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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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上的外国人：突然冒出一个美国上校[转帖]

2009年05月11日 13:32解放日报

苏联来的代表团差点赶不上开国大典

赶来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是10月1日的上午才乘火车到达北京，差一点就赶不上了。

周恩来总理和中苏友协会长宋庆龄、副会长刘少奇到前门车站欢迎。团长是苏联著名作家、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代表团中还有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与好些有名的艺术家及高级干部，全团约有40多人。当时，因为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未能邀请外国的政府代表团或政党代表团参加。这个苏联的民间代表团，与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加上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的仅有的外国人了。苏联的代表团刚刚安顿下来，下午就兴奋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据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开国大典后的10月2日或3日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全体成员。这该算是毛泽东在建国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毛泽东和代表团寒暄、问好。毛泽东对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说，我们解放区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也出过你们的作品；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从你们的作品中受到了鼓舞。我们建国后，再印你们的书，就将会印得好一些了。

毛泽东作了长篇的精彩讲话，会见延续了两个钟头。在师哲的回忆录里，对毛泽东的讲话作了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说:人家一直叫我“土匪”，前一个时期才不这么叫了。人家一直叫“剿匪”，现在也不这么叫了。我这个“土匪”的名字丢得时间并不长。

他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国人民劳动大众、中国革命在近百年来所走过的艰苦道路，所坚持的轰轰烈烈、前仆后继、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

他说，这是一条坎坷不平、曲曲折折的道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彻底的解放，走了一百多年。中国的劳动人民，革命的进步分子、先驱者，抛头颅、洒热血，终于找到了真正有力的战斗武器———马列主义，吸取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家势力。中国人民在解放斗争中所遇到的既有外来侵略者，也有中国统治者。

他还说，20世纪以来世界爆发的革命事件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胜利了，“这只是中国人民在长征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和应做的事情还是很多很多的，只要不骄傲自满，坚定信心，团结一致，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将会是较快的。”

他还说，中国具有的优势之一，“就是她有苏联这样一个好近邻，所以中国不是孤立无援的”。

他的讲话生动活泼，有声有色，使代表团中许多人听到动情之处都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师哲形容说，“出现了罕见的动人的场面”。

毛泽东建议他们到前线去看看，也许能遇到一两次像样的战役，但特大规模的战役不会有了。

法捷耶夫因工作的关系，要早日回国，未能到前线；西蒙诺夫留了下来，随四野南下到前线。毛泽东亲自做了安排，甚至让他到了歼灭白崇禧集团的衡宝战役、广西战役前线。西蒙诺夫后来所完成的作品《战斗着的中国》，就是描述他随军南下的所见所闻和体会。

怎么突然冒出一个美国上校在拍摄开国大典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麦克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当开国大典的第一项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典礼正在进行之时，负责警戒和保卫开国大典安全的公安人员发现了异常情况:一个穿军装的美国军官正站在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门口，频频地进行拍摄。这美国军官虽说离天安门城楼的主会场较远，但离受阅部队很近。受阅解放军部队的战车师、骑兵师、炮兵师、步兵师等都列着整齐的队形一字儿摆开，集结在天安门东面长安街上。正好离东交民巷的美国总领事馆比较接近。

公安人员认为这个美国军官不享有外交官待遇，只是居住在东交民巷的侨民，并没有办理拍摄开国大典的申请，更谈不上得到批准。

对此异常情况怎么办？要不要对其采取行动？

公安人员立即将此情况向指挥部作了紧急报告。位于天安门城楼下黄房子里的指挥中心得到报告，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美国军人的身份:此人是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武官戴维·包瑞德上校是个中国通。此人在抗战后期曾经作为组长率领美军观察组到过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都有过交往，对我党我军有过友好的态度，原来是主张美国政府也要援助中共的史迪威将军的部下。如今参加开国大典的好些高级干部彭真、陈毅等都曾在延安见过这个高个子美国上校军官。

怎么办？

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指挥中心不敢对这个非法拍摄者采取安全行动，就立即用紧急电话报告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总指挥聂荣臻。

聂荣臻接了电话，觉得这涉及外交事宜，需请示毛泽东，就走到城楼前侧栏杆旁的毛泽东面前，小声地报告了情况。

毛泽东听了说:“哦，是包上校呀，我认识他。”

聂荣臻小声地问:“阅兵能让他随便照吗？没收他的胶卷吧。”

毛泽东仍然望着广场上欢呼的人海，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吧。让他照，不管他。我们这是公开的嘛，让他给我们当个义务宣传员吧。”

聂荣臻就嘱咐有关人员不予置理，但继续观察，看此人往后有没有违规的举动。后来据公安人员报告，包瑞德上校从容地继续拍照，比较守规矩，没有远离美国总领事馆的门口附近。

其实，开国大典的前一天，9月30日，包瑞德已经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拍摄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从天安门正面拍摄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据说，这张照片后来在美国被报刊发表了，但细心的包瑞德发觉:这张照片与10月1日开国大典及以后的天安门正面的毛泽东画像怎么会有一点不同？

这当然是包瑞德无法弄明白的。原来，10月1日凌晨，周恩来到天安门检查的时候，发现城楼正中高悬的毛泽东画像是根据毛泽东自己选定的照片放大而绘制的。这是解放区老百姓很熟悉的一张照片。著名画家周令钊在绘制时，在画像的下方二尺余宽的一条白边上写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人民的胜利”。

周恩来验收时，觉得主席不会这么不谦虚，还自己为自己题词，就指示赶快将这几个字涂掉。

这时离开国大典只有不到半天了。画师们奉命赶到现场，拆画框已经来不及了，就临时决定用颜色刷子将下面二尺余宽的白边和题字都涂成中山装的颜色。涂好之后，看了又看，觉得有点欠协调，又在中山装上添画了一个扣子。

包瑞德在9月30日所拍的那张照片，就成了很难得的绝版。

苏联摄影师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不慎被火烧了

这是几个麻黄头发蓝眼睛的苏联人。

他们可以随意地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所有的人。人们注意到，连毛泽东、朱德等中央最高领导人都让他们随意拍摄，还随他们的指令作一些配合。在地面，还有一部小吉普协助他们。在天安门东侧视野最广的位置，还为他们搭了专用的高台。他们的拍摄条件，令在那高台后面颇远的美国总领事馆门前的包瑞德上校都羡慕不已。

指挥部得知他们拍的是彩色影片的电影。当时指挥部里几乎没有人看过什么彩色电影，都觉得很神秘。

这是斯大林派来的纪录电影摄影师。那是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主动热情提出来的。这次他们拍摄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得到了主人破例提供的各种拍摄方便条件。

他们的干劲很大，跑上跑下，开国大典那一天，从头到尾一直开着摄影机拍摄，机器一直响着连续而均匀的嗒嗒声。他们从毛泽东讲话、升国旗、阅兵、游行，一直拍到晚上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夜空中闪烁，才兴高采烈地抱着几十个沉甸甸的胶片盒子，回到下榻的东华门大街的翠明庄宾馆里。这个宾馆在北平解放初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他们的这些珍贵的底片都堆放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

