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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张钦礼所作的申诉和补记——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2[转帖]
（七）
我现在记述的卓兴隆，是大跃进时在兰考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一位优秀的基层干部。他不仅被焦裕禄欣赏器重，从公社提拔到县里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兼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还被文革中去兰考视察工作的中央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中，认为卓是个人才，建议陪同他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提拔重用他。后任商丘地区柘城县县委书记。周化民抓住他在兰考支持张钦礼、支持《卫焦司令部》、宣传焦裕禄精神，用钝刀子割肉的办法，一点点把他割死。他的死触目惊心，我曾为他写过内参，内参不知通过何种渠道，在河南广为流传。这是十年前的事。 卓兴隆不仅是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得力助手，他还是焦裕禄提倡农桐间作的狂热推广者，在兰考如此，到柘城由于大面积推广农桐间作，促进农林大发展，商丘地区也推广了柘城的经验。文革期间中央有关部门曾在商丘召开过全国绿化和农桐间作会议，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也专门采访过卓兴隆，为《人民日报》采写组织过整版商丘地区农桐间作的文稿。卓兴隆只读过小学，但很聪明，很有悟性。他受焦裕禄的影响，不但爱泡桐 ，也懂得尊重知识，用心读书，练一手毛笔字，加强一个中层领导干部的文化素养。焦裕禄逝世后，曾写过三四千字的怀念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他发明一种土办法专治桐树上的“布袋虫”，商丘地区的农民至今还流传着：“看见布袋虫，想起卓兴隆。”他因为喜欢泡桐，临终前写了一首小诗《桐花赞》：“桐花啊！桐花，你串串粉红，圣洁溢清，你胜过八月的桂，腊月的梅；桐树啊，桐树，你木质洁白，昂首挡风，所有的诗都该把妳赞颂。” 河南清查工作开始时，商丘地区两任党委书记孙玉尊、李景堂都保卓兴隆，并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卓兴隆在文革中没有实质性的问题，继续留任。后来，主管政法的书记周化民，先把卓兴隆从县委书记拉下来，任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不久，又拉下当一般干部，最后，又开除了他的党籍。卓兴隆咽不下这口气，再加上种种压力最终因肝癌英年早逝。得知卓兴隆病逝，兰考的群众乘满六辆卡车，在商丘市卓兴隆的平房前搭个大灵棚，供兰考、柘城和商丘地区的群众吊唁。许多群众带着干粮从农村来到卓兴隆灵前日夜守灵。有人嚎啕大哭，有人捶胸顿足，离休的水利局局长王昭奇半瘫痪，他边爬边哭在灵前叫喊：“老卓，你死得冤啊！”当卓兴隆的灵车开住公墓经过市区大街时，后边跟的大车小车洋车土车有二里长，街两旁的行人止住脚步，目瞪口呆地看着商丘地区解放以来从未见来的如此悲壮隆重的送葬队伍。有人问死者是哪一级干部？地区电视台有位大胆者自愿为这个葬礼拍了录像。由于警察干涉，很多更动人的群众场面没有拍下来。 卓兴隆开除党籍一事，他生前没有告诉妻儿老小，怕影响他们对党的看法。丧事过后，他的女儿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病中写的申诉书和《桐花赞》。申诉书上说：他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突然之间逐步升级，原因是六十年代他同开封地委个别领导（指周化民从地委来兰考搞四清——作者注），在宣传焦裕禄的问题上，发生原则分歧，他现在借清查之名置他于死地。他在申诉书中要求：公正审查他的问题、平反、恢复党籍。 焦裕禄在兰考虽只有一年多，他的人格力量不仅在群众中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张钦礼卓兴隆等一批干部。卓兴隆在柘城任县委书记时，颇有焦裕禄的风范，连他的葬礼都如此悲壮，如此轰动。 周化民第一次把张钦礼投入监狱时，卓兴隆跑了，没逮住；第二次张钦礼被软禁大别山时，卓兴隆已经离开兰考去了柘城。不从六十年代宣传焦裕禄时他俩的斗争时间算起，从文革开始，到周化民去商丘任职，他们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来往，况且，卓兴隆这时已经是他属下的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即便如此，周化民也不会放过。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导端的权利》一书中说：“宗教和政权结合，会变成法西斯。”极左思想也是周化民、戴苏理等人的宗教信念，一旦这种信念和权力结合，使他们变得特别偏执，特别残忍。
（八）
