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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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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3:54:53 | 显示全部楼层

天遣朝云护东坡[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作为文坛巨擘,苏东坡一生历尽坎坷。坎坷中为身边异性写下的直接或间接的赞叹性的诗词里,首先能看到的是侍妾朝云的身影。

  苏太太在杭州买下朝云做婢女时,她只有13岁,小苏轼27岁。朝云在帮苏轼料理生活之外,学习读书写字。这个本来不识文墨的少女,聪慧异常,逐渐能书楷体,且能把名人的诗词佳句集串成意顺韵谐的新作,与此同时,一天比一天出落得标致漂亮。秦少游写诗称赞朝云“美如春园,目似晨曦”。对于苏东坡写下的诗词,她念上几遍就能背熟,而且能配上合适的曲调浅吟低唱,直听得苏轼欣喜神迷,如痴似醉。

  尤为难得的是,在苏东坡遭到贬谪流放时,荣华消散,原有的数妾弃苏而去,惟有朝云伴着苏东坡,北上南下,如影随形,从杭州到密州,继而又到了黄州。18岁那年在黄州时,名正言顺地成为45岁的苏东坡侍妾,并在幼儿病死襁褓之际,含泪忍痛,再陪东坡南下惠州。朝云本来就没有过王弗、王闰之姐妹(东坡二位亡妻)的宦妇生活,在东坡遭难时,又自动脱下昔时的长袖舞衣,将自己降为普通村妇,勤敏细心地躬耕垦种,为东坡洗涤缝补,克勤克俭,以度日月。东坡词《青玉案》的收句为“作个归期天定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这里借用白居易的宠妓小蛮,实指的却是身边的朝云。有一天在花园小饮时,朝云与两个侍婢陪在苏东坡身边,东坡抚着自己肥大的腹部问道:“你们可知我肚中藏的是什么?”一侍婢说:“藏的是锦绣文章。”东坡摇头。另一婢说:“藏的是天下民情和国家大事。”东坡又摇头。又问朝云:“你说呢?”“我看你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东坡一听,眼圈立时红了:“人生难得一知己。朝云啊,你可是我惟一的知己啊!”

  苏东坡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刺史时,携着朝云游西湖。他正考虑治湖之策,犯愁湖中之淤泥无地可移,朝云在船中指着白堤说道:“你不妨学学白乐天,于湖中再筑上一座更长的堤,与白堤相衬,名为苏堤,为杭州再添一游览胜地,该有多好!”东坡与朝云,于杭州是二度重来了,听了朝云的话,东坡抚掌大笑:“好主意,这个刺史给你当算了!”朝云却说:“我还有个建议,给堤上要种垂杨柳和芙蓉花哩,‘芙蓉如面柳如眉’,西湖会更添秀色的。”

  不到三年,苏堤竣工,苏东坡又携朝云游湖时,顺手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将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读古诗的后人,谁不会吟诵这首诗呢?

  对苏东坡而言,朝云是人间爱情在生活中的最美好、最实际、最贴切的化身,苏东坡从她的身上,窥得了爱情的本旨与真谛。苏东坡在艰难生活中从朝云身上所得到的,又何止是什么“艳福”呢,从患难与共的角度着眼,实为洪福齐天了。否则,他能写出那么多优秀的令人击节叹赏的诗词文章吗?

  苏东坡之为政,“宽简而不扰民”。他热爱人生,体悯百姓,同时也挚爱自然,这是一个心系天下、襟怀云水的艺术家。朝云与他默契和谐,相生相应,自己也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高贵脱俗的“爱神”。朝云在惠州时,与东坡一起,开始皈依法性,为百姓散尽钱财后,过起了“思无邪”的佛门生活,东坡在词里称朝云是“朱唇著点”、“髻鬓生采”的天女维摩。到惠州两年后,34岁的朝云离开了这个世界。悲伤至极的东坡在惠州丰湖边的山脚下安葬了她,并修建六步亭,以作纪念。传说在朝云下葬后的第三个晚上,天降大雨,翌日天晴,农人发现墓地周围有硕大的足印,人们俱认为是圣者导引朝云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了,一时佛事鼎盛。

  红尘之内,爱情的真谛最难捉摸。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从朝云一生的短暂生命里庶几能觅得几丝消息,与东坡一起,她善解人意,东坡沉浮之际,她不畏权势所造成的压迫,贵贱不移,忠贞不渝。20年的相濡相亲,她是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显示着爱情的真谛与本旨。

  爱情的质量是由男女两方面共同决定的。一个一辈子对谁都无情而只看到自身、只爱自己的男人,无论有怎样的才情和本事,也不值得一个真正有见地的女性去爱之,选择做终身的伴侣,这对女性而言,非不能也,天不许也。文人对女性讲究审美,远取其形姿,近则升于颈部以上,及至夜间,或约于月柳之下,或烧高烛而照临,这也属人之常情。苏东坡是个有大爱、有真爱、有至爱的艺术圣手,由他率先,朝云紧随,他二人同心协力将尘世间一个“爱”字终于推升到了天地间最完美的尺度。

  作为历史天幕上的一道令人瞩目的彩虹,文化人与美女的爱情,在苏东坡与朝云身上得到了最逼真、最动人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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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0:43:54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何陈胜早造反失败 刘邦晚造反得天下 [转帖]


把造反进行到底

在我国的历史上每到一个朝代的末期,就成了造反家的乐园。奇怪就是没人愿意开这个头,一旦有人跨出第一步,第二、第三、第四等等就如雨后春笋全都冒出来了。陈胜一带头造反,屁股后面就跟出一长列名单来。

估计嬴政最喜欢看到这种场面,自己的敌人全都露出水面,也不用自己费尽心机地去抓,去搜。对于那些搞地下工作的,你逮他们还真费劲,更说不定哪天一不小心就扔个石头、标枪什么的来个“误中副车”,搞得自己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你们全造反多好,大家刀对刀、枪对枪,小弟对小弟地互砍!可惜,那帮敢造反的好像没个傻瓜,都知道嬴政这人咱斗不过,我就躲着,有本事就把我搜出来!大家就这么一直憋着,憋到嬴政死,憋到陈胜这厮给放了第一把火。机会来了!当时每个人都这么想!

张耳、陈余俩人都是魏国人,读过不少书,是当时有名的知识分子。但这俩人一直都是坚定的反秦地下组织成员,连嬴政都听过俩人的名字,所以是全国通缉此二人。幸好当时条件的限制,政府想抓两个四处游荡的人还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张耳、陈余没事就四处晃荡宣传抗秦的思想,播撒革命的种子。等到陈胜起来造反时,张耳、陈余觉得这可是天赐良机啊,就幸冲冲地跑来投靠。而陈胜对这两个人还是很尊敬的,最后派他们随同自己的手下武臣前往赵地接管那里的造反事业,并希望他们能多打点儿地盘出来。后来周文兵败关中,武臣在张耳、陈余的鼓动之下,拥兵自立为赵王。后大将李良叛乱率兵攻进王宫杀害武臣。张耳、陈余又带兵反攻李良。李良一看自己打不过,就带齐人马投降了章邯。但赵王已被杀,国家不能没个头吧,两个人一商量,决定立赵国王室后裔为王,就在民间找了个叫赵歇的,对众人说这是当年的赵王的后代,我们应立他为王。于是,这位赵歇成了赵王。

狄城人田儋在齐地自立为王。田儋是原齐国王族,这个家族可有不少人才,毕竟是战国时代的豪门贵族,虽然齐被灭国了,但他们一直都希望自己有一天东山再起。这时,陈胜起来暴动,并派部将周市占据原先魏国的土地,并准备进军齐地。齐境内一时风声鹤唳,秦国在此地本来就统治比较薄弱,很快秦国在此地统治秩序开始崩溃。田儋看到机会来临,带领宗族子弟起兵自立为齐王,并出兵袭击周市,周市无法抵挡,只好退回魏地。田儋则向东方进攻,很快就占有了原先齐国的大部分领土。

武臣手下的部将韩广被派到燕地,当地的反抗组织就拥立他为燕王,宣布独立。

占据魏地的陈胜部将周市,一看天下都在闹革命、搞独立,也蠢蠢欲动,但由于出身卑微,就立魏宗室弟子魏咎为魏王,自己则做了宰相,脱离了陈胜集团。

陈胜部将秦嘉联合当地的部落贵族长老立景驹为楚王。在陈胜死后,景驹的声名逐渐高涨,楚地的造反小团队纷纷去投奔他。就连刘邦也觉得自己一人混不下去,带人去投奔楚王景驹,大树底下才好乘凉!

还有许多没有割地称王的小股造反队伍,如张良、黥布、项梁项羽、刘邦等等众多小集团。正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整个关东地区基本上又恢复了嬴政统一前的情景!下面我将重点介绍其中的两支造反队伍,因为只有他们才杀入了最后的决赛!

可以看出,最早造反的往往最早完蛋,陈胜、吴广造反最早,成了众矢之的,早早的被瓦解,而跟着他们造反的人后来都割据一方,成了新的造反势力。似乎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像后来的隋末起义,先起义者最早离开历史舞台,反倒是李渊父子拿到了天下;黄巢起义的受益者也不是黄巢,而是跟着他起义的那帮人。所以,历史是死的,而我们人是活的,读史不能读死史,而要连贯起来看就很有意思,也很有收获。第一个吃螃蟹往往不能吃出螃蟹的味道,也不能很好的享受吃螃蟹的乐趣,所以不要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扯远了,书归正传,接着往下看。

名门之后:项梁、项羽

这两个人大家肯定都听过,尤其是后面那位项羽名气都盖过了我们本卷的主人公刘邦了!不知道多少小女生看到他和虞姬的故事而哭的稀里哗啦。在世人眼里项羽是个很傻很可爱的人,基本上谁都能头头是道地说上几点项羽怎么失败什么的!但我却很欣赏项羽,在他身上看到了另一种传统的精神文化,在后面我们会分析到,也正是这种文化最后导致他的失败,这里暂且不提。

项梁是项羽的叔叔,而项梁又是项燕的小儿子。那项燕又是谁呢?他在当时、当地可是大大的名人,可能现在不怎么出名了。在嬴政统一六国时,项燕出场了。

现在我给大家大概讲一下这段历史。其实之前秦楚交战多次,楚国王室的主力部队早已被秦军击溃,所以嬴政就有点儿掉以轻心了,觉得灭楚已不在话下。就在楚国危难之际,项燕临危受命联合其他地区部落的增援部队,组成联军,击败了灭楚的秦军。关东六国大震,嬴政大惊!