胶片是易燃品，偏偏开国大典后没几天，这个堆放胶片的房间起了火灾！

几十本胶片几乎全烧光化成了烟。好不容易抢出来几本残片也残碎不堪，无法再用。这几个年轻人在宾馆前失声跺脚痛哭。

天啊！开国大典只能有一次呀……

据说，他们回国后受到了斯大林严厉的斥责与处分。

那个美国武官包瑞德听说他所羡慕的那些胶片全烧了，吃惊地耸了耸肩膀，极为惋惜地长长叹了一口气。

周恩来听说底片都给火烧了，在“啊”了一声之后，难受得有好几分钟都沉默着没有说话。

唯一感到幸运的是，我们自己从延安来的经历了战火考验的摄影师，拍摄了一部黑白纪录片，里面保存了开国大典的珍贵场面。

接着，斯大林又派了一个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来重拍。周恩来有了教训，这回让中国电影工作者与苏联人合拍，由总政派出懂艺术的黄镇将军担任顾问，这就是中苏两国合拍的大型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

这部影片获得了斯大林奖金。

(陈敦德;摘自《崛起在1949:开国外交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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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军之将的纪念地 [转帖]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北大约二十多公里处，有一座小小的市镇，它的名字叫滑铁卢。像比利时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许许多多小市镇一样，滑铁卢镇古朴而又宁静，并无多少特色，只是它掩映在一大片茂密幽深的树林之中，似乎透露出些许神秘和苍凉。这种神秘和苍凉感绝非人们的错觉，而是一种朦朦胧胧而又实实在在的感受。真的，如今，无论什么人来到这里，只要他粗懂历史，便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对历史的深思，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场战争，那就是滑铁卢之战，也会想到一个人，那就是拿破仑。
　　1815年6月18日，以拿破仑为统帅的法国军队为一方，以英国人威灵顿公爵为统帅的欧洲联军为另一方，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决战。这场决战持续了大约12个小时，双方投入的兵力共约14万人，战局几经反复，厮杀异常激烈，田野一片血红。第二天清晨，一只皇家信鸽衔着报捷信飞进了伦敦的白金汉宫，欧洲各国的君主们此时此刻总算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知道自己成了赢家，而那位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最终成了输家。这一战，不仅夺光了拿破仑的本钱，彻底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和政治生命，也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大片堆满了六万多具战死将士尸骨的土地也因此而永远载入史册。滑铁卢从此成了一代又一代人凭吊的古战场，“滑铁卢”这三个字甚至变成了“失败”乃至“惨败”的同义词而流传下来。
　　在人们的心目中，拿破仑身上更多的是悲剧色彩。人们来到滑铁卢，自然而然地想到拿破仑，想到拿破仑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残酷的一天一夜。
　　在滑铁卢南面不远的一条大路旁，有一座两层的白色小楼房，至今这座小楼前还挂着一面法兰西国旗，拿破仑就是在这里指挥这一战役的。如今这座楼房已经成为拿破仑纪念馆，走进这个普普通通的小院，花园中那棵古老的橡树依然挺立，依然根深叶茂，但拿破仑已经永远离开了这座他一生征战中最后住过的楼房，离开了他的最后一个指挥部。他未必知道，如今就是在这个小院中的一座低矮的小屋里，堆满了法国阵亡将士的尸骨，这也许是对拿破仑、对这场战争的最好的纪念。小屋的门上还写着这样两句话：“时刻保卫皇帝，永远保卫祖国。”
　　这座拿破仑纪念馆距滑铁卢镇尚有一段路程，威灵顿公爵当年的总参谋部就设在滑铁卢镇上，那也是一座两层的小楼。对于前来凭吊古战场的各国游客来说，寻找威灵顿将军的住处要方便得多。然而奇怪的是，游客中对于这位得胜的将军感兴趣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而且许多人竟然不知道威灵顿为何许人。尽管战争之后，威灵顿本人不仅加官晋爵，而且还在这片战场一带得到了大片大片的封地，子子孙孙皆可世袭，然而自此以后，前来滑铁卢的人却只知有拿破仑，不知有威灵顿，这着实是桩耐人寻味的怪事。在滑铁卢，除了成灵顿公爵住过的这幢小楼也是欧洲联军的统帅部之外，走遍当年这个战场的人看不到一处关于这位凯旋将军的纪念地，也没有他的纪念雕像。相反，滑铁卢镇的入口处倒竖立着一尊拿破仑铜像，这座雕像虽然并不很大，但它坐落在一根石柱之上，自然显得很高，颇有点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这位雕像上的法国皇帝，两只手臂交叉着放在胸前，头上戴着一顶近卫军帽，身体略微侧斜，两眼直视前方，那神态既潇洒又自信，俨然一副目空一切的胜利者姿态。凡是到滑铁卢来参观的人，大多都要在这座雕像前拍张照片留做纪念，看到那些蜂拥而上争先恐后拍照的游客，我心中不免要想，滑铁卢原来是一处败军之将的纪念地。
　　滑铁卢镇上有许多出售纪念品的小商店，这些纪念品几乎都与拿破仑有关。我曾经两次前往滑铁卢，自然浏览过那些形形色色的纪念品小商店，可是我从未看见过哪一张图片或哪一枚纪念章上带有威灵顿的名字，而拿破仑的纪念像章却随处可见。自然，威灵顿这个名字还是可以看见可以听到的，那是在滑铁卢战争纪念馆里，那里有许多图片、实物以及音像制品，它们向游客们再现了这场大战的经过，其中自然要提到交战双方军队的统帅。许多游客就是在这里才第一次得知拿破仑在滑铁卢碰到的对手原来是个英国人，他的名字叫威灵顿。在这里，我不由得记起雨果的一句话：“滑铁卢是一场第一流的战争，得胜的却是第二流的将军。”
　　纪念馆中最值得一看的应该是著名画家路易·杜穆兰创作的全景画《滑铁卢之战》。这幅全景画描绘的是1815年6月18日下午4时的战斗场面，那应该是这场大战最为激烈的时刻。观画的人似乎置身于九死一生的战场上。人们站立在这幅画前，仿佛听到震耳欲聋的火炮声，看到那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拼杀。
　　不过，滑铁卢战场上最高大、最醒目、也最有意义的纪念物还是狮子山。1826年，荷兰人用3．2万立方的土石在滑铁卢镇旁边堆起了一座圆形土丘，它高达数十米，顺着修砌起来的226级石阶，人们可以一直登上土丘的顶端。那上面有一头威风凛凛的雄狮，它的右前爪紧紧地抓住一只象征着世界的铁球，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南方的法兰西，于威严中透出一股肃杀之气。这头雄狮重达18吨，据说是用缴获的法国军队的枪炮熔铸而成的。雄狮铸就并安放在土丘上之后，当地人便自然而然地把土丘呼为狮子山，而且从此这座狮子山便成为滑铁卢古战场的标志。
　　狮子山的这头雄狮当初是作为“镇国之宝”安放在这里的。它的前爪不是抓着地球吗?那意思就是说，世界已经牢牢地掌握在我的手中了，你拿破仑休想东山再起，法国人休想再越此地一步。看来，这头雄狮是用来威慑法国人，尤其是威慑拿破仑的。
　　8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的下午，我曾经来到滑铁卢古战场。在阴沉沉的天空下我前后左右兜了一个大圈子，最后登上了这座狮子山。我站立在呼啸的冷风中对着这头雄狮注视良久，它的确威严冷峻，气派非凡。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这头本是用来对付拿破仑的雄狮，似乎就是拿破仑。曾经在滑铁卢战场上交锋的双方营垒中的人，也许只有拿破仑有资格称得上是一头雄狮。
　　10年后的一个夏天的中午，我再一次来到了滑铁卢，这一次是与我的妻子一起来的。我们在骄阳下凝视着这头雄狮。妻子是第一次前来滑铁卢，自然也是第一次亲眼看见这头雄狮。于是我问她：“你看到这头雄狮，想到了什么?”
　　“自然想到了拿破仑。”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看来，与我有着相同感受的也许大有人在。拿破仑自然远不是完人，如何评介这位法兰西皇帝，这是历史学家们的事情。他有其残忍，暴戾乃至卑劣的一面，然而在世人的眼里，他仍然是一位英雄。在滑铁卢战场上，拿破仑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可是他的名字连同他的气概以及他的影响远远地压倒了他的对手，从而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滑铁卢，拿破仑无处不在，这头雄狮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明，当初铸造这头雄狮的那些人，大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竟会有这样的结果吧。

