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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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忆西安事变：毛泽东笑谈自己是“买空卖空” [转帖]

本文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作者:张国焘 出版:东方出版社

［约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十月初，渊注］在同心城的一个大院落里，我和朱德率所部与彭德怀又重新会合了……。毛泽东等知道我们从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之后，来电告诉我们敌军胡 宗南部主力正由南向预旺县前进，企图抄袭同心城的后路，主张我军撤离同心城，向山城堡、洪德城、河连湾集结，以便在预旺以东地区消灭进犯的敌军。他们并派周恩来驰至洪德城迎接我们，……。

在河连湾这个集镇的大路口上，我和朱德与保安派来的\"迎接大使\"周恩来握手言欢

［大约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间。渊注］。周恩来是与张学良在延安谈判西北抗日局面的当事人，我们一见面，自然首先问到这件事。他对西北抗日联合政府能否组成一点，不作任何肯定表示，他说明这是要决之于张学良的。目前蒋的嫡系部队，为了要对付我们，云集在陕甘大道及东北一带地区，情况自然对张不利，张是否能有所发动，大有疑问。

张学良为什么热衷抗日，周的分析比较恰当。他认为万毅［后任中共八大中央候补委员，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为东北军军人在中共中地位仅次于吕正操之第二人。渊注］的牵线，只是促成了我们与张学良的接触，而张的抗日决心，是有日本有增无已的侵略为其背景的。这位少帅遭遇奇惨，他那个著名的亲日派的父亲被日本人谋害了，他也被撵出了东三省，而且代人受过被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他虽然担任着剿匪副司令的名义，而蒋却歧视他，似乎要让他的本钱－——东北军——在剿匪中被消灭掉。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而且他对蒋也有恶感。

周恩来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形是变了，主要是日寇猖獗，触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就拿这位张少帅来说，他父子两人是国人公认的亲日派，干过许多亲日卖国的勾当，又是共产主义者的世仇，他父子杀害了李大钊等同志，受帝国主义的指使一贯反苏，甚至发动过对苏联的战争，我们一向都觉得张学良是比蒋介石还要可恶的反动派，现在连他都被日寇逼得走投无路，反过来要联共联俄，这是以往想象不到的事。此外，抗日怒潮弥漫全国，不久以前，西南军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也藉抗日的名义反对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内部也有些人具有抗日的情绪。

他进而强调不能拿过去的眼光来看张学良和东北军，他指出张学良过去是一个染有烟癖的花花公子，现在却奋发有为，东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就是体现这种愿望的部队，东北军中的青年军官大多数是热情反日的，东北的青年，尤其是东北大学的学生，都群集到西安来，高唱流亡三部曲，这确是动人心弦，张学良本人便成了东北军和东北人抗日的号手。东北军中一些亲日派是失势了，老派将领如王以哲等支持青年军人抗日，即较保守的何柱国于学忠等也只得随声附和。

周恩来说到他与张学良接头的时候，张学良的态度很坦率诚恳，张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这八个字作为我们联合的基础。至于西北抗日局面这个概念，还是相当模糊，没有确定的纲领和做法，连这个\"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名词，也只是我们方面提出来的，张未置可否。

不过他相信张学良是有办法的，会联络山西四川两广一带的实力派，也会根据各方的意见，拟订办法出来。譬如说张学良与杨虎城同处一地，本易发生摩擦，却彼此相处得很好，可以一致行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直属机构人员到达保安。保安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演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对内团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陕北荒凉之描写，略）

我在保安会见了林育英［林彪的堂兄，时任共产国际联络人。渊注］（我到时他因事他往，继闻我来保安，即忙赶回来）。他仍是和从前那样热诚朴实，说话的时候全身各部都在用劲，似乎要将他心中所想的倾泻而出。他为了要完成两个中央的联络人的任务，对我和毛泽东等以往的英勇奋斗，倍加推崇，把我们比作玛瑙珠子，在未曾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前，串拢这串玛瑙珠子的线断了，他自己好比这根线，要重新串拢这些玛瑙珠子。

他将他所知道的莫斯科的情况告诉我，主要是说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大为提高。自德共受希特勒的摧残以后，中共已成为共产国际中仅次于联共的第二个大支部，各国共产党对于中共这些年来所从事的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均表敬佩，认为是中共革命精神的惊人表现。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王明等，在共产国际的地位也随着受人重视。他们正宣扬中国革命的重要，唤起各国革命者与共产党人的支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亦已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和我四人为主席团委员。（关于中共内部的安排，略）除林育英以外，其他同志没有谈及以往的事，似乎每个人都在注视着陕北以外的情况。从保安这个角落里去看全中国，确是不容易的，人们在那里根据西安传来的或者从无线电中收听来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作为谈助，多方推敲。

张闻天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况是变化了，有些方面已有显著的进步。他告诉我他看到一些外来的书刊，有些新进的作者写出的文章，内容很充实，文笔也动人，相形之下，自感不如。尤其是近半年来流行的许多抗日歌曲，更显出文艺水准的进步。他慨叹这些年来我们在山中有些落后了。言外之意，非急起学习不可。

张闻天还提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学生所发起的反日运动。他所知道的虽仍模糊，但他指出当日本向华北发展，积极酝酿华北自治，曾激起学生的反抗。他觉得这个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不亚于\"五四\"运动。南京政府虽多方镇压，但这个运动仍是普遍到全国，而且学生们组织了民族先锋队，较之\"五四\"时的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尤为得力。

中共的白区地下组织是破碎了，不能领导抗日运动。自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转移到苏区以后，中共在上海等地的组织迭遭破坏，有些地方根本没有组织了，另一些地方只剩下一些个别的党员，张闻天又说他一直企图找到那些地下组织的线索，但仍无头绪，那时所知道的只有刘少奇在北京活动，似能领导那里的同志，幕后指挥\"一二九\"运动。

但中共的政治影响还是相当普遍，许多脱离了组织关系的或者失去联系的党团员，以及一些同情共产党的人物，现在又是抗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些躲在上海等大城市的亭子间，做左翼作家；有些在群众性的团体中活动；有些混到国民党各军政机关，发挥微妙的作用。张闻天觉得有些同志过去被视为投机分子或不可靠分子，现在竟证明他们能单独奋斗。他也觉得中共中央须根据新的情况，从速整理白区党的组织。

张……。他曾向我表示这些事都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两同志在处理，前者在后面策划，后者在外奔走，并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张闻天说这些话，可能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之一也许是暗示我不要去干预\"老毛\"所管的事。

毛泽东那时似乎是聚精会神注意\"国家大事\"。他笑着对我说:他是\"买空卖空\"，这句话的含义，似乎是说红军实力现在虽然不大，他却在和人谈大买卖。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材料作各种推测，主要说到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国内的反日潮流，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看来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很难维持下去。

他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时，也承认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默契是一项具体成就，可以称之为\"张杨共三角联盟\"。他推测将来西北抗日局面的发展，大致是由张学良与杨虎城选择适当时机，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南京自然不会接纳，其结果将在西安出现一个反南京的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能否存在，一面要有一个明确的抗日纲领，获得英美苏的支持和国内舆论的拥护；另一面要看张学良杨虎城能否联络个省的实力派和瓦解南京内部。至于几天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他当时毫无预感。

毛曾表示莫斯科是支持中国抗日的，也会支持西北抗日局面。他说莫斯科从未肯定表示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但也未表示过反对，据他推测，莫斯科的来电表示，如果红军能由宁夏接通外蒙，或者经由甘肃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苏联将予军火援助。这样我们可以相信，如果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抗日西北局面，那苏联更非援助不可。

当时中共中央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会议，似乎都将责任推在林育英身上，而林又不管事。如西安的电报来往，完全由毛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氏将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和其他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况，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其内容大致是:他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温和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由我们作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我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的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莫斯科的电报。

我们商讨的结果，决定下列各点:一、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并保证今后行动，惟马首是瞻；二、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三人为代表飞赴西安；三、电彭德怀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四、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议；五、周恩来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会电后再作具体表示。于是周恩来等即赶往延安去了。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件事张学良照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到这个命令。我们正为陕北的红军粮食缺乏担忧，如今部队南移，粮食和其他补给便都不成问题。而且国民党方面的剿共阵线，已告破坏，我们正可乘机进取。［共产党为此恨马步芳入骨，一九四九年后马氏逃亡，一九七五年客死沙特阿拉伯。渊注］

西安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等人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及各项军事情况。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电报是张杨等十九人在十二月十二日所发的通电。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在那里草拟覆电，不是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他的电文内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说到惩办蒋时又有这么一段:\"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疽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就为了这种主张上的不同，毛泽东与张闻天曾发生了争执。张闻天似是批评毛泽东对张学良的覆电，措辞不够坚强，正当他们争论的时候，我闯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正在怒骂张闻天，说张闻天过去在江西反对他的游击主张，现在又以书生之见反对他对张学良所持的态度，张闻天面红耳赤的默然走了。

毛泽东即向我解释他那些电文措辞的用意。他表示他与张闻天的想法并无根本的不同，却在措辞的技巧上发生了歧见。他说明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

这时朱德也来了，他打断了毛的说话，大声说道，爽爽快快的同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他说明的大意是，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指示，来一个先斩后奏。毛听了朱德的话，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个\"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毛泽东又带点教训的口吻向朱德说:不要想得太简单和死板，你如何能断定张学良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对我们一点疑忌都没有么？

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一年以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联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一时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 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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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爷爷曾经砍翻过13个日本兵 [转帖]

老兵档案：于德元，现年９０岁，原籍河南省洛阳市，汉族，１９３５年被编入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特务团（即警卫团）三营一连，任少尉连副，先后参加过西安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在淞沪会战中，他被日军打伤３处，下颌处至今留有弹片。
　　
　　１９３７年８月，在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的官兵总数有近百万。参加过这场会战的洛阳老兵于德元昨日回忆道：“那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啊！”
　　
　　１９３５年，于德元加入了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特务团（即警卫团）。１９３７年淞沪会战打响后，杨虎城将军抽调十七路军精悍力量组成赴淞沪增援团，于德元就在其中。
　　
　　１８００名热血男儿每人配１把４公斤重的大刀、１挺机关枪和６颗手榴弹，向上海进发。抵达上海后，他们被编入８８师，死守外滩。那里地势低洼，战壕挖了不到１米深就渗出水来，战士们就站在齐腰深的水中与敌人激战。敌人装备精良，日军坦克就在对面逞凶，空中还有飞机扔BoB!!!，但战士们高喊着“决不能让日本人把阵地攻下来”，宁死也不愿做亡国奴！
　　
　　机枪扫射，炮弹横飞，战士们浴血奋战。很快，战壕里的水就变成了红色，不断有人在受伤、牺牲。每当有战友在身边牺牲，于德元就会大喊一声：他NAINAI的！
　　
　　有一次，于德元正在掩体旁射击，只觉得额头一热，两眼顿时什么也看不到了，原来是一颗子弹擦着他的额头飞过去了，鲜血糊住了他的眼睛，但他根本顾不上包扎，继续战斗。随后的几次战斗中，于德元的左腿、脖子先后被子弹打中，但只要还能动，他就一定要坚持打下去。
　　
　　很快，子弹打完了，不知是谁大喊一声：“我们不能再退了，哪怕只剩一人一枪一弹，也要坚持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于德元抽出大刀就冲了上去。在西安时，于德元就是大刀班的兵，对日本人的刀法有过研究。拨、挡、刺，他施展着自己的刀法，上来就把一个日本兵的头砍了下来。还没等他喘息过来，另一个日本兵又上来了。大刀翻飞，血肉四溅，于德元不知道战斗是何时结束的，只觉得眼前的日本兵渐渐少了，一停下来，他只觉手脚酸软，回想一下，自己砍翻了１３个日本兵。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拼杀，到１９３７年１０月返回陕西时，１８００人的队伍就剩下了６００余人，于德元也因长期泡在水中，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炎。但他仍未下火线，随后又到山西打鬼子。
　　
　　那段历史在“抗战老兵”于德元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采访结束时，老人耍起了他的那套刀法，他那６０岁的大儿子和他一起舞了起来。老人仿佛又回到了６８年前那炮火连天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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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张钦礼所作的申诉和补记——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1[转帖]

作者(陈健)按语：下边是我七年前为河南省兰考县县长张钦礼的冤案写的一篇申诉报告。它曾被上网、下载、刊用、收入香港出版的《法制大手笔》一书中。张钦礼已经过世五年，最近某某人又玩出以往的伎俩，作文肆意诬陷张钦礼和否定四十年前过世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碌。现在，我在张钦礼的申诉一文之后，加了补记，是对某某人的批驳。同时，我也必须把申诉和补记一起发出，因为不看申诉，看补记中的有些问题，就不容易看明白。

陈健 2009年1月 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

前言：

我为张钦礼写的申诉报告，是粉碎四人帮后清查三种人中出现的一大冤案。这场运动在全国不少省市严重违法乱纪和扩大化。二十多年前我作为新华社记者，曾写过内参直送耀邦同志。1982年1月，中央出台9号文件，它的精神是正确对待文革中犯错误的同志。这个文件只发到了省一级，就被中央一位大权威发现收回了，并说二十年以后再说。

我五年前写的这份申诉报告，是交由我所在的党组织转给中央的，思想和文字都有局限，我年近八旬，也无力再作大的改动。为了能使张钦礼一案作为个案先予解决，也为了说明这一冤案的实质性问题，但又不便开宗明义说出真相，在无可奈何中，只好拉长时间跨度，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张钦礼受迫害写起，写到清查三种人时他受迫害的必然性。由于这一冤案发生在河南兰考县，牵连出六十年代新华社记者所写的优秀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生前提拔重用的一批干部，都一网打尽，有些干部死在狱中。张钦礼一生对党忠心耿耿，却一生屡遭迫害，周总理曾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

今年第三期《炎黄春秋》刊出了上海市的作家、教授座谈《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一书的发言摘要。其中的一位教授、文学评论家说：“从当年中央苏区的清查AB团……到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我感到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说，把清查工作严重违法乱纪和扩大化也挂上了极左路线的链条上；另一位学者把这部作品称之为“文学的解密时代的开始。”我这篇申诉报告，不是文学作品，但它是第一个通过张钦礼和兰考县这一典型，系统地对清查工作中的违法乱纪所作的“解密”申诉。它一经上网反映十分强烈，香港《中国焦点》的主编杨俊林先生，在深圳一位朋友那里看到这份申诉报告，立即拿去全文发表，并配发了社论。我要求杨先生把这期刊物寄给河南省委，一位副书记反馈给杨先生的信息是：这位新华社记者写的申诉报告，把河南几十年来路线斗争的轮廓理清了。

