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 发表于 2009-8-18 10:56:18

孙文逝世后：国民党分裂的历史回顾[转帖]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中国国民党（原名罗马化：Kuomintang；简称国民党、KMT，英文亦可直译作“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所创建的中国原生政党。其前身依次为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及中华革命党。

　　中国国民党从1928年北伐成功起，至中华民国政府因国共内战退守台湾后，直到李登辉执政时期结束为止，一直是中华民国的执政党。200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败选之后，该党首次成为在野党，但仍是中华民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主要政党。直到2008年，再透过总统选举重新回到执政党地位。

　　中国国民党成立以来，发生几次分裂：

　　孙中山逝世后，各派对待共产党上发生严重分歧。

　　1925年11月23日，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12名反对容共的国民党右派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会后，他们在上海另立中央，形成西山会议派。

　　1927年4月，蒋中正带领国民革命军北伐到达南京，与武汉的汪精卫党中央因处理中国共产党问题而起短暂分裂，另立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分裂。后来汪精卫亦清共，4月宣布迁回南京，史称宁汉合流(亦称宁汉复合)。

　　1938年，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副总裁身份，带着周佛海等一帮国民党亲日派大员，逃到越南河内。

　　1939年他在上海秘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1949年底中国国民党再次分裂，退守台湾的仍名为中国国民党，留在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并成为中国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党派”之一，和目前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无主从关系。

　　1993年，因统独争议，黑金疑云，以及对当时党主席李登辉的诸多不满与其台独路线的不认同，中国国民党的党内非主流派，与以中国国民党新生代为主的党内次级团体“新国民党连线”另行组成“新党”，以王建煊、赵少康等为首。

　　2000年，前民选台湾省长宋楚瑜因政策路线岐异，与当时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李登辉分道扬镳，自行参加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后因泛蓝分裂选举失利，部份党员退出中国国民党，另行组建“亲民党”。

　　2001年，部份主张台湾本土化的党员，在遭开除的前党主席李登辉与前内政部长黄主文等人的带领下另外组成“台湾团结联盟”。

　　付：【中国国民党大事记】
　　1894年：兴中会成立。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1912年：国民党成立。
　　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
　　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23年：开始“联俄容共”，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合作（即“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蒋中正为黄埔军校校长，中国国民党开始培养军事武装实力。
　　1925年：孙中山逝世。
　　1926年：蒋中正率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
　　1927年：进行清党，结束“联俄容共”（即“第一次国共分裂”），成立南京国民政府。
　　1928年：北伐结束，成为全中华民国的执政党。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八年抗战爆发。
　　1938年：蒋中正推选为中国国民党总裁。
　　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亦可视作“第二次国共分裂”）。
　　1947年：中华民国行宪，举行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选举
　　1948年：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竞选中华民国首任总统选举，当选。
　　1949年：国共内战失利，中国国民党率领国民政府退守台湾。
　　1954年：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与陈诚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当选。
　　1960年：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与陈诚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当选。
　　1966年：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与严家淦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当选。
　　1972年：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与严家淦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当选。
　　1975年：蒋中正逝世，严家淦继任总统。
　　1976年：中国国民党增设党主席一职，蒋经国当选为首任党主席。
　　1978年：时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与谢东闵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当选。
　　1984年：时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与李登辉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当选。
　　1988年：蒋经国逝世，李登辉继任总统。
　　1988年7月：李登辉当选为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1990年：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与李元簇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当选。
　　1996年：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与连战搭档竞选中华民国首任民选正副总统，当选。
　　2000年：连战与萧万长搭档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落选。
　　2001年：举行首次党主席党员直选，连战当选为首任直选党主席。
　　2004年：时国民党主席连战与宋楚瑜搭档竞选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落选。
　　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出访中国大陆，为1949年后首位踏上中国大陆的中国国民党主席。
　　【八德大楼：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位于台北市中仑。】
　　2005年7月：马英九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2007年2月：马英九因特别费案起诉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并由第一副主席吴伯雄代理。
　　2007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补选，吴伯雄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主席。
　　2008年1月：立委选举取得超过七成席次，加上泛蓝盟友则超过四分之三席次。
　　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与萧万长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及副总统。
　　2008年4月12日：萧万长与胡锦涛于博鳌亚洲论坛会面并举行会谈。
　　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与萧万长就职中华民国总统及副总统。
　　2008年5月26日：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吴伯雄出访中国大陆，为1949年后首位踏上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执政党主席。

luo · 发表于 2009-8-18 10:59:38

1949：接管庐山美庐官邸始末 [转帖]

　1949年5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第129师第385团在渡江战役中，一举从湖北广济县（现武穴市田家镇渡口）打过长江，24日接管了江西重镇九江防务。那时，我是团政治处宣传队队员。
　　同日，团政治处主任郭文声率2营5连接管庐山牯岭防务。25日，政治处宣传股干事郎惠林带领宣传队的董秋波和我登上牯岭，执行
郭文声主任下达的查封蒋介石美庐官邸任务。我们把盖着长方形大红关防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9师封”的封条，郑重地贴在美庐官邸玄关门上。

　　美庐是一栋精美的英式别墅，曾是蒋介石、宋美龄在庐山的旧居，也是蒋介石的夏都官邸，国民党党政军大员经常云集在这里举行各种重要会议，在我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查封美庐的那一天正下雨，然而丝毫没有影响胜利者的豪情。我们挺胸昂首跨进了庭院，只见大门右侧的岗亭空空荡荡，用滕竹制作的两乘滑竿，整齐的依靠在甬道尽头右侧的墙壁上。显然，那是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上下山的代步工具。踏入玄关，过道右侧是他们的卧室，宽敞明亮，地面铺着大红地毯，上面龙凤图案十分显眼。阳光照射处，紧紧地并列着两张大型弹簧软床，床侧各置一小型木柜。与卧室相对，过道左侧是作战室。墙壁上嵌着悬挂军事地图的设施，室内中央摆放着一张很大的长桌。

　　楼上一间室内，摆着一张普通的写字桌，上面放着一盒卡片，大小如名片。卡片左下角印着“宋美龄印”字样的红色印章，这是宋美龄写给身边工作人员交办事项的凭证。卫生间里的梳妆台上，整齐有序地摆放着美容、美发、美肤用品，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有20多个。

　　这里的一景一物，都完好无损、原封未动地保留着。毕竟，它见证了一段令中国人难以忘却的历史。5月31日，第43军第156师接管南昌和九江防务，我们离开了庐山牯岭。

（《团结报》4.21刘奇文）

luo · 发表于 2009-8-18 11:01:36

中东路事件：中国“鸡冠”被摘走近80年 [转帖]

张学良一生中做过两件震惊中外的事。一件是“西安事变”，另一件就是他28岁那年发起“中东路事件”，最终导致中国版图上的“鸡冠”被苏联摘走了近80年

张学良90岁那年用了5个月的时间，在台北北投寓所以及亚都饭店，向华裔史学家、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唐德刚讲述了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用他的口述历史表现出来，只有7万多字，因为他说“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在这7万多字中，他留给自己28岁那年惊天动地的一桩“中东路事件”只有139个字。

“改旗易帜”后的张学良，于1929年7月做出一件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不幸结果是，张学良惨败，不得不与苏联签订《伯力协定》，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之间夹角地带最东端的黑瞎子岛被苏军占领。此后，在任何一部20 万分之一的地图上，这块能清晰地看到的大黑瞎子岛开始了79年的漫长回归征途。

为什么要打这一仗

少帅下定决心，一定要打这一仗。时间是1929年7月。

老帅张作霖在一年前的1928年6月刚刚被莫明其妙地炸死，新上任的少帅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了他对东北的统治，上任不久，张学良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并于7月1日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易帜之举从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不久，张学良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陆海空军副司令，这时候他才28岁。

少帅希望能通过这场战争把掌握在苏联人手中的铁路权、电话权和电报权统统收回中国。此时离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刚胜利时向全世界宣布的“沙皇俄国从中国掠夺的土地全部归还给中国”，已经过去了10年。

列宁在苏维埃执政后，提出将放弃沙皇政府强加于中国的一切条约，放弃势力范围，租界、租借地割地。其中就包括《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这两个违反国际法、没有生效的条约，因此俄罗斯应当无条件归还其继续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黑瞎子岛和银龙岛在内的90多个大小岛屿就在其中。

