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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1:26:34 | 显示全部楼层


追寻汉末士魂[转帖]


  ■袁济喜

  东汉末年,中国士大夫经受了炼狱的煎熬。公元166年与公元169年至176年,在中国的东汉末年,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士人与官僚、外戚相结合,反对祸国殃民的宦官最后遭致残酷迫害的事件,史称“党锢之祸”。读《后汉书·党锢列传》与《世说新语》等史籍,迄今仍能感受到东汉士大夫在那风雨

  如晦,鸡鸣不已的岁月中凸现出来的凄美士魂。追寻往昔,令人叹扼。

  登车揽辔

  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处于剧烈变革之中,原先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许多上层贵族骄奢淫逸,昏聩无能,不能应付日益变动的社会关系,处于下层的士一跃成为政坛的活跃人物。当时的士与君主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还有师友关系等,其人格是相对独立的。到了汉代社会,天下一统,君臣之序分明,士不能再像战国时代那样游说于各国之间,也不可能再聚徒讲学,说东道西了。西汉著名文人东方朔在其赋作《答客难》中,对当时士人地位的转折作过精辟的分析。在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中,士一度又恢复了先秦时代的地位。随着东汉时代士人的日益强盛,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具备的忧患意识也日渐成熟,它们以自觉的道德追求为己任,积极参与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去。

  东汉王朝与西汉相比,由于一开始就倚靠的是世家大族,不像西汉开国君臣靠的是一些下层官吏与屠沽负贩、吹箫引车之徒。光武帝加强专制统治中另一个措施就是加强皇帝个人的权力,这样势必依靠宦官与皇族的力量,最后导致这两批人的内讧。在宦官与外戚的车轮大战般的内讧中,东汉王朝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灭亡。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少同情外戚的官僚士族与当时太学生也被卷了进去。鲁迅先生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对于士大夫来说,当然是极度鄙视这些宦官的。东汉末年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不仅是政治上的斗争,而且具有了人性中善与恶、文化与反文化较量的意义。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两汉风俗条》中论及后汉的“党锢之祸”时说得很透彻:

  西汉时自从汉武帝表彰六经,倡导儒学以来,虽然经师很多,学的人也不少,但儒学的真谛并未被弘扬,许多人只是将儒学作为功名利禄的工具,所以汉末王莽篡权时,许多人竞相上书祝贺,颂扬王莽的功德。光武帝建立东汉后,鉴于这种状况,于是加强了教化,尊崇节义,考察名实,所任用的人,都是以经明行修著称的人,风气为之一变。等到东汉末年时,朝政昏黑,国事日非,而那些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正如诗经中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风俗之美,还没有超过这一时期的。(据原文今译)

  顾炎武认为东汉末年那些敢于和宦官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受到禁锢与迫害的党人(即官僚士大夫与京中的太学生),他们在斗争中体现出来的英勇无畏、舍生取义的行为是受到儒学教化作用的结果,这一点与西汉的官僚士大夫只会背诵经义、洁言污行的举动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现在读《世说新语》、《后汉书》等典籍中,发现那些最能打动人的便是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不避时难的气概,虽是古籍中三言两语的记载,也可以见出中古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豪气与精神。《世说新语》卷一《德行》篇载:“陈仲举(蕃)言为士则,行当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汉纪》卷二十二载:“汝南人范滂……后为太尉黄琼所辟,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陈蕃、李膺、范滂都是当时士林中的领袖人物,中国士大夫阶层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与人格追求,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已经呈现出一种群体的自觉意识,“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寥寥数语,将这些仁人志士的高风亮节传神写照,它较之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萎顿,有天壤之别。

  《世说新语》本是魏晋风度的写照,编写者是刘宋时的刘义庆,注释者是齐梁时的刘孝标,当时是一个所谓风教陵夷、崇尚虚无的时代,但即使在这种年代,汉末士大夫的高风亮节依然为南朝人所景仰,其道德感召力是无法抗拒的。《世说新语》的第一篇就是《德行篇》,记载的是汉末士大夫的精神风采。胡适有一篇文章叫《领袖人才的来源》,其中就十分推崇汉魏士大夫的风度气概。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范型式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总都逃不出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的势力。某种范型的训育自然产生某种范型的领袖。”他认为东汉士大夫的气概风范,源于汉代实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贵族教育。

  在东汉末年大厦将倾、风雨欲来之际,士大夫与官僚阶层勇敢地肩荷起“澄清天下”的责任。比如李膺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受迫害遇赦后,再度被起用为司隶校尉,虽屡经挫折,但刚直之性不改。依然执法严明,公然不避权宦。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令时作恶多端,一听到李膺复起为司隶校尉,知道大势不好,于是躲到兄长的家中,李膺得知后,亲自率领吏卒抓住张朔,立即处斩。张让到皇帝面前告御状,桓帝责问李膺为什么先斩后奏?李膺理直气壮地说:“过去春秋时晋文公抓卫成公回到京师,《春秋》上不以为非。《礼记》上说,公族有罪,虽然天子宽宥,办案的官员可以依法不从,孔子为鲁国司寇时,七日就杀了少正卯,现在我到任已经一旬有余,即使陛下要杀了我,也望宽限五日,等我杀了那些元凶,再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桓帝听后也说不出什么,只好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罪有应得,不能专怪司隶。后来那些宦官,即使遇到休假也不敢外出,桓帝奇怪地问其原因,众宦官叩头流泪说道:“畏李校尉。”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曾比较唐代与明代士大夫与宦官作斗争时,其勇气远远不能与东汉的官僚士大夫相提并论。

  令人感动的是,汉末士大夫往往以“同志”为荣。如《后汉书·刘陶传》云:“陶为人居简,不修小节,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这是说刘陶所交的都是志同道合之士,不以富贵势利推行为交易的准则。《后汉书·贾彪传》载:“延熹元年党事起,太尉陈蕃争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复言,彪谓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于是贾彪奋然去游说外戚窦武,冒死上书皇帝,使第一次党锢之祸始得平息。当时还有一种会葬的仪式,最能将名士召集到一起。它在悲愤的气氛中将同志之心相沟通,而与朝廷的黑暗相抗争。前太尉黄琼,虽然因病家居两年,但他始终没有忘怀国是,临死之前,给桓帝上书,要求皇帝从宦官专政中醒悟过来,无奈皇帝执迷不悟,黄琼最后饮恨而亡。死后,四方名士争往会葬。在低沉悲愤的挽歌之中,人们素衣白冠,会聚一起,多至六千人。这种会葬,无疑是对朝廷的抗争。名士郭泰在第二次党锢之祸起来后,不久郁郁死去。年仅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有人曾问范滂,郭泰是什么人,范滂这样回答道:“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此外非我所能知呢!”范滂对郭泰的评价,其实正可以说汉末士大夫已有春秋战国时代士的独立人格精神,也下启人们所赞美的魏晋风度之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后汉那些士人决没有宋代之后中国读书人那种迂腐的头巾气,而是犹存古代燕赵慷慨悲歌之士遗风。比如李膺亲率士兵,逮捕恶棍,就地正法时的豪气,还有黄浮杀宦官子弟、暴尸街头时的刚烈性格。再如衮州刺史第五种上书弹劾宦官单超之弟单匡贪污受贿,反受单超报复,将他流放到朔方,原来朔方太守董援,乃是单超的外孙,第五种到了朔方,哪里还会有活路?幸亏这宦官的阴毒心计为第五种原来在高密为官时的下属孙斌所侦知,于是孙斌率侠客数人,星夜追到第五种一行,当即杀死押送的吏卒,将第五种藏于孙斌友人之家,免去了宦官的毒手。

  其实中国古代最早的士与侠是不可分的。汪涌豪教授的《中国游侠史》考证了中国西周时代的士大都是指武士。他们平常为卿大夫的家臣,统御百姓,战时则执干戈保卫家园,并无严格的文武区别。顾颉刚先生认为后世武士所以转化为文士,主要是在春秋之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日渐以道德之教为本,甚至羞言军旅之事。于是战国时期,出现了儒侠分流,“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不过儒侠并没有那么严格的畛域,儒侠从内在精神来说,应该是相通的,这就是追求正义、公平,舍身忘死,孔子所倡导的那些士的人格追求,其实也是侠所遵守的,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杀身成仁,可以说是儒侠都追求的道德境界。据说孔子弟子中就有所谓漆雕氏之儒,有侠义之气,在当时诸侯中很有影响。故近代国学家章太炎作《儒侠》一文,认为侠出于儒,他说:“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徒以感慨奋厉,矜一节以自雄,其称名有民于儒焉耳。”章太炎认为像孔子弟子漆雕氏这样的儒,神色坚毅,不避权门,以气为重,正是侠义精神的表现。

  

  东汉桓帝死后,幼年的汉灵帝继位。这是一个更为昏聩的皇帝,他离不开宦官。当时由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掌握政权,他同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窦武与陈蕃本打算消灭宦官的势力,但事机泄露,窦武兵败被杀,陈蕃等也被捕杀。在宦官的操纵下,汉灵帝大兴党狱,杀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余人。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魂归何处

  其实,这种惨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从深层的历史原因来说,有其必然性。在中国社会演变出现波折的时候,知识分子往往甘愿充当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殉道角色,这是一种性格悲剧。当两次党锢之祸的腥风血雨弥漫一时,士人的悲歌也就分外高厉激昂。

  范滂第一次出狱时,南阳士大夫迎之者千人有车数百辆之多,当是时,天下皆美党人而秽浊朝廷。景毅让其弟子做李膺的门徒,当他发现党锢名单上没有自己时慨叹道,本来我就是让弟子以李膺为师的,岂可因漏名而侥幸?于是自己上书辞去官职,回归故里。党人张俭在被宦官追捕时,许多人受到牵累,为之招来杀身之祸,但这些**而无怨。陈留人孔褒,是孔圣的后裔,与张俭是至交,张俭逃到他家,孔褒外出,弟弟孔融在家。张俭很沮丧,孔融见状就笑着说,兄虽不在,难道我就不能做主吗?于是留张俭住了几天。郡吏闻风前来追捕时,张俭已经离去,于是郡吏将孔融孔褒一起带走。孔融首先认罪,说是兄长不在时是我擅作主张,由我承当!孔褒则说,张俭来找的是我,弟本不知,我当坐罪!郡吏不能定案,又把孔母叫来讯问。孔母则说妾夫已殁,妾为一家之主。家事处分,应由家长承担。郡吏见他一门争死,案子难以定谳,于是申报朝廷,那些宦官仍不放过孔家后裔,竟让皇帝下诏处死孔褒。孔融经此大难而名声大振,后为建安七子之一。

  鲁迅早年也曾慨叹中国少有敢于吊抚叛客的战士,但是在汉末年代,这种吊抚叛客的侠义风尚还是很浓的。在生死面前,人性的考验显得分外严峻,而唯有胸中有浩然之气的正义之士,才能将生死置之度外。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评论《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嵇康就义情景指出:“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他们殉道时何等的勇敢,从容而美丽。”汉末党人在邪恶与强暴面前展现出来的凛然正气与不屈精神,应该说是嵇康的先导。范滂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入狱时,狱吏对他说,犯官按规矩应祭皋陶。皋陶传说是大舜时的法官,以执法公正严明著称。然而,在权阉当道人妖颠倒之时,哪还有什么法度可言?范滂正义凛然地说,皋陶为古时直臣,如果知道我无罪,当代诉天帝,如果不能的话,祭了又有什么用?其他入狱的官僚听了范滂的话之后,一起罢祭。在审讯中,宦官头目王甫诘问范滂为何诽谤朝政,勾结党徒?范滂应声答道,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士大夫在世当使善恶分明,扬善去恶。现在朝廷将正人君子说成朋党,难道善反为恶,恶反为善吗?说得王甫哑口无言,只好将案子上报皇帝。

  第二次“党锢之祸”兴起后,范滂首当其冲。当督邮吴导奉命前往逮捕范滂,经过范滂暂居的居羌县时,内心悲哀无奈,在驿舍中哭泣,恰好被范滂听到,他闻声而悟,这位官员一定是因为要抓我感到为难而哭,于是马上到县中自首。县令郭揖,见到这位名士后大惊,立即拿出印绶,要与范滂一起逃亡,对他说,天下之大,什么地方不可容身?为什么一定要去自首?范滂激昂地说,我死之后,才可以使更多的人免祸,岂可因罪而连累你?何况老母年岁已高,我如果逃亡,不是要连累老母吗?于是县令只好派人迎来范滂的老母,与之诀别。范滂哭着对老母说,弟弟素来孝敬,能奉养老母。愿母亲勿为我而伤悲,就当儿生病而死罢了。这位老夫人也是一位烈性妇女,她含泪对儿子说,你现在已与李膺杜密这些名士齐名,既已成名,就当舍身取义,若又想求长寿,天下事恐怕没有这样两全的呢!范滂长跪聆受老母的教诲。转身又对儿子悲愤地说,我欲叫你们为恶,恶不可为,我要让你们学善,这就是我的下场!路旁听者无不为之流下眼泪。于是范滂与家人诀别后,随督邮吴导入狱,不久被宦官在狱中拷打而死。范滂,以他的就义,为自己的人生信念写下了最后的一笔,这种求仁得仁的气度令人感慨,“他们殉道时何等的勇敢,从容而美丽。”(宗白华语)他以其生命的实践,控诉了在人妖颠倒的年代之中,正直的人无路可走的悲剧。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人生教育都是福善祸淫,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两汉的天人感应论更是宣传这一套价值观念。然而党锢之祸中范滂揭示的人生悲剧却宣告这种学说的虚妄。正是有了“党锢之祸”,才逼使汉末的士人对社会人生展开了重新思考,血色士风,在汉末的人生迷途上写下了悲壮而无奈的一笔。林语堂《中国人》一书对此评论道:

  汉末前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事实上,政治批评在这个时期是最激烈的。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太学生有三千多人,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议论,对国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甚至敢于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然而没有宪法保障,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二三百个学士,有的是全家,都被处死,流放,或监禁。这是在公元前166年至169年发生的事,史称“党锢之祸”。这次镇压如此彻底,如此广泛,整个运动即刻夭折,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此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的狂热追求。

  林语堂的分析,指出了汉魏之际士人道路变迁的原因。公元184年开始的黄巾农民起义发生后,汉灵帝害怕党人与黄巾军相勾连,于是下诏赦免党人。当时宦官由于作恶太多,害怕农民起义军对他们的打击,有些暗作内应,有些试图投降,倒是原先的党人如卢植等人还在替朝廷卖命。经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的母亲”的汉灵帝这才觉得那些阉竖是靠不住的,他斥责宦官说,你们总说党人想造反,该杀该禁锢,现在党人给国家出力,你们反倒和黄巾通情,该杀不该杀?汉灵帝转而想到士族,然而士族对皇权业已失去信心,他们既恨

  宦官,更怕农民起义。纷纷组织自己的武装,等待割据时机的到来。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去,皇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朝政。出身屠户的何进目光短浅,他企图依靠地方豪强董卓杀宦官,宦官们孤注一掷,先杀死何进,于是就像人们熟知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始描写的一样,早已恨透宦官的豪强士族的代表袁绍、袁术兄弟与曹操等人联合起来,杀死宦官两千多人,宦官势力至此全部被消灭。董卓进京后,逐走袁绍,废皇太子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而豪强与世族的势力则在地方割据中日益发展起来,东汉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从此,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将近四百年的动荡。汉末士魂,融入魏晋风度之中,正如我在《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一文中所说,这种新型人生观与精神观既是对于旧的道路的转变,也是对于新的人生观的追寻,魂归何处,这是中国士人永恒的人文追寻,也是士人不泯精神的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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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率部出征[转帖]


    作者:郭胜伟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杜聿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民党中将军衔。1933年3月,杜聿明和关麟征奉命率第二十五师北上,参加长城抗战。在古北口战役中,关麟征负伤后,杜聿明代理师长,全师与日军血战三昼夜,以伤亡四千余人的代价,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杜聿明率装甲兵团第一营开赴上海,参加对日军作战。同年12月,装甲兵团的战车第一营留在南京,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8年1月,装甲兵团扩编为装甲师,番号为陆军第二〇〇师,杜聿明任中将师长。同年12月,第二〇〇师扩编为新编第十一军,杜聿明任副军长。1939年1月,新编第十一军又扩编出陆军第五军,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该军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唯一的机械化军,下辖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和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1939年11月,日军进攻广西,企图切断广西至越南的国际交通线,封锁盟军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资援助。为阻止日军北进,杜聿明于1939年11月奉命率第五军参加桂南会战。在昆仑关战役中,他指挥所部三个师,与日军浴血奋战,曾三次从日军手中夺回昆仑关,取得昆仑关战役的重大胜利。是役共歼灭日军六千余人,击毙日军前线指挥官、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取得了昆仑关战役的重大胜利。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国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考察团”团员,前往缅、印、马三国考察,为出兵缅甸,打通滇缅公路作准备。1942年3月,根据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杜聿明的第五军、甘丽初的第六军和张轸的第六十六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开入缅甸对日军作战。杜聿明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代行司令长官职权。从3月中旬到4月初,杜聿明指挥第五军和第六军在东爪、毛奇、斯瓦河南北两岸抗击日军进攻,在同古保卫战中,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在师长戴安澜的指挥下,与日军浴血奋战11昼夜,共歼敌5000余人,在中国远征军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4月初,杜聿明又参加指挥了仁安羌等战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定胜利完成这次攻坚任务,

  痛歼日寇,收复昆仑关!”

  在我们人类发展的历史上,1939年秋,那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多事之秋。

  在欧洲,德国于9月1日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两国宣布对德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由于国际关系在战争中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时的中国战场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中日两军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地激烈拼杀,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伤亡。

  同年,9月13日,日军大本营作战部长富永恭次少将提议,可以乘英法对德作战,没有精力顾及远东殖民地的时机,派兵力迂回中国南方,攻占钦州、南宁,切断中国与法属越南之间的运输通道。

  而这条隐藏在深山密林之中的运输线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十分重要。来自国际的援助和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大量军备物资从这条运输线源源输入国内,这是我国抗日作战能力的保障之一。封锁了这条运输线,我国将蒙受巨大损失。

  与此同时,日军情报部门了解到:国民党军只有少数部队在广西钦州湾一带海岸线布防,有利于沿钦县、防城、合浦一线实施突然强力登陆,而后占领南宁以北50公里处的战略要地昆仑关。该地群山环抱,地势险峻,昆仑关与高峰隘互为犄角。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欲夺南宁,必夺此关。南宁是华南军事重镇,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控制越南,屏蔽岭西,乃兵家必争之地。日本奈良(中国唐朝)时期,唐政府便在此设经略使,以后元、明代均在此建节,足见其地位之重要。

  富永恭次的提议很快在日本内阁会议上通过。10月16日,日军大本营在华日军的最高指挥机关“中国派遣军”总部下达作战命令:“第五师团、第二十八师团、台湾旅团与海军协同,攻占钦州、南宁、镇南关、九州。”

  日本驻广州的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接到命令后,立即着手实施各项准备工作。在组织陆军作战准备的同时,与近藤新竹中将的海军第五舰队、山县正乡少将的海军第三联合航空队进行了协同。安藤下令进攻部队于11月10日前到达海南岛南部的三亚港。

  日军进攻钦州湾的行动被美、英两国的情报系统得知,并迅速通报给中国政府。11月9日,驻守广西地区的中国军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下令,驻敌计划登陆的钦州湾附近的四十六军一七五师、黄固新的十九师和独立一、二团进入迎战准备。

  11月16日,只见日军的部队以70艘舰船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船队,为达成战斗的突然性,日军冒着强风从三亚出港,驶向钦州湾。日军的舰船在狂涛恶流中翻沉7艘,这些船上的士兵多数被大海吞没。6时整,日本航空母舰上第一批攻击机起飞,在对中国守军阵地实施了长达两小时的狂轰滥炸后,今村均第五师团的第二十一旅团在钦州湾内的朱屋、茅岭、典屋屯海面一带,台湾旅团在钦州东岸的榄屋地区相继登陆,建立滩头阵地。

  战斗最初在新十九师第五十六团防守的钦州湾西岸企沙、龙汀打响。当远征军全部进入阵地时,日军已有20余艘舰船的士兵抢上岸滩,遂即展开猛烈攻势。日军在与守军激战不到3小时后便突破了防御。至10时,日军已有三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一个师突破国民党军的海岸防线,守军于16日晚败退出钦州城防。日军随即分三路纵队,沿钦州至南宁公路向北挺进。远征军一七五师、新十九师在沿途组织了顽强的阻击,但没能阻止住日军的推进。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也止不住一阵惊慌,急忙电告蒋介石:

  今晨敌第五师团等附飞机百余架、舰艇五十余艘,于钦县、防城登陆,旨在占领南宁,现距登陆根据地达20公里,我第四十六军新编第十九师正与敌苦战,余情续报。

  蒋介石脸上的肌肉抽了抽,他知道南宁地位的重要,立即严令必须确保昆仑关,准备与日军在此长期争夺。

  白崇禧开口点将:“除非委员长调杜聿明的第五军,附近没有有力部队。”

  蒋介石心疼地抽了一口气,第五军是国民党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他舍不得拿出来啊。

  白崇禧也不松口:“都说第五军厉害,我们也想见识见识,战事严峻,该让第五军出来力撑危局了。”

  “好吧。”蒋介石吐了一口气,他也知道此战事关重大,必须掏血本了。

  铁流如注,自杜聿明接到蒋介石命令,驻在衡山的第五军星夜兼程,千里行军,雄师浩荡,赶赴战场。

  百姓们沿途争相观看,从未见过如此雄壮威武的中国军队,士兵一律头戴钢盔,坦克、装甲车、炮车衔尾而接,绵延几十里,委实振奋人心。

  现在的第五军,早已经不是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张治中所率领的那支第五军了,也不是稍后薛岳统领的那支由第九十二、九十三师组成的第五军了,而是从形式到内容完全焕然一新、由新编第十一军改称的第五军了。该军下辖第二〇〇师、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二十二师。虽然都是刚刚组建的新部队,却是兵精将勇、装备优良。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央军嫡系部队中的后起之秀。

  第二〇〇师师长杜聿明刚刚担任第五军军长。他本是步兵科出身,但转入第二〇〇师后,却虚心求教,不耻下问,所以很快就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国民党随军记者也评论说:“他虽非机械专科出身,而研讨机械知识,极有心得,治军之暇,仍手不释卷,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矣。”

  跟随着部队的开进,坐在吉普车里的杜聿明微闭双目,想着不久前他的恩师徐庭瑶对他的叮嘱:“光亭(杜聿明字),第五军久负盛名,被军界称为‘四大主力’,但那是你的前任张治中的荣誉,和我们这支第五军无关啊,对于这一点你必须十分清醒。所以,你的荣誉只能是从头做起,就是从全力打好每一仗开始。”

  徐庭瑶叹了口气。尽管他是军界前辈,战功卓著,但因为是粤军出身,与蒋介石就是隔着一层,因此在军界一直不得志,郁郁寡欢。他希望通过杜聿明来证实他的价值,所以期待殷殷:

  “现在的第五军是养在深闺无人识,今朝终于亮相于战场了。这第一仗,对于第五军今后的声誉、地位以及老弟的前途都至关重要,切记,切记。”

  言犹在耳,杜聿###里憋足了一鼓劲,他一定要用战场上的辉煌战绩和出色的指挥来证明自己有能力,证明今天的第五军,已经超过了以往的第五军。眼下,就是要加快推进速度,先敌抢占南宁和昆仑关等战略要点,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回报蒋校长对自己的信任。

  南宁以北全系高程1000米以上的大明山余脉逐渐扩散出来的丘陵山包,其中高程在300-500米的小高地遍布各处,高地上皆是茂密的灌木丛林,沼泽与小河夹杂其间,是地形复杂的山岳丛林地带。从南宁出来的公路有两条,一条是南宁向东北,经二塘、三塘、四塘、五塘、六塘、七塘、八塘、九塘(均为村名,分布公路两侧)到离南宁50公里的昆仑关的宾宁公路。其外围东面两公里有653高地,西面两公里有445、411高地,居高临下拱卫昆仑关。另一条是从南宁往北20公里,经高峰隘,再至武鸣的武宁公路,均为南宁重要门户。

  日军于11月24日上午开始强攻南宁城防。首先在大批飞机支援下强渡邕江,于上午10时到达北岸,即向城内守军展开攻势,两军在高等法院一带和地区街巷激战6小时,守军被迫撤离城区,日军将南宁城区完全控制。

  眼看杜聿明的第五军就要进入南宁了,但却功亏一篑,日军已经抢先破城,一举突入市区,占领了南宁。

  此时,杜聿明奉命后,即令第二〇〇师戴安澜部以步兵两个团为先遣部队,迅速向南宁前进。该师第六〇〇团首先出发。11月23日桂南日本侵略军渡过郁江,24日攻陷南宁。杜聿明的第六〇〇团于23日始抵二塘附近。24日该团即与敌人在头塘、二塘之间遭遇,激战两日,该团团长、团附均阵亡,副团长文模负重伤,由第一营营长吴福代团长职务,奉命转移于大高峰坳及甘圩一带,阻击敌人继续北进。此时,第二〇〇师主力,亦用汽车输送渐次到达大高峰坳及甘圩地域。为防止敌人继续北犯,提前在七、八塘地域占领阵地,组织防御,协助友军战斗,并任主力集结掩护,该师第五九八团在八塘附近与北犯之敌激战一周,毙敌甚众。战至12月3日晚,因高峰坳方面战况不利,且第二〇〇师血战旬日,伤亡亦大,亟待整顿补充。所以奉命向宾阳以北邹圩附近地区转移阵地。

  12月4日,日军已经逼近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此时,军主力荣誉第一师、新编第二十二师、军直属团均到达迁江附近地区,奉令在宾阳、樟木间及其以北地区占领阵地,做好了阻击拒日军北进的战斗准备。

  军长杜聿明率领部队占领防御地域以后,一方面组织进行作战部署,同时,向重庆最高统帅部建议:“目前侵占南宁之敌,其兵力尚不及两师,上次趁我兵力分散,虽侥幸成功,但因交通阻塞,除少数山炮外,其他重兵器及机械化部队均无使用,而补充尤为困难。现我军所处情况则适与相反,故此时我军正宜抓住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以击破侵略之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