张钦礼冤狱十三年，出狱后于2004年5月7日过世，在弥留时看到了《中国焦点》这期刊物。张钦礼和他的家人在不幸中感到了一丝欣慰。兰考十万群众为他上下几代战斗过的故乡：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一些群众哭昏在灵车前送往医院抢救。

群众为他平反。

我们夫妇送他的挽联是：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

陈健 2007年4月6日

（一）

从一九五七年就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原河南省兰考县县长张钦礼，原以为粉碎四人帮后他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的“积怨”可以做个了断。没料到长期整他的某些当权者上下联手却把他投入监狱。

六十年代，新华社记者曾写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通讯，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当时中央各部委、各大行政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党委以及无从统计的党组织，作出决定，发出号召，向焦裕禄同志学习。通讯中多处写了张钦礼的事迹，以及他与焦裕禄不寻常的关系，称他俩为“亲密战友”。实际上，通讯的作者之一周原先期去兰考采访焦裕禄的时候，就发现张钦礼的先进事迹已在兰考广为流传。

张钦礼是兰考人，他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由吴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领导的著名的濉（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和吴芝圃相识。起义失败后，回兰考和妻子一起组织领导农民打游击、打鬼子。张钦礼从小跟随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四三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四五年入党，五四年任兰考县县长，对兰考的历史，兰考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对兰考的群众有很深的感情。

兰考是黄河边上的一个沙城县，黄河多次在这里决口。一九五八年以前的兰考，虽说还是豫东老灾区的穷县之一，但群众并不缺吃少穿。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反而使兰考更穷了，几万群众饿死，大批饥民外出逃生。新华社记者写的焦裕禄的事迹都是真实的，但当时的兰考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具体情况我后面再谈。

张钦礼的全部不幸在于他说真话。说真话即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耀邦同志说过，我们实事求是不起。张钦礼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是新华社的一名老记者，一九四九年开始在新华社河南分社采访，几十年来，目睹了长期的极左路线对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害和摧残。张钦礼是千千万万受迫害的干部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要从张钦礼判刑定案的内容一一驳斥，很难道明冤情的实质。我必须按照时间顺序，记述张钦礼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苦苦挣扎到一步步沉陷囹圄。

张钦礼三次陷入绝境时，周总理三次接见并解救了他，但这也都没能改变张钦礼的命运。现在，我没有能力和手段，在更高的层面上获得材料，全面探个究竟，我只能写我所知道的有关张钦礼和相关的一些冤情。

（二）

河南省反右派时，和别的省不一样，它从五七年反到五八年（五八年叫补划右派），河南文件上的右派，八万也好九万也好，和实际上的右派数字或按右派待遇而“不在册”的右派数字相差很大。改正右派时，这部分“不在册”者的情况最难办也最惨。有一点可以肯定，河南右派人数，居全国各省之冠。

兰考县不到一千脱产干部却划了三百六十六名右派，原因是省委组织部部长赵文甫来到兰考，正碰上一张大字报引发的风波。风波的起因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农村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五七年反右时，开始叫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转入反右时，这些签名者该不该划右派？划多少？县委会内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赵文甫一锤定音：“全划。”张钦礼在整风阶段，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他万万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这二百多名干部的结论他不能接受，为他们大声疾呼，鸣冤叫屈，说他们都是好同志，揭发的问题也是事实。赵文甫批评他是典型的右派言论。

这里要特别提一提负责全省反右派之一的赵文甫，他和以后张钦礼的冤案有直接的关系。据当时省办公厅干部易平告诉我，起先全省划的右派没有后来的那么多，赵文甫到下边巡视一番，回到省里右派增加一倍，原因就是赵文甫的指导思想：凡是在大字报上签名者一律划为右派——不论是发起者还是追随者。

开封地区负责反右斗争之一的是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秦一飞，考虑到孙跃堂有错误（我认为是犯罪），不便在兰考继续工作，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职原薪调到邻近的东明任职。张钦礼没有戴右派帽子，是因为当时是抓群众的右派，他是县长，受到“降级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

张钦礼的灾难由此开始。以后不管他遭遇如何，事实也一再证明他是正确的，但他却无法摆脱作为党内“异端”的阴影。

二十年后，当河南省的右派改正时，数以千计万计的右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人饿死，有人病死，有人在监狱里蹲死。但是，党纪国法都保护赵文甫、秦一飞、孙耀堂等人，连道义良心都不受谴责。那时党内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路线问题不能追究个人责任。差不多就在改正右派的同时，张钦礼不仅没有撤销反右时受到的处分，并在遭受了长期的迫害后，又因清查工作的扩大化，被地区秦一飞，周化民，省里的戴苏理、赵文甫送进监狱。这些人又负责清查工作。

（三）

大跃进时，河南省像一匹脱疆的野马、一个疯子。它执行中央关于“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的极左政策特别出格，后来群众遭难也特别严重。一九五八年秋，省里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报了三天，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二十万斤，小麦亩产五千斤，芝麻杆能炸出油。他说他不仅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吴芝圃并没有因为和张钦礼的父亲是老战友而“关照他”。省委立即组织对张钦礼的批判斗争，并取消参加大会的资格，押送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从五八年秋冬批到五九年庐山会议后，都没有批倒他。张钦礼并不具有能言善辩的口才，他只不过用事实反驳就足够了。他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河南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多几倍，有些人在批斗时打伤致残住进医院；平反时这些同志要求中央派人来才肯出院。我记得来了一位副总理。这是稍后的事。

张钦礼住在地头看庄稼用的草庵里，到村里吃派饭。一天夜里，县委书记程约俊来草庵看张钦礼，还带来两瓶白酒，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张说，这个时候你敢来看我，不怕风险吗？程说，你对兰考麦子的估产是正确的，我是胡说，也是出于无奈。程向张承认自己有私心有错误。不几天，上边派来一位郑某任兰考县委书记，把程约俊撤了，并命令张钦礼立即来县委揭发批斗程约俊。郑对张说，兰考右倾的总根子在程，他先把你抛出来，是舍车保帅，你只要彻底揭发他，对你的处分可以重新考虑从轻。张钦礼心想，老程一向勤恳老实，赶在风头上说了错话，知错改错仍是好同志，把他揭出来，兰考的班子就完了。尽管对张钦礼威逼利诱，轮番轰炸，他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不揭。一天夜里，他留下四句打油诗跑了。打油诗是：“玉树折断换木桩，赤心怎肯害忠良，做人做事讲实情，说谎没有好下场。”

五九年冬、六〇年春，大批群众偷偷外出逃荒要饭，这是政府不允许的，抓回来要挨批挨斗受惩罚。有人宁可在家饿死也不敢外出讨饭。群众并不避违张钦礼，他到群众家吃派饭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那时群众含泪对张钦礼说，等他们的日子过好了，要煮只老母机给他补补身子。不久，村口路边经常出现饿死的尸体，从外地讨饭回来的群众向他反映，说信阳地区有的村庄人都饿死光了。后来揭发出信阳饿死百万人，震动全党。

张钦礼再也沉默不住了。夜里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灯，开始给周总理写信。他是用农民惯用的顺口溜写的，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现在向总理反映河南的实情。他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听说信阳的群众饿死很多，这使他这个当县长的彻夜难眠。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他把这封信揣在怀里，不敢贸然从邮局里发出。他的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后来揭发出信阳饿死人的大悲剧，是因为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封锁了各条反映真实情况的通道，仅邮局就截住一万两千封反映饥饿和饿死人的信件，而吴芝圃与秘书长戴苏理又千方百计包庇路宪文。固始县的县委书记杨守绩冒着杀身之祸，绕过路宪文和各种障碍，把固始县征购透底饿死人的情况写信给省委；有一个村的支部，二十三个党员饿死了二十个，余下三个写了血书，千难万难送到省委，呼求省委快快派人来救救村上的群众。以上这些信件都被戴苏理扣下，并要查处严办。

后来真相败露，中央的李先念，中南局的书记陶铸、王任重等在吴芝圃、戴苏理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当着这些领导的面，吴芝圃倒打一耙，企图把饿死人的责任推给因敢说实话敢开仓放粮救济饥民而倍受他们和陆宪文迫害的专员张树藩。张树藩想为自己辩解，刚说几句就被中南局的陶铸制止了。为了杀人灭口，领导同志来信阳的第二天，吴芝圃、戴苏理不经过任何部门，任何法律手续，来到固始，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判刑。我记述一九九八年《百年潮》第六期张树藩遗作：《信阳事件的教训》中的一段情况，是想说明：戴苏理对张钦礼以后的命运是关键人物，再就是当真理和邪恶正在较量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深陷绝境的张钦礼，决心为民请命，赴京向周总理反映河南兰考的实情，需要怎样的勇气和胆识啊！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庵里，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偷偷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见不到周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几经周折，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说着流了泪，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声。

后来中组部的同志告诉张钦礼，吴芝圃已经停职反省，中央派刘建勋接替他，叫他回河南找刘建勋。

张钦礼在省委大门口遇到已经停职的吴芝圃，吴问张：“你爹现在可好？”张说：“我爹不好，饿得浮肿。”吴芝圃一时语塞，稍后又问：“你有什么事？”张说：“我去北京告你去了，现在来见刘建勋。”

刘建勋为张钦礼准备了简单的饭菜，又斟满了两杯酒，举杯说：“我代表省委正式给你平反。”张也举杯，两人一饮而尽。张放下酒杯说：“这饭菜我不能吃，兰考的群众正在挨饿要饭……”说时哭了。

他回到兰考，把三年劳改中补发的1264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

（四）

张钦礼在北京见到周总理回来，震惊了省、地、县的某些领导，但他们都保持沉默。这时主持兰考县委工作的副书记王金碧，他办有两千多基层干部参加的“民主补课”学习班，由于上面的口气有些松动，已经放走差不多了，还有140多名，他坚持他们都是“敌人”不能放。这场大冤案是由信阳饿死百万人引起的。是谁向毛主席汇报了信阳的问题，我不能推测，只知道毛主席作出了错误的决断，认为：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基层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组织力量“民主补课”。一时间，大批基层干部被集中起来“民主补课”，实际上都当成敌人，失去自由，批斗审讯，逼使他们交待如何向农民征购透底，致使农民逃荒要饭和饿死的惨状。实际上是把一个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推给基层干部。我并不是说，基层组织中没有坏干部，哪一级党政组织中没有好干部坏干部呢？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不少基层干部在这些类似监狱和集中营的地方被斗死饿死。我不知道全国全省集中了多少干部，只知道信阳地区就集中了县、社、队干部二十多万，兰考一个小县就集中了两

千多。张钦礼劝王金碧放出剩下的一百四十多人，他对王说，真正的罪魁祸首吴芝圃都停职反省了（实际上吴原职原薪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你再不放人，饿死了你要负人命责任，王才放人。这些人被关押半年多，出来时蓬头垢面，衣服褴褛，饿得不死不活，他们互相搀扶着才能走出牢门，有人饿得站不起来，爬着出来，有位姓程的队干部，爬到回家的半路，还是饿死在路边。全国有多少基层干部受到这样的摧残？至今没有一个数目，没有一个说法。

王金碧不仅很左，他不顾群众的死活，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群众对他意见很大。此时的张钦礼，已经证明是一位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受到群众拥护，受到周总理表扬的好县长，接替王金碧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上级不这么看，匆匆忙忙又调来一个因贪污粮票在群众中影响十分恶劣的刘某任县委副书记，协助王金碧工作。也许有人会问，刘建勋为什么不说一句话？他刚刚在广西解决了饿死人的问题后，临危授命又来河南解决同样的问题。他深知河南人事关系复杂，都没有敢让他的夫人——一位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地下党员出来工作，让她在家休养。此时他不可能介入一个县级干部的升降问题。幸好，不久焦裕禄来到兰考县。

1962年冬，焦裕禄调到兰考任县委书记。由于当时的各种局限，这篇通讯并没有挑开兰考问题的实质。焦裕禄面临的不是自然灾害带来的无法想象的困境，而是人祸使千千万万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状态下的生灵：因大办钢铁把树砍了大半，风沙再起，形成新的沙丘群；以粮为纲，适宜在沙地种植的花生、芝麻、西瓜等连种子都没有了，而这些经济作物又占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七千多头牲畜饿死病死六千多；大跃进前，年产近两亿近的粮食，这时下降到只有七千万斤，人口负增加十几万，几万群众饿死，大批饥民偷偷外出逃生……干部队伍被伤害得更惨，五七年三分之一被打成右派，五八年因反对浮夸风、共产风和受张钦礼株连的有二分之一的干部受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处罚。前面提到的那件涉及两千多基层干部的大冤案，几乎使基层组织瘫痪。

焦裕禄是带着中央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精神来到兰考的，他做了什么？这很重要。首先，他没有和主持县委工作的王金碧结合，而是和一贬再贬的张钦礼一见如故，一拍即合，成为亲密的战友，这对以后张钦礼和兰考这一大冤案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焦裕禄的仕途之道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让上级看看他在短期内的政绩，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带领干部去火车站把处在饥饿状态下的数以千计万计的饥民送上火车外出逃生，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过去不允许，重提阶级斗争更不允许；更大胆的是，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要把前两年有些地方借给农民的“保命田”全部收回。焦裕禄认为，对于最贫穷的村子的群众，当前仍是“保命”问题，不能收回；当他了解了到张钦礼虽然平了反，但县委还给他留有“尾巴”时，极为愤慨，宣布为张钦礼彻底平反，怕以后再有反复，还发了红头文件；对那些抵制共产风、浮夸风的干部，焦裕禄说这是兰考的精英，恢复原职原薪，有的提拔重用，还有的越级提升。焦裕禄还提倡魏征精神，要直言敢谏、不怕说真话。

兰考有四个村子，在那样贫困、饥饿甚至于饿死人的年代，支部书记带领群众寻求各式各样的生存门路，使群众少受煎熬活了下来，这在当时就是最大的业绩。焦裕禄把他们看得无比珍贵，封他们为四杆旗（村）。他们是：“秦寨的决心”、“双杨树的道路”、“赵垛楼的干劲”、“韩村的精神”。