但是直到1929年，已经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这块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明确了属于中国的领土上，仍在继承老沙皇俄国的衣钵，行使着对东清铁路、电话电报、矿产森林等的各项权利。并没有像苏维埃政府宣布的那样，把中国的领土还给中国。“东清铁路、电报电话权都是当年不平等条约的产物，理应归还中国。沙俄和苏联对东北的特权都是非法的，苏联对于中国领土的承诺并没有兑现，斯大林他们继续着老沙俄的特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介绍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时期的这一国际背景。1928年6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在南京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将列强在华特权分为五类，革命外交将分为五期进行，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

拥护统一的张少帅，当然要向苏联方向讨还山河。“我认为张学良站在爱国立场上的这一要求，没有什么不对的”，杨天石说，“只是他太自不量力，一场惨败，导致了《伯力协定》这样的后果”。

败于“自不量力”

“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1990年春天张学良向唐德刚作口述时，也是这么给自己下的定论，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当时“很想施展一下子”。

于是张学良从7月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华断交，中苏边境吉林段开始集结苏军。

这一仗开始打赢了，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开战的1929年7月至11月，东北军由于准备充分，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却都不可能是根本性的，而苏联也明白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争。于是，正如张学良所说“换来了加伦”。

加伦来了以后，“打得那个惨呐，有一个旅整个全灭了，是一个姓韩的当旅长，整个全灭呀，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军覆灭，都没有了。”

加伦号称“远东军魂”，他曾与中国有些渊源，前几年北伐时蒋介石的俄国军事顾问就是他。尽管东北军的军备在中国数一数二，但怎能与苏军装备相比，苏联军舰发出40发炮弹，由商船改装而来的东北海军才发射一枚炮弹，战争就是从这时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的。

张学良回忆中所说的韩旅长叫韩光第，他的第17旅全军覆没；另位旅长梁忠甲的15旅，在满洲里全部被俘，而苏方的崔可夫将军一直把梁忠甲当成了张学良，并在回忆录中说自己俘虏了张学良；海拉尔失陷后，哈尔滨、黑瞎子岛也随之被俄国人占领。当时国内所有的能力只是声援，正忙于对付新军阀的蒋介石对张学良毫无助力。到了11月下旬，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已被苏军攻陷。

张学良不得不在11月26日，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里要求停战。张学良派出蔡运升与苏联谈判。12月20日，“ 中东路事件”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结果是铁路没抢回来，苏军后撤到黑瞎子岛后，就驻下不走了。

苏军强占黑瞎子岛

黑瞎子岛有个满语名字叫摩乌珠岛，是“马头”的意思，但它的位置在中国金鸡版图的鸡头上方，这里是雄鸡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在夏季，半夜三点多就能看到红日在江中冉冉升起。抚远这块三角洲因为生态良好而有黑熊活动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黑瞎子岛”，这块紧邻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的地带正好是扼守黑龙江—乌苏里江的通航锁钥，所以它的战略地位从沙皇时期起，就一直为俄国人所关注，即使是《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割走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黑瞎子岛在乌苏里江以西和黑龙江以南，仍属中国所有。1929年的苏联政府同样不会忽视它的战略意义，这一切都体现在停战后的《伯力协定》中。

美国再一次在中国的国际事务中充当调停人，对于《伯力协定》的签订，南京方面一直持反对态度，蒋介石本人也是不同意的。杨天石介绍说，宋霭龄曾经劝蒋介石，让他承认了这个协定，以便苏联能把蒋经国送回中国，但蒋介石没有答应。 1920年12月20日，张学良在美方的调停下与苏联签署了《伯力协定》，对此协定国民政府并不承认，并称以张学良为首的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这是一项超越了东北军代表权限的谈判。

然而为了停战，协定还是签订了，它恢复了战前苏联在中东铁路上拥有的权益，以换取苏联军队撤出东北。但苏联并没有按照协定撤出东北，而是在重新获得了铁路权益后强占了水上关隘黑瞎子岛。这一占就是79年。

在极左的年代，张学良的“中东路事件”一直没有得到全面客观的评价，他始终被认为是“利己与扩张

”，杨天石说，从本质上分析，张学良是为了扩张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但他的行为本身是符合爱国潮流的。

luo · 发表于 2009-8-18 11:03:11

同治皇帝一份错字连篇的诏书：使恭亲王俯地痛哭

[转帖]

　　　　图片中是同治帝的手书，这样的笔体要是被康熙看见一定会臊红了脸暴跳如雷。

　　同治写这个的时候可不会害臊，这是在同治四年，他不过是个10岁的孩子。

　　这份诏书是下给他的亲叔叔恭亲王奕䜣的。

　　其中讲到：

　　根据蔡寿祺的弹劾，恭亲王奕䜣自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以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旁边还补注了一笔“满口胡谈乱道”。

　　一生气，错别字可冒出了不少。

　　比如即（及）早，嗣（似）此，以（倚）仗，挟致（制）等等，暧昧知（之）事的“暧昧”还涂了黑疙瘩。

　　最后用很过瘾的语气训斥道：

　　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事，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一个孩子，因为一个小官的弹劾，怎么就会对亲叔叔发这么大的火？

　　小孩子家家，怎么会懂什么贪墨、徇情、物议？这是他妈妈慈禧在借着他的皇帝身份发飙呢！

　　这一年，太平天国已经被镇压，清廷的注意力又转回到内部权争中来，权势益重的恭亲王已经成为慈禧揽权的障碍，所以借着蔡寿祺的弹劾，利用小同治的皇权，来了一次风云雷电的突然打击。

　　效果怎样呢？

　　过了不久，同治又颁了一道上谕，描述了这样的情形：

　　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

　　胡子一大把的年纪了，还是先帝咸丰的亲弟弟，皇上的亲叔叔，朝廷行政一把手，却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自我批评，认真反省，而且这样的情形还被以上谕的形式公开宣告，这侮辱实在是完全的女人手腕。

　　不过见了这道诏书，却可以想像到这样的情形：

　　一个10岁的孩子被他妈监督着，握着朱笔费力地书写，他那严酷的妈妈厉声道：

　　给我写！恭亲王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还有，究属事出有因暧昧之事难以悬揣……

　　这孩子必定是怯怯的，非常想问一问给自己听写的妈妈：

　　暧昧两个字怎么写？

　　到底是不敢，只好硬着头皮写：是出有因，谙媚知事难以悬揣……

　　慈禧一巴掌拍在孩子后脑上：暧昧两个字错啦！

　　10岁就要写这么高级的文章，这皇帝不可能不是知识分子啊！
　　

luo · 发表于 2009-8-18 11:16:03

夫人路线显奇功:赫鲁晓夫在大清洗中靠斯大林妻子而飞黄腾达[转帖]

　
　　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居然还活着，而大多数和我同辈的人，学院里的同班同学，在党组织里一起工作的朋友，都被当成人民的敌人而丢掉了脑袋。我时常问自己，我是怎么幸免的？我想娜佳的汇报有助于斯大林决定对我的态度。我把它叫做我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任我的。

　　
　　尼基塔·赫鲁晓夫不仅是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敲鞋子的苏联领导人。他谴责斯大林，释放数以百万计受害者。他努力减缓冷战紧张气氛的笨拙尝试引发了柏林与古巴两次危机。他的一生为我们勾勒了苏联时代的整体画卷。《赫鲁晓夫全传》(［美］威廉·陶伯曼著王跃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关于赫鲁晓夫的第一部全面而综合的传记，资料来源于俄罗斯与乌克兰新近披露的档案材料以及作者的大量采访。

　　得到了斯大林的赏识

　　赫鲁晓夫在大恐怖中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飞黄腾达。大屠杀不是他发起的，也不是他能控制的。发起大屠杀的是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盟友——维耶契斯拉夫·莫洛托夫、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以及克里姆·伏罗希洛夫，秘密警察头目杰里克·雅戈达、尼古拉·叶佐夫与拉夫伦蒂·贝利亚操纵着专政机器。直到30年代末，赫鲁晓夫还不是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成员。但是他也负有严重的责任。甚至像罗伊·迈德乌德夫这样充满同情心的传记作家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可以证明赫鲁晓夫“曾经反对过斯大林的做法，或是采取过什么努力去保护莫斯科共产党和苏联的官员免遭杀戮”。在恐怖最高潮的时候，赫鲁晓夫发表了充满暴力、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讲，号召“民众”起来加入到政治迫害中。作为莫斯科党委书记，他自己就批准逮捕过很多他自己的同事，并把他们送到了他后来所说的绞肉机里。