张钦礼在郑州监狱受审后给他的老伴儿刘秀芝写了一首顺口溜： “秀芝，秀芝，革命的老伴，他们今天提审我，编造谎言一大片，逼我签字我不签，当场把脸翻，拳打脚踢，砸镣带拷，法西斯暴徒真凶残。秀芝，秀芝，革命的老伴，今天是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天，他们提审我到中午十二点，牢房落了锁，我在门前站，一站站到一点半，我犯了饿伤症，冷汗湿衣衫，头昏眼花，栽倒在铁门前，几乎一栽要长眠……” 张钦礼后来转到新安县监狱。一天，监狱来了一位领导，他很想目睹一下这位曾被周总理三次解救、河南家喻户晓、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尊容”。提审张钦礼的两名监管人员很想讨好这位上级，满足他的好奇心。他们喝令张钦礼跪下，张钦礼站在这位上级面前，不动声色，不理不搭。张钦礼说：“他们打掉了我的门牙，顺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脚镣。还故意往脚脖子上砸，一锤下去，砸掉一块肉耷拉下来。我忍住满腔怒火，不吱声，不下跪！” 一九八四年正月十六日，按照当地民间习俗是个灯节。新安监狱在这天举行灯谜会，出了一百道题目，根据谜语的易难，猜中者奖励糖果若干。张钦礼从头到尾浏览过一遍后，选了一道最难的题目，它是“青绵绿袍一英雄，绳捆锁绑下狱中，各种刑法都用尽，临死又用大火烘，谁能猜出其中意，赏他太白酒三盅。”张钦礼解答：“英雄家住许昌城，阳春三月破土生，阳光雨露身躯壮，草木一秋问斩刑。英雄一生遭残害，冤气不消冲天宫，玉帝准了他的本，带领儿郞下凡中，不知带兵有多少，车载斗量数不清，各个身穿白战袍，新式武器尼古丁，谁敢与他来交战，管叫你破家产、丧性命，新被褥烧个大窟窿。不是西，不是东，烟叶便是他的名。英雄虽死英名在，烟草公司留其名。” 张钦礼狱中猜谜，激怒了上至省城下至新安，说他借题发挥，眼中无法，对自己判刑不满。省里派人来追查，轮番对张钦礼审讯批斗七天，命他逐句解释。他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后不了了之。他得了二斤糖果，全部分给了犯人。他回到囚室，，躺到床上，闭目细想，那冤气和怨气真是直冲天宫。不一会竟然入睡，冥冥中感到耀邦同志来到河南，轮番轰炸嘎然而止，是耀邦同志有指示。继周总理之后第四次解救了他。这是他在回忆录中写的一件事。我查了一下报纸，灯谜节的前几天，耀邦同志确实来过河南，新安监狱的犯人能够听到有线广播。我不知道张钦礼说的“指示”是否有无，但在张钦礼强烈的愤懑和期盼中产生的幻觉是可能的。 他爱人刘秀芝也是老干部老党员，解放前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为了掩护张钦礼，差一点国民党活埋。因为张钦礼是一县之长，怕影响不好，总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张钦礼判刑时，刘秀芝是县供销社的干部，月工资只有四十六元，要养活五个孩子和她自己，每月探监时还要为张钦礼带吃的。张钦礼先在郑州监狱服刑，后又改到新安县。新安县离兰考七百里。每年除夕这天，刘秀芝带一块揉好的白面和一碗肉馅，从兰考乘火车到郑州，再转乘长途汽车到新安，再步行几里天黑赶到监狱。看着丈夫吃完她包的饺子，为的是让张钦礼得到些许安慰，熬过漫长的十三年铁窗生涯。几十年来，为了张钦礼，数不清的威逼恐吓，批判斗争，她只有一句话：“钦礼是个好党员好干部。”在难以想象的困苦和坎坷中，她教育儿女们发奋成才的事迹可以写一本大书。她有一个儿子在外语学院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研究日本文学，成为大学教授，但他向往日益崛起的祖国，毅然回国办教育；她的其它子女们都是很有成就的私人企业家。张钦礼一家上下几代，都是共和国肌体里最活跃最健康的细胞，这种细胞受到无端的侵袭，坏细胞就会滋生蔓延。 张钦礼在新安监狱服刑时，兰考的干部、群众、勤杂人员、小商小贩及机关食堂的炊事员等，他们很不容易凑够路费，费了很多周折，去新安探望张钦礼。东坝头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全村人凑钱，选出了两位代表，买了几斤糖果，去探望张钦礼。他俩对张钦礼说：“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这里坐牢，选县长时，全村有二十六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为生的兰考农民，相约在同一时间去探望张钦礼。他们能为他带的礼物就是各自买了两个烧饼，每个烧饼里夹两根油条。监管人员问他们要介绍信，他们说没有，又问他们和张犯是什么亲戚关系，他们说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们为什么来探望他？”监管人员不准他们进来。四位农民一起跪在监狱门口，不走也不起来。他们说，张钦礼是他们的老县长，他为兰考人民坐监狱，他在兰考时，他们不会向他跪下，现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礼。这位监管人员被感动了，把张钦礼叫了出来。张钦礼看到这四位素不相识的农民，每人手中捧着两个夹油条的烧饼，也立即向他们跪下。五个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相对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监管人员也泣不成声。 张钦礼成为共和国监狱里的一名“囚犯”，这是我国司法的黑暗和耻辱。 我这篇申诉，是写张钦礼和有关人的冤情，不是写他的先进事迹。全面写他的自传将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我只说两件事，可以看出张钦礼在最风光时和在监狱时所表现出的品格和风貌。