  由于日军推进迅速,蒋介石一时乱了方寸,担心第五军与敌过于接近,损失太重,连忙关照白崇禧,要他爱惜使用第五军,“不可急求速胜,慎重处之。”并建议第五军放弃昆仑关,退到南宁120公里的大塘地区集积,伺机反攻。

  “既如此,为什么还让第五军来?”白崇禧气呼呼地驱车来到杜聿明指挥所。“中央军真是金枝玉叶啊,一点磕碰都不能。”他发着牢骚。

  决心挫敌锐气,一战成名,为国立功的杜聿明,立刻激动起来,急忙向蒋介石发报,要求坚守住昆仑关,积极反攻南宁。

  蒋介石心里有苦难言,恨道:白崇禧太阴险了,他是想利用杜聿明求战心切的情绪,消耗第五军的实力。

  陈诚在一旁劝道:“杜聿明是校长的高足,第五军如果能在广西扬威,也让白崇禧长长见识,不要总讽刺我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好吧,就按白崇禧、杜聿明的意思去安排吧,但对攻击的部署一定要详细筹划,周密组织。”蒋介石依然不放心地嘱咐道。

  但是,就在蒋介石发出这封电报的同时,日军乘国民党军犹豫之际,又抢先一步夺占了昆仑关。

  白崇禧自从接昆仑关被日军占领的消息后,一直竭力克制内心的焦急,冷静思索着将要面对的复杂局势。

  白崇禧是桂系将领,在广西多年,深知这里的地理,昆仑关位于南宁东北45公里的昆仑山顶,是南宁的天然屏障和控制南宁至宾阳公路的要冲。它以其易守难攻被称为“天险”,又因其战略地位之重要成为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

  4日深夜,白崇禧仍在桂南地图前苦苦沉思。机要参谋送来重庆统帅部密电。蒋介石考虑日军初犯桂南,兵锋正锐,指示他慎重应敌,不可企求速胜。

  避敌锋芒固然是用兵古训,白崇禧想,但南宁得失事关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安危,日军目前在桂南兵力不多,且比较分散,如果这时能够迅速集中远征军队优势兵力,乘敌人立足未稳,后续部队还没有到达之机主动反攻,收复南宁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个想法像火一样烧灼着白崇禧,他在屋里来回踱步。他想,虽然统帅部已经有了一种保守用兵的倾向,但应该出于大局,据理力争一下。慎重起见,白崇禧分别打电话给第三十八集团军司令徐庭瑶和第五军军长杜聿明,问他们对桂南战局的看法。没想到两位将军的意见与他不谋而合!

  白崇禧心中有了底,立即口授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建议反攻南宁。12月5日在焦急的等待中渡过,6日,白崇禧接到急电,蒋介石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要他赶往柳州。白崇禧这才松了一口气,忙驱车赶往柳州。

  会议地点设在机械化兵军校,白崇禧赶到时,蒋介石率其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总统待从室主任张治中及第四战区张发奎等已经先乘飞机到达。

  参加柳州军事会议的有四十多名师长以上将领,蒋介石让大家先说对桂南局势的意见,正在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慷慨陈词大说反攻时,忽听军校周围响起尖厉的防空警报声。杜聿明停止讲话,张治中示意蒋介石暂蔽,蒋却纹丝不动,催杜聿明:“继续说下去,说下去!”

  杜聿明正要继续发言,只听敌机隆隆由远而近。众将领忙扶蒋介石躲到离会议室不远的防空工事内,还不及安排停当,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枚重磅炸弹在工事几十余米处爆炸。掀起的泥土烟尘泼了工事内人们一脸一身。

  日军飞机狂炸滥扫一通飞走了,蒋介石抖落着满身泥土灰尘,恨恨地骂道:“娘希匹,欺人太甚!”

  柳州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广西部队进行“桂南会战”,以昆仑关地区为主战场,向进犯广西的日军发起反攻,收复南宁。同时,蒋介石让白崇禧立即制定作战方案并迅速组织实施。

  白崇禧有一个极精干的参谋班子,很快就拿出一套详细的作战计划。首先是将驻广西的部队分为东、西、北三路。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统领北路,指挥第五军、第九十九军,作为主攻部队,重点攻打昆仑关之敌,然后在东、西两路部队配合下收复南宁。

  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指挥东路的四十六军及部分地方武装,在敌后进行游击袭扰,破坏邕江南岸及邕钦公路交通线。

  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为西路指挥官,其第一纵队负责攻击高峰隘,吸引日军主力;第二纵队负责防止南宁之敌增援昆仑关。

  制定作战方案后,白崇禧立即在迁江长官部召开军事会议,明确各部队的作战任务,争取夺回昆仑关、高峰隘,进而收复南宁。根据白崇禧的作战部署,第五军的任务就是负责攻占昆仑关。

  所有人都把眼睛转向了杜聿明。因为这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根据以往中央军的作风,杜聿明肯定要找出一些推诿的理由。但是杜聿明却没动声色,他认为好钢就得用在刀刃上,第五军就是要在啃硬骨头中展现自己的战斗力,这样才能说明自己比别的部队强,书写新一代第五军的辉煌历史。

  就在中国军队秘密进行作战准备时,占领昆仑关的日军也在夜以继日地抢修工事。他们在关口周围的高地上筑起碉堡群,设置起层层火力网,准备对这个战略要地进行长期踞守,并做好应对中国军队反攻这里的准备。

  防守昆仑关一带的日军部队是第五师团的中村正雄二十一旅团,昆仑关上坚守的是这个旅团的第二十一联队。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看到坚固的工事体系为昆仑关险上加险,十分得意,对部下说,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这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但是,三木领会这句话有些太绝对了,因为这个“关”开与不开,关键取决于“万夫”的作战能力。而眼前他所面对的正是国民党军最精锐的第五军。

  第五军是直属军委会的部队,人员素质好装备精良。这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建起来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军队下辖3个师,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戴安澜二〇〇师、邱清泉新编第二十二师。这支部队一直被作为“嫡系”加以爱护。此时全军上下得到担任主攻的光荣任务,无不摩拳擦掌,准备势与日本鬼子一拼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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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拉拢老罗斯福退还半数赔款 [转帖]


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8年签署法案,退还了庚子赔款一千多万美元,退还的赔款主要用于支持中国官派留美学生,由此,也诞生了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庚子赔款的退还,与慈禧的外交努力分不开。

慈禧向各国领袖赠照片

八国联军侵华以后,慈禧历尽艰难才回到北京。此时,她对西方国家的重视程度大大加深。有人建议她让西方国家通过她的画像来认识自己,从而改变外界把她当成一个落后、守旧、凶恶的老太婆的看法。慈禧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她对自己的相貌很自信,认为自己的肖像画远不如照片真实,所以就向各国驻京公使和各国领袖送去了自己的照片。美国使馆也获赠了两张慈禧太后的大幅照片,其中一张特意送给了罗斯福。

罗斯福不仅通过照片一睹了慈禧真面目,他还见过慈禧的“芳容”。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召开世界博览会,中国参展物品中有一件特殊的展品,那就是由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所绘的慈禧太后的画像。画像宽6英尺,长10英尺,上有题款,框架配有精雕的图案。在画像中,慈禧身穿冬季朝袍,披一件珠翠披肩,头上珠宝饰物,雍容华贵。在博览会上,很多人争睹中国神秘太后的真实风采。

博览会后,清朝特使特意把画像作为中国政府的礼物送给了罗斯福。慈禧的好意让美国总统很震惊,罗斯福特意在白宫举行了庄重的仪式接受了画像,后来还把这幅慈禧的画像交由美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慈禧盛情接待罗斯福女儿

慈禧的好意感动了美国总统。到了罗斯福第二次当选为美国总统时,他特意派自己的爱女艾丽斯于1905年前往中国旅游,并拜访慈禧太后。

不过当时中国的老百姓并不欢迎艾丽斯,广州街头甚至出现了一张《龟仔抬美人》的漫画,号召中国轿夫拒抬美国总统的女儿。漫画上还注明,如果你来抬,就是一个衰仔、败类。漫画登上了香港的《世界公益报》,结果引起了美国领事馆的抗议,迫使清政府逮捕了不少人。港英政府也把两名编辑驱逐出境。

慈禧太后对于罗斯福总统的女儿却很欢迎,专门接见了艾丽斯。

慈禧太后和艾丽斯亲切地握手,聊着天。但是,突然不知何故,慈禧太后痛骂起艾丽斯的翻译——前驻美钦差大臣伍廷芳。看到伍廷芳跪在地上万分畏惧,偶尔才敢抬起头来,艾丽斯觉得很奇怪。回国后,艾丽斯和她的父亲罗斯福还特意讨论慈禧太后为何突然发怒,结果两个人的认识是:慈禧很可能在向艾丽斯展示她“骑在男人头上”的威严。

艾丽斯结婚慈禧送礼

1906年,艾丽斯要在白宫举行婚礼,罗斯福准备为之举办白宫中最奢华最隆重的一次婚礼。这个消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连续几天美国各大报纸的版面几乎全被白宫婚礼的新闻所占满。这个消息甚至通过清政府的外交人员,惊动了大洋彼岸的慈禧,她决定送一份特殊的礼品。

1906年2月17日,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为女儿艾丽斯举行了婚礼。

考虑到中国的丝织品在西方素有美名,慈禧特意让人准备了一大箱名贵的丝绸衣物和锦缎,专程送到了白宫。艾丽斯打开箱子后,看到如此精美的礼物,非常高兴。这份礼品在当时各国领袖馈赠的珠宝、貂皮等礼品中显得既贵重,又别有特色,艾丽斯很是喜欢。

在2月17日举行的豪华盛大婚礼中,新娘艾丽斯穿着的长裙就拖着长达18英尺的锦缎。当时,艾丽斯手捧一束系着白飘带的白兰花,飘带波浪似地拖曳下来,配上长裙,极为妩媚动人。

罗斯福投桃报李退还庚子赔款

1907年1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国会提出咨文,罗斯福的咨文要求国会授权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作为中国人的教育费用。在他的努力下,这项提案在国会顺利通过。

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虽然说,这些退还的赔款仍然含有美国政府特定的目的,但是能够在各国中率先归还这笔不义之财的一部分,在当时的世界还是开了先河的。

退还的庚子赔款用途

1908年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并责成清廷外务部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

1909年6月,清廷专设“游美学务处”(清华大学雏形),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1911年建立清华留美预备校,人称“赔款学校”(Indemnity College),其教育宗旨为“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到1929年,共计派遣留美学生1279人。

20世纪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同时,美国在中国建立了十二所教会大学,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解放后并入北京大学)。

慈禧看似简单的外交手段,拉进了与罗斯福的关系,也直接促进了庚款兴学,这是近代中美关系上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 摘自《老年日报》朱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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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1:32:39 | 显示全部楼层


七年劝返外逃女贪官 [转帖]


  嫌疑人逃到德国

  王敏原是北京燕山石化的一名研究员,1992年,她奉命成立了燕海某化工技术开发公司,任公司经理。1997年,公司积累账外资金130多万元。公司4个人以发放奖金的名义分了钱,王敏分得35万余元。总公司知道后,责令退还并分别给予他们行政处分。

  王敏退休一年后,有人

  举报了他们分钱的事,检察院于2001年4月对王敏等4人以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并决定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而这4个人都逃了。

  此后,3名嫌疑人被抓获,只有主犯王敏潜逃。后来检察院查到王敏去德国的出境记录。王敏的儿子留学后定居德国,承办人员分析认为王敏是投奔儿子去了。由于我国跟德国没有司法引渡协议,如果去德国成本巨大,司法成本远远大于涉案金额,所以只有让她自己回来这一条路。

  七年攻心战

  检察官们决定把案件的方向集中到王敏的亲属身上,希望亲属能劝说她主动回国。工作首先从王敏的老伴展开。可是不久,她老伴也去了德国。

  检察官们一边跟德国联系,一边蹲守,希望能遇到王敏回国的奇迹。为此,北京房山反贪局副局长刘爱军和同事们在王敏家附近蹲守成了工作常态。他们经常从早上5点一直呆到半夜12点,可是王敏一直没有露面。

  后来,他们得知了王敏儿子的电话。开始几次通电话,王敏的儿子很冷淡,一口咬定不知道母亲在哪里。办案人员刘军亮说:“你放心,只要她回来我们一定考虑从轻处理。你也可以让你母亲同国内的那几个同案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对他们从轻处理了。”王敏家人的不配合态度给追逃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检察官们一度陷入困境,直到2006年4月才有了转机。

  那时是开始换发二代身份证的时间,承办人员提前就跟王敏家辖区派出所打了招呼。很快,派出所说有一个年轻男子来帮王敏换证件。大家分析一定是王敏的儿子回国了。于是,刘军亮再次拨通王敏儿子的电话,对方拒绝见面。不久,王敏换发的身份证被扣了,王敏的儿子主动找刘军亮帮忙,说王敏办移民等手续需要身份证。这次,他说了很多关于王敏的事情,说她在那里尽管物质条件不错,可是非常孤独,不愿意出门见人,因为案子的事情,思想负担很重。他也把司法机关的意思转达给了母亲,母亲非常矛盾。

  此后,在亲属的劝说下,王敏回国的心情一天天占了上风。她委托自己的律师跟检察院进行了更密切的接触。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王建明两次会见其律师,说:“我们欢迎她回国自首,根据她的犯罪情节事实,只要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我们可以考虑从轻。”

  劝返第一人

  2007年9月13日,王敏乘坐的航班抵达首都国际机场。局长王建明亲自带队在机场等候。王敏低着头,紧张不安地走到检察官们面前,不停说着:“我回来自首了,我回来自首了。”让她吃惊的是检察官们并没有拿出手铐,而是和颜悦色地询问她,是否需要亲属送一些食品和药物过来。王敏的眼泪流了下来,她如同见了亲人,抓住女检察官的手:“祖国真好!你们真好!”

