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 发表于 2009-8-14 11:22:16

洪承畴的“使命”及其他 [转帖]

　　《洪承畴传》，王宏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上个世纪30年代，杭州有一家《越风》杂志，曾发表高越天的《贰臣汉奸的丑史和恶果》一文，在谈及明朝亡国之际忠臣义烈、殉节不屈之后，又提

　　到“最大汉奸吴三桂，贰臣洪承畴”，说“他们在当时昧了良心努力讨好清廷，结果还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真是愚不可及”云。

　　又据《大公报》副刊专栏文章《雪庵絮墨》，述清朝对于开创功臣，皆配享太庙，然无汉人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洪承畴四名，洪且由乾隆列于《贰臣传》之首，于是诫之曰：

　　　似这样丢脸的事情，我想不独含怨泉下的洪经略要大吃一惊，凡一班吃里爬外，枪口向内的狼鼠之辈，读此当亦憬然而悟矣。

　　鲁迅当即撰文指出：这种训诫，是反问不得的。倘有不识时务者问：“如果那时并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且汉人也配享太庙，洪承畴不入《贰臣传》，则将如何？”（《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四〕》）

　　几十年过去了，有当代学者编撰三十万言之《洪承畴传》，记叙了传主的一生，详述了出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的洪承畴，“背明降清”之后，从随军南下、佐理机务的出谋划策，到总督军务、招降江南、平定皖浙闽的文韬武略的“开清第一功”，再到经略五省、进取云贵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直至“‘鞠躬尽瘁’谥文襄公”，并认为在作为清初重臣17年的时间里，“他担负的使命是，使战乱分裂的中国统一、安定下来，这对社会的前进起了积极作用”，“应属于基本上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他的主要政绩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安定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此种所谓“历史的、辩证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恐怕是很难经得住推敲和追问的。如果说洪承畴的“使命”，是“使战乱分裂的中国统一、安定下来”，那么，那些奋起抵抗侵略、誓死保家卫国的明朝军民的“使命”，又是什么呢？身先士卒、陷阵杀敌、喋血疆场的督师卢象升，“吾头可断，身不可屈”、从容赴死的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史可法，“纲常万古，节义千秋”、慷慨就义的南明隆武朝大学士黄道周，愧于兵败、决心以死激励后人、自沉松塘而亡的进士夏允彝，鼓动清松江总督吴胜兆反清、事败被俘、投水自尽的名士陈子龙，变卖家产奋起抗清、被叛徒出卖后坚拒洪承畴劝降、以身殉国的少年诗人夏完淳，与清军血战81天、誓死守护家园、最后城破被屠的几十万江阴民众，在东南沿海坚持反清复明斗争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张煌言……岂不是都阻碍了、破坏了中国的“统一、安定”？岂不是都延缓了、遏制了“社会前进”的历史进程？比起“基本上应当肯定”的洪承畴来，他们岂不都是不识时务、不明大势、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基本应当否定”的吗？

　　显然，上述对洪承畴的评价中隐含的，是一种征服者、胜利者、权力者的历史观，“胜王败寇”的历史观。

　　不妨再追问下去：假如清乾隆皇帝钦定、列入《贰臣传》的一百二十多个明朝文臣武将没有降敌事清，襄助赞理，“为王前驱”，清军能否顺利南下、定鼎中原呢？“抚定燕京”之后，又能否维持长治久安的局面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怕是要颇费一点唇舌吧。

　　又假设在明清的大对决中，清军最终未能入关、取明而代之，封疆大吏、蓟辽总督洪承畴，由于背叛明朝而落得个“汉奸”的千古骂名，那么，他的这一人生抉择是否值得呢？究竟如何看待、评价他所充当的“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这个举足轻重的历史角色呢？

　　这，恐怕就更难回答了。“因为卫国和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鲁迅语，出处同前）

　　看来，要想算清楚历史的陈年旧账，真是“戛戛乎其难哉”！

　　1934年7月17日，鲁迅曾写过一篇杂感，题目就叫《算账》，开头两段云：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鲁迅是这样回答的。

　　如今，评价洪承畴的是非功罪，要超越“大汉族主义的影响”，超越一直存在着的“重大偏见”，似乎自然并无不可；但是，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难道能够超历史、超时代吗？难道能够“超然”于道德之是非、历史之功罪吗？毫无疑问，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满清作为来自北方的异族侵略者、征服者、屠杀者和统治者，是铁铸的事实。“五族共和”的提出，则是大清王朝彻底覆灭之后的事了。

　　进而，要还洪承畴“以本来的历史面目”，似乎自然也并无不可；但是，难道能够回避他作为“明王朝的重臣”，对旧朝、对故国、对父母之邦的背叛吗？难道能够因为现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就不对过去他投降与效忠异族征服者、侵略者和压迫者的可耻的不光彩的汉奸行为，进行必要的严正的道德审判吗？

　　此外，该书序作者还有云：“以清代明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正常现象”。是啊，一部中国古代史，王朝更迭嬗替，实在是多多，而又多多，《红楼梦》里不是写过了，“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鲁迅不是也说过了，“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只是两种物质，——是刀和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边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和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不知为什么，在“正常”的“王朝更迭”面前，在“好看”的“圣武”面前，我却总是无法产生庄严正大的神圣之感与敬畏之感；而且，无论如何，也总是不能忘记，投靠了新主子的洪承畴所跟随的清军，在其入关及南下的浩浩荡荡的攻城略地过程中，那些罄竹难书的野蛮劫掠、血腥屠戮和杀伐；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中，总是无法忘记，于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淡去、为“太和祥洽”的“康乾盛世”所掩饰的凶残的文字狱之斑斑血迹……

　　我于是想，在褒扬洪承畴于明清易代之际“审时度势”，及对新朝起着“安邦定国”作用的“光明面”之时，是不是也在不自觉地肯定一种见风使舵、趋利避害、变节附敌、毫无特操、善于变化、无坚守、无信从的道德人格呢？这种无耻卑劣的人格，既违反做人的伦理，又有背于国民的道德，无疑是应该彻底唾弃的。

　　当今的文人学士，早就匍匐在“一个王朝的背影”里，对“千古一帝”康熙的“王道”，遥遥地奉上五体投地的赞美和尊崇了。近来又有清史专家说什么“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文字狱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云云，这种话，简直就是狗屁不通！

　　2009年5月12日于西壁下

luo · 发表于 2009-8-14 11:26:37

碧玉红粉宜深藏[转帖]

　　
　　作者：杨闻宇出版社：崇文书局

　　武则天当政时，吏部的左补阙（五品官）乔知之家里有个宠婢叫碧玉（又称窈娘），清雅秀丽，又能歌善舞，乔知之视其为掌上明珠，决定日后娶她为妻。乔家一旦有嘉宾或贵客光临，五品小官虽不具备设置舞姬的资格，乔知之也要让碧玉以自家人的名义出面应酬，她的姿色和演技总能博得满堂喝彩。时日一长，碧玉的艳名也就传遍了整个洛阳城。

　　俗话说财不宜外露，美不宜张扬，可财富过盛或美色拔萃之家，往往又按捺不住兴奋之情，总是想对外炫耀。似乎外人也称道这样的财富和美色，会使他自己的“享受”更上一层楼。财色迷人的心窍，谁占有了财与色，谁也就染上了一种很难克服的、极度虚荣的幼稚病。

　　“乔家艳婢，美慧无双”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武承嗣的耳中。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亲侄儿，当时是武家的大红人，深受武则天的赏识，被封为魏王。有一度甚至打算立他为太子。听说乔家有绝色，他便以邀请碧玉到魏王府中教内眷梳妆为借口，将她骗到府内，就再也没有放她出来。这个乔知之也太无知了，自己“美慧无双”的宠婢，怎么就能往虎口里送呢。

　　乔知之的心上人被骗走，他忧愤成疾，写下了一首《绿珠怨》：

　　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

　　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

　　君家闺阁不曾关，常将歌舞借人看；

　　意气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

　　别君去君终不见，徒劳掩袂伤红粉；

　　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

　　《绿珠怨》的语义是双关的，诗里用碧玉的口吻说道：“我们相处是很幸福的，遗憾的是没有关闭闺房，却将动人歌舞示于外界，想不到引起了强权暴力的横加干涉；与君分离，实在太痛苦了，实不如香消玉殒，与君永诀，为君而死！”

