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山同学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热搜: 活动 交友 discuz
楼主: luo

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1:52:37 | 显示全部楼层


话说“顺溜”手中那杆枪--造假造大了[转帖]


《我的兄弟叫顺溜》正在热播,剧中王宝强饰演的“顺溜”所用的狙击步枪引起了观众极大兴趣。这支配备了光学瞄准镜、消声器的绝对现代化的狙击枪,有时候还被王宝强抱着打冲锋,甚至还能装上刺刀肉搏,其性能让人叹为观止。 《中国国防报》8月4日刊登罗山爱的文章介绍说,这支所谓的狙击步枪其实是美国造约翰逊M1941式半自动步枪。
据资料记载,约翰逊M1941式半自动步枪的设计者是美国钟表工程师梅尔温·约翰逊,他是出于爱好才涉足枪械领域。顺溜手里的那支“狙击枪”,它的外部特点是采用了10发供弹的圆形弹夹,因为这一圆鼓鼓的弹夹,美国士兵将其戏称为“水壶”或者“孕妇”。

约翰逊M1941式步枪采用枪管后坐自动原理,因此像顺溜那样在枪管上安装消音器后工作可靠性就会下降,故而该枪无法在消声状态下正常射击。

约翰逊M1941式步枪的产量只有区区3万支,原本是美国打算用于出口创汇的,没想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制式M1伽兰德半自动步枪产量满足不了新扩编部队的需求,这才供应给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我》剧中,顺溜为防止枪身和机匣部位反光暴露目标,还用破布将枪的前后两端缠绕起来,俨然是个老练的狙击手。

实际情况是,使用这支枪的美军直到1943年在太平洋各岛屿转入对日反攻后才上场,绝不可能从战场上获取此枪。况且这支枪使用美式0.303英寸(7.62毫米)口径子弹,绝非片中所说的“能和小鬼子的三八大盖互用子弹(它的口径为6.5毫米)”。

顺便把话题延伸一下,王宝强在《集结号》片中也使用过这支枪作战,这也是不对的,因为

美国从未将该枪援助过国民党部 队,那么在《集结号》所反映的解放 战争中,我军也不可能获得此枪。

中国军人能够与这支枪结缘的机会只有朝鲜战场。据记载,在1950年底发生的长津湖血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为了逃出我志愿军第9兵团的围攻,抛弃大批武器逃向兴南港,这其中就包括一些约翰逊M1941式步枪。目前,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依然珍藏着一支约翰逊M1941式步枪真品。

稿件来源:报刊文摘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1:54:00 | 显示全部楼层

朝鲜怨恨中国的真正原因 [转帖]


  
  朝鲜曾经是中国的铁哥们,双方的友谊是所谓“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然而,正象丘吉尔所言——在国家交往中,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因而,中朝这两个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国家,在新世纪,也同样经历着利益的考验,友谊逐渐淡去,怨恨日益凸显。这种怨恨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即历史与现实。
  从历史层面来看,朝鲜一直认为在历史上,中国是侵略者,而他们是被侵略者。其证据有,首先,唐灭高句丽。公元668年,宝藏王高臧降唐。高宗李治“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一、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公元670年,报德王高安舜率余部复国。第二年,报德王高安舜为唐所俘,国亡。高句丽政治中心在辽东半岛,治地包括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是中国民族政权。但《三国史记》等把它与新罗、百济一起,视为朝鲜民族政权。朝鲜因此认为唐灭高句丽,是侵略行为。其次,辽灭渤海。公元926年,哀王大諲譔为太祖耶律亿所俘。义宗耶律倍即位于渤海旧地,国号东丹。公元930年,大光显复国。公元934年,大光显投太祖王建,国亡。渤海疆域南抵泥河(今朝鲜龙兴江)为界,与新罗划江而治;东抵大海。它在东南方向的实际统治地域与高句丽接近,包括朝鲜半岛北部。朝鲜认为渤海为朝鲜和韩国历史上的政权,并指责中国教科书把渤海列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最后是所谓 “间岛”问题。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起,朝鲜的内政、外交权均由日本朝鲜统监代行,清政府与朝鲜的边界谈判也转为中日谈判。清宣统元年(1909年),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即《间岛条约》和《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第一款中,中日两国政府彼此声明“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至石乙水为界”。日本通过《三省交涉五案条款》和《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1984年9月16日,韩国金永光等54名国会议员联名向韩国国会提出《关于确认白头山所有权之议案》。朝鲜主体七十九年(1990年)起,与中国进行第二次边界联检,双方在部分岛屿的归属上产生分歧。中国辽宁省界段有10个岛屿未能确定。韩国学者李汉基认为,除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岛屿外,韩国的领土还包括“间岛”、独岛(日本称为“竹岛”)和对马岛。
  而现实层面的怨恨,则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其实这也是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代理人战争 ”,正是因为东西方的角力,本应统一的朝鲜半岛被“三八线”分割成北朝鲜、韩国两个政权。
  北朝鲜政权的建立,跟中国有扭不断的联系,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新中国的帮助,根本就没有北朝鲜政权的存在。1949年中国内战正酣,为支持金日成在朝鲜半岛建立共产政权,中央决定抽调加入解放军的朝鲜人及我国朝族官兵组成的156、164、166三个师另两个朝鲜族团,编入朝鲜人民军。当年先后共为北朝鲜提供兵力约6.9万人,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的近一半,解放军编入北朝的部队作风顽强、能打硬仗,成为人民军的作战主力。1950年9月美国在仁川登 陆,朝鲜人民军溃退。当时作为共产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甚至已经做出放弃朝鲜半岛的决定,而毛泽东却立排众议,坚决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在朝鲜战争两年九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付出了牺牲14万、受伤被俘失踪约25万人的惨重代价。而且在1951年1月,新中国又为金日成的朝鲜人民军输送了10万名朝族战士。用老一辈革命家的话说,中国与北朝鲜在历史上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就算进入新世纪,中国依然为北朝鲜提供大量的粮 食、药品、能源,有统计称中国为朝鲜提供的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的三分之一以上,2005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的粮食援助超过北朝鲜外援的50%以上。
  但自从苏联解体、92年中韩建交后,中国与朝鲜金正日政权的关系一度严重恶化。朝鲜首先删除了教科书和官方通讯中关于中国志愿军参战的事实,然后撤除了板门店的中方国旗。又以“朝鲜人祖脉”和“金日成故乡”的名义向中国讨要中国仅有的长白山天池四分之一的主权。在中朝黄海经济海域划界问题上对中国的主张“不能接受”。在涉及朝鲜半岛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朝鲜也开始刻意排除中国的影响力,与俄罗斯叶利钦和普京政权加强合作。2000、01年,金正日几次批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并认为“修正主义中国的毒化影响” 已经波及了朝鲜。但可笑的是,随着朝鲜要“振兴经济”金正日又向中国狮子大张口,2002年其密访中国,从中国要走了近30亿人 民币的物资、2003年在各项援助外,又向中国额外要了5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但中国似乎并没得到金正日在政治上的顺从。最明显的例子,朝鲜向中国隐瞒发展核武器的事实,按中国外交部的话说“中国是从国外新闻中才得知这个消息”。从2003年开始的由中国主催的“ 六方会谈”,朝鲜、中国、俄罗斯本应作为一个阵营,但朝鲜从阳奉阴违的盘计利益得失到数次不与中方打招呼就单方面宣布退出的公开抗拒,虽然中 国做了大量工作,但朝方并不领情,让中国数度陷入尴尬境地。2006年7月5日,朝鲜为抗议美国对其印伪钞、贬毒等进行的金融制裁,违背与中俄达成的导弹 试射承诺,示威性的试射了10枚包括大浦洞在内的各型导弹,使半岛局势骤然紧张,中国急派特使前往朝鲜,却得不到金正日的接见,让中朝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严重分歧。虽然此后中国、俄罗斯依然在安理会上力保朝鲜免受全面的经济禁运和制裁,但对朝鲜的一意孤行也是无可奈何。2006年8月底金正日甚至公开声 称“搞核事业只能靠自己,中、俄两个国家并不可靠”。最近,朝鲜又单方面撕毁了由中、美、朝、韩四方共同达成的“朝 鲜战争”停火协议,这不仅是对中国在朝鲜半岛影响力的侵犯,是公开打中国的耳光子,也是对14万长眠在朝鲜半岛的中国志愿军烈士的严重 “亵渎”。拿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刘建超在2006年8月上旬的话来说“朝鲜不听中国的劝阻,也不听自己的话。”足以说明,虽然中朝还是拥有传统友谊的邻国,但是现在的朝鲜“并不听中国的话”。
  这种怨恨最集中的爆发是2009年7月27日,这一天,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在平壤发表讲话,宣布朝鲜将不参加中方为主导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并认为还有其他对话方式可以解决问题。但他没有说明有何种对话方式。这位外务省发言人说,六方会谈结构复杂,如果不遵循尊重主权及和平原则,恐难成立。他指出,事态很清楚的说明这些国家的用意“是想通过六方会谈解除朝鲜的武装,捆住朝鲜的手脚,让朝鲜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由于敌对势力扼杀朝鲜的阴谋活动,六方会谈“已经脱离了当初的目标和性质,不可挽回地变质了。”从中,我们不难读出朝鲜对中国深层次和全方位的怨恨。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3:45:07 | 显示全部楼层


南京大屠杀日本文献不少 缘何民众不愿承认? [转帖]


  在我面前的一本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史料中,总计373页的书中,有95页全部记载的是在南京日军如何凌辱中国女性。那部分书页,我至今没有勇气打开。每当此时,我多么希望日本极端右翼宣传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谣言\"是真的才好。我国我民何以要承受如此天下难言之惨!

  继抗战史专题“一寸山河一寸血之淞沪会战”之后,网易历史频道将于8月24日推出“一寸山河一寸血之南京!南京!南京!”,全面解读南京防卫战至南京大屠杀的惨烈抗战历史,本专题将以民族感情为基础,理性探讨南京大屠杀的成因,并分析中日关于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共识及差异。敬请网友关注。

  本文由萨苏先生供稿。

  在我的书橱中,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如今已经堆积如山。然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却很少。

  是因为在日本没有这样的史料吗?

  恰恰相反,在日本的出版物中,关于这场悲惨事件的纪录比比皆是。我只是没有勇气面对。

  没有勇气面对我们先人曾经遭受的屈辱和灾难,那些文字中,曾经的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现。

  原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所见的大屠杀场面:

  在下关刑场附近,从城中开来满载中国人的敞篷卡车络绎不绝,停在仓库中间。作为海军军官的奥宫认出这支部队属于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他走进码头的仓库群,看到两手被绑在背后的十几个中国人,被一个个拉到江岸边几米的地方,用军刀和刺刀惨杀后,投入扬子江中。江中只见层层叠叠的尸体,靠近岸边的江水为之阻塞,以肉眼几乎难看出的速度裹挟着尸体艰难流向下游。但,有些人还没有彻底死透,挣扎着向岸边浅湾处逃生,那附近已经是一片血海,因为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早有准备的枪击和刺刀。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样秩序井然,连大声指挥的人都没有。看来,明显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在进行。我向刑场入口的一个下士问道:\"这么多中国人,就这样安安静静被带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回答是:\"城内,对着在废墟上收拾的中国人问:'有肚子饿的举手 ',然后把举手的装上卡车作出带去吃饭的样子,就完成了呗。\"\"那么,为什么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长官说,为了节省子弹。\"

  这已经是12月27日,距南京陷落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

  仅仅日军第三十旅团一支部队,其指挥官佐佐木道一少将就在手记中记录,\"到12月24日共计处刑一万五千人以上,12月24日至第二年1月5日,处刑数千人。\"

  这样的记载车载斗量。

  在我面前的一本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史料中,总计373页的书中,有95页全部记载的是在南京日军如何凌辱中国女性。那部分书页,我至今没有勇气打开。

  每当此时,我多么希望日本极端右翼宣传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谣言\"是真的才好,我国我民,作了何等恶事,以至承受如此天下难言之惨!

  然而,墨写的谎言如何能够改变血写的历史呢?

