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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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下乡知青的安置费有多少 [转帖]

　　城镇知识青年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基础，下乡后会在住房、口粮等方面遇到各种具体问题，国家在知青下乡时拨付一定安置费用，并采用一些补助措施，都是为了使知青能比较顺利地渡过生活上的难关，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

　　插队知青与兵团(国营农场)知青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安置经费的数额与拨付途径始终各有成规。

　　“文化大革命”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就安置经费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一下子掀起高潮。在国家没有及时就安置经费与物资补助做出统一规定以前，各省市已参照“文革”前的旧例制定了本地的补助标准。如江苏省南京市规定，城镇知青单身插队、插场(指到农场)的，安置费平均每人220元；成户插队的平均每人130元。主要用于建房，其余用于学习材料、旅运、生活补助、生产、生活用具、合作医疗等。城镇回乡人员的旅运费由动员地区发给，安家落户确有困难的，由安置地区酌情补助，平均每人40元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下乡上山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1969年2月13日。。南京市规定的安置费标准，略低于“文革”前的国家规定。吉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50元；对插场知青，每人拨安置费400元《吉林省劳动志》，1992年铅印本，第80页。。湖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30元《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两省分处南北，故插队知青的安置费略有差异，但是都沿用了“文革”前的旧章。这应是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做法。

　　1969年国务院召开的跨省、区安置协作会议上，对知识青年安置的开支标准，制定出几条原则。同年，在全国计划座谈会期间征求了意见。尽管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不详，但从后来出台的正式文件可以得知，不过是“文革”前旧制的翻版。1970年8月，财政部综合各省、市、区的意见，根据一年多来运动的进展状况，经与主管部门研究，对安置费的开支项目和标准，作出统一规定：国家拨付的安置费，主要用于城镇下乡人员的建房补助、生活补助、工具购置补助、旅运费和学习材料费等。安置费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计算，平均每人不超过下列标准：

　　单身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

　　成户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130元，北方每人150元。

　　参加新建生产队、新建扩建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五七”农场的劳动力，每人400元(含部分建设资金)。

　　家居城镇回乡落户的，每人补助50元。

　　不难看出，除进入国营农场(包括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安置费由从前的1000元至250元改为一律固定在400元外，有关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与“文革”前规定如出一辙。

　　同时，对知识青年跨省安置的路费、到高寒地区插队的冬装费重新做了规定：组织跨省、跨大区下乡的，每人分别另加路费20元、40元，从关内跨省到高寒地区插队的，每人补助冬装费30元(到国营农场的，由本人自理)财政部：《关于安置经费的开支标准和供应渠道的试行意见》，1970年8月20日。。

　　安置经费属国家专款专用，由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按照已经下乡的人数，规定的开支标准和实际花钱进度，分期分批地进行拨付。除动员地区使用小部分外，其余归安置地区县、社统一掌握使用，不发给个人，不准挪作他用。并提出，在一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最好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规定几个不同的补助标准，不要平均分配。

　　安置费中动员地区使用部分又称动员费，主要用作知青下乡时的交通费、途中食宿补助、困难补助等。各地标准不一，约在15—35元左右。安置地区使用的部分主要用于建房，以及购置小农具和家具，粮、油、医药等生活补助。生活补助原则上为一年如福州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35元，分到安置地区的经费为195元，用于下乡第一年的生活补助，购买农具、家具，建房，医疗，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见国务院知青办调查组：《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公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调查》，1979年5月17日)。又如武汉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交通费和衣被补助费)15元留市，其余215元由省拨接收地区，交生产队掌握使用(见《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

　　为了管好用好安置费，国家还制定了“财务公开，民主管理，群众监督”的原则。要求下拨到生产大队的安置费，由党支部和革委会领导下的“三结合”小组负责进行监督；安置经费要单独立账，专款专用，严格收支手续。对于安置经费的收支情况，要定期公布，接受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审查监督中央安置办公室、财政部军管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军代表：《关于加强安置经费管理使用的通知》，1970年6月23日。。

　　加入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按国家规定每人安置费平均400元，跨省、区者分别远近增补旅费20、40元，其安置费的用途与插队知青有别，除用于支付旅费、发放津贴费、伙食费、购置个人物品外，建房费统一纳入兵团(国营农场)基建计划以甘肃省农建11师为例，自1964—1969年的6年间，国家共拨给安置费2496万元，其中60%用于基建，15%—20%用于生产，20%—25%用于安置。见《甘肃省志？农垦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在各兵团，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投资是列入行政用房计划合并下达的。因此，即使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费不能及时到位，因各兵团均领有巨额基建投资，所以并不至于妨碍知青住房的建设进度。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1969年共接收知青5万余人，应拨付安置费2000万元以上，实际只拨款1152万元。尽管安置费未如期兑现，加入兵团的知识青年基本都有房住，原因是“国家给兵团基建投资中安排了一部分连队用房”何岚、史卫民：《漠南情》，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兵团(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安置费用中占很大一部分的建房费，因与国家下拨的基建投资混在一起而难以理清。不过，虽然他们的住房质量普遍较差，毕竟还都有房住，比起许多插队知青因没有房子住，而不得不借农民房、住牲口棚或分散住到农民家中的情景，实在是强了许多。

　　除拨付安置经费，在日用品供应、口粮供应、食油供应方面也做出相应规定。

　　日用品供应。“文革”期间，生活日用品匮乏，购买棉布、棉花等物均需票证，限量供应。为了照顾下乡知青，各地都免票供应一定数量的棉花、棉布、蚊帐等物资。如四川省1968年规定，凡下乡知青每人免票供应棉絮一床，棉花2市斤，棉布23市尺，单人纱布蚊帐一床，由商业部门设置专柜，凭上山下乡光荣证优先供应《自贡市劳动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口粮供应。插队知青，原则上由国家供应一年，或由下乡青年到农村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粮食分配时止，由当地粮食部门，按照他们所在生产队一般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包括公社生产队分配的口粮、超产奖励粮和自留地收获粮的粮食总平均数)和国家统销价格，从统销粮中安排供应。

　　食油供应。也按当地城镇居民食油标准供应一年，或从到达接收地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食油分配时止。

　　下乡知青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落户的，食粮食油按所在场职工和家属的标准供应参见粮食部：《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1964年3月20日。“文革”初继续沿用该规定。。

