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 发表于 2009-8-14 10:10:26

重读李鸿章之洋务运动：从求强转变到求富[转帖]

列强从加强经济侵略到新的武装入侵

所谓洋务运动路线的改善，主要是指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清政府由镇压人民革命为主转变为抵御外侮为主，由举办和发展军用工业以求强为主转变为举办和发展民用工业以致富为主。这种政治路线的改善和战略性转变，固然是体现了洋务运动本身发展深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利用“中外和好”幌予加强经济文化侵略，并由“中外和好”变为军事上武装入侵的客观形势所作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一个进步。

首先叙述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加强经济侵略简况。自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侵略者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他们为了将中国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暂时放松了武装入侵，而根据天津、北京两个条约所给予的特权，利用所谓“和好”之机，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方面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而特别是加强经济侵略。众所周知，鸦片战后中英于1843年订立的第一个协定税则，进口货物税率比之战前降低了58％至79％之间，1858年《天津条约》所定的税率比1843年又降低了13％至65％之间；1842年的《南京条约》及其附约并无值百抽五的明文规定，而《天津条约》不仅规定了进口税不得超过5％，且作了修改税则以10年为期的规定。实际执行情况，进口货税率均压低到值百抽五以下，约为2％—3％的水平方出口税率则略高于5％。这就使60年代以后，廉价商品如海潮般的涌进，廉价原料亦较之以往更易于出口。据不完全统计，中外进出口贸易额，从40—50年代每年2000—3000万（海关）两，增为1864年的1.1亿两左右，70年代到90年代则为每年2亿至3亿两以上。在这些进出口贸易中，进口货以消费资料为主，其中又以直接消费资料占绝对多数，如1873年消费资料占进口总值91.9％，1893年占91.6％，直接消费品1873年占83.4％，1893年占78.6％。生产资料进口则不到10％。出口货物主要是农畜产品和矿产原料等。这样，从进出口货物的比数可以看出，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推销地和原料供给地。这标志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中国社会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和小生产者阶级两极分化的加快。

这种自然经济瓦解和阶级两极分化加快意味着什么呢？本书第一章已经讲到，鸦片战争后，在外国侵略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主要是剩余价值规律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起着主导作用，并逐步扩大其作用范围，这就使国民经济逐渐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纳入世界资本主义流通体系，又由于两极分化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所促使，就使贫困的一极所失去的财富日益更多地“流入母国”。这样，中国就不仅是原料供给地，也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资本重要来源地了。

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欲壑是填不满的。随着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其经济侵略的方式由商品输出为主逐渐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从历史经验看，资本主义列强总是通过武装入侵扩大其侵略权益的。1870年，修改税则的期限又到，“中外和好”局面是难以维持下去的。果然，就在这一年，列强利用天津教案以陈兵海上相威胁，清政府妥协求和，以惩办自己的人民和遣使法国道歉而结束此案。以此为始点，1871年沙俄派兵侵占新疆伊犁，接着是东流小国日本，也在美、英等国支持下，出兵侵略台湾，以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而告终。于是，《北京条约》签订后形成的“和平”局面被打破了。这一系列的军事侵略对清政府震动极大，尤其是被向为清王朝所轻视的小小日本国所打败，感到无限惊慌和耻辱。这就促使清政府、洋务派认真考虑对策。

上述两个新情况:一个是列强利用“和好”局面加强经济侵略，另一个是帝国主义加强了武装侵略，破坏了“中外和好”局面。它的出现，迫使请政府、尤其是要求改革的洋务派，对于外来压力作出反映，这就是洋务路线的战略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那就是大办民用工商企业以与洋商争利，大办海军海防以增强海防力量。兹分别叙述于下。

由求强到求富的思想转变

清政府为什么要从求强为主转变为求富为主？除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促使洋务派与洋人争利这一动机之外，直接的原因是从军事上饷需匮乏而逐渐认识其迫切性的。早在太平天国兴起后的1853年，清政府就遇到兵与饷匮乏问题。解决兵源问题是办团练，解决饷源问题是办厘金。随着与太平军战争的持久和扩大，加上1856—1860年四年间与英法侵略联军作战，又加上由弓箭刀矛的冷兵器逐步更换为洋枪洋炮等热兵器，子药炮弹的消耗大量增加，军火费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到了60年代，购买洋枪洋炮和轮船的规模远比以前增大，几个大型近代军用工业企业的创办，使费用急增，每年不下千万两。

1874年大议海防问题时，李鸿章估计，购船、练兵、简器三项初创费用，至少先需1000余万两②。显然，到70年代军事上开支又进一步大幅度增加了。而清政府年财政收入，只是由原来的4000万两增为5000—6000万两；加上外贸长期入超，白银继续外流等因素，财政经济形势极为严峻。诚如李鸿章所说:“军兴以来，凡有可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刮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岌。”①财政经济危机必然在军事上带来危机。而日本侵台事件促使清廷认识到整顿武备和扩充各机器局的重要性，即所谓“力求精进扩充之方，以为持久取胜之计”。要能做到这点，非有巨额金钱不可，洋务派所说“非有大宗巨款，不能开办；非有不竭饷源，无以持久。”②这也就是意识到求强与求富的关系是“强与富相因”的问题了。“富”摆到了首要的地位。

怎么才能富？洋务派认为，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强，是由于它的富，而富又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也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强起来。对此，李鸿章有一段代表性的议论，他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濬饷源，莫如振兴商务。”③这里所讲的“商务”，包括工矿等行业，具体他说，主要是近代航运、电线、煤矿、钢铁铜铅等矿的开采与冶炼、纺织业、金融业，等等，并非单指流通领域中的商务。有了这些近代工商业，既能解决不断增加的饷源，其结果也就必然增强整个国力。

关于解决饷源问题的方式，督抚们的见解是不一致的，甚至还有不小的距离。多数人在盐税和厘金上打主意，这显然是短视眼，但也有不少人是有远见的。例如:丁日昌提出“设厂造耕织机器”发展民用工业以谋利；曾国藩奏请“开煤铁各矿试办招商轮船”以致富④。李鸿章对于举办工商业以开利源的理由阐述得更为透辟，他说:“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两），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相埒，彼物来自重洋，势不能与内地自产者比较。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煤之外，中国数千年未尝大开，偶开之又不得其器与法，而常忧国用匮竭。此何异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窃以为……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开得若干，酌提一、二分归官……榷其余利，并可养船、练兵，此军国之大利也。”

这段话说明了:（1）国家的力量既不能禁洋货不来，就不如用西法办纺织、矿务等民用工业，以分其利，这是明显的与列强在经济上竞争的思想主张；（2）办近代民用工业赚来的钱，“有益厘饷”“养船练兵”，也即用求富以达到强的目的。

求富以达到强的思想，虽在70年代初、中期成熟并付之于实践，但其酝酿却在60年代中期，并已经有一定的展开，如果以清中央提出要大臣议论此事为标志的话，则可以1866年谕令督抚们讨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为起始。

赫德与威妥玛的两论，总起来看，在要求清王朝进行内政外交的改革以利于列强的侵略权益的同时，亦对清朝政府统治的稳定有利。而论涉及面较广，这里只将有关举办近代民用工商业方面的提议作一叙述。赫德的《局外旁观论》中在这方面有下面一段话:“……民化而国兴。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外国之方便者不一而足，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均极精妙，国、民两沾其益。愿学者皆能学，故曰民化。中外来往日多而敦好，外无多事之扰，内有学得之益，故曰国兴。”①

这段话明显地是要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并从举办工商企业中，学习新的科学知识。这样做下去，人民的新的知识水平日益提高，财富日多，国力也日强。这也就是所谓“民化而国兴”。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中有类似表述。如说:“各省开设铁道飞线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各等新法”，这些企业的开设“虽谓于外国有益，实于中国更有益。……中国一取其策，定能保其富平。”①威妥玛要比赫德坦率一些，承认“于外国有益”。事实上也确是这样，赫、威的建议，是从资本主义在华的利益考虑是无庸置疑的，但却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

正在大力举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洋务派对此反映如何呢？总署大臣奕䜣等人说:“借用外国铸钱、造船、军火、兵法各条，亦间有谈言微中之时，……所陈轮车电机等事，虽多窒碍难行，然有为各国处心积虑所必欲力争之事，尤恐将来以保护洋商为词，即由通商口岸而起。”①这里说明奕䜣等总理衙门大臣的态度是:对赫德的坚船利炮和铸钱的建议方面，许之为“谈言微中”；对办轮车电机等民用工业方面，表示“多窒碍难行”，但又怕洋人“先发此议论为日后藉端生事地步”。于是提出由清廷谕交沿海各省督抚密议奏复。“奏复”的主要情况如下:湖广总督官文说:“轮车电机等事，论者不一，其显而易见者，则垄断牟利也；其隐而难窥者，则包藏祸心也。奴才私心窃揣，以为此种举动，无论未必能行，即使能行，其弊亦与轮船等。轮船通行之处，不过江海，其意佥将以轮车辅轮船之不及，而以电机贯彻乎其间，以为天下之利权，尽在乎是。是则洋人之本意，而初非真有他也。”③江西巡抚刘坤一说:“铸钱、造船、军火、兵法各事，自可斟酌仿行；轮车电机，益令彼之声息易通，我之隘阻尽失，以中国之贸迁驿传，固无顷此，而地势物力均所不能，断不可从其所请。”④闽浙总督左宗棠正筹办造船厂，他除斥责赫德、威妥玛二论为“悖慢之辞，殊堪发指”之外，顺水推舟地说:“轮车机器、造钱机器，皆从造船机器生出，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制作，无所不可。其信线一种，则运思巧而不适于用，安置数十里之远，无人常川监护，则机牙易坏，徒增烦拢，非民间所宜，非官所能强。……此外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布适用，则亦玩艺而已。”②左氏的中心思想是要实现他的设造船厂的宏伟计划。那时，正值他令德克碑、日意格“以西法传之中土，……选国中工匠与之俱来”减少阻力的大好机会。所以左宗棠说:“现在借新法自强之论，既发之威妥玛、赫德，则我设局开厂，彼虽未与其议，当亦无辞挠止。”③左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达到建成造船厂目的的意图是可取的，而且造船是介乎军用租民用之间的工业，更是可取。但他对耕织等民用工业未置一词。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讲得很轻松，他们说:“讲求吏治，宽筹财用，整顿营务，精制器械四大端，此不特外国人威妥玛、赫德能作旁观之议论，固中国人人早知之”，“至于工织器具、寄信电机，不过技艺之末，无关治道。”①这个“无关治道”的“技艺之末”的工商业要不要兴办呢？则不置可否。