  正是因为证据如此确凿,假如问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从官方而言,日本方面从来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日本的教科书中,传统都存在着对南京大屠杀(日文:南京大虐杀)的描述。

  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证言,都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之前,日军的老兵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然而,也许是即将走进异界时对良心的考验,最终使一部分日军老兵对媒体袒露了当时的暴行。这是1999年1月,85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倒在床上叙说的佐藤道:\"对着几千名络绎不绝朝对岸逃去的人群,用九二式重机枪开火射击了。\"佐藤是日军原十六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的士兵,参加了对南京的进攻。他在采访中对这次屠杀的背景介绍道:\"在扬子江畔包围了几千名在岸边的人群。一个中队的八挺重机枪对着密集的人群开火了。可以看到人群中的女人和老人。距离四五百米,变着角度扫射,打到的地方人墙就崩塌下去。他们用力地摇着白旗,我想也是很可怜。我们是按照小队长'打'的命令来干的,但是,这命令(中国人统统杀掉)应该是出自师团部。\"

  但是,就日本普遍舆论而言,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确实有着极大的分歧。其中,除了接受传统对于南京大屠杀描述的部分民众以外,比较典型的\"修正看法\"就有四种之多。

  第一种看法,南京大屠杀虚构说。

  南京大屠杀虚构说是在日本极端右翼和部分青少年中存在的观点,曾在网上与我进行辩论的日本青年大体属于这个派别。其中,比较典型的公开言论当属1994年 9月4日大桥政太郎在《产经新闻》发表的文章,鼓吹南京大屠杀为\"虚构\",其原因是\"没有一个证人亲眼看到大屠杀的发生\",\"看到数千人被屠杀的目击者一个也没有\"。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组织对中国报道中部分列入\"南京大屠杀\"标题下的历史照片一一进行检证,以证明其并非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部分人多半属于极端缺乏历史常识的日本年轻人,以及少数别有用心的政治家。然而,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越来越多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种观点就如同阳光下的雪一样迅速瓦解。上个世纪末,由于中国方面大量公布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经历,相信这种观点的日本民众产生了极大动摇,但依然有少数死硬分子坚持那是中国政府组织的宣传,不足为据。然而,随着生命即将终结,一些参加过大屠杀的日军老兵良心发现,近年来逐渐打破沉默,开始提供真实的历史事实,给日本社会极大的震动。例如,二零零二年,松冈环采访的旧日军老兵回忆录《南京战》,一本书就收录了102名原日军官兵的证言,每一条证言都重现了当年南京发生的残忍暴行。在这样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观点,在日本也很难找到市场,呈现日渐式微的情况。不过右翼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宣传,目的,无非一个是争取部分盲目的日本青年的支持,一个是\"取法乎上,只得其中\",抵消真实历史的影响。

  但是,我国的部分历史著作或者宣传资料中,对于历史照片的引用存在若干失误,对极右政客混淆视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犹不及,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事情。

  17-2原日军士兵境昌平在2000年7月接受记者采访,提供了他用毛笔书写的日记,其中记录了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12月13日在下关用重机枪屠杀中国战俘的场景。他是负责押运战俘前往屠杀地点的,由于屠杀地点设在突堤以下,战俘看不到以为是要释放他们,还对境昌平说\"谢谢\"。境昌平还记载了日本海军的士兵和穿和服的日本平民拿中国人练习刀术的过程。

  第二种说法,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过,但死亡人数值得重新计算。

  这是目前日本市场比较大的一种观点,包括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取消了一直以来\"死亡三十万人\"的内容。事实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日本并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讲演通讯社的《野战邮便旗》杂志最早曾在1941年2月10日描述了在南京日军曾经进行的大屠杀,并称这是为了\"威慑敌人,促使蒋政府放弃抵抗\"。然而,日方颇有舆论认为,中方认定的南京大屠杀造成30万人死亡的数目太大,实际死亡人数低于此。如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曾在1982年发表的《南京大屠杀》一文中考证当时南京民间掩埋尸体约四万余,崇善会堂等慈善机构掩埋的遗体十五万五千,并据此推测当时死亡人数为约二十万人。日方并经常引用东京审判判决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占领南京的一个月期间,共计杀害战俘三万人,包含男女儿童的非战斗员一万二千人,周边居民两万。同时,近郊的难民有五万七千人被证明因虐杀和饥饿而死。\"由于这只是部分地区的统计结果,东京审判法庭推定南京大屠杀\"死亡二十万人\"。日方较多人认为大屠杀实际死亡人数在数万人,因为1938年3月9日《大公报》曾发表文章,称南京大屠杀死者6-7万。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仅仅数千人,因为拉贝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放下武器逃入安全区的中国兵被搜捕,以数千人为单位有组织地处死\",他们显然没有理解\"为单位\"的含义。此外,曾任当时日本大使馆参事的日高信六郎声称,当时南京市人口总计不过三十万,不可能都被杀光,所以三十万的数字不够准确。

  这种观点也可说是以偏概全。首先,《大公报》1938年报道南京大屠杀时根本无法到当地考察,死亡数字属于推断,不足为凭。其次,除了掩埋的尸体外,日军承认曾将大批尸体抛入长江,或焚尸灭迹。因此,根据掩埋尸体数量统计死亡人数,应有一定缺口。至于南京人口问题,日高统计的数字仅仅是安全区内的居民,事实上大屠杀发生的地区囊括整个南京及其郊区。南京人口在战前为101万9千人,南京战役打响的11月23日,市长马超俊尚表示南京还有市民五十多万,难民二十多万。由于上海、松江、苏州等地的失陷,大批难民涌入首都南京。当时国民政府和普通民众对于日军会攻占南京普遍思想准备不足,实际日本大本营最初也不准备占领南京。而当日军大举快速进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加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封江,大批难民只得滞留南京直到日军破城,他们的人数无法统计。由于没有当地固定户口、住处和社会关系,在此后日军追捕\"败残兵\"、\"便衣兵\"的过程中,难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17-3原日军士兵松田五郎在2001年5月提供给新闻界的日记。下面的说明记录道:松田五郎的日记记载,在12月14日一天,他所在的分队大约10个人,就杀掉了55个中国人。松田当时是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的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所在的10人分队先后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250名,以及日军强奸中国女性的经过。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最终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历史考证来证实。但是,无论死亡人数是数万还是三十万,都无法改变南京确曾发生了大屠杀的事实,只是一个大屠杀的规模问题。

  第三种说法,南京大屠杀是\"下克上\"的结果。

  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并非日军有组织进行,即便有组织进行,也是中下级军官擅自做主。其中主要是为当时的派遣军司令,因此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松井石根开脱。这里面最典型的可见角良晴(南京大屠杀时为松井的副官)所著《七生赋》。在这本书中,他描述当时的情景--下关有13万中国人试图逃向对面的浦口但是无法过江,第六师团电话询问怎样处理?\"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长勇中佐(二战末期死于冲绳)回答:\"攻击。\"角良晴连忙向司令官松井报告此事,松井叫来长勇,道:\"13万中国人,都杀了不好吧,随他们去吧。\"长勇中佐回答道:\"里面可能有败兵。\"松井道:\"也许有溃兵吧,但放了他们可以避免我军军纪太过混乱吧。\"长勇回答:\"是。\"但是,当第六师团第二次电话请示的时候,他还是命令:\"攻击!\"第二天(18日),司令官(松井)要到下关去视察。\"但是,绵延两公里的道路,都是层层叠叠的尸体,地面都看不到,这种状况实在无法交待。于是,参谋长饭沼少将说道:'治安太差,无法保障安全。'推辞了这次视察。第三天(19日),参谋长命人焚烧尸体,并盖上土。第四天,司令官(松井)道:'哪怕就一个人也要去看看,准备车。'无奈之下我只好尽可能让他坐在看不到外面的地方。车子在垫了尸体的土路上艰难前进,司令官突然号哭起来。这都是下克上的恶果啊。\"

  按照角的说法,松井只是个被架空的大善人而已。长勇确实也曾经在1938年吹嘘过--\"杀了30万人是我的命令。\"然而,这明显是对松井的美化,当时日军的各部指挥官,如山田支队的指挥官山田梅二,多在日记中保留了接受命令进行大屠杀的纪录。长勇一个小小的参谋能够指挥得动那么多高级将领而松井一无所知吗?而且,松井自己的日记中也保留了与此相反的内容。在1980年关于日本教科书审定的案件中,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山田一良曾用这本日记表示松井与大屠杀无关。然而,法庭却在他出示的日记中,找到了六百多处被山田修改的痕迹!实在是欲盖弥彰。

  从目前所收集到的证据看,日军参与屠杀的包括了日军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三舰队第十一战队等各个部队,而且作业娴熟,如果没有组织,令人难以置信。而是否松井下令,对改变南京大屠杀的性质毫无意义,那是日军自己的事情。

  第四种说法,的确发生了大屠杀,但属于合法的杀戮,即\"屠杀合法论\"。

  日本方面还有一部分学者持\"合法屠杀\"说。屠杀还合法,在任何现代文明的理念上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但的确有些日本学者从法理角度,试图证明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屠杀是合法的。他们首先把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锁定在战俘之上,至于平民的遇害,则强调那是因为部分中国军队脱下军服混入平民,成为了\"便衣兵\",为了搜索他们,日军才误杀平民。而对于战俘的杀戮,在日本这些学者眼中,是合法的。如日本有名的右翼学者、亚细亚大学的东中野修道就这样描述--日军攻占南京时,卫戍司令唐生智逃走,部分中国士兵脱掉军装进入安全区。日军进入安全区搜捕这些\"便衣兵\",并将他们集体处刑(屠杀)。\"这种处刑是合法的,\"东中野修道说,\"战时国际法规定对于投降的士兵应该给与战俘的特殊待遇,保护其生命安全,但,这是指的'穿军服,经过训练,并有指挥官管辖的战斗员 '而已,指挥官逃亡,或没穿军装者,都不再享有这样的权利\"(1996年8月7日《产经新闻》)。持与此近似的观点的还包括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他们认为,战前日本并没有批准《日内瓦条约》,因此不必遵守日内瓦条约禁止报复俘虏、禁止对俘虏的杀害、暴行、侮辱等条款。而在日本签署过的有关国际条约1907年《海牙公约》中,第8条规定\"俘虏应顺从所俘国军队的法规、命令,如有不服从情况,可以使用必要的严重手段进行惩处。\"藤冈等人的看法是这个严重手段包括了进行处死的范围。

  然而,这种说法明显是混淆视听。首先,南京大屠杀中大量遇害的并非军人;其次,所谓指挥官逃亡部下即不算战俘根本不成立,因为战斗中上下级失去联系的情况很多,这种情况下就不再认为失去联系的部队不再是军人十分荒唐;再次,所谓\"便衣兵\"指的是欧美国家对于平民游击队的概念,其先决条件是穿着便衣,对于其他国家军队有主动的攻击行为。这显然不符合南京战役中部分中国士兵为了逃命放下武器换上便衣进入安全区的情况,这是偷换概念;最后,《海牙公约》并没有允许处决俘虏的条款,相反,其附则第三条规定:须以人道原则对待俘虏;第二十三条规定:放下武器或者失去自卫手段者,乞求投降的敌军,不得加以杀害。而《日内瓦公约》日本虽然没有批准,但日本政府同时口头表示会尊重这一条约的条款,而1941年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曾明确在对各国的照会中说明,战争中日本将\"遵循《日内瓦条约》的规定\"。

  其实,若干日本学者的所谓研究,不过是文字游戏。无论有无条约规定,是否有法律管制,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战俘和平民的行为,都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因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的基本准则,这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恶所在,这根本不是任何法律条文可以改变的。

  此外,日本还有\"战争集体疯狂说\"、\"中国坚壁清野自行屠杀说\"等若干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解读观点。由于其影响小,亦不为日本正常公众所接受,故此不再详细介绍。

  从日军史料看来,当时南京的中国人并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作者奥宫正武在书中记载,12月23日或24日,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持刀悄悄潜入日军三十六联队的士官宿舍,乘暗夜和日军警备松懈的机会,连续杀死多名日军。奥宫的纪录中,告诉他这件事的三十六联队士官称日军小队长级士官就被这个中国人杀死10人或11人。

  虽然,日军为此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但我依然为这位在日军兽行中不屈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依然有血性的光芒闪烁。

  这是唯一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献时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3:46:06 | 显示全部楼层

希特勒眼里的二战巨头们:只想亲近斯大林 [转帖]


  希特勒从不掩饰自己对这位苏联领袖的钦佩和崇敬,这是他唯一想近距离认识和了解的外国领导人。他的特使们每次从俄国回来,他都会让他们讲述自己的印象和最细枝末节的事情,而且总是热情洋溢地发表感叹……

  本文摘自:《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 [德]克里斯塔·施罗德/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在内心深处,希特勒觉得罗斯福是素质才能高过他的国家领导人。

  希特勒从不掩饰自己对斯大林的钦佩和崇敬。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认为丘吉尔不过是罗斯福和斯大林手中的一个没有主见的工具。

  ……希特勒最大的缺点之一,是他对国外的反应几近完全无知。他实际上从未走出过大德意志的边界线,对国外的看法是严重错误的。他在地理、经济和历史领域的全部知识,都是从文学作品中了解到的,或者从他的驻外大使的报告中所汲取。可是,由于多年来他与现实世界越来越隔绝,而他那些观察家们的对外观察报告又经过他的顾问们极其严格的审查筛选,所以他对德国之外发生的事情的看法越来越不正确。必须说明的是,他的驻外代表的出色表现,更多是由于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忠诚,而不是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的报告常常把希特勒引入错误的境地,这样一来,他的预见注定要失败,这一点也不奇怪。

  他的任何一个部门所犯的错误都没有外交部所犯的多。无论多么荒谬的主意,当它们与著名的欧亚计划有关的时候,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别的任何地方,人民的灵魂都不会遭受到如此践踏,糊里糊涂地遭受践踏,但希特勒赞同这么做。铲平所谓的“劣等”国家和种族、重新改写全球经济,这为他最大胆最异想天开的梦想提供了素材,他的预言在这里像热带植物一样茂盛地生长。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曾经是葡萄酒代理商,他是希特勒最喜欢拿来开玩笑的人。然而,对于他的批评大可不必太当真,因为每次有人胆敢攻击里宾特洛甫,希特勒都会站在他那一边。希特勒头脑发昏到了把里宾特洛甫视为自俾斯麦之后德国最伟大的外交部长的程度。

