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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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妓女走国营路线,三陪体制化 [转帖]

　　酒楼用妓女陪客侑酒，其实和今天夜总会之类场所中的光景差不多。都不外以色促销，或酒色兼营；惟一的区别，只是三陪售色的程度。

　　摘自《性感》 江晓原/著 海南出版社
　　

　　两宋时代，官妓制度依然盛行，而私营妓女则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一千年前，妓女们就已经开始承担商业促销的义务。宋代的酒楼，普遍以妓女的美色来促进业务——让妓女在酒楼陪客侑酒。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记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酒楼盛况云：

　　凡京师酒楼……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又如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记南宋杭州城“和乐楼”等十一座官营酒楼用官妓陪客：

　　每库（那时酒楼常被称为“库”）设官妓数十人……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然名娼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

　　而“熙春楼”等十八家“市楼之表表者”（私营酒家之有名者）则用私妓侑酒：

　　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妆玄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春满绮陌，凭槛招邀，谓之“卖客”。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亦记有这方面情况：

　　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

　　接着是当时著名官妓11人和私妓22人的名单。这些妓女的名字，正是那个时代的性感名字，不妨抄录一些：官妓如金赛兰、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称心、梅丑儿、康三娘、沈三如等；私妓如钱三姐、季惜惜、吕双双、胡怜怜、沈盼盼、普安安、徐双双等。

　　此外还有一些卖唱、卖艺的流动私妓，可能是较为下等的妓女。耐得翁《都城纪胜•酒肆》还记载有一种“庵酒店”，是“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这种可以和客人在酒阁内成就云雨之欢的陪酒女郎，应是较下等的私妓。

　　酒楼用妓女陪客侑酒，其实和今天夜总会之类场所中的光景差不多。都不外以色促销，或酒色兼营；惟一的区别，只是三陪售色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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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私人医生回忆录:蒋氏从下野到迁台 [转帖]

　　1943年，年仅27岁的熊丸刚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不久，就被调入陪都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工作，从此开始了做蒋介石四五十年的御医生涯。
　　摘自《我做蒋介石“御医”40年》 陈三井 李郁青/著 团结出版社

　　原标题：蒋介石撤离险被扣留交给共产党

　　　　1.蒋公下野

　　1949年元月阴历年前，周宏涛秘书突然对我说：“你晓不晓得刘文辉明天要回成都过年？他有专机回川。”当时因情势不好，我把家眷都送回四川，独自一人留在南京，所以听到宏涛那样说，我灵机一动即随便写了份简短报告给蒋先生，表明想请假六天，顺道搭刘文辉的专机回重庆看母亲与家人，并一起过年。那时因为刘瑞恒(月如)先生还在南京，蒋先生若有什么特殊事情，中央医院的医师还可为他处理，而且蒋先生身体还很好，所以我请假一周应该还没关系。蒋先生很快就批准，第二天我便随刘文辉的飞机离开。

　　当飞机飞抵四川时，刘文辉说他要先在成都待一天，然后才到重庆，我因搭他便机，只好先随他到成都。待我返抵重庆汪山家门时，已是年三十的早上，家人都没想到我那年还可回家一起过年。然而就在当天中午，重庆市警局局长陈善周(曾任官邸警卫室副主任，与我家很熟)却突然跑到我家，因他接到曹圣芬秘书拍来的电报，要我马上去溪口。我说：“为什么要我去溪口？”他说：“总统已下野至溪口。”我说：“可是**刚到家。”陈善周说：“你自己决定吧。”于是我说： “我不管，圣芬的电报可能只是他的揣测之词，我要等过了年初一或初二才走。”当晚，当我在家吃完年饭，半夜警局又来了份电报，这次是俞济时拍来的正式电报，里面写着：“希急来，专机来溪口。”这等于是命令，我只好初一早上就走。

　　初一一早，内人送我到机场，还替我用盒子带了过年用的腊肉与鸡腿。到机场时已有一架军用飞机在那儿等我，当时因为空军人员去吃饭，我便叫内人不要等了，先回去陪母亲吃饭。内人搭车走后，空军人员才来说：“飞机有点问题，发不动，恐怕要明天才能修。”后来**知道是那位飞行员想待在那儿过年，才托词飞机出问题。我从家里搭来的车子已经离开，要再返家也回不去，加之我家到机场路程迢遥，我只好在机场附近临时找间栈房(最低级的旅社)，将就草席和衣而睡。谁知第二天搭机启程，才飞到汉口，那飞行员又说：“今天飞机还是有点问题，我们先在武汉过夜。”事后**知道他是在武汉装银元，因为武汉的银元装到上海还可卖到好价钱。我没办法，只好在武汉再过一夜。

　　武汉那时有个和成银行，银行经理赵任安是我在重庆时代的好友，我在武汉没别的地方去，只好去找他。到了和成银行后，**发现他太太生病住院，于是又转到医院去找他。我和他太太也熟，所以在医院和他们聊了很多，记得当时赵任安对我说：“丸弟，我们是多年好友，所以我要跟你讲几句心里话。你是个医生，跟蒋先生已很多年，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现在蒋先生已经下野，你还到溪口做什么？不如就留下来，我负责帮你开家诊所，你又不是做政治的人，就别再回蒋先生身边，去淌那趟浑水了！”他说得非常动听，可我仔细想想：我到重庆是请假出来的，就算真的要走，也要讲清楚再走。所以我告诉他：“我既未辞职也没请假，这样便走实在不是做人的道理。你的一番好意我知道，不过还是等我回到溪口，看看情形辞职再回来吧！”由于我的坚持，他也没什么意见，便好好招待我吃了顿饭，休息一下，第二天又派车送我至机场。后来有段时间我兼蒋先生秘书，所有报纸及空军无线电广播内容都送到我这儿，**发现赵任安被发表为华中经济指导部部长，原来他也是共产党员，难怪当时会对我说那些话。虽然他也是衷心之言，却仍旧没有讲穿，但这些都是后话。

　　当天晚上我甫抵溪口，圣芬便告诉我：“你快点上去吧，先生已经在问你了。”于是我赶紧上楼向蒋先生报到，先生也没说什么，便叫我去休息。我在溪口与夏功权同住一房，他那时是蒋先生身边惟一的武官，兼总务工作。那时侍卫长仍是俞济时，其他一起在溪口的尚有经国先生、周宏涛、沈昌焕、于豪章及周菊村。和功权住一间房，我还记得他是个勤快的人，每天早上起床后一定擦皮鞋，顺便把我的皮鞋也擦得很亮。我对他说：“没想到你还会擦皮鞋啊？”他说：“我岂只会擦皮鞋，你看你桌上是什么？”**发现桌上有杯热可可，冲得既漂亮又好喝。当时溪口就只有那么一盒可可，我俩都偷偷地喝。

　　2.溪口岁月

　　蒋先生下野后，在溪口仍以总裁身份见客。之前陈仪在台湾惹出“二二八事件”，所以总裁要圣芬到广州见阎锡山(伯川)，要阎赴台处理二二八善后之事。阎锡山那时担任行政院长，但他不听李宗仁的话，事事请示溪口的总裁，所以那时在溪口，时时刻刻都有情报传回来。圣芬因平常要处理很多新闻秘书事务，所以行前总裁便问圣芬说：“你走了以后，你的工作怎么办？”圣芬说：“请熊医官接办好了。”总裁说：“好，可以。”所以后来我除了医官外，还兼任新闻秘书职务，主要工作即是陪总裁见客，处理新闻及广播资料。

　　兼任新闻秘书职时，我发现总裁每天都自己翻阅报纸，当时我心里想：“他那样看报纸，有时心里还想旁的事，也许也不知道哪些消息重要，而哪些不重要。为什么我不帮他一点忙呢？”所以我便拿了支红笔，把我认为重要的新闻替总裁画起来，但画了两天后，由于我觉得有些累了不想画，便直接把报纸送进去，没想到那天报纸居然被退回来，总裁说：“报纸为何没画红线了呢？”这下我替圣芬找了麻烦。从此后，给总裁看的报纸都需要先画好红线。

　　我开始画报后，因为当时报纸消息较慢，空军方面时常为我送来无线电消息，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共方资讯，诸如我方有哪些军起义，哪位军长投降，又有哪位军长与共军合作，许多名字都是我很熟悉的。一些总裁平常认为忠诚者竟然叛变，而总裁认为善战者竟与共军合作，反倒是一些总裁不重用的人都殉了职。我这才发现：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真是一点不假。当时我有很多感慨，便把那些起义、殉职名单，合部抄在一张纸上，连同画好线的报纸一起呈给总裁。但这又为圣芬添了另一项麻烦，因为第二天没那张纸时，总裁又说：“另一张纸呢？”故我只好天天抄天天送，抄得心里着实也有些难过。副官们也告诉我，总裁每次拿到那张纸都唉声叹气，所以过后总裁到了台湾，第一件事便是将自己重新改造，整个观念也全部改变。

　　溪口时代，正是总裁与经国先生讨论来台后如何改造党政军之时，大陆丢的时候，总裁看到我方阵营的人，不是投降便是倒戈，感触当然很深。所以当他撤退来台时，必然是痛定思痛要进行改造，不但要改造党，还要改造军。以他和经国先生在溪口的计划为基础，故一到台北马上成立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对部队里的人事也都亲自了解。他深入部队的原因，正是为了准备“反攻”，所以也真是用心良苦。

　　在溪口那段日子，总裁几乎天天回到儿时走过的地方。其中有个地方名“金峨寺”，庙里的人请我们吃饭，摆出一桌菜全是各类笋子，包括炒笋子、煮笋子、焖笋子、油炸笋子等。因为当地产笋，庙里都是竹桌、竹椅等竹制品。然而自那次吃了太多笋子后，我到现在都还不太喜欢吃笋子。

　　尔后圣芬回来，我把新闻秘书职务交还给他。1949年4月21日，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投共，共军陈毅(仲宏)部渡过长江。次日总裁与何应钦(敬之)、张群(岳军)、吴忠信(礼卿)、王世杰(雪艇)等会于杭州。23日国军退出南京，此时总裁也准备离开溪口。我们在溪口三个月中与经国先生朝夕相处，平时聊聊天所以很熟，他还曾经送过我好几支派克笔。在溪口期间，张治中(文白)曾来见总裁，李宗仁也曾托人带信，希望总裁出国，没料到后来是李宗仁自己出了国。

　　我还记得那时在溪口，菜都开得很坏，我们那一桌八位坐的都算是最高级的官员，但八个人却只吃四样菜，且每顿几乎必吃“咸箕”(即咸菜，腌青菜)。到了台湾以后，有一回在蒋先生生日席上，他突然问我：“熊医官，在溪口时他们招待得好不好呀？”我回答：“很好呀，我们顿顿都吃‘鸡’。”蒋先生说：“那不错呀，顿顿都吃鸡。”夫人当时便笑说：“你晓得那是什么鸡吗？是‘咸箕’呀！”

　　在溪口时大家根本都没钱，那时我因从家里带了些钱，所以有时早上会买些油条回来。当时早上能吃到油条，已经是最好的菜了，而大家吃早餐时多了两根油条，对我也都十分感谢。那时根本连薪水都发不出来，尔后财务署署长吴嵩庆为我们带了银元来溪口发饷，我记得那时我拿到两百大头，和圣芬各拿了一百大头托张岳公替我们带回四川家里，不料事后才发现那笔钱他根本没帮我们带到。

　　3.辗转撤退

　　我们离开溪口后就上了太康舰，当时太康舰舰长是黎玉玺(薪传)。太康舰离开溪口后一直在海上漂，因为蒋先生决定守住海南、大陈等岛屿，故先于舰上探勘攻守位置及情势。我们在海上巡游一个多月，完全上不了陆，也接不到信，(我与内子李忠慧在抗日胜利时匆匆结婚，以后跟随蒋先生而聚少离多，这次海上巡游，明知她快生产，也不知是男是女。)之后又回到上海。上岸后蒋先生的心情很沉重，当时有很多人劝他：“共产党已经到了某某地方，上海已不能住了，要赶快退到台湾才行。”但他就是不走，不愿撤退到台湾，甚至到胃病都发了他还是不走，坚持死守上海。我不能到外面替他找医生，故只好找些药给他吃，看得出他的心情真的非常沉重。最后还是陈诚的电报让他离开上海，因辞公在电报中说：“我在台湾十分安定，而且深得人心。希望‘总统’快到台湾安排与指挥，将来还可由台湾反攻。”这个消息终于打动了蒋先生，所以他才决定离开上海。

　　我们离开上海后先飞广州，那时重庆还没丢。到了广州后，虽然蒋先生一人还在那儿忧心忡忡，但因大家已许久不知肉味，故决定去吃广州最有名的炸鸽子。我和曹圣芬、周宏涛等跑到一家餐厅吃鸽子，去后才发现黄少谷、谷正纲等也都来了，大家便在一起吃。吃完之后，因为少老说要请客，于是我们便在外头等他结账，不料等了好久他都没出来。谷正纲先生于是猜道少老可能钱没带够，进去看看才发现果真如此。因为我们那餐鸽子一共吃了一百多银元，而少老身上只有一百银元，幸好谷正纲先生过去把钱付清，少老才得以退出。那时一块银元等于三块美金，所以一百多银元可是十分值钱的。

　　到广州之前，蒋先生在重庆便已经找云南的卢汉(永衡)来，但卢汉不肯来，因为他怕蒋先生不放他走。当时蒋先生便派经国先生到云南去，要经国先生住在昆明，只要卢汉一天不回昆明，经国先生便不许离开。换句话说，经国先生等于到昆明当人质，所以卢汉才来。卢汉来了以后，蒋先生对他也很客气，然事实上卢汉那时已经……与共产党接触很多，但蒋先生依旧不甘心，因为云南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后来蒋先生决定亲赴云南，卢汉知道后提出一个条件，表示蒋先生要到云南可以，但身边不要带太多人。蒋先生也答应他的要求，于是便带着我、武官夏功权，及少数警卫人员搭机到云南，可说单枪匹马赴会。我们当时虽未事先听说那次行程将有危险，但由事前计划的警卫森严，且每名警卫均佩带双枪来看，也可判定情况十分紧张。