　　上述措施表明，国家为开展这场运动确实殚尽心思，而且花费巨大财力。1967—1972年，全国共动员了74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支出经费约在17—18亿元左右官方统计前后略有差异。据1973年7月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下乡经费使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文称，从1962年到1972年，国家共拨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经费25亿元，实际开支21亿元，结余4亿元。另据1981年3月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86—89页：同期中央财政拨款25亿元，实际开支19　9亿元。“文革”前城镇下乡知青129万人，按每人安置经费230元估算，约开支3亿元。扣除这部分，即为1967年到1972年间开支的经费。。然而，支出巨额经费，并没有解决下乡知青的安置问题。由于对知青经费管理松弛，相当一部分钱被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另外，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偏低，使插队知青没房住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些问题动摇了知识青年留在农村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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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人欲”的明朝为何会盛行色情文学[转帖]

　　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理学奉为独尊之位，人们讲的是理学，用的也是理学，那时的空气里可能也弥漫着理学的气息。可是，事情奇怪得很，偏偏就是在这个“灭人欲”的明朝，却是一个色情文学大量出现并成为流行文学的时代。

　　在中国的历史中，明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朝代。在那个朝代里，有好些本是相对立的东西，却都能平安地裹在一个叫做明朝的大袍子里相安共容。

　　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之位。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周、程、张、朱之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著书，曰：‘无误后人。’”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唯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禁书•文字狱》，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而明朝的科举“考试大纲”规定得更是严格，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

　　“考试大纲”看起来无关紧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它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所以，在明朝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就是以讲述“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理学。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实在是有点儿荒唐，人欲岂是能灭的？虽然古圣贤说“无欲则刚”，但人要真的没有了欲望，什么样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结果恐怕不是“刚”，相反则可能是软得不能再软，唾沫吐到脸上也一定会等它自己干掉的。当然，倘要深入地想一想，这个“一存、一灭”的理论，倒也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欲望都灭掉了，只存一个“天理”在心中，那可真是一个大同世界呢！也许正因为如此，明朝的理论家们在不断地扩充和挖掘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内涵，社会管理者们，也就是牧民的官员们，则是精心地把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社会规则，牧养着万姓子民。

　　在这样的朝代里，讲的是理学，用的也是理学，那时的空气里可能也弥漫着理学的气息，文艺自然也不可能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超然于世外的，也一定是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文艺，是弘扬着理学精义的文艺。可是，事情奇怪得很，偏偏就是在这个“灭人欲”的明朝，却是一个色情文学大量出现并成为流行文学的时代，而且还出现了色情绘画，即春宫画。

　　具有中国第一“色情小说”之称的《金瓶梅》，现在已得到了艺术上的肯定，但其色情描写流传之广，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大，是没有哪一部小说能与之相比的，在当代，贾平凹的《废都》中仍可看到它的影子。除此以外，现在还能看到，创作、刻印、流行于明朝的色情小说还有《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和《隋炀帝艳史》等十二三种。这些作品中，不论创作的主旨如何，但都有大量的、露骨的“床上戏”。除此之外，那些较为隐晦但仍以描写男女之情为主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更是多得难以计数。除了文字上的东西，明朝春宫画的出现和流行，也并不亚于色情文学，据汉学家高罗佩考证，明朝时的春宫画在其鼎盛时，印刷时使用了五色套印，其水平之高，画面之美，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古代性文化》刘达临著)。这些色情文学，在四五百年之后的今天还能见到，足见当时的印数之多，流行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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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谈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转帖]

　　陈伯达谈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

　　文革风暴到来的前夕，田家英突然受审查并随之自杀身亡。据陈伯达说，田是陈推荐予毛的，中共建国后陈、田一起共事多年，后来关系不甚融洽。本书透露了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

　　“六十条的草案在广州会议上通过以后，没有几天，田家英跑来找我，本来他也参加了文件的讨论，可是这时却忽然对我说，六十条搞得不好，应该重新另起草一个文件。我一听就批评他：你这个人才糟糕呢，中央刚刚讨论通过了文件，你怎么就这样说话？我的批评很严厉，他听了很窘促。这就是他跟我发生矛盾的原因。他当时想转移话题，说广州离香港很近，我们要能去香港看看多好呀！我听了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想去香港。他说他有个哥哥大概现在在香港。我于是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才说他有个哥哥过去曾在中央社工作过。我没有再说话，因为田家英是我推荐给毛主席的，我应对他的政治情况负责，他有这么重要的社会关系，过去却没有告诉我，我当然有意见。这次谈话虽然不愉快，但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后来也没有跟毛主席谈起过，回北京后，我有时候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书，还是约上他一起去。

　　“直到有一次在北戴河，我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知道田家英说你什么吗？我愣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毛主席把江青叫来，对江青说：你把田家英说陈伯达的话跟陈伯达说说。他有意见不跟我当面讲，要去跟江青讲，想通过江青影响毛主席，这就使关系难恢复了。但不管怎样，田家英毕竟是我推荐的，我也不好否定自己的推荐，所以我没有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面前议论他。他后来受审查，我事前并不知道，是中央在会上宣布后才知道的。”

　　田家英文革前夕受审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央认为他隐瞒了海外的重要社会关系并与之有联系，以致泄露了党内的重大机密。这样的怀疑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否妥当，姑且勿论，惟田受审查，是毛泽东同意的，文革后对此事的处置经过多有不实之词，指责为陈伯达、王力、戚本禹所为，有违事实，有欠公平。

　　摘自《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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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转帖]

这是一群神秘的人，他们无处不在，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他们都是最天才的演员，永远隐藏着自己的真实面孔。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被捕，如果他把机密和盘托出，几天后的大上海将是一片腥风血雨……

　　中共地下组织“天字号”人物被捕，他不仅供出地下联络站的地址，而且要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1931年4月24日，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魔术大师化广奇，正在表演拿手戏法，台下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注意，就在一个昏暗角落里，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身为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大喜过望，因为他已得知，这个魔术师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物黎明，当然黎明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顾顺章。

　　蔡孟坚很清楚，这个其貌不扬的魔术师掌握着中央一切核心机密，熟知所有领导人的化名及秘密住址。让他没想到的是，眼前的顾顺章很快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地下联络站，并且要面见蒋总司令，把共产党的全部秘密说出来。

