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山一中初中往事追忆（之二） 李江帆 6.最后的晚餐 ffice ffice\" /> 后来，ffice:smarttags\"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林\">林ersonName>老师重新回台山任教，不久我就下乡当知青，5年后去广州读大学。后来他调到侨中工作，我印象中去看过他，但他正忙着，没说上几句话。以后听说他出国了，故我一直没有机会和他作文革后的“深度交谈”，对他非常怀念。 好在老天爷给了我再见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林\">林ersonName>老师的机会——1996年10月，在我完成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的研究任务后，路过三藩市回国，停留了几天。在劲波同学的安排下，10月13日我们在饭店约见了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林\">林ersonName>老师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和师母朱\">和师母朱ersonName>老师，与他们共进午餐，并拍下了我和他的唯一合照。 因为多人在场，会面时间短，我们的交谈大抵停留在寒暄层面。我早就听说，才华横溢、曾任台山侨中校长的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林\">林ersonName>老师到美国后做的只是宾馆清洁工的活，就小心翼翼地问他心理是否平衡。他的回答使我颇为意外。他说，好在找了这份稳定的、福利也不错的工作，没有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有能力供两个儿子读完了硕士。因当时场合不宜，我还是没有机会向他诉说当年当“保皇派”的委屈以求得前班主任“领导”的安慰。 
1996年10月李江帆(左2)与朱劲波(左1)在美国三藩市拜会林海老师(左3)和师母朱老师(左4) 没想到，这次聚餐竟是“最后的晚餐”。两个月后，在1996年圣诞节前，我收到劲波电邮，告知林老师几天前去世的噩耗。这令我唏嘘不已。我马上委托劲波代我发唁电。 在林老师生前和仙逝后，我不止一次听朱伟申学长（一中65秋高同学，原台山一中校长）说过，林老师说过他一生最喜欢两个学生，一个是朱伟申，一个是李江帆。伟申是林老师在越华中学教过的学生。林老师教过伟申后，调来台山一中接手任我班班主任。我没有直接听过林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但从其言谈举止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我呵护和培育。回想起老师的知遇之恩，我含着热泪告慰林老师，我没有辜负他的殷切期望，我为当过他的“保皇派”而自豪。我相信林老师在天之灵对此一定会感到宽慰。 
李江帆和朱伟申参加64秋初级百年校庆同学聚会（2009.10.18台城） 7.四舍故事
台山一中四舍原是高中学生宿舍，我读初中时，被用作64秋初级男生宿舍。那时我家就在环城北路，离一中很近，本可在家住宿，可班主任对我说，你当班长住在学校可以更好地联系群众。于是，我就搬回四舍住，见证了我班发生在四舍的不少课堂以外的故事。 业余理发师：那时生活水平很低，班里大部分同学是贫下中农子弟，家里很穷。周末放假，水步、大江很多同学没钱坐车回乡，走路十多二十公里回家，干了一天农活后，再走路回学校。为了节省同学们的理发开支，我和生活委员商量，发动大家凑钱买了一套理发工具，相互义务理发。我和几个同学“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理发。不少同学都光顾过我的“免费理发服务”。我还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期间在学校传达室义务为会议代表理发、刮脸（记得那是我首次用剃刀给人刮脸）。 一天，我正在四舍门口为雷畅桓同学理发。住在四舍二楼的物理科胡栋培老师提着相机往外走，看到我们就说：“我的胶卷要到期了，还有几张没拍完，给你们拍张照片好吗？”对此“奢侈性消费”我们喜出望外。我在一中读书时唯一的一张“文物级”照片就这样诞生了。在旁边观看的是张达才和雷作良。我记得达才的理发技术很不错，我和他经常“互相服务”。 