  在审讯中,王敏说起自己在德国的生活时几次失声痛哭。她说,她投靠在德国农村的亲戚家,帮人家干点活,尽管后来拥有了长期居住权,还学了德语,可是思想压力非常大,寄人篱下的感觉和司法机关的多次劝说终于让她下定了决心。她说:“我不远万里回到国家,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最终,王敏被检察院以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罪起诉,根据犯罪情节和王敏的自首情节,法院判处其缓刑。王敏终于了却了自己的心病,检察官们也了结了一个案子。这是全国第一个成功劝回的外逃贪官。

  据统计,检察机关2008年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00名,而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要缉拿那些逍遥法外的外逃人员,司法实践困难重重。

  高昂的成本也成为追逃的一大瓶颈,赃款追回的比例却不一定能保证。北京房山区检察院能以几乎零成本,劝回外逃嫌疑人的案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法律与生活》2009年第5期孙欣赵海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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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破六十万万欧洲联军:蒙古大军第二次西征战记 [转帖]


  我,指定我的孙子拔都为蒙古大军的统帅,要他去征服世界,直到最后的海洋,直到蒙古马蹄能够踏到之处。到那时,瘟疫、饥饿和旱灾就会停止,普遍和平就会降临!——成吉思汗

  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我们挟着死亡,把雷电掷向各个民族、每个地方。——蒙古古代民歌

  米开勒王在觐见拔都汗时说,向您鞠躬,拔都汗陛下…不…沙皇陛下,是上帝,他委派您成为这个世界新的主宰……”

  ——《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42年条目

  帝国大汗窝阔台颁布诏书:”我听说那里的人刚强,一怒而持械而起,所以派你们去打他们。我与哥哥商量着,哥哥赞同了,如今派各家的长子去那里。长子出征,其势大呵!”这就是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元太宗八年至十四年(1236—1241年)窝阔台大汗遣拔都等诸王率军征服伏尔加河以西诸国的战争。

  蒙古灭金战争结束后,窝阔台大汗在中原和中亚建立了巩固的统治。也儿的石河(今新疆额尔齐斯河)以西、乌拉尔河以东之地为蒙古的征服地区,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领土。但是,乌拉尔河以西的钦察、斡罗斯等还未平定。元太宗七年(1235年),窝阔台召集忽里勒台,决定征讨钦察、斡罗斯等未服诸国。居住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钦察部首领忽鲁速蛮惧怕蒙古军,已先遣使纳款,蒙古军至,准备投降。惟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首领八赤蛮坚决抗战。斡罗斯和波兰、匈牙利当时分为诸公国,各自为政,不听大公号令,德、意、奥诸国卷入十字军东征。欧洲形势对蒙古西征有利。

  拔都西征序曲——俄罗斯

  八年春,成吉思汗长子术赤长子拔都、次子察合台长子拜答儿、三子窝阔台长子贵由、四子拖雷长子蒙哥各统本王室军,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亦分遣长子从征,以拔都为统帅,速不台副之,共15万大军,自各地出发,秋季抵伏尔加河东岸集中。诸王商定后,各率本部兵前进。速不台率先锋军取不里阿耳(今俄罗斯维亚特卡一波利亚纳东)。是年冬,蒙哥进征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斡勒不儿里克部首领八赤蛮出没于密林,不时袭击蒙古军队。

  次年春,速不台自不里阿耳境移师南下,增援蒙哥。八赤蛮闻速不台至,大惧,逃入海中。蒙哥率军进攻宽田吉思海(今里海)岛屿,俘八赤蛮处死。于是,宽田吉海及外高加索山以北诸部震服。九年(1237年)夏、秋,在伏尔加河以东休养士马,决定征讨斡罗斯(今俄罗斯欧洲北部的基洛夫州和鞑靼自治共和国以西地区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十二月,拔都等诸王率军渡过伏尔加河,攻克烈也赞(一作“也烈赞”,今莫斯科东南亚赞州里亚赞城)、科罗木纳(今莫斯科东南科洛姆纳城)诸城。次年二月,围攻斡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今俄罗斯莫斯科东北)。大公阔儿吉弃城逃跑,至昔迪河(今伏尔加河上游)畔等待基辅公国援军。蒙古军围攻五日,并强迫斡罗斯人参加攻城战,城破。拔都分军数路攻取弗拉基米尔城附近的罗斯托夫、莫斯科等10余城。三月,拔都派一军突然袭击昔迪河畔之大公军营,全歼其兵,大公战死。蒙古军由此向基辅公国古都诺夫哥罗德(今俄罗斯诺夫哥德州诺夫哥罗德城)挺进,至城20里,忽改道南下向高加索北进军,蒙哥、贵由镇压阿速叛部,拔都经略伏尔加河以东诸地,并在钦察草原休养士马。

  十年,蒙哥、贵由攻取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杰尔宾特西),打通高加索南北交通线。是年秋,西征军中主帅拔都和窝阔台大汗长子贵由发生激烈争执,蒙哥站在拔都一边,拜答儿站在贵由一边,双方几乎兵戎相见。窝阔台大汗获知后,令贵由和蒙哥东归蒙古草原,留下其五子合丹统领窝括台系蒙古军团。十一年,拔都遣军渡过顿河,复入斡罗斯南部抄掠。斡罗斯王公们忙于争权夺利,不能团结对敌,使蒙古军攻取别列思老勒、契尔尼果夫二城。攻打契尔尼果夫城时,蒙古军使用于巨型抛石机。是年秋,拔都亲率大军进抵乞瓦城(今乌克兰基辅城),诸路军云集。拔都下令四周架炮,昼夜不息,猛烈攻击。十一月十九日,方才攻克(参见乞瓦之战)。攻取乞瓦城后,蒙古军继续西进,攻取加里奇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沃伦(今乌克兰西北部沃伦州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和境内其他城市。加里奇公丹尼勒逃往马札儿。斡罗斯被蒙古军占领。

  蒙古西征军团的编制

  蒙古的军事行动之前,都要有大会会议,特别是远征时更加如此。这也是因为夏天不利于游牧骑兵出战,蒙古的进攻一向选择在秋天草多马肥的时候,再延续到冬天,冬天是游牧的闲暇时间,游牧民族也不象农耕民族需要利用冬天来准备来年的农具或者利用枯水期来修缮开挖河道堤防。到了春天之后,游牧骑兵就要分散各地去避暑,一般如果不是特别需要,蒙古不在夏天发动战争,因此,通常在三四月间,蒙古的各个前线千户万户就会集聚起来开军事会议,尚定秋天开始的军事行动,而后散开回部落或封地去避暑,同时安排征召军队,为秋天的作战做准备。这也使得蒙古每次军事行动之前,总是有完善的军事作战计划,谋定而后动。

  蒙古军队行军之时,在大军的前面要派前锋,前锋的前面还要有哨骑,只要是几百人以上的小部分,就一定要在周围派出哨骑侦察。侦察分两种,一种是武装哨探,通常在周围有敌军时进行,哨骑登高望远,或者劫掠敌人,逼近敌人的营哨去获得情报。另一种是平时行军的哨探,以发现居民为主,一旦发现居民或旅客,都要捕获询问四周的地势、兵力分布、有什么要塞、有什么军事基地、哪里可以补给等等。这种哨探在行军时的分布,有时可以远至大军的前面两百公里之远。一旦发现情报,根据情报的重要程度层层上报直到统军大帅。因此,蒙古军队几乎从来没有被伏击过。

  在大军的后面,是称为奥鲁的老少营,奥鲁营制度,是蒙古军队不同于别人的一项制度。众所周知,蒙古在各地劫掠人口为奴,为数众多。奴仆在主人出征的时候需要随军出征,充当劳役,有时也被当作敢死队去送死,如果能够作战勇敢活过几次敢死队,则可获得自由编入民籍。此外,蒙古士兵出征时,是可以携带妻小的,称为军眷,这些妇女儿童平时负责后勤补给,在作战特别紧急的时候,也可以上阵参与作战。奥鲁本来有两种,一种随军,一种留守放牧。比如说,成吉思汗就经常带着忽兰妃子出征,而大妃孛儿贴就经常是留守大后方的。不过在定都和林之后,留守军团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当时的形势下,蒙古草原已经统一,不可能后方大帐被突袭,而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大版图,蒙古诸王公也逐渐被分封到帝国的各方,离鄂嫩河越来越远,他们各自的留守奥鲁也必然随军前进到各方去,因此留守奥鲁最后也都变成了随军奥鲁。

  但是,随军奥鲁也不是成吉思汗时代的那种形式了,因为奥鲁等于蒙古军队的生命,不但大帐、财产、妻小在那里,而且各种人力物力的补给,都是靠奥鲁来补给的,在灭金的1230年卫州之战中,国王塔思率蒙古军和华北汉军围攻武仙,被移剌浦阿从后掩杀,把全部随军奥鲁都给金军俘虏,致使华北方面的军队大败(可参考拙作三峰山),从此后随军奥鲁就一般设置得离大军比较远,比如忽必烈征大理,就在大渡河边留下奥鲁,而只率大军渡河做短时间突袭作战。

  蒙古的征兵制度,所有男丁15周岁以上就得准备服兵役,随时有被征召的可能,除了刚开始时的全民当兵的需要,后代的蒙古大汗多数是按比例征召最高的征召比例,是贵由大汗准备西征时,晓谕蒙古各户每十人抽三人当兵,其后就是二次西征时,每十人征二人。这样的比例不要说比定居民族,就是比同样的游牧民族,也高出许多。

  然而即使这样,因为蒙古征伐的特殊性,兵源仍然不足,于是从成吉思汗开始,组建了渐丁军,所谓渐丁军,就是还没成丁的十三四岁少年,渐丁军并不直接参与战斗,但是需要准备战斗作为预备部队,这样,当他们成长到15周岁时,就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可以直接编入部队了。而到了后来,渐丁军的成分更加幼小,因为西征路途遥远,12岁的少年在蒙古草原加入西征军队,等他走到前线的时候,差不多也就15岁可以投入战斗了。

  蒙古军队的扎营也很考究,不但要选择地形,按职位编排把中军围住,而且外围营帐还有很多特色。比如说移营。外围的小部队在天黑之前扎营,然后天没黑之前就要燃起营火,而等天黑的时候要移营,保留刚才燃起的营火不熄灭的同时,把真正的营帐移往旁边的隐蔽处,这样即使别人来袭营,如果不是清楚蒙古军队的内情的,多半会袭了燃着营火的空营。

  每个营都有不同的晚上口令,口令自然也要考虑到保密性能和成系统性,蒙古人在这个上采取了最简单却有效的方法,用各个千人队百人队营的长官的姓名当口令,这样不但自己人不会混乱和误会,而且敌人很难知道,因为如果能够探到多个百夫长的姓名的话,那这情报也做得太20世纪的水平了。何况外围营帐相对固定,但是相对于主帐的位置却每天不同,因此今天整个营盘最西南的营帐口令是海都百夫长,明天就变成阔列坚百夫长了。

  蒙古军队每次出征之前,都要检阅部队,这时候部队就要把自己的装备晒出来,如果其中有遗漏残缺,那么就要受到处罚,因此蒙古军队的战斗状态,经常是保持完好的。

  十字军时代欧洲各王国军团编制

  反观欧洲军队,不用说军略、战术远远不如蒙古军队,就连这些细节的军备、侦察、补充等等,也是远远不如蒙古军队。

  欧洲的陆军,主力是重骑兵部队。重骑兵一般是各级封建领主,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配合必然是不行的,平时各自在自己的封地里,虽然每年有各级领主组织的下属骑士的比武大会训练单兵格斗能力并选拔优秀,但是这样的职业军队,其战场上的适合能力,却反而不如蒙古军队的平时民战时兵的非职业军队。

  陆军里人数最多的就是步兵,但是欧洲的步兵都是临时征召的农民和农奴,不但训练低下,而且很多人负担不起武器的费用,在作战时只能拿着根木棍就上战场。虽然到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由于与中东阿拉伯的作战,使欧洲人明白到步骑协同要比单独使用骑兵优越很多,但是出于欧洲的传统背景,专业的步兵职业军人还是没能发展起来,职业军人们--各级封建领主大小骑士,都更愿意骑着马而不是靠双腿跑步。只有在北意大利热那亚、威尼斯等地,才有一定数量的雇佣兵是职业步兵。因为雇佣兵没那么多钱去买马。至于海军,蒙古入侵时的欧洲海军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威尼斯、热那亚和拜占庭帝国、阿拉贡王国和阿拉伯人有点点海军在小打小闹,欧洲军队的兴起,还要等蒙古人撤走后再过200年。