焦裕禄听说有两个来自广东和湖南的技术员魏建章、朱里楚正在兰考搞农桐间作实验。由于这项科研成果适宜在沙地试验推广，所以他们选在兰考。他们住在一片沙地的两间草房里（也算实验室），吃的又是粗粮野菜，加上风沙干旱，使这两位南方的年轻人，口鼻流血，大便拉不下来，多次生出撤走的念头。焦裕禄立即通知粮店全部供应他们大米。现在说起来觉得可笑，可在当时不仅是饥饿的年代，也是知识和知识分子被贬值的年代。，一个厅局级干部是没有资格供应全部细粮的。焦裕禄向两位刚走出大学大门、对一项课题研究还没有出成果的年轻技术员，提供超级别的细粮待遇，这不仅是向极左思想挑战，也是向特权思想挑战。后来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在兰考、在豫东在全国部分沙地大面积推广，联合国都派官员来豫东考察。这是后事，那时焦裕禄已经去世几年了。

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的积累形成了兰考不同思想倾向的干部对焦裕禄不同看法。他的前任，在他刚来不久就向省委写诬告材料，说他一到兰考就申请了60元的救济款，并捏造了焦裕禄写的申请报告。特别是从新华社发表焦裕禄事迹的通讯到粉碎四人帮河南的清查工作，地县一些干部的斗争，几乎都围绕着对焦裕禄这一典型形象的看法上而生出许多是是非非。

焦裕禄解放后大部分时间在大工厂工作，他不知道极左路线，特别是三面红旗大办钢铁对农村工作破坏这么严重，幸而他遇见张钦礼，使他很快了解了真实的情况和症结所在，并得到他的鼎立相助。

假若焦裕禄仍然是一个大企业里默默无闻的处级干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零三个月，也许他的才智、胆量、奉献精神和与生俱来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会在兰考这个特定环境中，撞击出如此耀眼的火花，达到光辉的顶点。当然，如果没有张钦礼对焦裕禄怀着那么深深的敬意和难以忘却这段情谊，也不会在焦裕禄去世后，能如此详实地把那些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事迹，向世人倾吐。

焦裕禄的素材大部分来自张钦礼，没有张钦礼，焦裕禄这位真正的共和国的优秀儿子，就会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张钦礼说过，焦裕禄来兰考是反左的。这话现在听起来多么简单，但在极左路线肆虐的年代，农民饿死在屋里都没有逃出去寻个生路的自由。“救群众于水火，解干部于倒悬”，这就是焦裕禄这一形象震撼人心的力量。焦裕禄和张钦礼都具有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不仅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也是全人类公认的道德标准。许多共产党人，包括许多领导干部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本来就有好干部坏干部，有品质高尚的干部有品质恶劣的干部，并非前者都源于毛泽东思想，后者都推给资产阶级。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把焦裕禄这一形象，提炼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焦距没有对准。如果真是这样，后来就不会因他而使许多干部群众付出巨大代价。

凡是在极左路线、特别是大跃进中像疯子一样的干部，在三年困难饥饿年代，大都持消极态度，甚至于放弃领导，兰考如此，全省亦然。他们对群众逃荒要饭、或者一天供应几两原粮、维持不死不活的生存状态无动于衷。前面提到的副书记刘某，他在群众饥饿的时候贪污粮票，当焦裕禄多次昏倒在风里雨里、为了怕增加群众负担，走了一天，忍受着肝部疼痛，不肯在群众家吃顿饭的时候，他和其他县领导却躲进县医院小病大养吃小灶。在这类干部心里，路线斗争反复无常，说不定那一天他们又是正确的，焦裕禄张钦礼又要倒大霉。说也奇怪，现实生活往往对他们的判断惊人的灵验。

焦裕禄来兰考的时间，是在饥饿年代后期和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两个时期都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两座险峰，两峰之间有个低谷——极左路线的低潮期。当时，虽然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因为当时饥饿的情况没有根本好转，就我所知，下边很难执行。这就给焦裕禄一点时间、一点空间的活动环境。使他能在这一小片天地里医治极左路线带来的创伤，施展人道主义精神。焦裕禄在兰考只有一年零三个月，没有人知道他来兰考已是癌症晚期。他死在水利工地。兰考人说他是累死的。如果焦裕禄不是早逝，他在文革中会和张钦礼有同样的命运；如果新华社不在他逝世后写了他的事迹，张钦礼又在这些事迹中占了一席地位出了名，使张长期和这般“左爷”们的潜在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进一步激化，张钦礼也许会是另一种命运。

张钦礼对焦裕禄通讯的三名作者，特别是穆青，长期独享这篇通讯的荣誉，对兰考这一大冤案不闻不问，无动于衷，极为愤慨。

（五）

焦裕禄去世后的两个月，四清运动开始了，真是“冤家路窄”，地委派来宣传部长秦一飞任团长、某局周化民为副团长、包括两千多名团员在内的四清工作队。周化民在反右运动中，是地区直属机关抓右派的负责人。我们将会看到这两位“左爷”的出色配合。他们一到兰考，就全面夺权。当时四清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大小队干部，而秦一飞、周化民的四清对象首先是县委县直机关干部。再具体地说，首先对准张钦礼。他被清查批斗了半年多，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但是，周化民却不让张钦礼等解脱出来工作。这时新华社记者来兰考采访焦裕禄，按照惯例新闻干事刘俊生要请示当时有实权的周化民，并请他介绍焦裕禄的事迹。周说，我不了解焦裕禄，叫张钦礼介绍。我在这里说明这个情况，是有人说新华社记者到兰考采访焦裕禄时，只找张钦礼，不找周化民。这正说明，当时兰考领导干部中对焦裕禄有不同的看法。而秦一飞、周化民到兰考把焦裕禄调整配备好的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他重用提拔的一批干部，一网打尽，都成了“四不清”对象。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新华社发表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长篇通讯。通讯发表前，周原把定稿先拿到开封地委经多位领导审查，没有人对事实提出异议；后又到兰考，在县委常委会内逐字逐句念完通过，周化民也参加了会议，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秦一飞没有参加会议，周原又把通讯送他审阅，他对事实也无异议，只是说对焦裕禄评价太高，周原说如何评价新华社负责。这时兰考正在召开二千多人的三级干部大会，县委宣传部长卓兴隆在大会上念了一遍通讯，全场一片哭声，都说焦书记的先进事迹写得远远不够。我写这几行审查过程的文字，同样是有人在这个问题上造谣生事。

这篇通讯像一颗精神原子弹爆炸了，周化民气急败坏地说：“早知道采访焦裕禄的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初就该把他轰出兰考。”四清运动进入尾声，四清对象还没有解放，按照当时中央精神，四清工作组应该全部撤走。兰考却例外，不知什么人指示：四清工作队就地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秦一飞、周化民一变成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当权者，还没有解放的四清对象也立即转变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像以往一样，首先拿张钦礼开刀。有人说周化民是焦裕禄的当然接班人，我下边写的就是周化民等如何往死里整治焦裕禄提拔重用的一批干部，直至把他们打进监狱。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秦、周给张钦礼戴上两顶帽子：一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是“五七年的漏网右派”，给他打上花脸，当牛鬼蛇神拉到兰考大街上一天游斗数次。运动来得如此突然、凶猛，张钦礼还没有弄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先被秦、周二位扣上“反对”的帽子，至于“五七年的漏网右派”，那是周化民、秦一飞手中的紧箍咒，随时随地都可以给张钦礼套上。前边说过，反右斗争时，张钦礼受到了“降级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在这些“左爷”的眼里，张钦礼始终是“异端”，是有“前科”的人。

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村）的干部和群众以及其他的干部和群众，知道张钦礼十七年中屡遭迫害，现在并没有因为焦裕禄通讯的发表而幸免于难。于是，他们来到县委，造了秦一飞、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张钦礼。这个反造的好，造的对，为什么同情张钦礼的群众不能造反于施暴者。这时以四杆旗的干部群众为主立即成立了“保卫焦裕禄司令部”，宣称：“捍卫焦裕禄精神，继承焦裕禄未竟的事业。”秦一飞、周化民也成立了“卫东林司令部”，誓言是：“誓死捍卫毛泽东林彪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因为秦一飞、周化民大权在握，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加上开封军分区受地委领导，介入文化大革命后在兰考一直支持秦一飞、周化民和他们支持的“卫东林司令部”，张钦礼虽有群众支持，也难逃厄运。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张钦礼被游斗了一百多次后，连同县委七名常委、十个公社党委书记、四杆旗的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全部投入监狱；全县六千多名党员有四千名被开除党籍，农村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大都在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先进基层组织中；他们几乎把焦裕禄纪念馆砸毁，把馆内全国捐赠的几万册书籍和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有关资料付之一炬；焦裕禄墓前的碑文涂抹得看不清字文，新华社记者写的那篇通讯被列为禁书；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设备也都被砸烂；把焦裕禄生前调整好的能带领群众除三害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培植的一切积极力量一网打尽。

秦一飞、周化民这样做并非偶然。远在焦裕禄通讯发表时，全国几百名记者、作家云集兰考，参观学习者不计其数。因为通讯中多处写了张钦礼，他经常被采访

者包围，询问有关焦裕禄的种种工作生活细节。作为兰考一把手的周化民很少露面。张钦礼很警觉，写了一张纸条塞到周原手里，我当时也在兰考采访，也看到这张纸条，大意是：有一股冷风在阴暗处流动，但它暂时还抵挡不住来自北京的东风。张钦礼在最风光的时候，都心存惊惧。

焦裕禄的骨灰由郑州迁回兰考那天，有几万农民自发到火车站迎接，那哭声真是惊天地泣鬼神，而秦一飞、周化民命令他们带来的两千多名四清工作队员都不准到车站，秦一飞也没有去。

焦裕禄来到兰考，并没有批评谁指责谁，只是他的所作所为深深地刺痛了“左爷”们的神经，使他们心里不是滋味。他们等待时机下手，现在时机来了。他们不光要清除死去的焦裕禄精神，还要扼杀活着的焦裕禄精神的继承者。把张钦礼作为这一仗的突破口，极具爆破力，不仅他是焦裕禄精神的代表，还因为可以新账旧账一块算，置他于死地。

（六）

张钦礼在狱中耳朵被打聋，牙被打掉，手被打残，腰被打伤；他们有时候还把他拉出去游斗，两手朝后捆绑，从卡车上猛推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满身流血；他们还用一条凉席，把他卷住捆起来，头朝下倒竖在地上，然后猛地倒下，反复多次，惨不忍睹。张钦礼在监狱里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据说兰考有位老贫农跑到北京天安门前长跪不起，为张钦礼喊冤，引起了警卫的注意，惊动了中南海，周总理知道张钦礼正遭受迫害，指示当时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要保证安全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某时，把张钦礼送到他面前。因为是夏天，张钦礼在狱中只穿了一条又脏又破的短裤，半夜从狱中拉出上了吉普车，他以为是对立面要枪毙他，车到城外，他吵闹不愿走，说死也要死在生他养他的兰考这片土地上。几个解放军说，你再拖时间，明早我们几个都要掉脑袋。先期从河南到北京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纪登奎看到张钦礼，立即命人拿来一套军装给他穿上，才带他去见周总理。总理看到张钦礼半晌说不出话来。八年前他见到的是一位饿得面黄肌瘦为民请命的县长张钦礼，现在见到的是一位步履艰难、鼻青脸肿（不是军装遮住还是遍体鳞伤）刚刚出狱的“囚犯”张钦礼。总理马上命身边的工作人员，先把张钦礼送到医院检查身体，治伤治病。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周总理对他有三条指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要紧跟；部队是国家的长城，他们支左介入地方，要好好配合；回去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由大乱走向大治。

张钦礼回到兰考被委任为兰考县革委会主任，这是他从抗日战争到现在第一次成了兰考的第一把手。他首先从监狱中放出被秦、周逮捕的一千二百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四千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焦裕禄纪念馆，然后着手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风沙、内劳、盐碱）规划。他带领群众，利用黄河水引黄淤灌出十几万亩盐碱地为良田，制定了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条例。以上这一切，日后，都成了张钦礼再次被逮捕判刑的依据。

当时，省委副书记王新说：张钦礼在兰考搞刘少奇的生产党，派人到兰考批斗他。王新原来是河南军区政委。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他成了省委二把手，他派到兰考的干部，批斗张钦礼个把月，又撤了张钦礼革委会主任的职务，把他送到信阳大别山软禁起来。

这是一九七一年初，林彪一号军令发布不久。张钦礼在信阳并没有投入监狱，在一个单位挂了个虚职，由押送他的几个人日夜监管，实际上是软禁。后来，张钦礼才知道押送监管他的几个人中，有一名是省公安厅副厅长。张钦礼到信阳后，他们数次查抄张钦礼在兰考的家，高音喇叭对着家门口，历数他的种种“罪状”。最后，他们竟然把宣传车开到了张钦礼的家门口，堵着门口叫喊他的“罪状”，张钦礼的老母亲—— 一位为了革命出生**的老前辈，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活活被气死。张钦礼倍受刁难才允许回家安葬老母亲。秦、周二人为此还出了一期“敌情简报”报告给王新。为了使张钦礼不与外界接触，又把他送到了深山里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几个月。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发生了林彪事件。

周总理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再次指示张树芝，在三天内把张钦礼和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交给他。周总理一见到他俩就哭了，一旁的工作人员立即递给总理一块手绢。周总理再三追问王新等人：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很有成绩；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很有成绩，为什么要迫害他们？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被提升为开封地委副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杨贵被提升为公安部副部长。但张钦礼很少去开封主持地委工作，主要时间精力放在兰考，因为他要实现和焦裕禄一起制定的除三害规划。

林彪事件以后，王新很快被捕。捕前在批斗他的会议上，周总理指示张钦礼、杨贵必须参加。张钦礼这时才知道王新是林彪的死党。张钦礼不理解的是，他与林彪并不沾边，和王新也不认识。秦一飞、周化民的旗帜上还写着：誓死捍卫毛泽东林彪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只捍卫焦裕禄的精神。更为荒唐的是，粉碎“四人帮”后，他被定罪判刑的前提条件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

张钦礼曾多次对我说过，他始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他甚至于也不明白，他这一生坎坷遭遇的根子在哪里？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里需要交代一个背景。文革开始不久，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时说：大局已定二七必胜。“二七”是指河南郑州的“二七公社”造反派组织，在开封则叫“八二四”。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半，周总理在北京京西宾馆代表中央接见并指示河南支左部队要支持保护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新华社当天播发了新闻，中央广播电台当天广播，《人民日报》第二天一版头条刊出。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书记登奎首先表态支持这两个造反派组织。“卫焦司令部”声明支持开封的“八、二四”，张钦礼自然而然地成为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成为文革后的清查对象。

河南有成千上万的老干部在周总理指示后，纷纷贴出大字报支持“二七公社”和“八、二四”。说句老实话，当时在一些老干部心里，能相信的只有总理了。

张钦礼第三次被周总理解救后，特别是王新被捕，他深感问题复杂，眼前一片迷雾。他请求总理帮助他调离河南。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凑水和泥，说你是圆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总理接受了张钦礼的申请，答应一定帮助他。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钦礼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接着是总理病逝，接着是粉碎四人帮，接着是河南的大清查……