秦国不得以派出老将王翦倾全国之力,来和这位项燕决战。而王翦面对这位一战而成名的项燕也没有正面作战,而是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来消耗他的实力。项燕真的了不起了,能把秦国逼到这份上,能让它动用全国的军队来对付自己,能把名将王翦逼得不敢和自己面对面的砍杀,真的很了不起了!虽然最后他失败了,没有挽救楚国被灭的命运,还把自己的小命给搭上了,他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

楚国国土太过庞大,很多地方独立性比较强,这次联军就是这些地方临时拼凑起来的,在组织上松散,大家一看风声不对,就纷纷自行撤退,项燕也是无可奈何!楚国灭亡,已经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

项燕虽死,但留下了很好的名声。陈胜用过一次,打着他的旗号招兵买马收拢人心;而项梁直接对外宣称自己就是他的儿子,我要为他报仇、我要继承父志恢复楚国……但到底是不是真的,现在的我们也不知道了。史料没有记载,太史公也只说个“据说”!反正不管怎么说,跟人说道多了,很多人都相信了项梁。头上顶个好老爸的名声真的很管用,再加上项梁为人也不错,也很有能力,来到吴中地区后很受当地人的拥护,而项梁也是蓄意结交当地的有钱有势的人,不管做什么只要有钱有人什么都好办,况且造反更需要这些东西,慢慢就成了当地反抗地下组织的头头。

项羽是项梁的侄子,他的事我们太熟悉了!说他从小不喜欢读书,交他剑术也是学了几天就不想学了;交他兵法,也是如此,学了点儿大概就不想学了。让我们现在看来这孩子也太不学无术了,不能踏踏实实地学点儿东西。长大后,身材很是壮实个子又高,据说放到现在也有1米85左右,在当时可是比较罕见的,天生就是一副猛将的模样。后来有一次,和刘邦一样也碰上次始皇巡游,脱口说了句“我可以取代他!”这句话经常被人们拿来和刘邦说道 “大丈夫当如此也!”相比较,面对同样的场景两个人说出不同的话,也可看出点这两位老对手的一些品性。项羽是豪气冲天,带有一种使命感的感叹;刘邦则是一种对权势的艳羡,一种追求!

好了,话题好像跑远了,以后我们会逐渐分析到两个人的不同性格因素。

叔侄俩人慢慢就在吴中地区站稳了脚跟。就连秦国派往此地的郡守都对项梁客客气气的。秦国所施行的郡县制,看起来是高度集权,其实基层权利基本上在地方上的有识之士手里,尤其是远离中央的地区,当地的行政首脑必须倚重这些人,否则就很难把各种行政命令贯彻到基层上去。这也算是法家所创郡县制的弱点所在吧,理论上是好的,可惜忽略了当时中国客观的经济条件和交通状况等因素,实行起来要打折扣的!就是到现在,这种郡县制度的弊端依然存在,中央的命令如果都能顺利得到各级政府的执行,今日的中国将更加繁荣。好了,还是让我们回到秦末的那段历史!

此地郡守很倚重项梁,这样对上对下都有好处,自己也能平平安安地当好这一任地方官。他越是这样,反而项梁的影响力也越大,整个吴中地区人们都知道郡守大人都对这位项梁公子礼让三分。

没过多久,陈胜、吴广发动武装暴动,造反风潮也很快波及到会稽郡。面对郡内情势的急剧恶化,这位郡守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人,他一看造反声势这么大,造反反的就是他这种人,为了保住性命或者如果做得好还能保住官位,不如站到农民军这边,这样大家成了自己人,也不用害怕哪天杀到这里来闹革命,说不定还能混个诸侯干干,越想越兴奋。再怎么干,也得手下有人吧,没人支持怎么行呢!于是又像往常一样,把项梁请来商量大事。

面对这混乱的时局,项梁早已觉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也暗中开始作准备。一天,这位郡守来邀请自己去吃饭,项梁当然是欣然而至,毕竟在没撕破脸之前,这位还是不能得罪的。两个人仍旧像从前一样,喝酒吃肉,就目前的时事热点再作一番评论之类!郡守一看两个人喝得也差不多了,不能就这么一直喝下去啊,请你来是谈事的,我钱再多也不能平白请你喝酒吃肉吧!那个,兄弟啊,先别喝了,老哥这有事跟你商量下,你看这天下眼看就要又乱了,咱北边的叛乱眼看就要来到咱这了,我想咱也不能坐以待毙啊,老哥我是想发表个什么独立宣言之类的,表示会坚决拥护陈胜义军。到时,我弄这事时,你可得要支持我啊!项梁早就觉得不对劲了,一看原来是这么回事,心想老子本来就是要造反,再退一步说就算要支持也不会找你这个朝廷命官。不过这还真是个机会啊!于是就像电影演的,先假装答应他,然后说自己要上厕所之类,出来找到在外等候的项羽,没办法,估计项梁觉得还是自己侄子能砍人,怕自己打不过吧!叔侄俩回去就把这郡守给杀了。由于俩人很受当地人的支持,也没发生什么骚乱,大家很快就承认了项梁的统治,就这样项梁也算是创下了第一份政治资本,加入了当时的光荣的造反行列。这一年项羽才24岁!

项梁控制会稽后,并没有急于向外扩展,抢占地盘,而是积聚力量,储备粮草,知道粮食的重要性,连饭都供应不上,谁来投靠你,谁替你卖命!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老子项燕的名气,大搞宣传攻势,弄得整个楚地人尽皆知,都知道当年那位项将军的后代跑出来要闹独立了!不过这招还是蛮有用的,实在是没法考证这人到底是不是项燕的儿子,又没DNA技术支持。所以很多人还是相信的,毕竟也算是个精神上的希望吧!于是,有不少人来投奔他们。像陈婴、英布等等大大小小的造反小团队都先后归附项梁的旗下。令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力暴涨。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楚地已经出了个楚王景驹了,怎么又跑出个什么项梁来,跟我争楚地的老大地位。双方当然是互相看着不顺眼了!

看着不顺眼那就准备开打呗!毕竟没人愿意下野,失去权位。双方都在等机会,等各绝佳的机会把对方砍死!不过,项梁毕竟头上顶了个项燕的头环,从名正言顺来讲更容易被楚地的百姓接受;而那个景驹是谁啊!没听过,在名气上是无法比得上项燕的。明星的号召力在有时还是很大的,尤其是项燕这种“国际明星”!

没多久,陈胜兵败被杀。项梁立马指责景驹后面的支持者秦嘉说,咱老大陈胜兵败直到现在还没啥消息,你小子不救援不说,居然还背叛他,更绝的是还立了个楚王。真是个大逆不道的畜生啊,你这种人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要为陈胜老大清除你这个社会败类。同时项梁还呼吁楚地人民要抛弃这个背信弃义的统治者,把他们赶下台去!

秦嘉和景驹一看都这样了也是开口大骂,双方边骂边打,可惜秦嘉他们打不过项羽,兵溃被杀。项梁收编了投降的军队。至此楚地全归项梁控制,逐渐成为抗秦的最为庞大的一股力量。

刘邦也造反

说了这么多事,介绍了这么多人,终于轮到我们的主人公刘邦了!但又不能不写,不能不介绍,一台好的戏剧需要好些演员来配合,主角要有还不能只有一个,配角就更多了,这样才精彩才让人值得回味。历史就是一出大戏,我尽量将其写的好看。

好了还是让我们再回到陈胜起义的那一刻。这时的刘邦还在大山里当他的山大王,虽说生活没有自己当公务员时的稳定潇洒,但最起码自己的小命能保住了,虽说还不时想起自己的老婆孩子!至于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而且隔三岔五的不时有几个人来投奔自己,最后居然也聚集了几百号人。

这时,陈胜吴广的起义风暴逐渐波及到周围附近的郡县。沛县当然也不列外。这位沛县县令和上面那位秦朝的政府官员一样,生怕自己也被人们当成革命的对象,慌忙召集萧何等一帮手下商量对策,想自己也混个造反王当当,这样大家都是自己人了,就可以避免被农民军给咔嚓了。(真是墙倒众人推啊,没有丝毫政治立场!)可是萧何等人却不同意,理由就是您不是本地人,只是一“空降兵”,要造反,本地人也不会带你玩的,更不会服你的,更别说造反这种九死一生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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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0:44:54 | 显示全部楼层


缅甸东北部有几个国中之国,其领导集体都是中国人。[转帖]


