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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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档案解密：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帐[转帖]

临近1964年7月，中苏边界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此后急转直下，双方关系陷入僵局。2008年11月，外交部开放了第三批1961年到1965年的解密档案。一份题为《毛主席关于苏联划别国领土太多的谈话》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

谈判“触礁”

1964年上半年，从东交民巷40号中苏边界谈判会场，不时传出一些缓和的信号。朱瑞真感觉到，在过去几年趋于紧张的中苏边界问题，或将迎来一个美好的结局。

朱瑞真时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俄语翻译。到了六七月份，谈判的气氛正在变得越来越轻松。7月1日，中方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向苏方提出建议，先到北戴河疗养地休息一两周，边界问题回头再议。双方沉浸在轻松的气氛里，这时，毛泽东发表了一个讲话，使得这场谈判的调子急转直下。

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有关苏联占领其他国家领土的问题。这份编号为“外发(64)午760号”的档案显示，7月10日，毛主席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时，有一日本代表提出，日本的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日方要求归还，想知道毛主席对此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了一席讲话，被很多人称为“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档案是1964年7月28日外交部发给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的一份外交通报。

“主席说：……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这话传到苏方代表团耳朵里，已经是3天之后的事了。7月13日，日本的3家主流报纸对毛泽东的讲话在显著的位置刊登，随后迅速在全世界传开。

泽里亚诺夫上将感觉不可思议。来北京之前，赫鲁晓夫对泽里亚诺夫耳提面命，让其避免陷入意识形态论战的泥潭。为此甚至不惜在上述两个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苏方的这一态度，也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于是，这场谈判开始走出意识形态论战的沟壑，很快就东段边界的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双方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

双方代表团都沉浸在一种就要水到渠成的轻松气氛中。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足以导致人仰船翻的“暗礁”，就是不平等条约问题。

毛泽东“背后推一把”？

这个问题其实在谈判的一开始就提了出来，只是在后来谈判进入解决具体问题的通道后，关注有所转移。

中方这次谈判的底线是一定要苏方承认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署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同时告诉他们，中方并不打算据此收回被割去的领土，以体现中国的“宽宏大量”。看似有些自相矛盾的要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的现状。从1960年开始的中苏大论战，大部分情况下不牵涉实体的利益，而是竭力要弄清楚一些“大是大非”。

中方满以为自己提出的要求对方会爽快地答应。毕竟 “我要的只是面子，你得的却是实惠。”没想到这一要求却招致苏方的强烈反弹。在苏方代表团成员眼里，不平等条约问题简直就是一个设给未来的圈套。他们认为，苏方如果承认了以往条约的不平等性，等于赋予了北京这样一种权力，即假如它认为有必要，莫斯科就应当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归还中国。

苏方的态度又反过来刺激了中方代表团。在第三、第四轮谈判时，中方论战的火药味日益浓烈。外交部副部长、中方代表团团长曾涌泉有一次在会上激愤地说：“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它。但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承认你们的侵占是合法的！”

这场在毛直接领导下的边界谈判，直到双方行将对东段边界达成协议时，还没有迈过不平等条约这一当初设定的 “最低门槛”。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就是想在关键时刻在背后“推一把”。

让苏联“紧张一下”？

通过让双方的关系“紧张一下”，来实现双边关系中的一种合理状态，曾是毛泽东引以为傲的一种外交战略手段。

50年代中期，为了建立与美国的直接外交联系，1954年9月，毛泽东下令解放军炮击台湾控制下的沿海岛屿。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中美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在1955年8月份发展成两国的大使级会谈。这一非外交承认的官方沟通渠道，一直存在了很多年。

10月9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主动谈及此事。

“我们放些空炮，讲些空话，引起他紧张。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赫鲁晓夫这个人，你不跟他放几通空炮，他不舒服。因为我们放了一通空炮，他的炮就放出来了。这样的空炮，以后我们还要放。要让赫鲁晓夫从地面跳起几丈高。”

赫鲁晓夫确实蹦了起来。9月15日，赫鲁晓夫也借助会见日本代表团的机会，对此事作出了回应。他说：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赫鲁晓夫声称：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

对毛泽东的这一讲话，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毛泽东可能对边界谈判后来转入降低政治斗争调门、解决具体问题的方针不满，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有再度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调和的倾向。由此采用这种方式，在刺激赫鲁晓夫的同时，也触动一下中央领导层中有这种妥协情绪的人。

在当年几次与外宾的谈话中，毛都流露出对国内修正主义的焦虑。有人据此分析，当苏方不承认这些条约为不平等条约后，毛泽东认为可暂不与苏联达成协议，维持中苏边界一定程度的紧张度，从而调动国内一切因素，投入到他酝酿中的那场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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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妙写白话电报 [转帖]

　　五四时期，胡适积极倡导白话文运动。一次，胡适在北大讲课，有位同学站起来责难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微笑着回答：“没有的。”那位同学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依旧柔声细气地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
，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文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根据我不愿意从政的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咱们比较一下，看看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

　　十分钟后，大家挑选出一份用字最少、表意完整的文言文电稿，其内容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不无幽默地说：“这份复电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随后，胡适解释说：“‘干不了’即含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则既含有对友人费心介绍的感谢之情，又有暗示拒绝从政之意。可见，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差别。”

　　听了这番精辟阐述，那些对白话文反感的同学大受启发，逐渐转变了以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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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遇大忽悠 相信蝗虫怕自己集体自杀 [转帖]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夏天，北宋皇帝宋真宗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许多关于蝗灾的奏折，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严重蝗灾，来势凶猛，危害极大。当时，宋真宗正在迷信神仙之说，他相信神仙会来消灭蝗灾。许多官员看出了宋真宗的心思，就开始扮演“大忽悠”的角色，投其所好，纷纷对真宗说，国家不必忙着灭蝗，神仙会来帮忙的。

　　这些官员中的“大忽悠”利用这场蝗灾来讨好宋真宗，在送到京城开封的奏折中，有的说，蝗虫都害怕皇帝的神威，纷纷自杀了，遍地都是蝗虫尸体；有的说，无数蝗虫改变了口味，天天只喝水，从来不吃庄稼；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时，忽然遭遇到一股神奇的力量，自己就死了，这是神仙在帮助大宋王朝消灭蝗虫。更让真宗精神振奋的是，苏州官员的奏折中说，蝗虫们害怕皇帝，它们又为了讨好皇帝，选择到风景秀丽的太湖里群体自杀。连名臣寇准也上奏说，自己所管辖地区内的蝗虫大多抱着草死掉了。