　　对赫鲁晓夫的行为该作如何解释呢？与其他很多人一样，赫鲁晓夫认为他正在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一辉煌的目标，采取任何最严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直到1935年，或是1936年，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还是有可能相信斯大林的。从此以后，他们不相信斯大林也来不及了。他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已经深陷其中。抵制的代价只能是死亡。拯救自己的性命和家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对斯大林这位强力领导人顶礼膜拜。

　　这就是赫鲁晓夫可能采取的保全方式。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也没有承认过，相反，在当政期间和回忆录中，他都采取了欺人与自欺的做法。他从来没有完全承认自己在大恐怖中的共犯关系，他坚持认为自己信任斯大林，相信斯大林所认为的敌人有罪。在斯大林去世前他一直否认自己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不过当仔细考察他的全部生活时，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他这段历史的回忆录与他的否认不符。

　　有很充分的政治理由说明赫鲁晓夫与大恐怖脱不了干系。此外，他自己的个人负罪感是如此深重，以致他不敢承认，甚至是对他自己。抛开所有这些不谈，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他对斯大林的忠诚及其后的闭口不言:尽管20世纪30年代是他的很多爱国者最为惨痛的时代，但却是他最为辉煌的岁月。

　　斯大林的妻子:赫鲁晓夫的幸运“彩票”

　　当赫鲁晓夫来到莫斯科时，苏联正在开始一场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新经济政策遭到了废弃。1927－1928年冬天后，当农民要求更好的政策以交换他们剩余的谷物时，斯大林决定将他们驱赶到国家能够控制的集体农庄里。

　　接下来就是针对农民的全面战争，包括强制没收农民的土地、驱逐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来到西伯利亚、从纵火到武装暴动的农民抗议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伴随着农业集体化而来的是全面强制征集的工业化。

　　所有这些动荡引起了人们对政策的新的疑惑。1932年8月，前莫斯科区委书记米哈伊尔·里奥廷指责斯大林正在践踏国家，呼吁“尽可能快地……用武力推翻”他和他的集团。斯大林要求处死里奥廷，但是政治局成员都表示反对。

　　对斯大林的怀疑还体现在中央委员会的投票结果上。选票上写有所有候选人的名单，投票人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就是划去所有他反对的候选人。这样得到反对票最少的候选人就是最受欢迎的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说，投票本应该是秘密进行的，但是卡冈诺维奇却私下里“指导我们这些刚来莫斯科的新人应如何对待候选人的投票”。卡冈诺维奇想确保“斯大林不会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局成员得到更少的赞成票，如果真的出现针对斯大林的反对票的话”。

　　赫鲁晓夫后来声称对卡冈诺维奇的做法感到不安。他还发现斯大林本人的投票方式很引人注目:“他在代表们中间走一圈，来到每个人面前，拿走他们的选票，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然后走到投票箱前将选票投入。”赫鲁晓夫当时不知道的是，他说他到斯大林死后才发现，反对斯大林的选票不是当时宣布的少数几张，而是多达160张，或者甚至是260张。

　　在总共1225名代表中有如此多的人投反对票，这让斯大林意识到人们对他的不忠是普遍的。随后有1108名代表大会代表因为反革命罪被逮捕，后被处决。在30年代结束前，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71名委员与68名候补委员中有大约70％也被当作“人民的敌人”而遭消灭。

　　然而1934年2月正是赫鲁晓夫从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一跃而成为正式委员的时期。他自己后来解释说:“斯大林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知道谁可能在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上投了他的反对票。只有那些列宁时期的干部才会投票反对他。他不可能相信赫鲁晓夫，或是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年轻干部会投他的反对票，这些年轻干部都是在斯大林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都对斯大林敬若神明。”

　　然而，为赫鲁晓夫赢得飞速晋升的并不只是他幼稚的崇拜，还有他对斯大林事业随时表现出来的坚定支持。

　　1929年秋天，工业学院成为反斯大林情绪的堡垒。工业学院内“充满着右派分子”，赫鲁晓夫坚持认为，“他们控制了党组织”。在得以进入工业学院后，赫鲁晓夫就帮助清洗那时的右派分子。

　　1929年秋天，这种斗争渐趋白热化。1930年5月25日，鲍曼区的党委官员提醒卡冈诺维奇和《真理报》注意工业学院内出现的右派阴谋。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宿舍的电话铃声响了，有人想见他。

　　电话是列夫·麦赫利斯打来的，麦赫利斯曾经做过斯大林的政治秘书，当时是《真理报》的编辑。赫鲁晓夫说，麦赫利斯派了一辆车将他接到了《真理报》办公室。在那里麦赫利斯给赫鲁晓夫念了一封从工业学院写来的信，控告某些人在选举一个右派代表团去参加鲍曼地区党代会中所采取的政治手腕与非法行为。麦赫利斯要求赫鲁晓夫在信件上签字表示支持。赫鲁晓夫说，他犹豫了，因为他“没有参与信件的起草”，也“根本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他还是签了字。“第二天，《真理报》在通讯栏中刊登了这封信。这真像是一声晴天霹雳，学院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在党组干部召集的会议上，参加鲍曼地区会议的学院代表全部被取消资格。”

　　这起事件是一次考验。不管赫鲁晓夫在签字前是否真的犹豫过(还是他在很久以后针对当时的需要，考虑后才这么说的)，反正他通过了此次考验。工业学院党组书记A·列夫恰金谴责《真理报》的声明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两天后，赫鲁晓夫接替列夫恰金成为学院党组书记。

　　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党组会议很少讨论教学问题。相反，他们致力于惩罚被指控为右派分子的人，将他们清除出工业学院与共产党组织。他们运用各种方法逼迫被指控者承认自己有罪。赫鲁晓夫相信那些谣言与诽谤，但是对被指控者出于自卫而勇敢地说出来的让人心痛的辩解却充耳不闻。多年以后，他还坚持说这些措施(与接下来的血腥大清洗还是有所区别的)是根据“党组织的讨论与投票”作出的。

　　赫鲁晓夫坚持清除“政治异端分子”的做法不久就为他在党组会议上赢得了大家的推崇。成为鲍曼区党委书记后，赫鲁晓夫猜想斯大林肯定一直在关注着他的进步。

　　让他相信这一点的是在工业学院学习的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斯大林的妻子在学院里没有公开她的身份，但是赫鲁晓夫在成为党组书记后不久就知道了。他对她极为欣赏，她“从来不滥用和斯大林的关系”，从来不“因为是斯大林的妻子而享受什么优待”。后来，在成为卡冈诺维奇的副手后，赫鲁晓夫被邀请到斯大林的乡间别墅里做客，斯大林说起了赫鲁晓夫很多在工业学院里的活动细节，这让他大吃一惊。

　　赫鲁晓夫后来说:“我始终一言不发: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担忧。我暗自想:‘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的呢？’但是当时我看到他露出了微笑。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可能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们党组织里的生活，并以积极的方式介绍了我作为党组书记所发挥的作用。”

　　再后来，当大恐怖夺去了那么多人的生命，而赫鲁晓夫却得以幸免时，他再次想到了阿里露耶娃:

　　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居然还活着，而大多数和我同辈的人，学院里的同班同学，在党组织里一起工作的朋友，都被当成人民的敌人而丢掉了脑袋。我时常问自己，我是怎么幸免的？我确实忠诚于党，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也是忠于党的，而且他们也为维护斯大林总路线的斗争作出了贡献。我为什么逃脱了他们的那种不幸命运呢？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娜佳的汇报有助于斯大林决定对我的态度。我把它叫做我的彩票。当斯大林通过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观察我的活动时，我抽得了一张幸运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任我的。