  这个地方位于缅甸东北部的禅绑,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即缅甸第一、第二、第四特区。这三个特区表面名义上是缅甸政府的特区,但实际上是三个独立的政权,都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包括政权设置和施政纲领与中国的大陆共产党一样!官方语言和文字是汉字汉语。那里的人都能说汉语!人民币是那里最主要的流通货币。手机信号是中国移动和网通的,电话区号是云南的。高度自治,有意思吧!但是这几个小政权还很脆弱!因为大缅族主义,缅甸军政府一直想吃掉他们。作为中国人我们有义务支持这个华人政权。
  这三个地区的人民在人民在以彭家声主席、鲍友祥主席、林民贤主席为核心的特区政府领导下为争取民族平等同缅甸政府军对抗十几年,打的缅军丢盔卸甲,(缅军打仗不行,欺负这些少数民族老百姓在行,06年缅甸政府军的士兵竟为抢100元人民币打死一个华裔儿童)最后于90年代初与缅甸军政府达成和解协议,结束战争。现在这三个特区正在同中国发展经济,建设自己特色的高度自治的独立特区政权。
  那里生活着果敢(即汉族)佤族等民族,那里在一百多年前原属于清政府果敢县,邦桑县等管辖,后来英国殖民者占领的缅甸,对缅甸实行殖民统治,并强迫清政府签定不平等条约,将这些地方(缅甸第一、第二、第四特区)划归英属印度的缅甸殖民地。后来1960年代中缅两国确定边界条约。致使原先血脉相连的中国人被划分到两个国家。70年代后缅甸发生排华运动,那里的汉民族为了避免缅族的迫害,争取民族平等,改称“果敢族”。(即果断勇敢的意思)英帝国主义为了赚取巨额的利润和毒害殖民地和中国人民的身体和精神素质在那里传播栽植罂粟。以后上百年来,军阀、土司混战,内战延绵,勤劳憨厚的果敢各民族同胞在混战中,被引诱欺骗利用,导致多少果敢优秀儿女成为了混战无谓的牺牲品。在抗日战争中果敢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为打击日本侵略军作出可巨大的牺牲。
  近年来这三个特区分别响应中国和联合国要求于2002年,2005年杜绝了罂粟的种植。这些地区的人民在人民在以彭家声主席、鲍友祥主席、林民贤主席为首的特区政府领导下始走前人不敢走的道路,毅然将一百多年前由英帝国主义播撒在果敢的罂粟给彻底禁绝了。由于这三个地区的禁种罂粟措施,使得中国减轻了毒品对国民侵害深度,消除了中国毒品来源的主要渠道。使中国的禁毒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为中国及世界的禁毒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的果敢、邦康等地在完成了禁种罂粟的艰巨任务后,正在朝着发展生产、改善提高人民生活的方而努力奋进!
  因为那里的距离缅甸内地路程远,交通不便,因而经济文化同中国云南联系较为密切。对中国的经济文化非常依赖。汉语是那里的通用语言。那里的人大部分都能说较为流利的普通话。那里的政治制度与中国极为相
  似,如县级官员有县长、县委书记等。人民币是那里最主要的流通货币。最重要和最可贵的是那里的人民依然保持并宏扬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几乎所有的记者采访这三个特区的主要领导,他们均表示禁种罂粟以后特别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而这些援助之中最重要的援助是教育。现在那里的孩子70%没有上过学那30%也仅仅是当地官员们的孩子!那些失学的孩子都会汉语可是不认识汉字。所以我呼吁商务部对外援助司能够关注一下缅北的这三个特区(缅甸第一、第二、第四特区)的学龄儿童教育情况能够在现代汉语教材(这些地区的学校教材与中国国内相同)和师资力量等方面给缅北三个特区予以援助!在缅北三个特区学生们的课外读物很少,是不是可以发动国内的同学把自己的曾经学过的图书捐献给这些地区的儿童呢!佤邦主席鲍有祥说他们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教育第二才是供电,可以见得他们是多么渴望得到好一点的教育啊!那里的人民以前除了种大烟外没有什么技术,甚至连铺石头路也要请中国工人来做,希望中国政府能派出一些技术人士来教育那里的人民!现在那里正在搞替代种植,但是替代种植(如橡胶树是6年)的收益期较长,暂时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有很多困难。而且即便到达收益期也不能马上见效,因为农产品的加工需要技术,需要知识!然而这些都是那里的人民所没有的。所以国际社会教育援助就是所有援助中的重中之重。
  其实帮助缅北三个特区就是帮助我们中国自己。这句话您一想就是这样,帮助这些烟民让他走新的生活,放弃罂粟种植,那么是不是就提前进化了我们这个社会,让毒源里边的毒品无法进入到这个地方,让更多的人社会更洁净,让更少的人去犯罪和注射毒品传播艾滋病的这种,我觉得就是我们帮助他们等于帮助我们自己,并且不但帮助我们中国,还帮助了整个世界净化整个世界。
  强烈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援助司能够在教育方面大力援助缅北三个特区,提高了境外教师的现代汉语教育教学水平,使得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增强了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大家如果有兴趣到果敢和佤邦去看看吧!那里的旅游资源以及景色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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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10月18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1980年11月26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19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20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在17日发起挑战,在18日、20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支持。

就在这时候,江青又遭到一次打击:

钓鱼台十八号楼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宾楼。1972年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从各地选来了一些丹青大师的国画,悬挂在楼里,单调的墙面有了清新高雅的点缀,显得生动活泼多了。江青经常出入十八号楼,那些大幅山水画和精致的花鸟小品,江青不会视而不见,也决不会轻易赏心悦目,不挑毛病的。不久前她还为江苏老画家陈大羽画的一只公鸡大动肝火,这幅画成了她大批黑画的导火线。江青的举动搞得悬挂国画的几家大宾馆惶惶不可终日,画家们如大祸临头。

终于,厄运降临到十八号楼的国画上。

10月间,江青突然要摄影记者###为她放大摄影作品。摄影师按照影展的规格,放大了七十八张不同尺寸的照片,并且根据以前的规定收取了江青一千零五元的制作费。因为影展除了有一笔门票收入外,各报刊都要选用照片,还要支付作者稿费,所以江青完全可以用这几笔收入支付照片制作费。可是摄影师将照片送给江青才知道,放大照片是为了取而代之十八号楼的国画。这种别出心裁的展览欲,令人啼笑皆非。

江青见照片,兴奋地说:“将这些牡丹、月季、海棠……还有这个石榴,换上去!11月5日有两个国家总统要来访问中国,要抓紧时间换上去。外面都在批黑画,我们这里是国家级宾馆还能再挂这些资产阶级情调的画?我最讨厌一成不变,老一套!”

这席话符合江青的个性。她就是借反对墨守成规,使得文艺界百花雕零,文艺家纷纷倒台。如今她又反对国家级宾馆的“墨守成规”。

她的十三张二十英寸花卉照片很快取代了国画,挂在主厅里。

照片只挂了三天,就神出鬼没地不见了。等人们发现时,十三张国画已经原封不动地回到了老地方。

原以为江青要气得发疯,负责警卫的人心惊胆颤找到江青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江青正在十号楼用自己的照片招待政治局的委员们,大照片摊了一长桌,见警卫处来人,笑眯眯地说:“这些照片是我为委员们准备的,他们喜欢我照的照片。这次随他们挑,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江青这番话,令人惊奇,好像她根本不知道她的“国际影展”已经宣告破产!

其实她在掩饰自己的愤怒和难堪,勉强保持表面的镇静,以显示她大度、不与人计较的风度。

江青不是一个能够容忍反对她的人,这次怎么变了?大家议论纷纷,这事情变化得太蹊跷,除非毛泽东才能制止江青。果然,这个反对她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也只有毛泽东才能有效阻止江青无限扩大的欲望。毛泽东虽然远在千里之外,可是江青在北京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他,当他知道江青又在“照片搭台,政治唱戏”,气得训她:你有什么权利可以随便换下国宾馆的画,挂上自己的作品?夜郎自大,这样要不得!统统取下来!

江青毕竟是江青,没有几天,她发疯般地从楼里抱出剩余的照片,奔到院子里,将憋了许久的委屈、痛苦、失意和愤怒统统发泄了出来,化为熊熊烈火。那价值一千多元的照片终于成了一堆焦黑的废纸,随风纷纷扬扬在钓鱼台的草地上翻滚、飘动。等警卫人员发现,冲过来抢救照片,照片已经化为灰烬。(注:顾保孜:《样板戏出台内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

尽管这只是小事一桩,却也深刻反映出毛泽东对于江青那膨胀的权欲的强烈反感。

此后不久,江青再遭惨败。

那是11月12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赞扬道:“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道:“这个好。”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写下了那著名的“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的批示。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在写这一批示时,正值他在侧。毛泽东写到“至嘱”之后,搁笔问汪东兴,对江青还有什么意见?

汪东兴答道:“她没有自知之明。”

于是,毛泽东又提笔,加上那句:“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的批示,给江青泼了一盆冷水。

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了那表面上是“检讨”、实际上是要官的那封信。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1974年11月20日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才前往京城。李固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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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不丹的启示:用国民幸福总值替代GDP [转帖]


  来源:南方周末  2009-05-07 14:54:32  作者:尹伊文

  美国发展模式的神话在金融海啸中破灭,“后美国”时代的反省和探索很可能催生一次社会发展模式的思想革命,这很可能是一次“范式转移”,就像从中世纪的地心说转移到哥白尼的日心说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GDP获得了高速增长,但是很少听到中国人说自己的幸福也高速增长了。金融危机来临之后,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保GDP增长的政策,却没有听说出台“保幸福增长”的措施。GDP增长一直是中国发展的核心目标,也一直是20世纪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中心。在金融海啸的摧毁之下,这个中心受到了震撼,虽然西方抗海啸的主旋律仍然以GDP为主调,但是一股另类的潜流却在呼唤“超越GDP”。

  2008年11月,当世界在金融海啸的深渊中迷茫挣扎的时候,几十位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官员到喜马拉雅崇山峻岭中的小国不丹去寻求“另类”答案。他们意识到,主宰20世纪的、以GN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在国内和国外所生产的最终成果和提供的劳务价值。它等于GDP 加上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有着潜在的问题,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思路。一位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官员说:“几十年来我们都是在追求GNP,现在需要超越GNP了。”

  不丹:把国民幸福总值作为发展目标

  不丹提供的另类方法是什么呢?

  不丹方法的核心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提高国民幸福总值 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而不是提高国民生产总值GNP。它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另类发展思路,是因为不丹看到了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模式中的一个悖论结果:物质丰富了,收入提高了,人却没有感到更加幸福。伴随GNP高增长而来的环境污染、工作压力、犯罪增多、失业威胁、社会冲突、人际疏离……,使许多GNP 很高的国家的人民深感痛苦。三十多年前,不丹的决策者就看到了这个悖论,GNP不等于幸福,而幸福才应该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

  不丹是如何衡量幸福的呢?它把国民幸福总值具体化为四大支柱:(1)环境和资源的保护;(2)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3)传统文化的保留;(4)优良的治理制度。不丹的发展不是追求GNP增长,而是追求实现这四个目标。

  三十年来,不丹的确取得了令人惊羡的结果。为了追求公平的发展,不丹为全民提供了免费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为了保护环境,它不进行急功近利的开发。譬如,它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但它自觉地不把开采森林作为推动GNP增长的亮点。

  它的经济发展亮点是选在再生性能源——水力发电的建设上。而在修建水力发电站的时候,它也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它的水电站都是修在地下的,没有对地面上的生态造成破坏。修地下水电站要比修地上水电站费时费钱,如果急功近利追求GNP增长,肯定会选择修地上水电站。但是,在追求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战略指导下,为了保护环境,为了可持续性,不丹选择了地下水电站。当然,这样的选择结果,前期GNP的增长肯定会慢一些,但是后期的、长远的“幸福”则能让全社会受惠。目前,地下水电站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幸福,水电是不丹的主要出口,也是政府的主要收入,这些收入使政府可以向全民提供免费的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美国的人均GDP是不丹的三十多倍,但美国却不能给公民提供免费的医疗福利,连半免费的全民医疗福利也没有。中国的人均GDP也高于不丹,但中国人也没有享受到全民免费医疗福利。美国人和中国人大概都比不丹人有更多的消费品,但是他们却未必比不丹人有更多的幸福。