　　其实，这些奏折中所说的都是无稽之谈，这些谎言都是官员们昧着良心说瞎话，他们想借此换来宋真宗的欢心，然后拥有更多的荣华富贵。

　　宋真宗看到这些奏折，非常高兴，不过，他毕竟是个聪明的皇帝，就派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实际情况。太监们也想讨好宋真宗，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尽管见到的蝗灾非常严重，却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在不断自杀，这都是皇帝的神威所致。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能消灭蝗灾，激动万分，要搞一次大型庆典活动，但是，宰相王旦坚决不同意搞庆典，宋真宗只好作罢。

　　几天后，宋真宗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是，忽见无数蝗虫黑压压地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甚至直接飞入了金銮殿，宋真宗看到此种情景，不禁脸色发白，大声嚷道：“如果我在举行灭蝗庆典时这批蝗虫飞过来，岂不让天下人耻笑？”

　　开封附近也闹起了蝗灾，而且越来越严重，开封郊外的庄稼被吃得七零八落，宋真宗这时似乎清醒了许多，他心急如焚，开始强调人工灭蝗。然而，由于错过了灭蝗的最佳时机，灭蝗的效果很不理想。有一天，宋真宗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黑了下来，他扔下筷子，连忙跑出去，抬头一看，无数蝗虫从皇宫的上空飞过。宋真宗默默地看着，脸色非常难看。随后，宋真宗派出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要彻底消灭蝗灾，并派出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

　　蝗灾消灭后，宋真宗开始反思这件事情，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非常自责，同时，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深恶痛绝。于是，宋真宗实行了官员问责制度，罢免了一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寇准也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了严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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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妇门前是非 多尔衮与孝庄的是非纠葛 [转帖]

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１６１２年１１月１７日），为太宗皇太极异母弟。据说多尔衮相貌最像其父，深得父亲喜爱，努尔哈赤曾有意将其作为自己的汗位继承人。但是，当１６２６年努尔哈赤去世时，多尔衮的母亲大妃乌喇纳拉氏被逼殉死，不满十五岁的多尔衮当然无力争夺汗位。在皇太极时期，年轻的多尔衮作战勇敢机智，很快以其卓越的战功、出众的才干和对兄长皇太极的忠心，超越几位兄长，被封为睿亲王，领正白旗，参决军国大事，并娶了庄妃的妹妹为妻。

　　当皇太极去世以后，再次出现皇位之争时，很快就形成了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两派的严重对立。双方都握有重兵，多尔衮有两白旗的支持，豪格则有两黄旗的拥护，一时间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但是双方又各有顾忌，一旦刀兵相见，血溅朝堂，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最后，在五大臣会议上，多尔衮审时度势，拒绝了拥戴者对自己的推荐，提出由皇太极第九子年幼的福临继位，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此议得到各方认可，既然立的是先帝之子，两黄旗大臣也无话可说，于是诸王大臣盟誓效忠，从而避免了在明亡前夕的关键时刻清王朝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残杀。多尔衮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却在粉碎政敌豪格皇帝梦的同时，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成为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

　　几个月后，多尔衮敏锐地抓住时机，接受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请求，亲率大军入关，击败刚刚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一举占领北京。顺治元年（１６４４）九月，奉迎两宫皇太后和幼帝福临入京，定鼎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梦寐以求的夙愿。在分兵南下继续征战的同时，他又取法于前明，制定各种内外制度。多尔衮总揽朝纲，尽心王事，在明清王朝更替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权势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称号由“叔父摄政王”进为“皇叔父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等于就是太上皇了。不过，多尔衮还是清醒的，他时时告诫诸王大臣不可谄媚自己而不尊朝廷，不尽忠皇上。

　　然而，功高天下的多尔衮并不长寿。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塞外，于十二月初九日（１６５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病死于喀喇城（今河北滦平），年仅三十九岁。灵柩回京时，顺治皇帝亲率诸王大臣出城跪迎。顺治发布哀诏，追怀其功德：“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以疾上宾，朕心摧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接着，又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追封其元妃为“义皇后”，夫妇一同升祔太庙祭享，即视同一位真正的皇帝，极具哀荣。

　　但是，当年帝位之争造成的矛盾在压抑多年后终于爆发了。多尔衮当政时，威信自专，对待政敌豪格不公，于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将其迫害致死，对当初反对过自己的两黄旗大臣打击压制，致使一些人对多尔衮极为愤恨，却只能忍气吞声。现在多尔衮一死，他们翻身的机会就来了。顺治八年（１６５１）二月，有人揭发多尔衮生前曾制有八补黄袍等物，于是诸王大臣群起攻击，称多尔衮专擅，有谋逆之心。刚刚亲政的顺治马上下诏，将多尔衮削爵，撤出宗庙，开除宗室，追夺所有封典，籍没家产人口入官，其养子多尔博归宗（多尔衮无子，抚其弟多铎子多尔博为嗣），更有甚者，还将多尔衮陵墓平毁，鞭尸示众，并砍掉脑袋。短短两个多月内，多尔衮的名誉有了天壤之别。

　　直到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在沉冤一百多年以后，多尔衮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乾隆皇帝专门发布诏谕，肯定多尔衮首先统兵入关，“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并称每览《实录》中所载其言行，“未尝不为之坠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觏”，断然否定了多尔衮有谋逆之心，“实为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因此，下令将多尔衮复还睿亲王封号，并追谥为“忠”，补入玉牒，仍令多尔博一支承嗣。多尔衮作为非常时期的一位非常人物，其生前身后的非常际遇终告了结。

　　这一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境遇既然如此，太后下嫁之说显然难以成立了。如果孝庄确实曾下嫁多尔衮为妻，无论是与多尔衮两情相悦而自愿下嫁，抑或是出于笼络多尔衮以保护顺治而勉强委身，都难以出现多尔衮尸骨未寒即遭陷害清算的结局，因为批倒批臭多尔衮，对于孝庄和顺治母子的名誉尊严都大有损害，相反，继续维护多尔衮的名誉，才是孝庄和顺治有利的选择。

　　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和考证。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先生首先驳难，在其《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对下嫁之据辩驳甚力，指出不仅下嫁为虚，甚至两人连同居关系都不存在。继其后者，仍不断有人撰文，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认为虽无下嫁之名，至少有同居之实，观点仍难以统一。推原其故，在于现有证据之不足，以及各人解读之不同。

　　野史中所载的大婚恩诏，显为文学笔法，系好事者杜撰，自不足信。也有人声称，清末宣统之际在内阁大库检得过太后下嫁诏书，但却无人佐证其事，现存清代档案早已经过整理，迄未发现这一诏书，所言亦难以为据。

　　张煌言确实写了那首《建夷宫词》，但不能奉为信史。张煌言本为抗清名将，后来兵败被俘，誓不降清，惨遭杀害，他的许多诗文都是表明反清复明志向的。或许，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娶了其侄妇肃亲王豪格之妻也姓博尔济吉特氏，与两宫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庄的妹妹，以讹传讹，张煌言听说后，就信手写入诗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借以讥讽贬斥清宫没有伦理道德，也未可知。