　　摘自《世界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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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1984：窃听风暴结束了吗？ [转帖]

章立凡

一个多月来，告密的话题从纸媒到网络持续发酵，令人想起2006年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这部电影选择了1984年作为时代背景，又使人想到乔治.奥威尔的著名小说《1984》。

《1984》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公温斯顿的住所的每一层楼，都有一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你不论走到哪里，画面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无独有偶，《窃听风暴》画面中1984年的东柏林，每一次开头字幕出现的是“公开化无处不在”。这个“公开化”，意味着公民的隐私完全暴露在当局的视野中。秘密警察监控着全东德的百姓，他们的任务就是窥探“他人的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收集情报并分化瓦解可疑的组织。

作为冷战时期情报战的前沿阵地，东德在前苏联情报部门的帮助下，于1950年4月组建了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stasi），它是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中最强大和最有效率的情报机构。这位“老大哥”“无处不在”，东德1600万人中，有600万人被其建立了秘密档案，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据披露：“斯塔西”1959年大约有1.3万人，1973年为5.3万人，1989年达到了9.1万人，东德每180人中就有一人从事情报工作。作为正式编制的补充，还有10.9万到20万的签约情报人员。当时苏联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为48万人，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595；捷克情报部门人数为1.8万人，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867；罗马尼亚为1：1553，波兰为1：1574。

1989年“柏林墙”突然倒坍后，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指挥秘密警察们销毁档案。由于数量太多且没有足够的碎纸机，米尔克下令用手工撕毁。经昼夜奋战，4500多万张A4纸被撕成6亿多个碎片，装在16350个袋子里，准备运到一个采石场焚毁。这时，民众冲入了“斯塔西”总部，大部分文件被保存下来。这批档案如果横排，可长达180公里。

1990年德国统一后，国会对处理这批档案颇费踌躇。一些议员认为，档案的内容太具爆炸性，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出于社会安全的考虑，主张封藏若干年或经处理后部分公开。在大量受害者的坚持和来自前东德的议员们推动下，国会终于通过法案，解密了这批秘密档案，每个被迫害者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

解密法案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冲击波，受害者们发现：除了警察和官员外，告密者中还有好友、近邻，甚至最亲近的丈夫、妻子、父母、子女。每天都有历史创疤在媒体上揭开，面对旧体制的黑暗与恐怖，人们先是震惊，然后陷入精神崩溃，大量家庭因之解体，还有人因无法面对被自己出卖的亲人而自杀，社会濒于休克状态。被揭露的专业或业余线民遍布各行各业，其中不少人曾是最受尊敬的东德人士，一些政治家、大学校长、主教、作家、艺术家、体育明星、教师等，顷刻间名誉扫地，不得不退隐江湖，其中包括东德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麦西尔。

女议员维拉发现，案卷中一份报告详尽描绘了自己私生活的细枝末节，线民就是与她生育了两个孩子的丈夫，两人因此离婚。人权活动家帕皮斯从档案中得知，警方有计划地摧毁他的婚姻和家庭，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以教育机会和金钱利诱他的妻子离婚，甚至使用了“美男计”。秘密警察曾派女人去勾引主教艾格特，用匿名信散布他鸡奸男童的谣言，还指使医生假造病情，提供抑制精神的药品以破坏其健康……

德意志民族以思维缜密和勤勉敬业著称，“斯塔西”继承了这一传统，将自己的工作彻底“科学化”。每个公民都可能成为假想的“敌对势力”，私人空间被肆无忌惮地入侵，搜集到的所谓“情报”几乎无所不包：从男女间的调情话语，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工具存放何处，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等等；摄像机被安装在公共厕所，逐日检查其中的图像。无所不用其极的监控手段，文牍主义的无聊和弱智，透露出极权体制的极度不自信，完全陷入了病态的恐惧中。

自1991年以来的16年间，德国官员以“智力拼图”的方式，手工处理了350袋档案碎片。按照这个速度，要几个世纪才能处理完全部档案。2007年，德国政府决定斥资630万欧元，利用新开发的软件技术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软件的设计者声称，如果进展顺利，工作将在5至6年内完成。

在公民的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之前，“1984”不会结束。一个集体共犯全民互害的体制，其创造者是人，执行者也是人。历史深处的个人罪孽，不会因体制的消亡而免责；在历史的审判面前，宽恕当然是必要的；但灵魂的罪错，要先有忏悔才谈得上救赎。惧怕揭开历史创疤，将责任推给体制，都是没有担当的懦夫。

2009年5月4日 风雨读书楼
《财经》杂志 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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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渣战舰坏事 [转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忽必烈两次出征日本失败
　　朱 翔

　　日本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神风”在元朝时期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入侵者的船舰，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传奇故事。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是导致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公元1274年，忽必烈第一次远征日本，遇上台风，日本人称是“神风”救了他们。

　　历史记载，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900艘战船，1.5万名士兵，远征日本。元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很多辉煌战果。

　　井上靖这样记载：蒙古于“公元1274年10月初，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两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

　　台风乍起之时，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倾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即10月22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活动，称为“神风”。

　　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两个月之后，又是一场巨大的台风让元军惨败。

　　当时，忽必烈“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附军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4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900艘，从庆元、定海启航”。高丽国王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东征元军进行激烈战斗。

　　元军因内部高丽、汉、蒙古统帅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两个月之后，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美国考古学家对打捞上来的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蒙古战舰粗制滥造，质量低劣。

　　虽然，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那两场日本沿海台风的记载，然而根据现存证据，研究人员并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

　　佐佐木表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据汉文史料记载，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300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六月，900艘军舰完工。

　　当时，造船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元十八年（1281年），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水密隔舱设计，而此种战舰的结构并不适于航海作战。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舱数一般为8或13个。它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普遍采用。虽然该结构便于船上分舱，有利于元军在航海途中进行军需品的管理和装卸，但是舱板结构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简化了主体结构，削弱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佐佐木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形远洋船的龙骨，我们可以想象那种为内河航运而设计的船遭遇海中大风浪时将会出现何种混乱的情形。”

　　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骸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大多数碎片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他据此推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式”船壳结构形式。其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这种结构在巨浪的拍击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呐和雷达，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进而破解沉船真相。

　　还有研究认为，除了舰队拖后腿之外，蒙古人的后勤和装备也比不上日本人。

　　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军队的给养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是在这两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掠夺。

　　此外，日本人的武器也优于蒙古人。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日本除了具有好钢之外，其战刀的优良性能还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使得普通民众都可拥有一把好刀，而蒙古军队使用的质量较差的镔铁刀，很多大刀在对砍时刀刃卷曲。

