办的《群众》(由半月刊改成周刊)从重庆迁至申城出版。这两份周刊成了重要的革命舆论阵地。

摘自《新民晚报》朱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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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3 10:00:10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年自然灾害”时山东惨状:人口减少500万 [转帖]


  来源: 新闻午报(上海)

  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

    《抹不掉的记忆》是原《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年逾七旬时的精心之作。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作为中央国家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与农民共渡难关,他在农村耳闻目睹重灾区农民深重的痛苦,亲身感受“五风”在广大农村造成的后患,也看到中央对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措施,“抹不掉的记忆”应该是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历史。

  新华社干部下放山东“重灾区”

  我们作为新华社的下放干部到达山东省会济南时,正赶上省里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而召开的全省五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大会,于是我们大家都作为出席五级干部会议的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们新华社这次下放到山东的干部分两个队,分别包了鲁西北的两个重灾县:一个是惠民县;一个是沾化县。领队的分别被任命为地委委员兼县委第二书记。我们是惠民队的,领队的任丰平是新华社秘书处处长。他是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行政12级的老同志,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惠民县委第二书记。另一位是新华社电务处处长张连生,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沾化县委第二书记。与此同时分配到惠民县的30多名下放干部,分别包了两个重灾区中的两个重灾公社,分别任区委委员和公社副书记以及包队(村)干部。我先是被分配到胡家集公社皂户杨村当驻队干部,后来又调到大于公社大于大队当驻队(村)干部。全省五级干部会议期间,我们分别被分配到出席会议的惠民小组和沾化小组,大家见了面,并一起参加大会听报告和分组讨论。

  主持大会的是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他当时是华东局第二书记,还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因为“五风”问题严重,已于10月被撤职。当时安徽的问题,特别是淮北和皖东地区的问题也很严重,死人不少,但“盖子”还没揭开,中央还认为他那里不错呢,所以撤掉舒同第一书记职务之后,就派曾希圣来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曾希圣新官上任,从安徽调集地瓜蔓等代食品来支援山东。不久,安徽问题的“盖子”揭开了,曾希圣也被免职,由山东省长谭启龙任第一书记。

  “五风”之灾:草根树皮成为农民主要食物

  五级干部大会的主要内容是:以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为中心,进行整风整社,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简称“五风”)。

  会上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分别作了检讨。他们在分析全省农村形势之后,着重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和危害,比较实事求是地讲了山东的实情,以及面临的严重困难。他们的检讨是绝对保密的,会上既不准作记录,也不准外传。分组会讨论和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又讲了许多重要“机密”。我这里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非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

  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省委领导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今年(1960年)农业生产又比去年减产,而且幅度很大(20%—30%),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城镇供应十分紧张,不少地方已经出现脱销断粮问题。

  入冬以来,浮肿、干瘦病日趋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增加,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形势将更加严峻。从现在起到明春青黄不接,这段时间将是最大难关。当前一些重灾区的中心任务是“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社会治安。“四保”首先是保人,这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在分组讨论舒同和张新村的检讨时,我们分别参加淄博地区(后来改为惠民地区)和惠民、沾化两县的讨论。他们一方面在学习讨论中央《紧急指示信》,揭发批判省委的“五风”问题,同时联系实际揭发检讨本县、本社、本单位的问题。

  惠民地委第一书记王成旺不久前才从外地调来,他向我们介绍了淄博地区情况。

  他说:山东是全国出了名的重灾省份之一(被中央点了名的),山东的形势不大好的地区重点是在鲁西北三个地区(惠民、德州、聊城),其中又以惠民地区尤为严重。惠民地区地处鲁北平原,北濒渤海,是个老区,抗战时期是渤海军区所在地。这里交通极为不便,全区不通铁路,甚至一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经济贫困落后。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是一个纯农业区。近两三年来,山东的自然灾害频繁,惠民地区更加严重,由于引黄河灌溉引进的黄河水排不出去,造成全地区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在舒同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刮“五风”,反右倾搞浮夸,卖过头粮,全地区灾上加灾。去年以来不断发生粮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谈到惠民地区灾情严重到了何等地步时,王成旺书记引用了不久江西省慰问团来区慰问时一位负责人概括的话:“惠民地区已经山穷水尽!”的确,这句话一点儿也不过分。惠民给他们的印象是满目荒凉,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没有粮食,草根、树皮成为百姓的主要食物。代表团在访问一位老太太时,问她有多少钱,老人家摸了又摸,掏了又掏,掏了半天从腰中掏出仅有的3分钱。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一起闲谈时,只有两个话题:一是谈论死人的情况,不是说这家死了人,就是说那家死了人;二是谈论自己几时死,还能活多长时间,能不能过了年等。有人说,活着挨饿受罪,没有盼头,不如早点儿死了好。王成旺说: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灾情,不但没有得到控制,而且还在进一步发展。入冬以来,浮肿病、干瘦和非正常死亡在大量增加……

  惠民县北镇(惠民地委所在地)公社书记说:全公社近4万人,今年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死了1000多人,只生3个孩子(不到万分之一)。入冬以来,病号、死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看来明年春天将会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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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家”与“梅家”:130多年的交情[转帖]

  电影《梅兰芳》中以谭鑫培为原型的十三燕与梅兰芳唱对台,结果被梅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同台演出《汾河湾》,梅在十三燕演唱时做了几个动作,就赢得了满堂喝彩,几乎把十三燕气死。对此,梅家有人说,电影这么一演,我们还怎么见谭家人呢?
  殊不知,谭、梅两家交好多年,渊源甚深……

梅兰芳一生敬佩谭鑫培

  1879年,谭家先祖谭鑫培与梅家先祖梅巧龄就开始同台演出。

  当时谭鑫培一度到梅巧龄掌班的四喜徽班搭班演出,后梅巧龄41岁早逝,其长子梅雨田长期为谭鑫培操琴伴奏。谭鑫培同时又与梅巧龄之次子梅竹芬同台演出,梅竹芬不幸26岁早逝,谭鑫培又与梅竹芬的儿子梅兰芳同台唱戏。作为爷爷的谭鑫培多次陪孙子辈的梅兰芳演出,梅兰芳是非常感恩戴德的。

  老谭与梅兰芳演出《汾河湾》进窑时,扮演薛仁贵的老谭有一大段唱腔,有人说扮演柳迎春的梅兰芳接受了齐如山的意见,在这个时候增加了许多动作,赢得台下疯狂喝彩,使老谭大窘。这个说法越来越盛行,电影更是添油加醋,似乎成了史实。其实凡是学过戏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观众此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老谭的精彩唱腔上面,柳只能在唱段的过门中和唱完以后才能有回应的表情。

  梅兰芳多次谈到他与老谭合演《汾河湾》的往事,也谈到他与齐如山的交往,却都没有说过他接受齐如山的建议后增加动作的事情。在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他详细谈到他观摩谭鑫培演出《捉放曹》时的震撼;谈到谭爷爷陪他两次演出《四郎探母》后的感动和感激;谈到他一生最敬佩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谭鑫培,一个是杨小楼。在梅兰芳一生的言论中对谭鑫培都充满了景仰之情,没有一丝一毫的抵触。

梅谭两家情意长

  谭鑫培逝世后,梅兰芳又与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三代人同台演出。特别是谭富英出科后,长期给梅兰芳等五大名旦挎刀(即在五大名旦的戏班中搭班演出),当时的谭富英已大红大紫,具备了自己的基本观众,有他来搭班对营业大为有益。

  1950年,梅兰芳迁居回京。为让梅葆玖锻炼锻炼,就让23岁的谭元寿陪着17岁的梅葆玖连续演出了10场戏。他们合演《打渔杀家》前,梅兰芳特意让谭元寿到家中亲自给他们精细加工。从出场亮相开始,梅不厌其烦地给谭元寿说明当年谭鑫培、余叔岩、谭富英分别是怎么表演的,三者有哪些不同,整整在梅家的院子里排练了一整天。

  演出那天,梅兰芳不但在台下看戏,还特别请来王瑶卿老先生亲临指导。

130多年的交情延续至今

  今年春节初五,谭元寿、梅葆玖、叶少兰三家在长安戏院演出《金榜乐》,梅葆玖一到后台就给谭大哥拜年。他说:“当年谭老祖陪我们梅家唱了三代,父亲梅兰芳陪谭家唱了四代,咱们哥俩合作也快60年了,谁让咱们两家过得着呢!”