　　传闻的依据之一是多尔衮“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多尔衮既非皇帝，又不是皇帝之父，既称“皇父”，则必然是娶了皇帝的母亲。其实，多尔衮的称号，是一步步抬高的。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十月，即顺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举行登基大典后，多尔衮因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共同辅政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被封为“辅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顺治二年（１６４５）五月，有个御史赵开心疏称多尔衮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王之尊，仪制宜定，“称号必须正名”，他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不妥，“夫叔父，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经礼部等议定批准。到了顺治五年（１６４７）十一月，以南郊礼成，颁布恩诏大赦天下，第一条即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经部院大臣集体讨论，多尔衮的称号定为“皇父摄政王”。自此，直到多尔衮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这样称呼的，现存清代档案可为确证，而且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六年（１６４８）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称“皇父摄政王”。从时间上看，这一称号的确定，比传闻太后下嫁的时间早了一年多，因为多尔衮的妻子是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传说下嫁是在顺治七年初。显然，“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实为崇显表彰其功德，沿用古代国君尊称臣下“尚父”（周武王称姜子牙）、“仲父”（齐桓公称管仲）、“相父”（蜀汉后主刘禅称诸葛亮）之遗意而已，绝非多尔衮真的做了顺治小皇帝的继父。

　　持下嫁说者，多举清人蒋良骐《东华录》所载当初给多尔衮定罪时有“又亲到皇宫内院”一语，认为实属暧昧，有秽乱宫廷之嫌。然而这句话的上下原文为“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文意非常清楚，说多尔衮曾亲到皇宫内院向人发牢骚，称太宗皇太极得位不正，自然顺治继位亦不正，以此要挟顺治小皇帝，这是多尔衮的一条重要罪状。无论这一指控是否属实（指责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一条，已非事实），“亲到皇宫内院”一语只是指出多尔衮说太宗得位不正的地点和对象，将其单独抽出作为多尔衮曾秽乱宫廷甚至作为太后下嫁的证据，显然是断章取义，没有任何说服力。

　　太后下嫁之说流传很广，但在清代档案和典籍中却没有任何记载。有人认为，那是因为后来清朝统治者觉得这件事不光彩，于是销毁了有关档案，删改了史籍中的记录。这种推断也颇为牵强，因为我们在当时朝鲜李朝的《实录》中同样也找不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如果太后下嫁是公开的，并曾颁布恩赦诏明告天下，那当然会颁诏给朝鲜，朝鲜《实录》中肯定会收录，或有所记载与议论。即使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几批来华进贡、谢恩及陈奏的朝鲜使臣也会得之街谈巷议，因为在明清鼎革的非常时期，这些朝鲜使节都负有多方收集各种情报的任务，回国后要向国王报告，其《实录》中载清朝之事甚详，就是这样得来的。在清初很长一段时期，朝鲜看不起清朝，认为他们是未开化的夷人，而且对清朝怀有敌意，在其《实录》中常见对清朝的不满和蔑称，在公开场合奉清朝正朔，但其官员告身等内部文件却只署年月而不书年号。如果太后下嫁实有其事，朝鲜当然不会为清朝隐讳，必然载之史册，事后也不必有删削之举。

　　总之，太后下嫁这桩疑案流传虽广，却无任何的证据。但是作为人们的茶余谈资，或是文学作品的绝佳素材，它还会一直流传下去。

　　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即使贵为国母皇太后，也不免为流言非议。孝庄九泉有知，她会做何感想呢？

发表于 2009-8-17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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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裕仁天皇退位风波[转帖]

　　日本裕仁天皇退位风波

　　[美]约翰•w.道尔　著　胡博　译

　　　　1945年，对日本领导人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的机构正在缓慢形成，起诉和逮捕在难以预料的时间一波波到来。9月11日，宣布了对第一批战犯嫌疑人的逮捕，接着是不祥的平静，直

　　到11月19日第二批逮捕令发布。12月的第一周，许多军部高官和官僚们被添加到了“甲级”战犯嫌疑人的行列，包括前首相近卫文 和天皇身边最亲近的内大臣木户幸一等人。12月6日，杜鲁门总统任命的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带领40名部下抵达东京。两天后，麦克阿瑟为日益临近的审判设立了国际检察局(IPS)。依照日本历，这一天正是珍珠港袭击4周年。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司令官(SCAP)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至于哪些被告将首先被带上法庭接受审判，直到3月11日才宣布。审判开始于5月3日。直到此时，最高统帅部和国际检察局在理论上仍然有可能起诉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

　　在宫廷圈内，天皇是战争罪犯的观念自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天皇应当对战争和战败承担一定责任的想法，却是被认真考虑的。在最高统帅部表明其立场——坚决反对除利用裕仁之外的任何政策之前，天皇本人曾有过这样的考虑。8月29日，在胜利者踏上这片神国的土地的前一天，天皇对木户幸一谈到了退位的问题，认为可以将此作为免除他忠诚的大臣和陆海军将领们的战争责任的方法。木户告知天皇这并不可取。9月中，在天皇知情的情况下，天皇的内叔父东久迩宫率内阁秘密讨论其退位事宜。尽管有些阁僚力争天皇对战争并不负有宪法责任，但有其他大臣强调，天皇对国家、战死者和战争遗属负有战败的道义上的责任。

　　10月的第一周，东久迩宫首相私下会见了他的侄婿裕仁，并劝其退位。东久迩宫表示，愿意放弃自身的皇族地位。据称他的提议被驳回了，理由是“时机未到”。几周后，裕仁语调平淡地告诉他的侍从次长说，万一退位的话，他希望找到一位有才能的研究者，协助他的海洋生物学研究(这是数年前，天皇为树立其真正“现代人”的形象，自己选择的学问领域)。

　　1月4日，有关战争罪行的公众舆论升温，对煽动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任职者开始大范围的“彻底的”清查。天皇让木户幸一的继任者侍从长藤田尚德调查，时下最高司令部是否希望他退位。藤田对此表示反对。裕仁一直热心于研究历代天皇的先例，1月下旬他让学者为他讲授宇多天皇让位之事。宇多天皇887—897年在位，于31岁时退位。裕仁还将英王室看作是现代皇室礼仪的参考典范，让官员扼要汇报英王退位的惯例。

　　天皇退位的话题很快泄露给了媒体。1945年10月下旬，近卫公爵公然提起天皇退位的可能性，然后又迫于内阁压力发表了修正声明，引起骚动。近卫公爵不同寻常地直率表示，天皇在未能回避与美国的战争以及未能尽早终结战争两方面，都负有重大的个人责任。翌年2月27日，这一话题再次跃入公众的视野。据《读卖报知》报道，前首相东久迩宫向一位美联社记者透露，最高层正在认真讨论天皇的退位问题。如果裕仁自己选择退位，将会得到皇室全体的支持。数日后，东久迩宫直接告知日本新闻界，他个人曾经敦促侄婿裕仁考虑退位的三个“适当时机”。尽管第一个时机“当投降文件签署之时”已经错过，另外两个适当的时机还未到来。照东久迩宫看来，裕仁应当在宪法修正之时或是占领期结束、和平条约缔结之日考虑退位。新闻界甚至推测最有可能的是天皇之弟高松宫摄政，直至皇太子成人。

