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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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肺石”说起----使百姓的冤曲达于上[转帖]

　　
　　作者：何木风 分类：历史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想要了解告密的起源，就必须从一块石头说起。

　　宋人沈括在游览长安古宫那个著名的景点时，发现了这样一个物体：形状像寺庙里敲击用的响石，但比响石更大，颜色赤红，长达###尺，形状如下垂的肺。如果你阅读过《梦溪笔谈》，你就知道，沈括是个无所不知的人。据他观察此物体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记载于《周礼》卷六十六《秋官·大司寇》篇的肺石：“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在沈括看来，肺石是“使百姓的冤曲达于上”。推究其意，原是伸冤者敲击肺石，然后站在它的下面三天三夜，最后，官员才肯见申冤者。而之所以做成肺的形状，沈括认为是为了便于垂挂。当然，古人往往喜欢象征，所以，肺主声音，声音用以表达冤情。而颜色赤红，则是“使（上告者）赤心不妄言”。

　　“肺石”最早运用于西周时期，如果说这就是上访的雏形，却是有待商榷的。据后来许多儒生所发表的言论，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上访现象。

　　尧舜时代的美好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中国古代尤其是进入战国后的知识分子，因对现实不满，意淫出来一个尧舜时代也未可知。不过，如果真的是他们凭空想出来的，那后人应该佩服他们的想象力。据晋人孙楚的说法：“尧悬建鼓，舜立谤木，听采风谣，唯曰不足。”意思是说，尧在坐天下时，就在门外支了一面鼓，如果天下百姓谁有事情想要说给他听，就去敲那面鼓；舜比尧要细心，他或许认为许多百姓千里迢迢地赶到自己的办公地点很是辛苦，于是“立谤木”，所谓“谤木”，就是安在路边，以供行人识别道路的标志。后人又称它为“诽谤木”，当然，那个时代“诽谤”二字还不是今天的“诽谤”。但的确已经具备了讨论“是与非”这一内涵。舜规定，每个人都可以在“诽谤木”上留下想说给他听的话，或者是讨论某人某事的是与非。

　　建鼓，也就是土鼓，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鼓大致相同。但“诽谤木”是什么，却让人很模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还是晋朝有个叫崔豹的人给我们做了如下解释：“（诽谤木）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跟西方的十字架有点相像。今天北京天安门前的华表就是由“诽谤木”经过小小的演变而来的。

　　但是，无论是建鼓还是谤木，恐怕都不能催发告密者。我们知道，在尧舜时代，生产力偏低，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百姓们只在生计问题上就会忙得不亦乐乎，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去告密？况且，仅拿诽谤木而言，尧舜时代，中国即使有文字，恐怕连甲骨文都谈不上，有谁能把自己的事情写在上面？

　　所以，“尧悬建鼓，舜立谤木”即使不是后人的杜撰，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到了夏朝，就有史料记载，做天子的鼓励百姓来给自己和别人提意见了。《夏书》中谈到，一些官员手持浓缩了的“谤木”，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敲击乐器（上部横向的中空共鸣器为细腰鼓状，与其细腰垂直，中间接一手柄）。这些人行走在全国各地的大路、小路上，敲击它以吸引百姓来报告事情和提意见以及论某人某事的是与非。

　　所以如果你生在夏朝，很可能会经常听到一种乐器在路上响起，这种乐器发出的声音并不悦耳，但绝不刺耳。如果你有什么冤情或者是对某些人看不惯，你就可以走到街上拦住敲打乐器的人，对他们说出你想说的话。

　　据说，夏朝的开创者启不但让官员四处去寻找百姓的“心里话”，还在宫外支了一面鼓，鼓励百姓来敲打这面鼓。夏朝的历代王都一以贯之。

　　夏朝的统治者之所以要这样做，很可能跟夏朝的司法机关有关，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知道中央司法机关有“士”与“理”两个单位，地方的司法机关不得而知，或许根本就没有。即使有，由于司法程序并不如后来朝代的完善，所以百姓们很可能有了事也不喜欢到地方司法机关，而是直接到中央。

　　这可能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告御状”的起源。在后来的朝代中，“告御状”被官方定名为“诣阙上诉制度”，又叫“京控”，该制度在汉代就已经实行。可以说，“诣阙上诉制度”是对常规司法程序的一个补充，由皇帝指定的人来裁决。

　　“肺石”制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尧舜禹三代，即使统治者大为鼓励百姓前来谈心里话，却很少有告密事件发生。这是因为，统治者是正向的鼓励，或者说，是一种设置障碍的鼓励。仅拿“肺石”来讲，告状人必须要在石边站上三天三夜，不允许饮食，也不许有休息的举动。试问，在这样的障碍面前，如果没有天大的冤屈，谁会来受这份罪？要知道，告密者都是一些投机取巧之辈，他们不可能用这么笨的方法，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煎熬。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告密者全是投机取巧之辈，一些奸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其意志力之顽强，恐非我们正常人所能知晓。我相信，在夏、商、西周时代，肯定也有告密者，偏要站在那块石头边三天三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种情况依旧很少见，原因就是，三代的大多数帝王不鼓励这种告密。告密虽然起源于上访制，但由于统治者的“心不在焉”而没有形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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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与“背水一战” [转帖]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在楚汉之争中,有一个成语叫“背水一战”。很多人都认为韩信背水列阵、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仔细分析,这恐怕是千古误解。这哪里是背水一战,分明是他早就设计好的大陷阱。

　　“背水一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背靠江河作战,没有退路。在楚、汉相争时期,有很多有名的乃至传奇式的战役,其中韩信平定赵国的战役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应该说,这个战役在人类战争史上有着非常的意义。

　　韩信布置此次战役中的关键点应该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但它并不具备战役的决定性。决定战役成功的是:间谍战、心理战、迂回包抄作战的综合运用。通过“用间”获得敌方关键信息;营造和利用敌方主帅“心理”,诱敌成功并牢牢拖住敌人,虚张声势地扰乱敌方军心;进行腹背夹击,一战而胜。如此这样,韩信的“背水一战”也绝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深不可测。

　　公元前205年,汉将韩信偷袭魏王豹,灭掉魏国。10月汉王又派他与张耳率几万军队向东继续挺进,攻击赵国。赵王赵歇和赵军统帅陈余立刻在井陉口聚集二十万重兵,严密防守。因为深谋远虑的韩信自知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如采用强攻必会受挫,于是决定在离井陉口很远的地方驻扎下来,反复研究地形、地势和赵军部署。

　　赵国的一位谋士李左车也是一位高人,他对陈余说:“韩信此次出兵可谓是一路顺风,一路上打尽了胜仗。他就是乘胜鼓动士兵的士气,所以这次要企图攻下赵国。他们是乘胜而来,肯定军队的战斗力锐不可当。我现在有一计,定会杀了他的威风。他们此次来,军队的粮草队必定落在后面。如果我们派人能够从小道抄了他的粮草,定让他不战而退。现在你可以给我三万兵马,用不了几天便可活捉韩信。”

　　李左车虽是位有才之人,但陈余未必肯会听他的话。他对李左车自以为是地说:“韩信的兵力很少,长途跋涉赶到这里又筋疲力尽,像这样的敌人我们都不敢打,别国会怎么看我们,不是更瞧不起我们了吗？”因此陈余并没采纳李左车的意见。

　　韩信得知此消息后十分高兴。因为难得碰上如陈余这样迂腐之人,但对如此有远谋的李左车心中很是佩服。他下令军中不得杀李左车,生俘者赏千金。他把兵马集结在离井陉口三十余里的地方。到了后半夜之后,韩信派两千名轻骑兵,每人带一面汉军红旗从小路迂回到赵营的侧后方埋伏起来。命令他们待赵军倾巢而出时袭入其大营,拔去赵军旗帜,全部插上汉军的红旗。韩信又派一万人马做先头部队,沿着河岸摆开阵势。

　　陈余是个自以为是、迂腐之人。见韩信把兵马安置于背水之处,便大笑韩信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不懂用兵,因此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率领赵兵全力迎战。他这样轻举妄动,只会自食其果。汉军的两千轻骑兵见赵军全营出动,只留下一个空营,立即闯进赵营拔掉赵旗,换上汉旗。此时韩信则假装败退,向河岸阵地退去,以此引诱赵军中计。背水结阵的士兵因为没有退路,回身猛扑敌军。赵军无法取胜,正要回营时忽然看到营中已插遍了汉军旗帜,于是四散奔逃。汉军乘胜追击,打了一个大胜仗。

　　李左车最后也被俘到帐下,韩信为之松绑,将李左车的座位安到东坐,自己面向西坐,恭敬地对待李左车。在共同庆祝胜利时,众将领还是不解此次战役中的微妙,就好奇地问韩信:“兵法上说,列阵可以背靠山,前面可以临水泽,现在您让我们背靠水排阵,还说打败赵军再饱饱地吃一顿,我们当时不相信,然而竟然取胜了,这是一种什么策略呢？”