文革中张钦礼第一次被总理解救，成为兰考一把手的时候，省里、地区给兰考两辆吉普车，张钦礼转手卖了，为什么？当时兰考有七千七百多个生产小队，还有四十二个小队七千群众的口粮不足。张钦礼用卖车的资金，为这些小队各打一眼机井，每眼机井配一台八匹马力的柴油机，又派技术员指导这些小队各整出一百亩旱涝保收田，争取一年千斤粮，万斤菜。机井柴油机旱天浇地，不浇地时磨面、扎花、打油搞副业，让群众手中有些零用钱。按当时的低标准叫一年翻身。四十二个生产小队果然一年翻身了。 前边说过，刘建勋陪姚依林来兰考视察工作时，各人都带有自己的小车、随员。张钦礼每天却挤进刘建勋的车子里。刘问他，省里地区不是给兰考两辆吉普车吗？你为什么不用？张说：“都卖了，”“什么？你具体说清楚，”刘建勋在惊讶中带着温怒。张钦礼把四十二个生产小队的事说了一遍，最后说：“建勋同志，学习焦裕禄不能只挂在嘴上，我一个县委书记坐上小汽车开到吃不饱肚子的群众面前，我脸上发烧，心里不是滋味，群众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地里捣共产党的脊梁骨。”刘建勋连声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姚依林激动得大声说：“应该通报表扬，应该通报表扬，我回北京立即向总理汇报，让他对兰考的事放心。” 另一件事发生在新安县监狱。一天，监管人员通知犯人去公社医院检查身体，半路碰见一条公路被夜间暴雨冲断，来往车辆受阻，行人多有不便，时有伤人翻车事情发生。张钦礼从医院回到监狱，给新安县的县长写了一封信，请他快快派民工来修路。这封信先后给两名监管人员请他们转交，他们都喝令道：“张钦礼！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吗？你是一个囚犯。”张钦礼壮壮胆子找到监狱张钧祥政委，张看看信，点点头，立即派人送到新安县。送信人回来说：“县长看完信感动得直掉泪，说张钦礼都到这个份上了，还关心群众利益，我们还能说什么，走！他扛起铁锨，带领干部民工直奔冲断的公路上。”据说是三天三夜修好了公路。几天后，一名监管人员对张钦礼说，那天检查身体你只想着修路的事，没有检查就回来了，我再带你去一次，张说，我没有病不去了，那位同志说，不检查身体出去放放风也好，这是张政委的意思。张钦礼和他一起来到修好的公路上，平平坦坦，车水马龙，张钦礼好激动，一下子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跳到路边的一个土堆上，向行人大叫：“新安县的县长是个好县长，他能为群众办实事。”我倒觉得这位县长很伟大，他不唯书、不唯上，不管来自什么人的建议，即使是一名“囚犯”，只要对群众有利，就诚恳采纳，身先力行。可惜我没有记下这位县长的大名，但我知道张钦礼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85年7月15日，一查便知。这就是张钦礼。
（九） 河南清查工作严重违法乱纪和扩大化的问题，二十年前我就写过内参。因为事关重大，我带着稿子来北京总社，内参部叫我只能手抄一份真接送耀邦同志。河南省清查工作是保守派清查造反派，完全不考虑毛主席、周总理当年曾支持造反派的事实。即便没有这个事实，也应该是所有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清查坏人。因为，下边的文化大革命很复杂，情况各异，更不同于中央。一派清一派，等于用派性指导清查工作，必然导致冤假错案。 河南的清查工作，它涉及的人数，开除党员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百分之六七十。全国在清查工作中，据说，有十三万党员开除党籍，河南省就占了十万零七千名。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无用）。有人根本没有起诉书，有的没有罪行材料。张钦礼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被判刑的，他对所有的指控都不承认。审讯人员对他说，法律服从政治，我这里是过个手续，你在申辩，要加判。有人对主管清查工作的赵文甫说：“某某不能够判刑！”他说：“先判了再说，错了以后再改。”赵文甫深知中国的冤假错案难改，即便改了，个人也不负任何责任，这是历史的经验。 整个文革期间戴苏理基本都在台上，支持派性，和年迈多病正在受冤受审的妻子（她曾任地区专员、省妇联主任）离了婚，和一名年轻漂亮的女教员结了婚。人们无权指责他喜新厌旧，却有权指责他左得失去人性，并在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查工作后，又荣升为辽宁省委第一把手。 耀邦同志主政时，曾当面指示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杨析宗解决河南清查工作中扩大化和违法乱纪的问题，杨虽作过努力，因阻力太大，终无结果。焦裕禄通讯作者之一周原曾给杨析宗写过信，保张钦礼监外就医。杨在信上批示：相信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保证。其实，也只是提早半年释放。 耀邦同志逝世前，曾出台过一个文件，大意是：文革中的斗争，是中央的事，不要过于涉及下边的同志。这个文件到省里就压下了。凡是偷偷传抄这个文件精神的干部，有的被开除党籍公职，有的逮捕法办。兰考县委副书记王启德，已经开除党籍，降级下放，因为偷偷传抄这个文件精神被逮捕法办，判刑三年，出狱后患癌症死了。实际上他在狱中已是癌症后期。这位在焦裕禄时代被提拔跟着苦干、文革中跟着张钦礼几进几出监狱之门的硬汉子，最后也没能虎口余生。 