　　《读卖报知》耸人听闻的报道，倒是与宫内省枢密院的紧急会议上提出的观点一致。会上，天皇31岁的幼弟三笠宫，间接敦促天皇为战败负责。三笠宫力劝，政府和皇室总体上必须超脱“旧式的思考”，“于今采取大胆的行动”。厚生省大臣(后来的首相)芦田均当时在场，他在日记中写道，“似乎每个人都在思考”三笠宫的话，而“天皇陛下忧虑的脸色从未如此苍白”。

　　尽管如此忧虑，天皇显然大约正是此时决定不退位。他对侍从次长木下道雄说，他怀疑任何人有资格接替他的位置。他的三个兄弟，高松宫曾是公然的“参战派”，秩父宫体弱多病，三笠宫太年轻缺乏经验(三笠宫现年31岁，比裕仁1921年摄政时的年龄大11岁)。天皇告诉木下，他遗憾叔父不大注意面对新闻界的言辞。

　　政治和思想领域的著名人士们，开始发言支持天皇退位。新近任命的东京帝国大学校长、自由主义者、基督教教育家南原繁，在总体上对天皇制进行了善意的评价，但是主张裕仁应该因道义原因退位。辅佐近卫起草明治宪法修正案的保守的宪法学者佐佐木忽一，也以道义的理由赞成天皇退位。严格的保守派哲学家田边元，对佛教概念“忏悔”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希望天皇引退而成为贫与无的象征。他还敦劝将皇室财产用于救济贫困的人。

　　对裕仁退位最轰动的公开呼吁，是著名诗人三好达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1946年6月号的《新潮》杂志。三好达治解释说，他并非是认同东京战犯审判的支持者们对战争责任的看法，即天皇对侵略和暴行负有直接的、政策决定上的责任，但是也不接受天皇支持者们所推出的热爱和平而又无助的仁慈君主的形象。他强调说，问题在于，“这并不仅是战败的责任问题”。三好以不同寻常的强硬口气，谴责天皇“对自身职责甚为怠慢”，并且“负有对战场上为他捐躯的忠良将士背信的责任”。

　　三好宣称，天皇曾是大元帅，却未能制止军阀者流的横行。天皇以家长的口吻呼臣民为“赤子”，却驱策明知道将会失去控制的陆海军士兵赴死。作为国家元首，他现在应当由自己承担起这场灾难的责任，树立道德的典范。天皇在战时的统率，无论在大势判断、临机应对、起用人才、体察民情，还是把握时机终止战争方面，都是无能的。既然天皇已经宣布自己不是“现人神”，那么他现在就应当像个凡人那样退位。

　　假使占领军当局选择敦促裕仁退位的话，显然不会有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存在。天皇近侧的人士也承认这一点。而且可悲的是，公众将如同接受战败本身那样，轻易接受天皇的退位宣言。保守派则会将天皇的退位正当化，并且借此对天皇制的道义的高洁再次加以确认。天皇制民主仍然会在新君主的统治下发扬光大，而裕仁悲惨的昭和时代(如此反讽的命名，“昭和”两字原本意味着“光辉与和平”)将会落幕，“战争责任”问题则会显得一片光明。

　　当然，麦克阿瑟及其助手对局势有不同的理解，并且对日本方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11月26日，原海军大将、总理大臣、天皇的心腹米内光政，恳请麦克阿瑟对天皇退位发表见解，最高司令官回复说，此举并无必要。一个月后，宫中与最高司令部之间的日本联络官报告说，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局长戴克(Dyke)准将建议，为转移公众注意，天皇可以离开东京，将宫廷移到京都。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那里一直是皇家的传统地盘。翌日，三位与民间情报教育局有关系的日本人，给侍从次长木下道雄带来了一份值得注意的、长长的备忘录，总结了戴克准将有关“皇室的问题”的见解。文件开篇就坦率主张，维护天皇对于建设民主的日本是绝对必要的。

　　1946年3月初，侍从次长被告知，菲勒斯将军担心天皇周围的“可笑之人”，给予天皇坏的建议。这大概不仅是指皇室的异端人物东久迩宫和三笠宫，还包括给天皇安排关于宇多天皇退位与英国国王退位讲义的宫廷顾问们。菲勒斯告诉米内大将，“非美国的思想”正甚嚣尘上，甚至在美国上层，要求逮捕裕仁接受战犯审判的呼声依然具有影响力。

　　

　　3月20日，菲勒斯邀请寺崎英成、寺崎的妻子(菲勒斯的堂姊妹)格温(Gwen)和他们的小女儿晚宴。饭后，身为天皇近侍的寺崎，直率地询问麦克阿瑟对天皇退位的想法。菲勒斯先是指出自己不能为麦克阿瑟代言，然后强调说，麦克阿瑟是天皇“真正的朋友”。他告诉寺崎，麦克阿瑟将军近来已经知会华盛顿方面，假使天皇被起诉，日本将陷于混乱，届时就需要大幅度增加占领军的规模。即使天皇对战争负有“技术上的”责任，他仍然抱持这样的观点。至于说到退位，可能还会围绕继位的各种问题引发混乱。因此，菲勒斯相信麦克阿瑟不希望裕仁退位。寺崎询问，最高司令官是否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制止新闻界“不谨慎的所谓天皇退位论”，从而使日本国民感受到“乌云”散去，重见“天日”。菲勒斯回应说，这将甚为困难。

　　菲勒斯向天皇的近侍透露的，是麦克阿瑟发给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将军的机密电报的要旨。在这封回应华盛顿要求调查天皇战争责任的电报中，麦克阿瑟全力以赴地为天皇辩护。1月25 日，最高司令官致电艾森豪威尔，“调查已经实施”，未发现过去10年间裕仁与日本的政治决策相关联的证据。麦克阿瑟将天皇描述为“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并且警告说，如果天皇被起诉，日本将遭受“极大的动乱”、“分裂”，“数百年都难以完结的……民族间的仇杀”。政府机构将会崩溃，“开明的实践将会停止”，游击战将会打响，引进现代民主的所有希望将会破灭。而一旦占领军离去，“将会由被损害的大众中产生某种共产主义路线的强力统治”。

