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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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坛血魂: 大跃进伟大创举---查例假，摸月经！ [转帖]

作者： 余习广

3.2 查例假，摸月经！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岁月里，东方红公社的“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竟然煽起了更多干部大搞“共产主义伟大创举”的新激情。一时间，“妇女赤膊赛诗会”、 “妇女赤膊演讲赛”、 “佘赛花赤膊炼钢炉”、 “樊梨花赤膊挑炭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东方红公社的干部们搞出“伟大创举”，灯塔公社的干部更是挖空心思，花样翻新，竟然“发明”出“检查月经”的“共产主义劳动制度”！

女人从少女时代来月经，一直到更年期止。因其月月经血定期来潮，其间不得从事重体力劳动和房事，故亦称之为“例假”。 平江县各人民公社条例中，也明确了妇女“例假”休息的原则。

大跃进声称“解放了妇女劳动力”，“男女都一样”。但是，大跃进不能不让妇女来月经，来了月经还是得休息。而每个女人的月经期不一样，就是同一个女人，其月经期也不一定稳定。

人民公社的干部们，开始为妇女月经期的问题而烦恼。大跃进任务重，妇女今天你请假，明天她休息。当时，好些公社规定：“装病偷懒的一律不得请假”，大多数干部对于病患社员就是一句话：“装病偷懒，明天出工”。但女人月经例假还是得让她们休息吧？一个连队妇女上百号，指导员、连长哪里搞得清哪个妇女哪天是她的例假期？有没有借着例假装病偷懒的？

平江县几个公社的干部，都曾为这个问题向上请示，而不得要领。

灯塔公社三和大队的干部想出了绝招：在全县率先建立起月经登记薄！到期按规定休假三天。

灯塔公社一营二连连长和指导员还是不爽。一些妇女声称：“月经期不稳”，经常和干部们吵吵闹闹要求请假。连长和指导员专门咂摸了好多天，终于开了窍：来没来月经，一查就知道嘛！这两个家伙，为找到“加强共产主义劳动制度的新创举而兴高采烈。当晚，二人在连部干部小灶炒菜加餐，饮酒庆贺。

于是，灯塔公社一营二连发布新规定：建立妇女月经登记薄，“对期的准假三天，不对期的进行检查。”检查的执行人，为该连主要负责人。

这一天，女社员李月莲的经期对不上，比上个月提前了好几天。李玉良连长和指导员按照规定开始询问：“李月莲你是真的还是假哦？”李月莲一脸通红小声说：“这个事还有得假吗？”

“那不行，你说来了月经，哪个晓得嘛。这样吧，按照新规定，你就脱了裤子，让我检查检查吧！”

李月莲一直是队上的积极分子，思想觉悟一直很高，平时口口声声听共产党的话。但是，共产主义觉悟再高，她也不愿意脱了裤子，让人家摸她这个大姑娘一把的程度。她脸红脖子粗地表示坚决不行。

李玉良走上前来说：“这样吧，照顾照顾积极分子，你不脱裤子，让我摸一把。”他一手拉住李月莲，一手伸进她的裤裆中。果然摸到一手血。李连长“哈哈”一笑，批准了她三天假。

李玉良连长和指导员“摸一把”的“先进经验”，在干部们吃夜餐的时候，你一口酒，我一块肉，淫声浪语中传播开来。很快，一些大队干部开始了“摸一把，查月经”。继灯塔公社之后，红旗公社、拥江公社、红色公社、东风公社的一些地方，凡妇女月经不对，干部必查！

对此，我询问过当地的几位过来人：为什么妇女为了三天的例假期，竟然就肯让干部摸一把？人们告诉我：那年头，社员被干部们整的死去活来的，哪里还有人格和羞耻啊？你是想不到的，在那种天天没日没夜地苦战中，人们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找到休息的机会！不要说摸一把，歇三天了，好些年轻漂亮的大姑娘，为了安排个轻松点的活计，晚上还得陪着干部睡一夜呢！

1958年11月28日，在“平江县人民公社社队干部会议”上，灯塔公社营长、连长、工作干部共166人与会。在讨论发言时，《会议简报》第4期刊登：《灯塔公社干部作风排队》中这样写道：

（7）摸月经。三和大队建立了月经登记薄。四营二连妇女李月莲，不久时间报了二次月经。连长李玉良说她是假货，竟用手去摸。

（8）打赤膊。合胜大队在修水利中,发动社员打赤膊竞赛,男社员打了,就逼妇女打赤膊.他们说”谁不打赤膊,谁就生产没劲头.”参加修水利的2个妇女都打赤膊上阵了。

县委书记朱文轩在平江县委扩干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八年工作总结的报告》中，代表县委检讨说，我们的干部作风存在问题，“有的月经来了，不能出工，干部恶劣地喊要他脱裤子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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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堂到地狱的幻灭:元代的民族界限与知识分子境遇[转帖]

　　如果仅看《元史》，会觉得忽必烈得天下完全是依靠儒臣辅佐，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鹰犬皆是北方汉人将领。忽必烈在作宗王时，儒臣谋士确实给他帮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诸如“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举措，无外乎是出于收拾人心的目的。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陆增。随着南宋在崖山的最终败亡，汉人儒生在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价值。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

　　1278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委任状），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元朝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类。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包括数十种蒙古部落的“国人”，如札剌儿、蔑儿乞、塔塔儿等部；第二等是色目人。“色目”一词原本起源于唐朝，取“各色名目”之意，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是“眼睛有颜色的人种”。元朝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诸族、西北各族以及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无心指杨柳成荫”，“汉人”分等使契丹、女真融入了汉族，加速了“汉”族的融合，先前仇怨，慢慢消泯于身份一致的认同之中）。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辖境内的人民，他们被元朝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称为“蛮子”（蒙语“囊加歹”）。在元朝，“南人”泛称前面的三种为“北人”。

　　元朝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据《元典章》记载：“诸蒙古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打死汉人，一般就罚数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汉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问原因，一律处死抵罪，并没收家产交予蒙古人处理。

　　自1279年开始，在平毁所有汉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汉人士兵平时在军中也进行武器管制。过了五年，元朝下令汉人禁持弓箭，连各地庙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枪也被追缴入库（估计关庙中关老爷的大刀也被木刀所替代）。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辖地收缴所有武器，除把质量好的刀剑归蒙古人使用及上缴兵库外，其余一律销毁。元成宗时代，在元朝两都宿卫军中充值的汉人也不得持弓箭“上岗”，最后甚至规定汉人二十家（一甲）才能使用一把菜刀。

　　元朝的这种岐视和民族压迫，说穿了也是内心虚弱的表示。翻看《元史》中的《刑法制》，可以看到元廷对汉人种种武器限制的最详细记录：诸都邑小民，造弹弓及执者，杖七十七，没家财之半……诸汉人执兵器者，禁之。惟为兵者，不禁。诸汉人有藏铁尺铁骨录及铁柱杖者，禁之。诸私藏甲全副者（全套甲胄），处死。不成副者，杖七十七，徒三年；四件以上，杖七十七，徒二年；不堪使用者，杖五十七。弓箭私有十副者处死；五副以上，杖九十七，徒三年；四副以下，仗九十七，徒二年；不成副者，笞五十七。凡弓一箭三十为副（元杖罪以“七”为断，出于忽必烈的“仁慈”―――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朕饶你一下）。生活于汉人的“汪洋大海”中，作为统治者，蒙古贵族不能不“忧心忡忡”。当然，蒙古人在“以少治多”方面也有诸多妙计，“军户制”即是其中一种，以汉治汉，以“汉人”治“南人”，又派蒙古和色目监视后两种人，在一定时期内成功保持了蒙元的统治。