　　乔知之将这首诗抄在白绢上，设法买通了魏王府的仆人，将诗绢送到了碧玉手里。男女之间关于爱情的诗作，直有“点穴”之功。碧玉读诗后，哭泣三日，水米未进，她偷偷地将这首诗系在裙带上，投井而死。武承嗣让人打捞上尸体，他看见了裙带上的诗绢，十分窝火。当即让人捏造了个罪名，将乔知之关进监狱，四个月后，斩杀于南市。

　　官场在“猎艳”二字上，可真是“意气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碧玉和绿珠有几个相似之处，名字相近，色艺皆为出众，被劫夺而自裁的遭际也大体一致。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感情二字。物质、性欲、感情为婚姻的三大要素，诸多美女的特质是极其重情，似乎她们就是为了“爱情”才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等神秘的、珍重的、说不清白的情愫，涉及美女们的品格和生命。绿珠与碧玉之间，也有微妙的差异。如果说生不同时却共为殉情，碧玉之殉情似乎还有一些价值可供后人参照，因为乔知之与石崇比较，乔知之虽是幼稚无知，是个重情的傻气文人，可还不是个动不动糟践、残杀女婢的石崇之辈，碧玉被劫进魏王府后，乔也还珍重感情，忧愤成疾，递诗言志，仿佛还是个值得碧玉去为之献身的角色。

　　权力的车轮在向女色方向滚动时永远是无情的，石崇与绿珠也罢，乔知之与碧玉也罢，谁阻拦它，抵御它，它就碾碎谁，毁灭谁。

luo · 发表于 2009-8-18 10:13:54

道貌岸然的儒学宗师[转帖]

　　　　作者：周大江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元帝即位前，当世名儒萧望之是太子太傅，对元帝的影响非常大；元帝即位之后，他以前将军辅政，是首辅史高的副手。

　　此人一生都在投机。

　　在昭帝朝，大将军长史丙吉很欣赏萧望之的才学，向首辅霍光竭力举荐他。其时霍光刚刚平息了一起未遂的政变，正在风声鹤唳的余悸之中，对自身的安全非常警惕。进见他的官员百姓，都要提前先搜身，以防不测。

　　其实这样的安全措施原本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萧望之却想在这个问题上做做文章，引起霍光的注意。他在进见霍光时，坚持拒绝搜身，与卫兵相持不下。霍光听说后，让卫兵把他放了进去。

　　见到霍光，萧望之便来了一段“逆耳忠言”，对霍光说：“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于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争愿自効，以辅高明，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

　　其实萧望之的本意，是想借周公求贤若渴的典故（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来比喻霍光，做出一副“刚直”的样子，别出心裁地拍拍这位当朝首辅的马屁。

　　但他却没想到，这一次弄巧成拙地拍到了马腿上。霍光对此非常反感，从此不再搭理他。三年后，与他一同被丙吉举荐的人都已经飞黄腾达，而他却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霍光死后，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夏天，京师长安遭受暴雨冰雹之灾。萧望之便抓住这个时机，上书请求宣帝接见，声称要当面为天子“口陈灾异之意。”

　　宣帝在民间时便听说过萧望之的大名，便派人接见他，还特别叮嘱，让他在进言时“无有所讳” 。

　　“以天变推演人事”向来是儒家经学的看家本事。萧望之通过对长安雨雹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天灾是“一姓擅势之所致”，暗讽霍氏专权。

　　宣帝本来就想利用儒生来打击霍氏专权，便任命他为“谒者”，负责传达皇帝的旨意，时常代表宣帝接见贤良直言之士。没过多久，他便逐渐成为宣帝身边最主要的人事参谋。

　　选派熟习政务的博士或谏大夫充实地方政府的力量，是朝廷当时的一项重大人事政策。萧望之也被外派为平原郡（今山东省平原县）太守。

　　但他想留在帝国的中央，不想到地方去，于是便给宣帝上了一道奏疏，批评这个政策是“忧其末而忘其本”，还冠冕堂皇地说，“朝无诤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建议宣帝，“选明经术，温故知新，通于几微谋虑之士以为内臣，与参政事。”

　　宣帝以为他仅仅是嫌平原郡离京师太远，便把他召回朝廷，暂时代理少府一职。就在萧望之重回朝廷后不久，西域地区便发生了一件大事。

　　冯奉世奉命持节护送大宛诸国使者回国，途中接到报告，西域莎车国（在今新疆莎车一带）发生政变，西汉朝廷扶植的原任国王和朝廷的使者双双被害。

　　冯奉世担心莎车国从此坐大，威胁西疆安全；但事情紧急，根本来不及向朝廷请旨。于是，他便自作主张，以所持之节，从西域诸国征兵1万5千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了莎车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平，威振西域” 。

　　消息传回长安，丞相和将军们都认为“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赏。”

　　但萧望之独不然。他认为冯奉世“擅矫制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宣帝竟然依从了他的意见，没有封赏冯奉世。

　　其实这是自命不凡的萧望之看到冯奉世立下了不世奇功，担心他取代自己在宣帝心中的地位，便故意打击人家，以“防”患于未然。

　　宣帝确实也认为萧望之“经明持重，论议有余，材任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

　　西汉王朝把京畿地区分为3个行政区,即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合称“三辅”。“三辅”地区的行政区名称分别与其最高行政长官的官职名称相同。

　　萧望之并不理解宣帝的良苦用心，以为自己是被“贬”为地方官，对这个任命非常不满意，便矫情地提出要辞职。

　　宣帝爱才心切，派人给他做思想工作，明确告诉他，这次外派是为了考查他治理地方的才能，以便日后重用。萧望之这才接受任命，在左冯翊任上干了3年便升任大鸿胪，位列九卿。韩延寿接任左冯翊。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御史大夫丙吉升任丞相。萧望之便再获升迁，递补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负责监察百官。

　　但就在此时，另一颗悄然升起的政治明星发出来的光芒，显然触动了萧望之的神经。此人便是左冯翊韩延寿。

　　接替萧望之任左冯翊之前，韩延寿先后在淮阳、颍川、东郡三地做过太守。所任之处，他都用最长不超过3年的时间，便迅速使之“大治”。他在宣帝朝地方大员中的名声，仅次于“天下第一太守”黄霸。

　　韩延寿身边的一个小官吏向萧望之“告发”说，韩延寿在东郡在太守任上，曾经挪用千余万公款私放高利贷。

　　萧望之如获至宝，赶紧向丙吉报告。丙吉大概看出了其中的玄机，便敷衍他道：朝廷这几年已经接连多次大赦天下(说明正在实行宽政)，像这种事情没有必要再追究。

　　但萧望之却不肯善罢甘休。他借口派人去东郡调查其他事情，“顺便”了解了一下韩延寿的情况。

　　韩延寿毕竟在朝廷做官的时间不长，远不及萧望之那么谙熟于宫廷政治的手腕。他显然被萧望之的举动弄得有点儿乱了方寸，也安排人调查萧望之任左冯翊期间挪用朝廷祭祀经费放高利贷的事情。

　　仅仅掌握了一份当事人的口供之后，在没有任何“铁证”的情况下，韩延寿便迫不及待地一边上书弹劾萧望之，一边向宫中警卫部门发出公文，禁止他入朝。

　　萧望之终于抓住这个致命的把柄，给宣帝上书说：我曾经接到对韩延寿犯罪的举报，因御史大夫职责所系，不可能不过问；但如今却被他挟持，不能入朝进见。

　　宣帝震怒，下令彻查他们双方的问题。

　　这么一来，韩延寿就被动了。他手头并没有多少对萧望之不利的证据；但萧望之却把韩延寿的“黑材料”准备得非常充分——毕竟人家是吃这碗饭的。

　　韩延寿在东郡期间的“乡射”、“都试”、“讲武”等等一系列原本非常经典的政事，都被萧望之说成是“上僭不道”，言下之意是说他妄行天子仪仗；还把他“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说成是用公款私置属吏，言下之意是说他私结同党，图谋不轨。