　　4月25日晚，顾顺章被秘密送上一艘货轮，连夜押送南京。与此同时，蔡孟坚连续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发了五封绝密电报。几小时后，一个机要员把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卷宗送到机要秘书钱壮飞手中。

　　钱壮飞翻开卷宗，里面是一封绝密电报，发电地址是武汉行营，标明徐恩曾亲译。而此刻的徐恩增正在上海度周末，接下来的一小时内，机要员一共送来五份绝密电报，全部来自武汉，全都标明“徐恩曾亲译”。

　　按惯例，钱壮飞必须把这些密电呈交徐恩曾亲自批示，但这位机要秘书却没这么做，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钱壮飞全权负责组建中央调查科庞大的特务队伍，他借机安置大量中共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其中包括胡底和李克农。李克农、胡底分别安插在上海、天津，而钱壮飞留守南京总部，三人遥相呼应，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铁三角，这就是被周恩来称道的“龙潭三杰”。

　　位于南京中央饭店一侧的“正元实业社”，在30年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本营”。各级特务机关的机密文件先要汇集到此，然后再发往各地。而所有函件，都由钱壮飞代为处理。

　　这五封密电究竟藏着什么秘密？钱壮飞掏出密码本，开始逐一破译。

　 电报一：**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汉江关码头被捕。电报二：“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电报三：“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电报四：“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电报五：“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秉报。”

　　此刻，上海中共中央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中！如果顾顺章把这一切和盘托出，几天后的大上海将是一片腥风血雨。更可怕的是，党中央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还一无所知。

　　押运顾顺章的货轮几小时前已经起航，大约30个小时后，最迟后天4月27日上午到达南京，加上半天的紧急部属，4月28日就有可能进行大搜捕，现在已接近4月25日子夜，情报最迟必须在26日傍晚前送交上海李克农，否则即使得到消息也根本没时间转移。

　　钱壮飞意识到，自己离开南京，就意味着身份的彻底暴露。这一切会不会都是对手的试探呢？自己的身份顾顺章是知道的，但为什么电报上却只字未提？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还不能轻举妄动。钱壮飞先派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往上海通知李克农。

　　送走刘杞夫，钱壮飞再次回到正元实业社，这时机要员再次送来一封加急密电，钱壮飞立刻进行翻译。电报六：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钱壮飞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南京了，电报中所说的徐恩曾以外的人，不是自己又是指谁呢？钱壮飞迅速把六封密电恢复原状，放在徐恩曾办公桌上。随后，他快步赶往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他必须通知安插在这里的工作人员转移。时间太早，通讯社空无一人。钱壮飞用小刀把办公桌上的地图划出一个十字，暗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

　　第二天清晨，钱壮飞赶到火车站，跳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而与此同时，先行出发到达上海的刘杞夫，终于在一家小旅馆内找到了李克农。

　　此时此刻，先行乘飞机到达南京的蔡孟坚会同顾顺章一行，迅速赶到南京的“正元实业社”，在办公室刚看过电报的徐恩曾焦急地等待钱壮飞，事情结果让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视同心腹，甚至连个人隐私都不背的秘书竟是卧底？

　此刻的钱壮飞又在哪呢？早在前天傍晚，他已到达上海，为防万一，钱壮飞没在上海站下车，他绕道进入市区，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徐恩曾知道消息已走漏，他以最快速度召集大批军警特务赶往上海，一场大搜捕即将开始。

　　4月27日夜，上海。时间异常紧迫，明天也许就会全城搜捕，在短短数小时内，必须把整个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全部转移，必须抢在徐恩曾之前。就在这时，身在天津的胡底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电文：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明白，接信迅速离开天津。

　　4月28日清晨，一场大搜捕开始了，大批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中共几十处秘密机关，但结果却大失所望。

　　当这个惊险瞬间最终成为历史，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幸免于难的中共要人的名字：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从此之后，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回忆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早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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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最恨衣锦还乡》[转帖]

周秉德在一书中曾谈到，我的伯父周恩来和她的爸爸周恩寿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在有生之年没能回淮安老家看看，而其原因是“伯伯在时，伯伯不准”。
周恩寿曾不止一次向周恩来提出回家看看的请求。有一回，周恩寿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西花厅观赏盛开的海棠花，周恩寿乘着周恩来兴致很高的机会委婉地说:“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 ”

周恩来随即明确回答说:“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里的住户不需搬迁，我们的房子，尤其是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活着，就不许搞。 ”

周恩寿说：“你是总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吗？ ”

周恩来没有退让：“不能，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明摆着要给地方的同志增加负担。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

韩素音在其所著的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认为：“周恩来没有回淮安，因为他明白，他如果回去，他的各门亲戚马上会得到地方官员青睐和特殊照顾……这是难以避免的。 ”“尽管他在那里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但是他并不怨恨那里的房屋，也不讨厌淮安。他只是不想让他家获得任何特权。 ” （摘自《人物周报》第1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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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亡吴,不足为据 [转帖]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西施是导致吴国灭亡的主要原因,这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历史定论。但是有两点可以动摇这个结论:一是吴王夫差好大喜功,连年穷兵黩武,大肆挥霍,掏空了吴国国库;二是越王勾践忍辱复仇的决心之大。如果这两个条件缺一个的话,恐怕再有几个西施也难以亡吴。

　　春秋末年,强大的吴国攻打越国,结果越军因寡不敌众而大败。越国国王勾践向吴国国王夫差乞降。吴王夫差不听大夫伍子胥“杀掉勾践,以绝后患”的劝告,却采纳被越王买通的权臣的主张,允许越国投降。把勾践夫妇和越国大夫范蠡囚禁在姑苏虎丘,当夫差的马夫。在这期间,勾践受尽吴王的百般刁难,忍辱偷生,在吴王面前百依百顺。三年后,吴王认为他们没有什么隐患,觉得他们已真心臣服,就把他们放回了越国。

　　当勾践回国后,就立志要向吴国报复,恢复自己的威信。他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想尽办法要削弱吴国的国力。范蠡按照越王勾践的要求,在民间寻觅美女。勾践欲采用美人计的方法来达到其政治目的。担任这个历史重要任务的美女不仅要有美丽的容貌,而且还要有常人没有的胆量,要聪明、机智。范蠡到民间几经挑选,最后决定让西施和郑旦担此重任。当范蠡初次见西施时,就被西施的美貌所吸引;而西施对这位年少英雄、气度不凡的将军也是一见钟情。范蠡在赏识西施的美貌和才识的同时,就把事情的原委向西施道明。当时,西施就被范蠡对国家的忠心和热情所打动,表示愿意冒死前往吴国,早日拯救国家。