　　“鼎革以来（元灭南宋），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徐大焯《烬余录》）元朝的这些基层“干部”，个个都是恶霸，连辖下人户女孩的“初夜权”也归其所有，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少良家妇女不堪淫辱，羞愤自尽。特别令人浩叹的是，有不少美貌女子的人家为避免遭受淫污，竟出下策让女儿充当“舟妓”（供娱乐弹唱的船上卖唱女），“以舟妓不设甲主，舟妓得不辱身”。

　　元初以来，欧洲人或外来西域商人到了元朝大都或上都，会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南人仕于朝者，每当参礼既毕，必交手于背，作反接之状，虽（南人）贵官亦然，以示归顺之意”（曹春林《滇南杂志》）。不知实情的外来者还以为中国南方人喜欢背后手站立以示有“风度”，其实他们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状向蒙古人表示服从。由此推之，盖茨见胡总，一只手总是插于口袋之内，料想也是读过史书，对中华天朝君长做顺从恭敬之举吧。

　　至于官僚体系方面，“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长”。“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各个部门“一把手”，不是蒙古人，就是色目人。在元一代，汉人为相的，只有初期的史天泽和后期的贺惟一（太平）两个人，而此种特殊，也出于忽必烈时代需要依靠汉人灭南宋和元顺帝时代内部平衡权力的“不得已”之举。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各道廉洁司也必选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赵翼）至于元朝各行省的蒙古人官长，多为世袭，形同封建，“同列（汉人、南人）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实足的土皇帝架派。

　　蒙古人出身于奴隶制一般的低层文明，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游牧民族纵铁骑而来，摧枯拉朽一般灭金亡宋，自然“视南方（士人）如奴隶”。所以，“九儒十丐”，是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时代最好的标签词（文革时“臭老九”一词正源于此）。

　　元朝对儒士的歧视，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资料：其一是谢枋得《叠山集》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所述：“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其二，是郑思肖《心史》：“鞑法（蒙古法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种说法的“七猎（户）八民（农民）”，与“七匠八娼”稍有出入；其三，元人笔记《初学集》有载：“蒙古分民为十等，所谓丐户，吴人至今贱之”，虽未提及“儒”排第几，但证明元朝的“等级”分类肯定存在。

　　今人治史，好兴“翻案”来博取点击率和注意力。为此，不少人撰文讲元朝对儒士没有所讲的那么坏，他们所持论据，无外乎把忽必烈早期“优待”儒臣等摆出来说事，要不就是列举元朝中后期恢复科举等“仁政”。忽必烈利用汉朝文臣不必细讲。从科举方面看，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使得原金国占领地区长达八十年无科举，江南也有四十年左右没有开过科，直到元仁宗时才“装饰”性地恢复科举，其实也只有三年一科，到元亡仅仅开过十六科，每科七十多人，南人仅占其半。从这个数字可以见出，元朝一代，汉族士人能走上仕进之途至多五六百人而已，且终生沉沦下僚，完全是大元统治的点缀和装饰。

　　读书的士人，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但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 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所以，“九儒十丐”，是元朝的社会现实，绝非是遗民们愤激夸大的不实之语。

　　当然，还有人说，元朝文网疏阔，没有文字狱――以此来证明元朝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如此，则大错特错。蒙元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惟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不少人“目不识丁，书押文卷，但攒三指，染墨印纸上”，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的，以印章代签名，据《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相近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元史》中《塔塔统阿传》记载：“乃蛮可汗，尊之（塔塔统阿）为（师）傅，掌其金印以及钱谷。”（元）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亡去，“帝（元太祖）诘之曰：‘负此何之？’且问（印是何用）？（塔塔统阿）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均用此为信验。’帝善之，命（塔塔统阿）居左右，嗣后每有制旨，辄用印章。”可见，蒙古马背大汗，当时脑子里连玉玺、私章等要领一丝全无。这些人“崛起沙漠，毡裘旧俗，尚巫信鬼”，连字都不会写，自然不会寻章摘句去大搞“文字狱”。所以，元朝文网之宽疏，是由于蒙古统治层没有“侦破”手段，并非是大元的什么“有容乃大”。至于其治下的汉族“辅佐者”，他们本身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自然不肯向蒙古人告发同胞在诗文中的牢骚和发泄。到了日后的满洲皇族，个个高度汉化，连有人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会诬为讥讽提进囚牢杀头。同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相比，元朝的文禁几乎不存在，谢枋得可以一口一个“胡虏”，郑思肖可以一口一个“犬羊”，并高题诗句：“大军四十万，谈笑却胡尘”。可笑的是，甚至元朝贵臣自己也不忌讳词语，色目人贯云石乃色目世臣出身，其诗《筚篥乐》中竟有“胡尘不受紫檀风”之句，而他此诗的墨宝真迹流传到清朝，收藏者害怕遭受当局屠害，竟把“胡尘”两个字挖去，使“文物”受损不浅。至于显摆清帝文治的《四库全书》，修书不如说是毁书，“虏”、“胡”等皆删改，“胡尘”改为“烟尘”，“腥膻”改为“狼烟”，实在不好删改的就用空格来代替，把汉文化典籍和图书弄得百孔千疮。

　　元朝时代，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不仅仅亡国也是“亡天下”的时代。“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诗）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些“形式”尚可容忍，最重要的是华夏文明也被逼到了“崖山”。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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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孟子》里一处标点[转帖]

　　也谈《孟子》里一处标点

　　■蒙培元

　　读了顾农先生发在《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18日）上的文章《孟子》里的一处标点，有一些想法，提出来与顾农先生共同探讨。

　　我认为，该文提出了三个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读经典时经常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读经典？该文通过一个具体例子，即《孟子·尽心下》中冯妇条的两种读法或标点法（古书本

　　无标点，标点是近代才有的），说明即使是一个“细节”，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故不可不认真“细读”。这两种读法是：一，“有冯妇者，善缚（博字之误）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隅，莫之敢樱。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二，“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作者引述了鲁迅在《标点的难》中对这两种读法的评述之后指出，前一种读法来自汉人赵歧的《孟子注》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后一种读法来自宋人刘昌诗的《芦蒲笔记》和周密的《志雅堂杂抄》。鲁迅说，“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顾农先生则认为，刘昌诗的读法“很有意味”，而周密的补充说明更是“甚有理趣”。

　　碰巧，我在读这段文字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最后采用了第二种读法（见《蒙培元讲孟子》，P13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今读此文，觉得顾农先生讲得很有道理。读经典时，遇到这一类的问题，确实需要仔细考辨，看看有几种读法，哪种读法更符合原意，或更有理趣，决不可轻轻放过，更不可“断章取义”。究竟如何读法，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一定要有根据和论证。我很赞同顾农先生的说法。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对待权威？顾农先生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权威意见，因此后来为《孟子》作注的人，在处理这类问题上，一般都是按照《集注》办理，免得惹“麻烦”；并且提出，“要推翻一种权威的意见是很难的”。这所谓“很难”，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权威的意见有道理，不易推翻；一种是意见出于权威，故不敢推翻。作者的意思可能是后者。当然，作者也指出有“不回避问题”的学者，所举的例子是清代的焦循。但是，焦循在《孟子正义》的冯妇条中，恰恰驳斥了刘昌诗、周密的读法，而采用了朱熹的读法，只是对后半的断句提出了新说，认为应作“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但后人一般都不采用此说，因为此说确有些勉强。照焦循的说法看，与朱熹是不是权威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在如何解读文句的问题上，他既能提出自己的新说，又能尊重朱熹的读法。