　　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他多次表现出对阿里露耶娃的仰慕。这很好理解，特别是当他听到她可怕的死亡消息时。在1932年纪念革命十五周年时，有报道说斯大林和他的妻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发生了争吵。据说斯大林痛斥了她，并将燃着的烟头扔到了她的脸上，当天夜里，当听到她丈夫正在他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与别的女人睡觉后，她开枪自杀了。

　　摘自：《赫鲁晓夫全传》(［美］威廉·陶伯曼/著王跃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luo · 发表于 2009-8-18 11:19:48

董卓之死,貂蝉是器[转帖]

　　　　作者：王宇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貂蝉生于战乱的三国时期,有着闭月之雅称,玲珑之美赞,是中国四大美女之一。自古说:红颜多薄命。与其他“祸国”的红颜一样,三国中的貂蝉也是悲哀的。当时,为政治献身时她正值妙龄少女,正憧憬自己美好的将来时却成为了政治和权力场上的牺牲品,成为了那些所谓政客、忠义报国之辈手中的一粒棋子。生逢于东汉政权岌岌可危的乱世之中,她没有任何的选择。如果说美丽不是一种错误,那么董卓的死她又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只能怪她的美丽生不逢时。在封建思想统治下的社会中,她成为男人利益的牺牲品,美丽就是一种错误。有歌为证“为报答司徒大义深恩,拼舍着如花似玉身,错过了豆蔻年华,辜负了锦绣青春。”

　　东汉末期,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涂炭生灵。下到百姓苍生,上到官僚政客,都对他痛恨不已。司徒王允更是一心想为民除害,但又无计可施。一天晚间,他执杖信步来到后园,正为无计可除董卓而仰天垂泪,忽听有人在牡丹亭旁长吁短叹。王允过去一看,原来是府中歌伎貂蝉。貂蝉自幼被王允收养于府中,学习歌舞,美丽而聪慧,王允待若亲女。那时的貂蝉正值青春年少之时,王允还以为她在为儿女私情而在此长叹。后问及原因,方知她是蒙王允养育之恩,不知如何报效。王允见貂蝉有如此想报答自己之心,计上心来。随后,便把貂蝉请到画阁中,向她流泪跪拜说:“汉家天下全寄托在您的身上了！奸臣董卓,阴谋篡位;朝中文武,束手无策。董卓有一义儿,姓吕名布,骁勇无比。两人联合更是无人奈何之。但据我观察,董、吕二人皆为好色之徒。以此弱点为契机,便可除老贼。我要用连环计定可成就大事。先将你许嫁吕布,然后献给董卓。你便从中找机会离间他二人反目成仇,让吕布杀掉董卓,为国家除掉大患。不知您同意否？”貂蝉见状,当即表示甘愿献身实施“连环计”。

　　于是,一出连环计便改变了三国的历史。第二日,王允便搜集了家中的藏宝数颗,请良匠打制一顶金冠,派人秘送吕布。吕布受冠大喜,即亲到王允宅致谢。酒至半酣,王允叫貂蝉盛妆而出,与吕布相见。当时,吕布就为貂蝉的美貌所倾倒,再加上几分酒意,与貂蝉眉来眼去。王允见状,赶忙对吕布说:“我小女如何？”吕布说;“甚是美。”于是,王允又说:“如将军喜欢,送予将军如何？”吕布大喜过望,拜谢而回,盼望王允将貂蝉早日送进府中。

　　王允见吕布已为貂蝉的美貌所倾倒,便故意安排貂蝉与董卓见面。几天后,刚好是董卓生日,王允以为董卓庆祝生日为由,请他到家中赴宴。王允又唤貂蝉出来以歌舞助兴。董卓很快便为貂蝉绝妙的舞姿和娇美的容颜所陶醉,称赏不已。王允乘机便说:“这是我家歌伎貂蝉。我想将她献给太师,不知太师肯收留否？”董卓闻言大喜,再三称谢。席散后,王允即将貂蝉送到董卓住处,然后亲送董卓到府中。吕布见状很是生气,当时就问既然早已将貂蝉送予自己,又何以送予太师。

　　此时王允又骗吕布说:太师已经带貂蝉回去与你完婚。

　　于是次日清晨,吕布便到相府打探消息。董卓侍妾告诉吕布:“昨夜太师与新人共眠,至今未起。”吕布闻言大怒。随后几日,吕布见到董卓虽不敢言语,但对董卓的行为很是怀恨在心。一日,吕布执戟随董卓一同入朝议事,吕布趁董卓与献帝交谈的机会,策马径到相府来见貂蝉。貂蝉请吕布至后园凤仪亭互诉衷肠。见到吕布的貂蝉假装泪汪汪地对吕布诉苦。她对吕布说:“自初见将军,我即暗暗以身相许。谁想太师起不良之心,强行将我占有。自入相府,我即痛不欲生,只因未与将军一诀,故忍辱偷生至今日。今日既已与您相见,我当死于君前,以明我志！”说完后,就将手攀曲栏,假装往一旁的荷花池里跳,吕布见状慌忙将貂蝉抱住。

　　董卓在殿上好大一会儿没见到吕布,心中很是怀疑,因为之前曾见到吕布在寝宫外偷窥过貂蝉,于是忙辞了献帝,登车回府。寻入后园,见吕布正与貂蝉在风仪亭下共话。画戟倚在一边。董卓勃然大怒,大喝一声。吕布忽见董卓来到,慌忙便跑,董卓抢过画戟,挺着赶来。董卓体胖赶不上,便怒而掷戟刺吕布,未中,却将戟刺进旁边的梁柱上,吕布由此夺门而逃。

　　董卓回后堂便怒不可遏地向貂蝉盘问此事:“你为何要与吕布私通？”貂蝉流泪说:“吕布早已对我居心不良,只是太师不曾觉察而已。今日我在后园看花,吕布突然而至,我见其对妾动手动脚,便欲投荷池自尽,却被这厮抱住。正在生死之间,幸亏太师赶到救了性命。”董卓又思量吕布能助我成就一番大业,而貂蝉只一女子而已,为一女子而失去骁勇善战的吕布实在不值。于是对貂蝉说:“我想将你赐给吕布,何如？”貂蝉闻言大惊,哭道:“妾宁死不辱！”边说边抽下壁上的宝剑就要自杀,董卓见状,便又心软了下来，打消了将貂禅送与吕布的主意。

　　第二日,董卓就带着貂蝉还坞,百官都来拜送他。当车远去时,吕布凝望着貂蝉与董卓的背影,无奈而痛恨。这时王允刚好在他身边,故装作很惊讶的样子说道:“这么长时间,太师怎么还未将貂蝉送给将军？”吕布恨恨地说:“已被老贼占为己有了！”王允佯装不信,吕布便将前事一一说给王允听。王允听罢,半晌不语,良久才说:“想不到太师做出此等禽兽之行！”此后,王允便将吕布请到家中商议此事。商议间,王允故意用言语激吕布说:“太师淫我之女,夺将军之妻,实为可耻。然而我是老朽无能之辈,无所谓;可惜将军盖世英雄,亦受此污辱！”吕布听罢顿时怒气冲天,拍案大叫:“誓杀董贼,以雪我耻！”王允见时机成熟,便说:“将军若扶持汉室,便是忠臣,当流芳百世;若助董卓,便是反臣,当遗臭万年。”吕布乃匹夫之勇,听罢即拔刀刺臂出血,誓杀董卓。王允立刻跪谢说:“大汉天下,全仰仗将军了！”

　　随即,王允就将司隶校尉黄琬等人请来与吕布共商诛董卓之策。最后决定请当初为董卓劝降吕布的李肃奉献帝诏书请董卓入朝议事。同时让吕布奉献帝密诏,带领众兵伏于朝门之内,待董卓入朝之时将他诛杀。

　　李肃按计划行事,吕布慨然依计而行。董卓即排驾回朝,群臣迎接于道。到北掖门,董卓所带军兵尽被挡在门外,只让董卓及其车夫进入宫内。这时,吕布见董卓一人进来,便领兵一拥而上,还没等董卓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将董卓刺死于殿门前。随后,王允、吕布等又派人擒杀董卓死党李儒等人,同时派军将董卓家里几百口全部抄斩。