　　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似乎还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时，蒙古人发现日本人使用的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与蒙古强弓不相上下。从保留至今的图画看，日本人的长弓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弓有几分相似，长约1.5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就很矮小，画面上的日本弓箭手看上去就好像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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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礼遇的多情老人[转帖]

　　　　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当历史定格在1965年7月20日上午11点时，在首都北京机场，一架专机徐徐停稳，这时舷梯上走下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栖身海外十六年的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看到机场上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李宗仁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叶剑英、傅作义、李四光等党和国家、政协、军队的领导人在机场迎接，李宗仁的昔日老友和部下卢汉、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刘仲容以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还有末代皇帝溥仪，也都到机场欢迎他的归来。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与###的最后一位代总统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相互握手，这是多么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啊！

　　李宗仁在机场大厅欢迎仪式上宣读了《归国声明》，他说：“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国家蒸蒸日上，……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尤未为晚。”他还寄语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李宗仁回国后，先是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后来搬进了一个院落。到京当晚，周恩来总理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欢迎李宗仁、郭德洁夫妇。此后的一段时间，李宗仁不是被中###政领导人、各###党派、团体和旧友宴请，就是被安排在北京地区参观。

　　7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席；李宗仁，原###代总统，两位历史人物的手握到了一起。宾主的交谈幽默而愉快。当李宗仁谈到海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祖国，都渴望回来时，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泽东还说：“你在声明中没有骂蒋介石，这很好。将来蒋如果愿意回来，我们更高兴，更欢迎。”

　　最后，毛泽东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一看。

　　9月26日下午3时，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记者出席。在招待会上，李宗仁畅谈了他回国两个多月来的观感，并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他说，自回国以来，他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优礼相待，开诚相见，关怀备至。他对此内心感动，毕生难忘。他认为，目前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仅为百年来所未有，且为中国史无前例的新气象。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革命三###义理想已完全实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大道上向前迈进。事实上已超过孙先生当年的理想。

　　李宗仁说：“一百多年来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帝国主义者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但是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六亿五千万人民已经完全觉醒，团结得像一家人，显示出空前无比的威力。现在我们不是‘病夫’了，而是巨人了！我这个75岁的老人也感到很自豪。”

　　有记者问：“李先生是不是马列主义者？”

　　李宗仁回答说：“我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个爱国主义者。”

　　10月1日国庆节，李宗仁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此后，李宗仁夫妇在中央###部同志陪同下到各地参观，还重游了广州、广西故地。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李宗仁目睹了祖国发展的情况后，感慨万千。他说：“百闻不如一见，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正当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兴致盎然地在广西故地重游时，死神却一步步向郭德洁逼近。1966年3月21日，郭德洁因乳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60岁。老年丧妻，对李宗仁打击很大，他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有时睹物思人，悲情满怀。考虑到李宗仁孑然一身，生活不便，程思远和民革中央秘书尹冰彦酝酿着给他再找个伴儿。

　　经过一番查访再加上事有巧合，一个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护士的27岁的胡友松走进了李宗仁晚年的生活。交往一段时间之后，胡友松被李宗仁的传奇人生和人格魅力所吸引，逐渐产生了对李宗仁的爱慕之情。在周恩来和国务院有关同志的关心下，7月26日，76岁的李宗仁和27岁的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举行婚礼，结成了轰动一时的老少配。婚后老夫少妻的生活过得甜蜜美满。

　　这时，“###”已经开始了。对于“###”，起初李宗仁认为这既然是毛泽东发动的，肯定自有他的道理，因为毛泽东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伟人自有伟人的高明之处，他所指挥的事情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着实让李宗仁感到迷惑和不安。

　　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李宗仁的几个旧友黄绍竑、黄琪翔、刘斐等人及其家人都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和凌辱。黄绍竑被红卫兵抽打罚跪后，不堪受辱，自杀身亡。李宗仁得知这一消息，不禁感到心寒。他有一种预感：厄运很快就会降临李公馆！他想去找章士钊一起去见毛主席问问为什么发动###。章士钊说：万万不可，我们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是谨慎为好。李宗仁的预感终于发生了。一天，他和胡友松坐车出门理发之后去医院买些药，结果遭受意外，胡友松差点儿被红卫兵从车上揪出来，说要“打倒资产阶级的少奶奶”，吓得他们再也不敢随便上街。还有一次，6个红卫兵冲进了李公馆，经过李宗仁的耐心说教，倒也相安无事。

　　这些事让周恩来知道后，决定对党外的###进步人士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9月19日，李宗仁夫妇被秘密送往解放军301医院保护起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他们都用了化名，李宗仁叫李敬之，胡友松叫唐伟。301医院里还住着章士钊、张治中、程潜、傅作义、何香凝等人，不过大家并不能随便走动或任意交往。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这些高级###人士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特殊的时光。李宗仁每天除了看报、听广播、浇花之外，剩余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给胡友松讲故事，讲他在南征北战中如何出生**，讲他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讲他寓居海外如何思念故土，讲他与家人的悲欢离合……

　　对于李宗仁来说，“###”的发动，使他制定的一项计划被迫搁浅。回国后，李宗仁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遇，他对共产党不计前嫌的宽宏与大度十分感激。另外，通过参观，他看到新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甚为振奋。因此，他想给祖国出把力，通过自己的影响再召回一些留在海外的朋友，让他们也和自己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来共同从事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他把这些人列了一个名单，其中有留居港澳的桂系上层人士黄旭初、夏威等，有卜居美国的吴尚鹰、甘介侯和住在墨西哥的毛邦初等人。李宗仁将这些人的名单给周恩来看了，周说，除了甘介侯之外，其他的人我们都欢迎。为此，李宗仁还为黄旭初和夏威汇去了回大陆的路费，并托尹冰彦向吴尚鹰、毛邦初寄去了问候和邀请的信函。可这一切都因“###”的到来而被迫搁浅了。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毛泽东要在天安门城楼亲自接见红卫兵。李宗仁（请柬上写的是李敬之）再次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观礼和接见活动。周恩来问起李宗仁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李宗仁一边感谢，一边动情地说：“多谢总理。总理，你也要多保重身体啊！”毛泽东接见过红卫兵后，特意同李宗仁握手，对李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1968年以后，随着年事渐高，再加上###中的一些不顺心的事，李宗仁的身体每况愈下。4月，李得了肺炎。住院期间，发现大便出血，开始以为是痔疮破裂，漫不经心。8月初，大便时大量出血，才重新入院检查，结果确诊为直肠癌。于是进行割治切除，手术后恢复良好。9月下旬出院，迁居西总布胡同休养。

　　9月29日，李宗仁在家中收到了国务院送来的两张请柬，是以周恩来的名义发来的。一张是让他9月30日下午6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十九周年国宴；另一张是请他到天安门城楼参加10月1日的国庆观礼活动。

　　看到请柬，李宗仁十分高兴，因为这是国家给他的无上荣耀啊！可是胡友松很担心，怕他身体受不了，劝说道：“德公，这两场活动，你就别参加了。我们让人把您的身体情况向总理说清楚就是了。” “万万不可，总理请的，我一定要去。”李宗仁态度坚决。