　　到了昆明以后，蒋先生吩咐座机停在原地不能熄火，以便随时准备起飞，功权则寸步不离地紧跟着蒋先生。尔后卢汉出来迎接，蒋先生与卢汉一起走在前面，功权则紧跟在卢汉后面，以防卢汉有任何不轨动作。那次除了蒋先生、功权及少数警卫外，其他人均只获准待在机场，中午就在机场吃便餐。

　　蒋先生下机与卢汉会谈约两小时后，卢汉又送蒋先生回机场，最后我们还是平安离开。但事后**知道：当时机场附近全是迫击炮，他们原本计划：只要卢汉一声令下，那些迫击炮便可将整架飞机摧毁，再将蒋先生扣留，交给共产党。但卢汉却没这样做，因为他当时看到蒋先生样子十分威严，故不敢妄动，只好战战兢兢地陪着蒋先生谈话，始终不敢下暗号。直到他把蒋先生送回机场，蒋先生一直都是谈笑自若，若无其事的样子。所以第二天张岳公到云南时，卢汉便把全部怒气全出在岳公身上，扣留岳公，把其他人全杀了。(编者注：这段叙述时间有误，背景也更复杂：其一，蒋介石到昆明是1949年9月22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去昆明安抚卢汉而被卢汉扣押是12月9日，而非本文中所说的“第二天”；其二，卢汉此时还没有在反共与反蒋间做出最后选择；再则卢汉仅仅几个保安团的兵力，绝非蒋介石的中央军李弥、余程万两个军的对手，而中共大军此刻尚在湘、粤，远水救不了近火。这些因素才是卢汉没有对蒋介石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而非如本书所述，是蒋介石的“样子十分威严”所致。参见《蒋经国自述》215页、229-230页及刘红所著《蒋介石大传》第1614～1615页，团结出版社，2003 年版。)最后还是因为岳公原对卢汉有恩，卢汉下不了手，才放岳公脱险回来。所以之前我们陪蒋先生到云南，还真是一场惊险之旅。

　　另一项惊险却温馨的遭遇，则与蒋夫人有关。 1942年夫人随同蒋先生到印度开会，会后准备返回重庆。回程飞机飞离印度未几，机师便来报称座机周围有日本飞机，可能蒋先生行踪已让敌人发现，故需采取紧急低飞措施，以使敌机不易抓到目标。当时机上同时准备降落伞，但将人数一算，却发现降落伞不够用，于是夫人的贴身佣人蔡妈便没分到降落伞。那时夫人告诉蔡妈：“这样好了，假使等会儿真的需要用到降落伞，你就抱紧我的腿，这样便可平安降落。”当时蔡妈立该对夫人说：“如果真到那时候，我绝不抱您的腿，让您平安下降，我绝不拖累您。”夫人听了很感动。后来座机低飞后，由于先遣机并未采取低飞措施，日本敌机跟着先遣机追去，而未认出蒋先生座机，最后一行人总算平安回到重庆。尔后夫人便对蔡妈很好，因为觉得她很忠心，很多事也都不与她计较。蔡妈约于十数年前以60多岁死于台北，她比夫人年轻，是夫人在上海时就极信任的贴身佣人。

　　4.“剿共”失利因素研判

　　抗战胜利后，“剿共”失利的因素有很多，但就我了解，其中包括几项重要因素。

　　第一是经济因素，本来在抗战时期国家之所以尚称安定，全靠稳当的法币制度。当时社会整体经济还算稳定，以后改行金圆券(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收兑法币及金银外币(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1圆，金圆2圆折合银币1圆，金圆4圆折合美钞1 圆)，登记外汇资产，加强管制经济。公教人员待遇以40元为基数，40元以上分别二折一折。)与银圆券，社会经济即变得一塌糊涂。我记得那时蒋先生到马鞍山避暑，找徐柏园先生谈金圆券改银圆券之事，市面上的物价在当时只能以“一夕数变”来形容。当时经国先生到上海打老虎，(1948年8月21日，蒋介石电各省市政府，晓示改革币制、稳定经济决心，命切实执行。并派俞鸿钧及蒋经国、张厉生及王抚洲、宋子文及霍宝树等，为上海、天津、广州各区经济管制督导员。)打得所有公司都把物资藏起，在奇货可居的情况下，市面上都没有东西可买，每个人都要物资而不要钱，最后还到了拿金子发饷的地步。整体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使得中央政府大失民心……

　　第二，当时陈辞公采纳马歇尔的建议，将部队精简。但裁兵的结果，使得许多军长突然降为师长，师长又变成团长，以致部队士气大降，造成许多人员投共，敌我势力大幅消长。共产党那时尚在东北接收许多日本人留下来的武器，我方战况自然容易溃不成军，未战先逃。

　　还有一项极重要的原因是，那时蒋先生身边有太多中共特工。我记得那时蒋先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分别是蒋先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于是徐州当地几个重要指挥官便稍加变通，提早进攻时间，作战结果才算顺利。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一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编者注：刘斐(1898—1983)，湖南醴陵人。早年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大革命失败后，去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令部次长，主张团结抗日。后任国防部参谋长。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国民党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去香港，与黄绍竑等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体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此外，罗泽闿也是中共特工。当初如果没有这些人，我方根本不会如此惨败。当初播迁来台时，人们根本无从得知身边亲人有哪些是共产党，因而形成彼此猜疑的局面，大家都没了信赖感。直到现在，台北还有四千位共产党员，但谁晓得自己的朋友中谁是谁不是？以前有位蒋先生亲信的内卫股中校股长，专门指挥蒋先生身边事务，且治军严谨，大家都认为他很能干，后来才发现他也是共产党。还有一次，夫人向我表示她需要一名护士，要我帮她选个好一点的人去，于是我选了医院里一位能干的护士长，不料在还没进官邸的前一天，护士长即已被捕，原来她竟是苏俄方面派来的国际共产党分子，真令人想像不到。

　　过去戴笠在的时候，我方情报做得很好，蒋先生对戴先生也信任有加，交代戴先生进办公室时可不需通报。戴笠当初受到蒋先生赏识，乃因有一回他亲笔写了一份情报呈给蒋先生，那时侍卫长是王世和，王世和看戴先生只不过是个小小参谋，哪有资格呈报委员长，便把戴先生写的报告丢在一旁。戴先生没办法，只好另外想法子，和副官们打交道，请副官帮忙把报告呈给蒋先生。然而副官们哪敢把东西随便呈上，只有一位施副官是个老好人，他帮戴先生把东西放在蒋先生办公室。不料蒋先生看到那份报告后大吃一惊，便要左右找出写报告的人，事发之后施副官先交代戴先生，要他一定要认罪，戴先生也应允。结果戴先生进去后，蒋先生便要他日后随时供应情报，且无需通报即可进入蒋先生办公室。尔后戴先生的情报愈来愈多，事后也都证明是事实，因为他在共方组织里埋伏多人，我方情报系统全需仰赖他。戴先生后因飞机失事而去世，(1946年3月17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自青岛飞抵南京上空，于岱山失事，时年50岁。戴笠死后，台北方面以其字“雨农”为路命名来纪念他。)他死后我方在共产党组织里的所有耳目便全数断线，之后经国先生自己掌管情报系统。

　　5.来到台湾

　　1949年12月到台湾后，蒋先生连任国民党总裁，并兼“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国防研究院及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蒋先生刚到台湾时，住在阳明山空军新生社里，后因陈辞公(即陈诚，编者注。)修建士林官邸，蒋先生与夫人才住进士林。尔后蒋先生自己修了中兴宾馆，他很喜欢那个地方，经常到那儿小住。我在那儿也有自己的房间，大门进去右转的大房间便是我的办公室。蒋先生的房间则在二楼左手边，二楼右手边的房间是蒋先生与夫人特地留给孔夫人(宋霭龄)的，以后孔二小姐便住在那儿，而把当中的正房留给孔夫人。但我住在中兴宾馆总觉得里头阴飕飕的，因为山上风声之大有如鬼哭神号，每晚都像刮台风似的。由于中兴宾馆位于阳明山一座山口，风正好由屋旁吹过，风声特别大。蒋先生很喜欢那栋房子，因为那里确实景色秀丽，但住那儿对他的健康却真的很不利。

　　6.来台工作情形

　　过去我陪蒋先生去过金门多次，他很喜欢金门，因为那儿桃花开得很美，空气也很清新，经国先生也很喜欢那儿。1958年“八二三炮战”前一晚，我还陪同蒋先生在金门，那时我们天天由台北飞金门办公，不料次日共方弄错情报，以为蒋先生还在金门，所以发动炮战。我在金门住在一位副司令的房间，炮战过后我们回金门去看，发现我住的地方浴缸里正好有一枚炮弹，假使那天我在那儿洗澡，炮弹便正好落在我身上。炮战过后，有两位副司令官都死在那里，因为炮战发生时他们正在那里开会，俞大维“部长”那天到得晚，胡琏也陪他到得晚，所以他俩才逃过一劫！

　　其实在我的观念里，身为医生最好留在医院里，才能随时学到东西，所以我跟着蒋先生到澎湖去时，便到澎湖省立医院参与开刀。当时我感到待在省立医院不错，所以从澎湖回台北后，某日正好陈辞公来官邸，我便向辞公表示：“假使有机会的话，我想到省立台北医院去。”陈辞公听后便与经国先生商量，经国先生也很同意我的想法，便问我想到“陆军总医院”或省立台北医院，且因我当时军阶已是上校，过去在大陆上的临床经验也够，故可以为我安插副院长职。我选择了省立台北医院，并在那儿当了两三年副院长，后因原任院长不擅行政事务，故将我升为院长，我一做就是十余年。虽然当时我兼任省立台北医院院长，但大部分时间仍待在官邸，有空才到医院去。我在医院里也看门诊，与本省许多医界人士也很熟。

　　“陆军总医院”因只能看军人，无法照顾到退役军人，所以于1958年开办“荣民总医院”，经国先生找卢致德担任院长。但因卢院长很忙，年纪又大，经国先生拟为他找一位副院长，便问我的意见，我向他推荐“陆军总医院”的邹继勋院长，因为我见过邹几次，觉得他满能干。于是我俩便到“陆军总医院”拜访邹院长，一到“陆总”便发现那里的洗手间与办公室均十分干净，经国先生觉得邹院长确实是个人才，于是见到邹院长立刻向他表明要调他任“荣总”副院长的想法，邹院长也立刻答应，两三天后即至“荣总”到职。邹先生在“荣总”一做就是六七年，所以他后来见到我便向我埋怨：“就是你给我搞的鬼，让我一做就做了六七年副院长。”因为卢院长很苛待他，未予他实权，后来他好不容易才升上院长，把“荣总”也办得不错，我与荣总也因此结下诸多渊源。

　　过去我曾参加“铨叙部”医疗审议委员会，常与台大医生们一同开会，故与台大系统也很熟。如今台大新人辈出，全民健保开办后，医疗审议委员会也不召开，我与台大方面便开始不熟了。我认为台大与“荣总”两个系统都各有长处，彼此间有竞争也是好事，不过台大本身门户之见太深，要台大毕业的人他们才用，且只要一离开台大就别想再回去，不像“荣总”只要是优秀的人都进得去，故两者性质仍有不同。不过台大学生程度本来就高，能够考进台大差不多都是好学生，他们自医学院毕业后，还要辛辛苦苦地研究多年，再出国接受训练，所以一般来讲，台大医生的素质确实不错。不过台大毕业的学生除了在台大外，大多会到新光、长庚等医院，较少到“荣总”。

　　省立台北医院则因台北市改制成“直辖市”，故改为台北市立中兴医院，我因此又由台北医院院长变为中兴医院院长。 1968年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开办，我再兼该院院长，一下子身兼两个医院院长，又是官邸医生，每天生活忙不胜忙。后来台北市卫生局改组，我因医院院务办得不错，故又兼任台北市卫生局副局长。当时台北市长乃现任“奥会”主席张丰绪，后来经国先生对张先生说我在官邸的事很重要，还是不要让我兼太多职务较好，所以张先生便另换了一位王先生任副局长，我则继续担任院长，共做了五六年。

　　我在中兴医院担任院长，一直做到六十五岁退休为止，之后便在中心诊所做临床，看门诊。老友余纪忠先生看我已自中兴医院退休，便找我到《中国时报》担任副董事长，因他知道我在重庆曾经担任过蒋公的新闻秘书。我则因与他很熟，他的母亲又是我干母，故也不好推托，于是自六十五岁退休后，我便在《中国时报》任副董事长至1997年，也有十五个年头。

　　我在《中国时报》其实也没负什么责任，每周一、三、五均需到报社上班，他们给我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本来我每天都得去，后因他们考虑我可能太忙，便让我隔天上班，不料我开始隔天上班未几，蒋夫人又要我接任圆山饭店董事长。接任后我天天都得到圆山，轻松不到几天的生活又开始忙碌起来。

　　蒋夫人把圆山交给我管理以后，除圆山之外，其他如华兴育幼院、振兴医院等夫人所属单位，若有困难与问题也都变成我要解决。而这些问题大多也与台北市政府有关，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所幸我现在把圆山原任的总经理换掉，新的总经理上任后为我分忧解劳不少，我便有更多精神应付华兴与振兴的问题。不过振兴后来也有一位很不错的新院长，极能独当一面；华兴方面我也找了茅钟琪校长来管理，让我省下不少心力。

　　而台北医学院甫成立时，因我与徐千田的关系，故也担任董事职，并在北医兼授心脏内科课程，如心脏衰竭、高血压，及心脏缺氧等课。我在那儿教书教了十几年，一直教到七十五岁，所以现在台北医学院的医生，大部分也都是我的学生。我在那儿教书，一直受同济大学时代德国老师们的影响，讲课时绝不带任何笔记，且一上场便开始讲课，教材全在脑子里，学生们也很欢迎这样的上课内容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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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小说：《三国演义》中的99个虚构[转帖]

　　
　　1．桃园结义:正史并无写到三人有结拜只提到情若兄弟（年龄:关羽＞刘备＞张飞）

　　2．温酒斩华雄:实华雄死于江东猛虎孙坚刀下，《三国演义》反把孙坚写成是华雄的手下败将，这对孙坚太不公平了。

　　3．三英战吕布∶吕布实被孙坚击退(公孙瓒没有参加讨董联盟，所以刘关张三也未曾参加，也就不会有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4．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只有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邮,衮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广陵太守张超,长沙太守孙坚和曹操,只有这十三家．孔融当时正忙于对付黄巾贼,不可能分身去讨董,陶谦当时只有贡献一些金钱,并无参加战役,马腾当时尚未接受招安,怎可以参加讨董行列,当时公孙瓒正要对付乌桓,亦不可能参加讨董行列,至于张杨当时和刘备一样,只是义勇军,而刘备当时亦只是跟随出征。

　　5．关公斩颜良，诛文丑:斩颜良确有其事，诛文丑的却是曹操的部下所为。

　　6．张飞鞭督邮∶实乃刘备所为

　　7．徐州诛车胄古城斩蔡阳:此乃刘备所为。

　　8．土山约三事:那次战役关羽是战败被擒，并非有“土山约三事”如此堂皇之事.