河南省一些党、政、军离休的老领导、老红军、中央委员，如周总理曾两次指示找到张钦礼送到北京的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还有省长王维群等，曾联名上书党中央，指名道姓批评戴苏理、赵文甫在领导清查工作中的违法乱纪和扩大化问题。王维群已经过世，他在弥留时的遗言，是恳求中央为河南这些老干部平反。 我在整理这份材料时，脑中时时出现如下观点：长期的极左路线和人事制度的弊端，在我们生活中大量存在是非曲直不分，好人坏人不辨。这两种痼疾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互相纠结，恶性发作，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向破产的边缘，推向险恶的顶峰。当我们从边缘上被拉回，从顶峰上跌落下来时，整个国家遍体鳞伤。我们只把摔伤的皮肉包扎下，没有探究痼疾的根源。耀邦同志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的讨论，像矗立在改革开放大门两边的两座丰碑，它警示后人：不要再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不要一个人说了算数；前者是法制问题，后者是体制问题，都是根本问题。
补记：张钦礼已经过世五年了，最近某某人一变过去的提法，说文革中张钦礼首先扯起造反的大旗，夺了县委县政府的党、政、财大权，搞打砸抢，他判刑是罪有应得；同时提出：新华社的通讯“把焦裕禄到兰考花费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的事情丢掉没写”。什么事情呢？“抓阶级斗争”。且不说这“精力”、“心血”、用什么尺子能丈量出来。其目的却和过去一样：否定焦裕禄，否定大通讯，张钦礼永无翻身之日，证明秦一飞、周化民是正确的，当然，也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1) 兰考对我并不陌生。七年前，我是为张钦礼写冤情，有些情况没有写进去。多少年来，有人对张钦礼和这篇通讯肆意歪曲和诽谤。我在这里想做些说明。我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的作者之一周原的爱人。由于周原在劳改中积累多种宿疾，老来身体多病不能提笔。我曾根据当年他在兰考采写焦裕禄的采访笔记和口述写过详细的采写经过，交由新华社党组织。 这篇通讯发表后，因为影响很大，新华社又围绕这篇通讯发表了一百三十多篇新闻、通讯和文章。我参加了这一战役性的报导，有些重要新闻、通讯是我采写的。那时我在兰考两月有余，深入到生产队和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了解了很多通讯中难以写进的材料，特别是张钦礼的先进事迹，他比焦裕禄的要多得多，因为张家几代人都战斗在兰考。我本打算有关焦裕禄的报道结束以后写张钦礼，接着四清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这篇通讯被秦一飞、周化民宣判为《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理由是没写阶级斗争，并出资印发至全国。这篇由三人署名的通讯，这时“罪名”都集中在周原身上，因为他是摘帽右派，使他受到残酷的迫害。他偷跑到兰考，兰考的群众一家一户轮流把他保护起来。由于农民口粮有限，干部是定量供应粮票，所以我必须经常偷偷去兰考为周原送粮票和换洗衣服。兰考的文化大革命我太了解了。张钦礼被周化民投入监狱，折磨得奄奄一息时，周总理指定专人在指定的日期把他送到北京，此时，我正在兰考。兰考不少的干部群众知道这个消息，也知道当天夜里把张钦礼从监狱中抢出来必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我和许多兰考人这天夜里整宿没有合眼。 (2) 这篇通讯没有写阶级斗争，作者们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并不是“偶然”碰上张钦礼并由张钦礼安排“他的人”向记者介绍了焦裕禄抓生产的事迹。好像“歪打正着”，使这篇通讯“侥幸”保留至今仍有存在的价值。记者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不写阶级斗争，主要原因一是焦裕禄在兰考主要抓了生产，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时的地委书记张申向凤凰卫视的记者谈话时也认同这一点。通讯中大量写了焦裕禄生产活动和对嗷嗷待哺的群众的无限同情和关怀，也没有人（包括某某人）提出过任何异议。这正是这篇通讯的主要内容。另外，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一直贯彻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全国饿死的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死的人大概是几千万吧。人人恐惧阶级斗争、厌恶阶级斗争。一个资深记者，应该知道群众需要什么，痛恨什么，他们懂得根据采访的主次材料取舍提炼，这是一个写作人的基本常识。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写作的人敢这样写，要冒着批斗、坐监之罪的。穆青尝试着把通讯拿给彭真审查，竟意外的通过批准了。不仅记者们松了一口气，连参与编辑此稿的编辑们也松了一口气。穆青这才命周原立即带着稿子去兰考审查。 