　　9月30日晚，李宗仁如期出席了国庆宴会，但不到两个小时就感到腹痛难忍，浑身发冷，体力不支，只好提前回家。第二天，他没能参加观礼活动，而是再度被送进医院，并且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日后周恩来对程思远说，当时发给李先生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原只是要他10月1日到天安门亮相一下，立刻回家休息，不必参加国宴。可是那个指示没有能够清楚地贯彻下去。1969年1月17日，李宗仁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把胡友松和尹冰彦叫到自己身边交代了一些后事。他躺在病榻上，面庞清瘦，神智倒是十分清醒。他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却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些工作，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是要统一的，可惜我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 《四库备要》等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还有几瓶酒（历经二百多年的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我想把它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李宗仁又单独向胡友松交代了一些后事，末了他说：“我去了以后，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记得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世人知道，李宗仁还有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

　　交代完这些后事，他又让尹冰彦把程思远叫来。程思远来到医院，李宗仁口述请他代笔写了一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时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士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9年1月30日午夜的钟声刚刚响过，时针指向凌晨零时50分，李宗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终于走完了自己七十八年的生命旅程。

　　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在李宗仁的遗体旁默立了好长时间，然后对大家说，他看了李先生写给主席和他的信。李先生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台儿庄，一是回国。他说，李先生的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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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礼遇的多情老人[转帖]

　　　　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当历史定格在1965年7月20日上午11点时，在首都北京机场，一架专机徐徐停稳，这时舷梯上走下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栖身海外十六年的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看到机场上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李宗仁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叶剑英、傅作义、李四光等党和国家、政协、军队的领导人在机场迎接，李宗仁的昔日老友和部下卢汉、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刘仲容以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还有末代皇帝溥仪，也都到机场欢迎他的归来。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与###的最后一位代总统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相互握手，这是多么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啊！

　　李宗仁在机场大厅欢迎仪式上宣读了《归国声明》，他说：“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国家蒸蒸日上，……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尤未为晚。”他还寄语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李宗仁回国后，先是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后来搬进了一个院落。到京当晚，周恩来总理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欢迎李宗仁、郭德洁夫妇。此后的一段时间，李宗仁不是被中###政领导人、各###党派、团体和旧友宴请，就是被安排在北京地区参观。

　　7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席；李宗仁，原###代总统，两位历史人物的手握到了一起。宾主的交谈幽默而愉快。当李宗仁谈到海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祖国，都渴望回来时，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泽东还说：“你在声明中没有骂蒋介石，这很好。将来蒋如果愿意回来，我们更高兴，更欢迎。”

　　最后，毛泽东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一看。

　　9月26日下午3时，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记者出席。在招待会上，李宗仁畅谈了他回国两个多月来的观感，并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他说，自回国以来，他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优礼相待，开诚相见，关怀备至。他对此内心感动，毕生难忘。他认为，目前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仅为百年来所未有，且为中国史无前例的新气象。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革命三###义理想已完全实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大道上向前迈进。事实上已超过孙先生当年的理想。

　　李宗仁说：“一百多年来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帝国主义者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但是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六亿五千万人民已经完全觉醒，团结得像一家人，显示出空前无比的威力。现在我们不是‘病夫’了，而是巨人了！我这个75岁的老人也感到很自豪。”

　　有记者问：“李先生是不是马列主义者？”

　　李宗仁回答说：“我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个爱国主义者。”

　　10月1日国庆节，李宗仁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此后，李宗仁夫妇在中央###部同志陪同下到各地参观，还重游了广州、广西故地。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李宗仁目睹了祖国发展的情况后，感慨万千。他说：“百闻不如一见，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正当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兴致盎然地在广西故地重游时，死神却一步步向郭德洁逼近。1966年3月21日，郭德洁因乳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60岁。老年丧妻，对李宗仁打击很大，他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有时睹物思人，悲情满怀。考虑到李宗仁孑然一身，生活不便，程思远和民革中央秘书尹冰彦酝酿着给他再找个伴儿。

　　经过一番查访再加上事有巧合，一个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护士的27岁的胡友松走进了李宗仁晚年的生活。交往一段时间之后，胡友松被李宗仁的传奇人生和人格魅力所吸引，逐渐产生了对李宗仁的爱慕之情。在周恩来和国务院有关同志的关心下，7月26日，76岁的李宗仁和27岁的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举行婚礼，结成了轰动一时的老少配。婚后老夫少妻的生活过得甜蜜美满。

　　这时，“###”已经开始了。对于“###”，起初李宗仁认为这既然是毛泽东发动的，肯定自有他的道理，因为毛泽东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伟人自有伟人的高明之处，他所指挥的事情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着实让李宗仁感到迷惑和不安。

　　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李宗仁的几个旧友黄绍竑、黄琪翔、刘斐等人及其家人都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和凌辱。黄绍竑被红卫兵抽打罚跪后，不堪受辱，自杀身亡。李宗仁得知这一消息，不禁感到心寒。他有一种预感：厄运很快就会降临李公馆！他想去找章士钊一起去见毛主席问问为什么发动###。章士钊说：万万不可，我们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是谨慎为好。李宗仁的预感终于发生了。一天，他和胡友松坐车出门理发之后去医院买些药，结果遭受意外，胡友松差点儿被红卫兵从车上揪出来，说要“打倒资产阶级的少奶奶”，吓得他们再也不敢随便上街。还有一次，6个红卫兵冲进了李公馆，经过李宗仁的耐心说教，倒也相安无事。

　　这些事让周恩来知道后，决定对党外的###进步人士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9月19日，李宗仁夫妇被秘密送往解放军301医院保护起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他们都用了化名，李宗仁叫李敬之，胡友松叫唐伟。301医院里还住着章士钊、张治中、程潜、傅作义、何香凝等人，不过大家并不能随便走动或任意交往。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这些高级###人士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特殊的时光。李宗仁每天除了看报、听广播、浇花之外，剩余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给胡友松讲故事，讲他在南征北战中如何出生**，讲他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讲他寓居海外如何思念故土，讲他与家人的悲欢离合……

　　对于李宗仁来说，“###”的发动，使他制定的一项计划被迫搁浅。回国后，李宗仁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遇，他对共产党不计前嫌的宽宏与大度十分感激。另外，通过参观，他看到新中国正在蒸蒸日上，甚为振奋。因此，他想给祖国出把力，通过自己的影响再召回一些留在海外的朋友，让他们也和自己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来共同从事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他把这些人列了一个名单，其中有留居港澳的桂系上层人士黄旭初、夏威等，有卜居美国的吴尚鹰、甘介侯和住在墨西哥的毛邦初等人。李宗仁将这些人的名单给周恩来看了，周说，除了甘介侯之外，其他的人我们都欢迎。为此，李宗仁还为黄旭初和夏威汇去了回大陆的路费，并托尹冰彦向吴尚鹰、毛邦初寄去了问候和邀请的信函。可这一切都因“###”的到来而被迫搁浅了。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毛泽东要在天安门城楼亲自接见红卫兵。李宗仁（请柬上写的是李敬之）再次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观礼和接见活动。周恩来问起李宗仁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李宗仁一边感谢，一边动情地说：“多谢总理。总理，你也要多保重身体啊！”毛泽东接见过红卫兵后，特意同李宗仁握手，对李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1968年以后，随着年事渐高，再加上###中的一些不顺心的事，李宗仁的身体每况愈下。4月，李得了肺炎。住院期间，发现大便出血，开始以为是痔疮破裂，漫不经心。8月初，大便时大量出血，才重新入院检查，结果确诊为直肠癌。于是进行割治切除，手术后恢复良好。9月下旬出院，迁居西总布胡同休养。

　　9月29日，李宗仁在家中收到了国务院送来的两张请柬，是以周恩来的名义发来的。一张是让他9月30日下午6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十九周年国宴；另一张是请他到天安门城楼参加10月1日的国庆观礼活动。

