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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李鸿章之李鸿章外交思想论纲[转帖]
作为一个活跃在近代国际舞台近四十年的弱国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无疑是相当复杂和十分丰富的，实非“投降”、“卖国”一类的贬词所能涵盖。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以1861年恭亲王奕沂等人奏准成为清政府对外关系最高原则“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页18。）为指导，并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阐述的“诚信”、“循理”外交思想的合理因素，努力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对外事务，力图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证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由于传统的儒家“交邻”之术与近代外交理论格格不入，这就使得李鸿章的外交实践成效甚微。但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平等独立地位所作的理论探索及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在很多方面却具有开拓性，并值得我们借鉴。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内政外交紧密地联系起来。无论他在早期提出“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26。），或是晚期提出“外须和戎，内要变法”（《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9．页43。）的主张，都渗透了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李集》．《奏稿》．卷25．页23。）其寓意很清楚:第一，内政是外交的基础，一个制度健全、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和实力鼎盛的国家，才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第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一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经常性地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系，并从其他国家的进步实况获得借鉴，或将不利的国际形势转变为有利的局面，缔结商约，发展贸易，都有赖于运用灵活而结构健全的外交。 李鸿章的“外交内政表里论”，是建筑在他对“西势东渐”局面的较为清醒的认识上。 抵沪之初，李鸿章对西方参战的政治后果表示了极大的忧虑，特别怀疑西人对上海、宁波两地怀有领土野心。1862年，他曾多次致函曾国藩和左宗棠，谈及他的焦虑。8月14日，他函告曾国藩:“……其实沪城内外各事，实皆系洋人主持，惟所欲为，不过关税捐厘仍为华官收放耳。鸿章前复总理（衙门）公函云:‘难保无他日占据’，果有是说，全在中朝衡夺，履霜坚冰，殊为隐患。”（《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46。）10月1日，他谈到英法联军驻防宁波的情况:“该城两面滨江，洋船甚多，城内全靠西兵，当能自存，惟后患则不可思议。”他竭力主张让左宗棠“速分一将二三千人前去，徐图挽救，庶粤人（太平军）可尽去，洋人之权可渐分，此城终不致竟为异域耳。”（《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2．页3（参郑1，页44）。）随着与洋人交往的增多。李鸿章逐渐认识到，西人来华，意在谋取商业利益，并不在于直接的领土占领。（根据史学家刘广京的研究．李鸿章至少在同治二年春就有此种认识．参见刘广京:《儒家爱国者》 （Liu kuang—ching，The confucian Patriot and Pagmatisti Hong—chang’s Formatic Year。1826～1866），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卷（1970）．第30页。）但他同时亦认为，“若辈贪利狡猾，究其国之君臣未有占我土地之意，仍视我兵将之强弱为向背。”（《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34。）“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13。） 既然西方在中国的作用和地位，完全“视我兵将之强弱为向背”，那么，要把握上海等地战局的主动权，在李鸿章看来，首先的一条，就是要维护淮军的独立性，“未便……以中国之兵听外国之令，”在战守攻防，尽可能独当一面，“不与外国人搀杂”。抵沪不久，李鸿章就设立了自己的防区和防线，“鸿章所带水陆各军，专防一线，专剿一路”，“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出队帮忙，渠固不可无技心，陆路迎敌交仗，断非洋兵所宜，鸿章亦不敢求他，既输下气，且长骄志。”（《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24、15、29、25。）面对洋兵精良的装备，李鸿章敢于坦率地承认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2．页47。）“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20。）在短时期内，“尽改旧制，更防夷军，”并通过数次攻战充分地显示出淮军的实战能力，从而使英法联军在上海外围战告一段落后，就践约退守上海租界，（参见拙作:《湘军集团与借师助剿》，《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而常胜军亦一反骄矜之常态，“帖然服从李之节制”（梁启超:《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页12。）。 1864年，清政府在镇压“心腹之患”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就着手考虑对付“肢体之患”的西方侵略者。李鸿章鉴于“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提出了“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以御外侮的主张。他认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吁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5．