　　有各种各样的“权威”。就学术思想而言，真正的权威不是由某个人封的，也不是由某些人吹捧起来的，是由他在学术上的贡献自然形成的。权威受到学者的尊重，也是很自然的。这并不是说，权威就一定没有错误，对于权威的错误，当然不能无条件地维护，而要据实予以反驳；有不同见解，也可以自由争论。古人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非人所得而私也。”盲目崇拜权威是奴化教育的产物，当然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至于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对权威的批评、反驳，如顾农先生所说者，显然是用政治权力压制学术自由。历史证明，这种做法是一定要失败的。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之后，被人为地权威化了，同时也被政治意识形态化了，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掌握了解释权。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其学术思想上的贡献，对此，要做具体分析。就《孟子》中冯妇条的读法而言，周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以“卒为善，士则之”与后半之“其为士者笑之”相对应，固然有道理。但清代学者阎若璩在《四书释地又续》中则提出与刘、周不同的意见，认为“卒为善士，则之野”与后半之“望见冯妇”相对应，也有道理。如果冯妇不“之”野，众人何以能“望见”冯妇？由此看来，两种标点法确如鲁迅所说，“很难决定究竟那一面对”，因为两面都有理据。这也说明，当时的学者只求学术之“是”，既不屈从权威，也不是为了反对权威而反权威。今日我们读经典，就更应持这种态度。

　　第三个问题最重要，就是如何由句读进到义理的问题。顾农先生说：“字句方面尚且如此，讲到义理，就更加是这样了。”我认为这个看法很好。读经典时，解决句读方面的问题固然很重要，因为这是理解经典的基础；但是，决不能就此止步，解决这些问题之后，还要理解其义理，这才是读经典的根本目的。那么，冯妇条有何义理？两种标点对于理解其义理有无不同？可惜，顾农先生虽然提出了问题，却未做出回答。当然，从该文的题目看，作者可以不做回答，但是，这个问题正是我所关心的。

　　从前后语境看，孟子引出冯妇的故事，是要说明他不会再去劝说齐王。但就冯妇故事本身看，却表达了一个完整而重要的义理，这个义理正是孟子思想的中心理念，即仁的学说。仁是儒学的核心，冯妇的故事就是讲仁即善的，标点的异同，应当与这个问题联系起来理解，才有意义，否则，就是无根之谈了。

　　孔子说过仁者“爱人”，汉人便以“从人二”（《说文解字》）解释仁，其实，孔子也很尊重动物。孟子作为孔子的继承人，明确提出“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郭店楚简将仁写作“”），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仁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且扩展到人与万物的关系，这就是“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下》）。“爱物”是仁的重要内容，虎作为自然界的一种重要动物，便在被爱之列。正因为如此，孟子以“善博虎”的冯妇不再博虎为善，而善就是仁。从语法上说，“卒为善”的读法是从不再打虎这件事上说，是一种善行，所以士人视为学习的榜样；那么，反过来说，当冯妇博虎时，虽然很勇敢，却并非善行。“卒为善士”的读法是指行为主体，即冯妇这个人而言，当其“善博虎”时，可谓勇士，却不是善士，当其停止博虎时，就成为善士了。在儒学中，仁能够包括勇，勇却不能包括仁，“善”或“善士”是对“士”的一种很高的评价，即具有仁德之士。可见，孟子是以是否爱护动物（虎）作为善不善的标准，其中，含有深刻的生态意义。全部冯妇条的义理，即在于此，而两种标点法，都能成立，只是句法上有所不同，实质上并无区别。这就是从冯妇条的标点得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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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先父张西曼北京大学“户籍”的经过[转帖]

　　
　　■张小曼

　　今年是先父张西曼教授（湖南长沙人，字百禄，1895-1949）逝世60周年，1949年7月10日，早在1908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近代中国革命四十年如一日、在反动凶焰下毕生公开传播马列主义、为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解放富强舍生忘死的父亲因积劳成疾病逝北平，精疲力竭地倒在新中国的大门外，年仅54岁。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

　　李维汉、周扬、王明、李济深、沈钧儒等19位中央首长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周恩来亲笔题写了落款是“敬题”的墓碑，并成立了以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为首的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1949年7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张西曼教授逝世消息的最后一句话是“张夫人魏希昭及年甫一岁的幼子均在平”，其实我这个父亲最小的女儿只不过因为当时剃着平头而被记者误认为是儿子了。

　　1950年初，全国正在开展轰轰烈烈镇压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从1929年开始投身学生运动参加革命二十年的我的母亲魏希昭被诬告成“国民党特务”，被组织错误处理，1952年母亲年仅38岁丢掉公职，成了失去公职的“无业人员”，长期遭到公安机关的监视变成了“特务嫌疑”，开始了后半生的苦难。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也悄无声息地解散了。

　　我的母亲魏希昭不愧是地下党培育多年的革命者，在多年的逆境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母亲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把当年1岁的我抚育成人，并培养了我对父亲深深的爱，1970年我踏上搜寻先父张西曼教授生平事迹的道路，我的立足点除了采访父亲的朋友、学生外，重点是查阅父亲遗著、原始报纸和档案材料，39年来没有过丝毫的懈怠。对父亲1949年1月出版的《历史回忆》，我更是翻阅了多遍。因此我坚信父亲与北京大学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我的父亲张西曼1909年进入族兄张百熙主办的京师大学堂学习。1911年初为避清廷追捕北上俄属海参崴留学，接触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与俄国革命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产生了中俄革命互助的思想。1914年父亲回国后就在哈尔滨滨江道尹公署的工作为掩护，秘密从事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1917年与友人创立哈尔滨东华中学，被誉为创立该校的“五君子”之一，该校后来成为中共建党的据点和革命者赴苏俄考察学习的中转站。

　　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后，为深入了解事实真相，1918年父亲第二次赴苏俄考察，认识到十月革命有远大的前途，遂致函孙中山蔡元培等人，建议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研究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发动工农参加革命，以避免革命党以往仅仅利用新军会党的不足。应蔡元培万福华电召，1919年7月父亲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室工作，与李大钊一起推动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成立。在《历史回忆》中有多篇文章涉及到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和北京大学，如“扩充俄文图书之意见书”、“一个暑假研究问题的教训”、“五四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北大俄文系的厄运”等文章。

　　我1978年开始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参与《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辑，利用这里资料丰富的便利条件，我仔细查阅了上个世纪20年代的《北京大学日刊》，竟然在该刊中多处发现父亲的踪迹，如1920年4月父亲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要转售大英百科全书的报道，联系地点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室；1920年先父与李大钊共同创立“俄国灾荒赈济会”的消息，发动全国上下为伏尔加河流域受灾的苏联民众捐款捐物运送粮食的报道，当时在赈济会父亲担任总务股副主任，而李大钊担任文书股副主任的记载；还发现有“扩充俄文图书之意见书”最早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的情况，另外还发现在先父民九年（1921年）4月致胡适先生的信中谈到蔡元培先生在校务会议上建议先父任职北京大学俄语系教员的经过，以及多次父亲在北京大学的各种捐款纪录。这些珍贵的线索，充分证实我的父亲张西曼上个世纪初叶肯定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过，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1992年我千里迢迢远赴俄罗斯，在莫斯科的列宁图书馆（现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找到父亲张西曼1922年1月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3年出版的《中等俄文典》、1925年的《新俄罗斯》读本等珍贵资料，而在《中等俄文典》等书最后的销售地点，都是在北京大学三院。