　　看到请柬，李宗仁十分高兴，因为这是国家给他的无上荣耀啊！可是胡友松很担心，怕他身体受不了，劝说道：“德公，这两场活动，你就别参加了。我们让人把您的身体情况向总理说清楚就是了。” “万万不可，总理请的，我一定要去。”李宗仁态度坚决。

　　9月30日晚，李宗仁如期出席了国庆宴会，但不到两个小时就感到腹痛难忍，浑身发冷，体力不支，只好提前回家。第二天，他没能参加观礼活动，而是再度被送进医院，并且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日后周恩来对程思远说，当时发给李先生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原只是要他10月1日到天安门亮相一下，立刻回家休息，不必参加国宴。可是那个指示没有能够清楚地贯彻下去。1969年1月17日，李宗仁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把胡友松和尹冰彦叫到自己身边交代了一些后事。他躺在病榻上，面庞清瘦，神智倒是十分清醒。他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却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些工作，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是要统一的，可惜我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 《四库备要》等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还有几瓶酒（历经二百多年的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我想把它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李宗仁又单独向胡友松交代了一些后事，末了他说：“我去了以后，没有别的要求，只要记得清明节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世人知道，李宗仁还有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

　　交代完这些后事，他又让尹冰彦把程思远叫来。程思远来到医院，李宗仁口述请他代笔写了一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时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士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9年1月30日午夜的钟声刚刚响过，时针指向凌晨零时50分，李宗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终于走完了自己七十八年的生命旅程。

　　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在李宗仁的遗体旁默立了好长时间，然后对大家说，他看了李先生写给主席和他的信。李先生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台儿庄，一是回国。他说，李先生的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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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活动中的祝酒词风波 [转帖]

《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中信出版社）一书中，在李鹏总理身边工作了10年之久的前资深外交官吕聪敏回忆了外交活动中的几次祝酒词风波。现摘编如下。

1990年8月11日，李鹏总理应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邀请访问新加坡。访问中的一个插曲一度引起舆论关注。

李光耀祝酒词中正面评价的语言固然不少，但其中有涉及中国主权和内政，令中方难以接受。李光耀把台湾与韩国、新加坡同称为亚洲“新型工业国家”。

在事先发现李光耀讲稿中的问题后，经请示李鹏总理，我会同外交部亚洲司负责同志与新加坡方面进行交涉，要求修改讲稿。我方提出，如李光耀不愿意修改，那么双方干脆都不讲话。

李光耀当即决定取消上述不妥的内容。晚宴虽推迟30分钟，但双方在现场的讲话和交谈中，气氛仍是很好的。

1996年4月，李鹏正式访问法国。在这样一次重要的访问中，同样发生了令客人难以容忍的事件，这又是一次“祝酒词风波”。欢迎宴会上东道主法国总理朱佩的祝酒词，据说是法国外交部起草、经总理办公室官员和朱佩本人修改审定的。出人意料的是，讲稿塞进了无端指责中国不重视人权的内容。

当我方事先拿到朱佩讲稿发现上述问题时，经报告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外长，蔡方柏大使和我立即赶赴总统府，找对我友好的总统外事顾问进行交涉，请其立即出面协调，加以解决。

这位朋友非常重视，立即报告总统并与朱佩处进行沟通。经过一番交锋，最后双方商定均即席讲话，主要讲友好、讲合作，不涉及对方内政。一场风波散去，会谈开始。

为了弥补法方的“过失”，缓和访问的气氛，希拉克作出特殊安排，除原定的次日中午设宴款待李鹏外，还亲自与李鹏共同主持100座空客飞机合作生产协议签字仪式。希拉克夫人也专为李鹏总理的夫人朱琳女士举行午宴。至此，“祝酒词风波”过去，宾主皆大欢喜。

事后，一些法国政界人士和著名记者说，“晚宴事件”是朱佩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以为中方不会作出“过分”反应。一个时期以来，法社会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强烈要求朱佩在李鹏访法时表达法国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加之30多个所谓民意团体呼吁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

当时朱佩本人正处于民意支持低迷的困难境地，以为公开谈及人权问题，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改善政治处境，结果应验了中国人常说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95年10月，应马耳他总理阿达米的邀请，李鹏总理对马耳他进行正式访问。李鹏同鲍尼基总统和阿达米的会谈均顺利进行，但问题也出在祝酒词上。

阿达米事先准备的长达3页的祝酒词，讲到他两次访华的深刻印象，也高度评价两国关系的积极变化，但又莫名其妙地塞进一段关于中国国内情况的话，妄评中国的政治改革和人权状况。

宴会前30分钟我拿到了这份祝酒词，立即报告李鹏总理和罗干秘书长，总理要求我和于武真大使尽快找到对中国比较了解的马耳他副总理兼外长德·马科。

这位外长当时已在宴会现场迎候客人。我们急匆匆带着讲稿在现场找到他，指出问题所在，要求立即修改，否则中国总理不便出发。当时宴会时间已到，中国总理迟迟不来，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德·马科先生说，修改讲话稿来不及了。此时，李总理和代表团的车队已在宾馆集结，正等待我和于大使交涉的结果。

在时间十分急迫的情况下，我和于大使感到如继续僵持下去，宴会将无法举行。责任固然不在我方，但我们的总理迟迟不到可能使不知实情的人对我方产生误解。于是，我当即向德·马科提出取消书面讲话的方案。对方辩解说，讲稿已发至新闻界，难以收回。我明确表示，稿件是标明生效时间的，媒体必须照此发稿。现场讲了才能算数，这是新闻常识，请马方立即另发通知原稿作废。马方最后不得不同意我方意见。 5分钟后，李鹏总理到达。

一场风波过去，中马之间的合作依旧。马方朋友事后得知风波的实情，感慨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尊严都是神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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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家到职业革命家：毛泽东的老师-方维夏 [转帖]

方维夏（1879—1936），又名绪光，肖国，号竹雅，平江县长寿街人。自幼随父读书，聪颖、活泼、伶俐，深得父亲疼爱。后因父早逝，十四岁辍学在家，一面耕田种土，一面自学，不久考入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简易科学习。189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并接受了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派的先进思想，参加变法维新活动。后“百日维新”流产，他转而走上“教育救国”之路。毕业后，任巴陵、临湘、平江、华容四县合办的“联中”教师。他联络好友，在家乡长寿街创办高等小学校（现“维夏中学”）。他团结“联中”爱国师生声讨沙俄侵略行为，并计划组织拒俄义勇队赴东北打击沙俄侵略者。受革命思潮感染，他迅速走上救国救民革命道路，1904年，参加了爱国团体——华兴会，次年东渡扶桑，在东京农业大学留学并参加了中国同盟会。