总起来看，督抚们对赫德、威妥玛的两论中有关内容，对于吏治财政和军火等自强之道，是重视的，并多数表示要身体力行地去做，对于织具电机等民用工商业，有的不表示意见，有的视为“玩艺”、“技艺之末”，有的人虽也予以重视，但办这类企业怕洋人乘机侵利。这种情况表明，清政府大臣们在60年代中期，对于举办“致富”之道的民用工业企业还无切实的认识，更没有把这种“致富”的办法与“自强”联系起来。经过政治、经济等社会实践，以及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到70年代，清政府才把“致富”之道提到实施日程，并与“自强”明确地联系了起来。

洋务派把举办民用工业企业提到实施日程，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除前文所讲的饷需匮乏，谋求新的生财出路之外，以下两点也是很重要的:（1）近代工业内部经济规律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军用工业的发展导致民用工业的兴起。本书在叙述近代军用工业中已经说到:洋务军用工业是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值规律的刺激而创办的。创办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方便取用军需弹药，更重要的是因为自制的军用产品价廉。实践证明，自己生产的军火弹药，用同样数目的银钱可以获得一倍二倍乃至数倍的使用价值。随着军用工业的发展，铅、铜、钢铁等原材料和焦煤燃料的需求量日益增多，而这些东西要靠向外洋购买，取用不便是一个方面，昂贵的价格也致使洋务派取得廉价军火的目的落空，因为原料燃料价昂，军火成品价必然增高。这就促使洋务官僚们为了不买或少买外洋军火，为了取得廉价的原料燃料，而举办煤炭和铝铜铁矿的开采与冶炼等工业企业了。从这一点说，近代洋务军用工业与洋务民用工业是有内在的经济规律联系的。（2）“分洋商之利”以致富。上文已经讲到，清政府由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与英法侵略军交战，用款甚巨，财政极度匮缺。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从侵权以致侵利:轮船航行于沿海内江，使“上海之沙船、宁波之钓船、广东之红单船全失其利，侵寻而及内江，自汉口以下，各船废业者愈半”②，航运之利多为洋商所夺；纺织品和棉纱大量进口，使小手工业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洋商占有了中国小生产者失去的财富；钢铁铅铜及其制品和煤炭的大量进口，赚去的钱财日益增加，等等，这就促使洋务派产生举办民用工商业的强烈愿望。这表明洋务企业有抵御列强经济侵略挽回利权的民族性的一面。

洋务民用工业企业主要有四大类:（1）轮船航运业，这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2）电线电报业；（3）矿业，即煤炭、铁、铅、铜等矿的开采和冶炼业，煤以开平、基隆、湖北兴济为代表，金属的开采与冶炼以贵溪、大冶和汉阳铁广为代表；（4）纺织业，以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华盛纺织厂为代表。此外，铁路的修建和金融银行等行业筹办也已提到日程，其大力和大规模举办主要是在1895—1901年洋务运动尾声阶段。

luo · 发表于 2009-8-14 10:12:41

重读李鸿章之甲午战败：无损洋务运动的功绩[转帖]

洋务运动一开始的目标是巩固国防创办“自强新政”以“求强”，具体表现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军官一律开始学习西洋武操，各省防军开始更换新式武器，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制炮所，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由此拉开序幕:1864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西洋炮局，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成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福建船政，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办天津机器制造局，1887年丁葆祯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

短短几年间在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成，火枪、大炮、弹药、蒸汽战舰都已能够在国内建造，其决心之大、动作之快令中外为之震惊，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

而洋务运动是什么时期开始从求强转变到求富的呢？从洋务运动的发展趋势看，应该是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的重点就已经从创办军工企业转向创办民生实业了。而促成这种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个:

首先从慈禧为代表的满蒙贵族这方面说，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汉族士大夫通过镇压太平军逐渐掌握了地方实权，这批汉族士大夫大多开明能干，是洋务运动的主力；加之当时的满族官僚因循守旧者居多，唯一通晓实务的恭亲王因中央权力斗争被慈禧罢黜后，满族官僚里简直找不出一个可以与汉族官僚相抗衡的通晓实务之人。

使得因洋务运动而出现的战斗力远超传统八旗、绿营的新式陆军、海军被汉族大臣所掌握（如李鸿章之北洋海军）；这就使得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不得不担心这样下去会严重动摇满人政权的根基。因此，当“求强”进行到一定程度后，以慈禧为首的满蒙贵族很自然就希望或者引导洋务运动的目标开始转向了。

其次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大臣们来说，从求强转向求富除了来自高层的压力外，也有现实的考量:兴建近代军事工业以及近代海陆军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依靠传统的田税以及中央拨款根本不足以支撑军事以及军工企业的资金需求；其表现就是“百方罗掘”但仍“不足用”。

更何况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本身也因为泰西各国是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而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

综上所诉，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就逐渐开始将工业范围扩大，兴办民用工业以“兴商务，竣饷源，图自强”。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始了“求富”之路，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煤矿、铁厂、缫丝厂、电厂、自来水厂、织布厂、电报、铁路相继建设，结果这些民用工业的创办打破了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垄断，为国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银，并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从民生工商业中得到了大量的资金，所以中国的军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了甲午中日开战之前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各省防军、练军普遍装备了后膛枪炮，比之西洋各国毫不逊色，1888年北洋水师的成军更是使清朝的国防力量上了一个台阶，使得中国的军队从大刀长矛的中世纪军队一变而为使用先进兵器的半近代军队。

但是由于洋务运动求强目标并为完全实现就转向求富，因此军队里兵为将有，以小制大，以及组织形式这些对于军队战斗力有根本影响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而这些问题在当时满蒙高层是不允许李鸿章这些洋务派解决的。而当时中国军队里存在的这些问题最后使得中国在后来的甲午战争时一败涂地。

尽管，甲午战争中国被落后小国日本打败，而中国自甲午以来一蹶不振至今；但我们对洋务运动还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的，不能因为一场战争而否定洋务运动。

可以说洋务运动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历经30余年，在洋务派的努力下，这三十年使得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中国一度有机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而甲午战争之所以中国最后战败，也不是因为洋务运动的求强，求富目标有什么偏差，更不是李鸿章妥协卖国；只是因为洋务运动本身在求强目标尚未达成的情况下，迫于现实的压力匆忙转向求富这一次要目标罢了。

并且洋务运动在培养新式人材，创办新式工业，推动中国全面近代化，开启民智等多方面的成绩也不是一场战争的失利就可以否定得了的。可以说在近代中国三次工业化浪潮中，最重要，成就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的是洋务运动，非但不是百日维新之流可比，就连晚清十年新政也是脱胎于洋务运动的。

另外观近代后进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成功模式，无不是在政治上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以便对内高效率压榨国民，又将对内压榨的财力转变为军力对外血腥掠夺。这些国家何尝考虑过什么民生，更别说民主了。相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反而颇有以民生为本的味道。而且当时的中国相比同时期的日本与德国，在政治上也更为分权，言论也很是自由。

讽刺的是中央集权，穷兵黩武的日本明治维新成了民主的胜利，制度的胜利，文明的胜利；而以民生为本的中国洋务运动反而成了愚昧、保守、专制的代名词了。历史有时真的让人有哭笑不得之感。

luo · 发表于 2009-8-14 10:19:45

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之死[转帖]

　　聂茂

　　1921年3月16日，下午五点左右，一个三十出头的高大汉子从“一品香”旅馆里走了出来。

　　他左手拎着公文包，右手抓住车门的把柄，正要拉开车门上车。

　　“砰”的一声脆响，有人躲在不远的木楼上向他开了一枪。

　　汉子左臂中弹，公文包跌落在地上。此时他已顾不上其他，急忙拉开车门，同时本能地转身，往开枪的方向看了看。

　　然而，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叭叭!”枪声又响了起来，他的胸部连中了两弹，翻身往车内一倒，血流如注……

　　这个遭到枪击的高大汉子是正在上海休假的黔军总司令王文华。

　　“王文华被刺杀!”

　　这消息像插上了翅膀，一时间，整个上海滩都轰动了。

　　神秘的贵州客

　　上海英租界内有一家颇具档次的旅馆，名叫“一品香”。“一品香”坐北向南，是一座有着三层楼房的四合院式建筑，东边一幢是食堂、餐厅和店主及侍者的住房，南、北、西三面则为客房。由于地处偏僻，档次较高，“一品香”旅馆的生意并不红火。

　　1920年11月初的一天上午，一辆气派的轿车在“一品香”旅馆门口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一高一矮两个人。

　　两个人走进旅馆，唤来老板，要了北幢三楼西头的两间上等客房，付了定金。令人奇怪的是，高个子包了房间却并不住店，而是让他那个随从——矮个子在这里住下，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不过，他三天两头到旅馆里来，和矮个子聊天、下棋，偶尔在这里睡上一两个晚上，给人一种神秘感。

　　原来，这两位客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那高个子竟然是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矮个子则是王文华的高级幕僚双清(字子澄)，他们是不久前由四川偷偷来到上海的。

　　别看他们两人表面上一副很悠闲的样子，其实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待着重要消息。

　　早在年初的时候，黔军少壮派首领王文华指挥黔军入川参加“讨伐”熊克武的战争，唐继尧趁机拉拢黔军元老派头领刘显世，策划撤掉王文华的黔军总司令职务。

　　1920年10月，老谋深算的熊克武大败少壮派王文华。灰头土脸的王文华在四川立不住脚，想回贵州，但又怕自投罗网，经过一番思量，他决心与搞掉他的元老派较量一番。

　　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他和哥哥王伯群都是由舅父一手抚养成人。因此，尽管他对刘显世计划发动政变将自己赶下台怀恨在心，但他还是不好亲自出面。于是，他找来心腹进行一番周密的布置之后，便向刘显世请假三个月，由重庆来到了上海，并遥控重庆的手下秘密发动政变，企图夺回自己的权力。

　　王文华向刘显世发动政变的日子定在11月11日。

　　从那天起，王文华一直呆在“一品香”的包房里，等待政变消息。

　　11月13日，双清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递给王文华一张报纸兴奋地说：

　　“王总司令，刘老贼(刘显世)下台了!”