　　上述罪名如果成立，样样都是死罪。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避免宣帝生疑，萧望之表白道：我自己此前曾经被韩延寿弹劾过，如今又反过来弹劾他，百官一定会认为我是在报复他。因此，请求陛下将此案提交丞相、九卿和博士公议。

　　萧望之这一招，看似险棋，实则十拿九稳，因为他有如下3层“安全保障”：

　　第1层，丞相丙吉不可能发表对萧望之不利的意见。理由有三：

　　其一，丙吉在前些年与赵广汉的冲突中，时任丞相司直的萧望之率先站出来竭力反对后者，并致其死。丙吉等于欠了他一个人情。

　　其二，此时的丙吉已近垂暮之年。在他退休或去世后，如无意外，当由御史大夫萧望之继任，他不会贸然得罪自己的继任者；否则，无异于给自己的晚年和子孙后代制造麻烦。

　　其三，即使丙吉想支持韩延寿，手头也没有有力的证据。

　　第2层，除了丞相之外，萧望之更不必担心其他人敢站出来反对。理由同样有三：

　　其一，萧望之身为御史大夫，掌管百官监察，多数人不敢得罪他。

　　其二，即便有个别人提出反对意见，但他萧望之手头有准备充分的“黑材料”，完全可以“以证据说话”，轻松驳斥之。

　　其三，萧望之身在朝中为官，韩延寿却不在。按人之常情，如无特殊的原因，通常不会有人当着一个人的面去支持另一个不在场的人。

　　第3层，在前两层保障之下，朝廷必然会形成对韩延寿不利的舆论，而这样的舆论必然会进一步引发宣帝对韩延寿的愤怒，从而在短时间内下令处死他。退一万步说，即使宣帝事后冷静下来，有所悔悟，但对业已形成的公论，也不好随便推翻。

　　有了以上3层安全保障，事态的发展就不可能超出萧望之的预期。宣帝“果然”要求三公及九卿公议；公卿们的意见“果然”是众口一词地力挺萧望之。

　　这样的结果如同一滴黑漆掉在了洁白的锦帛之上，显得分外刺眼，令人反感。宣帝对此极其厌恶，判处韩延寿斩首弃市。

　　数千名男女老少和官员百姓，从四面八方赶到韩延寿的受刑地——渭城（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簇拥在他的囚车周围，争相给这位昔日的父母官献上好酒和烤肉。

　　韩延寿不忍拒绝，每个人敬的酒他都喝，总共喝了一石多。

　　他请前来送行的旧部分头感谢百姓们说：有劳大家远送，我韩延寿今天虽死无所恨了!

　　“百姓莫不流涕。”

　　临死之前，韩延寿一切都明白了，但一切都晚了。他告诫自己的三个儿子以自己为戒，韩氏子孙世代都不要再做官。

　　成功狙击冯奉世和韩延寿两位重量级宿敌之后，春风得意的萧望之，欲望空前膨胀，开始愈发急迫地死盯着丞相的位置。

　　他想把丙吉拉下马，好让自己顶上去，于是便向宣帝上书说，“百姓或乏困，盗贼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职。三公非其人，则三光为之不明，今首岁日月少光，咎在臣等。”

　　这些话表面上是自谦，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攻击丙吉。但他低估了丙吉在宣帝心中的份量。

　　宣帝出生才数月，便遭遇了“江充巫蛊事件”，虽然得以幸存，但仍收押在诏狱中。当时的典狱长丙吉冒死把他保护了下来，在狱中供养到5岁。虽然对宣帝有救命再生之恩，但丙吉却始终守口如瓶，只字未提。后来还是一个及其偶然的机会，宣帝才获知全部内情。

　　萧望之这一次显然失算。宣帝为此很不愉快，派人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

　　其后不久，又有丞相司直（协助丞相掌管监察）繁延寿上书举报萧望之所犯之罪四宗：

　　其一，慢侮老丞相丙吉。

　　其二，经常指使下属官员驾着自家车马，去杜陵老家为他办私事。

　　其三，让幕僚穿着官服为他老婆的马车开道。

　　其四，指使幕僚替他做买卖，还让人家自己掏腰包，拿出10万3千钱来作为经营利润。

　　宣帝将萧望之贬为太子太傅，与原任太子太傅黄霸对调。仅仅数月之后，丙吉去世，刚刚上任的御史大夫黄霸升任丞相。

　　元帝即位后，史高位居首辅，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分管皇帝秘书处），主持中央日常事务。萧望之虽然只是史高副手，但显然更得元帝的信任。

　　史、萧二人向来不和。早在宣帝朝，弘恭、石显便与史高暗中结成同盟，在朝议中常常与萧望之一派的意见相左。元帝即位之初，萧望之便向元帝建议防止宦官和外戚参与朝廷机要。元帝不听。两派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很快升格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曾任太子太傅的萧望之曾经成功地使元帝迷信儒学才是唯一正确的“王道”，彻底排斥法家刑名之学的“霸道”，放弃西汉王朝“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治国理念。以至于这位新皇帝竟然不知道“谒者召致廷尉”的术语，便是“派廷尉将某某人逮捕入狱”的意思。

　　恭弘、石显二人在史高的暗中支持下，诬告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后更名为刘向）三人在宣帝朝便结为朋党、诋毁大臣、离间皇亲，企图专擅朝政，建议对他们“谒者召致廷尉。”

　　元帝误以为不过是让廷尉去过问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他们不要太忘乎所以；于是便不假思索地批准了弘恭、石显二人的意见。

　　事隔多日，元帝因故要召见周堪生和刘更生，这才知道他们早已经被逮捕入狱（时称“系狱”）。

　　元帝大吃一惊，愤怒地责问弘恭、石显：你们不是说只让廷尉去过问一下吗？为什么要逮捕入狱呢？

　　二人赶紧免冠叩头谢罪。

　　元帝倒也没有深究，便让石显去通知将萧望之等人无罪释放，继续供职。

　　这时候，史高站了出来。

　　他向元帝进言道：陛下刚刚即位，还没有形成“德政”之名；如果让天下人知道陛下为了自己的师傅而朝令夕改，影响不好；不如顺水推舟赦免其罪。

　　元帝只好采纳了他的意见。

　　问题在于赦免其罪并不等于无罪。因此，萧望之的官是做不成了，便稀里糊涂地被免职回家，周、刘二人也被免为庶人。

　　元帝被弘、石二人这么一戏弄之后，竟然没有丝毫的警惕，反而对他们宠信有加。这样的表现看上去令人匪夷所思，实质上，是元帝“平衡法”的必然结果。

　　萧望之稀里糊涂被罢官之后几个月，元帝越想越不对劲，便又下诏重新起用他，赐以关内侯、给事中，位次将军，每月初一、十五两次入朝进见。

　　这显然是在为萧望之的东山再起铺平道路。元帝的本意是要任命他当丞相。

　　但就在这个关节眼上，萧望之却操之过急，指使儿子王伋上书，要为自己###。自己的处境刚刚有点儿启色，立足尚未稳，未经周密谋划和冷静评估，便冒冒失失地“反守为攻”，焉有不败之理？

　　元帝指示有关人员立案调查。

　　承办官员后来上书说，此前对萧望之的处罚，都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并没有人冤枉他；他不但不认真反省，反而指使儿子上书颠倒是非。这样做实在有失大臣之体，是对天子的大不敬，请求逮捕他。

　　不用说，这些官员早已经被史高或弘恭、石显二人“搞掂”了。

　　紧接着，弘恭、石显便趁热打铁地向元帝进谗言：萧望之在此前辅政期间，就企图排斥许嘉和史高，以达到专权擅朝的目的；如今幸蒙陛下圣恩，对他免于处罚，还重新给他赐爵封邑，允许他参与朝政。但他自以帝师自居，非但不感恩反省，反而心怀怨气，指使儿子上书，企图归错于陛下；如果不把他抓到监狱里杀杀其威风，恐怕陛下今后对他再好，他也不会领情。

