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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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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3 10:39:05 | 显示全部楼层

清史专家戴逸:慈禧为什么一定要杀光绪[转帖]


一百年前的1908年,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皇帝和实际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慈禧太后几乎同时死去。一个是三十八岁的壮年,一个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两人在政治上势不两立,却同时死亡,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就形成了一个历史疑案。

  光绪因何致死?人们议论纷纷,但宫廷事秘,都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进入二十一世纪,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法医检验鉴定中心会同中国原子能科学院,运用中子活化实验方法,结合从河北易县崇陵(光绪陵寝)提取的光绪头发、衣物等重要检材,对光绪死亡原因进行了反复的检验和缜密的分析研究,得出了检验结论。《清光绪死因研究报告》一文指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百年谜案终于水落石出。不过,关于光绪之死,还有一些疑问需要进一步梳理,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

  现在已经能证明光绪是被毒死的,那么凶手是谁有没有说法呢?

  戴逸:光绪之死,凶手的说法有很多,有慈禧、奕劻、袁世凯、李莲英、崔玉贵等等。究竟是谁,这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我认为,毒死光绪,最大的可能就是慈禧太后。因为当时清朝的专制体制非常严密,权力集中,皇权至上,皇权是最重要的,乾纲独断,什么主意都是皇帝说了算。清朝不像汉朝、唐朝、宋朝、明朝,那些朝代的权臣,像曹操,可以杀掉、废掉皇帝;唐朝、明朝的宦官和太监都很有权力,有能力把皇帝杀了或废了。像五代末期时的赵匡胤本来就是个军官,后来黄袍加身,就可以夺取皇位。但是清朝的专制主义制度最严密,没有人能够篡夺皇权。当时的皇权掌握在慈禧手里,不是在光绪手里,皇权的代表就是慈禧。她能够下命令,如何如何做,怎么做,都没有人敢反对。她的命令可以贯彻,可以执行。其他人都不行,都不能够下达这样的命令,要毒死光绪。谁也没有这个权力,谁也不敢,也不可能做。只有慈禧点头,只有她能够命令手下执行这样重大的决定,除了她,没有人能发这样的指令。

  奕劻、袁世凯等人有没有可能背着慈禧动手呢?

  戴逸:奕劻没有这个可能,他是远支宗室亲王,是乾隆的后代,到光绪的时候已经是第五代了,他和光绪的关系很远。原来他的职务很低,后来慈禧太后信任他,封他为亲王。他本身也是昏庸无能的人,既不掌握权力,也不掌握军队;而且光绪死前几天,慈禧派他去东陵看自己的坟修得怎么样了,因为当时慈禧也病危了,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派奕劻去。所以奕劻是不可能的。那么袁世凯是否可能?袁世凯也没有可能。袁世凯确实是掌握了军队,掌握了新军六个镇,就是六个师,在北京、天津这一带。但是各省的督抚都有军队,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都有军队,袁世凯不可能指挥他们的军队。袁世凯掌握的军队虽然影响力很大,但是不可能控制京城和皇宫。光绪、慈禧死了以后,光绪的弟弟载沣当摄政王,载沣为了给哥哥报仇,夺了袁世凯的权。很快把袁世凯罢免赶走,袁世凯只能回到河南彰德休养去了。可见袁世凯虽然有权,但是他不可能跟清朝的皇权对抗。清朝这套制度,他不可能变动的。

  那李莲英等就更没这个权力了?

  戴逸:李莲英、崔玉贵可能是慈禧的帮凶,当然我也没有绝对证据说是谁给光绪服砒霜的。但是就是这帮太监,因为这帮太监跟光绪过不去。李莲英一直照料光绪,当时光绪被拘禁在瀛台,李莲英实际和光绪的关系怎么样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不敢得罪光绪,对光绪还比较客气。一种说光绪恨李莲英,光绪有本日记,在日记里说老佛爷死后,要杀掉袁世凯和李莲英。这本日记据说被李莲英看见了,所以李莲英对光绪恼恨和惧怕。这也有可能。给光绪下毒的究竟是谁,不会有文字的记载,当时知道的人也不敢说。

  那就只能是慈禧下的命令了?

  戴逸:实际上,谁动手杀的光绪并不重要,但从大的形势来看,慈禧是主谋,这一点恐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慈禧再三表示自己不能死在光绪前头。1904年,外务部侍郎伍廷芳曾经与日本公使内田康哉谈话,内田有一个记录送回到日本政府的档案里。前几年,我们有的历史学家发现了这份档案,内田公使的记载说,他问伍廷芳,如果慈禧先死了,那么光绪会怎么样呢?伍廷芳说这件事很糟糕,光绪很可能会死在前面,北京的宫廷里面都这样传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出兵把光绪救出来。当时日本在北京有驻军的,各国在使馆附近都有驻军。当然日本政府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但是这说明当时伍廷芳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在光绪死前四年,他就请求日本政府救光绪。后来侍读学士、起居注官恽毓鼎也提出来这个说法,恽毓鼎是陪着光绪读书,光绪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他都记录下来。他的《崇陵传信录》也这样说,当时有一次慈禧病了,太监们就说:“老佛爷您病了,皇帝就高兴。”慈禧就说我不能死在他前头。当时太监也是在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陪侍慈禧、在宫中生活多年的德龄也有这种说法。

  慈禧为什么非杀光绪不可?

  戴逸:慈禧太后戊戌变法之后就很想杀掉光绪。当时有一种说法,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他们有个计划,调袁世凯的军队包围颐和园,把慈禧太后劫持下来,甚至杀掉慈禧太后,这样来推行变法。这一点,我们历史学家一直不大相信,认为这是清政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大约在二十年以前,杨天石先生又在日本发现了一本书——《诡谋直纪》,这本书是谭嗣同的朋友、维新派成员毕永年所作,描述百日维新期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初六他在北京的活动与见闻。其中说到谭嗣同要毕永年当包围颐和园的总指挥,要把慈禧太后抓起来杀掉。后来变法失败,毕永年逃到日本,写了这本书。在袁世凯告密以前,清政府下命令只是抓康有为和康广仁他们兄弟两个人,没有说要抓谭嗣同。谭嗣同是一个人去跟袁世凯讲,要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等袁世凯告密以后,隔了几天再把谭嗣同他们抓起来的。慈禧一听要杀自己了,这是不共戴天之仇,所以“戊戌六君子”抓起来以后,没有经过什么法律程序,就把他们杀掉了。清朝政府杀人一般有一定的程序,而且皇帝要秋审,凡是地方上要杀人的,皇帝要一个个亲自看,有的人要死,就勾一下——勾决;有的人可以不死的,就不勾,不勾是缓刑。这六君子没有经过秋审的程序,抓到以后审都不审,马上就杀掉,作为紧急情况特殊处理的。可见慈禧对这些人恨之入骨。

  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慈禧也是要先下手为强。

  戴逸:因此慈禧在戊戌变法之后,因为与自己的性命有关,一定要把光绪废掉,不让他当皇帝。怎样能够除掉光绪呢?她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制造谣言,称光绪病重,在慈禧政变之后的不久,就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诏书:招全国名医进京,给光绪看病。诏书中光绪说,他从四月份以来,身体就一直不好,现在越来越重了,所以要各省的督抚找当地的名医进京来看病。当时诏书一出,舆论哗然,因为四月份正好是百日维新开始,所以那时的光绪皇帝正是意气风发,精神非常好,在搞新政,发布上谕,推动变法。八月又发诏书说自己在变法期间身体很不好,这个马脚就露了。这是慈禧的话,这是为杀光绪做舆论准备,当然不会说是杀掉,说他病死的。当时舆论大哗,上海的一千多绅士、商人上书,要求保护皇上。后来慈禧把端王载漪子溥隽立为大阿哥,就是皇太子,就是准备要换一个皇帝了,让溥隽做接班人,当时接班人都已经进宫了。慈禧征求几个著名的督抚的意见,张之洞不敢说话,刘坤一说:“君臣之份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天下人的嘴很难防。外国人知道这个事,来干预了,要派医生进宫,要看看光绪身体好不好,是真病还是假病。慈禧拒绝,不让外国医生来,但是外国人非要给光绪看病不可,实际是不同意她废掉光绪。慈禧也怕外国人啊,只有让法国医生进宫看病。法国医生说光绪身体很好,没有病。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做了这么件事,弄得很尴尬,所以她很恨外国人,后来利用义和团杀外国人,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外国人让她没能杀成光绪。

  光绪身体确实也不好,但是也不能突然就这么死了,这也没法交待。所以在全国招医生,在全国造舆论,说皇帝病重,以后说他病死了就顺理成章,不过她的这个计谋没成功。当时的力量不仅仅是慈禧单独的皇权了,有牵制皇权的力量了,一个是老百姓以及地方上的势力已经相当大了。太平天国以后,地方督抚的势力相当大,他们不敢造反,不敢有大的动作,但是你要杀皇帝,他们不同意了。老百姓,特别是新式的商人起来反对,还有外国人也不同意慈禧废立。

  后来医生给光绪看病,慈禧都派人监视。医生给光绪开的药都不是重药,是平和的药,慈禧对医生就很不满意。后来历史学家研究的清廷档案中的这些脉案,都是医生在慈禧的影响下写的,我怀疑有不可靠的地方。

  如果光绪不死,重新执政,能否挽救清朝的灭亡?