  电影《梅兰芳》上映以后,谭元寿先生听说电影有誉梅抑谭的情节,说:“梅、谭两家那不是一般的感情,谭家有困难,梅家必然帮忙;梅家有困难,谭家从来不会袖手旁观。真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两家好几辈都套着亲戚。我的父亲谭富英为纪念梅先生逝世一周年,不管医生怎么劝阻,都要唱这出《大登殿》,当时救护车就停在剧场外头!既然电影是歌颂梅大师的,我们谭家就应该高兴,千万不要说什么你们我们的,这才叫和谐。”

(《北京晚报》4.20 和宝堂文)
  麻店公社书记说:全公社大部分社员群众都得了水肿、干瘦病;4594名中青年妇女(16—45岁),有2188名闭经,占总数的47%,子宫脱垂的84人。他说:由于没有吃的,营养不良,3岁的孩子(1957、1958年生的)不仅不会走、不会坐,连头都抬不起来。很多社员群众头不梳,脸不洗,普遍感到生活没奔头,没有活下去的信心。

  单寺公社高家生产队的社员说:“粮没了,柴光了,人病了,屋倒了,哪里黑了,哪里住,走投无路,没了办法,就等着死。”

  省长整改:计划1961年粮食产量230亿斤

  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结合传达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主要是在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探索,重点讲了要弄清的五个问题:一是要弄清一大二公与一平二调的区别;二是要弄清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区别;三是要弄清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四是要弄清政治挂帅与物质保证的区别;五是要弄清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关系。

  在济南市职工电影院,山东省长谭启龙在全省五级干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讲了以下五个问题。

  一、正确认识当前形势。第一,对当前全省形势要有正确的认识:既要认清大局,也要认清小局;既要认清困难,也要认清有利条件。各地都有大不好、不大好、大好的三种形势。第二,要弄清造成大不好形势的原因:山东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舒同同志的错误领导所造成的。他虽然已经检讨了,但并不等于全完了,没事了,大家还可以继续揭发批判。但对各级领导来说,这毕竟是外因,各地有各地的具体情况,各级领导有各自的具体问题。舒同同志的检讨代替不了各地的具体情况和各级领导应负的责任。第三,扭转形势的关键,是靠党的政策。既要有坚强的决心和本领,又要相信中央政策的正确性。要很好传达贯彻党中央为扭转形势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深入发动群众,政策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形势就迅速扭转过来。

  二、要切实抓好救灾工作。要保证实现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月扭转形势”,当务之急是要搞好生产救灾工作。要抓好“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治安),其中首先是“保人”。全省几千万人吃饭活命是件天大的事,今后五个月是困难最严重的时期,要尽一切力量减少水肿、干瘦病的发展和非正常死亡。目前形势很紧张,还有30%的人口生活没有着落,有的是没有安排,有的是安排了没有落实,问题很大。这是重中之重,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地必须尽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做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冬季生产和明年的备耕工作。

  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各项政策,强调:(一)领导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二)要坚决彻底兑现;(三)要彻底改正违背三级所有制的一切错误做法。

  四、深入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纠正“五风”,肃清影响。强调:(一)整风整社必须围绕当前生产救灾进行;(二)整风整社必须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两头挤”的办法,要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三)整风整社要有步骤分批进行。从现在起到明年五月底分三批完成:第一批重点是三类社,用一个半月的时间;第二批重点是二类社,用一个月多点时间;剩下的是第三批,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五、制订1961年农业生产计划,争取1961年农业大丰收,扭转形势,改变面貌。明年全省粮食计划播种面积为9000万亩,产量为230亿斤—250亿斤;棉花900万亩,产量为270万担—300万担;花生600万亩,产量108亿斤;烤烟100万亩,产量110万担;麻65万亩,产量65万担。明年全省粮食征购任务为56亿斤。

  母亲遗愿:吃一块干粮

  从1961年1月13日至29日,惠民县召开了县、区、社、队四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落实中央《紧急指示信》精神,进行整风整社。会议重点是:揭发批判“五风”问题,揭发批判以惠民县委第一书记孙铭春为首,背离党中央指示,大刮“五风”所犯的严重错误。

  这次会议开了整整半个月,我们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会议仍然规定,揭发的问题不报道、不外传,也不准作记录。我只是根据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在会议结束那天写了一个综合材料,记录在我的日记本上。现摘抄如下:饿死人的情况过去不准说,更没有人敢统计。这次在揭批“五风”时的4000人大会上,做了个初步统计:去年(1960年)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时间),惠民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3万多,现有的浮肿、干瘦病人10多万。

  在分组讨论的基础上,李宅公社党委书记在大会上的发言,最深刻、最沉痛、最具有代表性。

  他说:“去年春天大部分地区都是两三个月没有吃到粮食,很多**得很惨!全县一年的时间死了3万多人,相当于现在一个公社的人口。也就是说:一年的时间死掉一个公社。各个公社的情况不同,有的公社达11%;各生产队的情况也不同,有一个生产小队160口人,死了60口。大批人员死亡使无数完整和睦的家庭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死去父母的成了孤儿,死去妻子的成了鳏夫,死去丈夫的成了寡妇。不知道有多少和睦家庭被破坏而妻离子散,有的一家人各自领各自的粮,各吃各的,多少感情很好的夫妻为吃而分家,多少翻了身的农民又回到了过去痛苦的深渊。家家庭院破落,家里一贫如洗,屋子里除了几床破被子,就是几把毛草了。院子里,甚至大街小巷到处是人粪便,妇女和小孩头不梳、脸不洗,没心过日子……人们饥不择食,只要是能解饿的东西见着就吃,甚至偷、抢,人到饥饿而不知羞耻!人,只有当他饿急了的时候,才知道粮食对人是多么重要!而今饿死的绝大部分都是老实农民,甚至是在战争年代,为我们夺取天下出生**、立过战功、负过伤的复员转业军人……”

  接着,这位公社党委书记讲了这样一件催人泪下的事例:有个生产小队干部,去年春天几个月没有粮食吃,全家五口人饿死了三口,当他娘已经奄奄一息了,还对她的儿子说:“儿呀,给娘一块干粮吃吧!”当儿子把唯一的一个糠饼子给了娘,娘看了看说:“儿呀,为啥不给娘一块干粮(粮食)饼子呢?”儿子说不出话来,哭了!娘明白了,脸上也流出伤心的泪水。在她快要咽气时,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说了最后一句话:“儿呀,千万……不要……忘记你娘……是……怎么死的……”说完,就咽了气。

  大家听了李宅公社书记的揭发,感到讲出了广大农民的心里话,许多人流出了同情的泪水,会场上一片抽泣声。他们说,像这样的事例不知有多少,但过去连说也不敢说,如果不是反“五风”,这些事根本没有人敢反映,一直压在心头。这次会上揭批“五风”的发言,把大家带回到令人心寒的那段岁月,今日一吐为快。因此,尽管现在灾情仍很严重,生活还十分艰难,但大家知道中央发了《紧急指示信》,表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知道了下面的一些真实情况,并采取果断措施开始解决问题,所以他们普遍感到虽然为时已晚,但总算是把问题的盖子揭开了,感到有了奔头有了希望。这一切,意味着农民穷困潦倒的悲惨生活已经到了尽头,农村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本文来源:新闻午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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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身后的中国往事[转帖]

  纪录片导演刘海平一直渴望自己能够回收一段曾经纪录中国时代风貌的珍贵胶片,“当年圆明园的很多文物都流失到海外,但是有很多人,花大价钱也要把那些文物回归祖国。我经常讲这么一句话,其实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素材有3万多米。他剪成的成片,才用了一万多米。还有一万多米到两万米胶片的原始素材留在意大利,这个文物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圆明园的兽首。”几年来,刘海平和妻子倾其所有做了一件事:夫妻二人用一部名为《〈中国〉已远》的纪录片,穿透历史的迷雾,纪录下了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与安东尼奥尼相拥

  制作一部关于安东尼奥尼纪录片的冲动始于五年前,那时刘海平因为拍摄央视电影频道《世界电影之旅》的专题,频繁出现在各大电影节。在那些终身成就奖的颁奖环节,世界影坛的泰斗人物带着生命的余辉,接受所有人的祝福和敬仰。刘海平发现,在所有健在的世界级电影大师中,安东尼奥尼是唯一来到中国拍摄过纪录片的导演。《〈中国〉已远》就在那时悄悄走进了刘海平的世界。

  2004年9月,在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举行期间,刘海平和妻子一道飞赴意大利,第一次拍摄采访安东尼奥尼。9 月11日,安东尼奥尼的新片《爱神》首映结束后,在他下榻的利多岛,夫妻二人静候大师的到来。按照预约的时间,安东尼奥尼准时出现在大堂,刘海平当时在忙着架灯,妻子侯宇靖上前去迎接轮椅上的安东尼奥尼。见到眼前两位远道而来的中国朋友,92岁的电影大师像个孩子一样,抱着侯宇靖哭了起来。直到身边的助手提议喝杯咖啡,安东尼奥尼才逐渐平静。

  “时人不识将军面,朴素无华田舍翁。”一位享誉国际影坛的大师就那样安静地出现在刘海平镜头下,因为疾病的原因,采访是由他的妻子和助手恩里卡完成的。从电影节上这次见面以后,刘海平夫妇走进了安东尼奥尼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刘海平和妻子三次来到意大利采访拍摄,每次回国,二人都精心准备下次探访安东尼奥尼时所带的礼物。

  最后一次去意大利拍摄时是在一个8月,刘海平夫妇在北京王府井的百年服装老店瑞蚨祥为安东尼奥尼定制了一件唐装,为他的夫人恩利卡准备了一双绣花鞋。见到这两份中国特色的礼物时,安东尼奥尼十分兴奋,他用手轻抚唐装面料,对身边的朋友说了一个字:热。然后他专心地地打量着夫人的绣花鞋,说“没有根儿”,引得身边的朋友开怀大笑。因为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尚往来”,安东尼奥尼执意要将自己的摄影包回赠刘海平。从那以后,刘海平就拥有了一件珍贵而且引以为豪的礼物。