　　在战犯审判正式开始之前，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局(IPS)和日本官僚们在幕后操作，不仅防止裕仁被起诉，而且歪曲被告们的证词，以确保没有人会牵涉到天皇。原海军大将和首相米内光政，遵照菲勒斯的建议，显然警告过东条英机不要以任何方式归罪于天皇。然而，这种决定审判性质的日美协作还远不止此。日本宫廷和政府的高官与最高司令部协作完成战争嫌犯名单，最终以“甲级”战犯嫌疑逮捕百名著名人士(其中仅有28人被起诉)，并且在公判期间监禁于巢鸭拘留所，让他们独立宣誓保护其君主不负任何战争的责任。1947年12月31日，这种紧密维持的日美协同作业，为东条英机的法庭证言所证实。东条暂时偏离了天皇无辜的既定协议路线，提到了天皇的最终决定权。美国主导的“检察当局”立即做出安排，秘密指导东条，让其撤回证言。

　　这些将天皇剥离于任何战争责任的努力，超出了天皇自身的期望，导致失去了利用他澄清历史记录的机会。

　　成功赦免天皇战争责任的行动毫无限度。裕仁不仅以无辜的面目出现，摆脱了任何可作为战犯起诉的正式行为，他还被打造成了近乎圣洁的人物，甚至对战争不负有道义责任。对于思虑更深的内部人士来说，这样的实用主义就更令人苦恼。例如，在1946年初写给杜鲁门总统的长篇报告中，美国国务院驻东京代表乔治·艾切森(George Atcheson)直率地陈述他的主张：“天皇是个战争罪犯”，而且“如果日本想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废除天皇制”。尽管如此，艾切森也相信，在当前的局势下，维持天皇制、免除裕仁的战争责任，才能避免社会的混乱和最好地发挥民主。他大胆进言，天皇退位可能是将来的善策，但是最好推迟到宪法修正实现之日。

　　此后不久，艾切森就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殒命，没能见证后来的天皇退位风波。尽管1946年9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天皇现时无意退位，但是他退位的可能性在此后两度重现。1948年，当东京审判临近判决之时，天皇的道义责任问题被旧事重提。

　　美国人照常要压制天皇退位的主张。1948年7月，尽管菲勒斯已经退休，并且于一年多之前就离开了日本，他还是火速给寺崎写了一封私人信函，表达他对“美国新闻频繁言及陛下退位”的警戒。

　　天皇的心腹老友木户幸一曾经告诉他要一直准备着的时刻。木户在1945年12月离别天皇入狱之时强调说，皇室的荣誉，要求裕仁负起败战的责任，但是只有当占领军撤退、和平条约缔结、日本恢复主权之日，才是履行责任的适当时机。1951年10月，仍在服刑期间的木户幸一，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曾经给天皇写信，重申以上观点。他忠告说，退位是“服从真实”的行为。它将安慰包括被处刑的战犯家人在内的战争遗属，并且“对以皇室为中心的国民团结做出重大的贡献”。木户写道，如果天皇未能把握此次时机，“最终结果将是唯独皇室不承担责任，这将导致莫名的情绪滋生，可能会种下永久的祸根”。

　　木户幸一对天皇的战争责任的见解，与大多数日本人一样，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天皇应当“为战败”承担责任。他应当清算历史，并向以他之名发动的战争中受苦、死去或失掉亲人的臣民谢罪。以此方式，他将会清除在日本历史上最恐怖的时期中沾染在天皇宝座上的血迹。

　　然而时运往复，这次并没有麦克阿瑟这样的铁杆儿人物撑腰。11月，消息传回木户那里，天皇正认真考虑退位，并且再次受到周围人士的鼓励。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迎接盼望已久的主权回归的致辞中，天皇表明了他继续在位的意向，丝毫也没有提到他个人的战争责任，尽管在原先的文本中包含了“朕为败战的责任向国民深为致歉”的表示。为何谢罪的言辞最终被删除?因为，据说天皇被一位顾问的巧妙设问所说服：“现在陛下还何须以如此强烈的语气谢罪呢?”

　　　　（摘自《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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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于贫困地区的“健康快车” 铁轨上的医院[转帖]

中国农村有数百万名白内障患者，因为贫困和医疗资源不平衡而无法得到治疗。 “健康快车”专为这一特殊群体而设立，是建在火车上的眼科医院。

早晨7点40分，东风镇双龙村60岁的村民熊泽祥，在护士的带领下，摸索着来到检查室。熊泽祥患白内障多年，去年双眼失明。他正等待着一次手术。不过，这里不是医院，而是四节火车车厢。车内有顶级的白内障手术设备和来自北京的医学博士。这四节车厢被称作“健康快车”。它们挂在机车后端，穿梭于中国贫困地区，免费为各地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手术，已逾十年。

车厢被分割为两个手术间和一个在中间的消毒室。两套专门治疗白内障的超声乳化设备分立两旁。每个手术台前，都有一位医生、两位助手。消毒室有一位护士。

列车窗外，弥漫着燃烧垃圾的刺鼻味道，偶尔有大型货车轰隆隆开过运送粮食——列车停靠的地点，是四川省资阳市国家贮备粮库的铁路盲端。

熊泽祥说，2009年2月初，一张宣传单从镇医院发到各个生产队，通知免费做白内障检查，“筛选上的免费手术”。 “老百姓之间就传开了，3月21日我们就到市人民医院检查。 ”他说。

到市人民医院前，镇上的医生先进行一次粗筛。熊泽祥有幸入选。他等了三个月后终于登上了这“趟”列车。这一天要进行手术的有34位患者，大都是他同村或邻近同乡，所经过的筛选过程大致相同。

第一台手术从开始到结束，一共不到20分钟。医务人员一旦走出手术间，所有衣服都必须重新消毒更新。为了节省经费，这些医生和护士每天早上8点一进入手术间，就会把一天的任务量连续完成，然后再吃午饭，这通常要到下午两点。

助理护士把第一台手术用过的刀具推到隔壁的消毒室，再回到手术室打开一套新工具，做术前准备。此时，第二个病人已经被搀扶着坐到手术间。同样的工序和叮嘱。车厢里只有手推车滑过地面的声音。

今年38岁的主治医生侯宪如博士是北大人民医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和他一同上车服务的主治医师曲进锋，在北大人民医院获得博士学位。护士宗彤在北大人民医院工作十几年，是综合手术室的护士。其他的助手都来自资阳市人民医院。

北大人民医院是“健康快车”的长期合作单位，其眼科医护人员很多都上车多次。“健康快车”是1997年由香港市民捐款筹建捐献的，到现在已有4组机车。目前由专门的基金会负责筹款，由卫生部协调，每年到三个地方停靠并进行手术，每个地点驻扎三个月。一般情况下，来自北京的医护人员会跟车一年，只有中途更换地点时可以回京休整两周。

这些医护人员在原单位保留基本工资，健康快车基金会每月每人提供4000元补助。每一个地点平均进行1100例手术。 “按照这个工作量，我们如果在医院，收入差不多是这个的四倍。”医生侯宪如说，“这个都无所谓了，这个事是有成就感的。 ”