1910年，方维夏学成回国，发动和领导家乡灾民开展闹粮斗争。

1911—1918年应留日好友湖南中路师范（1912年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孔绍绶之邀，在该校担任学监主任兼教农业、博物等课。政治上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卖国行为，工作上积极编写教科书和教学。他接触了毛泽东（1913年～1918年夏在湖南一师从事学习和早期革命活动），并建立起良好师生关系。毛泽东尊敬方老师。方器重毛泽东非凡的胆略和特殊的领导与组织才能，并积极支持他早期革命活动。1919年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时，一师校舍被军队占驻，方维夏和校长孔绍绶愤而辞职，积极投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 “驱张运动”中。驱张之后，谭延闿任湖南省督军兼省长，享有崇高声誉的方维夏被聘为省长公署教育科长、湖南省教育学会会长。任职期间，他设法安排爱国青年李六如等在长沙教书，以壮大革命力量。1920年8月，毛泽东等发起筹办文化书社，方维夏投资铜元七千八百元，作为“文化书社”活动费，他是总社36名社员之一。同年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发行俄罗斯杂志，提倡留俄勤工俭学，积极宣传列宁主义。1922年，方维夏任省参议员，他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支持工人运动。1924年，身为中国国民党老党员“孙文学说”忠实信徒的方维夏，受毛泽东影响，由中共湘区委员会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他人生根本转折。不久被党组织派往“湘军”开辟统一战线工作。他兴办军校“湘军讲武堂”，既担任政治部主任，又兼任政治教官，推动对旧军队改造，培养军事骨干，传播革命思想。1926年秋，方维夏投身北伐战争，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湘军”整编而成）第五师党代表，参加了进军江西，攻打南昌战斗。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方维夏随军北伐转战到了南京。在风口浪尖上，为了稳定军心，他团结将士，在第二军发起了“倒蒋”运动，把部队带到武汉。

1927年，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挽救中国革命，周恩来通知他在七月底以前赶到南昌。方维夏接受党组织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昌起义，他向贺龙建议将二十军一些不可靠的连长撤换，改由中国共产党员担任连指挥员，贺龙采纳了这一意见。南昌起义后，方随起义军转战广东潮汕地区，并参加了当年12月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1928年，方维夏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受党组织派遣，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1年，方维夏从苏联回国，先后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总务厅厅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之后，服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前往湘赣省苏担任教育部长兼司法部长。期间，创办列宁初级小学700多所，工农夜校800所，并办有《红色湘赣》、《湘赣斗争》等报刊13种。为满足苏区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他积极开展“识字运动”，亲自动手造纸，主编油印“识字课本”，一心一意扑在苏区教育工作上。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主力红军撤离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长征。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大规模进攻。井冈山下，赣水两岸，血流成河。根据地被分割成十几小块，时任赣南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和上级党的联系被切断，只好跟随红四团转移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在桂东、资兴、遂川等地与国民党军多次作战。因战斗失利，部队损失较大，红四团退至桂东东边山整休。不久，团长李宗保、团政委旷珠权下山作战，遭到江西省保安团和桂东县铲共义勇队的进攻，损失惨重，部队分割成几十个小股。李、旷叛变投敌。在部队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方维夏挺身而出，代理赣南特委书记，收集、整顿红四团余部，将队伍带至东边山，消灭了盘踞在这里反动武装，红旗插遍了上庄、下庄、青洞、泥塘一带的山岭村庄。随后，方维夏与罗荣所率的桂东游击队会合，采取突然袭击和打游击战的战术策略，在普乐油罗口消灭挨户团郭猛部的一个排，在小江打垮何忠汉的两个连，在上樟隘口打死铲共义勇队近百人。

1935年4月下旬，蔡会文、游世雄率领从中央根据地突围的部分工农红军进入桂东东边山，与方维夏所率部队会合，合并成立“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队！”革命烽火越烧越旺。湘、粤、赣三省反动军阀胆颤心惊，三省出动教导团、铲共团、保安团的兵力联合“进剿”，采取搜山、砍山、烧山、并村移民、联保连坐、经济封锁、招抚诱降等手段，妄图将红军游击队消灭。

面对着几十倍于我的敌人，1936年湘粤赣边区游击队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化整为零避实就虚转移。高烧、昏迷和患吐血病的方维夏固执要求留下来，蔡会文拗不过，安排了两位警卫员照顾方，然后踏上了转移征途。

4月，方维夏夫妇及警卫员小张、小杨在桂东普乐下庄被敌围困。敌人加紧“清剿”，方维夏等人在被围的仙背山粮食给养困难，靠啃树皮度日。又遭蚊虫叮咬，疮疤满身。体弱的方维夏身染重病。两个警卫员不得不化装成砍柴孩子，冒着危险轮流下山，找医弄药，接触到了原认识的地方游击队员黄犹斌，终于得到药品。后黄犹斌被东平乡（现为沙田镇、东洛乡、普乐乡）反动乡长郭英汾“保安队”发觉，贪生怕死黄犹斌在威逼利诱下出卖了方维夏。4月21日，被收买的黄犹斌，黄甘古、郭先古三人按照郭英汾所设之计来到仙背山，以送粮为名进驻方维夏驻地，并说所居之地不安全，提议往深山转移，并借打厂棚理由支走警卫员，当晚，黄犹斌杀死警卫员。次日，以试枪为由，将正在煮早饭的方维夏夫妇枪杀。

方维夏被暗杀的噩耗，半年以后才传到陕北毛泽东那里。闻讯后，毛泽东痛心疾首对已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担任教育部部长的徐特立说：方先生是我的好老师，好同志啊，了不起呀……

方维夏牺牲后，他的学生方暨南于1948年在平江他的家乡修建了一座衣冠冢，并刻碑纪念。杀害他的凶手之一——黄犹斌被桂东人民政府处决。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桂东县委、县人民政府对该县城中心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维夏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平江县委、县政府对方维夏在家乡兴办的学校命名为“维夏中学”，并雕塑了一尊铜像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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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缺失与中共八大路线中断 [转帖]

　　【核心提示】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代表大会，也是一次民主的盛会。唯其民主，八大才制定出了正确的路线，为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但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后，被誉为“改革开放路线前奏曲”的八大路线却被正式中止。中国社会发展进入近20年的停滞状态。发展的机遇为何与中国擦肩而过？今天我们回顾这段曲折的历史，发现党内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八大路线中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凤凰卫视2009年5月4日《腾飞中国》节目

　　八大后党内民主缺失的表现及其影响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党总结八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党内民主在八大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遭到了严重破坏，集中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家长制现象开始滋长。建国后，在党和国家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面前，党内部份同志包括毛泽东本人开始骄傲起来。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声音的家长制作风开始盛行。尽管毛泽东的意见都是通过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的，但由于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曾多次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在建国后更是如日中天，他作出的决定都能获得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即使有不同意见者，他们也大都从自身来寻找原因。正如后来薄一波回忆的“毛主席威望高，大家都敬仰他，他怎么说，大家就跟着怎么做。”这使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成了上下级关系。

　　这种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状况，反过来又强化了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使他认为真理总在自己手上，固执己见，反反冒进、发动大跃进乃至文化大革命，从而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还认为自己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

　　二：对党内不同意见采取上纲上线的批评，党员乃至党的重要领导人的民主权利受到侵害。早在1955年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把邓子恢主张稳步前进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意见错误地批判为“右倾保守”，这就开了一个建国后把党内不同意见和正常争论，错上路线斗争之纲的先河，也违备了毛泽东本人提出的对党内不同意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原则”，给党内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那天，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是“右倾”，是“促退”。在南宁会议上他又尖锐地批评了中央一些领导人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建设急燥冒进倾向的反冒进“错误”，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远了。”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主观判断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背离了党内不同意见只能以理服人的民主原则

　　在这段时期，中央其他领导人在与毛泽东意见相左时，或碍于形势，或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维护党的领袖威望的考虑，往往作自我批评、自我检讨。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真实的情况是难于反对”。