  随后的采访中,恩里卡将话题引回到1972年的中国。采访中,谈论的最多的内容,也是关于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往事。

  《中国》往事

  上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影坛,维斯康蒂等人创立的新现实主义思潮余韵犹在,帕索里尼的政治电影如日中天,作为一名关注学生运动的左翼意共导演,60岁的安东尼奥尼对红色中国充满向往。他曾在自传中描述过当时他对中国的想象:中国的沙漠都是蓝色的,河流是黄色的,农民们都穿着童话里的衣裳。1972年5月,安东尼奥尼和自己的摄制组接受中国政府邀请,前来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香港是安东尼奥尼当年到达中国的前站。在罗湖口岸,剧组惊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一座普通的木桥连接两岸,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中国士兵,手持钢枪,整齐排列。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后来回忆说:“这种对立非常有意思,一方是西方的世界,另一方是充满神秘光环的中国。”他装上胶片正要拍摄,安东尼奥尼上来阻止了他。“他告诉我说,我们需要先理解,然后再拍。”随后,摄制小组从广州飞赴北京。

  在安东尼奥尼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知的国家”,这样的认知差不多能够代表当时整个的西方世界。安东尼奥尼曾经对拍摄小组的同事说:我们只能看,无法作深入的解释。后来他这样解释自己拍摄《中国》的初衷:在这个国家中,我知道人民以前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下,而1972年的今天,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节衣缩食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它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自然相融,人际关系的温和,用坚韧的创造力在这个常常是相当贫瘠的土地上简单地解决财富分配问题。

  当安东尼奥尼和同事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的停机坪时,舷窗外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孩子们手拿鲜花和彩带,跳着舞蹈,喊着欢迎口号。中国朋友的热情令摄制组一行几人都很开心,很快他们发现人群不是在欢迎他们,那一天,人们欢迎的是非洲索马里的主席西亚德。

  “我们被关在一家宾馆里,关了四天,不准出去,进行讨论。”恩里卡回忆说。她比安东尼奥尼小40岁,这趟中国之行,其实也是二人的蜜月之旅。安东尼奥尼想要拍摄的一些地方没有被许可,于是改成了其他地方。安东尼奥尼对大家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中国,我没有兴趣听别人阐述,你们让我自己看。5月18日,安东尼奥尼拍了他的第一个镜头。

  林县红旗渠是安东尼奥尼的拍摄地点之一,这个人力创造的奇迹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叹。在一座石头垒成的村庄北小庄,安东尼奥尼告诉陪同的中方人员,这里是我明天的拍摄地。第二天当他带着剧组去时,他发现村里的灰土墙被石灰粉刷一新。安东尼奥尼非常吃惊,“对不起,我不能拍了。”对于安东尼奥尼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一场闹剧,摄影师卢奇亚诺说,“可怜他们工作一个晚上,让村庄焕然一新。但是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只想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

  今天再看《中国》,那些惊奇地注视、不安地躲避镜头的中国面孔依然令人印象深刻。恩里卡和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提到,在中国人眼里,他们这些大眼睛、高鼻梁、白皮肤的卷发外国人,是“不明物体”,他们夸张的言谈举止甚至还有一点可笑。“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外国人和怪物是我们自己,是在镜头这一边的人。”卢奇亚诺说。在他的记忆里,中国人虽然害怕但相当礼貌,他们担心走开会是一种冒犯,所以他们在镜头前能熬就熬,常常僵硬如石一动不动。最重要的是,在众多神色惊奇的脸上,安东尼奥尼他们看到了很多东西,却从未看到敌意。

  《中国》风波

  在中国工作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安东尼奥尼拍摄了北京、上海、河南红旗渠和苏州等地,最终剪辑完成影片《中国》。当这部影片在西方公映时,批评的声浪像潮水一般袭来。亲华的观众看后,说安东尼奥尼在“丑化中国”;排华的观众看后,说安东尼奥尼在“美化中国”。1974年1月30日,一篇名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中国》被定为反华影片,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由此开始。

  随后,国内各大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一直持续到1975年年中。仅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达43篇,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当年6月结集出版,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文章作者来自全国,其中很多都是影片拍摄地的干部群众。直到2004年的30年间,《中国》从未在国内公开放映。

  刘海平夫妇的拍摄赢得了当年众多当事人的信任,他们走到镜头之下,首次披露了当年拍摄的一些内幕。在《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里,安东尼奥尼“恶毒透顶”的表现之一便是在配乐上的别有用心。当响起《龙江颂》中江水英唱“抬起头,挺胸膛”时,画面上出现的竟是猪摇头的动作。文章写道:“他在影片中没有拍过我国一个革命样板戏的镜头,却拿样板戏的一些唱段肆意嘲弄。这是蓄意污蔑我们的革命样板戏,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当年在华盛顿放映《中国》时,中国大使看到这一段时,起身带着随从离开现场。

  “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些歌曲很多是毛泽东夫人负责的,”摄影师卢奇亚诺告诉刘海平,“当时我们在无论在哪里,总是时不时地听到一个声音在唱,大喇叭里总是传来这些歌曲。我们拍摄下来,但我们不知道那些讲的是什么。”猪圈在摄制组看来,代表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带我们拍摄了养殖场的猪圈,我拍了。拍摄的同时,大喇叭里播着响亮的歌曲,影片就是这样剪辑完成的。我们后来才知道那首歌说的是‘中国人民昂起头’,我们应该删掉它,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对立冲突由此产生了非常大的危害。仿佛我们在藐视中国人民。”

  恩里卡陪安东尼奥尼一起,度过了那段漫长的日子。直到现在,她仍然认为作为一个导演,安东尼奥尼裸露着打开了自己的心扉,他其实是在奉献自己的观点和灵魂给大众。当整个世界的批判声浪滔天而来时,安东尼奥尼想逃走,想去休假。 “我们导演是人,我们不能承受数以万计百万计的指责、评论。”

  这场风波的句号来自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那年11月10日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对有关部门谈到《中国》时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影片《中国》是有点毛病的,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四人帮”利用它来反对周总理,外交部要好好研究一下。根据李先念的指示,1979年1月25日,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报告。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外交部的报告,《中国》风波才算宣告结束。

  辗转面世路

  众多当事人的口述,最终被刘海平剪辑成了一部两个多小时的纪录片,意大利导演马尔科·贝洛基奥在1967年曾经拍摄过一部剧情长片《中国已近》,借着这个片名,刘海平为自己的片子命名《〈中国〉已远》。几乎与此同时,2006 年,夫妻二人迎来了女儿刘爱慈的诞生。

  剪辑工作完成后,《〈中国〉已远》曾经在纪录片爱好者之间作过一些交流,这部揭秘《中国》拍摄内幕和纪录安东尼奥尼晚年生活的纪录片,赢得了众多关注。中央电视台一些纪录片栏目都曾与刘海平接触,后来刘海平联手《见证》栏目,打算制作五集纪录片。2007年夏天,刘海平夫妻完成了五集片子的制作。得知中央台要播出这个纪录片,安东尼奥尼和意大利使馆都非常欣慰。就在片子播出之前,栏目组接到上级要求片子进行一些修改的意见,大家遗憾地接受了这个结果,片子的播出因此推迟。

  2007年7月30日,刘海平接到电话,得知安东尼奥尼在罗马家中去世。那一天,距离安东尼奥尼95岁的生日只有两个月。

  在那之后,刘海平又投入了影片的后期工作。他又联系了一些中方当事人,几年来,他把片子看作自己的另一个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慢慢地让这个孩子和女儿一起长大。今年春节,刚刚在意大利完成后期工作的刘海平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来自崔永元《电影传奇》栏目组。栏目组希望他能制作一个30分钟的版本,在“我的电影传奇”这个单元播出。夫妻二人非常欣慰,很快完成了后期制作。

  2009年2月15日,影片如期与观众见面。播出那天,侯宇靖热泪盈眶,刘海平在一旁拿着机器,拍摄喜极而泣的妻子和在她怀中的女儿。为了丈夫的拍摄顺利完成,侯宇靖辞职离开自己的原单位中国旅行社,以自己在意大利留学的背景,充当丈夫的外联、翻译和助手。夫妻二人多年的积蓄全部放在了片子上,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50万。刘海平夫妇向崔永元表示感谢,小崔回复短信说:要谢你们自己的付出。

  《〈中国〉已远》将在4月亮相香港国际电影节,随后刘海平将带着它奔赴台北电影节。阳春三月里,刘海平做着参展前的各种准备,在他的桌上,摊着一本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书的结尾,作者这样描述我们刚刚经历的三十年:尽管有着种种抱怨、失落和焦虑,但是,过了很多年后,我们也许仍然要说,那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它允许新的可能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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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后安东尼奥尼哭了[转帖]

 ◎侯宇靖

  采访安东尼奥尼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大半年。了解了《奇遇》,了解了《放大》,更主要的了解了《中国》。当电脑荧屏闪现红旗渠的画面时,我震惊了。因为我父亲当年曾与中国医疗队在这里救死扶伤。我出生并在林县长到了8岁。