　　王文华一把夺过报纸，边看边念：

　　“……11月11日夜，代理黔军总司令卢焘指挥旅长谷正伦、何应钦等发动政变，郭重光、熊范舆被杀，刘副帅(刘显世)通电辞职。”

　　报上还载有贵州省议会推举王文华为省长的消息。

　　事实上，王文华深知，现在逼刘显世下台的目的已经达到，潜在的危险也随之浮现出来。自己若是回贵州出任省长，就难避“外甥逐舅”和“以下犯上”之嫌；然而，若不回去，他的出路又在何方?长时间的谋划和努力也就都付之东流了。

　　“要不，请令兄过来商议一下?”双清提议。

　　“好，你去请他一下。”王文华答道。

　　此时，王文华的哥哥王伯群正住在上海租界静安寺路的私宅中，离“一品香”旅馆只有两里来路，王文华来上海后一直住在哥哥家里。

　　政变发生的第三天，王伯群在双清的陪同下，来到“一品香”旅馆商议大计。王伯群认为王文华所虑不错，急着回贵州弊多利少，便建议他去广州找孙中山，一则可以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二则暂避犯上的嫌疑。

　　“好，就这么定了。”王文华听其兄说得有道理。

　　仇人汇聚北京

　　辛亥革命以后，王文华一直有个得力助手叫袁祖铭，袁祖铭生得牛高马大，小王文华一岁，很能打仗，重江湖义气，结交很广。1917年以来，袁祖铭在军阀争战中屡立战功，声望渐高，不久便被升为黔军第二师师长。

　　王文华与袁祖铭本来相处很好。但是，刘显世为了排挤王文华，有意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袁祖铭野心很大，所以也甘心为刘显世所用。

　　1920年黔军回黔时，王文华开始对心怀异志的袁祖铭极不放心，便将各团归还旧制，统归总司令部指挥。袁祖铭成了光杆师长。在王文华带着参谋长朱绍良、幕僚双清等到上海后不久，有职无权、无所事事的袁祖铭也来到了上海散心。

　　袁祖铭住在表弟何厚光的家里。何厚光乃帮会中人物，性情贪婪，袁祖铭对他时有接济，因此，表兄弟间关系极好。

　　袁祖铭是为了找王文华算账才来上海的，他自知逃不过王文华的眼睛，便经常主动去王伯群家与王文华、朱绍良等聊天下棋，以麻痹王文华等人的防范之心。

　　一天晚上，袁祖铭与何厚光在街上闲逛，袁的老乡、前贵州省议会议长张彭年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老乡见面自然要亲热一番，三人便走进一家茶馆聊了起来。袁和张都是贵州的头面人物，自然最关心贵州的时局，不久，话题就扯到了王文华头上……

　　12月初，袁祖铭、张彭年、何厚光秘密来到北京。刘显治正对王文华威逼其胞兄下台恨得咬牙切齿，于是，数人计议一番，决定一面向北京政府报告王文华倒向孙中山一事，一面派何厚光回上海组织人暗杀王文华。

　　死刑密令

　　一天晚上，“一品香”旅馆进来两个陌生人，这两个陌生人要了201、202两间临近马路的客房，原来这两人都是青帮中人，一个叫张克明，一个叫石忠卿，他们是来“一品香”旅馆执行一项“死刑密令”的。

　　何厚光在北京接受了刺杀王文华的任务之后，立即潜回上海。高价雇来了专业杀手张克明和石忠卿，指示他们住进“一品香”旅馆，摸清王文华的活动规律，伺机下手。而何厚光自己则躲在对面的四马路小花园“协记商栈”，观察动向。

　　张克明、石忠卿受雇后，白天躲在201房里，通过窗户严密监视马路上的情形，等待王伯群的小轿车出现。

　　奇怪的电话

　　王文华和双清住进“一品香”时曾跟店主打过招呼，要店主对他们的包房绝对保密。因此，除了王伯群、朱绍良等几个人外，没人知道他们的住址。

　　然而，就在张克明等住进201房后的第二天下午，双清房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王文华此时已去广州，王伯群、朱绍良知道此事，他们都不可能在此时打来电话。

　　双清觉得奇怪，会是谁呢?拿起电话，他小心翼翼地问：

　　“你是谁?”

　　对方突然发话了。

　　“王将军在吗?请你提醒他，有人要害他。”

　　双清心里陡然抽搐一下，感到胸口掠过一股冷气，便说：“谢谢你的提醒。”

　　有人要暗杀王文华，这是双清意料中的事，因为早几天曾有几位贵州同乡也在街上提醒过他。可是，他觉得这一次情况不同，打匿名电话的人似乎知道内情，而且，听口气似乎刺客已经行动了。

　　双清越想越觉得害怕，刺客在暗处，自己在明处，王总司令若回到上海，事情就麻烦了。心一急，他便风风火火地赶到王伯群家。

　　王伯群听了双清的一番讲述之后，也觉得事态严重。立即找来了自己的朋友李元著，请他打探内情。

　　“事情很急，你一定要帮我查查!”

　　李元著曾在青、红两个帮派里混过，对两帮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认为刺客肯定是青帮里的人，而且打匿名电话的人一定跟刺客比较熟悉。

　　果然不出所料，五天之后，打匿名电话的人被找到了。

　　不过，这个人只说刺客准备在“一品香”到静安寺路的途中行刺，其他相关情形则死也不肯开口。

　　“王司令曾经帮过你，现在王司令有难，你就不能帮一帮吗?”李元著不满地说。

　　“老兄，王司令当年给了我一口饭吃。所以我尽快将有人要刺杀他的事情告诉你们了，也算是对得起他啦。”这个人坦率地说，“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但帮忙要量力而行才是。对不对?”

　　“你告诉我刺客是谁，行不行?”李元著还不死心。

　　对方忽然一笑，说：“咱们都是在场子上混的人，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我要是说出刺客的姓名，让王伯群先下手，我自己岂不是活不成了?”

　　李元著无奈，只好将打听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王伯群。

　　枪声终于响了

　　王文华之兄王伯群　　半个月后，到了1921年元旦。在新年第一天，王文华兴致勃勃地从广州回到上海。

　　王文华在广州不仅得到孙中山先生慰勉，而且还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劝说浙江督军卢永祥支持孙中山。

　　王伯群设宴为王文华接风洗尘，李元著、朱绍良、双清被邀作陪。

　　席间，双清急不可待地告诉王文华：有人要暗杀他。

　　王文华哈哈一笑，大手一挥道：“别扫了大家的兴，我王文华没做什么亏心事，谁会来害我?”

　　王伯群很严肃地说：“文华，双清说的是事实。你逼死张协陆，赶走舅舅，架空袁祖铭，他们能放过你吗?”

　　“他们?现在都成了流浪汉，能奈我何?”

　　王文华显然根本不把所谓的危险放在眼里。

　　“王司令，我们都替你捏一把汗，你不要掉以轻心。我告诉你，有确切证据表明：不仅有人要害你，而且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李元著说完，便将匿名电话一事详细地告诉了王文华。

　　见大家都是如临大敌，王文华的脸色凝重起来，不由得相信此事不假。但是，他嘴上还是很硬：“我在广州算过命，算命先生说我‘应该水里死，不会岸上亡’。我不下水就是了。”

　　李元著曾是黑道中人物，对黑道盯梢暗杀的方法了如指掌。他建议王文华以后不要坐王伯群的小汽车，因为刺客大概不认识王文华，但应该认识王伯群家的轿车。

　　王文华拗不过众人，以后去“一品香”旅馆总是坐黄包车。

　　两个月过去了，一切居然风平浪静。

　　李元著估计得没错。

　　张克明、石忠卿两人带着望远镜和手枪在“一品香”201房里呆了两个多月，他们一直在等着王伯群家那辆轿车出现。由于王文华改坐黄包车，而且也不常来“一品香”，张、石两人难免失望。他俩不明白：难道王文华回贵州去了不成?

　　1921年3月16日，王文华在哥哥家闷得慌，便早早地来到“一品香”自己的包房里跟双清下棋。

　　过了两个月提心吊胆的日子，王、双两人玩得特别开心，不知不觉到了下午四点多。

　　突然，王伯群来了电话，说：“李协和(烈钧)和卢小嘉(卢永祥的儿子)来会你，说有要事商量，请在旅店等候。我差汽车去接你，这样比较快些，你以为如何?”

　　两个多月过去了，一切风平浪静，王文华觉得坐一回汽车也无妨，便答应说：“也好。”

　　卢小嘉是代表父亲来和王文华谈判的。

　　王文华一想到孙中山先生交给他的任务，哪敢怠慢，放下电话，抓起公文包就往外走。

　　虽然过去了两个多月毫无收获，但张克明和石忠卿在何厚光的厚酬严督之下，丝毫不敢怠慢，一直坚持对“一品香”门外来往的汽车监视。

　　这天下午4点50分左右，张克明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终于来啦!”

　　石忠卿赶快拿出手枪站到窗户边。

　　然而，王伯群的汽车停稳之后，却并没有人下车。

　　石忠卿不免有些泄气，张克明却蛮有信心地说：“耐心点，做好准备!”