文革八年，张钦礼和秦、周在兰考各支持一个对立的群众组织，大方向都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是中央的决定。双方在这两个口号下都说过错话，犯过错误，办过错事，谁也无权清算对方。双方斗争的实质，用张钦礼的话说：是捍卫和砍倒焦裕禄这面旗帜为焦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即使说错了，也不犯法。张钦礼的判决书上写：张犯在兰考捏造了一个所谓“两线一点”的反革命谬论，致使周化民同志遭到残酷迫害。说到周化民遭到迫害，和张钦礼比较是小巫见大巫。张钦礼被总理解救翻身后，他不能完全控制他所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批斗秦一飞、周化民，但他们始终受到兰考支左部队的保护，是有限度的。秦、周在文革中既没有进过监狱，也没有遭过软禁。

粉碎“四人帮”后，周化民因镇压“卫焦司令部”和张钦礼有功，被提升为商丘地委书记管政法，不知为什么此时的兰考县却划归商丘管辖，这样，兰考的清查工作，就由周化民一手运作了。周化民清查张钦礼得到当时省委戴苏理和赵文甫的支持。前边我说过，五七年反右时张钦礼敢为一张大字报上的二百多名右派鸣冤叫屈全省出名，赵文甫是知道的。一九六零年戴苏理对张钦礼去北京向总理反映河南的实情，并指责省委掠夺农民一事恨之入骨。最近，在中央工作的杨贵同志告诉我：“最后给张钦礼定案的就是戴苏理。”杨贵在文革中，任公安部副部长时，曾作为中央特派员多次来河南视查，对戴苏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十分了解。当时的戴苏理已经由信阳事件时的秘书长提升为省委书记，赵文甫则由抓“右派”时的组织部部长提升为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他俩负责河南的清查工作。张钦礼被捕前，戴苏理把他叫到省委，逼他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张钦礼说：“刘、纪在上层活动我不了解，文革八年，我只在兰考和秦一飞、周化民斗争，揭发他俩如何迫害我，我有材料。”戴苏理威胁说：“你不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就是没有站过来，站不过来矛盾的性质就转化了。”

几天后，张钦礼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被逮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日报》一版刊登一条新闻，大标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张钦礼。且不说这个标题之荒唐之违法，但它说明一个问题，张钦礼一案由秦一飞、周化民提供“罪状”，省委决定。省委是谁？是戴苏理、赵文甫。

张钦礼在治黄淤灌的工地上被捕。当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他放开嗓门，对着蜂涌而上的几百民工高喊着：“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天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个暗无天日、人妖颠倒的日子……”开始，工地上一片哭声，稍后，大家冷静下来，他们立即推出了张传岭、阎协崇、史占卿三位代表，为张钦礼送行。三人跑回家拿了些吃的，赶到郑州监狱外面等候。当张钦礼带着手铐从刑车上被架出来时，三人哭着涌上去，要塞给张钦礼一些油饼花生仁。刑警拦住不让他们靠近，他们苦苦哀求着：“老县长跟着我们过穷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饿就流虚汗，支撑不住会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就能挺过去，兰考的人谁都知道他这个病啊！”刑警允许了。随后，三人在狱墙外面转圈，他们哭着转着，转着哭着，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流了多少泪……

张钦礼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十三年。张钦礼不服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张钦礼一案和“焦卫司令部”组织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四千多人，其中一百二十人判刑，四千人开除党籍。在这四千人当中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

张钦礼的主要罪名：

一、逮捕时的罪名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指的是用黄河水淤灌二十六万亩碱地为良田；

二、判刑的前提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

三、迫害老干部。指的是秦一飞、周化民；

四、刑满释放证上写：“张犯因文化革命煽动罪”被判刑。“煽动”指的是“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到县委造了秦一飞、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张钦礼。

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杆旗的干部命运更惨。文革中，他们随着张钦礼起伏多变的命运而沉浮而最终惨遭迫害。

秦寨的支部书记赵新贞，第一次从狱中出来，直奔九孔闸工地。不知情的妻子挎着篮子去监狱给丈夫送饭，半路听说周总理派人把老县长救出来了，赵新贞也出狱去了工地，她转身往家跑，把喜讯告诉了婆婆。婆婆命她用架子车拉她去工地，赵新贞看见媳妇拉着老娘来了，“扑通”跪在地上，哭着说：“儿不孝，让娘担惊受怕！”他娘说：“你踩着焦书记的脚印，跟着老县长，娘不担惊，不害怕，你出来了就没事了，好好干吧，娘走了。”工地上的民工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哭成了一团。

赵新贞被判刑十年，他在狱中得了“水肿病”（老百姓叫气鼓病），肚子浮水，后来浑身肿得不能动弹，第十个年头，才允许保外就医，出来就死了。

双杨树的支部书记王发祥因“罪证”不足不能宣判，在隔离室审查十年，第十个年头死在隔离室。

赵垛楼的支部书记李运祥判刑六年，在狱中瘫痪，刑满出狱不久就死了。

韩村的支部书记杨素兰是位女性，闻讯逃跑了。她在外受尽千辛万苦流浪了四年，捡了一条命。

他们在文革中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组织人马武斗。当焦裕禄的墓碑展览馆遭破坏时，他们自带干粮、铺盖，吃住在墓地，日夜看守，免造破坏，他们最大的罪状就是：反革命分子张钦礼的保皇派；他们是农民，进城造秦一飞，周化民的反，就是反革命。他们在狱中都受尽酷刑。同案的一百二十多人中，有人因受不了酷刑，把口袋里仅有的几毛钱交了党费自杀了。

文革前夕，在秦、周的操纵下，曾泡制出一份材料，说新华社写的通讯焦裕禄是一株大毒草，到处散发。当时的省长王维群组织开封师范学院师生四人，由杨捍东任组长到兰考调查，主要核实通讯中素材的真伪。杨等在兰考三十三天，走访县、社、队干部二百多，记录了十三本原始资料，由杨捍东执笔写出调查报告，证实通讯中的材料都是真实的。文革中杨捍东来兰考串连，正碰上部队介入兰考，他当夜就被抓捕入狱，后又陪张钦礼在全县轮回批斗四十天，被折磨得九死一生。整个文革期间，他的命运就和张钦礼的战船一起沉浮。从被捕到判刑所有审讯的主要内容就是他为什么要搞那份调查，陷害县委书记周化民。他在狱中受尽酷刑。清查时，被判刑五年。刑满释放后，在兰考一个小村种几亩地维持生活。他现已六旬，曾数度上诉中央，述说他的冤情，但都杳无音讯。

兰考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和兰考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一次把张钦礼投入监狱所涉及的人员姓名、数量几乎相同相等，等于说，斗争了八年，又回到了当初。不过斗争双方的命运却有了天壤之别。如果更精确计算，应该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斗争了二十多年，同样的原班人马、对立的双方，一方的人却步步高升，而张钦礼从一九五七年的“控制使用”到一九五八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到文革中被投入监狱，粉碎四人帮后成为一名“囚犯”。由此看来，兰考的文化大革命不是这派和那派之间的派性斗争，而是十七年斗争的继续，是上上下下一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能得心应手的“左爷们”向焦裕禄、张钦礼等优秀干部的大反扑。这些“左爷们”的权势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他们也可能在斗争对手时擦伤一点皮肉，但动不了根本，一有机会他们必然置张钦礼于死地。

如果顺着这一问题深究一下，还能悟出党内惯性的逻辑思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上下的当权者以为五七年又来了，先把十七年被他们整下去的牛鬼蛇神和那些还没有戴上帽子而在他们心目中也属于“异端”的人揪了出来；当运动陡然转向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又把对立的双方捆在一起戕害；粉碎四人帮落实政策时，却把二者分开了：所有大小当权者，官复原职，补发了工资，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包括他们子女的要求。而耀邦同志领导的对十七年的冤假错案的改正者（还不叫平反），按当时总管财政大权的官员说，“要钱没一文，要命有一条。”为什么那些被大小当权者苦害了二十多年尚能活下来的同志，为他们落实各项政策，特别是补发工资，难道不是首先应该考虑的吗？如果说，当时财政有困难，补发当权者的工资就不困难了吗？实际上，十七年被历次政治运动命定为各类反革命的同志，大都是中国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政治上至今仍然是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极左路线的延续和发展，而且发展到登峰造极。

兰考的文化大革命整个颠倒了。

张钦礼也许永远翻不了案，因为堆积在他上空的阴霾太浓重。他用正确撞击错误，在错误的年代他也被历史颠倒了。他现在年近八旬，健康状况亦如他的命运都快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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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远江:我是公社的”饿死鬼” [转帖]

作者：余习广

　　无论你是凡夫俗子,还是豪杰伟人, 人生一世,总有一些让人不能忘怀的记忆.而公社化以来,跟随我人生大半辈子的绰号饿死鬼\",成为我永生的心痛!

　　1960年上半年,我在小学读五年级。当时人民公社体制下,我和社员们一起吃食堂.我的口粮标准,是每天老称八两。十六两为一斤,八两就是现在的五两。

　 这八两是这样安排的:早三两,中二两,晚三两,即新称早1两9,
中午1两4,晚上1两9。菜呢,餐餐是萝卜咸菜,一年四季吃不上一块猪肉,一年三百六十天,见不着一点油星子.

　　饥肠辘辘的肚子,一餐不饱,餐餐不饱,一天不饱,天天不饱。渐渐地,浮肿,干瘦,饿死人的事发生了.一开始,人们还惊天动地,慢慢地,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饥饿难当,人人都不得不想办法。为了活命,绝大多数人的办法,就是偷。先是偷青,一边干活一边偷吃地里的庄稼,不管他是生是熟,是叶子还是梗子,也不管他被干部逮着往死里揍,人们向是发了疯似的偷!往口里,往家里......

　　
一天放学回家,太阳还没下山,社员都下地里干活去了,院子里空阔静谧,不见人影.我偷偷跑到大队部楼上。目的想要偷点吃的.尽管社员们九死一生,大队干部却个个吃得油头粉面.我想,大队部一定能够找到吃的.

　　
大队部是一座四合院,解放前是一家财主的老宅。这时,连个人影子也没有.我逐间搜索,好不容易在一间屋里,发现了一个小粮仓.粮仓没上锁,里面有荞麦和小麦,这是干部开小灶的私货。

　　这大荒的日子,居然在这里存有比金子还贵的荞麦和小麦,这是是上天要救助我？

　　我欣喜若狂,匆匆跑到家里,拿个筲箕,匆匆回来,把荞麦、小麦挖了一筲箕,端着它,慌慌张张下楼梯.

　　谁知一脚踏空,连人带筲箕一起掉到楼下.幸喜,下面有堆煤灰,不但人没伤,连麦子也没掉一粒.我双臂紧抱着筲箕,笔直落立在煤灰上面。

　　我偷盗成功.在那个时候,父母也不问粮食的来历,救命要紧!一家人美满了好几天.

　　
但是上苍再没有赐予我这样的机会了,饿得实在受不了,唯一的办法,是跟着父亲,上山挖蕨根、土茯苓、剥梧桐树皮充饥.这些东西咽下去容易,屙出来可就难了,肛门涨得流血.母亲只好用棍子,一点一点地帮我把粪渣撬出来,我痛得呼爹叫娘,我妈累得汗流浃背。

　　一天,看到生产队牛栏屋上存放着一大堆绿豆壳,我开始打它的主意。我想:豆角籽好吃,豆角皮也能吃;绿豆好吃,绿豆壳也应当能吃。

　　我用箩筐挑一担绿豆壳回家.我先用晒簟,把绿豆壳晒干,再上磨磨粉,可磨呀磨,一担绿豆壳没磨出半升粉。

　　下到锅里作粑吃,越搅越稀,一尝,太涩了,比吃药还难吃.

　　我正准备倒掉,父亲一脚踏进来,说:“让我吃吧!”他三两下把糊糊吃光了.

　　世界上有许多罪难受,最难受的罪,当数饥饿.

　　那时候,饿肚子不是一天、两天的时间,也不是一月、两月,大跃进是几年的漫长日子.

　　有句古话叫做“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有句成语叫“饥不择食”.一个人饥饿到极点,一天到晚只想着肚子的时候,什么蠢事也干得出来。

　　
一天,我看到公共食堂的沟坑里堆放着很多烂蕃薯,蚊子嗡嗡的叫.拾起一个看,大头烂了,但薯端还好,我用刀削去烂的,留下好的.再看,上面有些麻麻点点,一尝,带点苦味,也有点酒味,但比蕨根、糠粑之类容易吃得多.

　　我喜得美滋滋的,用刀削去烂的,留下好的,一连吃了二十多个.肚子吃饱了,可一回家里,人也中毒昏倒了。

　　整整一天一夜,我无声无息,爹以为我死了,把木匠请进家里,正式做了一副小棺椁.我被放进棺椁里,正钉棺材钉,要盖棺定论的时候,我突然醒来了,直呼头痛。

　　**复生,这是件奇事,全大队的人都跑来看究竟.

　　他们见我似乎活过来了,一个个又惊又喜.有人瞋怪说:“你这个饿死鬼,烂红薯也呷得的么,这回没死,是老天保佑你。”

　　从此,饿死鬼长,饿死鬼短,在全生产队、全大队,甚至全公社都传开了。

　　从这时候起,“饿死鬼”的诨号就到了我的身上:“饿死鬼,烂红薯好吃吗？”“饿死鬼,你见到了阎王吗？”……

　　其实,我这个“饿死鬼”不该醒来,应该埋掉,因为后来我干了一件大缺德的事——天地不容的事,我居然害死了自己亲生的父亲!

　　
由于偷盗成风、作物刚熟,就被偷吃了,大队召开民兵紧急会议,作出决定:挨家挨户把所有的灶全部铲掉.今后哪家再冒烟火,就把人抓来斗争。灶没有了,莫说偷公家的作物,就是到山上采来野菜野果,也无法熟食了。

　　这时候,大饥荒真正来临了。

　　几千年来,人间流传着一句话,叫作灭绝烟火,这是一句恶毒的咒语,是骂人屋里无烟无火,人都死光了。真没料到,这句咒语在这时验证了。

　　不久,很多人患水肿病了,一病不起,不起就死.

　　所谓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也就是在这时候出现了。

　　父亲像大多数人一样,患了水肿病.公社得病人太多了.