  将采访定在9月11日,威尼斯电影节闭幕式当天。因为10日安东尼奥尼新片《爱神》将做首映式。

  这么久以来,我是第一位采访他的中国记者,他和夫人也很重视这次访问,他们觉得在客房里采访不礼貌,建议找一个大的空间,酒店经理很是帮忙,借给我们SALAIMPERIALE,用于采访。

  当座椅摆好,脚架支上,我们正在准备状态时,我和摄影师一同发现安东尼奥尼就在身后。我们的心头悸过一丝匆忙,一丝慌乱。摄影师拎着机器就走向他。而我定在那儿,与他相互凝视,他的眼中噙满泪水。

  “我来是想问候您!”我哭了。

  他牵住我的手,使劲摇,有千言万语想说。我拿出儿时的照片,他在32年后的今天又看到了他当年拍摄的中国山区的孩子,和那个时代的形象——当年两岁的娃娃现在34岁的我。他大哭起来,他搂着我,抚摸我的脸颊,并又一次将我环抱,亲吻着我。为使大家的情绪平定,安东尼奥尼的助手建议喝杯咖啡,也使我有时间从情绪中出来,细细观察一下他。

  记得两年前,他出席为他准备的90华诞回顾展时,着深色西服。而今天,他在我面前穿了一件浅色衬衫。满头的银丝,岁月在脸上留下了苍老,但没有疲惫。他的年龄不由得你不尊敬,他是划时代的,也是被神化了的。助手提醒我不要拍摄轮椅,我当然能够理解。老人还能行走,只是身边的人怕他劳累,现在以轮椅代步。一时间又觉得,他与人生离得又是这么近。艺术的骄子,与世纪同长,但挡不住疾病的折磨。但灵魂之光使他具备了毅力与耐性,《云上的日子》、《爱神》还使现在的我们能浏览他的手笔。

  窗前,逆光下,一位老者隽永与孤独,力量与脆弱。他像一尊神,与他的艺术重叠。

  是周围的人提醒了我们,一同坐下来,准备开始采访。但安东尼奥尼仍一再提醒夫人看我儿时的照片,夫人又哭了。她说:“你们让我哭。”她的思绪也被带到了与电影大师一同到中国拍摄时的情景。

  我说:“照片是送给安东尼奥尼大师的,而我也带来了送您的礼物,我自己设计的胸针。”

  “你来给我戴。”她的手仍在颤抖,当我细心地给她戴好时,我们开始了轻松又正式的访问。夫人代安东尼奥尼回答问题,有些问题她也阐明了是她自己的观点。就这样一个访问成功地完成了。

  返回罗马途中,我去了严谨而美丽的费拉拉。这座小城是拍摄《波河上的人们》的外景地,又曾作为《云上的日子》的外景地,也是安东尼奥尼的诞生之城。在街头巷尾,在老人与年轻人的口中,我听他们讲述着安公。在埃斯滕塞城堡右转,有安东尼奥尼博物馆。

  到罗马后的十余天,他夫人在电话中说我可以来家里坐坐。我沿着台伯河岸北行,在壮观的法国大桥之后,绕行几曲街巷,来到了安公的家。他住在顶楼,罗马的楼层不高,但从他家窗户能看到最美的台伯河风景。有山的气概,湖的开阔,更有凭栏远眺的心情。

  当我推门进去时,安公正在画画。这是他的下午时光,安静平和。享受生活而又在艺术创作。他的夫人让我看窗、看风景,并让我看了安东尼奥尼心中的风景——他的画作。有些画颇有几许中国画的意境。当他那边的画作完成一部分之后,我们凑前观看,色彩很鲜亮,这幅画有些现代派的意思。夫人又从阁楼上取下新近德国出版的安东尼奥尼的传记。她对安公说:“送给MADDALENA吧,你写几个字。”安公便欣然用左手为我画了个图案,其中将M(MICHELANGELO)蕴涵在其中。他的夫人笑了:“他将名字都画在里面了,那我也来写点什么。”

  夫人写了一段祝福的话语,我获赠了一本极其珍贵的书。

  我问他“您想回中国吗?”

  “ANDIAMO,SUBITO!(我们一起走,赶快!)”

  一段这样的下午时光,一段人生不同寻常的经历,离别在即,他牵我的手慢慢放下,转过去,低下头,随后有一声叹息。而我已经泪流满面。夫人和助手也都哭了。我回望了一下安公,又看着送我们的夫人。她用对待小朋友的手势,悄悄地与我们挥手,慢慢地掩门,边挥手边掩门。

  我再次走到法国大桥上,看夕阳将桥栏杆全部照亮,染成金黄。辉光下,罗马的象征:母狼与孩子显得无比壮观。台伯河水从中贯出,流向远方。

  (中央电视台六套电影频道策划了一项对意大利导演的介绍计划,作者作为国际制片人参与了对安东尼奥尼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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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对话[转帖]

  2007年07月31日 三联生活周刊

  本月底,意大利驻华使馆和北京电影学院联合举办安东尼奥尼影展,影展策划人是参与“安东尼奥尼计划”的卡尔洛·迪卡尔洛,该计划作为意大利艺术部向国外推广意大利电影的一个部分,从1987年开始,到2002年,收集和修复了安东尼奥尼所有的15部短片、16部长片,并在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举办了安东尼奥尼完整的电影回顾展。这次在北京的影展包括了其中所有重要影片。这次影展也是《中国》在中国的首次公映。其实近年来意大利使馆文化处一直在试图促成安东尼奥尼重返中国之行,终究因他的疾病所困没能成行。这次影展在北京引起了非常广泛的期待,多少也是借影展向这位电影大师致敬,也是与32年前关于《中国》对话的一次继续。

  32年前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来拍摄他的纪录片,对于他,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猎奇,而是要观察另一种生活,虽然那时中国对于他们是那么隔膜。作为一个有明显社会倾向的导演,他一直在用电影表达他的社会分析和政治判断。

  在那个时代,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一种“中国的诱惑”,他们把当时受中国革命启发而爆发的西方政治运动叫做“中国的”运动。《中国》拍摄完成后,作为当事方的中国观众却一直没机会看到安东尼奥尼在影片里到底拍了些什么——不论是在32年前批判他的时候,还是后来我们把他当作大师崇敬的时候。他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为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他自己之所以愿意说这么多话,也是希望能借助这种方式澄清这个话题。但是《中国》拍成后,他遇到了来自当时中国官方和意大利的双重抨击。

  (影展前,记者在意大利使馆文化处的帮助下,书面采访了安东尼奥尼,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所限,采访是在安东尼奥尼认可下,由影展策划人卡尔洛·迪卡尔洛与安东尼奥尼夫人代为完成。)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已成为我们“文革”记忆的一部分,当时我们都对那场批判有很清晰的记忆。在您的导演生涯中,这部片子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答:1966年,同时在着手进行两个拍摄计划:《技术上很甜蜜》和《放大》,制片人卡尔洛·庞蒂(Carlo Ponti)当时更愿意完成《放大》,随后是《扎布里斯基角》。

  1971年,拍摄《扎布里斯基角》的前期工作都准备好了,这时制片人说他不想再制作这部影片,这样安东尼奥尼就接受了意大利电视台的建议,来拍一部有关中国的电影。在他的电影生涯中,《中国》代表了什么?安东尼奥尼1975年曾这样说:“我出发去了中国,中国让我心情开朗,随后又马上带给我苦涩。我想到,一部纪录片有它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将迫使天马行空的想象来寻找一种新的方向,它是我克服当时的困难处境的理想良药。

  “这一经验绝对是正面的。那五个星期只允许我快快地看上一眼,作为旅行者,我看到了用旅行者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我试图把电影观众也带上,可以说是牵着他的手,让他伴随我一起做这个旅行。

  “如果说我最初的纪录片培养了我拍摄长片,这一中国经验则培养了我用新的方式在我的下一部影片《职业:记者》中使用电影机,即,我让电影机的主观性取代了我自己的主观性。我可以指挥它转向任何我想要的方向,我可以允许自己获得任何一种自由。”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申请来华拍片的手续是否很复杂?是哪些手续?

  答:在意中重新建交后,1971年5月21日,一个由当时外贸部长率领的意大利代表团访华,代表团成员中包括当时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弗利奥·哥伦布(Furio Colombo)。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要求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

  意大利驻华大使与新闻司司长在北京会谈后,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写了一份报告,鉴于意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并考虑到陪同外贸部长访华的意大利记者对中国作了客观报道,所以建议“让一些记者来华工作”。安东尼奥尼知道他们曾与周恩来总理商讨了这个建议。

  中国外交部和广电部发出批文,当时官方的邀请函由中国驻罗马的文化参赞正式转交给了意大利国家电视台。

  1972年5月13日,一支包括安东尼奥尼在内的摄制组到达中国,受到一个中国小组的欢迎,这个小组在整个拍摄期间都跟随左右,小组成员包括政治负责人、电影专家,还有其他三个人。

  在出发前几个月,安东尼奥尼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意大利对影片《中国》的反响如何?