  说到重骑兵,中重骑兵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兵种。欧洲人是笨了些,但是不能用欧洲人的笨来当作标准。每次看到网上有人在分析什么重骑兵打不过轻骑兵,什么轻骑兵使用弓箭是重骑兵的克星时就想笑。重骑兵无非就是重装铠甲,欧洲人笨到骑兵不会用弓箭,可谁规定重装骑兵就不能使用弓箭?看到某些网上文章大言不惭地把骑兵分成配备弓箭的轻骑兵和不配备弓箭的重骑兵来对比出洋洋洒洒一大篇,就不禁想问,重骑兵配备弓箭难道要上军事法庭?难道要处死刑?谁规定重骑兵不能使用轻骑兵所使用的弓箭?相等距离下互相对射,是轻骑兵伤得重些还是重骑兵?如果重骑兵这么没用,还会在历史上出现么。欧洲的骑士们笨,但是别拿笨后果来当结论嘛。好了说回我们的主题。

  欧洲军队使用的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十字弓,一种是长弓。十字弓在公元前的中国曾经流行过。而长弓却是当时刚发明的,其射程可以远达360多米,是十字弓的两倍。在他出现之后,便迅速取代十字弓。不过长弓的真正成名,要等蒙古撤兵的几十年后,才开始在英国装备起来。欧洲军队的其他武器跟罗马军团和中世纪早期并没有不同,战斧,长矛,骑士枪,盾牌,长剑。新增加的是欧洲戟,欧洲戟是在长矛的基础上加个斧头,使长矛既可以刺,也可以砍,加大步兵的作战能力,不过当时注重步兵的,只有被北意大利城市雇佣的瑞士戟兵。防具补充一下,欧洲步兵没有防具,装备不起,而骑兵多数是用锁子甲,锁子甲重而防护能力并不特别好,因此也有部分贵族在外面再裹片甲,里面再衬皮甲,一个装备绝对完善的骑兵,可以满身插满箭而不受伤,不过,他也别想骑马冲锋了。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里盔甲的这些成就,使得原先作为军人标准装备的盾牌,开始慢慢退化和退出战场,盾牌的面积开始缩小,步兵的大方盾变成了小圆盾,而骑兵更是干脆变成了带花纹的三角盾,并且完全成为了一种装饰品而不是防具。盾徽、家徽、纹章学、贵族制度,也就相应的建立或成熟起来了。

  中世纪欧洲的战略,除了拜占庭帝国之外,全部可以忽略。拜占庭上承罗马希腊,中间又根据与阿拉伯人多年的战斗经验而修改,从军事理论到军事著作,一直到兵力动员、战区划分、作战时机、作战方式等都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相比之下,中西欧就毫无战略可言了,不但没有任何军事理论的提出,没有任何军事著作的出现,甚至连如何协同作战的模式都没有。西欧的骑士制度决定了这些骑士平时是不可能在一起训练的,因此他们只会单打独挑,只是在战争的时候才临时集结起来一起去打仗,完全就是一群散兵游勇。所以欧洲中世纪唯一可以算得上是军略的东西,就是制定了他们的动员集结方法,如何保障后方军队的人员的征集,兵力的集结,往前线的机动,当然也就要求边境要有一定的要塞地域,能够应付别人的入侵,给后方集结兵力取得时间,这点是因历史不同而产生的军事思想的不同于我们东方的地方。在当时的生产力规模下,这套方式完全是没有什么大作用,但是放到拿破仑时代之后,以及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就确实是国家动员的标准了。

  欧洲的另一个特色--城堡,也造成了欧洲军队在蒙古军队前面的失败。欧洲的城堡通常并不大,然而十分坚固,耸立到现在而不倒塌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欧洲的军队是作战时临时征召,一般时间不能超过几个星期,因为会有农忙时间,而且每个领主也得回去自己封地处理各种大小事务。而雇佣兵的花费非常大。这样就使得欧洲的封建主们打仗时,除非有极大的耐心和财力人力,已及坚决的决心去攻占某座城堡,否则便只能在围攻一段时间之后撤军。因此,欧洲的领主们在面临外敌时更喜欢先待在城堡里来消耗敌人,等敌人不得不退兵时才发起攻击,所以这段时间虽然欧洲的大小战争不少,真正的野战却很少,而蒙古人恰恰是野战的高手。蒙古人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以及决心来围困一座城堡直到它被攻破或投降,欧洲人出战不能取胜,困守也最终在物资耗尽后归于失败,在蒙古人面前是处处受制。

  速不台的东欧攻略

  蒙古西征军攻克俄罗斯后,在钦察草原休整。速不台遣其子兀良合台率领蒙古与归降俄罗斯签军混编而成的斥侯军团先行攻打波兰边境城堡,以侦察东欧各王国情况。然后又派出大量间谍混杂在西逃匈牙利的钦察部落中,侦察中欧各王国情况。在了解了西方的局势之后,速不台决定对欧洲发动攻击,要对中东欧发动攻击,首要的敌人必然就是匈牙利王国,速不台也就得围绕匈牙利来制定他的作战计划。

  当然,作战是需要有借口的,蒙古的这个借口就是,当蒙古在征服南俄罗斯草原的时候,有个半游牧的民族4万帐在他们族长忽摊汗的带领下逃难到匈牙利寻求避难,这种庇护蒙古敌人的行为,正是蒙古从东往西一直的借口。说到这个逃难民族,由于文明并不高,并混杂有蒙古间谍。移入匈牙利之后与当地居民产生了不少的矛盾,而主动接纳他们的贝拉四世,也因此被国内的大贵族们埋怨,后来蒙古一入侵,那些大贵族就乘机要贝拉四世屠杀这个民族,贝拉四世被迫杀了他们的族长忽摊汗,于是这些游牧民就此散去,不但让匈牙利少了一批可以利用的游牧骑兵,也让匈牙利从此与这批人结下深仇,在往后的时间里将不停骚扰袭击匈牙利。

  匈牙利当时与波兰等国家有联姻,而且同为欧洲国家,跟神圣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都有一定的外交来往,一旦处于危机情况,肯定会向这些国家求援,而波兰、西里西亚等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更加紧密,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速不台明白,他不能只以匈牙利为目标,他必须同时展开兵力对波兰进行打击,以解除他向匈牙利进军时侧翼的威胁。

  速不台制定的作战计划是:

  为达成击溃波兰匈牙利,不让该两处军队会合成联军,并以主力对付匈牙利,需要分兵北、中、南三路同时攻击波兰和匈牙利等,然后约定时间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城下会合,与匈牙利主力决战。因此,以一部分兵力提前几天出发,攻略波兰、西里西亚,根据敌情决定彻底毁灭或是进行重大打击防止这些国家从北面对匈牙利的援助,如果可以,适当试探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人的虚实,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南下到布达佩斯与主力会合。以另一部兵力为南路,沿喀尔巴阡山南下至多瑙河,一面摧毁匈牙利东南地区,一方面对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两国造成兵力威胁,使他们不敢从南面对匈牙利进行援助,同时准备如果拜占庭帝国出兵援救匈牙利时,在多瑙河附近牵制拜保塞联军(如果拜占庭参战,那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无疑也会参战),再等主力决定下步的计划,如果拜占庭帝国没有或者来不及出兵,则在规定时间溯多瑙河而上,与主力会师于布达佩斯城下。主力直接攻破喀尔巴阡山的要隘,直趋匈牙利中心地带,牵制匈牙利主力,等南北两军到齐后决战。

  西征大军在留下部分兵力镇守和清剿俄罗斯地区之后,还有大约12万人可以用来对付欧洲,这12万人被速不台分成四支大军。因为原先成吉思汗四子四个派系,本来出征时就是四支大军,速不台这样的分配并不会造成兵力的分割和将领间的矛盾。

  北路以拜答儿为主将,速不台派其子兀良合台辅佐,带3个万人队进攻波兰。南路以合丹为主将,也是带3个万人队出发。中路的6个万人队分成两支平行推进的部队,名义上以拔都为主帅事实上以速不台为主将,互相策应前进。也就是说,北路以察哈台系为主,南路以窝阔台系为主,中路是术赤系和拖雷系,速不台本身就属于拖雷系的,是原拖雷手下的将领。

  1241年1月,蒙古的部分前锋,对波兰进行武装侦察,摧毁了卢布林地区,并趁维斯杜拉河(华沙就在河西,苏军44年7月攻至河东,45年1月越河攻占华沙)冰冻,踏冰越河哨探至波兰当时的首都克拉科夫城12公里远的地方,大掠财物之后退回蒙古军大营。一时间欧洲震动,各国都开始准备作战。于是,在1241年3月初,拜答儿的北路军率先出发北上,随后南路军也出发南下,主力也随后出动,蒙古二次西征的第三战局正式展开。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蒙古三路大军的进攻,是互相呼应,互相联系的,比如说北边的拜答儿,他的目的是策应和保护主力,是有极其明确的战略意图的,而反观欧洲军队,仍然是简单的集结--作战模式,不同的部队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关联,甚至连战役级别的关联也没有,一场战斗便是一场战役。欧洲军队即使有几万人,也不过是战场上执行一种单一的战术目的的战术单位,等于现代军事理论下的营级,只不过这个营特别多乌合之众罢了。最好的也不过是在某场战斗中体现出来一点战役的模样,升级为师级单位而已。而蒙古军队,拜答儿的军队,完全是整个战线上的一个有机部分,既与其他战略方向有互相呼应的关系,又有足够的独立的作战的策划和执行,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其绝对是一个战略单位,称为拜答儿方面军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经过考虑之后,我决定不以时间为轴来描述,而分开用三个战略方面来介绍。我们先来看看北线。拜答儿带了军队进入波兰,同样的,为了保护他的右翼,防止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波兰的援助,他分出一小部分人作为他的右翼,向立陶宛地区推进,如前面我们所说,立陶宛地区这个时候还没有建立国家,东普鲁士刚刚被条顿骑士团所征服,这些地方唯一能够阻止蒙古人的,就只有条顿骑士团,不过条顿骑士团的主力已经应邀南下波兰,留在这里的残余部队无法形成抵抗力量,于是这支北翼的北翼的小分队,就轻松地摧毁了立陶宛地区,并横穿整个东普鲁士地区,所到之处进行毁灭性打击,最后进入波兰北部的波美拉尼亚,由于当时该片地区仍然比较落后,居民很多还是较原始的部落制度,连基督教都还没有接受,因此史料的缺乏使我们今天不能很清楚地知道这支小分队的具体情况,不过反正因为这支小分队沿波罗的海的行动,使得拜答儿在整个波兰战役中无须担心他自己的侧后方。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我们要回头来说说波兰,因为前面那天说得比较急,才一小段就介绍过去了。波兰的内乱起于蒙古入侵之前的102年前,当时波兰的国王勃烈斯拉夫三世死前将土地分给自己的四个儿子,波兰从此进入内战,到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国王的曾孙辈在内战了,其中,勃烈斯拉夫四世被尊为波兰名义上的国王,但是他的统治区域只有首都克拉科夫和附近波兰东南的地方而已,他的堂叔康拉德,控制了波兰王国下的东北边两个公国,一个堂兄控制了波兰王国西边的两个公国,另一个堂叔亨利,则控制了中间,并且因为成为西里西亚大公,被称为西里西亚的亨利二世。

  拜达儿从东边开始入侵,康拉德便集聚兵力去迎战,一触即溃,无力再战,后来,康拉德领土的另一半遭到拜达儿派往波罗的海沿岸的那支小分队的顺道骚扰,成为废墟,被完全摧毁。拜达儿继续向克拉科夫前进,波兰国王勃烈斯拉夫集结起直属他的兵力,以及领地里的民兵,在克拉科夫城外迎战,但是勃烈斯拉夫本人没有自信能够抵挡蒙古人,做好了逃跑的准备。果然,1241年3月18日,两军相遇于西特拉夫,波兰军全军覆没,前线将领全部战死,勃烈斯拉夫即刻带了家眷仓皇逃跑,波兰贵族随之作鸟兽散,纷纷逃往匈牙利方向或日尔曼。1241年3月23日,在击破微弱的抵抗之后,蒙古攻占了波兰首都克拉科夫,并于24日放火焚城,全军继续向西挺进。

  蒙古军队继续前进,直指波兰王国西部,西部两公国的领主,勃烈斯拉夫的堂哥米切斯拉夫不敢迎战,弃城逃往西里西亚,依附亨利二世。于是拜答儿的军队便顺着奥得河(奥得河距现代德国首都柏林60公里,1945年4月,苏军于此强渡奥得河发动柏林战役)前进,来到西里西亚。

  当蒙古军队穿过波兰的时候,惊慌弥漫波兰乡间,慌恐之极的难民纷纷西逃。由于一座又一座城市被攻占、摧毁、焚烧,恐怖的感觉被渲染,并被无限扩大。到4月初,拜答儿到达西里西亚的时候,在他前面的欧洲人都以为他的军队有20多万人。许多大小领主根本连远远地望下蒙古人都不敢,在蒙古人面前望风而逃。这时候唯一敢跟蒙古人对战的,也只有中欧的正规职业军人出于骑士的荣誉感和军人的责任感了。而且,随着蒙古的前进,他们也开始在西里西亚一线集结起来,特别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如果他不愿让蒙古人进入德国腹地的话,西里西亚就是他最后的防线。所以,他派出了初期匆忙集结起来的兵力,以及听从皇帝指挥的条顿骑士团前往西里西亚帮助亨利二世抵抗直到他在后方集结更多的兵力去跟蒙古人决战。同时,波希米亚军队也北上前往西里西亚帮助亨利二世。于是,波日波联军(波兰、日尔曼、波希米亚)就来到了蒙古军队的前面。然而,北线战略上的主导权完全在蒙古人手里,欧洲的联军是不能随他们意愿来选择时间选择地点作战的。