　　于是,她们受到了越王勾践的亲自接见,并命人教她们歌舞、各种礼仪和化妆,让人为她们讲解历史、时局和权谋。勾践还亲自给西施面授机宜。勾践把神圣的政治任务交给她们,交待了三件大事:沉溺夫差于酒色之中,荒其国政;怂恿夫差对外用兵,耗其国力;离间夫差和伍子胥的关系,想尽办法陷害吴王身边的忠臣。

　　当时,西施带着亡国之痛,怀着爱国主义情怀,肩负着救越国百姓于水火之中的政治使命来到吴国。她用尽浑身解数让吴王对她宠爱有加,言听计从。

　　她不仅貌美如花,而且机智勇敢,懂得如何讨得吴王的欢心。吴王为她建了馆娃宫,在馆娃宫附近修了玩花池、玩月池、吴王井、琴台,还有采香径、锦帆径和打猎用的长洲苑等;还修了响屐廊,就是在地上凿一个大坑,把一口大缸放进坑里,然后在上面铺上木板,再铺平。西施时常穿着屐在上面走,锤铺有声,所以夫差称这种屐叫响屐。

　　自西施到了吴王的身边,吴王就整日沉溺于酒色中,不顾国家安危。春天来了,他带着西施就到采香径、玩花池游玩;夏天时,他们就在洞庭的南湾避暑,享受自然的“空调”。南湾有十多里长,两面环山,吴王将此处取名为“消暑湾”,并令人在附近凿了一个方圆八丈的白石池子,引来清泉,让西施在泉中洗浴,起名为“香水溪”;秋天两人一起攀登灵岩山,看灵石,赏秋叶;到冬天下雪的时候,夫差与西施披着狐皮大衣,令十多个嫔妃拉车寻梅,全然不顾嫔妃们汗流浃背,每次都要尽兴后方才返回。那时,夫差已彻底沉溺于美色之中,也顾不得朝政社稷,他带着西施挖空心思地玩乐,可见当时西施受到了吴王多少的宠爱。吴王夫差把万千宠爱集于西施一身,而西施从未忘记自己的使命,她时刻想着怎样让吴王高兴,怎样让吴王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自己身上,好让吴王成为无道之君,荒废国事。对付吴王不仅是西施一个人,她身边也有一个得力的助手伯嚭。伯嚭是吴国的大夫,深得吴王宠信,为人奸诈贪婪。越国利用他的这一弱点,经常给他送些金银珠宝,有时也给他送美女,为了得到更多的好处,他不惜出卖国家,与西施一道说越国的好话。

　　自从西施来到身边,吴王就忘记了国事,整日住在姑苏台,与西施一年四季享乐游玩。朝中大臣有劝谏的,都被他或训斥、或驱逐、或罢官,于是大家渐渐也就不敢说了。只有老臣伍子胥,见吴王如此无道,就在姑苏台下进谏劝阻,但吴王还是不理。伍子胥觉得吴王如此势必祸国,劝谏又不听,于是称有病不再上朝。吴国的国力从此日渐衰弱。

　　而此时的越国,在勾践的综合整顿之下,国力日益增强,军队也已训练有素。吴王夫差感到威胁,想要征伐越国,被伯嚭大夫巧言阻挠。

　　到春秋末期,吴国与齐国关系恶化,吴王想要首先攻打齐国。但足智多谋的老臣伍子胥极力进谏首先要攻打吴国最大的心腹大患越国。如果攻打齐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势必对吴国不利。但伯嚭大夫却力主攻打齐国,并保证出师必捷。

　　这时,贪婪的吴国大夫伯嚭很受吴王的信任,一向与伍子胥有矛盾的他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心想离间吴王与伍子胥间的关系。结果吴王将伍子胥赐死,提拔伯嚭大夫为相国,还要给越国增加封地,被勾践谢绝了。公元前482年夏初,越国趁国力强盛之际,攻打国力日益衰弱的吴国,大获全胜。

　　从吴国灭亡的那刻起,很多人都认定西施是亡吴的最大祸害。这种说法未免太过偏激。西施只是一个弱女子,她有何神通能灭得了吴国？吴国之所以被灭,最重要的原因是越国方面。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深得民心。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从而一举灭吴。再者,夫差沉溺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西施只是在充当一个被人玩弄的工具罢了。她不过是加速了吴国的灭亡,没有西施吴国照样还会灭亡。罗隐有诗辩西施之冤云:家国兴亡自有时,时人何苦咎西施！如果西施是亡吴的罪魁祸首,那么当时越国的灭亡又该怪谁呢？

　　所以说,“红颜祸水”并非真理,只能怪她们出现在了一个昏庸无能的君王身边。那些帝王本身品性不端,才会导致亡国。可笑的是,千百年来这多少“祸国”的罪名都统统加到了“红颜”的头上。又有多少自诩爱国志士义愤填膺地唾骂女子祸国。人们就这么冠冕堂皇地把这顶沉沉的帽子压给了那些弱不禁风、柔弱无骨的女流之辈身上。这样的定论对她们实在是很不公平,如果她们不在那时出现,当时的国家就不会灭亡了吗？

　　再则,吴国的灭亡还与当时国内的朝纲有关。试想,当时吴国有两个大臣,一个是伍子胥,一个是伯嚭。在对待西施这件事情上,伯嚭极力支持,伍子胥坚决反对,两大臣如此不和谐,吴国难道还会存在很久吗？

　　在这一过程中,西施始终是一个无辜之人,她为了国家的安危、为了救越国的百姓于水火之中、为了两个男人的花言巧语以其柔弱之肩承担了助越灭吴的重任,成就千古第一美人计。而那两个男人范蠡和勾践,一个是西施的情人,一个是西施的越王,两个七尺须眉却要靠女人来复国,这也太荒唐了。但当时的西施义不容辞地担当了这个重任,带着幻想、带着责任的西施成功了,可后来呢？“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很多人是不愿接受这个现实的,他们不愿意让西施最后死于非命。于是有多情人就幻想着是范蠡带着西施泛游五湖,经商致富,两人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去了。可是历史是残酷的,西施实际上是被沉水而死的。女人就是这样被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上,需要的时候可以是巾帼英雄,也可以是替罪羔羊、红颜祸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总喜欢把国家的胜、败、兴、衰与一个弱女子拉上关系。