  戴逸:如果光绪重新执政,这个问题很难说。历史学家面对的是历史事实,解释这些事实。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历史学家很难回答。当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从清朝灭亡来讲。可以说,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以后,清朝的灭亡不可避免。甲午战争以后,亚洲这么个大的国家——中国,竟然被日本打败了,力图自强的洋务运动也垮台了。清朝的腐败、顽固,不能适应世界的形势,这一点是非常明显。当年,甲午战争以后的民心已经发生了变化,很多当时的人对日本的侵略非常愤慨,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十分不满,反对清朝的投降、卖国,要求变法,这样就会有戊戌变法。可是戊戌变法的机会也错过了,又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派扑灭。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所以完全暴露了清朝政府的不可救药。慈禧亲政以后也打不过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外国人撤退,她又回到北京,重新坐上最高的位置,也搞新政,本身虽然也做了些改革,开工厂、练新军。但是当时革命浪潮已经起来了,广大人民参加革命运动。孙中山刚开始搞革命的时候没几个人跟他,因为当时人们都寄希望于清朝政府,希望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还能够挽救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到了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爱国的、反政府的民心已经如大潮汹涌,不可阻挡。无法挽救这种形势,任何个人,包括光绪,也不能改变这种趋势了。清政府搞的新政效果恰恰相反,比如训练新军,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是新军出来造反,武装起义;新政派了很多留学生到日本去留学,这些留学生都变成了革命党,结成同盟会;新政培养了很多资本家,资本家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也反对清朝。所以清政府已四面楚歌。新政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为自己的灭亡准备了条件,历史的浪潮已经不可阻挡了。

  假如光绪皇帝在1908年没有被毒死,也能执政。但他这个人比较懦弱,不像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有气魄有能力。他身边也没有明治那样得力的大臣,他没有那一帮人。改革需要群体,当时改革的群体还没有形成。明治手下有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以及一大批改革派。没有这些改革派,只有光绪一个人有什么用?日本当时的政治环境,全国一心一意要富国强兵。中国当时的环境,不可能出现一个推行全国改革的领袖。实现改革,不是改革者个人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改革条件成熟,改革要求很迫切,改革的环境形成以后,才会产生一批干练的改革派和一个成功的改革领袖。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这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事情,是改革的环境、改革的气氛、改革的社会条件,这样才能有成功的改革。当时中国的旧传统太深厚,不像日本,改革条件还没成熟,光绪个人即使能力很高,也不行;能力再强,也不行。如果冲不破传统的阻碍,改革是成功不了的。指望清朝,中国不可能富强。如果光绪不死会怎么样,当然复杂的局面不好说,但是前途怎么样,是可以说的。

  光绪的生死已经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了。

  戴逸:清朝的灭亡,已经是大势所趋,从大形势看,中国的前途,在光绪死的时候是一片茫然。中国的现代化路程,还非常曲折,非常漫长,非常困难,而且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甚至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即使光绪一个人不死,这样一个政权,清朝难道会不亡吗?当时中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推翻一个腐败无能的政权。没有解决政权问题,靠光绪一个人再来一次改良已无可能。后来孙中山接过了清朝这个烂摊子。他也没有最后完成现代化。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仍然是阻碍中国前进的绊脚石,孙中山也没法冲破他们的阻力。我们到今天,搞的还是现代化,为实现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而奋斗。
潘寅久从前线回来,来找范绍增说:“我去过刘湘的长官部参谋处看老朋友徐思平,一直进到办公室内,徐思平正在聚精会神地写命令,我站在他身后偷偷一看,见命令上写着要王缵绪带两个师出川,占领宜昌,随即与韩复榘取得联络。当徐发现我站在他身后时,急忙将命令盖住,搪塞说是写家信。”

  当时,韩复榘既怕蒋介石借抗战为名消灭他的军队,又怕蒋介石借刀杀人,让日军消灭他的实力,于是擅自率所部舍弃津浦路,向鲁西南撤退,想经过中原,撤退到襄樊一带。

  范绍增向行政院长孔祥熙报告刘湘与韩复榘秘密联络之事,孔样熙认为事关重大,立即报告蒋介石。很快,蒋介石便离开汉口,北上开封。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第一和第五战区师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以“擅弃国土”之罪名,将韩复榘逮捕,并于12日将韩押解汉口,交付军事法庭审判。1月19日傍晚,参谋总长何应钦携带着由戴笠截获并破译的刘湘与韩复榘的来往密电,来到汉口万国医院。

  何应钦板着脸告诉刘湘:“韩复榘已被关押!”

  刘湘一惊,假装糊涂地问:“为啥子哟?”

  “啪!”何应钦将夹有密电的文件夹掷于桌上,说:“你看看这是什么吧!”

  刘湘看后,惊骇万状,不知所措。何应钦与他谈了许久,起身离去.。不久,刘湘便大口吐血,昏迷不醒。次日,刘湘在汉口逝世。

  据官方发布的公告,刘湘弥留之际,曾口述遗嘱,略谓:“今后惟希我国军民在中央政府暨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生还,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到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2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刘湘,追赠陆军一级上将,发给治丧费一万元,由何成浚领衔主祭,在武汉的党政军各界人士都前往祭奠,场面十分隆重。

  23日,高等军法会审判韩复榘。次日,韩被宣判死刑。24日晚7时,韩在武昌被执行枪决。因此是刘湘先死,韩复榘后被枪毙。

  附录:《关于刘湘、韩复榘之死的一点见闻》

  与刘湘不和的范绍增加入到了戴笠的阴谋活动中,对刘湘进行监控和收集相关情报。范绍增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四年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上,这篇文章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他是怎么样同戴笠联手的。该文由政协河南省委员会秘书处供稿,由刘国荣笔记。发表这篇文章时,范绍增于四川解放前夕起义后,在河南省任体委副主任后退休。

  这篇文章写得十分坦率,坦率得就像范绍增本人。

  文章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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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明中将:世界上军衔最高的间谍 [转帖]


  
  唐生明将军是国民党中将,也可能是世界上军衔最高的间谍。他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就是他在抗战时期奉蒋介石之命到汪伪政权中充当卧底。他大智若愚,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策反了很多大汉奸,借日本人之手毒死了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他在狼窝里进行的无硝烟的战斗比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的横刀立马、运筹帷幄的战斗更为艰巨,意义甚至更为重大。

   纵横捭阖的社交家

  唐生明将军,1906年生于湖南东安县,号季澧,乃唐生智将军四弟。1930年任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代理军长。1931年任参议院中将参议。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抗日战争初期,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代理司令。1938年春调离长沙,与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酆悌对调。

  他英俊潇洒,精明干练,善于交际,在民国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中都有朋友。他先后做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学生,与陈赓友情甚笃。他与毛泽东自1920年就开始保持友谊。当时他在湖南一师附小念书,毛任该校主事,两人同床而眠一年有余,毛泽东秋收起义时缺乏弹药,他率一个连从汉口坐火车到浏阳文家市,送给起义部队\"汉阳造\"步枪三百多枝、子弹近万发。

  他毕业于黄埔军校,蒋介石是校长,对他颇为器重,蒋宋在上海结婚时,他曾送来丰厚贺礼。他与军统头子戴笠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他出手大方,担任常桃(常德和桃源)警备区司令的时候,曾经送给戴笠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警卫连,戴笠一直想让他加入军统,助其一臂之力,他总是婉言谢绝。他与汪精卫很熟悉,他的大哥唐生智在汪精卫投敌之前,与汪一直是政治盟友,唐生明多次参加他俩策动的反蒋活动。

  

  戴笠甘当铺路石

  抗战初期,他先担任长沙警备代理司令,后于1938年初调任常桃警备司令兼湖南第二区保安司令。一干两年多,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时戴笠给他发来一份电报,说蒋介石要他去重庆,有重大任务。唐生明交接了手头的事务,便带着戴笠的情妇张素贞(唐生明夫人、电影明星徐来的秘书),赶赴桂林。蒋介石已经派了专机在机场等候。

  他刚到重庆,戴笠就驱车把他和张素贞接到曾家岩公馆。此次见面,戴笠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兴。唐生明追问他,“校长”有什么任务,戴笠故意兜圈子,海阔天空地神侃。唐生明知道戴笠信中一定有鬼,连番追问。戴笠仍然守口如瓶,只是问他想不想过得好一点?