  于是,正当联军快要集结起来的时候,拜答儿率先进攻联军的集结地,西里西亚的里格尼茨。此时波希米亚王文西斯劳斯率领的5万波希米亚军队还在离战场还有两天路程的南方正在赶来。欧洲人的缺乏战略联系再次展现出来,亨利二世没有与波希米亚军联系,连两天也等不了,仓促出城迎战,于是原先计划的波日波联军少了一个主力,变成了德波联军。

  德波联军的数量,向来众说不一,以最少的数据来说,是三万的野战兵力,以不夸张的最多的数据来说,是大约七万的兵力,但是不论哪种数据,都不会比蒙古军少。少了一支部队,并不意味着指挥上的统一性能更好些,相反,已经集结起来的部队五花八门,什么旗号都有,彼此之间毫无配合,不能混编,于是不得不分成五个主要成分来分别指挥。所以德波联军这点并不算多的兵力,还分成了五个军。再在战场上布成三个批次的阵势,更加削弱了原本就很弱的兵力。

  德波联军的这五个部分是:第一阵一个军,以日尔曼步兵和波兰西部的志愿矿工两部分混编而成,由波兰西部的领主莫利维亚侯爵的儿子,也叫勃烈斯拉夫(与波兰国王同名)的指挥打前锋。前锋全部是步兵,因为亨利二世事实上并不敢直接与蒙古人决战,他意图以步兵做试探性的攻击,并消耗蒙古人的部分实力。第二阵的有两支部队,一支是由克拉科夫逃来的将领速里斯拉夫指挥的大波兰志愿军以及同样从克拉科夫逃来的波兰军民,另一支是米切斯拉夫公爵带领了逃亡来西里西亚的西波兰军民。亨利二世试图用第二阵这两支部队,在适当的时候作为主力投入战斗,或者支援第一阵的日尔曼步兵扩大战果。我们可以看到,到这里,亨利二世仍然没有意图直接投入他自己的兵力,换言之,他希望在保留实力的同时,让波兰人去送死,如果波兰军队与蒙古军队两败俱伤,那么亨利二世就可以乘机东进吞并整个波兰了。第三阵是亨利二世留下的预备队,不过也是德波联军真正的主力部队,这一阵的两支军队,稍微靠前的是由条顿骑士团团长亲自率领的条顿骑士团,稍微靠后的是亨利二世亲自率领的西里西亚部队。这些里面就不少是骑兵特别是重骑兵了。

  公元1241年4月9日早上,亨利二世率领这五支部队,于里格尼茨城中举行宗教弥撒仪式之后,出城迎战,两军布阵于离里格尼茨城约10公里的平原地带上,这就是后来闻名于西方历史的被称为里格尼茨歼灭战的蒙古二次西征第三战局北线的代表战。

  交战的地方是平原地带,德波联军的第一军先出动去进攻蒙古前锋,蒙古前锋假装不敌撤退,于是德波联军的第一军就追击,这一支部队主要是日尔曼步兵和波兰矿工临时混编,军纪不强,一看蒙古人后退,就乱哄哄地向前追击,一下子就给引诱到远离后面主力的地方。蒙古军队把德波联军第一军诱离主力后,便回身接战,箭如雨下,后面的德波联军见第一阵追击地太远了,第二阵的两支部队出于大家同为波兰人的感情,便也脱离阵型在后面跟上来想要救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德波联军第一军的这些日尔曼步兵和波兰矿工都是步兵,速度既慢,人数密集,而装备又差,很多人连基本的防护都没有,不要说盔甲,就连衣服都不多,许多矿工是袒露半个上半身投入战斗的,于是在蒙古人的箭雨攻击之下,包括主将勃烈斯拉夫在内全军覆没,而这时候德波联军的第二阵才赶到。

  于是蒙古人趁势再击后两阵,后两阵的波兰军民也多数是步兵,跟第一军的部队一样,也在蒙古人的箭雨下伤亡惨重,进退失措,于是亨利二世只能派出他最后的两支部队仓促投入战斗去试图救援,于是整个里格尼茨之战中的德波联军等于是分批投入战斗给蒙古集中兵力围歼。等条顿骑士团和西里西亚军队赶到,德波联军的第二阵也已经全军覆没了。况且条顿骑士团的布阵还是比西里西亚军队更靠前一点,也就更先一点投入战斗,并且更先一点被蒙古人击溃。于是蒙古人得以集中全部兵力来对付最后的西里西亚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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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9 10:04:42 | 显示全部楼层

《毛主席语录》红遍全国的背后[转帖]


  
  《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不知晓“红宝书”。那时,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红宝书”。

  严格意义上讲,“红宝书”应包括各种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但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最大、印制最精美、读者最多,且封面又是由红塑料封皮特制,人们心目中的“红宝书”往往专指《毛主席语录》。仅“文革”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五十多种文字印成的五百多种版本,总印数为五十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三十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上个世纪60年代,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那时,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语录》不可不带。“顶礼膜拜”程度近乎宗教仪式。

  讲述中国历史以及相关的论坛1967年,我国500多名留学生回国,途经苏联,其中留法学生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汇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如不是接到了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真要在“苏修叛徒集团老窝”中心开花了。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了油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又被拘留了一批。我驻法大使亲自连夜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打电话,同时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才用囚车把被扣留学生押送飞机场,让他们立刻登机回国。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头两三个节目,还能忍受。以后每念一次毛语录,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馆黄镇同志和宋之光同志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为了中法友谊不受伤害,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

  林彪提出“三十字方针”

  “红宝书”的疯狂泛滥,与林彪的大力倡导密不可分。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连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通常所说的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后,林彪掌控了军权。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开始在全军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

  1960年九十月间,林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1961年1月,他在“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后又添加了几句话,拼凑了一套所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吹嘘为“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在这之前,他还曾主张要把毛主席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

  《毛主席语录》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编发出来的。

  根据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从1961年5月1日起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全军官兵“活学活用”。

  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任务,解放军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当时在报社资料室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语录卡片资料工作的田晓光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每天下午在报社的编前会议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点,然后由她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开始几天,这项工作完成得比较顺利,但过了一段时间,麻烦就出现了,有时把《毛泽东选集》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报社决定派出以副总编辑唐平铸为首的一行人到其他报社参观取经。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主席著作中可以独立使用的文字,即后来说的“语录”,作成卡片分门别类地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门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了这套专题目录,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开始得心应手了。后来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套目录基础上选编的。

  1963年12月20日,唐平铸去参加总政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解放军报建议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

  一天,唐平铸突然给田晓光打来电话,说总政领导要他们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会议文件下发。并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毛主席语录》的意见。

  田晓光接受了这项任务。时间如此紧迫,必须争分夺秒。他们采取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一个专题,校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但仍觉得速度慢,最后他们索性搬到了印刷厂里办公,一边编,一边排,一边校,一边印。

  1963年,我国经济开始复苏,餐桌上也能见到点油腥了。所以,1964年的元旦也显得比前两年诱人。也就是在这元旦前夜,正赶上《毛主席语录》总校、付印。那天,田晓光和同志们在印刷厂整整干了一个通宵。当新的一年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印张也降临到神州大地,在场的人都无比振奋。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了。从接受任务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总共不到一个月时间。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

  《语录》下发部队以后,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又来人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 从1964年5月1日《语录》正式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原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结果大大突破这个数字,猛增到1213万册。军报还专门成立了发行《语录》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8月1日《语录》再版本正式再版发行。新版本由52开本改为64开本,并用红塑料封皮,编印单位和《前言》仍署“总政治部”,依旧限于军内发行。

  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相应的,地方各单位又重新到军报联系代印。过去没印的也要求代印,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数量越滚越大,印刷厂工人白天黑夜没命干也赶印不出来。只好请示刘志坚,看怎样处理好?刘志坚叫报罗瑞卿总长:像这样大的数量,能不能给地方纸型,让他们自印?罗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


  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语录》后也提出地方要代印《语录》,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9月20日,贺龙批示给国家体委《语录》纸型自印。

  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行印刷。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当时还有几个别的版本),据当事人说,当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国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8月初,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语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语录》,特别是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

  最初的《毛主席语录》是纸皮封面,由于不经看,后来改为塑料皮本,并且全是大红颜色的。后来传遍全球的“红宝书”也就由此得名。


  毛泽东本人赞成吗


  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曾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刘副主任:

  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说,这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同志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这封信当时自然地很快转到了总政语录本主要编纂者田晓光手里。在田看来,这封信可以肯定这样两点:第一,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第二,因为总政编的这本语录是根据部队需要编的,所以,毛主席还希望编一本全国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当时《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后来那样普及,看来当时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语录”能在全国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而全既不易问世,更不易普及,后来也就夭折了。

  毛泽东赞成搞语录,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64年版《语录》刚出,毛主席就派人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这本《语录》。

  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当时《语录》仅限于军队内部发行。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语录》的态度。

  “红宝书”最高拍卖12万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使得红色海洋的狂热波涛戛然而止,“红宝书”迅速由热变冷。

  经过了这场变故,当年曾创世界出版纪录的“红宝书”如今已所剩无几,存世量极其稀少。正因为如此,“红宝书”已成了许多收藏家们极力寻找的“文物”,其在文物市场上的价格不断攀升。本世纪初,一本1964年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在著名的苏士比拍卖行拍卖时,居然卖出了折合人民币12万余元的高价。

  “红宝书”的热销固然有政治的色彩,但并非全是政治的因素。“语录”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深受欢迎,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这其中,毛泽东文章的魅力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毛泽东在其一生中,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文章。这些文章包含着精深的思想、严密的逻辑、精美的语言、丰富的知识,既气势磅礴,又文采飞扬。而“红宝书”中所收录的都是毛泽东文章中的名言警句,这些警句更是朗朗上口、言简意赅、寓意深刻,无疑能深深地打动广大读者的心。正因为如此,许许多多人疯狂热衷于读毛泽东的语录也就不难理解了。

  “红宝书”的影响固然有时间的限制,但并非没有长久的价值。里面的许多警句并未过时,仍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人民服务”,等等,这些警句已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发展和思想变迁,并将会继续发挥其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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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9 10:05: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朱德之女、张闻天之子的蒙难遭际[转帖]


  
  作者:王凡 东平 出版社:中 共 党 史出版社

    7、《红樱桃》与朱德之女、张闻天之子的蒙难遭际

  20世纪末公映的电影《红樱桃》,是由也曾留苏的叶挺之子叶正明的儿子拍摄的,传说电影主人公是根据朱德女儿朱敏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但电影毕竟是艺术,虚构的成分太多,和朱敏的实际经历相差很大。

  朱敏在卫国战争前,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三个人一起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

  他们到达以后,国际儿童院对他们做了非常仔细的身体检查。当时发现朱敏患有肺病,一位老医生建议把她送到苏联最好的肺病疗养院进行治疗。这所疗养院在莫斯科西南面,那里有很大的树林,空气很好。

  然而,朱敏刚到那里不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德军的闪击战一下就把那所疗养院占领了。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疗养得好好的朱敏瞬间成了德国人的囚徒,被押送到科尼塞尔半岛的劳动营当童工。二战之后,这个半岛被划入苏联的版图,直到现今。

  当被俘之际和在劳动营当劳工的岁月里,朱敏表现得很机警,始终没有暴露自己是中共领袖后代的身份。陈祖涛回忆说:“后来我对她说你当时还真有主见,一直没有暴露自己。她对我说她当时并没有想得那么复杂,而且确实吓坏了。”是啊,在国外沦落于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魔掌,这突如其来的险恶遭遇,还真没有几个国人经历过,更何况朱敏当时还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

  类似朱敏的这种特殊情况,联共中央大概是得到有关部门的汇报,所以1944年以后,苏联红军打出国境,当时的联共中央书记、原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立即提议派人员去前方寻找在战争中失踪的中共领袖的孩子。当时被点名的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朱敏;一个是张闻天和他的苏联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生的孩子,他也是在疗养院被德军掳走的。

  陈祖涛回忆说:由联共中央派出的一位高级军官,在德占领区把朱敏和张闻天的孩子都找到了。当德军被击溃后,被掳到国外的苏联战俘、劳工,都急于返回自己的祖国,他们纷纷从集中营、劳动营跑出来,自发地往苏联走。

  德军刚刚溃逃后的地区,都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根本没有什么运送旅客的火车、汽车,几乎所有急于归国的人都靠步行。那位大校带着朱敏和张闻天的孩子,因和军队和地方管理当局搭不上联系,找不着接待部门,他们自己也挤不上顺道的火车,也只好徒步跋涉。

  一天,行进中的他们遇到了德军的飞机轰炸,人群为躲避轰炸四处逃散。待飞机飞走后,大校找到了朱敏,而张闻天的孩子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大校只好带着朱敏一人回到儿童院,张闻天的孩子从此下落不明。如果他的孩子还活着,应该和陈祖涛同岁。但笔者在此前曾听到另外一种说法,张闻天的儿子在刚被掳到德国的集中营,就设法逃脱,但途中遇到德军飞机轰炸身亡。