页34。）1870年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后，对国内外形势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他感到，中国“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我实已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奏稿》．卷24．页10、11。）纵观当时世界形势，“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为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为此，他大声疾呼道:“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集》．《奏稿》．卷39．页28。）“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李》．《奏稿》．卷25．页23。）世界在发展，各国在前进，中国唯有酌度时势，变法自强，才是正道。 李鸿章认为，“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李集》．《奏稿》．卷24．页12。）俄罗斯和日本已向我们提供了短期内迅速自强的范例。它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以英法相为雄长，”（《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17。）“若我果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李集》．《奏稿》．卷17．页45。）李鸿章还进而意识到，国家之间的较量，固然表现为军事实力上的雄长，但归根结蒂却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他指出，“练兵制器”，不过是“治标”的手段，发展近代工农业和交通、采矿、冶炼，才是寻求国家富强的根本之策。“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有裨民生日用品，原不专为军火所设。”（《李集》．《奏稿》．卷19．页45。）他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臣惟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先富在民，而国本乃可益固。”（《李集》．《奏稿》．卷9．页34～35。）欲求自强，首先就得求富，广开煤铁等利源，使“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李集》．《奏稿》．卷43．页43～44。）既“利民用”，又能满足海防所需，抵御外来之敌。换言之，只有变数千年祖宗之成法，发愤图强，使国富民强，才能向外国侵略者“渐收利权”，杜绝其觊觎之心，并与英法“相为雄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得一平等独立地位。 将传统儒家学说应用于复杂国际背景下近代外交领域的所谓的“诚信相交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 李鸿章虽为传统士人，但在民族危机日蹙的形势下，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促使他开始揣摸中西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方法和途径。1862年初，他已意识到上海“华洋混一，已成局势。”3月31日，他在致李桓的信中谈到赴沪的准备工作。尽管他将改用洋轮运兵称作“复不得已”之法，但从洋轮运行的快速，“番酋”态度的“恭顺”，已领悟到虚心学习西洋文化，“用夷变夏……而求自强之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4月8日，李鸿章率淮军乘江轮抵达上海。当时的上海已发展成为一座国际化城市，商贾云集，华洋杂居，交涉事件频繁发生。外交，对于久居内地的李鸿章来说，完全是个全新的领域。他深深感到:“最难者，洋务。”（《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9、10。）为了体察洋人之性，他命令会防局逐日翻译英文报纸，奏请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培养洋务人才，并且逐渐摆脱体制上的束缚，主动与洋人接触。“鸿章之营，则无日不有洋人过从，实苦烦扰，然因此气脉通贯。”（《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2．页46。）在与洋人的交接中，李鸿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评论道，“吴道（煦）与杨道坊暨会防局官绅，外交之术过趋卑谄，”而“薛公（焕）尚持大体，于体制末节，辄与洋人龃龉，彼族甚不亲附，相形之下，意见殊多。”李鸿章认为，同洋人打交道，既不能象“沪道媚夷，失之过弱，”又不能象“汉道抗夷，失之过刚，”（《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10、36（参夏东元:《晚清洋务运动研究》，页208）。）而应介于两者之间，采取“刚柔调剂”（《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4．页17。）、不卑不亢的态度，以儒家信条“忠”、“信”、“笃”、“敬”四字处之。 “忠、信、笃、敬”四字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孔子曾说，“言忠信，行笃义，虽蛮貊之邦行矣。”对于如何办外交，一代理学大师曾国藩曾有过一番探究。他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慎；此二句者，无论彼之或顺或亡，我当常常守此勿失。”（《曾文正公（国藩）全集》，《书札》，卷18，页17．29～30。） 李鸿章正是“遵师训”，“并结合同洋人交涉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外交的总方针:“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对于洋人的要求，要作具体的分析，“可从则从，断不与之失和”，不能从的则“婉言慰藉”（《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页26。），“在我诚能力持定见，于其可许者，许之，其不可许者，拒之，则必不致于决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页7～8。）在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前提下，不要过多地计较那些“薄物细故”，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以加速自强的步伐。 