  就这么扯了两个晚上,戴笠才说到正题。他用极其慎重地对唐生明说:“有一个很特殊、很重要的任务,校长同我讲过多次,觉得只有你能胜任。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组织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校长认为那里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一定要有人去。但是合适的人不容易找,校长想来想去,还是想到了你。这么伟大的领袖,日理万机,还想得到你,真不简单!”他一上来就给唐生明戴了一顶高帽子。

  唐生明正在思考该如何答话,戴笠就接着说了:“校长说你很能干。以前武汉讨伐广西的时候,你拉过来不少桂系部队,立了大功。后来你离开湖南去广西,校长不怪你,知道你是受了何键的压迫。校长很了解你,一直很重视你。校长知道你来了,本来是要立即召见你的,但为了让你有很好的思想准备,要我先把事情跟你讲清楚。校长考虑得真是周到啊!”

  唐生明表示事关重大,要考虑一下。戴笠一口答应。平时唐生明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总是找唐生明商量。戴笠知道主战的唐生智绝对不会同意弟弟去当“汉奸”,就天天缠着唐生明谈。最后到了拍胸脯,用“良心”和交情作保证的份上,唐生明只得答应:“行!我去!但是有一个条件。我绝不加入军统,也不做你的手下。”戴笠喜出望外,完全接受这个条件。他说:“我们之间可以一直保持和过去一样的朋友关系。只要你肯去,我在上海和南京的两个区,你都可以指挥,但是不一定要你领导。我那边的人,你不必和他们往来,当然方便的时候,还请你照顾他们。我决不让他们找你的麻烦。”

  随后,他打了一个电话给蒋介石侍从室,要他们安排时间。不一会,侍从室的电话回了过来,蒋介石决定在第二天上午9点召见唐生明。此时已是唐生明到重庆的第四天下午,为了劝唐生明同意到汪伪卧底,戴笠花了接近5天时间。

    “亲密接触” 蒋介石

  第2天一早,戴笠就带着唐生明赶往上清寺蒋介石官邸。蒋介石让唐生明一个人进去,戴笠在侍从室等候。一见面,蒋介石开口就是三个字:“你很好!”顿时让唐生明受宠若惊。蒋介石又亲切地询问了唐生明这几天的情况,唐生明恭恭敬敬地一一作答。嘘寒问暖之后,蒋介石话锋一转:“我晓得你很能干,所以像让你去上海。这个任务关系重大,我想来想去,在我的学生当中,你最合适。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话,现在正是你为国家出力的时候。”

  唐生明见“校长”已经明确地交代了任务,而且还表扬了自己,知道此事已无法避免,便假意推脱了一下:“校长,您过奖了。我怕自己做得不好,请您三思。”蒋介石知道这是客套话,便说:“季澧,你放心,孟潇(唐生智别号)那边我会打电话给他说的。至于老伯母那边嘛,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的。”

  了不得了!校长称学生的字,实在太屈尊了,委员长还要亲自送照片,这时无上荣誉。唐生明不便推辞,也不敢推辞了。

  临走时,蒋介石说:“这样很好!以后需要钱用,直接跟戴笠说,就行了。缺什么东西,也跟他讲。那边你认识的人多,只管放手去做。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相信我,校长不会害自己的学生。”

  和蒋介石见面的第三天,蒋介石又邀请唐生明和戴笠到官邸赴家宴,吃饭的只有蒋介石、宋美龄和他们两个。在晚宴中,蒋介石一再表示关怀,问了许多唐生明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人的关系。他含蓄地说:“你过去可以跟他们讲清楚,只要他们做的事情对得起国家,将来都可以原谅的。”

  吃完饭,蒋介石当面送给唐生明一万元活动经费,当时值黄金二十两左右。上次允诺送给他母亲的照片也当面交给了他,背后蒋介石亲自写上了“唐老伯母惠存”下署“蒋中正、蒋宋美龄”和年月日等。

  临到走的时候,蒋介石又很关切地叮嘱唐生明:“此去无比小心,切不可大意,一定要与戴笠随时保持联系,让我可以知道你的情况,也可以随时传达指示。”唐生明点点头,说:“谢谢校长关心,学生谨记校长教诲。”

  唐生明告辞时,蒋介石拉着他的手说:“你走的时候不必来见我了,胜利了再见吧!”

  经过蒋介石的“召见”、“垂询”、“训示”、请吃饭、宋照片、发特别费等一系列的过程后,唐生明正式受命。

   正式受命上征途

  这时戴笠才正式向他传达了早已与蒋介石商量好了的“特殊任务”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三点。

  第一,唐生明要运用关系,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尽量让军统组织不再遭受破坏,对于那些已经被捕的军统特务,要设法营救出来。

  第二,要在合适的时候,向大小汉奸传达蒋委员长的“宽大政策”。“领袖”是能够体谅他们的,有些投敌是迫不得已,有些是没能及时撤退出来,“领袖”还是很关心他们的。能争取的争取过来,对于那些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干的,要坚决清除。

  第三,要设法保全壮大国民党在江南一带活动的游击队“忠义救国军”,打击限制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利用日伪的力量消灭新四军。这是“领袖”交待的最重要的任务。

  唐生明又在重庆停留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戴笠详细介绍了南京上海军统组织的情况,分析了大汉奸之间的利害冲突,要唐生明在无形中加深这些矛盾,把一些大汉奸拉拢过来。他特别交待,一定要跟汪伪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搞好关系,如果有可能把他拉过来,这样就能让76号为军统服务,把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特务工作连成一片。

  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戴笠他们就开始筹划怎样让唐生明顺理成章地“叛逃”到沦陷区。唐生明风流倜傥的个性在这时帮了大忙,汪伪大汉奸十有八九知道他的公子哥作风。戴笠让他公开去,不必采取秘密潜伏的方式,这样也好对外制造舆论,避免日本人和汪伪怀疑,就说他嫌大后方的生活条件太差,跑到上海图个人享受。戴笠笑着对他说:“你的生活越腐化越好,你的腐化是校长特许的,是奉命腐化。你要让他们觉得你只知道玩,这样就行了。”

  经过几次讨论,戴笠决定先派他的情妇张素贞到上海去打头阵,放出“唐生明不满大后方艰苦生活要到上海住家”的空气,并让她去联络唐生明的朋友潘三省。潘三省是上海有名的白相人,在上海开了好几家赌场,与大汉奸时常往来,各方面都很吃得开。

  方针既定,戴笠便派张素贞提早半个月飞到香港,再转赴上海,等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再通知唐生明动身。在这段时间内,戴笠又与唐生明商量了到上海之后的联络问题。戴笠决定在上海拨一部电台给唐生明使用,叫唐生明定一个化名。作为戴笠的死党,唐生明开了戴笠一个玩笑,说就叫“余化龙”。戴笠当时正在追求新情妇余素恒,起了个化名叫“余龙”,意思是余家的乘龙快婿。戴笠觉得“余化龙”很好,对唐生明说:“你以后便是鱼化成龙!”这是一个好兆头,唐生明这个公子哥当真化身成龙,青史留名。

  不久,唐生明由重庆飞桂林。到桂林后,当天就回到了东安老家,把蒋介石送给他的钱留了一半给他母亲。老夫人很不愿意他去,把这笔钱看成了卖身钱,她对于蒋介石的照片毫不感兴趣。唐生明再三安慰,老夫人才答应他去。

  唐生明带着夫人孩子和保姆回到桂林,乘坐中央银行运钞票的道格拉斯飞机在夜间12点半从机场起飞,夜间3点左右到达香港,军统方面的几个负责人在香港机场迎接。唐生明驻进了唐生智在跑马地潜龙台一号的房子。军统方面先后送来了1万港币作为经费。在香港知道他真实情况的人比较少,他把自己的特殊使命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当即表示将尽力相助,还专门写信给他在上海的管家万墨林和王某,让他们多帮助唐生明。

  唐生明在香港停留了一个多月,张素贞才从上海来香港接他们。她已经打通了一切关系。潘三省也做好了准备。动身前,唐生明给戴笠发了一个电报。戴笠回电,叫他谨慎从事,祝他愉快地完成任务,将来愉快的见面。中秋节那天,他们一家人再张素贞陪同下,乘坐虎脱总统号邮船来开香港去上海。

    巧妙应对斗群丑

  唐生明到上海时,潘三省早已在码头等候,把他们接到了自己家中,他的公馆在开纳路上。当天,他就设宴为唐生明洗尘,宾客当中就有唐生明特别想认识的李士群。唐生明和李士群“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第二天,李士群为唐生明“接风”。宴会上推杯换盏之际,他大吹特吹自己搜捕国民党和****地下人员的手段,给唐生明施加心理压力,想让他说出真话。唐生明不动声色,表示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只说自己到上海只是来住家的。