　　这是貂蝉的故事,至于她后来的下场如何,后人不得而知。她的故事与西施很相似,但又与西施不同。她是从小就被义父司徒王允作为棋子而训练出来的。从王允不认识貂蝉就可以看出,因为她是一粒棋子,等到用到的时候主人才会想起她。而这时的貂蝉刚好可以作为瓦解董卓、吕布父子俩的权势与力量这个黄金组合的工具。因此,她为了报王允的恩就甘愿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也让世人欣赏了一场“凤仪亭父子大醋战”,两个男人丑态尽显。是她改变了三国的历史,为这段历史增添了精彩的一页。

　　从整个故事可以发现,貂蝉绝非人们所说的祸水。而令董、吕二人最终发展到不顾父子情义,相互反目的地步是他们本身的色欲。这两个男人不顾廉耻,为了美色而争风吃醋,以致到了相互残杀的境地。

　　试想,如果不是这两个人贪恋美色,貂蝉也不会闹得祸水的下场。如果把董、吕二人换成关羽、张飞,女主角貂蝉不换,还会出现像董卓提戟掷吕布那样的丑事么？王允的离间计还会成功么？所以说,从公平的角度来讲,貂蝉并非祸水。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件事的成与败,是要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来决定的。一个是在幕后指使、老谋深算的王允;一个是倾城倾国,楚楚动人的貂蝉;一个是贪恋美色、杀父夺娇的吕布,此三人缺一不可。单有貂蝉一人,既无人指使她混入敌方,又无人为她吃醋,三国时期也不会上演这样一段精彩的剧目。因此,引起这段惊心动魄的父子大战的并不是貂蝉一个人,而主要是董、吕二人的色欲。说俗点,如果他们两人都能以大局为重,在色欲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就算貂蝉再楚楚动人,二人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那么王允的计谋也不会得成。

　　貂婵在这个故事中始终是一位热血女子,是极勇敢、聪明的。身为一个女子,她没有任何地位,而且还时刻不忘王司徒的养育之恩。从这点说,她是有情有义的。只是她所用的手段比男子特殊一点,因为她不具有持刀杀董卓的能力。她所具有的只有美色,当时她也是身不由己,这点从王允对貂蝉说出自己的计划时就可看出。

　　从整个故事来说,貂婵只是王允用来诛杀董卓的武器而已。作为政治纷争的牺牲品,她比西施更不幸。她本来是一位不懂任何世事的少女,对于世事的许多东西都没有尝试过,就让她身陷这样的###中。这对女人来说是最大的不幸！她为了报恩将自己的幸福断送了。所以说,她是一名受害者！又哪能谈得上是害了男人的祸水。其实,他们过分的色欲是真正害他们的罪魁祸首。

　　在一个君主专制的古代中国,这样一个美丽不可方物的可人儿不可能按照“出价最高者得”的市场经济规则来配置,而是按照“暴力最强者得”的规则来配置。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也不是谁的钱多谁就可以得到美女,而是谁拥有最高的权位、谁拥有最强的暴力谁就可以得到美色。也就是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貂蝉如此天姿绝色的民间女子只不过是受命施计颠覆王权的一粒棋子,她也是在无奈之时被王允送到董卓府,成为离间董卓与吕布父子的红颜祸水,而非是除害董卓之人,她的行为并非自己的意愿。

　　古代的男人表面上看起来英勇强悍,但实际上凡事惧怕承担自己的过错,他们如果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就会为自己表功颂德;但是,一旦失败,就会怪这些所谓的红颜,就责怪她们长得太过于美丽而迷惑他们。这就是男人的借口,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是自己的错。尤其是所谓的“英雄”,仿佛犯了天大的罪过也无关英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英雄难过美人关”的借口来为自己开脱罪过。红颜有错,而英雄无过,于是一切的矛头全都指向红颜。红颜惟有睁着无辜的双眸而无力辩解。她们惟有一死,才能平息人们心中的愤恨。外貌是天生的,是生下来就不能改变的事实,如果那些红颜早知自己会落得如此下场,当初她们出生时也会宁愿不要这般美貌吧！

　　千百年来的封建压迫让女人丧失了所有的权利和地位,所谓的“三从四德”不过是为了满足男人们大男子主义优越感的产物而已,而红颜更是深受其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演变中,又有多少红颜成为君王手中替罪的羔羊,又有多少女人为此惨死其中。她们只是权贵手中的玩物,是男人掩饰自己过错的盾牌。从第一个将罪过往红颜身上推、第一个说出“红颜祸水”这四个字的人开始,就注定了红颜的悲惨命运。并非红颜自己愿意“薄命”、并非红颜真的“薄命”、并非真的“天妒红颜”，而是因为在权力和统治面前，她们没有任何选择和回旋的余地。同样，貂蝉也是在没有任何准备时，就参与了这场###。

　　再者,难道说只要哪个皇帝宠幸哪个美人时这个国家就亡了,这也太不合情理了吧！唐王李世民在面对美色时照样开创了盛唐繁荣的局面。刘禅宫廷中没有绝世佳丽,不照样亡国？还成了亡国奴、阶下囚！亡不亡国根本不关美人的事,只能怪他们自己,明君自然是明君,昏君自然是昏君,自己没能力却要把责任全推到美人身上。由此而知,董卓的死,并非是貂蝉所为。

luo · 发表于 2009-8-18 11:21:20

直接阉割：揭秘希特勒究竟是怎样处置同性恋的 [转帖]

希特勒对德国的同性恋者做了什么，地球人未必知道。

脑切除手术和阉割――这是希特勒把抓住的同性恋者们关进集中营后，同性恋者要出来时做的选择。

纳粹的集中营里面不但有犹太人、政治犯这些我们知道的受害者，还有数以万计的同性恋者们。

1933年1月柏林文化丧钟敲响之后，在纳粹所列的“血统玷污者”的名单中不仅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吉普赛人、”“莱茵兰的私生子”、精神病患者和同性恋者。纳粹之所以反同性恋，主要是基于其种族主义的野蛮：德国人应大量生孩子，以建立雅利安人统治的千年帝国。

尽管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狂热是建立在同性恋基础之上的：忠实于元首、身体崇拜、青年运动员、男孩子组合、崇拜阳刚之气，所有男人无论哪个等级都可以互相拥抱。到今天，这种习气在军队、警察、某些体育运动团体和童子军中依然存在，认为做爱就是干革命，这对那些右派人士来说，肯定是有刺激性和性快感的，就像有些人在耶稣像的十字架前手淫一样。

抛开其他因素，就说纳粹军服吧，纳粹的制服非常性感，充满了男性美和性感的剪裁和线条。男性美在德国官方形象长时间铭刻在外国人的脑海之中，这种现象或多或少是被同性恋引领的。

柏林会的记录片更是把这种彰现男性美和力量之美、体育之美结合的接近完美的电影。

这些都是在希特勒授意之下干的，但希特勒还是要坚决清除掉同性恋。

德国柏林曾经是同性恋的城市甚至是同性恋的天堂，在1930年代初相对宽松的社会气氛中，柏林与伦敦、巴黎并列为欧洲同性恋的三大首府。纳粹当时估计德国的男同性恋者在100万到200万之间，即7％到10％的德国男性是同性恋。人数多，机会多，选择多，在这样的城市里，勾搭、打炮、卖淫、嫖娼是太容易的事儿。

反同性恋的纳粹本身也无法与同性恋划清界限。

同性恋在纳粹里面也不乏其人，身为同性恋者的冲锋队长罗姆开始还积极为同性恋者说话。专门监视柏林同性恋的特别警察局的领导人约瑟夫迈辛格尔就是一个做过阉割术的同性恋者；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和信念的“希特勒青年团”是同性恋倾向活跃的社团之一；执行反同性恋任务的党卫军也不断有同性恋事件发生。

希特勒把罗姆清洗之后，就对同性恋的态度强硬起来，干将就是党卫军领袖希姆莱。他强调同性恋的危险在于，说它会导致性别失衡，妨碍血统纯洁，使公民放弃生育的责任等等。“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来，日耳曼人特别是德国人都是由男人统治的。但是这个男人国家，因同性恋问题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希姆莱建立了中央登记处，将所有的已知同性恋者登记在册，许多人被送进集中营。但只是抓来是不够的。希姆莱很快发现，这些人被放出去以后，仍然故我。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把他们“除掉”。