　　果然不到10分钟，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出了旅馆，奔向汽车，准备上车离开。石忠卿二话没说，扣动了扳机。

　　王文华中弹后转动身体，仰头朝身后望来，胸脯正对着张克明的枪口。

　　张克明见状大喜，毫不犹豫地连开两枪。王文华应声跌倒，随即被人拖进了车内。

　　双清听到枪声，大叫一声：“不好!”疾步下楼。

　　然而，当他来到旅馆门口时，王文华以及王伯群的汽车早已不见踪影，他立即租车赶往静安寺路。

　　双清气喘吁吁地走进王伯群家，只见里面闹哄哄的，哭声一片。

　　“完了!”他无力地哀叹一声，瘫坐在地……

　　　(摘自《民国陈迹之落幕枭雄》，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luo · 发表于 2009-8-14 10:33:43

李渊纵酒,真为自晦[转帖]

　　　　作者：王宇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隋朝大业初年,隋炀帝杨广由于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而致使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各地纷纷起义。先是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造反,接着各地义军蜂拥而起。这时李渊奉命镇守弘化镇,并兼管关右各郡军事。

　　李渊为名门之后,世袭唐国公。他和杨广其实是姨表兄弟。李渊历经地方和中央高官,一向喜爱结交豪杰,人们也多诚心归附于他,所以这就难免引起杨广的猜疑。

　　当时在民间流传着“杨花落,李花开;桃李子,有天下”的民谣,杨广是个自信心很脆弱的人,当他听到这样的民谣就在想:难道我的杨氏江山真的要被姓李的取代吗？因为这个民谣,他还下令砍光李树以绝不祥之兆。有些小人伺机诬告右骁卫大将军李浑有谋反的企图,说什么民谣中的“李花开”指的可能就是李浑,结果杨广就来了一个先下手为强,不管这事儿是真是假就把李浑宗族三十二人全部处死。

　　李渊也是姓李,所以杨广对他的这位表兄也产生了怀疑。李渊表面看起来不事张扬,其实他私下颇得人缘,他手下的良将贤士非常多。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让杨广对他产生了怀疑。一次,杨广要召见李渊,李渊说自己生病了不能来,结果杨广就大为恼火。李渊当时有一个姓王的外甥在后宫谋事,杨广就去问他的外甥:“你舅为什么不来？”他的外甥就回答说他有病了不能来。杨广怒气未消地又问道:“是不是会死呀？”李渊后来听说此事后心里非常忐忑,总感觉自己快要大祸临头了,所以整天纵酒作乐,假装委靡不振。其实他是做出这个样子来掩饰自己,以使隋炀帝放松对他的警惕。

　　隋炀帝确实是很提防李渊的,他还说李渊“渊相表奇异,名应图谶”。这些被李渊知道后,他就通过“纵酒纳赂以自晦”保存了自己。后来,天下盗贼四起,兵部尚书樊子盖不分清红皂白地把汾水以北的村庄都烧了,而当那些做乱的人来自首投降时,他就挖一个大坑把他们集体烧死在里面。百姓们又生气又恼恨,都你一群我一伙地聚集起来以偷盗为生。整个社会的局势逐步地恶化。

　　大业十三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但同时杨广任命王威、高君雅为副留守。其实杨广让这两个人留在李渊身边的用意并不是帮助他,而是让他们两个人监视李渊的一举一动。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杨广对于李渊已经是相当不信任了。在这样一个乱世,李渊自己拥有强大的实力而身为皇帝的杨广却不得人心,要说李渊没有一点儿想法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知道,要想一举成功就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才行。而自己手下的王威、高君雅和自己也是貌合神离,而他也知道杨广派他们两人来的用意。所以李渊干脆就行韬晦之计,静观其变。

　　李渊表面上虽然极力不露声色,但实际上他对所有劝他反隋的人都有好感,所以总是有接连不断的人推动他起兵反隋。他的部将许世绪还鼓动李渊举起义旗,利用当时民间正在流传的李氏得天下的流言成就帝王之业。李渊虽没有直接表态,但从此他和许世绪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甚至把许世绪视为心腹。李渊对待降者也很宽容,他让他们都留在自己的左右,于是就有很多人来他这儿投降,前后大概有几万人。他深知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于是经常开仓济民,来他这儿当兵的人也越来越多。当时形势很乱,很多跟他一样的人都蠢蠢欲动时他却隐忍不发,并在暗中继续积蓄力量。他这样做实际上是想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一发而定大局。

　　李渊在积极准备、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上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在大业十一年即公元615年,他镇压敬盘陀起义军的时候仅诱降起义军的人数就达数万人,这数万人都加入到了他手下的军队里。隋朝大将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因反对征辽而触犯了隋律,被迫逃匿在太原,最后也都被李渊收留。而王威、高君雅二人极力反对他收留叛将,但李渊根本不予理会,仍然重用他们,其实这正说明了他企图与隋炀帝分庭抗礼。

　　在民间,为了进一步鼓动群众的反隋情绪,李渊还让刘文静伪造隋炀帝敕,声称太原、西河、雁门、马邑的人只要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都要来当兵,以为进攻高丽做准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就是进攻高丽,这时如果在太原等地征发民众参加这场战争必然会更加激发民众的反隋情绪。所以当人们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思想上就更乱了,有造反思想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于是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刘文静就与裴寂一起更加积极地推动李渊起兵。

　　有史以来,在官场上那些剑拔弩张、锋芒毕露的人总是容易让他人感到畏惧和威胁,所以就难免容易树敌招怨,引起政敌的猜忌和不安,从而壮志难酬。而与此相反,那些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则可使政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安全感,反而容易被轻视和忽略。其实这些人反而能够出人意料地成功。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李渊这样做并非“自晦”,而是一种韬晦之计:他暂收敛锋芒,表面上与世无争,极力掩饰自己的政治志向和权力欲望。而一个聪明人都是在时机未成熟之前先把自己的野心和权欲隐藏在恬然淡泊、沉溺酒色之后。而李渊是个聪明人,他绝对深明此理,而且他表现得也极为出色。

　　李渊纵酒就是为了麻痹杨广,其实这一招还是窦夫人生前给他的建议,她告知李渊要“纵酒纳贿以自晦”,以显示自己的胸无大志。然而就是这样,隋炀帝也没有完全放心,他还是安排了两个心腹来监视李渊。而李渊能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起兵成功,足可以看出他计划的周密。李渊的这一纵酒之计为他以后的发展保存了相当大的实力,如果他当时不“纵酒”的话,可能早就是杨广的刀下鬼了。

　　李渊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他一定要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才决定起兵反隋。但在起兵之前,他就已经解决了几个后顾之忧。首先他镇压历山飞起义军。当时历山飞起义军人多势众,但是他们缺乏严格的训练,所以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差。李渊也不正面决战,而是避开历山飞军的优势,抓住其弱点,采用诱骗、突袭的战术出奇制胜。然后,他又把王威、高君雅这两个隋炀帝的亲信杀了,也除掉了自己的心腹之患。其实为了排除这个隐患,李渊也颇费了一番心思:他通过晋阳宫监裴寂结识了乡长刘世龙。而刘世龙与高君雅交往甚密,所以他通过刘世龙掌握了很多高君雅与王威的动态。于是他就趁一个有利的时机杀掉了王威、高君雅。其实一旦杀了隋炀帝任命的官吏,无疑就是以实际行动宣布他要推翻隋朝的统治了。所以说,除掉王威、高君雅其实也是李渊起兵反隋计划的必然组成部分和必要步骤。

　　为了解除他的后顾之忧,他还必须解除突厥将来可能会对他的威胁。但仅靠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要想战胜突厥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李渊对突厥采取了拉拢加利用的手段以稳定太原的形势。他在给突厥可汗写的信中写道:“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信写好后手下人就对他说,突厥那些人都是蛮横之人,他们都不识字的,不用在信上写“启”字跟他们那么客气,我看改为“书”字就行。李渊笑着说,怎么能这样呢,对人家好就要表明自己的诚意嘛。自从###之后,四下奔走逃命的人很多,我们肯定也有很多人逃离到他们那里了。而且###之时咱们对他们尊敬,他们还不一定相信呢,如果再有什么轻慢,他们的猜疑只会更深。再说千金我都送给他们了,一个字又有什么好吝啬的。在解决了后顾之忧后,李渊就誓师起兵发布檄文,宣布取消隋炀帝的帝位,立代王杨侑为帝,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之后李渊统帅大军直取长安,不久,他又逼迫杨侑写了禅让的诏书,宣布自己为真命天子,于是唐王朝就由此建立。

　　通过这个历史过程我们感慨更多的并不是他的起义本身,而是他那种能够做急流千帆旁的“沉舟”,甘当万木竞春时的“病树”的精神。造反谁不能造,在隋唐演义里隋末的各种造反就被演绎成四十八家反王,然而真正胜利的也就只有李唐这一家。所以,要想成大事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心、有勇、善于制造态势的人,并且还要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但是李渊成大事的这份隐忍和等待,以及其处事的果敢与坚毅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历史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大义之举,而只有睁大眼睛你才能知道一个人的表面与内心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李渊的“纵酒”之计并不是自晦,而是保存己力,以取得更大的成功。正所谓“先生存后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想到在当时也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才能为以后的成功做准备。所以从某方面讲“纵酒”反而可以韬光养晦、成就大业,因而这也是一个极具高瞻远瞩的计策。另外,李渊懂得得民心,而杨广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得人心的。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李渊注定是会成功的。

luo · 发表于 2009-8-14 10:36:09

档案解密：中越两国反目成仇的真正原因[转帖]

　　1972年尼克松访华
　　中越美苏四国的越战档案披露，当年中越秘密商定，若美地面部队越过十七度线，中国将出动陆军迎战。美国获知后不敢将战事升级。越南脚踏中苏两船取利，埋下中越反目祸根。
从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中期的越南战争，主战场在越南本土，却将老挝、柬埔寨等印度支那国家都卷了进去，而中、美、苏这三个大国也都在这场战争中恩怨交缠，敌我友互相分化组合。更有甚者，中越原是“同志加兄弟”的盟友，後来也一度变为兵戎相见的仇人。越战使越南南北方军民丧生约二百万人，上百万人投奔怒海，流亡他乡；美国军队死亡五万八千人、受伤三十馀万人。
　　越战结束后，有关秘密档案相继揭开，世人对这一历史悲剧渐渐有了新认识。六十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派遣大军赴越南参战，以为不这样做，就不能挡住“赤潮”，整个中南半岛，甚至整个亚洲，都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没想到，这场战争以南北越统一告终後，亚洲不但没有“全面赤化”，反而出现了北京出动数十万军队教训越南的戏剧性变化。中越这一仗标志著冷战思维破产，新世纪国际政治告别了两大阵营平分秋色的局面。
中越两个亚洲共产大国为甚麽会从“同志加兄弟”变成兄弟反目、兵戎相见呢？这场战争到底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近年陆续解密的东西方有关档案，提供了解读的关键。
　苏联秘密档案曲线曝光