  有一天,他微笑着告诉我,他如何在1932年把冯·里宾特洛甫引荐给兴登堡,当时他正在与后者商量移交权力事宜。那位老态龙钟的陆军元帅用又粗又重的声音拒绝与他见面,坚决地回绝说:“还是让我安静安静吧,我可不想与这个酒商见面。”

  里宾特洛甫是第三帝国的所有部长中,最擅长写毫无价值文件的人,不过希特勒对他提交的没完没了的呈情书压根儿就不重视。我经常看见他把那些材料气愤地甩在办公桌上,说他绝不想参与到不同部门的阴谋之中。外交部和宣传部向来处在无情的斗争之中,哪一方对新闻媒体有控制权,希特勒自始至终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但在所有与英国相关的问题上,希特勒都完全受他鼓动,这并不让人奇怪,他诚心诚意地把他视为了解英国事务的最权威的专家。常常是里宾特洛甫煽动起元首对那个澳尔滨(指英国——编者注)的仇恨,我毫不夸张地说,希特勒在我们的部队开进波兰之前,放弃与柏林的英国大使就但泽走廊的命运举行谈判并进行最后的尝试,里宾特洛甫是唯一应当承担责任的人。

  希特勒同样也是受他的影响,在战争末期对所有与英国有关的事务都怀有一种病态的憎恶。

  可是,1940年,意大利与德国签署著名的钢铁条约(《德意同盟条约》)的时候,希特勒对我说:“我宁可与英国人签订同盟条约。从人种的观点来看,他们比拉丁人更接近德国人民。”

  随着对英国敌意的增加,他再也没有发表过上述看法。我好几次直接听到希特勒和赫威尔大使会见的消息,赫威尔对英国的情况有着日积月累的经验,努力使希特勒相信里宾特洛甫对英国实施的外交政策是灾难性的。这名外交部长既强硬又无理的态度伤害了英国人的感情,使他成了一个绝对不适合该位置的人。但是希特勒对这一切请求充耳不闻,总是一成不变地说:“我亲爱的赫威尔,这些事情你是不会明白的。”

  赫威尔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把里宾特洛甫当成一个病态的人,未老先衰。由于个人原因,他对与英国有关的一切都怀有盲目的仇恨。赫威尔确信,喜欢多管闲事的里宾特洛甫太太对帝国的外交政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她在幕后指使,对丈夫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不应该忘记的是,里宾特洛甫出身卑微,而他的妻子却非常富有。另外,从文化素质上来看,她明显胜过他。里宾特洛甫运气特好,很快就习惯了奢华的生活。几年下来,他的狂妄自大和爱好奢华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对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相信他的判断是正确无误的。可是,说到底,他很少有自己的想法,他没有什么创意,只知道执行元首的命令,执行命令的同时不忘夸张地演出一番。

  希特勒声称自己在语速不快的情况下,可以用英语和法语交谈,这一点我无法证实。他还跟我说:“我绝不强求自己讲外语,因为在外交谈判中,我的译员在翻译问题和回答的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宝贵。我可以用这段时间来思考,为我的回答找到一些能打动人的简明语句。”

  从1925年开始,希特勒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撰写了一部对外政策的著作。没有人知道那一大堆写着密密麻麻的几乎辨认不出的小字的稿子。他很少说到这部著作,只是在他忧心忡忡的时候,他才隐隐约约吐露自己正在写的东西。1939年,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当着我的面,狂妄自大地对赫斯说:“现在我所有的作品都泡汤了,我的书白写了。”

  我觉得,只有赫斯才知道希特勒在那部作品中阐述的个人看法,也只有那部稿件才能解释他对英国的态度。

  1944年年底,希特勒告诉我,他要向我口授一篇很长的文字,要我为后面的几天做好准备,但他一直没有实施这项计划,我认为他是想向我口授政治遗嘱。

  在战前,他曾对我说,同英国结盟是统治全球的最理想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他的真实意图。英国舰队和德国陆军被他视为足以重建世界、奠定新基础的力量因素。

  希特勒是英国殖民政策的一大崇拜者。我知道在1926年,他当着他最亲密的追随者说:“我希望大英帝国的王冠上的珍珠一颗也不掉,否则那将是人类的一大灾难。”

  在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德国舆论对印度的独立运动表示好感的时候,他说:“我不允许我的人民对甘地如此普遍地着迷。自由不是靠织布机得来的,而是靠大炮。”

  希特勒倒是对日本充满崇敬之情。国防军总参谋部的将领们向来反对同该国亲善的政策,认为德国与俄罗斯结盟才会有安全,但希特勒并没有听参谋部的意见。这也是他与布隆贝格失和的原因之一,后者只好消失,因为他与希特勒有许多分歧,固执地反对希特勒与日本结盟的政策。

  希特勒完全明白,他的亲日政策从人种的观点看很是异乎寻常,有一天,他对我说:“有人指责我与日本勾结。他们到底想说明什么?当然,他们与我们是不同的种族,他们是黄皮肤,眼睛上长着蒙古褶,但重要的是,他们与美国人对抗。就因为这个理由,他们对我们有用,我把他们当成讨人喜欢的人。”但他内心里对日本问题却是非常谨慎的,当日本天皇的军队占领新加坡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想通过报纸和电台进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当他把这项计划呈报给希特勒的时候,希特勒没有同意,对他说:“我不知道,亲爱的里宾特洛甫,不知道你的计划是不是合适。面对历史,我们要从长计议,白种人和黄种人迟早要一争高下。”

  在公开演说的时候,他对交战国的领导人表现出仇恨和蔑视,不要忘记,他这样主要是用于德国的对内宣传。当他在有限的范围内谈论国际问题时,他说到外国元首时要更实事求是一些。以下是他在重大路线问题上的真实想法,我可以从他的许多对话中推断出来。

  罗斯福:希特勒从不掩饰他对这位美国总统的反感。他把他当成江湖骗子,认为他把自己的国家拖入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向世人掩盖他国内政策上的失败。可是,在内心深处,他觉得罗斯福是一个素质才能高过他的国家领导人,从他给罗斯福起的外号也可以看出他的妒忌和嫉恨。希特勒善于领导群众,但他隐约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无法与“象棋大师”罗斯福抗衡。他在潜意识里非常羡慕罗斯福发起的终于让美国人民同意参战的卓越的政治运动。所以,每次有人提到罗斯福的名字时,希特勒都要勃然大怒。

  斯大林:希特勒从不掩饰自己对这位苏联领袖的钦佩和崇敬,这是他唯一想近距离认识和了解的外国领导人。他的特使们每次从俄国回来,他都会让他们讲述自己的印象和最细枝末节的事情,而且总是热情洋溢地发表感叹:“这个斯大林,他是个很凶狠的人,可是,真的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杰出的人。”

  他对斯大林的最大兴趣,在于斯大林在公开场合的举手投足。他叫特使仔细描述克里姆林宫里举办酒会的情况,我感觉到希特勒总在拿自己和斯大林对比。在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那一短暂时机,希特勒想与斯大林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但枉费心机。

  丘吉尔:希特勒对这位英国首相的蔑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不只是在公开演说的时候这么做,与亲信谈话的时候也一样。他对丘吉尔没有一点好感,对丘吉尔的判断完全彻底,没有挽回的余地。当别人谈到丘吉尔,这位首相在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不顾自己的人格,勇敢地继续战斗,希特勒对此甚至都懒得假惺惺地装出敬佩的样子。他对丘吉尔的蔑视,在炉边叙谈时总是不断地流露出来。奇怪的是,希特勒说到丘吉尔并不像在说到罗斯福时那样勃然大怒。如果从希特勒极端复杂的心理状态来看,这种态度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能默认丘吉尔在法国战役后单枪匹马与他对抗。

  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希特勒已经不再表露出对英国殖民政策的崇敬。在战争期间,希特勒认为丘吉尔不过是罗斯福和斯大林手中的一个没有主见的工具,是大英帝国的掘墓人。

  记录下希特勒对他的同盟国,或者是站在他一边国家的元首们的态度同样很有意思。

  墨索里尼:直到最后,希特勒几乎都对墨索里尼表现出深厚而真诚的友谊。他觉得自己和这位领袖心心相印,因为他们走过同样的道路。可他也遗憾地发现,墨索里尼并不和他一样享有绝对的行动自由,因为他的处境必须依赖意大利王室。希特勒从未停止过批评他,1937年希特勒对罗马进行了正式访问后对我说,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曼纽尔对墨索里尼这位领袖态度那么傲慢,连希特勒都觉得惶惶不安。他坦白地告诉我,他差点要中断旅行,作为对墨索里尼经常受到侮辱的抗议。在罗马举行阅兵式的时候,座位都分配给王室成员了,而墨索里尼却站着,站在他们身后,从头站到尾。“这使我十分反感,差点就大吵大闹起来。只是出于对领袖的尊重,我才没有让怒火发泄出来,意大利王室太没有分寸了,不懂得尊重人。”

  在意大利投降和彻底失败后,希特勒对那位领袖的热情并没有怎么变淡。我觉得这种热情只是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变成了同情和怜悯。他把墨索里尼当成一个小弟弟,在严格地服从哥哥的命令时犯了幼稚病。希特勒固执地拒绝了墨索里尼的做法,墨索里尼极力想说服他:国际事件会颠覆一个问题多多的政权。

  1943年9月,墨索里尼被斯科尔兹内用滑翔机从被囚禁的大萨索山的一家饭店中解救出来之后,希特勒才对他完全失望。墨索里尼的“日记”披露了这个法西斯的缔造者的性格。在交谈中,希特勒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细节,强调这位“半岛雄狮”的软弱和口是心非。他觉得既吃惊又痛苦,语气沉重地对我们说:“我承认我错了。墨索里尼究竟只是个小人物,我现在掌握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安东内斯库:希特勒对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感情很深,不只是因为这位同盟者的品质,还因为他的为人。希特勒每一次说到他,都会使用一些非常真挚的字眼。安东内斯库在德国访问期间,希特勒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位罗马尼亚“国家领袖”的安全。有一次,他对我说,在讨论战争行为的时候,安东内斯库发表的论点合情合理,总是震撼人心。他同样高兴地发现,安东内斯库每次来参加会议时,手上总是捧着一大堆文件资料,他的报告也总是用参谋部的文体写出来的。希特勒尤其欣赏安东内斯库正直廉洁的作风,这些品质与他的幕僚们的习惯和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希特勒唯一批评他的,是他在处理国内事务的行动中缺乏手腕。

  在他看来,罗马尼亚军队腐化、不忠诚,这种看法使他对安东内斯库的人身安全担忧,但后者却从不把元首的好意提醒放在心上。

  佛朗哥:每一次希特勒和我谈到佛朗哥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对这个“独裁者”的忘恩负义深感失望,他的这种感觉在昂达伊会谈之后尤其强烈。希特勒原来坚信佛朗哥会同意制定好的攻占直布罗陀的作战计划,他说佛朗哥反反复复、优柔寡断的性格给德国及其盟友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佛朗哥,”他多次说,“他会看到,他的这种态度将导致他的失败。”

  随着西班牙表现出来的越来越中立的态度,希特勒的态度也由失望转为蔑视。最后,为了表示他的蔑视,他一直避免在炉边叙谈时提到佛朗哥的名字。对他来说,那名“独裁者”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3:47:06 | 显示全部楼层