  “时间贫困”在抵消GDP增长

  当三十多年前不丹提出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概念的时候,完全没有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但是后来,一些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殊途同归地进入了经济和幸福的研究。他们的定量研究发现,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幸福和GDP的关系就不相关了。英国学者怀特还根据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数据制定出了量化的幸福指数,把世界上的178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幸福指数高低排列出来,不丹排名第八,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GDP高的国家都在不丹之后,中国更是远远落在后面。怀特说,“幸福”这个概念近来正成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重要领域,政治家们也开始把“幸福”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数。绝大多数英国民众在民调中表示,政府应该把增加幸福放在增加财富之上。

  金融海啸爆发之后,GNP和幸福的关系引起了更多人的关心。引发金融海啸的重要原因是次贷借款者的过度负债消费,还有华尔街公司滥用杠杆追求超高利润。过度消费和超高利润都为GNP的增长作出了可观“贡献”,次贷危机发生前的几年,美国的GNP增长势头很好,金融行业的增长更是惊人,金融业在GDP 中所占的比例从百分之二十多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多。但是,这些GNP增长有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呢?且不说金融海啸发生后人们承受的巨大痛苦,就是在海啸前的高增长时期,人们也未必真正幸福。许多借次贷买豪宅的人抱怨说,付房贷利息让他们感到压力沉重,而豪宅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想的幸福。多数豪宅是建在远郊,因此增加了上班通勤的时间,每天要多开一两个钟头的车;另外,亲友们的往来也变得很不方便,增加了疏离感,有人说,迁入豪宅一年,竟然没有一个朋友去过他家。那些在华尔街工作、赚了高工资拿了高奖金的人也颇多抱怨,他们的抱怨主要是工作压力太大,超级紧张,超长工时,许多人常常要工作到深更半夜,第二天大清早又要去上班,结果是赚了很多钱却没有时间去享福。

  近年来世界银行在研究贫困问题的时候,增加了一个新的贫困概念:“时间贫困”。以前讨论贫困的时候只注重“经济贫困”,以收入多少、消费多少来衡量。后来看到“经济贫困”和“时间贫困”常常连在一起,许多穷人收入低,为了温饱要加长工作时间,他们的痛苦不仅仅是缺少物质消费,也是缺少休闲时间。在美国,保障较短的工作时间曾经是争取员工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工人往往要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周工作60至70小时,钢铁工人甚至要每周工作84小时。后来,工人们逐渐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每周2个休息日。那时的社会共识是,休闲是福利,工作时间过长是不幸福的。但是,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和泛滥,被称为“消费福音”的观念渐渐成了主流,消费主义使人们相信“休闲不是幸福,消费才是幸福”,于是,美国人开始加长工作时间,多工作,多赚钱,多消费。美国出现了无数“经济富裕”“时间贫困”的扭曲的人。面对这种现象,美国近来涌现了一些民间组织,向时间贫困挑战。他们历数美国人身受的时间贫困:美国人平均比西欧人每年多工作9个星期,美国人现在比五十年代的时候工作更长的时间,美国人现在甚至比中世纪的农民工作时间还要长。“ 时间贫困”给美国人带来了许多不幸,超时工作造成情绪压力,破坏了身体健康,影响了婚姻家庭幸福,工作时间过长使人无暇参与社区活动,增加了疏离感。美国的“时间贫困”给人的启示是,工作时间加长,增加了收入,增多了消费,推动了GNP增长,但是,却没有增加幸福。

  各国应该编制自己的“幸福指数”

  中国也有美国的那些“经济富裕”“时间贫困”、“GNP增加”“幸福减少”的现象,近年来中国也搞了一些幸福感、幸福指数的调研活动。不过,中国的这些调研活动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很“虚”的层面上,并没有像不丹那样把幸福融入到具体的发展战略中去,构建出以幸福为核心目标的发展模式。不少中国人对于把幸福作为发展目标感到困惑,觉得幸福是个人的感受,不同的人对幸福的评判标准不一,太难操作了。不丹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把幸福具体化为易于操作的四大支柱,这个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所谓学习不丹的经验,并不是说应该去照搬不丹具体的四大支柱。不丹的四大支柱,是不丹人认为能使他们幸福的支柱,其他国家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和想法。譬如,不丹的四大支柱之一是“保留传统文化”,有些国家的人也许会觉得“改革传统文化”才是幸福。不丹的四大支柱中没有包括“自由”,有些国家的人也许会觉得“自由”是幸福的支柱。GNP增长是千人一面的发展目标,任何国家都可以简单照搬。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经济发展低级阶段,GNP增长也是个能增加幸福的千篇一律药方。但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什么东西才能增加幸福就变得很复杂,再不是千篇一律了,而是有复杂的多样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会有不同的结论。定位一个国家的幸福支柱是对这个国家领导人智慧的考验。

  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发展概念现在正悄悄地向世界扩展,处于世界另一端的巴西将要举办一次国民幸福总值的国际研讨会,巴西学者在不丹表示,他们要研讨出一套具体的幸福定位指数,提供给南美洲国家。巴西人特别强调,他们不愿意重蹈美国的发展模式,美国的人均GDP在过去的50年增长了3倍,但是美国人却未必更加幸福,美国的暴力犯罪增加了3倍,不和邻居交往的人数增加了4倍,四分之一的人不幸福和抑郁。他们也强调不愿意步中国的后尘,GDP增长很快,但因环境污染死于呼吸道疾病的人数增长也很快。

  金融海啸引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也引发了人们的反思。美国发展模式的神话在金融海啸中破灭,“后美国”时代的反省和探索很可能催生一次社会发展模式的思想革命,这很可能是一次“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是基本理论的结构性变革,就像从中世纪的地心说转移到哥白尼的日心说。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GDP也不是发展的中心。

  美国发展模式的神话在金融海啸中破灭,“后美国”时代的反省和探索很可能催生一次社会发展模式的思想革命,这很可能是一次“范式转移”,就像从中世纪的地心说转移到哥白尼的日心说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GDP获得了高速增长,但是很少听到中国人说自己的幸福也高速增长了。金融危机来临之后,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保GDP增长的政策,却没有听说出台“保幸福增长”的措施。GDP增长一直是中国发展的核心目标,也一直是20世纪西方主流发展模式的中心。在金融海啸的摧毁之下,这个中心受到了震撼,虽然西方抗海啸的主旋律仍然以GDP为主调,但是一股另类的潜流却在呼唤“超越GDP”。

  2008年11月,当世界在金融海啸的深渊中迷茫挣扎的时候,几十位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官员到喜马拉雅崇山峻岭中的小国不丹去寻求“另类”答案。他们意识到,主宰20世纪的、以GN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在国内和国外所生产的最终成果和提供的劳务价值。它等于GDP 加上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有着潜在的问题,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思路。一位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官员说:“几十年来我们都是在追求GNP,现在需要超越GNP了。”

  不丹:把国民幸福总值作为发展目标

  不丹提供的另类方法是什么呢?

  不丹方法的核心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提高国民幸福总值 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而不是提高国民生产总值GNP。它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另类发展思路,是因为不丹看到了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模式中的一个悖论结果:物质丰富了,收入提高了,人却没有感到更加幸福。伴随GNP高增长而来的环境污染、工作压力、犯罪增多、失业威胁、社会冲突、人际疏离……,使许多GNP 很高的国家的人民深感痛苦。三十多年前,不丹的决策者就看到了这个悖论,GNP不等于幸福,而幸福才应该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

  不丹是如何衡量幸福的呢?它把国民幸福总值具体化为四大支柱:(1)环境和资源的保护;(2)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3)传统文化的保留;(4)优良的治理制度。不丹的发展不是追求GNP增长,而是追求实现这四个目标。

  三十年来,不丹的确取得了令人惊羡的结果。为了追求公平的发展,不丹为全民提供了免费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为了保护环境,它不进行急功近利的开发。譬如,它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但它自觉地不把开采森林作为推动GNP增长的亮点。

  它的经济发展亮点是选在再生性能源——水力发电的建设上。而在修建水力发电站的时候,它也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它的水电站都是修在地下的,没有对地面上的生态造成破坏。修地下水电站要比修地上水电站费时费钱,如果急功近利追求GNP增长,肯定会选择修地上水电站。但是,在追求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战略指导下,为了保护环境,为了可持续性,不丹选择了地下水电站。当然,这样的选择结果,前期GNP的增长肯定会慢一些,但是后期的、长远的“幸福”则能让全社会受惠。目前,地下水电站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幸福,水电是不丹的主要出口,也是政府的主要收入,这些收入使政府可以向全民提供免费的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美国的人均GDP是不丹的三十多倍,但美国却不能给公民提供免费的医疗福利,连半免费的全民医疗福利也没有。中国的人均GDP也高于不丹,但中国人也没有享受到全民免费医疗福利。美国人和中国人大概都比不丹人有更多的消费品,但是他们却未必比不丹人有更多的幸福。

  “时间贫困”在抵消GDP增长

  当三十多年前不丹提出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概念的时候,完全没有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但是后来,一些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殊途同归地进入了经济和幸福的研究。他们的定量研究发现,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幸福和GDP的关系就不相关了。英国学者怀特还根据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数据制定出了量化的幸福指数,把世界上的178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幸福指数高低排列出来,不丹排名第八,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GDP高的国家都在不丹之后,中国更是远远落在后面。怀特说,“幸福”这个概念近来正成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重要领域,政治家们也开始把“幸福”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数。绝大多数英国民众在民调中表示,政府应该把增加幸福放在增加财富之上。