　　韩信听到后就开怀大笑说:“这也是兵法上有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如果是有退路的地方,士兵都逃散了,怎么能让他们拼命呢！”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次战役,韩信用背水而战来引敌出战,他用出人意料的举动来达到激发士气的目的。同时,韩信巧妙地虚张声势,以两千轻骑兵突袭敌营的方法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此次战役是用计谋得成的,并非真正地不顾命地背水一战。假如在没有退路,也没有与敌接触过,最后只会像马谡在街亭一样,虽然置之死地但是魏军采用围而不击、切断水源的策略,造成马谡军队自乱阵脚,丧失战斗力。也就是破解对方“背水一战”,就要困而不击,待其自败。

　　而同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法取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果,主要是韩信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不死守教条,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能够结合当时的实际。所以从这方面来看,“背水一战”能够取得胜利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把带领的新兵置之水边列阵,目的是麻痹赵军,促使其轻敌,产生骄傲情绪,以为胜利在望,诱使其倾巢出动。当然,他把营寨安在水边主要是想激励汉军,让他们充满斗志,让他们知道后退无路,只有战才有生路。当然,他把背水列阵作为重要措施,同时在敌人的后边也做了准备。在敌人后方他预先埋伏一支奇兵,前方趁机引诱赵军倾巢而出,而又趁敌方内部空虚之时乘虚而入,拔赵旗换汉旗,使倾巢而出的赵军退不回去,造成心理上的威慑,然后里外夹击、乘胜追击。俗话说:“兵败如山倒。”韩信终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赢得战役决定性胜利。

　　韩信真的是“背水一战”吗？仔细分析整个故事的过程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而这几个特点足以说明韩信并不是真的“背水一战”。这几点主要为:

　　首先,韩信是在主动的、有计划的情况下采取这一战术的,而不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此一来,就可以十分从容地安排与此相关的各种策略,使背水一战由被动在实质上转为主动。这也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三国的马谡在守街亭的战役中用的也是同一战术,但不同的是他是在被动的情况下采取这一战术的。所以说,当时韩信的背水一战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背水一战是不同的。他不是靠硬拼来让士兵背水一战,而是谋定而后动。从整个战役的过程分析,韩信的背水一战是一种主动进攻的奇妙的大智谋,绝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背水一战”。

　　第二,韩信的背水一战是一个系统的谋略。这不但在夺取敌人的关口上表现出来了,而且还表现在他早晨出击,算定敌人必定要在中午退回关口吃午饭,只要自己坚持到中午,敌人见关口被夺,就会不战自乱。除此之外,韩信见背水列阵已无退路,就不必急于消灭敌人,况且打仗也不是一个时间就能解决的事。自己亲自指挥精锐之师与敌人相持到中午是肯定没问题的。这里韩信就做到了知彼知己,所以会战无不胜。

　　第三,制造背水一战的这一招术并非人们所认为的是一步险棋,而是万全之策。这一战役中,他始终担心的是赵军堵住井陉口并在小路上切断汉军的粮道。假如赵军一旦出了关口,大家就平等了,他还怕你什么陈余。况且,就是韩信埋伏下的军队攻克不了赵军的关口,也足可以从已经出关的陈余的后方攻击,完全可以把韩信救出来。从自保这一点上来说,可以说是万全之策。

　　第四,当时,韩信的军队是得胜之师,锐气十足,可以一当十。但当时惟一对军队不利的因素就是怕赵军故意拖延时间,消磨了军队的锐气。当然也怕赵军在山区小路上切断他的粮道。所以说,他所希望的就是与赵军速战速决。只不过他所用的这种方法是一般人所看不出来的罢了。

　　由此可见,韩信的背水一战事实上只是一个陷阱而已,非有大智谋者不可见也！

　　常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的是不但对自己有充分了解,对别人更要有深一层的了解,这样才能运筹帷幄,才能百战不殆。显然这是一种智慧和战术,两千多年前韩信用过。时至今日,不管商场、战场还是体育竞技场,这都是行之有效的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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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青楼文化 [转帖]

　　中国自魏晋以来，青楼文化开始逐渐兴起，到了盛唐两宋，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鼎盛时期。应该说中国青楼文化兴起于魏晋，鼎盛于唐宋。青楼文化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它是随着唐宋文化的发展而风声水起，空前繁荣，同时青楼文化的风声水起，也丰富和促进了唐宋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一部唐宋文学的发展史，同时也是青楼文化的繁荣史。

　　唐宋时期，从京都到地方，从城市到乡镇，青楼妓院的大量出现，不仅汇聚了一批琴棋书画了然于胸的才女，为城乡构筑起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同时也为当时的文人士子提供了诗词歌赋文学创作的素材，使青楼文化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尤其是文人士子与青楼歌妓的结合，进一步拓展了青楼文化的崭新境界，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亮点。

　　唐代文化以中唐的唐玄宗时期为最，开元盛世为唐代的青楼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时李白、白居易、杜甫以及后来晚唐的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一批文坛大家的青楼作品的出现，不仅为青楼文化增添了光彩，同时也抬高了青楼文化的历史地位。

　　在这些名震华夏的文坛大家中，被世人称为诗仙李白竟有十八首诗歌与青楼有关。如《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黄鹂愁醉啼春风。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园东。”再如李白的《邯郸南亭观妓》：“歌妓燕赵儿，魏姝弄鸣丝。粉艳烁月彩，舞衫拂花枝。把酒顾美人，清歌邯郸词。”这些诗歌不仅色彩绚丽，而且透露出一代诗仙无尽的情思。

　　白居易一生共有青楼诗三十首，除了“何处春深好，春深妓女家”、“绿藤阴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李娟张态一春梦，周五殷三归夜台。虎丘月色为谁好，娃宫花枝应自开”等名句外，值得称道的是他的拿手脍炙人口长诗《琵琶行》了，青楼歌女的哀怨凄婉的琵琶声，使白居易泪水潸然，竟然湿透了他这个江州司马的青衫！

　　杜甫一生很少写青楼诗，但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在《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中写道：“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越女红妆湿，燕姬翠黛愁。”杜甫的这首诗，与他的“国破山河在，群情尽望春”的忧患意识几乎达到异曲同工的地步，因此后世文人傅乐成就曾说道：“唐代的社会，充满色情，歌台妓馆，到处林立。文人士子，大都风流自赏，有不少韵事，流傅于后代。以杜甫的严正，也有挟妓的诗篇，其余概可想见。”

　　晚唐诗歌多写是民生疾苦，也追求绮艳清丽的诗风 ，并向往淡泊情思与致远境界。这一时期青楼诗写得最好的当推诗人杜牧。他的豪放浪漫更是无人能比，《遣怀》之作“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而在《嘲妓》中，他吟道：“盘古当时有远孙，尚令今日逞家门。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裩，瓦官寺里逢行迹，华岳山前见掌痕。不须惆怅忧难嫁，待与将书问乐坤。”他的生命虽然与娼妓紧密相连，却也忧伤自己的命运竟如同歌女一般凄苦。当然他的传世的得意之作应属《泊秦淮》一诗；“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听后庭花。”杜牧途径金陵，夜泊秦淮，看到岸上歌舞升平昼夜不息，想到国家内忧外患，一腔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便发出“商女不知亡国恨”的由衷感叹。

　　如果说唐代是诗的鼎盛时期，那么宋代便是词的鼎盛时期。因而到了两宋时期，赵宋秉承李唐的遗风，声妓之乐。盛况不衰，只不过把诗换成了词。“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已成为宋词创作的主流。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艳情”方面。检索《全宋词》人们发现，大凡两宋时期有些名气的词人，大多与青楼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一部宋代词史也就暗含了一部宋代青楼女子的生活史。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张先等文坛大家的青楼词无不是写得酣畅淋漓，至于柳永就更用不着说了，一部《乐章集》十之八九写的是青楼风光。倘若宋词离开了青楼，没有了婉约派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只剩下豪放派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么宋词就会顿失耀古烁今的风采了。

　　宋代的文人士子常有许多游赏活动，如琴书之乐、清谈之乐、山水之乐、纵饮之乐、品茗之乐、博奕之乐、流觞曲水之乐，总是携歌女纵游为伴，因此宋代的著名文人如欧阳修、柳永、晏几道、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贺铸等都与青楼歌女过从甚密。可谓是名士美人，相得益彰。先说一代宗师欧阳修，他在扬州作太守时，巧遇汝阴两名美貌歌女，酒席筵上两歌女戏约欧阳修他年来汝阴作太守。后数年欧阳修果然自扬州调为汝阴太守，此时两个女早已不知去向。欧阳修一次酒后留诗曰：“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可见，他对那两名歌女是何等的眷恋？