小楼昨夜又东风---漫谈李煜 [转帖]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凤箫吹断水云闲,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好一派歌舞升平,好一番风花雪月。
  这一阕《玉楼春》,便是有千古词帝之称的南唐后主李煜自己描绘的当年金陵城里花团锦簇的宫廷生活一幕。
  若干年以后,这位曾拥有几千里锦绣河山的前朝国主笔下,生活却是另外一番风景: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
  “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这便是史书对李煜的整体素描。“一目重瞳”,所以李煜字重光。历史上有三个非常有名的人眼里有两个瞳仁,一个是上古三皇五帝里面的舜帝,另外一个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最后一个就是这位李后主了。他们有一个还有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曾是一国之君。
  虽然李煜生于帝王之家,有帝王之相,可实际上他离那令万人垂涎的位置一开始就是很遥远的。而他这副帝王相貌那时带给他的只是别人的猜忌和自己的惶惶不安。
  这还得从李煜的爷爷南唐烈祖李昪说起。李昪当年和平“受禅”了杨吴政权的江山,做了南唐的开国君主。在他的励精图治下,南唐成为除中原政权外最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可以客观的说,在整个五代十国里,除后周世宗柴荣以外,李昪算是群雄中的翘楚了。
  这样一个开国有为之君,自然经历了许多创业的艰辛,当然更深知守业之艰难。所以他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是慎之又慎,按照立嫡立长的规矩他应该选择李璟。李璟虽然爱好文学,多才多艺,可是生活奢侈,文人气息过重。这使得李昪并不属意于他,而是钟意于三儿子李景遂。史称李景遂性纯厚恬澹,雅有士君子风。
  一个人喜欢写诗填词原本是件好事,但对于一个国君来说,无论是治世还是乱世,最好还是少一些柔靡的文学细胞为好。因为治国之道,在于务实笃行,而不是那些不切实际、天马行空一般的“激扬文字”。
  而且一个人看那些抒情感怀的文字多了,眼里心里就满是什么柳絮、细雨、炊烟、月亮、星星,或者小巷里撑着油纸伞的小姑娘。这倒还罢了,若在太平时节,在不影响做君王的同时,客串一下文艺小青年也未尝不可。但不幸的是,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些人读了几本书,就好像吃了乾坤大补丸,整天把手里的三寸狼毫想象成了三尺清锋,而自己也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变成了横刀跃马的沙场勇将。书生们在书斋里做做这样的春秋大梦也算是聊以打发时光,可对于一些帝王来说,那就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因为他手里兵也有将也有,脑子一发热就想“文治武功,远迈前朝”,最后弄得个身死国灭。典型的例子前有隋炀帝,后有宋徽宗。
  所以李昪对李璟很不放心,可问题是他这个三儿子可能受了伯夷叔齐的影响,高风亮节,怎么也不肯接受大位。没办法,李璟也不好客气,当然他还是比较厚道的,“盟于昪柩前,约兄弟世世继立”,把李景遂立为皇太弟。
  看看,李煜离皇位远着吧。即使没这个叔叔,他上面还有一个勇武过人、专横猜忌的嫡长兄—李弘翼。所以,李煜(当时的名字叫李从嘉)就一门心思做起了富贵闲人。
  果然,李璟一上台,就抛弃了乃父制定的保境安民政策,开始对外用兵。其实,以当时南唐的实力,如果真有一个汉武唐宗一般英武过人的君主,还是蛮有希望统一全国的。因为李璟上台的时候,中原正是烽火四起,契丹入寇的时节。所以如果能抓住这样千载难逢的时机进行开疆拓土,也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史书称道的盛事。机会倒是有,那就是正好旁边的闽、楚两个小兄弟家里都发生了内讧。李璟也不完全是书呆子,趁火打劫的本领还是有的。所以他先后出兵灭了这两个国家,可终因用人不当,导致功败垂成,替别人做了嫁衣。
  李昪虽为一代明君,颇有作为,但一直对外采取睦邻友好,修文偃武的国策,主要是自己“偷”了别人的江山,内部不是很稳定。其次就是五代十国那样的乱世,哪个是好惹的啊,一不小心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对外用兵不顺,内部那些对杨吴政权有感情的人就会出来生乱子。
  到了李璟手里统治稳固了,出去捞点外快也是正常的。不是马无外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吗?可是老天虽然赐给了李璟机会,但他最终因为用人遣将都不那么在行,以致到手的鸭子都飞了。前面说过李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才情也不错,“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可他治国就没有这么大的能为,朝堂里任用的都是自己那个文艺沙龙里的亲信。这些人中主要有被唐人称之为“五鬼”的陈觉、冯延巳、冯延鲁、查文徽、魏岑等五个邪佞之人。国家在这些只知吟风诵月、夸夸其谈的人手里折腾,结果必然是政治腐败,国力江山日下。
  而这时中原的时局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周代汉而起,先后又是郭威和柴荣两位有为之君当国。南唐的日子一下就变得很难过,957年后周派兵侵入南唐,占领了南唐淮南大片土地,并长驱直入到长江一带。李璟只好派人向后周世宗柴荣称臣,去帝号,自称唐国主,使用后周年号。并尽献江北土地,南唐从此与中原政权以长江为界,疆土仅剩江南半壁。
  以上就是李煜登基前的时代政治背景,当然这些对他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对于一个醉心于文艺创作,无意于江山社稷的年轻王子来说,国家的版图大一点小一点对于他来说是无所谓的。而且这时他的小日子过得蛮滋润。在李煜十八岁的时候,他娶了一个才貌双全的王妃。这个王妃就是在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大周后周蔷。
  周后,字娥皇,《南唐书》载:“后主昭惠周后,通书史,善歌舞,尤工凤萧琵琶。唐朝盛时,霓裳舞衣曲为宫廷的最大歌舞乐章,乱离之后,绝不复传,后(大周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于是开元天宝之余音复传于世。”这门亲事是李璟给儿子定下的,周娥皇擅弹琵琶,“尝为寿元宗前,元宗叹其工,以烧槽琵琶赐之。”
  陆游对大周后的夸赞可说是不惜笔墨,除了“通书史,善歌舞,尤工凤萧琵琶”外,周后还“至于采戏弈棋靡不妙绝”。在史书上这样描述一位女子,可说是古往今来没有第二例了。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四大美女:西施、貂蝉、王昭君和杨贵妃,即使再加个赵飞燕,也就是个美貌,然后能歌善舞罢了,当然王昭君还能弹手好琵琶。
  可都怎比得这周娥皇,让我们来好好总结她一下:
  首先,她一定是南唐数一数二的大美人--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要李煜这样多情的风流才子兼君王十来年钟情独宠,没有沉鱼落雁级别的容貌想都不要想;
  其次,周美人熟读诗书典籍,一定是一个博古通今,气质优雅的才女;
  第三,大周后能歌善舞,身材肯定也是一流;
  第四,大周后音乐造诣更是达到天后级别,不但琵琶弹得好,更厉害的是能通过一些残谱恢复盛唐玄宗皇帝的《霓裳舞衣曲》,这样的才华估计王菲麦当娜等人都难望其项背吧;
  第五,除了歌舞诗书方面的才华外,即使对于掷骰赌采下棋这样的娱乐活动,大周后也是“靡不妙绝”。
  这是一个怎样完美可心的女孩子啊,有着清丽绝俗的容颜,歌舞俱佳,熟读史书,气质优雅,而且活泼浪漫,富有生活气息。如果真的要评古往今来第一美女,非这周大美人不可了。至于为什么她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只不过是因为她和政治的关系没那么大罢了。
  有妇如斯,夫复何求!
  当然,李煜当时肯定也是这么感叹的,也非常幸福欢快的享受着他的爱情婚姻生活。
  新婚燕尔,自是良辰美景,佳期如梦。
  生活这么丰富而有情趣,更添佳人在怀,这自然大大的激发了李煜的写作激情。为此,他写了一首非常富有浪漫情调和青春气息的《一斛珠》来记录他一个温柔的生活片段:
  晚妆初过,
  沉檀轻注些儿个。
  向人微露丁香颗,
  一曲清歌,
  暂引樱桃破。
  罗袖裛残殷色可,
  杯深旋被香醪蚟涴。
  绣床斜凭娇无那,
  烂嚼红茸,
  笑向檀郎唾。
  这是多么令人羡慕,天真烂漫的一幕啊。这又是一个多么娇羞俏皮,美丽多情的女子啊。
  有一年七夕,娥皇多喝了几杯,加上跳舞听音乐过度了些,便着凉生起病来。这可急坏了爱妻心切的李煜,不但日夜陪伴在娥皇的病榻前羹汤伺候,而且还专门为她写了一首《后庭花破子》,盼望她早日痊愈,祝愿她能和自己青春常在,恩爱长久:
  玉树后庭前,
  瑶草妆镜边。
  去年花不老,
  今年月又圆。
  莫教偏,
  和月和花,
  天教长少年。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也不过如此吧。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3:48:03 | 显示全部楼层


“财神爷”孔祥熙 [转帖]


    作者:徐平 主编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他精于理财是世人皆知的,宋霭龄说他“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在他主持财政大权11 年后,有人给他盖棺定论: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孔祥熙, 字庸之, 号子渊, 谱列孔子第七十五代孙。早年留学美国,办学经商起家,结识孙中山并协助孙中山与北方实力派联合,1927年4 月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宋联姻,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他主管财政达11 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

  国学有成,西风早渐

  孔家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用于明代万历年间到山西做官,后人落籍山西太谷,经商谋生。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鲜,因接掌堂叔孔宪仁所经营的票号,渐臻富有。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继承祖业,但染上吸鸦片恶习。1880 年9 月11 日,孔祥熙出生时,家境已经败落。

  孔祥熙的母亲庞氏知书达理,勤劳贤惠。五岁时,孔祥熙由母亲启蒙教读,已显露聪颖过人,七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孔繁慈因经营倒闭,到太谷城西张村设私塾授课。孔祥熙即随父读书,靠着天资聪颖和刻苦努力,打下了很深的国学知识基础。

  1889 年,孔祥熙患了痄腮,到太谷县基督教会所设的诊所求治。治病期间,诊所的洋大夫和护士们十分喜欢这个聪明可爱的小男孩,西方文化的冰山一角也给幼时的孔祥熙打下了最初的烙印。第二年春,教会所办太谷福音小学招生,孔祥熙就提出入该校读书,遭到族人反对,经过多次争辩,才被允入学。1894 年底,孔小学毕业,成绩优良,经教师魏禄义推荐,到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美国公理会所设孔祥熙的潞河书院读书。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因而受到书院的重视,引导他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1900 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孔祥熙避走家乡,和妹妹祥贞躲进福音教堂避难,一同被困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共14 人均被杀害,他和妹妹在族人的掩护下侥幸脱险。义和团被镇压后,孔祥熙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后事,赴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太谷教案的情形,后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叶守贞和文阿德的助手。华北公理会对孔“忠心事主”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识,决定资送孔祥熙到美国欧伯林大学学习。

  1901 年秋,孔祥熙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起初主修理化,后来改修社会科学,1905 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 年耶鲁毕业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学习期间,已经有了设立学校、启迪民智、造就人材的志向,并募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办学基金。同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婉辞邮传部、北洋大学堂等邀请,返回太谷办学,学校取名“铭贤学堂”,寓有纪念庚子年死难教友的意思,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孔祥熙自任监督( 校长),兼授史地、矿物等课程,教员多半由传教士担任,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孔祥熙办学,德智体并重,并取法美国步兵操典,自制木枪,操练学生。新式教学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也引起了当地商团和警局的关注。

  1911 年10 月武昌起义后,山西的清政府官员闻风隐匿,地方群龙无首,从太原溃散出来的清兵成群结队直奔太谷。士绅们要求孔祥熙出面维持治安,他慨然从命,称太谷义军司令,调集商团团员和铭贤学生组织的义勇队,执枪闭守四门。同时,他向围城的溃兵作劝导并答允散结川资3000 两,使溃兵绕城外而去。随后,各界集议将本县商团及铭贤部分学生武装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推举孔祥熙为营务处总办。

  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到铭贤学校视察时留影。宋美龄(左二)、蒋介石(左三)、宋霭龄(左四)、孔祥熙(左五)。

  投资实业,富冠一方办学的初步成功,给年轻的孔祥熙带来了荣耀,但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并没有就此止步。商人世家出身所积淀的精明、西方工商业的模式、日渐加深的社会关系基础,驱使他走更宽广的道路,投入商海,一显身手。

  凭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孔祥熙看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1912 年,他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保证金,取得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靠着买办商人的独特地位,孔祥熙每年获取了可观的利润,捞取了商海搏杀的“第一桶金”。

  1913 年,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的王正廷,邀约孔祥熙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王是孔的耶鲁校友,同学情意难却,加上“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恶化,且丧偶不久,心情不佳,孔祥熙正想换换环境,遂应约赴日。孔在东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还结识了孙中山,答应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对孔很有好感,称赞孔为人谦和,“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也十分喜爱宋的外貌、气质。双方情投意合, 1914 年春在横滨结婚。婚后,宋霭龄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

  1915 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祥熙继续他的教育和实业。宋霭龄除主管家政、相夫聚财,还在铭贤兼教英文。孔祥熙利用欧战期间国外对军工原料的大量需求,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孔祥熙在赚钱的同时,也始终在关注着时局。当时,阎锡山任山西督军兼省长,提出“从安定中求进步”的治晋方针,推行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项“村政改革”。孔祥熙对此大力支持,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要求铭贤学生广为宣传。

  1918 年,阎锡山在太原举办华北运动会,邀请驻华各国公使参观。时任督军公署参议的孔祥熙参与接待,负责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使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较深的印象,从而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赞许。借助与地方政府良好的政治关系,加上很深的教会背景,孔祥熙在当地如鱼得水,生意越做越红火,在太谷以至山西境内都大有名声。

  当1919 年山西大旱,灾情严重,哀鸿遍野之时,孔祥熙又出面代灾民呼吁,并向华洋?##饣岽疥饪蠲澜?00 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灾民度过灾荒,而且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的政治头脑和经济才干开始受到各方关注。

  官场腾挪,跻身国戚

  孔祥熙在办学和实业上的成功,提高了他的社会知名度,增添了他涉足官场的筹码。他进一步发挥圆滑世故、善于协调的特长,在各大政治力量之间纵横腾挪,捞取了更大的政治资本。而最大的一笔投机就是促成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

  1922 年春,鲁案(收回青岛主权)善后督办王正廷邀约孔祥熙,前往济南担任督办公署的外交协办和实业处长,参加鲁案善后的谈判和交接事宜。次年秋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时,孔又应邀担任驻奉天的代表。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搞联奉反直的斗争中,孔奉命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交往,以便加强粤奉合作关系。1924 年初,孔应孙中山之邀赴粤商量联络北方将领的工作,后即带着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返回北京,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冯接受《建国大纲》的主张,其后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925 年初,孙中山卧病京中,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1926 年春去美国,接受欧伯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为铭贤学校募集开办大学部的100 余万元基金。同年冬,他离美回国,到达广州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事务,从此正式跻身于政界。1927 年4 月1 日,汪精卫由欧洲回到上海,孔祥熙和宋霭龄出面宴请汪精卫和蒋介石,捏合“合作”。宁汉分裂期间,孔暗中奉蒋介石之命,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并极力劝诱内弟宋子文背弃武汉政府投蒋,为南京政府理财。