　　9．曹操献刀杀董卓:曹操认为卓终必败，不领董卓情~逃归乡里..曹操献刀，不见正史虚构的

　　10．连环计∶载有貂蝉之人吕布与董卓争夺一婢女而起并无指出是有人用计

　　11．关羽降曹∶无特别记载应为自愿(在三演所编造的关羽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保护二皇嫂”，但这是与史实不符的。根据史书记载∶刘备到徐州后，屯兵小沛，命关羽守下邳。刘备的夫人应该随刘备住在小沛，而不是住在下邳。曹兵进攻小沛时，刘备战败逃走，夫人在小沛被俘，而不是随关羽在下邳投降的。也就是说，关羽在投降时，身边并没有什么“二皇嫂”。)

　　12．过五关斩六将∶此五关相距甚远也无联系虚构剧情(关羽离开曹操后，直接从许昌南下往汝南投奔刘备，并未发生过五关斩六将之事。)

　　13．被斩的六将∶三演说被斩的六将是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植和秦琪，而这几个人都不见史书记载，连名字也是虚构的。他们的出场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挨关老爷一刀。

　　14．孙坚之死∶孙坚死于砚山...由于单骑轻出，只带几名随从遭黄祖设伏以落死及流矢射死

　　15．孙策之死∶实乃遭刺客暗算伤重不治(在攻打陈登的途中亦是单骑轻出，不过更夸张…只有自己一个人去打猎...无巧不巧被许贡的三名家客给盯上(许贡死于孙策之手)即使孙策骁勇，但脸上一箭，受创极深虽有黄盖等人后来极力抢救但仍回天乏术)

　　16．徐庶之智∶徐庶在正史上记载太少。。。无名过客而已

　　17．徐庶进曹营:曹操南征，刘备和诸葛亮徐庶等南逃，乱军中，徐母被俘，于是徐庶告别刘备，进曹营

　　18．火烧博望坡:非诸葛实乃刘备手笔。发生在建安七年，而建安十二年，诸葛亮才出山。

　　19．糜夫人伤重跳井自杀超云推倒土墙盖井∶正史记载..甘夫人和糜夫人在当阳皆安然无恙..故也没有超云推倒土墙盖井的事情啦^^

　　20．长板坡七进七出∶赵云护送家小撤退十分平淡（赵云只是三义写成实则战功平平五虎将？苦果苦吧^）

　　21．怒吼长板桥∶曹军夏侯杰因此肝胆俱裂被吓死==||是小说的夸张手法..

　　23．舌战群儒∶无此事诸葛面见孙权而已..诸如舌战群儒群英会苦肉计连环计等均为虚构。

　　24．孙夫人投江∶孙夫人与刘备的婚事，本来只是历史上无数次政治性联姻之一。是孙夫人去荆州..并没有刘备跑到东吴去娶亲。这里并没有多少男欢女爱的色彩。

　　二人成婚之时，刘备已年近半百，而孙夫人不过二十上下，年龄相差约三十多岁..一个是贪图皇位的枭雄，另一个是任性而为的骄女，彼此互不信任，何来欢爱？所以，刘备入益州不久，孙权就「大遣舟船迎妹」，而孙夫人也毫不犹豫地回了娘家，还差点带走了刘备的宝贝儿子阿斗。从此，她一去不返，杳无音信，与刘备恩断情绝。

　　后孙夫人投江自尽是假,没有此事..刘备呢？占据益州之后便娶了寡居的吴氏（吴懿之妹，刘璋之嫂），也看不出对孙夫人有什么留恋。正因为这样，在《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中竟没有一句话提到孙夫人！史书上没有记载孙夫人的最后结局，但可以肯定，她是绝不会为了刘备而殉情自尽的。

　　25．此诗（索二乔）出于曹植之手。。。当时还未出现

　　26．周瑜智算蒋干∶实蒋干赤壁后游说周瑜不成(历史上的蒋干没有说服周瑜，就回来了，称赞周瑜雅量高致，并没有中计，而且这件事发生在赤壁之战几年以前。)

　　27．庞统连环∶记载连环是曹操之决策，庞统未曾参与过赤壁之战。

　　28．草\"船\"借箭∶无此事，此乃孙坚孙权父子所为，分别发生在跨江击刘表和濡须之战。(三国演义之祖【三国志平话】中借箭的是公瑾。)

　　29．草\"船借箭∶在唐代时张巡在安史之乱中.曾在夜间用草人垂下城墙赚了令狐潮几十万只箭←(这是补充..^^)综合(20)(21)就变成草船借箭哩一▽一

　　30．孔明借东风∶纯属虚构(借东风——冬至时日，多有东南风，此乃曹操之天灾，非人为；)

　　31．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这是作者为丑化曹操，树立关羽的高大形象而虚构的。在华容道拦截曹操的是刘备，但是他去晚了，所以被曹操跑掉了。

　　32．战长沙:刘备南征荆南四郡，四郡守望风而降，黄忠便随长沙太守韩玄同降，并未发生战斗。

　　33．刮骨疗伤:此时华佗已经死了两年，因此并非华佗所为，似乎只是一般的军医所为。

　　34．诸葛三气周瑜∶周瑜当时并未注意过诸葛亮。。。极少碰面…从赤壁之战结束到周瑜病逝的两年间，诸葛亮正在零陵一带搞后勤工作，根本没有和周瑜见过面。至于周瑜病逝后，蜀国吊唁的代表是庞统，而不是诸葛亮。

　　35．征汉中:征汉中时的前线总指挥是刘备，诸葛亮留守成都搞后勤工作。

　　36．赔了夫人又折兵∶单纯的政治婚姻……无他

　　37．周瑜之死∶周瑜死于巴丘操劳过度

　　38．计借荆州∶实乃鲁肃之计以刘抵曹

　　39．马腾讨董卓∶马腾和董卓等是一路人马，不但没有参加讨董联盟，而且还帮助董卓镇守长安。

　　40．马超兴兵∶实乃背父叛乱(至于马腾之死，并非马腾谋诛曹操被杀，马超起兵报仇，而是马超起兵反曹，所以马腾被杀。)

　　41．取蜀攻略∶由法正庞统完成

　　42．张松献地图∶刘备入蜀后，拉拢法正与张松，并询问蜀中的兵马粮钱等情况，于是张松绘制了《西蜀地形图》。

　　43.乔国老应是\"桥国老\",还有和乔玄并不是同一人

　　44.貂蝉∶存在置疑…但王允的确有个导致董卓与吕布反目的侍女

　　45.刘岱∶正史有两个刘岱,反董卓联盟的刘岱和曹操手下的刘岱并不是同一人

　　46.韩遂几岁∶演义中，曹操问韩遂几岁,韩逐答四十,此处错误,此时韩遂已经七十多岁了

　　47.关羽单刀会∶按照《三国志·鲁肃传》和韦曜《吴书》的记载，并不是关羽到鲁肃那里去赴会，而是鲁肃到关羽那里去赴会，“单刀赴会”的孤胆英雄不是关羽，而是鲁肃。而三演本末倒置，“单刀”乃军士之兵器佩刀，而非大刀。

　　48.关羽与同僚∶关羽与同僚的关系很不和谐

　　(1)马超∶听说马超归附，对其不服，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的才能可与什么人相比？”(《三国志·马超传》)

　　(2)黄忠∶听说黄忠为后将军，愤怒地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三国志·费诗传》)

　　(3)糜芳∶“为南郡太守，与关羽共事，而私好携贰(私人关系不和)，叛迎孙权。”(《三国志·麋竺传》)

　　(4)傅士仁∶“与羽有隙，叛迎孙权。”(《三国志·杨戏传》)

　　(5)刘封孟达∶二人镇守上庸，关羽在襄樊之战中请二人发兵相救，二人坐视不救。

　　(6)廖立∶在丞相掾李邵蒋琬面前评论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凭恃英勇的名声，带兵没有章法，简直是主观蛮干。”)(《三国志·廖立传》)

　　(7)潘∶“亦与关羽不穆(不和)。”(《三国志·杨戏传》)

　　49.关公好女色: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与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公。公疑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如此看来，关圣大帝也有七情六欲；关于貂蝉，正史上没有记载。

　　《三国演义》在吕布死了以后，也未对貂蝉作交代。关公月下斩貂蝉，大多史学家认为是虚构。如果是真事，关羽也太不配做男人了。

　　50.关羽麦城凛然拒降:孙权使人劝降，关羽诈降，在城头虚插旌旗，从别门撤退，被吕蒙算到，半路截杀之。

　　51.关羽亡命:《三国志?关羽传》说关羽“亡命奔涿郡(郡治涿县，今河北涿州市)”那么，他作为山西人，为什么亡命到了河北呢？史书并没有交待。三演中，关羽自述说∶“因本处势豪仗势凌人，被吾杀了。”

　　52.五虎将:刘备并没封什么【五虎大将】，只不过上面五人的军职是最高的，关羽（前将军），张飞（车骑），马超（骠骑），黄忠（后将军），赵云（翊军将军，最低），而且自从关羽伐魏，建安二十四年到章武二年短短四年间，关张马黄都死了...

　　53.《后出师表》:乃后人伪托，并非诸葛亮所作；

　　54.追命吕蒙，玉泉显圣:不用说也知道是子虚乌有，不多说。

　　55.八阵图石伏陆逊∶置疑

　　56.七擒孟获∶虚构并无此事(历史上确有诸葛亮南征之事，也确有孟获其人。但七擒孟获《三国志》上没有记载，只是在裴松之引注《汉晋春秋》时说了一句“七擒七纵”，但具体过程没有记载。孟获后在蜀国任御史中丞，是文官。

　　57.孔明伐魏∶并无七次实伍次输的没演义那么漂亮

　　58.火烧上方谷∶即是孔明差点烧死司马懿和魏延那回,纯熟虚构

　　59.六出祁山:诸葛亮伐魏五次，只有第一次和第四次到了祁山。

　　60.木牛流马:其实，木牛就是独轮车，流马就是今天很常见的四轮小拉车。一说木牛是四轮车，流马是一种头部比较尖的船。

　　61.诸葛亮用兵如神:诸葛亮擅长内政治理，用兵并不是强项。

　　62.死诸葛吓跑活仲达:确有此事，但并非诸葛亮遗计，而是司马懿心虚。“死诸葛走生仲达”的依据是《汉晋春秋》，但是作者又加了工。《汉晋春秋》的记载是:诸葛亮死后，蜀军秘不发丧悄然撤退，司马懿有所发觉，驱军追赶。两车相近时，蜀军长史杨仪命蜀军“反旗鸣鼓，欲向魏军”，司马懿“不敢逼”，只好退兵。

　　当时在魏军中就传开了“死诸葛走生仲达”的笑话。蜀军“入谷然后发丧”。但是在《三国演义》中却成了蜀军推出一辆四轮车，车上端坐着诸葛亮木偶像，司马懿疑诸葛亮未死，故而退兵。

　　63.曹军潼关战马超事∶战斗确实很激烈，但是《三国演义》写曹操割须弃袍乃得脱则完全是为丑化他。实际上，潼关大战，曹操是赢家

　　64.曹真∶病死于洛阳，并非被诸葛亮写信骂死。

　　65.诸葛亮骂死王朗∶王朗病死于228年，并未随军出战..王朗被骂死，完全虚构。

　　66.马超战张飞∶正史上，是马超私自写信给刘备~~请求投降，并无二人大战~李恢劝降。

　　67.空城计∶虚构灵感应该来自赵云的空营计(诸葛亮只是在最后一次北伐时才与司马懿相持于渭水。但作者写空城计又是有所本的，这个“本”就是《三国志》中的裴松之注所引“郭冲三事”，但它是假的。因为诸葛亮屯兵汉中阳平时，司马懿还是荆州都督，无缘与诸葛亮抗衡。当时诸葛亮驻今陕西安康县，司马懿屯今河南南阳，如此之遥远，何谈空城计？)

　　68.魏延反叛∶其实魏延才是受害者

　　69.落凤坡落凤∶庞统进攻雒城时中箭死去，并非死于落凤坡。

　　70.黄忠战关羽∶纯虚构..并无关羽义释黄忠的故事..正史中~关羽嫌弃黄忠老…又怎会有「义释」。

　　71.关于年龄:几个主要人物的年龄，从大到小的排列是，曹操→吕布→赵云→关羽→刘备→张飞→ 鲁肃→周瑜→诸葛亮→孙权→陆逊。一些资料表明，赵云至少比刘备大二岁，赤壁之战那一年，赵云已经五十上下了；张昭比孙坚小一岁；关羽比刘备还要大一岁。

　　72.七星灯续命∶无需解释了。。。。。

　　73.周仓∶历史上没周仓之人…似乎是个虚构的人物。

　　74.刘琮:献出荆州后，被曹操任命为青州刺史，封列侯，并未被杀。后曹操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迁为谏议大夫

　　75.彝陵之战:刘备仅带了四万多人，而孙权给了陆逊五万人。之所以能够取胜，不仅仅靠的是优良的战术。

　　76.青龙.蛇矛∶关羽不是用刀的…历史上关羽的兵刃是长矛…其实吕布的兵刃也是长矛，张飞的兵刃并非丈八蛇矛，而是一般的矛(青龙偃月刀和丈八蛇矛方天画戟这样有个性的兵器对于塑造人物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77.赤兔马∶:赤兔马确为吕布所骑，但吕布战败后，不知去向…(关羽跨下无赤兔，为表达勇武形象）；更虚构赤兔马为了关羽的死..绝食亡(要是要绝食..吕布死时就该绝食哩；而且吕布死时和关羽死时相差很多年马不绝食也老死了)

　　78.刘皇叔刘备∶实为无稽之谈..虚构刘备被献帝称「刘皇叔」..来表达刘备是「捍卫汉室」…和曹操是「国贼」的假象==要是刘傋是刘皇叔..那刘表刘璋哩?