  答:在对《中国》的评论中,意大利的新闻界分成两派,因为这次拍摄暗藏着政治含义:是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来拍这部片子的,所以在对影片的期待中也有这层政治因素。

  因为只是用他的亲眼所见来解释中国,让那些不了解中国、但期待在影片中看到安东尼奥尼政治和社会评价的人失望了。举一个很有说明性的例子,一个意大利非常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弗朗科·福拉迪尼(Franco Fratini)在评价这部影片时曾这样写道:“导演的局限帮助他记录了人的一面。一个毫无本质的世界,面向昙花一现的东西、外表的和生存的困窘:这就是他的哲学。没人会把这种哲学当真。”

  但是,意大利最著名的作家阿尔伯特·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却以惯常的深刻尖锐性马上直觉到这部影片的价值:“安东尼奥尼的镜头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巨大国家的此时此刻,仿佛中国一直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最终它只是一个供描写的纯粹的事物,既无需与它建立关系,也无需调查它自己与世界的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视野使导演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日常’和这种‘日常’赋予他印象的新鲜感和直观感。确实,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一个‘日常的’中国,他的中国根据的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理念,而是现实的‘日常性’。”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当时对纪录片的批判对您有什么影响?您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吗?这不是一个难过的回忆吗?

  答:1973年10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这部片子,并于11月28日向上级机构递交了一份报告。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 ,开始对《中国》正式批判,把影片定义为“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后,安东尼奥尼曾向意大利通讯社安莎社发表了一则声明:“如果说这是对我的影片、我的工作、对影片所反映的那么不同的世界所作出的理解力的批判,那不管这种批判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都会受宠若惊,这就是说,一个艰难的工作得到争辩和讨论,这对作者总是有益的。

  “相反,就我所知,我们面对一个相当暴力和不太明确的攻击,也许在这一切的下面是一种极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

  在1975年2月18日英国《卫报》留下的一则采访中,安东尼奥尼曾不带怨恨、但以明显的愤怒表达了他的情绪:“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指责我,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还想说明他们在指控时所用的语言深深地伤害了我。……他们使用的方法那么小人,他们对我进行人身侮辱的方法,称我为‘小丑’,就是这个字。这些人不可能到处跑来跑去地侮辱我,所以我找不到人来为我辩护。”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在中国也有私下场合能看到《中国》,或其中的一些片段,对您来说,公开放映是否有特殊意义?

  答:今天重新放映《中国》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相反,是一个事件,既是电影的,又是历史政治的,这不仅是对安东尼奥尼而言,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也一样。

  第一,在影片完成的32年之后,这首先是对愚蠢的、激进的查禁的补救,以这种方式来向安东尼奥尼偿还他作为人和艺术家的坦诚和真诚的声誉。第二,人们能看到的这部影片,它拥有的生命力使它继续成为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的爱的表白,对为了建立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而发动的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的爱的表白。

  今天的这一事件打动了今年已92岁高龄的安东尼奥尼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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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 [转帖]

中国媒体对所谓“藏独”的批判连篇累牍,不少国人也义愤填膺,但是,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实际情况却知之甚少,所以,了解他们的历史,熟悉他们的现实,对认识他们的真面貌乃至全面了解西藏问题是很有好处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一),1959年叛乱失败流亡印度

一,流亡面临生存的困境
1958年,全国一派大跃进的形势,中央政府开始在藏区进行民主改革,却遭到达赖集团的激烈反抗。1959年3月10日,驻西藏解放军平息了反叛。3月18日,14世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约8万人逃亡印度。流亡藏人从西藏雪域高原,来到气候炎热的印度平原,面临着极为困难的处境。他们穿着藏袍,时间一长,身上的皮袍发臭,腐烂长虫。疾病流行,许多藏**于在印度次大陆肆虐的肺结核等多种传染病。生存危机严重地威胁着流亡藏人!

二,印度达兰萨拉栖身
在印度尼赫鲁政府的支持下,达赖喇嘛率流亡藏人来到气候凉爽的喜马拉雅山麓,在一个叫达兰萨拉的地方安顿下来,并在那里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为了在异国他乡求生存,部分藏人在喜马拉雅山区为印度修筑公路。印度的气候,土壤和农作物与西藏不同,流亡藏人中的草原牧民,他们克服困难,改变生活方式,以农业种植为生。西藏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建立了许多定居点,初步解决了流亡藏人的生计问题。

三,向海外移民
在印度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下,流亡藏人向印度的各个城市和世界各国移民就业。1960年,瑞士人开始收养西藏孤儿和幼童。1961年至1964年,共158名幼童落户瑞士家庭。1963年,瑞士又接收1000名藏族难民。目前在瑞士的流亡藏人及其后代已达3000多人,藏族幼童被培养成了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等高级专门人材,在瑞士的各个部门工作。达赖喇嘛多次访问瑞士,瑞士成为了西藏流亡政府的一处重要基地。1990年,1000户藏民移民美国。西藏流亡政府在世界各国共建立了76个难民定居点。

四,搞建设图发展
达兰萨拉,经过50年的建设与经营,已经变得相对繁荣,成为了海外流亡藏人的首府。西藏流亡政府的财政相对宽裕,在各定居点建筑起漂亮的宿舍,在流亡藏人区共创办104所大中小学校,现有65580余名学生在这些学校学习。流亡藏人还办起了他们的高等学府——西藏综合大学,由于有国际上的支援,条件优于内地的西藏大学。令人惊讶的是,每年许多内地藏族青年,偷越边境,翻越喜马拉雅山麓的崇山峻岭,千里迢迢来达兰萨拉求学。达兰萨拉现居住着八千多流亡藏人,加上移民印度各城市及移民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及其后代,海外流亡藏人总数已达十八万多人。

(二),融入国际社会,争取国际支援

一,推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为了融入西方社会并得到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从1959年始,达赖喇嘛模仿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构建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架构,由三部分组成:
1,流亡藏人噶厦政府(内阁),下辖六个部:民政,财政,教育,文化与宗教,安全与卫生,外交与宣传,负责西藏流亡运动的日常行政管理,有公务员二千余人。
2,西藏人民议会;是权力机构,由46位议员组成,任期5年,行使立法,监察等职责。
3,流亡藏人最高法院:各定居点设立地方法院,受理藏人内部的民事和刑事案件。

1963年,西藏流亡政府颁布了《西藏民主宪章》,施行民主宪政。内阁噶伦,议会议员和最高法院法官,由普选产生。首席噶伦(首相)普选产生后,再由达赖喇嘛任命,负责组阁。达赖喇嘛是最高精神领袖,担当“元首”的职责,很少过问日常行政事务。受西方社会的影响,流亡藏人自由组党,政党活动活跃。流亡藏人中有三个政党:中国民主党,西藏青年大会和西藏妇女大会,其中“藏青会”势力最大,有三万成员,在世界各地有81个分会。

二,西藏流亡政府的财政和武装力量
起初财政状况十分窘迫,随着流亡藏人在世界各地商业活动的增加,财政状况逐步好转。1972年,流亡藏人主动提出要求,每人每月向流亡政府缴纳一个卢比,后由议会通过决议,定名为“藏人志愿为国基金税”,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世界各国官方和民间的经济援助亦逐年增多。1995年财政支出达5亿5千多万卢比,目前财政收入更为宽裕。

“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由流亡藏人组成,一个师,一万人,归属印度陆军编制,美国提供军费和武器并负责训练,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现代化水平较高,其任务是维护藏人定居点治安和监视袭扰西藏边境。

三,争取世界各国的官方支持
1,达赖喇嘛迎合和取悦西方国家:按照西方国家宪政民主的体制,构建起流亡藏人的民主政体,甚至中止延续数百年的达赖喇嘛制度,实行普选,获得西方国家好评。达赖的演讲内容与西方关注的热点紧密相连:民主,人权,和平,环保,反核等等;阐述的价值观与西方完全一致,因此,他赢得了西方国家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他宣扬的藏传佛教,被辑录成书,在国外一版再版,充斥西方书市。他游说布道,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他演说,座无虚席,盛况空前。在国内遭受批判,在国外却受到欢迎爱戴,值得国人深思。

2,频繁出访:1959年以来,达赖喇嘛率团访问过的国家达50多个,目前其访问更为频繁,每到一国就与所在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高层以及民间组织开展广泛的政治交往,宣传其“中间路线”和宣讲藏传佛教。1989年,达赖喇嘛获诺贝尔和平奖。1995年达赖喇嘛60岁生日,400多个各国政要和名流参加庆祝会,其国际影响达到颠峰。

3,活动空间不断扩展:1990年,西藏流亡政府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建立了议院委员会;28国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34国的代表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1991年,达赖喇嘛成功地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10月份一个月,流亡藏人组织“西藏之家”,在全球36个国家举行了60次活动。西藏流亡政府设置了多个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在许多国家派驻了代表。

4,西藏流亡运动的成效:各国乃至联合国对西藏流亡运动都给予同情和支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欧洲议会共5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谴责中国政府。1995年俄罗斯下院竟然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 真是岂有此理!1959年——1995年,美国通过10项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和6项涉及西藏问题的决议,2007年布什总统授予达赖喇嘛美国国会最高奖——国会金质奖章。德国1987年1996年,瑞士1991年,澳大利亚1990年——1996年,通过西藏问题的8项决议。意大利1993年,加拿大1995年,立陶宛1995年,都通过了支持西藏流亡运动的决议。美国纽约市政府将1959年西藏叛乱的日子——每年3月10日,定为纽约的“西藏日”,进行反华反共的宣传。