  金融海啸爆发之后,GNP和幸福的关系引起了更多人的关心。引发金融海啸的重要原因是次贷借款者的过度负债消费,还有华尔街公司滥用杠杆追求超高利润。过度消费和超高利润都为GNP的增长作出了可观“贡献”,次贷危机发生前的几年,美国的GNP增长势头很好,金融行业的增长更是惊人,金融业在GDP 中所占的比例从百分之二十多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多。但是,这些GNP增长有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呢?且不说金融海啸发生后人们承受的巨大痛苦,就是在海啸前的高增长时期,人们也未必真正幸福。许多借次贷买豪宅的人抱怨说,付房贷利息让他们感到压力沉重,而豪宅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想的幸福。多数豪宅是建在远郊,因此增加了上班通勤的时间,每天要多开一两个钟头的车;另外,亲友们的往来也变得很不方便,增加了疏离感,有人说,迁入豪宅一年,竟然没有一个朋友去过他家。那些在华尔街工作、赚了高工资拿了高奖金的人也颇多抱怨,他们的抱怨主要是工作压力太大,超级紧张,超长工时,许多人常常要工作到深更半夜,第二天大清早又要去上班,结果是赚了很多钱却没有时间去享福。

  近年来世界银行在研究贫困问题的时候,增加了一个新的贫困概念:“时间贫困”。以前讨论贫困的时候只注重“经济贫困”,以收入多少、消费多少来衡量。后来看到“经济贫困”和“时间贫困”常常连在一起,许多穷人收入低,为了温饱要加长工作时间,他们的痛苦不仅仅是缺少物质消费,也是缺少休闲时间。在美国,保障较短的工作时间曾经是争取员工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工人往往要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周工作60至70小时,钢铁工人甚至要每周工作84小时。后来,工人们逐渐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每周2个休息日。那时的社会共识是,休闲是福利,工作时间过长是不幸福的。但是,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和泛滥,被称为“消费福音”的观念渐渐成了主流,消费主义使人们相信“休闲不是幸福,消费才是幸福”,于是,美国人开始加长工作时间,多工作,多赚钱,多消费。美国出现了无数“经济富裕”“时间贫困”的扭曲的人。面对这种现象,美国近来涌现了一些民间组织,向时间贫困挑战。他们历数美国人身受的时间贫困:美国人平均比西欧人每年多工作9个星期,美国人现在比五十年代的时候工作更长的时间,美国人现在甚至比中世纪的农民工作时间还要长。“ 时间贫困”给美国人带来了许多不幸,超时工作造成情绪压力,破坏了身体健康,影响了婚姻家庭幸福,工作时间过长使人无暇参与社区活动,增加了疏离感。美国的“时间贫困”给人的启示是,工作时间加长,增加了收入,增多了消费,推动了GNP增长,但是,却没有增加幸福。

  各国应该编制自己的“幸福指数”

  中国也有美国的那些“经济富裕”“时间贫困”、“GNP增加”“幸福减少”的现象,近年来中国也搞了一些幸福感、幸福指数的调研活动。不过,中国的这些调研活动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很“虚”的层面上,并没有像不丹那样把幸福融入到具体的发展战略中去,构建出以幸福为核心目标的发展模式。不少中国人对于把幸福作为发展目标感到困惑,觉得幸福是个人的感受,不同的人对幸福的评判标准不一,太难操作了。不丹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把幸福具体化为易于操作的四大支柱,这个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所谓学习不丹的经验,并不是说应该去照搬不丹具体的四大支柱。不丹的四大支柱,是不丹人认为能使他们幸福的支柱,其他国家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和想法。譬如,不丹的四大支柱之一是“保留传统文化”,有些国家的人也许会觉得“改革传统文化”才是幸福。不丹的四大支柱中没有包括“自由”,有些国家的人也许会觉得“自由”是幸福的支柱。GNP增长是千人一面的发展目标,任何国家都可以简单照搬。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经济发展低级阶段,GNP增长也是个能增加幸福的千篇一律药方。但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什么东西才能增加幸福就变得很复杂,再不是千篇一律了,而是有复杂的多样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会有不同的结论。定位一个国家的幸福支柱是对这个国家领导人智慧的考验。

  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发展概念现在正悄悄地向世界扩展,处于世界另一端的巴西将要举办一次国民幸福总值的国际研讨会,巴西学者在不丹表示,他们要研讨出一套具体的幸福定位指数,提供给南美洲国家。巴西人特别强调,他们不愿意重蹈美国的发展模式,美国的人均GDP在过去的50年增长了3倍,但是美国人却未必更加幸福,美国的暴力犯罪增加了3倍,不和邻居交往的人数增加了4倍,四分之一的人不幸福和抑郁。他们也强调不愿意步中国的后尘,GDP增长很快,但因环境污染死于呼吸道疾病的人数增长也很快。

  金融海啸引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也引发了人们的反思。美国发展模式的神话在金融海啸中破灭,“后美国”时代的反省和探索很可能催生一次社会发展模式的思想革命,这很可能是一次“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是基本理论的结构性变革,就像从中世纪的地心说转移到哥白尼的日心说。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GDP也不是发展的中心。

  (作者为牛津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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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中央红军到陕北,迅速恢复发展[转帖]

与张国焘南下错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一方面军在北方却获得了新的发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会合了在当地的红军7000余人,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当时陕北人少地贫,发展红军困难,于是1936年春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扩大了红军8000人。

据彭德怀回忆,新参军的大都是由河南、山东流落到山西的人。此前部队经过长征大都成了空架子,一个团不过几百人,打仗缴获了枪还要请老百姓帮助扛。这时部队充实起来,红一军团就有1万余人,加上红十五军团,野战部队发展到1.7万人。此外,毛泽东还将中央红军的许多干部派到陕甘地区发展地方武装,地方红军也发展到近万人。至同年秋,在陕甘宁地区的中央军委直属队、红一方面军和地方红军相加,总数发展到3万余人。有了根据地依托之后,红军又走上了发展壮大之路。

留在川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得知红一方面军在北方的发展后,纷纷议论说:“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对的!”由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要求北上,红二方面军领导也坚决主张北上同中央会合,这就促成了三大主力的会师。

过草地,红一方面军5000人编入红四方面军

突破湘江后,中央红军只剩3万多人,不过大都是意志坚强的骨干力量。通过惨痛损失的教训,全军认识到错误指挥的危害,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随后,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转战途中虽陆续动员了近万人参军,然而这些新成分没有经过远途行军锻炼,在急行军中大都很快掉队。

1935年4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时减至2.4万人左右,6月间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减至约1.8万人,重新改称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刚同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因刚刚离开根据地,又在川北开辟新区得到补充,部队有8万多人,显得兵强马壮。8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通过水草地。当时红一方面军因远征疲惫,指战员多体质衰弱,加上草地环境恶劣,减员很大。通过草地后,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一、三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军团(此时改称三十二军)约5000人。

9月因张国焘分裂红军,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到达陕北只剩6000人,而左路军约5000人的原红一方面军部队编入红四方面军系列,随同再过草地南下。

红四方面军南下的8万部队在川西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川军的联合进攻,经血战后仍站不住脚,被迫于1936年初翻越雪山进入西康藏区。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补充粮食极为困难,因战斗、病饿和逃亡减员一半,到1936年夏天只剩4万人。

长征后人数“3万”和“8万”两说是由不同统计方法造成的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终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抗战初期创作的《八路军军歌》前四句,概括了红军长征体现的坚定性和无敌无畏精神。红军经历过万里长征,虽然有严重减员,保存下来的人却是党和红军最宝贵的财富。毛泽东认为长征后红军人数虽然减少,力量却比过去更强,这既是指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已由错误转为正确,也是指红军的质量大为提高。

对于长征结束后红军还有多少人,过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从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全体人数统计看,西北红军超过8万人。军委对下属各部人员的统计是:

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队共2.2万人(包括红军大学800人);

陕甘宁地方红军8000人(另外在陕南有2000人);

红二方面军1.1万人;

红四方面军及总司令部直属队3.8万人。

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结果于1937年春基本失败,只剩千余人到达新疆或潜回陕甘根据地。这一时期,红军在陕甘地区又扩大了一些兵员。至1937年夏,军委统计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总计为7.4万人,其中总部为4000人,野战部队为4.2万人。同年8月红军改编时,野战部队编为八路军三个师,编制4.5万人。

经历过长征的一些领导人讲话,又常说长征后红军只剩下3万人。这一数字也有其依据,讲的只是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甘宁的人员,而不计算陕北红军及长征后扩大的人员,以及长征结束后西路军损失的人数。经历过长征而剩余的3万多红军指战员包括: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6000人;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3000人;

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宁1.1万人;

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剩余人员1.4万人。

对长征后剩下的人数从不同角度统计,才出现这两种不同说法。事实证明,经过长征考验的指战员不仅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又有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多数战士都可以带兵当干部。红军人数虽减少,革命力量却增强,并终将发展成一支赢得全国胜利的大军。

点评:军队有“根” 损失才少

红军长征中出现数量减员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发展壮大,离不开革命根据地。

红军离开根据地远征陷入无后方依托作战,除牺牲外,会经受缺粮和病饿的折磨,伤病员难以随军和妥善安置,这都会造成较大损失,而且难以有效补充。

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减员较少,主要是采取了走一段路休整一段,并在途中建立根据地进行补充的方式。中央红军长征在毛泽东领导下到达陕北后获得大发展,更是显示出正确路线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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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1:45:5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国中猛将功夫的权威排名[转帖]


  不知道谁搞出一个《三国》猛将排名,叫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细考察之,实属胡排。罗贯中先生笔下的吕布是第一功夫高手,单打独斗,没有人能和他过上几招。虽然张翼德撵着吕布要斗上300合,但从罗贯中先生的描述上看,张翼德虽然嗓门大、酒量大、眼珠子大,但在功夫上和吕布还差得很远,恐怕真打起来,吕布在100合之内就能干掉他。所以,吕布排在第一位应该是不错的。

  那么,谁能在《三国演义》里排在功夫第二,依我看来,应该是颜良。我的这个排名可能会有看官不服气,那颜良和关羽尚未过招就被斩于马下,把他排在第二位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但是,看官是否注意到了“措手不及”?《三国》里面有几位战将颇为窝囊,其中就包括颜良,还有文丑、华雄、夏侯渊,他们都死在“措手不及”上,如果没有“措手不及”,恐怕被斩于马下的会是对方。