焦裕禄为什么敢在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时把主要精力用来抓生产？我在申述报告中写过，那些在大跃进中像疯子一样的干部，三年饥饿年代，或甩手不干、或多吃多占、或住进医院小病大养吃小灶，对农民群众在没有任何副食供应的情况下，每天靠国家供应几两原粮，维持着不死不活的生存状态无动于衷。兰考的县级领导干部中，这三种情况都有，全省亦然。焦裕禄看到这种现象却十分难过。他首先想到的和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使饥饿中的群众填饱肚子。这样，他有意无意地就和一条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相撞击。当时国家也穷，不能靠国家多给一粒粮食，必须生产自救。考虑到农民经过大跃进的日夜奋斗而无果，接着是三年的饥荒，群众体质很差。他一方面把成千上万的饥民送上火车外出逃生，同时在全县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的口号，而他自己又身先力行。群众在他的感召下，用“蚕啃桑叶”的精神，开展生产自救。一些外出逃生的群众也被吸引返乡。焦裕禄和张钦礼此时是从人性的角度来抓生产的。 张钦礼是县长，按照党内分工主要抓生产。因为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而他又一贬再贬，长期被“控制”使用，他一直想成立一个“除三害”办公室，终不能如愿。焦裕禄来到兰考，立即采纳了张钦礼的建议，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并一眼识别卓兴隆是个人才，从公社调到“除三害”办公室任主任并兼宣传部副部长。焦裕禄到兰考，可以说在抓生产上，他和张钦礼、卓兴隆形成了“三驾马车”。焦裕禄有不少个性化的闪光的语言，其中就有：“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干部不领水牛掉井”。他在兰考一年零三个月，他和张钦礼、卓兴隆领导的120人的调查队，行程五千里，查清了全县大小风口、大小沙丘、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洞以及全县的千河万流，都编了号、绘了图，他们又共同制定出详细的“除三害”规划。焦裕禄在兰考这一年中，摘掉了连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帽子，达到了自供自给。这篇通讯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也没有实写（我说的是“实”写）焦裕禄到兰考改变了兰考面貌。通讯中所指的改变是“三害”，并非指兰考县。一个农业县的改变，需要综合因素，是一个系列工程。焦裕禄在兰考做的是除三害的基础工作，这也是张钦礼长期想做却无能为力的。焦裕禄不知道自己害的是癌症，他是长期打算，他要把除三害的工作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上。焦病故后一年多，张钦社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的事迹时，很难把当前的工作和这项基础工作以及在这项基础工作上制定的规划截然分开。农业生产不仅有周期性，更有连续性，这也是有人长期攻击张钦礼把一年的成绩算在焦裕禄身上，为他涂脂沫粉的一项罪状。张钦礼很委屈但不辨解。 秦一飞、周化民否定焦裕禄的理由，就是焦的精神没有变物质；新华社宣传焦裕禄给兰考捅个大窟窿；张钦礼捏造了一个“假典型”。 文革中，周总理第一次从监狱中，第二次从软禁在大别山的张钦礼救了出来，每次都指示他“回去要下大力气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张钦礼每次倒霉时，当年跟着焦裕禄、焦过世后又跟着张钦礼的一些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也倒霉或投入监狱。张钦礼解救后有了权把他们解救出来，带领他们甩开手脚日夜在工地奋战。春节时，很多干部群众干到除夕之夜，初一早上又去了工地。张钦礼前后两次在兰考掌权，按照他和焦裕禄 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引黄淤灌出二十六万亩沙荒盐碱地为良田；种植了五六十万亩农桐间作地（区）；建立了六十个县、社工厂，填补了兰考历史上没有工业的空白。仅县办的十六个工厂，年产值四千多万元，税利八百多万元。粮食产量由焦裕禄来时的年产七千多万斤增加到三亿两千多万斤，人均八百斤，是解放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仅酒厂年创利税二百万。兰考也由老缺粮县，到一九七五年，已上缴给国家三千万斤粮，一百万斤皮棉，八十万斤油料。就连当年来兰考视察工作的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到兰考在文革的混乱中，竟如此生气勃勃，十分兴奋。他不经意地对张钦礼说，大庆缺少副食，黑龙江省过年只能给他们五百头生猪。张钦礼立即派当时的副书记杨捍东给大庆送去一千头生猪、六十吨粉丝、一百二十吨酒。张钦礼说，不能让铁人的大庆工人缺肉菜。有些基础设施，兰考人至今还在受惠。张钦礼经常说“人家大乱我们大干。” 周化民这时在干什么？他抓住张钦礼制定的一份奖励劳动模范的文件报告给省委二把手王新（有实权的支左部队），说张钦礼在兰考搞“刘少奇的生产党”。搞奖金挂帅，搞物资刺激，把群众往邪路上领，这就是我在申诉报告中叙述的张钦礼第二次受到迫害，软禁到大别山。 