　　而苏轼更胜于他的恩师欧阳修。他曾为一位名叫秀兰的歌女写下一首《贺新郎》。词中写道：“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艳一枝细看取，芳意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得待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词句不仅旖妮华丽，而且情意缠绵，令人叹为观止，真是一首香艳绝妙的青楼词。

　　当然，宋代写青楼词最多最好的应推福建崇安的浪子柳永。这柳永排行老七，人称柳七郎，当时能和柳七郎床下填词，床上戏水，已成了青楼歌女们的夙愿。“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正是当时流行于青楼时尚的真实写照。作为大宋第一位青楼词人柳永，虽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他把歌女却看成是知己和知音，把真情实感寄托在她们的身上。柳永曾给一个叫荔枝的歌女写了一封情书，这封情书其实就是一首词，叫做《荔枝香》，十分的经典。他在词中写道：“甚处寻芳赏翠，归去晚。缓步罗袜生尘，来绕琼筵看。金缕霞衣轻褪，似觉春游倦。遥认，众里盈盈好身段。拟回首，又伫立、帘帏畔。素脸红眉，时揭盖头微见。笑整金翘，一点芳心在娇眼。王孙空恁肠断。” 而《望海潮》是柳永笔下的另一种风月场面，也是宋词中彰显青楼文化的最高水平。词中写道：“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豪奢。重湖叠献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好景，归去凤池夸。”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柳七郎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美色无限、风月无边的超大娱乐场的无穷想象。

　　两宋时期其它诸如著名词人晏殊写的《望江月》、《玉楼春》，秦观写的《鹊桥仙》都是令人拍案叫绝的传世之作。多情才子陆游也有《柳林酒楼小家》、《寒夜遣怀》、《听琴》、《梅花绝句》等多首青楼诗词。豪放派的词人辛弃疾也写了许多代表青楼文化的词作。如《摸鱼儿》、《青玉案》等等。就整体风格而言，宋代文人的咏青楼的诗词多是感情热烈，语言上却趋于沉着与深情，而与唐代诗人的大胆浪漫有所不同。但无论是盛唐，还是两宋，青楼文化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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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提出的一份修正案 [转帖]

　　胡适提出的一份修正案

　　我的一条“更正”

　　朱正

　　我在《再说一回〈胡适全集〉的硬伤》一文（载《博览群书》2008年第8期）中提到了《胡适全集》第21卷所收《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草案》一文，认为它是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的一个文件。为了弄清楚有关详情，我查找了一些资料，重要的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善后会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之一，档案出版

　　社1985年版），发现我原来说它是胡适“受段祺瑞的委托，为善后会议起草的一个文件”，是说错了，现在即据此书所收档案作一确切的说明。

　　从书中所收《善后会议议事日程》可以知道，讨论和通过《国民代表会议条例》是这个善后会议给自己预定的重要任务之一。现将日程表上的有关记载照录如下：

　　1925年2月19日下午二时开议：二、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临时执政提出）初读

　　24日下午二时开议：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临时执政提出）初读（延前会）

　　4月7日下午二时开议：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临时执政提出）专门会联合审查会审查报告

　　13日下午二时开议：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临时执政提出）专门委员会联合会审查报告（二读）延前会

　　14日下午二时开议：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第二条起）（临时执政提出）专门委员会联合会审查报告（二读）延前会

　　16日下午二时开议：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第一条后增加各项）（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至第五十条）（临时执政提出）专门委员会联合会审查报告（二读）延前会

　　17日下午二时开议：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至第五十条）（临时执政提出）专门委员会联合会审查报告（二读）延前会

　　18日下午二时开议：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第二十七条后加一条）（第二十八条至第五十条）（临时执政提出）专门委员会联合会审查报告（二读）延前会（第32～37页）

　　1925年2月19日临时执政段祺瑞向善后会议提出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共七章75条，全文见这本档案集第137～145页。在这一文本之后，书中接着收入了38件修正案。其中就包括胡适的修正案，正文之前并有胡适写给正副议长赵尔巽（次珊）、汤漪（斐予）的信：

　　次珊

　　斐予 两位议长先生：送上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修正案一份，已足连署人数，乞两位议长交付印布，并乞遵照第三次大会之议决，交付审查。敬此，即颂

　　议安

　　胡适 上

　　十四.三.一○

　　在所送上的文件全文之后是签名：“提出修正案人胡适 附议人马君武、王伯群、汤漪、褚辅成”（见第151～156页）。

　　这篇就是《胡适全集》第21卷所收的那一篇。将《全集》所收的和档案集所收的两种文本对照来看，就可以发现：《全集》所据《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第13册第303页至第315页共13页手稿，只是这份修正案的最初的草稿而不是定稿，上面涂改增删之处不少。而且在第315页之后，显然丢失了三页（估计）手稿，即第21条至32条共计12条。《胡适全集》修订重版的时候，应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缮正定稿收入，不应再以《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所收草稿为底本。定稿优于草稿，这里仅以第19条为例作一点说明。这一条里，在“由本省选举监督将候选人名单制成选举票”这一句的下面，手稿添了这样一句：“每票附以各候选人略历”（第314页）。《全集》所载与此相同（第337页）。而在档案集中，这句作“每票各附以各候选人略历”（第154页），增添了一个“各”字，当时缮正时所加，表述更觉精密。

　　在这一条的结尾，作者在稿纸的顶上添写了一款：“候选人名单上次序。以抽签定之。”并画线将这些文字引至第19条、第20条之间。这本应该是第19条的最后一款。档案本据缮正定稿排印，就是这样处理的。而《胡适全集》却误以为这是第20条的第一款。这样误置的结果，就规定推举候选人方法的第19条来说，内容有割裂之病；就规定选举票格式的第20条来说，又多了些不相干的内容。

　　善后会议最后通过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的正式文本，见《善后会议》第205页至第209页共七章39条。看来并没有采纳胡适修正案中的意见。最显眼的一条是，胡适的修正案，是用《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来代替《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这一点文字上的改动都没有听他的。段祺瑞邀胡适与会，大约只是借他的声望以为装点的意思，未必真想听取他的意见。他觉悟到了这一点，在会议的中途就退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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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便灭了印度！唐朝最牛的使臣[转帖]

怀着崇敬的心情，给大家介绍个传奇人物，陈述一段一人灭一国的传奇故事，这段传奇的创造者叫王玄策。这不是故事，也不是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王玄策：一个中国历史上最牛的外交官，一个在历史书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

　　姓名：王玄策

　　性别：男

　　血型：未知

　　籍贯：河南洛阳人

　　喜欢的颜色：红色(在国外，眼看一同前来的大唐使者被杀，居然敢抄家伙砍人，竟把一个大国给灭了，没血性那是肯定不行的！)

　　业绩：一人灭一国

　　职业：三任大唐驻印度大使，后因业绩突出授散朝大夫

　　大唐周边葱岭南有国名叫天竺，现在改叫印度，其国民我们亲切的称之为阿三，时分东西南北中五大块。姑且分别叫东、西、南、北、中印度吧。唐初，印度半岛最强大的中印度统一了印度半岛建立了摩揭陀帝国，并很快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

　　公元647年，唐太宗命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一行30人出使西域。我想目的有三：一是出使印度。二是拜会吐蕃王松赞干布，睦邻友好。三是看看文成公主。但此时印度发生了政变，别忘了，那时候没卫星，也没手机，没通讯手段，李世民再牛也算不到啊！于是照常上路。路线我觉得是从西安-》新疆-》中亚 -》印度-》吐蕃。纂位的新王阿罗顺那听说大唐使节入境，竟派了2000人马半路伏击，除王玄策、蒋师仁外从骑皆遇难，王玄策被擒扣押。后来，王玄策、蒋师仁寻机逃脱，发誓要灭绝印度，以雪使者被杀之耻！两人于是策马北上，渡过甘第斯河和辛都斯坦平原，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目标，一路来到了尼泊尔。在尼泊尔，王玄策与尼泊尔王谈判，以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名义，向尼泊尔借得7000骑兵，同时还檄召临近处各大唐藩属国，外加吐蕃松赞干布派来了1200名精锐骑兵，人马总数接近一万。自命为总管、命蒋师仁为先锋，直扑印度。

　　ps：当时吐蕃王松赞干布分别迎娶了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和大唐帝国的文成公主为皇后。

　　西行之路与搬兵之路

　　在北印度茶博和罗城外，王玄策用“火牛阵”一仗击溃印度数万象军。阿罗顺那大惊，守城不出，玄策一心报仇，拿出唐军攻城的各种手段——云梯、抛石车、火攻，狠攻月余。公元648年，茶博和罗城兵溃城破，玄策一路追来，斩杀印度兵将三千，印度兵将落水溺毙者超一万，被俘一万一千，阿罗顺那逃回中印度。