  李士群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当然知道唐生明的价值,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整天抽出时间陪唐生明吃喝玩乐。他想尽办法来套唐生明的话,还想把唐生明灌醉了套出真话。唐生明将计就计,假装醉酒,语无伦次,尽说假话,李士群奸计再次落空。

  李士群仍不放弃。不久,他趁和唐生明独处之机对唐生明说:“你的情况我都清楚了,不过希望你能和我成为好朋友,在工作上多帮助我。” 唐生明看出他在耍诈,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故意装作听不懂,把话题引到别的方面去了。

  就这样过了四五天,李士群仍然搞不清唐生明此行真实目的,汪精卫便亲自出马了。他让李士群转告唐生明,叫唐生明到南京去见他。唐生明装出很为难的样子,不愿意去,还故意摆明自己的态度,自己是来住家的,不想再介入政治,见汪精卫不大方便。李士群好说歹说,劝了两天,唐生明才答应去见见“老朋友”。

  9月底,李士群带着他老婆叶吉卿陪同唐生明和徐来去南京,住在李士群在南京的公馆里。李士群建议唐生明在见汪精卫之前,先见见周佛海。周佛海当时担任汪伪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是唐生明的湖南同乡,唐生明与他很熟。

  周佛海热烈欢迎唐生明来南京,立刻在公馆设宴,邀请了很多大汉奸前来作陪,都是汪精卫身边的一等红人,有陈公博、梅思平、叶蓬、罗君强、岑德广、丁默村等人和他们的老婆。这些人,唐生明过去大都认识,重见之后,与他们谈得很起劲。

  第二天,汪精卫下帖请唐生明夫妇吃饭。下午四点多,李士群就带他们去见汪精卫了,这样谈话的时间就可以多一点。汪精卫一见到唐生明,就兴奋地讲:“你来了,很好!希望你们这些黄埔的同学可以多来一点,将来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汪精卫也和蒋介石一样,端起了老师的架子——他曾做过黄埔军校党代表。他见李士群不了解唐生明和他的关系,就当着李士群的面,亲切回顾了他与唐生智、唐生明的亲密友谊。李士群见汪精卫一口一个“季澧”,一口一个“孟潇”,对唐生明愈发殷勤。

  叙完“亲密友谊”之后,汪精卫便开始向唐生明兜售他那套“反共建国”论调,他说:“一样是救国,个人的方法不同。沦陷区里也有很多的中国人,既然人家(指蒋介石)不要,我不能看着这些人民受苦。我们想方设法把他们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唐生明第一次听到这种汉奸论调,很不习惯,不好赞成,也不能反对,只好点点头。

  他看到唐生明没有产生共鸣,只是点头微笑,就把话题引到要唐生明担任伪职上面去了,提出要唐生明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唐生明坚持“住家”的想法。汪精卫便没有继续谈下去,叫他在上海好好休息,以后再作商议。他打电话给周佛海,叫周在上海为唐生明准备房子,还送给唐生明一辆新式轿车。

  晚上六点多,他的汉奸跟班们都来了,除了周佛海昨天请的那些人以外,还有褚民谊、陈春圃、林柏生和他们的老婆。汪精卫很高兴,多饮了几杯,带着几分笑意来到唐生明面前,说:“我得到消息,你和戴笠关系好得很,你是来杀我的吧?”

  唐生明一听这话,有些紧张,慌不择言:“杀鸡焉用牛刀!我是个不怕死的人,我把全家都带过来了,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此言一出,满座皆惊,急得坐在他旁边的伪陆军部长叶蓬用力拉他的衣袖。叶蓬和他关系非同一般,叶蓬的老婆是唐生明母亲的干女儿。唐生明知道自己失言了,把汪精卫比作鸡,实在太瞧不起他了。

  在此紧要关头,唐生明的“新朋友”李士群站出来帮他打圆场。他说,唐生明的情况他已经了解清楚了,唐生明决不会是那种人,更不会干那种事。唐生明胆大心细,满口承认自己与戴笠的关系,但否认为他工作,他说:“向我这种人,什么都不想干,哪会去做什么特务。”汪精卫这才恢复正常,笑着说:“我们关系非同一般,我信得过你,你绝不会暗算我,是不是这样?”唐生明连忙说:“那还用说!”

  一场突起的风波,就这在笑声和干杯声中过去了。临走时,汪精卫紧紧握住唐生明的手,叫他以后常来和他谈谈,他随时欢迎。

  次日,汪精卫老婆陈璧君还不放心,又派人把唐生明夫妇接到家中,仔细盘问,想找出一些破绽。她问的问题都很结实,好在他们早有准备,答得滴水不漏。从此,他们觉得陈璧君不好对付,对她时刻保持着警惕,敬而远之。

   假戏真做博信任

  10月1日,汪伪统治区报纸在头版前条上发表了《唐生明将军来南京参加和平运动,即将被任命为军事委员要职》的新闻。全文如下:

  “中央社讯:国民政府改组还都以来,革命军人之谙识体治,深明大义者,纷纷来京报到,积极参加和平运动,有如风起云涌。顷悉唐生明将军也已来京。唐将军系唐生智胞弟,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中日战事发生后,任长沙警备司令,长沙大火之后调任常桃警备司令以起于今。因鉴于无底抗战之非计,乃毅然离去,不避艰难,问关来京。汪主席于赐见之余,至为欣慰,且深致嘉许,已决定提出中央政治会议,畀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席,俾得展其抱负云。”

  10月4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汪精卫以伪中政会主席身份,交议了大批新任命的人员名单,其中第十四项便是:“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案。”决议:“通过,送国民政府任命。”没过几天,任命就下来了。这表明艰难的审查阶段过去了,唐生明获得了汪伪大小汉奸的信任。

  为了让汪伪对唐生明真正放心,重庆政府来了一个假戏真做。借用唐生智名义,从10月10日起,在重庆《中央日报》等大报头版,连续10天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启事”。启事内容是:“四弟生明,平时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突然离湘,潜走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委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国民党也明令发表对唐生明的“通缉令”,连续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声明和“通缉令”进一步清除了汪伪大小汉奸对他的怀疑。

  在这个时期,唐生明没有开展活动,整天与很多汪伪要人,以及他们的老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时间长了,大汉奸们对他的信任也与日俱增。汪精卫希望他到身边去帮忙;周佛海和李士群也看中唐生明与汪精卫的关系,也想让他过去帮助工作。这为他今后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含垢忍辱“走钢丝”

  但是汪伪仍然没有放弃对他的暗中监视。又过了一段时间,汪精卫见他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就想把他拉下水,任命他为伪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让他统领伪军消灭江南一带的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这样一来,他就得罪了国共双方,只能跟着汪一条道走到黑。唐生明向蒋介石密电,蒋指示,要保护忠义救国军,消灭新四军,这让唐生明左右为难。但已经是骑虎难下,只有兵行险着,他于1941年7月到苏州赴任。

  借帮汪整训伪军之机,他安排军统特务进入伪军里。遵照戴笠指示,把军统侦知的新四军及其游击队活动的情报转送日本人和李士群特工组织。每当伪军出动时,他便派人事先通知忠义救国军让其转移,但是日伪军每次都扑空,新四军也转移了,他大惑不解。

  因此,他受到了日伪方面的严厉训斥。不过他的“工作”是卖力的,整训伪军的成效也是明显的,日伪还是要继续利用他的。作为一个有民族心的将领,他是很苦闷的,因为与禽兽为伍,有时甚至在日本兵调戏中国妇女,他都得陪笑脸。他感到处境艰难,屡次请求蒋让他回去。蒋总是勉励他以国家为重,服从大局。他只有咬牙坚持,拼命与日伪周旋。

  虽然他一直小心应付,但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他几次差点暴露。

  1941年9月,汪精卫陪同日本驻南京派遣军总司令视察苏州实验区。他把几个月来受的日本人的闷气向汪发泄出来,想引汪把对日本人的不满说出来,了解汪日之间的矛盾。谁知,汪甘心为奴,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从此他在汪面前再也不提日本人。

  不久,军统上海区组织被李士群破获,区长陈恭澍被捕。李士群怀疑有一个建议军统不要暗杀个别日本军官以免殃及无辜的电报是唐生明发的。他连夜把唐生明夫妇叫到76号总部,找来陈恭澍与唐对质。好在陈没有承认与唐生明的关系。李便把唐夫妇押往南京。

  不久,日本人却把他从汪伪手中提走了。出乎意料,日本人对他十分热情。日本河边正三中将坦率地对他说:“因为找不出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我们已经很久找不到能与蒋介石阁下直接联系的人了。希望你能充当我们与蒋介石阁下的桥梁,协助我们早日解决日支事变。”他还表示要全力支持唐的工作,还要唐把与重庆联系的电台保留下来,由日本方面负责保护。一切都由日本方面说了算,汪伪政府不敢对他轻举妄动。