秦一飞、周化民在兰考否定焦裕禄、迫害张钦礼、卓兴隆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性质？谁对谁非，一目了然。长期以来，有人在这个问题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顽固地站在秦一飞、周化民的立场上，对待兰考这一场涉及几千干部群众政治命运的大搏斗。 某某人在有关的所有文章中，都说新华社记者在兰考只采访张钦礼或者说由张钦礼“安排他的人”谈焦裕禄。新华社记者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采访，没有任何偏见。周原去兰考首先是请周化民介绍焦裕禄的事迹，他不谈，他让张钦礼谈。他不谈并不是因为他不了解焦裕禄，他带了两千多人的四清工作团，在兰考抓了半年多的阶级斗争，他怎么会不了解焦裕禄在兰考一年多的时间里做了什么呢？只是他和焦裕禄、张钦礼走的是两条道。他并不看重生产，他和秦一飞是抓阶级斗争的老手，而新华社的记者当时恰恰需要有针对性地、像焦裕禄这样积极奋进、勇抓生产、体贴群众疾苦的典型。 焦裕禄这篇通讯中，因为没有写阶级斗争，而是写了焦、张联手抓生产，写了焦、张的人性情怀而为千百万读者赞扬、感动。这篇通讯当时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是时代的呼唤，正如张钦礼的葬礼有十万群众参加一样，也是时代的呼唤。 某某人有关系在兰考县委的机密档案中，摘抄焦裕禄在某某党委会议上关于阶级斗争的片段讲话，却举不出一个例子说明焦裕禄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抓阶级斗争。我也相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焦裕禄不可能不在这个问题上说些套话、废话、空话，正如新华社记者在活学活用的年代，不可能不在新闻报导中写些套话、废话、空话一样。关键在于焦裕禄实质上做了什么，新华社记者在通讯中实质上写了什么。这种套话、废话、空话的遗风，到现在不是也没有断了香火吗? 一个主要抓阶级斗争的打手，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无怪乎秦一飞、周化民说张钦礼捏造了一个“假典型”。因为张钦礼等人介绍的焦裕禄和秦、周是对立的。多少年来，某某人终于不用拐弯抹角说出了真心话：否定焦裕禄，否定写焦裕禄的通讯。 先期去兰考采访焦裕禄的周原无数次说过：“如果我在兰考采访焦裕禄时，有一个人告诉我焦裕禄如何如何抓阶级斗争，我扭头就走，用不着周化民轰我。” 周原劳改四年后回到河南分社，并没有立即采写稿子，他一头扎进豫北黄河故道老灾区几个县，调查研究七个月，摸灾情，主要摸干部队伍的思想状态和精神状态。在一场狂热的大跃进过后，面对饥饿的灾民和被破坏的生产条件，干部普遍持消极态度，很多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主要是粮票和口粮）。他想在灾区最穷的地方找出积极的典型，反差大更具震撼力量。他没有找到。相对来说他最后找到了比较富裕的七里营公社刘庄大队，采写了支部书记史来贺。七里营公社很有名，毛主席来这里视察过，史来贺也因此在全省出名。《河南日报》也多有报导，大都从人民公社优越性做文章。周原有针对性地写了史来贺的廉洁奉公、积极领导群众生产，安排好群众生活，特别是把多余的粮、棉、油卖给国家，不去农贸集市卖大价，史来贺知道那时国家也穷。这篇长通讯一没有写阶级斗争，二没有写人民公社优越性。它登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并配有社论。这使史来贺一下子名闻全国。他后来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多次参加国庆大典、参加由中央领导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刘庄也有四清运动（是中央党校派去的工作组），文革中造反派也批斗史来贺，却没有一个人和一个口号提出使史来贺闻名全国的这篇通讯没有写阶级斗争。 周原带着同样的指导思想，向路过河南分社去陕西分社的副社长穆青汇报了豫北老灾区的情况和他的指导思想。那时史来贺的通讯刚发表不久，穆青立即命他去豫东老灾区（穆青的家在豫东）物色线索、物色典型。有人问，焦裕禄的通讯和史来贺的通讯为什么遭遇不一样？因为焦裕禄这篇通讯一诞生就碰到了一个强大的抓阶级斗争的阵势或者说对立面。四十年来这场斗争仍在继续。这场斗争说白了很简单，焦裕禄、张钦礼、卓兴隆等一批干部，为了让群众能吃饱穿暖，有个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拼命抓生产。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就对张钦礼说过：“你们这批干部，从工地上被捕，从监狱中出来，连家都不回就直奔工地，不要命啦！”秦一飞、周化民从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再到粉碎四人帮后清查三种人，一路过来就是抓的阶级斗争。斗争对象也是当年跟着焦裕禄、焦过世后跟着张钦礼的这批干部，连基层干部和农民大致都这样分了界限。什么叫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挥舞着一柄极左的利剑，大杀大砍，是整人的、伤人的斗争。焦裕禄当年在兰考主要做的是这些工作吗？ 我一九四九年在河南分社任记者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离开。