　　王玄策乘势攻入中印度，并发誓要尽灭印度。而印度兵将与唐军(算是外籍军团)一接触便溃不成军，阿罗顺那弃国投奔东印度，求得东印度王尸鸠摩援兵，接着再招集散兵残将准备反攻唐军。玄策、师仁设分兵用计引阿罗顺那上钩，一举全歼阿罗顺那残部，活捉了阿罗顺那，余众尽坑杀。最后，阿罗顺那妻子拥兵数万据守的朝乾托卫城也被蒋师仁攻破，远近城邑望风而降，中印度灭亡！

　　由于东印度援助阿罗顺那，王玄策准备顺势再亡东印度。尸鸠摩吓得魂飞魄散，忙送牛马万头，弓刀缨络财宝若干，向唐师谢罪，表示臣服大唐帝国，王玄策方才罢兵回朝述职，同时将阿罗顺那披枷带锁押回长安。太宗皇帝大喜，下诏封赏玄策，授散朝大夫。

　　杀印度兵数万，俘虏数万，凭借借来的几千杂牌军就平定了印度，这个英雄就是王玄策，一个非军事专业出身的使节，一个在国外毫无根基的外交官，居然能够完成这样的壮举。实在是世界军事历史上不二的奇迹。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就这样被一个中国外交官在战场上轻松搞定，真是愧对“文明古国”的称号啊。只可惜当时的中国对印度知之甚少，在中国人眼里那只不过是一个化外蛮邦而已，而近代因为“中印友好”的缘故，对这段历史教科书上也避之不提，所以王大英雄的名字没人知道也就不奇怪了。

　　一人灭一国！

　　这个难度比起汉代常惠用异国军队攻匈奴还难。因常惠经营了近二十年而且军力占优，方才联盟乌孙击败匈奴。其精彩程度不知要好莱钨大片强多少倍，何况前者还是虚构、意淫局多，后者可是活生生的史实。我们今天可能不可想象:大唐帝国的国力强盛和国威之远可见一斑！当真是：英雄风流不尽数，刀马所至皆汉土。真应了汉朝大将陈汤那句话：示明万里之内，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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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死亡人数统计为两百万人[转帖]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毛泽东会见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时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他说明了运动的重点目标，但有意缩小了打击范围，实际“整倒”的不是几百、几千人，而是几百万。

广东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一九八○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了很多。”

Ｒ•Ｊ•Ｒｕｍｍｅｌ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笔者相信应在二百万以上。

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

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第一个是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

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有个说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对象。

这“横扫”，肇始于以中共干部子弟为基本队伍的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这时，牛鬼蛇神还只限于“五类份子”即“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资本家。北京市家被抄的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从北京发源、迅速达于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譬如上海郊区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全国城镇乡村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著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已无冤无仇的人，要有精神支柱，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份子”头衔的牛鬼蛇神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

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十分清楚。谢富治在会议上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谢富治还召集在各省、市公安局局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个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安公局就好了。”他还指示“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江青传达的字句稍有不同）

正是在得到这个“最高指示”之后，他们将打人提升为“红色恐怖”，而就在这批中共干部子弟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毛当然没有表彰他们打死人的行为，他确实也不主张打死人。他不过是利用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以压制对手罢了。

被打死的各类“份子”数以千计，后来中共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

由于各省、市公安局的局长们还是有顾虑，他们担心于手让学生在街上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被追究。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份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无远弗届。譬如广州，有人“目睹七位右派朋友被打死。”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被杀者应不下十万。

文革初期自杀者约廿万人

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过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的法子结束自己的生命。仅一个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

作家巴金回忆道：“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八月二日，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叫你不死，你要死，你死了活该。”

六月中，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是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他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笔者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武斗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的“武斗”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期。

全国性的武斗起于六七年新疆。一月初，毛泽东号召“夺权”。但军队不能夺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围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

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六八年底方渐平息。

武斗中死了多少人？今以陕西省为例，勉县武斗“死亡八十五人，其中打死四十七人，武器走火死亡十二人，武斗汽车肇事死亡十三人，武斗中触电死亡一人，打死无辜群众三人。”蒲城县双方及无辜老百姓死三十四人。城区十余条街道的两万多所民房被烧。安康县武斗，历时一年，毁房屋三千三百余间，死亡七百八十四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烈，因为当地是中国的军火工业的基地之一。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数百人负伤。而守方曾在一次交战中将参战的役官兵十二个整连外带四个班全部缴械、俘虏。“双方打死打伤参战人员不计其数。”

江青说过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成残废。

武斗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譬如嵊县双方共战死一百九十一人。

有的地方群人组织间的武斗引起地方军队镇压，造成大批伤亡。譬如宁夏，一九六七年八月间，康生指示驻宁夏的部队支持一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并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打死、打伤各一百余人。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陆军第二十军政委南萍夥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二十七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阳打死一百三十五人，打残三百一十九人，烧毁房屋一千二百余间。

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如被认为有异端行为也会遭到当局残酷镇压。如云南的群众组织滇西挺进队被说是要叛国，军队进行围剿，用机枪扫射，二十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

虐待俘虏是文革中武斗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份是被虐杀的战俘。如河北雄县由军队三十八军支持的那一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面，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滥杀俘虏二百八十六人，自杀二十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审讯”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曾经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除了有些头头被枪毙以外，更有相当一批**于‘修理’或‘退火’之中”。

江西宜丰县的一派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为了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老百姓。

广州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武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

清理阶级队伍死人最多

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如黑龙江省宾县，打死一百四十三人，打残三十二人。

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譬如上海宝山县“清队”，“经县革委会审批的揪斗对象一千七百零二人……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百三十四人。”

人口特别少的县，在“清队”中被整死的人数才少于一百。譬如中苏边境上的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若以一个人口一至二万人的人民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有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清队”时“全社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棒子底下出特务”，只有一百一十户人家的桦田生产大队竟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

各级革命委员会平易近人这场运动的执行者。比如辽宁台安县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斗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亡、许多人致残。四十三人被投狱判刑。”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一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

五十万**于清队

按照毛泽东“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以江西万年县为例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贡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一九六八年五月，山西乡宁“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伤打残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学生，刑计逼供，打死三人，打伤打残十多人。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如黑龙江省大庆油田于一九六八年五月成立革命委员会，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在“清队”运动中，“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有“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一，是全国“清队”运动的样板。军宣队领导下，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九百多人被“审查”，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杀身亡。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十八岁的都要“过筛子”，整死了九名干部和八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挖出一个“反共救国军”，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二十一军军长或政委）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严刑逼供。无端受株连却多达五百多人，含冤自杀的有八人。

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是一场大血案。“仅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

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队”重点。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包括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未死。

粗略估计，死于“清队”的人数应在五十万人以上。

赵健民案一万七千余人冤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毫无根据地当面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抿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份子来。仅此一案，云南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敌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残九千六百六十一人。

云南又有“划线”一说。在两派斗争中站错了线的便入了另册。“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据一九七五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三十万人，其中三万七千**于非命。”

冀东李楚离案三千**于非命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于非命。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所属二二一厂及开采核燃料的矿区，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指挥“清队”。他们下达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四十余处监狱，先后关押了四千余人。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去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务”、“反革命”。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五十九人，包括九院副院长王志刚，打伤、打残的则有三百多。被逼疯的大人和因双亲被抓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

内蒙内人党整死一万六千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群众组织代表宣布天津作家协会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艺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夥人”。两天后，王自杀身亡，方被投入监狱。因江青又说天津市公安局与方纪合夥“专了我们的政”，天津市公安局遂成“黑窝”，一千二百余干警被审查。据方纪说，所谓“审查”，实则“滥施酷刑，刑罚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该局干警被逼死、整死的多达四十四人，包括公安局局长江枫。

“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来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一九四五年，该党恢复，并由业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中**员乌兰夫等控制。不久，中共怕它势力壮大，日后无法控制，一九四六年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乌兰夫成黑帮，康生指示在内蒙古大抓“内人党”。结果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胡抓乱捕，许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队去登记自己的“内人党”份子。全内蒙古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则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一说“被迫害致死者竟达十多万人”，存疑。）

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运动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那个“三反”，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所以当权派并不感兴趣。“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并无“三反”。七○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刑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

文革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取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所以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便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对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杀”。

这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大批中国人自杀之事件。譬如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后全部平反昭雪。

一打三反大杀政治犯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一九七○年六月枪决。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枪决一十七人，判刑十二人，戴“反革命”帽子二十五人，二十人自杀身亡。

一九七○年八月的一天，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近十万人挤满体育场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公判“现反”。这天判决的是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反动组织“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因一名女性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其余十二人，三名“死刑，立即执行”。被枪决者之一的吴述樟年仅二十二岁，最大的罪恶时：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

三月二十二日，甘肃省会兰州的万人宣判大会结束后，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到达军警密布的形场。被杀者之一是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因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机会杀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