　　1998年是北京大学建校百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北大》一书，收录了先父张西曼1949年《历史回忆》中的“北大俄文系的厄运”一文，我感到非常高兴，遂找到北京大学俄文系，向李明滨教授和郏惠康教授等北京大学俄文系的老教授和系主任等反映先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和协助创办北京大学俄文系的情况，得到他们的一致认可，北京大学俄文系还给了我一张专页，赫然写上了1920年先父张西曼在北京大学创办俄文系的情况。

　　2002年，受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委托，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严瑞英老师辗转找到我，说钱理群教授要编辑一本《永远的北大人》的书，希望我帮助撰写先父张西曼与北大的文章，我爽快地答应下来，经过将近两年的辛苦努力，25000多字的“先父张西曼教授与北京大学”完稿了，2004年我把稿子给了严瑞英老师，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感到自己总算完成了一项任务。

　　2005年是先父张西曼诞辰110周年，在全国政协张梅颖副主席的支持下，这年临近年终的12月30日在民盟中央6楼大会议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和革命史研究室主持召开了先父张西曼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而在此前后，北京大学俄语系老主任李明滨教授曾数次给我打电话，都说“老先生在北京大学没有‘户籍’呀！”我感到非常惊讶，怎么会没有“户籍”呢？如果先父张西曼教授在堂堂的北京大学找不到户籍，那就是说父亲的一切回忆都是假的呀！随后，2006年我发现《永远的北大人》一书公开出版发行了，可是书中却没有收入我提供的“我的父亲张西曼与北京大学”这篇稿子，事先没有任何人跟我打招呼，奇怪的是我从网络上搜到的该书的前言中，却赫然纪录着钱理群教授起草的前言中介绍收入的北京大学历史人物的名字中竟然提到“一边在京师大学堂学习，一边从事革命活动的张西曼”。说明《永远的北大人》一书拟议中是准备收入我写的《先父张西曼教授与北京大学》稿件，而最终却因为先父张西曼教授在北京大学没有“户籍”而撤稿的呀！

　　由于我住在城里，离北京大学档案馆路程很远，往返一次也得36公里，所以从1998年到2006年的八年间，我曾多次打电话与北京大学档案馆联系，希望帮助查找先父张西曼在北京大学工作的线索，可总是杳无音讯。当我在网络上搜寻“北京大学俄语系”和“张西曼”的名字时，发现北京大学俄语系的系史由于北京大学档案馆里找不到先父张西曼的“户籍”，也把原来在1998年就承认的“1920年著名学者张西曼教授曾创办俄文系”这句话删掉了，变成“1950年由曹靖华先生创办北京大学俄文系”。

　　我认为事关重大，我在2006年11月30日下午4时赶到北京大学档案馆，向接待人员提出“我要查档案”，一个工作人员给我甩了句闲话“你信不过我们！”我说：“我不是信不过你们，而是我坚信我的父亲不会撒谎！”是啊，我请北京大学档案馆查了8年都找不到的东西，能够凭我的坚持查出来吗？

　　第二天是2006年12月1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上午9点，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波，赶到了北京大学档案馆，刚刚坐下，一位工作人员就拿出了两本发黄的32开的薄薄的小册子，我定睛一看，居然是民国九年四月和十一月的两册北京大学教职员工名录，在四月的这个小册子上，封面上写的是：

　　　　北京大学教职员简明一览表

　　　　　　　　　　　　九年四月

　　　　北京大学总务处文牍课编制

　　　　第二院教务处

　　在这个小册子的“十画张郭”部分，第4个就有先父张西曼的名字，写的是：

　　张西曼　湖南长沙　东四四条壹号　东局一三二七

　　而在“张西曼”与“湖南长沙”之间的别名和年龄两个内容则是空白，这一页上方左侧的编号是“900024”，虽然文字不多，但终归是北京大学有了先父张西曼担任教职情况的姓名的确凿记录，不但说明先父张西曼没有撒谎，他当时确实是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而且新的发现是父亲当时的住址则是在我过去一无所知的“东四四条壹号”，我的兴奋是不可言喻的。

　　而第二个小册子，令我看了更加惊喜不已，封面正中有竖写的“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几个字，左侧写着“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编”，封面的右侧有一个竖立的椭圆形图章，上面写着“预科委员会”。

　　　　这个小册子的第八页上，记载的内容如下：

　　　　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

　　　　总务处图书部兼图书部主任

　　　　西城石驸马大街

　　　　本科政治学系教授　李大钊　守常直隶乐亭　后闸三五号　西局二二五七

　　左侧“图书部登录课”除了一个助教两个书记的名字后面就是“图书部编目课”，上面写着：

　　　　助教　顾颉刚　二八　江苏吴县地安门内大石作三二号

　　　　事务员　查士　冰如　二六　浙江海宁　地安门内东板桥五0号　东局一五七一

　　　　事务员　张西曼　西曼　二六　湖南长沙　翠花胡同十二号　东局一三二七

　　后面还有两个书记的名字。

　　看到这里，我真是太高兴了，“顾颉刚”，不就是那个著名历史学家的名字吗？这份档案材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我的父亲张西曼那时确实与李大钊先生在一个部门工作，父亲张西曼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共同创建社会主义研究会，1920年翻译出版《俄国共产党党纲》、1921年与俄籍教授柏烈伟合编的《俄文文法》等书，都是在北京大学期间的建树啊！父亲的回忆录完全是真实可信的！在我不懈的追求下，经过8年的努力，我终于找到了父亲张西曼教授早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户籍”，心中十分欣慰，我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与我联系的有关的北京大学俄语系的教授们以及严瑞英老师，她的答复是：待将来再版时再把“我的父亲张西曼与北京大学”一文收录到《永远的北大人》一书中去。

　　当我再到网络上查找“北京大学俄文系”和“张西曼”条目时，发现北京大学俄语系的介绍中又恢复了“著名学者张西曼教授曾在1920年协助创办北京大学俄语系”的内容，而这个时间，比1950年曹靖华教授创办北京大学俄语系的时间提早了30年，而有趣的是，当1920年先父张西曼教授推动北京大学创立俄文系的时候，曹靖华是当时二期的旁听生。历史就是如此令人感慨万端呀！

　　我庆幸自己的坚持，绝不人云亦云，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为父亲张西曼庆幸，家族中有我这个最小的女儿继承父亲的遗志寻觅先父可歌可泣的历史昭告天下，使父亲后继有人；更为北京大学庆幸，文化战线唯一被中共中央称颂为抗日民族英雄的张西曼教授曾为北京大学增光添彩；我将继续以百折不挠、求真求实的精神，在浩瀚的史海中搜寻，填历史之空，纠历史之错，这大概是历史赋予我的重任吧！

　　今年是中国的俄语年，1996年8月，俄罗斯《真理报》曾撰文称颂先父张西曼教授是“近代中国俄罗斯学的奠基人”。北京大学俄语系老主任李明滨教授是曹靖华教授的学生，他在1996年发表在《中国俄语教学》杂志上的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俄语教学的开拓者张西曼”。李明滨教授在2005年先父张西曼教授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感慨地提到1992年我从遥远的莫斯科带回国内的先父张西曼教授1923年出版的《中等俄文典》和1925年出版的《新俄罗斯》读本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主任栾景河博士在会上也说到近代“中国俄罗斯学的开拓者，从目前情况看，应该是张西曼先生”。如今吉林师范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的两位博士正在进行全面的张西曼思想和中苏文化协会历史的研究，杭州大学的老教授也在开始对这两本教材进行深入探讨，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新的成果奉献给广大读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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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古大存沉冤录[转帖]