  把颜良排在第二位,我有充分的证据,这个证据在打败关羽的曹军大将徐晃身上,那徐晃出场亮相颇为漂亮,“当下列开阵势。汜将崔勇出马,大骂杨奉‘反贼’。奉大怒,回顾阵中曰:‘公明何在?’一将手执大斧,飞骤骅骝,直取崔勇。两马相交,只一合,斩崔勇于马下。帝曰:‘时斩贼将者何人?’奉乃引此将拜于车下曰:‘此河东杨郡人,姓徐,名晃,字公明。’帝慰劳之。”罗贯中先生笔下,隆重出场者必有不俗表现,紧接着,徐晃与曹操第一猛将许褚交锋,50余合不分胜败,曹操赞曰:“徐晃真良将也!”解襄阳之围,徐晃与关羽大战了80余合,关平怕父亲有失,鸣金收兵,罗贯中先生替关羽开脱曰:“公虽武艺绝伦,终是右臂少力。”如此猛将,与颜良过招仅20回合就败回阵中,这是徐晃在书中的唯一一次败阵。可见颜良之勇,武艺之高。

  第三位的应该是马超,排列理由在曹军大将张郃身上。那张郃与张飞大战瓦口隘,30余合不分胜败,如果不是魏延在身后放了一把火,还不知道要战多久。可是此公与马超交手,20回合就败回阵中,可见马超之勇。按理说,张郃与徐晃的武艺应该在伯仲之间,但在罗贯中先生笔下,徐晃似乎比张郃高出一筹。所以,只能让马超屈尊第三。

  把赵云排在第四位,似乎有点勉强,理由是,在书中找不出败在赵云手下的名将。但是,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名气实在是太大啦,而且,他也是罗贯中先生刻画得最完美的人物,为了不让他老人家生气,我把赵云排在第四位。

  不过,最能表现赵云神勇的大战长坂坡含金量却不太高,书中说,他先后杀死曹军“名将”五十多员,其实都是无名小辈。唯一遇到的真正名将就是张郃,可是,交手只有十余合,书中写道:“云不敢恋战,夺路而走。”如果不“夺路而走”就麻烦大啦,一旦许褚、徐晃、曹仁、文聘等将上来,任赵云有三头六臂也不能脱身。不过,令人怀疑的是,此时,这些名将都上哪里去了?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一个上来缠住赵云,书就写不下去啦!哈哈!

  排在第五位的是谁?应该是典韦,这里面的理由有二,首先,《三国》中曹操的实力最雄厚,地盘最大,这地盘可是打下来的,谁去打呢?当然是手下一流的战将。曹操手下猛将如云,最能打的就是典韦,可惜,此公死得太早还有点窝囊,否则,遇到刘备的五虎上将,肯定会有好戏看。没办法,这个脸让许褚給露了,许褚与马超大战了200余合不分胜败,这是书中猛将相遇斗的合数最多的,但许褚与徐晃大战了50余合没分胜败,而且在张飞面前掉了链子,所以,这个排行只能给典韦了;其二,以曹操的实力,他的第一猛将功夫排名应该名列三甲才是,但是,罗贯中先生“抑曹拥刘”,所以,典韦只能屈尊了。

  排到这里,还不见关、张出现,列位看官肯定有些着急了,可是,第六名还不是他们,是谁呢?应该是小霸王孙策。小说里,那江东81州可是他出马一条枪打下来的,虽然他和太史慈战了个平手,但是,他和刘繇大战时,夹死一将吓死一将,这等功夫只有张飞才有,但是,张飞没有夹死一将的纪录,这个座次只有给孙策了。

  第七位才应该是张飞。缘何张飞排在关羽之前,理由在袁术大将纪灵身上,那纪灵虽然被吕布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了过来,然而,他的武艺非比寻常。关羽与之战了30余合不分胜败,但和张飞只战了10合,便被丈八蛇矛捅了个窟窿,可见张飞武功在关羽之上。

  那么,第八位应该是谁呢?应该是庞德。这是小说中运气最差的猛将之一,那时,吕布、颜良已死,马超坐上了武功第一把交椅,而庞德恰恰在马超手下,很难露脸。不过,他的两次露脸足以坐上这个位子,第一次露脸,是西凉军偷袭曹营,不料,中了埋伏,庞德的马掉入陷阱,但是,他持刀步战,斩了曹军一将夺得马匹,还杀入重围救了韩遂,小说中,步战斩将的只有庞德一位;第二次露脸,是襄阳大战关羽,第一次交手,大战百余合,庞德“精神倍长”,第二次交手,战了50余合,庞德射伤关羽,不是于禁怕庞德抢了头功鸣锣收兵,恐怕关某30年的英名真的被庞德打下来了。所以,庞德的武功应在关羽之上。

  第九位再不给关羽,就太不给罗贯中先生面子了,各位看官也会等不及了。那关羽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风头出尽,不过,他的武功虽高,但是,他总是占对方“措手不及”的便宜,尤其是颜良、文丑,武功本在关某之上,只是运气太差,即使是华雄,和关羽也是百合之上的猛将,只是罗贯中先生太爱他塑造的这个角色了,所以,不给关羽和第一流战将狠斗的机会。

  九是我国最圆满的数字,我就不往下排名了。当然,好些猛将没有排名实在不该,如果谁有兴趣可以接着排下去,像《水浒》一样,排出一百单八将来。如下猛将值得一排,先说曹军:许褚、张辽、夏侯惇、曹仁、夏侯渊、王双、邓中;东吴:太史慈、程普、黄盖、甘宁、周泰、凌统;西蜀:黄中、魏延、姜维、张苞、关平、关兴,这些都是未尝败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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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1:48:32 | 显示全部楼层


《通鉴》札记(2) 中国文化为什么抵触“三权分立”? [转帖]

礼,无非礼貌礼节,属五常之一,它的顶头上司是“仁”,紧紧围绕在“仁”周围,作为“仁”的外用,抓具体工作。“仁”,单人傍加一个“二”,顾名思义,就如润滑油,起到调节关系的作用。古人说,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和后来日本的残忍“仁者”不一样。

礼可能更注重形式,后人诟病,也便说繁文缛节。可是一定的形式却是必须。比如在下,自号谦谦君子,可是见了客人,右手在口袋里安营扎塞,根本不想抽出来,眼睛干脆翻越客人希松的头顶直达白色的墙壁,如此情形,傻子都会得出结论,还用自吹。因此,微笑,握手与礼貌用语,便是待客的极重要手段,除非你与客人有仇。这便是礼。

人行五伦五常,并不是属于五伦五常。五伦五常之规定,正如平展的水泥路,方便行车,让众生平安抵达,这是五伦五常的好。五伦五常并不是枷锁,非得把人囚在黑暗的房子。明白了这个道理,鲁迅所说“吃人的礼教”,便分明的不妥。

礼的末流是形式胜过内容,难怪众人生气,但瑕不掩瑜,看问题要看本质。台湾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家店轻易抄不得,先生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比为粮店,生命所系。因此,黄仁宇说:“我自己年轻的时侯忽视中国人的宗教性格,后来读书做事的时候和西方的宗教生活接近,反求诸己,才领略中国的儒家和习惯也是一种宗教……大部分人民的日常生活也不可能随时鞭策、到处监视。

其所遵循的法则,必有幕后之协调。这种外力量即是我们所述的广义宗教。”我不同意黄仁宇关於“宗教”的说法,但他这句话却道出礼才是无限日常的幕后操盘手。

所谓法,无非法制,惩恶扬善,也失之不得。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有劝诫,有告诫,甚至于打屁股,那都是为你好(工会主席的语气),不至铸成大错。至如假想中的邻国,怀柔不得,又屡开边衅,杀我民人,劫我财产,那就老实不客气了,打吧,这就是所谓的正义之战。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也。”平时不重视民兵训练,临了让他们无质素地上前线,这是草菅人命。连孔子都反对。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基于此而怀疑中国人的和平性格,却是没有道理的。

问题的关键来了,礼与法到底是什么关系,孰重孰轻,孰本孰末,仿佛又是一个鸡与蛋的问题。《中庸》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做工作如谈钢琴,知道轻重本末,那就离成功不远了。那么礼是本,还是法是本?

法家自然主张法的重要,连道家的庄子也认为“以刑为体,以礼为翼。”道家把礼当翅膀用,鸟身自然是“法”,“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而儒家的主意,不用说,恰恰与此相反。至此嫌隙一开,聚讼千年。

《通鉴》说:“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职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反之,有其果必有其因,这就是《周易·履卦》所主张的“视履考祥”,然后《孝经》才说,要想功成名就,流芳简册,立身与出处极为重要,一步走错,满盘皆输,所谓“慎终终远”者。

明达的圣人,智商高,估计可PK比尔·盖茨,能发现商机,并且抓住,故能明了偷针偷牛的辨证关系,慎始也慎重终。《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则辨之不早辨也。”细民如在下,见了棺材才知道死,甚或蠢到把棺材当便宜卖,自然不免凶咎。《通鉴》接着说,“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其力而不能及也。”好了,儒家用礼的事功处,于此见之。

而主张法制的,多是“满脸横肉”的人物,至少连胡子也长得不安份,孔雀般的开屏,比如赢政,掰手劲自然是全天下第一。

大搞警察制度的秦,立国之初便颁这个法,那个令,不让带书,禁止派对,孔子要也生在这时代,还想带一帮人,暮春的时候在河水里耍?