被冤枉的确实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一九七○年十月，广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支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比北方枪毙张志新前割断喉管稍为文明一点。

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着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著是一排摄人魂儿的枪声……。”

由于“清队”、“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场运动，一个连著一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害的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十五至二十万之间。

结语

以上谈的仅是文革中的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的即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二十四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一万人，被逼疯、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五百至一千人。譬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

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十多万。概而论之，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不会过多。

作者：亦工农 2009-5-8 02:42:54 发表于：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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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之日的日本人 [转帖]

　　　　上

　　中国軍 が敗れて 牡丹江の林口付近まで 追い 詰められた。そのとき 十一人の女性兵士が、負傷者を肩に負い 放歌高吟 しながら 牡丹江 に身を投じ自決した、日本軍の注意を ひきつけ、主力の撤退を 助けた。

　　这是从日本番町书房《关东军与开拓团》一书中摘录的，对中国军队一次失利的描述，翻译过来就是“战败的中国军队被追赶到牡丹江畔林口附近，此时，（中国军队中的）11名女战士背负伤员，高声唱着歌，投入牡丹江中自尽而死。（她们的行动）吸引了日本军队的注意力，帮助了主力的撤退。”

　　作者没有说明这次战斗的时间，但是对比中日史料，我认为此处所描述的，应该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一师1938年在乌斯河畔的战斗，史称“八女投江”（这里日方记载是11人，与中方记载不同）。

　　在八年的抗战中，我国军民曾饱尝失败的痛苦，那种最后时分的惨烈场面，又何止一个“八女投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是为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一幕。苦战八年的中国军民欣喜若狂，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将军挂上腰鼓冲到街上的庆祝人群中边敲边舞，动作癫狂，直到泪流满面……

　　冯将军的失态可以理解，1937年7月7日，正是他所部的三十七师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揭开了这次救亡战争的序幕。这一打，就是八年，佟麟阁、赵登禹，多少好兄弟战死沙场，他前任的集团军总司令官张自忠将军也是在湖北战场壮烈殉国。

　　我想，很多中国人都会想知道——那些横行一时的日本“太君”，当此战败之时，他们当时的表现和经历又是怎样。

　　接触过一些侵华战争中的日本老兵，但是，谈起战败投降那一刻，他们中的很多人却讳莫如深。

　　最初认为这是他们“顽固”的一种表现。然而，慢慢发现，他们不肯谈，有的并不是顽固，里面也有些难以说清的东西。

　　认识一个叫松元的日本老者，八十多岁了，依然身手灵活。我到日本的时候，需要装电话，还得到过他的帮忙。2002年，在京都的一位中日友好雄鹰会的成员伊藤老先生去世，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葬礼上，松元表现得极是伤心，下来后我问起他和伊藤的关系。

　　日本战败的时候，松元从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的日军队伍中逃出来，想逃到当时称为“关东州”的大连寻机乘船回国。路上遇到同样逃出来的伊藤，两个人风餐露宿，靠吃山中的野果和橡子才活下来。

　　这样，**知道松元当年是关东军中的日军军官，于是问他有没有和苏军作过战。松元苦笑一声，说还在行军战争就结束，一枪没放整个部队就投降了。他接到命令后随联队长到苏军司令部洽降，苏联人还用葡萄酒和大列巴面包招待他。

　　那，我随口问，既然如此你何必还要逃呢？

　　问完，却是半天没有回答。萨奇怪地转头去看，却见松元站在那里，二目微闭，身体僵硬，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类似立正的姿势。

　　好久，松元才极为艰难地开口道：“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随后，就闭紧了嘴巴，嘴角向上抿，脸上的肌肉绷得极紧。以我经验，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示拒绝的身体语言。这让我感到很是惊讶——难道他当时是为了什么“武士道”的精神才逃走的？

　　细看去，却见他的鬓角，竟然淌出了点点汗迹，而他的眼神分明带了一种难言的——恐惧。

　　对，就是恐惧，一种隔了几十年依然在瞳仁里面闪烁的恐惧。

　　这时，主持葬礼的南部先生在我肩膀上拍了拍，摆摆手，示意我不要再问了。

　　葬礼结束后，我坐南部的车走，在车里逮了个机会问他——为什么不让我问松元那个问题？

　　南部似早就想到我有此一问，点点头，说：“松元从来不谈他战败时候的事情，你这样问，随后低声说，有很多那个时候的事是我们不愿意回忆的。”

　　“你们？那么，南部先生当时也在中国的东北？”

　　南部先生点点头：“我在西伯利亚的俘虏营干了六年苦力，对不起，我那时也是关东军。”

　　“那么，所谓不愿意回忆的事情，是哪些事情？能举个例子吗？是觉得投降丢脸吗？”最后一句是我的采访策略。

　　南部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不……是。”他把车停在路边，停了片刻，对我讲了他在战败时候的经历。

　　那时，南部还是一个“初年兵”，他们向苏军投降之后，苏军收缴了日军的武器，然后让他们行军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列队坐在空场上。

　　然后……然后就是枪声。四百个日本兵，被打死了两百多名，每一个都是脑后中枪。

　　南部当时坐在队列里，看着一个苏联兵提着一支转盘机枪，从后面走到前面来，枪口还在冒烟。而后，苏联军官下令剩下的日本兵挖坑埋葬死者，回营房吃饭。南部记得当时被打死的日本兵，都是队列后排的，一排一排地打，不分军官和士兵……

　　“你们没有反抗或者逃跑？”我忍不住问（没问他武士道精神呢？）。

　　“败了，什么都没有了，就看着别人来杀，一点儿反抗和逃跑的心都没有。心里很平静，好像被杀是很正常的事情。”南部慢慢说道，“那时候就是用枪对着我的头要打，我也不会想跑。”

　　一瞬间，我想起了南京草鞋峡被俘和遭到屠杀的中国军人——有人曾经责怪他们那样多的人，为何不起来反抗就被屠杀，甚至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人懦弱……

　　末了，南部苦笑一声：“你知道苏联人为什么杀我们吗？”

　　日军中有人密谋反抗？苏军报复？立威？几个答案都被否定了。

　　原来答案很简单，苏联人在这里只准备了150个人的饭，可是来的俘虏有400人。怎么办呢？再做250人的饭？还是让俘虏从400变成150？

　　显然后一个办法省事得多……

　　南部后面说的话在日本现在这一代人中很少能听到了，他说：“我去过南京的纪念馆，这是——因果。”

　　我问他：“松元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才逃走的？”

　　下

　　南部摇了摇头，说，这样的事情当时很多，不算什么，他不会那样胆小……被送到西伯利亚的日本人，苏联人说死了六万，实际上失踪的有六十多万。他是军官，看到的或许不仅这些……他从来不说为什么从苏联人那里逃跑的，我还是今天，才第一次听到他说作过洽降的军使呢。

　　战败的时候，到底是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让日本关东军军官的松元决定逃跑和一直恐惧到几十年之后呢？至今，于我依然是一个谜。

　　实际上，日军战败之时的情状，在很多回忆中还是可以看到的。

　　比如，日军战败时在黑龙江省方正县的王绍德是日军战败的目击者，当时19岁，他的回忆或可作为一点历史的记录。

　　当时，王所在的方正县赵炮屯有一个日本人开拓团（日本政府组织的一种武装移民屯垦组织），人称鬼子营。王绍德给其中的日本人增田作长工。1945年8月，苏军在抗日联军余部引导下向日本关东军发动总攻，日军全线溃退。赵炮屯的日本开拓团一片混乱，当此地的日本人发现上级没有通知他们就离开了的时候，一场惨剧发生了。

　　当时，王正在和朋友吃饭，忽听“鬼子营”方向传来咚咚咚仿佛劈柴拌敲油桶的声音。王心中一寒 ，“这不是枪声么？”王扔下饭碗就往“鬼子营”跑。

　　王绍德向那里跑，是因为他和增田的妹妹秀子有一段特殊交往。1945年夏天，平时对他这个长工比较好的秀子，有一次在田间和王面对面坐着，瞅了一阵以后低声说：“绍德，日本快垮台了，6个国家打3个国家，我们国的回不去了，我要嫁给你。”王也想到了日本有这一天，但没想到来得这样快，他觉得秀子人不错，但是娶了她又觉得类似汉奸，于是推托说：“我有老婆了，咱们做朋友吧。”秀子发急说：“有老婆不怕，我当小的。”王说：“养活不起。”秀子攥住他的胳膊说： “我能干活，什么活都能干，不用你养活。”王还是拒绝了。