　　
怎样治疗水肿病?干部们想出个“好”办法,要那些水肿病者,身着棉袄,走进一间四面封闭,里面烧着炭火,烧着一大锅开水的屋里去蒸水肿病。水肿病么,顾名思义,一定是人身上水多而肿,只要蒸出一身汗来,尽了体内的水分就会消肿的。

　　这天,正是烈日炎炎,父亲穿着棉袄,跟一群患水肿病的人,走进了那间屋.一进屋,干部就将门锁上,怕屋里的人受不了往外跑。

　　没过多久,我听到屋里一片叫喊声:“快开门,热死了……闭气啊……出气不赢啊……”门被捶得震天响。

　　
大约半个小时,干部将门开了.打开门,水肿病者夺门而出,一个个水淋淋、汗漓漓的,棉袄也在滴水。凡是在屋里蒸了水肿病的,都可以到干部手里领一张票.凭着这张票,就能到公共食堂领来一份油炸粑。

　　虽然又蒸又补,但父亲的水肿病并没有消,而且日趋严重,后来终于起不了床。他不能走到公共食堂吃饭了,要我把他那份饭端回来,坐在床上吃。

　　
公共食堂开始放“卫星饭”——把米炒了又蒸,蒸了又炒,几蒸几炒,一斤大米居然可以蒸出数倍的饭来。那饭稍一冷却,你咬一口,就明明显显地现出两排牙齿印。这样,食堂说是还按标准吃,但社员吃到肚子里的粮食,还不到原先的一半!

　　
每回,我站到公共食堂领饭窗口,总能看到炊事员一个麻利的动作:用竹刀沿饭钵周围划个圈,整钵饭便一粒不沾地倒进我的大碗里,那钵子坯印,犹如刚从模具里倒出来的产品,挨一下,就能现出痕迹来。

　　天啊,我饿呀!我饿得慌呀!除了大打折扣的早三两、午二两、晚三两外,再没有任何可补充的食物了。我多么想在父亲的这份饭上,吃上一口呀!可这该死的钵子坯印,是绝对挨不得的。

　　一回,不知是炊事员划饭的技术没到位,还是蒸卫星饭的技术停了下来,反正饭倒进我碗里,饭坯都散开了。

　　这回,我端着饭边走边想,饭坯散开了,抓个饭团吃,爹未必知道!

　　主意打定,当我走到萧家祠堂墙角旁的时候,我这“饿死鬼”的魔爪终于伸进了饭碗,抓起一个饭团放入口中,像鸬鹚吞鱼一样,囫囵一下,到了肚子里。

　　吃后,我心里很慌,生怕我父亲怀疑。然而,当父亲接过饭碗时,他并没有问饭坯散的原因,他跟往常一样狼吞虎咽地吃了,然后把碗放到床柜上,一句话也没说。

　　经过这次启迪,我这“饿死鬼”茅塞顿开.

　　以后,每回给父亲领饭回家,路过萧家祠堂墙角旁,我－贼眼顾盼流转,见前后无人,一只魔爪便故意将饭坯弄散,从中抓个饭团放入口中。

　　一连七天,父亲没看出一点破绽.照常接饭,照常吃饭,又照常将碗放到床柜上.

　　到第八天黄昏,天色骤然变,狂风大作,大雨滂沱,屋前的一棵白杨树连根翻倒.

　　这时,我猛然听到父亲大叫:“信宝,饭!饭!饭……”我匆匆跑进房里,见他脸色与往常不同,眼睛瞪着床柜上的空碗,双手紧抓着被子。

　　我慌慌张张跑到公共食堂，将父亲的饭连同自已的那份一起端回,想喂给父亲吃,然而父亲刚吃上一口,就闭上了眼睛。

　　
霎间,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扑在父亲身上嘶喊:“爹!爹爹!”。可父亲再不能回答我了,我痛哭,我悔恨,但无论怎样痛哭,怎样悔恨,父亲再也不会醒来。天啊,我这“饿死鬼”的血口,竟吃掉了自己亲生父亲的救命粮!

　　自此以后,几十年来,一想到父亲的死,我就痛悔自责不已。每逢清明节,我更是倍感伤心,总要哭倒在父亲的坟前,不知底细的妈,还认为我是个很孝顺的儿子。

　　父亲死后不久,我考入了一所重点中学。据一位老师告诉我,我考试的作文写得好。

　　其实,那篇作文不是我构思出来的,只因完小毕业时,我背熟了老师为我们应考而写的一篇范文,叫做”可爱的家乡”.而考试时的作文题是:”跃进中的家乡”。

　　我还记得,那篇作文的结尾是这样的:“跃进中的家乡啊,你不用笔墨,就是一首壮丽的诗篇,你不用颜色,就是一幅绚丽的画图!”阅卷的老师,怎不欣赏这生花妙笔呢!

　　实际上,应当这样写呀:跃进中的家乡啊,你不用笔墨,就是一首饿殍载道的悲歌,你不用颜色,就是一副哀鸿遍野的地狱图!

注:肖远江,肖瑞怡之网名和化名,小名信宝.文革年代因上书毛泽东,批评毛的国策和路线,被打成反革命.后平反.其事迹见我主编的\"文化大革命上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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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的跨国生死恋 [转帖]

　　　　一九四七年，李立三和妻子李莎、女儿李英男在哈尔滨合影

　　相识在异国他乡

　　1930年9月，因推行较为激进的“立三路线

　　”，李立三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做了自我检讨并离开了领导职位，但共产国际坚持要他到苏联接受批评。1930年底，他被派到苏联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

　　1933年初秋的一天，李立三到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朋友杨松家作客，一个俄罗斯少女敲门走了进来。这个活泼可爱的俄罗斯少女名叫叶丽扎维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叫我‘丽扎’好了。”少女向李立三微笑着说。

　　李英男告诉记者：“第一次见面，母亲说对父亲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后来，逢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父亲邀请她和很多中国朋友一起欢度节日。在餐桌上，父亲与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很热烈。母亲虽然不懂中文，但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周围人的影响力，被他的魅力深深吸引。不久，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丽扎身边的很多朋友听说她的交往对象就是曾经犯过“大错误”的李立三时，都劝告她不要和这个人接触。“妈妈说，其实她早就知道爸爸的身份了。”

　　1936年2月初，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柳克斯”公寓一间13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李立三和丽扎举行了婚礼。按照苏联的传统，女人出嫁后改用丈夫的姓氏，“父亲根据母亲的苏联名字‘丽扎’，给她取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李莎”。1943年，他们的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了。

　　1945年，中共七大举行，李立三再次当选中央委员。1946年9月20日，李莎收到了丈夫寄自哈尔滨的信，信中李立三说，东北战火将起，让李莎带着女儿速到中国。经过十来天的颠簸，李英男和母亲来到了哈尔滨。

　　母亲的顽强坚守

　　来到中国后，在李莎的多次要求下，组织安排她到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李立三和李莎的第二个女儿李雅兰出生。1949年3月，李立三全家迁往北京。

　　开国大典结束后，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那时，母亲在北京俄语学院任教。”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国交往紧张起来。李英男说：“这个时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母亲是‘苏修特务’。周总理找到父亲，建议让母亲转为中国国籍。”1964年，李莎加入中国国籍。

　　更大的风暴接踵而来——“文革”爆发了，李立三首当其冲，被批为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组织了庞大的“特务集团”，“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

　　1967年6月19日，李立三被造反派从家中带走。两天后在华北局的一次批斗会上，李莎被押上台，没想到在台上却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夫妇俩用目光互相安慰。批斗会后，他们被押上汽车，汽车刚开到府右街，李莎就被拽下车。李立三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李英男说：“这是父亲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父亲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

　　1975年5月，李英男、李雅兰被批准去看望李莎。“探监前，专案组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不许说亲友中谁受牵连，也不要抱头大哭。”

　　这次看望不久，李莎被押送到山西运城。1976年春节，李英男姐妹到运城探望母亲，在李莎的逼问下，李英男终于把爸爸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她。“听完，母亲眼睛直直地望着我和妹妹，表情十分痛苦，但没有落泪。她缓缓地对我们说道：‘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她扭过脸，久久不作声。”

　　1978年12月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李英男接到了中组部的电话，“中组部的同志告诉我，耀邦同志已在我的信件上作了批示，同意李莎马上回北京，重新做结论。他们要我立即动身去山西，把母亲接回来”。12月下旬，李莎回到了北京，被安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筒子楼的一间宿舍里。

　　1979年12月27日，中央正式为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和谐的国际大家庭

　　李英男告诉记者，父亲李立三一生共有过四次婚姻，他的屡次婚变与那个时代的背景和革命家动荡不安的生活相关。第一次婚姻是李立三的父亲亲手包办的，妻子林杏仙为他生下了儿子李人纪，不久便患风瘫去世。第二位妻子叫李一纯，两人共同生活5年后，李一纯离开了李立三，他们生有一子李人俊。李立三的第三位妻子李崇善是李一纯的妹妹，她和李立三生了3个女儿：李竞、李力和谢志佩。李莎是他的第四位妻子。

　　现在，96岁的李莎住在国家分配的专家楼里，李英男每周都会带着子女去看望母亲。“母亲很健康，她每天都在看书看报，还一心一意地写有关父亲的回忆录。”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三姐谢志佩，其他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都来到父亲身边，他们都管我妈妈叫李莎妈妈，妈妈待他们非常好。”

　　1974年，李英男开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任教，妹妹李雅兰也成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名俄文教师。姐妹俩都有了各自的家庭，而且她们的丈夫都是俄罗斯人。李英男笑着说：“我们家一切都是中西合璧的，装修是欧式的，家具是中式的，墙上挂的有油画，也有书法。”在这个国际大家庭里，一家人其乐融融。

　　（《齐鲁晚报》7.13　李荣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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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夜总会让西方人害怕[转帖]

　　来源：看天下/ 海外看中国 作者：Dodson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晚上，我接到中国朋友彼得的一个电话。“喂！”他在电话里冲着我大声说，“过来跟我们一起玩玩吧！”我听到电话里传来十分吵闹的歌声。

　　此前的8个月里，彼得曾多次给我打电话，邀我出去跟他一块儿玩，但我要么出差在外，要么有要事缠身，总是不得不拒绝他的盛情。但那天不一样，我的心情格外好，而且公司里不少重要人物都在美国，于是我决定加入广东朋友的行列。一个小时后，出租车把我们载到了……（居然是）一个夜总会。

　　从那个多层建筑的巴洛克式的门脸可见，这是一个极为高档的KTV夜总会。不是那种十几岁的青少年聚在一起唱台湾流行歌曲的所在，而是当地的有钱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我有些胆怯地跟在一个服务员后面，来到3楼的一扇紧闭的门前。服务员打开门，是一间光线昏暗的大房间，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从里倾泻而出。所有人都在跟着大屏幕两侧扬声器播放的音乐节奏起舞。此刻，他们都转过来欢迎我。

　　彼得冲过来一把将我抱住，甚至把我抱离了地面。接着，他往我的手里塞了一杯液体，似乎是红酒和雪碧的混合。他挨个儿把我介绍给10多位在场的中国朋友。

　　在中国，KTV夜总会是拉关系、建立友谊的重要场所。说实话，西方人基本上都比较讨厌这个。当那些流行歌手的粉丝们竭力模仿最新歌曲或伤感浪漫金曲的时候，那种场面让人产生一种屈辱感。

　　西方人不喜欢KTV的另一个原因，是你必须把你的履历扔在门外。在KTV包间里，无论是大亨、总裁、小职员或女侍者，人人都是平等的。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倾向于无时无刻把自己的形象与在公司的角色等同起来，他们很难像中国人那样放开来，在知道自己唱歌跑调的情况下还唱那些傻傻的歌曲，或者知道自己跟不上节拍还去跳舞。

　　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姑娘——女侍者。她们通常都长着漂亮的脸蛋。那晚彼得邀请的另外一个西方人是一名德国人，那人我也认识，只不过一年多没见过面。他也会说中文。当“妈妈桑”领了一打姑娘进包间时，那名德国人偷偷对我说，“她们都不怎么漂亮，是吧？”“是的。”我承认。我们叫她们离开了，妈妈桑显然对此很失望，解释说没有其他的姑娘了。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

　　这种形式的派对真让西方人害怕。在一群人当中挑选，这对我们这样的西方人来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举动，就像挑选被剥削的奴隶一样。但中国人不这样看。在中国的社会里，年轻的女孩子到夜总会陪伴客人喝酒、聊天、做游戏，甚至一起过夜，似乎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对这些女孩子来说，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说不定还能在此找到一个男朋友甚至潜在的丈夫，今后不用为自己和父母的生活发愁。这种社会经济生态在亚洲——不仅仅是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了。

luo

香港人眼中内地城市:追求过快发展忽略幸福生活[转帖]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9年02月25日

　　谁的城市

　　中央电视台新址的电视文化中心(缩写TVCC)着火的时候，李照兴正在上海的一家小饭馆里喝酒。手机响起，朋友在电话里嚷道：“央视新楼着了，我第一个就想到你。”那个元宵夜，先后有十来拨人跑到火灾现场要为李照兴做“直播”。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对于这场大火，这个喜欢在城市间漫游的香港人一定会很关注。

　　今年年初，李照兴的新作《潮爆中国》在内地出版，开篇即断言，央视新址是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缩影：潮，却不平衡，其间还夹杂着虚荣和盲目。“它作为一个目空一切的建筑，振奋、迷惑、唯美、催眠，它揭示了资本与权力的紧扣和城市开发的野心，它试图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秩序”。在李照兴笔下，这座超一流的建筑，带有几分虚幻的意味，因为“坐巴士从老北京的胡同转到那儿，城市景观就像从清朝驶向了外太空”。

　　有一次，李照兴从香港背了几本繁体版新书入境。在深圳罗湖口岸，边检人员半开玩笑地问：“《潮爆中国》？是要爆破中国吗？”

　　书的作者连忙解释，粤语中的“潮”，跟“潮人”、“潮流”一样，有“时髦”的意思。“潮爆”就是很潮、非常潮、潮到极致。只是，他并没有告诉对方，粤语中的“爆”，还有“爆煲”的意思，指“内里积藏得太多，或热得太劲，终会爆破”。

　　在这本历时5年写就的中国城市文化笔记里，李照兴首选“央视新址”作为“潮爆”的典型。没想到，一场耗资100多万元、却造成数亿元损失的央视内部焰火晚会，为他的判断做了注脚。

　　“任何东西潮到极限就会爆，就像第一次吹波(气球)，吹到最后肯定会爆。”李照兴笃定地说：“怎么让那个波又大又不爆呢？这个没人知道，除非你爆过一次，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可以吹多大。”在这个乐观主义者看来，“爆一次也好，就知道极限在哪儿了”。这对当下急速飞奔的中国城市化脚步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