没吃牢饭算是他老先生早死了的造化。然后天下非我武装部队的兵器,统统在炉子里烧,铸成12个金人,一字排在皇宫门,以示立宪的坚强决心。而临了,陈胜辍耕垅上,一呼而百应,始皇帝的千秋帝国梦比泡沫还轻巧。悲剧啊。

而东汉光武帝,在海内尚末澄清,寇盗方横的关键时刻,却从民间起用对革命贡献不大的卓茂为太傅,位在三公之右,封褒德侯,时年七十。司马光认为此举目光深远,清初的王夫之甚至认为直有三代之遗风,“庶几商、周之治者,”“奖道敦礼,任贤爱民,以潜消民气之戾於扰攘之中,兵不待弭而自戢。”

对刘秀褒奖有加。(后面将有专札论此)。开国之初行礼教,用意在休养天下平和之气,相胥以静,自然兵祸不兴,天下太平;设若以暴治暴,则民戾气扰攘,杀机易发,上欲扑之而不可扑也,都成燎原之势了。故古人说:“礼施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后。”黄仁宇也不得不诚认,“法家之法实为最方便的行政工具,但在其他方面则一无可取。”

时至今日,我们自然更有理由反对所谓“三权分立”,终究练就了中国人的历史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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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1:50:12 | 显示全部楼层


幽默美国人[转帖]


    美国人生性开朗,幽默。
  有一次,理查逊教授的夫人邀我去看美式足球赛,是丹佛的野马(Bronco)对西雅图的海鹰(Seahawk)。入场前她特地送给我一顶橙黄色的遮阳帽,她自己也穿了件同样颜色的T恤(橙黄是丹佛队的颜色)。进入场内,只见一片黄色的海洋,男女老幼大都穿戴着此种颜色的衣帽,以示“爱憎分明”。赛前是科罗拉多大学管乐队的演奏,理查逊夫人便利用这十来分钟的时间给我解释比赛有关规则。她一再告诫我“喝彩时别乱来,照我的样子做”,并半开玩笑地说:“看起比赛来,这里就不再有什么教授、推销员、零售商了——都成了一群疯子。”
  果然如此,刚开球,观众席上便发出排山倒海似的呐喊声,如雷贯耳。我方得手,群情振奋,如痴如醉;我方失利,全场哑然,如同国耻。我于莫名其妙之中也悟出了点道理,也逢场作戏般地像猴那样地跳起来,但绝不敢有“反潮流”之举。突然对方一个漂亮的Touch Down,全场愕然,目瞪口呆,万马齐喑中,忽然听得身后一位好汉叫了声“好”,只见我面前两位身高6尺的汉子猛然回过头来,厉声喝道:“是谁?我要把他撕成碎片。”四周的野马们也怒目视之,鬃毛倒立,如同一群杀人不眨眼的蓝胡子。好汉不吃眼前亏,那个长着反骨的先生顷刻便销声匿迹了。中场休息,蓝胡子们又变回了和蔼可亲的教授,推销员和零售商。
  这时球场上空出现一架单引擎的小飞机,绕场盘旋。机尾拖着一条长长的广告:“百事可乐是时代的选择。”生意做到家了。据说,任何人花60美元,就可以把自己的广告挂在飞机上飞5分钟。突然场上响起一阵掌声和口哨声,原来飞机后的布条已经换了,上面赫然几个大字:“黛安,肯嫁给我吗?”真是金石可镂,这位黛安女士,如果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金童玉女,此刻大概不会再犹豫了吧。
  试想此刻若换上我们的“本科毕业,三室一厅,可调市内……”黛安姑娘能上钩吗?
  美国的幽默,处处可见。一次在圣路易斯一家玩具店里,我看到供出售的一沓票面为100美元的钞票,印刷之精美足以乱真。我问柜台后一位笑容可掬的小老头这玩意有什么用时,他递过一沓钞票,随即狡黠一笑:“这种票子的背面是白的,因此不会当成伪钞流通。不过……”他有板有眼地说:“如果你当着姑娘的面,把一张100元的票子用来点雪茄时,她对你的经济实力还会有什么怀疑吗?”
  真想得出来!
  有一天,一位教心理学的马洛斯教授邀我到他家做客。洒过三巡,我谈起此事,教授一下子来了劲,打开话匣子如数家珍地传授起来。想要提高你的身价吗?好办得很:
  1.收集各种高级商品的包装盒,如遥控卫星电视节日接收机、高级计算机什么的,把这些纸盒堆在家门口的垃圾箱旁,你的邻居定会对你这位“阔佬”刮目相看了。
  2.事先仔细地把一本杂志从头到尾看完,然后在飞机(轮船,火车)上向乘务员要一本同样的杂志,以每分钟一页的速度将它“看完”后递给邻座的人,向他(当然最好是她)推荐其中的几篇,并指出其中的谬误之处,定会使别人对你非凡的阅读速度感到惊讶不已。
  3.人们通常对铅印的东西深信不疑。花不了几个钱,你就可以印一张使你身价倍增的有模有样的报纸,然后给它装上框架,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你可以来上这么一条:
  “华盛顿邮报6月16日报道,记者克里希特:里根总统今天在白宫设宴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友,其中的弗莱德-菲勒斯先生受到总统特别热情的接待。”
  “我和弗莱德相识多年,”总统说,“我无法想像在采取任何重大的行动之前不事先征求他的意见和建议。”
  “菲勒斯先生亲昵地用手肘戳了戳总统的腰,脸上露出谦虚的微笑。”没有谁会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4.一个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人总是被人羡慕和嫉妒的对象,因此无论你到哪里,即便是去看望姑妈,提上一只贴满旅行标签的箱子事关重大。标签越多越好:俄罗斯、非洲、越南、加德满都——尼泊尔、罗德西亚、西伯利亚——蒙古。
  5.穿上件破破烂烂的狩猎装会使你成为一个历尽风险的传奇人物。为加强效果,猎装应该千疮百孔,好像你曾穿着它在地狱般的非洲热带丛林中探过险。另外,带上一只黑色的眼罩也会对你的形象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猎装上应有:狩猎者的徽章、干的血迹、鬣狗的咬痕、非洲土著标枪留下的破洞和狮子撕开的大口等。
  6.在飞机或轮船上阅读一本高深莫测的书——当然,这样的书几乎谁也看不懂。不过你可以给你爱看的无聊书籍包上种种耸人听闻的书皮,比如将《古希腊哲学》或《吉克尔特诗集》的封皮套在这些书上。
  7.这个办法简单易行,却可以他你显得身居要职:在你的汽车上系一个旧的电话筒,只消拿起话筒煞有介事地自言自语一番,定会使人对你肃然起敬。如果还想加强气氛,不妨在汽车上装个小小的机关,车上的点烟器就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发出电话铃的嘟嘟声。
  8.外出旅行时当着邻座的面从农兜里掏出一张《纽约时报》,用钢笔飞快地做起上面的填字游戏来,不用3分钟便把所有的空格填完,然后嘀咕一声:“但愿下次他们能登点真正考人的东西。”说完恼怒地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出窗外。这定会使邻座大吃一惊,鬼才知道你实际上是在乱涂一气呢。
  9.在学校选一门你已经学过而且最拿手的课(不过别让任何人知道),这样你的高分必定会使人对你赞叹不已……
  我们的谈话不时被教授夫人的笑声打断:“瞧,他就是这样把我骗到手的。”
  从马洛斯先生家出来,天已经黑了。经过车道时,我不由自主地敲敲他那辆1986年的“奔驰”轿车……还好不是马粪纸做的。

  摘自《上海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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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坛奇人”李敖[转帖]


     作者:吴东平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李敖其人

  李敖(1935—  ),著名作家。1935年出生在哈尔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鼎彝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学系,师承著名学者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人,与著名学者冯友兰、陆侃如、魏建功等人是同学。

  1937年,童年时代的李敖随着父亲举家逃离被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东北来到了北京。1949年,14岁的李敖随父亲到台湾时,自己许多喜欢的东西都没有带,随身只带了自己特别喜欢读的500多本书。到台湾后,李敖便跳班考入台中市第一中学,进入初中二年级学习。到高三上学期时,由于讨厌学校的窒息教育,便自动退学。后来又以同等学历考入台湾大学,先学法律,后学历史。台大毕业后做了一年的少尉预备军官,便退伍再次考入台大历史研究所,没毕业就又退学了。从这时起,李敖开始写文章,指斥学校的黑暗。

  那时,26岁的李敖还亲自办起了《文星杂志》。由于经常在该杂志上撰写批评台湾当局的文章,该杂志不久被查封。因此,李敖的家也被抄,他还被关进监狱,先后坐了近20年的牢。

  李敖著述颇多,其代表作有《北京法源寺》、《快意恩仇录》、《胡适评传》、《蒋介石研究集》等。李敖还曾多次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20世纪60年代初期,李敖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就已经开始写书,并且是很有名气的作家了。那时的李敖自然成了台大女同学崇拜、欣赏的对象。在台大有一个被同学们誉为“校花”的女生叫王尚勤,她对李敖这位风流才子自然崇拜有加,很快与李敖好起来,不久就同居了。

  当时的李敖由于经常写文章批评台湾当局,成了台湾情报部门跟踪的对象,李敖时不时还要受到警察的传唤、审查。当王尚勤向李敖提出要与他结婚时,李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王尚勤:现在结婚不是时候,因为台湾当局随时可能逮捕他,结婚会连累上她的。在李敖的劝告下,王尚勤离开了多事之秋的台湾,去了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

  分手时,王尚勤和李敖两个年轻人怎么也不会想到,爱情之花已经在王尚勤的肚子里结下了丰硕的果实。王尚勤到美国后,没多长时间,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惶恐中的王尚勤将这一事情打电话告诉台湾的李敖时,一向以“狂”自居的李敖也吓了一跳,他认为这个孩子来得太突然太不是时候了。一方面王尚勤刚上学,另外,自己处境艰难,于是劝王尚勤把这个孩子做掉。当李敖放下话筒,经过冷静的思考后,又回忆起与王尚勤在台大的那段刻骨铭心的浪漫恋爱生活,而今有了结果时,他又舍不得将这个不久将要诞生的小生命扼杀掉,当即又拿起话筒向未婚妻王尚勤谈了自己的想法。就这样,这个还在哥伦比亚大学里念书的王尚勤于1964年9月22日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就是李敖的长女李文。

  1977年,李敖的《独白下的传统》一书在台湾出版,顿时间洛阳纸贵,畅销一时。在此同时,赞扬该书的评论文章也屡见诸报端,其中一篇登载在《工商时报》上的《特立独行的李敖》一文最受人关注,特别引起了李敖的注意。这篇文章出自台湾“第一美人”,著名电影明星胡茵梦之手。从此,李敖将胡茵梦视为红颜知己,更加喜欢她演的电影。胡茵梦也将李敖一直视为崇拜的偶像,既喜欢李敖的文章,也佩服李敖的才气,不久他们同居了。

  1980年5月6日,李敖和胡茵梦在他的住所的客厅里举行了婚礼。然而,他们这段才子佳人式的婚姻,仅经历了3个月零20天便宣告结束。李敖的这次婚姻没有留下子女。

  李敖第二次出狱后,继续撰文对国民党开展笔伐。在他辛勤笔耕的同时,李敖还经常应邀到台湾各高校演讲。因此,李敖也成为台湾各大学学生的偶像。

  一次,李敖在台北仁爱路上与正在文化大学植物系就读的一位女士王志慧相遇,早就倾心于李敖的王志慧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李敖,于是拿出自己买的一本李敖的书请他签字。此后,他们彼此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共同的话题,近距离接触之后,他们就同居了。1992年3月8日,也就是李敖和王志慧相识8年之后,他们正式走入婚姻的殿堂。王志慧比李敖小30岁,与李敖女儿李文同龄。从此,王志慧深居简出,为李敖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后方,历尽人生劫波的李敖才真正有一个温暖的家。李敖对自己的这位爱妻百般感谢,万分呵护。王志慧为李敖生有一双儿女。儿子戡戡,女儿湛湛,而今均不满10岁。