李江帆在四舍为同学理发（左起：李江帆、雷畅桓、冯达才、雷作良，1964-1965） 菜地淋菜：那时每班都有一块菜地作为劳动基地，由各班同学自行种植、淋水、施肥，蔬菜收获后无偿送给学校膳堂。我班菜地就在四舍北侧小路下去的农田上。往西往山下走，是流水潺潺的农村甘蔗地。每逢农忙假和暑假，农村同学回乡务农，班里菜地由我安排台城同学轮班浇水。人放假了，蔬菜“饮水”可不能放假。于是，对大年初一淋菜的差事，我只能责无旁贷地安排我自己来做，谁叫我是台城同学中唯一的班干部呢。初中这两年春节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年初一一早我就从家里床上爬起，跑回四舍旁的菜地淋菜，或者干脆住在四舍过徐夕夜，以便翌日（年初一）早上淋菜，反正那时没有春节晚会，就算有也没有电视机看。 学校规定，淋菜用天然水，不能用自来水，当然可用生活废水。本来，四舍浴室外一个一尺见方的废水池内常有生活废水，可用于淋菜。平时宿舍同学多，生活废水也多，四舍去菜地也比较近，淋菜没什么问题。放假期间宿舍没多少同学住，就没有什么“废水”了。只有到几百米外的校外农田沟里挑水。当然这就比较辛苦了。我还记得当时去农田挑水的情景：我挑着沉重的两木桶水直喘气，有时连起步都有困难，更不用说还要爬坡到学校菜地了。有些“聪明”同学就在冲凉房大开水龙放空水制造“废水”，然后在外“曲线”取“废水”淋菜。我对此不以为然，若是本班同学，我就会制止。但这么一来，自然就会得罪人。 值班守夜：在台山一中读书时，每逢重大节日和敏感日子（如五一节、国庆节、国民党双十节），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学校都在重要地点如传达室、饭堂、宿舍、科学馆、游泳池、卫生室等处设暗哨通宵放哨。我作为班长，又分管治保，每次四舍值班都是我安排的。保卫处要求，岗哨要设在关键点的阴暗处，可观察来人，而不易被来人发现。四舍一般设三个暗岗：大门口、北侧通菜地路口、南侧纪念碑附近。两人一班，每班2小时。白天值班比较轻松，晚上值班比较辛苦，而凌晨1-3点值班最辛苦。 1966年文革初期，因形势紧张，经常通宵值班。6月20日，由时任班长的我安排本班男生宿舍通宵轮流值班。我把自己排在凌晨1-3点值夜班。白天，我到宿舍检查值班情况，发现个别值班同学在宿舍用酒精炉煮东西吃，我马上制止了这种存在安全隐患的做法。 晚上，我去四舍西边通菜地路口查哨，一转墙角，猛然碰上值完班往回走的一个同学。他有些近视，加上过度紧张，没看清是我，以为是歹徒来了，大叫一声一棍打来，打中我的肩膀，好在伤势不重，我也不在意。 没料到，仅仅过了10天，随着“左”的路线膨胀，我因“家庭出身”和不同意同学们对班主任上纲上线的批判而被排斥，被认为政治不可靠，被剥夺了值班站岗的权利。 8.“黑话”事件 我在台山一中读书的日子并不总是阳光灿烂的。文革初期，我经历了非常委屈的事，就是“黑话”事件。 1966年6月文革爆发不久，我这个班长“靠边站”，班委会全面瘫痪。同学们发现，受班主任和学校重用的班长，竟然是“摘帽右派”儿子（我父亲1958年被错划右派，1960年“摘帽”，1979年被认定错划予以改正，后加入中共，任党支部副书记），一个“黑七类”子女。我年年被全班同学高票选为三好学生的事实这时也无济于事了。加之我当“班长工作积极负责，敢于批评不良现象”（班主任评语），敢于管组织纪律，工作方法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能也得罪了一些同学。这都使我在文革之初成为“应矢之的”。我很快被排斥在四舍值班守夜同学名单之外。 我甚至发现，在我夜里口渴起床从四舍走去膳堂喝开水时，也有同学一路偷偷跟踪我。想起10天前四舍值班守夜是由我安排的，而现在我自己连值班的资格也被剥夺了，这一反差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使我这个年仅15岁的少年觉得非常难受。 