我摸着一条规律，越穷的地方，文化教育越落后，极左思想越容易在这些地方肆虐，一些积极的事物和优秀的人物，很难在这里生存立足。 (3) 某某人在有关的文章中都说：张钦礼在文革中首先扯起造反的大旗，搞打砸墙，夺了县委、县政府的党、政、财大权，得到四人帮的支持，他坐牢判刑是罪有应得。这个问题我在前边的申诉报告中已基本说清，现在再进一步点明。 河南省委1966年12月决定在县一级开展文化大革命。大中城市开展早几个月。一些外地的红卫兵来兰考串连。那时兰考的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张钦礼等大批干部被剥夺的一切权利也没有解放。秦一飞、周化民借助外地红卫兵的时机，提早在兰考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由领导四清运动，转入领导文化大革命，这种转变不知经过谁的批准。我知道河南省委不会批准。当时中央决定所有派驻各地的四清工作队全部撤走。秦、周当时的所做所为都是违抗中央和省委精神的。 首先，秦一飞、周化民借助外地红卫兵并以他们的名义编造了一份新华社记者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理由是没有定阶级斗争，并出资印发至全国各地。接着成立的三个战斗队：一是揪斗张钦礼；二是砸烂焦裕禄展览馆；三是揪斗通讯的三名作者。到北京揪斗穆青不那么容易，因为总社已经军管。周原是河南分社的记者，离兰考最近，又是摘帽右派，是周化民心目中的“阶级异已”。他派出揪斗作者的战斗队和新华社河南分社的造反派配合，残酷地迫害周原（我另有文章作过叙述）对张钦礼的迫害，我在申诉报告中也详细的写了，但在对张的一百多场的批斗中，都逼他承认他为新华社记者提供的焦裕禄的材料都是“捏造”的。 当时在兰考的另一件大事，是1967年1月28日夜，受开封地委领导的开封军分区由副司令员李地山领导介入兰考文化大革命，当夜就开始在全县大逮捕，到2月13日共逮捕1260人，兰考的监狱和周围几个县的监狱都塞满了兰考的“犯人”，这时的兰考，一片腥风血雨，城乡路上到处是披枷带锁、五花大绑的干部、农民……直到1967年7月26日张钦礼在狱中100多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由周总理指定河南军区负责人把他送到北京总理面前为止。几十年来，某某人都把支持张钦礼的周总理说成是四人帮的支持。 兰考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创造了全省乃至全国的三个第一：一是焦裕禄过世两个月，只有一千脱产的党政干部的小县，竟派出2400多人的四清工作团，从县委、县直到公社大队全面夺权；二是四清工作团转入领导文化大革命，斗争对象也是四清的对象；三是部队夜间介入兰考支左，在同一时间内在全县大逮捕，并血腥镇压被捕者。 (4) 某某人说，通讯的作者们在兰考只采访张钦礼，只采访了三天就写出这篇通讯，根据何在？先期去兰考采访的周原，不仅广泛地采访了最了解焦裕禄的干部，甚至《河南日报》驻开封地区的记者薛庆安都向他提供了四杆旗这样重要的素材；他在生产队吃住在农民家里，广泛听取了农民口中的焦裕禄。有些精彩的细节是农民提供的。周原从郑州到开封向穆青等总社来的同志，详细回报了焦裕禄的事迹后，穆青等这才去了兰考。 (5) 张钦礼的葬礼如此壮烈、轰动，河南的省、地、县各级党政领导，默认了这个自发性的群众葬礼，还不说明一切吗？ 现在，张钦礼的坟墓周围，有来自山东、河北、河南、主要是兰考人立的石碑、大理石碑有四十多块，成了一片碑林。每块碑上都刻有几百人、上千人的名字。那些诬陷张钦礼几十年的人，见过几个共产党人有这么悲壮的葬礼、这么多群众的爱戴。 张钦礼弥留时，焦裕禄的大儿子焦国庆去医院看望他，因为过度悲伤，血压升高住进医院，没能参加葬礼；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在追悼会上一定要和张钦礼的子女们站在一起，表示自己是张的女儿，后因哭昏在灵前送医院抢救；焦裕禄的小女儿焦守云在张钦礼病危时来北京活动，也见到了某些要人，他们都说，清查运动中的问题是某某权威定案，现在不能解决。守云给张钦礼的子女的信上说：“没有张叔叔，就没有我们一家的今天，这个世道能多些善良的人该多好啊……”。 焦裕禄夫人和她的孩子们背道而驰。她是被人当枪使。使枪的人认为和她结盟陷害张钦礼最具说服力。她的子女们现在有些都是地方、部队的中层领导干部，却视张钦礼为父辈，关心他的命运，坚信“张叔叔的冤案终会大白于天下。” (6) 某某人谎称张钦礼和焦裕禄不合作，他举例说张钦礼拒绝参加焦裕禄的葬礼。实际上在焦裕禄葬礼那天，河南省政府在民权县召开一个沙区造林会议，张钦礼是县长，又主抓除三害，必须参加。在葬礼现场，县委宣传部长卓兴隆写了一幅挽联挂在灵堂两侧：“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地委一位领导看见了，喝令拿下并说：焦裕禄并不是什么“壮士”，你们也化不了“宏图”。卓兴隆拿下挽联去找张钦礼，张说：“挂上，我负责任”。说罢才急匆匆赶到邻近的民权县参加会议。会议由省长王唯群主持。张钦礼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向全省的救灾干部和省里的负责人，声泪俱下地讲述了焦裕禄在兰考除三害累死在工地上的事迹…… 某某人为了进一步说明张钦礼和焦裕禄不合作，焦裕禄来兰考后，要求上级调走张钦礼，以证明张钦礼“咬群”。相反，是地委想调张钦礼到某县当县长，被焦裕禄顶住了。焦说：“他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对我帮助很大，不能调走。”焦提出调走副书记孟照芝。