　　这些逐渐披露的资料有许多是从苏联解密档案中辗转取得的，其中数据不少属越南国防部和中国有关部门的高级机密资料，它们掩藏在铁幕之后、尘封已久。原来，当年越南政府周旋於中苏争拗之间，一方面，不满中方阻碍其与苏联交往，但也不愿得罪中国，失去中国方面的军援；另一方面，又日益亲近苏联，每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会后常将有关情况通报苏联。另有一些绝密资料，来自美国的解密档案。至於美方如何得到这些情报，至今仍是个谜。内中是否谍影幢幢不得而知。
不少资料是首次公之於众的。例如资料披露，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总理周恩来率外长陈毅元帅、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等人赴河内，与越南主席胡志明、总理范文同、越共总书记黎笋及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等举行秘密会议。当时三方商定，如美军只是介入南越地面战斗，派机轰炸北越，中国也只派出防空部队赴越；一旦美军越过北纬十七度线，中国将派出地面部队赴越参战。一九六五年四月，越方正式要求中方派遣支援部队。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第一批中国志愿部队开入越南。从此起至七零年七月，与越军并肩作战，浴血战场。
　　其后，这一机密，由中方通过英国间接转给美国，目的是通知美国：这是底线，不能打破。
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认为，中国的介入使美国政府谨慎地决定，不让地面部队越过北纬十七度线，避免了中美两国军队在地面正面冲突，否则，这场战争可能成为另一场朝鲜战争。
中国援越军人阵亡逾千
　　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料则首次披露了中国援越部队伤亡情况：一千一百人阵亡，四千二百馀人负伤。同时还详细披露了中国军队的战绩：中国防空部队在越南对空作战共二千一百五十三次，击落敌机一千七百零七架，击伤一千六百零八架；铁道部队则在越南新建铁路一百一十七公里，改建铁路三百六十三公里；同时入越的还有通信工程大队、后勤部队、筑路部队、扫雷工作队、民兵等。中国给越南的物资援助，总额达二百亿美元。
六十年代开始的这场越战，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印度支那抗法战争；中越的结盟起於中国支持越共抗击法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披露，抗法战争期间，中国是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越共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照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他公布的大量数据表明，越南抗法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共十一万六千馀支，各种大炮四千六百三十门和大批通讯、工兵器材及粮食、被服、医药等军需物资。中方先后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共二十三支队，九十五个团另八十三个营，总计三十二万馀人，最多的一年达十七万人。
。中共和越共这一对“同志加兄弟”，为何会反目成仇？从战争年代的档案中其实已有迹可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丹慧研究有关档案后发现，中越两国关系大起大落，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於国际冷战格局下，中、美、苏三国关系变化的制约和影响；中苏关系及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她指出，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支援越南，就要求越南不要站到苏联方面去，甚至要有所行动；後来中国为了抗衡苏联而改善中美关系，又要求越南有所配合，不免予人改变了初衷又要强人所难之嫌。
其实，就是在越战期间，民族主义感情也高於战友关系。当年越南政府派了不少人到上海的钢铁厂和纺织厂学技术，上海官方十分厚待他们，把淮海中路重庆南路一带的优质民居腾出来让他们住。他们也一直对上海人民怀有好感。可是，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却大大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令上海吃惊的是，北越人策划在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时候，在沿街的窗口打出抗议的横幅。此事被中国方面及时发觉，预先做足了防备措施。在尼克松到访上海期间，北越人受到所在单位和部门的“热情款待”，又是带他们到景点去参观和游玩，又是领他们去高级饭店美餐，哄得开开心心，总算避过风头。双方都嘴上不说，但心知肚明。这可能是中越民间感情上最早的芥蒂。
另二位中国学者杨奎松、沈志华论及上述变化时表示，中国的立场是从主张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实现东南亚和平；从主张和平共处到主张冷战共处；从反对越美和谈转向联美抑苏，一直发展到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造成了後冷战时期另一种混沌而共生的局面。
中美苏三方都不是赢家
　　李丹慧还指出，四个三角角力的结局是：中美苏三方谁都不是赢家，只有力量最弱的越南获得实际利益，实现了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间的矛盾，藉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从而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在中越两党这一对欢喜冤家的恩仇记中，两国领导人的个人意见有时左右了局势，深化了矛盾，加上两国之间历史上从属关系遗留下的成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利害关系，更使积怨日深，以致连蜜月时期的频繁交往及好话说尽的外交辞令也无法消融这些嫌隙，最後使关系迅速裂变。
共产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往往可由两国领导人的言辞交锋中寻出。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就有根据俄国解密档案文件英译的中越、中老及中柬领导人七十七次谈话的珍贵记录文本。中国学者据此向越南学界覆核其中一些资料，加上注释，除选出一部分译成中文首次披露外，其他部分则引入各自相关论文中。
会谈记录显示领袖性格
　　这些谈话记录了一些事件的蛛丝马迹并再现了领袖的独特风格和魅力。譬如毛泽东经常谈笑风生，以幽默口吻议论天下大事，其个人意志乃两党两国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他主导了这种变化的趋势，也因此影响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邓小平则坦率直言，对越南方面的误解敢於不留情面地指出，从他的谈话中正可领悟，七十年代末邓决定教训越南原来早有伏线；而周恩来的耐心细致，坚决贯彻毛泽东的主意，似也可略窥一斑。越南方面除黎笋外，参与最多会谈的就是越南的总理范文同。这些谈话记录将为研究两国、两党的微妙关系提供新的历史证言。
东西方学者反思越战
　　在美国为首的西方，有些学者正对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这场战争，进行反省和总结，而今年(2005年)一月十日至十二日，以亚洲地区学者为主、议题是《关於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在香港大学举行。会议由港大历史系、亚洲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联合组织，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越南、美国、俄国、挪威的二十六名学者
参与这次会议的中国学者大都是中青年研究家，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史研究室等智库。他们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并根据美国、苏联解密档案、越南有关文献和中国有关资料、档案，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秘辛，同时阐述了许多新锐的论点。例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向前在《越战与一九**年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动》中，提出了新论点，指出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对越战起著无形的催化作用，为越战对中国经济政治产生的影响作出恰当的定位，从中也可看出当年自感内外受敌的毛泽东，将大政由经济建设扭转为准备打仗的轨道，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思路。
中国首部越战研究力作
　　上述最新研究成果已汇集於即将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推出的《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书中。这是中国学者第一部越战研究的力作，作者们能以较开放的研究视角从事研究，一改过去的八股思辩模式，将中越关系放在冷战时期的大框架中，依据各种解密档案和新的史料综合分析，尽量站在一个公允的立场去阐发论见。此书解读了越战时中、美、越、苏之间错综复杂的较量，全方位解构了冷战中波谲云诡、合纵连横的外交角力和惨烈战斗的源起与祸害。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譬如：关於越南对华政策心理背景的研究，对老挝、柬埔寨在这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的探讨等等。

luo · 发表于 2009-8-14 09:47:40

风雨百合花——怀念茹志鹃[转帖]

　　50年代中期，茹志鹃写出了成名作《百合花》。作品清新、俊逸的独特风格使她蜚声文坛。
　　我和茹志鹃在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家协会大楼相识、相处、共事30年。这一时期形势变幻莫测，人对人的认识、了解，要胜过平时的几十年。

　　1970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奉命到“五七”干校“改造学习”。这期间，茹志鹃曾请过
几天假回上海安排小女儿王安忆下乡插队的事。我回上海休假时，中午买了两斤市面上最便宜的水果糖去茹志鹃家送给安忆带下乡，只见茹志鹃独自坐在一只藤椅里，呆愣地望着门前的天井，一脸怅然若失的神情。

　　“都准备好了?”半天，我终于蹦出一句多余的问话：“都弄好了。”茹志鹃平静地说。然后告诉我：安忆实在太小了，还不会安排生活。她特地连夜为安忆缝了一只小荷包挂在胸前，里面装了30块钱，作为安忆在农村的花用和回家的路费。

　　回干校后，茹志鹃除了劳动学习外，又多了一件事，就是给安忆写信。我和茹志鹃睡上下铺,靠窗,我睡上铺。她常在吃过午饭后，坐在自己床铺前，燃上一支烟，望着袅袅萦绕的烟雾凝思，然后在窗下的一张小桌子上给女儿写信，而这时，我和寝室里的人都钻在被窝里，闭目休息。

　　读安忆的信，成了茹志鹃重要的生活内容。从信中，茹志鹃了解了安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所想，茹志鹃就在回信里鼓励女儿怎样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周围世界，去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也许就在这些倾注了慈母心血挚爱的字里行间，强化了安忆的文学细胞，对安忆后来成长为文坛上著名的作家，起了重要作用。

　　1977年，《上海文艺》复刊在即。我调回编辑部时，茹志鹃早已参加了复刊的筹备工作。她那时非常忙，亲自组稿、审稿、改稿、发稿。巴老劫后复出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就是由茹志鹃一手编发的。邓友梅的获奖小说《我们的军长》更是在她启发、催逼、帮助下写出来的。当时还在工厂劳动的宗福先最早的文学作品也是送给茹志鹃看的。

　　一位作协老同事的儿子也经常送稿请茹志鹃指点，而当时那位同事被错划“反革命”还在农场服刑。十几年后，这位同事的儿子以优异成绩出国深造，他一说起在自己被打入另册时，是茹志鹃伸出温暖的手，就激动不已……