　　元帝犹豫不决地说：萧太傅的脾气向来刚烈，他怎么可能让狱吏收监？

　　二人劝道：他这次犯的错，不过是说话有些过火，不是什么大罪，想必他不会有什么想不通的。

　　元帝便答应了。

　　弘恭、石显将皇帝的诏令密封好，交给谒者（宫中传令官），敕令其亲自交到萧望之手中；同时，令太常(九卿之首，主管祭祀)紧急调动执金吾（负责督察京师及附近地区治安）的部队迅速包围萧府，故意制造紧张氛围。

　　摆出这样的架势，分明是要给萧望之做出一个假象：他这次犯了很严重的大罪。萧望之果然上当，当真就要自杀。但萧夫人劝阻了他，认为这不像是皇上的本意。

　　萧望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向正巧在场的门生朱云征求意见。这位朱云是出了名的“轻死重义”之士，年轻时便时常与各路豪侠相往来，40多岁了才拜萧望之为师，学习《论语》。他反过来劝老师自杀以保名节。

　　这下弄得萧望之没有了台阶下，不自杀都不行了。

　　萧望之的死讯传来，元帝闻之大惊，两手一拍，撕心裂肺地喊道：先前我就担心他不肯就捕，这回果然冤杀了我的恩师！

　　正好遇到太官进御膳。元帝痛悔不已，为之却食，“哀恸左右”。

　　悲恸之余，他便把石显等人召来，把他们狠狠斥责了一番。

　　——这位书生皇帝显然并没有察觉出此事背后的阴谋。

　　石显等人还是和上次一样免冠、叩头、谢罪。

　　过了好半天，元帝的情绪慢慢平静了下来。他想了想，事已至此，再骂他们也于事无补，于是便不了了之。

luo · 发表于 2009-8-18 10:38:01

陈炯明与孙中山：原则者输给投机者 [转帖]

陈炯明

　　　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的“炮轰总统府”事件让他背上了叛徒的名声．然而，如果说，孙中山是一位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那么陈炯明就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失败者。也许，坚持原则者总是容易输给不择手段者，道德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功利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机会主义者。

　　
　　陈炯明

　　这是为陈炯明翻案的文章。

　　陈的旧案，其实轮不到、也不必等我来翻。海外康白石（高宗鲁）的《陈炯明传》（香港文艺书屋1978年版），已大体写出陈炯明的本来面目；陈定炎（陈炯明之子）与高宗鲁合著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香港吴兴记书报社1997年版），更在史料和见解上有力地重新树立起陈炯明的正面形象。大陆段云章、倪俊明和沈晓敏编辑的《陈炯明集》、《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也已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翻陈炯明的案，可以说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工作。在情理上，在纯学术层面，是简单的；而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层面，却是复杂的。因为重评陈炯明，无法绕开孙中山，对陈多肯定一分，就必然要对孙多否定一分。而长期以来，在国民党的正统史学中，孙中山是“国父”，是革命开山，反孙即反党，叛党即叛国（当年声讨陈的传记就名为《陈炯明叛国史》）。因此，在党化史学盛行的时候，在孙中山政治神话的笼罩下，陈炯明的政治形象就长期被遮蔽，被歪曲，被抹杀，就被定型为“总理叛徒”，就难以被历史宣告无罪。

　　正是出于这一背景，《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就不仅是一份陈炯明的辩护辞。阅读此书，最可见孙、陈政治毁誉的形成，最可见政治势力对历史编写的扭曲，也最可见“胜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话的精辟。考虑到一般读者难得见到此书，故以下略述我的读后感，并以此表达我对这位近代岭南志士的敬意。

　　孙、陈的政见冲突

　　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并有所谓“炮轰总统府”事件，是民国史上的大关节，促使孙中山此后转向联苏容共的政策，由此更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走向。

　　大体说来，孙、陈之争起于政见的冲突，在北方隔岸观火的胡适当时即明白指出：“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赖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这一周》之十）。

　　孙、陈之间，孰是孰非？陈的意图，是立足于“联省自治”，再进而通过和平制宪，“仿照美国联邦制度，成立中华合众国”（据《历有争议的陈炯明》，页484）；这与孙的“武力统一”，并模仿苏俄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做法，正成强烈的对照。至少，陈的路线代表了二十年代中国政治的另一种选择，代表了现代史上一条未走的路。其中是非得失，这里不拟细论。至于他们交恶的始末，也按下不表。我只想交代陈炯明政治生涯中的几个片断：

　　1920年陈在闽南时，列宁密使波特波夫曾访问他，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陈以为革命不应依赖外力，遂婉拒之（《大翻案》，页193-194）。当时苏联更属意的合作对象是陈炯明，假使他积极争取，还轮得到孙中山吗？而国民党后来正是依赖苏联的军援，才得以击溃陈炯明部，并北伐成功的啊。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孙中山联络西南军阀，沿西江而下进攻陈炯明主政的广州。其时广州方面财源枯竭，军心动摇，前方将领多要求开禁驰赌，以赌税维系经济（《史事编年》，页715-716），而陈断然表示：“粤军可倒，赌不可开！”（陈演生编著、黄居素增订《陈竞存先生年谱》）假如陈不执意坚持他一贯的禁赌政策，其部属又何至于穷极哗变，致为外敌所乘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方面欲联络中国各系势力以求合作，日人影佐与陈商谈多次，陈以归还东北为先决条件，日方表示：“君但肯出面，一切均可商谈，归还东三省亦不成问题！”陈要求日方出具书面文件，终以日方不能应诺而作罢。以后影佐以个人身份赠与支票八万元，陈面辞不获，事后就在支票上画叉勾销，命手下送还影佐（康白石《陈炯明传》，页99）。如果他稍假以辞色，就算不能藉日本之力东山再起，临终前也不至于生计潦倒啊。

　　由此可见，陈的旧属称他“宁牺牲其凭藉军事力量，而不背其对民众夙昔之诺言，虽顾目的，更择手段”（陈演生《陈竞存先生年谱·编后语》），亦不尽是阿私之言吧。

　　孙视“政治为一种技术”

　　我们且对照孙中山的行事：

　　为了扳倒袁世凯，孙中山1914年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希望日本帮助中国革新，“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次年更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提出中日合作盟约十一条。

　　为了筹集北伐军费，孙1921年与美商乔治香克签订合同：香克在美为孙政府发行公债一亿金元（约合当时中国币二亿元），而未来由香克所组织开发的中国工业，生产纯利的三分之一、购买材料款项的百分之二十五皆归其所有。这实际上将使香克垄断中国的商务让予权。

　　还是为了北伐，孙1922年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签约：日方供给新式长枪二万枝、子弹五百万发及野炮若干，并资助五百万日元，而赢得海南岛及广东沿海岛屿的开发权，以及厦门以南的捕鱼权。

　　孙与日、美之间的这些密约，因故都未实现（以上参《大翻案》，页293-294、页389-401），但他不惜作“浮士德式的交易”，不惜牺牲一国利益以谋求一党利益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孙1922年下令舰队炮轰广州城区，1924年火烧西关血洗商团，更使广州人民遭受苦难（参《大翻案》，页377-389）。

　　跟孙中山相比，陈炯明太拘泥原则；跟陈炯明相比，孙中山太不择手段。对于孙的这一点，吴佩孚曾有言：“余信政治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为一种技术。”

　　孙去世后，梁启超有更清晰的批评：“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孙文之价值》）陈之所以英雄末路，也就在于他太讲原则吧。

　　陈炯明等的政治原则

　　在此，还要另外补说一点：当时坚持不与外国势力合作的实力派军阀，并不仅陈炯明一人。

　　吴佩孚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得胜，势力盛极一时，苏联特使越飞在南下会见孙中山以前，实际上更希望跟吴合作，但为吴所拒绝；吴 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败，日本领事劝他抛弃旧主曹锟，与段祺瑞修好，吴却表示：“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不为望瓦全也。”等到他为国民党所败，退避蜀中，日本要人仍专程拜访他，愿提供一百万元、十万步枪、两千机关枪及五百钢炮，以支持他重出江湖，但他回答：“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参李洁《茫茫烟蔓寻何处———吴佩孚遗址考》；郭世佑、邓文初《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可知吴与陈皆始胜终败，而且皆败于苏联支持下的国民党，实与他们恪守原则大有干系。