　　事实上日本战败的时候，有些日本女性的确依靠嫁给当地的中国人得以活了下来，

　　此时听到枪声，王对秀子还是比较惦念，也觉得她可怜，于是立刻跑去看发生了什么事。他冲进“鬼子营”，只见各家都关死了门，像是走了。匆忙中他推开一家相识的日本人家门，只见被子、褥子在床上铺得很整齐，母女两个人头朝里枕着枕头仰面躺着。一个母亲、一个孩子，都穿着崭新的衣服，一条白毛巾盖在头上，只有殷红的嘴唇和冷冰冰的鼻孔露在外面。

　　王吓了一跳，一边想她们是不是服毒自尽了，一边去扒拉她们的脚，想不到脚动头也跟着动，才发现她们已经死去多时了，脑后和枕头上淤着冰盘大的血迹。原来是被枪打的，子弹从眼眶打进去，从脑后出去。

　　震惊的王绍德跑到第二家打开门，这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母亲和三个孩子，也是他很熟悉的。结果看到这个母亲倒在炕中间，三个孩子在她身边横躺竖卧，白毛巾丢在一边，显然曾经拼死反抗。

　　他们日本人在杀自己人！王绍德在他的回忆中写道：“不用说，是日本人自己打死了自己。他们怎么这么残忍，我真不敢相信。日本兵、日本特务屠杀中国人我看见过，我相信，难道日本开拓团……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放过吗？”

　　“王的，”王绍德踉踉跄跄地冲出门，三个持枪的日本人迎面叫住他。

　　这几个人他都认得，两个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的眼珠子通红，枪口还冒着烟。然后，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对话。

　　那个少年把枪扔给王，问他：“王的，是朋友不是？”

　　王很害怕，应付道：“是，朋友！”

　　那少年把衣服拽开，指着胸口，冲王绍德喊：“是朋友，朝这儿打！”

　　王绍德吃了一惊，看这两个日本老头血红的眼睛，他扔回了枪，不干。那少年冲上来揪着衣襟吼：“大人，孩子，统统死了，我们心不好受哇！”

　　王问：“是你们杀死他们的？”

　　“是！”两个日本老头直认不讳。

　　“你们自己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王绍德愤怒地问他们，扔下他们想到秀子家住的第三排第二家去救人。

　　“不许动！”那少年举起枪，刚才还“朋友朋友”地速求一死，此时却凶相毕露，吼道，“她们也统统地死了，你去要抢东西，抢东西死了死了地！”

　　面对这些疯子，王绍德在枪口下，只好慢慢地退出屯去。他看到屯子里的十几个日本男人，都在提着枪四处搜索，敲豆油桶似的枪声一直响个不停。

　　王绍德离开以后，枪声忽然激烈起来。他打听一下，才知道是附近太平山屯的保安队（大排队）反正了。日本男人都趴在土墙上和保安队对射，有一个没死的女人也来取枪还击。打了一个多钟头，最终日本一边只剩下了一个老头、那个少年和那个女人。那个老头打死了少年和女人，自杀了，整个“鬼子营”大火烧了一天一夜。

　　方正“鬼子营”的日本人，除了一个到宝兴探亲的女子以外全部死光。

　　几十年后读这段文字，那种疯狂依然仿佛触手可及。

　　在当时日本老兵的回忆中，这种类似的疯狂随处可见，但也有些例外。比如，在广岛曾经听到一个日本“衣”兵团老兵渡边淳的讲演，按照他的说法，在战败前，他也是和其他的日军一样疯狂。

　　当时，渡边的部队驻扎在山东武定，当地经常有抗日军队活动，渡边的部队，每天的事情，就是忙着作战。但是，战场形势的变化，即便封锁，也不可能完全瞒过所有人。渡边和他同伍的日军，也暗中谈论过日本如果战败会怎样这类的话题，最终结果无非是自杀或者潜伏下来抵抗这两种而已。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渡边的部队上下哗然，服从还是继续打下去，军官们争论不休。但渡边等士兵心里，却只有对未来的绝望担心。

　　与同伍的士兵谈了半天，依然烦闷的渡边走出炮楼，在田埂上一边走，一边抽烟，但心情始终如是。

　　据点旁边，是一个中国人的村子，渡边忽然鬼使神差地走进村子，走到一家中国人门前。

　　这家中国人，他是记得的，几个月以前，他曾和另外几个日本士兵到这家“征集粮秣”。当他们要把这家人的粮食全部装上大车拉走时，那家的老汉死死拉住最后一袋粮食不放，口中叫骂，是渡边上来一脚将他踢倒才把粮食夺下来。日本兵用刺刀对这那个老汉的胸口，而倒在地上的老汉，依然对渡边怒目而视。老汉的儿子用力拉着他的手臂，一边对日本兵叩头求饶。

　　那一次渡边他们并没有杀掉这个老者，因为当时日军下令不要在驻地的村庄随意杀人，以免更失民心。但是，渡边对那个一直怒目而视的老汉，却印象深刻，觉得他是个“好汉”。

　　这次，渡边就笔直地走到了这个老汉的家门前。

　　非常巧，那老汉正坐在自家门前吸着旱烟，看到渡边走来，冷冷地转过头去，把脊背甩过来不去理他。

　　渡边以立正的姿态站在老汉身后，许久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汉始终没有回过身来。

　　最终，渡边鼓足勇气，对老汉说：“我们打败了。”

　　老汉微微侧过头来，眼里有些疑惑，有些戒备。看到老汉仿佛没有听明白，渡边尽量慢地说：“我们，日本，打败了，你们，中国，打胜了。”

　　说完，他很紧张（渡边没有说他为什么紧张）。

　　那老汉似乎最终听懂了，转过头来，看着渡边，也是慢慢地说：“哦，你们打败了啊……”他的身体慢慢放松，填上一袋烟，看了看渡边，说：“那你就可以回去了啊。”

　　渡边说，他惊讶地看到那老者的目光竟是十分平和。

　　那老者又重复了一句：“那你就可以回家去了啊。”

　　渡边说，那一刻，他仿佛心头被重重地一撞，一时百感交集。

　　他更惊讶的是，听明白老人那句话里“家”的意思，自己的眼里竟然有了泪。

　　渡边在演讲中这样说：“直到很久以后，**明白——在那一刻，我，又重新成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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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惊天大案：80年代导弹图纸失窃案始末[转帖]

　　翻开共和国的航天史册，从“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乐曲响彻太空，到“神州5号”载人航天飞船的遨游宇宙，悠悠数载中国的航天人撰写下傲人的篇章。然而，多年前一次运载火箭发射行动险遭夭折却鲜为人知，如今，这起惊天大案――“8291”案件已伴随岁月的流逝，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鲜为人知的导弹图纸失窃案

　　40岁以上的人们一定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曾上演过一部由田华、王心刚主演的反特故事片《秘密图纸》。影片中公安人员同敌特斗智斗勇，使秘密图纸完璧归赵的惊险情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

　　绝密文件被盗，火箭推迟发射

　　1982年7月6日，我国北方海滨城市D市的海军某部招待所秘密进驻了一批极其重要的客人，他们是来自“8291”工程指挥部的有关领导、专家及部分工程技术人员。所谓“8291”工程，是指经我国军事科学部门长期开发研制，预定于1982年9月1日由潜艇从水下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运载火箭的行动代号。这项工程只待9月1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我国的第一枚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就将如出水蛟龙，横空飞跃，直向南太平洋深处。届时，整个世界将会为之震动。

　　阵阵海风没有吹凉夏日的酷热。7月6日夜，国防科工委的知名火箭专家丁总工程师下榻在海军招待所，用过晚餐，他匆匆走进客房的洗浴间，以流水冲去夏日的燥热和一路风尘。十几分钟后，当他走出洗浴间时，愕然发现，原本放置在床头柜上的大号公文包居然不见了。公文包中装有7份至关重要的“8291”工程绝密文件，它事关这次发射行动能否如期进行。

　　一石激起千层浪。得知此情，负责工程保卫工作的首长即刻下令：立即封锁招待所，迅即展开搜查行动。但警卫战士和保卫干部查遍了招待所的里里外外，却没有发现有任何可疑人物或可疑迹象。

　　与此同时，工程指挥部立即将案情向北京作了报告。

　　案惊中央！张爱萍将军立刻电令：工程暂停。不惜一切代价，迅速破案。

　　翌晨，遵照国防部和公安部指令，D市公安局的骨干侦查人员会同“工程”保卫人员一起对现场进行勘验。

　　随后，公安部、中央军委保卫局的侦破专家相继抵达D市。在了解发案现场的详细情况后，召开了紧急的案情分析会。

　　与会的大多数专家认为：这起关系着国家重大机密的特大案件，应该具有浓重的政治背景和较长时间的预谋，从发案时间和作案手法来看，境外潜入的间谍作案或熟悉内部工程情况的工作人员作案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8291”工程是国家极其机密的工程，一旦某个国家获知了工程的进展情况，并已窃取了情报，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该项工程的保密工作是相当到位的。综合来自各方面可靠的监控情况分析，美国、苏联、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对我正在进行的“8291”工程似乎一无所知，至于那些地处我国“鸡”型版图首部半岛的临近国家，从其国内形势、经济能力和技术实力等方面，都距染指这项工程还有相当的距离。