在晚清时期士大夫中，最早提出“循理外交”的是郭嵩焘。在他看来，“天下事，一理而言，理得而揆之以情，度之以势，乃可以平天下而无阻。”“西洋要求事件，轻重大小，变幻百端，一据理为之，无不可了。”（郭嵩焘:《郭嵩焘奏稿》，页404。）换言之，处理外交事务，关键在于“理”和“势”，既然历史的本质是变，那么人们就应使自己适应形势的需要。冯桂芬也是循理外交的倡导者之一，他分析道，“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以理折之。”（4）冯桂芬:《校？？庐抗议》，卷2．页10。）郭嵩焘和冯桂芬曾为李鸿章的得力幕僚，他们的思想对李鸿章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正如郭嵩焘曾自傲地写道:“少荃中丞以夷务为忧，求助鄙人。”（郭嵩焘:《致曾中堂》，《三量使书牍》，卷1．页31。）李鸿章本人在中外交涉事务中亦非常注重运用“势”、“理”、“情”三字。他指出，“势不足以绌之，理尚可以折之，理不足以折之，情尚可以喻之。”以理服人，据理不让，动之以情，辅之以利，就能妥善解决中外纠纷。随着与洋人接触的增多，李鸿章逐渐摸索出一条经验:对付洋人，莫过于对症下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既然他们口口声声强调万国公法和条约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且所言所行，皆“引万国公法”，我亦应严格遵守万国公法和条约行事，提倡循理外交。1867年，清政府预筹修约，李鸿章奏请按照万国公法来指导修约事宜和对外交涉。他建议，在修约时，“总理衙门与该使、翻译者随时而商，久亦熟悉其人之机变，而得乎刚柔操纵之宜。”如果遇有外人之索要，“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皆可引万国公法，直言斥之。”既然主权国家“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若使内地百姓不能自养，中国财赋之地不能自理，岂惟非与国和好之义。抑实背万国公法之例？”（《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页5。）在李鸿章看来，中西条约体系固然有许多不平等之外，特别是使外人在华攫取的某些特权合法化和制度化，损害着中国的主权和尊严。但在另一方面，它们也同样约束着西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提出额外的索要，何况条约又是缔约国全权大臣“彼此相信”，通过协商而“议成”的。因此，两国定约后，“最要守信，不能旋允旋改。”轻率违约，擅启衅端，只会招致列强的进一步索要。在与各国的交往中，李鸿章的确十分注意维护条约的严肃性。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他针对日本政府在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定约之后（而）未换（约）之先，另派大臣议改”的失信之举，即予以严正的批驳:“原约内一再声明，彼此信守，用昭凭信，一体信守无渝等字样，夫交邻所重者，信耳。失信者为万国合法所最忌，尔国不应蹈此不韪，贻笑西人。”（《李集》．《奏稿》．卷14．页21。）并以“中国与各国交际通例，复照日本外务卿，驳其改约之请，”（《李集》。《译署函稿》．卷4．页30；卷2、页33；卷2，页33～34；卷1，页3～4；卷6，页4～5；卷3，页6；卷4，页31。）从而维护了条约的严肃性。 在强敌压境，而我又无实力以对的情况下，运用外交手段，力保和局，避免战争，“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利用中外相安的局面，加紧练兵制器，变法自强，以准备与外敌决战的时机。这种和战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策略方针。 国家的目的，在于设法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不同利害关系的国家之间，就不能不讲求外交之道，而讲求外交之道，又同样不能没有一些可以依恃的实力。在外敌压境的情况下，李鸿章较为清醒地认识到，敌我之间的较量，往往表现为武器和实力上的较量。“唯军实以简器为先……，有兵而无器，与无兵同。”中国虽拥有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远道而来的洋兵的四万万民众，但近代文明所带来的科学技术，已使战争的武器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外国军队不仅拥有“无坚不摧”的新式枪炮，而且还有“瞬息千里”的快船战舰，如果说晚至明王朝时期，我尚可依仗民气，以“徒手搏战””，击退外寇，那么今已”非其时，非其敌矣。”（《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22．页15。） “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不能敌彼后门进子之来福枪炮，向用之帆蓬不敌彼轮机飞驶之军船，用之帆建舟楫，不敌船巨舰，是以不得不受制于西人。”（《李集》．《奏稿》．卷19．页61～62。）李鸿章对那些空喊“恃民气”，而无视敌我实力悬殊、武器优劣这一事实的人们痛之入骨，斥之都是一班“大言高论，不顾国家安危，”只会逞一时意气孤注之掷的“书生腐官”，（《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0．页25。）他们给国家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灾难李鸿章并不否定“民气”的作用，他只是认为，“兵将器械均能与外人敌，到处皆一呼万应，则民心乃真可恃，未有不侍兵而专恃民气者。”（《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9．页14。） 显然，李鸿章的和战论，首先是一种权宜之计，旨在尽可能地维护现状，避免列强的进一步吞并和掠夺。回顾道光年间以来外祸日滋、渐成坐困的局面，李鸿章深深感到，“向来办理洋务，皆为和战两议，举棋不定所误。”（《李集》。《译署函稿》．卷4．页30；卷2、页33；卷2，页33～34；卷1，页3～4；卷6，页4～5；卷3，页6；卷4，页31。）而盲目主战又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中土及边境比式甚多赢非得已备豫于平时，而折冲于临机，或者凭藉险阻，较有依据……。即究今事始末，林僧二公逞一时之愤，几隳全局，谋国者，可不深长思耶！”（《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1．页10。）在李鸿章看来，若弱小国家在独立和生存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仍想轻举妄动，“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无疑是飞蛾扑火，不仅无济于事，反会激化矛盾，把国家推向战争的深渊。 李鸿章认为，和战的选择，必须以国家的最高利益为转移。