　　郭松龄1925年起兵反奉，欲推倒张作霖，日本方面事前曾与郭接洽，表示可助其一臂之力，条件是满足日本在南满的特权，但为郭断然拒绝。结果，正由于日军介入，郭功亏一篑，而张作霖才得以挽狂澜于既倒（参何柱国《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

　　即使是凭藉日本势力起家的张作霖，行事也仍有他的底线。据说在他统治东北时期，大事不糊涂，与日人虚与委蛇，始终未缔结损害国家主权的正式协议；1928年日本警告他不得返回东北，但他决意离京返奉，才被炸死在皇姑屯车站（参沈云龙《有关张作霖的史料》）。

　　吴、郭、张诸人所行，可算陈炯明的翻版。何以旧军阀尚能遵守相当的政治原则，而革命党反而在手段上肆无忌惮呢？我想，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家，或自信他的目标更远大、理想更崇高，自以为非常之人，可行非常之事，故更勇于投机，乃至为陈炯明所不肯为。越是以政治理想自负者，其不择手段的勇气也越大，“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此之谓欤！

　　陈炯明非一介武夫

　　陈炯明并不是一介武夫。他跟吴佩孚一样是秀才出身，又就读新式的广东法政学堂，以最优等生毕业，比之吴佩孚更多了新知识的洗礼。他后来以文人治军，仍有其独立思想，此其所以终不能盲从孙总统也。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素来敬重陈炯明，孙、陈分裂后，他写了一封万言长信给陈，举孙、陈、汪（精卫）为当世党人三大领袖，希望陈与孙能和好如初。陈复函有谓：“……共和建国，主权在民。民之能力，直接间接不能为组织国家之分子，则主权不能行使。由小数黠者久假不归，虽百年以往，无真正共和之可言。……老百姓不出，如民治何？假托武力，愈革愈糟，前车可鉴……”这不仅说中了孙中山的要害，说中了国民党的要害，不也说中了百年以来的历史吗？

　　稍后陈炯明彻底失势下台，避居香江，1927年完成《中国统一刍议》，系统提出其建国方略，虽已无济于实际，但仍不失为光明正大之论。

　　他批评国民党的政治路线：“夫既曰国民，不应为一党之包办，不应仰苏俄之接济，尤不应受第三国际之指挥。否则冒国民之名，行党人私通外国之实，民国虽可欺，决不为之负责。”这既是指责当时的国民党，也是指责过去的孙中山。

　　针对**则说：“夫**，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若震惊苏俄专政之成功，则历史帝王之专政，何尝非绝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则革君主而为民主，日以民权强聒吾民者，殊为多事也。”这是说，如因为新专制有效率就效法新专制，那又何必推翻同样有效率的旧专制呢！

　　陈炯明又批评党化教育：“中国向无宗教束缚，方幸为欧美所不及，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

　　以上这些批判，正与胡适为首的“新月派”对国民党独裁的批评遥相呼应，而且，在写作时间上还比胡适为早呢。

　　陈炯明1933年病逝于香港，各方哀挽无数，其中有这样两副挽联：

　　“好权不好利，好俭不好奢，叔世才难，如公有几；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谤满天下，名亦随之。”

　　“天下事岂有定乎，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大丈夫当如是耳，孙不能屈，袁不能降。”

　　所谓“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所谓“大丈夫当如是耳，孙不能屈，袁不能降”，我以为最能见其人的意气和光彩。

　　总体而言，陈炯明在政治上终归于失败，但不失为荣誉的失败。他以革命功臣而终成国民党的叛徒，恰可比十九世纪日本西乡隆盛，以维新元勋，而终成明治政府的乱党。当时为逆为寇，然倏忽百年，尘埃渐落，功罪重论，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失败的英雄。

　　曾看到一篇台湾陈文茜的访谈，题为《只问历史的人》，在她心目中，民进党早期的领袖许信良是真正的政治英雄，而后来的民进党已丧失了理想精神，“这个年代，已经太缺少不计自己利害、不论自己位子，只问历史的人。”其实，不计利害，只问是非，不计地位，只问历史，这样的政治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是稀有的，若求之于近世，陈炯明庶几近之乎？

　　如果说，孙中山是一位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那么陈炯明就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失败者。也许，坚持原则者总是容易输给不择手段者，道德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功利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机会主义者。

　　陈炯明读法政学堂时，因为严译《天演论》的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流行一时，故他取字“竞存”，正与胡适名“适”字“适之”的用意不约而同。可是，就像胡的自由主义终究不合时宜一样，陈的政治道德也不能让他立足于弱肉强食的政治世界。胡适不“适”，竞存不“存”，这是现代中国的悲剧；但在那个泥沙俱下、群魔乱舞的时代，也是无可避免的悲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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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 发表于 2009-8-18 10:40:37

北齐，开国皇帝的“病态兽行” [转帖]

　　南北朝时代，北齐的政治势力始终比较强大。北齐建立，开国皇帝高洋年仅20岁。可是，他死的时候，时年仅31岁。短短十年间，高洋简直判若两人。前期，整顿吏治，巩固边防，还算有些作为；后期，忽然变得颠三倒四，荒淫残暴，像个重症精神病。说起那些禽兽行经来，他真像一只披着人皮的狼。难怪柏杨先生指责北齐皇室，是禽兽家族呢。（下图：北齐开国皇帝高洋，据说是半个“精神病”）

　　　　高洋凶性发作时，对亲娘也一样看待，有一次曾把他母亲娄太后坐的小矮凳（胡床）推翻，使老太婆跌伤。又有一次他大发脾气，宣称要把母亲嫁给鲜卑家奴。高洋到岳母家，一箭射中岳母的面颊，吼叫说：“我喝醉了连亲娘都不认识，你算什么东西。”再把已满脸流血的岳母打一百鞭。高洋把平日经常规劝他的两个弟弟高浚和高涣，囚到地窖铁笼之中，高洋亲自去看他们，纵声高歌，命二人相和，二人既惧又悲，唱出歌声，声音颤抖。高洋听了，居然流下了眼泪，然后，提起铁矛，朝二人猛刺。卫士们群矛齐下，两个弟弟用手抓住铁矛挣扎，号哭震天，不久就被刺成一团肉酱。最后连同铁笼，一块儿烧毁。高洋最后做的一件事是，把北魏帝国元姓皇族，全部屠杀，婴儿们则抛到空中，用铁矛承接，一一刺穿。

　　高洋非常宠爱一位妓女出身的薛贵嫔，又跟她的姊姊私通。有一天，到她姊姊家吃酒，姊姊求高洋给她父亲一个大官，高洋大怒，命卫士把她悬挂起来，用锯锯死。又有一天，忽然想起来薛贵嫔曾经跟别的男人睡过觉，又把她杀掉，把血淋淋的人头藏到怀里参加宴会，在宴会高潮时掏出来抛到桌子上，全席大惊失色。高洋又把她的尸体肢解，用腿骨做一个琵琶，一面弹一面唱：“佳人难再得。”出葬时，高洋跟随在后面，蓬头垢面，大声哭号。（下图：北齐高洋陵墓中的陶佣和壁画）

　　　　北齐后宫的女人，只有一个没有受到他的欺侮，那就是皇后李氏。李氏是汉人，才色俱美，高洋为太原公时娶她为妻，当上皇帝后立她为皇后，高洋对后妃虽喜怒无常，厌烦了就杀掉，但对李氏却以礼相待；至于对李氏的母亲和姐姐，他就另眼相看了。一次酒后，高洋闯进岳母家中，见岳母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发起无名之火。他从随从手里拿过弓箭，一箭射中岳母的脸，并对流血如注的岳母说：“我打过母后，还没有打过你，这不公平，我还要打你一顿才好。”于是又命令手下抽了岳母一百马鞭才罢休。

　　李皇后的姐姐是魏亲王元昂的妻子，长得香艳迷人。高洋早就对她垂涎欲滴。为了得到李姐，高洋想将她纳入宫中当三昭仪，但又怕她留恋丈夫，便心生一计，找个借口，召元昂进宫，用乱箭射死。李姐设置灵堂，祭奠元昂，高洋假装前往祭祀。欲火攻心的高洋就在元昂灵前把李姐奸污了。