  唐生明立刻明白河边中将的用意,但没有放松警惕,仍然不承认与重庆政府和军统的关系,但表示自己在重庆方面有很多朋友,可以代为沟通。日本方面急于在政治和军事上与蒋妥协便将他放了,并派人保护他。

  在日本人的“协助”下,唐生明开始与重庆方面“联系”,蒋指示,对日本提出的问题先不作回答,要随时向重庆方面汇报,要保持这种关系,不能中断。事实上那一封电报的确是他发的,为配合他的工作,军统不再上海、南京等地暗杀日本人。日本方面也比较满意。每当日本人来探听“联络”消息时,他总是在推说重庆方面在研究。日本人也体谅蒋介石阁下的难处,也不怎么催唐生明。

   策反周佛海

  周佛海是汪伪的第三号人物,官职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任财政部长、税警总团总团长。唐生明到上海后,与周从甚密,发现周佛海时常很苦恼,因为他的母亲、继母、岳父、妹妹都在湖南老家,周想派人把他们接过来,又怕重庆方面有所行动。唐生明见此情况,便秘密发报给戴笠,建议拉周的最好办法就是从他的家人入手。戴笠随即派人在湘潭和沅陵等处找到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把他们软禁在贵州息烽。

  1941年夏,周佛海接到了湖南亲友来信,得知家人被捕,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感到很难过。消息传出后,很多新闻媒体的记者前来采访,周佛海明知是戴笠干的,故意说:“我不相信这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他们不久便可脱险。”这反映出他内心的矛盾,他对重庆政府还抱有很大的希望。

  唐生明时常跑去安慰他,周佛海对他毫不隐瞒,说自己非常担心老母。周的老婆杨淑惠告诉他,周很孝顺他母亲,现在着急得很,可是没有办法,很苦闷。唐生明立即建议重庆方面趁热打铁,软硬兼施,逼周反正。戴笠心领神会,立即叫周的岳父出面写信,在信中转述他母亲的话,要做“忠臣”,不能给周家的祖先和子孙丢脸。1942年以后,戴笠便与周佛海称兄道弟地通起信来,唐生明时常根据周佛海的情况给戴笠一些建议。时机成熟之后,唐生明大胆地建议戴笠派人在周佛海身边工作,戴笠就派了军统特务彭寿充当信使。

  1944年冬天,周母在息烽患病,戴笠连忙派人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去医治,医治无效。周母去世后,戴笠又为她当孝子,披麻戴孝,代替周守灵哭灵。戴笠把这些照片寄给了周,周十分感动,从此死心塌地地效忠重庆政府。

  唐生明拉拢的大小汉奸不止周佛海一人。他还拉拢了汪伪陆军部长、湖北省长叶蓬、汪伪海军部长、第一陆军总司令及苏浙皖虽经军总司令任道援等人,协助戴笠拉拢了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经其手“反正”的小汉奸更是不计其数。

   借刀杀人除巨奸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人最忠实的走狗、杀人如麻的汉奸特务头子李士群,是日本人毒死的,却不知道真正的幕后推手是唐生明。

  其实一开始唐生明并不想除掉李士群,蒋介石和戴笠最初给他的指令是争取李士群。可是李士群顽冥不化,死心塌地地跟着日本人干。而且随着他在汪伪地位的上升,野心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毒辣。他和周佛海争权夺利,斗得不可开交,双方都有欲除之而后快的想法。他们闹意气,经常向。唐生明诉说对方的不是,唐生明两面敷衍,挑拨离间,加深他俩的矛盾。但是唐生明还是有分寸的,由于周佛海已经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还是偏向周佛海。李士群和他的手下准备对付周佛海的时候,他会警告周佛海小心。周佛海这边的人准备对李士群下手的时候,他却不告诉李。

  到了1943年夏天,重庆方面就李士群不可救药,决定将其剪除。唐生明考虑了很久,建议除李可以又上中下三策。“下策”就是让军统动手,派特务暗杀李士群。但是李士群一向深居简出,保镖如林,这个方案难度很大,而且可能遭到汪伪特务机关报复。“中策”就是,利用汉奸之间的内讧来除掉他,这样可以避免汪伪特务的报复,而且可以挑起汉奸之间的仇杀。很多大汉奸早就看不惯李士群,挑动他们去对付李士群,很有把握。“上策”就是利用日寇与他的矛盾去杀他。这样后遗症最少,李士群的人不敢把日本人怎么样,也不会怀疑到重庆方面和已经“归顺”重庆的大汉奸头上。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杀鸡儆猴,让死心塌地跟着日本鬼子干的汉奸看到走狗的下场。以后再拉他们就方便了。

  周佛海也接到了戴笠的指令。周佛海也不简单,他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之后,连他老婆都瞒着,到这个时候才和唐生明和盘托出,请求唐生明的帮助。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采用“上策”。他们决定利用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中佐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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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22:11 | 显示全部楼层

闻风丧胆 惨绝人寰---中外七大酷刑[转帖]

  
疑神疑鬼 头顶钻洞
  
  人类学家在欧洲和南美洲曾发现大量被钻孔的头骨,其历史可追溯到7000至2700 年前。头骨中的孔是由人造石器钻出来的。专家们称,这种仪式应用于成年男性。这种仪式虽然流传广泛却极其恐怖,而且仍是人类学中最难破解的谜题之一。是什么人做了这些事情?为什么这样做?或许这是史前的一种酷刑?
  
  最近的研究表明,除了可能引起的痛苦外,这种做法还称不上一种真正的酷刑。西班牙格拉纳达(Granada)大学的研究员告诉我们,毫无麻醉的钻孔过程序要持续大约10-15分钟,然而大部分(据研究约占70%左右) 头骨被钻孔的人却能够神奇地幸存下来。截至目前最能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头骨钻孔”其实是一种神秘的仪式。然而它的目的却始终是一个谜。
  
  
  
  中国特色 老虎凳
  
  老虎凳是中国特有的酷刑,属于反关节酷刑的一种。该刑常见于各类影视作品,阴险至极。受刑者双手反绑,呈坐姿被固定在一条长凳上,大腿部位以绳索绑紧,用刑时受刑者脚下被不断垫进砖块,疼痛难忍。
  
  老虎凳的作用在于牵拉受刑者腿部的关节韧带,并造成膝关节脱臼。据史料记载,受刑者坐老虎凳一般垫上3块砖时就会大汗淋漓,5块砖时膝关节完全脱臼,人会昏厥。施刑者通常每加一块砖后会暂停一会,令受难者的痛苦持续一段时间后再加重用刑力度。
  
  女性在接受此刑时痛苦比男性更甚。他们的韧带通常比男性柔软,所以往往要加到6块砖时才昏厥,有过这样的记载:施刑者在受难者昏厥苏醒后,将受刑者从老虎凳上解下来,再由两个身强力壮的施刑者架着她强行跑步,以增加她膝关节的痛苦!
  
  
  
  绝非SM 鞭挞
  
  一直以来,鞭打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酷刑。用于实施鞭刑的工具,是边缘非常锋利的硬牛皮带。受刑的部位主要集中在臀部以及背部——这里的肉很厚,不至于将人打死,却绝对够疼 。时至今日,我们知道位于亚洲的文明国家,狮城,新加坡仍然在使用鞭刑。
  
  鞭刑的方便之处,首先在于对工具的要求不高,只要一根鞭子就好,实在没有鞭子,柳条、绳子、皮带、电话线等等都可以,如果是在家里,这个范围还能够扩展到衣架、筷子以及书本杂志之类随手能够抄起的任何一件东西。比如在杂志的某编辑家里就曾长时间使用的竹制衣架,弹性极好,绝对属于实施鞭刑的上佳之选。
  
  鞭刑的另一个优点在于,占地面积不大。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把犯人捆绑扎实,随时享受用刑的乐趣。
  
  
  
  耸人听闻 虎豹嬉春
  
  行刑时,将女囚与猫鼠同困于麻包袋中,向其中抛入点燃的炮竹,受惊的猫鼠会撕咬女囚将至遍体鳞伤,而后施刑者将在其伤口上淋洒盐水……类似的刑罚见于古代欧洲对基督徒的酷刑。不同的是,施刑者将一口大铁锅扣在受刑者的腹部,锅里关着几只活蹦乱跳的老鼠。然后他们给铁锅加热,闷在锅里的老鼠会迫不及待地要逃出来,以致挖穿受刑者的肚皮。
  
  
  
  苦辱兼具 水落石出
  
  用水灌进受刑者的肚子,使对方肚胀如鼓,仍不停灌注,并不时大力压迫受刑者的腹部或用脚大力践踏,使受刑者呕吐,再灌……如是者三四次后,受刑者将七孔流水,痛苦不堪……记得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曾经写过一部书,回忆当年天桥老艺人们的艰难经历,其中就记录过这么一段。具体是哪个老艺人记不清,但当时他受的就是这种刑罚,行刑时还有几个鬼子不停地踩在他的肚皮上,最后不堪痛苦而死。
  
  
  
  古已有之 过山龙  
  
  李伯元的《活地狱》对此刑如此记载:“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把犯人赤剥了,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除掉心口及下部两处。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下边开一个小口,用百沸的滚水,从这头浇进去,周流满身,从那头淌出去。这个开水,却不可间断。”貌似以前看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中,杨乃武也险些遭受此刑,想来这简直不是受刑,等同枪毙!
  