四,争取各国民间组织的支持
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称后援组织,分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专门组织”,如“国际西藏运动”“自由西藏运动”“西藏基金”等,共有380多个,分布于欧美地区;西方高等院校支持达赖集团的学生组织就更多了,有450多个。这830多个国际民间组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达赖集团支持网络,以直接支持达赖集团的各种诉求为己任。大批西方最红的顶级歌星影星,积级参加支持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

第二大类是“非专门组织”,同情和支持流亡藏人的有关诉求,攻击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如“大赦国际”,“国际人权联盟”“绿色和平组织”等。第一大类“专门组织”,都是由流亡藏人串连发动起来的,可见其活动能量之大。这两类组织的特点是,分支机构多,几乎遍布全球;活动频繁,影响大;互相串连,集体行动。如2007年5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第5届“声援西藏大会”,就有150多个国际援藏组织与39个达赖集团的激进组织参加,共同策划如何在境内外开展活动,阻挠和破坏北京奥运会。

五,传播藏传佛教文化
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藏传佛教与之同宗,所以流亡藏人在印度获得同情与支持。至1995年止,流亡藏人在印度建立了近200座寺院,有15205名僧尼在研习藏传佛教文化。还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890多座佛教寺院和西藏佛教中心,广泛宣讲藏传佛教教义,深受国外信众欢迎。

(三)西藏流亡政府对西藏的影响

由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在国外的频繁活动,对中央政府的干扰是不言而喻的,而对西藏的影响更为直接,必须引起高度关注,采取有力措施防范。

一, 接纳内地叛逃藏人。达兰萨拉与内地,相隔千里,中间横亘着喜马拉雅山,但流亡藏
人与内地藏人却保持着密切联系。西藏有独特的宗教制度,所有藏民信佛,藏传佛教势力强大,达兰萨拉成了藏民向往的“乐土”。从1979年——1996年,共有28693名内地藏民叛逃至印度。现在平均每年有2500人至3000人叛逃印度。2000年,年仅14岁的17世噶玛巴活佛(经中央政府批准册封的),只身出走,经过数十天的长途跋涉,来到达兰萨拉,使叛逃活动达到高峰。西藏流亡政府对叛逃者一律加以接纳和安置。

二,鼓励流亡藏人返回西藏。流亡政府规定,从达兰萨拉各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愿意返回西藏者,每人发给路费1万卢比,每年有40%的毕业生返回了西藏。这些经过洗脑的青年,返回后成为铁杆藏独。08年的拉萨事件,闹事的有许多就是这些人。这种派遣性质的返回,得到了美国印度等国的积极支持。

(四)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谈判

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 不共戴天,尖锐对立——1959年至1978年,历经20年,中间经历文革10年。
二,接触谈判,开始和解——1979年至1989年,历经10年。
三,中间道路,强力打压——1990年至2000年,历经10年
四,重新接触,谈判无果——2001年至今,历经9年。

第二阶段(1979至1989)经历:

一,接触对话,派遣参观团。
1978年改革开放后,胡耀邦视察西藏,发现西藏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1980年3月,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与流亡政府开始接触对话。1979年3月,中央政府邀请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并由邓小平接见,中央同意达赖向西藏分批派遣参观团,进行自由考察。第一个代表团由达赖哥哥洛桑三旦率领来到西藏,出乎中央政府的意料,参观团所到之处受到当地藏人的热烈欢迎。藏人对达赖的心理依恋,20多年未减丝毫,俨然文革中人们对毛泽东的敬仰与爱戴。1979年——1980年,中央共接待三批回藏参观团,8000余人,安置回国定居的藏胞2000余人。流亡藏人对故土充满向往之情。

二, 宽松的民族政策,加快西藏建设步伐。
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对西藏实行比较宽松的民族政策,给予更多的自治权力,对流亡藏人进行安抚与疏导,主动争取达赖回归。邓小平说,除了“独立”,什么问题都可谈。中央政府承诺,届时将派部级官员迎达赖回国,并授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减少援藏干部75%,将大量援藏干部分批调回内地。支持藏人宗教信仰自由,中央拔款修复寺庙。西藏的贫困落后,使中央政府下定决心,加大投资,加快西藏建设步伐。

三, 提出“中间道路”,挑起示威骚乱
中央政府的宽松政策与达赖集团高度自治的宗旨相距甚远,1987年9月,达赖发表西藏地位的“五点计划”;1988年6月,达赖提出“斯特拉斯堡七点建议”,即后来“中间道路”的雏形。在中央看来这无疑是在搞变相的西藏独立。1987年——1989年,在拉萨挑起18次示威骚乱,中央只得从1989年3月起,对拉萨实行419天的军事戒严。1989年第十世班禅圆寂,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回国参加追悼会,遭拒。1989年达赖获诺贝尔和平奖,受到鼓舞,更加卖力地推行“中间道路”。

第三阶段(1990年——2000年)经历:

一,1995年藏人公决,确立“中间道路”为未来道路
其内容是,要求中央政府建立“大藏行政区”,包括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四川,云南等六省的藏人居住区,面识达2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大藏区服从中央,外交和军事由中央管理,其它高度自治,达赖带着西藏流亡政府的原班人马回西藏执掌大权。中央政府自然不能接受。

二,抢先指认班禅转世灵童
1989年1月28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圆寂,享年51岁。根据传统,西藏的高僧组团,四处寻访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认定为根敦.却吉尼玛,并瞒着中央政府将此信息通报给达赖喇嘛。达赖抢先指认根敦.却吉尼玛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1995年12月8日,中央政府选定另一个候选灵童——确吉杰布,举行了坐床仪式。1996年2月19日(藏历新年),西藏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以根敦.却吉尼玛的巨幅照片,为他举行了坐床仪式。这样西藏就出现了两个班禅并存的局面,不少藏民受达赖影响只认前者不认后者,导致中央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彻底对立。

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经历:

一, 达赖喇嘛年逾古稀,主动寻求和解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顿珠.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省湟中县祁家川,今青海省平安县红崖村。1938年被遴选为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1940年在拉萨举行坐床典礼,1950年11月17日开始亲政,年仅16岁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之一。1959年流亡印度时他是弱冠青年,流亡50年,他已变为古稀老人,怀念故土,思乡心切。2006年,达赖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呼吁海外流亡藏人,不要在胡锦涛访美期间举行抗议活动。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于2006年4月3日,回应说只要达赖放弃“藏独”中央考虑他回国。

二,坚持“中间道路”,谈判中止
自2002年以来,达赖特使与中央进行了5次秘密对话,但由于达赖始终坚持“中间道路”,谈判于2008年中止。同年达赖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对中共绝望,对中国人民充满希望”,充分表明其思想观点的固执。在中央看来,“中间道路”就是变相的“藏独”,是不可能接受的。流亡藏人的年青一代,思想比达赖激进,达赖圆寂之后,西藏问题更难解决。当前双方能否“相逢一笑泯恩仇”,早日解决西藏问题,这必须具备宽容的胸怀和高度的政治智慧。

根据08年3月**历史沙龙《达兰萨拉的夕阳》及《世界新闻报》有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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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抗倭援朝之战[转帖]


背景:

一,朝鲜。以东人党和西人党之争为主的内乱导致国力衰弱,无御敌之力。
1392年李朝建国以后,大封功臣。到十五世纪末以后,老于世故的功臣勋旧把持朝政的种情况日趋严重。于是,一股和勋旧大臣抗衡的政治力量慢慢形成了,也就是士林。此消彼涨,经过半个多世纪,中间还夹杂着暴君的酷政,诸如此类的,士林掌握了政权。
这些斗争严重制约了李朝的发展,但是由于签订严格控制日朝贸易和限制侨民的条约,倭寇侵害还是有所减轻的。1567年宣祖继位,此时士林已经完全把持了朝政。可是由于土地兼并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加上分权不均,士林内部分裂。已经掌握政权的叫西人党,而后起的叫东人党。这种局面导致李朝政权瘫痪,内耗非常严重,更不要说修边防,御外寇了。当丰臣秀吉的 大军来袭时,李朝的那些党争领袖才意识到危机,可是已经晚了。

二,日本。战国分裂之势几近结束,日本燃气扩张野心。
16世纪80年代,在日本列岛,中部尾张国织田信长被刺死,部下大将丰臣秀吉(1536-1598年)继续其统一事业,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了战国林立的局面,使战国以来延续百年的分裂局面重获一统。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全国后,执掌了整个日本的军政大权,为了满足国内封建主和商人贪财牟利的欲望以及他自己骤然膨胀的野心,便开始了对外扩张。他乘朝鲜李氏王朝耽于党争内讧,朝纲紊乱,决定通过武力征服朝鲜入侵中国,进而称霸东亚。
日本侵略朝鲜的历史,古已有之,只不过其势力时进时退,最盛时曾一度打到平壤附近。而且就地理位置而言,日本孤悬海外,要向大陆发展,唯有从朝鲜一途。所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固有其野心的关系,但传统的因素也不小。
此役日本共出动十九万陆军,其中主力部队分为七个军,一共十四万人.后备部队包括宇喜多秀家等人率领的三个军五万余人.同时还有九鬼嘉隆的四万水军和七百艘舰船。另外还有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衫景胜、蒲生氏乡、伊达正宗统帅的十万人马驻在九州的名护屋做为预备队。可以说是日本当时最强将领与部队的集结。而在战略上,日军采用的是德川家康的提案,确定了“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的战法;以水军保证陆军的战略物资供应,陆军分三路齐头并进,一举占领朝鲜。在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秀吉于1592年4月正式开始了侵略朝鲜的战争。