　　俗话说: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不仅是中国男人争夺的对象,也是他们玩弄的对象。他们已经习惯了把责任推给女人来承担。比如说,仗打败了,便叫女人去“和亲”;国家亡了,就拿女人来“顶罪”。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根本没什么道理。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军事大权可一直是掌握在男人手里的。女人即便要破坏、要捣乱,又能起多大作用呢？又有多少可能呢？正所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这些被剥夺了参政议政权利、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女人,如何能担得起天下兴亡、国家成败的责任？

　　这些红颜们,她们惟一的错误就是长得太漂亮,可这也算是罪过吗？帝王身边的女子是否就不能生得如花似玉？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帝王身边的女子自然须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而这会不会因此而影响国政并不是取决于女子的美丽程度,而是与帝王自身的修养、品性直接挂钩。在古代那些有名的贤王名相身边难道就没有漂亮的女人相伴吗？所以说,帝王爱美女令国家灭亡,错并不在女子。女子只是一个替代品,她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更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兴衰。最主要的错误在于那些昏庸的男人,他们身为君王应该以国事为重,不该沉溺于美色不能自拔,最后导致国家灭亡。

　　“红颜祸水”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在当时,一方面是男尊女卑,另一方面却把国家衰亡这样大的事情归罪于女人,使无辜的女人为昏庸的男人背黑锅,卷入男人争权夺利的漩涡,成为男权的工具。这也未免太可笑了吧！从所有历史事实来论证,西施并不能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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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比和她的帝国 [转帖]

　　
　　尤物诞生

　　芭比之母露丝·汉德勒出生在丹佛，父母是波兰人。她的家虽然很贫寒却充满了浓浓的爱，这种成长环境赋予了她童心与幻想，成为她设计芭比的灵感源泉。

　　出于对电影的好奇，露丝19岁时只身来到好莱坞学习了工业设计。1942年，她和丈夫在一间车库里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取名“美泰”，公司起初设计木制画框，后来为儿童娱乐室设计和制造家具。一天，她看见女儿芭芭拉正和小伙伴玩剪纸娃娃，这些剪纸娃娃不是当时美国市场上常见的胖乎乎的类似秀兰·邓波儿的小娃娃，而是一个个有着各自“职业”和“身份”的成年娃娃。看到孩子们痴迷的样子，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在露丝的脑海里诞生了：让玩具娃娃成熟起来。

　　芭比诞生前，大多数玩具走的都是“幼稚路线”。就在露丝苦思冥想怎样让娃娃“成熟”的时候，她在德国看到了一种叫“丽莉”的娃娃--身穿华丽衣裙，成熟性感，衣着暴露。这与露丝想把玩具“成熟化”的想法不谋而合。但公司的男员工认为丽莉的衣着太过暴露，是满足男人幻想的尤物，并不适合孩子玩。于是露丝想方没法将孩子们的需要和成人美结合起来，为此她请来专业服装设计师为娃娃没计服装，并把女儿芭芭拉的昵称“芭比”给了这款可爱的娃娃。1958年，美泰公司获得了芭比的专利权。1959年3月9日，芭比在美国玩具博览会上首次亮相。从此，这种娃娃改变了一个时代。

　　优雅的历史

　　芭比娃娃首次亮相时，身着黑白条纹的泳装，戴着太阳镜，穿着高跟鞋，从此树立了“时髦宝贝”的形象。今天，她虽然已经50岁了，却依然站在时尚的最前沿。从摇滚歌星、运动员、大学生到总统候选人，50年来芭比娃娃被设计过500多次，拥有45个国籍，穿戴过几十个民族的服饰，拥有1O亿套时装和同样数量的鞋，还有兄弟、姐妹、朋友、房子、家具、玩具、宠物和各种精美首饰，而且人们总能从芭比的新造型中捕捉到时尚元素。

　　60年代：芭比鲜艳的妆容和全新的发型反映了时尚潮流。“上班女郎”芭比身穿最新款的红色商务套装、手拿带有时装插图的公文包，干练洒脱。“迷人夜晚”复古芭比穿着有不对称褶子的绚丽晚装，正是摩洛哥王妃格蕾丝·凯莉在1956年的《生活》杂志上的扮相。 “红衣女郎”芭比头戴筒状女帽，高贵典雅，活脱脱一个迷你版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

　　在尽显女性魅力的同时，芭比也显露出那个时代少女活跃、勇敢的一面--她穿上“野餐套装”去钓鱼。稍后几年，她有了一套可自由组合的运动型套装，1961年，她又有了自己的跑车。

　　这时期还出现了可以弯曲双腿、会眨眼睛且拥有三套假发的“睡公主”芭比，挑战男性的“太空小姐”芭比，会说话和会跳扭扭舞的芭比，还有留着披肩长发的“魔法变色”芭比--她的头发可从金黄色变成赤红的火焰色，还可从黑色变成红宝石色，并且配有相应的饰带。

　　70年代：她穿起了价格实惠的成套衣服--“最畅销套装”面世。她还得到一艘摩托艇，一些马匹、露营装备、游泳池和健身房，开始了各种体育运动。

　　当朋友肯和克莉丝蒂出现时，他们开始了狂欢和首次度假旅行--在马里布海滩上待了几周，所有的马里布系列芭比娃娃都被晒成了健康的肤色，戴着太阳镜，披着海滩浴巾。70年代最后一次大创新在1975年出现。自由活动的芭比是系列中灵活度最高的：长大的思奇帕（芭比的妹妹）是个合二为一的设计，只需将娃娃的左臂向上转动，她就能从儿童成长为少女。这款娃娃在芭比狂热者中刮起一阵旋风，人们在瞬间体会到了长大的乐趣。

　　80年代：1980年全球掀起滑旱冰热，芭比也不甘落后。她蹬上了溜冰鞋，穿上闪亮的黑色绸缎短裤出现在大家眼前。第二年，芭比的背部装了一个特殊机关，使她能够眨巴双眼，尽现魅力。、1982年，芭比穿上牛仔服，配以毛线衫，在迪斯科舞会上掀起旋风。她还穿上了可以随意修改的“混合式时装”，成为当时的流行元素。