　　北齐皇宫附近的一户李姓居民，起床后忽然发现，有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污自己的女儿。小女痛苦地哀嚎着，施暴者却哈哈大笑，这个人，正是北齐皇帝——高洋！

　　到了30岁，高洋已经不能吃饭了，每天只靠几碗酒度日，最后终于死在昏醉之中。

luo · 发表于 2009-8-18 10:41:37

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元凶疑遭中情局灭口 [转帖]

　　　　劳登县凶杀案发生的地点以及两位受害人威廉·班尼特（左下）其妻辛西娅（右上）

　　美国弗吉尼亚州劳登县新近发生了一起引起轰动的杀人案件。一对退休的老年夫妇，在晨练时遭到袭击，一死一重伤。这起看似平常的杀人事件，却引发美国人在网络上的大讨论——遇害的老人威廉·班尼特，到底是谁？犯罪分子作案手法法为何如此高超？他的死为何惊动了美国政府、中央情报局？随着一个个疑团不断被解开，10年前一段历史的真相，也渐露端倪。

　　“寻常夫妇”遭遇不寻常暗杀

　　3月22日清晨5时38分，弗吉尼亚州劳登县警察局内，一阵急促的报警电话在寂静的警察局内响起。值班警察刚拿起话筒，报案者慌张的声音就传到耳边：“我是住在石溪河畔区的居民。有一辆两侧没有窗户，车身没有字样的无牌白色小货车在我家附近出没，这车走走停停，已经沿着滨河路来回跑了两趟了。我看见车上至少有3个黑衣壮汉，挺像是2002年的公路大街连环杀手，你们赶紧过来看看吧！”

　　接到报案，几名值班警员迅速驾车抵达现场——滨河公园，但白色小货车却不见踪影。他们不敢大意，开始下车徒步搜索。

　　惊人的一幕让在场的几位警员呆住了。一名身穿黑灰色运动服的男子，躺在血泊中，已经没有任何知觉！沿着血迹，警员们很快在林地里发现了第二名受害者——一名浑身血迹的妇女，已经深度昏迷，但还有呼吸。不久，医疗直升机、刑侦警车、鉴证警车纷纷抵达出事地点。

　　通过指纹比对，鉴定人员在持枪申请的资料库中，发现了遇害者的身份——死者为现年59岁的威廉·班尼特，重伤者是他55岁的妻子辛西娅。他们是劳登县的居民，就住在离遇害地点不过1英里的一幢房子里。

　　劳登县的治安状况一向良好，已经多年没有发生过重大命案，班尼特夫妇的遇害引起了整个社区的异常关注。居民们很踊跃地为警方提供线索。原来，这对夫妇几年前才到劳登县定居，他们与普通的退休老人没什么区别，不过特别喜欢锻炼，每天清晨都会慢跑很长的一段距离。

　　一位邻居说：“他们很友善，也非常有修养，总是主动跟我们打招呼，也很喜欢参加社区活动。不过，他们从来不提自己以前的职业，在社区活动中也不怎么说话。”

　　看起来案情并不复杂，侦破工作却让当地警方陷入困境。用警察局长史蒂汶·辛普森的话来说：“作案者手段相当专业，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可用的线索！从遇害者遭受的重创力度来看，犯罪分子就是想通过狠力弄死受害者。从下手的狠劲儿来看，犯罪分子对受害者肯定怀有很深的恨意，或者说意图十分明显。这是我从警20年来遇到的最棘手的案件。”

　　劳登县警方随后抽调了13名警官组成专案组调查此案，还悬赏21000美元征求破案线索。但他们将破案的最大希望，寄托在重伤的辛西娅身上，希望她能快点好起来，接受询问并提供线索。

　　然而蹊跷的事发生了。案发第二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的高级特工、国防情报局的军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等大人物，纷纷驾临劳登县，他们不但要走了劳登县警察局搜集到的现场证据，还封锁了班尼特夫妇的家，禁止包括劳登县警察在内的执法人员入内。气愤不已的劳登县警察局局长跟他们交涉，只得到了这么个回答：“不该问的别问！”

　　4月7日，当医院宣布辛西娅脱离危险，几天后就可以接受警方询问时，联邦调查局总部突然给劳登县警察局打来电话，宣布联邦特工将接管辛西娅的保卫权，询问一事必须交由联邦调查局特工进行。此后，劳登县警察局像是接到了封口令，不再就此案发表任何言论，就连地方报纸《劳登独立报》对此案的系列跟踪报道也戛然而止。种种现象让当地居民统一了认识：这对“寻常夫妇”不寻常。

　　疑遭中情局灭口

　　劳登县警察局和当地媒体虽然被“封口”，但各种传闻却在全美不胫而走。4月3日开始，《外交政策》、《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大型媒体迅速进行跟踪报道，有关班尼特遇害原因的传言愈发盛行。

　　一种说法是班尼特夫妇“误撞”犯罪集团毒品交易现场，惨遭误杀。一些当地居民分析，虽然当地的治安状况一直很好，但滨河公园一带也曾有贩毒团伙出没，凌晨往往是他们惯常的交易时间。习惯凌晨跑步健身的班尼特夫妇很可能打扰了犯罪分子的“好事”，遭到报复。但对此，劳登县警察表示，现场勘测的结果“不太像与犯罪团伙作案”有关。

　　随后，班尼特夫妇的身份很快成为各种揣测的焦点。媒体经过调查发现，班尼特是美国陆军的退役中校，长期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一直干到2000年，此后仍与中情局保持着密切关系。面对媒体的追问，中情局发言人乔治·利特尔被迫承认，班尼特确实是中情局的“合同雇员”，但合同期在2000年之后就中断了。出于“保密纪律”的要求，班尼特在中情局的工作性质与具体内容则“不能透露”。

　　纸包不住火，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很快就查出，直到遇害前，班尼特与中情局的关系仍然“密不可分”——他还曾为伊拉克军队提供情报训练。“这是一块很有油水的大肥肉，不知道班尼特是怎么搞到的。”一位与中情局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拉克战争结束后，训练伊拉克新军的费用堪称天文数字，很多人都想咬一口。班尼特弄到的训练项目很大也很多，虽然他为人低调，但赚钱多了还是会咬手。他的死，很可能是利益之争导致。”对此，中情局尴尬地回应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班尼特先生遇害与他曾在中情局工作有关。”然而，这一表态让更多分析人士将案情与中情局联系到一起。

　　经过不懈追查，《外交政策》杂志首先发现了班尼特一个更惊人的身份——他正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此消息一出，美国民众闹翻了天，“阴谋论”的传言席卷了全美各大网络。网民们七嘴八舌——“显然是中国人来寻仇，杀了班尼特和他的妻子！”“傻瓜，应该考虑塞尔维亚人复仇的可能性，他们比中国人寻仇可能性大多了”；更有调侃者称“当年班尼特用老照片误炸中国大使馆，现在很可能有一伙犯罪分子试图暗杀黑社会老大，结果用错照片误杀了班尼特夫妇”。然而，绝大多数的网民都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中情局，他们认为，班尼特大半生都在为中情局工作，被“中情局高层灭口”的可能性最大。

　　班尼特神秘遇害牵出10年前历史

　　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入侵南联盟。当时，退役陆军中校班尼特，因为“标示目标情报技能了得”，被中央情报局相中，当上美军的轰炸目标制定官，也因此成为北约78天空袭行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同年5月，北约空袭行动进入尾声，南联盟虽遭受重创，但军队士气却越发高涨；在南联盟内部，米洛舍维奇仍主持大局，国内秩序稳定。这种情况无疑让北约的处境很难堪。一天，中情局接到了美国空军高官的电话，称美军准备轰炸南联盟的补给与采购局总部，要求中情局人员马上标出所要空袭的目标方位。这一任务，落实到班尼特的头上。中央情报局的上级还给了班尼特一个南联盟补给与采购局总部的地址和一张地图。班尼特按图索骥，在地图上标出了一个“×”。不久，画着“×”的地图被送到了北约战斗指挥中心——标“×”的位置将成为北约军队的轰炸目标。