　　我总感到，茹志鹃身上有一股正气，不骄不娇，无私真诚，对上从不媚颜，对下从不施压，她表里如一，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但有时她有些古板，有些不熟悉的人，误以为她很骄傲，这是有点冤枉的。

　　编辑部人员逐渐增多以后，茹志鹃才得以抽出时间写作，她的《剪接错了的故事》一发表，就获得了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正当茹志鹃的创作激情更加高涨时，组织上宣布由她担任上海作协常务副主席。

　　当官，并没有给茹志鹃带来私利，还给她带来了很多烦恼。她不会敷衍人，干什么都直来直去，她满足不了一些人的私利要求，引起了很多矛盾，她自己的生活也没什么改善。直到去世前，她仍是住在70年代入住的新式里弄房子里，只一间前楼，一间亭子间，厨房公用。寝室兼客厅及饭厅的前楼，推开窗就可和对面人家在窗口对话；小儿子没有安排固定的工作，当然也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很不安定。

　　茹志鹃很喜欢孩子。她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家里的第三代更是给了她很大快乐。一次，茹志鹃从外面回家，满头大汗，当时只有六岁的外孙踮起脚为外婆擦汗，亲热地说：“外婆，我真怕你死。”茹志鹃的眼泪流了出来。

　　每逢周末，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外孙都回到这间虽不宽敞却充满慈爱、亲情的屋子里团聚，每人都能从餐桌上找到自己最喜欢吃的菜，唯独没有茹志鹃专为自己准备的。她曾对我说过，她喜欢看孩子们吃，只要他们吃得高兴，比自己吃还要开心……

　　茹志鹃沐浴在亲情里，她对自己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时起时伏毫不在意，1998年10月，她突然走了。

（《文汇报》7.3）

luo · 发表于 2009-8-14 09:50:06

粗中有细,术中有道[转帖]

　　　　作者：王宇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在中国历史上,流氓和豪强做了开国皇帝的举不胜举。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怪的事情。很多人说到此就会禁不住问:何也？盖因流氓无顾忌而豪强有势力也！最典型的还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各种史书上记载刘邦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老粗”,这绝不是今人的定论,而是西汉初年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为他的“定性”。如果单从所存留下来的历史事件来分析,他的确是一位流氓。

　　刘邦是历史上有名的开国皇帝,在夺取江山之时可谓功勋赫赫。但由于他出身无赖,以行伍定天下,轻慢儒生,诛杀功臣,因而很少赢得历代正直文人的好感。历代文人更是耿耿于怀:“世无英雄,遂使胥子成名！”“原来刘项不读书”,“偶因乱世成功业,更向翁前与仲争”。据记载,刘邦是一个亭长,可以不务农业还能吃饱饭。骗樊哙狗肉吃,到处调戏良家妇女。他是一个无耻市井之徒,也是一个卑微的地方官。他性格圆滑,对上献媚,对下恩威并施,没有根本性原则和信义,如何对自己有利就如何去做。从史书记载来看,刘邦平定海内、称雄天下,并不是靠品德和真功夫,而是由于他品性奸诈和历史提供的机遇。但今天从事实分析来看,刘邦的确有过人之处与领袖魅力,并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比及。今人认为刘邦不是一位草莽英雄,尽管前人对刘邦最终获胜成为汉高祖的原因多有分析。刘邦身上还是拥有很多优点的。他有驾驭全局、举重若轻的雄才大略,审时度势、因时而动的精确的判断能力;能屈能伸、趋利避害、出生入死、大厦倾于前而不惊的大将风度;不拘一格的用人之术,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气度;还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纵观刘邦的一生,其成功的经验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刘邦以一介平民竟然能够在秦末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战胜强大的敌手项羽而夺取天下,彻底打破了几千年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开创几百年的王朝基业,这在中国夏、商、周以来的历史上算是第一人。

　　《史记》记载,刘邦是一个非婚生子。“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兴,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游。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只是一种传奇的说法,也就是说刘母是在大泽的堤上休息小睡时正好碰上雷鸣电闪,顿时天色阴暗。刘父前来寻找时却大惊失色,原来见一只蛟龙卧在刘母身上。回到家后不久刘母就怀了刘邦。

　　由于特殊的出身,刘邦是在大家歧视的目光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虽然生得广额高鼻,仪表非凡,却不讨其父太公的喜欢,因为刘邦从小“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史记》作者对刘邦的无赖行为并不讳言,说他轻视下人,好酒好色,没有钱就常向别人赊酒喝,酒喝多了就高卧不起。也就是说,士农工商哪一行都不干,不务正业。既不务正业,又“好酒及色”,那就只好招摇撞骗了。人家有喜事,他往贺,骗人说“贺钱万”,“实不持一钱”。所以常被指责为“亡（无）赖”。但就是这样一个无赖后来竟成就了一方霸业。

　　由于他整日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在家中很受歧视,就连刘邦的嫂子也厌恶这个小叔。有一次,刘邦为躲避难事,带一伙人到大嫂家吃饭。因“嫂厌叔”,自然对他很是冷淡。客人来时,嫂子就假装羹汤已吃完,用勺子刮锅,宾客离去后刘邦却见锅里有羹汤,“高祖由此怨其嫂”。直到做了皇上后,他还对此事耿耿于怀,兄长的儿子“独不得封”,太公出面说情才封了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羹颉侯”。因为“羹颉”并非县邑名,而是暗含当年长嫂佯为羹尽那件往事。正因为从小刘邦就没从家里得到温暖,没有受到很好的教养,所以这位“龙子”从小就贪酒好色,不肯务农耕田,专喜结交狐朋狗友,整日游手好闲。“及壮”,也就是到了三十岁,才与好友一起“学书”,“试为吏,为泗水亭长”。这时的刘邦虽然混上了个亭长职务,但是仍旧百无聊赖,清闲时便到娼寮中取乐。这样他还意犹未足,后来为了让自己的闹剧更有意思,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大骗局,把一个大户人家的漂亮小姐骗到了自己的木板床上,生了一子,刘邦取名为肥。刘邦既有媳妇又有儿子,觉得无家更好,自己一人倒逍遥自在,遂对娶妻一事全不在意。这就是所谓的汉高祖的无赖品行。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后,刘邦聚合萧何、曹参、樊哙等数百人杀死县官,起兵响应,称沛公,转战于丰、沛之间。陈胜死后,刘邦与项梁侄子项羽继续坚持反秦斗争,成为反秦的主力。起兵不久后一位名叫郦食其的书生来见他,他竟然“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以这样傲慢的态度来对待客人。刘邦自始至终都看不起儒生,曾经把儒生的帽子——儒冠拿来解小便以羞辱对方。这就是大老粗的特性,在他们看来,儒生表面上看起来冠冕堂皇,遇到正经事却是百无一用。

　　在战乱时期,大老粗只讲利害不讲信用,也不讲道义,更不讲人情。所以,在处理一些事情时自然少了一些人情的羁绊,在战乱时也容易取得成功。下面的事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秦朝末期,刘邦与项羽都是反秦的友军,但等秦王朝覆亡之后,他们为争夺帝位又成了敌人。有一次楚汉两军作战,刘邦兵败彭城,自己只身逃走,两个孩子也被冲散。其后在逃难人群中发现了自己的一子一女。但楚军紧追,刘邦急于逃命,无奈之下就将车上自己的两个孩子推下去。部将夏侯婴见状就赶紧把孩子放回车中,刘邦说:“我如此危急,难道还要收管两个孩子自丧性命吗？”夏侯婴反驳说:“这是大王的亲骨肉,怎么能舍弃！”刘邦当时为了顾命也顾不了那么多,见夏侯婴这么不听命便拔剑就砍夏侯婴。夏侯婴无奈,再也不敢把孩子放在车上,只好把他们挟在腋下逃跑。古语说虎毒不食子,但刘邦如此这般舍人为己、不讲情义,自然能够保住命。

　　“分我一杯羹”的故事更能说明刘邦的无赖嘴脸。有一次刘邦大败,全家被项羽俘获。项羽当时为了让刘邦屈服投降,就捉到刘邦之父来要挟他。于是,项羽设下一个大锅,把刘邦之父太公绑在旁边威胁说:“你如果不投降,我就把你的父亲煮了来吃。”如果按一般人的逻辑刘邦肯定会屈服的,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但他却满不在乎地说:“你我在辅佐怀王时我们曾结为兄弟。如此这般推来,你我应该同父。如果你要把我们的父亲煮了来吃,咱们也应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等煮熟了,请也分给我一碗汤。”世上居然有这样的混账逻辑,项羽碰上这样的无耻之人也只有无可奈何地罢手了。所以说,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不惜别人的死活。不论是谁,在他眼中都比不上自己的利益重要。

　　如果在军事上来论英雄,刘邦也绝不是项羽的对手。五年中屡战屡败,多次溃不成军。按当时的情况来说,刘邦要比项羽的社会阅历丰富得多。另外,他善于在人事上用手段、耍阴谋。这也是他能够取胜的主要原因。他重用大将韩信,拉拢项羽的悍将英布、彭越;对项羽作战,全靠这三个人能打硬仗。这些人只是他的一颗棋子罢了。到后来等他当了皇帝后马上翻脸不认人,对韩信、英布、彭越一个个地收拾,皆夷三族。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在中国历史上,为后人开了事成之后即杀大功臣的恶例的也是他。

　　以上这些事例都可以说明他是一个市井、流氓、无赖。后来很多人都认为,刘邦之所以能够打败项羽也是由于他流氓无赖的性格。根据《史记?项羽本纪》和《史记?汉高祖本纪》中所记载的,在他们起兵之前二人见秦始皇巡视天下的赫赫威仪,项羽指着秦始皇说:“彼可取而代也”,大有舍我其谁之势;刘邦则是满脸羡慕地说:“大丈夫当如是。”在危难之时,两人竟表现出这样的不同。再则,在对待人情方面,项羽对于虞姬、乌骓马尚且不肯抛弃,平时“见人恭敬慈爱”,“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甚至亲自为士兵包扎吮吸伤口,重情重义;然而刘邦在自己危难之时子女父亲均可不顾,而且刘邦在沛县时就是一名“好酒及色”、游手好闲之徒。更无耻的是,等到刘邦登基后在刘太公的八十大寿上,他竟然恬不知耻地问老父亲自己这个无赖置的天下够不够大。对于这种无赖,即使再有智慧、再有计策之人也会拿他无可奈何。