  1951年,张闻天继王稼祥出任驻苏联大使后,陈祖涛曾在他身边当过翻译。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张闻天将自己苏联前妻的名字告诉了陈祖涛,并提供了一些可能寻找到自己孩子的线索,希望陈祖涛帮助他寻找自己的孩子。

  根据张闻天提供的线索,陈祖涛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寻找,终于找到了张闻天的苏联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张闻天和她分手于1931年初,当时他接到中共中央的回国通知,但妻子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却不愿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离开安定的苏联,生活在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中的中国。

  陈祖涛找到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时,她就居住在陈祖涛曾经住过的柳克斯高级公寓。当时她是军医,被授予大校军衔。陈祖涛向她询问了她儿子的情况,并说张闻天一直惦记着他们的孩子。

  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对陈祖涛说:“哎呀,别提了!我找自己的孩子已经找了许多年了,从1944年到现在,在国外所有战争期间有苏联被关押人员的地方,我都托人找遍了。因为临近战争结束的时候,同盟国出兵欧洲大陆战场,各个国家都有占领区,英国的、美国的……战俘、劳工被不同的占领军当局管辖,找起来真是很费劲呐!我通过各种关系帮助寻找,都没有找到。我估计可能是在那次轰炸中被炸死了,没有希望了。”

  陈祖涛把从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那里听到的情况告诉了张闻天,他听了叹息一声,流露出很遗憾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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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9 10:31:55 | 显示全部楼层


敢和毛主席面对面\"交锋\"的终生诤友周世钊 [转帖]


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在共和国最严峻的时刻,小人当道、忠臣直士三缄其口的时候,作为好友的周世钊敢于犯颜直谏,面对面和毛泽东交锋,指出其错误,同样难能可贵。

周世钊与毛泽东有着“三同”(同乡、同学与同事)与“三友”(会友、文友与诗友)的关系,有着许多共同的观点、思想和经历,然而他也从不掩饰自己与毛泽东的不同观点与思想。周世钊的女儿说,正因为父亲与毛泽东有广泛的、长远的交往,彼此间有深刻的、全面的了解,也因为他对毛泽东的事业和成就佩服之至,他才敢于坦然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1949年10月28日,周世钊在和毛泽东阔别22年后致函这位刚刚上任政府主席的老同学。信中有一段说:长沙自解放后政治刷新,社会也日趋安定。不过大多数人的生活在这大变动中感到一些困苦。一些干部工作努力有精神,使人敬佩无极,但有的还或不能掌握政策,和中央的决策常生偏差,有的不免带些关门主义的色彩。此后对下级干部的训练恐怕也会要劳及领导者的心神。

周世钊为人襟怀坦荡,正直无私,实事求是,反映下情民意,言人之不敢言。担任副省长主持湖南科教工作期间,他亲自为一些受冤屈的知识分子奔波平反。对于“左”倾错误,他多次在人大、政协会议上发言,并上书毛泽东主席,坦陈已见。

1958年,“大跃进”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此后,周世钊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他:“元兄,今年开会前你到了什么地方参观视察?看了些什么?有什么感想?”周世钊如实回答道:“到了我的老家湖南宁乡去了解了一下农村人民公社,看到了农村的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场面。不过,我看有两个问题也值得认真研究。一个粮食亩产的数字上我看有些虚假现象。有的说一亩地产几千斤,有的甚至说一亩一次能产一万多斤,我看有点不实在。”

毛泽东说:“现在不仅湖南农村形势好,全国的农村形势都好。你还很不错,看出了问题,能讲真话。现在农村浮夸风确实很严重。很多地方,吹牛成风。你是全国人大代表,你下去,那些干部会尽量好好招待你,他们有他们的目的,他们是想请你到北京为他们讲好话!可你不但没有给他们讲好话,而且还到我这里告了他们的状。我看你确实是一个好人呀!你敢于说真话,你敢于向错误思想行为作斗争,可敬可佩!元兄,我看你真不错呀!还是保持了我们同学时期的实事求是精神,这很不容易呀!我希望你永远能保持这种品质和作风!”

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鼓励,以后周世钊每次与毛泽东交谈都坚持4个字:实事求是。这也是毛泽东经常喜欢与周世钊谈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从老同学周世钊这儿可以了解到从别处了解不到的基层的真实情况。

也是在1958年,反右派斗争刚刚结束,这次政治运动严重扩大化,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后果。此时,周世钊到北京开会,找到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大学生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念其年轻,应处理从宽,让其在学校中学习,改造思想较好。”毛泽东第一次听到群众中来的对反右派斗争的不同意见,他想了想,表示同意,说:“你讲得很对,中央也有此种考虑。”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周世钊被召进中南海,会见了毛泽东。当天主要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当时把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划入资产阶级范畴,对此周世钊颇有异议,他对毛泽东说:“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就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经过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运动后,在毛泽东无比崇高的威望之下,一般人哪敢发表不同意见?但周世钊为了坚持自己认为的真理,直谏不曲,而毛泽东却对他表现了空前的“豁达大度”,还表示“谈话未畅,欢迎再谈”。

“东园兄: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如愿意来,企予望之,不胜欢迎之至!”这是1959年5月10日上午9时毛泽东“倚枕书,尚未睡觉,心血来潮,写此数语”。

信是毛泽东用铅笔写的。信中的“历史唯物论观点”是关于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郭沫若为曹操翻案,涉及到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原来此前毛泽东约周世钊面谈,与他进行讨论。毛泽东认为应该为曹操翻案,是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的;周世钊则不同意毛泽东这一观点,认为曹操人品不好,不该为曹操翻案,两人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争论得十分激烈。事后,周世钊谦逊地说:“毛泽东对文学和历史的研究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可惜那天我因外出未能赴约,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1966年,“文革”开始了。在10年史无前例的动乱中,周世钊也遭受多次冲击,身心受到摧残。他对许多问题不能理解,对许多做法存有疑虑。他对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的这场运动很不理解,于是这年7月致函致电毛泽东,要求面谏。毛泽东复函称:“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红卫兵在周世钊家里抄走了现款和存折,拿走了一些旧书和衣物之类的东西。当红卫兵从箱底里搜出毛泽东给周世钊写的一大堆信时,有的红卫兵看到毛泽东给周世钊的每封信都是称“元兄”或“东园兄”时,就问周世钊:元和东园是哪一个?周世钊回答说:“元和东园都是我,是我的别号。”有个红卫兵一听,笑开了:“你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比你大得多,你怎么要他称你是兄啊?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对于红卫兵的这种无知和可笑的追问,周世钊只好采取无可奉告的态度。

1967年,抄家风风靡全国,周世钊到北京面见毛泽东。毛泽东风趣地询问:“听说红卫兵‘照顾’了你的家?”周世钊回答说:“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旧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他对肆意抄家深恶痛绝。此后,抄家风有所收敛,直至杜绝。

1972年,“文革”势头不减,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了,演化成“积重难返”的局面。这年10月2日深夜,周世钊毅然在会见毛泽东时谏陈3小时,最后面交了写于8月间的一封长信。

在周世钊面交的近4000字的信中,他论述了8个问题,其中谈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很多水平高、能力好、有斗争历史、工作经验而又忠于职守、卓著成绩的党内和党外的老干部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知识分子政策被严重破坏,各类大小知识分子都加以“臭”字的谥号,统统称为臭知识分子。并认为,大学应恢复招生,要重视提高教学质量。“主席素来特别重视青年培养教育问题,但经林贼的阴谋破坏,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完全瘫痪……窃以为共青团、少先队的工作应该恢复,并提高质量。……很多好书都被烧了禁了,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我们看到一些基层干部除以私人关系开后门的作风颇为严重之外,又每每以派性和私隙作祟,借机会报复、打击别人,也由于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对于应该处理的群众提出的要求,搁置不予处理,以种种借口把提出要求的人推出门了事……窃以为中央和省市可考虑设置相应机构,负责对所提问题深入调查,作出结论,经过有关上级的审核批示解决问题……”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建议周世钊经南京、上海回长沙,并一再叮咛要十分注意安全:“你没有人护卫,更应多加小心为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时隔一年半以后的1974年四五月间,周世钊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毛泽东曾决定约见周世钊。后来,周世钊给其亲属的信中写道:“因为得到通知,暂时没有时间接见,决定早点回家(指回长沙)。”这次约见没有实现,据说是毛泽东身体欠佳,有的说是毛泽东工作过于忙碌,还有的说是有些人对周世钊的那封长信有不同看法,其实情不得而知,但是没有完成约见,使周世钊感到很大的遗憾,毕竟他有很多话要向友人倾诉。

1975年10月,周世钊再次住进北京医院,起初被安排在二层。毛泽东曾派他的保健医生前去诊治,保健医生回到中南海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告知周世钊住在二层,病情较重,于是毛泽东嘱其安排到三层西领导人病室(即北京医院316室)。

1976年初,周世钊病稍愈返湘。不几天,又因病住入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此时,他病疴缠身,仍在思考国家大事,念念不忘好友毛泽东,对多人说过:要给毛泽东写一长信。可是,由于身体原因,他无能为力,最后的日子里只是给毛泽东写了一个短信,到他去世后发现时,只见残缺不全。

这年4月,周世钊病危期间,湖南省委和省委统战部多次到医院探望,湖南省委办公厅还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周世钊病危时作出决定,于4月20日凌晨从北京医院选派了两名医生乘飞机专程到湖南为周世钊治病。但是就在当日早晨6时,从北京来的医生还没来得及给周世钊看病,周世钊就在长沙与世长辞了。

4月26日下午,周世钊追悼会在长沙举行,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等送了花圈。当日,新华社公开发表了周世钊病逝的电讯通稿。次日,《人民日报》和中央电台等各大媒体刊播了有关消息。

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直沉浸在万分悲痛的气氛之中。为了纪念两位友人的友谊,周世钊的亲属当日向中共中央发了唁电:“惊悉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不胜哀痛。我们深切怀念毛主席对先父周世钊先生的63年关怀。”

周世钊去世后,子女清理其遗物时发现有1972年8月10日由周世钊一人署名的致毛泽东主席的那封长信底稿。周世钊的亲人如是感慨: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父亲能提出如此意见,把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的确风险不谓不大、胆子不谓不壮。诚然,这种认识与胆识来自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对友人的赤诚之心,来自人格修养的求真精神,来自畏友、诤友、挚友的气魄。在头脑发热、违背客观规律高举“三面红旗”而使全国陷于“困难时期”时,是推波助澜,还是有所觉察?在全中华陷入灭绝文化的灾难性的“十年动乱”时代,敢于触摸主席逆鳞的人真正具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他说出了广大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心声。

1976年,周世钊和毛泽东先后离开自己所挚爱的世界。或许,他们在那另一个世界里又在促膝长谈,又在酬唱奉和,谈笑风生,追忆往事,共叙友情,在天国里续写“友谊、永恒”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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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9 10:47:26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所认识的焦菊隐[转帖]


  
  没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之前,就知道焦菊隐(1905-1975)是有名的大导演,而且听说

  他脾气坏。不料,1955年5月,曹禺院长在全院大会上宣布实行总导演制,总导演由焦菊隐副院长兼任,领导上随即让我担任总导演办公室的秘书。

  我刚去不久,剧院开始排曹禺的《明朗的天》,焦先生是导演。有一天,在排演场,一位演医生的演员拿着一顶礼帽刚要上台,焦先生突然说:“你拿个帽子怎么像端个尿盆似的!”一句话,把这位演员弄得下不来台。但焦先生发完脾气,有时很后悔,到了时候,他又忍不住。我想,这也是由于他在艺术上特别严谨认真,眼里容不得沙子吧。

  “你们是在讨好提意见的人”

  焦菊隐的艺术风格在1950年排《龙须沟》时就充分表现出来了。相当凑巧的是,焦先生恰恰是非常熟悉老舍所写的解放前的北方贫民生活的。

  焦菊隐原名焦承志。他的曾祖父焦佑瀛曾是清朝咸丰皇帝托孤的八位顾命大臣之一。后因反对慈禧执政,肃顺被杀,被判充军新疆,隐居天津。1905年,焦先生出世时,全家寄居在一个亲戚的破房子里,就靠到救济粥厂领粥度日。他的父亲承受不了巨大落差的刺激,神经错乱了。1924年,天津汇文中学决定保送焦菊隐进北京燕京大学,是邮局工作的大哥资助了他。

  生活的种种磨难使他对人生对戏剧对《龙须沟》,有了深刻的理解。戏剧界认为该剧是“五四以来戏剧艺术———特别是导演艺术最高成就之一。”

  更令人感动的是,龙须沟附近的居民说,演丁四嫂的叶子演得太好了太真了,简直是从沟里走出来的,硬是选她代表那个区当上了北京市人大代表。

  然而,也有文艺界的一些专家与上级领导批评《龙须沟》的表演是自然主义的,演员们有点顶不住了。1953年重演此剧时,演员们不自觉地大喊大叫,搞形式主义那一套。那天晚上,正好焦先生去看戏,气得他回家就大发脾气,并且连夜给于是之和叶子写信:“这里看不出反动政治的压迫,看不出丁四嫂是一个被苦难所煎熬成为嗓音像破砂锅一般的人来了!你们都是在讨好几个少许的提意见的人。”

  是总理保住了他

  1957年“反右”时,北京人艺给焦先生贴了许多大字报,说他反党。

  就在这时,北京市委让统战部长廖沫沙把人艺的书记赵起扬和副院长欧阳山尊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专门了解焦菊隐的情况。赵起扬明确表示:“焦菊隐主要是对剧院工作有些意见,这个人在解放以前就是倾向进步的。”接着,廖沫沙说:“今天是彭真同志要我与你们商量这件事的。”

  后来,他总算过了关。焦先生没有被划成“右派”,我认为是总理保的。在当时的形势下,彭真让廖沫沙过问此事,只有总理才可能打这个招呼的。周总理对焦先生特别爱护尊重,他来人艺看戏提意见,常说:“这点我不太明白,请焦先生考虑。”

  《茶馆》:他给老舍提意见

  1956年,老舍为了宣传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写了一出话剧《秦氏三兄弟》。这个剧本出来后,剧院领导来到老舍家谈剧本的修改,焦菊隐先生说:“戏中第一幕第二场特别精彩,写的是茶馆,你能不能考虑你的戏就是发生在大茶馆,整个戏就写这个茶馆的几代变迁?”