  1927 年8 月,南京政府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为了策划蒋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于宁、汉、沪、粤、晋、豫各地,拉拢各方,“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最后孔和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宁汉“双方团结”迎蒋复职。1928 年1 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孔祥熙在为蒋介石四处奔走拉拢盟友的时候,没有忘掉为蒋介石牵手一个终生伴侣,这就是夫人宋霭龄的小妹宋美龄。他利用自己的教会背景,说服了大舅子宋子文和岳母大人,促成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婚姻获得成功。蒋宋联姻,便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与江浙财阀们的联系,对外则有利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资本对华投资,从而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而孔宋家族则跻身国戚,通过蒋介石掌握的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为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奠定了稳固基础。

  财政总管,民国首富

  蒋介石不忘襟兄在公私两方面所作的诸多贡献,孔的官运、财运接踵而来。1928 年3 月27 日,孔祥熙正式就任工商部长。1930 年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继续担任部长。就任之初,孔曾发表施政宣言,声称“自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孔主持厘定了工商法规一百余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其目的在于从工商方面来加强南京政权的统治,这在当时工商法规类多缺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意义的。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各地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并痛殴了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外长王正廷。蒋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于12 月15 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孔祥熙也辞去了实业部长职务。

  1932 年1 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经过密谋后合流,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3 月6 日,蒋介石经国民党302 次中政会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重新掌握了军权。孔祥熙则于4 月13 日被南京政府特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赴欧洲考察实业并接洽购买军械等事宜。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曾建议:中国建设国防应从空军着手, 因空军可较快发展, 所需经费也比海军少,将来战争胜负将取决于空军。孔立即把建议内容电告南京,被蒋介石所采纳。在德国,孔祥熙给南京政府订购了大批军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为蒋继续“围孔祥熙访问德国与希特勒合影。剿”红军效力。

  1933 年9 月,财政部长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争吵而坚决辞职不干。10 月29 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自此掌握国家财政,想出各种招数为蒋氏国民政府筹款:增税、借款、募捐、动用战时准备金、举借外债、变卖产业、征发、印刷纸钞、实行“公库”制度。手段高超,花样出尽,保障了巨额的军费开支,对于政府的维持的确行之有效。后来在国民政府不断遇到的经济危机中,他又想法子,改变田赋征收办法,举办政府专卖事业,广开财源。孔祥熙的挖空心思、长袖善舞,为危机重重的蒋介石政府源源不断地输血,确实功不可没。

  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使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也使自家的资财随之迅速增长。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山西裕华银行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尔为之。孔夫人宋霭龄性格干脆利索,善于决断。孔祥熙性格中则有胆小优柔的一面,夫人的果断推动着他营私舞弊的“特长”更上一层楼。

  抗战前,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投机,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终于无事。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800 万英镑”。1939 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孔的长子孔令侃在21 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译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他利用进口军火大获巨额回扣,抗战期间利用西南运输公司,掌握“国家专运”特权,趁机装运私货,走私贩私,获取暴利。孔令侃“经商赚钱”的本领,曾经受到孔祥熙的夸奖。

  孔的次女孔令伟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利用当时“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情况以及豪门权势,大搞囤积居奇等不正当经营,大发国难财。

  孔祥熙捞取巨大实惠的同时也惹来许多麻烦。在他操纵控制的一次金融风潮中,上海滩黑道大亨杜月笙投机不成,遭受巨额损失,气急败坏之下,径直到孔宅索要赔偿。以孔祥熙的势力其实根本不惧怕杜月笙,大约他毕竟心里有鬼,就找了个油水丰厚的行政院建筑工程让杜承接,算是摆平此事。

  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对“四大家族”在抗战后期的独裁、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1944 年5 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其后,黄炎培等30 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策。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派系也趁机而动,予以抨击。

  1944 年11 月,在政坛风云变幻中,孔祥熙迫于压力,终于辞去财政部长等要职,结束了把持中国财政的日子。但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和压制,孔家贪污蠹国的丑行一直未曾得到彻查和应有的惩处。

  避居美国,客死他乡

  孔祥熙辞财政部长职后,滞留在美国半年有余。1945 年,他辞去行政院副院长,7 月离美返国,同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10月辞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至此仅保留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为了谋求东山再起,孔祥熙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1946 年当选为“国大”代表,但由于政学、CC等派系的抵制,复出无望。1947 年秋,他以接获宋霭龄在美病重的电报为由,匆匆离沪去美国,避开政治风浪,1948 年1 月又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彻底淡出政治舞台。

  蒋介石集团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 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 年旧病复发赴美治病,1967 年8 月16 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3:49:01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中情局五次预测毛泽东接班人[转帖]


  
  毛泽东与邓小平

  谁将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冷战期间一直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关注的重心之一,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聚焦的重心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央情报局在其不定期提交的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简称NIE)和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简称SNIE)以及其它情报分析中,便持续对毛泽东接班人的问题进行跟踪评估。

  这些评估都是在被称之为“国家情报心脏”的国家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Estimates)主持下,由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高级国际和区域问题研究专家以及职业情报分析人员负责撰写的。

  与一般注重于情报搜集和分析的报告不同的是,这些评估更着眼于对未来的预测,被称之为“最有权威性的评估”。在中美长期冷战和相互隔绝的特殊年代里,这些评估为美国了解中国和对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自本世纪以来这批评估报告陆续解密,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份关于毛泽东接班人问题的持续而又详细的观察、分析和预测记录,同时也引发了我们无穷的回味和思考。

  1954年:刘少奇或是周恩来最有可能接班

  目前所能见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早提到毛泽东接班人问题的,是标注日期为1954年6月3日、编号为NIE13-54、标题为“Communist China’s Power Potential through 1957”(《到1957年中共潜在的权力问题》)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

  这份评估的背景是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重点是“揭露高岗和饶漱石集团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全会的成果是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高饶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首要目标,便是邓小平所说的“拱倒‘最有可能接毛泽东班的’刘少奇同志”。

  中情局对于建国以来在中共高层发生的第一次权力斗争似乎有所察觉,却又不很清楚。评估指出,1954年2月中共中央全会决议发出的“关于党的团结存在危险的警告”,显示毛泽东领导的中央高层存在着“分歧和竞争”。但它并不清楚这场斗争是由于高饶而引发,反而想当然地猜测应该来自于党和政府这两个部门之间,认为决议“暗示党内存在着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两个不健康的小集团”。

  这显然是受了西方社会喜欢将中共高层区分为激进派或是教条主义派(主要指党务机构的负责人)和温和派或是实用主义派(主要指政府机构的负责人),刘少奇和周恩来则分别被视为这两个派别的领袖的影响。与西方社会往往喜欢刻意渲染中**内的权力斗争不一样的是,这份评估报告不但没有过高估计中共高层的矛盾和斗争,反而特别强调“中共领导层是由党的精英分子凝聚而成的,自1921年建党以来他们便因为共同的革命和战争经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任何组织内部都会存在权力斗争”,但“没有证据显示党的高层已明显地出现了派系”,中共领导层仍“具有凝聚力和稳定性”。

  这份评估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么一段话:据说已年届60的毛泽东身体欠佳,如果在1957年以前他有可能退休或者去世,中共就会面临接班人问题。评估认为,一旦出现上述情况,最有可能采用的是现有领导人集体领导的方式,至少在初期阶段会是这样。但同时又强调,如果要选择一个继任人的话,最有可能的将是刘少奇或是周恩来。这是目前所知中情局最早作出的关于毛泽东接班人的预测,其依据多半是因为刘和周分别为党务系统和政府系统的负责人。

  1956年1月5日编号为NIE13-56的评估纠正了NIE13-54评估的错误,了解到1954年中**内的问题并非出自于刘少奇和周恩来之间,而是高岗和饶漱石遭到清除。评估仍然认为,虽然出现了这样一场斗争,但丝毫不影响中共自身及其政权的稳固性,认为中共的统治不会因为个别人的变动而发生动摇。评估又一次提出同一个问题,即现年62岁的毛泽东健康欠佳,他的接班人问题已变得更加重要。评估沿袭NIE13-54的研判,认为中共现有的领导人都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在重大政策问题上也不存在什么分歧,因此在毛泽东之后有必要建立某种形式的集体领导。而在最高领导人的继承上,评估再一次预测:主管党内事务的刘少奇和负责外交事务的周恩来处于最佳位置。至于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预测,评估没有给予特别的解释,最有可能的解释仍然是,他们仍然把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的代表;而对于实际上没有可能接毛泽东班的周恩来给予特别的期许,在很大程度上又和他们自己的政治取向相关。

  1957年:朱德有可能接任国家主席

  从1956年起,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这无疑引起了中央情报局的特别关注。1957年3月19日的NIE13-57号评估报告在对1956年9月中共八大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班子进行评估后,认为八大再次确立了毛泽东及其副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的主导地位,显示了最高领导层的持续性、统一性和稳定性,并且使得今后5年内中共领导层能够保持团结和凝聚力。引人注目的是,评估第一次指出,一旦毛泽东去世或残废,“他的国家领导人的位置可能会被年迈的朱德副主席接替”。1958年5月13日NIE13-58号评估报告再一次提出:“在下一个五年里,毛泽东继承人的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党的最高权力很可能初期会过渡到一个小组,小组的成员最有可能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而朱德则会担任国家名誉主席。”先后两次作出朱德有可能接替毛泽东国家主席职位的预测,可能跟中情局认为相对于党的领导人而言,国家领导人更具有象征意义有关。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1959年2月10日 NIE13-2-59号评估报告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评估认为毛泽东打算辞去国家主席,并不是像人们猜测的那样迫于党内反对派的压力,而确实是像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本人希望集中精力去解决政策问题和理论问题,作为党的主席,他仍然是党和国家的第一号人物。至于谁将接替毛的国家主席职位,评估认为“很可能是一位有威望但在领导层又很少出头露面、并且不可能成为毛的党的主席职位的潜在接班人的人”。评估没有明确预测这个人是谁,但与1957年3月19日和 1958年5月13日的两份评估联系起来考察,显然他们认为最有可能的接替者仍然是朱德。

  出乎中情局意料之外的是,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出的国家主席,不是朱德而是刘少奇,提名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正是他们判断有可能接替国家主席的朱德,而在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的同时,朱德接过了刘少奇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位置。毛泽东会前对此专门有所解释:“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因此)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这一段话似乎又表明,中情局关于朱德有可能接替毛泽东国家主席位置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中共高层确实有过让朱德接替国家主席的讨论。

  1959年:刘少奇作为毛接班人的地位可能已经确立

  1959年4月,刘少奇正式出任国家主席。同年7月28日中情局NIE13-59号评估认为:毛泽东让出国家主席职位,表明虽然他的最高地位并没有受到挑战,但很显然他已在考虑最高领导人的继承问题了。刘少奇本来就是党内第二号人物,现在又接任了国家主席,这很可能表明他作为毛在党内最高职务继承人的地位已经确立。评估进一步分析,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的政策走向越来越与刘少奇的主张相一致,而且与刘少奇观点接近的其他几个人在党内也越来越占据有影响的位置,如果在这段评估期内毛泽东去世或者丧失工作能力,权力可能会自然地转移到刘少奇手中。1960年12月6日NIE13-60号评估继续沿袭了这一预测,认为现年67岁的毛泽东很可能会在1960——1965这段评估期内去世,刘少奇将继承他的位置。中情局的这个预测在1961年9月24日得到印证,这一天毛泽东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当后者问及接班人问题时,毛明确回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尽管认定刘少奇将接毛泽东的班,但中情局对于刘少奇的能力却并不看好,评价也并不高。

  1960年12月6日的NIE13-60号评估认为,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其他任何一个接班人,都无法继承毛泽东的个人绝对权力和威望。1963年5月1日NIE13-63号评估再一次强调,毛今年就要70岁了,如果他去世,现在的国家主席也是他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将接替他的职位,但是刘的权威无法与毛相比,同时刘也并不具备高于其他领导人的卓越才能。1964年3月20日的一份情报分析报告 “Special report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and the Succession Problem”(《关于中共领导层和接班人问题的特别报告》)讲得更明确,虽然认为刘少奇从1945年开始就成为毛的最主要副手,1959年又接任国家主席,现在已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发言人,他的著作(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毛以外唯一要求全党学习的经典,被认为是对马列主义的杰出发展,这些都使他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得到明确;但同时又指出,“刘几乎没有明显的领袖特征,他缺少色彩,缺少幽默感,也缺少毛所具有的超凡权威”,况且,“他也已经66岁,只比毛小5岁,而且几乎与毛一样年迈体弱”。言下之意,刘少奇能不能接毛的班还很难说。

  1965年8月5号的NIE13-7-65号评估进一步补充,虽然毛泽东一直在准备将权力有序地转让给现任国家主席、67岁的刘少奇,但是刘少奇似乎和毛一样“是一个好斗的教条主义者”,虽然他很能埋头苦干,但却缺乏具有传奇色彩的毛泽东的魅力和威望,而且不一定会比毛活得长。正是基于这样的评判,中情局在刘少奇接班还没有成为事实以前,又开始评估谁将是刘少奇之后中共的第三顺位接班人了。