　　　　一本详述广东土改、反地方主义的党史类著作

　　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

　　作者 原国家出版局局长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 陈原

　　以史为鉴：前提是要有史，而且必定要有信史，即确实的不加歪曲事实的史实，否则不可鉴，甚至会鉴错了。《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就是这样一本信史。它利用大量的档案材料和翔实的口述记录，真实地描述和剖析了五十年代发生在南国的所谓“古（大存）冯（白驹）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冤案；这桩冤案不但将两位长期在白区坚持斗爭的老革命屈打成什么分子，而且株连两万至三万广东基层干部和群众。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原来当年既无地方主义，更无反党联盟。编著者杨立是古身边的工作人员，写来有声有色有血有泪，感人至深，使后人明白“左”之为害大矣哉！---“红玫瑰，带刺的”是毛泽东早年对古大存的评语。

　　一本详述广东土改、反地方主义的党史类著作

　　由广东省付省长杨立编著，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发行的《带刺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采用当年文件、资料、当事人所写所说的材料详尽实录广东历史上最大冤案（反地方主义）从发生到平反的30年历程。

　　杨立：“此案惊动过中央领导同志；涉及叶剑英、方方、陶铸、赵紫阳、古大存、冯白驹、区梦觉、林李明、李坚真、尹林平、林锵云等当时广东几乎所有省委领导人物；全省受到株连和处分的干部达2万多人，牵连之广，可谓空前，广东地方干部因此大伤元气。”

　　杨立：“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案中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已经离世。然而，案件的始未、细节，远沒向世人交代清楚。趁一部分当事者、知情者、历史的见证人还健在，应当把这个广东第一冤案的真相，昭示于世，以便痛定思痛，鉴古知今，为当前和今后广东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杨立的《带刺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于1997、1998年两次印制出版后，很快发行完毕，直到现在仍有许多读者索要此书，而库存早已告馨，值纪念古大存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第三次重印出版此书。

　　这本书在老干部、现职领导层广泛传看。

　　2007年初，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新春团拜会得悉《带刺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重印，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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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麾下“八大金刚”的命运[转帖]

　　民国年间，一批风云人物被冠上了外号，桂系三巨头，川军四巨头，黄埔三杰四凶，还有一批将官也是，著名的有冯玉祥的十三太保，西北军五虎，唐生智手下哼哈二将，蒋介石更多，有八大金刚，三巨头等等。今天想写一写的，就是八大金刚。

　　八大金刚第一位的是何应钦，此君当之无愧，老同盟会员，黄埔军校总教官，长期是蒋手下的二号人物，历任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军政部长，后来签定的《塘沽协定》，被指为卖国贼，亲日派，但依旧权柄在握，声势不改，直到到台湾后，才退出了决策层，安然过上了平淡生活。何本人没怎么带过兵，一直在大本营主持，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国地区总受降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何与蒋的关系，可以用互相利用为形容，何两次对蒋生出异心，一是联桂让蒋第一次下野，二是西安事变准备武力讨伐，按常理蒋早就该清除异己，但蒋没有，因为何手下有国民党内很大一部分实力，蒋不得不借助，这也是何一直身居高位的原因。何深懂养生之道，待人宽和，提的起放的下，俊杰人物。也因此高寿，活到九十七岁，是国民党内长寿者之一。

　　第二位应该是陈诚，这个浙江人，炮兵出身，东征中三炮定敌，大得蒋的欢心，后来与谭祥结婚，和蒋成了干亲家，更的蒋的重视，主持十一师时，联合李默庵，肖乾等驱走师长，在讨唐和中原大战中表现优异，在其后的围剿红军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隐隐形成与何抗衡的实力，这是出于蒋的默许，蒋也想在党内找一股实力牵制何，陈自然是最好的人选，也因此陈诚形成的土木系，一跃成为国民党的横跨军政的强大的力量，其十八军，也成为中央军五大王牌之一。陈日益得蒋的器重，庐山军官训练团一直担任副团长，抗战后指挥了四次武汉会战，之后长期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重庆屏护。内战时主持东北，败，去了台湾，数年经营，为蒋准备了良好的后路，也因此变为国民党二号人物，65年死，英雄早逝，举台湾悲。陈此人没有什么天赋，做事以勤稳著称，十分注重军人仪表，无论何时何地均精神不已，为人有胆识，曾在敌机轰炸时安然站立，历半小时之久。综观此人，实英雄也。
　　第三位是顾祝同，此人和何类似，除了在北伐带兵，其后都在行营本部工作，西安事变后受蒋命瓦解张杨部队，完成的十分漂亮。抗战时主持第三战区，也有声有色，其间皖南事变的发生，从此为国人千夫所指。内战中主持国防部，负责蒋的军事进攻计划，深的蒋的信任，可惜手下有中共的地下党，因此失败连连。此后去了台湾，依旧是重要人物，87年死，也是国民党的长寿者。顾为人小心谨慎，锋芒不外露，有军中圣人的称号。胸中有沟壑，是成大事的人，其一生好追花逐柳，可谓英雄仗剑，美人相依。

　　第四位是刘峙，刘峙的生平从他的外号即可看出，北伐时是福将，中原大战的常胜将军，抗日战争是长腿将军，到了内战时，主持徐州，为蠢猪将军。公正的说，刘在早期的军事生涯是很辉煌的，不管运气如何好，但能把吴孙打的没了脾气还是有一点能耐的，不象现在所公认那么不堪，或许是年岁过长，没有了拼劲，因此在后来的作战中一败再败，总之说来，刘在八大金刚中，打仗的才能是排在倒数的。其实他内战的蠢猪将军并不合适，中原突围或许有判断失误，但淮海战役刘几乎没有指挥过部队，上有蒋顾，下有杜，他自知不是这块料，没有插手部队指挥，但后来也成了替罪羊，没有去台湾，流落印尼，当小学教师度日，后来回到台湾，已是物是人非，唏嘘而已。刘素有贪婪名声，敛财有方，后来的结局并不美满，看来为人莫贪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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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里藏特级机密[转帖]

1970年，苏联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远距离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在军事斗争中的威慑作用越大，越让美国军方坐立不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者们四处活动，挖空心思刺探苏联轰炸机的情报。经过艰难搜寻，他们已经掌握了有关轰炸机的不少情况，但对其航程和炸弹的载重量却毫无所获。他们知道，要测出航程和炸弹的载重量，首先应弄清用于制造飞机的合金。可这种特殊的合金属是苏联的特级机密，中央情报局耗费了大量钱财，动用了众多人力，此事依然是个难解之谜，让这帮世界上著名的情报老手一连几个月费尽心机，也无可奈何，深感头痛。

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一架苏联商业班机在维也纳某机场徐徐降落。一位身着深蓝色西服的美国男子随乘客们走下舷梯。他叫沃克。

沃克表面上若无其事，漫不经心，心里却时刻装着他的“职业道德”，四处扫视的目光里透出一种训练有素的敏锐洞察力。

乘客们陆续走下飞机。机场地勤人员按惯例上飞机打扫卫生，以便飞机干干净净地返航。沃克并没有随乘客急急忙忙地涌向出港口。他故意将随身携带的一个旅行包撕破，包里的东西散落地下。他将东西拾起，重新塞进包里，再蹲在舷梯旁慢慢修理旅行包，故意磨蹭时间，心里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这时，一位地勤小姐提着一大包从飞机上清扫的垃圾走下舷梯。沃克双手一摊，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对小姐说：“哦，你看我有多倒楣，我旅行包破了，小姐能帮帮我吗？”小姐热情地走过去，十分礼貌地说：“当然。”小姐找来根绳子帮他把旅行包的破口系上，一个人为的“困难”很快解决。沃克装着颇为感激地说：“小姐，我该怎么感谢你呢？……这样吧，我帮你顺便把这袋垃圾送到垃圾站，反正我有车，很方便的。”小姐摇摇头，说：“不不，这是我的职责，怎么可以劳驾你呢？”沃克说：“难道帮乘客修理旅行包也是你的职责吗？”小姐说：“不过……”沃克说：“不过什么？难道你怕我把这袋垃圾夹在面包里给吃了吗？”小姐哈哈大笑，终于同意了：“你不仅乐于助人，还很幽默，那就谢谢先生了。”