那时，很多政治待遇都被剥夺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晚自修，“红五类”去参加全校会议听传达，我和朱民英因属“黑七类”（他任小学教导主任的母亲成了“走资派”），没资格参加会议，两人在空荡荡的北院无所事事。没有担任过班干部的他似乎若无其事，作为“靠边站”班长的我却百感交集。 文革初期，同学中掀起改名潮——名字有“封资修”色彩的同学纷纷“破四旧”，把名字改为“革命”名字。当时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的反动血统论，“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子女可改名（到学校总务处抽出胸章中的纸卡改名就行，学校没办正式更名手续，更不要说公安局了）。但规定“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子女不得改名，为的是“防范”他们改名换姓后干坏事。 那时，我因父亲是“摘帽右派”被视为“黑七类”子女，不能改名，也不能领取当时还非常稀罕的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本。一天，我在北院看到一张抄写周总理讲话的大字报。他明确指出：右派分子摘了帽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如获珍宝，马上去找班文革核心小组一负责人转达周总理讲话精神，说我不属“黑七类”子女，要求发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本。他大概也知道了，我记得他就在北院中厅给我补发了。我马上奔去总务处改名——这毕竟是一种权利啊。 36年后，在2002年10月，我首次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在礼品店看到的毛主席像章就是66年我领到的那种像章，如获珍宝，马上“请”了10枚。我把毛主席像章佩戴在胸前，感慨万千地想：36年前，我曾连这样的权利都没有啊。 毛主席像章（仿66年首批发行版）  1966年7月1日下午，我班开会选举文革核心小组（相当于临时班委会），早就被排斥在外的我自然不是核心组成员候选人，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我没有任何期望，对我没被选上，心情平静得很。 恰好，我看到1966年7月1日羊城晚报报道了一个“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故事，说某中学有一个出身不好，长期仇恨工农子弟的教师，刚任为班主任，就频频出招打击由工农子弟组成的班干部的事。他计划“新官上任三把火”，但只放了“两把火”，就给撤职了。我看后觉得很有意思（我一直管班里读报），就把报纸交给在课室外闲谈的几个同学，介绍说，这报纸讲“新官上任三把火，才放了两把火，就给撤职了”，值得一看，然后就回家吃饭了。 没料到，这竟引起班里的轩然大波。当晚，我从家里回到课室自修。一进课室，就看到黑板上用粉笔写着的大字（大意）：李江帆必须老实交代讲“新官上任三把火”影射核心组的黑话！其他班同学也纷纷来看热闹。我才想起闯祸了。当时全国声势浩大地批判三家村“黑话”，而当天是核心组“新官上任”呀。我感到有口难辩。 当时，文化革命工作组已进驻一中。一天晚上，负责我班的工作组员李某（记得他是台山县粮食局干部）叫我出去走廊谈话。他声色俱厉地批判我讲“黑话”，要我老实交代，根本不容我解释。我委屈极了，对此人水平之低非常失望。我仰望着北方夜空，虔诚地相信：只有洞察一切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还我清白。 一个月后，我吃惊地发现，“黑话”事件成为班核心组鉴定我“消极对待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缺点百般辩护，坚持错误”的重要论据之一。