　　刘邦比项羽的谋略要多。项羽自恃勇武,刚愎自用,不讲策略,是帅才术;而刘邦则多谋善断,长于权术,善于笼络人才,这是帝王之术。所以一个可以夺取天下,一个功败垂成。

　　在某种意义上讲,粗人也能够得江山。刘邦只是因为具有粗人的性格才夺取了天下,开创几百年的王朝基业。刘邦只是一个平民身份,但是他却能够在秦末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战胜强大的敌手项羽,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粗人的性格,不易为面子和人情所羁绊。项羽则出身于楚国贵族,楚人曾经断言:“秦亡六国,楚最无辜。楚虽一户,亡秦者必楚也。”果然,灭秦之人就是楚人项羽。而项羽也正因为出身贵族,身上流淌着贵族的血统,他才会表现出鸿门宴的妇人之仁,才会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无奈。这也是后来很多史学家所忽视的方面。

　　再看刘邦,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赖,是一个市井小民。从小就是从无赖堆里混出来的。他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所以更能隐忍求全。在与项羽的交战中,他是屡败屡战,只要有命在就会与项羽百折不挠地周旋下去。他一生没打过几次胜仗,但惟一的一次胜利就轻易地夺下了项羽苦苦打下的江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刘邦曾经自己总结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如此可见,刘邦之所以得天下并非偶然。而项羽失天下,也是有理可推的。

　　正因为刘邦身上拥有很多劣根性,所以也不会去在乎别人的缺点,于是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去理解别人,也会很轻易地接纳别人。这些形形色色的势利之徒也因此能在他的帐下不受干扰地发挥出一技之长。“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这是晚年已经贵为天子的刘邦对天命的怀疑。在开国之初,昔日的无赖刘邦就自忖:“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输粮草保供给治国安民不如萧何,亲临前线挥兵杀敌不如韩信,而将此为我所用,皆可取天下。这就说明,得人才者得天下！德之为用,是为迂腐,术之为用,立竿见影。从此点可见,刘邦虽是粗人,但只是因为会用人,能得人才为我所用,何愁得不到天下。只要用术有“道”,也可为天下之主。

luo · 发表于 2009-8-14 09:51:44

中国的城市规划者疯了[转帖]

　　　　来源：看天下/ 海外看中国作者：爱伦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飞快发展，甚至超过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

　　但让我忧心的是，中国的每个城市都看起来像深圳——中国城市的楷模。深圳大概是想模仿香港，香港想模仿纽约。实际上他们都太失败了。在许多曾经很漂亮的城市，旧的楼房被夷为平地，高楼大厦争先恐后地出现，像一根根筷子，外表风格不统一。每一样东西都必须是最新、最高、最大的。如此荒唐地破坏一个国家的整体建筑风格，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再也看不到历史悠久的中国了。

　　在我的家乡——挪威的特隆赫姆，有很多两层的木地板的房子。有一个镇叫巴克兰迪，河边有一个小木屋居住群，它代表了传统的建筑文化，住着一些类似工人这样不怎么有钱的人。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城镇规划者决定将巴克兰迪夷为平地，修建一个四车道的公路。

　　巴克兰迪镇的居民为留住他们的房子斗争了很多年。最终，政府放弃了修路。十年之后，整个小镇都变了。狭长的街道铺满了鹅卵石，破旧的房屋被居住的人装修一新，变得有了生命力。那些被人称作 “破房子”并想把它推翻用来建高速路的房屋在今天价值百万。巴克兰迪镇成了旅游者的必经之地。上个世纪70年代的那些官僚主义者现在会问自己“当时我们是怎么想的？”

　　经常会在报纸上读到，北京的老居民奋力挽救他们住了300年的四合院。“搬出去，不要阻挡时代的进程！”有人这样说。这真的是时代的进步吗，将所有中国传统文化连根拔除是时代的进步吗？

　　我的中国朋友骄傲地跟我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5000年都是“骄傲”，为什么5年前的东西就被认为是“老”的？

　　（原载《视野》）

luo · 发表于 2009-8-14 09:56:34

　　明星们爱摆臭架子[转帖]

　　来源：看天下/ 海外看中国作者：欣文

　　一位法国记者在对中国几位明星进行追踪采访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娱乐界人士特爱摆臭架子。其表现方法有三：

　　一是迟到早退。主要表现在中青年明星中，不论是集会、颁奖会和演唱会，都会姗姗来迟。一位叫丘·赛洛的记者曾目睹过一个场面，当几位一、二流明星汇聚于一个剧组时，他们便以其知名度的高低而在迟到早退上显示其身份，知名度越高，迟到的时间越长，高峰时甚至使该戏停拍。但一旦当别人因事迟到时，他们会抗议罢演。

　　二是“我”字当头。丘·赛洛说，在他所采访的明星中，一口一个“我”字，“我觉得”、“我认为”、“我……”之类词汇成串成篇。

　　三是罢演抬价。罢演与抬价一般是连在一起的，说好唱一首歌1万，但我出台前要价3万，你不给我就罢演。1997年中，这位法国记者先后在北京、深圳等地亲自看到明星罢演事件6次，4次因排列名次，2次因为抬价。这6次中5次有别人救场，1次造成演出失败。

　　日本和美国媒体对中国明星也有自己的看法。

　　日本新闻界认为，比较起来，中国娱乐界人士的官司最多。名誉官司、演出官司、离婚官司、生意官司，举不胜举。还有一类官司，即为提高知名度而打的“假官司”。这位记者说，1997年他在北京、武汉等地追踪采访的几起明星官司中，有一部分有结果，而另外一部分则毫无结果可言，到头来才发现是一种广告行为。

　　美国一家周刊说，在过去5年中，中国内地明星中二流以上的人士几乎都去过美国、法国或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尽管他们之中90％的人在国外几乎与演艺无缘，但出国者仍如潮水一般。道理很简单：出国可镀金，回国后身价便上涨。即使是普通演员回国后，在记者的采访中，也大谈其在外国的酸甜苦辣，真真假假，别人去哪里调查落实?

luo · 发表于 2009-8-14 10:00:01

俄罗斯华商屡屡被封查真相[转帖]

　　2009-07-14 作者：赵嘉麟摘自：新华网

　　诸多机构为一个市场而大费周章并非没有道理，从中依稀可以看到俄国内政治势力相互争斗的影子。

　　6月29日，俄检察院侦查委员会称，已要求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一个月内整顿切尔基佐夫市场的违法现象。而卢日科夫次日却宣布“没有看到正式文件”，并诘问侦查委员会为何不在“走私商品进入市场”的问题上追究海关和边防军的相关责任。

　　林世伟在俄罗斯的服装批发生意遇到了大麻烦。他估算了一下，如果就这么回老家福建晋江的话，自己大概要赔掉5000万元人民币。

　　然而，就算留下，又能做什么呢？面庞黝黑的他深深吸了口烟。“怎么办？只能等啦。”他的闽南口音很重。

　　俄罗斯华商的“9.11”

　　让林世伟头痛的是旅俄华商们所谓的“9.11”事件。

　　2008年9月11日，俄罗斯护法机关在莫斯科东部的切尔基佐夫市场展开特别行动，共查封约6000个集装箱货物，总重约10万吨,货值约20亿美元，其中就包括林世伟的200多包运动套装，每包货值约1800美元。

　　俄罗斯检察院侦查委员会称，扣货理由是这批货物没有运单和仓储证明，属“走私商品”。

　　作为事件目击者，林世伟7月3日向本刊记者讲述了一些细节：当天中午，约10名穿迷彩服的佩枪特警乘车来到市场。他们和保安人员说了几句话后，掏出黄色塑料锁扣封了仓库，并设了岗哨。约3天后，特警们开箱验货，拿走了一些皮衣等昂贵商品。夜里，一些商贩通过向看管的特警塞钱，进入仓库取货。但没多久，这种办法行不通了。

　　林世伟说，自己没有“赎货”，是觉得俄方过几天后会分批把货放出来，统一收罚款---这种情况以前不是没有。但是，10个月过去了，俄方没有丝毫松动。此外，一些商贩“赎”出的货物在市场销售时，也被税警没收。

　　林世伟说，自己损失的还不止这批货。今年6月29日起，切尔基佐夫市场被勒令停业整顿，持续时间不详。这样一来，从林世伟那里采购服装的越南商人无法营业，也就还不出欠他的近2000万卢布货款（约合65万美元）。而且，个别越南人已不知所终。

　　此外，林世伟还有2000多包存货在市场仓库，无法销售。他早先在国内订购的一批货正运往莫斯科，估计也很难卖出。林世伟说，他已经让国内厂家停止发货。

　　“每天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好”

　　对于有媒体报道华商因莫斯科“9.11”事件“跳楼、自杀”，林世伟表示毫不知情。此间华人商会则指该报道“失实”，并称多数华商仍在等待解决方案。

　　莫斯科北方华人商会会长关百新对本刊记者说，受损失的华商情绪低落，“每天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好”。其中，批发玩具、童装的商人选择放弃，因为货物积压后“连仓储费也卖不出来”；而经营皮鞋、裘皮服装的商人不同---因为货值高，赔不起，“但他们没有奢望，能有70%~80%到手就不错了”。

　　关百新说，虽然以前华商也曾遭遇俄方封库拉货的情况，但“9.11”事件涉及的货值为历次最高。他说，如果所有货物被罚没或销毁，“60%~70%的人再也不能做生意了”。

　　关百新认为，中方此次的整体损失不止20亿美元。他算了一笔账：切尔基佐夫市场内，固定华商数量约3.5万人，他们受影响最大。同时，货物在俄被扣影响到一大批国内企业---主要是分布在浙江、福建、山东、河北等地的小商品和服装生产厂，它们对俄出口的全年计划会受影响，可能因此停产。