　　5月7日深夜（北京时间5月8日晨），空袭警报再次在贝尔格莱德城区响起。硝烟过后，人们发现，被轰炸的不是南联盟的政府部门，而是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在破碎而摇摇欲坠的大使馆楼中，3名中国记者不幸遇难，20多人受伤！这一事件很快震惊了全世界。

　　随着中国人民在世界各地对北约示威抗议的声浪不断高涨，美国总统克林顿终于给中情局下令：必须彻查此事，找出“需要为此事负责的人”。

　　2000年4月，也就是在中国使馆被轰炸整整11个月后，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报道说：“美国中情局就误炸中国使馆一事终于做出了正式处分：1名高级官员遭解聘，6人受处分。”

　　但是美国国务院继续坚称，该事件是“误炸”，错误源于中情局所使用的一张旧地图，该地图“没有显示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已经搬到贝尔格莱德新城，并且与南联盟补给与采购局总部所在地处于平行的一条街上。”他们也正式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通报了中情局的处理决定：“ 负责目标选定的官员被开除或处分……特别是那个在袭击目标上打‘×’的人，被勒令离开中情局。”但他们拒绝透露受处分人的姓名和具体情况。

　　而恰恰在10年之后的3月，劳登县的杀人案，终于揭开了答案——这个在地图上打“×”，而被中情局声称“开除”的人，就是班尼特。

　　班尼特之死不能带走一切

　　尽管十年来言之凿凿，美国政府“误炸”的狡辩却从未让人信服。其实，号称遭到开除的班尼特直到遇害前仍为中情局效力，并且还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这一凶杀案让更多美国人怀疑，班尼特在中国大使馆地址上画“×”，并非无意的犯错。不少军事分析家提出，“旧地图”一说，根本是无稽之谈。首先，身为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中情局不可能使用几年前的地图；其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其大使馆位置的移动，中情局的记录不可能忽略；再次，班尼特标的轰炸目标，为何没有得到情报人员的认真核实，只让他一个人拍板？

　　政治评论家普遍认为，当时美军曾获得不准确情报，怀疑中国“暗助”南联盟。情报称，美军F—117隐形战机在南联盟上空被击落，是“中国使馆秘密雷达”的功劳。并且，南联盟领导人“可能隐身中国使馆的地下室内指挥作战”。

　　尽管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情报都是无中生有，但中情局和五角大楼“鹰派”当时决定，要向中国下黑手，让人“故意犯错”，标出中国大使馆的位置。

　　对此，美国国际行动中心华盛顿办事处负责人马尔科姆·坎依曾分析，袭击中国使馆是一个大阴谋，是美国发出的警告信号——不许任何人挡美国和北约的路，否则我们也会轰炸你的国土！

　　究竟班尼特是遭遇黑帮误杀，还是被中情局灭口，目前仍无定论。但是，众多的事实证明了一点，作为知情者的班尼特，是当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事件中可怜的牺牲品。

　　（稿源：摘自《环球人物》）

luo · 发表于 2009-8-18 10:46:04

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的真实关系 [转帖]

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纪昀）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欢喜冤家”，或是乾隆、刘墉、和珅一组，或是乾隆、纪晓岚、和珅一组。
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刘墉与乾隆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珅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

　　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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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和纪昀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ｙｕè）也题此砚说：

　　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
　　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
　　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上题词说，“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
　　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luo · 发表于 2009-8-18 10:48:47

护航秘密：中国海军抗击海盗百日纪实 [转帖]

　　护航秘密：中国海军抗击海盗百日纪实

　　来源：南方周末　2009-03-26 15:41:35 　作者：姚忆江实习生卢丽涛

　　今天是中国海军赴索马里护航整整三个月的日子，他们即将完成使命，返回祖国。而第二批护航舰队拟于4月初再次出征。

　　■ 一百一十余次直面海盗袭击，如何兵不血刃？

　　■ 海盗袭击多变，护航策略如何大调整？

　　■ 军舰靠岸补给，如何避免恐怖袭击？

　　■ 随舰士兵，如何饮食起居？如何斗志不坠？

　　兵不血刃

　　“感谢中国海军，……我们现已安全。”

　　这只是中国军舰一百多次直面险境中的一次。

　　“我船正遭到多艘海盗快艇围堵，请求立即支援！请求立即支援！”一阵急促的英语呼救声，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武汉”舰驾驶室国际海事公用电台里突然传来，时间显示为1月29日上午9时30分。

　　中国海军舰队“武汉”舰正航行在前往曼德海峡东口途中，计划为“裕固河”号等中国商船实施伴随护航任务。

　　求救信号是希腊商船“ELENIG”号上发出的，距离“武汉”舰24海里。

　　“调整航向，直升机准备起飞！”编队指挥员杜景臣立即作出救援部署，同时指示观测通讯部门不间断保持和遇险商船的联系。

　　“呜……”尖利的战斗警报拉响，全舰官兵立即进入一级战斗部署，各个战位值班人员迅速监控和进入备战状态。“武汉”舰启动两台燃气轮机，高速向遇险商船开进。

　　几分钟后，舰载直升机搭载着特战队员和两名摄像取证人员，飞往事发海域查明情况，伺机组织解救。

　　23分钟后：9时58分，舰载直升机已飞临商船上空，机载监视系统清晰显示出3艘海盗快艇正从不同方位快速接近希腊商船，并对其实施围堵。

　　快艇并没有退却之意，直升机开始下降飞行高度，并在商船周围持续盘旋和近距离观察，这是对海盗发出的警告。

　　“武汉”舰驾驶室里，指挥员杜景臣果断下令：“发射警示信号弹。”

　　机长孙自武迅速摁下发射按钮，3枚信号弹在空中炸响。此举果然奏效：围堵希腊商船的海盗快艇见状立即停止了抵近，并转向逐渐远离商船，消失无踪。

　　10时35分，“武汉”舰驾驶室里传来了希腊商船船长激动而又颤抖的声音：“感谢中国海军，……我们现已安全。”

　　如果呼救发生在夜晚，编队会迅速转入应召支援部署，先进的夜视、雷达、光电、红外系统全面启动，通过红外设备锁定，然后在夜海中高速驶向遇险船只，并使用闪光弹来震慑海盗。“编队在从未对目标进行直瞄射击的情况下，完成了对所有被护商船的保护，也未发生过误伤的情况。”在接受随舰记者采访时，指挥员杜景臣说，其间中国海军对一百一十多艘可疑船只进行了驱离、警告，迫退了近百起这样的袭击，一般未及出手，海盗就望风而逃。而特制闪光弹和震爆弹，成为震慑海盗船只的利器。

　　据了解，截至3月中旬，3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共完成了27批104艘船只的护航任务，成功解救3艘外国商船。

　　　护航策略大调整

　　“看到商船在边上，就有一种成就感，尤其是商船主桅上都挂上了五星红旗的时候。”

　　远航三月间，“针对各国海军军舰护航的局面，海盗调整了袭击战略。”海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章岳兴介绍。“过去海盗都是零星、分散式作战，现在开始协调集中了，而且注意信息的搜集，并用先进的设备武装自己；过去海盗一般是先上船，然后再对船员实施武力威胁，现在则注重火力威胁，而且是采用边攻击边武力威胁的方式。”

　　随编队执行任务的深圳海事局副处长陶维功提醒：“进入3月份后，亚丁湾航道迎来新一轮海运高峰期。过往商船应尽量申请军舰护航。”

　　商业船舶加入编队，对护航的效率提出了要求。“海军舰队通过及时与交通运输部沟通、协商，拿出了一套提高护航效率的方案。”章岳兴坦言。

　　效率提高的“法宝”是：过去，船队申请护航后，由交通运输部汇总确定数量，然后再向海军集中申请，这样的结果是，每次护航船舶的数量少、效率低。现在采取定期航班式申请方式，效率大大提高。

　　这种固定班期的护航，就像定点开行的铁路列车、民航航班，商船要根据护航的班期安排自己的行程。“海口”舰胡伟华表示，为减少被护商船等待时间，为更多的船只提供护航，我海军护航编队以分组护航的方式，可以同时相向、全程独立地为两批商船护航。