　　79.孙尚香∶历史上并未提到名只知姓孙

　　80.张翼德∶真名张益德

　　81.粗人张飞∶其实张飞一手好书法精通美工画文武全才高硕书生形象吧（所以火凰燎原修改他为桃园画家也不为过）

　　82.关兴∶一介文官…年轻的时候就死了。。。

　　83.关兴复仇∶据《演义》所写，关羽死后，在刘备伐吴的夷陵之战中，关羽之子关兴和张飞之子张苞，都为其父复了仇，与史实并不相符。在《三国志》以及裴注所引诸书中，都没有关兴参加夷陵之战和擒获，处死仇人的记载。(另据《三国志?潘璋传》∶潘璋在夷陵之战中为孙权立了战功，拜官平北将军襄阳太守，死于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在夷陵之战后还活了十多年。马忠是小人物，他的下落史书绝载。

　　至于士仁麋芳二人，以后也不见史书记载。他们本是一些平庸之辈，投吴后没有什么建树，默默无闻，史书也就没有记载他们的必要了。另据《蜀记》∶魏将庞德之子庞会，随钟会邓艾伐蜀(在公元263年)，因为庞德被关羽杀害，庞会为了复仇，诛灭了关氏全家，所以关羽没有留下后人。)

　　84.张苞∶早夭

　　85.关索∶只出现下民间传说野史中。。。。乃虚构人物

　　86.关平,关羽的亲生儿子,在里名字只出现两次的人~~ps:关羽还有一女，相传叫银屏，嫁与李恢之子。到了演义里,成了义子,还那么厉害?

　　87.刘备用牛血破张宝妖法:封建迷信

　　88.陈宫捉曹操:陈宫本来就一直在曹操手下，捉放曹的事发生于中平六年(189年)…陈宫开始跟随曹操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故陈宫捉放曹是虚构滴

　　89.陶谦的为人和让位与史实不附。

　　90.文丑中曹操之计被杀

　　91.无左慈戏曹操

　　92.无赵颜延寿

　　93.托孤∶刘备临终是扥孤与孔明和李严二人

　　94.张合∶张合先后败于赵云马超等人之手，这在高手动辄大战数十回合平手的演义中实在是少见的。只能说，罗贯中好像颇不喜欢张合….(猜想跟三国志里那句蜀军自孔明以下都惧怕他(张合)脱不了关系)而正史中~张合也不是中伏，而是追击孔明时膝盖被流箭射中，跟庞统一样死的满衰的。

　　95.史实无老黄忠计夺天荡山

　　96.水淹七军:此事件虽有所本，但与史实相差很远。此乃天灾人祸，非人谋。虚构庞德抬榇死战，大战关羽，对于禁纯属污蔑《三国志》中的《关羽传》和《于禁传》都写得很清楚:时值秋天，大雨连绵，汉水暴涨，平地水高五六丈，关羽所带的荆州水军适应这种天气，而于禁庞德带的是北方军，不适应水战，被洪水冲没，于禁投降，庞德被杀。

　　97.七十二疑冢:曹操葬在高陵，没有七十二疑冢这一说。

　　98.关于身材∶刘备172CM，张飞184CM，关羽203CM，曹操161CM，张松110CM，诸葛亮184CM；

　　99.气量狭小的周瑜∶刘备评价周瑜“器量广大”，程普评价周瑜说:“与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陈寿评价周瑜“性度恢郭”，另外洪迈苏东坡等古人，在周瑜的人品方面，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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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人妻女者必得报应 隋唐年代十大乌龟 [转帖]

汉经学、晋清淡、唐乌龟、宋鼻涕、元糊涂、清邋遢，（另一说为臭汉、脏唐、宋不清、元迷糊、明邋遢、清鼻涕）这些称号多赋予各个时代的文人士子，其他朝代不好说，但唐乌龟这一称号确实是恰如其分，上至君王下至朝野，当乌龟成了时尚，甚至丧失人伦的君主也屡见不鲜，大概是因为隋唐的皇帝身上都留着异族的血，认为妻父兄之妻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正应了《肉蒲团》 中的名言，淫人妻女者必得报应，让别人当乌龟的结果是自己成为更大的乌龟，现仅列出我所知道的那个淫乱年代的著名乌龟。

1、最让人惋惜的乌龟——杨坚

杨坚本来是个不错的皇帝，甚至应当成为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可惜晚节不保，病重时知道儿子杨广调戏自己最宠爱的老婆荣华夫人（陈后主之妹）被气的一命呜呼了，杨广登位后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让老子当了乌龟，随后又淫了另一位名义上的母后宣华夫人。2、当乌龟次数最多的皇上——杨广杨广让自己的父兄当了乌龟，可他的正式夫人萧皇后（南朝梁帝公主）在他死后先后成了宇文化及的淑妃、窦建德的宠妾、两代突厥番王的王妃，最后又成了唐太宗李世民后宫中的昭容。杨广先后五次被正式带上绿帽子，正是弑父屠兄的报应。

3、成也乌龟，败也乌龟——李渊

李渊和杨广还算是表兄弟，正是他胡里糊涂淫了他表哥杨广的两个妃子，才使他下定决心反隋，成为一代开国帝王，然而这两个妃子后来又与太子建成私通，使李渊自己也成了乌龟，这也算是玄武门事件的一个导火索，导致李渊退位

4、口碑最好的乌龟——李世民

虽然是一代明君，但不可否认他也是个乌龟，他先淫了表叔杨广的妻子萧氏和女儿杨氏，后淫了弟弟元吉的妻子杨氏，结果他晚年宠爱的才人武氏和他儿子私通，在他还没死的时候就让他当了乌龟。

5、最窝囊的乌龟——房遗爱

李世民的十七驸马，高阳公主的老公，房玄龄的二儿子，本来他有一个好家庭，可惜他不幸娶了公主，他老婆背着他和和尚私通，还生下儿子，另外高阳公主和自己的大哥以及高阳的同父异母哥哥吴王恪关系都不清不白，他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最后还要和让自己当乌龟的人一起造反，也是由于他的原因泄密，落了个身败名裂。
6、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李治

李治是有色胆没人胆的家伙，先让老爹当乌龟，又让姐夫当乌龟，而且还玩母女共事一夫的游戏，无耻之极，他的报应也最大，杨广当乌龟的次数其实远不能和他相比，但让杨广当乌龟的都是英雄或帝王，而他的老婆武则天一生和多少男人乱伦谁也说不清，总之，李治的乌龟本色是千年万年也不褪色了。

7、乌龟中的乌龟——李显

李治和武则天的三儿子，他生长在一个乌龟横行的年代，本来他生性还有点棱角，可全被多年流放磨平了，他的老婆韦后在给他戴绿帽子方面比武则天有过之无不及，武则天广养面首毕竟是在李治死后，而韦后则在皇帝老公眼皮底下秽乱春宫，上至武三思、宗楚客、马秦客、崔shi那样的重臣，下至宫中的御医和厨子，甚至连自己女儿的老公都不放过，而李显明明知道却一点也不生气，甚至在韦后和他的情夫们赌钱时还帮着数钱，真是做乌龟做到家了，最后韦后也没放过这之乌龟，和女儿一起毒死李显。

8、最有才华的乌龟——崔shi （三点水加是）

崔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和美男子，也是大大有名的乌龟，和他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不计其数，向什么韦后、太平公主、韦后的女儿永乐公主，太平公主的女儿、上官宛儿等，他也有本事让每个女人都对他依恋不已，他最大的本事还是用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去和李隆基（玄宗）睡觉，靠当乌龟一直官运亨通，不过后来还是被玄宗杀了，看来乌龟也不是万能的，政治需要才是第一位。

9、最爱别人老婆的乌龟——李隆基

著名的唐明皇，开创了开元盛世，也是个淫乱的禽兽，除了崔家母女外，我所知道的唐玄宗当太子时就淫了父亲的妃子杨氏，当皇上后又强抢了儿子的妃子杨氏，他在让父亲儿子当乌龟时自己也无形中当了乌龟，据说杨贵妃和安录山勾结成奸，杨贵妃还给干儿子洗过澡。

10、让人当乌龟不要命的乌龟——贺兰敏之

与上述帝王将相比起来，这个家伙草鸡无名，他之所以能在唐史上留名完全因为他是武则天姐姐贺兰氏的儿子，他的姨妈是皇后，母亲和姐姐同时和高宗通奸，又同时被姨妈武则天害死，他不但继承了家族淫乱的本色，还是个要色不要命的家伙，他很小的时候被寄养在外婆家，就和自己的亲外婆、武则天之母杨氏通奸，期间很可能又奸了年仅八岁的表妹太平公主，真是应了乾隆的名言：除生我者和我生者皆可淫。后来武则天为太子李宏选太子妃，这个家伙竟然先下手强奸了未来的太子妃杨氏（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杨氏）。武则天对他忍无可忍杀了他，也算死在让人当乌龟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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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河南水灾：滔天人祸令十万人葬身鱼腹[转帖]

　　　　33年前的8月8日，并不值得庆祝，而是应该举国哀悼的一天。

　　史实

　　1975年8月8日凌晨1时，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大型水库板桥水库垮坝。八亿立方米的大洪水，以雷霆万钧之势汹涌而出，在黑夜中咆哮 嘶叫，吞噬村庄、桥梁、工厂， 骨牌效应下，造成下游十余座水库同时崩溃。与此同时，另一座大型水库石漫滩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

　　

　　板桥水库大坝被洪水冲坝后的惨境

　　结果， 滔天洪水淹没了有30个县市、1780万亩农田被淹，1015万人受灾，六百八十万间房屋倒塌，一百公里的京广铁路被毀，铁轨变成麻花狀，其威力绝不下于南亚大海啸。

　　此次灾情一直讳莫如深。直到一九九九年由前水利部长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大洪水》，才披露部份灾情：死亡人数为二万九千人。但这个数字似乎并不准确。关于1975年河南水库垮坝死亡人数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孟昭华和彭传荣编的中国灾荒史中载录，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失事，约有10万人当即被洪水卷走；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说，死亡近10万人；

　　中国科学院著名的气象学家陶诗言写到，死亡人数达数万人；

　　板桥水库重新修建碑文中刻有，卷走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财产；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水利词典记载：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死亡2.6万人；

　　在由水利部组织和委托编写的中国水灾史一书中，有一章节是关于1975年淮河洪水的，书中写道：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2.6万人。但是同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执笔者：南京水文研究所骆承政）写道：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85600人；

　　比较震撼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揭露，死亡人数达23万人。

　　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播放一期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 10》的专题节目。它们包括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印度化工厂泄毒事件等。而TOP.1，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居然就是中国河南省驻马店板桥水库溃堤。

　　

　　汝南县汽车站前洪水一片

　　据《Discovery》节目报导：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亡。24万余的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当然，这个24万的死亡人数，包括垮坝当晚熟睡中的直接受难者，也包括几天后爆破泄洪、分洪的受难者，以及灾后瘟疫、饥饿等致死者。

　　水库由来

　　

　　为什么要修建板桥等水库？目的只有一个治淮。而且是毛泽东御笔亲批。

　　1949年夏，淮河流域发生水灾，河堤多处决口，受灾面积2500万亩；1950年夏，淮河流域再次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水灾，27个县受灾，受灾人口990万，受灾面积31000万亩，被冲毁和破坏的房屋达80余万间，死亡人数489人。

　　1950年中共中央治淮委员会成立，1951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之后，淮河流域上的一大批水库工程开始兴建，其中大部份工程在1956年和1957年又经扩建和加固，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就是这个年代的产物。

　　至五十年代末，在淮河上游建造了佛子岭、梅山、磨子潭、响洪甸、南湾、薄山、白沙、板桥和石漫滩共九座大型水库和无数的中小型水库，其目的就是蓄水，当时把这个水利策略叫作“满天星”和“葡萄串”。至此，治理淮河的水库技术措施已经是全部实施了，再找不到适合建水库的坝址了。当时人们遗憾的只是在淮河流域上找不到一个象三峡水库一样的，能称雄世界的工程，一个能把淮河洪水卡住的工程，一个能一劳永逸的工程。