    长女李文:“女李敖”

  李文(1964—  ),台湾知名学者李敖的长女。1964年9月22日出生在美国。母亲王尚勤是李敖的首位妻子。其人素有“女李敖”之称,有好打抱不平的性格,毕业于旧金山国际与多元文化教育专业,并获博士学位。李文出生时,她的父亲李敖已成为台湾当局的政敌,遭到监视,开始了自己的牢狱生活。父亲的不幸,也连累女儿李文遭受了许多的苦难和折磨,因此,出狱后的李敖称自己这个早生的孩子为“冰河期的幸存者”。又由于李文的直率的性格很像她的父亲,因此,有人戏称李文为“女李敖”。

    狱中对女儿进行“函授”

  李文出生时,父亲李敖不在身边。不久,当母亲王尚勤在美国又要结婚时,打算把她与李敖的孩子李文送回台湾的父母家中寄养,等她结婚后再把李文接到美国。

  李敖得知这一情况后,也认为尚勤结婚后,李文再跟着她不太好,决定将女儿李文接到自己的身边。李文的外公外婆也很喜欢这个外孙女,当李敖将这一决定告知李文的外公外婆后,当即遭到拒绝。

  为了得到女儿,无奈之下李敖略施一小计。一天,李敖邀请外公外婆带着李文一起看电影,借散场的机会,李敖带着女儿故意与外公外婆走散,于是就将李文带回自己的家。不过,李敖怕李文的外公外婆担心,同时就叫自己的弟弟告诉她外婆说:“小文已被她爸带走了。”同时要弟弟护送外婆回家。

  为此,李文的外公王光临一气之下立即将李文被人“骗走”,“失踪”之事报告警方,要求警方迅速找回他的外孙女。当警方查明“抢”孩子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父亲大名鼎鼎的李敖时,也就不管此事。王光临因此气得大骂李敖。

  李文来到父亲身边后,不久李敖就被关进了监狱。小李文只好跟着奶奶在台湾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和奶奶一起来到旅居美国的三姑姑家里,从小接受美国的教育。事实上,12岁前的李文,虽然回到了父亲身边,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还不到一个星期。

  因此,作为父亲的李敖心中对女儿常存一种愧疚感。不过即使身陷囹圄失去自由的李敖,也没有忘记对女儿的教育。在1973年1月到1975年11月这一阶段,李敖在狱中还经常给在美国念书的女儿李文写信进行“函授”。这些信后来被收入《坐牢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一书中。从信中可以得知,作为父亲的李敖对女儿疼爱备至。牢狱中的李敖对女儿进行了多方面的教育和诱导。为了从各方面增进女儿的知识,李敖的不少信都是用中英文对照写的。另外,李敖为了帮助女儿能更好地看懂父亲的信,常在信中插有不少有趣的图片。这些图片都是李敖从自己在狱中所看的书刊上切割下来的。监狱里没有剪刀和刀片之类的东西,李敖就把自己穿破的皮鞋中的钢片抽出来在水泥地上慢慢地磨得很锋利后,就用它作为刀片将图片从书刊上切割下来,贴在给女儿的信纸上。

  一天,监狱看守人员发现后感到很奇怪,问李敖为什么赤手空拳能把图片切割得那么整齐时,李敖打趣地说:“我神通广大嘛!”信的内容主要是向女儿讲述中美文化和自己坐牢的事,李敖还在信中多次告诉女儿:有的人坐牢是因为做了危害民众的事,有的人则是为民众干了好事而坐牢的。在信中,李敖还向女儿讲述了古今中外许多很杰出的名人都坐过牢。总之,即使是身处监狱的李敖,对女儿的教育应该说也算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对女儿极其负责任的父亲。

    不愿同妈妈说话的孩子

  那还是李文在美国读书期间,14岁的她,暑期住到了妈妈家中。一天,正好妈妈不在家。小文在妈妈家里住的是弟弟的房间,由于房间没有梳妆台,小文起床后就只好到妈妈的房间里去梳头化妆。

  正当她对着镜子梳头的时候,她的继父在屋后花园里割完草后走进了房间,看见小文正在房中,便道:“小文,很漂亮呀!”继父一边说话,一边用双眼怪怪地看着小文,而他的另一只手便从李文的身后摸到了李文的胸前,还低下头,对着李文的嘴吻过去。

  14岁的李文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慌了,不知如何是好,便起身跑回自己住的房间,一直到中午时还不肯下楼到餐厅吃饭。妈妈见李文没有下来,以为女儿生病了,上楼来到了李文的住处。妈妈问她是怎么回事时,小文没有作答。还是在妈妈的追问下,李文才把上午发生的事情告诉给妈妈,可妈妈没有做声。

  李文在自己受到极度惊吓之后将这件事告诉妈妈,是希望得到妈妈的帮助和保护,但是出乎李文的意料之外。后来,妈妈居然完全站到继父一边,还以为是李文挑逗了她的继父。正是妈妈在这件事情上的偏袒态度,造成了李文与妈妈之间一道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痕。从此以后,李文再也不愿同妈妈说话了。

  本来就与妈妈缺乏感情的李文,经历了这件事后与妈妈显得更是疏远了。李文与妈妈的感情疏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是1998年的时候,李家的人对李文的妈妈都不怎么喜欢,而李文的妈妈王尚勤却一直认为李文的爸爸李敖对不起她,并认为李家的人亏欠她的地方太多。一天,她的妈妈王尚勤写信批评了李文的奶奶。90岁的奶奶看了信后气病了,从此一病不起。因此,深爱着奶奶的李文从妈妈的这封信开始,好长一段时间与妈妈连话也没有讲。直到李文前两年准备写《我和李敖一起骂》一书时,为了向妈妈了解一些她小时的故事,才与在美国的妈妈又联系上了。

  这时,她才知道妈妈当初袒护继父的原因,是继父当着妈妈说了谎,李文才知道母亲是受了继父的骗。不过,在内心深处,李文对妈妈的处境一直还是非常同情的。

    一次失败的婚姻

  那还是在美国读书时,李文在学校住宿,从此离开了奶奶和姑姑的管教。17岁那年,李文在学校里结识了一个从台湾来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1962年出生。不过李文在台湾道明学校念书时,就已认识了他,后来这个男孩子也来美国念书,于是两人就开始有了密切的接触。不久她就和这个男孩子谈起了恋爱,并住在了一起。

  后来,李文的姑姑发现了这件事,对李文大发脾气,并威吓她说,如果继续和这个男孩在一起,就把她送回台湾。然而姑姑的威吓对热恋中的李文已是无济于事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轰轰烈烈的恋爱后,17岁的李文便决定和这个男孩结婚。她的决定更遭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反对。根据美国的法律,17岁的青年结婚一定要爸爸妈妈或者监护人签字,然而爸爸妈妈都不签字。无奈之下,李文和男朋友便决定到赌城拉斯维加斯结婚。因为只有在这个地方,17岁的青年人结婚才不需要爸爸妈妈或监护人签字。婚后的李文生了一个孩子。她的这次很冲动的婚姻只维持了一年半后就宣告结束了。不过,李文离开那么小的女儿时,内心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而今已经40多岁的李文,事业有成,然而还是单身一人。当记者问起她为什么不结婚时,性格开朗的李文告诉记者说,第一次婚姻的遭遇,使她对婚姻早已比较淡薄了。她说:“人生一定要结婚的观念,在我是没有的”,“另一方面由于年龄越来越大,自然而然对与我结婚的对象越来越挑剔了”。不过,生活中的李文,常常情不自禁地发出“像我们这样年龄的女人,结婚嫁人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的感慨。

  李文还告诉记者说:“年龄大了以后,我更加了解自己性格中一些不可改变的东西,我知道自己是个不喜欢有约束感的人,所以我理想的家,希望我的男朋友,或是我的伴儿,或者我的爱人,或者我的先生能理解我。”

    女儿身上有父亲的遗传基因

  2002年,李文博士作为“大师级人物的长女”,怀着一颗热忱的爱国之心,从美国回到祖国的大陆,来到电子科技大学任教。在这里,她是一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她经常与电子科技大学的同学面对面交谈,彼此之间就像朋友一样,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出回答。李文博士坦率地向同学们谈到了留美的感受,英语学习与教育的关系,个人的时尚观、爱情观等许多问题。受美国文化熏陶长大的李文有自己的个性,追求时尚,名牌,还有洁癖,一进屋就穿上鞋套。记者访问她时,麦克风还得包上保护膜。她的屋子里的鞋子特别多,有人作过估计,至少也有200多双。

  李文博士大概是受父亲遗传基因的影响,爱打抱不平。自她从2002年的圣诞夜回到北京之后,由于与邻居之间的相处出现了一些纠葛和冲突,因此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总共搬了四次家,由月租为1800美元左右的香江花园搬到名都园,再搬到北京国际俱乐部酒店公寓,不久又搬到嘉浩别墅区。据说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酒店公寓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向有关部门投诉了70多次。住进嘉浩别墅后,又因邻居家的三条大狼狗经常狂叫影响到她的工作和生活,在多次投诉无效后,她将这件事写进了自己的新作《我和李敖一起骂》中。李文甚至认为邻居养花、晾衣服也有的地方侵犯了自己的权利,有时直接找到邻里理论,或到物业公司投诉。

  有人作过统计,李文从2002年底到2003年底,总共投诉100多起。她还向记者开列了邻居的20多条“丑陋”行为,其内容甚至涉及到有口臭、超车等。正是她的特别挑剔,因而也引起物业公司的不满。

  对李文博士的做法,其父李敖劝她说 :“要注意一下,在别人面前不要有优越感,也不要挑人家的骨头,内地是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需要一个过程。”

  此后,在父亲李敖的教育下,李文接受了父亲的劝告,与邻居的关系也逐渐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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