沃克提起垃圾袋，朝出港口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给小姐抛了个秋波：“你真漂亮！祝你好运！”小姐望着沃克的背影，还在十分感激地向他挥手作别。然而，谁能想到，这位善良的小姐已经向这位“友好”的先生献上了一桩特级机密！沃克是绝不会把垃圾送到垃圾站的，因为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职业间谍。他把这袋别人看来分文不值的垃圾如获至宝地放进汽车后备箱里，吹着口哨，风驰电掣地驶向他的住处。

沃克锁上门，关上窗，迫不及待地把垃圾倒在洁净的地毯上，仔细地翻找。他用职业间谍的眼光，在寻找垃圾中可能有价值的东西。垃圾里有旧报纸、破杂志、水果皮、餐巾纸，还有一个空瓶子、一块夹馅面包的碎皮、一个碎盘子，甚至乘客的呕吐物，肮脏不堪，气味刺鼻。

沃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丢弃物，耐心地找着，像在清理一堆宝物。突然，他的眼睛一亮：垃圾堆里竟然还有一个弯曲的挂衣钩！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激动，连呼：“OK！OK！”他马上意识到这个挂衣钩的非凡价值。训练有素的沃克知道，制造机翼时切削下来的碎屑，经过重新熔炼后，往往制成飞机上的一种特殊的挂衣钩。他小心翼翼地用一张棕色的纸将挂衣钩包起来，装进一个小包里，迅速驾车奔向火车站，将小包寄存在车站的一个柜子里。然后，以他间谍的手段和他的“下线”取得联络。

很快，一个神秘人物出现在火车站热闹的人群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取走了小包。几天后，这个不寻常的挂衣钩作为急件秘密送往华盛顿中央情报局总部。在总部走廊边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挂衣钩隆重地展现在一群情报高级官员和专家面前，他们顿时欣喜万分。经过光谱分析和化学试验，专家们摸清了制造挂衣钩用的合金材料，再经过研究计算，特型飞机的航程和炸弹载重量便一清二楚了。

一个从垃圾堆里发掘出来的挂衣钩，就这样成了破译特级军事机密的“钥匙”。

摘自《海外文摘》尤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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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精神枷锁的行走——43年前的长征日记[转帖]

作者：龚文心 2009-05-27 21:04:57 发表于：博客中国

一 、 开场白

到了退休的年龄，有了闲暇和心情来回忆往事，最难忘的还是那一段少年长征路上的经历：那个艰苦的让人哑口的60多天的长途跋涉；那些让人震撼的黄河及高原沟壑；那层青春的躁动和情愫。60岁回忆16岁，别有一番感受在心头，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期和尚未进入这个舞台的当口在这里交汇，这其中有相同的无奈和迷茫，更有励志和欣慰——我们已走过这样一段风雨飘摇，前面还有什么能难住我们呢？

我们曾经就读的学校是华北地区一流的重点中学­­­­­——太原五中，从清代建校开始，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而我们的班级也是人物荟萃，强者如林，全班53人就有大队长13人，市级干部子弟10余人，其中不乏文体各方面的专长生。我们来自太原市各区及周边地区，大部分是住读生。这是一个储存着巨大能量，异常活跃，一根导火索就能引爆的群体。

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洗礼，我有幸找到一点残留的日记及照片，对当时经历过的步行串联做了真实的记录，这弥足珍贵的资料，可以浓缩和再现一个历史场景和片段，现登录出来并对其背景及相关情况作说明。

二、序曲

11月15日 星期二

我去参观了“革命军事博物馆”。

从这里，我看到了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在各个时期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同敌人进行战斗的，我深深体会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帝国主义者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预言彻底破产，一定要保住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作坚强可靠的接班人。

11月16日 星期三

今天到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

我们看到了瞿秋白、任弼时、林伯渠、罗荣桓、刘亚楼等许多同志的墓碑、骨灰盒。他们都是为革命而牺牲的，许多同志都是因为在长期的战争年代里，在艰苦的环境中得了重病而逝世的。我们要继承他们的意志，踏着他们的血迹继续前进。

11月17日 星期四

下定决心，长征去！这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好好地在长征中锻炼自己，努力做坚强可靠的接班人。

有人宁愿最后剩下一个人另去也不愿参加班里组织的长征队，原因是班里有陈宗美。我不这样，反正我是要长征去，宁愿和陈在一起，也不愿留下，和陈在一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

11月18日 星期五

搞无原则纠纷，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妨碍团结，所以以后最好还是尽量避免这种无原则纠纷。凡事冷静地思考一下，对革命、对人民、对团结没好处的事就不去干。

11月19日 星期六

给我们派来了十几位解放军同志，来帮助我们进行军事训练。我们从此要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过军事生活了。我们要好好地向解放军学习，学他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学他们的好作风、、、、、、

军事生活嘛，我们就得做点军队的样子。这里组织性纪律性是很重要的。

11月20日 星期日

（上段议论同学，免抄）

有个同学到医院去看病，下午没回来，晚上，解放军同志就给医院打了电话找她问了一下。怕她一个人出了什么事，最后还告她不要误下学毛选。解放军同志对同志是多么关心啊，尤其是在思想上更是关心备至。

11月21日 星期一

从今天开始，我们正式开始了军事生活。

上午指导员给我们上政治课，学了七月一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他边读边讲，使我们很容易理解。

课后，我们的团政委还给讲了几句话。主要意思就是要大家干革命时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这就必须好好学毛著，尤其是老三篇，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思想阵地，统帅自己的灵魂。

11月22日 星期二

火车在飞奔，我们离开了祖国的首都。

我们虽然和解放军同志们只在了一天多时间，但我们之间的感情很重，我们真舍不得讲离开他们，他们也舍不得离开我们，快要开车的时候，排长和几个同学都哭了。

在北京待了二十多天，见到了毛主席，也学到了不少革命的经验，我们要回到山西去更好的搞好文化大革命，搞好长征。

再见了北京！——我们的首都。

说明：1966年11月1日下午5点，太原五中初74班的四五十个同学集体组织到北京串联。

11月2日凌晨2点，火车停在北京郊区良乡就不开了，把我们都安排在那里的一家大工厂就宿，中午我们在工厂食堂搞宣传，念语录，演节目，帮助食堂打扫卫生，洗锅刷碗。当晚8点我们去礼堂看表演，是歌颂32111铁人钻井队的歌舞节目。9点多，有人到台上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明天见红卫兵，一会儿就坐车出发。每人发了一个鸡蛋，一包饼干，然后排队到良乡火车站。