作为助手，当地医生可以在北京主治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几台手术。资阳人民医院是二甲医院，在当地排名第二。乡村医疗点对白内障束手无策。 “健康快车”来之前，甚至需要专门有人到村里对基层医生培训如何判别白内障。

这组列车的运行需要多部门配合，涉及当地铁路、公安、卫生等多部门。每年年底，健康快车办公室会根据地方申报，确定第二年服务地点名单，经过实地考察，确定最终路线。多年运作下来，有了现在的流程，车上一位车长，从北京带来两位医生和两位护士、一位电工。其他人员都由停靠地调配。

北京各医院的年轻医生把能上车工作看作一次机会——在本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如此多的手术实例训练。对于各停靠地的医院助手，则将上车当作最好的进修机会。 “手术中间，我们会教他们一些东西。 ”侯宪如说。

几年前，“健康快车”去广西河池。桂林当地的医生自费坐火车到“健康快车”的停靠地。“那些医生都扒在窗边看手术。”车长董淑珍说。当年，车上所用的超声乳化设备更是为边远医院未曾见过。

据卫生部统计，中国白内障患者每年增加50万。“怎么做都做不过来，所以能把当地医疗水平带起来才真的有用。 ”董淑珍说。现在列车每到一处，都会选取当地医院眼科方面的人员上车做助手。按照“健康快车”的规定，每到一站，需要当地医院提供医护人员共9人作为助手。截至2008年底，“健康快车”到过83站，各地助理医护人员参与人数接近800人。“健康快车”也在四川等地建立了14个培训中心。

“健康快车”的全部费用，都由基金会募款。据基金会项目主任刘英霞介绍，2008年大陆地区筹款接近4000万。截至2008年底，已超过8万名患者在“健康快车”上复明。（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16期作者杨时李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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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人的明朝是如何被清朝搞臭的[转帖]

如今许多人对于明朝历史有许多偏激的看法，却忽视了历史永远是胜利者编写的，在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清朝，其编篡的一部所谓《明史》，为了自身的统治需要，清朝编的《明史》里面充满了对前朝的政治阴谋。时光虽然过去了三百年，但是善良的人们经过长期的愚民统治已经麻木的淡忘了诸如“扬州大屠杀80万，嘉定大屠杀，江阴大屠杀……”或许再过若干年还会淡忘了“南京大屠杀”！

　　　　如今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占据汉室江山250年的满清统治者，从清朝前期进行疯狂屠杀的刽子手，到清朝中期的大兴文字狱禁锢人民思想的伪君子，乃至清末的丧权辱国、祸国殃民、卖国求荣的昏君，个个摇身一变成了所谓“圣君乃至千古一帝！”，然而对于汉家皇帝却极尽“妖魔化”，真是颠倒黑白！

　　　　关注历史和文学的国人会发现距离我们最近的汉室正统——明朝，自从被满清和满遗武侠小说家金某人诋毁开始，经过这些“辫子文化”的丑化，反而成了最遥远、最陌生和最黑暗的朝代。历来满遗对于大明的抵毁大致有如下几种，但是经过仔细推敲便是站不住脚的。
　　 　 一、抵毁明太祖画像。

　　　　 一幅出自清人手笔的画像简直把明太祖画成了外星人，然而依据却是清朝编的所谓一部《太祖皇帝本记》。谁都知道明太祖的老婆马皇后当年可是义军统帅的女儿，难道眼睛瞎了非要嫁给当时正在当小头目的外星人老朱吗？要知道在历史上他们的感情是很好的，再说明太祖的后代个个雄姿英发，按照血统论明太祖最起马也应该是个正常相貌吧，怎么会像外星人呢？为免不太现实吧！
　

二、抵毁明太祖不是汉族人而是所谓“回族人”。

　　　　 真是荒谬之极！所谓理由是引用一些牵强附会、强词夺理、毫无史实根据的慌言来抵毁我们汉民族的英雄，一经推敲便是站不住脚的。众所周知，朱元璋信佛教当过和尚是不争的事实，明朝是个百家争鸣、思想开放的时代，明朝的民族政策是“因俗而治”。明朝皇帝除了信佛还有信奉道教和天主教的呢，明朝还修建过天主教堂呢，满遗怎么不说大明天子是欧洲人呢！明太祖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有正史可查，这种说法显然是自揭满清入主中原的狭隘胸襟与自卑心理。有一句话叫做“当猴子爬高了，红红的屁股就露出来了，便不雅观了！”，满遗你不要说你的老祖宗还是印地安人呢。

　　 三、满遗一味抵毁明太祖杀功臣却绝然不提杀的大都是贪官污吏。

　　　　 明太祖出自贫寒之家，从小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明太祖的治国理想就是把新生的大明国建成一个吏制清明、天下同福的社会。然而在明朝建国伊始，跟随他打天下的一部分人就渐渐的腐化了。于是明太祖以刚猛治国、铁面无私，惩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甚至包括了他的亲戚也毫不例外。这些措施使得明朝的国本更加稳固，所以应该说明太祖为明朝开创长达三百年的江山社稷打好了基础，为明朝统治的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满清编“凤阳花鼓”抵毁大明。

　　　　 众所周知的“凤阳花鼓”出自清朝早期，此曲开篇便唱：“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试问明朝时期谁敢在大街上唱这首歌！难道不怕掉脑袋吗？ 显然是在满清入关后被改了曲词名，并得到清朝统治者的指使和鼓励，由一些乞丐在街头巷尾，乃至全国各地相互传唱，用意抵毁明朝以达到满清统治者坐稳江山的险恶目的。
　　 　
　　 　 　五，抵毁明成祖是所谓“朝鲜人”。

　　　　 理由是明成祖的妈好像是朝鲜向大明进贡的妃子。据史学界考证明成祖的母亲是碽妃（汉人），就算明成祖他老妈是朝鲜人，她嫁给了明太祖也就是嫁到了中国，已经是中国的媳妇了，他儿子也就应该名正言顺是中国人，我想指出的是康熙的老婆和奶奶都是蒙古人呢，照这么说满清血脉还是蒙古族呢，清朝岂非蒙古国！？
　　

　　 六、抵毁明成祖派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找建文帝。

　　　　 试想明成祖这么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动用二万多人的大部队明目张胆的去海上找建文帝就不怕打草惊蛇吗！又如，明成祖起先已经宣布建文帝已经焚死，还进行了国葬，找他还有何用，岂不自相矛盾！再如，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已是在宣德年间了，谎言不攻自破。
　　

　　 七、诬蔑说大明天子英年早逝是因为淫荡。

　　　 　据考证明朝皇帝尊崇道教（如武当山就是明朝的皇家道教建筑群，是明朝皇帝的家庙，其中真武大帝铜像就是按照明成祖本人塑造的），故明朝皇帝有崇信道教炼丹药的习惯，因此大都死于过量服用丹药的铅中毒而早逝。至少没有清朝得梅毒死的皇帝淫荡。
　　