　　与此同时，跨国界芭比集体亮相，从南美洲、西班牙等许多地方向人们发出问候。

　　这期间，芭比的职业也更加多元化。麦当劳服务员、照顾病童的医生、宇航员、军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芭比成为一个代表多种文化融合的女性，致力于促进国际沟通，展现了芭比知性美的新形象。

　　90年代：玩具版芭比和收藏版芭比的生产线一分为二。美泰公司为收藏者特别制作了经典版复制品，使错过了某个时代的芭比爱好者可以不留遗憾。公司还在1993年首度让旗下设计师依个人所氏尽情发挥，并在包装盒里附上个人卡当案和照片，以便让收藏者认识这群装扮笆比的“魔术师”。

　　21世纪初：收藏芭比的热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版又一版收藏芭比出现，最酷的当属芭比和肯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系列：他们穿起哈雷摩托服，成为摩托车上的摇滚少年。2004年周年纪念期间，芭比再次掀起典雅旋风：身着漂亮的“天鹅绒”与“淡雅紫水晶”服装，尽显“维也纳歌剧舞会”的高贵魅力。

　　梦想的玫瑰帝国

　　一路走来，芭比并不寂寞。她拥有小狗、鹦鹉、熊猫、斑马等35种宠物，还有许许多多的兄弟姐妹及朋友。他们同绕芭比形成了一个玫瑰色的梦想帝国，袖珍而庞大。

　　1964年，芭比有了一个孩子气十足的妹妹思奇帕。她身高22厘米，穿着一件红白相问的泳衣，一头直直的长发披在肩上，清纯的刘海和扁鼻子上的雀斑令她俏皮可爱。1966年，笆比的双胞胎弟弟妹妹陶德和图迪诞生，一度广受欢迎，却在70年代初悄然退出了芭比系列。在热闹的芭比家族中还有许多表姐妹，最出名的是1966年诞生的表妹法蓝西。她身高28厘米，虽然不如芭比性感，但厚厚的刘海和乌黑的大眼睛使她看起来天真妩媚。1967年，黑皮肤的法蓝西加入了芭比世界，她是芭比家族的首位黑人娃娃。她的脸庞鼓鼓的，黑色的皮肤健康而富有光泽；她的身体可以自由转动，腿也可以弯曲，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乐趣。芭比的朋友也各有特点：她的男朋友肯诞生于1961年，这个帅气的男孩身高33厘米，留着金色的头发，酷似当红好莱坞偶像明星；芭比的第一个好朋友蜜琪于1964年面世，虽相貌平平，身材却和芭比一模一样，这让许多芭比迷们松了口气--她全身上下的衣服都可以向芭比借来穿。芭比家族的朋友数不胜数，一个充满梦想与乐趣，充满亲情、友情与爱情的玫瑰帝国，就这样一天天壮大起来。

　　不只是玩偶

　　对于千百万芭比娃娃爱好者来说，这个玲珑性感的尤物决不可等同于任何其他娃娃类玩具。一方面她美得不可思议，是“千面女郎”。她不仅拥有娇美的容颜、多变的发型、苗条的身材，还凝聚了众多服装设计大师的灵感，反映了时尚的流行风向。不知有多少人对她一见钟情，痴迷一生：也不知有多少人彻底打破了以往认为芭比只是玩具的粗浅印象而加入收藏者的行列。另一方面她又离我们如此之近，因为她和任何一个小女孩一样有着自己的喜好。在芭比的帝国里，我们可以找到与自己或拥有相同国籍，或穿戴相同的民族服饰，或从事相同职业，或爱好、品位相同，或有着同一款挎包和发夹甚至同样笑声的芭比娃娃，同她们一起“享受”生活。特别是步入互联网时代后。芭比告别了只会换发型、服装的形象，我们可以在电脑上对自己心中的芭比进行设计和教育。

　　自1959年诞生之日起，芭比就随着时尚和生活方式的潮流，不断地演绎着一个个健康向上、青春靓丽的形象。但在广受欢迎的同时，芭比也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有人说芭比娃娃过于“性感”、过于“完美”，为小女孩设置了不可实现的目标，最终结果是伤害了她们的自尊心，使她们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材感到自卑。也有人批评她宣扬不切实际的女性身体形象，导致模仿芭比的女性患上厌食症。但无论怎样，在过去的50年里，芭比娃娃一直风靡世界，而且无论是家庭、朋友还是服装，她总能跟随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带领女孩们去扮演各种角色，成就对梦想的追求。正如露丝在自传里所说：“我创造芭比娃娃，就是想通过这种玩具的诞生，让所有女孩子都意识到她们能够成为梦想成为的任何一种人。她可以成为女性消费的一部分，我为此感到骄傲。

　　《读者》2009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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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裕仁天皇承认低估中国，后悔侵华！ [转帖]

裕仁，谥号昭和天皇，日本第124代天皇(1926～1989年在位)，今明仁天皇的父亲。裕仁在中日战争期间，后悔与中国开战，并抱怨日军主帅低估了中国的军力，以致日军长期久攻不下而终告战败。二战时期昭和天皇裕仁的一名侍从的日记日前被公开，这位侍从当时日夜伴随裕仁左右，他在日记中披露了日皇侵华时的心路历程。

已故的小仓库次曾任昭和天皇侍从，其后担任东京都立大学法经系主任，他在二次大战时期所写的长达600页的日记副本被发现，并刊登在去年出版的《文艺春秋》4月号上，其中记载了昭和天皇裕仁自1939年至1945年日本战败期间，未曾对公众发表的言论，包括他曾说“满洲事变(‘9·18’事变) 令人饱尝痛苦”。

日本在1931年对中国发动首场战事，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在该处建立伪满洲国，于1937年全面侵华。3年后，即1940年，日皇已开始暗地埋怨日方的军事专家，低估了中国的军力：“每个人都对战争判断错误……特别是陆军的专责部门……应尽快结束战事，并在未来10年重整国防军力。”但如火如荼的战事已一发不可收拾。

