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是文字最终的升华

406439028 · 发表于 2009-10-18 18:25:58

朴素是文字最终的升华

天涯博客里有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年纪不大，但笔功深厚，品其文字平生云水心，难闻春花秋月语，自忧自娱的肤浅与萧索情韵。我慕他是一位真正善于驾驭文字的人，他的名字叫朴素。喜欢他文字的人一定深有同感，在天涯，早闻他鼎鼎大名。
　　近期最喜欢的是他的灯下评论。他大概是属于职业型的读书人，读书不是为了面子，读书也不是为了消遣，他读书，纯粹是一种爱好，这种喜好是在求知的欲望不断得到满足之后逐渐培养、建立起来的一种良好习惯和行为。我们偶尔也得到过同样的快乐，但我们不能长久地沉浸，而朴素，很随意就能沉浸其中吧。就象他的灯下评论，可以想象，一位读书人，忙完每天的生计之奔，静伏于灯下书案，他在现实里仔细倾听文字里面的声音、画面、或者穿越文字透视作者的心灵。有时我也和别人一样有着好奇的思想，总想见证一下朴素评论过的文章，在朴素的眼里与自己的眼睛所过处，看到的景色有什么样的异同，也许是自己不太认真的缘故，想法只是想法而已，并没有刻意的去顿迹寻觅。
　　朴素，这个人，我猜不透他的职业，这种好奇早已不是网上阅读的本意，我看到他的照片秀，一位厚道的年轻人，笑的很是儒雅，三十岁左右，工作生活在海口，看外相寻是南方人吧。已婚，家有小女，大不过四五岁光景。我猜他是一位大学老师，从专业到职业，没有更改过轨迹，今天仍手执中文教鞭。
　　太多的八挂文字，违了我行文的初衷，也恐损了朴素大名。我的本意是在阅读中琢磨文字，让那些活色生香的文字通过铭记，据为己有。
　　写字的人，真正具有一定功力的时候，便会把文字中的雕琢与繁缛去掉，只留下本真的文字，这便是做文章的真正行家，褪却表面的浮华，回归到本真的朴素，才是文字最后的升华。释伽摩伲说过这样意思的一句话，一个习武之人，初是防身，中是健身，功夫真的到家时，便永远不会再发功了。万事一理，就象一个人的素质，喜欢钻赢小利的人，我们平时都称为“能人”，但真正选择相知相交时，我们多是摇头避开。相反，对那些憨厚之人，我们称之为“老好好”，真正相知相逢时，宁愿选择后者吧。当一个人真成为大气神时，心里便只有装着别人，到了忘我的境界了。
　　同样朴素的文字，还有一位叫“面海”的诗人。他大概是一位非常喜欢海子的诗人，更愿意直面海子，认识他的博客，便是从海子的经典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路径走进去的。初以为他不是个诗人，只是个意志消沉喜欢胡乱涂鸦的独身男人。读他的诗多了，才知道他也是一种回归以后升华到朴素的文字。他做过专业的文字编辑，当过杂志主编，后失业、伤情，辗转流离，如今工作生活在海口，仍然漂着，按照他的倾吐，当前他仍然居无定所，无固定职业，但据我的想象，大多是很多岗位不适合他，适合他的只有跟文字相关的工作，但今天，办报纸，办杂志，似乎都不会有很好收益，泛泛的网媒可以替代全部的纸媒。我们绝对相信，没有报刊和杂志，一点也封闭不了自己。
　　又扯远了，面海的文字，不仅仅是朴素，更是一种撕裂。这撕裂，便是他名字中“面”字之解吧。他的诗多是叙事见闻，可谓一地鸡毛。工作上的事、心情中的喜悲、面见一个人、相处一件事，都可以走进他的“湿”里，他的诗无味，但读的多了，自然就品出了味，好象一道小菜，吃饭少了它，就缺少了滋味。
　　不说别人，单说我自己，逢到做文章，总是秀自己。总是搜肠刮肚、寻词造句，想把每一句朴实的话语，用华丽的词语雕饰起来，才能使人觉出其中之美。岂不知，真正的美，是朴素所遮挡不住的。朴素的国画，没有颜色的灰格调，明暗的表现力往往大于五光十色的水粉画，一种气韵从容自现。也许从今对文字的认识又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吧。
　　 ——————读朱自清散文“品文字朴素的趣味”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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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439028 · 发表于 2009-10-18 18:32:17

序朱自清

　　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篇末论到白话文学的成绩，第三项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 “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举了四项。第一项白话诗，他说，“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项短篇小说，他说“也渐渐的成立了”；第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他说“成绩最坏”。他没有说那一种成绩最好；但从语气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现在是六年以后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话诗虽也有多少的进展，如采用西洋诗的格律，但是太需缓了；文坛上对于它，已迥非先前的热闹可比。胡先生那时预言，“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现在看看，似乎丝毫没有把握。短篇小说的情形，比前为好，长篇差不多和从前一样。戏剧的演作两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这令人高兴。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东方杂志》从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刘薰宇两先生编的《文章作法》，于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而外，有小品文的专章。去年《小说月报》的“创作号”（七号），也特辟小品一栏。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东亚病夫在今年三月“复胡适的信” （《真美善》一卷十二号）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第三是诗。
　　……”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但有举出“懒惰”与“欲速”，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那却是不够的。现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所谓“懒惰”与“欲速”，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为准，如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七类中，都有许多小品文字；陈天定选的《古今小品》，甚至还将诏令，箴铭列入，那就未免太广泛了。我说历史的原因，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胡先生说，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他说的那种“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这也就是说，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话去做罢了。周先生自己在《杂拌儿》序里说：
　　……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 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是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 ——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颇为扼要，且极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 有一些相似罢了。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但你要问，散文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我想那也许是一种反动。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这种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的原因了。
　　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评的大业，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文学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不久纯文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和散文学一样！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短篇小说是写过两篇。现在翻出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别》的用字造句，那样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着；凭你说“懒惰”也罢，“欲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这本小书里，便是四年来所写的散文。其中有两篇，也许有些像小说；但你最好只当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于分作两辑，是因为两辑的文字，风格有些不同；怎样不同，我想看了便会知道。关于这两类文章，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郢看过《旅行杂记》，来信说，他不大喜欢我做这种文章，因为是在模仿着什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这其实有些冤枉，我实在没有一点意思要模仿什么人。他后来看了《飘零》，又来信说，这与《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欢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踪迹》，说只喜欢《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杂记》一类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１９２８年７月３１日，北平清华园。（原载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文学周报》第３４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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