为达此目的，即使暂时承认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或扩大其一部分通商利益，也应该忍痛而为之。周秦以来的数千年历史证明，中国不可能有效地进行持久战，但可以通过“羁縻”的驭外手段维持长久的和平。（《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0．页27～28。）退一步说，即使中国能“百战百胜”，亦不如运用“驭外良谟”，“不战而胜”之。（《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1．页10。）俗话说，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暂时的“委曲”，是为了“求全”，也只有“委曲”，才能“求全”。只要中国能够求助于韧性的外交手段，利用列强的矛盾和均势，“委曲周旋”，保全和局，避免战争，何愁不会有强盛的一天？鉴于此种认识，李鸿章在后半生从不轻言战争，每遇中外冲突，总是设法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息事宁人”。在他看来，“息事宁人”或“委曲周旋”，并不意味着“遇事曲从”。他认为，同外人交涉，亦应敢于抗争，“争得一分，即免一分之害。”相反，一味求和，“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时只能拱手听命。”（《李集》．《奏稿》．卷1．页44。）他的原则是:若有碍国体者，虽绝交亦不可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页8。）
李鸿章的和战论，同时还表现为一种拖宕战术，旨在赢得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保证国内变法自强运动的顺利进行。他在对西洋科学文化的考求中发现，“洋人以船炮为性命，不惜倾数千百万之赀财，竭亿万众人之心思，积数百年之动力，乃能精坚若此……。”（《海防档》，《机器局》，页3。）同样，“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推行自强新政，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百数十年”这样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在此段时期里，唯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才能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用于国家的建设事业。相反，轻率主战，只能加速国家崩溃的时日。为此，李鸿章一再呼吁清政府放弃“有事则急图补救，过则乃事嬉娱耳”的懵懂之态，及早励精图治，“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17。）中国“欲自强”，“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李文忠公（鸿章）全集》（以下简称李集），《朋僚函稿》，卷14．页30不同。）要在维持和局，精求理财强兵之术。 外交的特色，在于它的伸缩性以及对于继续改变环境的适应性和敏感性，而李鸿章的和战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意义正在于此。这不仅因为该理论是建筑在对敌我实力较为客观的估价上，而且因为它将和战较为辩证地揉合在一起。他的看法是:“鄙见则谓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李集》。《译署函稿》．卷4．页30；卷2、页33；卷2，页33～34；卷1，页3～4；卷6，页4～5；卷3，页6；卷4，页31。）可见，在李鸿章的眼里，“和”，不过是一种从长计议的手段，通过和，积蓄力量，抵御外侮，才是终极的目的。他强调道，“从来御侮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预修武备，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清末海军史料》，上册:页21。） 唯有这样，才能进退自如，掌握时局的主动权。正是从此出发，李鸿章把“练兵制器”看作“保和局”、“御外侮”的一把双刃剑。1872年1月，内阁学士宋晋疏请停造轮船，李鸿章即撰奏相驳:“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我中土”，“彼之有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凌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日本小国耳，近与西洋通商，亦添设铁厂，多造轮船，变用西洋军器，彼岂有图西国之志，盖为图保计也。日本方欲自保，而逼视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他呼吁道:“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李集》．《奏稿》．卷19．页48。）李鸿章在力主保和局的同时，坚持不懈地练兵制器购船炮，并派学生出洋学习军事技艺，为实现其“明和局阴战备”的策略方针，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采用远近交攻的合纵连衡之术，使强敌相互对立和相互牵制，以维持中外相安局面的“以夷制夷”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政策，导源于春秋时代“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至战国时代，七雄并立，苏秦、张仪积极推行合纵连衡之术。合纵者，联合六国以攻一强秦；连衡者，事一强秦以攻众弱国。西汉以后，当中国的势力开始向亚洲腹地伸展时，儒学者们在理论上的议论，以及在处理对外关系上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运用“以夷制夷”的重要性。鸦片战争期间，这一政策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林则徐主张:允许其他国家象英国一样与中国通商，以便牵制之。阮元建议利用美国钳制英国。（《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页21～22。）魏源则主张:在陆上与俄国结盟，以威胁英属印度，甚至越南、缅甸和尼泊尔；在海上与法国和美国结盟，从而构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魏源:《海国图志》，卷2，页1。）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以夷制夷”的设想，其目标仅仅是希冀影响那些在华的西方官员和商人，还没有人想到通过他们去影响远方的欧美各国政府。而李鸿章在同光年间根据资本主义强权政治和竞争这一复杂的国际形势所发挥的“以夷制夷”思想，在主观上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他深知外交需要以实力为后盾，而中国缺乏这种实力。