1941年，裕仁甚至暗自批评当时首相近卫文麿：“大东亚战争开始前我已十分忧心，近卫在任时，好像毫无准备便带领我们进入战争，东条(英机) 接任后我们才真的准备好。”其后一年，他开始担心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的前苏联会加入战争，助中国一臂之力：“我不想与中国开战，因为我实在害怕苏联的强大军力。”

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加入战事，成为中国一方的同盟国，日军形势岌岌可危，日皇又开始懊悔，他说：“开始一场战争前必须深思熟虑，开战以后便难以中断……决定何时结束战争十分重要。”但眼见战事已不能回转，便又补充说：“一旦开始了，便要进行到底。”

一年后，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并放弃皇位，让美国进驻日本。后来因美国对前苏联的种种政治因素考虑，天皇的名位得以恢复，裕仁于1989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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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对领袖的评价[转帖]

　　　　作者：丁抒

　　1957年，大多数人在鸣放中是就事论事，泛泛而谈的很少；直接将矛头 指向毛泽东本人的虽然不多，但亦有人在。

　　前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对毛个人的修养、品质抨击了一番：

　　「凡是执国政治者，必要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将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而不为名利。并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国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是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宁，察而不周；自然为党见与感情所沸动，生出浪潮，喜功好大，难以制止。」

　　「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

　　陈铭枢还说：

　　「光荣的、伟大的毛主席，还没有搞清楚历史文化和国本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闹了一些甚么总路线的 新名词，无产阶级专政的甚么经验……这些多馀的新名词，在愚民 的苏联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国不会有人重视。」

　　在毛泽东尚在世时便对毛作如是批评，尤其直指毛欠缺政治修养，可以说只有陈氏一人，陈因此而被一棍子打倒，实属必然。

　　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文：《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说他 「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份 子。」

　　从此陈铭枢这个人就在政坛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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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战争：乔冠华说得联合国秘书长脸红脖子粗[转帖]

　　
　　1973年10月23日，中国代表团挫败了美苏企图操纵联合国提案的阴谋，图中发言者为乔冠华，第二排左数第一位是周南
　　著名外交家周南有着丰富多彩的外交生涯。从进入外交部到跟随周总理、陈毅外长出访亚非国家，从派驻联合国为国家利益折冲樽俎到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肩负起参与收回香港的历史重任，亲眼目睹邓小平同志为香港回归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本文将一一描述他所亲历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瞬间。

　　将军本色是诗人

　　“高饶事件”以后，中央内定陈老总当外交部长。20年代末，陈毅在井冈山上对毛泽东说：“将来革命成功了，你让我去当外交部长吧！”毛泽东笑着说：“行，今天就一言为定了！”1958年2月11日，毛泽东免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外交部部长。记得他上任那天，我们科级以上干部到外交部礼堂开会，他对大家说：“小平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代表中央让我当外长。毛主席让我当外交部长，我这个人讲话容易走火，我说不搞，但还是一定要我干。那我就搞吧。这是党对我的莫大信任。但是，同志哥哟！你们可要记住：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代表站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谁想再欺侮我们，都要坚决顶回去！莫要学李鸿章，也莫要学法门寺里的那个贾桂，在洋大人面前奴颜卑膝，总像是矮了一截，挺不起腰杆子。”他挥洒自如地讲了一些话，还鼓励了大家一通。

　　再讲讲我随周总理和陈老总的代表团出访缅甸和印度等国的事。早在两年前，陈老总就写过那首很有名的《赠缅甸友人》：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这首诗是从宋代李之仪的《卜算子》演化出来的：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这一次，中缅边境条约也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所以大家很高兴。在仰光正好赶上泼水节，缅甸总理邀请我们大家参加。周总理、陈老总都换上了缅甸的衣服，戴着小沿帽，穿着“沙龙”。很热嘛，少男少女上街，拿着水，彼此泼来泼去。周总理和陈老总一边泼一边哈哈大笑。陈老总一面叫道：“好凉快！好凉快！”一面同周总理一道，端起水盆朝缅甸的青年们泼去，非常高兴。

　　刚肠迅雷发叱咤

　　1965年9月29日，陈老总从外地返回北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他一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坦率地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压迫、挑衅、进攻的坚强决心。日本记者问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陈老总说，“中国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个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那时，赫鲁晓夫讽刺我们，说：中国人连裤子都穿不上，还要花钱搞原子弹。陈老总就说，我们宁可不穿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在回答另一个带有挑衅性的问题时，他咆哮了，他大声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作出这样罪恶的决定。究竟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它欺负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挝人、印度尼西亚人、刚果人、多米尼加人，连它的盟友法国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来反对它，变为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造成的。”

　　这一席话引起外界很大震动。后来，他对部里的一些干部说：“古人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我陈毅没有什么大本事。但是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句话陈毅说过不止一遍。当时，上海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做美苏的桥梁”。陈毅听后十分反感，他还和毛泽东谈到这件事，毛泽东非常尖刻地讥讽挖苦：“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朝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我们能这样干吗？”陈毅说：“主席挖苦得对，谁愿意干谁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巴黎和会上克里孟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布什“巧”遇乔老爷

　　1971年，我们头一次到联合国去，轰动了整个纽约，来采访的记者多得很。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去的时候都穿着中山装，美国报刊还说，中国代表团大概都要举着小红书，身穿“毛装”，列排进入联合国。

　　当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老布什，当时他还没当总统，正好是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我们去的前几个星期，他还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拼命地拉票反对我们，无论如何不让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但是呢，我们已经进去了，那时基辛格也访华了，双方不能老是僵在那里，怎么办呢？据说他跟联合国秘书处礼宾官事先打听好了，中国代表团几时几点到联合国总部。然后他有意识地在大会厅的自动电梯前边的走廊上跟一个人随便聊天。等乔冠华一行经过的时候，假装“偶然”碰见了，然后握手表示欢迎。

　　老布什当时态度一下子就变了。大概过了两三个星期，就请我们，乔冠华啊，黄华啊，我们几个外交官哪，有外交身份的人到纽约州北边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叫Green－wich的小镇他的别墅家里，那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他很热情，老婆孩子都请出来，一块聊天，一块吃饭。他在联合国那段期间，多次主动提出来要中国代表团请他吃饭。

　　那些天，美国媒体用大量报道掀起了一个“中国热”，甚至还刊登了代表团成员穿中山装的照片，说中国代表团某人是“美男子”，等等。有一批盐湖城的大学生还找到我，说他们学校里在模拟联合国辩论，希望我讲一讲中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乔冠华“舌战”马立克