　　冲着天空去的，没有向着大地

　　作为旁观者，李照兴认为近年来中国饱受争议的话题之一是城市的大规模拆迁，而央视新址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与众多北京人对这座新潮建筑不屑一顾不同，客居北京的李照兴一直很好奇地盯着它一点一点地长大。他至今仍记得，2004年夏天，央视新址还只是一块空空的工地。其时争议声不断，工程停了下来。工地上连围板都未遮严实，里面“像一个被淘空的矿洞”。

　　后来，北京搞了一个以央视新址为主题的展览，随后展览搬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使其一跃成为当代建筑的杰出代表。李照兴也在这次展览中读出了这座大楼试图统领整个北京CBD(中央商务区)的野心。

　　李照兴本人非常赞赏这座极具创意的建筑，因此他很不理解，这个在国际上备受好评的设计，为什么在中国竟被人们称为“大裤衩”。

　　元宵夜TVCC的这场大火，更让他感到诧异。朋友们告诉他，现场围观的市民中，大多数的人像在看戏，没有痛惜的神情，仿佛发生的不是灾难。这一点和李照兴在网络上看到的反应相似，网友们在即时更新的新闻或视频之外，夹杂着评论、讽刺和批判，甚至很快就开始PS创作，以至于李照兴还没回到北京，就收到了香港朋友转来的“TVCC熊熊燃烧的背景下，咸蛋超人与怪兽对打的科幻场景”。

　　所有这些都促使李照兴摆脱单纯的建筑美学角度，重新对这座建筑进行考量。他觉得问题可能出在两方面：一是新盖的东西跟原来的社区不匹配，又对原居民造成了影响。二是它的奢华和夸张，让老百姓觉得耗资巨大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像那场耗资100万元的焰火一样，只是为了炫耀。

　　2005年夏天，李照兴搬到临近央视新址的光华路。当时周边的建筑还没拆光，工地旁残存着小街小巷。有时，李照兴会骑车过去，在胡同里的小店吃碗面条。在他的印象里，北京的店主通常都很随便，在里面吃饭、喝酒都无所顾忌，有时店主还会端个酒杯来与客人神聊。

　　然而此刻李照兴看到的却是“不知道明天的日子怎么过”的那种迷茫，同时夹杂着烦躁和无奈，“好像很匆忙，巴不得你走，好赶快收工”。当问到具体的问题，比如“要搬走了？”店主人最典型的表情就是摊开双手，做无可奈何状。

　　熟悉了之后，李照兴开始体会到当地居民的心境。“昨天的街道、昨天的建筑、昨天的邻居都没了，就剩下个‘拆’字写在墙上”。这是央视新址工程指挥部留给那片地区最多的一个字，“手写的黑色大字在圈中挥舞”，只留下威慑力和不安全感。

　　在一个推介新书的沙龙上，李照兴与读者们分享了这段经历。在他看来，这座巨资缔造的传媒帝国之所以不受民众欢迎，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冲着天空去的，没有向着大地”。

　　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座建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李照兴的故事，让在座的一位叫姜妍的女士想起了新华社记者王军的那本《采访本上的城市》。那本书的封面让她印象颇深，上面印的就是“央视新大楼与生活在它脚下的居民”，以表现“建筑给城市人带来的压迫感”。而姜妍本人，也是那些居民中的一分子。

　　2008年年初，姜妍在京广桥旁的新街大院租了间房。每天一走出楼门，抬眼看到的就是那座高高耸立的央视新址。有一天，她开始想：“我们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座建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一篇文章中，她写道：“我每天生活的古老大院，就在被称为‘大裤衩’的建筑之下，这是一个我第一眼看到就喜欢上了的院子，像极了小时候住的军队大院。院门口配钥匙老爷爷周围总会聚集一群下象棋的居民，他身旁的老式收音机里有时播着戏曲，有时播着评书。没人配钥匙的时候，他会抽空做上几个关蟋蟀的小笼子。往外走两步，沿街就是个小型菜市场，再然后是呼家楼电影院，一路走到底的话，还能碰上至少3家小卖部。小卖部的门脸很小，都是附近居民自己开的，即使是午夜回家，他们也会开着，店主亲切地打声招呼，我就买上两袋牛奶回家……”

　　此时的姜妍并不清楚，就在她搬进新街大院之前半年，央视新址工程指挥部以强制拆迁的方式，“请”走了新街大院11号楼的最后17户居民。据当时的香港《文汇报》报道，这是央视拆迁指挥部自2005年以来实施的第6次强拆。在此之前，央视工地东西两侧已有近21户居民分5次被强行迁走。

　　当然，等姜妍来到这里的时候，拆下的砖瓦早已清空，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只是拆迁的传闻仍然笼罩着这个社区。姜妍还记得，刚入住的时候，时不时有居民挂出国旗，以示抗议。

　　元宵节当晚，姜妍刚出差回到北京，对窗外的那场大火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很早便洗洗睡了。她的“无动于衷”，算是附近居民中最“中立而温和”的态度了。

　　在这个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女士看来，这座城市的马路越来越宽，建筑越来越豪华，随之而来的，却是人们和城市的距离日益疏远。她带着几分怅惘地说：“记得小时候，亚运村还是一片稻田，夏天哥哥会带着我们去逮蚂蚱，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后海一条条古老的胡同，我们常常穿梭在里面去小学同学家里做客，我还记得姥姥会带着我和弟弟去院子里挖野菜，以及那些趴在地上拍洋画的男孩们……”

　　姜妍很想知道，今天的孩子以及今天的大人们，是否还会跟这座城市有着这样的亲密接触。她觉得，快速行进的城市，有时候也需要一些人情味儿。那种感觉，可能就像午夜走进小区里，可以顺路就买到一包烟、一袋牛奶一样。

　　只是，这一切的安全感、归属感或是幸福感，都与那座惊世骇俗的庞然大物，毫无关联。

　　内地朋友说，香港不过如此

　　在李照兴笔下，让姜妍这样的都市人感到既兴奋又迷茫的城市，共同构成了“新新中国”。这一术语特指崛起于近10年间的中国城市面貌，是比“新中国”更新一代的中国：城市的破土开发，街巷的拆建，新样态奇观式建筑的冒起，时尚类杂志配合富裕阶层营造的中国新富式生活，互联网引发的文化，新一代孩子在跟父母辈完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

　　所有这一切，都以急迫的“中国速度”向前推进着，时时让李照兴想起“时速超过400公里的上海磁悬浮列车”。

　　1988年，李照兴第一次背着包独自来到内地，坐上了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他漫游中国城市的旅途。“像跟活在另一个时空的朋友在火车相遇。你望着对座的一家人，对方诧异地打量着你的方便面。隔一条罗湖桥，已是两个世界”。

　　在李照兴的记忆里，那个年代除了北京，别的城市都没有地铁。长江上航行的也不是什么游轮，而是很破的船。那一代的香港青年流行到大江南北的城市中寻找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21年后，内地的新新人类转而把香港当做购物街。一些去了香港的内地朋友直白地对李照兴说，“香港不过如此”。逻辑很简单，无论拿北京或是上海作比，“楼比你高，火车比你快，地铁也比你新”。

　　每到这时，李照兴总是笑笑说：“这些并不是城市生活的本真。”然后他会带着回味的表情，开始讲述他曾经居住过的社区。

　　那个被称为SOHO区的地方处在中环的边缘地带，曾经是香港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不同年代的印刷厂、酱油店、手工作坊已经荒废，于是便有向往低廉租金的小店业主和居民移居到此，很快从一条街发展到几条街。

　　每天早上，上班族们拿着报纸，站在自动扶梯上，只消10分钟，便到达山下的中环地铁入口。此时不用坐班的李照兴，开始了一天的生活。他习惯走不同的街道，认识新的邻居，有时路过书店，停下来看看新到的书。匆忙的时候，不想碰到熟人，便改走小路。他在这里发现了8条下山的通路，永远不会是简单的从A到B。

　　黄昏下班归来，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总是约上三五好友，坐在史丹顿街的咖啡馆外，要几杯啤酒。这里曾是孙中山当年成立兴中会的地方。桌子正对着自动扶梯，邻居、朋友和游客不断在身边走过，感觉就像“看见世界在身边流淌”。

　　这里有西式的餐馆，也有最传统的小吃。一对老夫妇每天限量卖一种叫“石本仔糕”的点心，吃到嘴里的时候有点暖，会让很多人想起温馨的童年。

　　需要自己做饭的时候，他便走到杰志街，这个街头的市场是香港唯一可以露天买菜买鱼的地方。听说因为卫生条件较差，港府最近打算提升这里的卫生和供水系统。

　　在李照兴看来，这样的生活，像极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雅各布斯笔下所描绘的“街边芭蕾舞”。所幸，香港政府并没有试图取缔或是改造这种草根的繁荣，转而通过提升硬件，保留了这个香港最具特色的社区。

　　有趣的是，在内地游客撰写的香港游攻略里，李照兴备加推崇的SOHO区通常被标记为“可去可不去的美食一条街”。

　　前门大街的旧与三里屯village的新

　　随着《潮爆中国》在《明报》上连载，这本书也成了一些香港游客内地游的攻略。香港一家旅行社甚至推出了“潮游中国”项目。凡是李照兴的文中提到的地方，无论褒贬，都在“潮游”之列，包括鸟巢、国家大剧院，还有改建后的前门大街。

　　2008年8月7日，翻新复原的前门大街开放。李照兴早早就赶到这里，他急切地想知道，几十个知名的老字号重聚前门是怎样的一幅场景。

　　结果令他失望，因为“真的旧建筑都被拆毁，开发者只打算用一块又一块簇新但仿古的砖头，重塑一个传奇”。

　　“前门，本来是老北京的繁华心脏，当时满人要把城中汉人排挤到箭楼城墙以外的区域。其时的老字号、名店、药店、鞋店、戏院、食店、舞台，都聚在这儿。草根的繁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与解放后。”这是李照兴介绍给香港人的老前门。

　　“如今的前门大门，整条街都变成商场，走在其中就像到了影视基地里的仿古街。”在李照兴眼中，这个复古的前门完全是为了让游客消费，没有生活在里面。他断言，这将会是城市改造中失败的作品。

　　从1988年开始，李照兴每到北京，都要去前门和大栅栏看看，那里虽然乱、破落，但能体验到北京普通百姓的生活。“那个年代，我是游客，我看见有老人住在里面生活，他在喝茶、聊天。我没有归属感，但至少看见别人有归属感。”而现在，“全是游客，全都没有了归属感”。

　　说到这里，李照兴突然想起，20年前，自己曾坐在前门那间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店里，透过玻璃窗往外看，当时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外面是最典型的北京老街，面前摆的是最西方的快餐食品。那里面有冲突也有包容，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而现在，北京的老街没了，只剩下仍以前门为名的大街，彻底和肯德基连成了一片。

　　就在前门大街开放的第二天，时尚购物区三里屯village(英文“村庄”之意)在北京悄然开业。它像一个村庄一样，由各个不同的建筑组合。全球最大的苹果电脑旗舰店的苹果标识，每到晚上就灯光通透，被李照兴形容为“一个晚晚都挂的月亮”。

　　李照兴最欣赏的是这里开放通道式的设计，每晚商店打烊以后，行人仍可以自由地穿行于步道和休闲广场之间。居住在此的李照兴甚至因此改变了生活方式。原先上班只能绕过雅秀商场，如今他也可以穿过village，时间充裕的时候，稍作停留喝一杯咖啡。更重要的是，三里屯早已是名扬世界的酒吧街，并没有因为这个项目而改变，仍然保持着两条车道——在李照兴眼中，这是城市街区理想的宽度。

　　“前门显然是借‘旧’来炒作北京，三里屯village则是用‘新’来定义北京。”李照兴说，后者的设计师只是翻新了中心区的商业形态，保留住周边的原始生态，由此打造出一个符合现代生活标准的社区，这比前门大街那种推倒重来式的改造要高明得多。

　　当城市变成主题公园

　　在漫游内地城市的过程中，李照兴发现，像前门大街这样的“复古”与央视新址那样的“前卫”，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代表。而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的“示范作用”，更是带动了全国范围内争相兴建城市地标的热潮。

　　“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地标吗？”在沙龙上，李照兴提出的这个问题，得到了来自各地读者的共鸣。

　　一位来自江苏的媒体记者说，几年前，南京设计“1912酒吧街”，号称要弘扬民国文化，实际上处处在模仿上海的“新天地”。最终酒吧街只是绕着总统府盖了一圈房子，完全看不出有什么民国旧都的特色，弘扬的只是上海的二手怀旧。没想到的是，这个盗版的“新天地”又很快被二三线城市克隆，江苏各地相继出现了“无锡1912”“扬州1912”……

　　一位刚从南方回到北京的乐评人说，他在深圳看到了造价21亿元人民币的市民中心广场，却没有看到市民。广场上没有遮阳伞，没有休闲坐椅，没有小卖部；没有时尚的年轻人在那儿边弹边唱，没有老头儿老太太们在那儿跳舞，也没有市民散步纳凉。

　　一位来自青岛的读者说，近几年青岛筹备奥帆赛，海边一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往老城走，建筑还是越来越破，老城区完全没有从中受益。用当地人的话来说，“整个青岛就是一块镶着金边的抹布”。

　　实际上，在奥运会前后，李照兴也曾特意考察过青岛。通过对比，他得出结论：奥运会并没有改变这座城市。“新的设施跟原来的城市没有太大关系，老城和新城还是隔绝的，出行仍旧是个问题，作为游客，很难从老城舒服地走到海边。”

　　两次青岛之旅让他想起了同为海边城市的西班牙瓦伦西亚。据李照兴介绍，那里原本有条河穿过城市，后来干涸了，于是规划者把河道变成了公园和草地。置身那座城市，完全可以做个漫步者，很悠闲地从旧区走到新区，再从新区走到海边。

　　更重要的是，保护传统并不影响瓦伦西亚成为闻名世界的现代都市。被誉为“瓦伦西亚之子”的建筑大师Santiago Calatrava就在通往新区的河床上打造了5栋深具未来感的建筑，包括宛如地面开花的水族公园、远看像头盔近看像鲨鱼嘴的歌剧院、以眼睛为造型的3D立体电影院，以及一个步道公园和一座应用科学馆。

　　李照兴认为，这些设计会使游人得到一种从老旧的传统漫步到现代化国度的体验，同时很多当地人在其间自在地工作生活，也会让游客产生一种感觉：这个城市是属于我的。反观青岛，来到这座城市的人只会在海边走走，而且越走就越觉得“这座城市不属于自己”，看着那些被围墙阻隔的别墅和海景房，感觉像“走进别人家的院子”。