在强敌如林的局势下，要想在国际大家庭中争得一平等地位，就得制定一种有效的方略。为此，他“虑敌忧心常悄悄，盈廷聚讼自断断，东联孙策防寒齿，北拒曹瞒恐接畛”，竭力想借助传统的合纵连衡之术，并结合西方均势理论，利用各国矛盾，甚至通过结盟一强国的方法，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1870年，日本政府遣柳原前光来华求订商约。李鸿章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日益显示出“御侮和扩张的雄心和实力”，“该国与中国最为邻近”，且与中国同文同种，“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因此，他建议，“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协力，”“以备联络牵制”。（《李集》。《译署函稿》．卷4．页30；卷2、页33；卷2，页33～34；卷1，页3～4；卷6，页4～5；卷3，页6；卷4，页31。）次年1月，李鸿章奏道:“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究其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故“不如就其求好之时，推诚相待，俯允立约，”既“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又可设法“牵制”西洋。（《李集》．《奏稿》．卷19．页44～46。）1875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利用“马嘉理事件”，加紧勒索在华权益。李鸿章有意将此次谈判与修改《天津条约》通商条款问题结合起来，以此来吸引各国政府对中英谈判的注意。与此同时，他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有关国家的公使，了解到英国正参与土耳其战争，“英朝廷亦不敢开衅”，因而增强了与之抗争的信心。李鸿章乘英、俄、德、法、美、日、奥等国公使齐集烟台避暑之机，以慈安皇太后万寿圣节的名义，邀请各位公使参加盛宴，既联络了“情谊”，也造成了“无确实凭据，擅请将大臣提京为非”的公论，从而使威妥玛不得不放弃某些索要，打开了谈判的僵局。（《李集》。《译署函稿》．卷4．页30；卷2、页33；卷2，页33～34；卷1，页3～4；卷6，页4～5；卷3，页6；卷4，页31。）外人评论李鸿章在此次谈判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他本人亦对“以夷制夷”的效能“深信不疑。”（濮兰德:《李鸿章传》J．O．P．Bland，Li Hung chang）．伦敦1917年版，页140～1。）1876年初，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订立《日韩江华条约》，承认朝鲜为自治国。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设冲绳县。同年8月，李鸿章致函朝鲜当政者，运用均势原理，规劝其“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以免为琉球之续。他写道:“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以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并强调:“彼日本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废灭琉球一事，显露端倪，贵国不可以无备之。”（薛福成:《庸庵全集》，《外编》，卷3，页41。）甲午战争以后，李鸿章把抑制日本侵略野心的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俄国发起“三国还辽”事件，更使他对俄国政府的“诚意”深信不疑。于是，由前期的联英策略转变为一意联俄，并最终根据清廷的旨意，与俄订立了中俄秘密盟约，即以日本为对象，承认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可以横贯中国东三省北路，直达海参威。 “联俄制日”为李鸿章晚年推行“以夷制夷”策略的最高目标，他原以为因此找到了一个真心助我又足以抑制日本侵略野心的强大“盟友”，在离俄回国途中，对自己“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成果沾沾自喜，不无得意地向人夸口:“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1986年，页11。）然而《中俄密约》订立不到一年，俄德即相互勾结，俄皇以胶州面许德皇，德占胶澳而俄侵旅大。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李鸿章始领悟到受骗上当，“俄之干涉还辽，原为俄而非为中国也。有联有拒外交尝试遂告失败。”（李伯玄:《李文忠使俄与中俄密约》，《大陆杂志史学丛书》，辑1．册7．页148。）但此时悔悟，为时已晚矣。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内患外忧相煎迫”，塞防海防同时告急。新疆回乱愈演愈烈，亟待筹饷引兵前去平定，而日本又依恃两艘铁甲舰，悍然发动了侵台战争。一时朝野震惊，海防议起。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提出了多年精心筹划的海防思想。 李鸿章首先从军事战略着手，“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阐述了海防应重于边防的观点。他分析道，近代列强侵略中国，皆恃坚船利炮从海上发动进攻，致使中国改变了“历代备边，多在西北”的局势。“东南海疆万余里”已成为清朝的前沿阵地。而“日本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是铁甲舰、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他指出，中国“财用极绌”，“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远，有不因穷颠蹶者哉！”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并无实利，况且新疆北邻俄国，南接英属印度，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而“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二者皆靠沿海，一处失守，势必影响中国全局。为此，他断言，“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辣。”怎么办？他的态度是，“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他主张，把防线设在甘肃边境，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招抚伊犁等地“回乾”，准其自立部落，并利用英俄矛盾，使之保持均势，“既免各怀吞并，中国亦不致屡烦兵力，似为经久之道。”