八、抵毁明武宗正德皇帝一下江南是所谓淫荡。

明朝正德皇帝仅一次巡视江南就被骂成所谓淫荡，清朝乾隆六下江南四处嫖娼、两度废后却被标榜成所谓风流。真是可笑之极！其实乾隆才是真淫荡的十全人。

　　 九、诬蔑说明武宗建“豹房”是所谓淫荡。

　　　　 据考“豹房”其实只是明朝皇帝的皇家动物院而已，明武宗喜欢养豹、马、象和其他动物，明武宗经常在此给豹喂食和避暑，“豹房”因此而得名。“豹房”的功能其实和清朝皇帝的“避暑山庄”性质一样，康熙建的“畅春园”才是实足的淫窝。
　　

　　 　 十、满遗借明神宗不上朝来诬蔑大明天子荒政。

　　　 　最喜欢在此事上做文章的当属满遗武侠小说家金某人。该满遗绝口不提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因为明朝已经建立一套完备的内阁首辅制度，皇帝不必事必躬亲，而且当时明神宗经过“非君”浪潮后和内阁对着干，后来明朝的这套先进的内阁制度被西方广泛学习，首辅就是现在首相的原形，明神宗就像现在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有谁听说伊丽莎白天天上朝开会？试问万历皇帝如果荒政会援朝抗日击败丰臣秀吉统治下尚处于强势的日本吗！？确切的说万历时代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
　　
　　 　　 十一、抵毁明宪宗爱上一个比他大二十岁的女人。

　　　　 试问爱情还有年龄限制吗！？人家喜欢谁是人家的事。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明代的爱情观已经很开放，似乎更接近现在。历史上真正一夫一妻制的皇帝也发生在明朝：弘治皇帝。反观康熙的性启蒙老师苏麻喇姑（一个92年不曾洗过澡的老女人）和搞同性恋的宣统皇帝，从未碰过可怜的婉容皇后，害得婉容皇后与车夫搞在一起（可见车夫腰力确实不错），怎么不见有人诋毁过？
　　

　　 十二、污蔑嘉靖皇帝“壬寅宫变”是因为荒淫。

嘉靖皇帝信奉道教，他提倡道家“无为而大治”的思想，是明朝的中兴之主，他虽然不上朝，但是仍牢牢掌控着大明朝的权力。发生在嘉靖朝的宫女谋杀皇帝事件，史称“壬寅宫变”，这个事件其实是后宫嫔妃们争风吃醋、争权夺利的政治结果（如清朝西太后慈禧干掉东太后慈安一样），然而却被无耻夸大成所谓荒淫，这是完全不附合史实的。

　　
　 十三、一味妖魔化明朝的宦官势力。

　　　　 明太祖在建国伊始就制定了宦官不得干预朝政的法令。太监并不是明朝的首创，各朝各代都有，明朝也有好的太监，如阮安、郑和、张敏、冯保、田义、王承恩等等。明朝的司礼监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外朝的内阁与内廷的司礼监构成了明朝完备的内阁首辅制度，锦衣卫是明朝的军事单位，是皇帝的御林军。明朝的东厂机构是皇家直属特务机构，是现代情报和安全机关的始祖，比英国的007情报机构要早了近500年。

　十四、诬蔑明朝晚期的太监竟有十万之众。

　　　　 简直是夸夸其谈，紫禁城如果能够容纳十万名太监，哪有那么多的房子让他们住？何况还有明朝的大内御林军和宫女呢！试想新中国的五十国庆阅兵参加人数也只不过十万人，如果明末真有十万名太监那整个故宫不都站满了人吗！显然是胡说八道，**想想都会明白的道理，按理性的角度去分析明末确切的太监数字不会超过一万，十万名的数字是包括了各个中央直属机构公务员的人数（包括锦衣卫、东厂）。

　　 　　 十五、诬蔑明朝崇祯帝国库藏银。

　　　　 这经过仔细推敲也是站不住脚的，众所周知明末经过连年天灾，明朝陷于连年两线同时作战之中，苦于腹背受敌，国库必然空虚，军饷亏欠严重。于是崇祯帝夜不能眠，四处借钱筹集军饷。试问如果国库有钱他还需要四处奔走去借吗，他傻呀！甚至还借不到，杯水车薪！我认为国库里如果真有银子也一定是崇祯帝刚筹来的钱来不及发放，匪军已经包围并攻陷京城了。

十六、污蔑崇祯皇帝中反间计冤杀袁崇焕。

“崇祯中反间计冤杀袁崇焕”这种说法是自清朝乾隆为袁崇焕平反后才有的，可见其中充满了敌国乾隆的政治阴谋。要知道乾隆编《四库全书》其实是毁书禁书的过程，可见乾隆的险恶用心。试问袁崇焕如不是后金奸细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令后金无后顾之忧？《窃明》一书已有定论。

十七、诬蔑说明朝实行禁海、闭关锁国。

　　　　 试问明朝如果实行禁海还有郑和的大航海吗！明朝如果闭关锁国还能引进红夷大炮提倡西学东渐并在全国各地修建天主教堂吗！明朝的海禁也是因为抗击倭寇而进行暂时的海禁。整个明朝中后期是中国思想最开放的时代，市民文化活跃、百家争鸣，俨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萌芽状态下的社会。

　　 十八、污蔑明朝的疆域只到所谓长城一线。

明朝前期在打败、招降了元朝太师哈纳出后，继承了元朝在东北的领土和统治权（包括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到奴尔哈赤造反前，东北一直是明朝的疆域，奴尔哈赤的父祖及其本人都曾经是明朝任命的地方官吏。东北是在奴尔哈赤造反后才与明朝版图逐渐脱幅的。奴尔哈赤的性质其实和安禄山是一样的，只不过成王败寇罢了！现在的中国领土是人民解放军奠定的，中国的领土历朝历代都有贡献，并不是清以前就不是中国的领土。每个朝代前期的领土都比较大、后期都会缩小，但是清末的领土无疑是最小和最丧权辱国的。

　　　 纵上所述，由于明朝是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皇朝，满清统治者可从来没有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卖国求荣，司空见惯，为了维护自己对汉族的统治，极力抵毁大明之能事，把明朝抹黑了清朝就显得白了，满清统治者作为落后的游牧民族奴役先进民族的目的就能名正言顺了，满清统治者对入关后的一系列大屠杀罪行就能抹消了。然而湮没在历史烟尘中的大明王朝不仅有着十七位帝王的传奇人生，有着三百年的江山社稷，有着幅员辽阔的国土，有着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有着华丽的紫禁城以及雄伟的万里长城，更有着天下无敌的庞大舰队……与大汉与大唐王朝相比，大明王朝从未嫁一个公主和亲番夷，其曾经的强盛与辉煌从未逊色于任何一个朝代。然而，因为满清王朝的无情抹煞，大明王朝的光芒许久都沉埋在历史的沙尘中，成为距离我们最遥远的历史。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它的兴衰与荣辱、它的谜团与疑案终究是要大白于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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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三拒红颜知己 [转帖]