孟就是某某人的继父，这是当时县委许多同志都知道的。 (7) “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不是张钦礼自封，这是作者们根据他俩的关系所做的评价； (8) 《人民日报》从来没有先于新华社写过焦裕禄的任何事迹。 (9) 张钦礼葬礼期间，某某人就住在兰考人大宾馆，他目睹了葬礼的全过程。不知是因为心虚，还是不甘心诬陷张钦礼几十年，当张钦礼的家人和亲朋好友还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他急忙忙蒙骗《百年潮》的同志，继续在该刊上发表文章侮辱张钦礼，说张为了想在兰考当一把手，不惜造谣说谎（驳斥他举出的说谎一例要用很多文字，不值一驳）。某某人的家就在兰考，继父是兰考的县级干部，他明明知道张钦礼不被重用是因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迫害受处分，长期被“控制”使用。张钦礼一九五四年就当县长，以他的家庭背景、他的资历、他的工作能力、他和群众之间的鱼水之情，不要说当一个县的一把手，就是当一个地区的一把手也绰绰有余。做人还有个做人的底线，在张钦礼那样的葬礼过后，在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受尽极左路线的迫害而刚刚入土时，还要往他身上捅刀子。无怪乎焦裕禄的小女儿焦守云发出了撕裂人心的感叹：“这个世道能多些善良的人该多好啊！” (10) 张钦礼二次遇难软禁大别山时，他最要好的战友王志新从汉口偷偷来看他，劝他带着老婆孩子回家种地，也比现在的日子好过，张钦礼拒绝了。他说，入党宣誓时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现在还没有实现，不能当逃兵。其实，张钦礼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连邓小平都说他也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张钦礼的文化水平不高，我想他也没有读过马列主义的原著，加上兰考又是个穷县，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朴素、简单、实际。他经常挂在嘴边的理想信念就是“让干部安安生生领着群众搞生产，让群众有吃有穿，住上宽敞亮堂的瓦房，无忧无虑的过日子，为什么达到这个目的这么难！”不管是什么主义，张钦礼的这一信念是他和焦裕禄来兰考不谋而合的思想基础。抓生产不是为了显示“政绩”往上爬，而是为了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张钦礼无数次对我说过：“焦裕禄是我所见过的对群众的饥饿和贫困最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人”。 (11)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是周原根据他所掌握的焦裕禄的材料，概括提炼出的两句话，成了这篇通讯的思想灵魂。有人说，这两句话现在过时了，我不认为。这两句话是对各级党政官员说的，不是对普通群众说的。不仅在贫困饥饿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在现今贪污腐败成风、追求个人名位不择手段、大部分群众还不富裕、大批群众失业的历史条件下，仍有现实意义。 （12）最后我想说的，是某某人说谎造谣的本事已经使人难以想像，他辱骂诬陷张钦礼的书，竟拿到兰考兜售。一位与张案没有丝毫关系的小学女教员何巧真，偶然看到这本书，发现捎带着连她也没放过。她不是“囚徒”，不怕他，就来到北京西城区以“造谣诬陷罪”把他和出书的出版社告上法庭。这位小学教员面对的是“大人物” 、“大出版社”，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坎坷，打赢了这场官司，这位倒霉的“大人物”，输了官司却“失踪了”。这是兰考县的同志告诉我的简单经过。随后，月工资只有四百元的女教员带着几岁的小女儿，在法院附近一个小旅社住下，每天去法院门口“堵截”这位失败者。一年以后，某某人终于出现，并于2007年5月30日在《中国青年报》第七版和这家出版社同时向何巧真登出赔礼道歉的声明。 七年前，我写给我所在的党组织关于张钦礼的冤案时，因为文字太长，前面附了一封简短扼要的信，在这封信上，下边的话都说到了，但点的还不透，我写道，焦裕禄到兰考碰到的不是自然灾害而主要是人祸，新华社把他定格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里，焦聚不准。他到兰考是救群众于水火，解干部于倒悬，他是典型的人道主义者，要是从这个角度诠释焦裕禄更会具有久远的历史价值。话又说回来，如果当时真写“人祸”写“人道主义”，通讯也发不出来。直到现在，我每每翻阅这篇通讯时，依然是止不住热泪，因为它实质上写的是人性、是人道主义精神。这也是这篇通讯的真正魅力所在。 要说明的问题太多，要批驳的问题也太多。就此停笔。从现在起，有关张钦礼和兰考一案的事情我一字不写了。我年已八旬有余，老伴周原在劳改中积蓄多种疾病，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我要照顾他。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在行将告别人世时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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