　　台风强降雨，水库崩堤

　　　　1975年7月31日，3号台风在太平洋上空形成。8月7日，台风进入驻马店地区。

　　在台风尚未到达时，驻马店地区就已经普降暴雨。8月4日至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8月5日至7日3天的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相当于驻马店地区年平均雨量的1.8倍。4日至8日，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 19410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

　　8月5日晨，板桥水库水位开始上涨。

　　8月7日19时30分，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 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在该急电未被回应的情况下，7个小时后的8日零时20分，水库管理局第二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请求动用飞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

　　这两封急电均如泥牛入海，没有半点回应。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

　　8日凌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据记载，溃决时最大出库瞬间流量为7.81万立方米每秒，在6小时内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

　　溃坝洪水进入河道后，在大坝至京广铁路直线距离45公里之间形成一股水头高达5—9米、水流宽为12—15公里的洪流。 石漫滩水库5日20时水位开始上涨，至8日0时30分涨至最高水位111.40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4米时，大坝漫决。入库洪水总量2.24亿立方米，在5个半小时内全部泄完，最大垮坝流量3万立方米每秒，下游田岗水库随之漫决。

　　沙河、洪河下游泥河洼、老王坡两座滞洪区，最大蓄洪量为8.86亿立方米，此时超蓄4.50亿立方米，蓄洪堤多处漫溢决口，失去控制作用。

　　驻马店地区的主要河流全部溃堤漫溢。全区东西300公里，南北150公里，60亿立方米洪水疯狂漫流，汪洋一片。因老王坡滞洪区干河河堤在8月8日漫决，约有10亿立方米洪水串入汾泉河流域。9日晚，洪水进入安徽阜阳地区境内，泉河多处溃堤，临泉县城被淹。

　　据了解，8月5日17时，水库上游猛降暴雨，板桥水库管理局院内积水已逾1米，库区内电话中断。管理局与水库上游龙王庙、桃花店等雨量站全部失去联系。

　　8月7日19时30分和8日零时20分，水库管理局用当地驻军的军用通讯设备两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请求用飞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可是，均未能传到上级部门领导手中。8日1时40分，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报告水库已经决口。4时，水库当地驻军冒着被雷击的危险，将步话机天线移上房顶，又将垮坝情况通知驻马店军分区转报地委。同时，水库驻军用信号弹向下游群众报告险情并紧急转移，但由于没有事先约定而未能如愿。

　　在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劫后余生的人回忆，板桥水库高24.5米的大坝溃决时，出库洪峰声如山崩地裂，形如倒海翻江。所到之处，建筑、树木一瞬间消失了踪影。干流水面上，人头攒动，拼命挣扎、呼救。遇难人的尸体和猪、羊、牛、马、鸡、鸭等动物尸体，顺水漂流。石磙碾盘被冲下沟河，链轨拖拉机、重型机械车床等随水翻滚。遂平火车站50吨的火车车厢被冲走5公里，铁轨被扭成麻花形……

　　洪水过后，只留下一片灰蒙蒙的大地。河沟里、淤泥里，人畜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板桥水库东4公里的大路陈村村民后来形容：“远看白茫茫，近看空荡荡，进村没有路，只剩一棵树。”

　　水库是大跃进时代产物，质量低劣

　　“治淮大战”中，洪河上游修建了石漫滩水库，汝河上游修建了板桥水库。据介绍，当时水文资料很少，设计洪水及工程标准很低。工程运用中，板桥水库被发现输水洞洞身裂缝和土坝纵横向裂缝，于是，1955—1956年分别对板桥、石漫滩两水库进行了工程扩建。

　　1958年，河南总结了漭河流域地区兴建山区水利的经验：“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当时的河南省水利厅总工程师陈惺当即反对：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

　　然而“以蓄为主”的经验被大范围推广，很快便推及到安徽。在安徽境内，不仅丘陵地区涌现大批小水库，淮河流域的河道也被一道道“水坝”分割闸起，造成淮河流域在后来数十年间致命的“肠梗阻”。

　　宿鸭湖水库施工时正值大跃进，河南省水利厅原某领导认为原设计过于保守，擅自作了几处关键的改动。例如：他认为“闸门设计太大”，便将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砍去7门，仅剩5 门。同此遭遇的是淮河豫皖交界处的班台分洪闸：该闸闸孔原按800秒立方米排水量设计，共为9孔，但由于“以蓄为主”的思想指导，水文数据被人为减小，只建造了7孔；1959年水闸建成后，在1961又人为堵闭2孔。

　　在1961年开始的“纠偏”中，河南省对全省的水库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普查，对一部分设计标准偏低、施工质量较差、存有隐患的水库，包括一些大型水库予以废弃。

　　但是指导思想的失误并没有真正被扭转，重蓄水灌溉、轻河道治理、重兴利轻除弊的倾向依然顽强存在。到1960年代末，驻马店地区新增水库100多座，与此相对照，洪汝河的排洪能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一年年递减。

　　爆破泄洪，下游民众毫无准备，又导致大量死亡

　　　　垮坝引起的冲击性灾害给洪汝河流域迅雷不及掩耳的毁灭性一击，河道宣泄不畅、洪水居高不下所造成的浸泡性灾害，更加重了这场灾难的损失——水利建设指导思想上陷入的某种误区，无疑成为这场灾难的另一个源头。

　　当时，由于宿鸭湖水库尚未脱险，水利专家陈惺提出，用爆破手段炸开阻水部位，加速行洪。建议获得国家相关领导的批准后，8月14日，爆破正式开始，全部工作完成共用了整整两天时间。

　　爆破之后，河南境内的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泄，致使淮河中、下游形势紧张。淮河多年受重蓄轻排指导思想之害，行洪道上早已围堰丛生，泄洪能力下降30—40％，沿途淮河河道平堤流水，险象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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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町园到“潘潘”——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转帖]

　　　　作者：萨苏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上

　　“作新女性——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高收入，限18至25岁女性”这样的广告，或许在今天也会有很多人动心吧。也难怪1945年9月20日，当这则广告在日本各大报刊登出的时候，当天就有一千六百余人来面试，而三个月内各地应聘的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发放这则广告的，是日本政府东京警视厅参加设立的RAA协会。

　　后来调查，应聘者中，绝大部分不知道这则广告背后要求她们做的真正工作是什么。政府背景，在全国报刊上的公开广告，使她们信任不疑，而她们此后的命运，却是日本历史上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页。

　　RAA，全名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翻译过来就是“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是日本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军随即进驻。战败前的日本，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西洋人，加上军国主义者常年“英美鬼畜”的宣传，尽管麦克阿瑟很快发表声明，称将不进行任何“野蛮，针对个人的报复”，几万名美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还是给这个岛国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日本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对美军占领的恐怖和担心中，最重要的是食粮不足，复员人员失业，以及占领军对妇女的凌辱，其中担忧妇女遭暴行凌辱的比例遥遥领先，被列在第一位。产生这种想法，首先是日本人长期受到“如果战败，男人将全被阉割，女人将全被作为娼妓”的宣传；其次，战争中日军在亚洲各地的暴行，显然也成为日本人对占领军想象的最重要参照。

　　针对这种恐慌，日本内阁紧急讨论对策，结论是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女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来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建立这种设施当时预算需要五千万日元，对战败的日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对这笔钱批准的很快，他的看法是“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节和血统的延续，可说是十分划算了”。

　　说来，这种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妓院来慰劳占领军的事情，历史上虽或有不得已而为之者，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算是耻辱和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是日本人讲求严谨的作风，却使他们这种事也要作的正规。8月18日，日本内务省向各地政府发出《外国驻屯慰安施设整备》和《关于外国军驻屯地慰安施设问题给内务省各警保局长的通告》等文件，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8月26日，由东京警视厅牵头建立的RAA协会正式成立，专门在天皇皇宫大门外举行了结成式（参加者主要是日本卖春业的老板和干部），下设慰安、游技、艺能、特殊施设、食堂、物产各部，冠冕堂皇地声明称：“为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和百年后的未来，作阻挡狂澜的防波堤，作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

　　也有日本说法认为，建立性服务设施，是美军的要求，此说见于平冈敬一的《战后卖春业体系》一书，称8月20日，日本派遣河边虎四郎等人前往马尼拉商洽美军进驻事宜，最后的文件中，有“负责协调提供盟军进驻所需宿舍（含汽车、卡车）、慰安所等”的条目。然而，根据考证，此说不确。首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慰安设施是在8月18日，当时河边还没有出发；其次，所谓的“马尼拉文件”英文原件在日本《败战中全国治安情报》一书中有所记录，美军要求提供的是俱乐部（Club），并没有性服务设施的要求，把“俱乐部”翻译成“慰安所”，只能说是翻译中日本人的习惯认识作祟了。

　　但是，这些慰安所开办后，管理上采取的是“日美协同”的方式，而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占领军总部”旁边800米长、日比谷公园到东京宝塚剧院的大道，就是当时最有名的“色情街”，随时有几百名卖淫女站在街上拉客，麦克阿瑟从自己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如果他没看到，估计是五星上将患上了选择性失明的眼疾。可见，驻日美军在这件事上，有着明确的支持态度。

　　这样，以日本国家政府为主导，为美军服务的全国性“慰安”系统，在日本开始建立起来。8月28日，第一个这样的慰安所在东京郊外的小町园开业。此后，“悟空林”、“见情”、“波满川”、“乙女”等慰安所相继开业，最盛时在日本从事“慰安”的RAA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

　　起初，日本政府对“国家卖春”的行为还是有所掩饰的，要求各个慰安所的经营者只能以个人身份，而不能以国家政府名义，而慰安女也准备利用当时日本社会的公娼私娼充任。然而，在进行征集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8月21日，东京警视厅召集各卖春业巨头在麻布小学开会，要求他们动员手下妓女为盟军提供慰安服务，结果却颇为难堪。对此前所未闻的“国家要求”，大妓院吉原的老板成川敏的回答最有代表性——“对昨日的敌人，今天就用身体侍奉，这当然也可以强制命令，但就是妓女，能不能接受也不好说。请允许我们回去商量。”而屋久组合的老板濑谷则回答说：“如果是为了国家，我们只能遵令行事，可是，事后该给姑娘们怎样的说法呢？希望国家对此给出负责的保证来。”对此，警视厅保安课课长大竹含糊答道：“会向上报告，求得解决。”

　　事实上老板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妓女们对这条命令反应很强烈。长期受到的宣传是一条理由。另一条理由是妓女中流传着“西洋人和日本人身体不一样，和他们做那种事会被弄成两半”的说法，于是去做这种事，就有了赴死的悲壮。

　　有些地方的妓女最后服从了。比如上面提到的“吉原”。最初，听到这个要求妓女们只是哭泣不已，后来有一个妓女最终停止了哭泣，说道：“既然是为了国家，那就努力奉公吧。”于是，其他的妓女也都纷纷低头默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妓院里，这条命令却引发了不同的理解。土浦市警察署长要求当地卖春业老板协助建立慰安所的时候，卖春业的老板却想起了以前准备 “本土决战”的时候日本政府提出过一个战术——“当美国兵要强暴日本女性的时候，假装合作然后捏住他的睾丸杀死他，一人杀一个就把登陆的美国兵杀光了。”于是这位很激动地问警察署长——“是要进行‘那个’作战了吗？”

　　警察署长哭笑不得，想了许久，只好回答说：“天皇已经下令停战，以前的事情不要提了。”“虽然现在和以前的方法不同，本质上都是一样地为国效力。”

　　尽管如此，愿意合作的妓女数量，连最初要求的三分之一都达不到。于是，日本政府终于撕下面子，用报纸广告的方式对良家妇女进行征集。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当时的日本，经济凋敝，失业率极高，且有“男性优先就业”的做法，在战争中失去男性亲属或因日本男子大量阵亡无法找到丈夫的女性很多处于饿死的边缘。所以，看到这样的广告，应募者云集自然是正常的。根据当时统计，这些女性中，应募时默认可以作性服务的不到20%。但是，一旦自投虎口，在政府和卖春业老板的软硬兼施下，大多难逃沦为慰安女命运。在稻江世津子《占领军慰安所》一书中，她描述当时的情景：“自愿的不超过半数。”“战争结束了，可是，依然可以用‘爱国’的名义驱使无辜的女子去为‘进驻’的外国兵卖淫。这是和战争中把女性拉去强暴一样的残虐，今天，改个名字叫特殊慰安罢了。”

　　日本内务省给这些女性的名称是——“特别挺身队员”。根据记载，当时免费为她们“开展服务”提供的标准配给用品，有床、被、枕头、睡衣、长裙、洗漱用具、食物、卫生纸，以及原日本军内使用的，被称作“冲锋一号”的避孕套。

　　事实上，这些女性的命运也的确十分悲惨。

　　比如最早开设的小町园慰安所，原定本来是在9月2日开业。但是，8月28日，一批美国兵就冲进了这里，痛打了服务员，强奸了在那里的全部慰安女。日方记载，其中半数的慰安女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其时的恐怖惊慌，恍如地狱之门开启。

　　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比如横滨的互乐庄，原计划9月1日开业。前一天晚上，却闯来一百人以上的黑人士兵，用卡宾枪胁迫，将其内的14名慰安女轮奸，惨叫呼号彻夜，日本警察不敢过问。天明时候来看，三名男性职员都被打重伤，半死的慰安女们带着皮靴的泥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尽管如此，慰安所依然如期开业。而开业第二天，曾被黑人士兵强奸的一名慰安女，看到来的客人是黑人而恐惧逃窜，被美国士兵当场掐死，这个美国士兵也因为行为狂暴被美军宪兵击毙。这些，事后日本新闻界按照占领军总部的命令，都不予报道。