国学大师梁启超自小聪明，17岁参加乡试，成了举人。当时主持乡试的考官、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李瑞棼，对梁启超的才华极为赏识，当即请人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他。

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参与维新变法的梁启超，由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然而，好景不长，百日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匆匆逃亡日本，李惠仙只得避居澳门。第二年秋天，梁启超将家人接到了日本。

不久，28岁的梁启超应康有为之召，前去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宜，在那里邂逅了美丽大方的何惠珍。当时，梁启超在擅香山演讲，何惠珍为其担任翻译，两人配合默契，演讲活动盛况空前。此时，何惠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活动过后，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唯有先生……

“不行，我家中已经有妻子了。”梁启超明确地拒绝了她。

初遭拒绝，何惠珍不仅没有气馁，反而为梁启超的忠贞感到快慰。事后，为博取梁启超的好感，她动员父亲为康、梁保皇之事捐了一笔款，并托人设宴向梁启超交接捐款事宜。席间，梁启超又一次见到何惠珍。这次，何惠珍提出一个让梁启超心惊的要求：“我情愿下嫁梁先生做小。”晚上，回到寓所的梁启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何惠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她作出这样的决定，其痴情实在令人感动。他们在事业上，确实可以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这些年来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让妻子伤心？为此，他异常苦闷。于是，他连夜给身在日本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梁启超心想，妻子接信后，定会生出一些醋意来，大骂他一顿，这样，他发热的头脑也好冷静一下。

很快，妻子回信了。梁启超打开信后，愣住了，妻子给他寄来了《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竟然乐意成全他的婚事。李惠仙说：“我远在日本，不能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

梁启超在妻子的宽容面前惭愧万分，将妻子的信转给何惠珍。何惠珍一看，欣喜地笑了，说道：“惠仙姐贤德，我就向她学习，我们就做先生身边的娥皇、女英吧。”

梁启超却提笔为何惠珍写了一首诗：“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浏阳”指谭嗣同)。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聪慧的何惠珍马上明白了梁启超的意思，她眼泪汪汪地拿着梁启超赠给她的一张自题诗词的小像，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梁启超。“惠珍是一位多才多情的好女子，可惜……”梁启超叹了一口气，把何惠珍亲手织的一把小扇寄给妻子，让其代为保管。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想得到惠珍的帮助，驰骋世界，但理想与现实的条件，又万万不能……”

1924年9月，李惠仙因病逝世，梁启超身边少了一个理解、支持他的人，顿感悲痛万分。痴心不改的何惠珍，听到李惠仙病逝的消息，急忙找到梁启超，一面劝慰其节哀，一面寻机重续前缘。没想到，梁启超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何惠珍心有不甘，多次上门，梁启超都避而不见，万般无奈的何惠珍只好挥泪告别……

梁实秋先生评价梁启超时曾说，梁(启超)先生学问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师。

摘自《宿迁日报》胤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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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女性如何应对爱情、生育？ [转帖]

　　长征中的女性也有七情六欲，她们中很多人已婚又正值育龄。遍查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史料，均没有发现关于避孕和节育的记载。两万五千里长征，女性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法制晚报摘选徐焰、马祥林《重解长征之谜》文章内容，为我们揭开这一幕的历史画面。

　　战争本身并没有性别。从西方的圣女贞德到东方的花木兰，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战争也没有让女人走开过，女人总是以各种方式参与战争。

　　70年前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时空广袤的大舞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四支队伍中，都有女红军的出色表现。

　　中央红军：女性参加长征要体检男女两性之比为2700:1

　　　　中央红军离开红都瑞金西进的时候，共有8.6万多人，随队而行的女红军有32人，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约为2700:1。

　　这32位女红军都是有案可稽的，她们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肖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益）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这就意味着她们之中有两位并不是经组织批准参加长征的，而是自己偷偷去的。这两个人中，可以肯定有一个是曾玉，另一位就说法不一，无从考证了。

　　那么，究竟符合什么条件的女性才能参加长征呢？

　　当时中央内部规定了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共产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

　　共有100多位女红军成为拿到体检通知的幸运儿。但经过医生一番严格的扣诊、听诊、验血、照X光等一系列检查，身体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另外没有经过体检、或者说不需要经过体检就直接列入名单的10位女性，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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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用择时[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国史补》唐·李肇

　　玄宗在东都，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耀卿、张九龄谏曰:“百姓场圃未毕，请候冬间。”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及罢退，佯为蹇步，独留奏事。乃言:“二京，陛下东西宫也。将欲驾幸，何用择时？设有妨于刈获，独免过路赋税。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自此驾幸长安。旬日，耀卿、九龄俱罢。

　　唐玄宗早年颇有作为，后来却沉迷酒色，不理朝政，成了一代昏君。引发其颓变的原因很多，宠用奸相李林甫，据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李林甫这个人不通经书，但“明练吏事”，溜须拍马却很有一套。

　　一次唐玄宗住在东都洛阳，疑神疑鬼以为宫中有怪，想搬往西京长安去住。宰相裴耀卿、张九龄上谏说:“老百姓收割打场还没结束，请等到冬天再搬迁吧。”其时李林甫刚刚升任宰相，觉察到皇上的心思，下朝后，故意装作脚扭伤，单独留在后面对玄宗说:“二京虽然相隔有一段路，但对陛下说来就好比隔壁的东宫西宫。您想搬住到哪里，根本用不着选择时间？如果会妨害收割，只要免除沿途百姓的赋税就可以了。这件事情交给臣子我来落实，马上可以搬迁。”皇上听了十分高兴，搬到长安不久，就免掉了裴耀卿、张九龄两人的职务。

　　不光会邀宠，李林甫整人也很有心机，与其同时为相的李适之，就栽在了他的圈套中。一次李林甫对李适之说:“华山下面有金矿哩，开采后国力可大大强盛，但皇上却不晓得此事。”李适之信以为真，兴冲冲地向玄宗去汇报了。第二天，玄宗问李林甫有没有此事。李回答道:“我早就知道这事了，但华山是王气所在之处，不能随便开采，所以我不敢上奏。”玄宗听后，从此不要看李适之了，并对朝臣宣布:“以后你们有事，应先向李林甫汇报，不要草率上奏。”李林甫就此掐断了同僚的言路，自己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也把唐玄宗推上了孤家寡人的绝路。

　　察言观色，以投主子之所好，这是小人邀宠的惯技。曾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墙上看到过狱警所刷的标语:“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想不到法西斯匪徒应知应会的，千余年前的封建奴才李林甫早就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