  
  
  浑身发毛 骑驴
  
  这种刑罚不少人听说过。受刑者被脱光衣服,骑在一个顶端锋利如刀的倒V字形装置上,有时甚至会在受刑者的四肢挂一些重物。这种花活儿似乎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偶有表现,至今仍然被一些心理上具有虐待倾向的人喜好。但据说在西班牙的军队里,直到20世纪这还是他们的“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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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23:06 | 显示全部楼层

“不须放屁”:毛泽东最搞笑的一句词! [转帖]


 

  小孟来了之后,主席与她有说有笑。饭后茶余,花园小径的散步,卧室客厅里的谈天,显得十分和谐,主席常常把小孟逗得开怀大笑。多一点幽默,生活中就多一些欢乐的音符。

  “孟夫子,来,我给你讲个故事。”主席喜欢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她。

  小孟把沙发椅向主席的身边搬近一些,主席操着难懂但还能让人听懂的湖南话,给小孟讲起来。此时的小孟,就像几岁时,听爷爷奶奶讲故事一样,听得那么专心,那么入迷。

  “有一个人,从自己脖子上捏下一个虱子,害怕别人嫌脏,赶忙扔到地下说:‘我当是一个虱子呢,原来不是个虱子!’另一个人马上捡起来说:‘我当不是个虱子,原来是个虱子!’”

  小孟听完了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故事,瞪着她那清澈如水的大眼,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似地发问了:

  “这个故事有什么意思,一点儿也不好听。”

  “傻丫头,你什么都不懂噢,这就是说,告诉我们要讲实话嘛,虚伪的人真是可笑。”

  小孟听了恍然大悟,于是她也觉得这样的小故事很有意思。“主席,再给我讲一个,你看看我能不能猜出什么意思。”

  主席又给小孟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有一天,乾隆皇帝和一个大臣来到一个庙里,迎面是个大肚子弥勒佛。乾隆便问大臣,弥勒佛为什么对着我笑啊,那大臣说,这是‘佛见佛笑’。乾隆听了很高兴,当他往佛的侧面走几步之后,又回头一看,见弥勒佛正对着那大臣笑呢,于是便又问那大臣:‘弥勒佛为什么也对你笑呢?’那大臣赶紧回答说:‘他笑我今生不能成佛。’”

  小孟听到这里,咯咯地笑起来,急忙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这是讲那个大臣会拍马屁。”

  主席点头称赞:“进步很快嘛,好聪明的丫头!”就是这样,主席高兴的时候,常常给小孟讲着一些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讲起来是那样轻松、自然,透出一种强烈的幽默感。

  这天,主席把诗刊杂志要发表的他的两首词的清样,拿给小孟,对她说:“小孟,请你把这两首词读给我听听。”

  小孟拿过来,也不先看一遍,马上就读起来:

  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

  鲲鹏展翅,

  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小孟用高声快速地读了起来,当她读到“不须放屁”这句的时候,她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主席,您写不许放屁,可您今天放了28个屁。我都给您数着呢。”

  “噢,你还给我记着黑账。”主席也笑了。

  “活人哪个不放屁,屁,人之气也,五谷杂粮之气也。放屁者洋洋得意,闻屁者垂头丧气。”

  小孟听了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来。

  小孟边笑边说:“那您为什么在词里还写上‘不许放屁’?”

  “两回事情嘛,孟夫子。”(摘自:《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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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24:0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数谜团 [转帖]


  在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这一问题上,亲历者的回忆往往相互龃龉,甚至同一个人的回忆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不同,就此形成“一大谜团”。几十年来,相关研究者爬梳考证,新说丛出,某些方面至今仍难有一致的结论。
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

  1921年参加中国****第一次大会
的代表,对于这第一次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再说当时代表的党员才50多人,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客观地说,起码在当年没有人能预测到这个党会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第一次的重要性随着党的地位的提高,才愈益加重了其砝码。那么,这个第一次的代表也因之有了不同寻常的位置。代表人数是13人、12人、11人、10人,才在多年之后随之出现。

  几十年以后,经过党史专家的考证,终于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当时的代表为13人,他们是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王尽美、邓恩铭(代表济南),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李达、李汉俊(代表上海),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陈公博、包惠僧(代表广州),周佛海(代表日本)。再加上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参加会议者共15人。这个过程并不像说起来这么简单,其中尤以12人说的影响最大也最广泛。

  12人说的来源有多个,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张国焘,另一个是共产国际的报告。毛泽东在1936年秋同斯诺谈话时,说参加一大的代表是12人,但没有列出代表名单。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是12人。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已确立了真正的领袖地位,他的说法也就带上了权威的意味。

  在此之前,周佛海于1927年发表的《逃出了赤都武汉》中说,参加会议的代表是13人,并给出了除两位济南代表之外的名单。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也说是13人,并给出了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名字。这两份回忆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代表名单,可惜在毛泽东谈话之后,13人的说法就靠后了。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也说是12人,且在列出的名单里去掉了何叔衡。为什么是何叔衡?他给出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他认为何是位“冬烘先生”,对共产主义完全无知,并说,他因为听不懂大家讨论的内容,提前离开了。

  在1959年之前,董必武一直坚持13位代表的说法,还给出了13位代表的名字。在1959年的时候,他看到了中央档案馆送给他的苏共移交的共产国际关于一大的报告,里面说代表人数是12人,他就表示愿意放弃13人的这个意见。可据后来的考证,共产国际的报告是将陈公博排除在外了。原因是陈公博没有参加在南湖的闭幕会议,上报国际的闭幕会议决议自然没有他的名字。董必武是受了这个材料的影响,有没有毛泽东确认12人说的影响,恐怕难以排除。

  11人的说法,则将两位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排除在外。原因是他们当时都是中学生,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0人说的理由是,何叔衡提前走了。在遭到法租界警探的搜查之后,会议转到嘉兴南湖继续进行,李汉俊、陈公博又未能赴会,最后的代表是10人。

为什么焦点集中在包惠僧身上

  李达在1949年前后写的自传里,给出的代表名单里排除了包惠僧。他写道:“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7月1日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

  按照李达的解释,包惠僧确实参加了会议,但又不是代表。董必武说包惠僧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另有人解释说,包惠僧是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参加一大的,算不上正式代表。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明确排除了包惠僧。这么一来,12人说几乎成了不可易移的真理。

  那么,为什么焦点集中在包惠僧身上呢?其中的原因确实耐人寻味。首先一点是为了证明毛泽东12人说得正确;其次是因为包惠僧后来有过长期的脱党行为,并在新中国成立势所必然的时候,仍在观望;再次,是不是其中含有个人恩怨的因素,仍然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另外,是不是包含对陈独秀不来参加会议,且说包惠僧可以代表自己有反感?

  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正如李达所说,当时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代表资格问题。当时,李达、李汉俊在上海发出与会通知的时候,只是让各地的小组派出两位代表,并没有指定由谁参加,只要是小组派出的与会者无疑就是当然的代表。有人说包惠僧来自武汉,这没错,但只要广州推荐他参加会议,他就是广州的代表。这一点,除了海外代表一人,其他各地方小组的代表都是二人,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出结论。

  (《谁主沉浮》 孟醒著 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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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25:49 | 显示全部楼层

龙虎风云戏貂蝉[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对貂蝉其人,史料记载很简略。《三国志·吕布传》里只有一句:“布与卓侍婢私通。”《资治通鉴》里引用了这句话。《三国志·关羽传》里有一段注提到:曹操与刘备合围吕布于下邳,关羽禀告曹操,求娶吕布之妻,曹操应允了;下邳将破时,关羽又一次向曹操提这档子事,曹操忽然间起了疑心,破城后,曹操先派人迎看,见吕布妻有异色,遂背弃了对关羽的最初许诺,自己将吕布妻笑纳受用了。

  由上述情况看来,貂蝉作为董卓侍婢,吕布之妻,姿色明显是超乎寻常的。正像从险恶山道上周周折折走下来的人,大为欣赏河畔水湄摇曳多姿的花柳那样,从血火中厮杀出来的人,格外向往女性的美丽与温柔。董卓、吕布、关羽、曹操,这些风云中的强手上将皆着迷于貂蝉,难怪这个连姓名也语焉不详的女子在后世1800年的反复筛选中进入了“四大美女”的行列。