不要以为集中营里都是男人，关进去之后更好互相勾搭。

在集中营里面，绿色三角是刑事犯，蓝色三角是流亡者，茨冈人是黑色三角，政治犯一般是红色三角，同性恋者是粉红色三角――粉红色是小姑娘常常用来嘲笑男性的颜色。

在纳粹关押、折磨同性恋者的集中营中，同性恋行为也很常见。那么多的男人特别是同性恋者集中在一个拥挤而幽闭的空间内增加了同性恋的威胁，对有此习惯的囚犯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监控方式，如规定睡觉时手必须放在被子上面等等，但如果集中营世界中的党卫军、各管区的“领导”以及从囚犯（包括同性恋囚犯）中选出的头头、监工等人，执法犯法，凭借权力要求犯人提供性服务，那就无法控制了。这些人或原来就是同性恋者，或是在集中营特殊环境中滋生了同性恋倾向。

同性恋者之间是不团结的，就是同伴遭到侮辱和不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感站出来说话。政治犯更像一个男人，敢于斗争。不斗争都不可怕，为了保命；有些同性恋在集中营为了保命，还会像妓女一样讨好主管这个队伍的小头目或者纳粹，争风吃醋、谄媚奴颜、一幅可怜虫。

让人心生同情和心酸的是有一对爱人同时被抓进集中营，彼此不能交谈，担心被人高密，就只能站在窗前，盯着玻璃，用玻璃的反射看有没有人，两个人才能匆匆交谈几句。

为了活下来，不得不向各类“领导”提供性服务，特别是苏联和波兰的男青年，他们在其主人面前表现得特别乖巧柔媚，以获得一些特殊赠品和特别关照，如一碗汤之类。法律越是禁止同性恋，掌权者的享受同性恋的欲望就越强，冠冕堂皇的政策无法制止、甚至怂恿着隐秘的放纵。这当然不是正常的同性恋，而是完全的屈就和顺从：他们因为同性恋而被抓进来后又不得不屈辱地迎合各级领导的性虐待。同性恋长期被视为性变态，其实真正使这种性取向“变态”的，是极权政治对公民生活的扭曲。

这些关在集中营的同性恋和其他人一样很少有人活着出去的，要出去一是选择阉割和脑切除手术。这些出去的同性恋者一般都陷入一种沉默，不再提及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几十年后仍然是这样沉

二战胜利后，同性恋者们作为被迫害者的身份却一直不被承认，因此无法享受公民自由。史学家吉勒德·科斯科维奇指出：“证据表明，同盟占领军把被关押的同性恋按照传统的惩戒制度对待，视他们为性犯罪，认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受的惩罚是罪有应得，解放后，他们应继续服刑。”某些同性恋者还要回到监狱去，接受根据“175”法律条款的判决，且其刑期还不扣除他们在集中营的年月。

在另外一些国家，让异性恋者尴尬的是，在战斗中表现英的英雄里面也有同性恋，开始他们都被尊敬为英雄，但随着对同性恋的歧视，这些同性恋的战斗英雄就被马上抛弃，身上没有钱，只能做苦力。

这个“175”法律被废黜还不到十年，可见纳粹的力量和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

在纪念集中营受害者的活动上，同性恋者还是被排除在外，那些受害者反过来做了歧视同性恋的帮凶，不承认集中营有同性恋受害者的存在。觉得承认同性恋是集中营的受害者玷污了他们！

真的幸运，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候，那是一个最黑暗最丑陋的年代。

luo · 发表于 2009-8-18 11:22:07

以死抗争----“文革”文人自杀方式的意蕴[转帖]　　