　　不少人认为不能排除有关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理由是：70年代末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已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台湾敌对势力的残余、“四人帮”的忠实追随者以及那些对改革开放心怀不满、居心叵测的人，伺机进行破坏的现象依然存在，致使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要时刻提高警惕，绝不能麻痹大意。然而，问题在于：内部人为什么要窃取这几份文件？为什么要从排气小窗进入室内且毫不在意留下了掌纹等痕迹？对此，与会者疑惑不解。

　　就在案情分析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疑窦也越来越多时，D市公安局局长居然抛出了一个大胆的见解：“8291”案件系普通盗贼所为，不存在任何政治背景。面对众人的质询，该局长直言，最先提出这一看法的是D市西区公安分局长王吉章同志。王吉章是刑警出身，从警三十多年，参与侦破过数以百计的各类案件，在刑事侦查方面颇有建树，他认为：事情很简单，小偷潜入客房只是奔钱财而去，看到床头柜上有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公文包，就随手拎走了，根本就不知道包里究竟装的是什么。

　　虽然有许多人对此持有异议，但王吉章的见解，无疑给扑朔迷离的案件侦破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连环盗窃案件，显露蛛丝马迹

　　1982年7月31日，D市西区付家庄公安派出所接到报案，距离付家庄海水浴场不远的煤矿工人疗养院三疗区的6个房间被盗，案犯窃走现金七百余元，全国粮票二百余斤，辽宁省地方粮票一百多斤以及一些疗养人员随身的日常用品。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实施的粮票制度尚未取消，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只有三五十元，此案的涉案金额不算很小，所以，派出所当即立案，并立即上报公安分局。

　　此时，西区公安分局局长王吉章已征得市局领导的首肯，根据“8291”案件的案情特点，在自己的辖区作出了相应的部署和安排。所以，当疗养院失窃案发生后，按照王吉章的部署，前往付家庄派出所“蹲点”的分局刑警郭德文与派出所外勤小杜当即赶到案发现场。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残缺的呈波浪形的水湿鞋迹，并从一个房间的门框上边缘提取了一只左手掌纹印。

　　现场的勘验结果表明：案犯是撬开屋门上端距地面两米多高的横格窗户潜入室内的，这一情形与“8291”案件案犯的作案手法极其相似，因为“8291” 案件现场的墙壁、窗框等部位也留有多处擦痕和攀缘掌痕，二者之间可能有着某种关联。于是，王吉章决定亲自负责这宗普通的入室盗窃案。

　　半个月后，依然在付家庄海滨浴场，依然在煤矿工人疗养院三疗区，居然再次发生了入室盗窃案。

　　此次是住在三疗区68号房间的煤炭工业部一位副司长的物品被盗。案犯入室盗窃了一条北京产人参牌过滤嘴香烟、一部高级照相机和一些日常用品。

　　西区分局刑警郭德文会同刑警队技侦人员在现场找到一张案犯用唾液粘贴在房门玻璃上的16开白纸，经化验，得知案犯的血型为O型。

　　王吉章局长再次调阅了“7?31”煤矿工人疗养院入室盗窃案的案卷，与刚刚发生的盗窃案作了比较，认为二者无论是作案方式还是窃取的物品，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作案地点惊人的一致，所以，可以肯定两起案件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或许系同一个人所为。更重要的是，从这两宗案件中似乎可以窥见 “8291”工程案的蛛丝马迹。

　　浴场流氓被捉，案犯意外落网

　　1982年8月15日，刑警郭德文和付家庄派出所外勤小杜在海滨浴场巡逻时，抓获了一名在女厕所外偷窥的绰号叫“干豆腐”的流氓。在抓捕过程中，该人甘冒被枪击的危险而拼命挣脱的失常行为以及其身上携带的两盒在D市少见的北京产人参牌香烟，引起了西区公安分局的高度注意。

　　于是，局长王吉章将目标锁定在“干豆腐”身上。一方面，他责成刑警队调阅D市一个多月来发生的所有入室盗窃案件的卷宗，串案进行排查分析；另一方面，决定亲自突击提审“干豆腐”。

　　依据刑警队报送的各个现场勘察的材料，王吉章分析认定：D市“7?31”、“8?14”煤矿工人疗养院发生的两起入室盗窃案，邻区两家宾馆在一个月内先后 9次发生的照相机、手表、现金等物品被盗案，无论是从作案手段还是现场搜集的血型、掌印等证据上看，皆系“干豆腐”一人所为。

　　审讯中，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干豆腐”供认不讳，承认D市“7?31”、“8?14”煤矿工人疗养院发生的两起以及邻区两家宾馆发生的累计逾万元的盗窃案均是他一人所为，并且，如实地交代了作案过程和其中的细节。

　　表面上看来，案子似乎应该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王吉章根据多年的刑侦经验和职业敏感认识到“干豆腐”的案子并没有结束，他的思维触角油然伸向“8291”工程案。

　　8月19日，D市公安局党组经研究并经请示有关部门，同意西区公安分局直接涉足侦查“8291”工程案，并决定将“干豆腐”入室盗窃案与“8291”工程案进行串案侦查。西区公安分局立即召开并案、串案分析会。

　　王吉章根据现场勘验和技术鉴定的结果，详细地分析了“8291”工程案与煤矿工人疗养院、邻区两个宾馆的盗窃案案犯在作案手法、目的等方面的共同点。刑警郭德文介绍了“干豆腐”的基本情况：

　　“干豆腐”名叫刘迎福，年25岁，家住D市富国街，系市第二电机厂工人。刘迎福在工厂当过消防队员，受过专门的攀高训练。此人身材颀长，机敏灵活，具备攀缘登高作案的能力，而且，他家距“8291”工程案的案发现场不远，7月6日那天恰巧是第二电机厂的厂休日，所以，刘迎福具备充分的踩点和作案时间……

　　是夜，王吉章亲自对刘迎福进行了突击预审。审讯进行得格外顺利，在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神圣的法律面前，刘迎福低下了罪恶的头颅，如实交代了盗窃国防绝密文件的经过。

　　原来，刘迎福从学生时代就常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他个子较高，但手无缚鸡之力，因为长得白净，同学就送他个“大豆腐”的绰号。后来他越长越细，就由 “大豆腐”变成了“干豆腐”。中学毕业后分配到D市第二电机厂工作，依旧好逸恶劳。7月6日那天是第二电机厂的厂休日。下午，无所事事的“干豆腐”随便溜达到了距家不远的海军某部招待所。他看着进进出出的海军军官，恶念陡生：“都说海军军官工资高、待遇好，他们一定很有钱。今晚没事儿，就去偷他们。”夜深人静之时，“干豆腐”越墙进入招待所，他躲在一栋别墅的窗前，从窗帘的缝隙中，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首长”将一只鼓鼓囊囊的大皮包放在床头柜上，然后脱下衣服，转身进了洗浴间。垂涎着包内“财物”的刘迎福，觉得机不可失，他凭借担任消防员时学到的攀缘技巧，轻松地进入室内，拎起那只大皮包，原路退回，随即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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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不能休江青的原因[转帖]