  貂蝉之誉满天下,究其最闪光的亮点,是因为她成功地实施了连环计。作为董卓侍婢,在司徒王允的导演下,她在董卓与其义子吕布之间巧相周旋。在吕布眼里,她对他情有独钟,可惜是董卓强行霸占着她;而在董卓目中,是吕布在放肆地调戏自己的爱婢,终于导致二人火并,董卓之专权土崩瓦解。

  在《三国演义》及元杂剧《云锦堂美女连环计》中,施行连环计这一招是一致的,诸种戏曲里的《小宴》、《连环计》、《凤仪亭》,名目各异,演出的也都是这么回事。

  至于貂蝉的结局,就很不一致了。有的谓其姓任,山西忻州木耳村人,原已与吕布成亲,汉灵帝选宫女时选入宫中,因执掌貂蝉冠而得名;不久,汉灵帝将其赐给丁建阳,丁将其转配义子吕布,小夫妻得以团圆;后来夫妻战场失散,貂蝉流入丞相府,成了王允的养女。有一天她偶见吕布骑马过街,遂暗中焚香祝祷,祈求重聚。王允偶见其焚香暗祝,这才引出巧施连环计的念头。有的人认为,白门楼吕布被杀之后,貂蝉落入乱世枭雄曹操手里,收进了铜雀台自为享用。也有人说是曹操为笼络关羽,终将貂蝉赐赠,貂蝉也真心爱着关羽,而关羽的最初想法又变了,变成了“美色祸英雄”之疑云,欲杀之而不忍,貂蝉最后削发为尼,远却红尘,青灯伴老。

  不论怎么说,吕布、董卓、曹操、关羽都喜爱貂蝉,倒是应了张学良晚年在美国夏威夷说的一句话:“自古英雄皆好色,不好色者非英雄。”这是一个经历非凡的百岁老人在谢世前夕说的话,他似乎感觉出来了,伟人、英雄之好色,古今中外都属于一个耐人寻味的哲学命题,“殆天意,非人力”,仿佛是造物主深谋远虑的一项安排。

  陆游诗云:“长安貂蝉多,死去谁复还?”这里的貂蝉,指汉代侍从官员帽上的饰物,被诗人用作达官贵人的代称。这位任姓女子入宫之后,因执掌貂蝉冠而得名,并由此而变成了武夫与权贵之间争权夺势而撕来扯去的一个牺牲品,权势之争注定了她只能是悲剧性的结局。一朵艳丽的鲜花不幸被历史老人扔进了汹涌湍急的流水里,上下翻卷簸荡一通之后,终于被揉搓成碎瓣儿,纷乱而没。花有香氛,其香氛不散,化成了艺术素材。流传下来的有关的戏曲剧目,其所以盛演不衰,也因为貂蝉凭仗自己天赋的姿色与聪慧的性格所实施的连环计,在重大的政治角逐中利用了人性中最为隐秘的成分,这在中外历史上是任谁也无从复制的一页。

  有人声称:“战争让女人走开。”其实,女人是走不开的。虎牢关三英战吕布,风云里四雄逐貂蝉,致使战争这幕活剧反而上演得更为有声有色。倘若从另一角度去看,战争又是个其大无比的牢笼,处于那样(命运将其置于牢笼之中)的时代,谁也别想挣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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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26:29 | 显示全部楼层

祖阮优劣[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喜欢评判人物,这是国人的一大嗜好,自古已然,千年不废。你看这里又对晋代的祖士少和阮遥集两人作了一番比较。

  如看“硬件”,两人的确难分伯仲: 官阶相当,各为豫州、广州刺史;都出名门,一个是“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名将祖逖之弟,一个是竹林七贤阮咸的儿子、阮籍的从孙;就连嗜好也有点相似,祖好财物,阮好木底鞋子。虽然这种对物质的搜求都是人生之累,但两人的嗜好已很久远了,别人也难说谁对谁错。有人去看祖兄,见他正在打理得到的财物,客人来了,还未能收拾好。祖连忙将剩下的两只小竹箱藏到身后,但嘴里在应付客人,心中还在惦记着背后的财物。而有人去看阮兄,见他正在吹着火往屐上涂蜡,口中感叹着:“不晓得一生能穿几双鞋呀!”一副想得很开的神色。

  同样喜好收藏,但前者痴迷,后者通达,祖、阮两人境界的高下,一下子就分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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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27:06 | 显示全部楼层

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鲜为人知的信,直言“浮夸是害人之本” [转帖]


  

  作者:王凡 东平 分类:纪实文学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12、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鲜为人知的信,直言“浮夸是害人之本”

  但令人遗憾的是,接踵而来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全国再度泛滥起一股更“左”的思潮。

  特别是“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盛行一时。报纸上不断出现放“高产卫星”的报道,什么“小麦亩产达到7300多斤”,“水稻亩产达到3.6万斤”等等,河北徐水县人民公社亩产超万斤的消息,还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新闻。

  头脑清醒的王观澜不信这些消息,他随邓子恢副总理驱车前往徐水,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两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情况很不正常。王观澜说:“亩产几万斤,不可能,也不符合当前的科学水平。”

  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王观澜再次表示:“这是主观愿望啊!有些东西,不要说科学知识,连农业常识都没有了!”他从中央苏区起就搞农村工作,熟悉农业,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深知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祸国殃民,危害极大,不可等闲视之。

  当时王观澜正在读高中的女儿海燕,看了报纸上的宣传,十分兴奋。回到家中,就把这些“大跃进”的新闻讲给爸爸听。

  没想到爸爸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反问了她一句,“这些新闻可信吗?”女儿海燕这下被弄糊涂了。她迷惑地悄悄问妈妈,爸爸是不是有点“右”,徐明清告诉女儿,爸爸从来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

  就在这年秋天,王观澜家种的花生丰收了。为了从实际出发教育孩子,他让儿子、女儿把花生都挖出来,称一称,然后算算亩产多少斤。算完后,王观澜问海燕,“你看,如果一亩地真能产上万斤,不是要从地上铺起一尺多厚,你相信吗?”

  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不能把良好的主观愿望,去代替实际的科学知识。你们今后切忌不要浮夸,任何时候都得保持冷静,老老实实地做人。”

  1961年春节前,王观澜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一个文艺晚会,正好遇上毛泽东。两位相识30年的老战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拉着王观澜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及徐明清和孩子们的情况。然后,毛泽东开玩笑地说:“进城以后,你不来看我了,咱们疏远了。”

  王观澜也说,您太忙了,也不像在江西和延安时见面那么方便了!的确,进城后,王观澜与毛泽东的联系并不紧密,当时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王观澜对此十分冷静,不跟风,不吹捧,他曾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他是人,不是神。”

  这次与毛泽东见面,让王观澜的内心难以平静。他几次想向毛泽东反映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但又感到不是合适的场合,几次欲言又止。回到家里,他反复思量,觉得还是通过写信反映情况比较好。

  于是他和徐明清商议,以徐明清的名义并执笔,他俩共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直抒己见,痛陈时弊。信的内容如下:

  主席:

  昨天晚上,观澜见到主席,主席还记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观澜病重时,主席给以极大的关怀、帮助,我们才有今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在中国革命中的舵师作用,将永载史册。

  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好和坏、内和外、敌和我、公和私、上和下、大和小、进和退、黑和白……。广西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目更大,面积更广,又将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我的海燕已闭经4个月了,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此致

  敬礼!

  明清

  1961年1月25日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仍十分严峻,王观澜也考虑到了这封信可能引起的后果。

  信写好后,他郑重地把三个都是党员的儿女叫在一起,说明了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写这封信。王观澜说,说真话,可能会受到打击。但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我们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我是****员,豁出去了,最多丢官。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如受到了打击,不要害怕。”

  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毛泽东,因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并担心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当作普通信访处理。王观澜特意让徐明清套了三个信封,最外边的信封写的叶子龙收,中间的信封写的江青收,最里边的信封才写的是毛泽东亲收。这封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三天后,毛泽东亲自从中南海给王观澜打来电话说“信收到了,谢谢!”