　　　　　　　　　 ● 张绪山

　　在人类历史上，“死”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是没有差别的，其本质即生命赖以寄托的生物体（肉体）活动的结束。但个体之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待“死”的态度是受社会价值观支配的，如中国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慷慨激昂的赴死方式，体现着儒家传统的生死观。“自杀”作为一种受明确意识支配的特殊的死亡方式，尤其是自杀前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表现，既反映个体之人的价值观，也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一个时代自杀行为表现出的统一性，颇能展现这个时代特有的心理状态，反映这个特定时代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矛盾。所以，剖析一个时代的自杀行为，可以使人们看到这种行为背后凝聚的不可化解的深层的矛盾纠葛。“文革”中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模式，为人们提供了诊断当时社会病理的一个视角。
　　实例一：傅雷之死。1966 年 9月3日傅雷夫妇在遭受红卫兵的搜家和侮辱后双双自缢身亡。傅雷在留下的遗书中写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是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在遗书中，死者虽然满腹冤屈和无辜感，但仍然有意识地突出自己的“原罪”和最高权力控制者的正确性。
　　实例二：翦伯赞之死。翦伯赞是著名的红色史学家，1968 年 12 月 19　日在遭受野蛮逼供后，翦伯赞与其夫人一起服用大量“速可眠”离开人世。翦伯赞死后，人们从他穿着的中山装左右口袋里，搜出两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是文革时期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种以口号明志的方式，比傅雷的遗书更具时代特点和代表性，但三呼“万岁”之举，更鲜明地体现着中国历史传统的连续性。
　　实例三：邓拓之死。邓拓早年参加革命，是中**内负盛名的才子。他死前的遗书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他对妻儿的遗书中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这遗书展现了一位书生对妻子温情的一面，但也像一位基督教徒在忏悔自己的罪过，很有教徒那种“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的情怀，显露出一位教徒对无所不能、至仁至圣的万能上帝的虔诚。
　　实例四：张志新之死。1975 年 4 月 4　日张志新被枪杀。行刑前她的手被死死地扣在手铐里，已经无法留下文字痕迹，且喉管已被割断，口中无法发出声音，所以后人无法了解她走向死亡前会有何种举动。但后人留下了对她的描述：她从囚车上走下来，一双秀丽的眼睛很快地扫过刑场，从容地向前迈了几步，面向着东方。……她高昂起头，迎风而立。风好像理解了她的心意，把飘落在脸颊上的一绺黑发吹到耳后。她满意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她多想高唱国际歌，表达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至死不渝。她多想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像无数先烈那样英勇就义。这是不是后人的主观想象？恐怕不是。如果她不是早已被割断喉管，想必会有那样的反应。 “革命”文艺作品塑造的英雄就义前的典型形象也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现象，就像人们在兴奋时要高呼“毛主席万岁”一样，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风景。
　　站在当今的视角，以历史学家的理性回眸这一幕幕公式化的行动，我们明确地感觉到，这些简单化、程式化的图景的背后，隐藏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内容。最明显也最直接的问题是，文革时期的许多文化人为何在自杀和被杀前会有高呼“万岁”的行为？是不是几千年皇权专制传统使中国人“呼万岁”的习惯变成了文化基因？难道他们真的不明白，正是他们顶礼膜拜、三呼“万岁”的人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他们真的由衷爱戴这位“文革”的始作俑者，以致除了以“呼万岁”的这样的方式，无以表达自己卑微、虔敬的崇拜之情？抑或这些曾经极为发达的头脑此时已经失去了昔日锐利的批判之锋，除了阿谀、谄媚外没有其他方式表明自己的“忠诚”？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对翦伯赞之死和遗书分析道：“翦伯赞的自杀和字条，又像个死结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开，又一直解不开。对此，我请教了许多人。解释也是各种各样。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 ‘文革 ’的激烈反抗。而手书的 ‘三呼万岁 ’又是什么呢？———是以此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是对文革发动者的靠拢，在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种 ‘我死你活’、‘我长眠、你万岁 ’ 的暗示性诅咒？我总觉得……他的手书 ‘万岁 ’一定有着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内容。”　
　　章氏作为亲历文革灾难的人，对“文革”知识分子的心态有直感的把握。她所指出的三点象征意义———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暗示性诅咒———这些自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为子女后代着想的成分居多，明志的成分为少；抗议的意涵居多，和解的成分为少；诅咒的成分居多，服膺的成分为少。
　　对于　1957 年的反右和　1966 年开始的“文革”，读书人的“腹诽”自然不能形诸文字，但不可能没有。我们不妨读一读一位大难不死的过来人的文字。丛维熙在《走向混沌》中描述他被整得妻离子散之际路过天安门城楼时的怨愤心情：“我有心无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 1957 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的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而诙谐地用 ‘阳谋’二字解释这一切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你———毛泽东。……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中呢！”这虽是后来在稍微宽松的环境中写下的回忆文字，但无疑是受难者当时的真实心情。难道这种感受是丛维熙一人所独有的吗？
　　按理说，人要死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是可以无所顾忌地宣泄自己的愤懑之情的。常言道，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然而，在一个睥睨历代帝王、练就了炉火纯青权谋之术、威力无所不在的政治偶像的权威之下，就是死前的义愤之词，也会为子孙后代酿成牢狱之灾，乃至杀身之祸。试看一例。萧乾自杀未成而勉强活下来，妻子转告他说，人们对他所留下的遗书中未有任何愤激之词表示不解。萧乾的解释是：“从我本心，当然是想把气出够了再死。然而，我不能图一时痛快，而害了你们啊。现在我才明白，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时，那些含冤而死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在被处极刑之前，还喊 ‘斯大林万岁！ ’因为他们得替撇下的老婆孩子作想呀。”很显然，像萧乾这样的文化人并非要与当权者表示“心的和解”。
　　读过《彭德怀自述》的人想必会记得：自庐山会议以后即已落难的彭德怀在文革中遭到非人的对待，专案组拷问彭为何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百团大战”，彭反问：你们为何不看看毛主席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当时毛在给彭的电报中确实积极肯定了“百团大战”，并问这样的战役能否再组织一两次，给日军以更大打击。但是，事过境迁，人事两非，难道骁勇善战的彭大将军真不明白，现在正在置他于死地者是何许人耶？非也。然而他还是抬出毛的话来为自己力争，将他的话作为尚方宝剑为自己争取一点生存空间。这种做法和文革中那些自杀的书生在遗书中写下的 “万岁”可谓异曲同工。所不同的是，彭毕竟是条血性汉子，几十年出生入死的经历早已使他不再惧怕死亡，加之他晚年已无家小，所以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敢于对拿药给他吃的医务人员怒吼：“我不吃毛泽东的药！”这是那些有家累的书生们所不及的。可见，无论是执政集团以外的软弱的书生，还是集团内曾握有重权的不同政见者，都不可能在遭受残酷迫害的时候与施虐者“和解”，更不用说真心向他靠拢或为他祝福。
　　然而，不和解的书生们在结束自己最珍贵的生命时，竟然不得不为施难者表达形式上的祝福、祈祷，这种奇怪的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显然，自杀行为的背后当然有传统儒士极为珍视的　“可杀不可辱”的气节在发生作用，是对一个巨大的恐怖机器做最后的无可选择的抵抗。但问题决非仅止于此。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文革时期的中国有一个任何公民（包括公共权力的实际控制者）都不能凌驾于其上、而必须服从其评判的公共评判制度，那么，文革中的文化人是否还会在蒙冤受屈的情况下，向掌握最高权力的施难者摇尾乞怜，以至“三呼万岁”呢？我想答案是很显然的。
　　然而，这样的一种制度结构在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出现，并得以维持而不被实际的权力控制者所破坏呢？显然，除了大致均衡的政治力量，这种结构是无法维持的。这种政治力量体现为代表集团意志的政党，以及各政党可以凭借的权力制衡的国家制度。没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制衡的政治集团，无论其最初的理想如何具有民主倾向，其结局都无法克服其领袖的独裁，尤其是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下。领袖独裁的必然后果是，领袖个人在整个政治集团的特殊地位日益突出，以致整个政治集团本身也不得不为其所控制和摆布，沦为其为所欲为的工具。这一点在刘少奇这位命运大起大落的重要人物身上表明的最为明显。1967 年 8 月 5　日，刘少奇遭到殴打后，愤怒至极，从身上掏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然而，在没有权力制衡的国家制度中，宪法抵挡不了“红宝书”，这就是连这位国家主席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可以肯定，刘少奇在蒙受屈辱及落难以后一定思考过，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他眼前的这种局面？他自己是否也曾为这个局面出过力？当年庐山会议上彭大将军为遭受苦难的国民鼓与呼而受到错误对待时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何不拿出宪法为真理在握的彭德怀提供保护？西方世界的人们在反思纳粹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暴行时，对自己当时的袖手旁观表现出深深的忏悔，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当罪恶之鞭抽在别人之身你无动于衷时，你要意识到，这同一根罪恶之鞭迟早也会落在你的头上，而那时你的求助是不能指望得到人们的响应的。我们具有悠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传统的民众，是否想到过这一点并从中汲取血的教训？
　　实际上，政治领袖在政权建立后走向独裁，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夺取政权前整个集团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压力使政治领袖还不敢过分独断，否则就会造成集团内部的分裂。然而，政权建立后使政治领袖自我约束的条件和环境不复存在，如不对其权力及时加以限制，必然造成领袖的专制独裁。这是千古不易的规律。一旦领袖个人权威凌驾于整个政治集团之上，形成个人独裁局面，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集团规章都将化为乌有。这个过程，套用文革时期流行的一个政治术语，“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旦领袖走向独裁、成为整个政治集团本身也无法控制的力量，政治集团内部的个人将无法以制度来维护个人权利，而处在这个集团之外的人民，则必然沦为独裁者手中随意扭捏的玩物。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可怜兮兮的书生除了五体投地，三呼“万岁”，表达形式上的忠诚外，还能有何作为？　
　
　　　（责任编辑　　萧　徐）
　　　　炎黄春秋 2009 年第 3 期　　 81
　　

luo · 发表于 2009-8-18 11:23:37

台籍日本兵忆当年虐俘被迫杀人自认造孽 [转帖]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台湾青年被日本军队征召到南洋战场担任看管盟军俘虏的监视员，日本投降后他们反变成战俘，不是被判刑就是送上绞刑台。柯景星当年和其它台籍监视员被军法庭判处死刑，罪名是“处决战俘”。在日籍军曹杉田鹤雄承认“台籍监视员是奉命行事”后他逃过一死。年近九旬的他向媒体转述了当年的经历和心境。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87岁的他，每次回忆60多年前的往事时仍双手颤抖:“造孽啊，我从没想到这辈子会开枪杀人”，但站在后面的军曹一手拿刀、一手拿枪，恐吓“再不开枪，连你们都杀”，“我除了闭上眼睛扣扳机，又能怎样…”

太平洋战争日本俘虏有不少是盟军，因需要人看守，大量征调台湾和韩国的殖民地青年担任战俘监视员，台湾的监视员派到菲律宾及婆罗洲、沙劳越。

柯景星当年只有17岁，日人要求台籍监视员要取日本名，他的日名叫河村星辉，派到沙劳越首府古晋的战俘营看守3000多名战俘，有英军、澳洲士兵和少数印度人。

柯景星说，初期俘虏种菜养猪自给自足；到了战争末期，盟军大规模轰炸，物资运输遭封锁，配粮少，监视员和俘虏常饿肚子，加上疟疾，不少战俘病死。监视员要监督俘虏修筑机场、伐木开路，若有战俘偷跑，监视员会受到严厉处罚。

日军战败后，柯景星等十多名监视员在日籍军曹杉田鹤雄带领下，押送46名战俘到婆罗乃，杉田鹤雄逼他们处决战俘，他鼓起勇气说“国际公约不能虐杀战俘”，但杉田鹤雄拿刀、枪恐吓“不处决战俘，连你们都杀”，他们只得被迫开枪。

他说，当初两千多名俘虏，在移送过程中死亡，日军声称是病死，但事后查出全都是遭处决。战后大审，柯景星逃过一死，但仍有7名监视员被判绞首。

柯景星说，被判刑的台籍战犯至少有173人，他们被送到马努斯岛服刑。澳大利亚军人为了报复，要他们扛石头、木头，顶着烈日跑步，不时鞭打他们，“不过，比起日本军人对待战俘，宽厚多了”。

他说，服刑七年后台籍战犯陆续遣送回日本，日本政府依国籍法，将他们视为台湾人，甚至指称虐待俘虏是台籍监视员行为，和日军无关。

不过，老人说，“回到台湾，带着战犯的标记，长时间受到监控，只能在社会底层勉强谋生。”

luo · 发表于 2009-8-18 11:25:48

“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孙中山设计的政治路线图[转帖]