最后，他建议，应尽全力筹海防，将“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停撤之饷”，“匀作海防之饷”。 其次，鉴于周边形势变化及敌我实力悬殊的状况，李鸿章提出了三种海防战略: （一）扼守海口，拱卫京畿，以为犄角之势。通过总结中法战争中“散漫海防线，东援西调”给外敌以可乘之机的惨痛教训，并充分考虑到国家财力和京畿战略地位，李鸿章把奉天至广东沿海两万里海疆分为三部分，指出，“直隶之大沽、北圹、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只要把这两地加以重点防守，“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损失，于大局尚无甚碍。”（《李集》．《奏稿》．卷17．页54。）数年之后，他又指出，渤海大势，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综览北洋海岸，水师扼要之所，惟旅顺口、威海卫两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李集》，《海军函稿》，卷1．页16。）为此，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旅顺、威海和大沽创设海军基地，使之形成“势成犄角、互为声援”的主体防御构架，以便自如地扼守渤海湾通路，拱卫京畿重地。 （二）陆海“表里依护”，纵深配合防御。李鸿章充分地考虑到“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之基”的现状，认为在加强海防建设的同时，不可忽视陆军的力量。他主张，在加强海口第一线重点防御的同时，还应利用陆军的优势，形成海陆纵深防御构架。在二线配合机动劲旅，随时相机出击，“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尘战。”（70）1884年，他奏请在敌舰可能深入登岸之处，“扼要守险，以杜窜越。”防守将弁不需多，但以坚守炮台为主，并分布水雷、旱雷制其冲突。其后路接应之师，须以大队以备游击，庶临事声援稍壮，而前敌军心益固。（71）在主持海防期间，李鸿章先后在天津后路新城、军粮城、小站、马厂，威海后路烟台、胶州口，旅顺口后路大连湾等地营建陆基炮台，以与海军舰队“表里依护”，相机伺便阻击。 （三）以战为守，建威销萌，改善自守内地的防御态势。李鸿章曾就普鲁士希理哈新著《防海新论》的理论构架及积极消极两种海军防御模式对中国适用问题作过一番分析，指出“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上策。”但“中国兵船甚少”，没有能力“往堵敌国海口”，使本国防御线直达敌国领海线。目前只能采取守卫本国海防要塞的海防策略。（《李集》．《奏稿》．卷24．页10～26。）他一向认为，“御外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为此，他加紧置造船炮，以使中国滨海万余里，练得力水师为建威销萌之策，”（《清末海军史料》，上册:页26、24、31。）且从长计议，再主张逐渐添制外海铁甲快船，以“使船能出口，炮能及远”，（70）“但得利器与之相敌，加以主客劳逸之势，我自可操胜算。”若“水师能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足以“张国威，■敌情。”（《清末海军史料》，上册:页21。） 可见李鸿章的海防思想，比之于魏源在《海国图志》首页提出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地”的观点，显然有较大的进步。这反映了李鸿章对国家防务重点从内陆向海上转移和海军建设重要意义的增进认识。但按近代海防理论衡量，这种海防思想仍着眼于固守海口，而轻易放弃了不久被西方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的制海权。李鸿章知道创建既使是一支防御性的舰队的艰难性。“欲求自守，亦非易事”。为此，他不仅力图将海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战略相结合，以保证充足的饷源，而且与更新思想观念的策略相联系，以“开风气之先”。中法战争以后，李鸿章鉴于南、北、闽、粤四洋互不统属、训练装备各异等状况，竭力建议总理衙门，仿西方之制，“径设海部”，改变各洋舰队自守其地的做法，将它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并根据国家财政匮乏和北洋地势重要，提议集中力量先建北洋舰队。在李鸿章的不懈努力下，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时，已拥有两艘铁甲舰、七艘巡洋舰、六艘炮舰、六艘鱼雷艇、三艘练习舰和一艘运输舰，即在编舰只共达二十五艘。此外，还在旅顺、大连、威海等海军基地，修筑了数十处新式炮台，安装了一百多门进口大炮。其中旅顺还拥有规模宏大的海军船坞总埠。据统计，至1889年，中国海军所拥有的进口和国产舰只，其规模已冠亚洲之首，居世界第九位。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现代化海军的北洋舰队的正式成军，曾在中国朝野引起过一阵振奋。李鸿章亦曾颇自得地说，“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勃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李集》．《奏稿》．卷24．页16。）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是弃“藩邦”，保疆（本）土。构成中国屏藩的朝贡国，固然是防止外敌入侵的缓冲地带，但在万不得已之时，亦应忍痛割爱，不必为争“宗主国”的虚名引火烧身，造成中外直接冲突，使国家陷于战争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李鸿章的弃藩邦保疆（本）土论，来源于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敌我力量对比，以及对清王朝实力的综合分析。 从国际形势看，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代，是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过渡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义列强急于开拓新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于是就掀起了一个新的“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列宁选集》，卷2·页789。）从六、七十年代起，构成中国大陆天然屏障的琉球、越南、朝鲜等朝贡国，以及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伊犁先后遭到列强的侵略。