这在我人生经历中留下了一个永难消逝的阴影，也成为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大挫折（想想那时才15岁的我承受的压力）。 还好，时过境迁，如今“黑话”再也不需要澄清了。不过，我倒一直希望能在图书馆找到1966年7月1日羊城晚报纸把那“始作俑者”的“黑话”复印下来留作纪念，可惜尚未如愿。 9. 读书、抄书与买书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在小学二三年级就着迷于长篇小说，也很喜欢科普读物。记得在小学二年级，我和一个同学在书店买了一本《纸工玩具》，尽管我对书中一些奇怪名称如“马粪纸”、“道林纸”不甚理解，我还是能猜出其意思，按图索骥到百货商店买了纸皮，再央求玻璃店师傅帮我把旧万花筒镜片裁成合适尺寸，最后制成了有趣的潜望镜。 小时候难得有玩耍的时间，放学回家，常要到公路上钩枯树枝，捡树叶当柴火，因此有机会做个成功的小试验总是令我兴奋不已。不过，当时家境清贫，生活拮据：我从小学到中学从来没有吃早餐的概念，上午空腹上课到11点，肚子就饿得咕咕叫。每天买菜钱人均5分钱，全家人的“主菜”常是一碟不够吃的水蒸蛋，为了限定消费量，要在碟子上将水蒸蛋划“汉界楚河” 分成几个“板块”，谁也不得“越雷池半步”。冬天没有鞋穿，光着脚丫步行几公里上学，脚底爆裂出一道道血口。连基本生活费都成问题，使我少年时代很少有零钱到新华书店买喜欢的书籍。 大概在小学四五年级时，我在书店书看到一套由数本小册子组成的、定价一元多的《小实验丛书》。该书教中小学生做物理、化学、天文、生物小试验，制作晴雨计、气压计、电磁铁、蜂鸣器等小玩意，非常有趣。其中的烧红玻璃导电、绝缘电线绕电磁铁的试验，使人遐想联翩，真是太神奇了。我虽对此爱不释手，可是根本没钱买。那时学校组织同学看票价仅5分钱的电影，我也常因没钱而放弃。我怎敢开口要母亲拿出在我看来简直是天文数字的一元多买书呢？我只好在手无分文地流连在台城新华书店望书兴叹之余，做着我神往的有朝一日的“买书梦”：要是不吃饭能换上这套书就好了。我甚至想象过即使考到乡下中学读初中也不算坏事，这样我就能从口里抠出一些“包干”伙食费来买自己喜欢的书了。不过，那时饭堂一份饭要0.13元,一元多钱的书费差不多抵得上一个星期的饭钱了。 1966年夏，在我刚读完初二时，文化革命爆发, 学校停课。经历了大串连和流产的“复课闹革命”后，学校开始陷入无休止的派斗中。我对此感到厌烦，在家自学无线电知识，常与志同道合的好友李业鸿、朱劲波同学交流装收音机的心得。那时新华书店大量销售的是政治书籍，很难找到无线电书。我和业鸿常结伴到3班同学朱启明家里看书。他哥哥朱启新是个无线电爱好者。进入他家书房看到丰富的无线电藏书，令我目不暇给，简直就像孙猴子进了海龙王的宝库一样。买不到书就抄书。我每次离开他家时，总是借走一大捋书，回家后就如饥似渴地摘抄。就这样，我做了好几本无线电笔记，也掌握了由矿石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到常见家用电器的装修技术。有人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我对此很有同感，特别是在我成了教授，手上有了大量科研经费可以随意买书的时候，体会更深。买书是自己的，可以放在家里慢慢看，结果反而没有时间看了。借书是别人的，要赶快看完还给他人，非看完不可。抄书要眼看心记手动，印象极其深刻。 1968年秋，由初一到高三的6届中学生一律“毕业”。我也依依不舍地离校了。实际上才读了两年初中的我渴求知识，希望升学。然而，“家庭出身问题”的阴影打碎了我被推荐上高中的读书梦。每天清晨，当我呆在家里听到从母校传来熟悉的广播体操乐曲，想到自己被置身其外，真有说不出的难受。 没机会上学就自己学。我从书店买来了新编中学教材。那时中学物理、化学、生物教材体系被打乱，统编为《工农兵知识》（后改为《工业知识》和《农业知识》），由各专区自行编写。我发现，佛山专区中学教材编写组编写的《工农兵知识》（初中一年级用）存在明显纰漏:一例题忽略了镇流器的功耗，只按日光管的标称功率计算日光灯的耗电量；一练习题无知地以为25瓦扩声机只耗电25瓦（实际是扩音机输出到喇叭的功率25瓦，扩音机本身耗电要一百多瓦）；教材还错误地把日光灯电容标出正负极，并武断地认为火线不经镇流器直接接到光管必烧坏光管。