　　即便“正常”营业的慰安所，其情景也非常人所能接受。平冈敬一曾经采访过一个化名“玛丽”，在小町园慰安所作过慰安女的女子，她说：“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55人。悲，或者情，这些属于人的感觉，再也没有了。”“小町园的慰安女，最初是30人，只有半数能够做到三个月，随后就补充来了100名新的慰安女，牺牲者不断地出现。”

　　不知道这里面的“牺牲”指的是不是不能再坚持而离去，但在那里呆过的女性，身心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

　　肯定有些“牺牲”是有特别含义的。RAA的情报课长镝木清一回忆：“有些是年轻的女孩子，对异性根本没有什么认识，遭到忽然白人忽然黑人地轮番蹂躏，很是可怜。有个三井银行工作过的女孩子，第一个客人是个黑人，第二天就从电车上跳下去死了。但是，当时这种事必须保密的，我们只好把她秘密埋葬了。因为她们，是不是多少其他的日本女性得到了平安？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

　　下

　　森村诚一的作品《人证》，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所描述的，正是“潘潘”和“安丽”的命运，也许，还有人记得那首《草帽歌》。

　　日本慰安所的配给物品里面，很快就增加了油膏和消炎药物。但是，对于美国兵的“乱暴”，日本警察遇到情况，也只是要求慰安女“尽量配合忍耐”。他们当然不会管，因为整个RAA的业务，就是国家行为。上面提到的土浦警察署长，甚至把警察宿舍拿出来充当慰安所。

　　美国是世界文明国家之一，士兵的兵源素质也较好。但是，驻日美军的犯罪行为，日本记载，却是相当高。由于占领军实施###，这些暴行很难得到披露。以至于直到今天，日本上层人士依然称驻日美军相当绅士——的确，作为占领军，美国军队在日本的表现应该说的确比较好。但占领军就是占领军，如果在当时的日本报纸上看到关于“肤色很深的人”（早期驻日美军半数以上为黑人士兵）“穿十三号大靴子的人”进行的犯罪，老一辈日本人都心照不宣明白这是在说美国兵。假如是强奸案，只要没有出人命，多半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朝鲜战争期间，小仓的两百多名黑人士兵拒绝参战发起暴动，使以热闹的“砥园节”著称的小仓成了抢劫、强奸、杀人的混乱之城。数日后，美军宪兵和叛乱士兵进行了巷战，才把暴动###下去。这件事，也因为新闻报道的管制很少为外人所知，但在松本清张《黑地之绘》中，曾经作过描述。

　　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有一种看法是麦克阿瑟因为担心战争中与日军作战过的部下报复心过盛，挑选进驻美军时尽量挑选了没有参加过战争的预备役人员。可是这些预备役人员多半是美国素质较低的人群（素质较高的都去正规部队了），甚至有监狱的犯人赦免参军的，难免犯罪率较高。而且，这些人的年龄多是二十岁上下，性欲旺盛，也是诱发暴行的一个原因。

　　不过，这很难解释今天冲绳美军还不时暴出强奸妇女等案件。可是，从冲绳美军犯罪即使当场被抓也绝少被判有罪来看，美军在日本犯罪率高的原因，也不是不可以推测的。

　　而在慰安女们“为了国家”，“努力奉公”的时候，日本上层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日本上层密令避免以下家庭的女性被卷入慰安行为——皇族、华族、公族、财阀，换句话说就是让下层女性的“慰安”来保卫上层家族的贞操。另一方面，原来叫嚣战争最强烈狂妄的日本右翼，又急忙地积极投入到 RAA的事业中，从中大肆渔利。比如原赤诚会重要干部菱谷敏夫、国粹同盟的重要干部冈田太三郎，无一不利用此机会大发横财“每日奔忙”。美国兵享受性服务的价钱差不多是一个人100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平均月工资的两倍。根据合同慰安女因为是配给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落入了这些右翼财阀的腰包。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还是世界有名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人们却不知他们的“善款”上，沾满了慰安女的血泪。

　　日本的黑暗一面，就是这样清晰，无论战前，还是战后。

　　但是，这个“兴旺”的事业，却在1946年遭到了腰斩的命运。

　　原因，是在小小的避孕套上。

　　尽管日本的“慰安所”配备了避孕套，但美国兵使用的却寥寥无几，而占领军的淫威又无法抗拒，结果，造成了RAA慰安所中性病的盛行。RAA的慰安女中，有性病的超过了90%。

　　这引发了大洋彼岸美军的妻子、亲人们一片抗议之声。尤其是有记者深入日本的慰安所，将其内情拍摄，带回美国发表，更引发了轩然大波。正在从事###活动的罗斯福夫人为此愤然质问麦克阿瑟 ：“我们合众国的小伙子们，就是公然在日本妓院这样出入得脏病的吗？你这个司令对此很自豪吗？”美国舆论对此抨击日烈。

　　尴尬的麦克阿瑟不得不作出决定。1946年3月10日，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卖淫是对###理想的背叛”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26日，日本政府下令各地警察署遵照执行，并谢绝美军官兵继续访问慰安设施。

　　日本政府随即下令遣散慰安女，五万五千名慰安女，带着满身的疮痍，没有任何补偿就被赶到了街上。

　　这些慰安女中，很多继续从事色情行业，或在RAA经营的“茶舍”、“咖啡厅”、“酒吧”等地为美军服务，成为被美军称作“潘潘（PANPAN）的暗娼（美日间的默契，以暗娼代替公娼，继续慰安服务，实际上RAA要到四年以后才正式宣告终止）；或者为美军包养，称为“安丽”（英语“Only”的日文发音）。

　　没有了和慰安所的合同强制，依然去做同样的事情，是这些慰安女下贱道德沦丧吗？也不全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由于从事这种职业，又多半身染疾病，慰安女已经难以为原来的环境所接受。但是，她们在皮肉生涯中少少的积蓄，又因为日本政府在同一时间进行了“存款冻结”政策而化为乌有——“存款冻结”是日本当时为了解决物资缺乏，并进行新旧币制更换实施的政策，所有五日元以上的货币，都要存入银行而且冻结，等待新币流通后才能使用。这一冻结，就是两年半。而解冻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其价值已经只有存入的四分之一。冻结存款，使慰安女们顿时陷入衣食无着的绝境，她们唯一的生计，也就只有继续从事皮肉生意了。

　　这里面，“潘潘”的命运更为凄惨。她们的典型形象是站在街上，抹着很重的口红，穿着美军仓库里出来布料作的连衣裙，必须随时随地满足美军的要求，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当时有民歌这样唱道：“喝醉了的美国兵和潘潘，在公园的野草上就作那种事，像狗一样——三个、五个、十个的孩子，学着美国兵扭屁股——美国兵笑，潘潘也笑——小孩子的石头砸过来了。”

　　“安丽”要好一些，甚至警察也因为她们是美国兵的“准夫人”而多加照顾。然而，她们的命运最终依然是多作了弃妇。美国兵们回国的时候，对“安丽”没有任何义务，包括他们的孩子。日本电影《人证》就描述过这样的例子，其中的《草帽歌》和母亲为了掩饰作过“安丽”而杀死自己混血儿子的情节，或许还有读者记得。

　　在整个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尽管日美两国在舆论督促下多次试图取缔这种半地下的“慰安”服务，却因为上层的三心二意，始终不能根除。这期间，美国军医“改良”了梅毒的治疗方法，改口服片剂为从龟头直接注射药物，希望用这种极为痛苦的治疗方法稍稍遏制美国大兵的性欲。而日本警察和“潘潘”在街上的追逐，更是那一段时间的一道无奈风景。

　　随着美国对日本占领的结束和日本的经济腾飞，这段历史已经被渐渐掩埋。然而，在日本，依然有富良知的人在不断地提醒着。

　　五十年了，日本政府从没有给过RAA的“玛丽”，“潘潘”们一个交待，更不要说补偿……

　　当年，NHK电台曾经作过一个节目《幸运町的“潘潘”》，来描述她们的生活，其中菊地章子为主角所作最后的咏叹《流星》，一点儿被世界所抛弃的辛酸，恰似正是说她们的命运：

　　流星之下占我身，

　　今日宿何处也，

　　此心纷乱。

　　胸中可还有心在？

　　我实不知，

　　欲泣也无泪。

　　这女子，

　　无人知她是谁。

　　也知道日本战败后的惨痛是咎由自取，也知道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根本还不及格，也知道我们自己的同胞中，还有更为凄惨的遭遇……可是，写这个题目的时候，还是无法摆脱对潘潘们的同情，或许，仅仅因为同是人类。

　　附：草帽歌的歌词：

　　Ma-ma, do you re-rem-ber

　　the old straw hat you gave to me?

　　I lost the hat long a-go flew to the fog-gy can-you.

　　[Yeah, ma-ma, I won-der

　　what hap-pened to that old straw hat

　　fall-'in down the moun-tain side,

　　out of my reach like your heart.

　　[Sud-den-ly that wind came up steal-'in my hat from me.

　　Yeah, swirl-'in whirl-'in gusts of wind blow 'in it higher a-way.

　　[Ma-ma, that old straw hat

　　was the on-ly one I real-ly loved,

　　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Sud-den-ly that wind came up

　　steal-'in my hat from me. Yeah, swirl-'in whirl-'in gusts of wind

　　blow-'in it higher a-way.

　　[Ma-ma, that old straw hat

　　was the on-ly one I real-ly loved,

　　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luo

地主剥削农民？地主真相：舍不得吃肉 [转帖]

　　徐家郎（村）有一个姚姓地主，居然一年到头不吃肉的，节节俭俭的过日子，就想多置几亩地，将来可以为五个儿子留一点家当。但是他没来得及等儿子长大，土改来了，评为地主。

　　江南中小地主过的也是清贫生活

　　--《三元村志》编撰杂记

　　

　　翻身农民敲锣打鼓，分田分地

　　因为编撰《三元村志》，所以将建国初期的那些事重新掂量和思考了一下，这一掂量，就掂量出不少的想法来，骨鲠在喉，写出来，请指正。

　　一，半个地主

　　我在《三元村志》中写道：建国初，三元地区有二个半地主。培德堂（村）有一个，地主姓赵；徐家郎（村）有一个，姓姚；活络浜（村）有半个地主，姓陈。“半个地主”的说法不是幽默，而是当时评定出的成分，既然是半个，大致是有点象、又有点不象的地主，但既是地主，就是专政对象。可以分他的四大财产：土地、耕牛、余粮和房舍。按土改政策，地主的金银按理不在没收之列，但其时农会的权力极大，农会说声分，也就分了。许多地方顺带还分了地主的女人。

　　对于地主、富农，我们这一代听得多了。小说，影视作品，都有大量的描写。我查阅了1950年8月4日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对地主、富农是这样界定的：

　　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下面还有一些解释性的话，略去)

　　富农：富农剥削的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下面还有一些解释性的话，略去）

　　那么，半个地主是什么意思呢？

　　来自政务院的一个补充规定。规定说，“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称为半地主式富农。”

　　这就是半个地主的来历。但这个规定显然犯了文字上的低级错误。按文件的意思，“半地主式富农”的中心词应该是“富农”，但各地在执行中，都理解为“半个地主 ”。地主、富农虽然属于被打倒的同一等级，但在具体处置上，毕竟是有点差异的。据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受，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同意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

　　可见，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地主的土地将“分田分地”，而富农的政治待遇比地主要好一点，至少，田地是不分的。据1950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六条的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第六条还规定，“但对富农的出租土地将予以全部或一部分征收。”也就是说，对富农的土地，自耕部分是保护的，出租部分是征收的。

　　这就是当时的土改政策。但按照这样的政策，三元村将无地可分。因为只有两个小地主。

　　《三元村志》这样写道：

　　【分田分地】分田分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赢得农民支持的一大法宝。三元村的分田分地，按三元村地少人多的特点，大致分三个等级：

　　分出户，平均每人可保留2亩地以内，多余的分出；

　　分进户：平均每人可分到1．8亩地，不能超出；

　　基等户：平均每人均摊下来为1．8亩～2亩，既不分进，也不分出。

　　别以为分的都是地主、富农的田，在苏州农村，情况很复杂。有的佃农，在成分上是贫农，但手上田多，却是分出户。有的农民省吃俭用一辈字，终于有了自己的地，却成了中农。（中农后来细化了。上中农一不小心就滑成富农，成了革命的对象；而下中农幸运地与贫农为伍，成了天生的革命者与收益者。）

　　三元村这人均1．8亩土地，是根据总面积除总人口算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的每次农民起义，都有均田地的要求，建国初期在三元村是做到了。不管你是什么阶级成分，只要人均超过2亩，你就准备分出。这样的做法，也是符合《中国土地法大纲》精神的。土改，就是要“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

　　一，地主头上也有三座大山

　　建国初期。家有多少亩地，才能评上地主？这个问题，南方与北方，差异太大了。就苏南而言，也有差异，据我查阅到的资料，大致可确认为40亩。

　　40亩，是苏南地主的入门线，是少是多？

　　民国二年，吴县曾做了一个统计。全吴县的有田人家，户均拥有11亩农田。按这个数字计算，40亩是11亩的3倍强，称为地主，似乎也够格的了。

　　但从劳动生产率看，这个数字就大有问题。以明朝嘉靖年间的生产力水平为例，夫妻两人可种田25亩到30亩，加上家庭中的辅助劳力（老人或小孩），一个完整家庭种40亩地完全是可行的。充其量是个中农或富裕中农。如果将自耕农硬塞进地主行列，再将他打倒，明显是不合适和不合理的。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振兴经济，也实行“计口授田”，由中央“司农司”专管其事。大致北方多一点，南方少一点。但最少不低于15亩，这是国家规定的。在苏州太仓，有“见丁授田十六亩”的历史记录，一家夫妻两口，起点就是32亩，由官府发给土地执照，承认农民的所有权。所以，在朱元璋时代，国家主张一户农民耕种几十亩地，这样才能保证自耕农的的基本生活和国家税收。