三,中国。神宗长期与大臣的严重对立,导致朝纲荒废,党争不断,中央政权危机显现。而周边各属国看准时机,开始入侵邻近的中国地区。军队本已久疏战事,此时更是要应付多起突发的反叛、战争、海盗抢掠,以致于对丰臣秀吉的入侵毫无警觉。
(中国历史中国人应该不陌生,不做赘述。)

四,中朝关系:明代,中朝两国一直友好相处,使臣往来频繁。当时,中国向朝鲜输出绢、布、 药材等物品,还特别允许朝鲜购买明朝严禁贩卖的硝黄、火药和牛角。朝鲜则向中国输 出耕牛、马匹、纸张和苎布。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和经济上的相互援助,促进了两国间的 文化交流。

战争:日本史书把万历朝鲜之役分为两次战争,分别叫作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朝鲜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整个战争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结束,历时七年。这场战争,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异常艰苦的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战争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日军战略进攻阶段,在短短的时间日军迅速占领朝鲜全境。第二阶段是明军的反攻阶段,明军通过一系列战役,最终收复了平壤、开城等地。第三阶段是相持和议和阶段。第四阶段是日军再次入侵,明军和朝鲜展开战略总反攻,最终日本军队被全部赶出了朝鲜。

万历十九年(1591年),丰臣秀吉借口朝鲜拒绝攻明,于底悍然派兵入侵朝鲜。日军以小西 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统率十多万军队,上千艘战船,偷渡朝鲜海峡,用闪电式的战 术,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在釜山登陆,五月占领王京(汉城),攻陷开城、平 壤,侵占大片土地。国王宣祖出奔义州。

日军所到之处,焚烧劫掠,仅晋州一地,军民被屠杀者6万人。朝鲜人民纷纷组织 义兵奋起抗战,到处阻击敌军。南部李舜臣领导的朝鲜水军,从五月初到八月,在玉浦、 合浦、泗川、闲山岛、釜山等地多次进行海战,击沉敌舰300余艘,杀伤无数。朝鲜水 军的巨大胜利,打乱了日本侵略者水陆并进的作战计划,为后来陆军的反击提供了有利 条件。李舜臣长于战略,吸取朝鲜水军的传统经验,在旧有战舰的基础上,发明了龟船 战舰。龟船外包铁板,不易被重炮击伤;周身插满锥刀,使敌人不敢攀登上船。仓内备 置火炮,可以随时射击,喷出火焰。龟船形制轻巧,行动敏捷,可以出入敌舰阵内,在 打击日军的海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日军向朝鲜北部入侵,中国边境受到严重威胁。这时,朝鲜国王李昖遣使向明 朝告急,要求出兵援助。明朝政府深知:“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 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决定立即派兵援朝。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朝派将领史儒率兵2000出征,祖承训率兵3000继后。 史儒进到平壤附近,因道路不熟,适逢大雨,误中埋伏,力战牺牲。日军小行西长为麻 痹明军,佯装和谈,狂妄地提出以大同江为界,将平壤以西归还朝鲜,意欲吞并平壤以 南的大片领土。这种损害朝鲜人民利益的和议,遭到明朝的拒绝。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明朝政府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都督,增派4万兵力 渡过鸭绿江,大举援助朝鲜。会合朝鲜士兵,经过周密部署,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初进军平壤。李如松亲率敢死队冲锋陷阵,与日军的精锐部队3万人遭遇,战斗非常激 烈。劲弩齐发,火焰蔽空,中朝将士奋勇当先。神机营参将骆尚志冒险登城,腹部被滚 石打伤,仍然屹立不动。60多岁的游击将领吴惟忠,胸部中弹洞穿,犹奋呼督战不已。 李如柏的头盔中弹,李如松的坐骑被炮击毙,都置之不顾,愈战愈勇。激战到近中午, 日军纷纷逃窜,中朝军队凯旋入城。此战共消灭敌人1万余人,俘虏无数,逃散日军不 及总数的1A10,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的战局。朝鲜史书称:“正月初八日壬戍进攻平壤, 不崇朝而城破,除焚溺斩杀之外,余贼丧魄,逃遁。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 未有。”二月,朝鲜军民也在幸州守城战中击退日军,取得辉煌胜利。在中朝军民英勇 打击下,日军退据釜山,朝鲜国土几乎全部光复。

丰臣秀吉不甘心失败,假意与中国议和,以诱使明朝撤兵,这时,明朝内部以兵部 尚书石星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遂与日本和谈罢兵。和谈从万历二十一年九月起,拖 延了3年。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被朝鲜和中国方面拒绝,和议最后破裂。朝鲜政府由 于党争,一度罢免了李舜臣,继任者贪污腐化,防备松弛。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夏, 丰臣秀吉又派军从水陆两路进犯,占领海军要塞和南部各地。李舜臣被重新起用,在鸣 梁海峡以战船12艘应战,歼灭日军4000,保住了全罗、忠靖两道,争得时间重整水军。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七月,明朝再次派兵增援朝鲜。统帅邢玠当机立断,逮捕内奸 沈惟敬,大会诸将,分兵三路,合力应战,迫使日军退守朝鲜半岛的南端岛山。这时日 军盘踞朝鲜半岛已有7年之久,在沿海分布三处,战线长达千余里,士兵疲于奔命,供 应不足,屡败厌战,士气低落。日军与明军交战往往“举阵惊骇奔散”,投降者愈来愈 众。是时,日本国内普遍怨恨丰臣秀吉,秀吉在满腔懊丧中病死。十一月,加藤清正率 军先逃,日军纷纷撤退。中、朝军队英勇追击,断其归路。在东南海岸露梁海战中,朝 鲜著名将领李舜臣亲自驾船擂鼓,率龟船冲入敌阵,被日军包围。明将陈璘舍身救援, 年高70的明朝老将邓子龙,率领壮士200人,跃上朝鲜战船奋战,杀敌无数,所驾战船 不幸起火,壮烈牺牲。李舜臣、陈璘杀出重围,赶来救援,连开虎蹲炮,击沉敌船。李 舜臣不幸中弹,伤重垂危,他叮嘱不许声张,把军旗交部下代为发号施令,继续战斗, 直到胜利。此次海战,中朝军队大获全胜,击沉敌舰数百艘,全歼日本水军。日本陆军 完全孤立,仓皇逃窜回国。援朝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经过7年的艰苦战斗,中朝军民终于把日本侵略军驱逐出境,粉碎了丰臣秀吉吞并 朝鲜征服中国的妄想。战斗一结束,陈璘急忙在阵前寻找李舜臣以共庆胜利,突然听说 李已经中弹牺牲,悲痛至极,昏倒在船上。朝鲜人民为缅怀明朝援朝将士的功绩,为邢 玠、邓子龙等英雄建立了庙宇,供后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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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真金 [转帖]


  

  善于识别与把握时机是极为重要的。在一切大事业上,人在开始做事前要象千眼神那样察视时机,而且进行时要象千手神那样抓住时机。

  ——培根

  自从传言有人在萨文河畔散步时无意间发现金子后,这里便常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淘金者。他们都想成为富翁,于是寻遍了整个河床,还在河床上挖出很多大坑,希望借助它找到更多的金子。的确,有一些人找到了,但另外一些人因为一无所得而只好扫兴归去。

  也有不甘心落空的,便驻扎在这里,继续寻找。彼得·弗雷特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河床附近买了一块没人要的土地,一个人默默地工作。他为了找金子,已把所有的钱都押在这块土地上。他埋头苦干了几个月,直到土地全变成坑坑洼洼,他失望了——他翻遍了整块土地,但连一丁点金子都没看见。

  6个月以后,他连买面包的钱都快没有了。于是他准备离开这儿到别处去谋生。

  就在他即将离去的前一个晚上,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并且一下就是3天3夜。雨终于停了,彼得走出小木屋,发现眼前的土地看上去好像和以前不一样:坑坑洼洼已被大水冲刷平整,松软的土地上长出一层绿茸茸的小草。

  “这里没找到金子,”彼得忽有所悟地说,“但这土地很肥沃,我可以用来种花,并且拿到镇上去卖给那些富人。他们一定会买些花装扮他们华丽的客堂。如果真这样的话,那么我一定会赚许多钱,有朝一日我也会成为富人……”

  彼得仿佛看到了将来,美美地撇了一下嘴说:“对,不走了,我就种花!”