  1964年:邓小平将是党内“第三人”

  当1961年蒙哥马利得到毛泽东关于刘少奇将是他的接班人的明确回答后,曾接着向毛提出第二个问题——“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不置可否——“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事实上现在已经知道,早在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谈到接班人问题时,便已经指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第三是周恩来。”巧合的是,若干年后中情局在研判谁将会是中**内第三顺位接班人时,同样将目标聚焦到邓小平身上。

  1954年以前,邓小平虽然已经是地方要员,但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显赫。自这一年从地方上调中央后,他的地位便直线上升。先是在4月27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出任新设立的中央秘书长一职,负责处理党中央的日常事务;一年后的七届五中全会增补为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26日八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设立的书记处总书记。这一现象很快便引起中情局的注意。1957年3月19日的 NIE13-57号评估报告在分析中共八大新当选的领导班子时特意指出:这次会议最值得关注的是邓小平被提升为常委和总书记,他显然在一群年迈的政治局委员中是最年轻的一个。当然,这时候的中情局还不知道,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莫斯科指出,他的接班人 “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第三是周恩来”。

  1964年3月20日中情局《关于中共领导层和接班人问题的特别报告》,在对刘少奇作了并不高的评价的同时,对邓小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报告对八届五中全会以来的政治局成员逐一作了分析,将除去已经去世的林伯渠和罗荣桓以外的政治局成员大致分成几类:一类已年迈也不活跃,显然不可能接班,如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甚至还包括贺龙;一类因失宠而不活跃,已被排除在接班人之外,如彭德怀、张闻天,还有陈云;一类因生病而不活跃,也不可能接班,如李富春;一类还是政治局的新人,暂时没有接班的希望,如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一类可能也被认为不会接班而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如陈毅、李先念、彭真以及除张闻天以外的其他5位候补委员;除此以外,有可能成为第三顺位接班人的只剩下3个人,即:周恩来、邓小平和林彪。

  报告首先排除了林彪接班的可能性,认为林彪虽然只有56岁,在政治局里最年轻,作为国防部长在战争年代也有过显赫的战功,1958年5月又出人意料地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有明显迹象可能成为接班人;但是,他患有“慢性结核病”,这又使他不可能成为接班人,因此报告对他的结论是:不活跃,生病。

  报告对周恩来的评价极高,认为他在中**内最具有威望、资历和魅力,他成熟、干练,比别人更了解外部世界,他的外交风格灵活、机智,容易为外人所接近,在外交上建树颇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好,是中**内最为务实的领导人之一。但是报告认为他也有很不利的地方,即作为中**内温和派的代表,他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意识形态日益激进的中共高层,他不可能占据更主导的地位,因而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第三人。

  相比之下,报告认为最有可能成为第三人的只会是邓小平。他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在最高领导层他虽然是新人,但同样属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并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威望;在目前的中央政治权力格局中,他是最有实权的人物之一,主持著书记处这个中共中央最重要的职能机构;在意识形态方面,他和毛泽东、刘少奇一样属于激进派,和苏联人针锋相对的斗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使中情局认定邓小平是当前最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器重、在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最值得信赖的人,因而也认定在毛和刘之后,是邓小平,而不是他以前的领导、相对温和的周恩来,将是中共最高权力的第三顺位继承人。

  令人费解的是,报告虽然特别看好邓小平,但似乎对邓小平的了解并不很深入,报告不但把邓小平的年龄由60岁错为64岁,而且认为“与其他党的高层领导不一样的是,邓的妻子从来没有和他一起露过面,很可能,邓未婚”。

  1965年8月5日的NIE13-7-65号评估报告稍有变化,认为毛泽东虽然一直准备将权力有序地转交给刘少奇,但是如果刘没有毛活得更长,就得有其他人接班。现年67岁的周恩来虽然有资历、有地位、有威望,但在党内缺乏足够的支持力量接管最高权力。最高军事领导人林彪尽管相对年轻,但患有慢性病,也不可能接班。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和政治局委员彭真看上去是最高权力的最有力的候选人,他们都只有65岁。在这里,有可能成为第三人的,除了邓小平,又增加了彭真。他们的依据很可能是,这两个人是刘少奇在党务方面最主要的助手,不但十分活跃,而且也很年轻。有趣的是,这份评估也犯了和上一份报告一样的错误,不但继续把邓小平的年龄搞错了,而且也把实际只有63岁的彭真的年龄错搞成65岁。

  1966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已经下降

  1965年8月5日中情局NIE13-7-65号评估报告关于刘少奇以及邓小平、彭真接班序位的研判,在表象上与当时中**内的权力结构大致吻合,但在实际上与中国政治演变的进程却大相径庭。中情局的情报分析家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不到一年中国便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同样没有预料到,在“文化大革命”兴起后,不但毛泽东曾经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被毛泽东打倒了,而且邓小平、彭真也和刘少奇一道被毛泽东打倒了;相反,被他们认为是不活跃并被排除在接班人之外的林彪,却空前地活跃起来,并作为毛的法定接班人被写入中共九大的党章之中。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夜之间爆发的,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一夜之间激化的,现有解密档案给我们的感觉却是,中情局在这方面的嗅觉相当迟钝。是什么造成他们的迟钝和误判?从历年来中情局关于毛泽东接班人的预测可以发现,他们研判的基本依据有两点:一是对毛泽东绝对权威的认定,他们始终认为由于毛拥有绝对权威,“在他有生之年党派主义就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NIE13-60),同样 “党内分裂的可能性” 也就不会出现(NIE13-56),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想象在毛有生之年中**内便出现了两个司令部。二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始终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视为党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的教条主义者,同时也是毛的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奉者和维护者,在最高权力转移上是毛泽东最信得过的人,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想象刘少奇会和毛泽东分别成为两个司令部的领军人物。

  直到1966年6月17日中情局在一份题为“The Leadership Upheaval in Communist China” (《中共领导层的剧变》)的情报备忘录中,通过对1965年11月以来刘少奇公开露面的情况以及中国媒体对刘少奇的报道的分析,才第一次指出,在3月22日到4月20日北京政局最混乱的这段日子里,刘少奇没有呆在北京,先是出国去了,回国后又逗留在和田、乌鲁木齐和昆明,返回北京时既没有举行欢迎仪式,媒体也没有给予报道;而当5月份重新露面时,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与毛泽东一起出现,他一直拥有的毛的右手的位置已为邓小平所占据。根据上述情况,中情局才得出“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已经下降”的判断。这时离毛泽东写下振聋发聩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只有一个多月了。

  刘少奇被打倒了,谁又将会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面对瞬息万变、眼花缭乱的中国政局,中情局也无从预测了。直到1967年5月25日的NIE13-7-67号评估报告中,我们才看到这样一段话:在毛以后,中国会因为权力争夺而出现混乱,然后毛的“已失去信用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会被逐渐放弃,军队中的一个小心谨慎的集团会倾向于和后毛时代的温和派政治领导人寻找共同点,并对运动的方向作出慎重而又适当的结论。在这里,军队中的一个小心谨慎的集团似乎指的是林彪集团,温和派政治领导人显然指的是周恩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中情局的预测很可能是:后毛时代中国的政治结构将是林周结盟。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林彪和周恩来都没有能够活到毛泽东之后。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3:50:01 | 显示全部楼层

蚂蚁与金融危机 [转帖]


   金融危机的爆发,归根到底是缘于人类群体性的贪婪。那么,蚂蚁和蜜蜂如果投身地产和股市,会否制造出同样的危机?生物学家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两种以集体行动闻名的小东西,是依靠怎样的组织结构,才能在充分利用群体智慧的同时,避免群体决策的愚蠢和盲目呢?

  这是一次电话交流,因此如果汤姆·塞利在翻白眼,那是他的事。我向这位杰出的生物行为学家、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是:蜜蜂会否制造地产危机,令它们的金融系统崩溃?

  当然,蜜蜂没有自己的金融体系,但它们和人类一样,是以群体生活闻名的生物。塞利在研究中发现,蜜蜂和蚂蚁、蚱蜢等生物一样,都是集体作出事关存亡的重大决定。蜂后并不独裁,每只蜜蜂都有自己的意见,它们通过成百上千次交流,做出集体决策。“它们教会我如何更好地组织和主持学术会议,”塞利说。

  
  即便是最刻薄的人,也得承认大学教授认知能力比昆虫要强,因此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金融市场专家难免对蜜蜂如何运用集体智慧这件事感到好奇。毕竟,蜜蜂这样生活了至少3000万年,如果决策过程不明智,它们早就把自己的社会搞砸,在自然选择过程中被淘汰了。“至少在房地产方面,蜜蜂总能作出正确决定,”塞利说。

  多负现象

  群体智慧研究的最初目标是人类。18世纪,热烈欢迎法国大革命的孔多塞侯爵利用数学里的概率论证集体决策之优越性,他的结论被称为“孔多塞陪审团定理”。侯爵详细讲述了在哪些条件下,多人比单人更能作出正确决定。其中一个关键条件就是每个成员都应保持独立,而非复制别人(可能错误)的决定。

  总的来说,这种集体决策模式效果相当不错。“几乎每个人都差之千里,但当你取其平均数时,得出的结果往往非常精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鱼类行为学家阿什莉·沃德说。她称之为“多负现象”,取其“负负得正”之意。

  1907年一期《自然》杂志刊登了一个经典的例子:787人参与竞猜一头被宰杀的牛的体重,与正确答案1198磅相比,竞猜者们整体误差(取全部猜测的组中值)在10磅以内,或者仅差1磅(取其平均值)。

  商业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的畅销书《群众的智慧》更是举出了大量例子。但那些群众智慧的狂热崇拜者似乎忽略了一点:在现实世界中,投票者彼此独立、互不影响的完美体系是很难创造出来的。因此,涉及到集体决策时,人类可能会错得很离谱。

  相形之下,蜜蜂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出色,将独立与从众的关系平衡得非常好。塞利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名数学家一起,研究了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聪明的蜂群

  蜜蜂分群时,蜂后和大约三分之二的工蜂会搬走。蜂群一拥而出,先停在暂时的栖息处,比如一根树枝上,摇摇摆摆靠在一起。没有对抗天敌、恶劣天气的保护措施,也没有食物储备,它们需要尽快决定新的安家地点。

  早在1940年代,生物学家马丁·林道尔就注意到,这时一些处于蜂群外围的工蜂会跳起奇怪的舞蹈。他知道有时蜜蜂跳舞是为了通知同伴蜜源所在地,但这些舞蹈家身上好像沾着烟囱里的煤灰,或是建筑工地上的沙砾。他意识到它们是被派出去寻找新的安家地点的,现在正在报告结果。

  林道尔曾经穿越被战争摧残的慕尼黑,试图一路追踪蜜蜂,但一般会跟丢。最后,多亏了质高价廉的摄像机的出现,这种追踪才变得可行。1990年代,塞利和研究伙伴拍下了这些蜜蜂的舞蹈动作,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1万只规模的蜂群一般会派出300到500只雌蜂寻找可能的安家地点。这个新址要符合很多要求,比如足够的储蜜空间、较小而隐秘的入口等等。“这些侦察员都是老蜂,它们有丰富经验,去过很多地方,”塞利说。

  它们的搜索面积可以多达30多平方公里,但好的藏身处不易找到。通常,几百只侦察蜂中只有少数———25只左右——— 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地点,回来向蜂群报告。

  它们先用舞蹈指出这一系列地点(大概20到30个)的方向和距离。“侦察员”越是觉得某个地点值得推荐,重复这套舞蹈动作的次数就越多。它的热情会鼓舞其他姐妹侦察员亲自飞去检查,然后再回来用舞蹈表达自己的看法。

  塞利说,这一意见补充过程对于最后的成功决策非常关键。新飞去的侦察员会顺便评估别的地点,“她们自主寻址,自由报告,充分争论。”塞利说,在这个步骤上,人类表现逊色。早在还可以探索更多选择的时候,他们就会急着作出决定,而仓促往往意味着错误。

  侦察蜂们还会反复回到一个地方,进行深度评估和报告。但对于所有地点,不管是它们觉得很棒的,还是认为一般般的,再次跳舞做评价时,重复的次数都会比上一次少,一般会少15次左右,直至最后终于停止舞蹈。“这样很聪明,”塞利说:“她们允许自己的热情消退。”

  关于所有地点的舞蹈重复次数都会减少,因此那些较为一般的地点,即一开始受推荐力度就比较小、相关舞蹈次数就比较少的地方,会更早地从舞池中消失。而这使决策变得可能。“我们都参加过难以达成一致的讨论会,唯一原因是每个人都不愿让步,”塞利说。

  这样,随着评估继续进行,侦察员们推荐的地点范围逐渐缩小。最后侦察员们几乎达成一致,跳的都是关于一个地点的舞蹈。这时,蜂群就会起飞,前往那个地点。

  塞利和同伴们过去认为蜂群中根本没有集体决策一说。但显然在选定新家方面,它们有自己一套决策机制,可称为“陪审团制度”。由于更好的选址有更好的群众支持基础,越来越多的侦察蜂会前往该地点探看。当大约15只侦察蜂在新址外会合时——— 里面可能还有30到50只——— 定了,这就是新家了。一些侦察蜂回来会继续跳评估舞。当舞蹈最终停止,侦察蜂们就会鼓动整个蜂群出发。