　　1973年10月，正好安理会讨论中东问题。据说这次安理会，苏联跟美国事先碰过头，而且跟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也商量好了，不发言了，开会后就直接对草案进行表决。那个草案是关于中东问题的，带有妥协性的。我们原则上并不大赞成，因此我们想讲讲我们的立场。

　　所以会开了以后，乔冠华就要求发言。每个代表席前都有一个玻璃水杯子，用来喝凉水。那时候，要发言就用铅笔敲敲杯子。我们刚要发言，苏联代表马立克就“当当当”敲起来了，他坐在我们对面。他说我们已经商量了不发言，直接表决，现在中国代表要发言，不合适。乔冠华火了，他也跟着敲。两个人一块敲玻璃缸子，然后乔冠华就叫：“我抗议。在安理会上要求发言是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正当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这个权利。”

　　会场乱了怎么办呢？安理会主席轮值的是澳大利亚代表，他马上说休会，请乔冠华到主席办公室，安理会旁边的一间小房，去商量怎么办。我记得当时美国代表斯卡里说，我们美国代表团并不反对中国代表发言。乔冠华去了还是表示抗议，我们必须要讲。主席就妥协了，他说这样吧，下午开会，你第一个发言。然后代表团回去吃中饭。乔冠华一边吃饭就一边讲，不行，今天下午我们得好好说几句。他在原来稿子基础上加上一段话“我知道马立克先生有话要讲，可以等一等嘛！没有关系，如果你手里有真理，迟一点讲，或是慢点讲，这不要紧嘛！要有点风格嘛，你有话是可以讲的，也有地方可以讲，可以在这里讲。不要着急嘛，我同马立克认识了几十年，怎么你这个老脾气还没有改﹖我希望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好不好﹖”还有一句厉害的话：“联合国演变到目前这种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为什么要联合国呢？有美苏两国的共同统治再加上一个秘书长不就够了吗？”

　　乔冠华在会上一讲，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脸一下子就红了。因为这是讲秘书长嘛，乔冠华的意思就是讽刺一下你秘书长事先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商量好了，不许大家讲话了。然后他就接着讲他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赞成这个内容，但是考虑到当事国的意见，我们不投反对票，不参加投票。后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都认为我们做得对，替他们出了气。

　　不参加投票是中国去了以后我们的“发明”，原来投票方式只有3种：赞成、反对、弃权。后来我们表示根本不屑于参加投票，连弃权都不屑于，但也不能反对的时候就不参加会议。安理会15个成员国表决完了，主席就宣布谁谁谁几票赞成，几票反对，还有1票不参加。后来有些发展中国家也学了这一手，不退场，但是不参加投票，意思是介乎弃权与反对之间。

　　茅台酒里的发言稿

　　1974年4月，邓小平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那年春天，我正好回国休假。

　　定下来之后，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写发言稿，他就叫乔冠华主持。乔冠华要我陪他，还带上当时外交部国际司的主管凌青，到小平同志住的地方。小平同志很简朴，那间房子还没我家会客室大呢，放了几个沙发。他从楼上下来，对乔冠华讲：“老乔啊，这次我去不光要讲经济问题，还要讲一讲主席‘三个世界’的思想。”

　　不久前，主席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卡翁达问，你看现在世界形势怎么样啊？主席说，我看现在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处于中间的是一些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他们既欺负发展中国家，又受到两个超级大国压迫，所以这个是可以争取的；“第三世界”是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小平同志就说要把“三个世界”这个思想向全世界讲清楚。

　　当天晚上乔冠华就把我拉到他家里去。他说，咱们俩研究研究这段话怎么说。我记得就是在他史家胡同那个院里，那时他已经跟章含之结婚了。他拿出一瓶茅台，一边抽烟，一边喝着茅台，还吃着花生。一瓶茅台，两个人就咕嘟光了。当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快到12点了。章含之还说了一句：“嘿哟，你们一瓶茅台都搞完了，还没谈完呢？”

　　当时乔冠华找我去写稿子，喝几杯酒，谈谈苏东坡、辛稼轩。因为有些共同爱好，我跟他关系也不错。他搞什么政治上的派别我坚决不参加，但是每次我们碰到一起总要喝几杯茅台，谈诗论文。

　　那天晚上和乔冠华大体谈出一个思路。第二天又找外交部的写手写了一段，然后跟经济那部分拼起来，写成了稿子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去。邓小平就召集乔冠华和几个有关人员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小平同志讲：“这稿子我看了，大体上还是可以用的，但是还有个缺点。就是缺少一段话，缺少一个思想。”要讲什么呢？他抽着烟，缓缓地踱着步子说，“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国家。”

　　后来有一段更精彩的新话，“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因为当时外国有一个舆论，中国将来强大了也可能如何如何。苏联常驻代表马立克在巴拿马会上伸出3个手指头，表示有3个“超级大国”嘛。邓小平这段话记录下来，就成为讲话的结束语。讲话稿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修改后，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上了“好，赞同”几个大字。

　　在讨论讲话稿时，我还记得有意思的一个事，小平同志抽的烟是普通的熊猫牌，乔冠华坐在他对面，也抽烟，他拿出一个铁盒子，555牌的。他是外长嘛，一些驻外大使回国休假，就给他带点烟，那都是好烟。小平同志就看了他几眼，后来他憋不住了：“老乔，你抽的是什么烟？好烟啊，拿出来大家共一共嘛。”乔冠华这才给他送去。

　　后来我正好回国休假完了，也该回去了，正好跟邓小平、乔冠华他们一个专机，经过巴黎到纽约。后来到巴黎，邓小平就想起他在法国勤工俭学，要大使馆准备点牛角面包。他说，周总理啊，聂帅啊，我们几个当年都一块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要带给他们尝尝法国的牛角面包。当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根本还没有卖。小平同志对这些老同志的战友情意很深厚。

　　邓小平那次讲话影响很大，我在会场上还看他讲话。因为讲台比较高，他个儿比较矮，临时还跟会议负责人商量，给他临时找了一个木头台阶垫上，他就站在上面讲。特别是讲到那一段话时，底下响起非常热烈的鼓掌声，讲完回到座位上，很多国家代表排着队去和他握手。有些代表向我们表示听了讲话很受感动，很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