11月3日到北京又是凌晨2点，我们出站后，步行40分钟，3点来到天安门广场坐场等待接见。11月的北方已是天寒地冻，我们单薄的衣衫无法抵挡半夜露天的寒气，解放军战士象母鸡护小鸡一样，把我们小小的身体裹进他们宽大的军大衣里面，这才有点暖气，不至于被冻坏。我们不停的唱歌驱赶着困倦和寒冷，就这样挨到上午八九点。10点多，毛登上天安门城楼，林彪讲完话后，红卫兵一拥而上，挤在天安门城楼前要见毛泽东，200万游行的队伍受到阻碍，由东向西缓慢行进，周恩来说：“毛主席太累了，你们要快点走，迅速向西边移动，军事院校的跑步前进。”但行进仍是一片混乱，人们走到城楼前就延迟、逗留，要看毛，队伍没有行进多少，大部分没走，在北京火车站的人群等待了一整天，直到晚上都没移动。这次接见是最不成功的一次。混乱直到下午6点天黑才结束散场。这是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的情形。

毛主席第七次检阅红卫兵是11月10日，　这次检阅玩了个新花样，领袖不再坐车，而是由群众坐车。班里选了3人李玉民、姬和平、杨莉莉上主席台侧面的东观礼台红台，其余人仍是在广场坐场。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万红卫兵分乘6000多辆军用敞篷卡车，缓缓开进，通过天安门。车队长达30多里地。李玉民在天安门侧台只能见到毛的手臂挥出一下，完全见不到人影，激动焦虑之下，就走下台，来到华表前，站在金水桥上看，这下可了得，毛的眉眼体型就在眼前，见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他顿时激动万分，一动不动的凝视着，结果被解放军看到，令其返回台上。车队全部过完以后，30万群众又涌向天安门。这次下午早早就收场，结束接见。

11月11日，解放军把我们关在我们所住的长安街东北的一家银行招待所房间里学习，让我们谈谈受毛接见的体会，关了一整天不许出去。晚上我们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很生气，当时是故意不让我们去见的，要是早知道该出去见一下多好，我们只有顿足抱憾了。有人说上午看到窗外有许多小车，也许就是中央领导去登城楼了。当天毛主席乘敞篷车检阅了天安门广场上的150万红卫兵，这是头天没有接见到的红卫兵。毛在这天和10号的出现合称第七次接见。

在我们尚未离开北京时，就听到号召步行串联的消息，这比整天关在校园里抄写大字报和读毛选，更对我们的胃口，于是，坚决要求长征的呼声在北京时就席卷全班。

长征的提法源自《人民日报》10月22日 发表的“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社论，介绍大连海运学院10多人组成徒步串连长征队从大连步行到北京，参加毛的第5、6次接见的做法。为了缓解学生乘车大串联给交通系统造成的巨大压力，文革小组大力宣传，提倡步行串联。“徒步长征”这个词比较新鲜，也迎合了当时一些不愿参加武斗、批斗、辩论，又不能置身于这场政治运动之外的青年学生。目的是锻炼身体和意志，向工农兵学习，参观老革命根据地、访问老红军、老战士、模范人物，更有沿途宣传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含义。中央文革做出鼓励外出徒步串连的决定，给开介绍信，借给三个月每月标准为20元的款项，预支三个月定量的全国粮票，还可以借给一些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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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风云》拍摄的幕后故事 [转帖]

（摘自5月14日《扬子晚报》作者刘谢）

1959年初，吉林省委有关领导在长影小礼堂里，审查林农导演的《船厂追踪》完成片。吉林省委书记吴德和省委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座。

《船厂追踪》放映之后，吴德赞扬了这部片子，又说：“今后还是可以生产一二部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的，像上海的《林则徐》，在全国放映很受观众喜爱。我们也可以搞一搞这样的片子嘛！……”

1959年的八九月，长影厂党委决定要拍《甲午风云》。支书吴必克通知林农说：“亚马（长影厂厂长）决定让你拍《甲午风云》了。 ”当时，林农并没有马上表示态度。他先是找到剧本看了一遍，然后，直接找厂长亚马，谈出个人的意见：“这个题材我实在难以掌控，没有历史认识，恐怕很难完成任务……”亚马回答他说：“你不拍谁拍呀，你先看看有关历史资料，熟悉熟悉情况。”其实，林农是有顾虑的。在头一年整党整风的时候，林农曾经莫名其妙地受到了留党察看二年、行政降一级的处分，理由是不配合形势，态度消极。对于拍摄新片、特别是驾驭历史题材，林农确实是从政治导向上心有余悸。

1960年年初，电影文学剧本即将完成之际，林农突然接到厂办通知，要剧组主创人员赶紧到省委去汇报《甲午风云》的筹备情况，省委领导都说这部影片对于反帝有现实意义。傅振声最后提了一点意见，他说剧本中慈禧坐船游颐和园一场可以去掉，因为毛主席曾说过，满清腐败，建立了海军也是不行，还不如留下一个颐和园，对于现在还有点用处……

回厂后，亚马指示：“赶快完稿，打印剧本，进入筹备，今年要拍完……”

1960年二三月份，《甲午风云》的剧本终于修改完稿，四五月间，正式开拍。这期间发生了几件事。

影片开拍不久，有人传话，说是传达厂党委的指示，对林农抗拒省委指示一事，开两天党支部大会，对林农进行批评教育。原来，省委领导明确指示不要慈禧出场，可在最后剧本定稿后，依然有慈禧的戏。虽然没有了游颐和园，但又加了上朝的戏，这是明显的阳奉阴违，这样做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当时，林农急忙申辩：傅振声只是提出删掉慈禧游颐和园的戏，并没有说完全去掉慈禧这个人物；其二，慈禧仅有的一次出场，是揭露她的腐败无能向日本屈膝投降的场面，有着深刻的反面教育意义。怎么是资产阶级历史观呢？

会后，林农来到亚马的家里，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亚马说：“好嘛，好嘛！对头！就按你的想法干……”

没想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5月底6月初，内景的拍摄刚告一段落，一个周末的晚上，林农碰到了一位厂领导。这位领导说：“林农，我看邓世昌这个人物得搞成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在美国留过学……”林农一听，忙说：“邓世昌没到美国留过学，他只到过德国，而且是去接受当时满清政府在德国订购的一只军舰。 ”领导很不以为然：“唔！我知道他留过学，你一定要搞成资产阶级革命家……”

林农很郁闷，但他转念一想，厂领导说话又不是权威，何况也没有下发正式文件。你说你的，我拍我的。

1960年6月底到7月初，大部分内景样片完成时，全组来看样片，林农特意请厂党委的领导也来审查一下。这一次，省里主抓文教的书记也来了。内景样片看完后，这位书记站起来，很不满意地说：“这要超过《林则徐》，够呛！ ”林农跑上前去问道：“书记，您还有什么具体意见没有？”书记一面走一面说道：“你的创作思想有问题！”林农更加不解。书记说：“你这里头就没看到渔民的戏……”林农解释说：“这是内景样片，表现渔民和打日本的戏，大都在外景，现在还没拍呢！ ”两人争论了几句，不欢而散。

第二天，摄制组大队人马拉到旅顺去拍外景，大约拍了十天左右，厂领导派人到外景地传达指示：一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戏中要突出人民的作用，具体地就是要在结尾时，加上渔民揭竿而起；二是邓世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最后要同满清决裂。林农对这两点指示是不同意的，他的理由是：渔民揭竿而起，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况且当时的渔民反对满清也是没力量的；其二，邓世昌不可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不可能和满清做最后的决裂，没有资料记载邓世昌是反对满清的。