  塞利将这项研究做了一个模型。他发现,如果蜜蜂改变价值观,可能就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果它们更加追求个体利益,就会作不出任何决定;但如果个体独立性太差,就会导致愚蠢的决策,因为有些蜜蜂会欣然同意别人的错误推荐。在现实世界中,蜂巢选址往往是独立和从善相互平衡后的结果。


    蚂蚁的做法

  看来“陪审团制度”的确是便利、高效的办法,岩蚁也发展出了这样一种体制。

  身长仅几毫米的岩蚁在荒野中极难追踪,但它们很适合被摆在实验室的桌面上观察。当灾难降临到岩蚁的家园,比如一名研究者揭开了蚁巢顶盖,大部分蚂蚁会聚集在废墟中,1/4或1/3的蚂蚁则迅速跑到外头去寻找新的安家地点。

  奈杰尔·弗兰克斯是英格兰布里斯托尔大学的蚂蚁研究专家。在实验中他和学生们毁坏了一处蚁巢,然后观察受害者在他们提供的一系列可选地址中如何作决定:最佳地点约有三米远,比其他普通地点远了足有三倍。“蚂蚁们最后赢了,做出了明智的抉择,”弗兰克斯说,“侦察蚁们都发现了最佳地点,并一致同意搬到那里去。它们非常喜欢那儿。”

  弗兰克斯和同事在蚂蚁身上装了无线电身份标签,以进行监控。结果显示,侦察蚁遵循的选址原则比人们想像的更简单。它不是直接比较两个或多个地点,而信奉一种“极限法则”,如果对一个地方不太满意,它会一直找下去,当终于发现符合自己心中标准的地点时,它会立即返回大本营报告。

  然后,这位侦察蚁会邀请一名同伴陪它回到那个地点考察。它到处乱转,用触角与其他蚂蚁沟通,并从针腺中释放出一种信息素。大约一分钟,它就能找到一位志愿者随它启程。

  知道路的侦察蚁A一溜小跑,而志愿者B则会紧紧跟随,保持着其触角可以碰到A的距离。如果A有时跑得快了点,超过这个距离,它就会慢下来,等着同伴跟上。两只蚂蚁会时不时停下,B左看右看,似乎在观察地形和路标。

  终于抵达目的地,B会对周围环境进行评估,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回去是否再找一位志愿者陪它来考察。

  和蜜蜂一样,新址聚集的侦察员数目比较重要。当某个地点聚集了足够多的侦察蚁,以足够高的频率彼此交流意见时,它们基本上就达成了一致。

  一旦侦察蚁作出决定,它们的行为就发生改变。每一位都急急忙忙赶回蚁巢,但不是劝说某位同伴过来考察,它用嘴部一个钩子,随便抓住一只蚂蚁,把它放到自己背上,运往新家。也就是说,侦察蚁们从独立的信息收集过渡到了执行团体决议的阶段,只用几个小时,它们就能把剩下的成员全部搬迁完毕。

  岩蚁在实验室里繁殖很快,研究者因此有机会分析更细腻的问题。他们发现,面对迫切危机,蚂蚁会以速度换精确度。当研究者将蚁巢彻底损毁,蚂蚁们完全暴露在外时,它们会在几个小时内完成寻址和搬家的工作。如果旧蚁巢没有毁掉,研究者只是提供了一个条件更好的栖身之处,蚂蚁们会深思熟虑数天,再作决定。追求速度是要付出代价的,匆忙的蚂蚁有时也会犯错误,比如进错蚁群,动作慢一点会更加精确。

  孤独者易受误导

  蚂蚁和蜜蜂可能在集体决策方面表现最佳,但其他生物也有类似智慧。人们研究了蟑螂寻找藏身之处时的表现,发现一个已经躲满蟑螂的地方往往会吸引更多新来者,一个地方蟑螂越多,它们越爱去。

  另外一个例子是棘鱼。在实验室条件下,鱼群准备游到一个阴暗的隐蔽处躲起来。为了观察它们是怎么作决定的,研究者在水槽内设置了两个角落,每个角落都有牵引架和塑料做的假棘鱼。研究者让一条假鱼“游”向某个角落,让真鱼在一旁观察,然后将它们放出,结果真鱼会无视那条假鱼的选择,自行决定去哪个角落。但是当研究者让两条假鱼同时往某个角落“游”去时,真鱼就会注意到这一点,并倾向于选择同一个角落。

  “一条鱼怎么做它们可能不在乎,但当两条鱼这样做时,它们就会当回事了,”沃德说,“一条和两条看上去差别不大,但在鱼儿眼中,代表着不同的风险。”假如一条鱼作出愚蠢决定的机会是二十分之一,那么两条鱼作出同样荒谬决定的机会将降到四百分之一。这个判断体系虽然简单,但非常有效,可以减少完全走错或跟随笨蛋的几率。

  而那些完全孤独、几近绝望的鱼儿,则对数量毫不敏感。即使角落里只有一条假鱼,它也会选择同一个地方。即便研究者放出一条掠食者——— 比如塑料鲈鱼——— 沿着同样方向前进,孤单的鱼儿依然不改初衷。“这个实验证明,孤立的社会动物,包括人类,很容易被骗人的领袖误导,”沃德说。事实证明,用这种方式欺骗一大群真鱼要困难得多。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者普拉特说,“陪审团制度”可能广泛存在于自然生物群体中。总的来说它是一种杰出的工具,既照顾到谨慎独立,又加快了决策速度。但他承认,这种体系也有其“黑暗一面”。一旦“陪审团”达成一致,其他成员便会执行。虽然整个陪审团一起犯错误的机会比较低,但是倒霉事总会发生。“总的来说,使用‘陪审团制度’的群体更容易作出精确决定,”他说:“但有时也会出现集体荒谬的壮观场面。”


   蜜蜂和蚂蚁一般不大出错,这大概是因为它们数百万年来要作的决定太少了。对人类来说,有太多问题需要处理,解决方式也实在太多。我们这种善于创造的物种不得不应付时时在变化的环境、社会和其他挑战,同时又缺乏数百万年的经验。

  对于蚂蚁没有股市这件事,普拉特显得非常遗憾。“如果有就好了,”他说:“我们就可以向它们学习,把问题弄得一清二楚。”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3:50:53 | 显示全部楼层


科学大家轶事[转帖]


  科学大家轶事

  萨苏

  叶企孙:工资比毛泽东还高

  我们平常人的眼里,科学界的人在1949年后好长时间都不大吃香,至少“臭老九”的帽子是戴着的。因此,当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当年有的科学家工资比毛主席还高,我着实是有些不能相信。

  

  年轻时的叶企孙

  然而老先生说这是事实。他还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叶企孙先生。

  老先生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工作,担任秘书,而秘书们的总管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会有很多人熟悉,那就是邓稼先。

  因为做这个秘书,教授们的工资多少,老先生也自然有数。

  当时,叶企孙先生的工资,是360元。

  毛泽东呢,则是404.80元。

  但叶还有一个固定收入,他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学部委员每个月要补100元钱的。

  所以叶先生的固定收入是460元。

  460元是什么概念呢?老先生说,当时他的师兄在清华教书,每个月拿出8元钱来当伙食费,可以天天吃水鱼王八的。

  所以叶企孙先生当时实在“阔”得很。

  不过叶先生的钱,多半是接济学生和给穷亲戚花掉了,有些积蓄,也在“文革”中被抄家一空。那位在数理化学部当秘书的老先生,当时经常为了审稿的事情去叶先生家,他说叶先生家在北大,老院子,周围环水,给人感觉像个岛,是个很让人羡慕的地方,但先生偶尔留他吃饭,一起吃的都是很简单的饭菜。唯有一次吃到了好东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先生看他送稿来,就招呼他说来得正好,于是送给他4个苹果。小秘书喜出望外,那苹果的滋味和带来的快乐,一直记到了几十年后。

  后来才知道叶先生是政协委员,有权利到政协的内部商店买东西10次(估计是一年10次)。当时学生们没有东西吃,叶先生就把能买的配额都买了苹果,放在家里,来的学生、同事就一人送4个,送完了,自己再去买。先生自己吃过没有,就不知道了。

  叶企孙先生何许人也?

  叶企孙,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他的门下,走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79名。他曾任国民政府中央科学研究院干事长,而在学术上,他在世界上为精确计算巴朗克常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不懂巴朗克常数,但我记得有了这个常数以后,有很多物理方面的计算就变得迎刃而解。对叶先生的事迹,我就不必多言了。

  叶先生晚年凄凉,在“文革”中被作为特务嫌疑关押而后监督劳动。他的一位学生,我的师长曾亲口告诉我:“叶先生是活活饿死的。”这不是事实,但是因为我的这位师长曾亲眼目睹叶先生晚年的惨景,所以对此深信不疑。实际上,叶先生死于1977年,但他所受的苦,足以让他的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中,曾描述过穷途末路的先生:

  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而叶先生的侄子回忆,在那样的时刻,叔父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他一生很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对自己的遭遇淡然处之。疾病缠身、两脚肿胀、小便失禁的叶先生,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87年,叶企孙先生平反昭雪,重获清白。

  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回到先生雄姿英发的时代吧。

  叶先生的学生李政道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

  和许多纸上谈兵的教授不同,叶先生曾亲自为冀中等抗日根据地搜购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并直接支持自己的学生去参加抗战,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抵抗力量的兵工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他一手培养并送到根据地的阎裕昌在1942年的战斗中被日军俘获,这位不屈的清华人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拖着游街,依然破口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军用乱刀将他劈死。

  叶先生在困难时期,利用自己的身份给来送稿件的后辈苹果似非特例,在有关文献上曾经记载他类似的事情: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著名学者,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叶企孙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他看到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人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一定让这学生喝下去,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

  英俊的叶企孙先生有一个谜,先生才华过人,侠肝义胆,却终身未娶,其中的真正原因在哪里?

  有关这件事的传说,就让我有些真伪难辨了。那就是叶先生终身未娶,缘于在一次恋爱中的失利,在和一名同僚同时钟意于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做了个君子协定。结果女孩子的红绣球打中了他的对手。先生就此淡泊于感情,专心治学一生。

  这件事有些让人难以相信,因为叶先生是如此优秀——书香门第,哈佛大学的博士,清华物理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卓越的成就,崇高的气节,加上英俊脱俗的外表,如此人中之杰,有谁做得起叶先生的情敌?有谁敢做叶先生的情敌?又有哪个女孩子会舍得放弃叶先生呢?

  

    1929-1930年间,叶企孙与朋友们合影,左起依次为:陈岱孙、施嘉炀、金岳霖、萧遽、叶企孙、萨本铁、周培源。

  据说,这个女子,就是当时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校花王蒂 女士。

  而叶先生的情敌,就是被称做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帅气第三的周培源先生。 周先生为何被称做当时数理化学部帅气第三呢?

  原因是当时数理化学部的学部委员们都是配汽车待遇的,其中颇有几位风流潇洒,帅气冲霄汉的人物。周培源先生是代表之一,的确很帅,但是还有两位比他更帅的。

  排名第二的,是钱三强。

  钱三强:娶了个工科美人

  钱三强先生被认为数理化学部的第二帅,大约和评价人的立场与审美观有关系。

  钱学森先生是很有意思的人,前几天电视里播放国家领导人看望耄耋之年的钱先生,凡数理化学部的老人一看就感慨万分。因为钱先生住的,还是上世纪50年代在中关村住的那所老房子。50年代钱先生的房子很不得了,是国家专门拨给,带警卫的。而今天看来,这所房子虽然有四五间屋,但每个房间很小,住了50年,钱先生的房子早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陋室。先生身肩国家要职与民族重任于一身,名扬四海,晚年不过尔尔。

  在我看来,这就叫做——清白。

  在数理化学部,钱先生这个从美国回来的大科学家,虽然待人和蔼亲切,却有很多人怕他。

  怕他的,大体都是后来我国科技界的栋梁人物。

  为何怕他?只因为这位钱先生待人温和,待学术却一针见血,毫不留情。

    在数理化学部担任秘书的这位老先生举了个例子。一次,在某个学术交流活动中,一位副研究员在台前给大家讲自己的成果。

  当时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可不是好惹的,比如数学家张广厚,当时就不过是副研究员而已。所以,现在弄个正教授未必顶得上当时的一个副研,主要还是因为选拔和培养机制的不同,毕竟现在教授的数量比当年副研多了百倍不止。

  这位副研究员在黑板上写算式,内容很深奥,钱学森先生也来了,就坐在后排,静静地听。听到后来,眼看算式已经快出了黑板,钱先生忽然拍了一下座椅的扶手,站起来,指着那位副研究员的鼻子道:“你啊,这是狗咬尾巴!”