　　　1976年毛泽东的身体每况愈下。随着身体时好时坏，他的情绪也随之变化，变得急躁，容易发火。
　　这天上午，毛泽东提出去大厅里坐坐。小孟扶着他穿过十几米长的宽宽走廊，来到了会客厅。坐在大厅里，毛泽东提出要看看当天的大参考报。小孟赶紧把报纸拿来，又给主席换上看书报用的眼镜，然后搬过一把小沙发椅子，坐在主席对面，用手举着报纸给主席看。
　　这是习惯的做法。因为毛泽东的手抖得厉害，所以自己看书看报时，就让小张或小孟给他举着。小孟一边举着报纸，一边注意着主席的目光所及，随时调整着位置。不知是累了还是疏忽，上升的速度超过了主席阅读的速度。“啪”的一声，毛泽东用手把报纸打掉在地。小孟吓了一跳，赶紧从地上捡起报纸，连忙说：“主席，对不起，是我不好，您别生气。”“滚出去。”毛泽东大声地吼着，脸也涨得通红。
　　小孟当然没就此“滚”出。她知道，这是主席心情烦躁的表现，他常常喜怒无常，一点儿的事情，就使他激动。晚年的毛泽东，内心世界更是矛盾重重，各种心态交替出现。
　　这天，毛泽东又在那里似睡非睡地靠在沙发上发呆，右手的拇指还在不停地弹着食指。心里装不下事的小孟，终于压抑不住好奇，轻声地问：“主席，您怎么啦？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事？”
　　毛泽东把微闭的眼睛睁开，苦笑着回答：“要说不舒服，这段时间是天天不舒服，许多事情，身不由己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来，我的本钱已不多啰。”
　　在十几分钟的沉默之后，毛泽东突然对小孟说：“孟夫子，你看我发愣，觉得奇怪？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我这个人，不愿在回忆中过日子。可最近，不知怎么的，一闭上眼，往事便不由得全来了，你说怪不怪？”
　　“主席，我听人家说过，只有在现实生活中不痛快的人，才爱回忆往事呢。”这脱口而出的话，尽管在毛泽东的脸上没有现出不高兴的神态，但小孟隐约地感到了不妥，突然停住了话头。
　　看小孟突然不讲了，毛泽东蛮有兴趣地说：“孟夫子，讲得不错嘛，我还想听下去呢。”
　　听到主席的肯定，小孟就和毛泽东探讨起来：“主席，我觉得您除了身体不好之外，其他方面都挺好的。您这个人就是怪，不爱治病，有病哪能不治呢？我要是您，我就赶快治好病，整天都会高高兴兴的。”
　　“整天都会高高兴兴，那是你小孟，我的孟夫子噢。”
　　“您是主席呀，您什么办不到啊。您忘了，决定华国锋当总理，您也不用商量，只在床上躺了两天，就决定了。”毛泽东被小孟的坦率感染了，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忽然沉默了一会儿，便又接着说起来：“有人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言过其实，说过了头嘛。不用说一句顶一万句，就算一句顶一句，有时也办不到。我说要把有的人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硬是撵不动，分不开嘛！”
　　听到这里，小孟知道主席是在讲江青了，这是小孟始料不及的。突然，毛泽东向小孟提出个意想不到的问题，语调依然那样缓慢而平和：
　　“孟夫子，如果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和江青离婚的消息会怎么样？”
　　好像并不等小孟回答，接着便自问自答了：“孟夫子，你是答不上来的。离婚，我到哪里去起诉哟。离婚，总要办个手续吧。到那时，不知道是法官听我的，还是我听法官的，那可能要大大热闹一番。”
　　这是小孟自进中南海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主席主动谈江青。(摘自《走进毛泽东最后岁月》 中**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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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良玉：古代惟一载入正史的女元帅 [转帖]

秦良玉(1574-1648)，字贞素，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明末民族英雄、女将军军事家、抗清名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花木兰”，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唯一正式被列入“国家编制”的女将军，她代夫出征，北上抗清，战功卓著，《明史》专门用了一个章节《秦良玉传》来记录她。

　　比武招亲成土司夫人

　　秦良玉是一个秀外惠中的女子，因此择偶眼光非常高。当时，忠州纨绔子弟曹皋看上了秦良玉，被秦断然拒绝，后来曹皋加害于她，以秦良玉支持抗税斗争之名将其打入大牢。

　　出狱后，秦良玉在家中搞了一次比武招亲，曹皋也来应征，自然不是对手。在这次招亲中，秦良玉相中了石石主土司马千乘。

　　马千乘并不是苗人，祖籍陕西抚风，因祖上建立了战功，被封为石石主宣抚使，官职世代沿袭，最后传到了马千乘身上。马秦两家联姻，无疑是典型的政治婚姻。但因石石主地处偏远，民风剽悍，时有叛乱兴起。所以宣抚使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训练兵马，维护安定。秦良玉嫁到马家，便有了用武之地，她立足于为国报效的远大眼光，协助丈夫精心练兵，为丈夫施展一身的文韬武略。而马千乘也并不反对妻子参与军事，夫唱妇随。

　　威镇四方的“白杆兵”

　　除练兵了得，秦良玉还是一位“武器专家”。在秦良玉手下，有一支数千人马、手持白杆长枪的精锐部队——“白杆兵”。

　　所谓“白杆兵”，就是以持白杆长矛为主的部队，这种白杆长矛是秦良玉根据当地的地势特点而创制的武器，它用结实的白木做成长杆，上配带刃的钩，下配坚硬的铁环，作战时，钩可砍可拉，环则可作锤击武器，必要时，数十杆长矛钩环相接，便可作为越山攀墙的工具，悬崖峭壁瞬间可攀，非常适宜于山地作战。马千乘就靠着这支数千人马的白杆兵，威镇四方，使石石主一带长年太平无事。

　　万历二十六年，秦良玉作为女将军，第一次参与了实战。这一年，播州宣抚使杨应龙勾结当地九个生苗部落举旗反叛，播州在现在贵州省遵义一带，地势险峻，山高水险，叛军依仗着天然屏障，猖獗一时。朝廷派遣李化龙总督四川、贵州、湖广各路官军，合力进剿。马千乘与秦良玉率领三千白杆兵也在其中。几经交战，叛军无力招架，退守播州，城外设下五道关卡，分别是邓坎、桑木、乌江、河渡和娄山关。

　攻打邓坎，秦良玉带领五百白杆兵为主力，此战中，秦良玉在战阵中生擒敌将杨朝栋，攻克邓坎。接着又顺利地拿下了桑木、乌江、河渡三关，直达播州外的娄山关。为攻克娄山关，马千乘、秦良玉并骑奔敌，在正面吸引敌军注意，而命其他白杆兵将士从关卡两侧的悬崖处，凭着白杆长矛首尾相接，攀越上关，对敌军形成合围。叛军大败，娄山关也被攻克。娄山既失，播州无险可守，被官军收复，杨应龙全家自焚而死，叛乱平息。明廷朝议，白杆兵“为南川路战功第一”。

　　这一战，秦良玉名声大振。但是，在班师凯旋的路上，由于天气炎热，马千乘染上了暑疫。回到石石主后，又因接待不恭，得罪了内监邱乘云，被设罪投入狱中。在狱中，得不到治疗调养，马千乘病重而死。马千乘死后，朝廷鉴于秦良玉作战有功，文武兼长，所以授命她继任了丈夫的官职。

　　崇祯亲题四首赞美诗

　　明朝天启七年，明熹宗天启皇帝驾崩，明思宗崇祯皇帝入承大统。此时，清兵入侵，明朝廷诏令天下诸军“救急”，秦良玉接旨后，带领她的白杆兵日夜兼程赶往京师，并取出自己的全部家产作为军饷。她的部队与清兵在京师外围相遇，还没来得及安营扎寨，就开始了激烈厮杀。

　　年已55岁的秦良玉手舞白杆枪，威风凛凛，锋刃所过之处，清兵不是人头落地就是手脚分家；见主帅如此英勇，白杆兵将士无不以一当十，打得清兵落荒而逃。很快，秦良玉乘胜追击，接连收复失地，解救了京城之围。崇祯皇帝听到捷报后，派特使犒军，并在平台召见秦良玉，赐一品服、彩币羊酒。

　　在这次召见中，崇祯皇帝亲自赋诗四首，赐给了秦良玉，以示褒奖。

　　皇帝亲题的四首赞美诗，给予了秦良玉极高的评价，这实在是一件难得的殊荣，秦良玉叩谢圣恩后，班师回石石主。这一次，是秦良玉戎马生涯中，获得的最显赫的荣耀。但对于大明王朝来说，却是彻底败亡的开始。这次北京之战，崇祯皇帝在褒奖秦良玉的同时，杀死了辽东督师袁崇焕，使得明廷再无一人能够负担起抵抗清兵的重任。

古稀之年驰骋疆场

　　崇祯十三年，起义军张献忠部进入四川一带，秦良玉率领白杆兵连战连捷：解太平之围，扼张献忠部将罗汝才于巫山，斩东山虎于谭家坪，使张献忠的军队吃了不少苦头。然而，面对着潮水般的义军，英勇善战的秦玉良也只能哀叹“大厦将倾，一木难支”。

　　崇祯十七年春，张献忠兵围夔州。秦良玉率军驰援，因寡不敌众，全军溃败。不久，四川全省被张献忠占领，秦良玉退守石石主。这时的石石主孤立无援，如同汪洋大海中的小舟，随时有被吞没的危险。秦良玉对自己的部众说道：“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妇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余年事逆贼哉！”并下令：“有从贼者，族无赦！”分兵镇守四境。张献忠对四川各地土司都成功招降，却“独无敢至石石主者”。

　　此时，李自成的大顺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随后，清兵入关。南明朝廷与大顺、大西军开始了联合抵抗清军的战斗。

　　1646年，在福州称帝的南明隆武皇帝为秦良玉加“太子太保”衔，封“忠贞侯”，挂“太子太保总镇关防”印，奉诏抗清。74岁的秦良玉决定再次驰骋疆场，但不久便传来郑芝龙叛明，隆武帝遇难的消息，未能成行。

　　第二年端午节，秦良玉在阅兵之后，刚一下马，便“身倾，遂殁”，享年75岁。这位“鸳鸯袖里握兵符”的女将军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