  知晓了毛泽东对信的态度,王观澜夫妇这才放了心。特别是王观澜,兴奋得几夜都没睡好觉。

  徐明清记得,大概是在1962年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前夕,有一天晚上,9点多了,毛泽东打电话来,请王观澜去钓鱼台一趟。王观澜回来说,主席那天站在门口迎接他,特别客气。两个老战友一直谈到很晚。

  不久后,毛泽东就提出,全党要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吞吞,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王观澜夫妇目睹了毛泽东胸襟坦荡,重视老战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正视问题,采取果断措施,纠正错误,迅速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做法,深受鼓舞,也对未来愈加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以后,无论遇到顺境还是逆境,王观澜都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不唯心,不唯上,只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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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28:07 | 显示全部楼层

陈伯达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秘书的 [转帖]


延安初识毛泽东

  1937年,陈伯达带着妻儿,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那是一次由毛泽东参加的理论座谈会,讨论孙中山的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中
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仔细倾听双方争论。就在争论愈发激烈的时候,陈伯达发言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加以阐述。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陈伯达发言完毕,毛泽东站了起来,很高兴地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散会之后,毛泽东把陈伯达留下来,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当天傍晚,毛泽东派人通知陈伯达,要他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吃晚饭。陈伯达急急忙忙地赶去,到了那里才明白,毛泽东宴请了一位美国记者,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今天顺便也请你,请你和美国客人。”这次请客很简单,毛泽东、翻译、美国记者、陈伯达四人同桌而餐。起初,毛泽东跟美国客人说了一些客套话。后来,他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而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也饶有兴趣。这样,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的话题,越谈越投机,竟把美国客人撂在一边。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人生的转折点。

与毛泽东讨论古代哲学

  被毛泽东看中之后,陈伯达不再坐冷板凳了。经毛泽东提议,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每一次讲座,毛泽东差不多都去听。毛泽东一去,许多人也跟着去。虽然陈伯达的话难懂,听久了,也慢慢听惯了。很快,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有了名声。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陈伯达成了这个学术团体的领头人,执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发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1939年1月,陈伯达写出《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恭恭敬敬面呈毛泽东,请求毛给予指正。毛泽东很细致地读完《墨子哲学思想》,亲笔给陈伯达复了一封信: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毛泽东的书信很短,但《墨子哲学思想》引起了他极大兴趣。虽然复了信,他仍觉得意犹未尽,便又写了好几页纸的意见附在信后。陈伯达所擅长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正是毛泽东当时思索的热点。陈伯达见毛泽东对他的文章如此看重,于是又向毛泽东呈上他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和《老子的哲学思想》两篇文稿。毛泽东读后,兴致很浓,于1939年2月20日写了一封更长的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详细地写了七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文章,谈了自己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看法。陈伯达收信后,当即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

  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又写一封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伯达同志的文章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伯达同志考虑。……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补充了三点意见。

一步步爬上高层

  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1939年,毛泽东提名,调陈伯达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

  陈伯达调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而当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因此陈伯达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办公室副秘书长。

  毛泽东给陈伯达拟定了四项任务,即四个研究课题:《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陈伯达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陈伯达说,是毛泽东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从此陈伯达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不久的陈伯达出任秘书长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后来,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虽然职务在不断变动,但陈伯达一直没有脱离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一最重要的职务。倚仗毛泽东的信任,陈伯达很快进入中共高层,尽管他的职务并不很高,但他所处岗位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陈伯达以后能够飞黄腾达,起点便是毛泽东秘书这一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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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4 11:29:47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字报在中国的兴衰史[转帖]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这20余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上共贴出了多少张大字报,恐怕是永远无法统计出来了。遥想当年,稍微能识文断字的人,没写过大字报者,或许不会很多;没看过大字报者,更是寥若晨星。大字报成了这些年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何谓大字报?《现代汉语词典》上没有条文,洋洋千万字的《汉语大词典》上没有解释,修订后的《辞海》、《辞源》上也查不到。是这些著名辞典的编纂者们的无意疏忽,还是实在无法作出解释而弃之不录,不得而知。

  大字报产生于何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农村推广大字报的好处后说:“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人,如果这样的话,大字报的历史可谓久矣。从其形式上讲,古代的揭帖与大字报颇为相似。揭帖者,就是张贴的启事。要追根溯源,大字报真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大字报的盛行,始于1957年那场后来被称为“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

  最早出现大字报的高校是北京大学。

  5月19日清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大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可惜,这张大字报在当时的报刊书籍中都没有登录下来,使我们今天无法知晓它的全文。接着,哲学系的龙英华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

  随之,一张一张的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这一天,后来被北大的学子们称为“五一九运动”。

  大字报不仅颜色是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也有用旧报纸写的;形式也五花八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不一而足。

  在反右派斗争中,伴随大字报的广泛使用而产生的是大辩论;在大辩论中,大字报又常常被用来作为辩论的手段。加上在此之前出现的大鸣、大放,于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中被广泛使用。这样,人为地造成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和不稳定状态。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运动中的广泛使用,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工具”的大字报,在反右派运动中却成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武器,并且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一再肯定,甚至被赞扬为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此后,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了广泛使用。当时的宣传舆论工具也对大字报的功效一再推崇,大字报的作用被吹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在那个创造神话的年代制造出一件又一件滑稽的事情来。

  “大跃进”运动之后,大字报曾一度沉寂了好几年的时间。然而,“文化大革命”之后,自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大字报的狂飙再次席卷中国。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大动乱的年代里,大字报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悲剧,一桩又一桩冤案。个别人因为写了一张“革命”大字报而飞黄腾达、青云直上,而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许多人则被大字报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被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所谓“文化大革命”,同“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为“四大”的使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四大”又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局面不断加剧。事实证明,大字报看上去有利于揭露矛盾,实际上容易被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当做篡党夺权的工具。以大字报为中心的“四大”,不但没有发扬民主,反而使民主与法制都受到严重破坏,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大动乱。当年流行一句颇为自我安慰的话,叫做“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前半句很快实现,后半句却成了空中楼阁。当年还有一句流行语,叫做“‘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乱了自己,其实是乱了敌人”。实际上,不论是“看起来”,还是“其实”都是地地道道地乱了自己,真正的敌人躲在旁边,他们才高兴中国大乱呢!

  大字报表面上看来谁都可以使用,但事实绝非如此,且不说那些已被划出人民队伍之外的所谓“牛鬼蛇神”没有张贴大字报的权利,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看法,对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稍有不满,或对有些掌了权的“造反”新贵有些看不惯,但还是位列于人民内部的人,一旦把自己的看法、不满用大字报表达出来,顷刻之间就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发配到了“地、富、反、坏、右”的行列中去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代表选出的堂堂国家主席,在受到诬陷的时候,贴出一份答辩的大字报,不是贬眼之间被撕成了碎片么?

  大字报的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前者可以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后者可以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不论哪一种功能,基本表现方式都是片面和不实之词,容不得被揭露、被批判者的申辩与反驳。所谓用大字报的方式开展大辩论,实则是大批判,大量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字报几乎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先是以语录开篇(当然是择其所需),接着写一通形势大好,然后笔锋一转,抓住被征讨者的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再佐以“砸烂”、“横扫”等“革命”语言,随意上纲上线,任意口诛笔伐,欲置被征讨者于死地而后快,用当时的时髦语言说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其永世不得翻身”。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大字报的恶性发展,而大字报的恶性发展,又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局面.


  大字报所产生的各种消极作用,除了其本身这种形式不足取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它被用来发动政治运动,进行政治斗争,成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而这种政治运动,又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发动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大字报除了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外,很难起到什么好的作用。至于“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直接受命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更是他们打倒老一辈革命家,实现其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

  大字报表面上是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实际上是利用群众,压制民主。大字报的盛行,与中国政治舞台上大刮“左”风是密不可分的。什么时候“左”病厉害,什么时候大字报便行情猛涨;什么时候“左”的东西有所收敛,什么时候大字报便萧条不景气。一部大字报兴衰史,就是一部“左”病对中国的危害史。

  诚然,在个别问题上,大字报发挥过积极作用,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字报也曾被人们利用来作为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武器。但是,大字报作为所谓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四大”的最主要方式,从总体上讲,其消极和破坏作用,要远远大过它的积极作用。

  到了1975年,大字报已成了强弩之末的时候,却被写进了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反思的深化,大字报的弊端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在1980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谭震林在书面发言中深刻指出了大字报这种“大民主”的本质。他说:“‘四大’根本没有民主的意义,而是文革小组强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组需要打击谁,一夜之间满城大字报。受到大字报揭发、批判、打击的同志,个人任何辩论的大字报,不管写了几张,是贴不出去的,即使贴上了,也立即被别的大字报所覆盖。因此,不能说它是‘大民主’,不能说取消‘四大’,就取消了‘大民主’。”

  1980年1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讲到“四大”问题时,他指出:

  “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这年4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一个星期的会议中,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四大”的建议,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在这些人大常委中,对“四大”的危害可谓有切身的体会,谈起当年那些“炮轰”、“勒令”的大字报,委员们会依旧心有余悸,不寒而栗。

  在发言中,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条理由: 一、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障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四大”却相反,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的民主权利。二
  、把“四大”写进宪法中,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四大”的旗号,制造事端,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推翻****的领导。三、把“四大”写上宪法,会使一些人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和生活秩序,不利于四化建设。四、搞“四大”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从“文化大革命”到“西单墙”,一些坏人正是利用大字报泄露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参加会议的人大常委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赞同取消“四大”,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决定。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所谓“四大”的规定。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部宪法中,有关“四大”的条文彻底消失了。

  大字报终于成了历史的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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