  一句话出口,副研究员的脸腾就红了……

  等人都散了好久,老先生细细地品味黑板上的算式,才算明白了钱先生的意思。

  狗咬尾巴——转圈子啊。

  所以,很多人当时都怕钱学森先生,虽然他并不像另一位钱先生那样有气派。同样貌似温和但让未来栋梁之才们害怕的还有一位,则是中科院物理所所长黄昆。

  钱三强先生被认为有气派,是因为他长期和军人一起工作,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军旅与儒雅相结合的风度。钱先生帅气出名,还因为他与夫人何泽慧女士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有趣的是,钱先生的夫人何泽慧虽然是公认的美人,但当时给人的印象却是——“钱三强先生很气派,他太太何泽慧则有些邋遢……”

  钱三强先生是科学院院士,何泽慧女士是居里实验室出来的才女,从云室中发现了正电子和负电子间几乎全部能量交换的弹性碰撞现象,也是科学院院士。有趣的是,何泽慧女士的姐姐何怡贞女士(门出麻省蒙脱霍育克学院,在我国最早开拓了非晶态物理及金属玻璃研究领域)也是院士,而何怡贞女士的丈夫葛庭燧先生(门出麻省理工学院,他发现的晶界内耗峰被称做“葛峰”)也是院士。

  想来,这一家人若是开个家族科技企业,足以把任何一个大公司的科研部打得鼻青脸肿。

  这几位郎才女貌、才女佳男的婚姻并不是让老先生印象最深的,他印象最深的是学部里面苏步青先生的夫人是日本人,黄昆先生的夫人是英国人……还有就是上头的院长郭沫若,娶了个太太于力群也是才女。

  郭先生是研究甲骨文的,文字功底自然过硬,不料于力群女士的字比丈夫更漂亮,这是大家私下认为的,郭先生知道了,也不能否认。

  钱三强算是第二帅,那么,一定有人会问,数理化学部的第一帅,是谁呢?

  答案是——数理化学部主任吴有训先生。

  吴有训:数理化学部第一帅

  吴有训先生,身高一米九零,在国民党时代曾主持中央大学,要从历史上算,或许可算是中国第一个全国科研机构的负责人,资格比郭沫若还要老,而“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则彰示着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

  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吴有训先生担任副院长、数理化学部主任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学院当时对顶级老大们的称呼,堂堂的吴有训先生不过是“主任”,而他下面的各路诸侯如严济慈之类,则称为学部委员,若对比今天动不动C什么O的称呼,颇有些小家子气。可是大家都很服气,因为这直接影响了科学院的风气,使它在较长时间里能够坚持“名副其实”、塌实严谨的学风。

  所以上世纪90年代改设院士以前,科学院的学者们都是“学部委员”。

  吴有训是数理化学部的当家人,也是被大家称做最有气派的。如此看法首先是因为吴有训先生学识服众,另一方面吴也确实有气派的本钱——吴的身材高大,形象威严,让人望而生畏。李政道、邓稼先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吴老的威风可不是摆出来的。

  此外,吴老的气派还表现在其他地方,比如汽车。

  根据回忆,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根据国家规定都有配车,而吴有训的车是最漂亮、最新型的,他的司机也十分勤快,把吴老的车总是擦得锃光瓦亮。所以吴有训一出门,大家看车就都会知道。然而,没有人有意见,因为大家都认为吴老代表的是中国科学界的“脸面”。

  吴老的威严的确镇得住场。

  然而也有在吴老身边工作过的小字辈回忆,一到讨论技术问题,吴老就会原形毕露,忘掉身价全神贯注。这时候他有个坏毛病——吴老的消化不太好,经常在会上放出若干有害气体,而且吴老这人还光明磊落,每次这样做的时候都要把屁股向某一侧掀起来,在座的不是他的学生便是学生的学生,于是在那一侧落座的学者们表情就精彩得紧了。

  说吴老气派的时候,大家会自动过滤掉这个细节。

  能够做到数理化学部主任的位置,吴老的确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吴先生主持理学院,忽然学生闹起了罢课。这次罢课应该说值得记入史册,因为当时闹事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个几十年后大名鼎鼎,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

  杨振宁先生闹学潮并不是为了政治问题,而是因为有个物理教授上课照本宣科,大家觉得学得没有意义。西南联大的学风活跃,大学生中才华横溢者不少,勇于闹事的更多,顿时不干了,罢课要求换老师。

  教授中认为学生过分、无理取闹的不在少数,因为这位先生的学术水平公认不错。然而,吴有训先生认为错误在老师,因为这位教授虽然会搞科研,但不会讲课。吴有训先生于是给罢课学生亲自讲课,用婚姻关系讲电子学,学生们大为倾倒。那位教授原来有些不服气,这时也心悦诚服。

  有很多人记得吴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傲。这个傲的含义不是“傲慢”,而应该是“傲骨”。比如,吴有训先生出席叶企孙先生的追悼会,听到悼词说得轻描淡写,先生不顾满堂宾客,拂袖而去。学术上,先生并没有这种傲气,有人用苏联说法讲“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吴先生说这主要是康普顿搞的,直接叫康普顿效应就好。

  倒是吴先生的弟子中出了一个余瑞璜余先生(后来的科学院院士,中国X光事业的开拓者),是真正傲气的。“文革”的时候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余先生被打倒。批斗余先生时,红卫兵拳打脚踢,把先生打昏过去,又用凉水泼醒。余先生醒来,听到红卫兵正在讲“三个臭皮匠,凑一个诸葛亮”,先生挣扎着说——这话不对,不要说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30个凑在一起,他不学还是不如我一个人对物理懂得多!

  余先生的骨头硬,所以吃了不少苦。余先生有个儿子,经常被抓去陪斗。一天批斗完毕,却怎么也找不到余公子。最后,在一座大楼的楼顶上发现了他。

  你到这儿来干吗?发现他的学者大吃一惊,生怕这孩子要想不开。

  余公子放下手中一本书,抬头道——整天批斗,我都没个地方念书了……

  原来他是躲到这里看书来了。

  后来,余公子成了杨振宁教授的高足,因为成就斐然,人称“金牌研究生”。

  看来杨振宁先生虽然对老师不满,自己做先生还是很称职的。

  顺便说一句,余先生是典型的性情中人。有他的学生回忆,余先生后来得了糖尿病,不能吃甜的,一次新生入学的欢迎会,余先生看到苹果就两眼放光,当主持人让老先生讲两句时,他手里还拿着半拉苹果呢……

  (摘自《读库》0804,新星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该用户从未签到

52

主题

1万

帖子

5万

积分

师长

积分
52192

社区居民

QQ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3:52:44 | 显示全部楼层

刺痛帝国生命的夜晚——“金田起义”点燃的劫火[转帖]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人们对于天堂的渴望,往往会最终诱引他们堕入地狱的深渊。

  1850年,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博士得知大清帝国南方省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字原文为法语)。”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博士从他所擅长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先行锲入,剖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而导致逐步解体的深层因素,并信心十足地预言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不久,受老战友影响,恩格斯也兴奋写道:“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仅仅过了12年,在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博士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容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从兴高采烈改为恶毒诅咒,展现出马克思博士对东方古老的国家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超常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

  中国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逸仙博士对太平天国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后的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就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做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最终,他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果然一针见血。

  由“保皇”而“改良”的儒学大智者梁启超所言,最能戳破画皮:“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与梁启超同为康有为弟子的欧榘甲,一直力主反满,但他坚信:“洪、杨与其徒党,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他还明确指出:“(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即使写《革命军》的激进派邹容,从来是“反满复汉”,他也认定:“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杀汉,山尸血海,所保者满人……”只有“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对太平天国的消亡稍有遗憾:“太平天国有天下三分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民智初发之后,大儒钱穆先生讲:“……他们(太平天国)只知援用西方耶教(基督教)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此语,最为鞭辟入里。

  坚信科学理念的共产主义者们对太平天国更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共产主义理论家恽代英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太平天国一定失败的原因:第一,“太平天国”是“领袖的结合,不是主义的结合,只是‘感情’的结合,而‘感情’是靠不住的……后来北王杀了东王,内部闹个不休”;第二,他指出太平天国最大的弱点,就是反对文化,造成“知识分子不为所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邓力群、华岗、范文澜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极“左”思潮一度泛滥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一叶障目,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

  梁启超在痛诋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同时,仍旧大力推崇扶危定乱的李秀成,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使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湘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倘)使以(李)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城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谁复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亦人杰矣!”

  反思极“左”思潮下,对太平天国的赞不绝口,无外乎着力于以下几点:第一,太平天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第二,《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具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意义”;第三,马克思曾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

  一切的一切,谬误以外,还是谬误。

  首先,太平天国自其建立之始,因为“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血脉”关系,其头目们就与洋兄弟们勾勾搭搭,直到李秀成攻上海受挫,才与“洋鬼”结下深仇,所以“反帝”无从谈起。

  1858年,英国军舰“李氏号”(Lee)经过金陵,遭太平军将士误击,额尔金下令反击。洪秀全把发炮的军士斩首后,派人向英国人道歉,希望洋人兄弟帮他灭“臭虫”(满清)。同时,写下打油诗诏书示好,让额尔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天父上帝真上帝,天兄耶稣真天兄,爷哥带朕坐天国,扫灭邪神赐光荣,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天国迩来今既来,西洋番弟把心开,朕前上天见爷排,万国扶朕在天台。爷排定定今来到,替力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西洋番弟朝上帝,爷哥带朕坐山河。朕今实情诏弟等,欢喜来朝报爷哥。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此后,以洪秀全本人为首,一直对洋兄弟十分看重,身居深宫的洪天王连洋人舰只加煤加水这样的琐事都会亲自过问。即使到了太平天国与洋人撕破脸的后期,1863年,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仍然与常胜军统领戈登等人通信,要求做买卖,搞军火生意,明白表示:“我朝系与清朝争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洋商洋行(包括戈登)为了获利,同时将大量军火卖给清朝和太平军这交战的双方。法国人狄支沙(C.A.M.deJesus)的文章中证明,仅1862年4月,上海一家外国洋行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支,野炮795尊,火药484桶,子弹18,000余发。(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即使天京被围期间,洋人们仍不断供应粮食、茶叶、丝绸、军火,甚至鸦片。(《北华捷报》选译,第467-468页)由此推之,可以想见太平天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

  “反封建”方面更不必讲,清朝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18个,洪天王有88个“嫔妃”,后宫供其纵欲者近两千女性。相比封建帝王,洪教主个人享受方面要“反动”得多。

  至于等级制度、服饰规定、官员品级、爵位世袭等等,太平天国比起清朝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根据清朝《贼情汇纂》等详实的官方文件,可查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物二百多,出身能得以查证的一共有50人,绝大部分是会党成员、盗贼、地主、塾师、各类商贩、戏子,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14人(这还算上富农在内),所以说它是“农民革命战争”完全是信口雌黄。太平天国对于犯法官员的处罚之一,就是“罚为农”——这哪里有一丝对农民的尊重,又怎能把这场运动算成农###动!再者,总是被以前的极“左”学者奉为土地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这只是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而已,从未真正落实过。毛润之先生早就指出过:“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他还特别指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分见《毛泽东选集》第89页、1209页)所以说,太平天国这一个披着神秘宗教外衣的,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为诱饵的虚空纲领,不仅仅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更是“物物归上主”的对农民产生新束缚的梦呓。

  第三,马克思真的说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吗?他确实有过类似表述,但其本意与我们学者的“断章取义”截然不同。

  马克思原文见于1854年第二期《新莱茵报》,他主笔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而后所述便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善良展望。但马克思博士所指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太平天国运动,其实指当时德国人居茨拉夫(此人加入英国教会)所说的“社会主义”,此人在中国多年传教,中文名字为“郭实腊”。他于1849年左右回欧洲后,听到当时的人到处谈论“社会主义”,恍然大悟道:“中国许多平民近来也流传这一套东西。”所以,郭实腊和马克思在当时讲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是财产平均分配的“农民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一样,在当时的马克思口中说出来,其实含有辛辣的贬讽之意。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社会主义”,直至1873年才成型,他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弄清了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极“左”学者们对太平天国涂饰的立论点不攻自破。

  早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曾装出一副“仁慈”面貌,假模假样唱道:“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但是,历时近15年之久的波及18个省份的太平天国战争,不仅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历史性、全面性的大倒退,还使整个国家丧失了近一亿左右的人口。当然,对于这么一个庞大死亡数字的责任所在,难以细究,大致上讲,清军与太平军(加上捻军)可以“平分秋色”。

  太平天国,于后世而言,它最大的“积极意义”早为梁启超一语道破:

  道(光)、咸(丰)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氛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正是太平天国的冲击,使得腐朽的大清国内满蒙权贵派一步一步走向衰弱,经世派(庶族汉人派)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巅峰,最终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这些,恰恰为后来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和民族基础。在这一点,也仅仅在这一点,邪恶的怪胎终于有幸成为日后中华民国的一掬肥料。

  洪秀全、杨秀清以及他们身后那些幢幢地念着“天国”咒语的幽灵,在国人心中徘徊了一个多世纪。我们现在不需要僵硬意识形态的招魂,不需要砸偶像派与敬偶像派之间的争辩,不需要武断肯定与简单否定地轻下结论,我们恰恰需要发自历史良心深处的冷静的审视,从昔日的破坏中寻找建设的起源,重新寻找逝去年代的精神体验。

  柳亚子二诗,最能表达笔者此时心境:

  其一

  已无遗老说洪王,志怪传奇说渺茫。

  多少英雄兴废感,最怜鹬蚌斗韦杨。

  其二

  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

  我来重读太平史,十丈银釭焰影沉。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台山同学会 ( 粤ICP备17038726号-1 )

GMT+8, 2025-3-4 14:51 , Processed in 0.402382 second(s), 22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1, Tencent Cloud.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