　　三：民主集中制渐被侵蚀、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五十年代中后期，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走向不正常，民主集中制渐被侵蚀。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一场冒进与反冒进之争来了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是如何被步步破坏，而作为八大主路线之一的经济建设方针又是如何被终止的。

　　从1955年底到1958年上半年，中央领导人在建设速度问题上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歧。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张加快速度，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思想和以周恩来、陈云等为代表的主张稳步前进、均衡发展的思想。这场分歧集中体现为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之争上。在这场争论的前半段即从1955年底到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的这段时间里，集体的意志得到了体现。周恩来等提出的“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反对冒进的思想和做法遏制住了盲目冒进势头，保证了我国经济在1956年、1957年的继续发展。直至此时，反冒进在党内得到了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这次反冒进，是“我们党依靠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载入党的史册的”。

　　尽管毛泽东对反冒进是不赞成的，但此时他服从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说明这时党内的民主生活是正常的。1957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开始批判反冒进。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那天，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摸底性的公平批评。他说：反冒进，是“右倾”，是“促退”。随后，毛泽东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彻底批判反冒进。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接连不断、声色俱厉地批评反冒进，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接着在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陈云、李先念等都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错误”的责任。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接着反反冒进，指出：反冒进是不尊重唯物论，也不尊重辩证法，不讲全面，不抓本质和主流。

　　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对反冒进及代表党中央大多数的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的批判，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实际上破坏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同时，1958年毛泽东还多次指出：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作这样的一种政治规定，进一步抑制了党内民主，导致了“左”的气氛弥漫全国。

　　在这场半年多的批评反冒进中，毛泽东背离了他曾经一再倡导的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只能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势压服的民主原则了。他的一系列批评“不仅有事实不充分，论据不足的地方，而且言之过重，上纲过高”。过重过激的批评言辞使得被批评的其他中央领导人欲辨不能，造成了党内生活中的“一言堂”。对“反冒进”的批评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由此，党的集体领导原则遭到了破坏，党内民主受到了严重影响；八大稳健的经济建议方针被迫中止，党和国家经历了随后一系列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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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婚前在沪职业生涯 第一份工作是教师[转帖]

英语教师、审查英语进口电影、儿童劳工工作委员会秘书

1917年夏天，宋美龄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于当年8月只身返回上海。她回到上海的初期，一心渴望出去工作，可是由于其父宋耀如的坚决反对，宋美龄在上海家中曾度过一段苦恼的家居生活。直到1918年5月宋耀如在上海病逝，宋美龄才有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二姐宋庆龄在母亲倪桂珍面前的进言。

第一份职业:基督教女青年会英语教师

宋美龄的第一份职业，是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当英语教师。这是母亲接受一位友人的建议才得以实现的。当宋母公开放出话来，要为宋美龄找工作时，上海许多学校对宋美龄都有兴趣。一些学校甚至愿出优厚的薪水聘用她。但都被倪桂珍谢绝了，她唯一看中的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

宋美龄在基督教女青年会讲课很优秀。当年她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读书时，就经常当众朗读英文课文，所以她当教员并不怯场。当时前来青年会听课的都是上海妇女界有名的大家闺秀，还有一些高官的女儿或夫人。

她不但每周两天到基督教女青年会讲英语课，同时还参加一些由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的社交活动。

第二份职业:审查英语进口电影

宋美龄本来想在基督教女青年会这样继续教书，可是不久有一位在青年会听过宋美龄讲课的高官夫人，向上海市社会局推荐了她。原来上海要成立一个电影审查机构，缺少了解西方电影的人才，所以提名由宋美龄担任。

宋美龄对上海市社会局派官员来考察她感到意外。当来人询问起她在美国求学期间是否喜欢看电影时，宋美龄猜不出前来考察她的官员的来意，但她仍然坦率地承认:电影是我最喜欢的，我在皮德蒙特读中学的时候，就喜欢看电影，可惜那里很少有看电影的机会。后来我到波士顿郊区的威尔斯利小镇，那里有一家电影院，这样就可以随时看美国电影了。

负责考察的官员告诉宋美龄:中国电影现在也开始寻求发展之路了，上海更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基地，所以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具有全国指导意义的机构，将来会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它的任务是专门审查全国各地电影制片公司拍摄的各种电影，有声片和无声片都需要审查，总之，民国政府开始重视电影了。当时的电影审查机构急需一个既熟悉美国电影，同时也会英语的工作人员，而宋美龄刚好符合这一条件。

1919年3月，宋美龄进入电影审查委员会供职。

宋美龄的主要任务是为委员会审查外国电影的英文翻译，专门协助电影审查专员对所有英语进口片的观看和审查。这样一来，她只能把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英语教师当作副职，而把全部身心倾注于审查委员会中。名不见经传的宋美龄从基督教女青年会这个不被社会注目的民间团体，一跃到上海电影界人士备受关注的审查委员会任职，在所有人眼里是一个奇迹。有些人甚至认为宋美龄进入电影系统，与当时正在上海的孙中山有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孙中山从来没有插手妻妹的工作问题。

第三份职业:儿童劳工工作委员会秘书

就在宋美龄供职电影审查委员会半年后，上海市参议会内的一批同盟会友人，开始注意和了解她的情况，极力主张聘请她来上海市参议会任职。在他们看来，聘用宋美龄至少有两个益处:一是她的到来可以密切与已经前往广州的孙中山的联系；二是当时上海像宋美龄这样优秀的英语翻译人才确实罕见。

消息传到宋美龄耳朵里，她极为反感。一是因为她对在上海电影审查委员会供职已经很满足，不想在短时期内频繁地变更职业；二是她已经听说了坊间对自己工作后的种种猜测。她那时既想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又不想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对参议会派来商量此事的人明确表示了无意进入参议会的意思。可是，宋家人却不赞成宋美龄的主意，表现较为明显的是她的大姐宋霭龄。她是力主宋美龄进入政界的主要力量。宋霭龄认为三妹进入上海参议会可能会改变将来的命运。

宋美龄对此盛情难却。她认为如果听信大姐的劝告进入上海参议会，她就必须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和电影审查委员会中至少辞去一职，不然她就无法安排自己的时间。

尽管宋美龄有适可而止的意思，但是宋霭龄仍然有意提携妹妹更上一层楼，于是便将事情的缘由说出来。原来是参议会一位朋友在一次外事活动中，亲眼看到宋美龄为一位军事官员做译员。宋美龄的英语翻译水平让外国客人赞叹不已。那位友人认为像宋美龄这样优秀的人才在电影审查委员会供职是屈才使用，所以极力主张调宋美龄进参议会，因为当时上海参议会正缺少一位英语译员。

上海参议会中有许多美国人担任要职，当时要下设一个儿童劳工工作委员会，主要工作职责是救助中国社会底层贫困儿童。至于参议会为什么一定要请宋美龄兼职，就是因为这个工委会经常要会见外国人，英语译员显得格外重要。

宋美龄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忽然动了心。她对儿童和劳工的工作十分关心，她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就喜欢研究世界儿童和妇女的现状。而宋美龄当年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以妇女儿童社会地位得到改善为主题的。最后宋美龄同意辞去电影审查委员会专职译员的工作，进了上海参议会。

1919年秋天，宋美龄正式出任上海儿童劳工工作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工作变得更加繁忙了。

1920年夏天，宋美龄辞去了包括上海参议会儿童劳工秘书在内的所有职业，一个人只身悄然前行广州。在那里，宋美龄见到了后来改变她一生命运的蒋介石。

(摘选自《文史博览》，作者窦应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