  于是,他留了下来。彼得花了不少精力培育花苗,不久田地里长满了美丽娇艳的各色鲜花。

  他拿到镇上去卖,那些富人一个劲地称赞:“噢,多美的花,我们从没见过这么美丽鲜艳的花。”他们很乐意付少量的钱来买彼得的花,以便使他们的家庭变得更富丽堂皇。

  5年后,彼得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成了一个富翁。

  “我是唯一一个找到真金的人!”他时常不无骄傲地告诉别人,“别人在这儿找到黄金之后便远远地离开,而我的‘金子’是在这块土地里,只有诚实的人才能用勤劳去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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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谋反蒋:吓死刘湘,枪毙韩复榘[转帖]


  

  军阀刘湘与蒋介石矛盾颇深。抗战前,蒋介石想借追剿红军为名,使中央军进入刘湘的独立王国—四川。但刘湘却横加阻拦。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乘机调刘湘及川军出川抗战。1938年初,刘湘病死在汉口,而民间却一直有“枪毙韩复榘,吓死刘湘”的说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摘自:《中华民国之谜》 出版社:黄山书社 作者:王晓华张庆军

    1935年,蒋介石以协助川军追剿红军为名,派贺国光率参谋团进重庆。不久,参谋团的牌子便换成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的牌子,专管川、滇、黔、康西南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不久,蒋介石以帮助刘湘统一川康为借口,亲自入川主持,行营主任为顾祝同,行营秘书长为杨永泰,贺国光改任行营参谋长。其目的是想直接掌握川、康两省实权,蒋、刘矛盾因此公开化。

  刘湘暗地联络广西、云南、广东的反蒋势力,密谋倒蒋。1936年,两广发动“六一事变”,陈济棠、李宗仁通电反蒋,刘湘密令川军向成都和重庆两地集结。蒋介石买通了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一枪不发就平定了广东。刘湘欲盖弥彰,急令邓汉祥去庐山见蒋介石,欲摸清蒋介石对四川的态度,以便决定应付之策。蒋介石说:“刘甫澄(刘湘字)图谋不轨,在夜里调动军队,想附和陈济棠叛乱。我对他的一举一动十分清楚!”邓汉祥辩解道:“刘湘调兵是为了剿匪。四川的土匪向来与袍哥有关系,互通声气,因此军队一定要在夜间调动才不致泄密。刘湘绝没有反对中央的意思啊!”但蒋介石对刘湘的疑忌却与日俱增。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消息传来,刘湘喜出望外,召集干部会议。潘文华、傅常等人主张立即调集军队,包围重庆行营和成都的中央军校。

  邓汉祥反对说:“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杀了,蒋的军校、行营又搬不走,那时动手也不迟;如果张学良把蒋介石放了,我们已经发动了,怎么下台?”此时,何应钦派其弟何辑五来成都,希望与刘湘合作,并说何应钦要派飞机去西安轰炸,逼张杀蒋。刘湘听了之后大喜,跃跃欲试。然而,就在他准备部署行动时,张学良在中共调解下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在成都、重庆的军统特务将刘湘的企图报告了蒋介石,蒋恨得咬牙切齿。

  刘湘从此深惧蒋介石,知道自己是斗不过他的,于是秘密派一个叫张斯可的人代表他到桂林与李宗仁联系,寻求对付蒋介石的办法。此时,中共方面也有代表在桂林,于是,张斯可、李宗仁与****代表签订了反蒋抗日的《红、桂、川军事协定》,商定如果蒋介石不抗日继续打内战的话,便联合起来反蒋。刘湘和延安还互派代表,李一氓代表中共人川,王干青代表刘湘到延安。不久,中共又派罗世文到成都与刘湘谈判。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制定了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和战略大后方的抗日计划。他的心腹之患便是刘湘及五十万川军。8月7日,刘湘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刘湘在发言中慷慨激昂地表示,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和粮食若干万石以支持抗战。于是蒋介石便命令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战。

  刘湘回川后,动员军队分水陆两部出川。11月12日,他赶到南京时,淞沪抗战已失利,日军正分三路向南京挺进,前锋已达江阴。蒋介石一见刘湘,说:“来得好!现已划定苏南、浙北和皖南东部为第七战区,由你任司令长官,主要是要死守首都。”

  刘湘明白:南京是守不住的,后果将是牺牲川军,而且要背上“失守首都”的罪名。于是推托说:“委座,我刚刚过来,队伍究竟到啥子地方我还不晓得,等我马上去弄清楚再来接受任务。”刘湘辞别蒋介石出来,回到车上便大口大口地吐血,一下子昏死过去。

  蒋介石一面派人将刘湘送进医院治疗,一面将刘湘兼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委其部下唐式遵接任。唐式遵当即向刘湘索要印信,气得刘湘病情加重。

  南京陷落之前,刘湘被送进汉口的万国医院第一号病房,他暗中与反蒋各派进行联络。戴笠旋即开了刘湘隔壁的第三号病房,让与刘湘有过节的范绍增住进去,暗中监视与刘湘有接触的人员。


  一天,范绍增发现一个瘦高个子来看刘湘,于是报告戴笠。戴嘱咐说:“要严密监视此人的行动,最近刘湘与韩复榘往来密电频繁,可能与此有关。” 

《关于刘湘、韩复榘之死的一点见闻》

  范绍增

  为了说明刘湘和韩复榘之间的一些事情,必须先说一下

  我和刘湘的关系。我原来是刘湘部下四个师长之一,我师有四个旅,是人数较多、装备最好的一个师,另外是刘湘自兼一个和王赞绪、唐式遵两个师。一九三七年,何应钦去四川整军,由于我不是刘湘的嫡系,刘湘就借机把我的军队改编,免去我的师长,名义上升为副军长,但又不准到职。刘手下一些亲信,常当面冷言冷语地说我是“伪中央(指蒋介石)的汉奸”。当时我对刘湘十分痛恨,常怀借机报复之心。

  一九三七年底,刘湘因胃溃疡病复发,由南京到汉口治病,住在万国医院,当时我也在汉口。戴笠想利用我和刘湘之间的矛盾,他亲自找我,和我商量如何监视刘湘的问题。并对我说,他掌握刘湘、韩复榘之间经常有电报来往,就是翻译不出来。叫我设法监视刘湘的行动。我由于同刘湘的旧怨,也欣然同意。由戴笠负责在万国医院刘湘病房旁边搞了一个房间,我每天去二三次不等,每当刘湘会客的时候,我都在这个房间里,看都是哪些人和刘湘接谈。有一天,戴笠对我说韩复榘派的代表来了,叫我注意,问我见到没有。我说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是什么面孔,他说那就是韩的代表。我为了更好地监视他,还特别用跳舞等手段收买了护理刘湘的一个女护士,这个女护士也向我报告了刘湘的一些情况。后来,这个护士和刘湘发生了关系,刘送她一些钱,并答应送她到美国留学,于是这个护士就不向我报告刘湘的情况了。刘湘在医院中,胃病逐渐好转,曾打算回四川,叫他的飞机从四川来汉口接他回去。戴笠叫他的特务破坏刘湘的飞机,以致飞机到中途爆炸,回四川之事只得作罢。

  一九三八年的有一天,我的旧部团长潘寅久从前线回来,和刘湘的参谋处长徐某(忘其名)是旧交。潘去看徐时,从桌子上看到徐正写一个命令给王赞绪,叫王“带两师人到宜昌、沙市一带,与韩复榘去襄樊的队伍切取联系”。徐发现潘寅久看这个命令,就马上把稿子盖起来,并说:“我在写一封家信。”

  潘寅久把这个电报的内容告诉了我。我听到后就去中国银行见孔祥熙(当时我和孔以及孔的儿子女儿都很熟,经常到他家去),孔留我吃便饭。我问孔:“听说韩复榘的军队就要开到襄樊去么?”孔说:“没有呀!您怎么知道的?”我把潘寅久看到的命令内容告诉了他。孔祥熙很快就过江到武昌去找蒋介石。晚上,孔祥熙四处派人找我,找到后问我:“你说的哪个命令确实看清了没有?”我为慎重起见又找到潘寅久,问他是否真正看清了。潘对我说:“确实看清了。”并表示愿以自己的脑袋担保。我又把潘的话告诉了孔祥熙。我事后听说,由于得知了这封电报的内容,就把刘湘、韩复榘来往电报密码翻出来了。

  不久,蒋介石约韩复榘去开封开会,即将韩扣留,解到武汉,经过军法会审,执行枪决。

  韩复榘被扣后,何应钦到万国医院看刘湘,对刘说韩复榘己被扣。刘问为什么,何说:“他的部队要开到襄樊去。”刘知事己泄露,何走后十分钟,刘即大口出血,昏迷不醒,三天以后死去。

  我与韩复榘本无仇无怨,也未见过韩的面,只是为了报复刘湘,参与了蒋介石这一阴谋活动。现在如实写出来,供有关人士参考。


  这是一篇难得的史料,正如范绍增所说是“如实写出来”的。很具有参考价值。

  范绍增在写这篇资料的时候己经是一位历尽沧桑的七十岁老人。自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川康整军会议上范绍增被刘湘削掉兵权以后,抗日战争爆发,范绍增请缨抗战,被委为没有兵权的第十一兵团副司令,只身来到上海前线。上海战事结束后,随军退到武汉,这篇文章所说的事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23 10:32:27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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