林农自始至终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决不让步。这样僵持了两三天，当时，林农也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如果再坚持下去，很可能引火烧身。果然，接着就开摄制组的党小组会，林农没再敢过于坚持己见。后来，林农召集李默然、庞学勤等主要演员，大家坐在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在接下来的拍摄中共加了两场戏，一是在最后海战中，眼看北洋舰队就要失利的时候，邓世昌命令王国成下海游回威海去找李大爷，并说“要想打日本，靠朝廷不行了”；另一场就是邓世昌和日舰相撞后，王国成回到威海，由李大爷撞钟号召，渔民打起火把，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最后宣誓要抗日到底的场面作为结尾。

1963年年初，影片正式在全国公开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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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纪事：带老兵回家[转帖]

　　靠美国空运胰岛素进行治疗的蒋经国，此时几近双目失明，但心里清楚，是自己的父亲把这上百万人带到台湾，来的时候，他们和自己一样风华正茂。如今已风烛残年的老兵，如何面对自己无根无本的晚景？
　　本文来源：新世纪周刊 作者：杨东晓

　　无论上层还是民众，思乡的情愫是相通的

　　重病在身的蒋经国像往常一样，在接见外宾后，照例向秘书马英九问了一句“英九，有没有什么事情？”马英九把他看到的民情，告诉78岁的蒋经国。

　　“最近赵少康、洪昭男等委员在‘立法院’质询，建议政府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其实现在每年都已经有一两万人经由香港偷偷返回大陆探亲。但也有一些老兵不愿意违法，穿起身上写着‘想家’的长袍游街请愿，很令人同情。”

　　马英九说的，就是1987年春天开始大批“荣民弟兄”身穿长袍聚集在“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门口的请愿行动，他们胸前背后写着“想家”，手中打着标语“白发娘，盼儿归，红妆守空帏”、“骨肉隔绝四十年”，给过往的人发传单“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一度还和辅导会的安全警卫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

　　1987年5月6日到10日，由14岁即被抓到台湾的退役军人姜思章等人发起的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边的人行道上，发出他们被压制了几十年的心声。

　　靠美国空运胰岛素进行治疗的蒋经国，此时几近双目失明，但心里清楚，是自己的父亲把这上百万人带到台湾，来的时候，他们和自己一样风华正茂。如今已风烛残年的老兵，如何面对自己无根无本的晚景？

　　12年前他的父亲蒋中正安葬时，从台北移灵到大溪陵寝的62公里路上，沿途迎送的人群中，那些如丧考妣的民众，正是荣民和荣眷。他们甚至痛哭得倒地昏迷。一个发自内心的悲泣是“你把我们带到了这里，你走了，我们怎么回去？”

　　他们恸哭的是自己的未来。

　　漫长的筹备期

　　在马英九告诉他这个消息之前，蒋经国已经思虑过这个问题。几年来，美国遇刺、钓鱼岛事件、高雄事件，民主和左翼的势力不断地撞击着他，撞击着一扇坚固了几十年的大门，是把春天锁在门外还是令春光乍泄，门到底开还是继续紧闭？

　　9个月前，1986年10月7日下午4时，蒋经国在新闻局长张京育的陪同下接见了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和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这次，他向美国媒体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准备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跟了他7年的英文秘书、已经是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的马英九，负责翻译。马英九在蒋经国百年时的回忆文章中说：“负责传译的我，一字一句审慎地翻成英文，我自己整个人感觉犹如遭电流通过般的震撼，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台湾历史。’”

　　其实，历史一直在照着自己的意愿来演进，而“改写”，只是被提前或错后、亦或在恰逢其时的某一个时刻到来了。在马英九告知老兵请愿之后，这个时刻迅速来到。

　　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并且从这天零点起，正式解除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

　　蒋经国接见葛兰姆那张历史性的照片，从台北市市长的办公桌上，一直跟随马英九，摆到了他现在办公室外的会客室桌子上。马英九在纪念蒋经国的文章中讲述了这段他亲历的历史：“经国先生宣布解严后，各机关忙着制定‘国家安全法’。有一天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来问我，‘到底将来管制的尺度如何拿捏？’几天后经国先生接见完外宾后问我：‘有什么事吗？’我就向他报告，新闻局在讨论这个问题，希望能请示一下。经国先生说：‘既然要解严，当然就是越来越宽，不能越来越严，我们绝对不能换汤不换药！’我就赶快告诉张局长，他听了很高兴。后来也印证了经国先生的谈话并非随兴所至。”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维开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当时台湾已有部分人士绕经第三地返乡，高层并非不知道，可老兵们却没有任何途径，他们只能用请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尽管蒋经国已经感到了必须开放，但他还是要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这个尺度如何拿捏，开放程度到底能有多大，都有探讨的空间。作为他的幕僚，马英九等人只能提出各种方案，他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还可以说暂缓。所以马英九心里并不知道能否通过。

　　刘维开同时说，关于解严和开放大陆探亲，蒋经国知道如果他当初不做，以后的继任者也会做，但是后人来做遭遇到的阻力会更大，他可以用自己的权力和声望来抗衡这些阻力，同时给开放程度定调。

　　即使是他本人，在暮年推行改革，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政治大学历史系刘季伦副教授提到，在蒋经国晚年的“国大会议”上，出现过民进党掀桌子的现象。而马英九也提到在蒋经国去世前19天，12月25日的“行宪纪念日”活动中，11名民进党的“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当他言毕坐在轮椅上被推走时“回过头对台下的抗争者深深看了一眼”。这一眼，可以用蒋经国在临去世前三天对蒋孝勇的一句话来解释：“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颖考专案

　　马英九遵照蒋经国的指示将请愿事件报告给前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才知道原来蒋经国早已知悉老兵请愿之事，并已指示张祖诒：基于人道精神处理此案。

　　马英九、张祖诒等在保持与大陆中共“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的原则下，开始制订“人道原则”的细则。

　　后来该规划在6月4日报给了蒋经国，它包括可以探亲、通信与通话；由两岸红十字会安排“民间办理”；往返经过香港的“间接方式”。

　　马英九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操作这个专案的。他根据《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历史典故，这个案子取名“颖考专案”。颖考叔建议挖地黄泉，令郑伯与隔阂多年的母亲在有生之年得以相见和好如初，马英九觉得用这个典故比喻返乡探亲非常恰当。卷宗就锁在专用的保险柜里，每一环节都由他亲自处理，连机要打字员都接触不到这个卷宗。在1987年10月14日蒋经国主持“中常会”，通过了探亲的决议案：“反共国策与光复国土目标不变：确保国家安全，防止中共统战；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国民赴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之亲属者，得登记赴大陆探亲。以上两点送请行政院主管同志处。”

　　11月2日在“行政院”院会通过并正式实施，两周后，第一位循正规途径探亲的周纯娟在常州老家见到了母亲，而此前1982年就回过大陆的姜思章，却是假托香港有亲属，从香港偷偷回到舟山的。1985年起，由于姜思章这样绕行第三地的人越来越多，台湾情治部门还专门到香港取证调查。

　　在周纯娟回大陆前9个月，北京和上海在年初就已做出了热烈欢迎的姿态。1987年正月还没过完，大陆方面就已经在为“偷跑”回乡的台胞提供各项服务。2月26日，北京市在崇文门设了一个台湾同胞接待办公室问讯处；第二天，上海成立了台湾同胞接待站。

　　探亲规定，是在老兵返乡运动的推动下一揽子解决的，而老兵返乡问题在大陆的提出，可以上推至1980年隆冬。当时邓小平邀请里根总统的特使陈香梅共进年夜饭，陈香梅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的一次采访中说：“小平提议，可以先让在台湾的老兵回家探亲。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父母、兄弟姐妹、老婆、孩子。这样，我才去台湾，向台湾方面转达了这层意思。双方一拍即合。没有两年，就出现了台湾老兵的回乡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