　　在亚丁湾，中国商船的大编队已不鲜见，有时又有来自德国、新加坡和塞浦路斯的外国商船要求加入。船队绵延10公里，蔚为壮观。

　　据了解，编队在执行护航任务中，除了伴随护航（将一定数量的商船集中在指定地点，由军舰伴随通过危险海区）、区域护航（军舰在高风险海区巡航，随时对受到海盗进攻的商船提供保护）、随船护卫（派遣武装小组登船护航）三种基本护航方式外，还有应召支持、慑制海盗、解救船舶三种行动方式。“看到商船在边上，就有一种成就感，尤其是商船主桅上都挂上了五星红旗的时候。”一位护航海军战士说。

　　“针对商船外籍船员多的情况，舰队还开放了中文和英文的甚高频指挥协调信道，并采用卫星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护航方案，与商船保持不间断通信。”编队指挥所的葛丛波大校说，这样可以及时获取像希腊商船“ELENIG”号的求救信号，保障护航组织指挥及时准确。

　　
　　站在甲板上，面朝大海，没有春暖花开，只有海风、海鸟，除了海还是海。随舰官兵，从来都是只记日期、不管星期，“记星期有什么用呢？即使周末放个假，也是无处可去。”一位舰上士兵告诉随行记者。

　　每天的站位和枯燥的航行，变成了生活中的常态。面对长时间连续航行、不间断高度戒备、长期处于封闭空间等困难，海上自持能力倒成了最重要的战斗力。“武汉号”指控技师兼班长张建清说，士兵每天都进行高强度体能训练，舰上也备有跑步机，保证锻炼量。

　　舰上远航经验丰富的官兵还提醒记者，印度洋涌浪比较大，很容易晕船并患上胃病，所以需要加强锻炼不断适应。

　　舰上的饮食与营养方面的保障亦颇受关注。“海军护航军人食品丰富，每天都有巧克力、水果。”“海口”舰政委刘健忠介绍说，“海口”舰在营养方面对官兵推出了“五个一”，即每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罐饮料、一块巧克力、一份水果。“舰上士兵午、晚餐一般是四菜一汤，菜谱一周制定一次，根据需要可进行调整，并且一般情况下，每周还要加餐一次。”“海口”舰士兵餐厅负责人称，士兵们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盼着加菜加餐了。“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是稳固的物资后盾，副舰长邵杰芳说，所备物品足够几个月之用，青菜叶三个月时间都不会变黄。

　　据了解，补给物品中有许多源自海南的特产，有本地的鸡、羊等，同时还携带了大量榨菜、啤酒、果汁、方便面等。2009年2月1日，“武汉”舰还出动直升机通过垂直补给，从中国商船“新非洲”号为护航编队补充了新鲜蔬菜和水果。

　　护航途中，几乎所有官兵都剃成光头——只为节省洗头的水。为了节约淡水资源，每人三天只使用5升左右的水，吃饭、洗漱都靠它。“如此长距离的航行，如何保持旺盛的斗志与昂扬的精神状态，确实是一个挑战。”“海口号”教导员张向晖说，“海口号”特地备了30台笔记本电脑，官兵们不当班的时候可以通过听音乐、看电影，甚至打游戏进行放松。

　　护航途中，偶有不可预料的小事故。2月1日，护航船舶“欢达”号的船员操作中左手被天窗砸下，导致食指第一关节完全扭断。舰队紧急用小艇输送医疗人员对伤员进行了救治。

　　2月21日清晨，“微山湖”舰悄然停靠也门亚丁港码头。码头上，数辆满载干货和桶装水的重型卡车早已列队等候，等待物资检验检疫完毕。

　　这是中国护航舰队连续航行17000海里和60天不靠港之后的第一次补给，已经破了中国海军的纪录。

　　此次护航补给主要以“微山湖”舰伴随补给为主，岸基保障为辅，而靠岸补给是军舰安全性最弱之时。

　　2000年，美海军驱逐舰“科尔”号在也门亚丁港补给时，曾遭恐怖分子袭击，这艘性能优良的“宙斯盾”战舰，被装载着炸药的小艇炸出了一个大洞，并造成十七名舰员死亡。

　　战争的诡异就在于，一切低概率事件在作战中都不能被绝对排除。

　　为确保补给安全，中国政府和海军先遣组与也门政府协调，派出多艘海上巡逻艇担负海上警戒，用集装箱在码头上设置一个相对封闭的隔离带，入口处安排警察昼夜巡逻。

　　“微山湖”号补给舰则24小时保持高度戒备，并加强了对舰员的管理和对值更人员的巡查。

　　这次补给的物资，由海军有关供给部门和国家外交部、交通运输部有关人员组成的先遣组先期抵达亚丁港，协调也门驻华机构和中远集团西亚公司按商业化模式采购。主要包括柴油和淡水等液货，同时还补给了禽肉、蔬菜、水果等四大类三十余种干货，共计数千吨。

　　880多人、两个月的生活物资，即便是日夜不停地补给还是需要三四天时间，“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对人员科学分组，实施多点同时补给，采取吊车转运的方式吊运干货，同时两台大功率抽水机昼夜不停加注淡水，阿曼籍油船“海湾雄狮”号则在一舷补给柴油……“微山湖”号终于在三天内完成了在亚丁港的补给，驶向远洋。

　　建立境外海军基地？

　　“可能性不大，现实性不强，目前也不具备操作性。”

　　在国外商用港口进行综合补给，是中国海军在海外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后勤保障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却让境外媒体竞相猜测。

　　当中国的军事专家还在建言到国外设立海军基地之时，美国《世界论坛报》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已经或者正在马尔代夫、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地建立军舰和商船可以共用的港口。印度媒体甚至描述得惟妙惟肖，中国在巴基斯坦和马尔代夫建设海军基地并打算用来驻扎海军，壮大在印度洋军事存在。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研究员直言，“建立基地问题的考虑，在目前形势下，可能性不大，现实性不强，目前也不具备操作性。”他说，中国是个内向型的、战略防御性国家，从自然、地理、结构上，或者在大国责任、义务、所具备的条件上，和美国战略出发点不一样，中国在其他国家设立军事基地是不现实的，与国情不符。“但我们要建立大海洋观，致力于近海、远海的海洋发展事业。”李国强说，“中国传统就是重陆轻海，海洋观念始终很薄弱，新世纪海洋越来越重要，陆地资源日益枯竭，海洋开发也日趋激烈。目前维护中国远洋权益，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局势需要情况下，来履行中国义务是有必要的。”

　　谁接下一棒？

　　第二批护航舰队将于4月初出航，随行名额竞争激烈，众多官兵主动请缨。

　　已经三个月了，远离故土的中国军舰长时间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今后该怎么办？

　　“护航行动的持续时间取决于索马里政局及社会稳定与否，短时间内很难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张德顺将军表示，海军已经对护航任务作出长期规划，护航将呈长期化、规模化趋势。

　　关于舰艇护航是否形成机制、何时轮换，哪些舰艇和哪些官兵如何进行轮换？他透露，原则上，海军编队护航每批次时限为四个月左右，为了保证后续任务的连贯性和有效性，部分骨干专业人员可能在第二批任务中继续留守。

　　海军方面已在做长远打算，包括如何应对舰艇可能出现的临时故障抢修问题以及4月以后印度洋进入季风活跃期时舰艇的避风问题。

　　据悉，第二批护航舰队将于4月初出航，随行名额竞争激烈，众多官兵主动请缨。

　　根据接近军方的人士推测，“广州”号导弹驱逐舰（舷号168）可能作为第二批护航首舰出征。不久前，“广州”号就代表中国海军参加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海域的军事演习，舰上搭载一架直升机和10名海军特战队员。参演课目主要有海上搜救、反海盗行动、编队防御，直升机和特战队员将参加部分课目演练。

　　“这样的安排也是为借鉴外军有益经验，加强与各国海军的沟通协调能力，共同应对海上新威胁、新挑战做准备。”上述人士说。“海权跟着商业的航线走。”在一百多年前，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就发出这样的声音，中国海军护航行动依然需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