在这“东南海疆报警来，西南边疆衅端启，西北边疆狼烟滚”的形势下，以中国为首的传统的华夷秩序及其宗藩朝贡观念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资本主义列强在其扩张过程中，虽会因为分赃不匀而经常发生冲突，但在对待弱小国家的正面对抗时，又会联成一气，结成总的联盟。因此，对于国力衰弱的清政府来说，在政治上经济上横遭中西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束缚，在军事上又随时而临外敌侵略而无暇自保的情况下，企望为维护那本已名存实亡的宗主国名分而同列强直接交战，不仅无补于事，反而会把本已衰敝不堪的国家推向战争的深渊。在强敌压境、造成对中国属国侵略既成事实的前提下，李鸿章主张放弃宗主国的虚名，力守本土保和局，虽为一种消极策略，却也见其“丢卒保帅”的一番苦心。 从综合国力考虑，中国实无与列强多条战线作战的实力。甲午战争前，中国虽号称拥有数量庞大的陆军和威力超过日本的海军，但实际上不过是“徒有其表。”中国自六、七十年代举办洋务和海防设施，可经办多年，收效甚微，根本不可能为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清王朝财政匮乏，入不敷出，从六七十年代起就大举外债。到1894年以前，已签订了总数为四千万两的九笔贷款，而中国全年的财政收入亦不过八千万两。中国自1862年起用西法练新兵，但国内的主要武装却是湘淮军。其中尤以李鸿章的淮军为精锐。该军不仅驻防直隶、山西、湖北、江苏、陕西等省，而且还被派往台湾、越南、朝鲜等地。在七十年代，淮军的岁入平均为三百多万两，可从八十年代后期起，每年平均不到二百五十万两，连士兵的薪饷只能发到四分之三，武器装备的购置自然也受到严重的影响。至于海防建设，1875年清廷许诺每年拔四百万两，但至1877年后期，李鸿章总共收到不到二百万。（费正清主编:《剑桥晚清中国史》（中译本）。卷下，页76～83；页283。）1884年，他奏道，“海防经费各省关历届短解，习以为常，以致购器、筑台规模遽难远拓。”（《清末海军史料》，上册:页235。）次年，清政府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再次下令各省提供原定每年四百万两的海防经费，但李鸿章收到的仍寥寥无几。1888年，清廷有停购船械之议。1889～1890年，李鸿章每年收到一百三十万两，勉强维持北洋舰队船舰设备的维修和人员的薪饷，根本无资金购置新的舰只和器械。李鸿章深知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日本。这个新兴的海上强国正在加紧备战，广泛购置一种新型的战舰，一旦开战，中国将难以与之抗衡。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一方面采取海陆纵深防御战略，以防不测，另一方面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坐视列强对中国传统藩属琉球、越南、缅甸等国家的吞并而不愿多作甚至于必要的抗争。但是，这种“不得以而为之”的下策，与有些论者强加的“卖国求荣”之举是有本质区别的。 李鸿章的弃藩邦保本土思想也有其久远的历史渊源。按照中国传统观念，中国与藩邦属国的关系，主要是朝贡和礼义的关系，而无政治统治的形式，也就是只维持宗属之名，但对属邦的内政外交素不过问。1876年总理衙门曾对日本使臣森有礼说，“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向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页1。）李鸿章亦主张，朝鲜“愿与日本通商往来与否，听其自主，本非中国所能干预。”（《李集》。《译署函稿》．卷4．页30；卷2、页33；卷2，页33～34；卷1，页3～4；卷6，页4～5；卷3，页6；卷4，页31。）日本政府就以此为依据，认定朝鲜为独立国，非中国属国，因为根据近代国际惯例，宗主国对于属国的内政外交不仅有干涉之权利，而且有干涉之义务。 尽管中国与属国藩邦的宗藩关系仅仅是一种松散的、名分上的关系，但李鸿章在对待越南与朝鲜关系的处理上，还是有较大的不同。历史学家蒋廷黻曾指出，“在中国的藩属中，从国防上看来，最要紧的是朝鲜，因为这个原故，李鸿章对伊犁及越南问题都主张消极，以便集中力量来保卫朝鲜。”（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中卷。页364。）显然，李鸿章主张集中力量来维护朝鲜的安全，固然因为中韩关系要比中越关系密切得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出于国防上的考虑。在他的眼里，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威胁最大的敌人，不西方国家，而是新兴的日本。一旦朝鲜这个屏藩被侵占，中国就将暴露在野心勃勃的日本炮火之下。为此，他从七十年代起就呼吁加强海防建设，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抵御日本的进攻。由于清政府未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未能及时地励精图治，致使朝鲜最终成为日本的刀下之俎。 总而言之，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最基本立足点在于“弱国”与“和戎”两个方面。所谓“弱国”，是相对于以科学、民主和机器大工业为主要特征的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言。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劳动人民曾经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古代文明。但是到了十八、九世纪，当欧美国家大踏步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时代之时，中国却仍滞留在中古的发展水平上。李鸿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象大多数抱残守阙的封建士大夫那样生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而是能够体认到世界的发展大势，对于中西关系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敢于将中国放置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范围中，从而意识到一个相当简单、却又是大多数封建儒学者所不愿接受和不敢承认的道理:既然长矛短铳不能与洋枪大炮敌，舢板骡车不能与轮船火车比，手工业小农经济不能与机器大工业比，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的落后，欧美国家的先进，就得去旧图新，变数千年祖宗之成法，“一国法度当随时势为变迁。”（《清代四名人家书》。页144。） 更何况在强邻四逼，“外警之迭起环生者，几乎无岁无之”的情况下，清王朝犹如一条千疮百孔的破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可能。中国希冀求得生存和发展，唯一的选择就是求助于韧性的外交机制。通过“和戎”，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以保证国内自强新政的顺利进行。