　　家有四十亩地，做个自耕农可以过得非常舒服，但做个地主就一点也不轻松了。

　　清朝顺治年间，有个叫唐甄的知县，革职后流寓到吴江定居。在随后的三十年中，他写成《潜书》，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思。《潜书》的历史价值很高，历来被史家所推崇。他在吴江薄有田产，正好也是40亩地。按建国初期的标准，够得上评为地主。唐知县每年可收租41石，其中上缴给国家的田赋、加耗、加解以及其他诸项费用为23石。年岁大熟时可余18石，够其一家六口半之用；半熟时则纳税后无余剩，若遇灾年只能“典物以纳”了。

　　这是清朝顺治年间一个拥有40亩田地的小地主的生活状况。几乎就是一个破产地主的模样。唐知县最后当不了地主了，将土地卖了，做小本生意去了。

　　应该说，清朝顺治年间的政治尚为清明，税收比明朝晚期低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知县尚且混不下去。看来，靠40亩田地，是当不了地主的。

　　费孝通先生在1948年说：“在吴江，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四百亩上下。有田二三百亩左右，其生活还赶不上一个有几十亩田的自耕农。”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向国家交纳的田赋（皇粮国税）是土地所有人，也就是地主交的。国家向土地征收的额外开支，也是地主交的。地方政权向土地征收的杂项开支，也是地主交的。这三项，可以说是压在地主头上的三座大山。以民国37年吴县斜塘的一份资料为例，每亩田要负担13项地方费用，有壮丁费，苏锡公路费，电杆费，慰劳费，自卫自治费，乡镇经常费，冬防粥、衣、弹药费，临时军草、保丁、保干事、保队附饷费，难民费，船捐等。这13项加起来，每亩田负担84．8斤白米。注意，这还不是国字号的收费，是苛捐杂税之类的。国家征收的田赋，也就是农业税，是多少？以及其他的损耗、加派，最起码为五斗，也就是半石，75斤。做了一个地主，还能吃什么？地主向农民（即佃农）收地租，也就是一亩地 一石米，为150斤。这帐一算就清楚了。

　　所以，费孝通先生要说，一个二三百亩地的地主，还不如一个有几十亩田的自耕农。自耕农，是一个外来词汇。自耕农这个名称落到中国的土地上，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从晚明以后，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江宁、湖州、以及嘉兴、杭州这一带平原地区的农民通过购买获得了有效的永佃权，中国的农田出现了田底和田面之分。所以，费孝通先生所指的自耕农应当包含两类农民。一是自己占有土地的农民，就是既有田面权，又有田底权的全部占有，相当于中农。一是自己虽然没有土地，但是拥有耕种权（田面权）的农民，就是佃农。耕种权不是产权，仅是租地耕种，为地主打工。但国家税收也与他无关。

　　一，地主头上也有三座大山

　　建国初期。家有多少亩地，才能评上地主？这个问题，南方与北方，差异太大了。就苏南而言，也有差异，据我查阅到的资料，大致可确认为40亩。

　　40亩，是苏南地主的入门线，是少是多？

　　民国二年，吴县曾做了一个统计。全吴县的有田人家，户均拥有11亩农田。按这个数字计算，40亩是11亩的3倍强，称为地主，似乎也够格的了。

　　但从劳动生产率看，这个数字就大有问题。以明朝嘉靖年间的生产力水平为例，夫妻两人可种田25亩到30亩，加上家庭中的辅助劳力（老人或小孩），一个完整家庭种40亩地完全是可行的。充其量是个中农或富裕中农。如果将自耕农硬塞进地主行列，再将他打倒，明显是不合适和不合理的。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振兴经济，也实行“计口授田”，由中央“司农司”专管其事。大致北方多一点，南方少一点。但最少不低于15亩，这是国家规定的。在苏州太仓，有“见丁授田十六亩”的历史记录，一家夫妻两口，起点就是32亩，由官府发给土地执照，承认农民的所有权。所以，在朱元璋时代，国家主张一户农民耕种几十亩地，这样才能保证自耕农的的基本生活和国家税收。

　　家有四十亩地，做个自耕农可以过得非常舒服，但做个地主就一点也不轻松了。

　　清朝顺治年间，有个叫唐甄的知县，革职后流寓到吴江定居。在随后的三十年中，他写成《潜书》，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思。《潜书》的历史价值很高，历来被史家所推崇。他在吴江薄有田产，正好也是40亩地。按建国初期的标准，够得上评为地主。唐知县每年可收租41石，其中上缴给国家的田赋、加耗、加解以及其他诸项费用为23石。年岁大熟时可余18石，够其一家六口半之用；半熟时则纳税后无余剩，若遇灾年只能“典物以纳”了。

　　这是清朝顺治年间一个拥有40亩田地的小地主的生活状况。几乎就是一个破产地主的模样。唐知县最后当不了地主了，将土地卖了，做小本生意去了。

　　应该说，清朝顺治年间的政治尚为清明，税收比明朝晚期低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知县尚且混不下去。看来，靠40亩田地，是当不了地主的。

　　费孝通先生在1948年说：“在吴江，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四百亩上下。有田二三百亩左右，其生活还赶不上一个有几十亩田的自耕农。”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向国家交纳的田赋（皇粮国税）是土地所有人，也就是地主交的。国家向土地征收的额外开支，也是地主交的。地方政权向土地征收的杂项开支，也是地主交的。这三项，可以说是压在地主头上的三座大山。以民国37年吴县斜塘的一份资料为例，每亩田要负担13项地方费用，有壮丁费，苏锡公路费，电杆费，慰劳费，自卫自治费，乡镇经常费，冬防粥、衣、弹药费，临时军草、保丁、保干事、保队附饷费，难民费，船捐等。这13项加起来，每亩田负担84．8斤白米。注意，这还不是国字号的收费，是苛捐杂税之类的。国家征收的田赋，也就是农业税，是多少？以及其他的损耗、加派，最起码为五斗，也就是半石，75斤。做了一个地主，还能吃什么？地主向农民（即佃农）收地租，也就是一亩地 一石米，为150斤。这帐一算就清楚了。

　　所以，费孝通先生要说，一个二三百亩地的地主，还不如一个有几十亩田的自耕农。自耕农，是一个外来词汇。自耕农这个名称落到中国的土地上，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从晚明以后，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江宁、湖州、以及嘉兴、杭州这一带平原地区的农民通过购买获得了有效的永佃权，中国的农田出现了田底和田面之分。所以，费孝通先生所指的自耕农应当包含两类农民。一是自己占有土地的农民，就是既有田面权，又有田底权的全部占有，相当于中农。一是自己虽然没有土地，但是拥有耕种权（田面权）的农民，就是佃农。耕种权不是产权，仅是租地耕种，为地主打工。但国家税收也与他无关。

　　一，地主头上也有三座大山

　　建国初期。家有多少亩地，才能评上地主？这个问题，南方与北方，差异太大了。就苏南而言，也有差异，据我查阅到的资料，大致可确认为40亩。

　　40亩，是苏南地主的入门线，是少是多？

　　民国二年，吴县曾做了一个统计。全吴县的有田人家，户均拥有11亩农田。按这个数字计算，40亩是11亩的3倍强，称为地主，似乎也够格的了。

　　但从劳动生产率看，这个数字就大有问题。以明朝嘉靖年间的生产力水平为例，夫妻两人可种田25亩到30亩，加上家庭中的辅助劳力（老人或小孩），一个完整家庭种40亩地完全是可行的。充其量是个中农或富裕中农。如果将自耕农硬塞进地主行列，再将他打倒，明显是不合适和不合理的。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振兴经济，也实行“计口授田”，由中央“司农司”专管其事。大致北方多一点，南方少一点。但最少不低于15亩，这是国家规定的。在苏州太仓，有“见丁授田十六亩”的历史记录，一家夫妻两口，起点就是32亩，由官府发给土地执照，承认农民的所有权。所以，在朱元璋时代，国家主张一户农民耕种几十亩地，这样才能保证自耕农的的基本生活和国家税收。

　　家有四十亩地，做个自耕农可以过得非常舒服，但做个地主就一点也不轻松了。

　　清朝顺治年间，有个叫唐甄的知县，革职后流寓到吴江定居。在随后的三十年中，他写成《潜书》，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思。《潜书》的历史价值很高，历来被史家所推崇。他在吴江薄有田产，正好也是40亩地。按建国初期的标准，够得上评为地主。唐知县每年可收租41石，其中上缴给国家的田赋、加耗、加解以及其他诸项费用为23石。年岁大熟时可余18石，够其一家六口半之用；半熟时则纳税后无余剩，若遇灾年只能“典物以纳”了。

　　这是清朝顺治年间一个拥有40亩田地的小地主的生活状况。几乎就是一个破产地主的模样。唐知县最后当不了地主了，将土地卖了，做小本生意去了。

　　应该说，清朝顺治年间的政治尚为清明，税收比明朝晚期低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知县尚且混不下去。看来，靠40亩田地，是当不了地主的。

　　费孝通先生在1948年说：“在吴江，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四百亩上下。有田二三百亩左右，其生活还赶不上一个有几十亩田的自耕农。”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向国家交纳的田赋（皇粮国税）是土地所有人，也就是地主交的。国家向土地征收的额外开支，也是地主交的。地方政权向土地征收的杂项开支，也是地主交的。这三项，可以说是压在地主头上的三座大山。以民国37年吴县斜塘的一份资料为例，每亩田要负担13项地方费用，有壮丁费，苏锡公路费，电杆费，慰劳费，自卫自治费，乡镇经常费，冬防粥、衣、弹药费，临时军草、保丁、保干事、保队附饷费，难民费，船捐等。这13项加起来，每亩田负担84．8斤白米。注意，这还不是国字号的收费，是苛捐杂税之类的。国家征收的田赋，也就是农业税，是多少？以及其他的损耗、加派，最起码为五斗，也就是半石，75斤。做了一个地主，还能吃什么？地主向农民（即佃农）收地租，也就是一亩地 一石米，为150斤。这帐一算就清楚了。

　　所以，费孝通先生要说，一个二三百亩地的地主，还不如一个有几十亩田的自耕农。自耕农，是一个外来词汇。自耕农这个名称落到中国的土地上，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从晚明以后，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江宁、湖州、以及嘉兴、杭州这一带平原地区的农民通过购买获得了有效的永佃权，中国的农田出现了田底和田面之分。所以，费孝通先生所指的自耕农应当包含两类农民。一是自己占有土地的农民，就是既有田面权，又有田底权的全部占有，相当于中农。一是自己虽然没有土地，但是拥有耕种权（田面权）的农民，就是佃农。耕种权不是产权，仅是租地耕种，为地主打工。但国家税收也与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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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密电 “西安事变”态度转变[转帖]

来源：北京晚报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时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庆龄姐夫的孔祥熙，来见宋庆龄，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

　　然而，第二天(12月13日)，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那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时任该会总干事的胡子婴在其回忆宋庆龄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她平时同我们谈话中，一提到蒋介石，既是义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视态度。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出乎我的意料。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发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八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这和她说要去西安时一样，使我吃惊。”(胡子婴：《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宋庆龄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头一天，宋庆龄刚刚说过，如果她处在张学良的地位，会比张做得更甚，第二天，却要亲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宋庆龄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促使宋庆龄在拘蒋的第二天就要去西安劝张释蒋的原因是什么呢？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透露：“在此时或稍后一些时候，我得知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释放，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斯诺的回忆使人不禁要问，宋庆龄与莫斯科方面难道真的保持着某种联系么？宋庆龄逝世之后，廖承志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实际上答复了这个疑问，他说：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廖梦醒)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先知道，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有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了寝室。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地说。

　‘是，叔婆。’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每句话象一块铁一样。

　　‘我今天不能待久。’‘嗯。’我回答。‘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单。’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包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我母亲客厅走去。我听见她和母亲低声谈着什么，然后两人高声笑起来。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香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走出了何香凝公馆的大门。”(廖承志：《我的回忆》，《人民日报》，1982年5月29日。)

　　宋庆龄在侨居国外时，1928年5月初，从莫斯科移居柏林前夕，斯大林曾会见过她。1931年夏，宋庆龄因母丧归国，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宋庆龄归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负责人左尔格一起，营救被捕入狱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兼国际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及其夫人，坚持不懈达数年之久。1936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里。

　　可见，宋庆龄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似乎负有某种重要使命。

　　1951年她曾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后来，她曾任中苏友协总会会长。1957年11月，那时的她还不是中**员，却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到莫斯科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宣言》上签字时，她坐在左边，邓小平坐在右边。

　　总之，就宋庆龄与苏联的关系而言，西安事变爆发之初，斯大林出于某种考虑，让宋庆龄把指责中共支持西安事变的电报转给中共中央，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宋庆龄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她要去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也一定是赞同了斯大林电报中拘蒋有引发大内战危险的看法。(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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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以成败判君王：李世民与杨广劣迹PK [转帖]

　　命运最是神奇，最是奈何不得。早年，杨忠帮助宇文氏建立了北周政权，立下赫赫战功，儿子杨坚却夺了宇文氏的帝位，做了隋文帝。若干年后，杨坚的儿子杨广又在第三次巡游江南时被宇文氏活活勒死。历史在这里转了个弯，谁也不欠谁的了。

　　细细想来，隋炀帝杨广不是一般的冤屈。他只下了三次江南，就被后世多少代多少人说成骄奢淫逸，祸国殃民；而七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却是风流倜傥的楷模，留下无数逸闻故事娱乐民间，更是两岸四地影视作品的大热门，且屡演屡赢，屡赢屡演。当初，秦始皇和杨广都担着骂名，不惜一切地给后人留下了一样举世闻名的礼物。秦始皇留下了万里长城，杨广留下了京杭大运河。万里长城至今只有观赏作用，用来骄傲人们脆弱的中国心；京杭大运河却一直在纵贯南北漕运，一刻也没停止过它繁忙的运输功能。人们上得岸来却口无遮拦、不遗余力地痛骂杨广，似乎不骂几句，就忠奸不辨。对于失败的皇帝，世人没有给予应有的理性认知，历史的公正常常是被道德或伪道德的标准埋葬了。