　　李照兴习惯把这类理想中的城市称作“common sense city ”(常识城市)，这些城市在满足人们生活的基础条件方面是一致的。他觉得这里面包含着理想城市的发展轨迹：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城市。也就是说，先有城市差异，随后通过文明建设及城市人的改变，达到每个文明城市都共通的common sense。有此共通的基础下，才再去发展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将成为城市的特色。

　　在李照兴看来，中国城市的问题，是还没有共通性的基本标准，就直接跳到了差异性和奇观性。结果，每个城市都变成了主题公园。

　　后奥运时代与世博会猜想

　　2004年之后，李照兴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北京，这让他得以亲身感受到那种超乎寻常的中国速度。“无论是交通也好，建筑也好，街道卫生也好，都因为奥运会压缩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不那么完美。”

　　他把当下这座城市的状态比作“正在享受事后烟的男人”——高潮已经过去，等着恢复常态，重新寻找回自己的节奏。

　　李照兴和他的朋友们有些怀念1996年到2002年间的北京，“彼时犹见胡同落日圆，晚风或晨光中人们脚步尚算悠闲。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那时艺术和文学的地下状态：艺术尚未完全生意化、诗人尚未开始给房地产商作秀、树村(北京摇滚乐基地)仍然存在、我们还有时间和力气去未名湖打雪仗……今天的北京明显急促得多，十几个大型楼盘在赶工，要拆的胡同与小区迫不及待。我们却再找不到起步1.2元的廉价的士。”

　　有时候，李照兴也感叹自己对城市的书写已经跟不上城市本身发展的速度。《潮爆中国》的繁体版是在奥运会之前出的，等出简体版的时候，他不得不把很多关于后奥运时代的观察放了进去。比如怎么善用“鸟巢”，真正把它变成北京市民能够享用的公共空间，而不是仅仅成为游客合影留念的对象。

　　在李照兴看来，应该把过去几年为赶迎奥运会的超速发展稳定下来，不再从大的角度着眼，转而关注到城市的细节。譬如街道的宽度、流向、便利店的多少、店铺与休闲空间的分布等。这些细节，都是在赶工的时候被忽略的。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关于上海世博会的猜想。“2010，以往当它是个科幻电影的代号，曾经是那样遥远。”

　　几个月前，李照兴走过上海卢浦大桥两岸，看到的仍是无数咖啡色的破旧厂房，使他不能相信效果图上的场景，将成为2010年这个城市的真相。

　　“但谁都不会怀疑中国的进度会赶不上。”他说，问题是世博会留下的伟迹，普通市民可以享用吗？真能像口号中所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吗？

　　李照兴在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公布的计划书上看到：它有节能、注重环保的建设策略重点，包括江水循环降温技术、地源热泵、雨水收集等节能技术；它要展示城市的散点绿化的重要性；它也要显示有效率的运输及人流系统，包括要在园区内发展类似巴黎的单车租借计划，将来亦鼓励区内的生活可通过单车来解决挤拥和环保问题……

　　但这位城市生活的体验者，始终对纸上的东西存疑。

　　他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磁悬浮快速列车，其建造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浦东机场到上海市区的快速交通问题。然而从实际运作情况看，它只把人送到另一个地铁入口，一个造价90亿元的项目远不及香港和北京的机场快轨实在，在更大程度上却扮演着观光项目的角色。“有必要用世界上最快的陆上速度跑那个7分钟吗？”李照兴问道。

　　在他看来，真正的城市书写，不是历史，不是理论，不是规划，而是每个人真实的城市体验与生活。

luo

2009年最赚钱的几类网站[转帖]

作者声明：本帖为本人原创，未经本人和华声论坛许可，不得转载　　2009年已经过半，但是还有很多网友还在琢磨做个什么样的网站才能赚钱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各大论坛也有很多这样问题的帖子，现在根据互联网的现状发展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希望能给广大网友朋友一些参考或帮助。

　　A. 电子商务购物网站

　　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刺激了更多网民通过网上购物这种相对廉价的购物方式降低生活消费成本，随着网购的网民数量的不断增加，电子商务购物网站大有潜力可挖，从数码产品到地方特产，从一般商品到置办年货，将有越来越的人习惯于网购，所以这个方面资源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做电子商务购物网站将大有钱途。

　　点评：这种网站的运营要点就是深度挖掘网民某一个领域的需求，走差异化道路，打造网站特色，提升其竞争力!

　　B. 网店装修美工类网站

　　2009年随着网上开店的不断增多，据淘宝网统计，09年将有60多万人直接且充分依靠淘宝网就业，并有近200万人在淘宝网上间接就业，也就是说将有60万人会通过开网店来赚钱，但是很多开网店的网商对网站装修等完全不熟悉，这样就需要一些专门提供网店装修,图片处理等服务的网站，所以09年网店装修美工服务类网站将大有作为。

　　点评：此类网站要做到先入为主，迅速抢占市场，以服务质量和产品特色为核心发展理念，通过口碑传播使网站利润最大化。

　　C. 网站优化服务类网站

　　开网店和电子商务网站的多了，很多人同时做某一种产品，当然竞争也就非常厉害，大家除了花钱做竞价广告外，就是做网站优化了。还有做游戏的网站，私服类网站也需要通过网站优化提高网站排名，众所周知，覆盖面广针、对性强，相对竞价广告来说成本较低，所以将有更多的企业和网商通过网站优化服务提高自己网站的排名，提高销售业绩，对网站优化服务公司来说会有很多的机会。

　　点评：做这个领域虽然有很大潜力，但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和对所服务行业的深入了解，水浅勿入。

　　D. 创业培训指导类网站

　　2009年将有更多的人失业，这些失业的人迫切需要学习一些技术，通过培训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创业项目，以创业改变现在就业现状。所以创业培训网站的访问量将有所提升，创业类网站可以和地方培训部门相结合，通过资源互补合作共赢。

　　点评：此类网站重点在于做精、做专。不求覆盖面广，但求做到实用，并切实可行。

　　E. 网页游戏类网站

　　游戏会继续08年的辉煌，没有找到生工作的学生，失业的人群，这些网民必将通过玩一些花钱少或不花钱的免费游戏来打发无聊的时间，缓解就业的压力，所以是网页游戏项目还是游戏资讯，网页游戏必将成为09年最赚钱的项目之一。

　　点评：请提供游戏运营、资讯等服务的网站，在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吸引网友访问的同时，还请多发挥其媒体作用，注意正确的舆论导向：玩游戏，不沉迷。

　　F. 明星衍生产品开发类网站

　　明星衍生产品开发，是娱乐产业下一个增长点。在日本，明星产业链非常成熟，娱乐产业是以偶像为单位，这样可以产生很多衍生业务。而在国内娱乐产业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是以歌曲为单位，大部分的艺人只有彩铃和演出两项收益，而没有像日韩艺人一样有歌迷会费、明星增值业务等广阔的利润收入空间。随着近几年选秀活动，以及日韩音乐的火热，国内形成一大批忠实粉丝群体，中国粉丝经济已经形成。所以，在娱乐产业逐渐走向成熟以后，明星衍生产品将是娱乐产业下一个增长点。

　　点评：进军这一个领域需要很强的资金实力和娱乐圈背景。明星衍生产品开发及资源整合，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周期长，见效慢。还需很强的关系网络支撑其运作，现在涉足这方面的网站不多，但我一直比较看好这方面的市场，关注较多。做的最成熟、最专业的网站我认为非由远洋文化投资的星语心愿网莫属。

　　G. 二手信息类网站

　　经济不景气，二手汽车，二手电脑，二手手机市场必将火爆，如果站长能够抓住机遇，利用身边的资源，做二手市场网站必将大赚一把。

　　点评：提供此类信息的网站实在太多了，在做也未必能够胜算。不如剑走偏锋，以奇取胜，专做二手信息点评，引导网友淘宝技巧，避免上当受骗。本人认为，二手信息网站如果提供这么一项服务服务于用户在合适不过了。

　　H. 教育类校园相关网站

　　响应国家政策，走人才发展战略。国家拉动内需的主要2个项目：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教育。现在房地产市场低迷，只有靠教育来做了，尽管09年大学生的就业形式非常严峻，但是为了拉动经济，刺激消费，对教育投入还会继续加大，对我们个人站长来投资教育网站也是一个机遇。

　　注：教育类网站最不容易做了，如果没有政府背景，还是敬而远之。但剑走偏锋，专注于为在校大学生提供生活、教育、咨询等相关服务的网站将大有市场。

luo

南疆保卫战[转帖]

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全长1300余公里，是双方都承认了的已定界。中国人民曾为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作出过巨大的牺牲。然而，越南在结束抗美战争、实现国家统一后，便实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并把中国视为其推行扩张政策的主要障碍，极力恶化中越关系，迫害和驱赶在越南的华侨，直至提出对中国南海的部分领土要求。在派兵侵占中国南沙群岛6个岛屿后，又不断在中越边境滋事，制造武装挑衅和流血事件，从1974年的百余起发展到1978年上千起。对越南的背信弃义行为，中国政府再三向越南政府提出规劝和警告，提出通过谈判合理解决两国边界争端。然而，越南政府和军队视中国政府的主张和态度为软弱可欺，挑衅和入侵活动变本加厉。从1978年8月至1979年2月，武装挑衅达700余次，入侵中国领土160余处，打死打伤中国军民300余人，严重危害中国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中央军委作出了实施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云南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向当面越军发起攻击。参战部队的步兵、装甲兵等陆军部队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一举击退了入侵越军。广西边防部队采取南北对进的作战手段，于22日完成了对越南重镇高平之越军的合围，战至25日，攻占了高平。云南边防部队发起进攻后，右翼部队强渡红河，迅速歼灭了对岸守敌，左、右两路达成对老街地区越军的合围，激战至20日，歼灭了老街守敌大部，攻占了市区；22日一部夺占了代乃，切断了越军顽抗部队同增援部队的联系，尔后，反击作战部队分左右并肩突击向纵深发展，25日云南方向参战部队占领柑糖市和柑糖矿区。27日，广西边防部队分三路向谅山发起攻击，3月4日，反击作战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越过奇穷河，占领了谅山市，控制了市区以南各要点。云南边防部队于27日对越军增援部队发起攻击，至3月3日，攻占了沙巴、铺镂、郭参、封土等要点。3月5日，中国边防部队推进到浅近纵深20～40公里，攻占谅山、高平、老街等省城和20多个边境城镇及要点。
3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自卫还击作战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自当日起参战部队开始回撤。并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至3月16日，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2、收复法卡山、扣林山和老山、者阴山作战
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回撤后，中国政府一再建议越南政府同中国举行边界谈判，协商解决两国争端。但越南当局表面上接受中国的建议，暗中却加紧扩军备战，继续侵犯边境地区要点，对中国边境地区军民进行袭扰，使中国边境地区人民不能开展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为了创造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又实施了收复法卡山、扣林山战斗，收复和保卫老山和者阴山作战；1981年5月5日，广西边防部队对占领法卡山之越南侵略军实施反击，当日收复了法卡山，尔后转入保卫法卡战斗。于当日、10日、16日、19日、6月7日，先后击退越军团营规模的反扑，牢牢守住了阵地。5月7日，云南边防部队对侵占扣林山的越军实施了反击，当日收复了扣林山。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粉碎越军组织的营以下规模的反扑192次，狠狠打击了越军的嚣张气焰。
1984年4月2日，云南边防部队发起了收复老山、者阴山作战。4月2日至27日，中国边防部队对越军实施了持续的炮击，重创入侵老山的越军阵地、指挥所等目标千余处，为收复老山、者阴山创造了条件。1984年4月28日、30日、5月15日，中国边防部队先后攻占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至此，全部收复老山地区被越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从1984年5月中旬起至1989年10月止，中国边防部队在老山地区组织坚守防御，先后粉碎越军7次师团规模的反扑和1700余次的袭扰。
1974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一部与陆军分队、民兵协同，对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军队进行的反击作战。
过程简述：1974年1月18日，越南政府不顾中国一再警告，派兵侵占中国西沙永乐群岛，并与守岛民兵发生冲突。从而展开了西沙海战的序幕。 南沙海军火速支援，无奈越南舰队吨位和火力都有绝对优势，虽然中国海军浴血奋战，但是渐渐力不能支。紧要关头，中央火速调动东海舰队支援。然而，东海舰队必然要通过台湾国民党海军封锁的台湾海峡，如何安全通过，成为了中国海军的一个难题。 中国人民海军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很快被台湾国民党得知，当台湾海军司令唐x林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应对时，蒋介石说了他一生中最闪光的一句话：“你不知道西沙吃紧吗？”毕竟蒋介石明白，国共之争属内斗，在外地入侵的时刻，中国人还是会团结一致的。唐x林欲领命而去，蒋介石又指示说：“你们要一路护航，保证舰队安然通过。还有准备补给船，给前线送给养。”
结果，出乎东海舰队意料。国民党海军不但大开绿灯放东海舰队过海峡，而且一路护航，保证了舰队的安全。此外，几十艘台湾补给船开赴西沙前线，为前线的解放军战士运送食物和淡水。 1月20日，东海舰队如期抵达前线，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海军形成绝对优势，将入侵越军几乎全部歼灭。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是我军出国作战 对我国广西、云南当面之敌和浅近纵深目标进行打击 意在教训越南 支援柬埔寨 属于越境进攻作战
81年法卡山、83年扣林山、84年老山、者阴山这三次作战对象虽然也是越南 但是是围绕双方国境线骑线点的防御作战 作战范围仅限于我国边境一侧 虽有部分侦察部队深入敌境作战 但是并不能代表我方的战线也延伸到了越南 这是和79之战的最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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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买房子，傻瓜才掏钱！ [转帖]