　　“机器一停就都停了。工人怎么办？库存原材料怎么办？大的链条突然就这么断了！”关百新的情绪有些激动。

　　此外，他指出，切尔基佐夫市场是俄罗斯最大的集散市场，“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和车里雅宾斯克的市场放在一起，也没有它大”。这个市场除满足附近居民需求外，还能以莫斯科为中心辐射周边城市。

　　每天像蚂蚁一样工作

　　在莫斯科的华人圈子里，切尔基佐夫市场被戏称为“一只蚂蚁”，这个叫法是根据市场所在地---伊斯梅洛沃的发音演化而来。事实上，在这里讨生活的人们，的确像蚂蚁一样辛苦辗转。

　　每天清晨6点，当多数莫斯科人还未从睡梦中苏醒，林世伟和其他商贩已经赶到了市场。这里就像个小小的“联合国”：印度人销售家电；阿富汗人主营日杂；高加索人把皮具擦得锃亮；土耳其人挂起了羊毛地毯；衣衫鲜艳的吉普赛妇女拖着小孩兜售首饰；高喊 “让路”的中亚搬运工拉着推车穿梭在人群中。这里还有汉语流利的越南小贩，以及讲着东北话、闽南话等方言的中国商人。

　　总面积200公顷的市场内还有停车场和仓库。货物被卡车运来卸下后，又被塞进客车拉走。除了新年，这里没什么休息日。只在去年5月中旬有次例外---汶川大地震后，这里的华人聚在一起为灾区捐款。林世伟当时掏了1万卢布。

　　切尔基佐夫市场也被叫作集装箱市场。原先，大家就是在集装箱外挂样品，在箱里卖货，既没电灯，也没电话。在露天市场里，即便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人们也只能跺脚驱寒。就算这样，市场经营者---AST集团每月还要收取每个集装箱约800美元的“管理费”。

　　随着市场架起顶棚、设了摊位、通上电，“管理费”也节节上涨。在市场仓库买下一个货柜的林世伟，目前每月要给AST集团3300美元“管理费”和5.7万卢布“税费”---且这两笔钱都没有收据和完税凭证。

　　“在莫斯科的中国商人，哪个没被关过铁笼！”

　　除了定期缴费，商贩们还有“额外支出”---来自俄方腐败警察的敲诈。

　　一位福建商人对本刊记者说，切尔基佐夫市场周围的警察盯上了中国人，想尽各种办法要钱。一些警察在盘查中国商人时会说上几句汉语，比如“护照”、“罚款”、“钱”。如果被查者一切正常，警察就说“啤酒”---意思是给他钱买酒喝。“如果不给钱，警察就拿走护照，把人带上车，在周围转，不让你开张，直到要到钱。”

　　这位商人说，2002年的一天他去交房租，身上带了2000多卢布和400美元。警察盘查后，没有任何理由地要他交出一半的钱。“我不同意，就被带到警察局，关在铁笼里。最后的解决办法还是我交出一半的钱。”

　　林世伟在谈到俄罗斯警察时，气愤地说：“这算什么，我还被打过呢！”他回忆道，自己刚来莫斯科后，因为护照上交办理落地签需一周时间，所以开了份证明。即便如此，警察发现林世伟没有护照后，依然抬手就打，还关了他几小时。最后，林世伟不得不交出 3000卢布“罚款”后才重获自由。

　　俄罗斯中国南方商会会长王广源对本刊记者说，一方面俄机构办事效率低，另一方面中国人遇事习惯给钱，所以出现有华商被敲诈的事情。“在莫斯科的中国商人，哪个没被关过铁笼！我也被关过！”他苦笑着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导报》2006年援引俄联邦移民局公关处副处长丹尼斯.索尔达季科夫的话说，“中国人是移民里最守纪律的之一。”

　　“灰色清关”利益链

　　而现在，“守纪律的”中国人却被俄方指责从事“大规模走私”。对此，王广源一肚子委屈。“我们不是走私犯！”他提高声调说。1992年就进入独联体市场的王广源认为，要明白真相必须了解中俄民间贸易的发展过程。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轻工产品奇缺，因而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黑河、绥芬河等中方境内边贸市场的火爆行情，以及倒爷跨境带货现象。

　　为限制倒爷贸易，俄政府1994年大幅调低公民免税携带入境的商品价格上限。与此同时，中俄一些城市间陆续开通定期货运包机。

　　以“包机包税”为代表的“灰色清关”浮出水面，即由发货人按整架飞机载货量向俄方“清关公司”交纳费用，由后者全程代办报关、纳税、商检等手续。而“清关公司”往往与俄海关，甚至边防军相互勾结，通过为货物快速入境提供便利和瞒报、虚报货品和货值，而从中捞取好处。

　　“包机包税”问世后，华商逐渐由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进入俄罗斯，并随后来到莫斯科，通过租宾馆、商务楼售货。与此同时，中方境内的边贸市场风光不再。

　　王广源说，当时，一个集装箱货物从中方厂家拉走一直送到莫斯科，总共收费1.2万美元，费时一周。而正规清关不仅价格高得多，而且一个月未必能到货---这对于服装等季节性很强的货物来说，影响极大。他表示，由于存在“灰色清关”的途径，导致处在激烈竞争下的华商越来越多地放弃正规清关。

　　一位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灰色清关”的问题也与一些华商外贸知识不够、经营方式不规范有关。不少在俄华商是没有外贸经营权的个体经营者和中小型私营企业，因此“灰色清关”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包机包税”的红火场面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发生了变化。按王广源的话说，“中国商人开始遭殃了”。由于选择“灰色清关”后，货主在俄无法得到正式清关的文件，因此成为俄方严打的对象。

　　1998年，俄方以货物证件不全为由，查抄了被称作“兵营”的商贸楼，大批北京和东北商人就此倒下。与此同时，AST集团却在切尔基佐夫市场分区招商，等着一个个走投无路的华商愿者上钩。

　　“2002年，又开始乱了。运货的飞机经常被扣---和俄方强力部门关系好的货运公司开始不正当竞争，给（中国）商人做文章。”王广源说，2005年后，俄方逐渐加大打击“灰色清关”的力度，华商时有损失。按他的形象说法，“中国商人进来的时候穿着西装、皮鞋，回去的时候就只剩下裤头了”。

　　王广源对记者说，整顿中俄民间贸易的秩序是华商“梦寐以求的事情”，“谁也不想每天都提心吊胆”。但他指出，这需要中俄双方合作进行：俄方应打击由腐败官员、海关和“清关公司”组成的利益集团，而中方需鼓励正规和有实力的货运公司参与中俄民间贸易。

　　俄罗斯中国南方商会副会长江学兵特别指出，俄方存在的一些问题挫伤了华商在俄合法经营的积极性。据他介绍，一名批发领带的江苏商人曾选择正常清关程序，但俄海关人员却将部分货物调包，借机罚款。虽然后来那位商人将海关人员告到法庭并最终打赢了官司，但他去年5月还是离开了俄罗斯，“因为心寒了”。

　　林世伟也表示，如果切尔基佐夫市场如俄官方所说将在今年关闭，而莫斯科到时又没有正规的市场，他也打算和一些老乡退回国内做边贸。

　　俄罗斯主管部门表态华商不认可

　　俄罗斯外交部第一亚洲局俄中经贸关系处代处长丹尼斯·帕列茨基7月1日就此事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去年9月发生的扣押货物事件“没有任何政治性质的内幕，也不是针对中国商人”，俄方主管部门表示愿意充分与中国货主合作。

　　但是，俄方等待中国货主前来交涉的说法并没有引起在俄华商的共鸣。华商普遍表示，由于被扣货物多数通过“灰色清关 ”进入，而有关单据全部在“清关公司”手中，因此华商在缺少必要证件的情况下去俄方那里，“就等于飞蛾扑火”。

　　此外，针对俄官方称被扣中国货物中有不少玩具和儿童服装“对人体健康有害”的说法，华商们也不太理解。林世伟说： “现在已经不是中国商人刚刚在这里做生意了。已经经营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以前不说？”而在俄经商的孟先生指出，中国商品的质量近年来已经有明显提高，而且此次俄方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质检报告，“是在故意找茬”。

　　背后依稀可见俄方内斗的影子

　　值得一提的是，俄官方此次打击切尔基佐夫市场规模空前。自从上月初俄罗斯总理普京指出去年9月在“某市场”被扣的20亿美元货物“没有销毁，也没有主人”之后，俄方的一系列举动迅速出台。

　　官方和亲政府媒体开启“揭丑行动”：俄罗斯电视台播放了切尔基佐夫市场的纪录片，《共青团真理报》上月连载了记者乔装商贩深入市场“卖走私货”的报道，《俄罗斯报》则称非法产品在俄市场份额达40%，“走私行为和地下工厂极大阻碍国家经济发展”。

　　诸多机构为一个市场而大费周章并非没有道理，从中依稀可以看到俄国内政治势力相互争斗的影子。

　　6月29日，俄检察院侦查委员会称，已要求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一个月内整顿切尔基佐夫市场的违法现象。而卢日科夫次日却宣布“没有看到正式文件”，并诘问侦查委员会为何不在“走私商品进入市场”的问题上追究海关和边防军的相关责任。

　　据俄媒体报道，卢日科夫与切尔基佐夫市场和AST集团老板捷利曼·伊斯梅洛夫关系密切。伊斯梅洛夫投资15亿美元在土耳其建设的豪华酒店于今年5月开业，卢日科夫夫妇专程去捧场。

　　但是，这些“内幕消息”对于林世伟等华商而言，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只关心什么时候能进入切尔基佐夫市场拿出自己的货。与此同时，本刊记者从俄罗斯中国南方商会获悉，日前已有几百名华商开始“转移阵地”---在位于莫斯科东南的“莫斯科”商贸中心租赁店铺。虽然这个商贸中心在外观上与中国的正规大型批发市场差别不大，但是，只要“灰色清关”的阴影一天不散，华商们就难保不会再次遭遇他们的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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