　　杨广开凿运河，是在修建洛阳的同一年。他先后开凿疏浚了四条主要河渠，南北连通，蜿蜒五千多里，成为水运大动脉，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上好的棉丝和稻粟能够顺利地到达洛阳和长安，南北文化也得到很好的交流。不仅如此，大运河还对以后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的元朝、明朝和清朝之所以建都北京，从经济上来看，不能不说和大运河的物质供应有关系。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杨广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是千古功臣。

　　李世民与杨广相同的罪状被人轻描淡写一笔略过，杨广与李世民相同的盖世武功也被神经兮兮的史学家有意遮掩。原因是他虽有过人的文武才能，但是太纨绔，太喜欢虚荣和寻欢作乐，连父亲宠幸的宣华夫人陈氏也敢调戏，摸了两把屁股，又香了一下，可谓胆大妄为。这也怨不得杨广，隋朝毕竟在宋朝之前，没有经过朱熹的严规肃矩，孔子的纲常之道也鞭长莫及，怎会有那么多的拘束？也因此才有了后来李治宠幸父皇的武才人、李隆基抢来儿媳杨玉环受用。唐朝这两位皇帝可不仅仅是调戏，都是真刀真枪玩了命了，直到送了江山，下了宝座。这在当时不足为奇。相比之下，杨广的罪是很轻的，却被数罪并罚判了死刑，想缓期执行都不成，而且剥夺政治权利和荣誉终身。

　　回头再说杨广的奢靡。杨广虽然三下江南，也只是把当时只有六七米宽的瘦西湖作为自己的专用水道。到了唐朝，扬州人把瘦西湖开凿成护城河，为扬州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显足气派。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扬州的阿谀盐商给皇帝献上了一份大礼，把护城河扩展成几十米宽的瘦西湖。“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奢靡到了极限。于是清诗人汪沆有诗云: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画图。

　　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

　　作为一个失败皇帝，杨广不仅不得好死，死后还被人折腾了好几次，先是埋在宫内，后改殡于扬州吴公台下。620年，唐高祖李渊以帝王礼遇把杨广葬在扬州西北7公里处的雷塘，墓地年久荒芜。1983年后才陆续修葺，周围林木葱郁，游人方纷至沓来。

　　李渊是隋文帝杨坚的外甥，和隋炀帝杨广是两姨表兄弟，并在杨广称帝时做过刺史、太守和大将军。隋炀帝征伐高丽时，李渊负责督运粮草。隋末农民起义军此起彼伏，共有200多支队伍。李渊领兵一一击败起义军，实力大增，索性推翻隋朝，自己坐了天下。从公从私，他都不得不厚葬表哥杨广。从公说，他抢了人家的江山，还不得给人家几亩葬身之地？从私说，血毕竟浓于水吧。

　　本文摘自《追寻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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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上最放荡的未婚女皇 用身体统御群臣[转帖]

　　　绝代艳后，风流女帝，日本孝谦天皇，受了当时唐朝武、韦的影响，私生活非常放荡，她没有正式结过婚，凭她的娇媚泼辣，有效地统御了她的群臣，一个个五体投地，拜倒石榴裙下。

　　可怜，人到中年，感情最脆弱的时候，偏偏被她所最宠信的表兄仲麿所冷淡，她心灰意懒，病魔缠身，一气之下遁入空门。哪知出家之后，巧遇奇缘，一个野心和尚，法名道镜，抓到这一空隙，挺身而进，果然大获宠幸，使得孝谦古井重波，这位已经退位的天皇，又重新践祚，改称称德天皇。

　　在热恋中她昏了头，把她这个情郎和尚封为太政大臣禅师，让他管理朝政，俨然宰相，她说：“朕为出家之天子，应有出家之大臣为辅。”但不久她还嫌给他的荣宠不够，又改封他为法王，待遇拟于天皇，一样的乘凤辇，御锦袍。又把他的一家，个个封任显要，派道镜和尚的弟弟净人任内竖省长官。内竖省等于唐宫的锦衣卫府，管理皇室的卫队和兵器总库。女天皇简直把她自己的性命都交给了道镜，道镜到了这步田地，野心难戢，再登上半步，便是天皇了，他于是和日本神道教的主神官阿曾密议，授意阿曾上奏：“八幡大神有旨，倘由道镜来即天位，天下必然太平。”女帝果然相信，日有所思，夜必有梦，她也梦见八幡大神来告，命她派宫女法均到宇佐来听旨。法均是女帝的亲信，派她去做女帝的代表，本来很合适，不过迢迢数百里跋涉到宇佐，路途太远，单身女人十分不妥，并且法均年龄也大了，禁不起劳顿，想来想去只好再由法均找个代表，于是选定了她的弟弟，年轻力壮的清麿去跑一趟，清麿出发之前，道镜再三叮嘱，要照主神官的指示回报，可是清麿到道镜的师傅路丰永法师那里去辞行时，这位白眉皤然的老法师说道：“倘若道镜真的即了天位，老僧无面目再对世人，只有学伯夷叔齐耻食周粟，绝食而死了。”清麿大受感动，叩拜而去。

　　清麿到了宇佐，斋戒沐浴，虔诚祈祷后，果然神灵出现，金身三丈，光如满月，清麿不敢仰视，只听大神说道：“国家开辟以来，君臣之分已定，臣不能为君，天皇之位应由皇统之人承继，邪僧道镜大逆无道应即诛戮。”说罢不见。清麿赶忙启程回都复命，九月里才赶到，一五一十把所见先报告给姊姊，姊姊又一五一十据实面奏天皇，天皇闻奏大怒，这分明不是八幡大神的旨意，显然是她姊弟两人捏造出来的故事，她立刻把这两人发配到大隅去充军，把清麿的名字改为秽麿，法均的名字改为广虫，道镜并且嘱咐他弟弟内竖省的长官派人在到大隅的途中，埋伏了凶手，打算把清麿在半路中杀了。

　　此举倒反而惊动了一个人，一个足智多谋、有胆有识的策士，此人便是藤原百川。藤原百川是有名的藤原镰足的后代，藤原镰足辅佐了天智天皇定了天下，成为一代名臣，他的后人藤原不比等更进而为皇亲国戚，红极一时，但是再下一辈的子孙，恃宠而骄，藤原仲麿闯下了灭门大祸，藤原这一族几乎一蹶不振。所以藤原百川在幼年时代十分孤苦，但是他聪慧异常，以才学取得了功名。道镜得势后，他附从了道镜，成为道镜的心腹，道镜任命他为内竖省大辅，辅佐净人，净人靠着哥哥的势力，虽然位登权要，但实在是个饭桶，有百川这样能干的人做他的副手，乐得什么事不管，饮酒取乐了，因此内竖省的大权落在百川掌中，等于今天的特工与卫戍的职掌集于一身，他独力当然还不能成事，恰巧他堂房哥哥藤原永手，这时也晋位为左大臣，另外一个堂兄良继也当了内大臣，朝中文武大权实际上已经集中在藤原家族，但那迷了心窍、一心想做天皇的道镜，居然没有看清这一形势。百川看穿了土和尚没有用，尤其看到了清麿姊弟忠义的表现，知道民心可用，更增加了他的信心，于是他一方面设法把清麿的性命救下，另一方面进行他的大阴谋。到了第二年，称德天皇宿疾又发，道镜法王一心忙着为她医病祈祷，但是毫无效果，缠绵到了秋深八月，在没有正式的丈夫、没有儿子的环境里，这位风流了一世的美貌天皇殡天了，遗下了她一心想培植的情郎道镜和尚。百川听到了天皇大渐的消息，疾风迅雷地把道镜、净人兄弟放逐到乡下去，不久道镜便胡里糊涂死了。遗诏传位给白璧王，白璧王是谁，他是天智天皇庶出之子的后裔，虽说也是皇胤，但早已不敢自诩是正宗老牌，但是他的妃子，却是称德天皇的妹妹，虽然不同母，也是圣武天皇的亲生女井上内亲王。这份遗诏，哪里来的呢，至今是疑案。但是由种种迹象看来，显然是藤原百川的杰作。在天皇弥留之时，大臣之间早有立后的争议，由唐朝回来的吉备真备，那时位为右大臣，有意拥立天武天皇之孙文室王子之意，但是百川和白璧王之间早有交谊。在权力斗争之中，坚狠明快者胜，温让儒雅的吉备真备，哪里是世代谋士百川的对手。遗诏一出，道镜下贬，吉备真备也跟着去位了。

　　夫由妻贵，白璧王即位是为光仁天皇，那时的风气早已是干纲不振，在中国有武后、韦后，在日本有光明皇后，有孝谦称德天皇，是女人世界。女人奔放自由的程度，不减于今天的美国嬉痞，白璧王登基后，皇后根本没有把糟老头子放在眼里，她也直接干预朝政，于是触怒了藤原百川，藤原百川自命是佐命大臣，是 King Maker（国王创造者），他怎肯受命于妇人，由厌恶而生恨，非去之而后快。这位皇后也确实有些十三点，她凭着小聪明，喜欢玩弄画符念咒、魇魅之类的鬼把戏，也下得一手好棋，有一天老夫妻两人闲来无事下起棋来，光仁和她赌胜负，倘若皇后输了，就去替天皇找一位绝色天香的美貌娇娘来伺候，反过来倘若天皇输了，天皇也要替皇后去找一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侍奉。结果这盘棋天皇输了，天皇不得已把他和韩国女郎所生的儿子山部亲王叫了来，听候皇后任意调遣。

　　三十六岁的山部亲王一肚子委屈，成天要服侍这位五十六、七岁的老太太，免不了要发牢骚。刚好与藤原百川同病相怜，沆瀣一气。当时的皇太子他户亲王是皇后所生，衣锦绣，骑骏马，前呼后拥，好不威风，这位半仆役的山部亲王虽然同样也是天皇所生，但是和皇太子的地位与待遇相比不啻天壤，不过假如皇太子不幸短命死矣的话，奴隶立刻就能有资格成为嗣君。这样的机会，藤原百川哪里肯放过。他有一天慌慌张张地面奏天皇说，皇后有意谋害皇上，他身负卫戍之职，不敢不告，证据是在皇后宫里发现有符咒，天皇闻讯大惊，跟着一同去搜查，果然在皇后御用的井里找出来魇魅的小人形来，这时藤原百川立刻上奏：“为了国家，为了人民，陛下应该立刻勇断，请皇后和东宫都暂时退避。”老皇一时没了主张，连连点头，藤原百川便指挥属下把皇后和太子一起拘禁了起来，不一刻皇后和太子都自承有咒诅天皇之罪，第二天上朝在文武百官的面前，百川宣读了圣旨，废皇后及太子为庶人，把他们打入冷宫，册立山部亲王为皇太子。

　　据史载：百川宣读上谕时，天皇为之哑然失色，周身战栗。最奇怪的是两年三个月后，废后和废太子竟在同一天内，暴卒在大和的冷宫里，这是宝龟64月里的事，也就是光仁天皇即位的第六个年头。奈良本来是个鸟语花香模仿长安的美丽首都，孝谦称德尤其喜爱树木动物，“与麋鹿游”，至今观光客到奈良公园里去，一群一群的梅花鹿，驯良地走过来在你手中讨食物，除了道路宽阔，仿唐制的建筑之外，寺院林立，有名的东大寺、唐招提寺、正仓院集中了东方最美的佛教雕刻品和艺术品。当时确实是个充满了喜气的花花绿绿的城市。但是宝龟六年以后突然变了，从此鬼气森森，不但皇宫里闹鬼，连民间都白昼见鬼，井上皇后和他户皇太子的阴魂不散，常常出现。由那一年起，连年灾荒，米价高腾，最大的米仓，在东国的正仓，忽然着火焚毁，军粮民食烧得个干净，接着天皇不豫，新立的皇太子山部亲王也昏迷不醒，皇太子的近侍接二连三暴卒，老皇的女儿、皇太子的姊姊能登内亲王，她的姑母难波内亲王，也一个个无缘无故地跳起来死了，奈良成了一个鬼市，人人自危，最慌的当然是皇室，整天拜佛设醮，祭奠不已，把井上皇后和他户亲王的棺木，重新改葬，建为堂皇的高陵，但是还是没有用，到了宝龟十年，轮到了足智多谋，首席策士藤原百川的头上，他也暴病而亡，得年仅四十七岁。

　　但他死后，皇太子的病倒慢慢好转了起来，渐渐苏醒，日有起色，光仁天皇知道皇太子健康恢复，立刻禅位，但是仍然难逃一死，延到了十二月里，老皇的魂灵也被冤鬼摄去了。自元明女帝开始经营平城（今天的奈良），到光仁天皇逝世之日止，整整七十年，其间历经了七代天皇，虽然其中也有几位是男性为帝，但大都是女人当政，奈良是女人的都城，发生了多少风流韵事，除了女人之外，最得意的是出家的和尚，他们虽然出了自己的家，却能一转身回到了宫廷，并且登堂入室，直据御榻。修行变了质，成为富贵的快捷方式，但因此佛教大兴，佛教艺术文化盛极一时。流传至今不但是日本的国宝，也是东方之荣。不过女皇的恣意浪漫，使得人民厌恶，大权旁落，日本皇室从此衰微，先受制于大臣，后又为幕府的傀儡。僧侣骄横，越演越厉，终至于干政，导致了日本百余年的不安。这时奈良完了，《魏书》里的“女王卑弥呼的时代”不再重演，女人专政告一段落，日本进入一个新时代，奈良不再重要，Sayonara，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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