　 昨晚，和一个开典当行的同学喝酒。我问同学，“你买了多少套房子，多少间铺面？”“房子22套，铺面12间。”同学炫耀似的答道。
“那你花了多少钱呢？”同学虽然是千万级的富翁，但他也不至于能把千万多的钱压在固定资产上吧！我心中默算了一下，非常怀疑！
　　　　 “现在买房子，傻瓜才掏钱！亏你还是个生意人！”同学鄙视的看着我。
　　　　 同学的话，简直令我震耳欲聋，使我目瞪口呆。我连忙虚心请教。于是，同学就对我说出一番匪夷所思、惊世骇俗的话来......以下，都是我同学的话，虽然词句有些出入，但基本语意我还是转述清楚了的。
　　　　
　　　　 一、买房不掏钱，你是怎么操作的？
　　　　 同学的话——
　　　　 你知道，我的典当生意完全是靠钱生钱。第一次买房时，虽然我有能力一次性付清全款，但我还是不愿意那么多的现金被房子压死。那时，正流行“零首付”，于是，我一分钱没花，贷款18万买了房（贷款期限为一年）。
　　　　 一年期满，要还房款和利息了。也不知道是我幸运呢？还是我倒霉！那时，我的资金被一笔业务占用了。为了业务，我不仅还不起房款不说，还得另外新增贷款。迫不得已，我找老关系——银行的信贷部经理沟兑。当我吞吞吐吐的把“延期还房款并另外新增贷款”的要求说出来后，没想到，信贷经理却诡秘的一笑，非常爽快的答应了。
　　　　 信贷经理给我出的主意很简单：让我老婆，以两倍的价格，贷款买我的房子，贷款期限也是一年。
　　　　 “两倍的贷款，那就是两倍的利息啊！你这不是变着方的剥削我吗？”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如果到时，你不还款呢？”信贷经理很镇定。
　　　　 “啊......”
　　　　 “被银行收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除去税费后，我还凭空白得了17万。不，这17万我可不能一个人得，我至少要分给他5万。”很快，我反应过来。于是，我对信贷经理会心的一笑......
　　　　 这，就是我第一次买房的经历。
　　　　 我后来的买房经历都与此类似，也就是：坚决的不掏一分钱，全部用银行的贷款买房子；然后，如果遇见不明真象的投资者（说是投资者，其实是傻帽）买房，那就高价卖给他。如果一直没有投资者买房，那就不断的把自己的房子加价转贷给自己，不断的用银行的钱来还银行的债。
　　　　 并且，我是开典当行的，与银行的关系是一般人无法比的。一般老百姓买房，大都选择20年按揭，而我买房从来都是只贷款一年，到期了才还本金和利息。这样操作，不用交月供。而贷款到期后，我只须做做“纸面文章”转贷款一下。实际上，我一分钱也不用掏。
　　　　
　　　　 二、我不信，在实际生活中能有如此荒谬的事情。你讲的是“童话”吧！
　　　　 同学的话：兄弟！我是看你人对，才给你讲这些掏心窝的话。你怎么可以不相信我呢？你要怎样才能相信我呢？
　　　　 作者发言：你就给我讲点实际的例子吧！
　　　　 同学的话：你知道王二麻子是怎么发家的吗？
　　　　 作者发言：“那你说说。”王二麻子是我的另外一个同学，现在是开发房地产的亿万级富翁。
　　　　 同学的话——
　　　　 那我就说说。
　　　　 想当年，王二麻子那个落魄啊！就连他注册公司的注册资金，也是我临时拆借给他的。如今，别看王二麻子表面风光，他拿地的钱，是从银行贷款的；修房子的钱，是建筑商垫资的。总之，他就是一个完全的“空手道”。
　　　　 房子修好后，王二麻子在正式开盘前，通常要举行一个“内部认购会”。这个内部认购，其实就是王二麻子召集公司内部员工和一些象我这样的、相熟的炒房客（或者干脆是一些从招聘会上收集的、众多的、应聘者的“身份证复印件”），以这些人的名义来买房子，全部用银行贷款来买。这，就是所谓的“开发商囤房”。
　　　　 并且，此次交易上报给银行的交易价，必须比实际的内部交易价提高30%。为什么？因为贷款买房要首付两成啊！举个例子，如果你想收回100万，那你就必须以130万的房价向银行贷款。这样，银行给你的钱就是：130万×0.8=104万；你实际装进口袋的钱就是：104万—4万（给相关银行人员的“好处费”）=100万。
　　　　 就这样，通过开盘前的内部认购，王二麻子其实已经成功的全部收回了投资，把所有的风险转给了银行。到这时，王二麻子才会开始打广告卖房子，并归还“买地的银行贷款”和“修房子的建筑商垫资”。
　　　　
　　　　 作者发言：后面又怎么操作呢？
　　　　 同学的话——
　　　　 你怎么那样笨啊！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能想到，后面的操作方法，其实与我炒房的方法是一样的，也就是：“如果遇见不明真象的投资者（说是投资者，其实是傻帽）买房，那就高价卖给他；如果一直没有投资者买房，那就不断的把自己的房子加价转贷给自己，不断的用银行的钱来还银行的债。”
　　　　 不过，由于已经收回了按揭贷款的首付款，所以后面的操作并不需要每一次都加价30%，只需按着楼市房价本来的上涨幅度加价就可以了（即每年上涨14%左右）。
　　　　 什么？万一房价上涨幅度不足于支付贷款利息怎么办？笑话，你什么时候看见过中国楼市的房价上涨幅度低于当年的贷款利息了？
　　　　 明白了吧！这，就是中国楼市的房价只能上涨不能下跌；并且，房价的上涨幅度还不能低于当年贷款利息的真正原因！！
　　　　 想想就觉得可笑，居然有学者说，“建筑成本和地价的不断上涨，是房价飞涨的原因。”这简直是扯蛋！ 其实，“金融成本”才是房价构成的大头，至少要占目前房价的50%。
　　　　 以上海倒塌的莲花河畔景苑为例。网上公布，其楼面价格不到604元/平方米，建筑成本也不到1300元/平方米（其实，网上公布的建筑成本并不准确。市法院电梯公寓的建筑质量总该比它好吧，建筑成本也没有超过1000元/平方米）这么便宜的房子，开发商为什么非得要把它卖到14000元/平方米呢？卖低一点、少赚一点不行吗？答案是不行的。原因很简单，“金融游戏”是有成本的，每这样操作一次，房子就必须加价一次。只有不断的加价，上述操作才有生存的空间。所以，莲花河畔景苑前年卖7000元/平方米，去年卖10000元/平方米，今年就得非要卖14000元/平方米。俗话说“豆腐盘成了肉价钱”。这，就是“金融游戏”的代价！
　　　　 有句话道出了目前中国楼市的实情，“房子是用来炒的，不是用来住的；商品房是卖给银行的，不是卖给老百姓的。”
　　　　 老同学，请你想一想，现在的楼市，房价明明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老百姓的实际购买能力（也就意味着房子永远卖不出去），为什么房价还会不断的上涨呢？并且，还要“量、价齐涨”呢？原因何在？正在于此！
　　　　
　　　　 三、你讲的，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不能代表中国楼市的整体形势。
　　　　 同学的话——
　　　　 老同学，你太孤陋寡闻了吧。请看：
　　　　 李树彪案：1999年9月8日到2004年1月15日，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骗取公积金贷款、银行贷款共计44笔，涉案金额1.2亿元。
　　　　　　康明案：2000年前后，河南郑州康明置业有限公司通过东明花园414套房源，在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进行重复抵押贷款共690多套，至少套取银行资金2亿元。
　　　　　　姚康达案：从2002年至2003年上半年，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支行向“姚康达”一人发放房贷7141万元，用于炒作128套住房。
　　　　 森豪虚假按揭案：从1997年年至2002年上半年，北京市华运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以森豪公寓、太利花园为幌子,采取假按揭的方式,向中行北京市分行、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北京银行展览路支行三家银行骗贷共计16.2亿元。（请看《京城最大假按揭骗贷案震醒房市》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9255894.html）
　　　　　　建行广州分行案：2002年，审计署抽查建设银行广州地区八家支行的住房按揭贷款，发现10亿元虚假按揭。仅广东省汕尾市公安局某副局长一人，即骗取建行广州市芳村支行按揭贷款3793万元。
　　　　　　曲沪平案：2006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陆家嘴支行在已发放贷款中，发现1.26亿元个人房产按揭贷款存在抵押不实，贷款代理人为“曲沪平”。其后更查出与曲相关的房贷高达91笔，涉及金额4亿元左右。银行不得不委托房屋中介公司出售抵押房产，以回收问题贷款。
　　　　　　同泰案：2006年，北京同泰房地产公司涉嫌利用87份假业主所签购房合同，从银行骗贷6700万元。
　　　　　　成都虚构房产骗贷案：2005年至2008年期间，犯罪嫌疑人唐某勾结成都市房管局工作人员以虚构房产的方式办理房产证进行骗贷。现已发现的涉案房产证已超过一百多套，涉及金额近二千万元！而且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中。
　　　　 另外，今年银监会三令五申的明确要求，“贷款发放必须用于满足实体经济的有效信贷需求，防止信贷资金流入楼市”。然而，40000亿资金依然流入楼市......
　　　　 老同学，请你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的这类事情呢？为什么全国的银行都明知道是假按揭也要把钱贷给地产商呢？难道银行的官员们都是傻子吗？
　　　　　　 其实，银行的官员们一点都不傻。
　　　　　　 原因在于，银行内部人员与开发商其实是狼狈为奸的同伙。参与这项操作的某些银行内部人员决不是希望通过购房者支付贷款利息为银行赚钱，坦白地说，他们是在参与分赃——他们与开发商一起盗取不义之财，将风险转嫁给国家银行，而买单的是真实的购房者。一旦真实的购房者无法买下这个巨单，银行就出现危机。　
　　　　　　这时候，买单的就是全国人民了，国家必须银行注资，消除烂帐。国家的钱哪里来？印钞票！结果是什么？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性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老百姓的钱被抢了，被谁抢了？被国家抢去堵漏了，堵开发商和银行某些蛀出来的大洞。这个洞如此之大，堵住了也是一个丑陋的疤，而疼的永远是百姓。
　　　　　　所以我会说——房地产业已经成为相关单位、相关部门团结起来瓜分国家金钱（其实是老百姓的存款）的道具。
　　　　　　违规又有什么大不了的？银行官员们不怕啊！只要表面的纸上手续完备了，我就没有了责任。即使按揭贷款是假的，又有什么关系？况且银行有国家这个后台，就是亏了也不怕，反正银行的官员们现在挣了钱就行。至于银行以后不行了，自然有国家来管，况且那是下届银行官员的事情。难怪中国银行的坏账率居然在40%以上！原来，在中国，最大的腐败在银行！！
　　　　
　　　　 四、我依然认为，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如果你讲的是普遍的现象，为什么还没有开发商被收楼呢？
　　　　 同学的话——
　　　　 原因有许多，简单的有：
　　　　 1、你不关心房地产界的新闻。比如“曲沪平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陆家嘴支行就收了楼，不得不成为了“房东”；
　　　　 2、由于开发商在银行内部的同伙，掩护工作做的好的缘故，案子没暴。
　　　　　　掩护工作怎么做？很简单——只要一近债务偿还期，开发商就会和“银行内部的同伙”们一起，把房子又一次加价卖给（转按揭）其它的“身份证复印件”（其实，房子依然在开发商手里）。这样操作，开发商永远不会被收楼。
　　　　　　虽然这样操作，房价会不断的上涨，并很快的远远超过老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也就意味着房子永远卖不出去)。但是，这样的操作，如果只从官样程序上来看、只从表面的纸上手续来看的话，它是永远合法的。这就是银行官员们敢于给开发商打掩护的原因——因为以目前的银行制度来说，只要表面的纸上手续完备了，银行的官员就没有了责任。
　　　　
　　　　 五、你的意思是，目前的银行贷款制度有着严重的漏洞？
　　　　 同学的话——
　　　　 当然！
　　　　 我能不花钱的买那么多的房子和铺面，甚至还靠房子从银行套出那么多的周转资金做生意，这一切，全都得感谢银行的制度漏洞啊！银行的贷款制度，真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制度”啊！
　　　　 作为一个典当行的老板，以同行的眼光来看，我认为银行贷款的制度漏洞有：
　　　　 1、抵押物价值的评定方法有缺陷。
　　　　 比如，明明开发商拿地只用了5000万，他却可以用这块地抵押贷款1个亿；比如，开发商修楼修到盖顶，明明只用了7000万（含地钱），他却可以用这个楼抵押贷款2个亿。
　　　　 如果，按照我们典当行的规矩来办，事情又会怎样呢？
　　　　 当开发商用这块地抵押贷款时，我会亲自去核实：开发商拿这块地，是否真的给了政府5000万。并且，如果这个情况属实，他也最多只能贷款4000万。因为我要预提风险基金啊！
　　　　 当开发商用这个楼抵押贷款时，我也会亲自去核实：开发商修这个楼，是否真的花了2000万（只算建筑成本，不含地）。我会按照各种人工、各种建筑材料的最低价来核算这个楼的建筑成本。并且，如果开发商修这个楼的确花了2000万，他也最多只能贷款7000万×0.8=5600万（连地一起抵押）。
　　　　 最后，当购房者按揭贷款时，我绝对不可能按照“购房合同交易价”来发放贷款，购房者最多能获得的贷款金额是：7000万×0.8×购房面积/此楼总面积。
　　　　 举个例子：有个卖衣服的商人因为生意周转，需要以衣服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你说说，银行是该“按照衣服出厂价的8折”给他贷款呢？还是该“按照衣服零售价的8折”给他贷款。
　　　　 作者发言：当然该按出厂价算。如果按照零售价算的话，卖衣服的商人干脆不用开店了，他直接把衣服卖给银行赚钱更快！恩，我明白了，怪不得在中国会出现“房子是用来炒的，不是用来住的；商品房是卖给银行的，不是卖给老百姓的”这样的奇闻！！！
　　　　 同学的话：是啊！抵押房的价值，不能由客户之间的交易来决定啊！！
　　　　 2、责任追究方法有缺陷
　　　　 “只要表面的纸上手续完备了，银行官员就没有了责任。”这怎么可以呢？在我的典当行，我可不管你的纸上手续是否已经完备，只要是你负责的业务出了问题，嘿嘿！我就找你算帐！！！
　　　　 另外，让国家损失16.2亿的森豪虚假按揭案暴露后，相关的银行官员居然没有被追究责任，这怎么可以呢？嘿嘿！如果这样的事是发生在我的典当行，不要说让他家破人亡，我至少会让他和他的亲戚倾家荡产！！！
　　　　
　　　　 作者发言：是啊！发生金融案件后，居然不追究相关银行官员的责任。换成是我，我也觉得“打马虎”比尽忠职守更合算！！！怪不得中国的金融案件层出不穷。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你说到这儿，就连我这么笨的人也知道了应该如何理顺楼市——只要严格金融制度，让炒房的人不能获得投机的资金，楼市的泡沫自然的就会散去！！
　　　　 同学的话——
　　　　 你终于聪明了一回。可惜！！！你看看帖子——《银行、地产商联手诈骗，揭开\"寡头之盟\"的黑幕》　　　　 哎！中央的话，下面是可以不执行的！！所以，楼市调控，还是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