“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是孙中山设计的政治路线图。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不仅没有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却相反走向了军事强人政治，国家因经内战四分五裂的经验，他认为其原因就在于“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

1924年孙中山发表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集中阐述了他三阶段的政治主张:“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以上的这段话明确表明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演进标准，即国民政府用武力完全占领一个省，即该省进入训政阶段；在此阶段，政府派员训练、协助人民建立一个自治的县，并直接选举县级官员；当一个省所有的县完全自治后，即该省就进入宪政阶段，可以选举省长；当全国有一半的省进入宪政阶段后，即全国进入宪政阶段，颁布宪法，由人民选举新的中央政府，而国民政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此解职。孙中山并没有给出三阶段的具体时间表，而是提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

1928年10月，随着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中国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于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根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训政纲领》要点为:

1、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

2、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3、同时，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

4、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但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要受国民党中执委政治会议指导监督。

这些规定成为训政时期国民党当局党政关系的最高原则。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认为国民党就是“训政保姆”:“国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的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养此主人之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针对指责国民党是“**”的言论，胡汉民进行了反驳:“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其精神与目的，完全归宿于三民主义之具体的实现。不明斯义者，往往以本党之训政主义，比附于**之阶级专政论，此大谬也！”

但反对者并没有停止批评，胡适于1929年5月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要求“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强调训政不能没有法治。1931年2月，国民党高层内部为是否制定训政期间的约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立法院长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他认为孙中山的遗教和著作就是训政期间的最高纲领，没有必要新制定一部约法；而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则极力主张制定约法，冲突以蒋中正拘押胡汉民，罢免其立法院长而结束。几天后，3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临时会议议决:国民会议决制定约法，推吴敬恒、李煜瀛、王宠惠、于右任、丁惟汾、蔡元培、叶楚伧、邵元冲、刘芦隐、孔祥熙、邵力子为约法起草委员。同年5月1日，中央全体执监委员临时会议通过约法草案，国民政府于是年6月1日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约法的产生竟然是蒋中正运用非程序手段的结果，这真是中国式的幽默。

《约法》分为“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训政纲领”、“国民生计”、“国民教育”、“中央与地方之权限”、“政府之组织”、“附则”共八章八十九条，其核心第三章“训政纲领”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由国民政府训导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之”。《约法》肯定了人民的“权利”、“自由”，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规定:“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住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锢”，人民有信仰宗教、迁徙、通信通电秘密、结社集会、发表言论或刊行著作、请愿等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

这是国民政府发布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明确了以党代政原则，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府由党直接组织，中央所有政府机构领导官员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法律的制定、修正和解释权，一切立法原则的决定权，均由党的机构执掌，党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国家行政决策权亦属党的机构，中央政府本身无权决定重大问题，一切听命于党的机构，政府为**的工具。但同时，约法也明确保障了人民的宗教、结社、言论、请愿、秘密通信的权利和自由，比起此前的《训政纲领》是一大进步。

在以党治国的运行机制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的地位和作用起到了党与国之间的桥梁作用，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国民政府成员组成，“政治会议为全国训政之发动与指导机关，……对于党为其隶属机关，但非处理党务之机关；对于政府，为其根本大计与政策方案的发源之机关，但非政府本身机关之一。换言之，政治会议实际上总握训政时期一切根本方针之抉择权，为党与政府间唯一之连锁。”

虽然这部约法的核心是以党治国，但它也开宗明义声称:“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既由军政时期入于训政时期，允宜公布约法共同遵守，以期促成宪政，授政于民选之政府。”说明国民党在理论上承认宪政是自己的政治目标，训政是为达到宪政的一种过渡政治。早在1929年，国民党就宣布了训政期限为6年，这决定了训政是一个有着时间限制的过渡阶段。

尽管国民党以“训政保姆”自任，但训政伊始，国民党的训政理论就遭到了强烈攻击，反对“**”、“以党治国”，要求“还政于民”的批评声不绝于耳。《约法》公布不久，就发生了918事变，为了抗日救亡，团结全中国最广大的人士成了必然的选择，而早日实行宪政似乎就成了最好的道路。国民党中央的高层也出现了支持“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要求。早在1931年10月，孙科提出了“速开党禁，实行民治”的主张。1932年4月，刚上任不久的立法院长孙科发表了《抗日救国纲领草案》，提出“于最近期间，筹备宪政之开始”，并要求开放党禁，遭到了时任行政院长汪精卫、监察院长于右任的公开反对。于是这三位国民政府的院长进行了公开点名的辩论，引发了一场关于宪政与训政的全社会的大辩论，大大推动了国民党的宪政步伐。同年12月20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第三次大会决议，通过孙科等提案:积极进行地方自治工作，并于1935年3月召开国民大会，议决宪法，从速起草宪法草案。1933年1月，立法院指定了以孙科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开始了宪法草拟工作，次年10月，宪法草案于立法院二读通过。1935年10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提出:“开宪治，修内政，以立民国确实巩固之基础”，“国民大会须于二十五年（即1936年）以内召集之，宪法草案并须悉心修订，俾益臻于完善”。随后的12月4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议第二年5月5日宣布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0月10日前代表选举完毕。1936年4月23日，国民党中常委通过了《宪法草案修正原则》，及《国民大会组织法》、《代表选举法修改原则》，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准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这份宪草因此又称之为《五五宪草》。

《五五宪草》分为“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国民大会”、“中央政府”、“地方制度”、“国民经济”、“国民教育”、“宪法之实施和修改”共八章，其特点为

1、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因制定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鉴于当时之宪政运动，是集中国力以救国的运动，因此对于人民的自由权利，采取间接保障制度，有关条文，多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的规定；

2、行使政权之国民大会:遵照权能划分的理论，规定国民大会之职权，为选举、罢免政府重要官员，创制、复决法律，修改宪法，宪法赋予之其它职权等六项之多，足以收政权机关合理控制治权的实效。

3、行使治权之总统与五院:规定总统及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四院，皆对国民大会负责；行政院院长对总统负责，“政府有能，人民有权”；行政院与立法院之关系，互相平等。

4、均权主义与地方制度:对于中央与地方权限规定:实行县自治，“凡事务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为地方自治事项。”

5、国民经济与教育:将国民经济与教育两大问题，各列专章，共有二十三条，为实现民生主义的必要措施。

1936年5月14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其中规定:“国大”代表总数为1，200名。选举分为区域选举、职业选举、特种选举三种。区域代表和职业代表的候选人，分别由各县之乡长、镇长、坊长和机关职员推选，最后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按:共计140人)为“当然代表”。至于选民资格则规定:年满20岁的中华民国国民，“经公民宣誓者，才有选举代表之权。”由于中日关系又趋于紧张，华北地区的国大代表未能及时选出，国民大会无法按时召开。同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国内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因此1937年2月2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议决国民大会定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

1937年4月，立法院又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进行了修改，鉴于人们的反对，取消了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候选人的办法，但同时却又规定:另设“指定代表”240人，国民党候补中、监委员(按:共计68人)也得为“当然代表”。这样，“当然代表”、“指定代表”、“特种选举代表”总计达600多人，占代表总数的40%，其余的则为区域和职业的两种“民选”代表。至1937年夏，除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东北、台湾等地或被日本占领，或“华北自治”情形特殊以外，其余各地的国大代表选举均已完成，然而正在此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大会无法按时召开，自此中国的宪政之路被严重阻断，中国进入了战时状态。

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充满了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国民主化的必由道路，中国人由于缺乏民主经验，空有宪法之名，但无法有效履行宪法，反而会被某一政治集团或强人利用。孙中山认为:“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孙中山才设想出了这一理论。而胡汉民的“训政保姆论”更是这一理论的生动形象的阐释。反对者以胡适为代表:“我们可以明白中山先生的主张训政，只是因为他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参政的能力”；“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法治之下的政治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绝少数的人把持政治的权利是永不会使民众得着现代政治的训练的。最有效的政治训练，是逐渐放开政权，使人民亲身参加政治里得到一点政治训练。说句老实话，学游泳的人必须先下水，学弹琴的人必须先有琴弹。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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