而中国的自强之日，也就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时。为此目的，李鸿章在主持对外交涉的实践中，试图揉合儒家的政治思想传统与近代国际的政治生活准则，根据洋人“素性嗜利”和承认万国公法及条约约束力的特点，运用“委曲周旋”的手法，通过暂时承认列强在华的既得政治经济权益，以通商的利益和“诚信”的信条去“曲意笼络”、甚至绥靖外国侵略者，并运用传统“驭夷之术”，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设法使之相互牵制和对立，从而阻扼它们的进一步侵略和索要。与此同时，将发展对外关系视作“立国之根基”，积极派遣“熟悉洋情，明练边事”的京堂大员往驻日本泰西各国，既可以“通情款”，又可以“窥敌情”，（把发展外交关系视作“立国之根基”，主张遣使驻外以“通情款”，努力促使中国外交制度现代化，这亦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已有专文论述，此处略去，参见拙作:《李鸿章与清末遣使驻外》。《广XX会科学》。1991年第2期。）利用中外相安的局面，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加快国内经济和军事建设，自强自立，最终驱逐一切入侵之敌。 当然，囿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和近代中国社会客观环境的李鸿章，不可能对十九世纪中后叶复杂的国际政治状况获得相当深切的了解，并作出科学的综合分析，这就使他的外交思想不可避免地呈现一些零乱、松散、前后矛盾的特征，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特别是由于李鸿章在许多场合下无法对敌我力量作出比较客观的评判，往往过高估价了列强在华的实力，因而难以恰如其分地把握列强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及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利害关系所可能产生的相互牵制作用，在列强的虚声恫吓和战争讹诈下，经常示之以弱，妥协多于抗争，或虽敢于作些抗争，却又往往“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其次，构成李鸿章外交思想理论基础的“诚信相交论”，对于中国实行循理外交，接受国际法原理和国际政治生活准则，按照条约行事，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的确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不过，它也导致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表现出两大弱点:第一，过分相信国际法和条约的约束力，由于缺乏对十九世纪中后叶国际局势复杂性的深入了解，李鸿章无法认识欧洲国家体系是一种以“均势”为生存原理、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也就是一个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在列强公然违背国际公法和条约，推行“强权外交”时，李鸿章经常表现出张惶失措，除了求助于其他列强主持“公道”、出面调停，就别无良策了。第二，过分相信外使的“友谊”或“诚意”，他坚信外国“公使乃至各国大臣岂无一二明理之人，”（《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页8。）因而希冀通过联络与外使的私人情谊，来影响该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岂不知，即使外使确有“一二明理之人”，但其所作所为则必定以该国的最高利益为归依，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为了维护“公理”而为弱小国家“仗义执言”的。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盲信俄国公使喀西尼关于俄国派兵干涉的诺言，就是典型一例。 其三，构成李鸿章外交思想核心内容的“以夷制夷论”，就其实质而言，是想操合纵连衡之术，玩弄英、俄、法、日于股掌之中，然而李鸿章的外交术，虽在晚清统治集团中堪称一流，但其智巧、谋略和学识实无法与西方老练的外交家相颉顽。欲想合纵连衡，却缺乏长期的计划和平时的着力，往往临时抱佛脚，加上“捭阖不精”，欲以权术制人，反而为人所制。中俄密约的签订及事后被沙俄事实上的撕毁，就是一种极好的例子。李鸿章于不自觉堕入帝俄彀中，不仅导致中国利权外溢，且启列强觊觎瓜分之祸，开日俄竞相图我之衅端。
其四，李鸿章精心筹划的海防思想，为促进海军和海防设施现代化确实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它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固守海口的消极防御策略，因而不可能指导北洋海军尽可能地利用海洋的特殊性，与日本海军争夺制海权；再加上清廷昏聩腐败、封建官僚多方掣肘，以及作为北洋海军实际主持者的李鸿章人格上的缺陷（目光短浅、贪婪自私、用人不当等），从而注定了中国庞大的海防工程难收有效之功，注定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期间放弃与日本海军进行正面决战的机会，而只令消极地穿梭于威旅基地之间，最终坐待日军围歼的可悲命运。对此，李鸿章常常“抚膺太息”，不得不承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而待“真相破露”，则就“不可收拾”。（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页107。） 李鸿章所阐述的弱国和戎思想，以及他为将这些思想付诸实施所作的不懈努力，尽管存在着种种的缺陷，但对于推动晚清政府的外交现代化，对于尽可能消弭战争的灾祸，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保证自强运动的逐渐开展，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起过一定的、乃至较为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李鸿章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作为辞令巧善的谈判者，作为守护着通往北京外交通道的忠实卫士，作为中国冤情的主要申诉者，作为试图尽可能减轻因战争失败而导致外国施予的阶段性惩罚和折磨的周旋者，他明显地成为清王朝唯一可藉以依托和不可缺少的人物。”（濮兰德:《李鸿章传》J．O．P．Bland，Li Hung chang）．伦敦1917年版，页126。）关于这一客观事实，是谁也不能抹煞和否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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