  排练时,焦先生不愧是大手笔。《茶馆》全剧时间跨度五十年,人物五十多个,故事松散,他从烘托第一幕大茶馆的生活气氛入手,再一个个地雕刻人物。

  1962年重排《茶馆》(那时,我已经离开人艺)。有天下午,焦先生给于是之、蓝天野和郑榕排他们三个老头撒纸钱的戏。焦先生叫他们把许多重要的台词直接说给观众。没想到,他们的感情更自由地抒发出来,难过时眼里不觉蒙上泪花,高兴时也笑得特别痛快。有一遍,于是之笑大发了,就顺便背朝观众坐在一条板凳上。该他说了,焦先生插话:“你就这么说。”于是,那句“改良啊,改良,我一辈子都没忘了改良”,就变成了背对观众面朝天的王利发式的抒情。

  对一出已经演出了许多场,只是重排的戏,焦先生都如此用心,他对艺术的执著由此可见一斑。1980年,《茶馆》的原班人马赴欧洲演出。一位德国剧评家说,《茶馆》的各个角色就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它们被精彩地穿在了一起。

  性情中人

  1960年,史家胡同人艺大院要“公社化”,想在我家住的房子办幼儿园。总务科的人要我搬到演乐胡同焦先生住的小院去,说焦先生正办离婚,夫人搬走了,住不了那么多房子。

  与焦先生住在一个小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是一个非常尽责的父亲。让两个小女儿宏宏和安安跟妈妈过,他不放心,要自己照顾,就请了保姆,把女儿们带在身边。他那么忙,每晚学习读书至深夜,但有些事他亲自做。女儿们的袜子他给补,他不用布,怕硌脚,用线像织毯子一样横竖来回码。

  焦先生特别爱干净,他的屋子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自己也总是穿得整整齐齐。他对女儿们的清洁卫生就更认真了。女儿身上一人挂三块手绢。一块擦眼睛,一块擦嘴擦手,一块小便后擦屁股。两个人一天六块手绢,他亲自洗,从来不让保姆洗。

  再也不做导演了

  “文革”初期,焦先生第一批被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关进了“牛棚”。据说,江青说了,这个人很坏。可以想见,就这一句话,使焦先生受了多少折磨。他的年轻妻子正式与他分手。

  很久之后,他终于离开“牛棚”,住在人艺大院宿舍大楼后面的一间小屋里。那里终日不见阳光,又阴又潮,且离公用厕所很近。

  1973年,北京话剧团(北京人艺在“文革”中被改名)排了一出歌颂农村干部王国福阶级斗争精神的话剧《云泉战歌》。军工宣队让焦先生去看并让他谈意见,一贯在艺术问题上不讲情面、不说假话的焦先生说:“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20分。”

  这一下不得了,立刻被军工宣队当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高潮中,焦先生在北京市文化系统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再次被点名批判,并被定为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焦先生悲愤地对友人说:“我已经彻底绝望了,今后我再也不做导演了!”

  最后一面

  一天,我和小儿子去东四新华书店,没想到,在门口碰见了焦先生。他穿得有点破旧,还拎了一个蓝布兜。他说起自己视力越来越差了,看书和写字都很费劲儿。告别的时候,我儿子把他扶下了台阶。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焦先生。后来我听说,他突然感到胸部疼痛住进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他要求见见在陕西插队的大女儿宏宏。

  他对宏宏说:“我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要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生的著作都写得多,可惜全是交代自己反动罪行的材料。现在我的来日不长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下来,但还有一些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一定要把它留给后人。这可要为难你了,孩子!”

  没想到,焦先生对放疗化疗反应非常强烈,病情急转直下,很快处于弥留状态。连这一最后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焦先生死前非常痛苦。

  (《文汇报》5.6 张定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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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9 10:48:51 | 显示全部楼层

纪晓岚何以成纵欲狂?精神被阉割 [转帖]


 
  征诸历史,像纪晓岚一样被实施了“精神阉割”的文人,通常其肉体上的欲望往往是超乎常规的发达;而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马迁一样被“阉割了肉体”的知识分子,则刚好在精神上呈现旺盛的创造力量。这两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摘自:《追寻历史的真相》 张秀枫/主编 周英杰/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原标题:作为纵欲狂的纪晓岚

    整个有清一代,纪晓岚可以算是在文化方面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性人物之一。综括他的一生,除了在做官方面表现不凡,一直做到了协办大学士的职位之外,在文化方面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乾隆皇帝的授命下,领导编纂了当时最具有想象力的“形象工程”——《四库全书》,并著有一部以谈鬼怪故事为主的《阅微草堂笔记》。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家未必知道的则是纪晓岚超乎寻常的“纵欲”。

  纪晓岚的“纵欲”主要表现在“食”和“色”两个方面。就“食”的一面说,他的癖好是只吃猪肉,不吃米、面,而且食量奇佳,动辄每顿吃掉上十盘猪肉。相对于“食”的一面,纪晓岚在“色”字上面的表现,更是强烈得令人瞠目,以至于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是得了性欲亢进的疾病。

  关于纪晓岚在这两个方面的特异表现,清人的一些笔记野史中多有记载,这里随手援引几条,以为证明。

  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卷三中说:“公(指纪晓岚)平生不食谷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

  采蘅之的《虫鸣漫录》卷二说:“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昭在《啸亭杂录》卷十中也说:“(公)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

  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更是讲述了一个关于纪晓岚好色的精彩故事:“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子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

  堂堂的一代文宗,竟然好色好到了近似于“色情狂”的病态程度,甚至在皇帝面前也不加掩饰,这一现象到底是精神现象,还是单纯的生理现象?似有进一步解剖的必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前人的野史笔记都把它归之于单纯的生理现象,说他是“奇人”,具有这个方面的特异功能云云,这是被表面现象给蒙蔽了的“只见树木,不见泰山”的泛泛之谈。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位才情冠绝一时的大知识分子,纪晓岚的“好肉”与“好色”,不能只简单地当成一种纯粹的个人生理现象,更多的应被理解为是一种精神现象,必须到纪晓岚的精神世界深处寻找原因,这才能切中肯綮,找到这种现象的最合理的解释。

  而要揭开这个现象的谜底,我以为首要一点必须从纪晓岚在文化方面所取得几项成就的真实“含金量”说起。

  纪晓岚为世人瞩目的文化成绩主要有两项:一是奉旨领导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型图书——《四库全书》;二是在晚年写了一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的随笔杂记《阅微草堂笔记》。

  关于《四库全书》,今人文怀沙老先生曾将其评价为是一部阉割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大意)。实际上,这也并非是很新鲜的思想。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版)中,对于《四库全书》早就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而主要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别人且不管,我个人对于以上这些论点,是非常赞成的,也曾经专门著文《〈四库全书〉的B面》(见《四川文学》2006年6月)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所以,纪晓岚秉承皇帝的谕旨所从事的这项事业,你可以说它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可以说它是“阉割”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工程。

  至于《阅微草堂笔记》,虽然煌煌24卷,但是仔细阅读过它的人都会发现,这部明显受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影响的笔记体杂记,除了语言文采斐然、行文亦庄亦谐、故事引人入胜等几个优点外,倘就内容和思想性而言,无非是在重复一些“因果报应”的老调,根本没有一点自己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实在是贫乏虚脱得可以。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纪晓岚本人对这部消遣之作,也并不看好,他曾经写诗这样评价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

  平生心力坐消磨,纸上云烟过眼多。

  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

  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倘若像以上的分析这样,那么,综括而言,纪晓岚在文化方面的成绩其实是乏善可陈的。诚然,他拥有一腔绝世的才情和强健的体魄,在一个正常的时代里,本应该留下能够代表自己真正水平的著述,传之后世,但事实却是除了代满族皇帝编辑了一部阉割中国文化的大书,写了一部没有什么思想价值的《阅微草堂笔记》之外,实在没有留下真正让人瞩目的东西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那么,才情冠绝一时的大才子纪晓岚为什么却懒于著述呢?应当说,对于这一点,不光是现在的我们看到了,就是当时的知识界中也多有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清人陈康祺在他写的《郎潜纪闻二笔》卷六中,就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引用了纪晓岚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

  在该书“纪文达不轻著书之原因”一节中有这样的概括:“纪文达平生未尝著书,闲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未尝存稿。或以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书,综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不过,这样的一种解释实在经不起推敲。纪晓岚的确是读书甚多,但是古人读书比纪晓岚多的应当大有人在,别的不说,单说在他之前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恐怕哪个读的书也不能说比他老人家少吧,但为什么这些人就没有因此而封笔呢?

  再者,如果按照纪晓岚的这个逻辑,不是大家今后都不要再努力著述了吗?“名山事业”岂不是要到此为止了吗?以纪晓岚的睿智,他完全应当知道,古人并没有包圆所有的真理,也不可能包圆所有的真理。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人的独特感悟,这些感悟是不会完全重复的。

  所以,纪晓岚自己所说的不愿意著述的原因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搪塞之词,他之所以没有尽心著述,写出真正的大书来,明显是另有隐衷。联系到当时政治气候和文化界的现状,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高压的文化政策,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已经使纪晓岚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迫使他接受了精神上的“阉割”,从此不敢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清初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而这些文字狱中的相当一部分,恰恰就发生在乾隆皇帝授意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根据统计,整个乾隆年间一共兴起文字狱100多起,而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则发动了48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纪晓岚帮着乾隆“阉割”中国的古书,最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见着许多著作因为有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或者丢掉官职、或者全家被株连的遭遇,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因此,智商甚高的纪晓岚也只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从此以后选择谨慎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写了。

  从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一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来领衔编纂《四库全书》,其中固然有满族当中尽皆“绿林大学”毕业,杀人是强项,但“修文”则实在拿不出手的现实,但其内心也不能排除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让这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接受一次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当然,不论他是不是深谋远虑到了这一层,结果却是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的,这就是以纪晓岚为代表的汉族最优秀的脑袋,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阉割”;另一方面,在“阉割”古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有意无意地集体实施了“精神阉割”手术。这些汉族的知识精英从此只能够像纪晓岚一样,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说点笑话、对个对联和挖苦个同僚的范畴,断然是不会再像其不远的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进行独立思考的著述事业了。

  但纪晓岚毕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绝世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创造欲望被压抑后,必然会寻求一种新的发泄渠道,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易情效应”。纪晓岚和魏晋时期在司马氏强权统治下的许多被压抑了的先辈知识分子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寻到的一个发泄渠道就是:食和性。

  而且,正像笔者在前面所论述过的,征诸历史,像纪晓岚一样被实施了“精神阉割”的文人,通常其肉体上的欲望往往是超乎常规的发达;而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马迁一样被“阉割了肉体”的知识分子,则刚好在精神上呈现旺盛的创造力量。这两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同时印证了这样一条生物学法则:身体的某一方面被压抑,在另一方面就会出奇地发达起来。

  我们看到的纪晓岚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阉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竟然“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试图用这种肉体上的狂欢,来发泄过剩的“力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应当说,把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改造成这样的一副德性,无疑是乾隆皇帝最大的成功,因为乾隆皇帝心里最清楚,纪晓岚再好色好吃,大不了也就是牺牲自己的几个宫女和国库里的一点银子。一个沦落到整天只知道“御女”和“食肉”的人,对统治者是一点威胁也没有的。从本质上说,这样的人和那些宫中的太监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些只会跟在皇帝的屁股后面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角色。因此,当纪晓岚当面说出自己喜欢女人时,乾隆皇帝不但不加以责怪,反而大度地派出了自己的两名宫女去满足纪晓岚的欲望。

  从分析纪晓岚式“纵欲狂”的病因,我们大约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自古以来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宫刑”,一种是直接割掉男人生理上的生殖器,使之变成生理意义上的“太监”;另一种则是剥夺男人独立、自由的思想能力,使之变成精神意义上的“太监”。前一种做法只能让“大丈夫”变成肉体上的中性人,却仍然阻挡不住像司马迁这样的自由意志强健者,因此还不算太阴毒,也并不算彻底。而这后一种精神层面上的“阉割”,则只会造就肢体强健的奴才和愚民,不但更具隐蔽性,而且更其彻底和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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