我就写信给佛山地区教材编写组指正。我很快收到教编组一封复信，热情洋溢地感谢我对教材所提的正确意见。后来，在台山一中上过我班生物课的蔡新韵老师告诉我，我给佛山专区教编组写信时她恰好被抽到教编组工作，听到同事称赞我，为有这样认真读书的学生感到自豪。 1968年底，我上山下乡到都斛公社插队务农。恶劣的环境，艰苦的劳动，微薄的收入，使我深深体验到当“知青”的艰难。幸亏清贫家境使我从小形成的自立能力、顽强意志和好学精神和在中小学养成的积极劳动的习惯拯救了我。我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快熟练地掌握了主要的农活技巧；我老老实实地响应上级号召，留在农村过“革命化春节”；我还用我自学的电学知识，经常在工余时间为社员们装电灯，修理收扩音机和广播喇叭。辛勤劳动的汗水使我获得群众的好评，加上一个偶然机会，使我有幸在保留插队“农籍”的条件下，于1969年被推荐到公社中学读两年高中。没想到我梦寐以求的升学愿望在下乡插队时实现了。我非常感激农民的培养，也没有忘记我的知青身份，每逢周末、节假日、寒暑假，都回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连星期天下午，也干完了晚工才摸黑走路赶回6公里外的学校。全年统计，“脱产”读高中的我挣的工分，居然比本队“不脱产”的知青都多。我刚下乡时劳动日值为一元二,后来逐年下降，到1973年只有三四角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了自己的收入,可以省着钱买点自己喜欢的书了。 我不满足高中教科书的内容，很想找些课外书参考。但都斛中学图书馆本来藏书就不多，加上受文革冲击几乎没留下什么有价值的图书，而书店销售的自然科学书籍很少，在公社书店想买到好书就更难了。1970年初，我获悉上海新华书店可以免费邮购图书，喜出望外，马上写信询问。很快，我收到一份详细供书单。我便约了几个同班好友汇款去上海邮购。当《农村电工手册》和重印文革前出版的《农村机电工人培训教材》等一批图书从上海寄到时，我如获至宝。我在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下“1970年4月28日购于上海”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奋斗”。每当夜幕降临，农友们在闲聊中消磨时光，我干了一天活虽也疲惫不堪，但我更有兴趣的是关起门来读书，享受寸金难买寸光阴的宝贵时间。当时灯泡凭票限量供应，日光灯管脱销。我凭着从《农村电工手册》等书上自学的知识修旧利废，用玻璃瓶加盐水自制变阻器延长断丝灯泡寿命，利用电容器与镇流器的相位差产生瞬时高压，驱动断丝废日光灯重新发光，还修好了大队的扩音机，成了在生产大队小有名气的业余“电工”，在当地传为佳话。   李江帆从上海邮购的一套农村机电工人培训教材 李江帆不知翻阅了多少篇的《农村电工手册》 回首往事，我青少年时代的买书、借书、抄书与勤奋读书，为日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基础。1973年我以台山县第一名的成绩被推荐上大学。1979 年我以本专业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研究生。1991年我的专著《第三产业经济学》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学术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李江帆利用自学的无线电知识修理圆美大队扩音机（1973.都斛）
（未完，待续） ［此帖子已被 龙卷风 在 2010-1-3 2:44:44 编辑过］ | 
楼主: 邻家小妹
窥视卡
雷达卡
发表于 2009-12-3 13:45:56
照妖镜
发表于 2009-12-4 19:18:30
51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